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天士医话医案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清)吴天士

出版社：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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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天士医话医案集试读：

编校说明

本书根据清初名医吴天士的《医验录初集》和《医验录二集》综合编辑校点而成。《医验录初集》初刻于1684年，是吴天士1681—1683年两年的临症实录计101案，分上、下两卷，病种涉及伤寒、内科、儿科、妇科、五官科疾病。卷首另有《兰丛十戒》医话1篇。《医验录二集》初刻于1753年，系吴氏自1685—1703年“计十余年来奇验者不下数千。……因删之又删，汰之又汰，仅存十之一二”，“大半皆追魂夺魄，与阎君相抗拒者，其余皆为易讹易错与群医若相反者”。可知都是疑难重症，卷一、卷二共计102案。内容侧重伤寒、内伤、虚劳病症，间有部分杂症。卷首另有《破俗十六条》、《

医医十病

本书根据清畹香草堂的初刻版本编校而成，说明如下：

竖排改为横排。原书系竖排，今改为横排，标点符号重新标注。

重新编排次序。吴天士辑案“因非有意立案，故不仿前贤医案程式分别门类，但照日记中年月为次第”。故未按常规分门别类编排，而以治验先后为序，各类病症混杂于一起，因而显得有些混乱。由是编校者以病症为纲，合并同类项，将《医验录初集》、《医验录二集》混合重新编排次序，以求条理清晰，利于研读；原书分卷，今已无意义，故取消；另外将3篇医话置于医案之前。此三点为本书与原书最大变动之处。

部分案例新拟标题。《医验录初集》原书各案均设标题；《医验录二集》则未设标题，仅将医案标分“伤寒（中寒合入）”、“内伤”、“虚劳”三部分。为方便阅读，今据案意拟立标题，且将相类病症归于一起，只在首案示以标题，其余不再设标题，但标以阿拉伯数字序号，以利检索。同时将全部医案分为“伤寒（含阴证）”、“内伤”、“杂病”三部分。

另外，原书3篇医话各论未设序号，为清晰起见，标以一、二……大写数字序号。

统一简化汉字。凡原书出现的异体字、古今字、通假字，一律改为现行通用简化汉字，不另出注。

注释与纠误。为方便阅读，对原书中生僻词语给予注释。凡原书脱文及衍误、错讹之处，一律订补更正，不另出注。

删除学友序跋。《医验录初集》中有学友序文2篇，跋文1篇；《医验录二集》中有学友序文3篇，跋文1篇。另外，“

破俗十六条

此外，为帮助读者理解，编校者撰写了“吴天士学术思想探讨”一文，较为详细地探讨了吴氏学术思想，抛砖引玉，以期对理解本书起到启迪作用。

吴天士学术思想探析

吴天士其人其书

吴楚，字天士，号畹庵。清代康熙、乾隆年间安徽歙县人，名医吴正伦之玄孙，吴昆之侄孙。吴正伦号春严，系明代名医，曾在京城治愈不少王公重病，包括襁褓中的神宗和穆宗贵妃的病。吴昆则以著有《医方考》等书而著称，吴天士堪称家学渊源。受封建科考影响，吴天士潜心攻修举子业，初视医为小道而不屑一顾。但康熙十年（1671）之夏，祖母的一场大病改变了他。74岁的祖母病伤食，“七日未进粒米，饮汤到口，反加呕吐，……举家惶惧无措。”当此之际，吴楚“乃竭一昼夜之力，将先高祖（吴正伦）所著诸书翻阅一过，微会以意，自投一匕，沉疴立起。始叹医之为道系人死生，岂可目为小道而忽之乎？”此即吴楚《医验录》初集中第一案，“不肖之究心医理，盖自此始。”“由是正业之暇，即捧读先高祖所著《活人心鉴》、《脉症治方》、《虚车录》，及一切家藏未梓行世等书。乃知医之为道，通天地，明阴阳，变化无穷，神妙莫测。”

康熙二十年（1681）吴楚再次落第，懊愧无颜面对妻儿，退隐于山村发奋苦读。友人善言劝导，鼓励其穷则思变，在亲友的支持与激励下，吴氏兼以医为业，“出所学以治人病，病者立愈。未几，于乡、于邑、于郡、于郡邑以外之遥远者，无不以病求治先生，先生不惮烦劳，悉治之，效俱奏。”很快名扬乡里，成为远近闻名的儒医。

吴氏《医验录》，乃是其行医20余年的部分疑难危重症的记载，包括初集和二集两个部分。此外，还著有《宝命真诠》四卷、《前贤医案》一卷。

吴氏生卒年份不详，编校者略为考证：从《医验录》二集“年家眷弟胡作梅”序文中，述及吴氏所作“长安秋兴”诗，内有“七十年余霜白发”句，知其当年已70余岁，其时为1690年，由胡序落款署“康熙庚午季秋……拜题”可知。另外吴氏为《医验录》二集所作“自序”时，落款署明“康熙庚辰季春，吴楚天士氏自识于锦山书舍”，考康熙庚辰年为公历1700年，距康熙庚午年（1690）又过去10年，当时吴氏尚健在，已经80余岁了。据此可以推测，吴天士生年不晚于1620年，卒世不早于1700年，享寿80岁以上。

下面主要以本书为据，对吴天士学术思想作一初步探讨。一、擅用附子，火神风格

吴天士崇尚温补，赞同景岳“刘朱之道不息，轩岐之道不著”之论。认为“甘温之药如行春夏之令，生长万物者也；寒凉之药如行秋冬之令，肃杀万物者也。……可见司命者，当常以甘温益人气血，不可恣用寒凉以耗人气血，即有大实大热当用苦寒，亦惟中病则已，不可过剂。病去之后，即须以甘温培补。”由此他治阴证“热药多多益善”，尤其推重附子，广泛应用附子，危症重用附子，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彰显其鲜明的火神派风格。

本书中屡有谓其“好用温补”之语，即同道间亦盛传其名，如“真热假寒证”例1案，某医告诉病人，所患系阴证，“今之能起此证，肯重用桂、附者，无如歙邑之吴某（指吴天士），盍请商之。”可知吴氏当时以擅用温药著称，因此，编校者称之为火神派前期的扶阳名家。

现对其应用附子的经验，提要钩玄予以介绍。

1.广用附子，重用附子

吴天士认为“热药至附子止矣，寒药至黄连止矣。”“凡沉寒痼冷及伤寒中阴等证，非附子不能驱阴回阳。”“总非桂、附不为功。”强调了附子在治疗阴证中的重要性。他说：“种种阴邪，正须大剂温补。培肾阳以逐阴火，燥脾土以除阴湿，升清阳以降浊阴，助命门以摄阴气，补土母以开阴凝，总非桂、附不为功。”“凡沉寒痼冷及伤寒中阴等证，非附子不能驱阴回阳，故本草称其有斩关夺将之能，有追魂夺魄之功。正如大将军临阵赴敌，惟其有威猛之气，有战胜之勇，方能除寇乱，靖地方，奠民生，安社稷。凡此等功，岂可责之文弱书生及谦恭谨厚之人乎？”“附、桂二味，为此证必需之药，若不用此二味，即单服人参百斤亦无益，不可偏听席流俗说，致误性命。”

案中凡阴寒之证吴氏多选用附子理中汤，次则八味地黄丸、麻黄附子细辛汤等，方方不离附子，堪称广用附子。

对于“中阴中寒之证，即俗所谓阴证伤寒也。不用热药便不可救，不用大剂热药，亦不能救。”自谓，“余治阴寒病，常有一病而用附子六七斤者，病愈之后并不见有丝毫毒发。”案中附子最多每日用至一两，最多一案前后共用六斤，方得脱险。吴氏投用附子，一般是每剂二三钱，最多五钱，似乎剂量并不算大，但急症重症时，则日投二剂甚至三剂，如“戴阳”例1案记述：“每一昼夜，用药三剂，俱同前理中、四逆之类”总量达到一两，堪称重用了。

在“虚阳上浮”例1中，罗某患伤寒已三日，脉数大无伦，按之豁如，舌色纯黑，大发热，口渴，头面肿如瓜，颈项俱肿大，食不能下，作呕，夜不能卧。吴氏问：“何以遂至于斯？”答曰：“前日犹轻，昨服余先生附子五分，遂尔火气升腾，头面俱肿，颈项粗大，锁住咽喉，饮食不能下，实是误被五分附子吃坏了。”吴氏指出：“附子倒吃不坏，是‘五分’吃坏了。”问：“何以故？”曰：“此极狠之阴证也……附子要用得极重，方攻得阴气退，若只数分，如遣一孩童以御千百凶恶之贼，既不能胜，必反遭荼毒。”形象的阐明重用附子的必要性。

2.阴寒重症选用生附子

对于阴寒重症如阴盛格阳之证，由于阴阳格拒，服入顷刻便吐出者，吴氏嫌制附子药力犹缓，逢此时刻，认为“用熟附子无力，须生附子方有效，否则少刻烦躁之极，大汗一身而死矣。”毅然选用生附子，且日进二剂，取其力峻效宏，直捣阴窟，破阴回阳，有胆有识。“虚阳上浮”例1案，“服一剂，脉症如旧，舌上黑苔丝毫未退，仍作呕。乃知一剂犹轻，照方每日服二剂，共用附子六钱，参亦六钱，胸膈仍不开，舌苔仍未退。又照前方将熟附换作生附，每剂三钱……共服月余而后起。”

3.娴熟附子的功用

附子主治阴盛阳虚之证，吴氏对附子的功用十分娴熟，达到精细入微的地步，有的颇为独特，可以说补充了火神派运用附子的章法。下面介绍一些：

▲行经络之功效。凡用参芪等补气药，多加附子，如案中记载：“附子二钱，回元阳以行参、芪之功。”“必要用附子以行经络……无桂附以行参芪之功，亦无济于事。”

▲舌黑为投用指征。案中屡有记载：“观其舌纯黑，余再用附子三钱，桂二钱……。”“中有一日，惑于俗见，云附桂不可多服，只用二分，次早舌上即现黑色，胸腹不舒。忙照数服下，舌黑又退，腹舒进食，始信附桂必用之药，即少用尚不可，况可以不用乎。”从正反两方面验证了附子用治舌黑的特性。

▲消肿之功。“喘嗽”例9治水肿案谓：“一日附子用乏，只存五六分，权用一剂，是夜遂复肿起五寸，方知附子之功所关不小，仍照前加重。服十余日，始消至腿肚下。”

▲固泻之功。“产后”例5案谓：“此大便不禁，非独气虚下脱，兼肾气欲绝也，故非附子不可，即单用参、术，亦不能固其泻也。”

▲润舌之功。如治许师母崩漏案，“素常唇舌干燥，服姜附后，唇舌俱润，件件胜前。”

4.指明服用附子的反应

服用附子等热药之后会出现诸多反应，甚至类似火热之象，初学者容易认为热药之误，其实系“阳药运行，阴邪化去”之正常反应，郑钦安在《医法圆通》“服药须知”一节中，对此专门予以揭示，这是其擅用姜附的重要体现，所谓“此道最微，理实无穷，学者当须细心求之。”吴天士亦有很多这方面的体会，丰富了郑氏经验，如：

▲出血：“戴阳”例3案，病人面赤放光，知其为阴证面色也。脉浮大有出无入，按之细如丝，大汗不止。投用附子三钱，人参四钱。“服至第四日，痰中带血，其家惶惧。余曰：此乃寒痰，即阴气所化，服热药阴寒之气始能化痰而出，所以带血者，胃为多气多血之腑，痰出时偶黏滞胃中之血，非此证有血，丝毫无是虑也……果少顷便不复有血矣。”

▲夜间发热腹痛：“戴阳”例13案，坦公弟忽发热，其脉浮滑数而无根，面赤，浑身壮热，舌上灰苔。急予附子理中汤，至夜又大发热，每大发热时，腹内必痛极。病人疑虑，“何以每至夜必发热，每发热反肚痛？”吴氏解释：“夜乃阴分，阴证至阴分必更狠，腹内阴气盛则将虚阳逼出于外，故身外发热，所谓内真寒外假热也。所以发热反腹痛者，阳气尽逼出于外，则脏内纯是阴气，所以作痛。”

▲腹痛下利：“中寒”例8案，治岩镇江某，患伤寒，呕吐，下腹痛极。诊称“此太阴证伤寒也。痛在脐下，乃厥阴部位，阴证之至狠者。”立方用附子理中汤，服药四剂，手足温，呕吐止，腹痛减而未尽除。告曰：“此腹痛，必要下利方止。”“凡阴证下腹痛甚者，其浊阴之气必要从大便中去，伤寒书所谓秽腐当去是也。秽腐不去，腹痛何由止？”“又服二剂，晚间果作利，一昼夜共七八次。仍照前药，每日二剂，又服四日，利三日自止，而痛亦全却矣。”

▲痰多：“戴阳”例12案，治汪某之妾，诊为“此似大热证，实是中寒证也。”用八味地黄汤，服三日，“热全退，夜安神，唇反润，舌色反淡红矣，惟是绵痰吐之不止。”告病人曰：“人见为痰，我见为寒，此皆寒凝于中，得温热药寒不能容，故化为痰而出耳。”仍于早晨服八味一剂，午用理中兼六君一剂，参、桂、附俱如前数。“服二日，痰吐尽，胸膈宽，知饿喜食，食渐增多。”

5.对有关附子的俗说予以批驳

由于附子有毒，历来医家对其有种种不正确认识，在吴天士所在的江南一带，有关附子的各种俗说尤为严重，他挺身而出，力予澄清。在“破俗十六条”中，就有三条对这些俗说专门给予批驳，捍卫了附子的应用价值。

▲驳“俗说附子有毒不可用”

吴天士说：“凡攻病之药皆有毒，不独附子为然，所以《周礼》：冬至日，命采毒药以攻疾。《内经》有大毒治病、常毒治病、小毒治病之论。扁鹊云：吾以毒药活人，故名闻诸侯。古先圣贤，皆不讳一毒字。盖无毒之品不能攻病，惟有毒性者，乃能有大功。”“如兵，毒物也，然杀贼必须用之……用兵以杀贼，杀贼以安民，则不惟不见兵之毒，深受兵之利矣。故用药如用兵，第论用之当与不当，不必问药之毒与不毒。苟用之不当，则无毒亦转成大毒；果用之得当，即有毒亦化为无毒。”

他并举例证明服用附子的安全性：“呕吐”例5案，对一停饮呕吐病人反复用附子理中及八味肾气、金匮肾气等汤加减服用，“尔时某先生又谓，服附子必要生发背，必要头顶痛、浑身热，必要使皮肉俱裂开。”结果共计服熟附子三斤半终获病愈。当时，“其家患疮者甚多，独病人愈后，并无一丝疮疥，更安得有毒耶？愿医家惟按脉审证，量证发药，用药救命，勿徒议附、桂有毒，致误人命也。”

▲驳“俗说夏月忌用桂、附辛热等药”“夏月不但不能无虚寒之人，而中阴、中寒之证在夏月偏多……若夏月本属伏阴在内，而人又多食冷物，多饮凉水或冷水洗浴，或裸体贪凉，故中阴、中寒之证夏月更多，岂以夏月阴寒之证，亦忌用温热以视其死耶？……况乎直中阴经之证，舍桂、附更将奚恃乎？第人不能辨认，故只知温热当忌耳。”书中有夏月中寒案多例，吴氏皆用附子救治成功。

▲驳“俗说桂、附灼阴不可用”“惟是阴虚而脉躁气盛、胃强善食者，方可用纯阴药，所谓壮水之主以制阳光，不宜桂、附、姜、术等一派纯阳温燥之气以灼其阴。若阴虽虚而脉软脾弱，食少气馁者，再用纯阴药，不惟孤阴不生，且使滞膈损脾，消削元气，须少加桂、附于六味群阴药中，使有一线阳光以济其阴。如一夫而御群妾，方成生育之道。不惟不灼阴，正所以生阴，非欲加桂、附以补阳，正使桂、附引阴药之补阴……至于阴不虚而阳虚，阳虚而阴弥炽者，即谓之阴邪。或为阴水上泛，溢于肌肤；或为阴湿生痰，涌于胸胁；或为浊阴不降，上干清道；又或阴气上攻，不能归原而作痛，阴寒凝结，不能运化而胀满。种种阴邪，正须大剂温补。……此桂、附之在所必用，欲其消阴而不虞其灼阴者也，所谓益火之源以消阴翳也。何乃不知分辨，概云桂、附灼阴不可用，于阴邪炽盛之证，犹必畏而戒之。此犹之严冬久雪而犹畏近日光，裸体冻僵而犹戒勿衣絮也。”二、详辨阴证，尤精阴火

一般研究《伤寒论》者，多详于三阳证而略于三阴证。实际上，阳证易辨易治，阴证难识难疗。元·王好古云：“阴证毒为尤惨，阳则易辨易治，阴则难辨而难治。若夫阳证，热深而厥，不为难辨；阴候寒盛，外热反多，非若四逆脉沉细欲绝易辨也。”（《阴证略例》）。郑钦安对阴证辨识作了全面的论述，唐步祺赞称“其于阳虚辨治所积累之独到经验，实发前人之所未发，乃祖国医学之瑰宝，千古一人而已！”

此外，郑钦安对于阴证中的一种特殊证型，即虚阳外越所产生的种种假热之象所谓阴火者，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郑氏所特别指出而为一般医家所忽略的，是阴气盛而真阳上浮之病。”（唐步琪语）编校者因此称之为郑氏学术中最独到、最精华的部分。

然而通观本书，可以看出，吴天士在郑钦安之前已对阴证阴火做过广泛深入的研究，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足可以补充郑氏之不逮。下面予以介绍：

1.凡治伤寒，须分表里

吴天士云：“吾治伤寒，从来不错。”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认为“凡治伤寒，须分表里。”这是首要原则，表里不可错认，“二者悬殊”，“有天渊之隔”，对此他在书中反复对比论述。“表证属阳属热，宜表散，然用药不过一二剂，汗出热退，病寻愈。里证属寒属阴，宜温补，须多服方收功。有由表而入里者，为传经热邪，宜清解以存阴。若不由表而直入里者，为直中阴证，宜温补以回阳。此一表一里，一阳一阴，一热一寒，有天渊之隔。”“伤寒为传经阳证，中寒为直中阴证，二者悬殊，无如世俗不能辨认，概名之为伤寒。是以一遇阴证，但曰伤寒，亦以治阳证之法治之。表散不愈，继以苦寒，殊不知阴证一服苦寒便不能救。”“传经与直中不同，直中入三阴乃寒证，传经入三阴乃是热证。寒证当用桂、附以回阳，热证当用承气以存阴。阳不回固死，阴液涸亦死。”

吴天士明确指出：“然以外感而误作内伤治者少，以内伤而误作外感治者多，犹之伤寒以阳证而误作阴证治者少，以阴证而误作阳证治者多，总以见热便发散故也。”书中“以阴证而误作阳证治者”确实比比皆是，幸赖吴氏勘破阴霾，力排众议，以热药挽回。

2.辨清阴证，批驳时医

阴证系三阴证的总称，由于时医经常误将阴证认作阳证，流弊甚广，“奈何见人发热，不审其为表为里，为寒为热，为阴为阳，概行发表。若是里证、寒证、阴证，有不使之魄汗淋漓，亡阳而死者乎？”“是以一遇阴证，但曰伤寒，亦以治阳证之法治之。表散不愈，继以苦寒，殊不知阴证一服苦寒便不能救。医人于此为最毒，病人于此为最惨。”

吴氏“目击心伤者久之，故独于此道细心探讨，辨之最明，疗之最众。”其医案中所治阴证案例最多，总计55例，无疑对阴证辨析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水火寒热之证，每多相似难辨，但以脉辨之则可据。”“又当辨之于舌色，辨之于脉。”“以脉辨之”为最关键依据，辨舌则系吴氏独到之处。“以通身热，手尖冷，辨为阴证固矣，然阳证亦有手冷，且冷过腕者，何以辨之？又当辨之于舌色，辨之于脉。阴证之身热手冷者，脉必浮大而空，以通身之热是假热，内有真寒，故外发假热，热是假热，则脉亦现假象而反浮大，但按之甚空，此假不掩真，而知其为阴证也。若阳脉反沉者，以表邪去而里邪急也，热邪在里，故脉反沉。人皆谓阴证脉当沉，阳证何以脉亦沉？殊不知阴证不发热之脉则沉，沉而无力；阳证热在里之脉亦沉，沉而且数且有力也。阴证虽热，而舌色必白或灰黑或有滑润黑苔；阳证虽手尖冷，而舌苔必黄或焦紫有芒刺。盖手尖冷者，阳极似阴。其脉沉者，热极反伏也。”

除舌脉之外，他对阴证的辨识也颇多独到之处，且看：“我明告子，子所治者，皮毛也；我所治者，脏腑也。如脉洪大，身有热，面红唇紫裂，皆火也，皆皮毛也；脉虽洪大而按之无力，身虽有热而畏寒喜近衣，面虽红，唇虽紫且裂出血，而舌苔却灰黑滑润，则皆寒也，皆脏腑也。子治皮毛，故见热药而畏；我治脏腑，故热药多多益善。”

由于时医表里莫辨，对阴证多有误治，导致严重的后果，如“中寒”例6案，“此证乃寒中太阴脾经，亦甚易认。计二十日前曾经历五医，俱是表表著名者，不知何故，绝无一人认得是阴证，医至将死，而后待余以峻剂参、附救之。”吴氏“目击心伤者久之”，指斥“医人于此为最毒，病人于此为最惨。”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不吝笔墨反复予以批驳：“阳证误治，犹可救；阴证误治，便不能救，故集（指《医验录二集》）中所载阴证较多，要皆人所误认，几几误杀者也。”苦口婆心，仁心可鉴。

3.精辨阴火，多有创见

单纯阴证，舌脉、症状是一致的，辨认起来并不困难。关键是阴寒内盛，格阳于外，导致一些所谓热象，此属假热，亦称阴火，内真寒而外假热，多有惑众之处，人多不识，以致误辨误治，实为“千古流弊，医门大憾。”（郑钦安语）郑钦安对阴火的辨认给予深刻的论述，这是火神派的精华之处。

而在郑氏之前，吴天士已对阴火的辨认积累了颇多经验，“阴邪炽则孤阳浮越于上而面赤唇裂，此假火也。然舌虽红紫，其中有隐隐一块黑色，此则假火之中，究不能全掩其阴寒之真象也。”“此中寒证也，汗多，阳气尽发越在外，故大热面赤，乃假火也。”

其书中共收有真寒假热案37例，包括虚阳上浮5例，戴阳12例，虚阳外越3例等，其例数之多在历代医案中无出其右者，足见经验丰富。他对阴火的辨析颇多独到之处，有些观点钩玄发微，富于创见，为郑钦安所未论及，补充了关于阴火的理论认识，这也是本书最具价值的内容。下面摘要予以说明，皆系阴证而易误认为阳热者，所谓“真虚寒者，偏有假火”是也。

▲舌红无苔：“戴阳证”例9，治翰林胡公案，“余诊其脉却洪大，按之又觉有力，视其舌色，鲜红洁净，并无苔。余甚疑之，暗自沉吟：据脉颇似热证，若是热证，服芩、连当有效矣，如何反剧？若是阴证，脉不当有力，舌当有灰白苔，今舌红，脉有力，又不似阴证。正坐病人床前，细细思索。见病人伸一指，向床头边冰水碗中，略沾些许冰水于舌上点点。余因问病人曰：‘尔舌干乎？’病人点首。余曰：‘舌既干，何不将此碗冰水大喝几口？’答曰：‘怕吃。’余暗喜曰：此一语审出真情矣，此是阴证也。若是阳证真渴，冷水一饮而尽，禁之不得，岂知怕饮？此舌之所以红者，因服寒药已多，反从火化，故色红也。若是热证，则舌当有黄苔，或舌色焦紫，岂仅如此之鲜明红色乎？其脉之所以搏指者，至虚有盛候，真阳已竭，真脏脉现故也。”终因误服俗医黄芩黄连剂致死。

舌尖红：“伤食”例5案，治文杏侄之子，甫四岁，发热三四日。表散不愈，继以苦寒，迁延将二十日，人瘦如柴。“视其舌，灰白色，而舌尖红如朱砂，盖脾虚之极也。”经用十一味异功散加附子，连服四剂，热始退尽，“舌苔退尽，其舌尖之红反变成红白淡色。”

▲舌黑：“虚阳上浮”例5案，治绍文族婶，素有汗证，此次汗出如沐，发上皆淋漓如坠水状，人事昏沉。坐卧不安，心无主宰，汗出不辍，满舌黑苔。人多谓舌黑有火，吴氏论云：“盖舌黑有二种，有火极似水而黑者，乃热证也；有水来克火而黑者，乃寒证也。”“如是火证舌黑，则当口唇焦紫破裂，舌粗有芒刺。今口唇白，毫无血色，舌虽黑，却无芒刺，又不干燥，其为阴寒之象无疑。”因用“人参四钱，黄芪三钱，附子、肉桂各一钱，干姜七分，枣仁一钱，当归、熟地各二钱，五味子三分……服后即鼾睡，至三鼓方醒，醒时汗遂敛，舌黑退去一小半。又服复渣，直睡到晓。舌黑退十之七，汗敛十之八。”

▲口舌干燥：“伤寒误清”例4案，治桓若家叔，舟中感冒，服发表药，微汗热退，外感症已愈，惟饮食不进，胸膈不宽，想有食滞故也。误“用黄连、石膏，服之愈剧，口干作渴，舌燥如锉，每日勉强饮米汤半碗，只喜食西瓜雪梨，日啖数枚。如此者四十日，吃过西瓜数十枚，雪梨二十余斤。”吴见其形容枯槁，瘦骨如柴。诊脉极浮极数，按之似鼓革。认为“其口舌干燥者，由过服寒凉，寒从火化故反似热。且以寒药夺其正气，气虚无津液上升，故舌干涩，切不可更服凉药。”认为此证仍要加重参、芪，再渐加桂、附以温中健胃方效。如法治之，舌转润，“见梨反畏而不敢食矣。”服药1月而起。

▲唇裂出血：“中寒”例6案，治某仆人，患伤寒已半月。初起发热，先发表共五六剂，热总不退。更医见胸膈胀闷，日用枳壳、厚朴、神曲之类，更剧。今则唇紫燥裂出血。吴氏诊“其脉虚大浮软，按之全无，口唇虽裂出血，而舌苔灰黑滑润，面色亦复惨黑。”曰：“此阴证也。”予附子理中汤，服25日而痊愈。

▲面赤戴阳：“戴阳”例9案，治文杏侄忽腹痛呕吐，诊为“中阴中之极凶证”。急用理中汤加丁香、熟附子是夜连进三剂，约吐去二剂，只好一剂到肚。次早“头面目珠俱血红，口舌干燥之极，浑身壮热，惟脚下冷，腰痛，其家疑是附子太多，致火起。余曰：若三剂，共四钱五分附子俱到腹，此证不出矣。总因吐去，到腹无多，故显此证耳。此所谓戴阳证也，惟阴证之极故反似阳……前药用熟附子无力，须生附子方有效，否则少刻烦躁之极，大汗一身而死矣。”“共用生附五钱，人参一两，二剂俱服毕而头面、目珠，赤色尽退，一身俱凉，脚下方温，反叫舌麻，背恶寒，阴寒之象始见。”服一月而起，共计服附子二十四两，人参二斤。“然非如此用药，万无生理矣。”

案中屡次记载：“阳浮于上，所以面赤放光，口干作渴。肾中一线孤阳已令真寒逼浮于上，今惟用附、桂驱去真寒，引此孤阳复归宅窟，乃为正治之法。”“一见病人面赤放光，心便惊惧，知其为阴证面色也。”

▲头面肿痛：临症所见“头面肿如瓜，颈项粗大锁住咽喉”、“头面肿大如斗”等症，俗医极易误为阳热，其实乃是虚阳上浮所致。

如治仆人来旺，“卧病六七日，头面肿大如斗，紫赤色，起粟粒如麻疹状，口目俱不能开。咸以为风热上涌，又以为大头瘟，服清散五六剂，绝不效。渐口唇胀紧，粥汤俱不能进口。”吴氏诊两寸脉浮而不数，两尺脉沉而濡。认为“此寒中少阴也，连日小便必少，大便必溏。”问之果然。用八味地黄汤兼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服一剂色退淡，略消三之一。再剂消去一半，能进粥食。除去麻黄、细辛，服四剂而痊愈。

▲阴躁：案中屡次指明：“正气衰则虚阳出，亡于外而发热、发狂，乃阴躁也。”“经云：误发少阴汗，必亡阳。凡中阴之证，必先入少阴，一用表散则孤阳飞越，乘汗而出，是以烦躁不宁，妄见妄闻，谵言乱语。”“烦躁异常，并不发寒热之时，总只坐立不定，始请余视。诊其脉，浮大而数，重按全无，余心知是阴躁也。”均用温法治愈。

▲假阳脉：“两手脉重按如丝，轻按浮数洪大，乃假阳脉也。”

▲肢体红肿：“戴阳”例7案，治希鲁舍弟，初病寒热，不头痛，面赤，医用发散药一剂，大汗不止，发热更甚。左腿上红肿一块，痛极，昼夜烦躁不安。吴视之，脉浮数无伦，按之如丝，面赤如朱，身如燔炭，口唇焦紫，舌色却灰白。“此中寒证也。汗多，阳气尽发越在外，故大热面赤，乃假火也。两手脉重按如丝，轻按浮数洪大，乃假阳脉也。腿上红肿处，乃阴寒欲寻出路，若不急急攻之，一溃便成流注。”用附子理中汤，因有肿痛处，加当归、五加皮、牛膝、秦艽。服一剂，汗止，面赤全退，身热退轻，腿上红肿处走至脚下。连服二剂，脚上红痛全消。

▲小便黄赤，或如墨水：“大凡阴证，小便必黄赤色，甚者如墨水。盖寒入少阴，肾不化气，故小便停蓄不利，所出无多，必是黄赤色。医家每以小便之黄白分寒热，杀人多矣。其时又有医见小便黄赤，谓是小肠经火，用木通、灯心、黄柏之类。”

如“伤寒误清”例4案：患者“小便甚急，欲出不出，短涩而黄，乃由气虚不化，停蓄许久而后出，小便必黄，不可以色黄而卜其为热也。”如法治之，“是夜小便长而清。”

▲血证有阳火、阴火之分：“前贤谓血证皆源于火，有阳火、阴火之分。咯血、痰中带血为阳火，宜清；暴吐极多为阴火，宜补。阳火乃五行之火，可以水折，故可清；阴火乃龙雷之火，得阳光则伏，故宜温补，引火以归原。”三、善于思辨，独创新见

医学需要发展，发展需要创新，否则就可能裹足不前。因此一个医家有没有创新之论，是衡量其学识水平的重要标志。吴天士以儒治医，长于思辨，勇于探索，“证有疑难，精思详审，独出其学识以发药，卓卓乎不随庸众之见。”吴天士提出许多新的见解，令人耳目一新，予人启迪，举例如下：

▲服药内伤论

吴天士对东垣学说很推崇，然东垣论内伤，只谈及饮食内伤、劳倦内伤，未有所谓服药内伤者。吴天士从实践中深切认识到服药内伤很常见，而且“病伤犹可疗，药伤最难医。”对服药内伤体会颇深，“误药杀命甚于无药救命”，因此他特别在饮食内伤、劳倦内伤之外另立“服药内伤”病名，并附以自己的3个案例，以示其对此病的重视，“愿服药者慎之，用药者尤慎之。”可谓补充了东垣内伤学说的涵义。

▲虚阳贯顶证

吴氏称阴证而见头顶痛极为“虚阳贯顶”，投以八味地黄汤收效，颇有新意。“戴阳”例8案，治族权维贞，发热数日，初用防风、柴胡等药二三剂，病不减，且加头顶痛，其痛如破，而其痛处又如有炭火在头上燔炙，奇痛奇热，将用清降药矣。两寸浮数无伦，按之无根，两尺沉微，举之无力，两手尖冷如冰，脚下亦极冷，时出大汗。吴氏认为“此寒中少阴，因升散而使虚阳贯顶，以故极痛极热，切不可用凉药。”乃用八味地黄汤，内用大生地八钱，附子三钱，肉桂一钱五分，山萸二钱，丹皮八分，茯苓一钱五分，泽泻八分，山药一钱五分，加人参七钱、龟板二钱、牛膝一钱、童便半盏。“服一剂，痛减十之八，热全却矣。再服一剂，痛全止。”

▲暑月最多中寒论

在“暑月中寒”例1中，病人问吴氏，如此暑月何得中寒？告知：“惟如此暑月最多中阴，此必是多食寒物，寒入三阴，便为中阴。”询其病起时，果由吃两个大西瓜，饮冷水六碗而引起。他进一步解释：“寒即阴也，暑月阳发于外，则阴伏于内。既有阴伏于内，则凡遇阴气即相引而入，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理固然也。夫暑月安得有阴气？抑知此阴气不必天寒地冻之气始能中入。在暑月或食冷物，或饮冰水，或裸体贪凉，其气皆能中人，总由阴伏于内，阴气便于直入，犹之奸细潜伏城中，贼来便易攻打也。所以谓之中寒者，以其深入在脏，而非若感寒之感触在表也。惟有大剂姜、桂、附以驱阴寒，大剂参、术以回元阳，乃为可救。稍一游移，命在呼吸矣。”

此证极易误辨误治，吴氏亲眼目睹汉上医家，“凡是夏月中寒之证，无有不医至死者。彼绝不知夏月有中阴一证，又绝不知治阴证当用何药。但有发热者，必先予九味羌活汤二剂；热若不退，便云是火证，即用黄芩、黄连、花粉、栀子之类，狠服数剂；热又不退，便加石膏、犀角；热又不退，则用大黄，日有大便，便且溏，仍然用大黄。不知此种传受，从何处到来。”

▲夏月疟、利多阴证

由暑月最多中寒论推衍，顺理成章可知，“夏月，疟、利两证最多，而此疟、利中亦多夹阴之证，即当同伤寒阴证治法，非温补不能救，……往往见治夹阴疟、利，亦同治邪疟、热利法，直以黄芩、黄连、大黄杀之。”

▲舌苔白腻系“寒潭积雪”

有一患者白苔如面粉厚涂在舌上，其白异常。吴氏云：“此名寒潭积雪，寒之极也，如潭水本黑色为寒，又加雪积其上，其寒更甚。今兄（指患者）舌本黑色，又加一层白苔，掩住其黑，若白苔退开，黑色自现。其有鼻红者，乃下焦阴寒之极，将一线孤阳逼之上浮，用附桂则引之使下。”

▲寒入血室证“寒入血室”的提出为吴氏善于读书，精于思考提出新见解的典型例子。

他治一女患，“病甚奇怪，每日间屡发寒战，发时扬手掷足，浑身颠簸，身体凭空跳起一二尺高。前医或用发散，或用养血，药俱不效……右脉略有一线，左脉全无，视其面色如平常时，舌色微白，问其病状，应对清悉，精神爽朗。”吴认为此病无脉，然却不死，细细思索：“伤寒书有热入血室一证，既有热入血室之证，又岂无寒入血室之证？古人往往只说一半，后之明者自可悟其全，如东垣云气有余便属火，后人因悟气不足便属寒。夫热入血室者，病由三阳经入，虽受寒亦为热病，故谓之热入血室。血室者，肝也。由月信行时，热邪乘之而入也。此疑其为寒入血室者，原无外感三阳之证，想亦由月信行时，血室正虚，寒气客之，肝脏有寒，郁闭不得出，所以筋脉收束而战栗惊跳也。彼之热入者，凉以解之；则此寒入者，自当温以舒之也。”

如法用肉桂温逐肝经之寒，柴胡疏通肝气，当归、川芎助肝经之血，丹参去污生新，吴萸引药入肝，天麻搜肝经之余邪。“服下一剂，是日便安静熟睡，绝不战跳矣。十日之奇病，一剂立愈。”

▲伤寒入经证

书中有3例“伤寒入经”之证，吴氏称“惟余一人知治此证，实非余妄自夸口也。”且看例1：其弟媳某日左脚腿痛起，服发散五六剂，汗出而痛不减。某医云是火痛，用黄芩八分，服一次即大吐，吐后即死去不知人事，僵卧在床。诊脉滞涩之极。抉开牙关见舌灰黑色。遂“用人参三钱，附子三钱，姜、桂、白术各一钱五分，茯苓、半夏各一钱，炙甘草三分，煎熟灌下，少刻即苏，仍吐去痰涎若干……左脚痛处尚未移动。将参、附各加至四钱，其痛处始移至右脚，仍作呕，间或大吐，不能进食。余知药力犹轻，总因一剂黄芩，便要多用许多附子。立定一方，每日二剂。因其无力，人参每剂只三钱，每日二剂共六钱，附子每剂却用四钱，每日共用八钱。白术、肉桂、炮姜照前方。又加入当归、川芎、五加皮、牛膝、鹿角胶、山萸，一派营经行血脉之药。服数日，其右脚痛处又移至左手腕。隔一二日，左手愈，又移至右手腕，并手指骨节及两足腕，凡有筋脉转折之处，俱痛到……共服半月余，始改作每日一剂，用附子五钱，人参三钱，又服半月始能行动。然后减去肉桂，专用附子三钱，加虎骨三钱，调理五十日而后痊愈。”

揣摩吴氏所谓伤寒入经之证，又称“寒中入经”，当指“阴寒中入经络”，与风寒痹证不同之处在于，表现为关节疼痛游走，“手足走痛”，“凡有筋脉转折之处，俱痛到。”“若时俗名医，必谓是痛风，恣用风药，无有愈时矣。”“此证非风，用不得风药，为温经络，行血脉，听其流动。凡手足转折筋节处，俱要痛到，方可渐愈。”“每见医家遇此种证即云痛风，日用风药，经年不愈，且令手足渐成废疾。”

其治疗需用“养血营经温补之药”或称“营经行血脉之药”，“余治手足走痛之证，断定是阴寒中入经络，加附、桂于养血营筋药中，无一不效。”此或为吴氏独家秘诀。

典型处方如例2：附子一钱，肉桂一钱，当归二钱，川芎七分，五加皮一钱，陈皮八分，牛膝一钱，桂枝五分，人参一钱。后加鹿角胶三钱，虎骨二钱。四、精于脉诊，屡试皆然

辨证认病，吴天士最重脉诊，“独是微妙在脉”，对脉诊下了很多工夫。“问难无从，乃研究《内经》之脉要精微、平人气象诸论，并参究王叔和《脉经》，崔真人之《举要》及家鹤皋先生之《脉悟》，李士材先生之《诊家正眼》。静夜思之，思之不得，尝达旦不寐。如是月余，忽觉鬼神来告，而于诸脉之呈象、主病悉洞然于心，而了然于指。试一按脉询病，如取诸其怀，辨证用药，如桴之应鼓。亲友见之，且信且疑，初亦不敢尝试，往往有疾日就危，医穷气索者，召余治之，辄霍然起。屡试皆然，始相叹服。”

吴天士说：“凡治病，须得病情。欲得病情，必须审脉。”“从来症之疑似难决者，于脉决之。”将脉诊视为医人看家功夫，因此精于脉诊，凭脉者十之八九。他“能出独见于群流之上，奏奇效于转睫之间”，仗的是高明的脉诊功夫，兹举其验案一则证明：“疟疾”例9案：丁卯夏月，治一管家，年十八岁。入冷水洗澡起，是夜即呕吐，头痛如破，不发热。次日，天士为诊之，脉沉细，手尖冷，头有冷汗。断为中阴证，用附子理中汤，二剂而头痛止，服三剂而呕吐止。第四日复诊之，两关脉弦起，汗多。告曰：“此欲转作疟疾，然亦系阴疟，仍如前药加半夏一钱，人参二钱，略用柴胡五六分，使引邪出表。”是夜果发寒热，一连三日，俱发寒热。第四日又为视之，弦脉已平，又告曰：“今日疟止，不复寒热矣。”前方去柴胡、半夏，加黄芪、当归。是夜果不复寒热，如前方服四剂而痊愈。

病家曰：“年翁初断是阴证，果是阴证；继而云要转成疟，果即转成疟；后云疟止，果即不复寒热。言之于前，必应之于后，何奇至此也？”吴氏曰：“丝毫无奇，不过据脉言耳。”五、善治虚劳，倡用补养

吴天士善治伤寒，亦善治内伤，对饮食、劳倦内伤及服药内伤均有许多验案。此外，他对虚劳病症经治尤多，本书即收录了26例，在单病种中最多，由此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里专门讨论一下。

1.火分虚实，先要辨清

吴天士认为虚痨所现火热之症，首先要分清是实火虚火，两者不可混淆，“实火一泻即平，虚火愈清愈起。”

他说：“虚痨之证，固不敢谓无火，然火有虚实之分，非可一味用清。丹溪云：实火宜泻，芩连之属；虚火宜补，参芪之属。试问虚损之证，既失其血矣，又发热蒸灼其阴矣，又久嗽伤其肺矣，又出汗吐痰重损其津液元气矣，其火岂犹是实火乎？而日为清之泻之可乎？”

根据临床表现，他断虚劳为虚火为患，他说：“痨者，劳也。劳伤亏损其气血之谓也，既亏损其气血，则大虚矣，故名为虚痨。”

吴天士对时医认虚痨为“火痨”、“为实火”，肆行清泻、降气之法，反复予以尖锐批驳：“奈何近世治此证者，若忘其名为虚痨，竟易其名为火痨，绝无补养之功，一以清火为事。且不独易其名为火痨，更认其证为实火，不但清火为事，更以降气为先。清则元参、花粉、黄柏、知母，恣用不休，且更有用黄芩、黄连者；降则桑皮、白前、苏子、旋覆花，信手轻投，且更有用枳壳、卜子者。虚痨必吐血，止血则曰茜根、小蓟；虚痨必咳嗽，止嗽则曰紫菀、百部、枇杷叶；虚痨必吐痰，清痰则曰麦冬、贝母；虚痨必潮热，退热则曰青蒿、鳖甲、地骨皮、银柴胡。服之至脾损腹胀，食少作泻，则以谷芽、石斛为助脾之灵丹；服之使肺损气喘，不能侧卧，则以百合、沙参为保肺之神剂。服之无效，更多服之……使气血日亏，真元削尽，脉仅一丝，气存一息。”“在丹溪先生医学多精到处，独以六味加知、柏为治痨之方，实足贻祸于后世……一见失血、咳嗽、发热等证，动以此种清降损真诸药投之，一医有然，更数医皆然；庸医有然，即名医亦无不然。”“试思世之以清降治痨者多矣！其远者勿论，即耳目所及者，细数之千百人中有一二得生者乎？”对此他“目击心伤而无可如何”，尖锐指出：“凡见用清泻之剂者，百人百死，千人千死，无一得活，远观近览，可数而知也。”堪称医医警世之言。

2.倡行补养，擅用人参“既名为虚为痨，则当补当养不待言矣。”“所谓虚火者，本因乎虚而火乃起，则一补其虚而火自降矣。”顺理成章，吴天士倡用温补法治疗虚劳，自谓“百发百中，屡试屡验”，活人甚众。“余起此等证甚多，虽病之浅深不同，药之轻重不一，要之大旨不离乎是，则用补之法，百发百中，屡试屡验者也。”“余于此种证，不论病起远近，但肝肺未损，两侧可卧，审无实邪者，即以参、芪、归、地之类补之。服后脉数必平，浮火必降，痰少嗽止，热退食进。可取效于崇朝，可收功于经月。”“余值此证，惟是脉已细数，形消肉脱，两侧不能卧者，肝肺损，脾肾绝，不能复救亦付之，无可如何而已。否则相其虚之轻重而补之养之，往往得生，且生者颇多，不可谓非明效大验矣。”

临床实践中，他多从脾肾两脏虚损着眼，肾虚者多选六味地黄汤或八味地黄汤出入，脾虚痰盛者取六君子汤加味，气血两亏者则用八珍汤或十全大补汤为基础。对虚劳包括虚证他特别推重人参，无论选用何方，人参在所必用，案中选用人参例次最多，这是他治虚劳的突出特点。尝云：“止血莫如人参”，“降火无如人参”，“安胃止吐，莫如人参。”“人谓吐血不可用参，余谓吐血必须用参。”如病家贫困，无力购参者，则以黄芪代替之。六、常用方药，经验举隅

作为一个临床大家，吴天士对许多病症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选方用药具有鲜明特色，对学者多有教益，这里摘要予以介绍。

▲凡阴证首选附子理中汤加味

附子理中汤是全书最常用之方。除原方外，辛热药常加肉桂、川椒、吴茱萸等，其中椒、萸多用于兼见腹痛者；引火归原多用茯苓、泽泻；降逆化痰多选半夏、陈皮，寓二陈汤之意；理气除陈皮外，时选木香、砂仁；人参必用，否则必代以黄芪，有时参芪并用；由于二陈、茯苓在多数情况下都被加用，所以吴氏治阴证常用方也可以理解为六君子汤合四逆汤加肉桂等。

▲虚阳上浮有时用八味地黄丸

对于虚阳上浮包括戴阳证而又脉躁、证躁之证，倡用八味地黄汤。此刻“要攻阴寒，则不可不用热药，然脉躁证躁，则热药又不可用于上焦，是当用八味地黄汤，从阴以敛阳，即从阳以驱阴。”

头面颈项之肿亦用本方，另外“治虚人喉干，八味丸为圣药。”

善后调理，通常“晨服八味一剂，午用理中兼六君。”

▲伤寒太阳证多用羌活冲和汤加味

此证很少选用麻黄汤、桂枝汤，但治阴证兼见表证时，有时加麻黄、细辛。太、少两感证则径取麻黄细辛附子汤。

▲喘嗽推崇温肺汤

对各种虚证痰喘咳嗽十分赏用温肺汤，吴天士有5个案例即选此方取效，“乃知此汤之治肺气虚寒，诚屡试屡验，百发百中者也。”“喘嗽之有温肺汤，乃气虚肺寒的对之药，投之得安，无不立效。”

温肺汤组成：炮姜、肉桂、白术、半夏、黄芪、人参、茯苓、甘草、橘红、桔梗。

▲伤食常用方：厚朴、枳壳、枳实、神曲、山楂、麦芽、甘草、茯苓。便秘选加大黄。

食厥则在上方基础上再加半夏、陈皮、香砂、草果、煨姜、大黄等。

▲三阳证奉仲景为圭臬：阳明白虎汤、承气汤，少阳柴胡剂，不离经方规矩，吴氏自谓：“余于伤寒一证，从无丝毫错误。”

此外，伤寒入经、虚劳等病症选方用药已在相关章节中介绍，不再重复。

总之，从全书选方用药来看，吴氏除擅用附子及理中汤等，彰显火神派风格以外，对各种虚证多用“参、芪、归、地之类”温补药物及六味地黄汤、八味地黄汤等，且于东垣学说、景岳理论颇多赏识体验，在其书中时有表露。从此意义上说，吴氏又兼具补土派和温补派的风格，这一点是很正常的。事实上，包括近现代诸多火神派医家如祝味菊等人在内，不少都兼具补土派或温补派的风格，这并不影响其火神派的名分。因为任何一个医学流派都不可能不吸取其他医派的精华，融入自己的风格之中，这同样是很正常的。

有些学者以为宗于某一流派，就只会该流派的东西，其他则全然不知，如说攻下派只会汗、吐、下三法，火神派只会用附子、四逆汤，只会治阴证之类，其他一概不讲，等等，这就未免狭隘了。岂不知“子和一生岂无补剂成功？立斋一生宁无攻剂获效？但著书立言则不及之耳。”（李中梓语）孙一奎亦说：“仲景不徒以伤寒擅长，守真不独以治火要誉，戴人不当以攻击蒙讥，东垣不专以内伤树帜，阳有余、阴不足之谈不可以疵丹溪。”（《医旨绪余》）这几句话被《四库全书提要》称为“千古持平之论”。对比一下，那些动辄对火神派讥以偏见的医家不该反思吗？七、破除时俗，针砭庸医

一般而言，医家的医案集是专门收集其验案的。吴天士以儒治医，以仁心仁术行世，倡导“品高者道自高”，“欲精医术，先端心术。”因而他的两本医案集在医案之外，附带收录了3篇医话，即《医验录初集》中的“兰丛十戒”和《医验录二集》中的“破俗十六条”、“医医十病”。这些医话的主旨在于针砭当时医家医风的问题，“盖先生能隔垣视物，洞见病人之脏腑，即洞见病医之脏腑。见之真，斯言之甚悉，而医之为病无遁形，医医之法无余蕴矣。”通篇破字当头，破中有立，观点鲜明，语言犀利，颇多警世之义，在历代医籍中堪称难得一见的倡导医德的佳篇杰作，读者可用心品味，因非本文的讨论重点，这里不多涉笔。

同时这些医话中亦涉及一些学术问题，主要是破除当时的一些流俗时弊和错误倾向，“医之为道，动关死生，尤不可狃于习俗而不为之正其失，辨其非也。”“庸俗之谈，最有害于正道。”这些问题突出，误人非浅。“悯时医之愦愦，而病人之多为所误也。”他认为：“人之品行文章，其美恶只在本人，与他人无与，吾置之不论不议可也。若医之为道，一言之得失，即系人之死生，岂亦可不论不议……一言之失，自不得不谆谆乎辩之。”为此“每投药之际，辄如此辩论一番，几欲呕出心肝。”极欲破除时俗，针砭庸医，澄清认识，时人称其“拨云雾而见青天，烛迷途而开觉路。”这是其学术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值得探讨，这里选出几个重要问题予以归纳探讨。

1.破“万病皆生于火”说，“戒恣用寒凉”

清初，江浙地区诞生了温病学派，受其影响，医界流行“万病皆生于火”之说，“凡视一病，便云是火。”“甚至脉已沉迟，犹云有火；脉已将绝，犹云不可补。”由此推衍，进一步产生诸多流弊，如“俗说我是火体，毫不可用补”，“俗说病虽虚却补不得”“俗说后生家不虚，不可补，又谓孩童纯阳，更不可补”，等等，之所以“不可用补”，皆因为“惟火之一字，最熟于胸中，最滑于口角。”

吴氏推其原因有三：“一则误信六气火居其二之说，而不得其解；一则认证不真，凡虚人偏觉火炎，内真寒者，外偏显假热，不能审其火之为虚，热之为假，但就外貌治之，故信手用清，似对证而实与证相反也；一则用清不见破绽，盖温补药设一不当，其弊立见。”这种分析言之有理。

受“万病皆生于火”之俗说误导，众多庸医自然“恣用寒凉”，“动以此种清降损真诸药投之，一医有然，更数医皆然；庸医有然，即名医亦无不然。”“黄芩、黄连、石膏、苦参等项，信手轻投，却如摧山倒海，使阴寒之证立刻见杀。”可知其弊何等严重。

吴氏强调，恣用寒凉之弊在儿科尤为多见，许多患儿虚弱之症，“谅无他事伤损，想爱惜之深，常服幼科之药，多为清降药所伤，多降则伤气，多清则伤脾，所以胃寒中气弱也。”典型者如服药内伤例1案，治黄朗令，六月酷热非常，病人之畏寒更非常：身穿重绵袄袍，又加以羊皮外套，头戴黑羊皮帽，每吃饭则以火炉置床前，饭起锅热极，人不能入口者，彼犹嫌冷，极热之饭，只连扒数口，忙倾红炉锅内复热，每一碗饭须复热七八次而后能食完。脉浮大迟软，按之细如丝。辨定“此真火绝灭，阳气全无之证也。”然“方少年阳旺之时，不识何以遂至于此？细究其由，乃知其尊翁误信人云，天麦二冬膏后生常服最妙。翁以爱子之故，遂将此二味熬膏甚多，嘱乃郎早晚日服勿断，朗令兄遵服二三年。一寒肺，一寒肾，遂令寒性渐渍入脏而阳气寝微矣。”

吴氏批评恣用寒凉之害：“前贤所谓寒凉药如阴柔小人，至国祚已移，人犹莫知其非也。所以皆视温补为鸩毒，爱苦寒为灵丹，相习不觉，伤命实多。”“寒凉药投之不当，不即见其害。不惟不即见其害，初服反见其利，如虚炎无津液，口舌干涩，得清润之味亦觉暂快一时。信用不已，遂至于元气日削而不可救。”即使在今天，这种恣用寒凉之弊犹未肃清，吴氏之论仍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2.破时俗轻清之风

其时，流行一种所谓轻清之风，众医趋之若鹜，大有成为门派之势，“凡病人来前，不审其病之为虚为实、为寒为热也，但曰有火宜清；亦勿究其病之为轻为重、为缓为急也，概曰用药宜轻，且自负此轻清之法得之家传，得之秘授。”“其方药大都相似，皆系极轻浮无力者，每味三五分，合成一剂，共计不过三钱有零。”“凡味厚有益人元气者，尽皆不用，惟选极轻淡清降者二三十味，如石斛、百合、扁豆、二冬、二母、二皮、花粉、黑参、桑皮、白前、苏子之类，无论中风、中痰、伤寒、虚损、久困、猝发之病，皆以此投之。”吴氏讽刺其“正如戴宽大之帽，不必各合人头；又如咀屠门之肉，何须真充入腹。至若参、芪、归、术等项，稍有益于元气者，概行删去不用。诚恐味厚之药，一有不当，即显弊端，招人指责，以致失名失利。”“更可怪者，用补益之药，则确遵轻浮之训，不过百合、石斛、葳蕤、扁豆之类，所用不过三、五、七分，犹之以发悬鼎。”

轻清时派还发明了“轻药易解”、“轻药保名”之论：“名医之传人曰：药性勿厚，药数勿重，气薄剂轻，庶易于解手。是明教人以用药不必中病矣。”“曾见名医嗔其子弟，偶用一二味厚之药，则痛斥之曰：用此味厚之药，设一有误，岂不丧名！若是则名医实欲以此保名，而非他人代为之解也。呜呼！但欲自保其名，而不念病势之危急，人命之死生，良心丧尽，阴骘大伤。”“病重切不可为人担利害，只与轻轻数味，仍留原病还他。嗟嗟！延医用药原为去病，若仍留病，何贵乎医？既留病，则必不能留命。若留一轻病，必渐加重；若留一重病，必渐至死。”

吴氏对此等轻清流弊深恶痛绝，坚决予以揭露：“以云补虚辅正，则如一线而挽千钧之鼎；以云泻实攻邪，则如寸草而撞万石之钟，欲其鼎之举而钟之鸣也，此必不得之数也。”“在病之轻而不至伤命者，犹可屡为更易，若猝中阴证、类中虚脱等证，命在呼吸者，禁得几回更易，几回解手乎？即使轻浮之药无害，然终不能起沉疴，救危命，反使因循增剧。名为无害，而实有大害也。”

吴天士尖锐地指出轻清流弊的危害：“以故养瘿为患，使病轻者渐重，病重者顿死。犹之治国者，初未尝见其操刃以屠民也，然而大寇不为民除，大荒不为民救，酿成祸乱，忍视死亡。”“由是病人命登鬼录”，“不杀之杀深于杀也。”

3.破“用药稳妥”论，“戒托名王道”“用药稳妥”似乎是个“好字面”，用药稳妥还不对吗？“无如今之所谓稳妥者，非真稳妥也，俗见喜其稳妥，必将有大不稳妥者在也。”俗医的所谓用药稳妥，“但见药性不寒不热，不温不燥，其味则至浮至淡，其数则至少至微，举方不令人惊，误服亦无大害，此今之所谓‘稳妥’也。吾恐不痒不疼，养瘿为患，虽不伤人于目前，必贻祸患于异日。人方喜其稳妥，孰知其大不稳妥者，即由之而伏也。”实际上，这种吃不好也吃不坏的所谓“轻浮之药”，即是为吴氏屡次奚落的“通套果子药”，误人多矣。

更奇怪者，时俗将这种所谓“用药稳妥”称之为“王道”，“但以药性和平轻微无力者，推为王道。服之不效，则解之曰：‘王道无近功’。至药力峻重，君臣佐使配合得宜，实能起死回生，救危疴，活人命者，反视为霸道，谬之甚矣。”

吴氏指斥：“如是之谓王道，窃恐病人其鬼道矣。”“盖用药以中病为贵，服药以得效为凭。若不必求其中病而但曰稳妥，则不如用饮汤之为更稳妥也；不必期其得效而但曰相安，则不如饮白水之为更相安也。其真稳妥者，在于轻重得宜，补泻恰当，见之似可畏，服之必奏功，与病状似相反而于病情实相合，无一毫错误，无一味不切当。”

与吴天士同时代的大学者顾炎武说过：“古之时庸医杀人，今之时庸医不杀人亦不活人，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间，其病日深而卒至于死……今之用药者，大抵泛杂而均停，既见之不明而又治之不勇，病所以不能愈也。”顾氏所谓用药“泛杂而均停”，“治之不勇”，即指这种吴氏所痛戒的“用药稳妥”之风，二者异曲同工。

4.批“遵守时套”，“药似对症”论

吴氏指出：“医人之视病，当如明镜之鉴形。明镜之在台，未尝顾存一形于其中也，惟随物赋形，斯形无不肖，故医人亦不可预存一成见于胸中。”“故遇一病，必以对证之药投之。其凶险危急者，必以重剂挽回之，必不肯模棱两端，含糊塞责。故余之方，俗不经见，见之必骇。及反复辩论，强之使服，必无不验。”

庸医与此相反，“只照寻常故套，予以不痛不痒之药少许。”“其用药则不寒不热，不补不泻，又或宁寒无热，宁泻无补，气薄味淡，而又所用无多，不忧暝眩。所以为时俗之所喜，为时流之所尚。斯能合乎时宜，入乎时派，且能趋时而得名，行时而获利，故共推为时套。”“如发热，则用柴胡、黄芩、羌活、干葛之类，似也，至其热之为外感乎？为内伤乎？为阴虚、为中寒乎？不问也，但曰：此退热对症之药也。如头痛，则用川芎、藁本、菊花、秦艽之类，似也。至其头痛之为风寒乎？为血虚乎？为虚阳贯顶乎？阴证头痛如破乎？不问也，但曰：此止痛对症之药也。如腹胀，则用枳壳、大腹皮、厚朴、萝卜子之类，似也。至其胀之为食滞乎？为脾虚乎？为寒凝气结乎？阴水成鼓乎？不问也，但曰：此宽胀对症之药也。又如口渴，则用麦冬、花粉、知母、石膏之类，似也。至其渴之为实热乎？为虚炎乎？为阳邪入胃乎？为阴邪入肾乎？抑气虚无津，肾水不上升乎？不问也，但曰：此治渴对症之药也。”

所谓“遵守时套”、“药似对症”者，无非置辨证施治原则于度外，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对症治疗的低俗地步。吴氏讲：“天下事，莫便于套，而亦莫害于套。医而涉套，则至便而尤至害也。”“盖其所习惯者，此种不痛不痒之法，原非有真学问、真胆识，故不能用药，不敢用药耳。”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其他如对有关附子、人参的俗说已在相关章节中予以批驳，不再重复。

综合而论，吴天士学术见解精到，具有鲜明的火神派风格，是一位学验俱高的儒医大家，其著作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探讨。

自序（《医验录初集》）

寒家自先高祖春岩公，以医术之神，致太医之嫉，嗣是子若孙世读儒书。虽不复专以医为业，而明于医者代有其人。独不肖于制举艺外一无所知，尤不解医理。曩年，诸先伯间以医理语不肖，茫然罔辩。耳之亦不甚经意，盖忽之为小道耳。迨康熙辛亥之夏，家祖母撄重疾，时年七十有四，遍延诸医，日益增剧，一息奄奄，彷徨无措。乃竭一昼夜之力，将先高祖所著诸书翻阅一过，微会以意，自投一匕，沉疴立起。始叹医之为道，系人死生，岂可目为小道而忽之乎？适见张长沙有云：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术，上疗君亲，下救贫贱，中以保身。卒遇非常，身居死地，百年寿命，委付凡流，岂不殆哉？又见元晏云：人受先人之体，有七尺之躯而不知医，此谓游魂耳。虽有忠孝之心，慈惠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何以济之？两贤之言，恰似为余勖[1]者。

由是正业之暇，即捧读先高祖所著《活人心鉴》、《脉症治方》、《虚车录》及一切家藏未梓行世等书。乃知医之为道，通天地，明阴阳，变化无穷，神妙莫测。体上天好生之德，同君相造命之功，其为道至大而其理尤至微也。既而读家藏先叔祖鹤皋公所著诸集，益欣然有得。更思《素问》、《内经》为医学之大原，遂竭五月之力，息心静气，专志探讨，得其微奥。再读历代诸贤及近代名公所撰述，遂觉头头是道，别其醇疵，辨其得失，弃短取长，纂辑成帙。而于古今医学宗派囊括无遗矣。独是微妙在脉，问难无从，乃研究《内经》之“脉要精微”、“平人气象”诸论，并参究王氏之《脉经》，崔真人之《举要》及家鹤皋先生之《脉悟》，李士材先生之《诊家正眼》。静夜思之，思之不得，尝达旦不寐。如是月余，忽觉鬼神来告，而于诸脉之呈象、主病悉洞然于心，而了然于指。试一按脉询病，如取诸其怀，辨证用药，如桴之应鼓。亲友见之，且信且疑，初亦不敢尝试，往往有疾日就危，医穷气索者，召余治之，辄霍然起。屡试皆然，始相叹服。有客询余曰：“医之证治方药或可得之于书，无俟师传，若脉理微茫岂亦无师可得？”余曰：“其他一切可藉师传，独脉理不易，有是师，亦非师所可传。夫脉之为言神也，神则当以神遇。即一切证治方药，中多变化，亦须神而明之。若执师说陈言，是刻舟求剑耳，其不夭枉人命者几稀矣！”然不肖之究心此理，不过鉴于家祖母之几受医累，故藉兹以事亲保身，或不得已而应亲友之命，初不敢以之问世也。[2]

无何，辛酉之秋，文战又北，冬归里闬，羞对妻孥，野馆栖迟，闭门岑寂，卧雪饮冰，径径自守。友人汪子过而问之曰：“奚为至于斯？子有神技，曷不出以济人？人之济即君之济也。《易》曰：穷则变，变则通。今所遇穷矣，何弗变而通之？况良相良医皆吾儒事也。”余谢曰：“医关人命，尚未敢自信也。”汪子曰：“子之明效大验，已无不共信，乃犹不自信耶？”固劝之，乃勉从之。[3]

自辛酉冬杪至今癸亥孟冬，两年以来自揣未误认一证，未误用一药。即前此间为亲友诊治亦复如是，方案具有，可数而知，此心无愧，实可指天日而质鬼神。非日矜功，聊免罪过耳。但余之治病，悉遵古昔圣贤之正法，不肯堕入时趋。必确然辨其为实、为虚、为寒、为热，或大实似虚、大虚似实、真寒假热、真热假寒，人见其似者、假者，我必审其真者而治之，是以立方用药多不当人意。然余只欲切中病情，不必求当人意也。使余不顾病情，仅仅迎合人意，夫亦何难？不过效时趋通套治病之法，只用和平轻飘之药数味，不补不泻，不燥不寒，无论虚实寒热，轻重缓急，处处可投，人人可服，多服不见功，即误用亦无损。因自命为王道，服之者亦无所疑畏，犹且交口誉之曰：某方与某名医无异。既得美名，又邀厚实，岂不甚善？然而寒热不明，虚实不分，轻重不知，缓急不计，病有千般，药唯一例，势必使病微增剧，病剧致死，医中乡愿，造孽殊深，我辈心存利济，断断不忍为此。故遇一病，必以对证之药投之。其凶险危急者，必以重剂挽回之。必不肯模棱两端，含糊塞责。故余之方，俗不经见，见之必骇。及反复辩论，强之使服，必无不验。及既验矣，好事者以方案质之诸各家，必交相诋毁，吐舌摇首，谓某药有害，某药不可服，余闻之滋惑矣。夫药，所以疗病也，所以救死也，今病已疗矣，死者生矣，犹曰某药有害，某药不可服，则必如彼服之终不疗而生者且死，斯其药乃为无害耶？乃为可服耶？不肖苦无师授无从印证，又不能起轩岐、扁鹊、仓公诸医圣而问之。闻诸君之言不胜疑惧，因将历验诸案中录其疑难，而为医家昕错误者约存十之一二，其中所用之药大率皆所谓有害而不可服者，辑成一帙，请政高明。仍当投其所谓有害而不可服者，以生人乎？抑宁投其所谓无害而可服者，以杀人乎？孰得孰失，何去何从，惟高明进而教之，幸甚！康熙癸亥小春，上浣畹庵吴楚天士识[1]勖：勉励之意。[2]闬：乡里。[3]杪：文言，年、月、季的末尾。

自序（《医验录二集》）

甚矣！人情之好死而恶生也，一起如怪峰特拔，于何知之？于医人之治病而知之，于病人之求医而知之。或叱之曰：“子何言之不经，一至于此也？人情不甚相远，纵使好恶悬殊，何遂至有好死恶生者？矧医人之治病，原为救死，病人之延医，原为求生，即或有误，夫岂其情？”余应之曰：子言似矣！然余言非无证也。医人固欲救死，而不知其所以救死者，适所以伤生，苦于无识；病人固欲求生，而不知其所以求生者，适所以致死，苦于不知。若云误，则当悔且改矣，乃终不悔不改，则是好死也，是恶生也。第未有明指以告人者，人遂皆在好死恶生之中而不之觉也。

盖人之为病，必有虚实寒热之不同，亦必有轻重缓急之各别，而医人之治病，则必有补泻温清之异用，亦必有和平峻猛之殊施。审病用药，用药应病，斯能起积久之沉疴，救急猝之危命。至于轻浅之恙，又不足言矣。若所谓好死恶生者则不然，凡病人来前，不审其病之为虚为实、为寒为热也，但曰有火宜清；亦勿究其病之为轻为重、为缓为急也，概曰用药宜轻，且自负此轻清之法得之家传，得之秘授。故有书亦不复读，读之亦不能解，名论亦不欲闻，闻之亦不虚受。止守其家传秘授之法，第择药性之无力无味者二三十种，一任男妇老幼、新旧危困者，悉以此投之。

夫病之变幻无常，医之经权难泥。如同一病也，而彼此异治；同一病且同一人也，而前后亦异治。况病状多端，入类不一，安可执此轻清数味，遍治千百之人之病乎？而无如病人之所喜正在此，医之深中乎病人之心者亦正在此。一切风寒燥湿及表里虚实，种种病情，病人何知？惟“火”之一字，最熟于胸中，最滑于口角。故见以为清火也，遂信服而不疑。见药性至轻而分数又至微也，遂多服而不畏。在病之可不药而自愈者，服之亦无害。若病之必藉药力挽回者，服之无有不由轻致重，由重致死者也。间有明者，微词讽之，委曲谕之，苦口劝之。医人不惟拒谏饰非，而谗谤转炽；病人不惟执迷不悟，而疑畏转深，甚至有挽救奏效，可幸复生者，而病人愈见效，愈多疑。而前医又从而簧鼓之，旁人又从而间阻之，遂复却甘露而饮鸩酒，舍苏合而弄蜣丸，必令气尽血枯，形销神灭，死而后已。如此死者，误乎？否乎？明明有可生之路，而必不由其路；明明是取死之门，而甘牢笼其门，则欲不谓之好死不得也，欲不谓之恶生不得也。好人之死，恶人之生而不觉，人即自好其死，自恶其生而亦不觉也。噫！亦可哀矣。

余曩因先亡母危疾几误之后，始知医之关系非轻。遂细心研究，悉从古先圣贤之所垂训者，玩索而佩服之。未获一日奉教于时道名家，故只知“认证施治”四字便是大医王，绝不知有趋时之道，绝不知有周旋之法，绝不知承顺病人之意，绝不知迎合旁人之情，绝不知避谗免谤、随波逐流，绝不知固宠图利、为己误人，而又不肯模糊疑似，将就塞责，不肯模棱两端，因人可否。惟期切中病情，如射者之审顾而发，发必中的。凡有自爱其生者，信而纳之，无不随手见功，虽死者不能使之生，而生者断不令之死。

前此因家坦公之意，已略陈所验者，请政大方。嗣是欲岁汇一册，[1]以告无过，缘食指浩繁，无力为此。庚午入都门，蒙诸贤达欲留余京邸，并欲以《医验录二集》代付剞劂。余以老亲系念，力疾辞归，因之未果。今春承一二知己，力倡付梓之举，悉将积案检出，计十余年来奇验者不下数千。窃恐卷帙繁多，太费主人物料，因删之又删，汰之又汰，仅存十之一二，大半皆追魂夺魄与阎君相抗拒者，其余皆易讹错与群医若相反者，总无非好生恶死之心迫而为此。夫于群相好死恶生之中，而独以好生恶死为情，则大拂乎人情矣！然拂乎人情者，必不拂乎古先圣贤之情，则以此告无罪于古先圣贤者，乃可告无罪于天地鬼神，亦惟告无罪于天地鬼神者，始可返而无愧于一心。噫！吾亦求无愧于一心已耳，知我罪我，又何计焉。康熙庚辰季春，吴楚天士氏自识于锦山书舍[1]食指：指家中供养的人口。

凡例

——是集不曰医案，而曰医验录者，录之以自考验，而非有意立案以示人也。余自辛酉岁暮，始兼理医事，并前此间为亲友诊治，皆随时笔之日记簿中，亦犹了凡先生之功过格，暗自考验，务期有功而无过耳。兹于其中选其病之疑难而易错误者另录一册。因非有意立案，故不仿前贤医案程式，分别门类，但照日记中年月为次第。录毕质之诸友，一友笑谓余曰：“编年纪月其医史乎？”又一友笑曰：“是是非非，不少假借，史则其春秋也。”余亦笑谢曰：“如斯隆比，愧何敢当？但知我罪我则诚有之耳。”

——凡治一病，只注明立某方、用某药，似亦可矣，一切闲语尽皆削去岂不简捷？殊不知闲处却是最吃紧处。盖不详载其病之原由本末，及问答辩驳等语，则理之似是而非者不明，而理之至是者亦不出，故宁使繁琐，无取简捷。

——凡答问之言皆质直笔之日记簿中，类多粗率谚语，非不能点窜文雅以饰观听，然稍一更易，反失本来面目，且有类于造作文字矣。此事不过欲人共明白此理，以期无误人命，原与文字殊途，故宁本色粗理，无贵人工文饰。

——俗见谓余好用温补，兹集中所载用寒凉而验者十之三四，用温补而验者十之五六，则诚如所谓矣。然有说焉，一以人多治假病，而余独治真病故也。盖真虚寒者，偏有假火，人但见其为火而清之，清之不愈，又更一医，医又清之。必历数医，始转而就余，余直审其真者，而以甘温投之。人不问其投之果效，而第见大反其从前之寒凉，遂以为此好用温补也。一以人多治新病，而余多治久病故也。世俗耳[1]食，趋名如鹜，一任清之、泻之、攻之、消之，苦不自知其害。日深月久，医穷力竭，真元耗尽，几无生理矣，始索救于余，若再不以甘温回其元气，病何由疗？而人何由活乎？此用温补之所以较多于寒凉者，实诸君有以成之也。盖群好清降，若特留一温补地位，以待余救其后，此余不得不用，而非好用也。好则必不验矣，验则定非好矣。故俗见谓余为好用，而识者则谓余为知用，为当用，为能用，为善用也。世之吠声者固多，而知音者亦自不乏，此亦毋庸置辩也。

——人之品行文章，其美恶只在本人，与他人无与，吾置之不论不议可也。若医之为道，一言之得失，即系人之死生，岂亦可不论不议，以为全吾厚道乎？若不论不议，而竟听人之受误致死，又何厚道之有？故凡一言之得，吾师之；一言之失，自不得不谆谆乎辩之。辩之者，诚欲著轩岐之理以冀人之生，非欲表一己之长，以形人之短也。孟子曰：杨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盖大不得已也，识者谅之。

——是集录自癸亥初冬，因科试后即辞谢医事，温习旧业。故将从前经验诸病总结一案，择其稍别庸常者，录存一册，请政诸友，以告无过，初未尝有意付梓也。次年春，家坦公之尊堂病困笃，强嘱余治，治之效。遂索是集代付剞劂，以申酬报之意。此出自家坦公之盛心，在楚实深惭歉。自揣原非专家，学识未能精到，其中或有偶然幸中，而于理未必尽当者，惟祈高明直削教我。[1]耳食：比喻不假思索，轻信所闻。

医话篇

兰丛十戒

欲奏医中之功，当先去医中之弊，约略计之，其弊有十。闲中一一拈出，榜之卧侧，以便朝夕警戒。偶为家坦公见之，欲附入《医验录》中。余止之曰：“此余暗室自矢，不可以告人也。”坦公曰：“使人同守此菩萨戒，即同证无上菩提，岂非灭度无量无边之大愿力，奈何秘之枕中，而犹存人我相耶？”余曰：“诺。”遂录一通授之，亦愿与同志者共戒之。如非同志，则听其吐骂可也。

一、戒贪吝

自炎帝尝百草，轩岐阐发精微，历代圣贤，穷极理要，著书立说，皆苦心救世，而非有自利之见也。故凡业医者，当仰体往圣之心，先存济人之念，不可专藉此为肥家之计。若专藉此以肥家，则居平必不求其术之精，临症必不念夫命之重，惟是较量锱铢，操约取盈。其所需药料，只以土产贱草，采割充囊，千方一例，糊涂应付，一切贵料，概置不用，即间一用之，必令病人自备，力有余者能自备矣，若属贫寒力既不能自备，而我又吝不与，不将坐视其毙乎？况猝急之病命在呼吸，病人力即能备，一时措备不及，亦与无力者同归于死矣，岂不重可叹哉！此贪吝之心与圣贤救世之心全相反者也。此余之所痛戒也。

二、戒粗疏

人生他事犹或可率意为之，独至医之一事，必须细心考究，临症倍加战兢，然后能审脉辨证，用药无讹。若心粗气浮，不耐思索，病中疑似，错误必多，至于倥偬稠杂之际，尤须细心检点，不可苟且草率，若只图收尽末利，打发一空，诊脉时如拈子着棋枰，指一落便起，人众则如走马看花，一览而过，不究病原，厌人琐告。口干便云是火，发热即谓有风，便闭即攻，泄泻即涩，胀满即宽胸，喘嗽即降气，遇痛即云无补法，失血遂恣用清凉，夏令必云伤暑，冬月定拟受寒。致一剂之误，十剂难回，一时之失，百法难挽，此孟浪鲁莽之流，直以人命为戏者也。此余之所痛戒也。

三、戒偏执

医人用药，最贵灵通，最忌偏执。灵通则头头是道，不但圣贤之书可触目会心，即舆人仆隶，闲言冷语，皆足以悟医事而通病情。若偏执，则虽前圣至正之言、至当之理，待其摹样而行，偏又倒装逆挈，无一是处。总由学不圆通，性多执滞，或泥某书之一字一句而不知曲畅旁通；或守一成之方而不知揆时度势；或因一时之偶效而终身守之不移；或因一味之偶乖而终身置之不用；或牢记从入之师说而一切名言俱置罔闻；或坚持一定之方法而百种病状一例施行。又或偏于学东垣而执定升补，或偏于学丹溪而执定清降，或偏于学仲景而执定峻重，或偏于学守真而执定苦寒，偏则不全，执则不化，胶柱鼓瑟，误事必多。此余之所痛戒也。

四、戒势利

人生有贫富之殊，贵贱之别，至于性命则一也，故医人之视病人，无论贫富贵贱，当如释氏之作平等观，不可稍存势利之见，分别高卑。窃怪庸流恶习，势利迷心，遇富贵人则加详慎，即学识止此，无可详慎，亦必故为迟徊思索，闭目点首，手势推敲，曲作慎重之态，使富贵人感其慎重之意而主顾不失，取利必多。至贫贱人索诊，则轻忽之，或此告而回答他人，或屡问而视向他处，或无资而吝解药囊，或哀求而凶言唐突，使抱病而来者反增病而去，此势利之徒，存心最毒者也。此余之所痛戒也。

五、戒妒嫉

今有医者焉，见理明而用药当，吾称之颂之，重其道之能活人也。有医者焉，见理未明而用药鲜当吾辩之，必详辩之，恐其道之误伤人也，皆非有私意存乎其间也。若夫妒忌之流，道既不高，惟恐人之高于己，非恐人之道高于己，恐人之利不专于己也。故见他人用药，必加诽议，其于不当者，议之固宜矣，其于至当者，亦必创为不经之论。谓某药不宜，某药有损，欲病人必舍彼以从此而后快，甚至服药已效者，犹必巧言恐吓，谓效于今必贻害于后，使愚夫愚妇，惧不复服，将既奏之功转败，已活之命复倾，其意不过欲取尽人之利也，遂尔不复顾人之命。此嫉妒之流，造孽至深而人品至下者也。此余之所痛戒也。

六、戒托名王道

古人用药，无论轻剂峻剂，总以君臣佐使配合得宜者为王道。若矜奇走险，于药性相反，而相为用以奏奇功，如甘草、甘遂同行之类，乃为霸道，以其虽奏效于一时，而不可为法于后世也。今人不知“王道”二字之解，但以药性和平轻微无力者，推为王道。服之不效，则解之曰：“王道无近功。”至药力峻重，君臣佐使配合得宜，实能起死回生，救危疴，活人命者，反视为霸道，谬之甚矣。如仲景，医圣也，《伤寒论》一百一十三方，其中非大发表即大攻里，非大苦寒即大辛热，非大泻实即大补虚，且一味数两，岂《伤寒》一书皆霸道乎？何为后世宗之不易也？近以医家不能认证，恐药味稍厚与病不对，遂显弊端，以致失名失利，故宁以轻缓不切之药予之。若轻病原不必服药者，服之而愈，则遂认为此药之功；若重病服之而死，则曰此种药岂能杀人，又可谢为非药之过。于是守为秘诀，父以是传诸子，师以是传之弟，但期保守身名无失厚利足矣，岂曾一念夫人之性命所系非轻，病之生死攸关甚重乎？故今之所谓王道，非谓其能生人也，谓其能牢笼俗眼耳。盖轻飘之药，医人可不用担心，病人又无所疑畏，旁人执方又无可辩驳。更一医视之，又无从诋毁，非之无可举也，刺之无可刺也。孔圣所谓德之贼也，而奈何尊之为王道哉？噫！如是之谓王道，窃恐病人其鬼道矣。此余之所痛戒也。

七、戒选药误病

医人之视病，当如明镜之鉴形。明镜之在台，未尝顾存一形于其中也，惟随物赋形，斯形无不肖，故医人亦不可预存一成见于胸中。惟随病施治，随症用药，则药之和平者可用，药之峻烈者亦可用，总期于中病而止。缘医家认证不真，又因缪氏《经疏》述药性之过劣，遂不待见病用药，先选药以待病，不遵古法，不按古方，惟恐药性与证不对致服之不安，招人訾责，遂将气味厚重有力者尽同毒草，一概删除不用。如六味丸，补阴药也，今则动云地黄滞膈不可用；八味丸，补阳药也，今则动云桂附辛热不可用；补中益气汤，气虚下陷之要药也，今则动云参芪助火不可用；六君子汤，治脾虚生痰之圣药也，今则动云白术、半夏性燥不可用；即至四物汤，乃养血之常药也，又曰当归辛温不可用。凡味厚有益人元气者，尽皆不用，惟选极轻淡清降者二三十味，如石斛、百合、扁豆、二冬、二母、二皮、花粉、黑参、桑皮、白前、苏子之类，无论中风、中痰、伤寒、虚损、久困、猝发之病，皆以此投之，初莫不谓和平无害也，而不知其大害存焉。以云补虚辅正，则如一线而挽千钧之鼎；以云泻实攻邪，则如寸草而撞万石之钟，欲其鼎之举而钟之鸣也，此必不得之数也。以故养瘿为患，使病轻者渐重，病重者顿死，犹之治国者，初未尝见其操刃以屠民也，然而大寇不为民除，大荒不为民救，酿成祸乱，忍视死亡，不杀之杀深于杀也。此余之所痛戒也。

八、戒恣用寒凉

甘温之药如行春夏之令，生长万物者也；寒凉之药如行秋冬之令，肃杀万物者也。故常服甘温之味，则气血充盈；日进寒凉之味，则气血衰耗。前圣云：人身赖气血以生，惟气血充盈则百邪莫御，病安从来？气血衰耗，则诸邪辐辏，百病丛集。可见司命者，当常以甘温益人气血，不可恣用寒凉以耗人气血。即有大实大热当用苦寒，亦惟中病则已，不可过剂。病去之后，即须以甘温培补，如国家不得已而用兵，平定之后，即宜抚恤残黎，休养元气，若穷兵黩武，好战不休，其国未有不亡者。奈何近日医家，语以温补药则云不敢用，至于大苦大寒如黄连、苦参之类，则信手轻投，并不萌一不敢之念。岂其不敢于生养，而独敢于肃杀，不敢使人气血充盈，而独敢使人气血衰耗乎？推其故有三焉：一则误信六气火居其二之说，而不得其解；一则认证不真。凡虚人偏觉火炎，内真寒者外偏显假热，不能审其火之为虚，热之为假，但就外貌治之，故信手用清，似对证而实与证相反也；一则用清不见破绽，盖温补药设一不当，其弊立见。前贤所谓温补药如阳明君子，苟有过，人必知之也。寒凉药投之不当，不即见其害。不惟不即见其害，初服反见其利，如虚炎无津液，口舌干涩，得清润之味亦觉暂快一时。信用不已，遂至于元气日削而不可救。前贤所谓寒凉药如阴柔小人，至国祚已移，人犹莫知其非也。所以皆视温补为鸩毒，爱苦寒为灵丹，相习不觉，伤命实多。姑就耳目所经见闻者，屈指计之。有停饮吐食反胃等证因于火衰胃寒者，日用黄连，致火益衰，胃益寒，粒米不能入而死者矣。有劳伤虚炎，日用花粉、黑参、知母、黄柏，致真元愈虚，虚火愈炎，则加黄连大苦寒以折之，致肺绝失音，胃败泄泻而死者矣。有吐血因于气虚不能摄血，亦用犀角、黄连，致气愈不固，血渐脱尽而死者矣。有三阴下利，概以治热利之法治之，用黄连、黄芩一剂而死者矣；有三阴久疟，仍用柴胡、鳖甲、黄芩、花粉而死者矣；有黄疸属阴，亦用山栀、黄芩、灯心、黄连而死者矣；有脾虚腹胀，反用黄连、童便，致脾衰不能进食，气衰便闭而死者矣；有中风脱证，亦用牛黄以引邪入里，且用花粉、黄芩、黄连，重损其真气而死者矣；有臌胀脉细，由命门火衰不能上蒸脾土，直用黄连、苦参灭其真火而死者矣。甚至有阴证似阳，用黄芩汤致不可救，用石膏白虎汤而立死者矣。如此死者，非死于命，死于药也。亦既目击心伤，不能匍匐往救，若犹不自加警惕，倘偶一错误，伤在他人，孽在自己。此余时刻懔懔，倍加痛戒者也。

九、戒趋时希利

俗人耳食，谁辨贱良；病者志昏，何知高下。况曲高者和必寡，[1]道高者谤偏多。齐人之傅无二三，楚人之咻盈千百。若悔卞和之鲜[2]人知，羡碔砆之易见售，遂舍夫往圣之所期，而思为流俗之所许。群尚轻浮，我亦如之。群尚清降，我亦如之；群尚平守，我亦如之。俗见动云是火，我亦固然；动云不可补、不可攻，我亦曰然。卑词媚语，趋附时流，逢迎俗见，何患名之不至而利之不归？然而病之真者弗问，病之重者弗问，病之猝急难缓者弗问，如是以图利，窃恐利盈而孽亦盈，利散而孽不与俱散也。此余之所痛戒也。

十、戒自满

戴叔明曰：医以活人为务，与吾儒道最切。则凡起一病，活一命，乃医人分内事，亦即吾儒分内事也，何足夸诩？况此中道理极精微，极变化。学问原无终穷，工夫不能间断，若因屡试屡验，辄自满足，不复研究探讨，虽得手于今，安知不失手于后？故须愈得手，愈读书，愈细心研索，兢兢乎以人命生死相关为念，庶无愧为司命。若曰吾道已高矣，技已售矣，利已归矣，吾更何求？而仍终日苦心役忐，博求无已耶？若萌此一念，即堕地之因，戒之！戒之！切勿犯此。[1]齐人之傅无二三，楚人之咻盈千百：典出《孟子·滕文公下》：“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齐也，不可得矣。”成语“一傅众咻”比喻学习或做事时受扰，不能有所成就。[2]碔砆：碔，古同“珷”，似玉的美石。砆，古同“玞”，像玉的石。医医十病

人有病，医亦有病。欲医人，先医医。人病不藉医，安能去病？医病不自医，安能医人？夫人病不医，伤在性命；医病不医，伤在阴骘。性命伤，仅一身之害也；阴骘伤，乃子孙之害也。第人之为病，多在百骸；医之为病，止在一心。心存济人，则诸病不起；心专利己，则诸病丛生。约计之，其病有十。大都非冒昧即妄诞，非残忍即贪鄙，非陷谀即奸狡非卑陋即恶劣。种种病状，皆根于心，皆根于舍人利己之心。不肖愧无越人术，徒深杞国忧。窃恐膏腴之入深，漫陈攻治之良剂。若不嫌苦口，不畏暝眩，而能细咀其味，猛吞其液，顿令荡涤邪秽，遂而超脱尘凡。亦切广救生灵，定然世受福报。又何必蝇营狗苟，病其心以邀名图利，致造孽无己也哉！

一、医医不学无术之病

医以生人，亦以杀人。夫医所以生人也，而何以亦杀人？惟学则能生人，不学则适足杀人。盖不学则无以广其识，不学则无以明其理，不学不能得其精，不学则不能通其权、达其变，不学则不能正其讹、去其弊。如是则冒昧从事，其不至杀人也几希矣！甚矣，业医者不可以不学也。

或曰：医安有不学者哉？医必有传，或传之于师，或传之于祖若父，皆学也。抑知恃此以为学，其去学也远矣！非谓其传者不足为学，亦以所传之不足尽所学也。彼仅恃其倾耳听受之逸，必不复有心思研究之劳。且既守其一成不易之规，则必昧乎神明变化之理。一若岐伯、越人、仓公历代诸贤圣，皆不如其师、其祖、若父之足信从也；一若历代贤圣垂训之书，皆不如其师、其祖、若父之口语为足凭也。咦！如是而谓之学，其学可知，其医可知矣。

故善学者，不论有传无传，总非求得乎古昔圣贤之理不可也；欲深得乎古昔圣贤之理，则非多读书不可也。自《灵》、《素》而下，以及于近代诸书，无不细心探讨。而又参考互订，就其旨归别其醇疵，辨其得失，弃其糟粕，取其精微，悉其源流，悟其奥义。夫然后识高理透，眼快心灵。凡遇一病，必认得准，拿得定，不为邪说所惑，不为假象所欺，不为俗说所挠，得心应手，实能起死回生，肉人白骨。以此言学则真学也，学真而术自神矣。岂仅仅得之听受之间，守其一成之规者，遂得谓之学哉？若仅恃此以为学，则必得其偏而失其全，得其浅而失其深，得其皮毛而失其神髓，得其俗套而失其真诠，甚且以讹传讹，终莫知其非者。

又且有一昧世法，只教人行医，不教人知医者。但授以保名获利之方，而于人之死生置之勿问。或示以不担利害之法，而于病之缓急置而不言，而学医者遂谓道在是矣。及其临症施治，非隔靴搔痒，即傍皮切血；非画饼充饥，即鸩酒解渴。此术之不精，由学之不足也。此不学无术之病，所宜急医者也。

二、医医脉症罔辨之病

凡医人用药须先认症，认症须先审脉。审脉明，斯认症真；认症真，斯用药当。于以疗病也，何难之有？然而难矣。凡有一症，即有一症之寒热虚实。寒与热相反，虚与实相悬。在两人，则彼与此各不相同；即在一人，其前与后亦非一辙。苟不有以辨之，其能不倒行而逆施乎？然其为寒为热、为虚为实，又不令人一望而知也。症之重者，大寒偏似热，大热偏似寒，大虚偏似实，大实偏似虚。若仅就其似者而药之，杀人在反掌间。此症之不可不辨也。于何辨之？即于脉辩之。

如伤寒脉浮、洪、数、紧，按之有力者，知其症为阳邪在表也；若沉而急数，重按有力者，知其症为阳邪入里；若浮大满指，按之如丝者，知其症为阴极似阳也。又如咳嗽一症，右寸脉浮数有力者，知其症为肺有实邪也；若浮软或沉小者，知其症为肺气空虚也。诸如此类，宜细心辨之。辨之至精，斯临症无骑墙之见，用药无相左之虞，而医之能事毕矣。

其奈近日医家，决不言此，但曰某药可治某病，某病当用某方。至问起所用某药某方之症为寒为热、为虚为实乎？则茫然罔辨也。其不能辨证者，由于不能辨脉也。甚矣，辨脉为尤要矣！奈何著名一世，远近推重之医，其吾见多矣。常屡告人曰：脉作不得准。呜呼，噫嘻！脉作不得准，更有何者可作得准乎？从来症之疑似难决者，于脉决之。今反云脉作不得准，是全不知脉者也。既不知脉，又何能认症？故无怪其每以竹叶、石膏治阴证，芩、连、栀子治胃寒。甚至脉已沉迟，犹云有火；脉已将绝，犹云不可补。总缘不知辨脉，遂令流毒至此。虽昔贤亦有从脉不从症，从症不从脉之论，抑知所谓不从者，正深于从也。如沉、细、迟、涩，乃阴寒脉也，而其症却烦躁作渴，面赤身热，若以此为热证而清之则毙矣，惟补之温之。不从其假热之证，正从其真寒之证，而非真谓症有不必从者也。又如狂躁力雄，逾垣上墙，此火热证也，而其脉却沉伏入骨，若以此为阴脉而温之则危矣，惟清之下之。不从其阴寒沉伏之脉，正从其热极反伏之脉，而非谓脉有不可从者也。总之，从其真，不从其假。不从者，其外貌；从者，其神髓。医家苟不辨此，未有不颠倒错乱，触手乖张者，一剂之误，命即随之。此脉症罔辨之病，所宜急医者也。

三、医医轻忽人命之病

谚云：医家有割股之心。若是，则医之爱惜人命也至矣。安得有轻忽人命者哉！然观于今而叹其言之不验，或是古昔之言而于今不符也？如夏谚所云：游豫休助。而孟子叹之曰：今也不然。则所谓医有割股之心，亦犹夫夏时之谚也，今岂其然哉！若观今时之医，不惟无割股之心，若并无援手之意。病家殷勤延医，竭心力，费资财，希冀医能疗疾以安生。而医人若漠不相关，守定故智，以缓不切肤之药，每味与以三、五、七分，否则与清凉反药一剂，便怀利而去。绝不踌躇审顾，以期药之得效，病之得生。迨缓药渐死，或反药立死，又绝无引咎之心，愧悔之意。异日他家延治，又复如是，是真以人命为戏也。其残忍惨刻，不较之屠人而尤加烈哉！

推其故，皆原于传授之讹，习俗之误，利欲熏心之害。闻名医之传人曰：药性勿厚，药数勿重，气薄剂轻，庶易于解手。是明教人以用药不必中病矣。为之徒者，是忍视起死也，非轻乎人命而何？习俗之弊，尤为可笑。谨遵名医妙决，谓病重切不可为人担利害，只与轻轻数味，仍留原病还他。嗟嗟！延医用药，原为去病，若仍留病，何贵乎医？既留病，则必不能留命。若留一轻病，必渐加重；若留一重病，必渐至死。还他者，听其从容自死之谓也。可以生而必不救之生，本不死而欲坐待其死，其轻乎人命为何如？至于利欲之熏心，不待较而知之也。

学医之初，原欲借此为谋生计耳，岂真是菩萨心，而欲以此救世哉？故见夫享虚名而得厚实者，必尤而效之。彼名医一概用轻微，即学其一概用轻微；名医一概用清降，即学其一概用清降。以为名医之所以致富者在此，吾能学之致富足矣。若必舍此而别求真能活人之法，非愚则迂。所以愈遵轻药易解之师传，共安于留病还人之习尚。一任急来，我惟缓授。所以往往有可生之机，必不用切当之药以相救；明明见相反之药，一惟随声附和以妄投。只恐失一己之名利，遂不顾人之死生。此轻忽人命之病，所宜急医者也。

四、医医遵守时套之病

天下事，莫便于套，而亦莫害于套。医而涉套，则至便而尤至害也。

夫病人之望医，犹望岁也。诚能用药切当，起死回生，以赴病家之望，岂非莫大之阴功？奈之何以宽缓不切之套应之，使病轻致重，病重致死，宁不杀他人以造己孽乎？无如今之医有不得不从事于套者，何也？有人焉，脱套用药以治人，必相与诽谤之，谗间之，使病人不敢服其药，使其道不得行而后快。若医者果立志救人，不图利己也，则固以道自重，不肯稍自贬屈，思所变计。无如业医者，皆以利己为事也。欲利己，则必效他医利己之法；欲效他医利己之法，自不得不同流合污，从事于众所共习之套，其套为何？其视病在影响之间，其议论为庸众所共之，为妇人、女子所共晓；其用药则不寒不热，不补不泻，又或宁寒无热，宁泻无补，气薄味淡，而又所用无多，不忧暝眩。所以为时俗之所喜，为时流之所尚。斯能合乎时宜，入乎时派，且能趋时而得名，行时而获利，故共推为时套。时哉，套乎！苟不遵而守之，何以享厚实而肥身家乎？如或不尔，即是背时之医。欲认真治病救人，徒为他人争死活，而不能为一己争财利也，岂计之得哉？此医之所以不得不遵守时套也。

况时套之学，学也至易。不必费心思之劳，不必多研究之苦，不烦按脉切理，不顾生死利害，不待读书讲求，不待深究药性，详查病情，只学一二最易入俗之语。凡视一病，便云是火；或病人自以为虚，则云虽虚却不可补；或云只宜平补，不可过补；或云只宜清补兼施，不可温补。只此数语，便以投病人之机，动旁人之听矣。而于药则单择轻飘无力及清降损真者，共计不上三十余种，便足横行一世。凡治一病，即此三十种中，每种各少许，无论寒热虚实、男妇老幼及轻浅危笃者，悉以此投之。正如戴宽大之帽，不必各合人头；又如咀屠门之肉，何须真充入腹。至若参、芪、归、术等项，稍有益于元气者，概行删去不用。诚恐味厚之药，一有不当，即显弊端，招人指责，以致失名失利。不若轻清之味，微微用之，虽不见功，亦不即为害，而孰知其大害存焉。邪炽不能为之攻，正衰不能为之辅。甚至虚寒已极，犹云有火宜清；危笃已极，犹云平守勿急。由是病人命登鬼录，而医人则病入膏腴矣！此遵守时套之病，所宜急医者也。

五、医医药似对症之病

甚哉！“似”之一字，为害非浅也。夫似则大远则不似者矣！岂非其似者之犹胜于不似耶？抑知不似之害，人易知；似之为害，人不易知。孔子曰：“恶似而非”者，不恶其非，而恶其似而非，良有已也。盖一于非，则人犹见其非，而非者可以改图；似，则人将信其是而莫辩其非，而非者终不知返，此似而非之为害甚于不似而非之为害也。若医之用药，坐此病者不少矣。

夫医之权衡，在于用药；药之妙用，期于对症。在医人用药，安有不以为对症者哉？无如今之所谓对症者，正其不对症也。如人身有一病，即有一味药对之；人身有十病，即有十味药对之。逐味按之，若无一味不对症也。识者从旁观之，却笑其无一味对症，何也？如发热，则用柴胡、黄芩、羌活、干葛之类，似也，至其热之为外感乎？为内伤乎？为阴虚、为中寒乎？不问也，但曰：此退热对症之药也。如头痛，则用川芎、藁本、菊花、秦艽之类，似也。至其头痛之为风寒乎？为血虚乎？为虚阳贯顶乎？阴证头痛如破乎？不问也，但曰：此止痛对症之药也。如腹胀，则用枳壳、大腹皮、厚朴、萝卜子之类，似也。至其胀之为食滞乎？为脾虚乎？为寒凝气结乎？阴水成鼓乎？不问也，但曰：此宽胀对症之药也。又如口渴，则用麦冬、花粉、知母、石膏之类，似也。至其渴之为实热乎？为虚炎乎？为阳邪入胃乎？为阴邪入肾乎？抑气虚无津，肾水不上升乎？不问也，但曰：此治渴对症之药也。如此之类，不胜枚举。彼所谓对症者，大都类此耳。

岂知古人用药，中多变化，有似乎不对症而实对症者，不仅在形似之间也。其用药之法，有如上病下取，下病上取者，若用上药治上，下药治下，则似而非矣；又有从阳治阴，从阴治阳者，若以阳药治阳，阴药之阴，则似而非矣；又有通因通用，塞因塞用者，若以通药治塞，塞药治通，则又似而非矣。此皆貌似而实非者也。如阳虎貌似孔子，若徒取其貌之似，则阳虎亦大圣人矣！孰知其为大奸大恶也乎？药之似对症而实与症相反者，亦犹是也。无如业医者，不求其真，但求其似。以真者人不知，似者人易晓。故一得其似，而医人遂自负其明，病人遂深信其似，旁人无由见其误，他医亦莫得指其失。此“似”之一字，易于欺人，易于惑世，易于入俗，易于趋时，易于见售，易于盗名，易为人信而不为人疑，易为人喜而不为人畏。讵知其药与病全无涉者，此一“似”；药与病正相反者，此一“似”也；药不能去病反增病者，此一“似”也；药期以救命而适以送命者，此一“似”也。“似”之为害，可胜言哉！此药似对症之病，所宜急医者也。

六、医医曲顺人情之病

医有为病人之喜近，为旁人所称扬，为群医所款洽，而实为医人之大病者，曲顺人情是也。

病人何尝知医，遇病辄疑是风、是火；病人安知药性，对医自谓宜散、宜清。医人欲得病人之欢心，不必果是而亦以为是，未必相宜而亦以为宜，其曲顺病人之情有然也。或旁有邻居亲友来探问者，意念非不关切，医理未必精通。然每每自负知医，往往自出己见。但知病起何日，始于何因，便向医人拟为何症；未知病是真相，抑是假象，轻向医人增减方药。而医人遂极口赞其高明，不敢自出主意。未举方，先谦恭请教；既举方，又依命增删，其曲顺旁人之情有然也。近医以随波逐浪为良法，以同流合污为趋时。前医用药有害，亦必不议其非；数医议论未善，闻其言亦必附和为是。不求病家有实效，只顾众医无间言。是以千病一方，千医一例。无论缓急，总无敢异同。其曲顺医人之情，又有然也。

夫其所以曲顺病人之情，旁人之情，医人之情者，何也？盖医人意欲取资于病人，苟拂其情，则病人必谓是坚持独见，不通商量，由是推而远之而主顾失矣。医人欲藉吹嘘于旁人，苟拂其情，则旁人皆议为偏执骄傲，不肯虚心，从兹望而却步，不复为之荐举矣。医人更欲互相标榜于医人，苟拂其情，则皆恶其攻人短，表己长，谗言布散，则声名减而财利去矣。此所以不得不曲顺人情也。

然吾为医计，果能学识高，道理明，而又认症真，用药当，实能起沉疴，救危命，何妨特立独行！每制一方，用一药，如山岳之不可动摇，依用则生，不依用则死。如或病人疑畏，亦必剖心沥血，为之析其疑，解其惑，使病人感悟，信服立效。在病人方称感不已，旁人自叹服不遑。医人即怀嫉妒，亦无从肆其萋斐之言。将不求名而名自至，不求利而利自归。又何必委屈周旋以图主顾，希荐举，避谗谤哉！无如医人未必能具卓然之见也。惟无卓然之见，而又恐获罪于人，失利于己，所以随风倒舵，唯唯诺诺，阿谀顺从，徒效妾妇之道，使人喜其谦和，忘乎司命之责，听人受误致死也。此曲顺人情之病，所宜急医者也。

七、医医轻药保名之病

曩常见病家危急之际，竭忱尽力，延请名医。名医用药不效，又更一名医。其方药大都相似，皆系极轻浮无力者，每味三五分，合成一剂，共计不过三钱有零。以病不能除，命不能挽，心窃疑之，得非名医不能用此种药，非此种药不能成其为名医乎？乃亲友多为之解曰：此名医保名之妙用也。盖其医至今日，其名已成，其利已盈，更何所求？若复认真用性重之药，设一有误，岂不失名？所以只用轻轻数味，留其原病，不至医坏，则无过可指，而其名乃得不损。余闻之，不禁叹曰：有是哉，名医之无良一至此哉！病家延请之时，举家仰望，竭力支持。药资之费几多，酒席之费几多，舆从工食之费几多，其为费亦不轻矣。在素丰之家，不难措办，若寒俭之家非借贷即质典，总为救命计耳。而医人于此不一念及，只期保名以为己，不想竭力以救人，不亦忍乎？抑思病家费如许心力，费如许资财，岂请尔来保名乎？或是人子忧其亲，或是父母爱其子，哀痛迫切，跪拜求救，而名医绝无矜怜之心，只照寻常故套，予以不痛不痒之药少许，甚至有虚寒将绝之际，犹与以清润数味而去。病家茫然不知，只以此药出自名医，便捧为拱壁，珍若灵丹，急急煎服。其病尚缓者，服之不见功，则越日又复迎请；其病势甚急者，服之随逝，则曰名医自然不差，此药何得杀人，当是数尽，命自难保耳。嗟嗟！不保病人之命，而独保医人之名，此心安可问哉？

且名医之计亦左矣。如果为名，则何不出其真实学问，审定病情，不可救则已，如可救则以重剂救之。况名医久为人推服，用药人必不疑。人所不敢用、不能用者，毅然用之，使病者起，危者安。人更啧啧称之曰，真医圣也，真药王也，此真名不虚传，高明迥出时流者也。岂不名益彰著，远近播闻。又何待兢兢乎恐药重有误，以为保名计乎？若用药有误，岂犹得为名医乎？又岂不用药以救命乃得保名，能用药以救命反令失名乎？吾不能为之解也。

或谓名医亦非专为保名，故意不肯用药。盖其所习惯者，此种不痛不痒之法，原非有真学问、真胆识，故不能用药，不敢用药耳。世俗素重其名，欲为回护，故以保名之说，曲为之解也。此论良然，然欲为其全无保名之念，则又不可。彼始之浪得其名者，此伎俩；后之终保其名者，仍此伎俩。曾见名医嗔其子弟，偶用一二味厚之药，则痛斥之曰：用此味厚之药，设一有误，岂不丧名！若是则名医实欲以此保名，而非他人代为之解也。呜呼！但欲自保其名，而不念病势之危急，人命之死生，良心丧尽，阴骘大伤。虽令阳受虚声，窃恐阴遭谴罚，名纵得保，而其不能保者多矣。此轻药保名之病，尤宜急医者也。

八、医医吝惜药料之病

医人用药，有如用兵。兵不备，不能御敌；药不备，不能御疾。不能御敌则国危，不能御疾则命危，医故司命者也。凡御疾之药，无论贵贱，皆不可不备；备而善用之，善用之而又不吝不惜，乃可谓之良医。良者，善也；良医者，善于治病之谓也。又曰：良，良心也。医有良心，不虚受人财，不忍伤人性命者也。

若今之医殊不然，药性即取其至轻，药料即取其至贱。惟是土产之物，每斤只值数分，每剂所值不过数文钱者，信手乱投。若药料稍贵，每斤以两计、以钱计者，概置不用。即或不得已而用，所用不过二三分。而此二三分，犹不出自囊中，必另使病家自备。若他药虽贵无复有贵于人参者，且所用不过二三分，能值几何，亦必令病人自备耶？在病家何能预备，势必取之于市中。市人无疗病之责，只有取利之方，每以假借之物充之。病家不知审择，不辨真伪，增入剂中。其数既轻微，其质又低假，岂能应手奏效耶？不但此也，乡落无药肆之处，又须奔走道途，向他方採买，在病缓者，尤可缓图；若病势急者，不独低假不灵，亦切时日难待，往往有谋得药至而人已不保者，此皆吝惜药料之罪也。若医果贫瘠，情有可原；乃有医已致富，而仍然吝惜不肯少用者，此其心果何心也？

余常与人曰：欲精医术，先端心术。心术端则心存不忍，不忍自不贪，不贪自不吝。无问贵贱，凡当用之药，必备而用之。即多用之，屡用之，而皆不惜。救一富贵人命，吾固无所亏；救一贫寒人命，吾固有所快。彼贫者于求药无赀、求生无路之际，吾以药生之，我所费无几，而彼所生甚多，宁不快然于心乎？彼贫人即不能报冥冥中必有代为报者，而况仁人君子之心，报与不报具非所计也。此则真良医也，真有良心而又善用药以救人者也！如或不然，忘其为活人术，而但以利为事，较镏铢，争毫末，一切价贵之药，吝惜工本，概不备用，而使缓急莫济，危困莫苏，虽不失利，却已失德。失利则失之东隅，旋收之桑榆；失德则不及其身，即及其子孙，良可畏也！此吝惜药料之病，所宜急医也者。

九、医医妒忌谗谤之病

尝读《诗》至“巷伯”之章，有曰：“取彼谮人，投畀豺豹。豺豹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因思《诗》三百篇，类皆温厚和平之语，虽怨而不怒，独此诗恶之深，怒之至，痛切言之，而绝无温厚和平之气，何也？良以彼谮人者，即妒忌谗谤之人也。以妒忌之心，肆谗谤之口，其为祸至烈，其为害至无穷也。斯人也，在朝则排斥忠良，在家则离间骨肉，处乡里则党邪攻正，处朋友则覆雨翻云。或损人财物，或破人身家，或坏人行止，种种恶戾，其害无穷，然犹未即令人死。

若在医道中，其害直令人死，何也？从来学识高明者，心愈谦虚；学识卑陋者，心多妒忌。妒忌者，恐高明之医功高而利厚，于己遂成冷淡生涯。故簧鼓其舌，颠倒是非，以惑乱人之听闻，使病人不趋彼而趋此，则其利可夺。若是则不过为利见耳，何尝欲令人死，而不知人之死实由之。

余亲见夫妒忌而谗谤者矣，窥病家有欲延某医之意，彼即预为谤之，谓某医切不可近，某医之药切不可尝。言之醇切似是一片盛心，遂令病家畏而终止，而病由之渐深矣。迨病家既延某医，则又谤之曰：虽取效于目前，必遗祸于后日。后日一复，不可复救。有明达者，不为所惑，得收全功；若愚昧者，闻而惊惧，改途易辙，使已成之功复败，得救之命复倾。则是谗谤于未延医之先者，阻病人求生之路也；谗谤于既延医之际者，绝病人救死之药也；谗谤于取效之后者，复令生者归于必死之途而后已也。

嗟嗟！彼既无活人之术，而又使病人无求生之路，无救命之药，而归于必死之途。其恶可胜诛哉？故曰：在医道中直令人死，其害为尤大也。夫所以为此者，无非欲损人益己耳。究之在人未必损，而在己亦未必益。彼活人之功昭昭耳目，虽一二人谤毁之，其如千百人称道之。即庸众之流，一时为所惑，久之窥破伎俩，方将讪笑之，吐骂之。虽复巧言如簧，讵复听之？徒然自丧其心，自作其孽，使人见而鄙之。其品益卑，其行益污，秽恶腥闻，真为豺豹所不食，有此所不受也。独不知有昊将何以处之耶？更有人焉，言甘如蜜，心毒如蝎。其妒忌之意，隐而不彰；谗谤之言，曲而不觉。此不令人知其妒忌谗谤，而实深于妒忌谗谤者，均为世人所深怒而欲取而投畀焉者也。此妒忌谗谤之病，更不可不医者也。

十、医医欺哄诈骗之病

医之中有其品至下，其为病至深而莫可救者，欺哄诈骗是也。

夫医之为道，贵诚笃端方，奈之何有欺哄为事、诈骗为心者？原其人道不足以活人，人皆弃之，门前冷落，衣食迫肤，百计图利，利卒不至，因而思一骗之之法。骗则不得不欺，不得不哄，不得不诈，是欺与哄与诈皆所以为骗之地也。患此病者犹之瘫癞痈疽，至秽至恶，人不常有，亦未尝无。姑就目击者言之：有病本轻浅，不药亦将自愈者，若人故为凶恶之言，使病人畏死而求治之念切；又夸以举世罔知，惟己独能，使病人欣喜而仰赖之心专。由是议定厚资，一药而愈，便自居功，怀利而去。此虽计端，却未杀人，其罪犹轻也。乃有病势危急，旦夕就毙，神仙莫救者，诸医尽辞，一医独任，力言包好，否则甘罚。病家喜出望外，不复惜财，骗财到手一剂而毙。此原是必死之人，犹非特杀，其颜虽厚，其罪犹可原也。

若夫命介生死之交，全赖得当之药以生之。而若人不识病情，不顾利害，动云保治。巧言蛊惑，议酬若干，先付其半；大言不惭，孟浪用药，使可生者不生，此真骗其财而又杀其命者也。更有他医服药有效，将渐次收功者，或已痊愈偶尔又复者，而若人巧说以夺之：或云前药不可再服，再服必将有害；或云前药补早，尚须清开，然后用补；或云服参太多，必将发作为害，宜以药解之；或云前药太温补，致有火起，只宜清补兼施。百种簧口，使病人疑惧，顿令弃彼从此，去生就死。又暗使旁人吹嘘，得财瓜分，共相夸奖，使病家深信而不疑，遂慨然先出财，后受药。孰知药与前医相反，人即与世相违矣。此皆骗财杀命，罪不容诛者也。

又有一种骗法，凡治一病即要病人合丸药，以丸药无从辨认，可任其欺哄故也。病人索方，则云此祖传密妙，从不传方；且多珍贵之物，即与方，亦无从觅药，惟议价代制。富者索以数十金，贫者亦勒以七八金。得财到手，仅以钱数一斤药应之。愚人多坠其术中，待悟破时，人与财已两亡矣。然后怨恨而吐骂之，有何益乎？

又有一种以丸药骗人者，不论病之轻重，只论药之贵贱。定例上料几两，中料几两，下料几两。富人则诺以用上料，贫人亦劝以用中料，必不能，亦必勒以用下料。世岂有富病恰当用贵料药，贫病恰当用贱药者乎？其如妇人女子不明此理，多为所哄，遂多伤命。

各种骗法，有身受而切恨者，有旁观而窃笑者，而骗人之医恬然不觉也。余非敢悬照孽镜，预使奸恶无遁形。第愿燃昏衢灯，欲使沉迷登觉路己而。极知此一种病最为难医，然非必不可医。释氏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乃知佛不难成，惟屠刀难放下耳。苟能刮骨涤肠，痛自攻治，放下欺哄诈骗之心，立变为端方诚笃之品。品高者道自高，能见重于人，必无亏于己。又何俟日夕劳劳，弄巧反成拙哉！妙药妙方，和盘托出。如讳疾忌医，不谅婆心，但嗔苦口，狂言吐骂，掷地咆哮，则当正告曰：人事昏乱，深入膏腴，纵有灵丹，不能下咽矣！请辞。破俗十六条

从来高妙之道，必大远于俗情，而庸俗之谈，最有害于正道，凡事类然，惟医尤甚。夫医之为道动关死生，尤不可狃于习俗，而不为之正其失，辨其非也。昔人云：刘、朱之道不息，轩岐之道不著。况俗说之背道，又非可与刘、朱同语者乎。因之根据真诠，破除谬妄，岂同妇舌好为雌黄？亦出婆心，虑能变白耳，识者谅之。

一、俗说万病皆生于火

又云人身之中，火居其二，故火病为多。又尝亲耳闻名医云：凡病皆是火，试看“病”字，下是“丙”字，丙乃火也。如此等说，莫不奉为格言，殊不知谬妄可笑。万病皆生于火，岂伤寒、中阴等证，亦生于火乎？气虚下陷、脾泻清冷等证，亦生于火乎？魄汗淋漓、气脱、血脱等证，亦生于火乎？脏寒腹满、水肿臌胀、中寒吐泻等证，亦生于火乎？所云火居其二者，以君火、相火为二火也。抑知脏腑各分阴阳，五行各居其二。君火属心，心属手少阴丁火，相火属三焦，三焦属手少阳丙火，火之为二，固矣。然肺属手太阴辛金，大肠属手阳明庚金，金亦二也。肝属足厥阴乙木，胆属足少阳甲木，木亦二也。肾属足少阴癸水，膀胱属足太阳壬水，水亦二也。脾属足太阴己土，胃属足阳明戊土，土亦二也。是金、木、水、土皆居其二，而独以火为二而畏之深、灭之力，何也？至名医所云“病”字以丙为火之说，余幼时从旁闻之，窃笑其与王荆公《字说》“滑”乃水之骨，同一见解也。后偶见笑话书中，有谑骂僧人一条，不觉拍案笑曰：“名医学问，正从此得来乎？”真匪夷所思也。其笑话云：有人问“病”字如何从丙？答曰：凡病是火故也。又问“疾”字如何从矢？答曰：凡病之来，如矢之速也。问者深服其解，因又问曰：然则“痔”字从寺，何也？答曰：子未知乎？其患处乃小僧人往来出入之所耳。此绝妙谑语也。而名医遂以从丙是火为妙解，认真凡病是火，而清之不已。设若作外科治痔患，岂不真欲杀灭僧人，拆毁寺宇耶？可笑极矣。

二、俗说我是火体，毫不可用补

此说误命最多。只闻风鉴家分金、木、水、火、土之形，未闻服药者分金、木、水、火、土之体。况又未闻有金体、木体、水体、土体，何得独有火体？人之脏腑，各分配阴阳、五行，又安有专以火为体者？其故由于病人偶为庸医所误，于不当用参之病，偏妄用参二三分，再或他药又复不对证，服之不安，而病人遂独归咎于参。医人又欲自掩其误用之失，因诳之曰：原来尔是火体，用不得参。病人遂梦寐志之，毕世戒之，虽至大虚大寒危迫之际，犹曰我是火体，切不可用补。庸医深信为然，遂束手不敢用补，坐视其死而不为救。“火体”二字之害，可胜言哉！余尝亲见许多病重命危之人，自执火体，坚不用参，余力为辟之，投以重剂参、附，得以回生者，不知几几。愿病人、医人细审其理，勿泥俗说，自误误人也。

三、俗说病虽虚却补不得

病人便深信之，抑知其说自相矛盾，为可笑也。病不虚则已，既是虚，便当用补，如何又补不得？如人既已饥寒，自当予以温饱，若云饥寒而又温饱不得，有是理乎？揣其意，以为虚而有火，故谓不可补耳。抑知虚而有火，即是虚火，正当用补，补则虚回而火自降。丹溪云：实火可泻，芩、连之属，虚火可补，参、芪之属。夫丹溪主滋降者，且云虚火可补，更复何疑乎？今人喜清降，动云吾学丹溪，至丹溪虚火可补之说，却又茫然不解。然则学丹溪者，单学其偏处、弊处耳？至真学识处，则全未领会也。如学书者，单学败笔，有何益哉？愿治病者，先审病，再用药。审定是虚病，便放心用补，无火固补，有火亦补。只论虚，不必论火，补其虚，火自退。如作文字，先须审题。比如此是“虚火”二字题，只从“虚”字上着想，方中题窍，若泛做“火”字，便通入“实火”之火矣。以虚题，通作实火之文，便不成文；以虚火病，通用实火之药，岂能疗病哉！奈何医家不审虚实，但执“补不得”三字，如“莫须有”三字一般，便断定虚人罪案，使监守虚牢中，安心待毙而莫之救，亦可哀矣。

四、俗说后生家不虚，不可补，又谓孩童纯阳，更不可补

守此俗说，所以杀人无算也。余尝亲见老名医为一后生治虚证，后生问：“可用得人参否？”名医曰：“尔今年几何？”答曰：“我二十岁矣。”名医曰：“二十岁便要用参，何时用得了？”闻者叹为名言，抑知此至不通之论也。用药只论证，岂论年纪？若实证不当用参，不但二十岁不可用，即八十岁亦不可用；若虚证必当用参，不但二十岁当用，即半岁孩童亦当用。若云二十岁虽虚亦不可用参，彼虚人岂能坐待数十年，然后用参以补之乎？况乎虚痨之证，偏多在少年人也。至于孩童，其质脆嫩，尤易成虚，薛立斋先生云小儿易为虚实。此“易为虚实”四字最妙。如食啖稍多即内伤，风寒一触即外感，此易实也。消导稍过脾即弱，表散略过汗不止，此易虚也。盖小儿气未盛，血未旺，骨未坚，肉未满，脾胃卑弱，脏腑空虚。如桃、梅诸果，未至成熟之时，其核尚软，核中之仁，犹是水浆。又如树木老干，虽斧斤不易伤，若初发嫩条，指略攀便折。孰实孰虚，不较然易辨乎？奈何不顾此脆嫩之质，而任意清之、散之、消之、降之。虚极则发热痰涌，吐泻交作，渐成慢脾。慢脾者，脾气欲绝而散漫无收拾也。乃又以牛黄、紫雪通利而镇堕之，其能复有生机乎？呜呼！孩童之欲得为后生也，难矣！后生之欲复为孩童也，易矣！

五、俗说清补兼施

今名家亦常为此说，遂相习惯，而不知其说之非也。“清补”二字，不能联贯。盖一清一补，彼此相反，如伯劳与飞燕，生性各分东西，不能强使合做一处，故宜清者，断不可杂之以补，补则不能清矣；宜补者，断不可加之以清，清则不复补矣。清之味必苦寒，其性降下，如行秋冬之令，肃杀为事者也，宜用之于病邪未去之时；补之味必甘温，其性升发，如行春夏之令，生长为事者也，宜用之于元气未复之候。故用清则曰清降，用补则曰温补。凡用药须先审病，审明宜清则清，宜补则补，何得模糊夹杂，于补之上加一“清”字，清之下易一“补”字。若用清又用补，既用补又用清，是南其辕又北其辙，使五脏神将何所适从乎？即清暑益气一方，乃为暑月壮火食气，故以此清其壮火，使不食气而气乃受益，并非清与补兼用也。且此方单为暑月而设，非可概施于三时体虚之人，并不可概施于暑月无火之人。惟痨证虚火上炎，则补以滋之，不似他证之可用温燥，却非补而又清，且虚火上炎者，一补火便降，丹溪所谓虚火可补是也。若用清则元气愈虚，虚火愈起，盖清之味必苦而下降，何柏斋云：苦寒之性，不久下注，下注则下元愈寒，虚阳被寒性逼而上行，则上焦复热愈甚。可见痨证有虚火者，亦不可补与清兼行，况他证乎？且痨证多有服八味而愈者，又有当用归脾、八珍及十全大补者，是补痨药中并不拘泥一“滋”字，而于凡补剂中，又何必牵搭一“清”字？乃世之为此清补之说者，缘医家认证不真，既似乎虚，又似乎有火，故创为清补兼施之名以欺愚俗，若谓是虚，吾用补矣，若谓有火，吾又清矣。因之相传有清补兼施之法，而庸流俗子遂从而遵信之，甚至大虚大寒，病势危急者，虽温补、峻补尚恐无功，而彼犹哓哓然曰：当清补兼施。讵知补力未至而清味迅行，非徒无益而又害之矣！愿司命者，究心真实医理，勿道听途说，狃于习俗而不之察也。

六、俗说用药宜轻浮，便于解手

尝闻有自诩其得师之秘传者，实此一法。若然则是名医之传人，单传以认证不真，用药不当，治病不效之法乎？此万不可为训也。解手云者，明是用药有误矣，一回有误，第二回解之，二回有误，第三回解之，若再有误，势不得不更一医解之。在病之轻而不至伤命者，犹可屡为更易，若猝中阴证、类中虚脱等证，命在呼吸者，禁得几回更易，几回解手乎？即使轻浮之药无害，然终不能起沉疴，救危命，反使因循增剧。名为无害，而实有大害也。呜呼！相传如此，安望有入轩岐之域，而登卢扁之堂者？医道之衰，人生之不幸也！更可怪者，用补益之药，则确遵轻浮之训，不过百合、石斛、葳蕤、扁豆之类，所用不过三、五、七分，犹之以发悬鼎。至于用寒凉药，偏又不顾性重味厚，黄芩、黄连、石膏、苦参等项，信手轻投，却如摧山倒海，使阴寒之证立刻见杀，又无怪乎名医传授轻浮之法，犹为缓手杀人之法也。

七、俗说附子有毒不可用

抑知凡攻病之药皆有毒，不独附子为然，所以《周礼》冬至日，命采毒药以攻疾，《内经》有大毒治病、常毒治病、小毒治病之论。扁鹊云：吾以毒药活人，故名闻诸侯。古先圣贤，皆不讳一“毒”字。盖无毒之品，不能攻病，惟有毒性者，乃能有大功。凡沉寒痼冷及伤寒中阴等证，非附子不能驱阴回阳，故本草称其有斩关夺将之能，有追魂夺魄之功。正如大将军临阵赴敌，惟其有威猛之气，有战胜之勇，方能除寇乱，靖地方，奠民生，安社稷。凡此等功，岂可责之文弱书生及谦恭谨厚之人乎？今人不思附子有起死回生之功，而但因“有毒”二字，遂禁锢不用，使阴寒之证无由复生，抑何忍也？又何愚也！且有病则病受之，亦无余性旁及作毒，即使有毒，却能令人生，有毒而生，不胜于无毒而死乎？况又加以炮制之法，尽去其毒矣，而犹必兢兢以有毒为戒，则愚之至矣。余尝亲闻名医自夸云：吾行医一世，一般不曾用一厘附子。吾屈指名医行道五十余年，此五十余年之中，岂竟不曾遇一阴证伤寒乎？若遇阴证伤寒，而彼必不用一厘附子，更有何物可代？何术能救此疾耶？此其所以遇阴证亦云是火，直以黄芩、石膏竹叶汤等，一剂杀之，比比而是，历历可指也。此则真大“毒”也。

八、俗说夏月忌用桂、附辛热等药

若则治病用药不必论证，只论四时可矣。夏月天炎，便用寒凉药；冬月天寒，便用温热药；春秋不寒不热，便用平和药。自古至今，有是理乎？且必夏月绝无虚寒之人，绝无阴寒之证，然后可抑知夏月不但不能无虚寒之人，而中阴、中寒之证，在夏月偏多，正如伤寒在盛冬，乃属传经阳证，偏要用石膏、大黄、三承气之类，岂以冬月天寒，便当忌用寒凉耶？若夏月本属伏阴在内，而人又多食冷物，多饮凉水或冷水洗浴，或裸体贪凉，故中阴、中寒之证，夏月更多，岂以夏月阴寒之证，亦忌用温热以视其死耶？在夏月，疟、利两证最多，而此疟、利中亦多夹阴之证，即当同伤寒阴证治法，非温补不能救，而况乎直中阴经之证，舍桂、附更将奚恃乎？第人不能辨认，故只知温热当忌耳。岂知寒凉杀人，易于反掌耶？往往见治夹阴疟、利，亦同治邪疟、热利法，直以黄芩、黄连、大黄杀之。遇中阴寒证，不曰中暑，便云受热，并不疑到阴证上，所以一直用白虎汤、六一散、香薷饮之类杀之。彼既杀之，而犹切切告人曰：暑令忌用辛热。辛热固忌矣，不知寒凉杀人亦当忌否？

九、俗说桂、附灼阴不可用

此说犹近似，人皆遵信之。然亦有辨，未可概以灼阴而禁之，以误人命也。阴虚者，畏灼矣；阴不虚者，亦畏灼乎？阴虚而阳有余者，畏灼矣，阴不虚而阳又不足者，亦畏灼乎？惟是阴虚而脉躁气盛、胃强善食者，方可用纯阴药，所谓壮水之主以制阳光，不宜桂、附、姜、术等一派纯阳温燥之气以灼其阴。若阴虽虚而脉软脾弱，食少气馁者，再用纯阴药，不惟孤阴不生，且使滞膈损脾，消削元气，须少加桂、附于六味群阴药中，使有一线阳光，以济其阴。如一夫而御群妾，方成生育之道。不惟不灼阴，正所以生阴，非欲加桂、附以补阳，正使桂、附引阴药之补阴。况又非合姜、术一派纯阳温燥之药，更何虑其灼阴乎？然此犹为阴虚者言也。至于阴不虚而阳虚，阳虚而阴弥炽者，即谓之阴邪，或为阴水上泛，溢于肌肤；或为阴湿生痰，涌于胸胁；或为浊阴不降，上干清道；又或阴气上攻，不能归元而作痛，阴寒凝结，不能运化而胀满。种种阴邪，正须大剂温补。培肾阳以逐阴火，燥脾土以除阴湿，升清阳以降浊阴，助命门以摄阴气，补土母以开阴凝，总非桂、附不为功。此桂、附之在所必用，欲其消阴而不虞其灼阴者也，所谓益火之源以消阴翳也。何乃不知分辨，概云桂、附灼阴不可用，于阴邪炽盛之证，犹必畏而戒之。此犹之严冬久雪而犹畏近日光，裸体冻僵而犹戒勿衣絮也。何弗思之甚也！

十、俗说治重病，先须用药探之，方为小胆细心

愚谓此非小胆也，非细心也，第无目耳。试看门前无目乞儿，以竹棒点地，探途路也，扪墙摸壁，探门户也。纵探知是路，又不知两旁是水、是山，前边是坑、是埂；纵探着有门，又不知是庙宇、是住宅，且不知是衙门、是朱户。何如有目者，一目了然，既看得清，又毫不费力、何等爽快。故治病而用探法，再探不着，即探着亦探不清。况从来重病最易哄人，大实偏似虚，大虚偏似实，大寒偏似热，大热偏似寒。探着相似处，必与真处相反，再待探着真处，而前之反药已不可救矣，此探之为害也。惟有目医人，一眼觑定病之真情，断不为似是而非之假病所眩惑。即于其真处，斟酌审顾，或大泻实，或大补虚，一发中的，使久病立效，危病立安，岂不直接痛快，何用东掏西摸，作瞎子行径。若危急之证，岂能待尔从容细探？又岂堪一探不着，复探几次乎？甚矣！“探”之一字，非良法也。

十一、俗说人有生来服不得参者

此医家误人，而人遂自误也。人参，一草根耳，亦一药耳。他药皆草根树皮，未见有服不得者，亦并未有服之而稍疑者。至于参，则未服先疑，因有谓生来服不得，终身不能服者，此必无之事，而人误信之，直至死而不悟也。夫参之为物，真有起死回生之功，第在病有当服不当服之殊，而在人断无有服得服不得之别。病苟当服，多服愈见功，病若不当服，即少服亦见过。今医家视参如毒，本不知用，而于不当用参之病，偏又误用三五分，用之不安，遂曲为之说，以为此生来服不得参者，而人遂深信之，终身守其说而不知变，以至虚脱危殆之候，犹戒医者曰：我生平服不得参，切不可用。而庸医以耳为食，信以为然。由是断绝回生之路，安心坐视其毙，真可叹也。

十二、俗说痛无补法

又云诸痛无补。此说未可尽非，然未可拘执，若执此说，杀人多矣。惟是新伤食滞，污血积聚，挟热下利及外患火毒证等痛，自然不可补。若脏寒阴证，气虚血涩，寒证下利，胃脘寒凝及外患阴毒等项痛证，非用参温补其能疗乎？前贤有云：人参能止胸腹痛。现以人参止痛，安可谓痛无补法？若执定痛无补法，必渐至死。故医之为术，贵灵通变化，最忌执着。若执着不通，虽遵《内经》语，亦足误事，况其为庸识俗见哉！然而“通”之一字，难言之矣。

十三、俗说产后服不得参

此极不通之论，不知出自何书，有一何引据而为此语，以误人命，遂令家喻户晓，莫不镂心刻骨而信从之。细究之，其说竟出自专门女科，惟其出自专门女科，故人更易听信。见有用参以救产妇者，必群力阻之，坐视其死而后已，此真不能为之解也。彼谓产后服不得参者，俗见恐其补住污血，不得行耳。抑知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滞，然气之所以滞者，气虚故也；气之所以行者，气旺故也，故必用参以补气，气旺则气行，而污血自行，必无补住不行之理。况产后虚证甚多，要紧处不专在行污，安可单为污血而置性命于不问乎？丹溪云：产后气血大虚，当以大补气血为主，一切杂证，皆以末治之。彼有杂证者，尚以补气血为主，若无杂证而一味是虚，岂反不当用补，而谓服不得参乎？又王肯堂《证治准绳》一书，其产后门中，首一方是独参汤，用参一两，产后眩晕者主之。奈何今人好死，医家既不知用参，病家又乐于不用参，一任产妇发寒发热，出汗作泻，神昏气乱，虚证百出，一息恹恹，犹必不肯用参。最喜专门女科，动加以产后惊风之名，于益母、泽兰通套药中，加以防风、柴胡、钩藤、僵蚕、秦艽、天麻、贝母、胆星之类，使产妇虚而益虚，虽欲不死，不可得也。可悯尤可恨也！

十四、俗说吐血服不得参

此说刘、朱尝言之，普天遵信之。一见血证，便云是火。固不可谓此证必无火，然不可谓此证必皆是火。如担夫出力之人，或纵酒受热之辈，初起自当稍稍清之，稍久血去多，便已成虚，而不得复谓之火矣。若富室娇儿、深闺弱质，未有不由于虚者，不待吐血后血枯气竭，然后成虚，在未吐血之先，原因虚而后吐，盖气耗则血出，气固则血止，血必从肺窍出。肺主气，肺气虚不能摄血，血乃走漏，冲口而出，且气虚不能吹嘘入经络，血亦渗泄聚于脾、升于肺，咳咯而出。故不独失血之后，当补气生血以复其固有，在血未止之时，急宜重剂人参以固其气，气固则血自固。所谓血脱者必益气，又所谓“有形之血不能骤生，无形之气所宜急固”也，此古人正治之法也。今人治此证，必曰有火，吾见其日用花粉、黑参之类以凉之，而血不止也；又曰是肺火，吾见其日用麦冬、贝母之类以润之，而血不止也；又曰是阴火，吾见其日用龟板、鳖甲、知母、黄柏之类以滋之，而血不止也；又曰气逆上行，吾见日用旋覆花、桑皮、郁金、苏子之类以降之，而血不止也；又曰宜去污生新，吾见其日用丹参、藕汁及童便之类以荡涤之，而血不止也；又曰宜保肺清金，吾见其日用百合、薏苡、紫菀、枇杷叶之类以保之清之，而血不止也；更有谓宜急于止血者，动以茜根、大小蓟之类以止之，而血愈不止也；且有用犀角、黄连大寒以冰伏之，而元气愈亏，血愈不止也。何也？总未得补气固血之法也。故人谓吐血不可用参，余谓吐血必须用参。人谓要用参，须待血止，余谓不用参，血必不止，直待血吐尽而后自止，夫待吐尽而后议补用参，晚矣！血已竭而难生，气已空而难复，遂令咳嗽、吐痰、发热、气喘，而损证成矣，无可救矣！此不用参之害也。故余谓参不可不用，而尤不可不早用。余实本于古先圣贤之良法，而非故与今人相反，创为不经之说以误人命，以造己孽也。余若妄言，鬼神鉴之。

十五、俗说某医用药稳妥，某病服药相安

此“稳妥、相安”四字，岂非上好字面？无如今之所谓“稳妥”者，非真稳妥也，俗见喜其稳妥，必将有大不稳妥者在也。今之所谓“相安”者，非真相安也，俗见幸其相安，必将有大不相安者在也。盖用药以中病为贵，服药以得效为凭。若不必求其中病而但曰稳妥，则不如用饮汤之为更稳妥也；不必求其得效而但曰相安，则不如饮白水之为更相安也。其真稳妥者，在于轻重得宜，补泻恰当，见之似可畏，服之必奏功，与病状似相反而于病情实相合，无一毫错误，无一味不切当。如《内经》所云：无盛盛，无虚虚，而遗人夭殃；无致邪，无失正，而绝人寿命。此则真稳妥也。若真相安者，重病服之顿减，轻病服之立除。“安”之云者，病却而复于安康无事之谓也。如《内经》所云：可使破积，可使溃坚，可使气和，可使必已。此则真相安也。今则不然，但见药性不寒不热、不温不燥，其味则至浮至淡，其数则至少至微，举方不令人惊，误服亦无大害，此今之所谓“稳妥”也。吾恐不痒不疼，养瘿为患，虽不伤人于目前，必贻祸患于异日。人方喜其稳妥，孰知其大不稳妥者，即由之而伏也。又若病人服药，不增不减，无是无非，到口无臭味之可憎，入腹无功过之可指，情形如故，瞑眩俱无，此今之所谓“相安”也。吾恐因循日久，邪气不退则日进，正气不长则日消。人方幸其相安，孰知其大不相安者即随之而至也。故今人问某医何如？则曰：也还稳妥。问病人服药何如？则曰：也还相安。盖犹云也还无害耳。此今人治病用药，只求无害足矣，不必求有功也。然既不能有功矣，宁得复谓之无害哉？此无害之害，不令人知而人亦卒不知也。

十六、俗说用补药要关住贼邪在内

此一语最易动人，最易害人，如新伤食滞、伤寒阳证、传经热邪、时令邪疟、结热下利、头痛发热、表邪方炽，如此等证，自无用补之理，亦必无妄补之人，何待有关住贼邪之议。彼所议者，不在此种实邪之证，而在阴盛阳衰，正虚邪凑，断当用补，断当急补，而不可游移延缓者也。如伤寒阴证、阴寒下利，及寒疟、三阴疟、夹阴痢疾、脾虚成臌、脏寒胀满、吐泻欲脱等证，俱宜以温补为主。正气旺，邪气自除，阳气回，阴邪自退，皆当急补，唯恐补之不早，稍一迟延，邪炽正衰，阴凝阳灭，命即危殆。乃亦以关住贼邪为词，戒勿用补，眩惑病人，使坚信拒补，以致倾命。如此俗说，真是贼邪，如前种种俗说，俱是贼邪，愿医家同以慧剑斩之。

医案篇

伤寒（含阴证）

虚人外感

戊寅五月中旬，道经屯溪，一人邀于路，托为其令亲诊视。其人年四十余，发热头痛，浑身痛，初服羌活一剂，无汗，病不解，又服麻黄一剂，亦无汗，病不解，其人素体虚，前医束手，谓如此虚体，已服羌活、麻黄二剂矣，岂可再而三乎？且伤寒书云：三汗而病不应者，不治。倘再用表药，仍然无汗，岂有生理乎？因辞不复用药。其家彷徨，连迎数医，纷纷聚讼。有一令亲，知余是日从此地过，特迎候为决之。余诊其脉，洪大数紧，确是伤寒太阳证。何故当此热天，又用此种表药，竟表不出汗？见其人体质甚弱，知必是元气虚，故无力作汗。因用柴、葛、甘、桔、荆芥、薄荷轻浮之味，加参八分，姜一片。服之烦躁，少顷，大汗一身，臭不可闻，各症立愈。盖彼原有重表药性在腹，故只用轻剂，彼得参力助其正气，则前之药性自鼓勇助威，将寒邪齐逐而出。

此虚人表散之法，实遵喻嘉言先生之教也，先生岂欺我哉！

停食外感（2例）

1.壬戌秋月，师成族叔祖之二令媳，患病七八日，头痛发热，腹中时有一物直上冲抵喉间，遂觉气不能转，口不能言，腰痛不能转侧。医者视之，云体虚又微有风，用防风、杏仁、麦冬、贝母、百合、杜仲、续断、丹皮、茯苓等药，服之愈剧。复延视之，批其案云：脉弱体虚，凶险之极，须寻高明商酌。师翁情急无措，拟为不起矣，至第八日乘便延他医视之。云腹中气上冲心，乃奔豚证也。方用肉桂，师翁疑而未敢用。乃邀余视之，六脉洪数而紧。余曰：“此感寒病也。”七八日竟未发表，故头痛身热不退。问：“腹中气冲上之时，按之痛否？”答云：“痛甚。”余曰：“此兼食滞，随气上升耳。于体固虚，于证则实，可无虑也。”用羌活冲和汤加神曲、麦芽、山楂、枳壳、半夏。一剂服后，半夜出汗热退，头痛止，腹中不痛，气亦不见冲上。次日用调胃承气，只用大黄钱许，微导之，诸症立愈。

2.丁丑八月，里中一男人，年甫十七八，患发热头痛。其家甚贫，延挨数日后方求医。服发散药一剂，有汗，通身热已退，惟胸腹上段常热，头额前常痛，上半身亦时时微汗出，下半身皆冷，腹中亦觉空虚如饥，而胸前胀满，食不能下，已经九日未进粒米，始彷徨而来求救于余。余诊其脉，寸口滑大有力，两尺滞涩，关脉亦软，备询其病状如前。余曰：“此冷食填塞太阴，又兼外寒侵入，交结固塞而不运化。今若消之，虽有食积，却有寒邪，非消之所能化；今若下之，奈邪在高分，未转入大肠，下之亦不动，徒损正气。计惟有吐之一法，为日已久，不堪迟延姑待也。”又思既有冷食，又有寒邪，则脾中纯是阴寒凝结，若用瓜蒂、盐汤探吐之法，必伤脾胃，寒亦不除。因熟思之，不觉跃然曰：“是当用止吐之药以吐之。”病者之父忙问曰：“既是止吐，何得又吐？”余曰：“胃寒作吐者，则以温药止其吐，今冷食固结不动，若不用温热之药，彼中气何能发舒？故必须温中之品，使脾胃融和，邪物自不能安，势必一涌而出，所以反能使之吐也。”遂予药一剂用：肉桂二钱，吴萸五分，炮姜三钱，炙甘草三分，木香、白蔻仁各八分，厚朴二钱，陈皮一钱五分。服后觉胸前温暖，遂嗳气。约一时，又将复渣服下，未几连呕数声，大吐一二盆，十日前之宿食并痰涎尽概吐出。仍令服姜汤，安卧半日，上身热退，下身温暖，头额已不痛，汗已不出，知饿食粥，不须服第二剂矣。

伤寒下利

丁巳秋月，潜溪友人汪虚老讳舟，号岸舫，清晨来馆，促余为其尊嫂诊视，即同往为诊之。不觉惊骇曰：“何沉重至此，经几日矣？”答云：“前自秋社日，吃羹饭稍冷，又穿夏衣，风起怯寒，夜遂发热头痛，迄今九日矣。初请医视之，因自乳子，恐体虚，使用参数分，热不退，更加泻利。云是脾虚又用白术，利益甚。前请教某先生，用肉豆蔻、砂仁、扁豆等药，愈不能饮食，作呕。至今身痛，热不退，一昼夜利二十余行，而食粥不过半碗，危甚，故烦酌之。”

余视其舌黄，苔积厚一分，毫无津液。余曰：“此伤寒中挟热下利证也，脾得补而邪弥炽耳。太阳挟热利，亦有用人参桂枝汤者，内有人参、白术，然彼以表未除而误下，以致脾虚，故当用参术。此因停滞起，并未用下药，则脾实可知。实而补之，是谓实实，害莫大焉！愚意当遵仲景用葛根连芩汤，以清解为主。”遂用葛根、黄连、黄芩、甘草，加茯苓、泽泻、薏苡、木香、生姜、神曲，服二剂而利减，进粥食。

第三日因邻家接某名医，乘便迎视之，用花粉、苦参、青蒿、泽泻、扁豆、谷芽、旋覆花，云舌上不过是白苔，不必用黄连。服二剂，又复不进饮食，下利又甚，且觉烦闷。仍邀余视之，余曰：“如此黄苔满舌，且干燥之极，奈何云是白苔？”因问名医来已晚否？是灯下看舌色否？曰：“然。”余曰：“是矣。凡物黄色者，灯下视之都成白色，此所以错认真黄苔为白苔出。以苔之黄白，辨热之轻重，所关不小，安可草草忽略？愚见谓此证当以黄连为清挟热利之主药，无此一味，病势必增。”仍照前方，加厚朴五分。服五六剂，粥食渐增，利渐少。

时余过吕村贺寿，稽阻二三日，归复为诊之，脉又变矣，惊究其故。答云：“因某云黄连不可多服，某虽知医，亦未可过信，故两日未服黄连。”余笑曰：“我知医者，固不可过信，彼不知医者，又可轻信乎？”仍复加黄连，服五六剂，一昼夜只大便二三次，舌苔渐退，脉数渐平，惟身热未尽退。余曰：“利少食多，则正气自旺。正气旺则邪气自不能容。日内当得大汗一身，而羁留在经之邪始出，身热始尽退。”是日药内倍苍术，加柴胡，使邪还于表。服后至五更时，果大汗一身，臭秽不可闻，热退身凉，舌苔尽去。腹内空虚，喜用饮食。再用白术、山药、扁豆、茯苓、甘草、当归、白芍、薏苡，仍用姜炒黄连二分。调理十剂，而后大便如常，饮食复旧。药中用黄连，虽前后加减轻重不同，共计服过三十余剂，始收全功。

可见有一病，必有一病之主药。如作文之有题旨，始终不可失也。

伤寒热结在里（3例）

1.甲子年七月中旬，在省应试，汪虚老令兄殷候先生亲来迎余为[1]令爱诊视。令爱适江文澜兄，在省中住家。为诊脉，两寸微浮，关尺俱沉数，舌有黄苔。问其病由，云自某日起，发热，浑身痛，胸腹胀闷，已经七八日矣。医云是停食，日用消导药，时作呕，又加干姜、肉桂。昨五更时，忽大发晕，死去，手足冰冷，牙关紧闭，逾一二时方回，前医又云是虚极。余问：“有汗否？”答曰：“无汗。”余曰：“误矣！此伤寒热结在里之证也，用姜桂则益增其热，是以晕死非晕死，乃发厥也。热结于内，手足反冷，乃阳厥似阴，宜下之。但两寸脉微浮，仍发热身痛，表邪未尽解，不宜骤下。今仍用表药一剂，使微汗出，热退痛止，明日再用大黄，病可立愈矣。不必虑其体虚，体虽虚而证则实也。”用羌活、防风、干葛、柴胡、陈皮、甘草、秦艽、川芎、生姜。一剂服后，微有汗，热退身凉，浑身痛俱止。次日用小承气汤加减，只用熟大黄二钱。江兄携方与前医并略知医者酌之，俱云体虚不可用大黄，服大黄要直泻不止。江兄畏而不敢予服，连隔五六日，大便究未通。每日服扁豆、陈皮之类一剂，再只嘱其饿，粒米不许入口。

最可恨者，江宁淮扬一带医人治伤寒，其六经正治之法全然不知，只是叫病人饿，其中饿死者不知若干。余向在扬州，见病人一饿二三十日，气已将绝仍不许进粒米，忙劝其家速予粥食，遂不药而起。又见病人饿几死时，万分难忍，暗自偷窃饮食遂得生者。诸如此类，指不胜屈。可见病死者少，饿死者多，然饿之致死，而病家与医人，决不知是饿死，但云此病不能救。噫！亦何愚也。不思病伤寒者，既受寒邪，伤其元气，又或汗或吐或下，重伤其元气，全恃胃气渐回，庶几元气渐复耳。若一饿数十日，胃气何由开？元气何由复乎？即无病，人饿二三十日亦死，况重伤元气之病人乎？但须饮食有节，只宜稀粥，借谷气以养胃气，由渐而进，不宜骤食、多食、杂食，以致食复。故《伤寒论》只戒多食肉食成食复之证，非谓粒米不可入口也，向有志欲作一“伤寒不宜久饿辩”，以救无辜饿死之命，终年碌碌，有志未迨。因此证亦令长饿，不觉有感而发。

维时病人终日僵卧不动，渐几乎殆。适值文澜兄之令叔祖宗一先生来省应试，即假寓渠宅。文澜兄谈及乃眷病困，某予方未敢服等因。宗一先生叨责之曰：“某先生真是神仙，有此机缘恰得诊视，奈何犹不依方服药？”遂复浼殷翁来迎余。余仍照前方，嘱令先食粥一碗以开胃气，再将药服下。但恐大黄轻微，仍打不动耳，毋畏其直泻不止也，服后果仍不大便。次日仍加元明粉以润之，大便遂通，腹内顿宽。嘱令听其每日食粥四五碗，由渐而多，断然无碍，不必依本地医生只是长饿。如言日进粥食，不再剂而愈矣。

2.乙丑冬月，隆阜一戴兄，年近三旬，病伤寒六七日。初用表剂，药轻未得汗，胸腹不舒，四五日未大便。遽以巴霜丸下之，反觉满闷，胸前胀痛，扪之高起，按之坚硬。或视为寒凝，或视为食积，或视之痰塞，各试一剂，俱不效，始迎余视之。

两寸脉数甚，询知前番所用之药，知由表邪未解，便用丸药下之，引邪入膈而为结胸证也。幸今头仍痛，身仍热，表犹有邪，未尽入里，犹是小结胸，当用小陷胸汤，然须解尽表邪方可用陷胸汤，否则又蹈前辙矣。路远不能次日又来，又无暇留宿，只得一时立二方，备药二剂。前一剂用：防风、羌活、柴胡、干葛、川芎、秦艽、陈皮、甘草、生姜。次剂用：川连一钱，半夏二钱，瓜蒌仁三钱，厚朴、陈皮各一钱，姜三大片。嘱令先服防风、羌活表药一剂，待热退头痛止，然后服次剂。尽此二剂，诸症可痊愈矣。别归，过五六日，病人亲至舍称谢，云蒙惠药二剂，挨次服下，其应如响。服头剂，果即热全退，头痛止。服次剂，胸膈顿宽，便思食。今再请教，当如何调理？为诊之，脉和平，病痊愈，可勿药矣。因其远来，予轻轻和中药二剂而去。

3.丙辰年九月，梅村叶兄，字兰友，患伤寒经九日矣。更历七医，日益增剧。九日以来，饮汤不进，大热不退，昏沉谵语，未得闭目一睡，呕哕不止，鼻珠煽动。歙中名医俱已延遍，绝无寸效，举家彷徨为不治矣。仍有望八老堂，更加忧虑。时王子赤山，晤其长令兄孟亢[2]先生，道及见余立起数危证，因肩舆来迎。

余往为诊之，其脉浮洪数实，舌苔黄厚。阅其从前所用诸先生方，初一剂只用羌活三分，次日即用石膏三钱，不觉惊叹曰：“此病之所由深也！”此后则有用二陈汤者，有用苏子降气汤者，有用清热化痰药者，有用消导者，有用小柴胡汤加竹茹者。其最后一名医方，因热久不退，用青蒿、地骨皮、丹皮、贝母、麦冬、旋覆花之类以退热化痰，不觉欲笑破口颊。余曰：“诸方中惟小柴胡一方稍近似，然亦似是而非。此病却非半表半里之小柴胡证，乃表证未除里证又急之大柴胡证也。为今之计，仍宜用大柴胡两解表里，病可立退。”然余非久著名医，且病人十日未进粒米，见有大黄下药，宅中必不信用，可奈何？无已，作一变通之法，不必照定古方用药。正如作文用先辈文章，只用其意，不必用其词可也。遂定方用：半夏、苍术、陈皮、茯苓、枳壳、枳实、厚朴、柴胡、前胡、香附、黄芩、黄连、木香、槟榔、生姜三片。两令兄持方沉吟，似不甚当意，又以名医尽皆治过，再无他法，姑用试之。余坐俟其照方备药一剂，煎服下始辞归。归未至中途，而病者便已得睡矣。醒后吐出浓痰碗余，呕遂止，下边不住矢气，胸膈顿舒，遂索粥食，食后又复睡。是夜睡三回，食粥三回。

次早又迎余至，备告夜来见效情状。诊其脉，脉已稍平，舌苔与身热俱退其半，精神清爽。谓余曰：“昨妙剂下咽后，顿觉此身坠下在床，从前数日，总如在云雾空中，且浑身手脚俱如被绳索捆住，服药后，觉尽解其缚，手足展舒，不胜快畅。非独安卧、进食、吐痰、止呕等项而已，何神效若此也？”余仍照前方，倍苍术，加薄荷，再一剂。是夜一睡直到日高，醒后大汗一身，臭不可闻，复迎余视之。六脉尽和平，身凉，舌苔尽退，腹中知饿。余为称贺，十日来，如许重证立地冰释矣。毕竟大便燥结未通，越三日，每日能食粥七八碗，胃气已大回，渠家已放心矣。仍用大黄钱余，通其大便，遂平复如初。

其四令兄明楚兄询余用药之意。余曰：“此病虽愈，方实可笑。最不可解者，用木香、槟榔。然余实费苦心，因大黄不肯用，故用此以代之。夫木香、槟榔，何能代大黄？抑知有说焉。盖邪热入胃，用芩连以折之是矣，然终不能驱之使外出，故用木香、槟榔以坠下其气，服药后果不住矢气，则腹中之渣滓虽存，而邪热之气已尽驱出矣！余观其呕逆之声中有湿痰胶结，故用姜半苍陈以燥去其痰，痰去则胸膈宽而呕逆止。上去其有形之湿痰，下泄其无形之热气，胸腹中不泰然舒畅而思得饮食者乎？又思身热头痛，一团表邪全然未解。原意大柴胡汤中仍加羌活以解表，然病已十余日，若用羌活，犹之大黄，均为宅中所畏，故代以苍术，使开其腠理。初剂服后，即进饮食，则正气已渐回。正气一回，而邪气自不能容，其在表之邪已跃跃欲出。次剂再倍苍术，又加薄荷，虽云去舌苔，实佐发其汗。故次剂服后，而十日在表之邪遂乘势尽出，臭汗一身，而里外两解矣。此以意为之，伤寒门中无此汤头，病虽愈，此方不可予名医看，彼必笑为不通。”

越一月，复晤明楚兄，谓余曰：“先生之言，果然不差，日前见某名医，询舍弟之恙如何得愈。余道及赖先生之妙手，并以尊方示之，某先生只是摇头。”余戏语明楚兄曰：“名医若不摇头，令弟之命摇头矣！”相与一笑。[1]适：旧称女子出嫁予男方。[2]肩舆：人力轿子。

伤寒失表（3例）

1.壬戌初冬，汪右老一仆妇，盛使天贵之妻，有七八个月孕，[2][3]患病半月余。时因县父母在潜口点保甲，余过其宅，盛使天贵乘便托为诊之。寸脉沉数而紧，余曰：“此伤寒失表证也。”问其病由，云自某日发热头痛起，至今半月余未退。头与浑身仍痛，又觉虚极气喘，说话气接不来。视其前所服诸方，初起发热，因有鼻血，遂云有火，用黄芩、黑参、花粉、山栀之类。继又因其怀孕，疑系血虚热不退，又用养血药。继又因其气喘，云是气虚，又用黄芪、白术等药，经历数医而诸症如故。余视其舌色红紫，鼻珠煽动。余曰：“此风寒闭入肺窍，久久不出，故而作喘，非气虚也，幸尔仍发热，邪气可还从表出，否则为害不浅矣。”余归，予药一剂用：麻黄二钱，羌活一钱，防风八分，细辛三分，苏梗七分，甘草三分，桔梗六分，杏仁八分，生姜三片。服下浑身微汗出，半夜热退，头痛浑身痛俱止。次日遂不复喘，自己亦不叫气虚矣。仍予寻常疏散药一剂，撤其余邪，而半月之病立愈。[4]

2.乙丑春日，本庠许师尊一仆妇，素禀质极弱，已二十余日发热不退，烦躁不安。在城诸医，咸谓是阴虚，皆用六味地黄汤加知母、黄柏、黑参、花粉之类。病日益重，余适至城，便中往候许师尊，即嘱为病妇诊之。

脉数而紧，按之有力，口干，舌有黄苔，头与浑身俱痛。余曰：“此伤寒失表也。虽日久，尚宜汗之。若清润滋补，则表邪固结而不出，所以发热作痛而无巳时也。”因用羌活汤兼柴葛解肌汤，加姜二片。服一剂，汗出热退，头痛一身痛俱止，便安神熟睡，二十余日之病立愈矣。许师尊因叹曰：“人皆谓吴天士好补，此则他医皆用滋补者，却用发散一剂而愈，可见人言皆妄也。”

3.甲子九月初旬，下第归里，抑郁无聊。因思此一回辛苦，虽未能搏一科名，然救活数命，亦慰私衷。正无事聊自解嘲时，子与舍弟来，邀同为一族弟诊视。此弟孤寒之极，其一枝派只此一人，与里中[5]一族嫡股，故里中号为“通村对半”。因此一人关系不小，故邀同往为诊之。

询其病因，云自某夜旅店中梦遗，次日又遇大风雨，归即恶寒发热。某医谓是疟，遂用小柴胡汤，服数剂不愈。又有人劝彼往见俗呼为“张一帖”者，因梦遗后得病，遂疑是阴证，用附子亦不效。历今二十日矣，浑身麻木，热总不退，胸前、左手腕及小腹右旁肿起三四块，饮汤不能入口。余诊其脉浮洪数紧，余曰：“此伤寒失表也，其肿处则欲成流注矣。若流注一溃，如此贫人，何力服参？则此命不能保矣。”急急予大发散药一剂，用：羌活、柴胡、干葛、防风、川芎、陈皮、甘草、桔梗、秦艽，服下即大汗两身，热尽退，浑身遂轻松，知痛痒。服复渣药后，诸肿处遂平一半。次日再予清解兼消散之药二剂，肿处尽散。惟小腹下一块仍有鸭蛋大，牵引作痛，正成疝气矣。余思此证虽非阴证，然从梦遗后再受寒起，肾脏独虚，寒遂乘虚而入，故而寒气凝结此处不散。肝肾阴脏，非温之不可，用肉桂、吴萸、炮姜、川椒、小茴、青皮、半夏、橘核、泽泻，连服三剂，此块亦消。[1]盛使：亦作“盛价”，对别人仆役的尊称。[2]县父母：旧时对知县之尊称，比喻如民之父母。[3]保甲：宋代自王安石始创的一种户籍制度。若干家编作一甲，设甲长；若干甲编作一保，设保长。[4]庠：古代称学校。[5]嫡股：嫡，嫡亲，血统最近，封建宗法制度下家庭的正支。股，事物的分支或一部分。

伤寒误清（4例）

1.癸亥年四月，项左宜兄之令岳，竭田人，姓胡，字培生，患伤寒至第八日，人已昏沉，医者谓必不治矣，已托乃婿为买板备后事，乃婿左宜兄托余往为视之。

其脉浮洪数紧，发热，头与浑身俱痛，面与目珠及一身俱发黄，口中燥渴之极，一夜约饮汤水一桶。视其前两日所服之药，乃黄芩、山栀、花粉清热解渴之剂，而渴愈甚，热愈不退。前医更用黄连、石膏，幸药未服。余曰：“头痛发热，表邪未除，即用寒凉以凝之，表邪如何得解？且以阴从阴，更将引邪归内，安得不燥渴发黄？伤寒太阳经用白虎汤者，以大汗出后大渴不解，故用石膏。今发热无汗，不思解其表，而以寒伏其里，其不死也几希矣！”

余思伤寒太阳及阳明经中发黄证，用茵陈蒿汤，内有大黄。然此证表邪未去，大黄非所宜，惟用茵陈五苓散能解太阳入腑之邪，又以利小便而去湿热，内加羌活一钱五分，川芎五分，防风、柴胡各八分，以重解其表。急令煎服，且嘱之曰：“服头药后如发躁，即是要作汗，不要怕。待有汗出，即不必服复渣药。”服药后果烦躁之极，将衣带尽扯断，幸先予说明，其家人不至忙乱。未几大汗淋漓，浑身痛头痛俱止，遂安神熟睡矣。夜复发寒热，至三更复出汗一身，此后热不复发，亦不复作渴，不但吃粥，并欲吃饭。次日照前药去柴胡、羌活、川芎，加山栀、薏苡，服二剂而黄色尽退，饮食如常。

病者发汗之次日，其前原医在邻家看病，有携余方示之者，云某病之危，服此表药得愈。前医者大发议曰：“伤寒八日，如何还表得？此命休矣！”而孰知彼云休者不休，前云不治者竟治耶？余初举方时，即知俗医不解用表之理，因批于方案曰：仲景云日数虽多，但见有表证而脉浮者犹宜汗之，奈何云八日便不可表耶？且太阳一经有留连半月二十日尚可表者，况七八日乎？彼医未读仲景书，辄敢医治伤寒，余方中引经立案，彼又不解，且病已愈而犹生议，真不知其为何心？

2.一族伯母，即汪虚老之令岳母也。甲子年将七旬，五月间患感寒已经六日，服药不愈，人事不清，胸喉间一片痰声，彻夜说鬼，耳聋舌缩，危急已极。第七日，汪虚老至舍，邀为视之。

两寸脉浮紧，两关滑而带结。阅其前方，悉皆麦冬、贝母、花粉、黄芩之类。余曰：“表有寒邪，中有寒痰，医不用温以散其表，复又用寒以结其里，遂至如此其危也。”余用二陈汤加羌活、川芎、苍术，重用姜汁，服药后吐出痰碗余，亦微有汗，人事遂清，热尽退，便进粥食。次日复视之，脉沉细而迟矣，舌纯黑。用六君子汤加附子一钱，用人参一钱五分。连服二剂而舌黑退。服三四剂而平复如初。

3.乙丑夏日，本县父母靳公一管家病大发寒热，迎余至署。见其人魄汗淋漓，诊其脉，浮数虚大，按之绝无。其时正将服药，余问：“此药从何来？”云是城中专治伤寒者。余问：“据此专治伤寒医人，认是何病？”答云：“彼认是疟疾。”余曰：“危矣！危矣！彼认是疟，必用小柴胡汤，内必有黄芩，若服此一剂，神仙不能救矣。”索方视之，果是小柴胡汤。急令将药倾去，另为立方，用附子、肉桂、炮姜各二钱，白术一钱五分，陈皮、半夏各八分，茯苓、泽泻各一钱，人参四钱。靳公见方惊骇，问：“如此大热天，奈何用此大热药？”余答曰：“治病只论证，不论天气。若云大热天气，不当用大热药，则大热天气便不当害大寒病。此乃中阴、中寒之证，即俗所谓阴证伤寒也。不用热药便不可救，不用大剂热药，亦不能救。”力为剖析，始信服。服后大热遂退，二便俱利，汗少安神，始信心无疑。

次日又迎余至，病人又觉发寒，但不似昨日之甚。问余：“今又发寒，得非疟乎？”余曰：“非也，此发厥耳。昨未得热药，故寒战非常，寒退遂大热，所谓厥深热亦深也，昨已服热药，今日寒战遂轻，寒后热亦必轻，所谓厥浅热亦浅也。”仍照前药，再子一剂。次日，果不复寒热。若是疟疾，岂能二发即止乎？仍如前重剂，嘱服五日，方能进粥食。然后各减其半，加当归，服十日而痊。靳公因叹为认病如神。

4.桓若家叔，向在汉口，于甲子年八月十四日渡江过武昌，舟中感冒，回本店即服发表药，微汗热退，外感证已愈。惟饮食不进，胸膈不宽，想有食滞故也。汉上有医欲下之，又一医云年过六旬，不敢下，当为清开。噫！若有食滞，法当下，否则从容消导，犹可言也。若清，则愈滞矣，此“清”之一字，即致病之源也。此医遂添山栀、花粉、麦冬之类，膈愈不宽。因是岁夏秋酷热异常，遂疑积热在胸，更用黄连、石膏，服之愈剧，口干作渴，舌燥如锉，每日勉强饮米汤半碗，只喜食西瓜雪梨，日啖数枚。如此者四十日，吃过西瓜数十枚，雪梨二十余斤，而医必谓热极不能清开，仍日投以前药，绝不效。病人彷徨，归里调治。另扳一医在舟中服药，医者立案云：亢则害，承乃制。此是阳亢之极，无阴以承之，故热不解，当滋阴以抑阳。每剂用川连八分，生地二钱，余亦天麦二冬、知母、丹皮之类。一日服二剂，每日又服黄连一钱六分、生地四钱，而口舌干燥益甚，仍前不能饮食。

九月尽，抵家，余闻之甚惊骇，急往候之。见其形容枯槁，瘦骨如柴。细询如前病状，阅从前诸方案，再为诊脉，极浮极数，按之似鼓革。余思仲景云“浮则伤胃，数则动脾”，此脾胃受伤之脉，并非火热亢极之谓也。然服药许久，脾胃岂有他伤？即多服寒药以伤之也。况此脉按之如革，仲景又云“弦则为寒，芤则为虚，虚寒相搏，而见革脉”，其由误服寒凉，夺其正气，而为寒为虚无疑矣。小便甚急，欲出不出，短涩而黄，乃由气虚不化，停蓄许久而后出，小便必黄，不可以色黄而卜其为热也。其口舌干燥者，由过服寒凉，寒从火化，故反似热。且以寒药夺其正气，气虚无津液上升，故舌干涩，切不可更服凉药。

桓叔曰：“我意专托老侄，但歙中诸名医，亦不可不接来一商。”余曰：“此何等重证，又何等有干系人，侄何敢担承？但恃骨肉至爱，则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耳。凡高明诸公，皆当请教。某先生是第一个有名医人，明日开手，便当接起。然有一说，亦须预告：某先生凡病皆认是火，若见此证口干舌燥，小便不利而色黄，彼必云是一块火。其药定是芩、连、花粉、天冬、麦冬、丹皮、骨皮、苏子、白前、桑皮之类，此药断不可服。业已一误再误，不堪三误矣。”次日接某先生至，果云是一块火，还要清。立方果如余前一日所拟，一味不差。又再四坚戒病人，不可服丝毫人参，只宜吃生萝卜并萝卜菜。噫！且无论气虚不宜食萝卜以破气，此四五十日来，每日半碗粥汤尚难下咽，其能食萝卜菜之粗粝物乎？闻者咸喷饭。幸余已预告明，桓叔见所用药悉如余所拟，始信余言不谬，未服其药。

次日接余迪兹先生，用六君子汤，药甚当。桓叔见用参一钱，芪二钱，术一钱五分，疑其骤补，恐有不安处，又不敢服。余思此证必须如此药，仍要加重参、芪，再渐加桂、附以温中健胃方效。今病人见参、术尚不敢用，岂肯信用附、桂？细思情谊关切，非同泛常。若质言当用参、术，必并余言亦疑，势将复走入寒凉一途，则此证遂难挽回矣。当此之时，不得不稍稍用术，因告桓叔曰：“尊体原无大恙，不必用此重味，只轻轻调理以开脾胃便可复元矣。”因举一方，仿世俗所习见名医之方，用石斛、扁豆、薏苡、甘草、桔梗、当归、茯苓、陈皮，少加木香二分。病者见之甚乐，余因投药一剂，暗用人参七八分当桔梗，服之甚安。次日加煨姜、半夏，再用一剂，投参一钱，服之又安。第三日病人愿自加参四分，方上即如其数，又暗投一钱二分，是夜小便长而清。次日病人喜甚，谓人参之功如此，而不知已服三剂矣。是时舌亦润，但仍喜食梨，劝之不止，玉孚弟甚忧之。余谓玉孚弟曰：“尊公过慎，不敢用的对之药，若依余用桂附温中之药一剂，口内自和，不必劝其勿食梨，彼自不食。他味可暗用，桂味馨香，不能暗用，奈何？”因告桓叔曰：“今服参术数剂，胃中正气稍回，其寒色反现出。舌上要起白苔，与浆水相似。然此是寒苔不可误以为参术助火而起苔也，若去此苔，必须姜桂。”次日舌上果有一层白苔，第二日更厚。幸预说明，不致疑为参术之过。余又告之曰：“有此苔，故饮食入口全不知味，若欲知味，须去此苔，欲去此苔，须加桂少许，不必多，只二分足矣。”桓叔许可，余于是遂得展所长矣，明用二分予病人看，暗增一钱，又增附子、炮姜各一钱，白术用一钱五分，参增至二钱。服此一剂，次日候脉，便沉软得冲和之气。问口内仍干否？仍喜食梨否？答曰：“今日正不干，见梨反畏而不敢食矣。”嗣是俱照此法，逐日暗暗增用，附子加至一钱五分，人参加至三钱。服三剂便能用饭半碗，食粥四五碗，饮食知味，逐日渐增，荤酒俱喜用。从前大便五日一回，色如墨黑，服此药即如常，一日一次，但小便过勤，仍重加黄芪三钱，又渐加熟地、山萸、桑螵蛸、覆盆子以摄肾气。服药一月而起居饮食俱如常，遂出门谢客矣。

伤寒误补

壬戌年五月，余在程元音兄宅中。汪扶老盛使名有旺来求治，云腰背痛极，已经七日。携前医之方来看，云是种作辛苦，肾虚血虚。其方系杜仲、续断、当归、秦艽、白芍、枣仁之类，已服过六剂矣。余诊其脉洪数而紧，大惊曰：“此感寒证也，奈何用此种补药？而又用枣仁、白芍酸敛之味，寒邪如何得出？”病者曰：“发热七昼夜未退，头尚痛，日内腰更痛极。且病发之日，曾经梦遗，若是感寒，得无是阴证否？”余曰：“非也。”急用羌活冲和汤，又虑其连服六剂补敛之药，恐表不出汗，更加麻黄八分、桂枝三分。一剂服下，是夜臭汗一身，热退身凉，诸痛尽止。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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