作者：汪丁丁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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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经济学讲义试读：
前言及鸣谢
这部作品，是我从未计划写，却在最短时间内写完的一部长篇。没有计划的写作，如同冥冥之中，大自然的隐秘计划，借着作者的笔，借着演化过程的一连串偶然事件，呈现于作者眼前。
懒散，是我最突出的个性。以这样的个性谋生，能生存至今天，仰赖偶然因素。1993年以前，我不写文章，也没有文集。那时只有两大爱好——读和吃，我写过这件事，是我家邻居对小李说的——Rona, your dingding is good, just reading and eating。这里隐含了许多感慨，许多故事和坎坷，不过这是许多年以后再见面时我才知道的。我是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的，现在已经很老了。在西方的学术界，一个人博士毕业后的二十年，没有发表英文论文，怎么还在大学里呢？这是第一类偶然事件。偶然太多的时候，我们倾向于分类，这是赋予理性解释的第一步，一旦有了令人信服的理性解释，偶然就转化为必然了。第一类偶然，与中国和西方的差异有关。中国是转型社会，西方是稳态社会。中国转型的趋势，最近几十年是经济上的，从计划向着市场过渡，至于是怎样的市场，还很难说。而且，转型期究竟从何时开始，也有争议。我倾向于认为这一次转型始于清朝晚期，如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写着的那样，“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据此，则这一次转型的趋势就不仅仅是关于经济的，而是从传统的，向着西方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的转型。可想而知，这里包含了多少潜在和明显的冲突，概而言之，只是一个字：“乱”。于是从晚清一直“乱”至今天，融入了中国历史治与乱循环的一个环节。毛主席讲“天下大乱”意味着“天下大治”，现在反思，这是说了辩证法的前一部分，后面的那部分，他老人家心里明白，不能说。韦伯是学者而非政治家，于是他讲了治与乱的全部道理而不仅仅是一部分，流传至今，称为“政治社会学”。关于偶然因素，最近几年，我更喜欢探讨的不是韦伯政治社会学而是《黑天鹅》这本书。结果，我发现一位同好者，是我喜欢到试图为她写传记散文的Graciela Chichilnisky，她也研究“黑天鹅”，而且在2010年发表了一篇论文（Chichilnisky，2010-March，“The Foundations of Statistics with Black Swans”），试图为黑天鹅事件提供统计学基础。她写这篇文章，是受了这一次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刺激。我和她都探讨黑天鹅事件，但动机不一样。我和她都赞成这一定义：黑天鹅事件是概率极小却产生致命冲击的事件。
为了要解释如我这般懒散的人怎么可能在学术界生存至今，我需要引入第二类偶然事件，涉及我和妻子之间的延续终身的姻缘或缘分，怎么就如此这般了呢？总之，这部长篇作品得以问世，若说有人有一套计划，此人就是我家“小李”。她并不告诉我这些事情，只说要去夏威夷度假，而且要逗留两个月才肯回国。到了夏威夷，在海边住下，每日望着阳台外面的无限辽阔的大海和蓝天，从远方来的白云悠悠飘过，内心的宁静，以及与此相关的寂寞感，一杯纯柯纳咖啡的刺激。写作？不是写作，是文字的自然流淌。
由此想到的是“外行管理内行”，这也是毛主席的教导，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讲的，因为我们提出共产党不是内行不能管理文教知识部门。老人家看得很清楚，就因为不是内行才可以管理文教知识部门。当然，我的论据不同于毛主席的论据，甚至完全相反。一位专家若要让另一位专家写作，他必要想清楚写什么和怎样写的全部细节，否则他还算是“专家”吗？我家小李是外行，她根本不试图想清楚写什么和怎样写这样的计划，她似乎懂得，思想是不能计划的，思想只能“自然流淌”。可是，内行往往要计划我们的思想。专家治国，这是苏联人的思路，要不得。治大国如烹小鲜，要得。
这就导出我必须引入的第三类偶然因素，即我任教的地方，现在称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过去十年称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这地方的发生和生存至今，我认为必与上述第一类偶然事件有关。其次，与这一局部社会网络的领导人有关，或许——因为韦伯的政治社会学论证和社会网络科学家最近十几年发表的论证——有最直接的关系。总之，我们这儿的两任领导人都懂得上述最初由老子讲述的外行管理内行的道理。很难呀，当初设立这样一个研究中心，首任领导历尽辛劳周旋于管理体制各部门，争取资源，吸引人才，诸如此类，我是外行，不能想像全部，只可描述一斑。第二任领导是我的老友周其仁，他是深刻地懂得老子讲述的那一套道理的。
我离开香港大学经济系去德国访问的时候，其仁和维迎已邀我来北京大学。张维迎是参与创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主要人物，也是我的老友。我说过，1993年以前我不写文章。我在香港大学教书，认识了当时在香港的职业出版人陈昕，几乎同时或稍后，他开始主持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等相关的十几家出版社的工作。其中有一项工作是我们国内的经济学家很熟悉的，就是上海三联陈昕主持召开的经济学年会，陈昕邀请我参加1993年的年会并担任主要评论人。那一年以后，我写文章了，而且依照自然流淌的方式，没完没了。陈昕的朋友和助手施宏俊，主持北京的世纪文景公司，多年来勤勤恳恳出版了我的几种讲义和文集，也包括这部讲义。文章写了许多，我也由文章而结识了许多出版界的朋友。资深的是我母亲的老同事沈昌文——那时主持北京三联书店的工作，和沈昌文的继任董秀玉，以及董秀玉的继任汪家明。董秀玉出版了我的两本文集《直面现象》和《走向边缘》，汪家明出版了我的两本文集《串接的叙事》和《盘旋的思想》。还有三联的“读书”和“生活”，例如三联韬奋图书中心咖啡厅的“张姐”，《三联生活周刊》的潘振平，当然还有《读书》编辑部的几乎每一个人，从王焱、吴彬，到汪晖、黄平、李学军和贾宝兰。最年轻的朋友来自记者群体，我记得《光明日报》的陈蓬，他采访我之后整理的文稿相当完美，几乎不需要我修改和润色（这样的记者现在极少了）。当然还有记者群体中的佼佼者胡舒立，她很活跃，志在中国新闻事业，我受感动，参与了她主持的《财经》杂志工作，直到现在，始终与她和她那些出类拔萃的记者和编辑为伍。此外，沈公的介绍，北京和上海出版界的朋友们，友情较深的是北京的赵婕和潘岳——前者是作家，但曾任职若干家出版社和期刊，后者则长期担任中信出版社的总编辑，和上海的陆灏——先主持《万象》后主持《上海书评》，以及志趣相投的学界朋友，现在仍常往来。朋友来约稿，我写文章。先后集了20多本小册子，有各色各样的标题，统称“随笔”。
我讲课也有随笔的风格，没辙，懒散成风格了。感谢我的学生和助教，他们帮助整理了大量文稿。例如，我在北京大学的博士生丁建峰整理出版的《经济学思想史讲义》，成为相当令人满意的讲义。徐轶青是我的行为经济学助教，他的风格恰好与我互补，由他总括整理我在浙江大学和北京大学的行为经济学课程2007年至2009年的讲义，相当令人满意（其中浙大讲义是由我在那里指导的博士生陈叶烽主持整理的）。可惜完成一半之后，他去美国继续读书了。此外，2003年我讲授的“制度分析基础”研究班，有几位热心的同学整理出版的两卷本《制度分析基础讲义》，也属于相当令人满意的讲义。这些同学大多在国外，建峰去了中山大学，叶烽到了北师大。
回国讲课，我和其仁都开设“新制度经济学”这门课。我讲研究生的，他讲本科生的，我们的课程几乎完全互补。大约从2003年开始，我改了课程名称，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研究毫无进展，我讲授“制度分析基础”研究班。又两年，我将制度分析基础一分为二。其一是“新政治经济学”，其二是“行为经济学”。这样的安排，延续到现在，理论上的合理性越来越明显。
行为经济学课程，是给我们的双学位本科生开设的。这门课程在西方的大学里也是议题庞杂纷纭，没有令人满意的教科书，也没有令人满意的整合主要内容的理解框架。前几年我和韦森、姚洋，由姚洋建议，“三人谈”了一本《制度经济学三人谈》，这一领域经济学知识的支离感已很明显。无奈，行为经济学里面的两个分支，以脑科学研究方法为基础的神经经济学，和以实验室研究方法为基础的实验经济学，突飞猛进地发表文章和获得诺贝尔奖。这一情形，让我联想到一辆散乱拼凑的三匹马拉着的车，其中两匹马拼力向不同方向前进，中间的马不知所措，站立不动了。我写这部讲义，主旨是提供一套演化论视角下的整合框架，将行为经济学三匹马的不同方向归而为一。
特别鸣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号：07JJD790124。我感谢项目经费的帮助，理由其实与我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密切相关。国家给的项目经费，按我的理解，不能有住酒店和买电脑之外的任何用途。我住的燕北园，由于小区越来越密集和交通越来越拥堵，每星期到北大讲课的路途也就越来越艰难。索性，我提议，我家小李批准，每次讲课之前，入住清华南门的文津国际酒店。从那里到教室，步行距离。从那里到附近几家仍可列入美食的餐馆，也很方便。此外，几分钟步行可至刘苏里的万圣书园。虽然很少遇见苏里，却常可浏览他精选购入的新书。
讲义有散文的风格，因为要保持“现场感”，所以夹带了典故和人物，以聊天的形式讲述。据朋友说，我的讲义远比我写的晦涩文章更容易理解。这也算一种广告，给这部讲义的读者。读书的时候，我的习惯是先去看看责任编辑的名字，他们是为书缝制衣服的人，书好，就意味着责任编辑工作得好。这部讲义的责任编辑，读者读了我这篇前言之后，就应自己去看看啦。
祝好，
丁丁，于夏威夷海边，在小李经营的家里。第一讲 导言第一部分2010年9月11日/下午1：00—3：00/二教105
与以往的课堂教学不同，这学期，我希望同学们作笔记。因为今年的教学软件我使用了iPad，它很小巧（对教师而言就很方便）但功能很弱，只能串行运算，不像通常的笔记本电脑那样可以“多任务运行”，手写的时候也不能像我们用黑板时那样可以写那么多字；我在这上面只能一页一页地放映预先写好的幻灯片。自2004年以来，我喜欢使用的“心智地图”软件（目前有三种这样的软件在竞争），现在尚未有iPad版本。心智地图的优越性在于，它可以表达网状的多因多果联系，于是成为PPT线性表达方式的必要补充。我授课的思路总是倾向于复杂和发散，所以心智地图对我的表达就特别有帮助。你们在网上可以免费下载的心智地图软件，最好的一种是Buzan’s iMindMaP 4.0，我很喜欢。其次，是微软公司的ConcePt Draw，表达方式比较僵硬。第三种是Mindjet Mind-manager 8.0，在博赞4.0之前，我用它绘制心智地图感觉很好，我推测，我们这门课目前“最资深”的助教丁建峰同学（他是我在北京大学指导的惟一博士生，并帮助我整理出版了《经济学思想史讲义》）至今仍使用这一软件。
我尝试了各种为iPad编制的手写软件，只有两种，我最喜欢。其一是“黑板”（Chaih Board 1.5），似乎是一家日本的公司研制的，手写的感觉最舒适，当然，一次不能写很多，充其量写二十几个字，然后拍照存档，擦掉之后，继续写。如图1.1所示，我希望你们作笔记，就是要记录这块黑板上每次出现的二十几个字。因为可写的字数很少，所以必须很重要才写。第一讲的标题页以及它后面三页幻灯片上写的，就是这样的一些重要议题。由于重要，所以是我们后面将会多次遇到并反复探讨的。这也意味着需要采取熊十力先生谈到读书方法时所说的“沉潜往复，从容含玩”的严肃态度。
双学位教育，我们的学生来自不同的主修专业，以经济学为辅修专业。你们坐在同一间教室里试图理解同一门课程的最新知识和基本问题。这样的教育，注定了是跨学科的。跨学科教育是问题导向的。例如，你们最初遇到或可能提出的问题：经济学家研究什么样的问题？他们通常关注一个问题的哪些方面？他们的问题意识是怎样的？为什么他们被称为经济学家？我们说，任何一位社会科学家，如果深入探究下去，都要触及“社会科学的根本问题”（以后我们会反复探讨这一问题）。那么，经济学家在探讨这一问题时与社会学家有何不同？与法律学家有何不同？与政治学家或人类学家有何不同？决定性的因素是，我们经济学家的问题意识，与其他学科的专家不同。你们修经济学课程，其实最重要的是学习如经济学家那样思考，也就是要掌握经济学的问题意识。到这一学期结束时，我推测，或许，你们可以回答这一问题，现在你们未必能够回答。
社会科学家要解释的现象，有些像自然现象，很不像人文现象。但是社会现象的研究者不能如自然科学家解释自然现象那样建构一些单因单果的链条。社会现象是韦伯说的“多因多果”现象。请看图1.2，你据以开始你的解释的某些事情，很可能是你要解释的另一些事情的结果。
白色虚线（上方正中至右下侧的弧线）表示“现象”的集合，那里面标出了现象甲和现象乙（由于涉及更深刻的讨论，所以请你们不要思考怎样界定和区分不同的“现象”），甲和乙，例如，是统计相关的。让我们将场景安置在一家医院里，如果你是医生，你不妨想像，现象甲是“发烧”，现象乙是“拉肚子”。仅根据统计相关性，你无法判断究竟是发烧导致拉肚子还是拉肚子导致发烧。因为你知道决定了甲和乙的是另一些事情，如图示，在另一条虚线（左侧）范围内的不可观测的一些因素（我们称为“原因”），记作“A”，“B”，“C”。又如图，原因A和B共同决定了现象甲，并且原因B和C共同决定了现象乙。那么，当然甲和乙可能是统计相关的，如果原因B的影响很大。社会科学家的工作，是从现象甲和乙的统计相关性质，判断原因B或A或C哪一个是最重要的，哪一个是最不重要的，诸如此类。这是我们将要反复遇到的第一个议题，也是社会科学家面临的最根本困境。我记得韦伯就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困境，当然，如其他伟大的思想家一样，韦伯是一个精神太敏锐的人，以致当他意识到社会科学的这一方法论困境时，不得不在七年时间里断断续续地忍受精神崩溃的危机并住在精神病院里。也就是说，世界的无限复杂性，能够让韦伯这样的杰出学者住进精神病院。但是出院之后，他写了最伟大的著作，以后有机会再介绍。
今天这一讲是“导论”。以往的五年，在行为经济学的这一讲里，我尝试过五种不同的开篇（导论）。去年的课程，我从这五个开端开始讲授，到学期结束时，我大概只有时间讲完这些开端。所以，我的经验是，与其同时有五个开端，不如武断地选择一个开端讲下去。但是如此便会遇到上述双学位教育的问题，因为不论我选择哪一个开端，总会有某些专业的同学对其更熟悉而另一些专业的同学更陌生，对于期末考试而言，这样的开端就显得不公平了。不过为了有时间讲完这门课程，我们只能接受某种不公平的开端。
行为经济学没有教科书，这是一项基本的事实。我们将要介绍或综述的这些文献，大约250篇（我替你们阅读然后融合在我的讲义里），涉及许多学科，目前尚未见到在这样广泛领域内令人满意的整合（教科书）。
上述事实，从学术史和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其实是很可理解的。首先，行为经济学是一门正在迅速发展从而毫无定型可能的学科，故而很难在学术共同体内就一些基本概念和核心议题达成共识。这样的情形下，一位谨慎的学者当然就很不愿意撰写一部注定是短命的教科书。其次，19世纪下半叶开始在大学里渐趋严格的学术分工，演化至20世纪中期，使学科之间争夺资源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并由此而形成了包括论文发表数量在内的各种旨在客观测度科研和教学业绩的指标体系及与此相应的官僚化（旨在排除私人判断）的评价过程。为了获得在专业期刊发表论文的机会，论文作者必须极大地限制自己的论域，力求使用最狭义的术语，从而避免通常并不熟悉相关专题的匿名审稿人的负面评论。于是，行为经济学对如我这样的旁观者而言，就有了强烈的支离感，它的知识是碎片化的，完全不能如新古典经济学那样有一套令人满意的逻辑框架来容纳它所研究的现象。
以上述事实为前提，我们目前已有的行为经济学参考书或辅助读本，可列出几种。图1.3：《行为经济学新进展》（人民大学出版社有中译本），由凯莫罗（Coiin Camerer）和另外两位重要的行为经济学家（罗文斯坦[George Loewenstein]和拉宾[Mattew Rabin]）主编。我要介绍的不是这本书而是这三位主编。凯莫罗是加州理工（Cai Tech）的教授，也是行为经济学家公认的领袖人物——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概率比较高，他的研究兴趣包括实验经济学和脑科学（认知心理学），他的专著《行为博弈论》（Behavioral Game Theory），中译本也是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凯莫罗是1980年代芝加哥大学培养的博士，专业方向是“行为决策理论”，1990年代中期在加州理工任教至今。拉宾是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的讲座教授，1993年他是伯克利的经济学助教，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发表了一篇论文，研究博弈双方公平感对博弈行为的影响。2001年他因行为经济学研究而获得克拉克奖（John Bates Ciarh Medai），这一奖项当时还是每两年颁发一次，而且只是40岁以下的经济学家才有获奖资格，所以，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获得克拉克奖要比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更难。为此，凯莫罗和另一位行为经济学家萨勒（Richard Thaier，芝加哥大学行为经济学领袖）2003年在《经济展望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撰文介绍拉宾学术贡献。（图1.4）JEP是美国经济学会三大刊物之一（另外两份是AER和JEL，即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主要读者是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故被称为经济学的“科普期刊”。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一部分，这两位作者特别强调，拉宾多年来在“伯克利人民共和国”（the PeoPie’s rePubiic ofBerheiey）任教，故不可能不关注道德问题（与行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合作秩序在人类社会里的扩展过程”密不可分）。拉宾本科专业是数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博士学位是在MIT经济系完成的，然后就到伯克利任教至今。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自1960年代起就是美国学生运动的大本营，校园里洋溢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态度。今年秋季学期，拉宾在伯克利讲授的经济学课程（Economics 219A），名称是“心理学与经济学的基础”。三位主编的第二位，罗文斯坦，是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iion University）的心理学与经济学讲座教授。这所大学几乎可说是行为经济学的发源地，西蒙（Herbert Simon，1978年因决策过程的行为学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2001年去世）在那里建立的学术传统承前启后，将1940年代的行为经济学研究传统融入卡内基学院深厚的管理学和行为学传统，培养了诸如卢卡斯（Robert Lucas，理性预期学派领袖，并因此获得199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威廉姆森（Oiiver Wiiiiamson，新制度经济学的领袖之一，并因此获得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样的诺贝尔经济学家。在行为经济学领域，罗文斯坦比拉宾资深，他在耶鲁大学的博士论文题目是“预期与跨期选择”。据拉宾介绍，他“无所不知”。
另一本参考书，《当代行为经济学手册》（图1.5，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Behavioral Economics：Foundations and Developments, Morris Aitman ed.，M.E.SharPe，2006），尚无中译本可用，收录了六十几篇文章。可是这些文章，在这样一个迅速发展和演变的领域里，不能成为“经典”，所以很快就显得过时，不能作为我们课程的主要阅读文献。
我们将介绍的，是最新发表的论文，通常是今年或去年发表的。在北大校园里，你们可以免费下载“Eisevier”服务器提供的近两千种英文期刊，可以检索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各领域最新发表和（为防止学术作弊和审稿疏忽而提前数月挂在服务器上广泛征求意见的）即将发表的论文。此外当然还有提供“过刊”的服务器“JSTOR”，可以检索以往远至维多利亚时代发表过的经典文献。我知道，你们不愿意读这样大量的文献。有时连我自己也有些厌烦了，每天浏览几千篇这样的文章，从标题和作者的姓名来判断它们的重要性和学术相关性，下载之后还要阅读。每天坚持这样的工作，坚持十年，我有些厌烦了。我的海量阅读最近几年给我一种感觉，就是西方文献发表有一个大约“三年”的周期，我指的是从峰值到下一个峰值的时间长度。至少在社会科学领域里，每三年一次发表高峰。最近的一次是2009年，上一次是2006年，更早的一次是2003年。至少在过去十年里，我观察，出现了这样的周期。当然，还可据此预期，下一次发表高峰期应在2012年。你们错过了，所以，去年选修“行为经济学”的同学们比你们更幸运，因为我为他们准备的文献几乎都来自那一次发表高峰期。我记得去年我们的关键词是“社会仿真”和“诺瓦克”（Martin A.Nowah，哈佛教授，生物学与演化社会仿真学派的领袖人物）。而2006年那次发表高峰的关键词是“脑科学”和“费尔”（Ernst Fehr，苏黎世学派实验经济学和神经经济学领袖人物，被认为有等于或高于凯莫罗的诺贝尔奖获奖概率）。如果还有同学听过我2003年的课程“制度分析基础”，那么他们应记得那一年我们的关键词是“桑塔费学派”及其“合作的演化”研究。图1.5
行为经济学，顾名思义就是关于“行为”的经济学研究，当然，如西蒙曾嘲笑的那样，哪里有不研究行为的经济学呢？最初，大约在1920年代至1940年代，西方的学术版图里面有“行为科学”，另一方面还有“经济学”。稍后的学术演化中，这两方面的研究时有重合，例如“生育行为的经济学”和“犯罪行为的经济学”。故而大约在1980年代，正式地有了“行为经济学”。沿着它的传统溯源，我们知道休谟，尤其是他的挚友亚当·斯密，被认为是最初的行为经济学家。休谟和斯密代表了18世纪苏格兰启蒙时期道德哲学的“情感学派”，自然，在这一传统里包含着心理学与经济学在20世纪的融汇倾向。当代的行为经济学，被狭义地定义为“经济学”加“心理学”。
什么是“行为”？你们当中有许多物理学院的学生，请问，物理世界里有“行为”吗？按照我们日常语言的约定，既然是物理的世界，就只有运动而不会有行为。我们说“物体运动”或“质点的几何运动”，而不说“质点的行为”。那么，行为是不是化学的事情呢？你们会看见很复杂的化学反应，生命很可能就产生于这样的化学过程。这是一个尚未达成一致意见的主题。我们常说“生命”是可以有“行为”的。也就是说，行为是生命的表征。从原核生物（Procaryote）到微生物及至人类，只要有生命，就可以有行为。那么，我们怎样定义“生命”呢？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将有专门的讨论和解说。
现在我们可以将“行为”现象加以分类，例如，我们将行为划分为“个体行为”与“群体行为”，并从个体与群体这两个角度来把握和理解各种行为。个体性和群体性，这也是我们这门课将要采取的视角。我们力求兼具这两种视角，这样我们才可以获得一个完整的行为经济学理解框架。经济学家的问题意识是个体主义的，也叫做“方法论个人主义”，他们优先研究个体行为，然后才考虑集结一群个体行为去试图解释群体行为。这样的问题意识使经济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清楚地区分开来，并因此而长期饱受其他社会科学家的批评。请注意，我们这学期的行为经济学，是兼顾着个体与群体这两方面的行为经济学，或多或少，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法来避免经济学的过于狭隘性，同时也避免社会学的过于宽泛性。
以上的阐述，我概括为图1.6的第一行字：“行为：个体、群体”。第二行的三个关键词是“价值、判断”和由它们导致的“选择”。但是有从第三行字发出来的两个关系链接：“心理”和“约束”，前者意味着影响价值和判断的心理因素，后者意味着对选择行为的约束条件。在心理因素与约束条件这一层次，我们可以界定或理解经济学的“成本”概念（写在“心理”与“约束”之间的括号内）。
第二行文字表明，行为的研究者——行为学已经有超过80年的历史，它进入经济学也已近30年了——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就是，行为的主体，只要它有生命，它的行为便预设了一套价值和价值判断的评价系统。在这一体系的指引下，有“选择”行为。我问你们一个虽然不如刚才那个问题（即“什么是行为”）重要但具有第二级重要性的问题，丁建峰是我们这门课的老助教，刚才他同意我可以给学生“印象分”。就是说，在你回答问题时，我看着你的脸，虽然我不认识你但我对你印象很好，你就可以得分。现在，请你们描述或给出定义：什么是判断？哲学系的同学不要举手，请社会学系或读过经济学的同学举手。……我只能等待一分钟，没有人举手。那么，请你们告诉我：什么是“选择”？这个问题比“什么是判断”容易。
你可以回答吗？我好像认识你。（全场哄笑）不过我并不知道他的名字，我在我的“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班”见过他的面孔（他是马列学院的研究生孙腾），现在他也来听这里的课？请你回答吧。……好的，你请坐吧，你的回答相当深奥，用到“格子”，你认为“选择”就是，将备选的事物，依照基于过往经验形成的某种既存标准，分别装进由于过往经验而事先存在的一套格子里的这样一种过程。我确实有一篇发表于《经济研究》的论文，定义和讨论了知识“格”的表达方式。不过，我现在的问题是关于选择而不是关于判断。我看见前排另一位同学举手了，我们请他（数学系刚刚毕业的研究生许彬彬）回答。……你现在的回答让我立即想到德布鲁的那本小册子（Gerard Debreu，加州伯克利的“大学教授”——有资格在各院系开课的教授，因一般均衡理论研究获得198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1990年美国经济学会主席，2004年去世。那本小册子是他1959年的博士论文《价值理论：经济均衡的公理化分析》）：可选方案相当于各种可能手段的集合，选出来的结果相当于各种可能目标的集合，在这两个集合之间有一个映射，称为“选择”映射。这位同学显然不是经济系的，我可以听出来。你们两位的回答的结合，就是我们想要的回答了。在一个可选方案的集合里，也就是你（许彬彬）说的手段的集合。……可是你怎样定义“手段”呢？这很难回答，例如，布坎南（James Buchanan，因公共选择理论获得198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1994年写过一篇论文“Choosing What to Choose”，并因此引发了许多猜测，人们认为有两个布坎南——早期的是自由市场个人主义者，晚期的是伦理约束下的个人主义者。布坎南问了一个小问题：为什么我们不都成为小偷？例如，在超市里，我们为什么买矿泉水而不是偷一瓶矿泉水？其次，在定义了可选方案的集合之后，我们有一个目标或希望满足的全部欲望的集合。这个集合的严格定义，也很困难，现在不能讨论。在定义了这两个集合之后，我们有一个选择算子，它在手段的集合里确定了一个子集，在这一子集上，目标集的某些目标可以更好地实现。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这样的映射，在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里，必须是“最优的”，并且是“全局最优”而不是“局部最优”。根据什么样的标准是最优的呢？根据价值，也就是第一行文字解释了的。但价值是怎样来的呢？这是“演化论”需要回答的问题。在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里，为选择行为提供了优化准则的价值，是行为主体长期演化的结果。例如，就口味而言，我们多数人更喜欢吃甜的而不喜欢吃苦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基因从我们还是猴子的时代开始演化了数百万年，形成了我们今天的口味。如果不涉及公共选择，口味也可正式地称为“偏好”。贝克尔（Gary Becher，经济学芝加哥学派的领袖人物，因成功拓展经济学理性选择原理于广泛领域，而获得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和他的一名助手拉约（Luis Rayo，1998年墨西哥理工经济学学士和硕士毕业并留学美国，2002年获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2002—2006年，芝加哥大学助理教授。2006年至今，芝加哥大学教授）2007年在《政治经济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机关刊物）发表了一篇论文（“Evoiutionary Efficiency and HaPPiness”），旨在解释人类演化过程如何使我们的偏好达到均衡从而稳定地表现出今天可观测到的一些重要性质（生物学家称为“性状”）。
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Hayeh）论证，我们的偏好来源于三重历史：（1）种群演化的历史，（2）社会与文化的历史，（3）个人史。
那么，什么是“判断”？我的回答，判断就是两难情境内的选择。如布尔丹的驴子那样，我在两堆等距离稻草之间的选择，很难，因为等距离，所以我不知道应当先吃哪一堆稻草，于是我可能饿死。判断是两难选择，因为有至少两种相反且同等强有力的原则将我夹在中间，我必须抉择，否则就毁灭。这就是判断不同于选择的本质之处。判断意味着创造，因为如果没有创造，选择通常不会是“两难的”。当你知道如何选择的时候，你的选择通常不是创新行为，它只是遵循以前发生过的案例而已。当你不知道怎样选择时，你有了创造的机会。
如图1.6所示，行为必须涉及的因素是“选择”，虽然不是任何选择行为都可观测。注意，让经济学家显得与众不同的另一方法论因素是经济学实证原则。我们经济学家在研究任何问题时务求有可观测的数据，从而有统计关系和由统计关系推测（并用数学方法）建构因果链条的可能性。否则，经济学解释就不再是科学的，而变成一种文学解释了。文学的特征是：因刻画了不可重复的人类经验而无法接受任何科学方法的检验。
包含在“判断”这个概念里面的，是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如果你想清楚了这个概念，你一定会看到这一要素。企业家的职能，不是管理而是判断，是在不知道如何选择的情境内作出决断。
现在讨论图1.6的第三行文字，我请你们回答：什么是“约束”？这可以说是具有第三等级重要性的一个问题，印象分是3分。因为方法论第一重要；其次是为什么“判断”这一概念意味着创造；然后才是约束，也就是五常教授所说的，经济学千招万式最终化为一招一式，其中的那“一式”，就是“约束条件”，“最优选择”是那“一招”，合起来就是“约束下的最优选择”。……那位同学，请你回答。很好，标准的经济学回答。换句话说，当你选择什么是可以选择的时候，你是在约束你自己，限制自己不要去偷矿泉水。布坎南1994年那篇文章，其实引入了一项成本，他称为“道德成本”，就是当你违背了道德自律时你感受到的幸福感下降的程度。这是一种心理成本，为了补偿幸福感的下降，你限制自己不去偷矿泉水。当然，如果你们懂得经济学原理，你们就不难想像，当幸福感和道德感在边际上相等时，你对自己的约束达到均衡。可是，我们可以批评布坎南，因为道德感难道可以有边际变化吗？例如，我们在出卖灵魂时，难道可能只出卖到某一个边际量就停止，而且剩下的灵魂仍保持是灵魂吗？信仰难道可以连续地被放弃，而且余下的仍可称为信仰吗？显然，根据常识，我们不能同意布坎南的这一思路。这是我对布坎南的批评，以后我们还要回到这一主题上来。
现在可以解释第三行文字中间的那个概念了，就是“成本”。我每学期都要讲解它，我常说，如果你修本科生的经济学，那么你只要懂得一个概念就足够毕业了，那就是经济学的“成本”概念。如果你是经济学研究生，那么你还需要懂得另一个概念，就是“租”，你也就可以毕业了。不讨论“租”概念，请你们回答：什么是成本？……这位女生说，成本是必须放弃的那些。请补充，为了什么必须放弃什么？另一个机会？你有眉目了，因为他已经补充了一些。你放弃的是，剩下的集合里面的可选方案的什么？英文表达最简单，当然，如果经济学是国学的一部分，那么“成本”概念用英文表达就一定是最复杂的。现在因为经济学是西学传统的一部分，于是“成本”概念的英文表达几乎无法翻译成中文。……请那位同学继续补充吧，你是哪个系的？英语系，可以了，你不错。不过，你和这位女生都要回答：你们放弃的是什么样的价值？英文定义特别简单：Cost is the highest aiternative vaiue，请你们背诵这个英文定义。它怎么翻译呢？是在可选方案集合里被你的选择放弃了的那些方案当中可能为你带来最高价值的那些方案的价值？这是很糟糕的翻译，但很清楚。……这位同学的补充很重要，贝克尔在诺贝尔奖授奖仪式的演说里指出过，追求最大幸福，这是经济学假设一切行为的目标函数。不过，他强调，这里的最大幸福，是行为主体想像中的最大幸福（未必是真实的），英文应是“Perceived maximization”（是基于真实感觉的“想像”，而不应简单译做“统觉”）。为什么不是贝克尔当初使用的“imagined maximization”？因为后者有胡思乱想的意思，太不真实。例如，你可以在梦境里最大化你的幸福感，但醒后就幻灭了。这样，在上述三项要素界定的基础上，我们就定义了经济学的“成本”概念。
再回去讨论布坎南引入的“道德成本”。什么是道德的成本？首先，为了界定道德成本，我们必须界定包含道德行为的可选方案集合，以及包含道德行为的目标函数最大化问题。如前述，诸如信仰、灵魂和道德这样的事情，通常具有“全有或全无”性质，也就是说，要么你是道德的，要么你是不道德的。是否存在诸如59%道德和41%不道德这样的状态呢？很可疑。关于比道德要求更高的信仰，早如克尔凯郭尔在《或此或彼》中指出的，你要么有信仰，要么无信仰。这两种状态之间是一道难以逾越的深渊。要获得信仰吗？你必须有纵身一跃的勇气。这里不存在“边际”量，因此渐变是不可能的。
跨学科教育是问题导向的，你必须勇敢地提问，你必须敢于“思考”经济学，而不是仅仅“接受”经济学。
现在请看图1.7，这里第一个关键词是“价值”，它被划分为两方面：群体的价值观和个体的价值观。这是以后我们需要反复进入的一个议题。
价值的定义是什么？我们在经济学思想史课程介绍过，按照小密尔（John Stuart Miii，1806—1873）的理解，价值就是“imPortance feit”（被感受到的重要性）。在这样的解释下，新古典经济学的偏好可表达成所有“被感受到的重要性”的一个排序。这样我们应思考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什么是重要性”？这导致我在2004年以后每学期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班上引用的怀特海的见解（参阅Aifred North Whitehead，1938，Modes of Thought, MacMiiian），我称之为“怀特海三段论”——在任何理解之前先有表达，在任何表达之前先有关于重要性的感受。这里，按照怀特海的表达，我们关于重要性的感受总是面向实事的。金岳霖先生治西方逻辑学，但他对汉语有令人惊讶的把握，用他的语言说，重要性是一种“真正感”——“真”（不假）而且“正”（不邪）。
继续引用前述哈耶克“三重演化”的见解，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我们或任何动物脑内的神经元网络形成了一些专为外界刺激信号分类的“格子”。反复遇到对我们的生存具有重要性的刺激信号，就诱致相应类型的格子的形成。在这一基础上还可形成格子之间的关系，进而有更复杂的关系。一层一层地从较低级的脑区涌现到较高级的脑区，最终映射到“自我意识”脑区，被我们意识到。这就是外部世界的各种重要性在我们脑内的表达过程。哈耶克在年轻时，大约是我们高中学生的年龄吧，就猜测到脑内有这样的表达过程，只不过他后来始终没有时间返回到这一重要工作上，以致晚年他曾在致友人的信件里感慨，说他毕生惟一重要的学术作品就是这本《感觉的秩序》（The Sensory Order，尚无中译本，不过，同学们可以参考阅读我专为这本书撰写的文章“哈耶克《感觉的秩序》导读”），他指出他的这一心理学思路在西方学术界后继乏人。我们在以后的课程里将会反复讨论哈耶克的这一思路，将它视为社会演化理论的核心思路。
图1.7的另一关键词是“判断”。前面说过，判断必须是两难的抉择。我们之所以有判断的冲动，是因为要追求价值。故而有从“价值”到“判断”的关系箭头。但判断的基础，或影响判断的重要因素，是“认知”——这里出现的第三个关键词。在2004年以前的经济学课程里，我已引入认知科学。在那些年里，我在课程里必须介绍的一个模型，就是海纳模型，它也是这个学期我们必须讲解的第一个模型（两个版本，图1.8）：
凡重要的内容都需反复讲解，或至少要出现两次。海纳模型重要，所以今天我先讲解一次，是最初的讲解，以后还要再次讲解。海纳模型的核心结论是有些令人惊讶的：越是理性能力完备的行为主体，它的最优选择行为就越是不可预期。设想有人对股票市场走势的洞察如上帝那样，全知全能，那么他的最优选择在我们这些智能较低的人的观察中，必是如“白噪声”那样的完全随机行为。在智能的另一极端，是所谓“零智能”假设。我们假设一些动物，智能远比例如蚂蚁更弱，那么这些动物的行为，在对它们而言“变幻莫测”的环境里，只好是循规蹈矩的，于是在我们这些智能较高的观察者看来，这些动物的行为具有很高的可预期性。
海纳模型的结论符合我们的直觉。经济学家很注意理论命题是否与直觉或常识保持了一致，这是我们经济学家的学术训练，我们对那些令人惊讶从而是标新立异的命题保持着极高的警惕性，因为它们“反直觉”或“反常识”，于是可能有新的知识，但更可能有错误（理论推演错误或模型结构错误），这是我们在长期经济学训练中形成的一种警觉。海纳模型，虽然方法标新立异，但它的结论符合直觉，所以我们接受它。海纳这篇文章的标题很宏大，“可预期行为的起源”。不过，在得到上述结论之后，海纳开始广泛运用他的结论。他试图用这一模型解释极其广泛的现象，从科学范式和技术进步路径依赖，到经济行为与文化传统。这就引起广泛的反感，因为学术界很忌讳“ciaim too much”（直译“宣布得太多”，在日常英语里是“张狂”的意思）这样的行为。你必须保守一些，低调一些，否则就会引发警觉，横挑鼻子竖挑眼，直到你承认有一些错误甚至有致命错误为止。海纳这篇文章是1983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由于他声称他的模型有如此广泛的应用从而引发了许多批评。到了1985年，他修改了原来的表达，在同一份刊物上再次阐述他的模型。我给你们阅读的就是这一篇，海纳模型的第二版，索引为“Heiner 1985”，虽然我在索引时写的是“Heiner 1983”。
继续解释图1.7，“认知”依赖于“能力”——这是第四个关键词。这样，关于“判断”，真正重要的只有这样两大要素：其一是“价值”，上面已经讨论过了。其二是“认知”——由认知能力决定，就是说：你的认知能力让你能知道多少信息，并且你能处理多少信息？这样一个认知能力的问题，它导致了“海纳模型”及其结论。
往年的行为经济学课程，讲到这里，我们就一定要探讨什么是“理性”。如果如经济学家通常假设的那样，行为主体具有“完备理性”，那么当然就不会有海纳模型及其结论。可是这样完备的理性，接近或具有上帝那样的全知全能的人类行为，在现实里面根本没有。所以其他学科的学者长期以来就批评我们经济学家，说我们如此愚昧，多少年了，学术的基本假设就没有进步。其实呢，我们认为完备理性假设很好用，容易有数学表达，也容易实证检验。如果我们假设不完备的理性，那就很难应用优化过程的数学理论，从模型推演出来的命题也不容易检验。那么，谁最早建立基于有限理性假设的模型呢？是西蒙教授，他借助于计算机寻优算法的观念来描述决策行为（Herbert Simon，1955，“A Behaviorai Modei of Rationai Choice”，Cowies Foundation PaPer 98，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i.LXIX）。以往在这门课程里，我们总是按照论文发表的时序，先介绍西蒙模型，索引是“Simon 1955”，再介绍海纳模型，索引是“Heiner 1985”。今年我们不按照时间顺序，而是按照学术思想的逻辑顺序，先介绍海纳模型，再介绍西蒙模型及其寻优算法。西蒙得到诺贝尔奖可说是偶然，因为他不是学院派经济学家，他是心理学家、人工智能科学家、管理学家、计算机科学家，但他不是学院派的经济学家。
从“能力”到“认知”，虽然只是一个关系箭头，却包含了例如劳动经济学家的主要努力。劳动经济学的努力表明，我们很难测定认知能力，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由先天禀赋决定？也就是在多大程度上由后天教养决定？这就是所谓“nature vs.nurture”（自然对教养）的争论。所以，在测度和解释从“能力”到“认知”的关系时，虽然我们这门课程并不深究，但在其他经济学课程里，尤其在劳动经济学课程里，这一关系占据着重要位置。
现在我们休息十分钟，然后继续讲解第三张幻灯片（图1.9）。
在从“认知”到“选择”这一议题的研究中，我们积累了最多的争议较少的研究报告。除了上节课结尾时介绍的劳动经济学家关于认知能力的研究报告之外，我们还应当介绍一些关于决策者依据的“信息”的见解。亚当·斯密最早发表这方面的见解，就是所谓“充分知情且公正无偏的旁观者”（fuiiy informed and imPartiai sPectator），这一假设在他的《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里占据的核心位置。也就是说，正确的决策，要求决策者掌握足够的信息。当然，“信息”这一概念的定义，比较麻烦。可以借助香农（Ciaude Shannon，1948，“A Mathematicai Theory of Communication”，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信息论的定义。但是如果使用香农的信息定义，你知道信息含量最大（包含了最高程度的不确定性）的知识表达或陈述，其实就是“无知”。例如“现在下雨并且现在不下雨”这样的陈述句，包含了最多的可能性，也就是最大信息含量，却不能有任何“知识确定性”，这也就是无知。所以，信息论定义的信息，不太能够平移到社会科学领域里来，至少不好用。
哈耶克有一个信息定义，上节课这位同学（孙腾）的回答已经涉及了，就是生物在长期经验中感受到外界刺激信号并形成一套专用于分类的神经元网络系统（ciassification system）。例如一只猴子看到一棵香蕉树，它的神经元网络分类系统，视觉信号从（脑袋后部的）枕叶映射到更高级的层次，表达为“可吃”这样的信号，再进一步涌现到更高级的脑区，表达为例如“美食”这样的信号。另一方面，猴子还必须从包括（脑袋的上部）顶叶在内的其他脑区接收到例如“可能被获取”这样的预期行为后果的信号。基于这样的充分信息，它就有了冲动爬到那棵树上去取香蕉。根据哈耶克的“三重演化”见解，这只猴子可以从它母亲那里知道这棵树上的香蕉是不是可吃，是否会吃完就死。当然它也可以自己体验这棵树上的香蕉是否可吃，如果它吃了而没有死的话，这样也可习得知识，也就是形成神经元网络的分类系统。以上的叙述表明：知识或分类系统可以储存在个体脑内，也可以储存在群体里面。而群体常常以社会网络的方式存在，这就是图1.9左半部分的含义。
信息的来源，有个体的也有群体的。我们将介绍一篇今年7月份发表的论文，关于“社会的创造性”（creativity ofA society）这样一个主题（Siddhartha Bhattacharyya and Steiian Ohisson，2010，“Sociai Creativity as a Function ofAgent Cognition and Networh ProPerties：A ComPuter Modei”，Social Networks）。这篇论文表明，一个社会的创造性，一方面取决于这个社会里每一个体的认知能力，另一方面取决于这个社会的结构。社会结构可以用拓扑学的语言描述：社会是一个网络，网络有自己的“中心”，有“科层”，还有一些以后你们会熟悉的网络社会科学家使用的网络拓扑结构的术语。
网络社会科学的文献将是这学期的阅读重点。今年既然不是发表高峰，我们将要介绍发表高峰期之外的那些文献。它们的特征是什么呢？让我提前告诉你们：今年文献的突出特征是关于“社会网络”（sociai networhs）。这一主题，最初在社会学系里面讲授了大半个世纪，也叫做“sociai exchange”（交换社会学），与社会学的“符号互动”理论密切相关。大约有80年的历史，然后，大约在2009年秋季，在MIT的经济系，2005年得到克拉克奖的那位土耳其人，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iu），我常说，如果按照“代群”来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那么他很可能是他那一代人的第一位得奖者。他的知识结构最完整而且研究领域最广泛，从劳动经济学到增长理论，再到心理学和经济学，以及社会网络。去年秋季，他开始讲授“社会网络科学”这门课程。为什么今年是这一领域发表高峰呢？如果你去Eisevier检索“sociai networh”，你至少可以找到上万篇论文。然后你在网页的左侧“限制”搜索结果为“2010年”和“2011年”两年发表的期刊文章（不要书评之类的），也应当有150篇左右与“社会网络”相关的论文，这是相当惊人的。社会网络的方法，好处是将个体行为嵌入于群体之内，这当然违反了经济学家通常采取的方法。这样的社会科学，可以叫做“网络社会科学”。这是最重要的方法论视角，也是我们这学期讲授的主要内容。当个体和个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时候，群体结构是什么样的，以及这一结构反过来如何影响个体行为，这是我们要反复进入的第二个议题。第一个需要反复进入的是方法论议题，刚才我们在解释图2时讨论过。在自然与社会的各学科当中，生物学家最熟悉这第二个议题。
继续讨论图1.9，一个群体，不是完全没有结构就可存储信息或知识的。不同的社会结构，费孝通早已论证过（参阅费孝通、吴晗，1948，《皇权与绅权》，上海：上海观察社），一个社会有什么样的结构，决定了它可能积累什么样的知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社会结构决定了它不可能积累下西方社会所积累的那些知识。因为，许多知识——刚开始是以信息的形式存在的——在特定社会结构里，可能不允许被传授，例如，大家都知道西学刚刚传入中国时和洋务运动开始时的那些故事。请你们记住费老提出的这一重要命题：你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你就有什么样的知识。
这样，在图1.9左侧嵌入一个关于信息来源依赖于社会网络结构的命题。然后，假设了左侧表示的信息来源之后，我们还需要讨论信息的另一来源，就是认知的“外部环境”及其不确定性，表示在图1.9的右下角。
诸如买房子这样的决策，对你们来说有些太大，不合适。不过对你们的父母而言，是合适的例子。我常被亲友问到房子的问题，因为他们说我是经济学家，尤其还是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家，于是请我回答，他们现在究竟是买房好呢还是卖房好。今年快要结束了，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关于明年房价走势的问题。如果明年房价跌，我现在就要卖出。如果明年房价涨，我现在就要买。这样，你们看，出现了不确定性。决策的外部环境，充满不确定性。刚才我们介绍了海纳模型，我们知道，如果外部环境极端变动不定，那么你买房或卖房的决策就应“墨守成规”。当然，这些陈规都是被以往经验证明或多或少有利于生存的。因为，如果一项陈规特别有害于生存，根据我们将要介绍的演化学说，就会发生一个问题：特别有害于生存的陈规，怎么可能长期存在呢？难道遵守它的那些生物不是早应当消亡了吗？所以，凡今天被我们观察到的陈规，通常是或多或少有利于生存的，只不过，哈耶克指出，有许多陈规是我们有限的理性无法赋予理性解释的。
我年轻时就知道一位投资天才，他是华尔街公认的天才，中文译名是林奇（Peter Lynch）。他是神童，他就业于富达投资基金（Fideiity Investments），这缘起于他为当时富达的总裁做高尔夫球童时表现出特异的投资直觉。在富达基金工作若干年后，1977年，林奇接管陷入危机的麦哲伦基金时，这家基金只有1800万美元资产。但1990年林奇离开这家基金时，它的资产总值惊人地增长到了140亿美元。他怎么管理这家基金呢？在十年时间里，他坚持每天走访三家企业，只要见到办公室里种着树，他转身就离开。因为，办公室里种树，是奢侈的。林奇认为，如果企业管理人用股东的钱买奢侈品，通常这家企业就不值得投资。林奇为美国的大众，尤其是家庭妇女，写了许多投资学通俗著作。他有许多广为传播的投资名言，其中一条，最好的投资策略就是“不变”。数据显示，以不变应万变是最好的策略。我们都知道的一则笑话，如果你打算在股市里赚钱，你最好今天买了股票明天就进监狱或进庙里当和尚，十年以后你出来了，你有很高的概率会成为百万富翁。不是这样吗？如果你觉得自己特聪明，今天买了明天卖，整天倒腾那些股票，在股市里进进出出，你们知道，这样的策略一定会，或有极高概率会亏损。不是吗？在最近这次上证股指从6000点以上跌至1500点时，多数散户的亏损率是70%，而多数基金的亏损率是30%。为什么呢？因为基金经理的行为有很强的规则性（即“不变”），在很广泛的监管之下，如果基金经理今天买明天卖，很快就会有证监会人员来检查是否违规。除了很强大的监管之外，通常接受过金融学专业训练的基金经理，都懂得遵守林奇讲给家庭妇女的那些陈规。这样，基金亏损率远小于散户亏损率。
所以，当外部环境高度不确定时，你最好是减少动作。关于信息我们能说的两件事情，一个在图1.9左上角，一个在图1.9右下角。就是这些。下面是图1.10，为了解释海纳模型的一些深层含义。
决策环境，什么是“环境”？这是一个很难定义的概念，所以我们将环境限制为决策环境——决策行为所处的环境。决策与决策环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