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谢世诚 高盛蔷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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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试读：

总序

第一章　从“灵猿”到“青牛角” 一、簪缨之家，科举神童二、“清要”与行政历练三、清流“牛角”

第二章　治晋三年 一、订方针，理乱麻二、整治官场三、除弊端，培元气四、初涉洋务

第三章　粤海鲸波 一、卫金瓯二、争金瓯三、巩金瓯

第四章　洋务新翘楚 一、推进实业建设二、发展洋务教育，开展洋务外交三、整饬吏治，筹划民生

第五章　甲午前后 一、江楚镇抚，援辽支台二、痛定思痛，补救开拓

第六章　长袖善舞度戊戌 一、从推崇迎迓到分道扬镳二、《劝学篇》三、依违新旧，左右逢源四、须尾无损，全身而退

第七章　庚子、辛丑运权谋 一、仇视“拳乱”，绥靖湖广二、“东南互保”的“教父”三、参与议和

第八章　收拾残破费经营 一、变法二、“造血”三、署理两江与觐见

第九章　折冲樽俎卫国权 一、守约维权，亲日反俄二、修改商约三、修订矿务章程四、铁路谈判

第十章　大厦将倾，孤臣末世 一、“张公好龙”二、回雁兼程溯旧踪三、君民末世自乖离

延伸阅读总序

古代中国不仅是人类的文明摇篮之一，也是人类的精神摇篮之一。

按照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的观点，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和中国文明出现之后，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间，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世界上又相继出现了一系列的文明，可以称之为轴心时代（Axial Age）。这些文明中出现了一些大思想家，对人类和世界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提出了思考，提出了解脱或超越的目标与途径。中国的孔子、老子、墨子、庄子等思想家，印度的《奥义书》和释迦牟尼佛，希腊的诗人荷马、悲剧家修昔底德、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柏拉图、阿基米德，巴勒斯坦的先知，等等，几乎是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互不了解的情况下出现。他们创立了人们至今赖以为精神基础的思想范式或世界宗教，他们仍然与我们生活在一起。

如果以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历史为坐标，再用雅斯贝尔斯的观点来衡量，那么生活在公元前551年至前479年间的孔子恰恰是中国文明进入轴心时代的代表人物，他处在中间点和转折点上：中国文明出现到孔子，孔子到我们现今的时代，前后各2500年左右。孔子以前，中国有思想但没有思想家；孔子以后，中国古代思想家层出不穷，为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而孔子开创的“温故知新”“信而好古”的思想原则，影响了中国的阐释传统，即尊重古人的思想遗产，不断地理解、发展古人的思想，从中获得思考和应对宇宙、社会、人生问题的资源，这也是我们今天为读者奉献这套《中国思想家评传》简明读本的缘由。

纵观悠久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思想家们贡献出的成果具有极高的造诣与价值，在世界思想史上独树一帜，很多思想对于当代中国乃至世界而言，可谓历久弥新，极具生命力。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博大宏深的汉唐经学、简易幽远的魏晋玄学、尽心知性的宋明理学是思想学术的奇葩；佛教的色空禅悦、道教的神仙修养是宗教信仰的沃土；其他如经世济民的政治、经济理想，巧夺天工的科技、工艺之道，风雅传神、丹青不老的文学艺术……都蕴蓄着丰富的思想。中国的思想一方面激烈辩论，水火不容；一方面百虑一致，殊途同归；一方面开宗立派，门户林立；一方面互相启发，入室操戈。儒、释、道三教可以论衡而融合，九流十家可以并行而不悖。总之，中国的思想成就丰富多彩，贯穿着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刚健中和等精神传统，在继承、阐释中变化演进，一代有一代之胜，表现出综合创新的特色。

不过，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并没有思想家、思想者、哲学家之类的称呼和概念，只有圣人、贤人、哲人、智者、诸子、大师，等等。这些词汇恰恰概括出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特征：他们的社会身份往往是教师或学者，他们的思想往往追求道德与智慧。当然，从更广泛的范围看，中国古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法律、工艺、科技、文学、艺术、宗教等诸多文明领域内皆有贡献巨大、自成一家或集大成的杰出人物，他们的言论、著作或被后人总结出来的经验构成了中国古代思想的重要内容。早在孔子之前，中国人就以“三不朽”作为追求超越的途径，即“立功”“立德”“立言”，也就是说，为人类社会立下的大功、个人道德修养的成就和思想、智慧、学说等都是不朽的历史遗泽。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思想家的内涵大大地超出了我们现代人习惯认为的职业思想家、哲学家或宗教先知，我们在撰写《中国思想家评传》简明读本时，也本着这样的标准选择传主。

众所周知，由南京大学已故名誉校长匡亚明教授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是中国20世纪以来最为宏大的中国思想家研究工程。在这套简明读本系列编撰和出版之际，首先要对这200部《评传丛书》工作表达深深的敬意。站在这位巨人的肩上，简明读本不仅具有深厚的学术基础，而且一定会呈现出新的风貌。这种新的风貌就是深入浅出和引人入胜：精炼的选择，简明的评述，生动的故事与智慧……在倡导中国文化“走出去”和多元文化共存的今天，本读本通过介绍古代中国的思想家，向每一位愿意了解中国思想的读者提出一个又一个我们和古人共同面临的问题，引导大家与中国古代思想家展开心灵的对话。编委会第一章　从“灵猿”到“青牛角”一、簪缨之家，科举神童

以深刻反映清末社会和官场而著称的谴责小说《孽海花》，第五回描述一次翰詹科道大考，一众人中，“只见一个三寸丁的矮子，猢狲脸儿，乌油油一嘴胡子根，满头一寸来长的短头发，身上却穿着一身簇新的纱袍褂，怪模怪样，不是庄寿香是谁呢？”作者笔下这位其貌不扬的“庄寿香”，影射的就是我们的传主——赫赫有名、影响深远的晚清重臣张之洞。

清人习惯用籍贯称呼要人，按此传统，被称为“张南皮”的张之洞应是直隶（今河北省）南皮人，其实，无论其先祖还是他本人，皆非南皮土著。

张之洞，字香涛，祖籍山西，明永乐年间先祖张本迁徙至京畿，经三代后其孙张端迁至天津府南皮县，家族遂在此定居、繁衍，明、清两代皆有人入仕，成官宦之家。张之洞曾祖父张怡熊曾任浙江山阴知县。祖父张廷琛曾任四库馆誊录、福建漳浦东场盐大使、古田知县。父张锳（乾隆五十八年至咸丰六年，1793—1856年）为举人、大挑知县，历任贵州安化、贵筑知县，古州同知、兴义知府，署贵州贵东道，死后赠太仆寺卿。与张之洞平辈，出道很早的族兄张之万，为晚清又一名臣。张之洞生母朱碧筠为四川邛州直隶州知州朱绍恩之女。

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日（1837年9月2日）张之洞生于贵州西南的兴义府（今贵州安龙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知府官舍。因张锳后将家迁至南皮城南双妙村，此处遂为张之洞故里。张锳共生六子，张之洞排行第四，有兄之、之清、之渊，弟之澄、之涌，并姐妹八人。张之洞三岁时生母病逝，由张锳妾魏芷香抚养成人。张锳夫妇当时恐未意识到，他们生育了一个支撑大清朝最后岁月的栋梁之材，他们的家族也因此走上了鲜花著锦、烈火烹油的兴盛顶峰。张之洞像

然而，生于末世运偏消。张之洞的一生，是中国传统封建社会逐步解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加速形成的关键时期：出生于鸦片战争爆发前夕，逝世于1909年清王朝行将就木之际，贯穿了风雷激荡的晚清七十余年。处于这样一个千年未有的大变动时代，新与旧，进与退，革新与保守，必然深刻影响、制约着每一个人的命运。下文我们将看到，作为当时弄潮儿的张之洞，当然亦难挣脱时代命运的摆布。

少年张之洞是一颗读书种子，科举神童。

张锳秉承家风，极端重视子辈的教育。张之洞四岁即发蒙，启蒙老师何养源，此后，又为其选聘及投问众多良师，如曾搢之、张蔚斋、黄升三等十多位，皆为饱学之士，多具贡生、举人、进士等功名。当时同在贵州任知府的晚清中兴名臣胡林翼是张锳的同僚和挚友，张之洞也曾向其问学。张之洞少时很聪明，更与寻常儿童有异，特别爱读书，不需父师督促，常常手不释卷，夙兴夜寐地学习，八岁就读完四书五经，开始兼学史学、小学（即文字学）、古文并兵学等“实学”，十岁习作诗文，水平远迈众多成年仕子。

少年张之洞很早参加科举考试。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十二岁的张之洞回南皮原籍应童子试，次年经县、府、院几轮考试，中秀才。咸丰二年（1852年）十六岁参加顺天府乡试，中第一名举人，俗称“解元”，成为轰动一时的神童。兴义府和此后官场皆盛传张之洞是“灵猿转世”，估计这不仅是附会神童之说，大概也与其长相古怪，散漫好动，喜爱瓜果零食等习性有关。

中举后，张之洞住在京师外祖父蒋策家，准备参加会试，但龙门跳得并不顺利。

咸丰三年（1853年）因太平军北伐军进逼天津一带，京师震动，张之洞遂于七月匆匆离京回贵州兴义。咸丰四年十一月，遵义桐梓杨风为首的农民军围攻兴义府城，张锳率部及家人顽强抵御，终于击退农军。此番经历，对张之洞一生产生了深刻影响：一介儒生亲历兵戎，面临血与火的生死考验，对民众起事、造反有了直观的认识，从而更加坚定维护清朝的统治，仇视“乱民”“叛逆”的阶级立场，并贯穿其此后的宦海生涯。

是年冬，张之洞成婚，妻为贵州都匀知府石煦之女。咸丰五年，张之洞携石氏赴京。次年，四月参加礼部试，录取觉罗官学教习。七月二十五日张锳病逝，张之洞回籍守制。咸丰九年守丧期满，张之洞拟赴京参加会试，但因族兄张之万为该科同考官，例应回避。次年咸丰十年又因同一原因再次无缘参考，遂于当年秋入山东巡抚文煜幕府。同年，英法联军攻陷京师。第二年，即咸丰十一年，咸丰帝病逝热河，北京政变发生，慈安、慈禧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改元同治。张之洞于同治元年（1862年）入京参加会试，未中，被挑取为誊录第三名。他未就此书吏一职，先后入左副都御史内阁学士毛昶熙、河南巡抚（先署后实授）张之万幕。同治二年三月，张之洞再次赴京参加会试，中第一百四十一名贡士，复试一等一名。殿试原拟二甲第一名，被慈禧拔至一甲第三，即“探花”。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慈禧的嫡系门生。四月朝考一等第二，五月初八授翰林院编修，入院深造，是年二十七岁。同治四年四月庶吉士散馆考试，即此届翰林院的“研究生”结业考试，又得一等第一名。次年四月，张之洞参加翰林大考，因卷面脱字得二等三十二名，但对仕途影响不大。很快他被选派为浙江乡试副主考。

从十三岁到二十七岁，张之洞在十三四年中成功走完了科举的全程，达到了封建社会人才选拔金字塔的顶峰，这对其一生事业奠定了雄厚基础。清代高官选拔十分重视“正途”出身，只有翰林院出身者死后才能谥号称“文”。对年轻的张之洞来说，更从此即可以抛弃八股这一敲门砖的桎梏，一心钻研有用的实学，建功立业。这种幸运，应属罕见。

传统社会，读书人人生两大快事：金榜题名、洞房花烛。张之洞科举很成功，但婚姻则较坎坷，一生三娶。同治四年五月庶吉士散馆考试后仅一月，夫人石氏即病故。同治九年，于湖北学政任内再娶湖北按察使唐树义女。但两年后唐夫人又逝世。光绪二年（1876年）张之洞再娶龙安府知府王祖源之女，其兄王懿荣曾任国子监祭酒，是著名的甲骨文发现者与整理者。但三年后王夫人又病故。此外，按当时风气张之洞还有妾王氏、李氏、秦氏。这六位夫人、如夫人为张之洞留下了六子四女。

在完成科举过程中，张之洞也确立了自己学问的基础，其特点是：师承儒学的古文经学派，反对主张“微言大义”“谶纬”一套的今文经派；重视由古文经派发展而成的乾嘉训诂考据“朴学”，坚持宋明理学的伦理纲常，但又重视经世致用。这既由清末时代巨变所驱使：统治者需要用理学的紧箍咒来麻痹束缚民众的思想，泯灭异端，“软刀子割头”，更需要实实在在，肯卖力、有实际能力来拯救摇摇欲坠的统治的刽子手；也由其老师所诱导：如他回忆道：“先师旌德吕文节教不佞曰：欲用注疏工夫，先看《毛诗》，次及《三礼》，再及他经。”原因是这两者最贴近现实，义理较其他经浅显，训诂较他经详细，易学易懂，且皆为原始文献，所以，“欲通古训，尤在于兹。”(1)而他曾经师从的胡林翼，更是将理学与经世之学这两者完美结合的典范。胡林翼坚持义理之学和为朝廷担当大事的态度；“以霹雳手段行菩萨心肠”的血腥镇压反抗民众的立场和手段；宁可（贪官）一家哭不使（百姓）一路哭的整饬吏治、反对官场腐败的决心；求贤若渴、千方百计搜罗人才的作风，皆为张之洞树立了活生生的榜样。在张之洞随后的活动中，皆能看到胡林翼等经世派若隐若现的身影，这绝非偶然。到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十二月，张之洞在武昌建立十贤祠，祭祀诸葛亮、岳飞等人，其中就有胡林翼。二、“清要”与行政历练

翰林作为国家的储备人材，为清要之官，在翰林院时读书养望，写写应景文章，属于帮闲性质。毕业后最好的出路，是外放任省乡试考官（多为副主考），顺利的话则再任该省负责文教的学政。对有幸入选的翰林来说，这是一种机遇和锻炼，是从单纯文字匠向行政官转变的开始，既符合其文教优良的特长，又锻炼行政能力，转轨十分自然。当然，对清政府来说，也是对人才的进一步考察。所以翰林是否做过一省乡试考官，涉及其荣誉。李鸿章虽然一生“功业”彪炳，但至死也为未任过此差而遗憾和被人嘲弄。

张之洞在同治六年七月任浙江乡试副主考。八月，被简任湖北学政。其间主持湖北乡试。同治九年，任满返京。十年，又回任翰林院教习庶吉士，重过清要生活。同治十二年，出任四川乡试副主考。是年九月，又被任四川学政，光绪二年底任满，次年返京，再操京曹生涯，直至光绪七年。

主考、副主考，属于“差事”，虽是临时工作，但决定一方士子文运，万众仰望，地位显赫。副主考主要职责是襄助主考完成乡试，张之洞在浙江、四川的两任乡试副主考任内，认真、高水平履职，法眼所及，公平选拔了一批人才。如在浙江考选的陶模、许景澄、袁昶、孙诒让等皆是一时人望，此后皆成为清季政、学界重要人物。在湖北主考时主持全面工作，他更加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从而也博得“知人”的盛誉。

而学政，则是正式官位，主持一省文教行政的大员，与总督、巡抚并列，有很多行政工作，既要与直管的朝廷礼部官员沟通，还要和所在省的封疆大吏总督、巡抚及布政使、按察使、道、府、县各级主官打交道。恰当处理条块关系，特别是恰当处理好与地方行政官员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能否顺利度过任期。这是对行政能力、官场规则很好的实践机会。张之洞同样没有虚度。

对于本职工作，他完成得很出色，大体来说有这几项：

一是除弊。特别是在四川。当时四川科举考试腐败已闻名天下，实属积重难返的重灾区。张之洞迎难而上，制定规章，严禁各种违规行为，严惩考生中的捣乱强横分子，严惩舞弊者及与作弊考生沆瀣一气、兴风作浪的胥吏、劣绅、地棍，通缉枪手，使考试大体步入正轨。当然，由于科举至晚清早已彻底腐朽，更由于人治效用毕竟有限，所以张之洞也不可能根治病入膏肓的科举腐败，特别是他一离任，人亡政息，四川科场之弊至清亡仍旧存在，且臭名远扬。

二是兴革。与除弊的“破”相呼应的是加强文教建设的“立”。同治六年到湖北履任伊始，他即通饬各处生童呈送诗文以为观风，并可随卷附送平时著作。同治八年，又奏请将新进文童复试的经文科目改为经解，以提高其理解水平。与李鸿章一起创办湖北文昌书院，奏请将各省捐输团练经费所增名额进行核实。同治九年，在鄂省的岁、科两试试卷中，择优编为《江汉炳灵集》。在四川，又建尊经书院，捐自己廉俸购买四部数千卷，培养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等得意门生。他还编撰了旨在提升学生思想品德的《轩语》，委托缪荃孙编撰为成都尊经书院学生开列应读书籍、提示读书门径的《书目答问》。该书列举古籍约二千余种，并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在图书分类、经学研究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迄今仍是文史从业者必读的工具书。

在这段时间中，张之洞十分勤政，同时也很廉洁，如在四川裁革各种陋规银不下数万两，离任时，因缺路费而出售所刻万氏十书经版，始得成行。与各处官场处理得很和谐，鄂、川的官员特别是大吏对其评价很高，支持其履职。其中原因，一是张之洞确实工作认真，富有成效。作为名声赫赫的少年才俊，清廷赏识、着意栽培的对象，他的地位，对于油滑、极善窥测上意的官员们来说一清二楚，当然乐得捧场；但更由于张之洞也熟谙官场之道，很会与人周旋，下面要提到的处理东乡案即能证明这一点。《书目答问》书影

总之，这前后十年，张之洞内外旋转，清要、行政轮换，多有历练，干得风生水起，为日后升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三、清流“牛角”

从光绪二年底从四川回京至光绪七年，张之洞先后充文渊阁校理、翰林院教习庶吉士、补国子监司业、左春坊中允、转司经局洗马，晋升翰林院侍讲，转翰林院侍读、充教习庶吉士、日讲起居注官，又转左春芳左庶子，补翰林院侍讲，充咸安宫总裁，擢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可谓职任繁多，升迁迅速。在此番流转清要衙门过程中，张之洞成了“清流党”的重要成员。“清流”是晚清一个特殊的政治派别。其主要成员多为无多少行政实权的翰林院等处清要和科道监察系统较年轻的中下级官员，他们气味相投：科举“正途”出身，年轻气盛，富有才气，更具胆识，怀抱忠君爱国拳拳之心，而结成了松散的联盟。他们时时设置议题，议论时局，对各种大政方针建言献策，擅长站在道德，特别是政治道德的高地，挥斥方遒，指斥官场腐败，抨击违法违纪行为，毫不手软，权贵不避，笔锋犀利，所向披靡，锐不可挡。更有甚者，极会相互配合，一人举劾某事，他人群起呼应，时被讦为“一犬吠影，百犬吠声”，仿佛是晚清政治朽壤浊水中绽放的一枝奇葩，俨然成为朝野舆论的中心，特别引人注目。

清流们虽自诩站在道德高地，但其本身未必如其标榜的是道德模范。就私生活而言，宝廷任浙江乡试主考时，因携江山籍船妓回京而自劾去职。李鸿藻被传曾奸占族侄媳。此后也会看到，我们的传主张之洞被诟病处也不少也。

清统治者汲取历史上，特别是明代“党祸”的教训，一直严禁官员拉帮结派、结党营私。但到晚清，不仅由于其控制力有所下降，更由于实际统治者慈禧精于权术，喜欢利用这批清流来钳制政敌，今天拉这一派打那一派，明天拉那一派打另一派，以便自己操纵政局。她也知道党人是为大清补台而非拆台，所以默认了清流的存在。

对清流党，历来有前后、北南的不同分类。前一分类以中法战争为界，战前奉直隶高阳的李鸿藻为党魁，战后则以翁同龢为首。后一分类则以地域为区别，北清流，不仅党魁李鸿藻而且成员也多为北籍人。南清流的两魁首沈桂芬、翁同龢，虽说沈桂芬籍隶顺天宛平，而状元出身、两朝帝师的翁同龢籍隶常熟，其成员也多为南方官员。可见，两者虽各有千秋，但差异不大，而李鸿藻则是绕不过的关键人物。

李鸿藻是咸丰进士，曾充同治帝师傅。同治即位，两宫垂帘听政后，得到迅速提升，从内阁学士一直做到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他以儒、孝、耿直著称于世，由于地位和名声，在其周围聚起了一批同气相求者，成了北清流。张之洞投其麾下后，很快成为中坚力量，扮演了重要角色，与张佩纶、黄体芳、宝廷被称为“翰林四谏”，再加刘恩溥、陈宝琛合称“清流六君子”。亦如时论所喻：李鸿藻号称“青牛头”，张之洞与张佩纶为“青牛角”，另几个名角则为不太雅致的“青牛尾”（陈宝琛）、“青牛鞭”（宝廷）、“青牛肚”（王懿荣），至于上述诸人以下其他次要者，则被(2)列为“青牛皮”“青牛毛”而已。牛角，是专以触撞的器官，张之洞荣膺此号，可见其份量和咄咄逼人的气场。李鸿藻像

张之洞涉及的活动约有下述三个方面。（一）对外关系上，坚决维护国家主权。

首先是改订中俄条约。

太平天国起义发生后，西北地区持续动荡，由陕甘回民反清而延及本已民族、阶级矛盾极端尖锐的新疆，引发众多起事，形成清政府统治失控的局面。在此形势下，同治十年，中亚浩罕的阿古柏在英国暗中支持下进占南疆，迅又攻占北疆乌鲁木齐一带。沙皇俄国乘机以暂时为清政府“代管”为名出兵占领了伊犁。由此，新疆几乎完全沦为异域。在平定内地太平军、捻军、陕甘回军后，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统帅，依靠刘松山、刘锦棠统领的老湘军为基干力量，进军新疆。至光绪三年（1877年）全疆除伊犁外全部收复。清政府即与沙俄开展归还伊犁的谈判。光绪四年，清廷派崇厚使俄。崇厚昏庸无能，在沙俄的威胁利诱下，于光绪五年签订了《伊犁条约》，亦称《里瓦几亚条约》。按此约，中国收回伊犁，但要割让伊犁以西、以南大片土地，并赔款五百万卢布，开放三条商路，允许俄国在天山南北免税通商。

消息传来，清流成员义愤填膺，群起围攻，张之洞更发挥了其“牛角”作用，从光绪五年底至第二年的一年中连上奏折19件，猛烈抨击此约的种种弊端及危害，明确提出废约至少改约的要求，并在《熟权俄约利害折》中设计应对方针：一、计决，立诛丧权辱国的崇厚，表明改约决心，以“杜俄人之口”；二、气盛，将条约的不公正、不平等的弊端公布于众，以博舆论支持，激励民气；三、理长，暂缓收回伊犁，以争取外交主动；四、谋定，加强战备，在新疆、吉林、天津三路设防，必要时不惜一战。他总结道，无论条约是否修改，武备皆要修，伊犁事皆要缓，崇厚皆要诛。此奏呈上，张之洞随即被两宫召见垂询。清政府不想卖国，也迫于舆论压力，遂果断拒绝批准《里瓦几亚条约》，逮治崇厚，定为斩监候，改派驻德、法公使曾纪泽使俄重新谈判，并加强战备，做出不惜一战的强硬姿态。沙俄只得同意改订条约。经艰难较量，至光绪七年双方签订《中俄伊犁条约》，虽然仍是有损中国主权的不平等条约，但收回了特克萨斯河以南土地，并在通商、赔偿等方面也作了有利于中方的改动，被誉为从无先例地从沙俄虎口夺食的外交奇迹。中俄谈判过程中，张之洞不时建言建策，不管是否被采纳，却反映了其维护主权、忠君爱国的拳拳之心。这也标志张之洞进一步进入最高统治者的视线，并得到赏识，参与决策了。

与此相关的是中日琉球交涉问题。

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成为对外侵略扩张的急先锋，中国的台湾及接受藩封的朝鲜、琉球等国，是首轮受害者。继同治末染指台湾之后，又趁中国西陲多事，力量被掣之际，先于光绪元年阻止琉球向清廷进贡，继于光绪五年将琉球改为冲绳县，明目张胆予以吞并。中日为此展开交涉，张之洞也积极上疏献策。他认为西北、东南边事宜分别缓急，各个击破。球案可缓，以观事变，与日约定不得助俄，等俄事定后再与日交涉。现在俄事稍缓，当移防俄之师防日，断绝与其贸易以困之，防御重点在台湾。

由此，张之洞又开始关注边备、练兵、陆海防等问题。当然，此时他只是重复传统观点，未能向洋务方面嬗变。（二）整饬吏治、筹谋民生。

一是救灾。光绪初元，华北山西、直隶、河南等处发生严重旱灾，一时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史称“丁戊奇荒”。张之洞提出应迅速动用库粮库款分发灾民，劝捐、购粮平粜、以工代赈等。虽然，其对策还是一般传统方法，但反映了轸念民艰的情怀。

二是平反冤案。光绪元年，四川东乡县（今宣汉县）百姓因知县孙定扬私征苛捐杂税而聚集县衙请求减征。孙定扬反对直接上司绥定府知府易荫之核减税额、和平解决的办法，越级禀告署理四川总督文格，诬称民叛，参劾易荫之失职，坐视民变而不发兵。文格昏庸而喜事，即派提督李有恒率兵至东乡“痛剿”，滥杀无辜百姓四百余人。此事披露后，舆论大哗，经都察院御史吴镇、李廷箫弹劾，清廷除宣慰受害百姓外，将李有恒、孙定扬革职，文格交部议处，处理不痛不痒，企图消弭。光绪四年春，清廷因丁戊奇荒下诏求谏，张佩纶上疏请求复查此案。拖至次年清廷派礼部尚书恩承、吏部侍郎童华赴川复审，最后还是维持原判。对此，清流们不予认同而继续抨击。张之洞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于五年五月十一日一天内连上《重案定拟未协折》《陈明重案初起办理各员情形片》《附陈蜀民困苦情形片》三折，指出此案源于孙定扬横征暴敛，导致民众闹粮继而被诬，致遭滥杀，要求诛杀祸首孙定扬等，并惩处文格及“复奏不实”的恩承和童华。六月十七日，清廷最终判定：一是纠错，宣布东乡百姓闹粮不是叛乱，予与昭雪，孙定扬、李有恒斩决，文格、恩承、童华等也予不同惩处。延宕五年的冤案终于纠正，力挽狂澜的清流们，特别是张佩纶和张之洞这二张，由此名噪一时。

张之洞此举当然是正确的。但我们也要看到，东乡案发生时，张之洞正在四川学政任内，对此事应有所了解，按理他当时即应奏劾。但却未发声，此时则“大义凛然”，这除了其儒生的道德良心和维护清朝统治的立场外，也可以看出他政治上是善于把握时机的：在川时不得罪文格，此时则能起四两拨千斤之效也。（三）维护礼法与谏劝。

儒家特别重视礼和“礼法”，视之为维护道统的关键举措。张之洞对此也有出色的表现。光绪五年发生了光绪帝继统继嗣问题。原来，同治帝载淳十九岁去世，未留子嗣。慈禧力主将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立为咸丰的嗣子继位，是为光绪帝。这样，她可以继续垂帘听政，而且认为可以对光绪予以有效控制。载湉时年只有三岁，生父是咸丰帝的七弟，生母是慈禧自己的妹妹，这样慈禧与载湉即有嗣母、伯母、姨母三重关系，在重视血缘关系的传统社会中，这是最牢固的纽带。但这样一来与清朝标榜的“万世一系”的家法产生了矛盾，所以慈禧当时不得不特别强调，将来光绪所生子嗣是作为同治帝，而不是他自己之子去继承帝位，说白了，载湉只不过是借给载淳生子的载体而已。光绪五年三月，同治帝入葬东陵的惠陵。随行送葬的吏部主事，曾有绰号“吴大嫖”的吴可读突然自杀，留下上疏要求两宫皇太后再降谕旨，明确将来光绪帝之子即作为同治之子承继帝位，任何人不得异议。这所谓“尸谏”其实正中慈禧下怀，所以两宫褒奖吴可读，同时诏令百官议奏，实乃要大家捧场。张之洞瞅准了这个机会，正好此时他已补授国子监司业，获得上奏资格，遂于四月初十、十一日连上《遵旨妥议折》《请再降懿旨片》等，引经据典，洋洋数千言，无非论证立载湉嗣位既出于两宫皇太后圣意，更“合乎天下臣民之心”，所以“本乎圣意，合乎家法”。这一救场的上疏，解除了慈禧的尴尬，维护了其统治的合法性，真是“深得吾心大补丸”。慈禧随即下令将张之洞奏折与王大臣会议折等“均录一份，存毓庆宫”。慈禧本来就对张之洞印象不错——如前所述是她将其擢为探花——经此番小政潮，无疑更加青睐了。

当然，也有根据礼法谏劝最高统治者之事。光绪六年底，慈安、慈禧遣太监李三顺出宫到醇王府送礼，因手续不全被阻拦，恃宠而骄的太监遂与东右门护军争殴，回宫向太后诬告受到护军抢劫、殴打。太后震怒，立即革去护军统领的职务，将门兵交刑部置重典。清流们认为处置不当，会助长太监气焰，违背清廷严管太监的家法、祖训，纷纷谏阻。十二月初四日，张之洞上《阉宦宜加裁抑折》，从家法高度论证必要性，批评两次谕旨未责备太监，但又显得处处为太后着想，说太后、皇帝皆恪守家法，对太监不稍宽假，但这一片“苦心”“臣能喻之，而太监等未必喻之，各门护军未必喻之，天下臣民未必尽喻之”，这就会导致太监会更加不法，守军会畏惧失职，百姓揣摩谄事等后果。这一奏疏相比陈宝琛、张佩纶等奏疏，语气婉转，既给慈禧等以台阶下，又显示自己完全出于公心，结果，慈禧在舆论压力下对此案淡化处理，而张之洞既达到目的，又未得罪权贵，也是双赢。

张之洞对最高统治者的谏劝，还常常站在礼法和道德的制高点，借异说事。如光绪五年七月，以五月中旬甘肃地震，川、陕震动，六月以来，金星昼见，云气有异，奏请两宫修省弥灾，要求纳直言、肃臣职、厚民生、谨河防。七年六月，又以彗星见于参井之间奏请修德修政：去佥壬、历言路、饬武备、严禁卫以弭灾。光绪六年还联合“牛头”李鸿藻倡议建畿辅先哲祠，来树立守礼榜样。皆得到了赞许。

对于人事问题，张之洞也时有建言。问题是，清朝统治者一直强调“用人行政乃朝廷大柄，臣下不得妄议”，所以有时被采纳、获嘉奖，但也不时会碰钉子。如光绪三年，他代黄体芳起草奏章弹劾户部尚书董恂，但被上谕指责“以传闻无据之词，信口诋斥，措词殊属过当，著交部议处。”黄体芳虽因公免处分，却失去了补迁国子监祭酒的机会。但张之洞仍时不时染指朝廷人事问题。如光绪七年六月，在论及西北、东南边海防时，他参劾两江总督刘坤一“嗜好素深（鸦片瘾大），比年精神疲弱，于公事不能整顿”，建议从彭玉麟、杨岳斌两人中选一人常驻金陵以下，督办江海防。结果很快被采纳，刘坤一被召入京，彭玉麟署两江总督。闰七月初五日，又奏请浙江巡抚谭钟麟、刘锦棠、张曜等负责西北边防，八月即被采纳，谭钟麟被任陕甘总督，刘锦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张曜帮办。

这些建言不久，光绪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张之洞即被外放出任山西巡抚，作为官场一颗新星正冉冉升起，这可能也是他始所未料者。

从“清要”到半行政官员，从中央到地方，清政府的这种对官员的培养方式，极具深意，且十分有效。张之洞正是通过这种历练，迅速成长。另一方面，从官场起步阶段，张之洞高明的为官之道已初现端倪：善窥“圣意”，把握分寸，注意时机，恰到好处。可见，他此后能飞黄腾达当绝非偶然。(1) 《轩语》一，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9782页。以下所引此书只简注为《全集》和页码。(2) 刘禺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90页。第二章　治晋三年一、订方针，理乱麻

张之洞浮游宦海二十年，没有经历州县、府、道、按察、布政等台阶，而由内阁学士直接提拔为山西巡抚，一跃步入封疆大吏行列，这在清代和平时期实属罕见。当然，这反映了清廷最高统治者慈禧、奕譞对他的信任和赏识。感激之余，张之洞即于光绪七年十二月初八日陛辞，二十二日抵太原，二十四日接篆视事，可谓雷厉风行。

山西在太平天国战乱中本已残破，光绪初年又遭遇丁戊奇荒，此后两任巡抚曾国荃、卫荣光皆应对不力，民困政怠，积弊如山。张之洞此去，乃是收拾烂摊子，能否不负所托，上下皆有悬揣。应该说，他交出了一份出色答卷。

张之洞首先确定理政方针，认为：“当以课吏安民之道，先为深(1)根固柢之图。垦荒积谷以厚生，节用练兵以讲武。”具体规划有清官累、厉廉洁、纾民困、查除蠹弊吏奸等。经过半年调研、实践，光绪八年六月十二日张之洞奏称，整饬治理的关键在于培元气。国之元气在增加户口、开辟田地、政事有纪纲、经费赋税无侵盗，而不是聚敛吝啬；民之元气在官吏无苛扰，士农工商四民无游惰，而不是奸商牟利；官之元气在官项无亏累，上司无诛求，贤否不颠倒，功过有黑白，而不是滥恩和曲法。为此必须标本兼治。要务则有二十项：责垦荒、清善后、省差徭、除累粮、储仓谷、禁罂粟，这六条“务本以养民”。减公费、裁摊捐，这两条“养廉以课吏”。结交代、核库款、杜吏奸、理厘金、救盐法，这五条“去蠹以理财”。开地利、惠工商，这二条“辅农以兴利”。培学校，此条“重士以善俗”。纾饷力、练主兵、遏盗萌、修边政，这四条“固圉以图强”。还对前八条分别附片详细说明。大意为：一继续垦荒，为此应推迟征收地丁钱粮以促进。二、清查登记地产。三、裁减州县差徭。四、禁种罂粟。五、裁减各州县应解公费银两，禁止馈送、水礼，严定章程，奏明立案。六、裁减州县常年摊捐十七款，以清官累。七、拟在包头、碛口等处建仓积谷以备缓急。八、将已移作善后之用前收各省赈款十五万余两提归正款报销。此奏被迅速批准，并得到“实心为民、洁己率属、深堪嘉尚”的称赞。

十个月后，他给李鸿藻信中称已略将全局看清，粗将线索寻着，可望渐入佳境。这些方针实行三年可使晋人获益，十至三十年之内获得最大成效。二、整治官场

要治理好山西，关键要有一批得力的官员，张之洞因此不遗余力地整肃官场。

对于庸劣官员，严劾不贷。游击刘定邦原是代州棍徒，在口外归化城、萨拉齐等处开设粮店，由监生捐纳游击衔，即勾结官吏，倚势横行，陷害无辜，买空卖空，把持行市，前后坑害商民资本数十万金，鉴于当地官吏多为其收买，张之洞密嘱署大同总兵张树屏将其缉获解省，饬发太原府审讯，请旨革去职衔，以便严行惩办。光绪八年六月十二日，特参前藩司护巡抚葆亨、前冀宁道王定安贻玩民瘼、糜库款、收受贿赂等误善后之咎。葆亨、王定安皆被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光绪九年十月，又劾罢不职文武官员九人。九月初四日，以和顺县知县鲁燮光纵丁扰民，奏请革职。光绪十年二月，甄别武职，劾罢副将以下二十一人。力度皆不小。

张之洞参劾贪劣，力图肃清官场贪污等不正之风，还特别致力于消除致贪的根源。

州县原应是亲民之官，可是州县官搜括民众，除自润外，还要分割一大部分孝敬上司，以博取青睐，得到庇护。这又分为公开与秘密两种。暗中即为行贿。公开则为负担上司衙门的公费，山西名为“摊捐”。山西官场原来就有属吏向上司节寿送“规礼”的陋习，不过无定数，有时还会欠、减。葆亨用王定安之谋改为公费，明减暗增，将水礼一律改为实银，归并入向上司衙门提供办公费用的“摊捐”之中，公然檄催，促使大小官员进一步对百姓搜括，并趁机自润，从而造成贪污无法根绝，并且普遍化的现象。张之洞多次指出，州县官的最大负担莫过于摊捐，廉洁者也必然因之亏空。光绪八年二月二十九日，即札令布政司永远裁禁陋规，传知全省本衙门旧有规礼如院署津贴、水礼、门包、桌饭、查库银两等一概不准呈送，以恤属官而维政体。他又认为只有上司特别是一省最高权力机关巡抚衙门带头拒礼、裁减费用，才能杜绝基层贪污的借口，清澄吏治。所谓“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为此，他率先垂范，声明“本部院受国厚恩，忝为一省文武诸官之长，堂堂诏糈本足自给，就令不敷惟当以俭养廉，亦断无取盈属官之理。”“总之本部院目击山西官穷民困，决意挽此颓(2)风，于陋规少一分沾润，自必于公事少一分通融……。”首先将巡抚衙门公费及一应陋规全行裁除，所有各署公费一并裁汰。减去各项浮费共计每年一千零八十七两。对公认的肥缺盐法道、河东道，他一再要求酌减公费，饬查盐务陋规，严禁滥放滥支库款。对发现的问题，予以严厉惩处。

整治的另一重点是官场“疲玩”，即懒政。他将这种状况概括为：一是懒，二是散，因懒成散，懒散之极，将有“鱼烂瓦解”之忧。深恶痛绝之余，除不断训诫外，更以身作则，树立勤政榜样。如他订立的上午作息表是：丑正二刻（夜一时半）即起，寅初（凌晨三时）看公事，辰初（七时）见客。希望一天当两天用，并长期坚持，以致被人攻击“起居无节，号令不时”。他不用幕友、文案，只慎选属吏，委以簿书笔札技术事务，事必躬亲，一切文件自己动手起草。告诫属吏至于“口舌枯涩，不能多言”，当然也被攻击为“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在晋三年，他始终保持这种作风，光绪十年四月十五日离任赴京宿于直隶获鹿县时，还致函护理山西巡抚奎斌，交代河道修治等未尽事宜五十二条。

对于贤能之员，张之洞予以保荐、升迁，委以重任。他还不断访察属员，从中选拔人才。太原知府马丕瑶、阳曲县知县锡良等即是在其手中不断升迁的。光绪八年正月二十六日，奏请将王文锦、李秉衡发往山西委用。李秉衡一到山西候补，即派充抚标营务处总办。于公牍中被其识拔的还有补用道高崇基、潞安府知府何林亨、平定州知州沈晋祥、霍州知州杜崧年、朔州知州姚官澄，候补直隶州知州俞廉三、方龙光，太原县知县薛光钊、阳曲县知县锡良、万泉县知县朱光绶等。四月二十日胪举贤才并附清单，称学习胡林翼的办法，共推荐中外文武官吏凡五十九人，其中京官张佩纶、吴大澂、于荫霖、李文田、朱逌然、陈宝琛等十四人；外官徐延旭、易佩绅、刚毅、游智开、黄彭年、孙凤翔、陈宝箴、刘璈、陈彝、李秉衡、陶模等二十九人，高崇基、马丕瑶也赫然在列；现任、前任口外八旗大臣可膺边寄者等锡伦、德平阿、依克唐阿、富陞、李云麟、升泰六人；武职张曜、宋庆、吴长庆、曹克忠、唐仁廉、郭宝昌、方曜、程文柄、程文和、宋得胜等十人。这些人不少后来成为封疆大吏，或某方面大员。

对疲沓不知振作者，张之洞“严檄教戒”，许其自新。他认为人才难得，当节取而磨砺之。候补知县王炜鸦片烟瘾甚重，张之洞批示，必须惩戒，但考虑其文学优长，不忍遽行参劾，从宽暂行停职，勒令半年戒除。限期满如能断瘾，仍然委用，否则一参到底，绝不姑息。

对贤良的官员，张之洞能从实际出发进行宽待、优待。光绪九年候选州判陈庆恩禀告弥补已故嗣父任内未结清的欠款。五月二十七日，张之洞批示，这一亏欠是为了煮粥救济饥民，属因公欠账，而且该官官声甚好，自应不能累及后人，令清源局会同布政使核议予以清结。候补知县安颐因款目未能细加清厘，被张之洞奏请降级调用，仍留清源局办事，局事完毕，又因其任劳任怨，备极艰苦而奏请恢复其原官。三、除弊端，培元气

张之洞在山西的行政，简单来说不外为两类，即除弊与兴利。

在除弊方面，除整饬官场吏治外，另一个重点是查禁鸦片。从入晋伊始，张之洞即沿途考察，得到印象是山西民生重困，吏事积疲，而鸦片流毒尤烈。关于鸦片泛滥危害情况，他在给张佩纶信中断言“晋患不在灾而在烟。”有鸦片嗜好者，乡村中十人而六，城市十人而九，而吏、役、兵这三类属国家机器的人中几乎是百分之百。人人形容枯瘠，家家昼夜颠倒，迟睡晏起，堂堂晋阳一派阴惨败落气象，犹如鬼国，“何论振作有为？循此不已殆将不可为国矣。”扭转此颓风刻不容缓，张之洞乃从两方面入手：一是禁种，从源头根绝，正本清源。十月发布禁种罂粟章程十条，谕示绅民：田地一律改种五谷、蔬果、桑棉一切有用之物，不准再种罂粟。倘若故意违反，概行拔毁，照例惩办，决不姑息。当年春夏间批复各府县禀查罂粟情形四十二件。对努力奉行且效果显著者予以褒奖，对蒙混欺饰者则严斥，并指示办法，督促官员认真推动。二是禁吸，将境内烟馆全部查禁，更着重禁止官吏吸食，通告后不断复查，参劾一批违禁者，以儆其余。并延医设局，帮助吸食者断瘾。禁、治结合，不乏人道关怀。

裁减杂税、差徭。清代财政腐败、官场贪污泛滥，因而对民众搜括不遗余力，各种苛捐杂税及差徭多如牛毛。张之洞决心予以清理。他一再强调，差徭为本部院治晋第一要事。要求各司道府于三日内将春秋例差、小钱、白役、保甲、契尾、盐当、烧锅、马匹等，还有虽非例差而等于例差者，如缉捕、钱粮、驿站、稽查、游勇等，一应查明核复。后又在光绪九年正月十二日《札解州等四十一州县减免徭役》中提出，除大差、兵差、流差等曾经明文规定者照旧遵办外，还要查清支差、酒席等有无借支民力，修理河渠、堤堰、衙署、仓敖、监狱等有无借助民财，衙署公所所需桌椅、瓷器、天棚及各项铺陈家具、木炭、米面、油肉、酒烛、纸张、铜锡铁器、鸡鸭蔬菜一切食物用物民间有无供给，州县下乡相验踏勘是否由百姓供应，沿途牵夫、杠夫民间如何派拨，岁科考试、月课童生、公务庆贺、招解转解赴省人犯、递送过境人犯及其他各事，是否派民支差，做到务必考虑民力，逼不得已者留之，可删者删之，可减者减之。

许多差徭实际会通过付费方式摊派，这是州县官寻租、贪污的重要抓手，张之洞当然洞悉其中奥妙，着意整顿。如介休县议定裁减差徭，从原来全年一万七千缗减为一万二千缗，而张之洞则将其减为共可摊钱九千二百余缗，且规定每年差费、局费、杂费并炭草等价所用总不得过八千缗，以便每年余一千二百余缗发商生息，藉备要需。此外裁革的还有骡马厘捐等，力度可谓大矣。

清理官员前后任交代，清库款、清仓谷，也是张之洞整顿吏治、整理财政的重要内容。山西财政不仅困难，而且管理混乱，弊窦丛生，两者互为因果，成为深不可测的“黑洞”。为摸清家底，张之洞设清源局清查库款，刊印清盘仓谷章程四条。规定未盘点的各处，接到此次章程五日内起，五千石限一个月，一万石限两个月，二万石以上限三个月，一律盘清。

清查的一个重点是各任官员的积案。按规定，前任、后任官员权力交接时要同时交接账目，但往往是一笔账目与钱款、仓储不符的糊涂账，其原因不外贪污、挪用所致，后任官或急于上任或迫于上司压力而被迫接受，离任时再依样画葫芦，此为官场通病而山西尤为严重，“上下三十年余，悬结八百余案。尘牍如山，官累如海，上亏国币，(3)下累寅僚。”张之洞于光绪八年十二月奏参交代不清官员，勒令限期清结。光绪九年正月，又命清源局制定交代章程，分为初限新案、二限新案、三年旧案、历年陈案四门，分别办法，严定期限，遵照执行。至光绪八年十二月底完成清查，查清实际库存银七十二万八千九百八十七两，较原报库储之数多七万余两，销去欠账五十万余两。光绪九年十一月，他向朝廷奏陈完成清查的情况，如释重负地宣称，从此以后，山西藩库除应还地方善后一项外，再没有债务纠缠的困扰。无论存多存少，滴滴归源，亦无名存实亡之弊。官不能蚀，吏不能欺，将设立会计簿，按年、月核计，巡抚、户部都能知数，可以随时查核，永远循守。

对兴利，张之洞也抓得很紧。在丁戊奇荒中，山西农业受到沉重打击，民众流离死亡的结果是大量田地被抛荒。张之洞在任内继续推进灾后几任巡抚所实行的垦荒。光绪九年三月，他札善后局派员查勘荒地，分别继续豁免税收和重新开征地丁钱粮，规定分别查清有主、无主、停征三年、四年情况，特别是新荒地亩从前清丈时有无遗漏、误报、代认无领、已领未垦者，以推迟征收钱粮而宽舒民力，还采取“押荒”的办法调动垦荒积极性。对在垦荒中不体恤民众的官员则严劾不贷。

与此同时又积谷备荒。他在下达各厅州县劝办设仓积谷备荒的公文中说，山西省丁戊大灾时赤地千里，流亡过半，虽然各省捐助不下千余万金，也难满足需要的十之三四。所以“救荒不如备荒，官谷不如民谷。”要求因势利导，广建社仓、义仓积谷，制定了相关章程十一条。

张之洞也重视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鉴于山西沿黄河、汾河一带适合种植棉、桑，他又设棉桑局，招募苏州织绸机匠来晋教授纺织技术。盐业是山西的重要经济来源，潞盐一直畅销中部西北各地，但咸、同以来一蹶不振。张之洞整饬盐务积弊，采用借发盐商本银试销潞盐积引等方法，重振山西盐业。对于也是山西重要资源的铁，他也发银招徕铁商，拟大举开发铁矿，与北洋大臣李鸿章会奏晋铁运销请变通成例改从天津出海，以减少成本。光绪十年正月，张之洞筹议采矿炼铁。为促进流通，他又筹议加铸制钱。鉴于云南铜业萎靡，他饬宝晋局试运洋铜满足需求，此举更与洋务活动相联系了。

山西是华北平原的“制高点”，四周境内太行、五台、王屋各山环峙，奇峰耸立，层峦叠嶂，沟壑纵横，交通极为艰难。丁戊奇荒时，晋省一度饿殍遍野，与运道不畅、赈粮常难及时到位不无关系。有鉴于此，更因发展工商业的需要，张之洞对山西交通建设极为重视，重点修治了四天门、韩侯岭道路。四天门路西起榆次县什贴镇，东迄获鹿县土门口，共三百八十余里，沿途劈山填谷，开渠筑堤，内种桑麻，外植杨柳，车辆可并轨而行。东天门修治旧路后，又在山麓开辟新路七里，以利通行。韩侯岭为晋南驿路最险要处，自坡底镇起至霍州北关共九十里，分十一段施工，兼用土石，镶石磡，开水道，筑护栏墙。此外，自潞安府西至洪洞县曲亭镇开路三百五十里，潞安府东北至黎城县东阳关开路一百四十里，平遥县东关至沁源县赤石桥开路八十里，偏关至朔州秤沟开路一百二十里，皆商旅所必经而以往不通车辆之地。修四天门、韩侯岭两路主要动用营兵、间雇民夫，费用只有三万余两。余路由地方集资兴建，竣工后对通往货物车辆收费，由绅士经管，作为日常维修费用。道路通畅后，险途变坦荡，人员、货载络绎不绝，对晋民生计，大有裨益。

对山西境内的汾河、文峪河、瓷窑河等水利工程，张之洞也十分关注，一直选员筹款，积极修治。

山西元气初复后，张之洞也不忘曾在丁戊灾荒中支援山西、此时遭遇水患等灾的山东、直隶，皆拨款筹济，并倡导各官捐助，他自己即两次各捐银二千两。

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张之洞一如既往，努力发展文教事业。他大修贡院，推广学校，又创办令德堂书院，选通省高材生肄业其中，专治经史古学。延聘洪洞同治壬戌进士王轩为主讲，乡宁同治甲子举人杨笃、闻喜，光绪丁丑进士杨深秀为襄校。教学方针:汉学、宋学并重。又命冀宁道详议令德堂办学章程，以期经久。其后，通省人才多出于此。

作为忠实臣僚，张之洞行政的根本目的，是巩固清王朝在山西的统治，他采取的各种措施，也确实行之有效。

张之洞任内重视山西军队的整治。严禁营务积弊，规定将官凡有不恤士卒、扣减饷银、物资者从严参办，决不姑容。入晋不久他委任赏识的知府李秉衡统带精兵马步三营。同时改革山西绿营，定营制十二条，裁汰员额三分之一多，减额加饷，改为练兵，练习使用火器。值得注意的是，他不惜筹措巨款购买外洋军火，装备训练晋军。

山西有七厅在口外内蒙地区，属边防。张之洞曾谋划对边疆的改革，中心是开垦这七厅蒙地，按内地编籍升科、屯田练兵，曾指令归绥道绘制口外七厅全图，编制了自归化城东至丰镇，西至和林格尔的大致规划。光绪九年九月奏请变通边缺，改口外七厅理事同知为抚民同知、通判，兼用满汉。他加强巡边，慎重处理蒙、回、汉等民族矛盾，认为应恩威并用，既不可孟浪，也不可因循延误，以免激化矛盾，酿成事端。但因张之洞不久离任，这一规划未能完成，而民国时期在蒙地实行的办法，大体也借鉴了他当年的许多举措。

继续实行就地正法制度。就地正法，是太平天国时期由曾国藩创立的不经过正常、繁琐的司法程序，由大吏任意迅速杀人的恶政。此时太平天国覆灭已近二十年，但地方督抚们仍然乐此不疲，一再抵制清廷为维护中央集权而要求停止此制的主张。张之洞更为积极。光绪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他奏陈通行保甲法，并请定就地正法章程。理由无非是山西盗匪猖獗，治安堪忧，不续行此政无以有效镇压暴民，要求对具有持刀械军火、三人以上、行劫二次、行劫致伤事主、拒捕伤人、入城行劫赃数较多、牵线窝赃二次等七种行为之一，即由州县官将供词禀报巡抚，经该管道府或省派道府大员前往提讯，供证确实，即准就地正法。他更从理论上阐明其必要性：“夫弭乱于既兆，不如防患于将然。”山西位置重要，情况复杂，“养痈伏莽，臣实惧焉。”惩暴安良两者一致，惩治暴民，就是保护良民，地方官只要平时在讼狱、赋敛时稍存公正良心，不虐待拖累平民，则一省之中一年之内所保全生命者已不下数百千人，比让这几十名匪徒苟延残喘要仁爱得(4)多，这才是真正的“慎重民命”。张之洞手迹

另一方面，他则要求官员认真审理命盗案件。由于盗案比较难破，而朝廷又将破案与对州县官的考核挂钩，所以清代官场一直存在“讳盗”的通病。山西情况更加严重，甚至对连发多起劫案、一案有数十人，地方官都隐匿不报，希图侥幸。张之洞心知肚明，一再严饬各级官吏不得讳盗，更要求对命盗案件的审理要认真负责。光绪九年正月十七日札臬司通饬各属审理命盗案件不得删改口供，保证材料真实，指出山西州县官的恶习是，所有刑案多系捏改情节，编造供词，甚至死者本是徒手，却诬蔑是“拼命”，伤者已倒地而诬称为去“拾石”还击，各案表述如出一辙，“以致惨死者受诬，行凶者幸免。”对惯于兴风作浪的讼徒，强调也要严加惩治。

落实保甲制。他认为山西近年盗风日炽皆因风气怯弱，人情懈散素无警备所致，归根到底是无组织所致，因此令地方官组织城乡居民举办“守助约”：以十家为一牌，举一人为牌长；同在一社庙办事者为一社，社长即为约长；一村有数社者举一人为总约长。每名丁壮备器械一件，每家备铜锣等响器一件，设岗巡逻，如有盗劫，一家鸣锣四邻响应，一街鸣锣阖村响应。各村听到必须响应和出动协同，或前往会拿，或于要路拦截。又在与直隶、河南两省交界调派兵勇于南北两路分段巡查。四、初涉洋务

光绪初年，洋务运动正逐步发展。在山西任内，张之洞开始关注洋务。

山西是列强重点觊觎的内陆省份，入晋考察、传教的洋人络绎不绝，鉴于其中不乏非法或手续不全的入境者，张之洞于光绪八年四月奏陈洋人游历腹省应由总理衙门知照，以维护主权和法制的统一。这当然也是为减轻自身的压力。

他还认识到，山西民教交涉事件日渐繁多，且多为教曲民直，又皆无关传教的地方事务，而原因在于教民依势生衅，教堂包揽袒庇，教堂日横，民怨日深，主教背后又有驻华公使撑腰。更使他头疼的是，教士们动辄绕过各级官员，直接向巡抚衙门投信。针对这一弊端，他专门设立教案局，派冀宁道专司其事，规定遇有教案令教堂致函该局，由其根据事实和条约分别准驳，对不经该局直接向巡抚衙门交涉者则不予理睬。饬令各州县遇教案要秉公处理，对不法刁恶的教民驱逐出境，惹是生非的教士责令主教撤换，安分讲理的教堂则予以嘉奖。他总结称，只有使公使不受主教蒙蔽、教堂无所依恃，不能干预诉讼，民、教自然相安无事，以免激成众怒难以收拾。

洋务运动的重点是引进西方的装备，学习科学技术。张之洞也于省城设洋务局，延访习知西事、通达体用的人士，广为招募对天文、算学、水法、地舆、格物、制器、公法、条约、语言、文字、兵械、船炮、矿学、电气诸洋务知识有造诣者，并试造机器，购买西方纺织、耕作设备。张之洞还特地召见在晋活动的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支持他在太原组织每月一次的演讲会，向士人、官绅介绍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并饬令各司局讲习洋务。其对洋务的兴趣和魄力，已初见端倪。这对他此后在粤、鄂的建设，有重要引领作用。

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十七日，张之洞应召回京，迅即被任命为两广总督，结束了他在山西的行政生涯。治晋三年其政绩如其幕僚许同莘在《张文襄公年谱》中所总结的：将一个“官积累，民积困，军积弱，库积欠”的烂摊子，变为“民有余粮，官有余力。”但还有许多计划未及实行。当然，他为此付出了健康的代价，时常心忡气喘，鬓发多白，显得未老先衰了。

但更应看到，这三年张之洞所获更多：不仅取得了封疆大吏的宝贵经验，更进一步得到了清廷，特别是慈禧的激赏，认为其居官谨饬，操守清廉，积极肯干，才堪大用，足供驱策。从此张之洞官运更加亨通，几乎步步高升。(1) 《全集》第83页。(2) 《全集》第2299—2301页。(3) 《全集》第2315页。(4) 《全集》第141—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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