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W.大卫·马克斯 （W. David Marx）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原宿牛仔：日本街头时尚五十年试读：
前言
1964年夏天，东京正准备迎接成千上万名为奥运会而来的外国宾客。这个主办国希望呈现出一座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重生的未来城市，当中有四通八达的公路、现代主义风格的体育场馆区，以及高雅的西式餐厅。此时街上已一无老式电车，取而代之的是流线外形的单轨列车，将旅客从羽田机场快速送进市区。
东京市政府尤其在意这座城市的耀眼明珠——银座，因为他们知道观光客会涌向银座的高级百货公司和时髦餐厅。银座的社区领导已将所有可能会透露战后贫穷景象的蛛丝马迹全数抹尽，甚至还将木质垃圾桶改换成富有现代感的塑胶材质。
这些整顿东京市容的行动原本平稳进行着，直到筑地警察局总机在当年8月突然接到大量来电。银座的商家指出，当地的主要干道御幸大道有大批怪人出没，需要执法单位立即协助处理：现场有数百名身穿奇装异服的青少年正在游荡！
警方派出侦查队来到银座，发现一些年轻男子穿着以皱皱的厚布制成的衬衫，领尖用奇特的纽扣扣住，西装外套胸口处还多出第三颗纽扣，衣料上的格纹图案张扬显眼，卡其长裤或短裤比平常紧身，后头还有奇怪的带子，配上长长的及膝黑袜，以及雕花复杂的皮鞋。这些年轻人将头发偏分，比例正好是三七开——这种发型得用吹风机才做得出来。警方很快就得知，这种风格叫作“アイビー”（aibii），源自英文的常春藤（Ivy）。
小报杂志整个夏天都在批评这些在银座游荡的狂放青年，称之为“御幸族”。他们不好好待在家里读书，反而成天在商店前闲晃，跟女生打情骂俏，在银座的男装店里挥霍父亲辛苦赚来的钱。可怜的父母对孩子这样的身份可能毫无所知：他们出家门时会穿着规矩的学校制服，之后再溜进咖啡厅厕所换上整套的禁忌服装。御幸大道这个街[1]名原是为纪念天皇驾临而取，但媒体此时将它冠上“亲不孝大道” 之名。
媒体之所以谴责御幸族，除了认为他们的行为不检，还觉得他们简直像是拿刀一把插进全日本奥运规划的心脏。1964年的夏季奥运会是日本自二战战败后首次有机会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将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象征。日本希望外国访客看到的是他们在重建上的惊人进展，而非群聚街头的叛逆少年。成年人担心，漫步到帝国饭店喝杯茶的美国商人和欧洲外交官会撞见不良少年身穿轻佻的纽扣领衬衫的不堪景象。
银座商家的不满更是直接，因为每逢周末都会有近两千名青少年挡在橱窗前，妨碍商家营业。若是在战前的专制时期，日本警察能以任何鸡毛蒜皮的理由逮捕这群在银座游荡的年轻人。但在民主化的新日本，法律上没有任何可拘捕御幸族的正当理由。毕竟，他们也只是站在那里聊天而已。然而，警方跟商家一样，担心若不干涉，银座很快就会沦为“邪恶温床”。
于是，1964年9月12日周六夜里，距离奥运会开幕不到一个月，10名便衣刑警展开了联合扫荡银座街头的行动。只要有人穿着纽扣领衬衫、梳着约翰·肯尼迪式的发型，就会被警方拦下。这一夜共有200名青少年被捕，其中85人由公共汽车迅速送进筑地监狱，历经整晚的训诫并面临起诉，忧心忡忡的父母也连忙赶来探视。
隔天，刑警向报纸揭露御幸族的邪恶伎俩，例如将烟藏在厚厚的英文书里。警方也承认，不是所有御幸族都干了坏事，但警方认为这场突袭还是有其必要，如此“才能保护这些年轻人，免得他们‘变成’罪犯”。这场逮捕行动也证实了警方的忧虑，他们担心日本的男性气概岌岌可危与青少年对时尚怀有浓厚兴趣有关。刑警对于御幸族男孩“女性化”的用词相当反感。
警方决心驱赶这些颠覆了传统的年轻人，在隔周周六夜里再度扫荡银座，逮捕“漏网之鱼”。警方的强硬手段相当成功，直到年底，银座再也不见御幸族的踪迹，当年的东京奥运会也进行得十分顺利。外国访客回国后不会心有余悸地说他们在东京看过身穿紧身裤的不良少年。
尽管成年人击溃了御幸族，但日本年轻人却在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中得胜。从1960年代起，青少年开始起身对抗父母与权威，企图挣脱狭隘的学生身份，创造自己特有的文化。他们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将统一的学校制服换成带有个人风格的服装。这股对流行时尚的兴趣始于精英家庭出身的年轻人，但随着日本经济奇迹和大众媒体爆炸性的成长，很快就扩及大众阶层。自从常春藤风格席卷银座后，日本经历五十年的发展，成为世上对流行时尚最为着迷的国家。1964年9月，日本警方在街头扫荡御幸族（ © 每日新闻）
当代日本年轻人在追求流行服饰上所花费的时间、金钱与力气相当惊人，相较于全球其他地区的同龄者更显突出。男性时尚刊物在人口为日本2.5倍的美国还不到10本，但日本却有50余本之多。小说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曾写到，PARCO这家以年轻人为主要[2]客群的日本连锁百货，让“洛杉矶梅尔罗斯（Melrose）大街 上的弗雷德·西格尔百货（Fred Segal）相形之下活像是蒙大拿州的奥特莱斯”。东京有好几个区域都将30岁以下的年轻人作为主要客源，如原宿、涩谷、青山和代官山。这还只是首都的景象。从寒冷的北海道到亚热带的冲绳，你能在各地小店轻松买到顶尖的日本与外国品牌服饰。
日本人多年来都是全球首屈一指的时尚消费者，但在近三十年间，贸易平衡已有变化，日籍设计师与品牌已逐渐掳获海外消费者，日本服装如今已出口世界各地。欧洲时尚界率先爱上异国风味强烈的日本设计师服装：最早是山本宽斋与高田贤三风格强烈的东方样式，继而是川久保玲的Comme des Garçons、山本耀司与三宅一生的前卫设计。从1990年代起，欧美创意界也开始颂扬各种日本风格的基础单品，像是T恤、牛仔裤，以及牛津衬衫。到了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嘻哈音乐的歌词已将A Bathing Ape和Evisu视为奢华生活风格的必备服装。而且，纽约苏活区和伦敦西区深谙时尚的消费者对于优衣库的喜好也多过Gap（盖璞）。
接着，时尚专家开始宣称日本品牌制造的美式风格服装甚至好过美国品牌，这一点可说非比寻常。在此同时，美国年轻人也开始参考网络上未经授权扫描下来的日本杂志图片，模仿当中的传统美式风格造型。2010年，世界各地的读者纷纷抢购复刻版的《Take Ivy》。这本原于1965年出版的日本摄影集，记录了美国常春藤联盟校园内学生的衣着造型，初版此时已是罕见珍本。《Take Ivy》一书的大受欢迎让大众普遍认为，就在美国花费数十年让周五便服日演变成一整周每天都是便服日时，日本人守护了美国的服装历史，一如阿拉伯人在欧洲黑暗时期守卫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日本的消费者与品牌挽救了美国时尚风格，“挽救”一词在此其实包含了两种意涵——既以权威性的知识形态保存了美式服装风格，也保护它们不至于灭绝。
如今日本在时尚，尤其是美式时尚的领域表现出色，已是举世公认。但这当中依然使人疑惑：日本文化如此尊崇美式风格，它的演进过程与原因是什么？
本书试图提供一个详尽的解答，呈现经典美式服装如何进入日本，以及日本人如何改造这个影响全球的时尚风格。常春藤联盟学生造型、牛仔服饰、嬉皮士打扮、西海岸运动服、1950年代复古造型、纽约街头服饰，以及旧式工作服，这些服装在数十年间陆续传入日本，翻转了日本社会的样貌，继而反向影响了全球时尚。
不过，本书并非探讨错综复杂的服装样式或设计概念，而是要追溯那些将美式服装引进日本的人物，以及将这些美式概念融入日本人身份认同的年轻人。推动这些改变的人往往不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服装设计师，而是企业家、进口商、杂志编辑、插画家、造型师以及音乐工作者。不过，尽管青少年对美式文化需求若渴，这些开路先锋依然面临艰巨的挑战，包括寻找货源、取得技术知识及说服态度迟疑的零售商，等等。他们总是得抢先一步，抵挡来自家长、警方以及服装产业庞大且根深蒂固的传统反对力量的攻击。不过，拜精明的解决方法和运气之赐，他们最终还是将产品交到年轻人手中，并获取了惊人利润。
美式时尚影响了日本的男女装风格，但在男装上的影响更为深远。自从二战后摆脱和服之后，日本女装设计就一直追随着欧洲设计师的脚步。另一方面，日本男性只将时尚视为校园精英打扮、粗犷的户外风格、文化与亚文化认同，以及模仿好莱坞明星的概念，这些导致日本男性接受了以生活款为基础、较为休闲的美式服装风格。虽然[3]伦敦的萨维尔街（Savile Row） 为日本提供了二战前男装的基本范[4]式，但在1945年之后，新世界 的服饰则提供了一个更诱人的前景。
美国在二战后担起重建日本的责任，日本时尚“美国化”的趋势自然相当明显。长久以来，美国人都认为自己的流行文化位居世界中心。我们都听说过这种说法，东欧人因为实在太想要摇滚乐和牛仔裤，于是推倒了铁幕。日本人极度喜爱纽扣领衬衫、牛仔布以及皮夹克，只是更进一步证明全球都落入了被“可口可乐殖民”的境地。
不过，美国时尚在日本发展的真实历史让这个说法更为复杂。在日本，“美国化”未必都是直接将美国偶像化。同盟国不再占领日本后，罕有年轻人能遇见真正的美国人，而电视、杂志与商人塑造美式理想生活，目的无非是销售商品。大致说来，日本年轻人接纳美国时尚，其实是为了模仿其他日本人。举个例子，1970年代，东京出现大批留着鸭尾式油头的年轻人，这股发型风潮模仿的对象其实不是猫王，而是日本歌手矢泽永吉。尽管美国给日本的时尚热潮提供了参考雏形，但那些服装单品很快就脱离了原本的根源。我们会看到，“脉络重建”是日本在吸收美国文化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因此，日本接纳、重新挪用，最后反向输出美式风格的故事，充分体现了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二战后最初十年间，日本在地理与语言上的孤立，限制了西方信息在岛内的自由流动。这也让我们非常容易去检视美国习俗究竟是如何进入日本，又依赖什么条件才融入日本的社会结构。全球化是一个混乱且复杂的过程，随着时间演进，文化的线路只会愈发相互纠结。日本时尚的故事是完美的案例，让我们了解最初的细线如何团系成圈，继而成为纠缠的结。
更重要的是，日本人在美式时尚风格之上构筑了崭新且深刻的意义层次——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对原版的保护与强化，使各方都能获益。我们将看到，日本时尚不再只是复制美式服装，它本身已经成为一种经过细微变化、带有丰富文化的传统。源自美国的日本时尚风格，如今已拥有自己专属的类型，我姑且以日式复合英语称之为“Ametora”——美式传统风格（American Tradition，日文写作アメトラ）。本书追寻这个风格根源的过程，不仅仅是一趟深入探索历史记录的旅程，也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去了解日本时尚为何能走上这条路，以及高度地域性的经验如何形塑世界其他地方的文化。第一章时尚荒漠之国
美式时尚风格花了数十年才在日本广受大众接纳，它的源头可回溯到一个人身上，那就是石津谦介。石津谦介生于1911年10月20日，是日本西南部冈山市一位富裕纸商的次子。他出生那年正是明治时期的最末年，那是一个象征日本从封建社会过渡到现代民族国家的时代。
明治时期始于1868年，此前的二百六十五年，统治日本的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让日本自绝于外。锁国的状态直至1854年告终，当时的美国海军将领佩里（Matthew Perry）率领黑色舰队前来，要求日本开放国界进行贸易。四年后，德川幕府与西方列强签署了一连串的不平等条约，这些丧权辱国的投降协定导致日本国内陷入混乱。明治天皇即位后，决心让国家重回正轨的改革派武士在1868年掌控政府。
在明治维新期间，领导者努力吸纳西方科技与生活方式，深信唯有更现代化，日本才能抵御欧美国家的殖民野心。明治政府在此后四十年，从经济、法律、军事、商业实务、教育体系到饮食习惯等，彻底改造、提升了日本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在这些作为的带动下，日本不但抵挡住外来的帝国侵略，更在短短数十年后成为强权帝国。
剧烈的社会转型也发生在男性衣着上。明治时期之前，上层的武士阶级会将长发扎成顶髻，身穿长袍，腰间则会佩带两把剑以展现其地位。到了20世纪前十年，日本领导人在参加官方会议、宴席和节庆舞会时，已经开始改穿三件套西装和拿破仑式的军服。来自国外的服装风格已成为一种高贵身份的代名词。
早在西方时尚进入日本之前，日本社会已将衣着视为身份地位的重要象征。为了维持社会秩序，1603—1868年掌权的德川幕府巨细靡遗地管控服装，严格限制某些阶级可穿的衣料与款式。比方说，仅占总人口10%的贵族和武士才可穿着丝质服装。不过，并非人人都会恪守规定。当农民与商贾拥有的财富开始多过在社会阶级上高他们一等的武士，他们便在规定的布衣上加缝丝边，刻意炫耀。
明治政府在1868年之后制定了一套政策，让男性改穿实用的西式服装，作为现代化规划的一部分。1870年，明治天皇将头发剪成西式短发，并穿上欧洲风格的军装。一年后，断发令要求所有前武士剪掉顶髻。此外，军方也改穿西式制服，海军军服款式模仿英国，陆军款式则仿效法国。之后十年，公务员、警察、邮差和火车调度员等政府工作人员无不追随军方脚步，改穿起西式服装。1885年，东京帝国大学让学生穿上黑色的学兰（学ラン），或称诘襟（詰め襟），也就是方形立领外套搭配长裤，这种服装自此成为典型的日本男学生制服。身穿传统服装以及现代军服的明治天皇
不久后，西方文化开始从政府机构向下渗透，进入日本上层社会的生活。鹿鸣馆是明治早期的不朽象征，它是一座法式文艺复兴风格的会堂。日本精英阶层会盛装打扮，在鹿鸣馆内跳华尔兹，与富有的外国人往来交际。从1890年代起，城市的白领阶层也开始穿起英式西装。
石津谦介的童年正值大正时期，日益增多的中产阶级此时也效仿精英阶层，开始采纳西方习俗。大众对肉类与乳品的消耗量越来越大，激进派系要求拥有更大的民主代表权。石津谦介正是这个时代下的产物，会玩棒球这类外来运动，对汉堡排的喜爱更胜过鱼类。石津很早就表现出对西方服装的兴趣。因为实在太想穿上带有金色纽扣的黑色学兰外套，他甚至要求父母让他转学到离家较远的学校。中学时，石津就和他的裁缝设法在不违反学校服装规定的前提下，增添制服的花样变化，像是设计裤子后口袋上的方形口袋盖，还有较宽的折边。
日本的社会风俗在1920年代开始出现急速变化，而恶名昭彰的摩登男孩（モボ）和摩登女孩（モガ）正是先锋部队。在1923年经历损失惨重的关东大地震后，许多日本妇女纷纷改穿实用的西式洋装，以便在灾难突发时能快速应变。相形之下，摩登女孩将西方文化融入造型，穿上丝质洋装，搭配波波头（Bob）短发。她们的摩登男孩男友则把油亮长发往后梳，穿上宽大的喇叭裤。每逢周末，摩登男孩与女孩群聚在东京繁华的银座区，在灯火通明的铺砖街道上漫步。这些年轻人将日本的西方文化从鹿鸣馆模式当中解放出来，从上层阶级手中夺下时尚的领导权，将它带往未经权威核准的方向。石津谦介在中学与大学时期的照片（提供：石津家）
1929年，在答应父亲日后会返乡接手家族事业后，石津谦介搬到东京就读明治大学。由于生活费丰厚，他成了一个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行动派”。他日后回想：“我的学生生活精彩无比，从没无聊过。”他担任拳击教练，成立校内第一个摩托车社团，还和朋友经营一家无照出租车行。短短几个月，石津谦介就成了地道的摩登男孩。
出于骨子里的摩登男孩精神，石津谦介拒穿务实的学兰校服，而定做了一套三件套的棕绿色粗花呢西装，价格相当于大学教授半个月的薪水。他会以白棕相间的鞍背鞋搭配这身西装。石津谦介随时都穿着这套时髦的西服，就算在东京闷热的夏季也不例外。
不过，摩登男孩与摩登女孩的活跃期并不长。日本政府担心左翼激进分子崛起，于是在1930年代初改变了原本的自由解放政策。东京都警视厅开始进行扫荡青少年犯罪的行动，誓言要让东京各家舞厅关门大吉。执法人员在银座街头瞄准造型太过时髦的年轻人，逮捕任何有“摩登”之嫌的人——不论他们是看电影、喝咖啡，还是在街上吃着烤地瓜。
有惊无险地躲过警察的逮捕行动后，石津谦介在1932年3月返回冈山老家，迎娶年轻的新娘昌子。当家人大多都还穿着日式传统礼服时，石津谦介抗拒不了一展服装穿搭才华的大好机会——他在大喜之日穿上高领晨礼服，搭配定制的领巾。小两口婚后回到东京度蜜月，一整周都流连于舞厅和电影院，享受摩登男孩与摩登女孩生活的最后时光。在稚嫩的21岁与20岁年纪，石津谦介与太太在故乡安顿下来，接手经营已有数十年历史的纸行。
生活被局限在冈山的石津谦介，想尽办法逃离“无聊得要命”的纸张批发世界。他在夜里光顾艺伎院，周末上滑翔机课程，平时则搜集各式定制西装，梦想能靠做衣服谋生。1932年3月，石津谦介（后排右一）的大喜之日（提供：石津家）
若非日本在1930年代突然转向军事独裁，他恐怕还会继续过着这种颓废生活。在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右翼势力压制其他政党之后，军事领导的政府开始镇压各种异议与异端。狂热的右翼“爱国”团体暗杀民主派政治人物，企图发动政变。战争很快就影响到了石津谦介的家乡，政府开始加强控管工业以管理军需物资，这也使得石津谦介的公司业务开始收缩。
日本在亚洲其他区域的占领地情况比较稳定。日本帝国在1930年代初控制了朝鲜半岛、中国的台湾和东北等区域。1939年年中，石津谦介的家乡老友大川照雄收到兄长寄自中国的信，要他们前往天津这个港口城市，帮忙管理家族在当地经营的百货公司大川洋行。由于自家纸行没有业务可做，石津谦介的父亲便叫他去尝试新领域。石津谦介对于能离开家里欣喜若狂：“那个年代的年轻男性颇为自由。我特别需要生活中能有新的刺激，也越来越渴望前往无拘无束的天津。”此外，对他而言，离开老家还有更急迫的动机：他听说自己最喜爱的艺伎怀孕了。虽然传言最后证明并非事实，但石津谦介可不想留在冈山等待真相水落石出。1939年8月，石津谦介和家人登船，迁居天津。
东临渤海的天津以其浓烈的国际色彩闻名，英国、法国、意大利的自治租界有融合了各国独特风格的建筑。此地除了中国人和五万名日本人，还有不同国家的欧洲人驻居，从身穿燕尾服的英国乡村俱乐部精英，到蓬头垢面的白俄流亡者都有。石津谦介与俄国友人在天津的留影（提供：石津家）
28岁的石津谦介在中国开始新生活，担任大川洋行的业务总监。他是天生的业务员，也乐于为洋行规划新的宣传活动。不久后，他便负责店内服饰的设计及生产。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切断了商品从日本运至天津的配送路线，于是石津谦介从冈山请来自己的裁缝，开始在中国制作西服。
石津谦介在工作之余不与其他日本人往来，而是刻意融入更广大的国际社群。他学会了基本的英语和俄语，也向当地一名艺伎学习汉语。他常去向英国裁缝请教经商诀窍，也在天津的犹太俱乐部收听战争新闻，到意大利租界赌回力球。
住在天津让石津谦介得以躲过日本境内的艰困时局。1941年12月，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太平洋战争便从区域冲突演变成日本与美国之间的大规模军事对峙。日本为了全面战争而动员民众。就在石津谦介在天津享受欧洲文化与舒适生活时，日本国内正系统性地减少西方对日本文化造成的各种影响。日本民众每天会听到关于“邪恶英美人”残暴罪行的宣传。新法规要求企业删除品牌名中的英文字母，甚至建议文字不要横写。为了避免困扰，甚至将棒球术语里的“strike”（好球）和“home-run”（全垒打）等外来语改成日式表达。石津谦介穿着三件套高级西装时，冈山的日本男性则穿着实用的卡其制服，也就是类似中山装的“国民服”。
战争为日本带来诸多苦难，首先是粮食短缺，接着美国从1942年4月起开始对日进行轰炸。石津谦介因为兼任军方的滑翔机教官，所以不必上前线。虽然日本帝国陆军大肆蹂躏中国内陆，但天津却罕见冲突。
到了1943年，眼看日本战胜的希望渺茫，大川洋行的经营团队担心从事奢侈品买卖会显得不爱国。大川兄弟中的哥哥决定卖掉大川洋行，将钱分给员工。这笔钱极有可能在返回日本时被没收，因此石津谦介选择留在中国。
他剃光头发，入伍当兵，担任较轻松的海军武官。他定做了一套标准军服的帅气潇洒版，用的是上等的英国哔叽毛料。石津谦介奉命管理一座甘油工厂，但他却更新厂内的机械设备，用来生产添加法国香料的甘油透明皂。日后，他对自己逃避责任的行为懊悔不已：“我很惭愧自己从没为日本做过什么有用的事。我们之所以战败，大概就是因为有我这种日本人。”
1945年8月，石津谦介在那座临时香皂工厂内听到天皇宣布日本向同盟国部队投降的“玉音放送”。国民党军队虽未向日本占领者进行残酷报复，但他们蔑视石津谦介，抢走工厂内的甘油。1945年9月，石津谦介大多数时间都被囚禁在前日本海军图书馆内。
随着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在10月抵达，情况有所改善。美军上岸时，迎接他们的是一场临时起意的胜利游行，成千上万名中国人与欧洲侨民涌上街头迎接他们。年轻的美国海军中尉奥布赖恩（O’Brien）需要一名通晓英语的日本男子，于是便将石津谦介带离图书馆。在接下来几个星期，石津和奥布赖恩成为好友。奥布赖恩告诉石津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生活——那是石津谦介首次听到“常春藤联盟”这个名词。
因为好运再加上机灵，34岁的石津谦介成功避开日本专制法西斯社会与战时暴力最恶劣的时期。祖国战败后，他还充分利用与美军合作的机会，得到相对舒适的物质享受。直到1946年3月15日他才初尝战争带来的痛苦滋味。美国将他和家人送上货轮，遣返日本。石津把所有背包装不下的东西全留下，包括现值相当于2700万美元的现金。石津一家人和其他数百人在摇摇晃晃的货轮上待了一星期，船上只有简陋的行军床和两个简易马桶。不幸的是，这种恶劣的生活不仅是石津谦介一家人暂时的苦难，也是当时全体日本人民的生活常态。石津谦介惬意的奢华生活就此结束。
1946年3月底，石津谦介回到老家时，发现冈山已成一片焦土。美国的轰炸行动夷平了日本绝大多数的工业区，徒留无数瓦砾，偶有混凝土建筑的空壳矗立其间。石津谦介旅居中国七年，得以不必亲身体验那场战争的梦魇，但在1946年，他再也没有喘息的机会。
战后生活自是凄苦。约有300万日本人因为境内的空袭和海外战役而丧命——这相当于全国人口的4%。美国的轰炸摧毁了不少基础设施，日本在1946年又饱受粮食与物资短缺之苦。国家财富骤降至1935年的水准。战后的前几年，日本民众无不努力对抗饥饿、斑疹伤寒以及失温症。日本在精神层面上同样伤痕累累，国家前途黯淡，大多数民众对传统体制已不再怀抱幻想。
此外，一支美国陆军部队出现在战败民众面前，高高在上——这是日本漫长历史上首度遭外国占领。受战时宣传影响，日本人已准备面临一场无情的报复掠劫。在美军到来之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甚至认为美国人会“强暴、杀害、用喷火器烧死所有人”。尽管占领部队并不完美，但和日本人预期的可怕形象并不相符。美军与当地人建立起愉快融洽的关系，最有名的就是发送口香糖和巧克力给儿童。
然而，美日双方明显的权力不平衡状态还是引起大众的愤恨。健康、营养充足且身形高大的美国士兵在街头漫步，而饥饿、肮脏的日本男性在黑市里寻找食物。占领部队迫使许多日本最著名的饭店、豪宅和百货公司禁止本地人进入。
石津谦介在战后第一年卖掉了家族产业，并在深思过后加入大川兄弟的新创事业，为日本最大的内衣制造商Renown工作。由于在天津有销售服装的经验，石津谦介成为Renown大阪高级服装门市的男装设计师。
对高价男装生产来说，1940年代末是一个尴尬的时期。绝大多数日本人此时都在舍弃衣物，而非添购新衣。由于城市里粮食不足，都市人被迫到乡下用衣物换取蔬菜——外衣一层层脱去，“活得像竹笋”。
1940年代末，日本人的食物与服装支出比例是40：1。妇女此时还穿着战时的“モンペ”，一种宽松的高腰农作裤，男性则穿拆去徽章的破烂的陆军军服。战争将尽时准备执行自杀任务的神风特攻队员，这时也穿着棕色飞行装四处游荡。
即使服装已不再有严格规范，日本政府战后仍继续倡导俭朴与节约。从美国停止所有商业织品与服饰出口日本，到1947年建立配给制度之前，日本这段时间鲜少有人买得起新衣，定制更是想都别想。唯一的新衣服来源是美国慈善募捐活动搜集而来的一箱箱二手衣，而且其中大部分最后都进了黑市。
在这种衣物短缺与配给制的时尚真空中，日本第一个采纳西方风格造型的群体是为美国大兵服务的街头流莺“潘潘女”（Pan Pan Girls）。作家马渕公介曾写道：“潘潘女可说是战后初期的时尚领导者。”
她们穿着鲜艳的美式洋装和厚底高跟鞋，颈上还系着潘潘女特有的领巾。她们烫发、化浓妆，涂上红色唇膏与红色指甲油。潘潘女的短外套上有夸张的垫肩，模仿军官夫人的打扮。在战前，西方时尚与习惯是通过男性精英阶层进入日本社会，而后慢慢向下蔓延的。但此时这一情况出现大翻转，战后日本率先穿上美式风格服装的是女性，而且是妓女。
随着美军对日本占领的持续，风尘女子之外的日本人也开始对美国文化产生兴趣。仅有33页、战后不到一个月就出版的《日美会话手帐》狂卖400万册。热门的英语广播节目《来来英语》（Come Come English）的收听数高达570万。日本年轻人会转到美军电台收听爵士乐和美国流行音乐，以及日语翻唱的流行歌曲，例如Smoke Gets in Your Eyes也成了畅销金曲。报纸刊登的漫画《金发女郎布朗娣》（Blondie），让日本读者得以从中窥见美国中产阶级郊区生活中物质享受的那一面。
就连饱受被占领之苦的日本人也羡慕美国的富裕生活。历史学家约翰·道尔（John Dower）写道：“在饥饿与物资匮乏的那些年，美国人丰富的物质享受是格外刺眼的。”麦克阿瑟将军的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接收了高级的银座区作为行动总部，随着数千名美国大兵和他们的妻子涌上街头，该区成了所谓的“小美国”。美军福利社里囤放大量的进口商品和粮食，数量之多让总是吃不饱的日本民众难以想象。军眷们每天抱着硕大的火腿和袋袋装满的白米离开福利社，让挨饿的日本人目瞪口呆。
如此悬殊的差异让所有与美国沾边的事物无不被罩上一件高级的外衣，不论实际物品还是文化习俗皆然。追求美式生活成为一张能让人们摆脱绝望境地的门票。日本人战前对西方文化感兴趣是出于一种美学选择与对地位的追求，此时它成了一种自保的方法。石津谦介在这个众人渴望仿效美式生活风格的新日本，拥有明显的商业优势。由于从小着迷于西方文化，又有海外生活经验，石津了解西方；更重要的是他知道如何生产、销售西方服饰。
为Renown工作期间，石津谦介在大阪建立了一个顶尖裁缝人才的网络。他找到一个拥有哈佛大学学历、名叫汉密尔顿（Hamilton）的美国军人替他到美军福利社采购布料与拉链，自己再积存这些物料。石津谦介生产的顶级服装不但引起同行的注意，也引来执法单位的关切。由于他的产品品质实在太好，警方甚至怀疑他从国外走私商品，因而将他羁押了一段时间。
1949年年底，石津谦介辞去Renown的工作，自行创业，成立石津商店。尽管此时日本人大多买不起新衣，但石津相信市场会回暖。如果有人能在日本做出优质的西式服装，那绝对是他。
盟军占领在1950年代初期进入尾声。麦克阿瑟在1951年4月前往机场准备离开日本时，共有20万人夹道欢送。美日这两个过去的敌对国家在当年9月签署和约，协议在1952年4月将主权归还日本。于是，美军部队也逐渐从日本消失。
早在和约签署之前，日本的经济焦虑就已随着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开始消退。由于地理位置靠近朝鲜半岛，日本顺理成章地成为美国的军事生产基地，出口品有75%都是战争所需的补给品。这让日本收入大增，点燃了长期复苏的第一把火。朝鲜战争带来的繁荣经济也催生了日本战后的首批百万富翁，进而让奢侈品市场起死回生。
经济起飞激励了都市中产阶级抛弃战时的服装，更新衣柜内的衣饰。东京到了1950年代初期已不见有人穿着老式的农作裤，年轻女性大多脱下和服，改穿洋装。不过，日本大众的服装产业依然面临一些严峻的挑战。政府的经济复苏计划当中虽有一部分是积极重建纺织产业，但重点却是制造织品以供出口。纺织工厂大量生产棉布，却几乎没有任何产品在日本境内销售。另一方面，充满保护主义色彩的法规又禁止外国服装的进口。
由于缺乏原料，有意大量生产成衣并在日本市场销售的公司少之又少。布料短缺迫使许多妇女制作“更正服”，即利用老旧和服布料和废弃的降落伞尼龙布裁制美式风格的衣物。虽然官方在1949年解除了进口布料的限制，使市场窘境得以趋缓，但在1950年代，女性仍仰赖邻里间的裁缝、姐妹、朋友，或自己把任何可得的碎布缝制成可穿的衣服。
随着经济改善，裁缝店内又开始有白领造访，定制新西装。石津谦介这时开始进行另一种商业活动——成衣制造。定制服装既昂贵又耗时，一套西装往往需耗费工薪阶级一个月的薪水，石津谦介的成衣能将更大量的服装卖给求衣若渴的大众。在其他公司仍费力破解欧美时尚风格之际，石津谦介手上已经握有几款热销商品。他创立看似来自美国的品牌Kentucky，陆续推出鞍背鞋、法兰绒衬衫，以及靛蓝色工作裤。
然而，石津商店发现获利最丰的商品，是以富裕精英阶层为客群的高级运动外套——目标客户是从朝鲜战争经济热潮中大赚一笔的企业老板。人数日益增多的新富阶级穿上新衣庆祝自己事业经营有成，石津谦介与整个服饰业也因经济成长的涟漪效应而受惠。大阪的阪急百货给了石津商店一个角落位置的专属店面，石津谦介就在那里建立起一个基地，为芦屋郊区的富裕家庭服务。随着业务蒸蒸日上，石津谦介想要一个让人更容易记住的品牌名称，于是将公司更名为VAN Jacket，“VAN”取自一本战后漫画杂志的名称。1954年的石津谦介，摄于大阪，VAN Jacket创立初期（提供：石津家）
石津谦介的事业若要进一步成长，需要的不只是金字塔顶层的顾客，还有日本持续扩大的“新中产阶级”。不过，一个主要障碍依旧存在，那就是男性对时尚的兴趣仍是一大禁忌。当白领阶层在20世纪初穿起西装，这种服装其实是一种现代的严肃制服，而非表现自我的媒介。任何对基本样式的修改或定制，都显出穿着者的轻浮与虚荣。时尚学者托比·斯莱德（Toby Slade）写道：“主流男性气概概念认为，男性不该过度在意穿着，或是花时间思考自己的穿着。针对男性气概严肃性的现代指令给出的答案就是西装；西装是每天都能穿的制服，也允许男人在外表好看之余无须在服装上费心思，以免变得女性化。”穿着打扮对日本男性而言很简单。学生上学穿方形立领的学兰制服，毕业后改穿西装，此后再也不必为自己的服装伤脑筋。如果西装的羊毛面料粗糙，裁缝会把布料内外反翻，再进行缝合。男性基本服装搭配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深灰色或藏青色西装、深色领带、白衬衫，以及深色皮鞋。白衬衫销量比其他颜色高出许多，比例达到20：1。光是穿上条纹衬衫就足以让上班族惹上麻烦。资深广告创意总监松本洋一某次穿着一件红色背心到办公室，他的上司就问他：“你是来上班，还是准备去哪里？”
若要销售设计师外套，石津谦介需要日本男性愿意摆脱单调乏味的功能性制服，通过各种服装来赞颂日本的繁荣新时代。女性会穿上符合最新国际流行趋势的鲜艳印花洋装上街，但男性可无意追随她们的脚步。事实上，女装在战后百花齐放，不过是让“时尚乃女性专属”的观念在日本被强化。
就算日本男人有兴趣通过打扮表现自我，石津谦介还面临另一个阻碍——注重时尚的男人认为，只有量身裁制的衣物才堪称上品。男人将非定制的服装称为“吊し”或“吊しんぼ”（意为挂起来的东西），充满轻蔑意味。男装就是西装，而西装就是要定制才行。
要将日本关西的小规模事业扩展到全国，石津谦介就得改变日本男性的观念，让他们以全新眼光看待时尚。他向顾客大力灌输相关概念，还得设法让每次影响的人数不止一人。
在1950年代初，日本妇女虽然有几本时尚杂志可看，但它们大多走实用路线，当中满满都是黑白的裁缝版样，而不是宛如梦幻的美丽图片。相比之下男性只有一项时尚资源——西装款式指南《男子专科》（『男子專科』）。此时的年轻人若要寻找穿着灵感，依赖的都是电影，而不是平面刊物。1953年，根据日本放送协会（NHK）广播剧《请问芳名》（『君の名は』）改编的电影引发了一股时尚潮流，女生纷纷模仿片中女主角真知子，在头上、颈上裹起披巾。隔年，《罗马假日》的上映，又让奥黛丽·赫本男孩般的俏丽短发蔚然成风。
不过，电影主要影响的是女装，因为日本社会的观念已接受女性追随全球潮流。电影并未说服年长男性打扮自己。男人缺乏时尚相关知识，他们不只需要视觉上的灵感，还要详细的说明，告诉他们如何备齐基本的服装组合。《妇人画报》（『婦人画報』）的编辑们在1954年年初也得出相同的结论。着迷于最新巴黎时尚的女性读者纷纷抱怨，丈夫陪她们出席宴会和婚礼时，都穿着乏味无趣的商务西装。编辑们认为，男人需要一本时尚刊物教导他们如何适度打扮，至少针对特殊场合应该如此。这本杂志若要令人信服，就要找一位充满魅力的人物作为男性时尚的代表。编辑在询问业界人士时，有一个名字不断被提及，那就是石津谦介。
石津谦介加入编辑阵容后，《男人的服饰》（『男の服飾』）季刊在1954年年底推出。这本杂志包含时尚照片与文章，但编辑方向完全走指南路线，如同教科书般向读者介绍半正式服装、商务服装、运动服，包括高尔夫球装。石津谦介和其他写手在刊物中为时尚新手提供穿搭建议，并介绍来自英、美、法的最新趋势。
石津谦介不只帮忙撰文，还将这本刊物变成自家品牌VAN的宣传媒体，在整本杂志内穿插植入该品牌的广告与服饰样品。在每期发行的35000本当中，石津谦介会买下大部分转卖给VAN的零售商。他在最初几年写的文章实在太多，因此不得不用一些好玩的笔名掩饰，像是“江须快也”（Esu Kaiya，取自Esquire的谐音），以免身份太过明显。《男人的服饰》创刊号，1954年（提供：妇人画报社）《男人的服饰》就像一种手段温和的宣传，让男人了解为何以及如何打扮自己。这本刊物也发挥了产业通信的功能，成衣零售商能借此获知该进哪些商品。石津谦介对这本刊物的鼎力协助，也对其个人事业产生神奇的作用。由于VAN彻底融入刊物内容，消费者和零售商对该品牌服装的购买量也随之增加。
打进媒体圈之后，石津谦介期望拓展东京市场。1955年，VAN在东京成立办公室，由企划部进驻，石津在冈山和天津的伙伴大川照雄也加入团队，掌管业务工作。这支优秀的团队在东京的办公室里仔细规划时尚趋势，同时向主要的零售商推广VAN的服装。
1956年，日本政府的经济白皮书以一个令人欣喜的句子开头：“战后已结束。”日本在战后的十一年间逐渐迈向繁荣的新路线。此时日本人尚未富裕，但生活水准已超越战前时期。主要城市已不见断壁残垣，营养不良的人少之又少。
在粮食、工作与住所都不成问题之后，大众开始更加认真地思考该穿什么。1956年，日本的人均服饰消费量达到12.3磅（约5.57千克），首度超越1937年11.68磅（约5.29千克）的高点。此时各服装公司的收益纷纷增长，VAN也不例外，销售强劲的业绩让石津谦介的资本在创业头四年就扩大了五倍，从一个在大阪有30名员工的小作坊成长为横跨两座城市的300人大企业。
不过，即使有《男人的服饰》这样稳定的公关宣传渠道，石津谦介还是面临不变的阻碍——日本中年男性对成衣没有好感。读者在《男人的服饰》上看到喜欢的服饰，会去找裁缝如法炮制。石津谦介开始接受自己这一代的男人永远都不会考虑接受成衣的事实。但他还有机会影响一个消费新群体，那就是年轻人。《男人的服饰》每期都有几页会特别以大学生为目标受众，石津谦介说服编辑强化内容的年轻导向。从第六期开始，这本杂志在封面[5]加上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英文刊名“Men’s Club” 。然而，VAN并没有生产适合学生的服装。石津家族的友人长古川元还记得：“VAN带有一种时尚的高雅感，但它非常小众，大部分年轻人还是买不起。身为年轻人，你真的不想那么鹤立鸡群。”
石津谦介想为年轻男性推出一条新的成衣产品线，但日本当时的流行趋势似乎不太适合。此时，《男人的服饰》开始推广一种大胆的V字形轮廓的服装——外套肩线十分宽大，往下逐渐收窄，到腰部变得很纤细。当时还在艺术学校就读的时尚插画家小林泰彦回想：“我们那时看到的只有好莱坞电影中和帮派分子身上粗鲁的‘勇猛造[6]型’。”这本杂志也积极介绍“太阳族” 电影中时髦的夏日主题造型——鲜艳的夏威夷衬衫搭配花花绿绿的“海滩风格服装”，但石津谦介需要更新、更乖巧、比较不会和流氓沾上边的风格。1956年《男人的服饰》杂志上的V字形轮廓服装（提供：妇人画报社）
为了寻找灵感，石津谦介在1959年12月展开了长达一个月的环球之旅，旅程在他首度造访美国时就达到高潮。成长过程中常穿欧式西装的石津谦介经常抱怨：“根本没有时髦的美国人。”但他在纽约却刻意寻找一种在《男人的服饰》里常出现的常春藤联盟美式风格造型。石津谦介在天津时，从美国朋友奥布赖恩中尉那里知道了这个名词，到了1950年代晚期，这种造型已经跨出校园，成为美国服饰主流。
但石津谦介对常春藤造型有所疑虑，他在1956年告诉《男人的服饰》：“我怀疑日本男人是不是穿得出常春藤联盟的风味，何况除了外形问题，这毕竟也是一个唯欧洲马首是瞻的年代。”
尽管有这些偏见，石津谦介还是南下前往普林斯顿，造访奥布赖恩的母校。普林斯顿大学里美丽的哥特式建筑让他看见在美国难得一见的、不独尊现代化的一面，而学生的衣着风格甚至比建筑更令他印象深刻。日本的精英校园里满是身穿黑色毛料制服、造型如出一辙的男生，但常春藤联盟的学生却以充满个性的独特方式打扮自己。他用小型相机随手拍下几张普林斯顿大学生的照片，这些照片后来就成为他在《Men’s Club》上为这趟旅程所做报道的配图。有一个迷人的学生穿着猎装外套（Safari Jacket）、松开的深色领带、白色纽扣领衬衫、灰色法兰绒长裤，肩上挂着一件外套，结果他无意中成了该期杂志的封面人物。石津谦介在报道中写到，在普林斯顿，“完全见不到我们预期中那种特别、浮夸的美式风格”。
在这趟短暂的普林斯顿之旅中，石津谦介发现了他希望日本年轻人仿效的风格：常春藤联盟时尚。这些活力十足的顶尖学生证明了年轻男性即使穿着成衣也能时髦有型。相较于阳刚勇猛的造型，这些衣服看起来更显利落贴身。石津谦介尤其喜欢这种风格的服装多以棉与羊毛等天然材质制成，经久耐穿也容易清洗。1950年代晚期的日本学生零用钱不多，常春藤服装会是一项不错的投资——耐穿、实用，而且以简朴的传统风格为基底。1960年4月出版的《Men’s Club》第18期，刊出石津谦介所拍摄的普林斯顿学生照片（提供：石津家）
而且，常春藤学生将衣服穿到破损，还带出一种潇洒感——鞋上有破洞、衬衫上的领子磨损、外套手肘部位有补丁。许多日本新富阶级十分讶异于如此的节俭程度，不过从小家境富裕的石津谦介却看到常春藤联盟时尚与时髦粗犷的“弊衣破帽”造型有直接的相关之处。后者是20世纪初的精英学生通过破烂制服来炫耀其优越感的现象。常春藤服装通过隐隐约约的低调，彰显穿着者的地位，这是富家子出身的石津能感同身受的。
石津谦介此时怀抱着他事业生涯中最别出心裁的构想，他要运用常春藤联盟风格的服装，开拓出日本第一个年轻时尚市场。1959年，VAN踏出第一步，推出一套常春藤样式西服——它仔细复制Brooks Brothers（布克兄弟）经典一号轻便西装，搭配宽松的无褶外套。
然而，此时已年届五十的石津谦介对年轻人的文化再也没有当年那种天生的敏锐度，他不解此时的日本年轻人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为了让常春藤联盟服装在市场上获得成功，他需要年轻员工来制作他们想穿的衣服。常春藤能成为石津谦介的一大突破，他只需要对的人来协助他把握时机。第二章常春藤狂热
黑须敏之需要的只是一套西装。1950年代中期，19岁的他和名校庆应大学的同班同学每天穿着相同的黑色羊毛学兰制服上学，无论春夏秋冬、日晒雨淋都一样。这种每天重复的穿法问题明显。黑须敏之回想：“穿了一整个冬天，到夏天才会把学兰送洗。接着秋天再穿上之前才会再洗一次。衣服变得很脏，大家身上都有股酸臭味。”
穿上真正的西装让黑须敏之得以从这种乏味的桎梏中得到解放。他会在下课后躲在书店里研究《男子专科》这本裁缝杂志。有一回，在他存够钱能去定制西装时，他请父亲带他去找裁缝。父亲当着他的面大笑：“大学生穿西装？你一定是在开玩笑。”
父亲的回答反映出日本对于西方服装的传统观念——只有白领商人才穿西装，学生穿制服。日本社会期望年轻男生毕业前都穿学兰制服，甚至要穿去参加正式活动和工作面试。哔叽羊毛外套、相配的毛料长裤和白色的正式纽扣领衬衫，是他们一年四季从头穿到尾的服装。天气变热时，学生可以不穿外套。
年轻人到哪里都穿着制服，因此根本没有所谓的“年轻时尚”存在。黑须敏之回忆：“百货公司会有童装部和绅士男装部，但绝对没有适合中间年龄层消费者的部门。店家从没想过能销售什么商品给年轻人，所以连试都没试过。”黑须敏之穿着学兰制服以及第一件西装外套（提供：黑须敏之）
少数为了时尚而拒穿制服的年轻人会立刻受到排斥，被视为行为不检。除了日本社会对社会偏差的根本偏见之外，战后年代的父母也对孩子穿着现代服装特别焦虑。二战后，日本帝国主义时代严格的道德规范已随战时政权溃散而瓦解，父母认为孩子会在这“道德沦丧”的环境里变得任性、叛逆。此外，盟军在占领时期推广民主、自由、平等的观念，刺激了许多年轻人藐视传统伦理规范。这时的成年人会用“アプレ”（源自法文“apres guerre”，意为“战后”）这个贬义词，形容在和平时期的混乱中丧失规范的青少年。
接下来，父母对“アプレ”产生道德上的恐慌感，将服装视为孩子叛逆的征兆。黑色制服象征遵从传统日本价值，夏威夷衬衫或麦克阿瑟式的飞行员墨镜等美式服饰则代表轻视社会规范。成年人相信，流行服饰不仅预示了孩子日后的不孝，也表示潜藏犯罪念头。
1950年轰动一时的“噢，你搞错了”事件，更强化了大众对年轻时尚与道德沦丧彼此关联的认知。山际启之是日本大学的校车司机，某天，年方十九的他持刀闯到同事车上，砍伤驾驶员，随后驾车逃逸，连同车上薪水袋中的190万日元一起带走。山际启之随后载着女友展开了为期三天的兜风之旅。警方很快就逮到这对亡命鸳鸯，但这桩小案件之所以登上媒体头条，是因为山际启之在被捕时用日式英语大喊：“オー·ミステーク（噢，你搞错了）。”山际启之在接受警方侦讯时不断随性地在日语中夹杂英语，露出身上George字样的刺青。在媒体大幅报道下，“噢，你搞错了”成为社会各界广泛使用的流行语——这个伪英文口号充分象征了战后日本年轻人过度接受美式文化，显然已到了耽溺的地步。
这对小情侣等待受审之际，新闻报道却将重点放在他们的穿着上。在逃亡的短短三天内，山际启之和女友在银座的高级精品店内豪掷10万日元购物，这个金额当时相当于大学毕业生起薪的10倍。出庭时，山际启之穿着金色灯芯绒外套，胸前放着红色口袋巾，搭配深棕色华达呢（gabardine）长裤、领尖极长的浅棕色纽扣领衬衫、菱纹袜、巧克力褐色鞋，以及美国总统杜鲁门风格的软呢帽，走在媒体镁光灯前。他的女友身穿优雅的浅棕色宽领两件套羊毛西装，搭配黄色毛衣和黑色高跟鞋。这对情侣看起来更像是要参加电影首映会的年轻明星，而不是身陷囹圄的少年罪犯。对全日本无法认同他们的成年人来说，美国时尚与道德沦丧之间的关联可以说是再明显不过。因“噢，你搞错了”事件而被捕的情侣（ © 朝日新闻社）
当黑须敏之的父亲听到儿子要求定制西装，理所当然地想起“噢，你搞错了”事件。一如所有的家长，他拒绝资助这种可能引人堕落的行为。所幸，黑须敏之可以通过另一个渠道买到新衣——他的爵士乐团。跟同世代的许多人一样，他最初是在美军电台听到的爵士乐，并在少年时期开始学打鼓。黑须敏之解释，1950年代是当业余乐手的绝佳时期：“朝鲜战争期间，东京周遭有不少军营，夜里一直都有乐团表演，就连学生或业余乐手也有演出机会。”黑须敏之和友人利用演出赚得的钱定制当时流行的好莱坞风格团服——宽肩单扣外套搭配贴身窄管长裤。
这种好莱坞风格的外套满足了黑须敏之对时尚的渴望，但他在美军基地的黑人士兵身上发现一种独特的西装款式。“他们会穿四扣西装，戴圆顶硬礼帽和白手套，带着非常细长的雨伞。我认为这实在酷得不得了。”他在东京的爵士乐咖啡馆的进口唱片封面上也看到类似的造型。黑须敏之喜欢美国军人和爵士乐手的时髦风格，却又不知道该如何称呼它。
1954年夏天，由于对西装充满兴趣，黑须敏之翻开石津谦介参与编撰的《男人的服饰》创刊号。看到“男人的服饰用语事典”单元时，第一个名词“常春藤联盟样式”就让他兴奋不已：又称“Brooks Brothers样式”，是美国最主要的时尚风格之
一。有时又称“大学样式”，因为许多爱好者是大学生或大学毕
业生。轮廓合身笔直。肩部狭窄自然，没有垫肩或垫肩不明显。
外套上有三或四颗纽扣，没有双扣版本。长裤相当合身，略成锥
形，通常不打褶。看似前卫，但用意十分保守，与同样受欢迎的“好莱坞样式”正好相反。这两种样式构成了当今美式时尚的两
个极端。在美国，“常春藤联盟样式”属于都市风，往往被形容
是“在麦迪逊大道上穿的衣服”。
这段没有搭配插图或照片的短文，改变了黑须敏之日后的人生方向。他在美军基地所见的高纽扣西装风格正是这种常春藤联盟样式，一种为大学生设计的西装风格。美国人显然会穿这些所谓的常春藤西装去上课，而那竟被视为“保守”！黑须敏之想象，在太平洋彼端有一个文明世界，骄傲的父亲会陪就读常春藤联盟名校的儿子到裁缝那里定做西装。他决定，之后若有机会定做第一套西装，一定会是常春藤联盟样式。
日本家长对于美国文化的恐惧或许也不是那么不理性：爵士乐团干扰了黑须敏之的课业，他被留级重读大一。父亲逼他卖掉鼓组，但黑须敏之不肯当一个只穿黑色学兰制服的书呆子。在寻找新嗜好时，他报名了艺术家长泽节每周开课一次的时尚插画班。在周六晚间的课堂上，他和班上另外两个男生的其中一位成为朋友，对方是年纪较长的教师兼学生穗积和夫。身为受过专业训练的建筑师，穗积和夫在长泽节的学生当中堪称传奇人物，因为他辞去正职，成为自由插画家，与《男人的服饰》合作。
穗积和夫立刻就和“来自庆应大学的摩登男孩”黑须敏夫相当投缘，每个星期都会互聊爵士乐和男性时尚。《男人的服饰》是两人的圣经，在该杂志于1956年秋天推出美国大学时尚风格的深度报道后，两人都改变兴趣，迷上了“常春藤”。穗积和夫回想起那种服装：“我第一次看到常春藤风格时，心想，就是它了！那是一套西装，但看起来又和日本长辈穿的截然不同。日本没有人穿那种三扣的合身西装。”
除了偶尔见到美军穿着亮眼的“新常春藤”风格服装，他们在日本罕有机会看到有人穿着如此风格的服装，因此，唯一的信息来源就是穗积和夫从妇人画报社办公室偷拿的美国杂志。黑须敏之与穗积和夫在那些杂志里不断发现常春藤风格的新走向。外套线条垂直，没有缝褶。长裤后面有扣带。最后他们在《GQ》上找到一篇谈Brooks Brothers的四页文章，终于见到了完整的常春藤风格单品组合。
认真研究一年后，黑须敏之与穗积和夫迫不及待地想穿上真正的常春藤联盟服装。因为没有渠道购买美国进口服饰，他们唯一的办法是找到愿意复制这种风格的日本裁缝。穗积和夫很有把握，最典型的常春藤联盟元素是正式衬衫上的“纽扣领”，于是黑须敏之带着几码黑白格纹布料找到一名裁缝，要求“帮我做一件纽扣领衬衫”。结果裁缝做出一件夏威夷风格的长袖衬衫，没有开前襟，长长的领尖上缝了纽扣。这种混合风格看起来完全不像常春藤联盟的纽扣领衬衫，但黑须敏之根本不明白，还是开心地穿着它到处跑。
黑须敏之此时已准备定做一套西装。裁缝看着这个年轻人理想中常春藤联盟样式外套的草图，叹息道：“这真的很怪。”结果，成品再次失败。“当时的日本裁缝完全不识常春藤风格为何。”黑须敏之解释，“他们做不出自然的肩型，所以最后还是出现超大垫肩。我想要一套三扣式常春藤西装，他们就在普通的双扣之外加上第三颗。但那整个轮廓根本不是常春藤风格……反正就是很怪。”虽然美国人马上能看出瑕疵，但从未见过正统常春藤服装的黑须敏之，还是认为自己就是骄傲的常春藤西装拥有者。
穗积和夫在同一家店定做了类似的常春藤西装之后，两人和另外七个朋友联合组成“传统常春藤联盟生社”。他们每周举办常春藤风格研讨会，用一本发黄的战前英文服装百科全书查译美国杂志上的名词。他们还邀请一位年迈的裁缝教他们美式风格的相关细节，例如钩[7]形衩（hooked vent）和搭接缝（overlapped seam）。
黑须敏之与穗积和夫试图在日本重现常春藤联盟风格时，把所有东西分成“本物”或“赝物”，也就是真品和冒牌货两大类。可惜他们越深入了解，就越发现自己初期创造的都是可悲的冒牌货。黑须敏之回想：“那件黑白格纹衬衫我还洋洋得意地穿了一年，可是一发现不妙，我就羞愧到把衣服扔了。”但如实复制的欲望激励了黑须敏之与穗积和夫去研究常春藤联盟风格的各项细节，也促使他们进一步钻研更多服装设计的细微方面。他们或许永远做不出完美的真品，但借由复制原版品的细节，他们努力朝逼近真实的方向前进。
黑须敏之与穗积和夫之所以喜欢常春藤风格，部分是因为它来自美国，一个被贫困的日本视为文明与繁荣的国家。常春藤联盟风格在日本也是一个让人看起来既出色又不至于像流氓般嚣张的风格：“常春藤就是与日本当时的时尚截然不同。我根本不了解那种造型叫时尚——它实在太特别了。我开始穿常春藤风格的服装时，大家会说你看起来好像乡下地方的镇长。但就是这样才好玩。我不是因为那是新风格而喜欢，而是因为它有点奇特。”于是，日本有了自己的首批“常春藤联盟生”。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