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龚铭 张道有 主编
出版社：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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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先生的一天试读：
一月
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体。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尚在美国北部科罗拉州筹募革命经费。12月25日，孙中山在经历了16年的海外生活和艰苦斗争之后，终于回到祖国，抵达上海。1912年1月1日晚十时，在江苏省咨议局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孙中山庄严宣誓，同时发布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中华民国的成立标志着自秦始皇以来绵延数千年的君主制度最后结束。
宣言称，将努力“尽扫专制之当选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宗旨，完国民之志愿”。规定内政方针为：“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财政之统一”。对外方针为“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及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持平和主义，与我友邦益增亲睦”“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
孙中山先生作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之父，他领导的辛亥革命，是孙中山一生中最富意义、最有影响的丰功伟绩。一个人的命运，是与所在民族、国家和时代的命运密不可分的。无论个人有多大的力量和能耐，有多少超人的条件，只有服膺了民族意志和追求，只有顺应了时代的演进和潮流，个人才会有辉煌的命运和前程。孙中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他就任临时大总统意味着什么？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尚明轩先生在《从四个方面评价孙中山历史地位》一文中这样说：
从中国革命史的大背景来看，孙中山是伟大的民主主义者，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开创者。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孙中山引进西方民主的火种，他燃起的辛亥革命的烈火，实现了20世纪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飞跃。
孙中山是全面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先驱，是对中国经济现代化进行总体规划的开山之祖。孙中山是从农村成长起来的革命家，把农业视为国计民生的大事。他经过考察总结其他国家的经验，并深入研究后，制定了一个宏伟的建设国家的方略——《实业计划》。
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还是亚洲乃至世界被压迫民族日益高涨的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代表和象征意义。他把自己从事和领导的革命融入世界范围内的进步潮流，与整个世界政局的变化以及亚洲各民族的解放事业联系起来。大总统誓词历史回眸：大总统誓词（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
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孙文参考文献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2年。2．尚明轩：《从四个方面评价孙中山历史地位》，《团结报》2011年8月25日第007版。从“帝王”到“耶稣”：孙中山开启纪年新历史
1912年1月2日，孙中山通电各省都督：中华民国改用阳历。自此，从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开始，一直沿袭到清朝末年，前后共用了2050多年的帝王纪年法终止。
1912年元旦开始正式使用公元纪年，同时也使用国号“中华民国”纪年。这一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以公元纪年为主要形式的阳历在近代中国的蜕变，也从广阔的层面上展现了近代中国思想观念及社会心态某些方面的重要变革。因为纪年问题不仅仅关涉近代中国现代性追求中的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还涉及政府政治权威的建构与民众传统习俗的改造。中华民国纪念币，下排中有“黄帝纪元”字样，上排第二枚“改元纪念”
比较明显的例子，如明清之际，明末遗民怀念故国，在明崇祯十七年（1644）清顺治在北京建立政权后，仍用崇祯十八、十九年，以至二十几年，以表示自己不降清廷。辛亥革命前，清末革命党人反对清朝君主专制，不用君主年号纪年，乃采用黄帝纪年或共和纪年。
我国历史上有哪几种纪年方法呢？（1）干支纪年法。这是我国最早的纪年方法。
干支是天干、地支的合称。“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个字叫天干，简称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字叫地支，简称支。用天干和地支依次相配，共同组成甲子、乙丑、丙寅、丁卯等六十组。古人用来表示年、月、日和时的次序。周而复始，循环无穷。现在农历纪年仍然用干支。（2）帝王年号纪年法，是我国历史上使用最长且特有的纪年方法，是我国古代帝王为了纪其在位之年而立的名号。汉武帝建元以后，凡新君即位，按照惯例要于次年改用新年号纪年，历代相承。
我国自有年号后，年号就成了皇帝即位后所必须有的标志，用不用这个朝的年号，即说明承认不承认这个政权。三国时魏、蜀、吴三个政权，以魏纪年为主，则是以魏为正统；以蜀纪年为主，则是以蜀为正统。（3）西历，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通用的阳历，是以地球围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为一年而制定的历法，是自罗马大政治家儒略·恺撒（Caius Julius Caesar）开始的，是在埃及历学的基础上改订的罗马历法。
公元（Anno Domnini，意为“基督纪元”）并非自基督降生起即行使用的纪年体系，而是在耶稣死后50多年时向前逆推得到的。人类文明史的许多重大事件都发生于公元前（Before Christ）。
中华民国建立之后，阳历取代阴历成为官方主导的计时方式，纪年变革是政权鼎革的重要特征之一。陈旭麓就说：“纪年的改革是‘皇帝’倒了的结果，但对中华大地上远离革命风暴中心的人们来说，正是纪年的改革才使他们相信皇帝已经倒了。”参考文献1．刘乃和：《中国历史上的纪年》，海豚出版社，2012年。2．朱文哲：《从“耶稣”到“公元”：近代中国纪年公理之变迁》，《民俗研究》2012年第3期。3．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孙中山提出的国务成员，你认识几个
1912年1月3日，临时参议院通过了孙中山提出的国务员名单，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成。成员包括陆军总长黄兴、海军总长黄钟瑛、司法总长伍廷芳、财政总长陈锦涛、外交总长王宠惠、内务总长程德全、教育总长蔡元培、实业总长张謇、交通总长汤寿潜。
在孙中山组建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革命派占绝对优势，但也吸收了一些旧官僚、立宪派。在9名黄兴国务部长中，同盟会员3名，他们是陆军总参谋长黄兴，外交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其余6名国务部长中，有旧官僚2名，立宪派2名，其余专家2名。
黄兴（1874—1916），原名轸，改名兴，字克强。湖南省长沙人。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华民国的创建者之一，辛亥革命时期，时人常以“孙黄”并称。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至河内，先后参与或指挥了钦州、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州、廉州、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都遭失败。1909年（宣统元年）秋，受孙中山委托，在香港成立同盟会南方支部，策划在广州新军中发动起义。次年春，起义再次失败。
1911年4月27日发动广州黄花岗起义，亲自率敢死队百余人，攻入两广总督衙门，失败后脱险。武昌起义爆发，黄兴赶到武汉，作为革命军战时总司令，率民军在汉阳前线与清军奋战二十余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任陆军总长。袁世凯称帝时，任讨袁总司令。
黄钟瑛（1868—1912），本名良铿，又名鍌，号赞侯。原籍福建长乐。
14岁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后学堂驾驶班。毕业后，入刘公岛北洋水师枪炮学堂实习。毕业后，黄钟瑛被派到济远舰上当航海员，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清末曾任海筹舰管带，武昌起义后率领舰队投向革命阵营，后成为民国第一位海军总长。
伍廷芳（1842—1922），本名叙，字文爵，又名伍才，后改名廷芳。广东新会人。清末民初杰出的外交家、法学家。早年入香港圣保罗书院，1874年自费留学英国，入伦敦学院攻读法学，获博士学位及大律师资格，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学博士，后回香港任律师，成为香港立法局第一位华人议员。
洋务运动开始后，1882年进入李鸿章幕府，出任法律顾问，参与中法谈判、马关谈判等，1896年被清政府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签订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条约《中墨通商条约》。辛亥革命爆发后，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外交总长，主持南北议和，达成迫清帝退位。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出任司法总长。
陈锦涛（1870─1939），字澜生。广东南海人。幼年入香港皇仁书院就读。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入天津北洋大学堂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
1901年以官费留学美国，初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数学、社会学。继入耶鲁大学，转攻政治经济学，1906年夏获哲学博士学位。9月回国后应清廷部试，又考中法政进士。清末曾任大清银行监察、度支部预算案司长、统计局局长、印铸局局长、币制改良委员会会长和资政院资政等。
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联合其他四个政团组成国民党。孙中山在湖广会馆主持国民党成立大会，他出席并被推举为参议员。民国成立后，历任南京临时政府财政总长、审计处总办。次年任财政部驻外财政员，赴欧调查财政。
王宠惠（1881—1958），字亮畴。祖籍广东，出生于香港。王宠惠是近代中国第一张新式大学文凭的获得者，曾任中华民国外交总长、代总理、国务总理，并为海牙国际法庭任职中国第一人。他是民国时期法学家、政治家、外交家，曾参与起草《联合国宪章》，被聘为国立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
王宠惠一生中先后撰写了《宪法刍议》《宪法危言》等一系列法学作品，探讨了中国宪政设计的原则和方针，其思想不仅奠定了中华民国的立宪基础，而且引领了近代中国的宪政风潮，被誉为近现代中国法学的奠基者之一。
程德全（1860—1930），字纯如，号雪楼、本良。重庆市人，本籍江苏。曾担任清朝奉天巡抚、江苏巡抚，辛亥革命中“反正”加入革命军，任江苏都督、南京临时政府内务总长等职务，后退出政坛隐居上海。
晚清末年，既得利益集团不愿革新变法，以虚假维新应付下层人民，以致乱局已定、不可挽回。程德全明白清王朝已无可救药，国家前途只有另谋生路。于是，他开始改变施政方针，不再以挽救清王朝为目标，而是以维持地方秩序、保护地方经济和人民安定的生活为目标，扬弃了传统的“忠君爱国”的观念，最终成为第一个反正的前清大吏。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又字仲申，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浙江绍兴人。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
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他早年参加反清斗争，民国初年主持制定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第一个法令——《大学令》。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祖籍江苏。清末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主张“实业救国”，对中国棉纺织业的发展有重大贡献，上海海洋大学创始人。
张謇创办中国第一所纺织专业学校，开中国纺织高等教育之先河；以近代企业管理方式建立棉纺织原料供应基地，进行棉花改良和推广种植工作；以家乡为基地，努力进行近代纺织工业的实践。他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被称为“状元实业家”。
汤寿潜（1856—1917），原名震，字蜇先。浙江萧山人。清末民初实业家和政治活动家，是晚清“立宪派”的领袖人物，因争路权、修铁路而名重一时。他的遗言“竞利固属小人，贪名亦非佳士”可谓自己一生写照。
清光绪十八年（1892）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光绪三十二年（1906），汤与张謇、郑孝胥等人联合江、浙、闽绅商200余人，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任副会长，敦促清廷早日立宪。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任命汤寿潜为交通总长，未到任。改任赴南洋劝募公债总理，向在南洋各地华侨募款。袁世凯篡权后，汤曾与章太炎等组织“统一党”以挽残局，未果。参考文献1．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2．吴相湘：《民国人物列传》，东方出版社，2015年。孙中山复电袁世凯：称总统一职“虚位以待”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初，致电袁世凯，表示袁世凯如能使清帝退位，当即自避。他只是“临时承乏”，总统一职乃是“虚位以待”。
1912年1月4日孙中山复电袁世凯，说：“君之苦心，自有人谅之。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文承各省推举，誓词具在，区区之心，天日鉴之。若以文有诱致之意，则误会矣。”
孙文为什么解释给袁世凯，以安其心呢？
1．袁世凯有声望和才识
清末，袁世凯被认为是“治世之能臣”，李鸿章临终前保荐他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奠定了其在政坛上的显赫地位，成为继李氏之后左右晚清政坛的权臣。袁世凯在清末“新政”中，政绩颇著，得到了资产阶级的信任。袁世凯是汉人，国内一部分人出于“反满革命”的需要也支持袁世凯，希望他能“反满兴汉”。当然最重要的是实力雄厚的北洋军听命于他。
2．孙中山个人因素
孙中山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为政治抱负。他要致力于“比政治紧要的”“民生主义”事业。他在一封回复章太炎的信中就明确指出：“文于国事，只知有役务，不知有权位。”可见他更想以在野之身，从事实业建设，使祖国臻于富强之境。
3．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
英国当时在中国是拥有最大侵略权益的国家。它认识到直接出兵干涉被革命打乱的旧秩序会危害到它的臣民在华的生命和财产。最好的办法是让袁世凯出来收拾局面。德国驻华公使哈豪森指出：“如果列强不欲担负使北京政府瘫痪的后果，袁世凯必须得到支持，因为只有他是稳定的保障。”
4．同盟会组织涣散
中国同盟会自成立之日起，组织上就不是十分严密，内部矛盾重重，小团体之间纷争频繁。“在革命党人方面，明确公开表示袁如反正就可被举为总统。”黄兴视袁世凯为“中国之华盛顿”。他在信中写道：“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府之资格而建拿破仑、华府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拥戴明公为拿破仑、华府，即南北各省亦当无有不拱手听命者。”参考文献1．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2．陈一容：《孙中山民元“让位”问题再认识》，《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民国时期女子的参政权
1912年1月5日孙中山与中国社会党女党员林宗素谈话，表示“将来必予女子以完全参政权，惟女子须急求法政学知识，了解平等自由之真理”。
林宗素是何许人也？民国时期女子的参政权最后实现了吗？
林宗素（1877—1944），原名易，著名报人林白水之妹。她十多岁时便勇敢地自行放足。林白水曾与蔡元培、章炳麟等创立“中国教育会”。受哥哥新文化思想的熏陶，林宗素一边读书，一边积极参加爱国女学组织的革命活动，后成为上海报界女记者、女编辑。与秋瑾齐名，是中国女权运动的先锋。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二月，林宗素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江亢虎等人在上海组成“中国社会党”，林宗素成为该党主要成员。她在社会党内成立“女子参政同志会”，并任会长。民国元年（1912）1月5日，代表“女子参政同志会”拜会临时大总统孙中山。
1912年2月南京临时参议院正着手制定《临时约法》。林宗素与唐群英等20人代表妇女界上书请愿，阐述“请于宪法正文之内，定明无论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3月3日再次上书孙中山重申参政要求，并恳请孙中山在国会议决时，为女界添加旁听及参政一席。但在1912年4月1日颁布的《参议院法》关于参议员一章中，第一项就是：“中华民国之男子，年龄满二十五岁以上者，得为参议员。”由此可知，女性的参政权基本被否定。这激起了她们三次大闹参议院。
1912年3月19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开会。林宗素、唐群英等人要求参加会议遭到拒绝后，以会客名义进入议事厅，由议员相劝退出。下午到参议院旁听，议院宣布妇女参政待国会成立后再议，否决了妇女们的要求。20日，请愿妇女要求见参议院议长，因有卫兵把守，未能如愿，她们愤怒已极，踢倒卫兵，砸烂玻璃窗，强行进入会场。
21日，林宗素、唐群英等60余人第三次来到参议院，因卫兵把守严密无法进入，转而赶往总统府，向孙中山诉说在参议院受阻情况，要求总统亲自就妇女参政问题提出议案。在孙中山斡旋下，参议院同意女子参政同盟会再具一呈，以便再议，女子参政风波才暂告平息。
23日到月底，妇女参政代表多次上书请愿。30日女权主义者们再次率人闯入参议院，请求修改临时约法，并声言“若不容许，必诉武力”。
1912年8月下旬，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因多数人反对，删去同盟会原纲领中“男女平权”条款，激起同盟会女会员的强烈反对。8月25日国民党成立大会上，一女会员盛怒之下动手打了会议主席宋教仁。
女子参政同盟会虽提出男女权利均等、普及女子教育、改良家庭习惯、禁止买卖奴婢、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无故离婚、提倡女子实业、强迫放脚、改良女子装饰、禁止强迫卖娼等11条政治纲领，但在会议表决时，唐群英等人的要求最终被否决。
1913年10月，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复辟帝制活动随之加剧进行。11月，各省的女子参政团体被勒令解散，进行了两年的女子参政运动随着辛亥革命失败而进入低潮。参考文献1．余暇：《中国女权运动的先锋——林宗素》，《闽都文化》2015年第2期。2．王绯：《女子参政与女界艰难时世》，《中国妇女报》2012年7月17日。南京是短命都城，孙中山为何还执意在此建都
1912年1月6日，孙中山在南京接见《大陆报》记者，在建都一事上，先生答记者问，说“南京将作永远之都城”。这“永远”二字显得何其坚定。即使记者说：“各国政府在北京置有产业，若定都南京，肯定会遭致反对。”先生仍笑着说：“这产业也没有多少嘛。如果各国反对此事，我等人补偿即可。”
而当国会第一次投票后，建议定都北京者约有3/4，远远超于支持南京。为什么孙中山还要坚持建都南京呢？
首先，从表象上看南京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临时约法》的诞生地，是临时参议院所在地，又是新生共和体制的发源地，理应成为民国的首都。从种族记忆上看，孙中山先生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显现了一种以汉族为本位的种族意识，南京是驱逐胡元、克复汉土的奠都之地，定都南京也是推翻满族为主体的清政府，建立汉族人的共和国的意思。
从深层原因来讲，孙先生就职当天就意味着当时的中国出现了两个中心并存的局面：一个是清王朝在北京的政治中心，一个是革命党人在南京的政治中心。清王朝虽然即将覆灭，但北方还有袁世凯，袁世凯手中还掌握着强大的武装力量——北洋新军。在武器装备上北洋新军紧跟世界潮流，到1910年，北洋新军甚至还购买了法国产沙麦式飞机。
相比之下，孙中山答记者问时，关于“能作战的军队有多少？”先生答：“我有十万的队伍。”记者又问：“您是说有十万已经编练过的队伍吗？”中山先生说：“不必编练过，只须能作战，这一辈队伍都是能够作战的力量，一旦身临疆场，则势如敌破。”
回顾历史，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帝王之气浓厚，但都是短命的王朝。东吴69年，东晋102年，南朝宋59年，齐23年，梁55年，陈32年。明初定都于此，二世而终，仅仅30余年。太平天国建都南京，也只维持了11年。
革命党人第一次投票建议定都北京，也是认为建都北京既可统一兵权，又能控制东三省和内外蒙古，巩固统一。但孙中山先生决意定都南京，以致到后来向袁世凯提出“新总统必须到南京就职”，目的就在于把袁世凯置于南方革命派的监控之下。但3月初，北洋军以反对袁世凯南下为由发动兵变，迫使革命党人妥协，袁世凯终于在1912年3月10日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参考文献1．罗宗真：《对南京六朝都城的一些看法》，《中国古都研究（第二辑）》1984年11月。2．陈夏红：《孙中山答记者问》，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中山先生“伦敦被难记”1896年孙中山被囚禁的清驻英公使馆密室《孙逸仙伦敦被难记》（中、英文版）
1919年1月8日，北洋政府取消对孙中山的通缉令。
其实这已经不是孙中山先生遭遇的第一次通缉了。
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便遭到清政府通缉，高价悬赏孙逸仙人头，不惜一切代价捉拿他，死活不论！这让孙中山不得不逃亡海外，开始了长达16年的流亡生活。孙中山先后逃往香港、日本、美国、英国。
在美国的时间里，孙中山在所到之处无不进行革命宣传，然而得到的结果却是“劝者谆谆，听者终归藐藐，其欢迎革命主义者，每埠不过数人或十数人而已”。可见收效不大，孙中山于是决定转往英国和欧洲大陆。
1896年10月，孙中山秘密抵达伦敦。但他并不知道清政府雇佣了外国侦探，自己的行动早已受到监视。派驻英的使馆人员邓廷铿等三人以认同乡、“吃茶”名义拉拉扯扯地将孙中山强行绑架到了清政府驻英公使馆。清廷公使以7000英镑的高价，雇了一艘轮船，造了一只木箱，阴谋把孙中山装在箱内，秘密运回国内处以极刑。
他们把孙中山幽禁在使馆三楼的房间里，窗户上有铁栅，门外加锁，派专人日夜看守。由于看守很严，孙中山多次将密信揉成纸团扔出窗外，期盼有人拾起，但每次都被看守发现，无法送出。最后，孙中山经过多次恳求和五百英镑的许诺，终于让清洁工柯尔前去向他的西医老师康德黎送信。康德黎闻讯后跑到英国外务部和伦敦警察署，要求政府干预这桩公然违反外交管理的事，又去伦敦《泰晤士报》等，请求舆论伸张正义。最后终于在21日，《地球报》通过采访，以显著标题“可惊可骇之新闻：革命家被诱禁于伦敦，公使馆的拘囚”作了报导。其他各报相继转载，伦敦舆论一时哗然。慑于舆论压力，英政府向清廷提出交涉，按照国际公法和国际惯例，拘囚了12天的孙中山终于被释放。这就是有名的孙中山“伦敦蒙难”事件。
此次“伦敦蒙难”事件，在全球引起了轰动，既使清政府的卑鄙面目大白于天下，又使孙中山在国际上声名大噪。而后他继续留在英国考察、活动和学习。参考文献1．李本义：《孙中山伦敦被难的根源及其历史影响》，《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7月25日。2．[澳大利亚]黄宇和：《孙中山伦敦被难研究述评》，《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5年3月1日。“孙中山”三个字，竟是章士钊起的
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一生中名字不断出现变化。
孙中山一出世，父母为其取乳名帝象，原来村民因信奉北帝，所以很多人家在给子女取名时，中间取“帝”字。后根据族谱，取名孙德明，上学后，改名孙文，字载之，寓意“文以载道”。清朝档案中故意把孙文的“文”字，写成“汶”字，带有贬义。“汶汶”，表示昏暗不明、玷污，以贬低孙文是“国贼”“海盗”。孙文，又号日新，取自《大学》里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在广州话里，“日新”常被误读为“逸仙”，久而久之，“逸仙”取代了“日新”，号也喧宾夺主变成了名字，孙逸仙在西方更广为人知。至今，广州的中山大学的英文名字翻译的也是Sun Yat-sen University，而非Zhong Shan University。“孙中山”这三个字也是“意外的收获”。中山是日本的姓氏，明治天皇的母亲姓中山。孙文在日本期间，为便于秘密开展活动，曾为自己取日本姓“中山”，又取了一个很谦虚的名字叫“樵”，樵夫的樵。自此，孙文的日本友人都称他为“中山樵”。
章士钊无意在朋友王慕陶那儿见到了孙氏亲手写的一封长信，见其“字迹雄伟”，才对“海贼孙汶”心悦诚服。此时，恰好日本友人宫崎寅藏所著《三十三年之梦》一书在日本出版。这是宫崎寅藏的自述，其中不少记载自己参加孙文革命活动的内容。章士钊将这书中有关孙文的段落翻译为中文，书名为《大革命家孙逸仙》。原书中注明：“孙文即中山樵先生。”章士钊一疏忽，译成“孙文即孙中山先生”。因为章氏只在武昌学堂里学过一点日语，对日文一知半解。因不知日本姓氏的规矩，便贸然以“中山”缀于姓氏“孙”下，而牵连读之曰“孙中山”。后来《大革命家孙逸仙》再版，更名《大革命家孙中山》，从此，有了“孙中山”这个新名字。
王慕陶知道他擅自为孙文起了个不伦不类的名字后，勃然大怒，觉得怎么能把两个姓（孙、中山）摞起来用了？不通！想不到此书刊印后，“一时风行天下，人人争看”！因章氏的大力宣传，“孙中山”这个似是而非的名字竟成了那个时代最为响亮的大名，一直流传开来。参考文献张港：《孙中山名字考》，《文史天地》2001年第7期。为了建立民国，孙中山答应清廷哪些条件
1912年1月14日，孙中山通电各省都督，不得拘禁曾任清廷官员的人，并复电直、豫咨议局，答复其提出之清帝退位的三个条件，即清帝退位后，选举袁世凯为总统；对北方军队一律平等对待；并保证先行优待皇室及旗民生计。
经过谈判，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临时政府和北方袁世凯代表团，达成了关于优待大清皇帝辞位的条件。比如，清帝退位后，保留其尊号；每年用计开销四百万元，由中华民国拨付；宫内各项执事人末代皇帝溥仪员，还可以照常留用；宗庙陵寝，永远奉祀，并由中华民国斟酌设置卫兵，妥善保护等共计八条款项。
由此可见，为了推翻清廷，孙中山及南方临时政府做出了巨大让步。但要知道，临时政府的财政危机，一直是很急迫的问题。尚明轩在《孙中山传》里这样讲述让位袁世凯时期的民国政府：“武昌起义爆发后，一贯敌视中国革命的外国帝国主义，借口保障外债偿付，乘机完全攫夺了中国海关税收，不让有一文钱供临时政府支配。各省地方税收，为数不多，供应各地军政府尚嫌不够，更谈不上接济中央革命政府了。依靠华侨赠款和国内民众的捐助，数目毕竟有限，不能最终解决问题。所以，临时政府刚成立，就迅速出现巨大的财政需要和严重的财政困难。他们面对严重的财政危机，不仅难以支付下属十余万部队的军饷，连临时政府本身的日常开支也无法保证，一度竟出现了财政部金库只剩下10元钱的危急局面，时刻面临着军队解散和政府崩溃的危险。”
孙中山曾发表声明，表示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即举袁世凯当大总统。并在复电中说，中华民国是以专制为敌人的，并不是为了争夺权位。南北方只要可以议和，则能够避免生灵涂炭，清廷能够做到退让化解干戈，自然会优待皇室。“清帝退位”结束了封建王朝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2月13日，孙文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在这一事件中，孙文让总统之位于袁世凯的决定，反映了孙中山牺牲小我，而以革命和国家为大局的意识。参考文献1．吴讱：《关于〈清帝退位诏书〉和〈秋夜草疏图〉》，《民国档案》1991年第1期。2．李友唐：《〈清帝退位诏书〉和〈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北京档案》2011年第10期。孙中山：执信牺牲，我如失去左右手
1921年1月16日，孙中山的亲密战友朱执信（1885—1920）下葬于广州东郊驷马岗（今先烈路），中山先生步行扶灵送葬，极为哀痛。
在广州市越秀区繁华的执信南路上，有一所执信中学，它是广东首屈一指的重点中学，这所学校的卓越声名，一方面来自高质量的教学水平；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它深厚的历史底蕴。执信中学是中山先生为了纪念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朱执信而创办的，今天它的校歌的标题还是：“我们前进在先烈路上。”
1920年9月，朱执信赴东莞虎门调解驻军与东莞民军的冲突，突遇变故，被乱枪击中，不幸殒命，年仅35岁。孙中山得知这一消息说：“执信牺牲，我如失去左右手”，评价他是“革命中之圣人”“我党失此长城”。革命同志更是慨叹：得一广东，失一执信，不合算，不相当！朱执信为什么获得了孙中山先生及革命同仁这么高的评价呢？赴日留学 追随中山
朱执信祖籍浙江萧山，出生在广东番禺（今广州市）一个书香门第。1904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官费赴日留学，那批赴日学生里还有胡汉民、汪精卫、古应芬等人。在日本，他初识孙中山。他认为同孙中山确立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才是正确的救国之道。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朱执信全身心投入其中，追随中山先生。
从日本回国后，朱执信利用在广东法政学堂当教师的身份，一方面向学生宣传反清革命，一方面又进行联络革命党人的工作。当时留学生纷纷回国，其中一些就是孙中山派回来的。留学回来的革命党人都到朱执信那里去登记，由他来联络安排、分配任务。在他周围凝聚了一批思想激进的学生，陈炯明就是其中跟他关系最密切的。1917年春，孙中山在上海环龙路寓所同朱执信（前排左二）、陈炯明（前排左四）、胡汉民（前排左六）等商讨革命大计时合影文武兼备 不居功名
朱执信是个很聪明的知识分子，他数学很好，文章也写得好，又自学日语、英语、俄语，算是个传统意义上的“儒生”，但他是由新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志士，意志之坚定非一般人可比。
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的前一刻，朱执信等一些革命党人聚集在起义指挥部，听候命令。朱执信本来别有任务，不需要亲临战场，但他坚决要求参战。他和平时一样穿着一件旧长衫，有人对他说：你穿着这长衫怎么冲锋陷阵？他一听，即从旁人手中夺过一把大刀，将长衫下半截去，笑着说：这有何难！然后就手持炸弹，跟随黄兴等革命党人冲入两广都署，与清军展开血战。朱执信冲锋陷阵，炸弹用完了，他又从地下躺着的伤兵手中拿过长枪，继续战斗，直至身中枪伤被清军冲散……
胡汉民也非常赞赏朱执信，他评价说：“辛亥革命时，广东当时的独立，全由先生计画运动驾驭，然后方得成功。”1911年11月中旬成立广东军政府，后改为都督府。胡汉民忙于掌握大局，陈炯明忙于扩充实力，军政府内部全靠朱执信来维持，主持日常工作，参与制定广东省《临时省议会选举法》，裁编民军，治理财政等。朱执信先后担任广阳绥靖处督办、军政府总参议、广东核计院院长、军法处处长等职。胡汉民后来回忆说：“朱先生在都督府没有很大的职务，他住在都督府一间简陋的小房子，每日经常只睡一两个小时，有时候衣不解带，只在楼上稍微休息，仍继续治事。”
朱执信一生并没有做过太高的职位，但他立身行事让人敬佩，虽位低却言重，威望甚高。1921年2月，陈独秀在朱执信的追悼会上写下了这样的挽联：失一执信，得一广州，得不偿失；生为人敬，死为人思，死犹如生。参考文献1.《朱执信牺牲让孙中山“如失左右手”》，《南方日报》2011年9月28日。2．夏和顺：《朱执信：中国有数之人才》，《深圳商报》2010-09-27（C05）。“民国怪人”吴稚晖：我是不做孙文那样反叛的事业从拒绝到合作
孙中山（1866—1925）与吴稚晖（1865—1953）是一对革命挚友，终身致力于中国的自由平等。1905年1月19日，孙中山先生在伦敦拜访吴稚晖。
虽然孙中山与吴稚晖都生于清朝末年，但不论是教育还是出身背景上，二人均有很大的不同。孙中山是自始至终一心坚持革命，而吴稚晖最初是支持保皇派的，到后来才转变成为革命倡导者，其思想发生过重大转变，而这一转变正是代表了当时整个知识界的认知变化。
吴稚晖本名为吴敬恒，稚晖是字，江苏人。他所受的是传统的科举教育，6岁入私塾，26岁时中举。两次进京参加会试均未成功后，进入天津北洋大学堂教习。1901年奔赴日本留学，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主张维新。就如吴稚晖自己所说：“从温和的维新党变成剧烈的维新党，我终究还是忘不了要扶持光绪皇帝的。”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他这样说：“那样反叛的事业，终究觉得不正当，让孙汶去做罢，我是不做。”
然而，1898年慈禧发动了政变，光绪帝的“新政”被推翻，维新运动的失败让吴稚晖维新思想开始动摇。1900年，明末抗清英雄史可法的后裔史坚如因策应兴中会的起义，被清兵抓获英勇就义。让吴稚晖发现竟有翰林的儿子为孙文拼命，想必孙文必有来历，对革命思想又有所接受。后来“八国联军”攻破北京之后，国势危急，皇帝出走，清廷威严扫地，吴稚晖对保皇党彻底丧失信心。加上身边朋友都赞同革命，吴稚晖至此心中埋下革命的萌芽。1903年6月“苏报案”发，吴稚晖遭到通缉，由香港逃至伦敦。
吴稚晖直到1905年才与孙中山在伦敦见面，那时孙中山从法、比、德到英国，打听到吴稚晖在伦敦的寓所后前去拜访。孙中山给吴稚晖的印象是“一个很诚恳、平易近情的绅士。然而只觉是伟大。不能形容的伟大称为自然伟大，最为适当”。吴稚晖于是在1905年加入同盟会，后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不为人知的吴稚晖
吴稚晖古文底子雄厚，文笔出手不凡，对中国文字的变迁、读音造诣很深。1912年，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邀请吴稚晖负责筹组全国读音统一会，以核定读音，统一语言。因为清朝末年虽然绝大多数人说的都是汉语，但长期的封闭隔绝使各地的方言变得千差万别，以至于同为汉族的异乡人完全不能自由交谈。地方政府的文官一般又不任用本地人交流还需要雇用译员。即使在闽、粤等省推广官话一百多年后，科举出身的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广东新会人），还因为讲不好官话无法与光绪帝正常交流，足见得语言统一并非一蹴而就的易事。此后几十年吴稚晖一直热心于普通话的普及工作。1916年编印《国音字典》；1935年任国语推进会会长，审定《国音常用字汇》《中华新韵》《国语罗马字拼音方式》等著作。如今，普通话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语种，成为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普通话把中国介绍给世界，又把世界介绍给中国。作为普通话的提倡者、推动者，吴稚晖功不可没。
后来蒋介石北伐完成，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推选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提名吴稚晖。吴稚晖立即站起来说：“介石同志，你跟我有仇吗？为什么要害我？你知道我不是做官的材料，叫我当主席，岂不是害我早死吗？”拒绝了蒋介石的提名。他誓不做官，并对做官有独特见解：“现代做官，确有妙诀。未登仕途之先，必须善于用气，用之得当，遂能做到大官。盖气分为数种，曰耐气、忍气、下气、使气，甚至大发脾气。同时应当小气的地方，虽一碗羹，也要小气。若须大气的地方，即使自己是一位微员，也要大气。切不可在该耐气忍气地方而使气，该下气地方而大发脾气。以及该小气反而大气，该大气反而小气。如能这样用气，就不患不达到气概十足颐指气使的地位，总而言之，谓之官气。”参考文献1．黄晓蕾：《吴稚晖和中国现代语言规划》，《语言文字应用》2005年第2期。2．谭秋霞：《吴稚晖与孙中山的早期交往》，《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8期。孙中山：用政党的力量改造国家
1924年1月20日，以解决改组问题为中心内容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无疑又是一个改变中国近代史进程的大事件。
孙中山以总理身份担任大会主席并致开幕词，他说：“此次国民党改组，有两件事：第一件，改组国民党，第二件，就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
改组即对国民党的党章、组织结构进行调整。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已经走过了几十年，在这几十年的奋斗里清朝政府被推翻了，民国创立起来了，又与外国侵略者和国内的军阀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一再改名，1919年改名并改组为中国国民党。那为何要在此时对国民党进行一次新的全面的改组呢？国民党“一大”会场内景
在国民党“一大”之前，中国所谓的民国政府，实际上被军阀控制，各自为政，对外与列强勾结，对内用横征暴敛等办法筹集军费，各派军阀争权夺利，甚至内战。近代化一个最基本前提是国家统一、民族独立，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近代化的另一内涵乃是经济问题。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半殖民地的阴影之下，经济无法正常发展，“小企业家渐趋破产，小手工业渐至失业，沦为流氓，流为盗匪，农民无力以营本业，生活日以昂，租税日以重”。这样的惨状触目皆是，已是濒临绝境。此外，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成分复杂，脱离了工农群众，在革命中几经挫折，组织力量有限，难以承担领导全国革命的重任。部分革命党人甚至借着革命口号为个人谋利、积蓄个人势力，一旦等到个人势力强大，反而破坏甚至反对革命。孙中山手拟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人员名单孙中山步出中国国民党“一大”会场
而面对后来居上的苏俄革命的巨大成就，孙中山钦羡不已。他公开承认：“俄国革命六年，其成绩既如此伟大；吾国革命十二年，成绩无甚可述”，关键就在国民党缺乏组织、缺少革命精神和巩固基础。为此，他明确提出以后应当“效法俄人”，他大声疾呼：“吾党所须者，是在革命精神。”他决定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彻底改造国民党，将二者结合一道进行中国的革命。他表示：“此次吾党改组唯一之目的，在乎不单独倚靠兵力，要倚靠吾党本身力量。”他不再仅仅依靠未经彻底改造的旧军队去实现革命目标，而要把国民党改造成为真正的革命党。他的用意就是“以党建国”进而达到“以党治国”。《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这样表述，“夺取政权，克服民敌”“更应以党为掌握政权之中枢”。
孙中山欣赏的是苏俄的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党代表大会、中央党组织、地方党组织、以党治军、军队党代表制等组织手段。汲取俄国经验也好，吸纳共产党员也好，在孙中山看来，一切都是为了革命，为了实现自己“振兴中华”的政治理想。参考文献1．张玉昆：《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一大”期间的思想飞跃》，《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2．李峻：《国民党“一大”与中国近代化》，《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8期。“众筹”背后孙中山的辛酸革命史
1895年1月22日，兴中会发行中国商务公会股单。
古语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经费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至关重要。1909年孙中山曾致函宫崎寅藏，提出此前起义未成功，“无非是财力之不逮，布置之未周”。
孙中山曾靠发行股票、债券的“众筹”方式募集革命资金。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倡议成立兴中会。1895年1月22日，兴中会发行中国商务公会股单。这是有关孙中山通过发行“股票”的方式募集经费的较早记录。股单内容如下：“中国商务公会第一号。一股。一八九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兹证明李多马持有已付清的中国商务公会股款一份。凭于此背书并转认此股，可过户列入公司总账。司库刘祥（签名）会长孙逸仙（签名）。夏威夷岛火奴鲁鲁。（火奴鲁鲁孖毡街二〇九号格雷夫厂承印）。”但后来此次股单到底发行了多少，对革命影响到底有多大，现有历史研究还尚未明确。1895年2月，香港兴中会成立时，也设立“银会”发行股票，每股为科银十元，孙中山许诺，“开会之日，每股可收回本利百元”。1906年4月，孙中山与会员在新加坡晚晴园合影
除了股票之外，孙中山还发行过债券。1904年，在旧金山发行的“革命军需债券”，许诺以10美元的价格出售，将来可收回100美元本息，但是此次仅卖出4000余元。
两次“创业”失败，孙中山并没有灰心。1911年7月孙中山在美国旧金山成立洪门筹饷局（又称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对外亦称国民救济局），发行中华民国金币票，面值分别为十元、一百元、一千元三种，凡捐美金五元以上的，发给金币票双倍之数，并承诺，金币券在“民国成立之日，作为国宝通用，交纳税课，兑换实银”。
此外，孙中山还通过贷款、义捐等多种渠道募集资金，截止到武昌起义前孙中山共募集经费约140万元（港币）。参考文献1．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2．郭豫明、刘平：《武昌起义前孙中山筹措革命经费的主张与实践》，《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孙中山调整让位条件保全民国前途
1912年1月23日，有关孙中山让位事宜的南北谈判依然胶着，孙中山在这一日，郑重地复电给南方代表伍廷芳，命其将让位的五项条件正式通告给袁世凯，并表示“个人名位非所愿争，而民国前途岂可轻视”。他对民国前途的担忧日甚一日。为了钳制袁世凯，以保证得之不易的革命成果不致因他的上台而遭倾覆，孙中山在让位条件方面仔细斟酌，耗费了大量心血，这可从孙中山的两次发电中看出。
第一次是在1912年1月18日，孙中山致电伍廷芳，提出清帝退位后推让袁世凯的五个条件：一是清帝退位，其一切政权同时消灭，不得私授于其臣。二是在北京不得更设临时政府。三是北京方面通电各国：清帝退位，要求各国政府承认中华民国。四是孙中山即向参议院辞职，宣布定期解职。五是请参议院公举袁世凯为大总统。此电文反映孙中山力图对袁世凯进行钳制，通过迫使清帝退位，割断袁世凯与封建政权的政治联系；袁世凯需从孙中山手中接任总统，而不是由清政府授权，即将袁世凯置于南京临时政府这部新国家机器之中；袁世凯必须公开宣布拥护共和的政见，也就是用中外舆论的力量促使袁世凯履行诺言。
时隔数日，孙中山于1月22日再致电伍廷芳及各报馆，说明提出让位条件无非巩固民国之基础，并发布调整后的五个让位条件：一是清帝退位。二是袁世凯宣布政见，绝对赞同共和主义。三是孙中山接到外交团或领事团通知清帝退位布告后即行辞职。四是由参议院举袁为临时总统。五是袁被举为临时总统之后，誓守参议院所定之宪法，乃能接受事权，才能授予他实权。孙中山还郑重交代以上条件，若袁不能实行，则意味着他不愿赞同民国，不愿和平解决。则战争复起，天下流血。
22日电文与18日电文相比较，措辞上尖锐和激烈得多，加大了对袁世凯钳制的力度，提出袁世凯必须公开表示赞成共和。而此时，袁世凯倚仗内有清政府的授权，外有帝国主义列强的撑腰而有恃无恐，似不独去清朝政府，还欲取消民国政府。更让孙中山担心的是革命阵营内部此起彼伏的一片妥协之声。在这种情形下，孙中山表现出非凡的革命坚定性。他严肃表示辞让与承接不是无条件的，袁世凯必须做到逼迫清帝退位和宣布共和才行。
虽然后来在内外巨大压力下，孙中山陆续做了一些妥协和退让，但他认为有些退让并未危及民主共和制度的根基。对于“清帝逊位”“袁世凯宣布政见绝对赞成共和”等基本条件，无论压力多大，无论处境多么困难，孙中山始终坚持不放弃，其高度的革命原则性又一次显现出来。
然而，即使孙中山耗费心血设计了这套办法，仍阻止不了袁世凯颠覆共和制度，复辟封建专制。政治力量的博弈波诡云谲，有太多的因素在制约着时局的发展。参考文献1．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2．谢冰：《孙中山与南北议和》，《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孙中山曾屡遭驱逐
1908年1月24日，孙中山被越南河内法国殖民当局驱逐出境，前往新加坡。
此事还要从广西镇南关起义说起。1907年12月3日，孙中山偕黄兴、胡汉民、胡毅生、日本人池亨吉、法国炮兵大尉D氏等十余人，从越南河内赴镇南关领导起义。初时，起义军在黄明堂、王和顺指挥下进展顺利，连下镇北、镇南、镇中三炮台。但很快形势急转直下，广西道台龙济光率部会同陆荣廷等纠集了八营兵力围攻革命军。革命军因弹药不继，兵力悬殊，于8日撤往越南。清廷立即部署缉拿起义首要分子。1908年1月3日，广西巡抚张鸣岐致电军机处，称“探得孙文现在河内，行踪诡秘，意在扰乱”，建议照会法使以驱逐孙中山出境。1月15日，孙中山被捕，受到河内法国殖民当局传讯，三天后，越南总督保尔·博宣布将孙中山逐出印支半岛。
针对河内当局的驱逐行为，中国同盟会驻法支部曾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但于事无补。法方称“孙中山藐视敝政府对他的礼遇，煽动革命”。越督保尔·博的解释更为直接：“革命党人在两国间的频繁活动，以及在边境发动的每次起义，都会在越南河内引起反应，都会助长两国政治鼓动家及其追随者的危险倾向。”此后孙中山在英、美、法属殖民地屡次遭驱逐也主要是这样的原因。事实上，欧美列强及近邻日本是为了维护历次侵略战争所“挣”的在华利益，更乐意与清廷做生意，孙中山的反清革命自然不受列强待见。
在1895年至1912年的反清革命生涯中，孙中山在列强所在国或殖民地屡遭驱逐、引渡、不准入境、逗留。
1895年10月29日，因广州起义失败，孙中山抵达香港。11月1日，清两广总督谭钟麟照会英国领事，知照港督，要求引渡孙中山。港督罗便臣称：“英国不愿交出政治犯，（但）孙文如来港，必驱逐出境，不准逗留。”
11月2日，孙中山在咨询法律顾问达尼斯（Mr.Dennis）意见，与陈少白等商议后，当日离开香港赴日本。
11月20日，因外间风传日本政府答应清廷引渡革命党人要求，遂与陈少白断发改装，远赴檀香山。流亡海外的孙中山
1896年3月4日，香港英国当局颁布对孙中山的驱逐令，称孙中山的活动对于“香港地方治安与秩序均有妨害”“自当日起，五年内禁止在香港居留”。
4月8日，清总理衙门致函驻美公使杨儒，策划运动檀香山及美国政府引渡孙中山。辗转旧金山、纽约后，9月23日，孙中山赴英国。1909年8月10日，孙中山在伦敦
9月25日，清驻英公使馆与英国外交部交涉引渡孙中山，未果。
10月11日，被清驻英公使馆囚禁。经康德黎、孟生积极营救，始获释放。此事经媒体报道，孙中山名满天下。
1897年10月4日，香港政府辅政司洛克哈特（J.H.Stowart.Lorkhart）关于在港居留权问题复函孙中山：“本政府雅不容许任何人在英属香港地方组织策动机关，以为反叛或谋危害于素具友谊之邻国……如先生突然而来，则比遵照1896年所颁发放逐先生出境命令办理……”
1900年7月12日，被英国殖民当局迫令离境。新加坡总督瑞天咸对孙中山表示，不允许在其领地鼓动革命。
11月10日，因在台湾策划惠州起义，被日踞台湾殖民当局驱逐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