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读一点中国史(两宋-民国卷)(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任浩之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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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读一点中国史(两宋-民国卷)试读：

两宋　两京梦华

行伍出身的赵匡胤扫平天下后，建立了宋朝。乱世之后建立的统一王朝都易消亡，秦、隋即是例证，但宋打破了这个诅咒，北宋、南宋合计统治时间长达三百多年。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文治天下”的朝代，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早提出“以文治国”的国家，所谓“文官提笔安天下”，启用文官带军，武官的军权予以剥夺，委以虚职。兵将分离，京城里的禁军轮番到边境戍守，定期换防，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宋太祖赵匡胤建宋之初就传下“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的誓言，无形中提高了文官的政治地位。

因此，宋朝虽然在军事上是软弱的，但在经济上、文化上、科学技术等方面确实是强大的。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史学家邓广铭也曾说：“两宋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有专家进行过研究分析，认为中国古代的发展，宋朝是个分界线，社会发展到宋朝，各方面的发展都达到鼎盛期，此后的封建王朝逐步在走下坡路，再没有任何朝代可以超越宋代。评价一个国家，不能单纯地从这个国家的对外武力看，要综合这个国家的发展及对社会所作的贡献来平衡考虑。

与宋朝对立的是塞北三朝辽、金、西夏，他们都采用汉制，启用汉法，创建了自己的文字。二十四史中，有《辽史》《金史》，可见，早在古代，人们就已经认同辽、金、西夏为华夏一员。这三个少数民族政权与两宋之间、彼此之间都处于对峙状态，但总体来说，除了金灭辽立国这段时期外，处于和平态势下的居多。塞北三朝的文明已经十分发达，西夏皇陵，辽代五京，词宗元好问都向我们展示了塞北文明的高度。宋辽金夏，恩怨纠缠的年代，尽管经济与文化仍在前进，但中国封建时代的高潮早已过去，它们只是一个继承的时代。

陈桥兵变与北宋统一

后周显德六年（959年），世宗柴荣突然一病而死，宰相范质受顾命扶助柴荣幼子柴宗训继立为恭帝。这时恭帝年仅七岁，后周出现了“主少国疑”的不稳定局面，一个由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与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策划的军事政变计划也在酝酿着。

翌年正月初一，正当周恭帝和大臣们欢度新春佳节之时，忽然传来北汉和契丹联合犯边的警报。后周执政大臣范质等人不辨真假，匆忙派遣赵匡胤统率诸军北上抵御。正月初三，赵匡胤统率大军离开都城，夜宿距开封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兵变计划就付诸实践了。这天晚上，赵匡胤的一些亲信在将士中散布议论，说：“今皇帝幼弱，不能亲政，我们为国效力破敌，有谁知晓；不若先拥立赵匡胤为皇帝，然后再出发北征。”将士的兵变情绪很快就被煽动起来，这时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后改名光义即宋太宗赵炅）和亲信赵普见时机成熟，便授意将士将一件事先准备好的皇帝登基的黄袍披在假装醉酒刚刚醒来的赵匡胤身上，并皆拜于庭下，呼喊“万岁”的声音几里外都能听到，遂拥立他为皇帝。赵匡胤却装出一副被迫的样子说：“你们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矣。”拥立者们一齐表示“唯命是听”。赵匡胤就当众宣布，回开封后，对后周的太后和小皇帝不得惊犯，对后周的公卿不得侵凌，对朝市府库不得侵掠，服从命令者有赏，违反命令者族诛，诸将士都应声“诺”！于是赵匡胤率兵变的队伍回师开封。守备都城的主要禁军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都是赵匡胤过去的“结社兄弟”，得悉兵变成功后便打开城门接应。当时在开封的后周禁军将领中，只有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在仓促间想率兵抵抗，但还没有召集军队，就被军校王彦升杀死。陈桥兵变的将士兵轻而易举就控制了后周的都城开封。

这时后周宰相范质等人才知道不辨军情真假就仓促遣将是上了大当，但已无可奈何，只得率百官听命，翰林学士陶谷拿出一篇事先准备好的禅代诏书，宣布周恭帝退位。赵匡胤遂正式登皇帝位，轻易地夺取了后周政权，改封恭帝柴宗训为郑王。由于赵匡胤在后周任归德军节度使的藩镇所在地是宋州（今河南商丘），遂以宋为国号，定都开封。历史上习惯把赵匡胤建立的赵宋王朝称作北宋，赵匡胤死后被尊为宋太祖。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故事的真相。

在北宋取代后周的过程中，因赵匡胤注意严肃军纪，一回开封就下令军队各归兵营，开封城中没有发生以往改朝换代时出现的那种烧杀抢掠的混乱局面，因而得到原后周大小官吏的支持。北宋建立伊始，后周一些带重兵在外执行巡边使命的将领，如慕容延钊、韩令坤，大都表示拥护宋太祖登皇帝位，只有盘踞潞州（今山西上党）的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及在扬州的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先后起兵反抗，于是宋太祖亲率大军平叛，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先后击败李筠和李重进。李筠和李重进当时是后周境内两个力量较强的藩镇，他们的失败，使得一些势力较小又对赵匡胤代周不满的地方藩镇更感到无力与中央抗衡，也只得表示屈服。这样到建隆元年（960年）末，北宋在原后周统治区已基本上稳定了局势。

虽然赵匡胤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稳定了内部政局，但是在宋的辖区外，北边有劲敌辽朝和在辽朝控制下的北汉，南方有吴越、南唐、荆南、南汉、后蜀等割据政权。这一客观形势，不能不使赵匡胤深深感觉到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因此，一当政局稳定之后，赵匡胤就开始考虑如何把周世宗统一中国的斗争继续进行下去。起初，他曾经想把北汉作为首要目标，但文武官员却不赞成先攻北汉，认为这样做有害无利，后来赵匡胤就放弃了先攻北汉的打算。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赵匡胤和其弟赵光义走访赵普共商国策。赵普听了宋太祖试探他的话“欲收太原”之后，沉吟良久然后说，先打太原有害无利，为何不等到先削平南方诸国之后再攻打北汉，到那时“彼弹丸黑子之地，将何所逃”。这一分析正合宋太祖走访赵普的初衷，使他大为高兴。一个先消灭南方各个割据势力、后消灭北汉的统一战争的战略方针就这样确定了，也就是后人归纳的“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方略。北宋的统一战争基本是按照这个方略进行的，对辽和北汉，在削平南方割据势力前，基本上采取守势，只在边境适当显示武力，并对来犯之敌适当反击。同时与契丹互派使臣发展关系，力图保持北方战线的暂时安定。对南方各国则密切注视它们的政治动向，寻找时机，准备找到合适的突破口。

建隆三年（962年）九月，割据湖南的武平节度使周行逢病死，其幼子周保权嗣位。盘踞衡州（今湖南衡阳）的张文表不服，发兵攻占潭州（今湖南长沙），企图取而代之。周保权为此一面派杨师璠率军抵挡，一面派人向宋求援，这就给北宋出兵消灭这个割据势力制造了一个好机会。宋太祖抓住战机，立即以慕容延钊为湖南道行营都部署，李处耘为都监，调兵以讨张文表为名从襄阳（今湖北襄樊）出兵湖南。当时北宋军队挺进湖南，要经过荆南节度使割据的地方，这时荆南节度使已由高保融之子高继冲嗣位。北宋早已清楚探明，高继冲只有军队三万人，且内困于暴政，外迫于诸强，其势日不暇接。于是赵匡胤制定了以援周保权讨伐张文表为名，“假道”荆南，一举削平荆南和湖南两个割据势力的方针。乾德元年（963年），宋军兵临江陵府，要求假道过境，荆南主高继冲束手无策，被迫出迎宋军，荆南亡。接着宋军继续向湖南进发，击败抵御的守军，擒湖南主周保权，平定了湖南。

乾德二年（964年）十月，宋太祖以后蜀主孟昶暗中与北汉勾结，企图夹击宋朝为借口，命王全斌为西川行营都部署，率兵六万分两路向后蜀进军。一路由王全斌、崔彦进率领自剑门（今四川剑阁北）入蜀，一路由刘光义、曹彬率领从归州（今湖北秭归）出发溯江而上，进入夔州（今重庆奉节县）。由于孟昶荒淫腐朽，不修军政，蜀军士气低落，抵挡不住宋军的凌厉攻势。宋军二路兵马连败后蜀军的反抗，迅速进逼成都，乾德三年正月，孟昶投降，后蜀亡。

继后蜀被消灭的割据政权是南汉。开宝三年（970年）十一月，宋太祖命潘美为桂州道行营都部署，大举攻南汉。南汉主刘负隅顽抗，但由于南汉许多将领在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中，被刘残杀，掌握兵权的是几个宦官，军事设施皆毁坏失修，因而无法阻挡宋军的进攻，只好向宋军投降，南汉亡。

灭亡南汉，北宋就加紧备战消灭南方割据势力中比较强大的南唐。开宝七年（974年），宋太祖认为出兵南唐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为制造进攻南唐的借口，要南唐后主李煜亲自到开封朝拜，李煜惧怕被宋扣留未成行。因此，宋太祖就于这一年九月派曹彬率十万大军进攻南唐，战舰沿江而下，歼灭南唐军主力，包围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开宝八年十一月，李煜在被围困了近一年后才被迫出降，南唐亡。

在削平南方诸国期间，宋太祖曾两次发兵进攻北汉，均未克捷。开宝九年（976年）十月，宋太祖突然死去，他的弟弟赵光义登基，是为宋太宗。太宗继承了他哥哥未竟的事业，使用政治压力，迫使吴越钱俶和割据福建漳、泉二州的陈洪进纳土归降，两浙、福建亦归入宋的版图。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初，宋太宗亲率大军北征，他采用了围城打援的战法，派潘美等率军四面合围太原，并击败了辽朝的援兵，北汉主刘继元被迫投降。

在唐末五代之时，以兵变、政变夺取政权当上皇帝，就如家常便饭一般，早已是司空见惯了。赵匡胤在建立了新的朝代以后，使这种纷乱的政局得以稳定下来。至此，“安史之乱”以来二百多年的封建军阀割据局面基本上结束了。北宋的统一，为南北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相关链接太祖重用儒臣宋太祖武人出身，一生的大部时间是戎马生涯。然而当皇帝之后，很快又成了一个善于以文治国的政治家。公元963年三月，太祖欲改年号，让重臣讨论，并指出：“须求古来未尝有。”于是改元“乾德”。965年初，宋灭后蜀，选了一个蜀国的宫女入宫。太祖在观赏其奁具时，忽然发现一个铜镜背面刻有“乾德四年铸”五字，不由大惊道：“我改元‘乾德’刚刚三年，怎么会有四年铸此镜？”于是召翰林学士陶谷、窦仪询问。窦仪答道：“前蜀于公元919年，王衍曾用‘乾德’年号，故此镜必得自蜀地。”太祖听了疑云顿开，并从中领悟到：“天下虽然由马上得之，却不能马上治之。今后武将，也要多读书，才能懂得治国之道啊。”自此，太祖重用儒臣。

吕端大事不糊涂

有这样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里面提到的吕端，是北宋时期的一位名臣，“大事不糊涂”这五个字非常简练地概括出了他为人处世的基本特点。

吕端（935-1000），字易直，幽州安次人。他从小聪敏好学，但考了几次进士都没有考中，后来以荫恩补官，才得以走上仕途。

太宗即位不久，吕端当时任开封府判官，受亲戚朋友的请求，为他们买了一批廉价木材。其他官员也有不少人买。太宗知道后追查这件事，其他官员都纷纷推托责任，而吕端则老老实实地承认了，因此被贬为商州司户参军。

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党项族人首领李继迁不断领兵侵扰北宋的沿边地区。有一次，宋军报告说擒获了李继迁的母亲，请求朝廷处置。太宗想把她杀掉。当时吕端任宰相，寇准为枢密副使，太宗很信任寇准，便把他一个人找来商量，想把李继迁的母亲斩首，以示惩戒。寇准出朝后，经过宰相府第时，被吕端看见了。吕端猜测寇准入朝一定是刚与太宗商议过什么大事，便拉住他问：“圣上告诫你不要告诉我吗？”寇准说：“没有。”吕端就说：“如果是边地的小事，我不必知道；如果是军国大事，那么我处在宰相的位置上，不能不知道。”于是寇准就告诉了他事情的原委。

吕端问他：“那么打算怎么处置呢？”寇准说：“将要把她在保安军北门外斩首。”吕端大吃了一惊，说：“如果是这样做，不太合适。请你稍等一下，我将向圣上陈奏。”于是马上上朝见太宗说：“汉朝时项羽抓到刘邦的父亲，准备把他煮了。刘邦说：‘希望你能分一杯肉羹给我吃。’干大事的人都顾不到自己的亲人，何况李继迁是狂妄叛逆之徒呢？陛下今日杀了她，明天就能擒拿到李继迁吗？如果擒拿不到，则只能结下怨仇，更加坚定他的叛逆决心罢了。”

太宗听了，觉得有道理，便问：“那么又该怎么办呢？”吕端说：“依我看来，应该把她安置在延州（今陕西延安），好好对待她，以招降李继迁。即使他不会马上投降，终究可以牵制住他的心，因为他母亲是死是活是掌握在我们手中的。”太宗茅塞顿开，连拍着大腿叫好，说：“如果不是你提醒，差点坏了国家大事。”后来李继迁的母亲在延州病死，接着李继迁也死了，他的儿子最终归顺了宋朝，这主要是吕端的功劳。

吕端在任参知政事和宰相时，都与寇准共事。寇准为人个性比较强，吕端为了大臣之间融洽和睦，对寇准非常谦让。至道元年（995年）四月，吕端被拜为宰相，而寇准还是参知政事。吕端猜想寇准心里一定不服气。为了消除寇准的不满情绪，吕端请求太宗特准参知政事与宰相相同，与宰相分掌大权，两者办公都必须升堂。太宗同意了他的这个请求。而且当太宗命令凡是中书省上奏的事情必须先经过吕端过目时，吕端再三推让，表示不敢当。从此以后，北宋的参知政事与宰相就合二为一了。吕端对寇准谦抑逊让，表面上看是小事，不值一提，而实际上却关系到国家的大局。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战国时期赵国的大臣蔺相如谦让廉颇的故事，道理是一样的。

吕端在面对大事时能明察秋毫，当机立断，充分表现出了优秀政治家的非凡胆识，而在对待一些小事情上却能忠厚宽恕，谦虚逊让，充分体现了这位封建良吏的宽容的气度。

真宗时修《太宗实录》，吕端为监修，钱若水为主修。按照宋代的惯例，监修虽然不参与具体工作，但书成后应该署上监修人的名字，可是钱若水却没有署上吕端的名字。吕端对此丝毫没有计较。

有个官员叫李惟清，被降了职，他认为是吕端有意压抑他所致，就乘吕端生病没上朝的时候，上奏章对吕端进行中伤。吕端知道后，说：“我一向直道而行，问心无愧。那些风言风语，有什么必要那么在乎呢？”并不对李惟清进行追究。

吕端轻财好施，家无余财。有一个吕端的同乡旧友，他的儿子因为生病而残疾，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吕端就把自己的俸禄分了一部分给他，以供养他的儿子。吕端的家人告诉他日用紧张，他回答说：“过得三日，就营三日生计，这样就不错了。”吕端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吕藩因为兄弟众多，家中贫乏，而且结婚需要钱用，便把住宅卖了。后来宋真宗听说了这个消息后，命令拨出内库500万钱，才帮他赎回了住宅。但仅仅过了六年，吕藩又为弟弟娶亲，因为太贫困了，不得不再次请求典卖住宅。吕端身为宰相，却洁身自好，家无余财，实在是不多见。

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年）四月，太宗准备任命吕端为宰相时，有人告诫太宗说：“吕端为人糊涂。”太宗回答他说：“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最终还是任命吕端做了宰相。太宗也算得上比较了解吕端的为人了。相关链接宋朝较为开明民主宋朝不杀大臣、士大夫，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很具特色。苏轼、王安石等多次被贬官，但都没有性命之忧。两宋宰执大臣被诛杀者，似只有北宋、南宋之交的王黼、蔡攸、张邦昌等，都是在非常时期，且这些人误国害民，罪恶极大。另外南宋前期任枢密副使的岳飞被宋高宗等杀害，则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此外，再也未见有宰执大臣被诛杀者。宋朝文官所犯罪过，除了谋反之外，处罚最重的莫过于贪赃了。宋太祖、太宗两朝严惩贪官，确实杀了不少文官。但自太宗末年始，对贪官的惩处办法发生了很大转变，对犯贪赃罪者无论罪行怎样严重，一般都不判死刑。从宋真宗到南宋末年，文官因贪赃罪被判死刑的大体没有。不但不判死刑，甚至连黥刺、打板子也极为罕见。宋神宗时，金州知州张仲宣犯贪赃枉法罪应判死刑，执法官判定杖脊黥配海岛。知审刑院苏颂反对说：“张仲宣是五品官，若挨板子又黥刺，等于对士大夫与对普通百姓没有区别，不妥。”神宗就下令免杖黥。此后“遂为定法”。宋朝对赃官有一套整治的“软”办法。如堵绝升迁之路，令其名誉蒙羞等。

“天书降瑞”

宋朝的第三个皇帝是真宗赵恒。他获得帝位后，很想干点大事以立威信、巩固皇位，然而咸平三年（1000年），亲自征辽无功而回，景德元年（1004年）再次亲征，却与辽国订立屈辱的澶渊之盟，答应向辽输送岁币。这让他非常懊恼。

参知政事王钦若是个善于察言观色、逢迎邀宠的马屁精。他干正经事儿没多大能耐，但在搞小动作方面，却是胜人一筹的。史称他“性倾巧，敢为矫诞”，就是说这个人鬼得很，敢于弄虚作假。他看出真宗这人是既好大喜功，又害怕战争，就找了个机会假意向真宗提议说：“陛下若出兵收复幽、蓟两州，就可以洗掉澶渊之盟的耻辱了。”真宗说：“河北的百姓刚免了战争之苦，我哪忍心再挑起战争呢？还是想点其他主意吧！”王钦若乘机说：“那就只有封禅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了。但自古封禅，都得有‘天瑞’出现才行。”接着又说：“当然，这天瑞不是说要就有的。前代之所谓天瑞者，有些是人为搞出来的，只不过人主把它当真的崇奉起来，并以之昭示天下，就会同真的一样了。古代传说的‘河出图、洛出书’，难道真有这么回事吗？那不过是圣人以神道设教罢了！”

真宗听了，当然心领神会，但又担心地说：“王旦也许不会同意这么干吧？”王旦是当时的宰相，因此时寇准已被排挤出朝，所以真宗首先考虑王旦是否肯附从。王钦若说：“我去向他暗示这是出于圣意，估计不会不同意。”

果然，经过王钦若说项，王旦同意了。但真宗心里还是不踏实，就把王旦召来宴饮，正当喝得高兴的当儿，命人取出一樽酒来赐予王旦说：“带回去同老婆孩子一起享用吧！”王旦回家后打开酒樽一看，哪里是什么美酒，里面盛的全是美珠！一方面是皇帝的天威，一方面是丰厚的赏赐，王旦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还是做了封禅啦啦队的带头羊。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年初，真宗召见宰相王旦以及王钦若，对他们说：“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半夜，我刚入睡，忽然看到一位戴星冠、服红袍的神仙来到我面前，说：‘你应当在皇宫正殿建一个月的黄篆道场，上天将赐予你大中祥符天书三篇，勿泄天机。’我按神仙的嘱咐暗地里举建了道场。刚才接到皇城司的奏报，讲左承天门的屋角上发现有一束黄帛，大约二丈，其上还系着一件物品。”王旦等赶忙跪下磕头贺喜。随后真宗即率王旦等人来到左承天门处，发现黄帛所系天书一封。真宗令执政大臣陈尧叟开启天书。只见黄帛上书：“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真宗名字）。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这是第一次天书降，这一天后来命名为天庆节；同年四月，又有第二次天书降；六月，又有第三次天书降，不过与前两次不同，这次降临地点在泰山。

与天书降直接关联的两件大事一是建玉清昭应宫和天庆宫观，二是举行泰山封禅。大中祥符元年，为了答谢上天的恩赐，真宗下令于京师建玉清昭应宫。此宫之奢丽令人咋舌。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又下令全国大肆兴建天庆宫观。

大中祥符元年有泰山脚下父老一千多人及参加科举的贡士八百多人一起到皇宫门前，上书请求行封禅礼。随后又有宰相王旦率军民两万多人上书请求封禅。真宗不愿违背“民意”，于是当年十月在泰山举行了盛大的封禅礼。接着又到汾阴祀后土，到亳州朝谒太清宫太上老君，大抵也是迎合“民意”。

自从所谓天书降之后，各地大兴土木建造道教宫观，还不断地启建道场。宋真宗东封泰山，西祀汾阴，劳民伤财，百姓苦不堪言。

当时也有少数头脑清醒的大臣劝谏真宗，反对这种劳民伤财的事，但大多数大臣迫于形势，只是随波逐流。宰相王旦迫于压力，没有站出来反对。他一直为此深深自责，竟至郁郁而终。寇准对王钦若等人搞天书降瑞一事也不赞同，且有所表示，但他知道这事有宋真宗的支持，便未公开反对。

各地争奏祥瑞，竞献赞颂，到了举国疯狂的地步。真宗一直到死，都把这类自欺欺人的举措视作维系其政权命运的纽带。天书祥瑞不就是“皇帝的新衣”吗？相关链接“书中自有黄金屋”宋真宗赵恒作有一首《励学篇》，意在鼓励天下学子考取功名、为朝廷出力。全诗如下：“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中国社会的官本位思想，至今难以根除，官场贪污腐败也与此有关。诗中的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正是这一意识的体现。无论古代还是现代不少人认为，考取功名的目的就是做官。千百年来，不少学子放弃美好的青春年华，寒窗苦读数十载，无不盼望有朝一日能金榜题名，得到朝廷重用，成为令人尊敬的官老爷。《儒林外史》中的范进正是他们的典型代表。陈桥兵变

名将狄青

狄青是北宋名将，他本是一名普通士兵，全靠个人努力，征西夏，平岭南，官至枢密使，成为全国最高军事长官。

宋朝时候，凡是以普通士兵身份投军的人，都要在脸上刺字，就好像流放的囚犯一样，防止士兵开小差逃跑。狄青的脸上，当然也少不了那个人人引为耻辱的记号。时人常讥笑他，而他全然不顾。

狄青在定州做副总管时，一天赴知州兼安抚使和都总管韩琦的宴会，有个侍宴的妓女名白牡丹的向狄青劝酒说：“劝斑儿一杯。”意在讥笑他脸上的黥文。第二天他把白牡丹打了一顿板子出气。一个妓女居然敢当面讥笑总管，可见出身士兵的人如何被人轻视了。后来他由延州知州入为枢密副使，枢密院派人迎接他，等了几天，他还没有来。迎接的人骂道：“迎一赤老，屡日不来！”原来开封一带俗称兵士为赤老，因此许多文人都称他为“赤枢”。这也可见士兵出身的人，就是做到与宰相同等地位的高官，仍不免要被人瞧不起的。

在宋代重文轻武的积习之下，文臣是很瞧不起武臣的。宋真宗时，善弓矢的词臣陈尧咨，曾打算应真宗之命，改授武职和契丹的使者比射。尧咨的母亲知道了，大为生气，用棍子打尧咨说：“你父亲以文章立朝为名臣，你岂可贪图厚禄而改授武职，有辱门庭？”尧咨也就不敢应命了。在这种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下，文臣如何不气焰万丈呢？

狄青在定州做副总管时，便很受上司韩琦的气。有次韩琦要杀狄青的旧部焦用，他立在阶下为焦用求情说：“焦用有军功，好儿。”韩琦说：“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此岂得为好儿耶！”就在他面前把焦用杀了。他不堪韩琦的欺负，每说：“韩枢密功业官职与我一般，我少一进士及第耳。”在我们看来，狄青的功业远过韩琦，少一进士及第不算什么。但在当时，少一进士及第，便不得不低头受气了。

狄青做枢密使时，文彦博同平章事，两人的地位是平等的。文彦博的为人，远不如韩琦，而加给狄的压迫，则比韩琦更厉害。文彦博借口民间的流言和兵士们对狄青的爱戴，劝宋仁宗免掉他的枢密使的职务，命他出典外藩。这和贬逐差不多，他不愿出去。宋仁宗也觉得他的功高，不忍这样处置，对文彦博说：“狄青是个忠臣。”文彦博说：“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这一句话说得宋仁宗哑口无言。

仁宗终于解除了狄青枢密使的职务，让他出判陈州。狄青郁郁地来到陈州，不到半年就生起病来，只有五十岁的一代将星终于陨落了。

狄青之死，不是明显地被杀，实际是被时代和环境杀死的。相关链接宋代的宰相与枢密使宋代的宰相称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是沿袭唐代的称谓。副职则称参知政事，也称为“执政”，这是赵匡胤为牵制宰相而特地设置的。枢密院是主要管理军事机密及边防等事的中央政府机构，与中书省并称“二府”，同为最高国务机关。枢密院最初设置始于中唐时期，宋太祖沿袭此制，以分割宰相的掌兵职权，造成了民政权与军政权的分离。枢密院的长官称为枢密使，有调兵之权而无掌兵权。

宋代商业的发达

宋代虽说没有骄人的武功，但有发达的商业文明和繁荣的市民社会。这一点，我们从《清明上河图》《水浒传》等艺术作品中可以窥其大略。

北宋中期，全国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增至46处。开封人口达到百万以上。南宋都城临安府（杭州）到宋宁宗时已达120多万人。宋代城市打破了坊与市的界限，商店可以随意开设，不再采取集中的方式。开封城内，到处都有商铺、邸店、质坊、酒楼、食店，而且还有晚上交易的夜市。城内还有多处供居民娱乐的场所，叫作瓦肆，里面有“勾栏”（歌舞场所）、酒肆、茶楼。宫廷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如实反映了当时开封城的风貌。早在唐代出现的在大城市周围的定期草市墟市，到宋代已经普遍存在于大、中、小城市周围和一些村落，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交易场所。许多草市逐渐发展成镇市，镇市发展为城市。

开封城位于汴水（汴河）两岸，汴水北通黄河，南通淮河、长江，因此开封市场上有来自江淮的粮食、沿海各地的水产、辽与西夏的牛羊，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酒、果品、茶、丝绢、纸、书籍，还有日本的扇子、高丽的墨料、大食（阿拉伯）的香料和珍珠。名闻遐迩的东京相国寺的庙会集市，各地来的商品琳琅满目。

凡此种种，无不显示商业气息的浓厚，表明这一时期的商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据黄仁宇《中国大历史》说，当时中国的商品交换的价值，合计相当于1500万至1800万盎司黄金，折合成现在的价值，合60亿至70亿美元。如此庞大的商品流通量，在当时世界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在这种情况下，金属货币已难以适应商品的巨额流通，铜钱、铁钱体积大、分量重，对于长途贩运或巨额批发贸易，十分不便。于是货币发生了突破性变革——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南宋时，纸币逐渐成为主要货币，有四川的钱引、湖广的会子、两淮的交子、东南的会子。所谓“会子”，就是汇票、支票之类的票据，大约在12世纪中叶，发展为兼有流通职能的纸币。

纸币的出现，在商业和金融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意义，无论如何估价都不嫌过分。在欧洲，瑞典是最早发行纸币的国家，时间在1661年，比中国纸币的出现晚了六百多年。

从宋代开始，土地商品化的历史潮流势不可挡。国家不再拥有大量的土地，也不再对它所占有的土地实行均田制式的再分配，更不再对土地买卖进行强烈的干涉。居住在乡村的人户统称乡村户，也有主、客之分。乡村的主户，是指占有土地、向国家交纳两税（土地税）的民户，客户是那些没有土地、没有耕牛和农具等生产资料，依靠租种土地为生的佃客。客户同地主的关系已经不是唐代以前那种人身隶属关系，而是一种经济性的租佃契约关系。元朝时，汉人乡村社会的主、客制度并没有改变。

由于门阀士族的消亡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宋代在婚聘上有两个重大变化：一是择偶标准不像以前那样重门阀世族，而看重金榜题名之人；二是比较计较婚姻关系的物质财富。在宋代，富商娶宗室女的现象司空见惯。

宋代饮食文化有很大发展。北宋统一后，首都汴京是南北饮食技术的交流中心。南宋时北方人大量南迁，汴京的饮食业也涌入杭州等地。据《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诸书记载，宋代食品名目繁多。高档的大型酒楼，如汴京的仁和店、会仙楼，杭州的武林园、熙春楼，饭、菜、酒一应俱全，店内长廊排阁，分有楼座及楼下散座，并有歌儿舞女演唱作陪。

宋代社会华靡之风盛，享乐意识浓，一般士大夫的生活也极其奢靡。但仍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毅然肩负起重振儒家文化的重任，积极参与现实，参与政治，恪守道德规范，表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独立的人格意识，范仲淹、欧阳修号召士人重视名节，振作士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宋士大夫试图以“我欲仁，斯仁至矣”的个体伦理自觉来确立个人成圣成贤的道德追求。当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他们舍生取义，毁家纾难，临危授命。据《宋季忠义录》校订凡例所述，南宋末年抗元死节的英雄就有五百多人。相关链接“中国”意识开始形成宋人与唐人有一点很大的不同，就是民族意识、“中国”意识开始形成。历史学家葛兆光指出，由于北方辽、西夏、金、元等异族政权的先后崛起，打破了唐以前汉族中国人关于天下、中国与四夷的传统观念和想象，有了实际的敌国意识和边界意识，才有了关于“中国”有限的空间意识。宋代士人有一种确立“中国”与“道统”合法性的文化自觉，这也成为近世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渊源。清明上河图

宋代的义庄与宗族教育

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的一个秋日，一位六十余岁的老人，慨然买下了位于苏州吴县和长洲县的1000亩良田。这位老人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作为朝廷命官，他此时正任杭州知州。他为何要跑到苏州来买田？买田又是要作什么用呢？

原来，他买田，不是为了自己享用，而是为了周济他的族人，使宗族中的孤寡贫弱者，都能够衣食无虞，老有所养，幼有所依。可以说，在中国的慈善史上，范仲淹也是一位先驱人物。《宋史》记载，范仲淹“好施予，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义庄田地的地租用于赡养同宗族的贫穷成员。他给义庄订立章程，规范族人的生活，宗人在经济上便有了长远的基本保障。他去世之后，他的二儿子宰相范纯仁、三儿子尚书右丞范纯礼又续增规条，使义庄维持下去。

宋金战争中范氏义庄遭到了一些破坏，南宋时范之柔对义庄又加以整顿，恢复了原有规模。后世范氏子孙也对义庄屡有捐助，如明末范允临捐助田地100亩，清前期大同知府范瑶捐助田地1000亩。范氏义庄是中国慈善史上的典范，它是最早的家族义庄，更重要的是它是我国史料记载的第一个非宗教性民间慈善组织。它还创造了一个奇迹，虽然朝代更迭，历经战乱，但一直到清朝宣统年间义庄依然有田5300亩，且运作良好，共持续了800多年。

范仲淹本人出身贫寒，读书时每日只能以粥果腹。富贵以后，他依然生活简朴，只有在宴请宾客时餐桌上才会出现多种肉食。贫寒的出身使范仲淹对平民比较关注，他的改革方略也包含着“厚农桑”、“减徭役”等降低社会底层贫穷程度的措施。范氏义庄是范仲淹及其后人以自身力量体恤族人，以家族纽带解决一部分人的社会福利问题的尝试。抛开巩固宗族的目的之外，是对政府济贫政策的支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古代儒士的人生理想，家就是国，国就是家，治国以齐家为基础，范氏建立义庄不仅是对家族的保护，也是以服务社会、减轻国家负担为目的的。因此，义庄也受到了政府的欢迎、支持和保护。后来很多官员效仿这一做法。如神宗朝官至参知政事的潍州北海人吴奎，曾用钱二千万，在家乡买田建义庄，周济的对象为宗族、亲戚、朋友中的贫乏者。到了南宋，创办义庄的就更多了。

范氏义庄以大量田地为财产基础建立，田地由范氏子孙有能力者捐助，所有权移交给义庄，也就是不再归任何特定人所有。这样，义庄有财产基础。义庄还有义庄管理条例和专门的管理人，独立运作，具备了财团法人的基本特征。

从设立目的看，义庄的受益者主要是范氏族人，也包括一些外姓贫民，八百多年来，只要是居住在本乡的本族人都可以从义庄受益。义庄的救济面虽然受家族的限制，但是受益者的数量还是比较广的。而且，古代的家族范畴也远远大于现代社会的小型家庭。所以，义庄是慈善性的，即使这种慈善的范围比较有限。

除了创办义庄以外，宋代士大夫还创办族塾义学。范仲淹便曾置屋聘师，创办义学，教育宗族子弟。这一做法一经出现，便立即得到官僚士大夫的纷纷响应。

宋代科举制度的发达，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读书热情。但就宋代官学的状况而言，虽然比前代有很大进步，却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受教育的需要。而且，对于启蒙教育来说，官学所承担的部分实在是微乎其微。在官学中接受启蒙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而，在官僚士大夫置义田、办义学的同时，那些没有官位的庶民地主甚至富裕农民，也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创办各种各样的族塾义学，以使自己的子弟能够接受教育，在科举竞争中一试身手，从而达到跻身于官僚士族行列的目的。这是宋代族塾义学发展的又一条途径。

北宋末年及南宋时期，随着北方民族的入侵，社会动荡，宗族自救更加迫切，于是又出现了宗族武装，平时防盗，战时自卫。这情形有些像《水浒》中的祝家庄、扈家庄。金兵南下时，这些宗族武装成为北方抗金的主力。

总之，通过这种宗族自救，宗族的凝聚力增强了，广大贫困的宗族成员，获得了一定的救济和归属感，在当时有一定积极意义。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强大的族权也给人们套上了沉重的枷锁。相关链接宋代的茶马贸易宋军在装备上存在着一个很大的欠缺，便是战马过少。不少重大战役的败北与此有关。马性喜寒恶热，宋朝统治区内大抵不产马，少数地区马又不适合军用。人们曾尝试在境内养殖马匹，官养、民养都行不通。无奈之下，只好向境外买。辽夏金蒙元同宋处于敌对状态，自然不会卖好马给你。宋朝无奈只好打西部少数民族的主意。于是在西部边境地带设置了买马机构，召诱西蕃、回纥、大理等国的人前来卖马。买这么多马匹，就要支付巨额的费用。政府不愿铜钱外流，而西部少数民族似乎也不乐意要铜钱（这与辽、金等希望宋朝铜钱大量流入的情况不同），他们想要黄金，宋朝又不肯给。于是双方议定，宋以茶、锦（包括小量其他种类丝织品）、盐和白银支偿马价。四者中以茶、锦为大宗，故此因马而起的贸易史称“茶马贸易”。西部少数民族以肉食为主，茶叶可助消化。汉族的丝织技术发达，丝织品历来颇受欢迎。

王安石变法

宋仁宗当了40年的皇帝，行过“新政”，用过包拯，开始倒不是不想挽回宋王朝的日趋没落。但是，他决心不大，善疑多变，最终不敢正式触动成规。他死后没有儿子，只能选一位皇族子弟当皇上，这就是宋英宗。宋英宗只做了四年皇帝就病死了。英宗的儿子赵顼继位，历史上称赵顼为宋神宗。

老皇帝死得早，接位的皇帝便年轻。赵顼登基时才20岁，还是位想有所作为的青年。他看到土地兼并使农业萧条，朝廷赋税减少，各种开支却成倍增长，特别是每年必须向辽国、西夏捐输的绢银，给国家财政造成巨大困难。他有心从这种危机中摆脱出来，改变宋王朝垂危的局面。

宋神宗要改变现状，必须找一位主张变法的人当宰相。可是，他找遍朝廷，看到的都是因循守旧的老臣。就连当年跟范仲淹一道实行“庆历新政”的富弼，也变得小心谨慎，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了。

宋神宗想起了王安石。赵顼当太子的时候，他身边的官员韩维常常说出一些很出色的治国方略，赵顼十分欣赏，对他大加赞扬，而韩维却禀报说，这些主张都是一位叫王安石的朋友说的。王安石当时在三司度支当判官。于是，按照惯例，宋神宗先调王安石出京当江宁知府，不久又把他调回京城。

王安石是江西临川人，22岁中了进士之后，一直在地方任官。当了20多年的地方官，使他看到王朝内部存在的弊病，他思考过如何改革现存法度，也在任职地区做过试验。

在当浙江鄞县知县时，他看到当地河道淤塞，经常发水灾。发生了灾荒，农民们无法维持生活，只得向债主借高利贷，生活就变得更困难。灾荒和高利贷成了普通农民项上的两条绳索，扼得农民喘不过气来。于是，王安石首先发动百姓，兴修水利，防止灾难，发展生产。到了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他把官仓的存粮借给农民，允许农民到秋后用新粮还债，只收微薄的利息。农民免去了高利贷，官仓里年年存新粮，一举两得，深受当地百姓欢迎。

现在，宋神宗看中了王安石，把王安石调回开封不久，就亲自召见了他，询问他治理国家该从何处入手。王安石的回答很干脆：变风俗，立法度，是当务之急。于是，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担任副宰相，掌握朝政，实行变法。

当时，朝廷有四位宰相，其余三人又老又病，无法跟王安石一同改变法度。王安石另立了一个机构，称为三司条例司，直接指挥变法的事务。

王安石的新法，主要内容有五条。一是“青苗法”，即政府在栽种禾苗的季节贷款给农民，秋收之后还款时附加20%利息，此在当时不算过分。另外一种办法叫作“免役法”，因宋朝衙门里有些差使如衙前（典府库或为外班皂隶）、书手、弓手、散从等不由招募而得，系不给值地由民间差派，并由其担负财政责任，如有差失须由服役之人出资赔补。王安石主张由民间普遍地输钱助役，其人员则公开招募。政府仓廪里物品存积不能生利，王之“市易法”则将之贷与商人，在出卖完毕结账时连本带息归还，或事先以金银地产作保障金。同样的，“均输法”让各转运使将应当送往开封的物品在当地出卖，而买得在京城不易到手的货品年利。在整理土地税时王安石用“方田法”。这办法基于全面的土地测量，以每边5000尺为一方，内中又按土地之肥瘠分作五等以便按出产量征税。另外，为保障兵员之来源，王安石作“保甲”，亦即民兵制度。

实施了新法，生产得到了发展，百姓得到了好处，朝廷增加了收入。只有贵族、官僚、大地主的利益受了伤害。他们群起而攻之，攻击变法，咒骂王安石。

这时候，国内发生了旱灾，有的地方发生了地震。本来这是极普通的事，北宋自赵匡胤建国开始，自然灾害就从未间断过。但是，反对改革的人就说，这是王安石搞了变法，老天震怒，才用这个方法来警告天子的。他们还画了幅流民图呈给宋神宗，要他停止实行新法。

一时间，流言蜚语四起，弄得宋神宗没有了主张。宋神宗就这事询问王安石，王安石根本不理会，他指出，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坚定地表示了继续变法的决心。

那些反对变法的元老重臣们，搬出了宋神宗的皇后和皇太后。太后和皇后也坚决反对变法，日日夜夜朝宋神宗哭泣，硬说是王安石扰乱了天下，搅得宋神宗逐渐动摇起来，对王安石并不像以前那样言听计从了。

王安石看到这种情况，只得提出辞呈，要求回江宁养病，宋神宗只好让他暂回江宁休养，变法实质上受阻。第二年，宋神宗又从江宁召回王安石继续执政。王安石本以为躲过一段时间，对新法的反对会减轻一点。不料过了几个月，天空中又出现了彗星。按照封建社会天人合一的观点，彗星难得一现，是一种天灾的标志。反对派又找到了反对王安石的理由，这一次，气势汹汹，似乎理由更为充分。

宋神宗这一次完全垮了。他犹犹豫豫，无法再像以往一样，站到王安石和新法一边。王安石坚持了几个月，看到实在无法再贯彻自己的主张，只好再次辞职，又回江宁去了。这一年，是公元1076年，王安石的变法前后实施了六七年，终于被强大的守旧势力扼杀了。

九年后，宋神宗死了。高太后执政，任命坚决反对新法的司马光担任宰相，新法便一条一条被明令废除，北宋王朝失去了一次十分难得的“中兴”机会，以后只经历了哲宗和徽宗两代君主，便迅速地灭亡了。

王安石在距今九百多年前，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日世界里任何其他地方提出。当王安石对神宗赵顼说“不加税而国用足”，他无疑的已知道可以信用借款的办法刺激经济之成长。当生产增加货物流通时，即使用同一税率也能在高额的流通状态里收到增税之成果。这种扩张性的眼界与传统的看法不同，当时人的眼光将一切视为不能改变的定数。因此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而反与他同时代人物远。

一般以正人君子自居的人保守成性，对新法用种种正当与不正当的方法诋毁攻击；附和新法的又多是些动机不纯的人。所以人才以至人格的缺乏使新法没有一个好好试行的机会。另外，王安石过于激进，很多措施也并不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特别是王安石为追求变法效果，对地方官员勒逼过紧，许多地方官疲于应付，只得弄虚作假。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做法，使得王安石变法所背负的恶名越来越多。

旧党上台之后，不顾利害，在可能的范围内把新法几乎全部推翻。当时苏轼还算比较清醒，他既反对王安石的暴风骤雨式的的改革，也反对司马光等人对王安石变法不分青红皂白的全盘否定，结果遭到了新旧两党的共同排挤。王安石虽不免抱负过高，但他认为中国把千载一得的机会白白放过，并非全是一时痛愤的论调。相关链接王安石的超前思想在我们之前900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日世界里任何其他地方提出。当王安石对神宗赵顼说“不加税而国用足”，他无疑的已知道可以信用借款的办法刺激经济之成长。当生产增加货物流通时，即使用同一税率也能在高额的流通状态里收到增税之成果。这种扩张性的眼界与传统的看法不同，当时人的眼光将一切视为不能改变的定数。因此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而反与他同时代人物远。（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王安石变法

哲宗与太后之争

宋代凡是太后垂帘听政，则必然与小皇帝发生矛盾，近乎成了规律。例如宋仁宗与庄献明肃刘太后、宋英宗与慈圣光献曹太后、宋哲宗与高太后等都是如此。当老太后去世、小皇帝亲政，都要对太后垂帘时的施政有较大改变，其中哲宗亲政后的举措最为突出，竟兴“同文馆”之狱，险些追夺高太后称号。

哲宗对宣仁太后如此反感，很大程度上是受人挑拨。在哲宗与宣仁太后之间搬弄是非的人最主要的是蔡确和邢恕。

蔡确字持正，早年受知于王安石，得到重用。但当他发现神宗对王安石开始厌烦时，就站出来弹劾王安石，因而取得神宗的青睐。后通过各种阴谋诡计独掌了朝廷大权。神宗病重，他错误地估计太后会不让神宗幼子继承皇位而让神宗弟弟继承，就图谋当“策立元勋”，在新皇帝身上再捞一把。于是他与邢恕等人密谋准备在高太后决定岐王（即雍王）颢为皇帝继承人时发动政变。

邢恕本是正牌的旧党官员了。蔡确掌权后，主动向他表示友好，邢恕大喜过望，与蔡确成为密友，为他出谋划策。

蔡确与邢恕合谋之后，就先后向高太后的侄子高公绘、高公纪及首相王珪探问消息，结果得知高太后准备让神宗幼子继承皇位，不禁大失所望。但事后他们还是私下里散布说，宣仁太后、王珪原本有废立之谋，是蔡确据理力争才为哲宗保住皇位的。

后在官场倾轧中，蔡确遭贬，邢恕也遭贬斥，元祐年中一直郁郁不得志。高太后病故，哲宗亲政，邢恕重新得到任用。高太后垂帘期间，重用旧党，旧党大臣对哲宗颇有不尊重之处，哲宗行为稍有越轨，旧党大臣就怂恿高太后教训他一番。哲宗亲政后，旧党大臣陆续外贬，新党大臣执掌了朝政。

绍圣四年（1097年），邢恕出任御史中丞，乘机提出王珪有谋立雍（岐）王主张的老话，并软硬兼施，迫使高太后堂弟高士京上书作证。于是王珪被贬官。

邢恕并不就此罢休，他又心生一计，找出文彦博儿子文及甫元祐年间写给邢恕的一封信，断章取义，将矛头直指高太后和名相司马光。哲宗听信他们的谎言，更加仇视旧党大臣，并且令人写了废高太后为庶人的诏书，幸亏其母向太后听说此事，极力反对，才没有将诏书颁发。

诬蔑旧党大臣不赞成哲宗继承皇位并有废立之谋，是新党打击旧党的有力武器。从这一事件中我们可以窥见宋廷内部斗争和倾轧之残酷。相关链接旧党的支持者高太后高太后（1032-1093），宋英宗皇后，宋神宗生母。实际执掌朝政9年。高太后执政期间，“以复祖宗法度为先务，尽行仁宗之政”，起用保守派大臣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范纯仁等，废除了宋神宗和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史称“元祐更化”。高太后以崇尚节俭，办事公正，特别是注意约束外戚和严守封建妇德而著名。她汲取五代时期封建伦理道德沦丧、权臣武将跋扈横行甚至弑上篡位的教训，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特别注重宣扬儒家的封建礼教伦常观念。对程朱理学的兴盛起到一定作用。高太后病重时，召大臣吕大防、范纯仁等入内，对他们说：“我死以后，皇上（哲宗）是不会再重用你们的了。你俩应当有自知之明，早些主动退避，让皇上另用他人，免得遭祸。”几天后，高太后病死，终年62岁。

徽宗好道

宋徽宗赵佶即位后，不思治理朝政，专门寻欢作乐，尽情追求享乐腐朽的生活。有一年，他迷信上了道士，一时间不惜人力、物力，在各地寻访知名道士，大造道观。后来，有位官员为他引荐了温州人林灵素。这个林灵素年少时先学佛为僧，因被长老斥骂鞭打，不堪其苦，就改学道术做了道士。

见到赵佶后，林灵素在徽宗面前大话连篇，他说：“天上有九霄，最高一层叫神霄。神霄宫里有个玉清王，是上帝的长子，他主管南方。徽宗就是上帝长子下凡。另外，神霄宫里还有八百仙官，蔡京、童贯等人就是仙官在世。”这一番胡言乱语，居然把徽宗哄得心花怒放，他赐林灵素“通真达灵先生”之号和大量金银财宝，并天天请大批道士在宫中讲道。

自那以后，林灵素借助赵佶之力，命令官吏及百姓入宫拜受神霄玉清王的秘籍。那些官迷心窍的官员，一时间趋之若鹜。宫廷内经常大设斋祭神坛，靡费钱财无数，叫作千道会。赵佶亲赴神坛，坐在专设的帷幕之内。林灵素则端坐神坛中央，接受官吏的跪拜祝祷。林灵素大放厥词，滔滔不绝，也没有什么新鲜内容，倒是夹杂着不少诙谐嘲讽的话语，逗引人们大笑不止。后来，林灵素的门徒达到了两万人，他们个个都是锦衣玉食，享受荣华富贵。

由于林灵素深受赵佶信任，他的权力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高。有一年，他被任命为温州应道君节度使，可随意出入宫禁，并有仪仗开路，一路呼喝鸣锣，气势逼人，诸位王公大臣也只能退避三舍。

又过了几年，北宋都城发生了水灾。赵佶就让林灵素作法，以道术治平水患。当林灵素受命率领门徒登上城头，准备作法时，却被守城的官兵围住，一顿乱棍猛打。幸亏当时林灵素跑得快，才免了一死。赵佶听说这事后，这时才知道林灵素已成为人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了。从此，赵佶心中开始对林灵素有些不满意了。

在京城的四年中，林灵素横行无忌，作恶多端，怙恶不悛，甚至狂傲得遇见皇太子赵桓都不主动行礼或避让。对此，赵桓非常气愤，入宫向徽宗赵佶告状。赵佶大怒之下，就贬林灵素为太虚大夫，遣返回原籍，并让温州通判对他进行监管。后来，温州通判发现林灵素的宅第违制，有僭越之罪，就上奏了朝廷。不久，朝廷下诏将林灵素发放到楚州。时间不长，林灵素就在那里死了。林灵素死后，赵佶下诏以侍从的身份将他下葬。相关链接何谓斋醮、青词道教祭祀神仙的宗教仪式。斋与醮原来是两回事，斋的意思是洁净其体、斋定其心，是古人在祭祀之前的一种洁身清心的准备，以示对神仙的虔诚。道教早期的斋仪，大体是祈福者或申请入道者自己在静室“首过”、“忏悔”，道士只是在一旁主持仪式，帮助斋主通神致意。所谓“醮”，原是祭祀五星列宿的一种巫仪，早期道教将其发展为道士们祭神的仪式。到南北朝时期，经过寇谦之、陆修静等人的努力，斋醮才脱离了原始巫祝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仪范和程式，包括清心洁身、设坛摆供、焚香化符、念咒诵经、上章赞颂，等等。斋醮仪式中的章表，原来是上奏天庭的文字，因为书写在青藤纸上，所以后世称为“青词”。历代许多大文学家如王安石、苏轼等人都奉皇帝之命，撰写过青词。明代的顾鼎臣、严嵩等，也皆以青词写得漂亮而获得皇帝的青睐，人称“青词宰相”。清代大诗人龚自珍也曾经留下一首著名的青词：“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蔡京乱政

蔡京（1047-1126），字元长，兴化军仙游（今属福建）人。熙宁三年（1070年）考中进士，开始踏入官场。当时，王安石变法正方兴未艾，蔡京的弟弟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蔡京凭着这种关系混进了变法派的行列。

神宗去世后，司马光执掌朝政，要把变法派制定的免役法废除掉，而恢复原来北宋施行的差役法，限定各个主管官员在五天内办好。大臣们都认为时间太紧迫了。这时，蔡京正任开封府的长官，他非常迅速地恢复了差役法，没有一个人敢于违抗他。然后他马上跑到司马光所在的政事堂去报功，司马光一听非常高兴，拍着蔡京的肩膀说：“如果人人都像你这样奉公执法，还能有什么事情做不了呢？”

宋徽宗赵佶即位后，在当时的宰相曾布的坚持下，蔡京被贬官，在杭州任提举杭州洞霄宫的职务。这本来是蔡京仕途上一次大的挫折，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这反而为蔡京在仕途上的飞黄腾达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

蔡京被贬到杭州不久，宋徽宗的亲信宦官童贯也到了杭州。童贯到杭州是专门为宋徽宗访求古玩字画而来的。蔡京遇上了宋徽宗身边的这个大红人，怎么能放过巴结的好机会呢？于是一连一个多月，蔡京都与童贯交游，不分白天黑夜。蔡京本来就擅长书画，据说他的书法字势豪健，沉着痛快，自成一家，有很高的成就。宋徽宗比较欣赏他的书法，曾经以两万钱的高价收买过蔡京为两个小吏写的团扇。蔡京这下可发现了讨好当今皇帝的途径。他不断地让童贯把所画的屏风、扇面等送给宋徽宗，而且童贯还在奏折中写上表扬蔡京的话。同时宫妃、宦官等也都得到了蔡京所写的条屏、扇面之类。在童贯的竭力推荐和宫妃、宦官的一致赞誉下，宋徽宗决定重新起用蔡京。崇宁元年（1102年）七月，蔡京升任右相，第二年的二月又任左相，北宋从此开始了以宋徽宗、蔡京为首的腐朽统治集团的黑暗统治。

蔡京一上台，马上打着继承宋神宗改革事业的旗号，狠毒地打击保守派。他把司马光等120人列为奸党，宋徽宗亲自书写他们的名字，然后刻在石碑上，称为党人碑，立在宫城的南门端礼门。凡是被列为奸党的人，活着的都被贬官，死去的要被削去官职，连他们的书也被毁掉了。蔡京虽然标榜自己是王安石变法的继承人，但他的所作所为却与王安石的变法背道而驰。他的所谓“新法”实际上就是搜刮民脂民膏。

宋徽宗的人生哲学是：“太平无事多欢乐。”蔡京就迎合他的心意，提出了“丰亨豫大”（就是丰盛、亨通、安乐、阔气的意思）的口号，来引导徽宗尽情享乐。于是徽宗大兴土木，建造园林宫殿。政和三年（1113年）春，蔡京认为原来的皇宫不够宽敞，于是就在宫城北门外，又修造了规模略小于皇宫的延福宫。政和七年（1117年），又在京城东北部修筑规模更大的阳华宫，在北宋灭亡之前，一直都在修筑，国库财富的花费像流水一样。

蔡京做宰相期间，过着极其骄奢淫逸的生活。他的宅第非常宏敞，园内树木参天，装饰华丽，家里养着成群的姬妾。每年过生日的时候，各地官员都要向他送大宗礼物，称为“生辰纲”。他贪污勒索得到的金银财宝无数，比朝廷府库里的财物还要多。一次，蔡京请僚属们吃饭，仅蟹黄馒头一项就花掉了1300多贯钱。平时吃一碗羹，就要杀死几百只鹌鹑。他家里的厨师分工特别细，竟有专职做包子馅内葱丝的人。

蔡京把持朝政多年，权势熏天。他大量任用亲党、门生做各类官职。如果有谁不合他的心意，马上就会受到排斥。像曾受过蔡京举荐的中书舍人吴伯举，有一次蔡京找他办事，他想按照朝廷的制度来办，惹得蔡京勃然大怒，说：“已经做了好的官职，还要做好人，怎么能两者都能兼顾呢？”当即把他贬出了朝廷。在宋徽宗统治的20多年里，蔡京由于遭到别人的反对，曾先后三次被罢免。一被罢免，他就跑到皇宫，跪在宋徽宗面前苦苦哀求，不顾一点廉耻。为了不至于被罢免，甚至称他自己的儿子蔡攸为“公”，被天下人传为笑谈。

蔡京的所作所为，再加上宋徽宗的荒淫无耻，使社会风气极为堕落，贿赂公行，见利忘义，也使徽宗时期成为北宋王朝最腐朽最黑暗的时期。到了徽宗后期，朝廷公然卖官鬻爵，京城流传着这样的歌谣：“三百贯，值通判；五百贯，值秘阁。”

当金兵南下的时候，从繁华梦中惊醒的宋徽宗为了逃命，慌忙把帝位传给了宋钦宗，自己称太上皇，连夜离开京城逃到南方避难。蔡京见军情危急，就与儿子蔡攸、童贯等以扈从徽宗南巡的名义，携带着金银细软，离开了京城，这引起了朝野上下广泛的不满。太学生陈东首先上书，称蔡京等六人为“六贼”，而其中蔡京是“六贼”之首，要求把他们杀了以谢天下。宋钦宗虽然受过蔡京的保护，却也没有办法，只好把蔡京贬到儋州。

蔡京在去往儋州的途中，沿路的店家，一听说是蔡京来买东西，都不肯卖给他。甚至许多人把他围起来，狠狠地骂他。依靠州县官吏的强制驱逐，蔡京的车轿才得以继续前行。蔡京哀叹说：“没想到我失去人心竟然到了这种程度！”他认为这是因为自己贪恋荣华富贵，才到了今日这步田地。

靖康元年（1126年）七月，蔡京到了潭州（今湖南长沙），病死在一家寺院里，这年他80岁。

徽宗时期的中书侍郎侯蒙曾说：“如果蔡京能够心术端正，即使古代贤良的宰相也比不过他啊！”蔡京的才能、智商确实是非常高，只可惜没有用对地方，不但没为国家作出什么贡献，反而造成了巨大的危害。相关链接六贼乱政宋徽宗有六个非常宠信的人，就是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和朱，这些人党同伐异，剥削百姓，打着皇帝的旗号，坏事做绝，被朝野称为“六贼”。比如朱把搜刮来的花石，用大船载往京城开封，规定每10只船编成一纲，称为“花石纲”。“花石纲”为“六贼”搜刮老百姓的钱财创造了机会，但是由于他们奢侈浪费，使国家财政入不敷出。

宋室南渡

公元1125年，金国的完颜宗翰、完颜宗望率领大军南下攻宋。徽宗吓得六神无主，赶紧把皇位让给他的儿子赵桓，这就是钦宗。钦宗不重用李纲等主战派，导致国都被金兵攻破。1127年，金兵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两个皇帝和皇族、官吏二三千人，满载着搜刮来的财物，回北方去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靖康之变”。

宋徽宗和宋钦宗被押回金国，囚禁在五国城（在今黑龙江）。金兵在开封扶植了投降派头子张邦昌当傀儡皇帝，还给了他一个国号叫“楚”，想利用他来统治宋朝的百姓。

这时候几乎所有的皇室成员都被押到金国去了，只有康王赵构不在开封，逃脱了被俘的灾难，于是，一批北宋的官员决定拥立赵构，让他登基继承皇位。

赵构是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是妃子所生，在王室中地位不高。因此，当金兵要王室人员去金国当人质的时候，他被选上了。不料金人也瞧不起他，一定要徽宗的第五个儿子到金国做人质，他便侥幸回到了开封。金兵第二次南侵时，到各地组织部队增援开封的苦差事，又派给了赵构。赵构离开开封来到河北，想不到这倒让赵构逃脱了被俘虏的噩运。等到开封沦陷，北宋灭亡，所有的王室子弟之中，只剩下赵构一人留在中原，他理所当然地成为坚持正统思想的北宋朝臣们注目的中心。在人们心中，要选皇帝，除了赵构，就没有第二个人选了。

要赵构登基的呼声一天天强烈，可是赵构本人却还在犹豫不决。他对金兵怕得要死，只担心当上皇帝就会成为金兵对付的主要对象。何况金人还扶植了一个楚帝张邦昌，张邦昌有金人撑腰，也是个得罪不起的人物。

这个顾虑很快便打消了。张邦昌是金人扶植上台的，金兵北撤，他立刻失去了依靠，大臣里面，没有一个支持他。张邦昌眼看当不成傀儡皇帝，便写信给赵构，表示愿意退位，拥戴赵构登基，赵构当然放下了这门心思。

但是，要当皇帝，照例要有老皇帝的诏书任命。两位皇帝都被关在五国城，赵构怎能得到他们的同意呢？幸好皇室里边，赵构还有一个长辈没被金人抓走，赵构可以取得她的同意，合法地即位称帝。

这位长辈是宋哲宗的皇后元祐皇太后。元祐太后照理是徽宗的嫂嫂，也就是赵构的伯母，哲宗在位时，她被人陷害，被剥夺了皇后称号，出家当了女道士。因为她被赶出了皇宫，好多人都把她忘了，所以金兵搜捕皇室成员时，她也躲过了这场灾难。后来张邦昌为了收买人心，表示自己维护赵家正统，记起了她，把她接进了开封。

于是赵构上书给元祐太后，表示要她这位长辈出来垂帘听政。元祐皇太后当久了女道士，不愿再卷入到政治斗争中去，便颇识时务地写了道诏书通告全国，要大宋子民拥护赵构登基称帝，重建宋朝江山。

一切条件都已成熟，赵构经过大臣们一再劝谏，终于在北宋王朝的“南京”（河南省内应天府）即位称帝，改年号为建炎。这位宋高宗赵构建立的宋朝政权，历史上称作南宋。

赵构的朝廷是个杂凑成的政权。由于大敌当前，人心所向，赵构不得不任命拥护自己的德高望重的抗战派人物李纲当宰相，任命宗泽当东京留守兼开封知府，到跟金兵相持的第一线主持抗金斗争。但是，赵构最相信的，还是主张议和的黄潜善和汪伯彦，让他俩主持着朝政和掌握着军权，就连卖国求荣的张邦昌，也因为让位有功，当上了太师。

这样的一套班子，从一开始就产生了尖锐的内部矛盾。宋高宗和李纲在用人和定都两大问题上，意见很不一致。

李纲认为，高宗应该把以张邦昌为首的投降派统统明正典刑，而高宗却一再保护张邦昌，最后迫于朝廷内外的压力，只是罢了他的太师官职，贬谪到潭州便算了事。

过了不久，高宗想把都城迁到建康，模仿东晋偏安一隅，倚仗长江天险跟金兵对峙。李纲认为不行，指出历代中兴君主，都是立足西北而征服东南的，他主张定都应当首选关中，其次是襄阳，最后才轮得着建康。他还认为，高宗应该出巡开封，拜谒宗庙，安抚人心，招募天下英雄豪杰，打败金兵，迎回徽宗、钦宗，洗雪靖康年间的耻辱。

宋高宗本是个胆小怕事的人，李纲要高宗做“中兴之主”，对他的要求是太高了，他决不肯冒着生命危险去当什么“中兴之主”；至于迎回徽宗、钦宗，更触犯了高宗内心的最大忌讳，迎回了徽宗、钦宗，他就不能再当皇帝，这样的事，高宗当然不会应允。

李纲还像在钦宗时一样，左一个建议，右一个建议，终于建议得宋高宗心烦起来，觉得李纲成为自己执行议和政策的障碍，公开地责备李纲说：“你天天跟我在这些小事上争论不休，这是为了什么？”这句话说出口之后，黄潜善、汪伯彦等人立即在高宗面前说李纲的坏话。有的说李纲功高震主；有的说李纲招兵买马，是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还有的说李纲是金人最痛恨的朝臣，任用了他，金兵总有一天会借口出兵。这些恶毒的攻击，正好说中了宋高宗的心病，他最怕的是有人会夺了他的帝位。于是，宋高宗更加重用黄潜善，并颁布了一份诏书，说李纲狂妄荒诞，刚愎自用，越权伤主，罢免了李纲的宰相职务。只当了75天宰相的李纲看到自己一片忠心反被误解，一气之下，连高宗让他当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的任命也拒绝了，第二年就郁郁病故，死的时候，他才58岁。李纲死后，高宗只追认他为少师，连国人皆曰可杀的张邦昌，当初都当过太师，在高宗的心目中，李纲连张邦昌都不如。

李纲初被罢相之时，当初在开封府领着太学生大闹皇宫的陈东又忍不住了，再次跟进士欧阳彻等人一同上书皇帝，替李纲打抱不平，他们的上书中，指责皇帝黑白不分，是非不明。李纲是忠臣，不该罢免；黄潜善、汪伯彦奸佞误国，不当任用。宋高宗看了奏章，恼羞成怒，立即下令把陈东、欧阳彻关进大牢，不久把他们杀害。

从此，投降派在朝廷占了上风，南迁之事再也没人敢反对。两个月之后，金兵并未南侵，前线并不紧张，宋高宗却把朝廷迁到了扬州，以后，再往南迁，搬到了浙江临安，一个偏安东南的小朝廷终于出现了，黄河两岸广大的百姓，成为金人统治的对象，也成为南宋小朝廷苟安的牺牲品。相关链接太学风潮北宋末年著名学生领袖陈东领导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学潮。北宋末年，金兵入侵，徽宗被迫退位，钦宗即位。陈东率学生数百人上书要求惩治奸臣蔡京等人。不久，金军兵临城下，钦宗为讨好金军竟罢了抗战派大臣李纲的宰相职务。陈东连夜写好书状，又率学生伏阙请愿。百姓、士兵纷纷加入请愿队伍，竟达十万人以上。钦宗被迫重新起用李纲。汴京陷落后，陈东又上书，要求高宗返回汴京，引起高宗和奸臣黄潜善等不满，竟被处死。

岳飞之死

高宗即位以后，始终抱有与金求和的打算。就在各地抗金斗争接连取得胜利的时候，高宗派出求和的使臣络绎不绝。绍兴七年年底，宋使王伦从金朝带来了议和条件，金朝要求南宋称臣、交纳岁币，作为交换，金朝答应废黜伪齐，归还徽宗帝后棺木和高宗生母韦氏，归还河南地。高宗得到这个消息，欣喜异常，屈膝求和的决心更加坚定，他再派王伦使金，与金朝商量具体的和谈事宜。

高宗议和的决定遭到了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对，其中几位手握重兵的大将的意见，对于和议能否顺利签订至关重要。绍兴八年八月，高宗召韩世忠、张俊与岳飞入朝，希望说服他们至少不反对议和。张俊向来害怕金兵，在历次对金作战中都极力避免与金兵交锋，其为人又善于逢迎，所以马上表态支持议和。而韩世忠与岳飞则坚决反对，岳飞更是对高宗明确表示：“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善，恐贻后世讥议。”这番义正词严的话不禁使高宗对岳飞心生嫌弃。

其实，在此之前，岳飞已经在两件大事上冒犯了高宗。这位抗金最坚决的大将个性耿直，在战场上有勇有谋，而在政治斗争中却显得缺少心计，太不善于保护自己。

绍兴七年三月，宋廷解除了“中兴四将”之一的刘光世的兵权，高宗本来答应将刘光世率领的淮西军队拨给岳飞指挥，岳飞信以为真，以为这样一来，自己兵力大增，兴奋之余，立即提出要带兵十万，出师北伐，这正犯了高宗的大忌。高宗临时变卦，拒绝将淮西军队交给岳飞。对高宗的出尔反尔，岳飞十分愤慨，一怒之下，他竟然离开本军驻地鄂州，以为母守孝为名上了庐山。在高宗看来，这种行为分明是要挟君主，但当时金兵的威胁尚在，解除岳飞兵权的时机并不成熟，因此高宗不得不再三下诏，对岳飞好言抚慰，敦促其下山。六月，岳飞返朝，向高宗请罪，高宗表示对其宽恕的同时，引用太祖“犯吾法者，唯有剑耳”的话以示警告，言语之中已经暗藏杀机。

第二件事发生在同年八月。返朝不久的岳飞好心建议高宗早立太子。高宗的独子赵旉八年前夭亡，他又在扬州溃退时受了惊吓，失去了生育能力，但高宗时年才三十岁，内心仍抱有生育的希望，此时立太子，在他看来无疑是向天下暴露其难言之隐。宋朝的祖宗家法也规定武将不得干预朝政。所以，岳飞的建议一下又触犯了两大忌讳，更加深了高宗对他的忌恨。

这两件事以及在抗金上毫不妥协的立场，为岳飞日后的命运埋下了祸根。

绍兴十一年正月，兀术统领近十万大军卷土重来，直攻淮西。高宗命驻守鄂州的岳飞率军增援淮西，但岳飞援军尚未赶到战场，杨存中与刘、王德等已在柘皋大败金兵。张俊准备独吞战功，便打发岳飞等回军，不料兀术命孔彦舟回师攻陷亳州，并重创前来救援的杨存中和王德军，当岳飞率领的援军赶到时，金兵已安然渡淮北上。

岳飞两次赴援淮西，行动似乎都慢了一些，他向以用兵神速著称，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反常。究其原因，第一次据说是当时岳飞正患感冒，第二次则是军队乏粮，其中是否夹杂着对高宗阻挠他北伐的不满情绪，就不得而知了。但不管实际情况如何，这件事还是成了后来秦桧陷害他的口实。

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高宗将张俊、韩世忠和岳飞召到临安，任命张俊、韩世忠为枢密使，岳飞为副使，名为升官，实际是夺去了三大将的兵权，三将所辖军队从此直接听命于皇帝。七月，秦桧死党万俟卨秉承上意，弹劾岳飞，他抓住岳飞曾经擅离职守、私上庐山以及没有及时应援淮西等事，大做文章，并把张俊撤除淮东防务的事情栽赃到岳飞头上。岳飞意识到自己处境险恶，上书辞职，恳求高宗“保全于始终”，能放过自己，但高宗对岳飞的厌恶由来已久，根本不打算手下留情。

在高宗看来，除去岳飞，既可以使和谈顺利进行，又能震慑其他武将，收到杀一儆百的效果，真是一举两得。因此，他不惜违背“不杀大臣”的祖宗家法，于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亲自下旨，以毒酒赐死岳飞，张宪、岳云斩首。相关链接绍兴和议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双方达成和约：一、宋向金称臣，金册宋康王赵构为皇帝。二、划定疆界，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陕西宝鸡西南）为界，以南属宋，以北属金。宋割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州）二州及商（今陕西商县）、秦（今甘肃天水）二州之大半于金。三、宋每年向金纳贡银、绢各25万两、匹，自绍兴十二年开始，每年春季搬送至泗州交纳。绍兴和议确定了宋金之间政治上的不平等关系，结束了长达十余年的战争状态，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岳母刺字

孝宗北伐

宋孝宗赵昚是宋太祖的七世孙，赵德芳的后人。高宗在扬州逃跑时因为受到了惊吓，失去了生育能力，唯一的独子又在苗刘之变后死去，于是，他将赵昚收为养子。

赵昚被养在宫中将尽二十年，却一直未被确定太子的名分。主要原因有三：首先就是高宗还是抱有幻想，想自己争取再生个儿子出来。其次秦桧的强烈反对。再次是高宗的生母韦太后不喜欢赵昚，而喜欢另一个养育在宫中的赵琢。直到韦太后死去。高宗使出了最后一招，给两位准继承人每人送去美女十名，过了一阵又把她们召回。经过检查，发现给赵琢的那十个都不是处女了，而给赵昚的那十个都是完璧（赵昚是听从了史浩的建议）。于是，确立了赵昚的皇太子地位。

赵昚颇有抗金雄心，在做皇太子的时候就有所表现。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南侵，朝中多数大臣主张逃跑，时年35岁的赵昚十分气愤，主动上书，请求领兵与金兵决战。但经史浩的提醒，为了避免高宗疑心，他再次上书，请求在高宗亲征时随驾保护，以表孝心与忠心。即位后，孝宗表面上不便对高宗妥协求和的政策明确表示反对，但在处理政事时，他一反高宗的做法，平反岳飞冤案，驱逐秦桧党人，起用一批被高宗贬黜的大臣，还积极联络北方抗金义军。绍兴三十二年七月，也就是孝宗即位后的第二个月，他颁布手谕，召老将张俊入朝，共商恢复大计。

隆兴元年（1163年），孝宗任命张俊为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负责抗金前线的军事指挥。此前，金人向南宋索取海、泗、唐、邓、商五州之地及岁币，被张俊拒绝。金朝屯兵虹县、灵璧，摆出一副马上要进攻南宋的架势，南北局势骤然紧张起来。张俊主张先发制人，立即进行北伐。此议一出，马上招来了主和派的强烈反对。此时的孝宗正是初生牛犊，锐气十足，北伐决心很大。当年四月，孝宗为了避开主和派的干扰，绕过三省、枢密院，直接命令李显忠、邵宏渊等出兵北伐。

北伐初期，宋军接连取得胜利，李显忠攻克灵璧、宿州，邵宏渊攻克虹县，金将蒲察徒穆、大周仁、萧琦等先后投降，北方人民纷纷响应，归附者络绎不绝。捷报传到临安，孝宗大喜，升李显忠为淮南、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为副使。然而，就在宋军节节胜利的时候，军队内部的种种问题也暴露出来。首先是将领之间不和，邵宏渊为人心胸狭隘，争强好胜，孝宗任其为招讨副使，位在李显忠之下，对此他耿耿于怀。而张俊对这一问题又处理不当，听任邵宏渊不受李显忠节制，使宋军无法协调行动，统一指挥。其次，面对胜利，主帅李显忠产生了轻敌心理。攻克宿州后，他既不谋进取，也不作防守，终日与部下饮酒作乐。当有人报告说金军万余人向宿州逼近时，他竟不以为然地说：“区区万人，何足挂齿！”此外，李显忠在犒赏军士时有失公平，士兵三人才分得一千钱，每人平均只得三百余钱，无法调动士兵们的作战积极性，邵宏渊又趁机暗中起哄鼓噪，士卒怨怒，宋军一度高昂的士气大为削弱。

就在宋军主将失和、军心浮动的时候，金人调兵遣将，大举进攻宿州。李显忠率领部下奋力抵抗，而邵宏渊当此紧急关头，仍不肯与李显忠合力守城，极力主张弃城撤退。李显忠知道邵宏渊对自己心存忌恨，不会援手，仅凭自己所部孤军守城已不可能，只得放弃宿州，连夜南撤。二十三日，宋军刚刚退到符离，就被追击的金兵赶上。在金兵的围攻下，宋军再无抵抗之力，士兵们丢盔弃甲，惊慌逃窜，连同随军民夫在内的十三万人马伤亡殆尽，粮草物资也拱手送与了金军。李显忠、邵宏渊二将在乱军中逃脱，侥幸保住了性命。至此，历时仅二十天的北伐以宋军溃败而告终。这也是孝宗在位期间唯一的一次北伐，虽然失败，但毕竟是南宋历史上第一次主动出击，与以前穷于应付金人的进攻是不同的。相关链接深埋在心底的怨恨孝宗立三子赵惇为太子。赵惇小心翼翼地在东宫做了十几年孝子，年过不惑，却仍不见孝宗有将皇位传给他的意向，终于有些耐不住了。一天，太子向孝宗试探道：“我的胡须已经开始白了，有人送来染胡须的药，我却没敢用。”孝宗听出了儿子的弦外之音，答道：“有白胡须好，正好向天下显示你的老成，要染须药有什么用！”太子碰了软钉子，从此不敢再向孝宗提及此事。淳熙十四年（1187年），高宗驾崩，孝宗悲痛欲绝，萌生禅位之意。一年后，时年四十三岁的赵惇终于登上皇位。后来孝宗得病，光宗一次也没有过宫探视，可能对父亲的怨恨一直深藏在他心底吧。

朱熹传授理学

韩愈、李翱所提倡的新儒教，到宋代发扬光大，称为“道学”或“理学”。这种新儒学名义上为孔孟思想的正传，实际上却导源于释老的玄理。理学大致流为两派：一派是调和的实在论，由朱熹集其大成；一派是绝对的唯心论，由陆九渊集其大成。两派见解根本不同，来往论辩甚多。朱熹和陆九渊的观点不一致，但都是“同植纲常，同宗孔孟”（黄宗羲语）。南宋后期，理学的发展出现了朱、陆合流的趋向。南宋灭亡，理学北传，元代出现一大批理学大儒。理学又成为元人的统治思想。朱熹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作注释，这本书称为《四书章句集注》，简称为《四书集注》，它宣扬从孔、孟到二程的道统。

朱熹通过注释和序阐释理学的基本范畴和命题，强调天理纲常和名分等级的永恒性，元朝统治者为强化统治，以程朱理学为官学；科举考试以“四书”、“五经”为准。《四书集注》对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文化、教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种文化潮流必有它借以表现的机关或工具。书院就是理学的机关，于唐朝后期，书院与新儒学同时产生，宋初两者也同时盛行。南宋时理学极盛，同时书院也最多，甚至已发展到泛滥的程度。

北宋初年，私人讲学的书院大量产生。陆续出现白鹿洞、岳麓、睢阳（应天府）、嵩阳、石鼓、茅山、象山等书院。其中白鹿洞、岳麓、睢阳（应天府）、嵩阳书院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

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扩建岳麓书院，学生达千余人。朱熹以白鹿洞书院作为研讨、传布理学的中心。其建置、规模，乃至讲授、辩难等方式，无不受禅宗寺院的影响。各派理学家的书院相继而起，如理学心学派陆九渊的象山书院、理学婺学派吕祖谦的丽泽书院，等等。南宋先后兴建的书院总数达300所以上，书院大多得到官方的支持。书院与州县官学，成为南宋地方的主要教育机构，书院大多又是理学的传布中心，理学因而益盛。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前人学说，建立了一个庞大细密的理学体系。这一理论成为中国专制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他一生除有十年多时间做官从政外，其余的时间，主要是讲学和著述。

一天傍晚，夕阳的余晖给雄伟的庐山（今江西庐山）涂上一层金色。朱熹和他的一个学生在山间的小路上，一边散步，一边谈话。学生问他：“先生，您传授理学，为的是什么呢？”“为了存住天理，灭掉人欲呀！”朱熹说。“那么，什么是天理呢？”“天理包罗的可广啦！天地万物、人、朝廷、道德，都包含着天理呀。”“那么，什么是人欲呢？”学生又问。

朱熹一板一眼地说：“人欲，简单地说，就是耳、目、鼻、口、四肢的欲望。比如，耳朵想听美妙的音乐，眼睛想看美丽的颜色，鼻子想闻芬芳的气味，嘴巴想吃美味的佳肴，身体想躺舒服的床铺，如此等等。”

学生不由得睁大了眼睛，问：“这些难道不合理吗？”

朱熹笑了笑，慢慢解释道：“这些欲望是不是合理，有一个界限。比如，夏天穿得薄一点，冬天穿得厚一点，渴了喝水，饿了吃饭，这都是合理的要求，也就是天理。但是，你如果想穿得精美一点，吃得好一点，这就超过了界限，变成不合理了。”“这个界限怎么定呢？”

朱熹说：“可以这样说，人的一言，一语，一动，一坐，一立，以至喝水，吃饭，都有是非之分。符合礼的，就是天理；不符合礼的，就是人欲。”

学生说：“请先生说个具体的例子吧。”“比如，古代举行祭祀祖先的典礼用八个行列的舞蹈队，对于天子来说，就是‘天理’；可如果一般的官员也要这么做，这就是‘人欲’了。”

学生恍然大悟说：“先生，我总算明白了：社会上各等级的人有不同的天理和人欲。国君和官吏享受荣华富贵，是‘天理’；穷百姓如果也想享受荣华富贵，就变成了‘人欲’。每个人都安于他自己的地位，富贵的安于富贵，贫贱的安于贫贱，大家都不违反‘天理’，天下不也就太平无事了吗？”“对了，你真聪明！”朱熹满面笑容地说。

现在看来，朱熹关于天理人欲的这一套克制压抑的思想有不少荒谬可笑之处，不过，我们也应明白，他要人们安于现状、不要起来为改善自己的生活而斗争的思想，最适合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统治。从元朝开始，道学成为官方钦定的统治思想，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一言一行都有极大的约束作用。后来人看到道学发挥了跟宗教相近的作用，所以就把道学称为“儒教”。相关链接几经磨难的理学理学创始于北宋，早期的代表人物有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广义的理学，泛指以讨论天道性命问题为中心的整个哲学思潮，包括各种不同学派；狭义的理学，专指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学说，即“程朱理学”。在两宋的大部分时间里，理学的遭遇都是不佳的。理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几经磨难，宋理宗在位时，才被官方尊崇。理宗虽说尊崇理学，他给周敦颐、二程、朱熹都封了很高的爵位，但他却又尊崇佛教、道教，理学是以排斥佛、道为己任的，理宗却在二者之中和稀泥，可知理宗虽以“理”为庙号，但其尊崇理学的心也是不够诚的。

襄阳保卫战

在宋金交战的时候，北方的蒙古强盛起来。公元1234年，蒙古灭金；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

1267年，忽必烈派大将阿术和南宋降将刘整带兵发动了对南宋的进攻。

这一次，忽必烈改变了以往蒙哥三路分击的战略，单从襄阳、樊城一线进军。樊城和襄阳位于汉水上，是南宋抵挡北方进攻的屏障。如果襄阳失守，元军就会从汉水抵达长江中游的鄂州，然后顺流而下，直达南宋政治中心江南地区，这条路线，确实是攻下临安的捷径。

刚抵达襄阳城外，阿术采取了刘整的计谋，向襄阳守将吕文德送去大量贿赂，要求在襄阳以北开双方的集市。吕文德贪图小利，上报朝廷后答应了阿术的请求。于是，阿术在两国边界上筑起了一个个土围子，名义上是修集市，实际是在土墙掩护下建筑工事。

吕文德的弟弟，襄阳知府吕文焕看清了元军的阴谋，向哥哥提议撤除集市，但是吕文德却以为襄阳兵精粮足，守上十年也没问题，要吕文焕不必大惊小怪，听凭元军由点到线，筑起了包围襄阳的工事。

阿术看到陆路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便让刘整打造了五千艘战船，训练出七万水兵。当元兵的船队出现在汉江上的时候，对襄樊的全面包围已经形成，一场旷日持久的围城战就开始了。

开始的时候，吕文德还能支撑，等到忽必烈又派史天泽带兵到襄阳增援，在襄阳筑起一道长长的围墙，在沿墙的山头筑起城堡，派重兵把守，截断了宋兵与南宋地区的联系，形势才紧张起来。他不断派人去临安报急，可是，贾似道却把奏报压住，也不派兵增援，襄阳的守军就越来越困难了。

襄阳被围了三年，宋度宗才知道这件事，便派兵前往襄阳解围。可是，领兵的夏贵两次乘船来到襄阳城下，只跟吕文焕讲了几句话，便从原路退走了，根本不敢跟元军作战；另一位贾似道的亲信范文虎，跟着夏贵又来到襄阳，看到夏贵的水兵被元军打败，吓得回头就跑。襄阳依然在重围中挣扎。

不久，吕文德病死了，襄阳没有了主将。围城日久，军需也日渐困难。朝廷调两淮的守将李庭芝前往支援襄阳。李庭芝是南宋著名的将军，坚决主张抗元，他不顾范文虎的牵制，率兵支援襄阳。

襄阳守军见援军来到，乘机出城，大败元军，把运来的军械接进城中。

襄阳被围五年，元军一直无法攻下这座城池。城里已经缺衣缺粮，守兵们拆了房子，把木料当柴烧，没衣服，便用纸做衣服穿，军民们都急盼朝廷能派援军到来。可是，南宋朝廷里的权臣们，全然不顾襄阳军民的困难，一直没有派出像样的援军。

忽必烈见小小的襄樊攻了五年还未攻克，便广招贤才，征求破城的办法。一位元将献上郭侃造的回回炮，这是当时最具威力的攻城火器，忽必烈立刻把回回炮运到了襄阳城外。

回回炮果然威力无比，在攻樊城的战斗中，几声炮响，樊城的外城墙就被炸开了一个大缺口，元军蜂拥而入。但是，宋军坚守阵地，不肯后退，宋军的援军也过江前来增援，元军被杀败，逃出外城。攻城的元将张弘范也中了宋军一箭。

张弘范受了伤，脑子倒清醒了。他找到阿术，建议说：“襄阳和樊城之间，汉江上有一座铁索桥把两地连成一体。我们无论攻打哪一座城，他们都能通过铁索桥互相支援。我们要先分割两城，才能攻下襄阳。”

按照张弘范的办法，阿术集中兵力，乘船从两侧向宋军把守的铁索桥发动了攻击，用利斧砍断铁索，烧掉了木板，切断了襄阳和樊城的联系，然后集中兵力攻打汉江以北的樊城。

就这样，襄阳五年的守城战以元军的胜利告终，南宋已到了灭亡的前夜。相关链接妇女缠足始于何时妇女缠足，一般认为始于五代，其时诗人唐镐咏云：“却于宫里看金莲。”金莲据说即指缠足。查缠足风气之形成，似从宫廷开始，再传入教坊，转入城市上流社会的姬妾，最后才为民间所接受。缠足不是由国家颁布法令强制施行的。起初人们以缠足为美，竞相仿效，逐渐普及。南宋时缠足已相当普遍。虽也出现了反对的声音，但并未引起人们广泛共鸣，以致缠足这种极其丑陋之恶习，竟在中国存在了近千年之久，实在令人痛惜。

火药的发明和传播

火药的发明制造者是谁，现在已经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职业是炼丹家。从战国秦汉以来，历代的帝王总想长生不老，于是就有一些人投其所好，自称能炼出长生不老的药来。这些炼丹家在崇山峻岭里采花草、探金石，在深山古洞里炼丹制药。正是由于他们的大胆探索和辛勤劳动，才发明和发现了新物质，火药就是他们无心插柳的结果。

传说，隋朝初年，一个名叫杜子春的人去拜访一位炼丹的友人。当晚夜半时分，他被炼丹炉里冒出的紫烟惊醒，顷刻间房子着火燃烧起来。后来发现，这是因为炼丹炉中有硝石、硫黄和木炭的缘故，由此人们了解到制造火药所需的基本成分。

火药直接见于文字的较详细的记载，最早的要数唐朝初年既是炼丹家又是杰出医药学家的“药王”孙思邈。他的《丹经》一书中有关于以硫黄、硝石、木炭等研制成“伏火”的文字，这里所述的成分及现象，近似于后来的黑火药。中唐时期有一本《真元妙道要略》的书，其中较明确地记述了火药的制成方法及其燃烧、爆炸的性能。到唐朝末年，发生在豫章（今天的江西省南昌市）的一次战争中，首次使用了火药，烧毁了豫章城的龙沙门。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火药运用于军事的最早记录。当时所使用的装置，名叫“发机飞火”，就是在一支箭的箭头部位装上火药和易燃物，点燃后用弓射向敌方，引燃敌人的营帐、建筑及军械设施等。这实际上就是火箭，是人类实际使用的最早火箭。它与今天火箭的差别在于其动力来自弓的弹力，而不是像今天那样来自火箭本身的装置燃烧后形成的反冲力。

到了宋朝，火药的使用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不仅火箭、火球等火器在唐朝的水平上有了提高和改进，而且由于连年战争，朝廷还在东京（今开封）设立专门制作火药和火药武器的火药作坊。

到南宋的开庆元年（1259年），一种使用火药的管形火器——突火枪被发明。突火枪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管形火器，以它为标志，从冷兵器到热兵器的划时代变革宣告完成。世界上后来出现的枪炮，都是这种管形火器演化而来的。

在甘肃武威出土的铜火炮，是迄今能见到的最早金属火器。完好保存到今天的两尊元代铜火铳，制作已经十分精良，它们铸造于元朝至顺三年（1332年），其中一尊长达35.5厘米，炮口内径10.5厘米，重6.49公斤，使用时在铳身内装火药和石弹，铳尾设有火眼，专门用来点燃引发。这种铜火铳已具备近代火炮的基本构造，实用而且合乎科学原理。

但是，火药用来作为现代极其厉害的杀伤性武器，并不是在中国，而是在传入西方以后。

火药最初随着炼丹术和中国医学知识传入阿拉伯国家，其中硝最早传入，被阿拉伯人称为“中国雪”。蒙古人西征时，多次使用火药武器进攻中亚和波斯的城堡。阿拉伯人于是在战争中学习和掌握了火药及火药武器，当时被称为“契丹火枪”和“契丹火箭”。

13世纪，欧洲的西班牙人最先通过阿拉伯人的书籍了解到火药。到了14世纪，伊斯兰教国家在攻打西班牙时使用了火药武器，从而使欧洲人接触到了这个神秘的怪物。他们很快开始学习制造，现在见于文字记载的，最早是英国人于公元1326年制成的第一只铁火瓶。到1338年，法国人开始制造装有火药的铁罐。由此看来，英国人和法国人学会把火药用于军事，晚于中国好几个世纪。然而他们却用中国人发明的这个家伙，制成了来复枪和现代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这其中的惨痛教训，实在值得今天的中国人深思！

火药对于人类，既可以造福，又可以为祸，甚至可以毁灭人类。但这天壤之别的后果，只在于我们如何运用，火药的发明者是没有责任的。相关链接耐人寻味的“李约瑟难题”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他所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6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17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他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努力地寻求谜底。他的答案是：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李约瑟还特别提出了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火药发明

元代　大漠烟尘

公元12世纪左右，蒙古高原一片混乱，仇杀征战此起彼伏，直到后来在世界一百名人榜上赫赫有名的成吉思汗的出现。这位杰出的军事天才、政治天才在统一蒙古后，率领蒙古军队对世界发动了冲锋，一时间，天下束手，群雄臣服，整个欧亚大陆都战栗在蒙古铁骑的马蹄声中。当时，这个具有天生战士的马背民族军事天才辈出，八方四野无人敢捋其锋芒。

然而，就在下层将士浴血冲杀的时候，蒙古上层贵族围绕权力进行了丝毫不逊于汉人宫廷的惊心动魄的斗争，托雷之死，窝阔台之死，三王之狱……都为我们揭开了蒙古上层权力斗争的冰山一角。

成吉思汗尊封太祖，但他在世时未能完全征服中国。真正君临华夏，建立元朝，结束对峙，一统山河的是他的孙子元世祖忽必烈。在史书上，世祖是个有作为有远见的皇帝，他采用汉学统治天下，名扬西方的《马可·波罗行纪》记述的也是元代的繁华气象。中国传统的文化科技事业也没有因为这个当初连文字都没有的民族的到来而中断，蒙古人没人像雅利安人征服印度以后就灭绝了本地文化，没有像阿拉伯人征服中亚以后就强迫中亚人信奉伊斯兰教，相反，孔子的地位恰恰是在元代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各种宗教学说也在元代和平共处，其乐融融，元曲的成就与魅力今天仍令我们叹服。

然而元朝作为第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政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留在普通后人记忆中的元代皇帝除了世祖便是顺帝。强悍至极的元代为什么迅速灭亡？它实行的民族等级对立的政策实质是什么？汉族知识分子为什么内心彷徨不安？蒙古骑兵为什么后来不堪一击？……这些，都留给我们太多的思索与感叹。

成吉思汗诞生

1162年，在蒙古大草原上，蒙古帝国的开国君主，著名的军事统帅成吉思汗手握血块来到人间。《蒙古秘史》说他“降生时，手握血块，大如髀石”。髀石是羊、猪、狍子、獐、鹿等兽类腿骨和胫骨相连的一块骨头，俗称背式骨。《元史》的编纂者说是“手握凝血如赤石”。“髀石”也好，“赤石”也罢，都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古人习惯给帝王的出生加上传奇色彩，编造出这种异于常人的“祥瑞”，以示上应天命。

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是蒙古乞颜部的首领。成吉思汗出生这一天，他外出作战，俘获了蒙古人的世仇塔塔儿部的首领铁木真兀格。为了纪念这次重大胜利，也速该与其妻诃额仑商量，按照蒙古人的命名习惯，给新生儿取名铁木真。铁木真，汉语是“铁化的”的意思。也速该当然也希望自己的长子如钢铁般坚强。

按当时蒙古人的习惯，只能异族通婚。不是抢夺异族的女子，就是到别的部落去说亲。诃额仑就是被也速该抢来成亲的。有一天，也速该鹰猎于斡难河上，在一车辙内见了诃额仑的尿痕，就知道“此女子必生一贵子”。他叫来弟兄帮忙，把诃额仑抢来成为自己的妻子。当时诃额仑还有自己的新婚丈夫呢！据说诃额仑被抢时哭得“波荡斡难河，声震林荫川”！

铁木真九岁时，也速该带他到他舅舅的弘吉剌部去求亲。半路上遇到弘吉剌部的一位贤者，名叫德薛禅。德薛禅知道情况后对也速该说：“亲家（两个氏族通婚姻者互称），您的儿子目中有火，面上有光，日后必贵。昨夜我做了一个离奇的梦。梦见白海青攫着日月落在我的手上。日月高高在天，只能仰望；如今白海青却把它攫取来给我，这是何等的奇异，何等的幸运！您领着儿子来到我这里，正与梦境相应。此梦大概是贵族神灵来告吧！”也速该点头称是。

德薛禅大概看中了英俊聪敏的铁木真，有意要和也速该攀亲，才编出这样一个玄妙的梦来。

德薛禅又说：“我们弘吉剌部有的是美貌女子，做后妃者不乏其人。亲家，请临我家，我有小女，亲家不妨一观。”也速该听罢大笑。“及观其女，则其面有光，目有光华”，“观而中意焉”。爷儿俩住了一夜，第二天即向德薛禅求婚，定了这门亲事。也速该送给德薛禅两匹好马为聘礼。留下铁木真入赘后回家。这女孩比铁木真大一岁，名叫孛儿帖兀格。

不久，也速该被塔塔儿人毒死。铁木真回到自己的部落。

铁木真长大后，就去找岳父德薛禅。德薛禅马上给女儿办了婚事。孛儿帖的母亲搠坛拿出一件黑貂皮袄，送给女儿作陪嫁。老两口亲自护送女儿女婿回铁木真的孛儿只斤部。德薛禅送了很远才返回自己的牧地。搠坛却到孛儿只斤部落拜见了亲家母。

孛儿帖在铁木真建立蒙古帝国的过程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她是铁木真言听计从的“高参”。后来铁木真所收纳的妻妾，一有机会就伴驾远征，而孛儿帖始终留守蒙古大营。她是铁木真始终敬重的夫人，她和铁木真配合而有默契，协力同心，完成了惊天动地的事业。也就是德薛禅一个谎梦，使孛儿帖在史书上成了“光献翼圣皇后”。

1189年，二十八岁的铁木真被蒙古乞颜部贵族推举为汗。

此后，铁木真相继击败了塔塔儿、乃蛮、克烈等部，统一了蒙古。相关链接《蒙古秘史》《蒙古秘史》是一部记述蒙古民族形成、发展、壮大之历程的历史典籍，是蒙古民族现存最早的历史文学长卷。因为它事涉民族的天机和隐秘，在蒙古族入主中原的元代秘而不传，又因文字变化妨碍在本族中流传。到明清两代，虽然收入或列名于一些大型类书、丛书，但远离民间。到清中叶翻印出版时，它已成为一部高深的学问书了。这是一部蒙古族最古老的历中文学典籍，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原书用畏吾体蒙古文即古蒙文写成的，成书地点在蒙古高原的克鲁伦河（今蒙古国克鲁伦河）流域，年代大约是13世纪，作者佚名。

西征花剌子模

公元1206年春，蒙古贵族在斡难河源召开大会，推举铁木真为大汗，尊称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政权。嘉定十二年（1219年），成吉思汗扬鞭策马，踏上了万里西征之路。在蒙古铁骑向西挺进的征途上，首当其冲的是地处中亚的花剌子模帝国。

花剌子模是中亚古国之一，位于阿姆河下游。当时，成吉思汗的军队总数不足二十万，但其军威严整，战斗力很强，花剌子模虽然拥有军队四十万，但组织涣散，士气不高。

1219年秋，成吉思汗率军抵达讹答剌城下，城内花剌子模国军队拼死抵抗。经过五个月的苦战，蒙古军攻破城防。蒙古军杀掠之后，把城市夷为平地，残暴地将守军将士眼睛挖空，往耳朵里灌水银折磨至死。

成吉思汗于嘉定十三年（1220年）二月抵不花剌（不花剌是花剌子模在中亚的大城市），守卫该城的是上万名骑兵和数万步兵。蒙古军进行了连续不断的进攻，守将率领骑兵奔逃，结果被蒙古军追至阿姆河附近将其歼灭。

攻占不花剌后不久，成吉思汗的三个儿子察合台、窝阔台和术赤先后率军抵达玉龙杰赤（今土库曼境内）。玉龙杰赤是花剌子模国的旧都，跨阿姆河两岸，中有桥梁相连，三千蒙古精兵欲夺桥梁，结果全被守军杀死。后来，成吉思汗亲自指挥，激战九天九夜，蒙古军终于攻克该城，除妇女、儿童被掠为奴婢外，尽数屠杀。蒙古军又决阿姆河河堤，放水灌城，藏在城中的人全被淹死，昔日繁华的玉龙杰赤变成一片水乡泽国。

花剌子模国王带着少数侍从逃往可疾云，后来又逃到里海中的一个小岛上。嘉定十三年（1220年）底死于该岛。

摩诃末遁逃后，其子札兰丁继位。

札兰丁组织人马，在哥疾宁集结，打败了数万进攻的蒙古兵。成吉思汗闻讯，调集已攻下玉龙杰赤的察合台和窝阔台到哥疾宁会师，自己亦率中军前往。在路经范延地方时，遭到该地居民的抵抗。据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说：“双方均使用弓矢弩炮。忽然，从该地百姓的毁灭者，那天命的拇指上，一支方镞箭竟毫无耽误地飞出城来，射中察合台之子、成吉思汗的爱孙（篾惕干）。蒙古军加紧攻城，把它攻克。成吉思汗下令把所有的动物，从人到牲口，杀个精光；不许留下俘虏，哪怕是孕妇肚内的胎儿也不得放过。今后不许动物居住在这个地方。给它取名叫卯危八里，波斯语义为‘歹城’。时至今日，没有动物在其中安居。”据说在这次战斗中，成吉思汗“光着头”，亲负矢石参加战斗。由于他的身先士卒，这个小城很快被攻下。

札兰丁得知成吉思汗会集大军来攻的消息，不敢恋战，放弃哥疾宁退到申河。成吉思汗探知札兰丁去向，连夜急驰，在申河前形成一个半月形的包围圈。成吉思汗事先下令：“不准发箭，要活捉札兰丁。”札兰丁率领七百名中军越战越勇。当他意识到击败蒙古军毫无希望时，便挥兵向蒙古军猛冲，迫使其退却；接着他急驰向后，自负盾牌，手持军旗，纵马一跃，连人带马投入申河。成吉思汗飞马赶到河岸，见札兰丁凫水欲遁。部下要放箭射死水中的札兰丁，成吉思汗很佩服这位英勇的年轻人，不让放箭。指着札兰丁对周围的儿子说：“生子当如斯人！”札兰丁带领随他过河的军将们，逃入印度去了。成吉思汗也知道，“他既能从这样的战场上逃生，日后定能完成许多事业，惹起无数乱子”。果然几年以后，札兰丁从印度卷土重来，但最后还是败在窝阔台汗的手里。相关链接花剌子模花剌子模古国，位于中亚“母亲河”阿姆河下游三角洲，是中亚文明发育最早的地区之一，历史上曾经有过十分辉煌的时期。旧译“回回国”或“火寻”，是一个位于今日中亚西部地区的古代国家，位于阿姆河下游、咸海南岸，今日乌兹别克斯坦及土库曼斯坦两国的土地上。花剌子模有时也被写作“花拉子模”。

道士丘处机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西征中年已花甲的成吉思汗，似乎没有“退休”的念头。终生干下去是肯定的了，他还想长生不老。他听他的御医刘仲禄说，有个叫丘处机的老道，已活了三百多岁，于是就命刘仲禄请他来，想要点什么长生药。

丘处机（1148-1227），字通密，号长春真人，登州栖霞人。从十九岁起就跟宁海（今山东牟平）昆仑山全真道祖师王喆学道。蒙古兴起后，山东为蒙、宋、金三方角逐之地，丘处机隐居栖霞山中，成为各方罗致的对象。宋、金分别来召，他都托故未赴。1219年，成吉思汗在西征途中遣刘仲禄到山东莱州敦请。诏书说得特别诚恳。丘处机被感动了。于是随刘仲禄上路。

1220年4月，这位老人终于到达大雪山（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脚下的成吉思汗大营。成吉思汗立即接见，说：“您不应他国的征召，不远万里来到这里，我很高兴。”丘处机回答说：“山野之人，奉诏来见陛下，此是天意。”

成吉思汗闻言大悦，命赐坐。又迫不及待地问道：“真人从远方来，可有能使我长生的药？”长春真人正襟危坐，回答道：“世人多有益寿延年之方，断无长生不老之药。”

成吉思汗巴望了两年，得到的竟是这种回答，太叫他失望了，但他很赞赏丘处机的诚实。在大营里，丘处机为成吉思汗讲道三次，内容大致有三：长生之道，清心寡欲；一统天下，不嗜杀人；为治之方，敬天爱民。成吉思汗很赞许这些主张，对左右的人说：“神仙三说养生之道，我甚人心，慎勿泄于外。”其后对丘处机不直呼其名，而以“神仙”称之。特许真人入帐不行跪拜礼，折身叉手即可。

这一年，成吉思汗在一次围猎中追击一头野猪，不料马失前蹄，把成吉思汗掀下马背。这头野猪却没有扑上来撕咬，而是站在那里呆呆地望着这位落马者。

众将领赶来，赶跑野猪，救起成吉思汗。随行的丘处机借机劝谏说：“天道好生。现在陛下春秋已高，还是少猎为宜。此次坠马，是上天示警；野猪不敢向前，是上天保护陛下。”成吉思汗说：“您的话很对。但行猎是我们蒙古人一辈子做惯了的，怎能一下子改掉呢？”蒙古人的行猎，多是军事演习，成吉思汗当然不愿也不能放弃。

1223年2月，丘处机起程东返，基本上按原路回到燕京，住于燕京的长春宫。丘处机死后就葬于该宫处顺堂——即今北京白云观。

丘处机的西行，以全真教的教义，劝说成吉思汗少杀生灵，但结果对成吉思汗的影响不大。不过，自此以后全真教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吉思汗任命丘处机总管天下道教，允准全真教徒免除赋税差发，可以招致流离失所的百姓。相关链接全真教道教教派，也称全真道或全真派。金初创立。因创始人王重阳在山东宁海（今山东牟平）自题所居庵为全真堂，凡入道者皆称全真道士而得名。该派汲取儒、释部分思想，声称三教同流，主张三教合一。以《道德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孝经》为主要经典，教人“孝谨纯一”和“正心诚意，少思寡欲”。早期以个人隐居潜修为主，不尚符录，不事黄白之术。

耶律楚材“以儒治国”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领兵攻打金国。这时他求得了一位杰出的人才，在日后蒙古王朝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个人就是伟大的政治家耶律楚材。

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耶律楚材诞生于燕京（今北京）。他是契丹皇族的后裔，辽国东丹王耶律突欲的八世孙。他的父亲耶律履是一个汉化程度很深的大学者，60岁才得到这个儿子。他非常珍爱自己的幼子，对亲人说：“这是我家的千里驹呀，他以后一定会成为伟才大器的。”并根据《左传》中“楚虽有材，昔实用之”这句话给新生的儿子取名为“楚材”。

耶律楚材三岁的时候，父亲便去世了，他在母亲教导下长大。他自幼勤奋好学，13岁时开始学习诗书，17岁时便已无所不读，无所不知了，文章也写得棒极了。耶律楚材热爱儒家思想，也受到禅宗的影响，他渴望有机会施展抱负，实现“兼济天下”的理想。机会很快就到来了，成吉思汗在攻打金国时，听说了耶律楚材的名声，便在汉北召见了他。耶律楚材身材高大，声音洪亮，一把漂亮的胡子挂在胸前，颇有风度。他谈吐得体，见识不凡，成吉思汗非常赏识他，称他为“吾图撒合里”（蒙古语“长髯人”的意思），让他留在身边，以便随时向他请教咨询。

耶律楚材强调“以儒治国”，他的主张遭到善于造弓的西夏人常八斤的嘲讽。他挖苦耶律楚材说：“国家正在用武之际，你却说以文治国，要你有什么用呢？”耶律楚材听后并不生气。他微笑着说：“造弓需要巧手和工匠，治理国家也需要能治天下的巧匠。”成吉思汗十分赞同他，指着他对自己的继承人窝阔台说：“这个人是上天赐给我们的宝贝。你以后要将国家大事托付他。”

窝阔台继承汗位后，重用耶律楚材。当时一些蒙古大臣向窝阔台建议：“我们抓住了汉人也没有什么用，不如把他们全部赶走杀死，把中原也改成同我们蒙古一样的牧场。”耶律楚材听到这种目光短浅的愚蠢建议后，极力劝阻窝阔台，他说：“维护汉人原有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我们可以得到许多的钱粮赋税，这样我们打仗时就不怕供应不足了。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窝阔台同意了他的意见。

在严酷的战争中，耶律楚材还特别注意保护人口，帮助百姓避免不必要的伤害。蒙古统帅速不台攻占了金朝首都汴京后，向窝阔台进言，要求按照惯例屠城。耶律楚材听说后，骑着快马来到窝阔台面前，劝说道：“大汗攻打天下，争的就是土地和人民。如果把人民全部杀死，那些土地谁来耕种放牧呢！我们需要的能工巧匠也全部失去。那我们除了一座空城外就一无所得了。”窝阔台觉得耶律楚材说得很有道理，便决定只向金朝皇族完颜氏问罪，其余的人都宽免。聚集在汴京的147万人才活了下来。后来，蒙古平定了河南，被抓住的金人到处逃亡，窝阔台很恼怒，发出命令，谁要帮助逃民就全家视为犯法，连乡社里的人都要连坐。严酷的法令使许多逃民都死在路上。耶律楚材也劝说窝阔台解除了这些禁令。这些宽大的政策，在攻取其他城市时，都得到了延用，并逐渐成为一种定例。

耶律楚材在帮助窝阔台治理国家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实施自己“以儒治国”的方略，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做了许多事情。蒙古灭亡金国以后，蒙古朝廷准备整编中原户口，耶律楚材力排众议，坚持中原地区以户定赋。窝阔台准备把攻占到的土地按照蒙古的传统分封给王室、有功的大臣。耶律楚材则认为，分割土地，最容易出现问题，不如多给大家金银财宝。他还帮助窝阔台制定了针对中原地区的赋税制度，这些赋税都很轻，有利于中原地区的休养生息。窝阔台觉得耶律楚材是一个难得的人才，都同意了他的建议，耶律楚材还告诉窝阔台，“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在他的大力倡导下，蒙古王朝开始大量任用文臣，设立国子学编集经史，招考儒生。耶律楚材为保存中原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耶律楚材的治国方针不可避免地触犯了蒙古守旧贵族和西域商人的权益。因此，他遭到守旧势力的不断攻击，而耶律楚材也不屈不挠地同这些攻击者进行了斗争。耿直的他有时连窝阔台都敢于顶撞。有一次，他秉公审理案件，抓了一名窝阔台宠信的通事（翻译员）。窝阔台非常恼火，命人把耶律楚材绑了起来。窝阔台到底是一个明智的君主，过了一会儿，怒火平息，便觉得这样做很不妥当，命令侍卫把他释放了。可是倔强的耶律楚材不肯让别人解开他身上的绳子。他昂着头对窝阔台说：“我是辅国大臣，陛下命令捆绑我，一定是因为我有罪，那就应该告诉众位大臣。现在又要释放我，表明我没有罪。陛下身为一国之主，怎么能这样轻易反复，像小孩子一样呢？这样的话，国家发生大事，怎能处理呢？”一番话说得在场的大臣都大惊失色，生怕窝阔台生气要惩治他。谁知窝阔台满面通红，沉默了片刻，竟向耶律楚材承认了自己的不是。自此，窝阔台更加敬重自己的这位贤臣了。

1241年，窝阔台由于饮酒无度而死去，皇后乃马真氏控制了朝政。她对公正无私的耶律楚材怀恨在心，不断地排斥打击耶律楚材，不让他参与朝政。三年之后，忧愤成疾的耶律楚材与世长辞。

消息传出，举国悲哀，老百姓们都好像丧失了自己的亲人。汉族的士大夫都流着眼泪来凭吊这位有特殊功劳的契丹政治家。然而他的政敌却乘机散布谣言，说他当宰相时，把天下一半的贡赋，都弄到自己家中。然而调查的结果却表明：耶律楚材的府第中除了十几张琴和一些书画、金石、遗文等，并没有其他财物。政敌的谣言不攻自破，耶律楚材的高尚情操再次令人赞叹不已。相关链接耶律楚材墓遵照耶律楚材生前的遗愿，其遗体被运回燕京，葬在玉泉山麓。墓建于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原建有祠并耶律楚材夫妇的石像。到清代兴工修建清漪园（颐和园前身）时，乾隆皇帝考虑到耶律楚材在历史上的功绩，下令加以保护，并重修祠宇；他还亲自作《耶律楚材墓诗》，以示崇敬。

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

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拖雷的第四个儿子，蒙哥汗的弟弟。他雄才大略，知人善任，改大蒙古国号为元，是元朝真正的创业之主。

蒙哥即位后，让弟弟忽必烈掌管中原汉地的军事和行政事务，并主持攻打南宋。忽必烈治理汉地时重用儒士，很得人心，招致蒙哥汗猜忌，一度被召回漠北，但不久又因军事斗争的需要，被重新派往中原配合蒙哥攻宋。

公元1258年，大蒙古国兵分三路攻打南宋。蒙哥自己率领主力攻四川，忽必烈攻鄂州（今湖北武汉），兀良哈台从云南攻打潭州（今湖南长沙）。正当忽必烈攻打鄂州的紧要关头，忽然传来蒙哥去世的消息。原来，蒙哥在攻打合州时，不幸为炮石所伤，死在了钓鱼山下。部将都劝忽必烈火速返回蒙古，以防政局突变。忽必烈却说：“大汗先前和我约好东西并举，现在鄂州唾手可得，怎能无功而返呢？”正值此时，忽必烈又接到妻子从漠北发来的密报：“京城阿里不哥有变，望迅速北返。”这一来，忽必烈才慌了手脚。正好这时南宋宰相贾似道派人来议和，忽必烈将计就计，匆匆跟南宋签订了和议，马上率军北返。

阿里不哥跟一大批蒙古贵族关系亲近，又得到西部一些汗国的支持。他们都反对实行“汉法”，主张用蒙古的旧法来统治。

阿里不哥知道忽必烈素来有当大汗的野心，实力也能跟自己抗衡，所以加意防范忽必烈。蒙哥一死，阿里不哥马上任命支持他的人担任各级官员，并派脱里赤和阿兰答儿占领燕京和陕西一带，准备阻止忽必烈北上。

忽必烈的妻子得到了消息，马上报告了忽必烈。正在北返途中的忽必烈立刻召集跟随他的诸王、大将和谋士们，商量该怎么办。谋士郝经说：“阿里不哥已经开始行动了。大王虽然有重兵，但是，如果他宣称有大汗的遗诏，先即位了，我们还能回去吗？”他给忽必烈献一条妙计：一方面派一支军队去接蒙哥的灵车，争取把大汗的宝玺夺过来；另一方面派军队夺取并守卫燕京；同时通知各王到和林去举行丧礼。

1260年春，忽必烈到达自己的根据地开平，他的大将廉希宪和商挺私下对他说：“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机会丢失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恰在这时，阿里不哥派人通知忽必烈去和林参加会葬蒙哥的仪式，忽必烈知道一定有阴谋，没有理睬，抢先在开平召开了选举大汗的忽里台大会。在塔察儿、也先哥、合丹、末哥等王的拥护下，忽必烈登上了大汗的宝座。

消息传到和林，阿里不哥大吃一惊，没想到忽必烈竟不守蒙古国只能在和林召开忽里勒台的制度，不合法地先登了汗位。无奈之下，他在同年四月也召开忽里台大会，宣布自己为大汗。

常言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一个蒙古国出了两个大汗，那怎么能行呢？看来只有通过武力来决一雌雄了。

当时，东部的各个王都支持忽必烈，西边的王中，有的支持阿里不哥，有的支持忽必烈，而且忽必烈还统治着中原，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忽必烈亲自带领大军，直扑阿里不哥的老巢和林。阿里不哥粮马匮乏，哪里是忽必烈的对手？他自知不敌，慌忙弃城逃到谦州（今叶尼塞河上游南）。忽必烈很快占领了和林。阿里不哥怕忽必烈追来，就使了一个缓兵计，派人向忽必烈认罪，说他愿意投降，等他把马儿养肥了，再同其他王一起拜见。忽必烈认为阿里不哥这样做，一定是谋士在后面出的诡计，就对使者说：“你回去告诉我的弟弟，就说我相信他的话，原谅了他，如果他有诚意，就快快来见我。”阿里不哥始终不来，忽必烈等不及了，就派也孙哥驻守和林，自己先回开平去了。

公元1261年秋天，阿里不哥养肥了他的战马，又纠集了一批部队，发兵南下。他派人到也孙哥那儿，假意说是来投降，也孙哥信以为真，没有做打仗的准备。结果被阿里不哥发动突然袭击，把和林夺了回去。忽必烈知道后，马上又带兵北上，两军在昔木土脑儿相会，结果阿里不哥又被打败，逃回和林。可是这时，原来支持阿里不哥的阿鲁忽王也起兵对他，阿里不哥被迫逃到新疆去。

后来，阿里不哥又多次打了败仗，加上蒙古高原发生了饥荒，原先支持阿里不哥的各王，纷纷跑到忽必烈那儿去了。公元1264年，走投无路的阿里不哥不得不向忽必烈投降。至此，忽必烈巩固了他的汗位。

从历史来看，忽必烈和阿里不哥的争位战争对蒙元历史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由谁来继承大汗宝座这个问题本身。一方面，忽必烈依靠汉地资源战胜阿里不哥，为蒙古把统治重心南移，加快采纳汉法，建立对中原的秩序化统治，提供了一次恰逢其时的契机。另一方面，蒙古统治重心的南移，必然也给大蒙古国的政治地理结构以重大影响。为了确保蒙古对本部的有效统治，蒙元政府不得不逐步放弃对大蒙古国建立在西域的两大汗国的直接统治。可以说，忽必烈建立元朝，成为中原的正统王朝，就是大蒙古国分裂的开始。相关链接三王之狱1248年，贵由暴死于行军途中，其妻斡兀立海迷失摄政。1251年，忽里台大会终于召开，到会诸王按拔都的提议，共奉拖雷之子蒙哥为大汗。汗位从此由窝阔台系转移到拖雷系，蒙哥即汗位结束了窝阔台系的统治，引起窝阔台系诸王的愤恨。蒙哥严厉镇压异己势力，将失烈门、脑忽、也孙脱等准备发动政变的三王下狱，溺死了斡兀立海迷失，巩固了权位。从此窝阔台和察合台两系力量受到打击，一蹶不振。

名臣脱脱

脱脱（1314-1355），字大用，蒙古人。其父聘请浦江吴直方做他的老师。日子一长，他对老师说：“让我终日正襟危坐地读书，不如每天记住一些古人的嘉言善行，可以一辈子受用。”老师对此感到很惊奇。

至元四年（1338年），脱脱做了御史大夫。当时脱脱的伯父伯颜为右丞相，专权自恣，罪行累累。脱脱觉得这样下去，有灭族的危险，就对马札儿台说：“伯父骄纵已甚，万一皇上震怒，我们这个家族可就全完了。应当在他未败时请他下台。”马札儿台觉得这话很对，但还是下不了决心。他又向老师吴直方请教。吴直方说：“古人说‘大义灭亲’，你身为御史大夫，只要忠于国家，有什么好顾虑的呢？”于是，脱脱与元顺帝定计，驱逐了伯颜。

至正元年（1341年），脱脱任中书右丞相，一反伯颜旧政，史称“脱脱更化”。他采纳老师吴直方的意见，恢复科举取士。伯颜为政时，信奉西番师婆畀畀。有一次畀畀给他算命，说他将来一定要死在南人手里，于是他提出要杀尽张王李赵刘五姓的汉人和南人，以杜绝隐患，使得民族隔阂加深。现在脱脱这一措施对于笼络汉族知识分子、消除民族隔阂，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他选儒臣欧阳玄、李好文、黄溍、许有壬等，五个月为元顺帝妥懽帖睦尔讲一次课，动员元顺帝“读五经四书，写大字，操琴弹古调”，使得元顺帝向往汉文化。总之，他要纠正伯颜擅权时“变乱祖宗成宪”的倒行逆施，缓解了社会的危机。当时，“中外翕然称为贤相”。

至正十四年（1354年），张士诚起兵占据高邮。张士诚称诚王，建国改元。元顺帝命脱脱总制诸王诸省军马，前往镇压。“黜陟予夺一切庶政，悉听便宜行事；省台院部诸司，听选官属从行，禀受节制”。其权力可以说超乎寻常。西域、西番亦皆发兵前来助战。“旌旗累千里，金鼓震野，出师之盛，未有过之者”。

脱脱全力进攻高邮，城中已经支持不住了，张士诚准备投降，又恐罪在不赦，只好硬撑；脱脱也觉得功在眼下，志在破城。

正在这时，元顺帝诏书下，削去脱脱官爵并令其交出兵权。由于临阵易将，元军大乱。张士诚乘机出击，大获全胜。百万元军，一时星散，无所从者，多投红巾军。高邮战役是元末的重要转折。从此，元朝军队失去镇压起义军的优势，起义军得以发展壮大。

至正十五年（1355年），在朝的小人，认为对脱脱的处分还轻，又将其发配到云南大理宣慰司的镇西路。十二月，哈麻令人将其鸩杀于贬所，年仅四十二岁。

一代名臣，竟死于谗奸小人之手。《元史》作者感慨地说：“功施社稷而不伐，位极人臣而不骄；轻财货，远声色；虽古之有道大臣，何以过之！”

脱脱高邮被贬，颇类岳飞朱仙镇班师。虽然进击的目标不同，但昏君自毁长城，又何其相似！相关链接脱脱“更化”脱脱出任中书省右丞相后，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历史上称为“脱脱更化”。主要措施有：第一，恢复科举制度。这一举措大得知识分子人心。第二，平反昭雪。伯颜掌权的时候，倒行逆施，排斥、打击自己的对立面。脱脱掌权后，立刻为那些无辜受到打压的人平反，这对聚拢人心，稳定朝野也有重要作用。第三，减轻剥削，放宽政策。第四，主持编写宋、辽，金三史。中国历来有修前朝历史的传统。元朝建立以后，宋朝、辽朝、金朝三个朝代的历史，一直没有正式编写过。脱脱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官方二十四史中，只有《宋史》《辽史》《金史》三部是少数民族宰相当主编的。脱脱是元朝后期有作为的政治家，在四年多时间的改革中，取得了不少成绩，使元朝末年的昏暗政治渐渐有了起色。可惜大厦将倾，孤木难支。

元朝政治的特点

大元是横亘欧亚的大帝国，并不以中国为重心。这是与此前外族统治中国大不相同的一点。政治中心原在上都，全在中国本部的范围之外。后来虽迁都燕京，但这是事实的问题：中国虽无意间成为大元帝国的主要部分，在蒙古人心目中他们仍是以外族入主中国，始终不肯与中国同心同德。国家用人并不限于汉族，更不限于儒生，例如元朝的著名宰相耶律楚材便是原契丹贵族。由于李璮之乱牵涉忽必烈倚信的王文统，使忽必烈极为震动，以至他对许多藩府旧臣和汉人军阀产生很大的猜忌。平灭李璮之乱后的一系列措施，既有加强中央集权的意义，同时也是出于对汉人的防范之心。凡是帝国以内甚至帝国以外的人都可擢用。所以蒙古人多不习汉文。他们不只不想汉化，甚至要鼓励汉人蒙古化。

因为蒙古人始终以征服者自居，所以种族间有很严的阶级分别。在官制上，总是蒙古人为长；在刑法上，两族的待遇也不相同。忽必烈把各地的人分成为四等，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这种区划，便于忽必烈的分而治之，但是它加深了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各民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地位很不平等，在政府机构中，重大权力为蒙古和色目人的贵族所掌握，高级官员主要由蒙古和色目人担任。汉人的地位次一等。南人在南宋灭亡后的一个时期内几乎没有人在中央担任要职。地方上，也主要是蒙古人掌握大权。按规定，达鲁花赤由蒙古人担任。同知由色目人担任，汉人做总管。

元朝法律明显地反映出民族压迫的性质。蒙古人因争斗或者因醉杀汉人者不处死刑，只是罚凶犯出征，征烧埋银。法律还规定汉人和南人不能收藏兵器。土地的占有状况同样反映了阶级压迫剥削和民族上的差异与不平等。蒙古贵族在消灭南宋的过程中，没收各种官田，占有大量的无主荒田，侵夺民产。元朝皇帝赐给皇亲、贵戚、勋臣、大将以及各种寺观田产的数量相当惊人。

蒙古自己行征兵制，对汉人也行半征兵制，兵的数目一定很大；但元对汉人始终歧视，军机重务汉人不得参与，所以元兵的数目至今无从稽考。驻军各地，镇压汉人，以便永久维持蒙古族的统治地位；但蒙古人虽不肯汉化，却不能避免腐化，统治中国的时期比金朝尚为短促。元朝末年，天下纷乱，很多蒙古军人在镇压各地起义中，总是诛杀无辜百姓以邀功，当真正的起义军出现时，他们却又作鸟兽散。

元的财政政策，目的并不在压迫人民；只因不能量入为出，结果也成了暴政之一。财政困难，于是就大规模地推行钞法，以致物价腾贵，公私的生活都受损害。至元二十二、二十三年，元政府发行的交钞分别高达三百万锭。表明由于国家财政陷入崩溃，迫使政府靠多印钞票来平衡收支。后来虽想改革，也未收效，最后交钞成为废纸，社会临时又返回到以货易货的停顿状态。

至元二十四年初，为挽救财政的恶化，忽必烈复置尚书省，以藏人桑哥为平章政事，主持财政。桑哥执政后，发行至元钞以救钞制之混乱，开浚会通河以利漕粮北运，增加盐茶酒醋的税额，遍行钩考追征逋负偷漏。他的理财措施在稳定国家财政方面是有收效的。桑哥时规定的总税额，此后维持数十年之久，说明没有过分超出当时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不过到了元末，由于社会混乱，元朝的财政总崩溃，百姓于绝望之中纷纷加入起义军中反抗元朝统治。

喇嘛教也是元代财政困难的主因之一。蒙古诸帝，或出于政策，或由于半开化民族的宗教热诚，或兼由于两种原因，对喇嘛教极端推崇。喇嘛教，至少八思巴个人，对蒙古文化确有很大的贡献；只因宗教的狂热程度太深，喇嘛对国家财政成了一种危险的寄生虫，对人民成了一种强暴的压力。元朝在各地大肆兴建吐蕃佛教寺院，这些寺院本身也拥有大面积的良田，很多番僧招摇过市、欺男霸女，十分嚣张。元朝法律规定凡是与番僧斗殴者砍断手指，争吵要割断舌头。所以有一种说法叫“元之天下，半亡于僧”。相关链接元代史学元朝在史学方面的成绩，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为开端，以脱脱所主编的宋辽金三史为收尾。这四部书都是不朽之作。《文献通考》的价值，次于唐朝杜佑的《通典》而优于宋朝郑樵的《通志》。次于《通典》，是不够精简。优于《通志》，是题外的话很少。关于宋朝的制度，这部《文献通考》又每每详于《宋史》各志。（黎东方《细说元朝》）

宗喀巴创建格鲁派

公元1357年，这一年离元朝的灭亡、明朝的建立还有11年，今天青海省西宁附近、湟中县的塔尔寺所在地，在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家中，出生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就是后来创立了藏传佛教中最后一个，也是最大、最有实权的教派——格鲁派（黄教）的一代奇僧宗喀巴。

当时，在宗喀巴家的附近，住着一位出名的大喇嘛，名叫顿珠仁钦。十多年前，他在这里建了甲琼寺，因门下一直没有什么出色的好弟子而有些失望。一天，顿珠仁钦看到小宗喀巴，心里大喜，知道这孩子一定非常聪明，是一块难得的学佛的好料。于是，他送给宗喀巴父母许多财物，请求把这孩子给他做徒弟。宗喀巴的父母答应了。

7岁的时候，宗喀巴正式出家，由顿珠仁钦给他授了沙弥戒后，住进甲琼寺。从此，宗喀巴跟着师父顿珠仁钦，刻苦读书，学习藏文和佛经，一晃就是10年。

宗喀巴长成了一名16岁的少年，无论在藏文还是在显教教义或密教仪轨方面，都已经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可是，要成就大事业，这还远远不够。师父顿珠仁钦决定让他入藏求学，进一步多拜名师，博览显密经典。

临行之前，顿珠仁钦给他提出学习的要求：今后无论学习什么，都必须分三步进行：首先是听最有名的老师讲解；其次是运用自身的智慧，思辨地把握各种教法的精义；最后还必须进行修行实证。

宗喀巴一一答应，辞别老师，向广袤而辽阔的西藏进发。经过一年的艰辛跋涉，17岁的宗喀巴来到了前藏的止公寺，这是西藏地区执掌政教大权的噶举派的一个寺庙。在这个寺庙里，宗喀巴学成了噶举派的主要密法。然后，他又去其他地方，继续学习显、密各派的教法，并且还学习藏传医学的知识。

公元1385年，宗喀巴29岁，这一年，他受了比丘戒，正式成了一名喇嘛。他已经学有所成。从前几年开始，他就已经在一些有名的寺院里，用大乘佛教显教的四部重要典籍来立宗答辩，这表明他在佛学上的造诣已经很深。他在西藏佛教界也有了一定声誉，已经有人来跟他学经，做他的弟子。

这一切除了天资聪明外，与他付出的努力和牺牲也是成正比的。为访求名师，他常年在西藏各地奔波。23岁那年，有一次，他得到别人传来的口信，家里给他捎来了一些日常用品，放在远处的一个寺中。宗喀巴赶到这个寺中，拿到东西，打开一看，发现母亲随物附信一封，坚持要他回乡一见。宗喀巴已经多年在外，也十分想念父母，接信之后，立刻道经拉萨，东归故乡。走了一段路之后，只见劲风起处，天苍苍，野茫茫，心中一动，终觉宇宙浩荡，人生渺渺，时不我待，弘扬佛法为大，于是掉头，不再返乡，仍然回藏修习佛法，沉浸在事业中。

此后，宗喀巴经常给人讲经。大约到35岁的时候，他已经能同时给人讲17部经，这些经，包括各个教派的所有主要著作；而且，讲经时，他条理分明，剖析透彻，从无混淆和遗漏之处。

完全靠着自己的努力，靠自己扎实深厚的学问功底，宗喀巴在前后藏的广大地区，赢得了越来越高的声望。

正当他的思想逐渐成熟，并开始形成自己体系的同时，宗喀巴在宗教活动中，也表现了极强的组织才能和政治才能。

当时，西藏佛教界的风气很差，各教派的戒律已经废弛。喇嘛们经常喝酒玩乐，吵架斗殴。特别是一些修密法的喇嘛，更是无恶不作，他们借口修密的需要，到处强抢民间处女，还借口法事需要，挖取活人心肝作供品，用女孩子的大腿骨做法器。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有鉴于此，宗喀巴挺身而出，逐渐对当时的寺院组织和规章制度，进行了调整和改革。

首先，宗喀巴把学经制度规定得极其严格。除了以严守戒律为基本前提外，他特别注意修习次第，强调必须先学习显教经典，学通之后，才能进而学习密宗。并规定，显教人人可学，而密法则只能传授少数有资质的人。在学习过程中，对于学习经典的次序也有一个规定。总之，循序渐进，系统完整。

其次，在寺院管理方面，宗喀巴也建立了一套完整而又严格的规范制度。他规定：管理人员，各司其职，谁也不得超越职权；寺院之中，学经的有一套学经的组织，管理寺院经济的又有一套管理组织。大小寺院，所属关系，也限制得十分严格，对彼此的责任、权利、义务都有明确规定。

经过这一系列的改革，宗喀巴为自己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到公元1406年，宗喀巴写成了自己最重要的两部著作——《菩提道次第广论》和《密宗道次第广论》，构建了他整体的佛学思想体系。现在，宗喀巴创建一个新的教派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了。

经过三年的精心准备，公元1409年藏历正月初一至十五日，在西藏最有实力的噶举派的帕竹地方政权的支持下，宗喀巴在拉萨大昭寺主持召开了大祈愿会。各地共万名僧人参加会议，这次全藏性的、不分教派的大法会的成功举行，实际确立了宗喀巴各派宗教领袖的地位，他一下子成了全喇嘛教的第一号人物。

按照预先安排的计划，宗喀巴在拉萨东面50里的旺古尔山旁，创建了著名的甘丹寺。西藏历史上，一个全新的教派崛起了。因为宗喀巴以后主要以甘丹寺作为活动的中心，人们因此把他的教派称为“甘丹寺派”，按藏语读音变化的规律，读为“格鲁”，一般就称为“格鲁派”。这一派僧人，因祖师宗喀巴提倡戴黄帽，又被人们称为“黄教”。

后来，黄教在西藏建立政教合一的统治制度。宗喀巴的两大继承人也形成达赖、班禅的活佛转世制度，影响至今不衰。相关链接红教（宁玛派）藏传佛教流派之一，由于该派的僧人都戴红色僧帽，所以也被称为红教。宁玛派是藏传佛教四大传承之一，相对于以后的其他三大传承（白教——噶举、花教——萨加、黄教——格鲁），它是旧派。它在各派中历史最久，形成于公元11世纪。“宁玛”在藏语中的意思是“古”和“旧”。所谓古，是说它的教理是从公元8世纪时传下来的，历史悠久；所谓旧，是说它的一些教义教规是以古时候吐蕃的旧密咒为主。

明代　浮华世家

当一位曾在淮河一带托钵乞食的瘦弱青年从蒙古骑兵手中夺取了华夏古国的锦绣山河，建立了明朝的时候，所有人惊呼神话，但这却是事实。关于“明”，后人说统治者在与明教相联系，指出明朝皇帝在标榜明王出世，同时古礼中对日月之“明”的祭祀，又一直是每个朝廷的正祀，因此，“明”对于统治者来说，其尊贵崇荣，无以复加。何况，新朝崛起于南方，元虏栖息于北土，按照阴阳五行的观点，南为火，属阳，北为水，属阴，以南方之阳明克制北方之阴暗，似乎合乎天道；而把皇姓与朝代称号连在一起，又恰巧与《汉书·礼乐志》中“朱明盛长，敷与万物”相吻合，朱明为夏，是个适合万物生长的季节……用心可谓良苦。

从历史上来看，明代是个历代皇朝中昏君暴君最多的时代。朱元璋心狠手辣，动辄株连数万人，他的儿子朱棣也不逊色，诛十族便出自他的手笔。然而客观来讲，在他们治下，大明的经济迅速发展，“七下西洋”彰显的也是磅礴的国力。

仁宣二帝，不说浑噩，却不能不说无能。英宗毫无主见，目光短浅；景帝心胸狭隘，有失坦荡；宪宗纯属昏庸，耽于享乐；他的儿子孝宗可以说是个有为之君，但天不假年，36岁便不寿而终；继之临朝的是荒淫无道的武宗；武宗无子，皇位传于堂弟世宗，他做了45年的“影子”皇帝；穆宗被正史喟叹“宽恕有余，刚明不足”；此后，便是神宗的声色犬马，疏于朝政；便是光宗的命丧顷刻；接着，熹宗在叮叮当当的木匠活计中将朝政尽付魏忠贤；最后一支挽歌，思宗上吊于煤山。

皇帝无能，便为奸宦佞臣后宫弄权提供了时机与便利，于是，王振、汪直、严嵩、魏忠贤、曹化淳纷纷握权，三宫案惊世骇俗，锦衣卫、东西厂臭名昭著。

然而，明朝真的是我们眼中的一片黯淡无光吗？张居正的千秋功罪怎么评说？东林党真的如我们眼中的一片清明吗？崇祯帝是个该如何评价的皇帝？昏庸的明朝能正常运转，文官政治起了什么作用？历史在这里沉思。

专制的王朝

明帝国是中国专制王朝中最为集权的政体。明初，朱元璋杀宰相胡惟庸、开国大将蓝玉，牵连处死了四万人。从此他废除宰相，总揽大权，为自己的儿孙“削刺”。

朱元璋生性多疑、残忍，刻薄寡恩，典型的病态人格。由于出身卑微，早年饱受贫苦，眼见亲人被活活饿死，自己为了生存，做过乞丐，当过和尚，没有享受到一丁点幸福，在这种残酷环境下成长的人，心肠如铁，毫无感情，而且格外妒忌别人的幸福，痛恨别人享乐。

有一次，他听说京卫将士闲暇饮酒，就将他们召来大加训斥。对青年人下棋玩球吹箫唱曲也异常痛恨，曾颁旨：“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即踢球）的卸脚，做买卖的发边远充军。”有个名叫虞让男的千户，违犯了法令，吹箫唱曲，被割了上唇和鼻尖。有个名叫姚晏保的军士蹴圆，被卸了右脚，全家发赴云南。

由于朱元璋出身低微，登上皇位后，常常怀疑别人侮辱自己，有诸多忌讳。

杭州儒学教授徐一夔曾作贺表，其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朱元璋览之，大怒：“光者，僧也；则，近贼。”认为这是影射他早年做过和尚与贼寇，命收斩之。祥符县学教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中有“取法象魏”语，“取法”被他理解为“去发”，又是血雨腥风。因此类文字忌讳被杀者有三十多人。

从以上事件可以看出朱元璋内心深处极其阴暗的心理，自卑的情结及残忍的个性，并表现出明显的精神分裂的病态人格。此时，他急不可待地要对所有的知识分子进行全面有效的控制，以至于要亲自颁布文体的格式。而这种控制，更多的是表现在精神和思想上的。

朱元璋对儒学圣人孟子的思想大为不满，因为孟子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触犯了皇权，他竟跟古人过不去，将孟子撤出文庙。刑部尚书钱唐，坚决抗议，备好了棺材，说：“臣得为孟轲死，死有余荣。”朱元璋没想到会受到如此激烈的抗争，只得作罢。

而这位钱唐先生在这一事件中，是唯一表现出了孟子所称的威武不屈的大丈夫气节的知识分子，但这毕竟只是一个个案，而大多数主流的文人士大夫在朱元璋的淫威面前，只是保持沉默和集体失语。

朱元璋驱孟的做法虽未能得逞，但他仍不甘心，命人对《孟子》一书进行了删节，将那些他认为有损于皇权的言论一概抹去，名曰《孟子节文》，并以国家的名义下发到各地学校，作为官方标准教材，强制推行。

在这样血腥的打压下，明初知识分子失去了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不得不采取退而独善其身的避祸方式，以求保全自己。

同时，朱元璋还首创了庭杖制度，对于那些敢于冒犯他，或与他意见相左的人，无论你是官居一品，位极人臣，同样在朝堂上当着百官之面，打得你皮开肉绽，遍地找牙。这让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个人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受到极大的摧残和羞辱。

而这一制度为有明一代不断地延续下去。仁宗朱高炽时，翰林学士李时勉因直言进谏，触怒了仁宗，仁宗命武士用金瓜（一种瓜状兵器）扑击李时勉。血泊中的李时勉胸部肋骨顿时断了八根，被丢进监狱，卧以待毙。他居然没有死。到宣宗朱瞻基即位，体察其忠，又重新重用，拜翰林学士，但这位饱学正直的官员，在鬼门关走了一回，不再敢直言了。他终于懂得了明哲保身的重要。

专制政体，是一种缺少理性和人性的社会形态，个人的生命和财产随时都有被剥夺的危险。因此，不能侈谈个人的人格尊严，知识分子在皇帝的眼中无疑只不过是奴仆、乞丐和娼妓。

宣宗有一次视察史馆，撒金钱于地，命众人取之。学士李时勉岿然不动，宣宗大为赞许，取袖中剩下的钱赐给他。在国家修史的最高研究机构，一群学富五车的高级知识分子，完全顾不上自己那学者的尊严，一个个正忙着俯下身去，毫无愧色在地上拾取天子所赐给的金钱，以博君王的欢心，这哪里还有半点什么浩然之气可言？

明帝国为了维护皇权的至高无上，对整个社会采取了最完备、最严密的监控手段。这是一个秘密警察可以不受约束，肆意施暴的国度。明初建立的锦衣卫和稍后的东、西厂，都是独立于政府、司法部门的体制外执法机构，直接向皇帝负责，其触角遍及全国。所有的人，包括文人士大夫就连内阁大学士，也无一幸免，被置于最为严密的特务监视控制之下，稍有不慎，就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灭顶之灾。

在这样极度凶险的政治生态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道德理想只能是一种痴人的梦呓。知识分子生活在这样的恐惧之中，噤如寒蝉，如履薄冰，唯唯诺诺，小心地侍奉着主人，以换取君王的残羹冷炙，哪里还有自由思想的空间？

对于皇权而言，整个政治体系对道德的要求，实际上只有“忠、孝”二字，而其中的内涵已被赤裸裸地诠释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绝对地忠诚，绝对地服从。人的存在只能以皇权绝对驯服的工具为前提。个人已经不可能有思想、有尊严地成为人，而只能异化为物，成为一种有用的工具，个人无力维护自身的权利。

为了捍卫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大臣们被皇帝打得皮开肉绽。比如，正德年间，大臣们为了阻止武宗皇帝出去打猎，没少挨板子；嘉靖年间，又因世宗皇帝该给自己的生父什么称号而发生争执，惹得龙颜大怒，数百人下狱，数十人当场死于杖下。因捍卫纲常被打，还感到无上光荣。如果蒙主赦免，还感激涕零，“皇天毕竟圣明，好人终于得救”。呜呼，不亦悲哉？

所以鲁迅说中国历史只有两种时代：“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相关链接明代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到明代已发展到逻辑的尽头，士子大半只知读国家颁下的程朱课本，尤下的甚至只知背诵程文墨卷。程朱理学被设为官学，考生唯马首是瞻，学术争鸣的风气完全荡尽。初设科举时，初场考经义，二场试论，三场试策。所谓经义，就是从古代经书中拿出一两句话作题目，让考生发挥成一篇文章。论策就是政论文，考察考生对政事时务的看法和建议。文章的形式是“八股”，即使用八个对偶句来写，不多不少。以成化年间会试题目“乐天者保天下”为例，开篇先提三句，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再讲“保天下”，也是四股；末尾四句，作为总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它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字游戏。总之，科举与八股严重束缚了思想，从此人才的来源几乎完全堵塞，政治、文化的发展也陷于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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