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市退（离）休高级专家协会管理专业委员会,上海黄浦区档案局馆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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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台踪迹：罗文与上海档案工作：1949-1984试读：
编辑说明
一、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罗文日记、回忆选录，第二部分为罗文工作讲话选录，第三部分为对罗文的回忆和纪念文章。材料主要来源于罗文的日记、回忆录、杂感、随笔、报告，与罗文有关的档案，同事及亲人撰写的回忆性文章等。其中第一部分内容由罗文子女选录，罗苏文整理注释，马长林审定。
二、第一部分日记、回忆选录，正文内容总体以罗文生平经历的时间顺序排列，分1949—1954年、1955—1958年、1959年、1960—1966年、1977—1979年、1980—1984年几个时间段，每个时间段均提炼主题，若每个时间段日记内容涉及多项专题工作，按专题集中选录，凡年内出现临时性专项重要活动或工作，均加粗体字标题，将日记中记述相对集中叙述。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均按照材料发表的时间顺序排列。
三、第一部分的内容编排遵循以自述性材料为主、他述性材料为辅的原则，先列自述性材料，后列亲属回忆等他述性材料。凡引自罗文日记的文字，在该年份后加注，注明日记的起止日期；引自罗文报告、书信、诗歌等材料，为示区别，以楷体表示；引自参考书籍的材料，用小一号楷体表示，均注明资料来源。
四、全书所有正文内容的出处、解释性说明，以页下注形式表现。对日记、文档中出现的错字、缺字等更正补充，均以【】标示。[1]
罗文生平简介
罗文（1909—1997），河南省通许县四所楼村人。原名娄渊富，字冠五（依谐音又叫光舞）。1926年从县高级小学毕业。1927年5月参加中共党员吴芝圃组织民团攻打杞县县城的起义。1929—1932年在省立淮阳二师就读，1931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秋至1933年任通许县小学校长，因编辑进步刊物被撤职。1933—1935年，在北平俄文学校学俄语，1936—1937年先后任通许县小学校长、杞县私立大同中学教员，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校长王毅斋参与动员青年学生组建抗日武装，协助学生抗日救亡宣传队在皖北、徐州等地进行宣传演出。
全面抗战期间，1938年2月，来到西安，由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安吴堡抗日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经组织建议改名罗文。1938年5月—1939年7月，先后为旬邑陕北公学（第28队）学员、延安抗大学员（四期，第一、二大队）、太行山根据地抗大一分校学员。因与河南党组织的联系中断，1939年3月在党组织建议下重新入党。后任抗大政治教员、党小组长、抗大政治教员训练班学员。12月随太行山根据地的抗大一分校东迁至山东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1940年先后任山东抗日根据地抗大第三团教育处政治干事（支委）、连队党课教员、政治教员。1942年春任第二团政治教员。4月任抗日根据地建国学院政治教员。1943年任建国学院党工委委员、基层干部训练班主任。1944年6—12月，兼任中共山东滨海区党委党校政治教员。1945年7月调中共山东分局城工部工作。
1945年8月—1947年10月任中共青岛工委秘书、组织干事兼机关支部书记。1947年10月调中共山东滨北地委城工部，任干事兼支部书记。1948年2月，调中共华东局城工部，任秘书兼支部书记。1949年1月，任南下华东党校队长兼支部委员。
1949年5月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进入上海后，根据组织安排从事档案工作，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暨上海市委办公厅资料室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秘书处档案资料室主任、秘书处处长、档案处处长。1956年负责组建上海市档案馆筹备处，着手接收市委系统撤销机关档案，进行业务和制度建设。1959年年底上海市档案局馆成立，1960年1月任上海市档案局副局长兼上海市档案馆副馆长。其间认真贯彻国家档案局的要求，重视开展档案基础工作和档案利用工作，为上海各界档案干部组织训练班；重视中共党史历史文献的收集，收集到《共产党宣言》首版中文本交上海市档案馆成为珍藏。“文革”期间，1966年6月—1971年4月，被作为走资派，受到批判、审查，在位于奉贤的市直属机关五七干校劳动。1971年4月—1972年12月，在上海市革委会清档组工作。1972年12月—1977年，任上海市档案馆领导小组副组长。“四人帮”被粉碎后，1979年10月—1984年10月，任上海市档案局副局长兼上海市档案馆馆长，积极开展档案的恢复整顿工作，集聚“文革”期间被下放到基层的档案干部，对新参加档案工作的人员组织开展培训，组织青年工作人员学习外国档案管理经验，主持筹建上海档案学会。并收集外国档案发展史资料，尝试编写有关外国档案发展史料汇编。
1984年1月，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发文，明确找到罗文1931年时入党介绍人，恢复罗文自1931年4月参加革命工作同时参加共产党的关系。1984年10月离休后，继续致力于世界档案史料的收集、整理，编写有关外国档案发展史文稿四篇：《谈谈外国档案工作情况》（3.4万字）、《美国档案事业情况》（2.3万字）、《苏联档案事业概况》（4万余字）、《日本档案事业简况》（2.1万字）。
罗文，上海档案馆事业的开拓者（代序）
在上海市档案馆馆藏照片库中，记录20世纪50年代上海档案事业发展情况的照片仅有几张，其中有一张是1959年7月上海召开郊县档案工作会议时与会代表的合影，照片中，这次会议的主办者之一，时任中共上海市委档案处处长的罗文位于第三排左起第六位。这次会议由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和市人委办公厅联合召开，主要是为贯彻当年6月国家档案局召开的全国档案工作先进经验交流会精神，加强郊县档案馆建设。在会议召开之前，罗文同志专程到青浦、崇明、浦东、宝山、嘉定等县作了调研，然后组织了专门班子，为会议作准备。所以，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反映了上海地区档案馆事业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瞬间，见证了本书日记等文献的作者罗文同志，正是上海地区档案馆事业发展的领导者之一。
罗文同志是一位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革命活动的老同志。他1949年随部队南下进入上海，当年秋冬任中共华东局暨上海市委秘书处资料室副主任，负责档案工作。1950年2月任中共上海市委秘书处档案资料室主任，1957年2月任中共上海市委档案处处长，50年代末负责上海市档案馆筹建工作，此后作为上海市档案局馆领导之一，主持上海市档案馆日常工作，1979年任上海市档案局副局长兼上海市档案馆馆长，直至1984年离休，持续从事档案工作35年，是新中国建立后上海档案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上海档案馆事业建设的开拓者。
自1949年8月组织安排罗文同志从事档案工作后，他就一贯遵照领导部署，全身心地投入此项工作，边学边做。在长期从事档案工作，特别是从事档案馆管理和建设的过程中，罗文同志体现出从事档案工作的光荣感和使命感，在学习、推进档案馆事业建设和发展实践中，形成了有关开展档案工作的一系列想法。他重视做好档案接收整理编目等基础性工作，强调档案馆干部要学习历史知识和中共党史知识，将其视为做好档案工作的基本功；提出丰富档案资源、管理好档案与做好档案利用服务工作三者应当兼顾并进；提倡学习司马迁和外国档案工作的经验，希望能够尽快培养和锻炼一支年轻的档案工作专业队伍，适应时代需要，整理和选编出利用价值高的档案史料，为社会所利用。这从罗文同志当时在上海市档案馆馆务会和干部会上的多次讲话中也得到充分反映。1961年，罗文在对干部讲话时强调：“历史知识是档案馆干部必须具备的条件，干部缺乏历史知识，就不能做好档案馆工作。要把历史学习作为培养提高干部的一项重要任务，各部负责人要有培养干部的责任心，这是馆内的基本建设，党政领导都要抓”，“这是个方向问题，这个方向是对头的，正确的，必须走上正常，坚持经常”，“持之以恒，久而生效”。
罗文同志对档案馆工作规律的认识，得益于他经常通过工作实践不断探索思考总结提升，也同他接受和贯彻中国档案事业的开拓者曾三同志的档案思想不无关系。作为上海市档案局馆领导之一，除了参加国家档案局召开的会议，聆听曾三局长的报告，他还同曾三局长有过近距离接触，受到曾三思想的影响，这在罗文日记中都有记录。如1963年上半年，罗文在日记中写道：“曾三局长指示，用主要精力学习党史、党的政策，熟悉档案内容，才能不断地从历史文件中取出宝来献给党。这是十分正确的。我们必须在实践工作中认真贯彻。”1963年5月上旬，曾三陪同阿尔巴尼亚外宾来上海参观，其间罗文曾参与陪同参观上海国棉二厂等处，日记所记的事情，应该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又如1963年12月罗文参加全国档案工作会议，会议提出要熟悉档案内容，汇编档案史料，参加历史研究，提高服务质量，使档案馆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科学文化事业机构。罗文在日记中记道：“1963年底这次全国省档案馆会后，他【曾三】到我住处单独谈约20分钟。大意是说：上海在中国近代史的地位重要，上海馆档案多、干部多，工作基础比较好，档案的价值【体现在时间纵贯】100多年，帝国主义侵华史、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史和工运史，离开上海的档案，中国任何地区的档案都不能说明这些问题，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上海是个宝库，你们有条件也应该大力编些档案史料。”此后在上海市档案馆馆务会议和干部会议上，罗文多次强调干部要重视学习历史知识和中共党史知识，以利于认识档案内容，判断档案价值，承担档案汇编和历史研究工作。
在事过近60年之后的今天来看，罗文所强调的档案馆干部要重视学习历史知识、中共党史知识，对我们做好档案馆工作、深入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服务，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979年罗文担任上海市档案局副局长兼上海市档案馆馆长后，尽管他年事已高，但仍怀着满腔热情，积极开展档案系统的拨乱反正、恢复整顿工作，集聚“文革”期间被下放到基层的档案干部，对新参加档案工作的人员组织开展培训，组织年轻工作人员学习外国档案管理经验，主持筹建上海市档案学会，收集外国档案发展史资料，尝试编写有关外国档案发展的史料汇编。这表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推进档案馆建设方面，罗文已将视野扩大到国外，内心深处是想通过学习、编写外国档案史等方式，拓宽视野，吸取外国的先进经验，促进自身发展。
在推进上海市档案馆建设方面，特别应该提到罗文对丰富馆藏资源所作的贡献。因为工作关系，罗文同党史革命史研究部门的领导接触较多，受其影响，他对党史革命史资料的收集颇为重视，经常跑旧书店，从那里收集资料，这似乎已成为罗文的一种工作习惯。正是这种长期坚持的努力，使上海市档案馆收藏了一批数量可观而且相当珍贵的党史和革命史刊物，其中一本首版中文版《共产党宣言》，就是当年罗文从旧书店收集而来。
罗文作为一名20世纪30年代初就入党的老党员，长期受党的教育，保持着老共产党人的本色，他作风朴实亲民，不计名利，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在同事中是公认的。日记中有较多篇幅记录了他在历次政治学习和运动中的自我检查、听取群众意见等，说明罗文对这些意见十分重视，反映了那个时代一位老干部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改造和提高自己的精神风貌。尤其是因为历史原因，他的入党时间一度被延迟8年，多年来他毫无怨言，坦然处之，充分反映了一名老共产党员对党的赤胆忠心，令人敬佩！我们从罗文日记和他在当年所作的自我检查中，看到了一名老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和革命情怀。
我们很庆幸罗文为我们留下这些宝贵的日记。本书收入的文献，主体部分是1949年至1984年期间罗文所记工作日记，这些日记时间跨度很长，覆盖了罗文从事档案工作的35年，他以亲历者的身份，记录了他在工作中经历的主要事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海市档案局馆发展的脉络，留下一代档案工作者探索、奉献的踪迹。本书收入的另一部分文献，是罗文作为上海地区档案部门领导在传达中央有关会议精神时的讲话，更多的是作为上海市档案馆事业开拓者在多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这些讲话，反映了罗文对推进档案馆事业建设发展的思考。这些讲话同日记互相印证，展示了罗文丰富的推进档案工作的想法，同时也为后来者了解和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档案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史料。
罗文同志离开我们已经20多年了，20多年来上海档案馆事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从罗文的日记和他的讲话中，我们仍然能够学到许多东西，受到深切的教育和启发。
2019年是上海市档案馆建馆60周年，在庆祝上海市档案馆建馆60周年之际，让我们向这位上海市档案馆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致敬！我们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大力弘扬罗文同志忠于档案事业、勤勤恳恳为档案事业作奉献的精神，为促进新时代上海档案工作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编者2019年6月第一部分 ：日记、回忆选录第一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共上海市委机关（1949—1954年）1949年（41岁）[2]
1月—5月，任南下华东党校队长（支委）。
4月27日，扬州南13里耿家庙。明天过江准备15天粮食，……过[3]江后，全大队番号“南下纵队二支队三大队八中队”。
5月6日，收到总拨款582700元。……王【尧山】部长传达饶【漱石】政委6日在丹阳的报告。“整个军事上进上海没有问题”，“5万多干部，10余万军队目前主要的是组织接管。华东局根据毛主席最近的指示，提出党的政策在接管城市的补充指示”。“军事代表是对军管会负责的，在军管会统一领导下，宣传接管政策，要掌握物资、财产、机器、人员、档案、文件、账簿，接收后了解、监督生产”。“军事代表遇到问题请示军管会，军管会请示市委，市委讨论确定，严格请示报告制度”。……
5月17日，林同志传达：宣布上海市的组织。市委秘书处长林立，秘书科（打字员、书记员；文印、文件往来；收发；文件、档案）、材料科、机要科（电报、电话、政治交通）……
5月20日，业务范围。文稿撰拟，收发，政治交通，电话，油印，打字及速记等，接洽、联系、接待有关机关来往干部诸事宜。机要工作，掌管收发电文及机要文件的保管。干部配备35人。
5月23日，秘书科：赵丁夫、罗文，……
5月26日，南下干部总队独立支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全部到达上海。（一）在华东局秘书处（1949年6月—10月）[4]
6—8月，任上海市委秘书处秘书（支书）。
6月2日，南翔。……进上海市里人数21人，收发、档案、文件起草三种工作首先建立。传达、收发、政交、电话、打字、油印、布置会场：罗文、李展、夏忠，我的电话号码：13156号来，13159向外。
6月11日，秘书处人数：工作队7人，秘书科12人，材料科10人，政交9人，勤杂2人，未分工作22人，房间305室。[5]
6月15日，档案：金石、潘嘉、王青、李达南、张林，现有档案3000份，在丹阳曾初步整理，分地区、中央、各中央局……
甲类：
①中央、西北、华北、中原
②上海、南京、杭州、镇江、无锡、芜湖、徐州、济南、常熟、平津、青岛
③山东、鲁中南、渤海、胶东、潍坊、昌潍、华中、浙江、苏南、皖南、皖北、苏北
④华东局、军区、财办、华支、三野
乙类：
统计、参考材料、研究材料、敌情材料、其他
丙类：
党刊
丁类：
印钤登记
6月20日，工作分工：归档：王青、金石、李达南；盖印、抄写、收发文件：潘嘉、张林
1.作息时间：6点起床，7点早饭，8—12点办公，12—【下午】2点午睡，【下午】2—5点办公，5：30晚饭，7—9点自由活动，9点睡觉。
2.学习：早晚学习，指定文件内容，如社论等；此外有关阅读。
3.工作：尽可能遵守办公时间，必要时可随时工作。……
7月13日，干部会议：清查我内部人员；门禁、传达严些、晚上闭门窗、配锁、请产假、发生火警时急告37分机；档案、抄写、收发，27日，整编节约动员大会。……档案资料过去两家，现在合起来了。
8月3日，资料室情况：在山东时吴1人，及通讯员，共2人；到丹阳增到17人，多系青年，工作研究分工，有计划。
负责资料室的职责：搜集、管理、编写、检查，罗：组织业务学习，了解干部，思想领导。
8月7日，李处长召开干部会：资料档案合并到秘书处。
8月18日，秘书处处务会议。秘书组：赵、潘、裴、肖；会议工作组：陈、梁、梁；文印组：曹、吕。
8月21日，支部生活：掌握批评，适当的作为批评，开展思想斗争；发展党员；健全党的生活，目前我支部保证贯彻整编档案，有条理地提高工作效率。
8月23日，组长会议。分类组：8.1至今有材料1.4万份，每天平均分类650份；缺少桌子、臂套，反映对剪报组不照顾，生活散漫，早晨不起，学习不发言；贴剪工具别人借用不还，有困难……支委会议：分工、编组、学习、会议、改选小组长、中心工作、党的教育（新团员可参加）、建团的问题……
8月25日，工作汇报。档案管理确定专人负责，统计数字、借出多少件；收集和管理材料统计；分类中有何问题；根据工作计划检查完成；对领导的意见，怎样检查，下一个月作些什么（D刊卡、全部汇集）……作资料室工作的条件：1.有干部，2.有材料，3.好方法，4.有时间。
8月26日，小组长联席会议。资料室：学习态度、准备工作。学习中有个人兴趣观点；对学习认识上有何改变，学习态度上、工作情绪上，金组、赵组、管组……逐段讨论，最后综合讨论……
8月—1950年4月，任华东局暨上海市委秘书处资料室副主任[6]（支书）。
9月4日，处务会议：各部门工作成绩统计数目字，干部对工作认识逐步提高，如对秘书工作，初不了解，认为麻烦，后认为是机密工作、参谋工作，由不安心到安心；由不熟悉到熟悉。深入实际研究不够；研究了解上级意图不够；还有些应付被动；对华东各地秘书工作指导帮助不够。……档案资料都是些死材料，应从工作情况着眼。……资料室须整顿一下，不要什么都剪，有价值都可剪，向编辑整理材料发展，有些大学生，训练一些学生编东西，如上海一周经济，不应老照顾研究室需要……
9月5日，小组会议：所有档案均注意有副本（注意与市委分家）。
9月12日，资料室大组会议：特别是今后工作，资料室工作的任务方针。圈报范围不明确，不知人家要什么材料；农业生产材料剪贴太多，但有无用不详；……
现有工作：（1）事务，（2）死材料，圈圈、剪剪、贴贴，长此下去怎么办呢！堆满屋子有何用呢？忙得怪有劲，结果无底。今后应注意研究材料。……今后要注意全国性，不限华东。……研究问题自由结合，先找一个组试一下。档案材料和其他材料不能混，因为它有机密性。现有的工作方法改进，材料范围缩小……剪贴工作效率已提高1倍，但报纸是逐步增加，现已增1倍多，一个战略区1—2城市报，一个战略地方报剪1—2地区报。余合订起做参考。……我们所说研究，是有丰富材料，半成品材料，或产品材料，交别人研究更好参考，总之，我们做到主动供给材料。
10月5日，秘书处办公条例，档案组：整【理】中央文件、党刊卡片、铅印汇报、档橱；资料室怎样做的，做了些什么工作，有何创造、困难？工作方法、思想认识；统计，阅览室。
10月18日，两月（8、9）综合报告：【档】案：651件（8月296，9月355件）；……借出177件；书：来源：1149种，1946套，万有【文库】两橱，12橱；大众丛书一套，24史两部，线装书81箱，154包；外文220册。借出488本；报：华东43，东北16，华北13，华中9，西北1，合计84。借出1719篇。合计借出2384件。圈者26；9月18843篇；全部45000篇，合订74种。25日，工作会议：1.中央文件的处理；2.党刊制卡；3.分类；4.档橱；5.汇报。
11月9日，报纸资料组工作会议：我对全面工作照顾不够；大家认识提高了，工作也得到改进，花费了脑力；今后再在研究工作上下功夫。……
11月11日，晨，档案组工作会议。
11月14日，资料室会议：文管会李亚农召开会，组织编《上海一览》。（1）编；（2）搜史料；（3）审查。……杂志3人，阅览2人，图书3人。搜集材料：满足苏联摄影队材料，编上海一览（沿革、地理、财政、教育、文化艺术、交通、工业、商业、农业、渔业、群运、社会掌故、今后展望）。上海重要法令、各机关人名单、统计月报、新上海工作建设设计所，……（二）华东局暨上海市委秘书处资料室（1949年11月—1950年1月）
11月25日，到华东局暨上海市委资料室。
下午欢迎会，魏【文伯】：资料室是华东局上海市委的，有党内和党外一般资料。搞此工作须有头脑，有政治头脑，今天需要，明天需要，有无价值；有条不紊。作风上要细腻，不能粗枝大叶，……有档案，较单纯；报纸资料较复杂，须人多。
死材料变成活材料，由低级到高级，如经济问题是所有经济问题搜集来整编材料，成为有体系的材料。在此工作中培养一批干部。如学会写社论、写专论、出题写文章，一月或半月学【写】一篇，写好拿来修改。同时学政策，充实自己，写文章看那篇报纸写的对不对，写时怎样下手。
作此工作是长期的，三年到五年，才能使用，看大家努力如何。有的材料了解不够可到下边去亲自了解，一问三不知就不好。互相学习，帮助首长了解情况。斯大林三十余秘书。不能出风头，下苦功，用脑力，有几分书呆子味道，无名英雄，由无名到有名。有名都是由无名来的。
团结、互相研究、互相帮助，不骄傲。学必须问，打破爱面子，不怕争辩，不怕有相反意见，有恒心有毅力，时间有限，读物很多。虚心，有恒心，要钻研。学习工作的方法，多买几本书看。大家来自各方不能宗派，工人是国际主义，取长补短，自大是耻辱。作风生活[7]习惯，不强调，但在政治上、思想上、原则上不能让步。“1949年秋冬间，我同吴【宝康】在华东局暨上海市委秘书处资料室一道工作，室内30余人，吴任主任，我任副主任。在此以前不认识，资料工作由吴负责，档案文件只有一小包（报纸包着）由我负责，我主要搞党支部书记、总支委员工作，宿舍同在三井花园（今瑞金花园，编者注），因此也认识了吴的爱人程桂芬。
在一道工作中，吴对资料工作比较熟练，遇事有见解，肯动脑筋，也有些办法，工作比较负责，我不懂业务，主要搞党的工作，一般是注意尊重他的。吴平时沉默寡言，比较严肃，……我俩关系没有发生过什么矛盾和不愉快的事情。”“我们的直接领导人是秘书长李波人；工作对象主要是华东局、市委领导人，资料也供政策研究室借用；华东局和市委将要分开办公之前，记得一次我和吴在李波人办公室内，李向魏文伯（秘书长）非正式的谈分开办公问题，说要我留市委，吴去华东局，魏表示同意，以后就进一步做具体准备工作，迅速调进两三个新干部，为市委资料室培养班底子，和研究文件的分法方案等，组织决定，我没有意见。分开后，吴到常德路办公，我仍在建设大楼。我不大去他们那里，偶然有事，也去一下。吴那时任秘书处副处长工作，档案资料组是处下的一个部门，我去也是到资料室同一般干部谈谈看看，有时他也陪去；……。”[8]
本年，回忆她是1948年秋从上海撤退到华东局城市工作部的训练班的，当时我在华东局城市工作部任秘书工作，后来从山东益都县菠萝林村到济南，一道南下到上海，一路时间虽不算短，但是和她没有什么接触，印象是模糊的。刚解放，华东局和市委合署办公，组织上把她和王青（训练班的）分配同我三人一道做保管文件工作，以后又进来一个程皓明，再后扩大到30余人，成立了资料室，直到华东局和市委分署办公，她去华东局，我留市委。
在一道工作期间，她给我的印象是工作和王青一样是认真负责肯干的，生活作风三个女同志都是正派的，没有外界拉扯，潘嘉、王青、程皓明三个青年女同志和我关系都是比较好的，一道工作说说笑笑，三个同志都叫我“老妈妈”，我也不在意，随她们叫去。后来说吴宝康同志严肃，像个爸爸，这说明我们关系是好的……
她对各级党政领导都很热情、靠拢组织的，能遵守机要人员的工[9]作纪律。1950年（42岁）
1月中旬，华东局（江西路建设大厦）办公厅设有秘书处、机要[10]处、行政处，档案资料室设在秘书处内，主任吴宝康，副主任罗
[11]文。（三）上海市委档案资料工作的初始期（1950年2月—1954年）
2月，上海市委与华东局分别办公后，市委秘书处下设档案资料室，罗文为主任，下设档案组、图书组、报纸资料组。后罗文任秘书[12]处处长，下设档案资料科。[13]
3月8日，【在】市委资料室。
4月—1951年10月，任上海市委秘书处档案资料科科长（支书、[14]总支委）。
8月19日，资料室对罗文的意见：
优点方面：有革命的家务观念，完全把资料室看成自己的家，工作细致、谨慎，有钻研精神，组织观念强，表现请示报告制度执行严格，发现干部有思想问题及时解决，一般思想领导抓得较紧，但有计划提高干部思想水平不够。
缺点方面：民主精神发扬不够，工作上有些问题没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表现在倾听下边意见，上下结合解决问题不够，而是自己布置一套；有些固执己见，特别是经过自己考虑较多的问题不易接受别人的意见；工作被动，忙于事务领导，从政治上、业务上提高同志的水平不够；有些好表现自己，如总支竞选和学习总结时；对同志[15]看法有些凭印象出发，接近同志也畸重畸轻。
8月29日，资料室对罗文的意见：
罗文同志：兹将同志们——主要是资料室小组及支委对你的意见综合如下，供你参考：一）主要的而且自始至终的优点就是对党忠诚老实，工作上谨慎细心，有革命家的观点，组织观念强，对同志耐心教育，态度诚恳。二）工作上的缺点是领导思想上固步自封、墨守成规，怕犯错误。因而表现在领导作风上手工业式，不善于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客观上形成不民主，不善于运用小组会议形式共同商讨解决业务上的许多问题。而仅依靠自己考虑、自己出主意，与实际工作情况有距离，不能为群众所接受，问题不能很好解决，下面同志陷于苦闷。在支部领导上对于同志思想是掌握得紧的，但同样不善运用组织力量，单纯依赖个别谈话，费时多，收效少。以上是阻碍工作开展的主要缺点与根源。
这一方面的例子如：不参加各组业务会议，也不看会议记录，特别对报纸组帮助是很少的，往往只从工作的形式着眼（如整齐等），而对工作内部的许多问题（如分类法等）少钻研，少与人讨论。
此外，对同志关系上还不能一视同仁，有些温情，重印象等缺点。[16][17]
12月1日，去年10月朝鲜战争形势紧张时，我们准备应付这个情况，在准备工作进行中，在传达报告的引导和钱款收支上犯了错误，现在把这个错误经过，就我能够认识到的写在下面。
一）接受准备工作任务
十月下旬，有一次赵处长【赵丁夫】叫我到他办公室面谈问题，说是朝鲜战争紧张，敌人可能轰炸沿海城市，甚至登陆进攻我华东，特别是上海；我机关办公可能搬移地点，要在上海附近设后方；大的敌情来了，我不能在上海地区与敌展开战争，必须将其吸引到内地打击他。在三、四天内将资料档案全部搞好，准备行动，装运的家具（如箱、橱等）要适合战时情况轻便质好。资料档案的准备工作要考虑在三种情况下的不同办法，即一般情况下全部带走；比较紧张【情况】下全部档案及重要有价值的资料带走，余不带；情况最恶劣严重时，只带档案，余可不带，最高要求人在物在（即与文件共存亡的意思）。干部人员的处理，应分三批。第一批原则上体弱病、带小孩的女同志等跟档案；第二批在较紧张的情况下坚持工作，必要时通知和带领家属到后方；第三批坚持到最后撤出上海，因此第三批干部资料室两个身体壮的，质量强的即可，当即将干部研究划分一下，我暂被划入第二批。
二）了解了这个紧张情况，接受了紧急任务后，回科争取时间即边考虑边布置。
第一步：先进行档案资料整理盛装和大集中。
首先将全部资料档案分成两套（全部资料档案原则上均保【留】两份）。每套再分主要（包括机要密件）、次要与不要（即销毁的），并估计重量和体积。这时部门一批批文件源源不断送来，边收边整理。全部档案资料约□□斤。请示赵处长赶卖接收之图书，以解决档案橱的问题。经过批准后，即照指【示】办理，即报告处理经过。但因其他资料（报纸图书杂志等）尚无妥善办法，只拟紧急时用【装】旧书之麻袋装起。因此在报告档案处理经过时也顺便请示了一下报纸的出售问题，当即允许报纸由我们自己出售和开支。
根据这个指示，随【即】出售一批报纸，按当时的须要将重要的（如油布条箱等）经请示口头批准，即一一购置，很快将各种资料的盛装问题也一一解决了。
时间已进入十一月中旬【，】敌人以六百架飞机轰【炸】新义州。本市恢复防空，我机关派人到后方设营，成立行动机构，干部登记家属，分批组织。在这个紧张情况下，随时都有行动的可能，我们将准备好了的资料放入地下室，这时全部档案资料已基本上准备完毕。
第二步即准备行动和组织干部时事学习，特别是朝鲜前线情况的研讨和外交活动情况的注意，朝鲜战争越顺利，我们准备也越急。
情况在不断演变【，】捉摸不清。准备工作中的需要也非一下子可完全解决，逐步添设。报纸也根据这个需要，先后零整出卖，化【花】起来也很宽裕很顺手，尽量准备周到方便，甚至除化【花】费外，还想留一部【分】款给跟随档案的同志带在身边，以备上下火车汽车轮船雇人搬运（因干部病号多、女同志体弱的多）和重病号等必要时支用。想着款项存放和账目由管账人负责，收支错了由我负责。
行动的准备工作是按照最坏情况准备的。当时脑子里最显著的想法是“与文件共存亡”，第三批是游动的紧张情况，我会留在第三批；那时他们都走了，我一二人只带大衣、指南针、雨衣、旅行包（放文件用品）、手枪、望远镜（注意敌我不分和观望敌我飞机用）、手电筒等，其他一切都不要了，坚持到最后撤出上海。
有几天思想上过于紧张，白天跑到街上买东西作准备，夜里身体虽很疲劳但是也失眠睡不着觉。一直到十二月一日，敌自清川江以北向南总溃退，我们的准备工作如档案资料、干部问题、行动问题等一切均已最后完成。因此，虽考虑敌人可能在溃退期发疯炸我后方，但[18]精神已安定下来，工作已注意……[19]
12月16日，市委档案资料科。1951年（43岁）
2月，《对罗主任的意见》（此条引文中“罗主任”简称“他”，编者注）：
高：做事快，容易和同志接近，可说是打成一片，不像吴主任那样冷静、很老实。孙A：能经常地和他讲故事，转党前我思想问题很严重，我第一次接近他，最初以为他不会讲话，其实他讲得很好，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启发了我。孙B：他朴实而诚恳，做事也细心，在欢迎新同志会上他看到李处长很耐心，很容易接近人。缺点是不能放手改革，不主动改进，看书时间好像太少。对自己顾虑少，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丁：做事细心，讲得清楚，我主观上认为他有两点，认为对同志的了解思想上不深入。汤：我也感到他会和同志们讲话。但他不如吴主任能在思想上抓思想上的核心问题，他工作负责任，检查学习很深刻。储：工作抓得紧，思想不深刻。王：党性很强，调档案室时，本来与自己意见相违，但一开始他有信心克服，而且也真的克服了，对自己利益考虑少，对党的利益看得高。作风很诚恳朴实，他总是愉快的，虽然会说笑话，但是诚恳的，群众观点强，立场稳定、看法很正确，我们把他看成爸爸一样，没有顾虑。领导工作先紧后松（学习），档案工作领导无计划、本身也有拖拉。对轻重缓急不分（总结丢下，搞中央文件），这或是拖拉，或是考虑较少。九月份工作有了改进，他认为平淡，这是自己亲身参加少，以致体会很差，觉得他主观很强，和他讲了许多，他说出来后还是自己一套。（总结会我们本来提了很多尖锐意见，但他综合一下温和了，当时他不同意应在会上反对，但当时不反对，而以后却坚持自己意见。）工作有时似乎很忙，但又似乎很弄不好；我觉得他钻研很好，但所得不多。一个不好习惯，事情总要拖到临急才做（开会、发票），不顾及自己的利益，……党性强在处理问题上立场坚定。很多事情无法动手而苦闷，增加人，扩充办公室过分小心，怕错误，结果不敢大胆放手，有点机械，应该吸收同志意见，鼓励提意见，小手小脚，有些琐碎，但也小心谨慎。程：还有一点，很有修养，我很急，但他很平心静气的答着。很能照顾同志，一次我不舒服，他照顾得很好，我感到他像我的爸爸。缺点是：听了人家意见后，没有回答而坚持己见。的确他很服从组织上的工作，如印鉴。魏：党性修养强，工作细心郑重，俭朴，特别感到他关心别人掌握思想，平时虽会说笑，但很注意各人的思想问题，而以自己的坚强党性来感动人。能亲自帮助我们动手布置阅览室，家务观念很强，像是家中主妇一样。缺点方面：思想似乎迟钝，问题说一两遍似乎他不知道，这里或许是工作太多，我倒认为对工作的担负假使吃不了，还应向上反映，因为感觉比较迟钝，电话又很多。嵇：工作责任心强，党性修养好，作风上能和干部打成一片，看来不像主任。转党延期问题两次问他都说没有延期，但这是错了，不知过去是怎样处理的，但一点在研究问题时不够。思想情况掌握好，有时比小组还清楚。做事手续清楚，处理孙的事，他将详情告我，交代分清。潘：优点的所在大家说的很清楚不再重复。缺点补充，乱一点，对徐入团事，处理差，以小盖全。
罗：意见提得很宝贵，提得没有顾虑，这是很好的，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我回去讨论一下，在下次小组会报告，并希望大家再准备一[20]点，做进一步的谈，还可以个别交谈。[21]
10月—1952年10月，任上海市委秘书处副处长。
本年，《自我检讨》：
一、对党的各种政策掌握与贯彻。一年来虽对各种文件指示与领导意图能注意研究，结合实际情况执行，办文能经常注意原则性、政策性与实际情况，处理较大问题慎重研究和商讨，并有某些改进和提高，但缺点和错误也是严重存在的。如保密工作，对中央关于加强国防部门和国防生产部门保密工作指示，由于思想上重视不够，致未给1954年保密工作转向国防及国防生产部门创造下有利条件及思想基础，这是一个损失，也是一个严重错误。其次，对总路线的思想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严重意义认识不足，体会不深，不能很好地时刻注意贯彻到工作中去。如对鞍钢代表来沪慰问参加鞍钢建设的上海工人同志，在接待时思想上未能从总路线这个严重问题考虑进行接待。再次，在文字工作上，有时照转和粗心大意，研究和审查注意不够，致有拟稿推翻重写和发出后更正的现象，这基本上是因为责任心不够和努力提高政策水平不够。
二、领导作风与思想领导。一年来虽在集体领导上能注意克服主观的自搞一套，相信群众，尊重各个干部的分工，发扬民主，接受党与群众的监督与批评，在思想领导上，注意克服某些狭隘的本位思想和某些单纯业务，忽视政治的现象。遇事能从整体考虑，从政治着眼，注意结合当时政治形势对待工作。但缺点也是严重的，主要的是事务主义，表现在事无大小、缓急不分，碰到什么做什么，其结果是被动应付，失掉方向和中心，也表现在盲目自满，安于现状。如对个别部门的工作（主要是档案工作）在思想上盲目地认为已有基础，较长时期让其自搞，形成不了解情况，致无法不断提出意见向前推进。
三、工作态度。工作的态度一般是负责的，工作情绪比较正常。但由于责任心不够强，因而作风不够紧张，但更重要的是经常地、主动地注意根据工作的发展改进工作和全面地、有计划地推进工作前进不够，致形成顾此失彼，时紧时松和被动应付。
四、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主要表现在从个人兴趣出发，脱离现实的个人打算。如有时想专业化，怕工作中犯错误。这就造成对工作不敢多负一点责任，或负大一点责任，想工作单纯一些。对此虽有所警惕，认识有所提高，但也还难免或多或少时隐时现，致影响政治上的开展和提高。……
今后努力方向：1.继续努力总路线的学习，不断提高认识，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将总路线的思想贯彻到工作中去。2.进一步加强干部团结和集体领导的力量，以发挥干部积极性和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做好党委的助手作用。3.经常注意全盘考虑工作和计划工作，注意分清[22]缓急、主次，明确中心，争取主动工作，克服事务主义。1952年（44岁）
约8月上旬，《1952年三反以后的自我检讨与鉴定》：
在三反运动胜利结束时将我的工作、思想及作风等方面检查如下：
在几次大运动中的表现：1951年土改与镇压反革命时，……业务工作未能更好地围绕着党委的意图和运动的发展来进行。如资料档案在运动中的作用问题，虽也提出配合，但未认真组织干部讨论研究，致材料未起到应有作用；在支部内对党员同志了解和教育虽进行了一些工作，但不够彻底。如有个别党员失掉立场，迄今未作最后处理。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表现：开始时对三反五反认识不够，且带有狭隘经验主义的看法，未认识到这是异乎历来运动的一次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伟大的社会改造运动。一步步被卷入运动。在检查领导时，同志们对我在浪费、官僚主义及生活作风上提出若干意见，虽然当时对我是一个空前的猛烈冲击和巨大的震动，但是由于自己政治嗅觉迟钝，在新事物的面前不够敏感，兴趣热情亦不够高，认为意见虽好，但有部分不一定正确。于是不愉快，不相信自己犯了错误，继而产生一种消极和敏感的心理，想于运动结束后要求调动工作。听到有被撤职处分的干部时，即联想自己，估量自己，直到五月份总结秘书处工作和听谭震林同志思想建设报告时，这种心理才得以基本克服。
以上这些都说明自己的政策性原则性低，在新的事物面前感觉迟钝，落后于客观形势的发展，致陷于狭小个人工作范围的个人得失的小圈子，遇到刺激不能更镇静坚定。
在领导方面：领导方式上有些老一套，勇敢改进不够，对工作缺少系统地从发展过程和工作程序中进行检查，改进提高。如总结的方法只重视成绩数字，而【对】总结中所提出的问题加以研究和解决就显得不够。了解下情不够深入具体，又不注意发扬民主和发挥集体力量，布置工作多主观的一套，往往不够适当，而中途改变。因此同志们反映“布置布置再布置”。不善于运用组织力量，这表现在各种制度的建立与坚持不够经常。分工不细，干部忙闲不匀，致组织松懈，这种情形长期下去，即必然领导没有远见，工作上被动、忙乱，不了解情况，造成官僚主义。
思想方面：三年来对资产阶级思想侵蚀一向是麻痹的，因此不知不觉中产生一种想在生活上安逸丰富的思想，想久居一地，房内整洁安静，好读书写东西，忘记了革命的艰苦朴素的传统作风。反映在工作上即铺张浪费，不求实际，在一定条件下迅速发展。如【19】50年应付情况时钱款开支即典型一例。削弱了革命战斗的锐气。工作不能深入，造成损失。工作上想单纯专业化，实质上即怕负责任，个人患得患失，如此次担任秘书处的工作时，思想上存在较长时间的顾虑，不能从党的需要和党的事业出发去考虑工作。这种思想反映在学习上，钻研技术性的业务，对政治兴趣开始逐步淡薄。如对《毛泽东选集》的研究，认为其中一些文件过去看过，不去再认真钻研，迅速看了一遍就算学过了。……
以上这些缺点，主要是由于自己家庭是新发富农，从小参加这种个体的分散的农业劳动，今天反映到工作即忽视组织力量分工合作，又由于以往长期做教育工作，斗争比较单纯，养成自以为是，民主作风不够，和不习惯领导复杂工作。又由于抗战前在大城市生活时间较长，思想上与资产阶级界线模糊，且在某些生活方式上学习资产阶级，加之在党较长时间教育下自己努力不够，因此进城三年来思想上自然地受到资产阶级的熏染。
今后努力方向。加强政治学习，主要是有关业务的政策学习，以提高政策性和原则性。
发扬民主，大胆领导，不怕复杂困难，越负责重，领导问题越多花精力研究，以克服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打破个人主义患得患失的[23]小圈子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
约8月11日，《自我鉴定》：
优点方面：工作态度严肃，不计较党所给的任何任务，能自觉地埋头工作，精神集中稳步前进。一般能团结群众，生活上融洽。
缺点方面：工作上安于现状，不能很好地围绕上级领导意图进行工作，也即政策水平与理论水平赶不上工作需要，造成理论与实际脱节现象。思想意识上，小资产阶级的患得患失，表现在工作上有单纯的任务观点，学习上的兴趣观点和生活作风的铺张表明不求实际。领导上自作主张，民主作风不够。
今后努力方向：加强政治学习，主要是有关业务的政策学习，以提高政策性和原则性。发扬民主，大胆领导，不怕复杂麻烦，越负责重，领导问题越多花精力研究，以克服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打破个[24]人主义患得患失的小圈子，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
直属领导机关鉴定：
除同意罗文同志的自我鉴定外，罗文同志在工作上钻研业务的精神是好的，但对政治学习兴趣不够浓，对新鲜事物的吸收不够快，因此，政治开展较慢，工作容易陷于本人业务的狭小圈子里。在领导上[25]关心干部的政治水平的提高亦较差。[26]
10月，任上海市委秘书处处长。
约10—12月，《补充1952年“三反”以后的自我检讨与鉴定》：
从发展中看，数月来对自己的认识及优缺点的表现，作如下补充：自上次检讨与鉴定以后，对自己的缺点有所警惕与某些程度的克服，如对上级的意图与指示能够重视，并从整体考虑贯彻执行，在具体工作中掌握全盘，注意计划性与思想领导，发挥民主，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不断改进工作。但目前还存在若干缺点，主要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够，表现在接受批评时要求对方提得正确，不能真正做到“言者无罪”和“闻者勉之”。在检讨时对自己缺点认识与分析批判没有对别人的缺点认识分析与批判深刻，总之是对人严，对己宽；其次在群众[27]关系上，主动接近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向群众学习不够。1953年（45岁）
年底，《三反及三反以后党小组对罗文同志的意见》：
怕负责任，这是人生观的问题，即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不够。想安逸，削弱共产党员的锐气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怕工作多了不好，未从组织需要着想，而是从做不好不光彩。执行党的政策决议和时刻考虑领导意图不够，而是限制在个人狭小工作范围内。个人利益与党的、人民的利益的矛盾，有本位主义，如干部问题的保守，考虑问题从本部门考虑的多。批评与自我批评上对人严对己宽，对批评的接受与积极克服不够，要求别人批评正确，分析别人的问题比分析个人的缺点或错误要深刻些，大胆些。群众路线，自己解放大胆放在群众中，接受群众监督，相信群众，但接受群众的意见和主动接近群众也还不够。学习无中心，为共产主义伟大事业前途努力学习不够。今后领导处的工作，范围广了，钻研领导的方法更重要，克服与防止事务主义。在今年下半年比上半年已有改进，如总结解决思想问题，实际具体问题，政治上、思想上领导较前好。
群众接近不易，有反映罗面孔严肃，接近时有点怕，被领导者感到不像自己的处长。三反前感到受资产阶级影响，现在较前朴实，很注意根据办公厅所指出的问题精神去做，注意了思想领导；但对工作情况了解和提出意见仍不够，接近群众少，对同志帮助除在小组会上外别的很少。
从发展中来看提出如下几点：（1）工作安于现状的情形已开始有转变，工作上严肃、细心、埋头苦干。能注意从政治看各项工作。（2）民主作风有改进，对同志诚恳。但团结群众、接近群众以及在生活上与群众打成一片仍不够。（3）能注意执行领导意图和指示。（4）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够。（5）三反前后有所不同，较前谨慎、有改进，但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呢？哪些地方好了呢？还需注意些什
[28]么？1954年（46岁）
2月13日，《征求秘书处几位主要干部的意见》：
司徒钧：处理问题在政策上是谨慎的。但工作的主动性不够，多是问题来了才解决，主动了解情况不够，这也是工作被动的主要原因之一。新三反后工作主动性有转变，目前又有些被动了，但在办公室的工作已基本上克服了混乱现象的条件下，应更多抽出时间主动计划工作，推动工作。群众路线问题，当自己没有见解时易接受别人意见，而一旦有了见解时就不易再接受别人意见，或与群众主动商量。在某些地方工作上还有保守，有时谨慎是对的，有时是不够大胆，如干部调动，考虑来考虑去，又怕工作搞不了，放不下。
何路通：几次运动中掌握政策和执行市委领导意图是谨慎的，但在结合处的具体情况布置这些运动是不够的。如新三反从上而下和从下而上，对处的意见很多，希望处经常了解、帮助，解决问题，这点从运动以后来看是不够的，运动深入要解决问题时就不够，是否魄力问题？工作主动性，主动的考虑全处工作、计划工作少。总的处各项工作是向前推动的，前进的，但大多是各自摸索的，有些问题下边到一定程度时感到需要处的领导，但处不能满足这个要求。工作深入不够，真正具体的对各部门工作了解不够，一般是经过检查才发现问题，如总结工作中多是各种的意见，处怎样看法呢？分析提出问题不够。有计划的培养干部不够，找干部谈话和教育帮助少，反而在细小问题上如这个字错了等倒注意。
左羲东：未集中精力对待自己的工作与生气勃勃地热爱和钻研秘书工作，不是领导同志们前进，而是被推动前进，对各科组的工作要求不严，往往是提出后不得不解决，对干部对自己要求都不够严，批评少，有时考虑秘书长是否同意？总结要求下边限期交，而处却拖延不作总结。
许庆元：新三反时工厂与处的关系不够密切，李、支同志反映我们是否离的远些，争取与处联系，过去下边有问题才找处，忽然来了一件事情（如总路线）大家就紧张了，找处谈问题，谈完没得谈了，过去赵、方处长启发干部一起谈谈，罗很少。三反中提出的问题解决[29]了，但不断提高不够。
12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档[30]案工作会议，出席119人，列席131人，至8日结束。[31]
回忆：“我和他（曾三）的接触是在北京、上海、南京三地。第一次是在1954年在北京开全国文书处理与档案会议。那时他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秘书局长（后还兼任中直机关党委书记和[32]国家档案局长）。”
年底，档案工作的方针：1954年底是边学边做（12月1—8日，[33]通过照中央省市条例，统一认识和做法）。第二章 贯彻中央档案管理制度（1955—1958年）（一）边做边学（1955—1956年）1955年（47岁）
1月15日，密委批准名单：王尧山、曾涛、孙更舵……罗文8人，[34]王为书记、曾为副书记。
2月7日，密委名单：王尧山、郑平、曾涛、李研吾、赵行志、丁明新、许萌、廖昌英、罗文、任兆祥等17人。王为书记、曾为副[35]书记。
4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政治部聘请为公安学院上海分院[36][37]第一期教员，担任保密工作问题课的讲授工作。
5月中旬，“1955年5月中旬，市委异乎往常地、紧张地研究和一系列的布置肃反工作。这一工作在秘书处各项工作中也体现着：严重的敌情在报纸上一批批地揭露；机关内部的胡风分子被清查清洗着。这种情况下，我同大家一样在精神上是很振奋的，抓紧学习《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及有关材料，慎重地围绕着市委此项工作活动和意图积极工作，并【抓】干部思想教育，共同提高认识，赶上当时[38]的需要。”
6月下旬—7月上旬，“6、7月间，我因患丹毒症住医院半月，病中是很急躁的，只好躺着看些肃反材料，有时还被护士同志劝阻，但终于还是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看完了第二遍。并将罗瑞卿部长关于肃反的一篇文章作了笔记。……这对我是又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阶级觉悟有很大提高，工作责任心有所加强，政治警惕性有所提高，特别在对干部过去从政治本质上着眼和人事制度上从纯洁组织着眼做得不够的情况，现已注意克服。缺点方面，整个过程中暴露很多，如对各项工作中的漏洞检查不够深入、细致和全面，主要靠行政领导人进行检查，未发动群众；在堵塞漏洞方面堵大未堵小，很不彻底。遇到困难时主要是转入专案斗争以后，往往强调各级领导弱的客观情况，而具体帮助各级领导和不断教育干部和提高干部不够。特别是转入专案斗争后，同肃反小组的联系不够密切和主动，有些偏重行政工作的情形。总括以上来看，通过这一伟大运动，阶级觉悟有所提高，工作态度有所改进，但政策思想是赶不上形势的要求。
今后首先加强学习和不断教育干部，提高工作中的思想性，克服单纯的业务观点和个人主义的专业化思想。其次，大胆负责，克服自己在某些情况下的自卑与自满的心理。第三，克服麻痹思想，特别在[39]人事制度和保密工作，更应注意提高革命警惕。”1956年（48岁）
10月30日，抄写《关于罗文同志1932年失掉组织关系的审查结论》：（一）简历（略）。（二）审查的问题及查证结果：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