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小建,仉建涛 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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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发展咨询建议集试读：
前言
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其中，“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协调发展理念的提出，是党中央坚持问题导向、破解发展瓶颈的应对之策，也是着眼未来、谋划全局的战略考量，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作用，而协调发展理念则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要发展理念之一。
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发展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按照“河南急需、国内一流、制度先进、贡献重大”的建设目标，以河南省“两不三新”（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三化协调”（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需求为牵引，努力实现“三化”协调发展基础理论、政策研究与实践应用的紧密结合，支撑河南省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农业现代化建设走在全国前列，引领中原经济区和河南省成为中国经济升级版中的新经济增长极。近年来，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发展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各研究团队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向中央及河南省委、省政府建言献策。尤其是2013年以来，我们强化了内参《“三化”协调发展》的编印工作，以进一步整合优势资源、提升研究能力、推出重要成果、服务地方发展。本书是对《“三化”协调发展》研究成果和决策建议的集中展示，贯彻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尤其是以协调发展的理念为核心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新型农业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做了集中的探索。
在新型城镇化方面，我们对以新型城镇化推动城乡协调发展进行了重点研究。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协调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以新型城镇化引领区域协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阶段，要更好地抓住推进新型城镇化和统筹城乡发展的机遇，积极探索和引领区域协调发展。我们认为，新型城镇化的本质是城乡协调，应当实现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相协调、居住城镇化与社会保障城镇化相协调。新型城镇化应当坚持科学的发展原则，稳步发展、规划先行、综合利用、节约用地。推进新型城镇化要尊重其演进性，可以沿着区域人口预测、城乡人口结构、聚落等级规模、聚落空间结构、聚落区位选择的思路进行分析论证。我们认为，新型城镇化最突出的着力点就是在推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降低对城镇化速度的渴求，在城乡统筹发展上多用劲，在城镇化结构变化上多给力，把政府调控的力量多用在创业和创新上。我国应当积极探索“互联网+城镇化”，让新常态与信息化成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思维范式，把城镇建设成为现代文明中心，让最新的科研成果尤其是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化成果在城市集中使用，促进城市各种资源配置效率大幅度提高。河南省在持续推进原有“三大国家战略”规划深入实施的同时，应当全面、系统、高起点地以更加开放的思维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对于中原经济区尤其是河南省的城镇化进程，我们认为，当前河南省城镇化面对诸多难题，如城镇的辐射带动能力和综合承载能力不足、规划的科学性和严肃性不够、产业的支撑能力和吸纳能力不强、资源的保障和匹配不力、农民的进城能力和意愿不高，应当进一步加强细化统筹、提升规划水平、创新体制机制、加快盘活资源、创新社会治理模式、完善考核体系。
在新型工业化方面，我们对河南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及构建产业新体系进行了调查研究。在新常态下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构建产业新体系，是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实现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的迫切需要。我们认为，中原经济区应当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中原经济区实施新型工业化，应当坚持工业企业实体经济优先发展的基本原则；坚持工业化主导下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方略；坚持发挥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基本作用。我们认为，产业集聚区建设的重心是构筑战略支撑产业。战略支撑产业的选择，应当坚持突出比较优势、吸引域外稀缺要素流入的原则，坚持科技型带动、促成跨越式发展的原则，坚持错位竞争、竞合发展的原则，坚持环境保护与资源集约利用的原则。对于中原经济区尤其是河南省的产业体系，我们认为，河南省既可以吸收浙江“草本经济”（以小型企业为主）、广东“灌木经济”（以外向型中型企业为主）与山东“乔木经济”（以大型企业为主）的优点，又可规避它们的一些缺陷，发挥后发优势，使各种类型的企业连接起来，形成各式各样的产业链条与价值链条以及产业集群，并在产业终端发展出多种多样的循环经济，使废品—资源再循环，形成独具特色的产业链条与循环型经济（简称“链-环经济”）。我们认为，产业集聚区作为河南省经济的主要增长极、产业结构调整的新引擎、可持续发展的示范区、新型城镇化的助推器、开放招商的主平台、改革创新的先行区，有能力、更有责任在破解新常态下的发展难题、打造新常态下的竞争优势上走到前面，持续上规模、上水平、上层次，提高吸引力、竞争力、带动力，在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中发挥更大作用。
在新型农业现代化方面，我们对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以及推进农业现代化进行了着力探索。“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同步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薄弱环节是农业现代化。我们认为，新型农业现代化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以粮食优质高产为前提，以绿色生态安全、集约化标准化组织化产业化程度高为主要标志，以基础设施、机械装备、服务体系、科学技术和农民素质为有力支撑，以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新型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发展为内容特征的农业现代化。我们认为，农业转移人口缺乏进城的经济能力，政府缺乏相应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农业转移人口缺乏城市主体意识，城市缺乏有效的综合管理，对于农村转移人口离农，其基本思路是“推”“拉”并重，合力前行；“移”“序”兼顾，合理推进，“定”“行”相济，注重保障。我们认为，“十三五”时期，河南省推进现代农业大省建设需要实现农业发展方式七个转变：一要促进农业由主要追求数量增长向数量、质量、效益、安全并重转变；二要促进农业发展由主要依靠资本投入、资源消耗向技术进步、资源节约转变；三要促进农业生产由主要依靠“靠天吃饭”向提高物质设施装备水平转变；四要促进农业由传统单纯的保障功能向现代多重功能转变；五要促进农业向更加适合市场需求的优化结构、延伸产业转变；六要促进传统农民向高素质职业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转变；七要促进农地经营由细碎分散化向多形式适度规模化转变。
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发展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对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农业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探索成果，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以及河南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的重视，多次获得批示，有的成果直接纳入政府决策。这体现了我们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也是我们建设新型高级智库的努力目标。作为我们具有传承性的品牌项目，《“三化”协调发展》的编印工作得到了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发展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理事会和协同单位的大力支持，得到了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河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河南大学、郑州大学、许昌学院、信阳师范学院、信阳农林学院、河南省经济学会、河南省经济伦理学会等政府机关、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一大批领导、学者的关心，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今后，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发展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的总体思路是积极贯彻《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2011计划”）精神和《“河南省高等学校协同创新计划”实施方案》要求，在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导下，瞄准河南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农业现代化建设走在全国前列的发展目标，围绕重大任务，坚持人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按照“需求导向、创新引领、全面开放、深度融合”的原则，通过机制体制改革，整合优势资源、汇聚高水平人才，提升持续创新动力，推动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发展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的平台和研究团队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带动学科发展，推出重要研究成果，为中原经济区建设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决策建议。
新型城镇化篇
[1]全面理解新型城镇化[2]李小建编者按：我国提出新型城镇化发展思路，是对中国国情下城镇化路径和实现方式的创新探索。新型城镇化既包含对中国过去城镇化道路的反思，也包含对西方城镇化过程中出现问题的思考和规避，更包含对世界未来城镇化前景的新设想。国内外城镇化的经验与教训表明，新型城镇化要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强调经济发展是城镇化的原动力，强调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强调科学汲取发达国家城镇化经验中的合理成分。而以人为本、低碳节约、格局优化、新技术引领应当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涵。
城镇化是发达国家较早出现的现象，不同国家的国情各异使得各国城镇化发展路径和表现形式各具特色。中国政府总结国内外城镇化发展经验教训，提出新型城镇化发展思路，是对中国国情下城镇化路径和实现方式的创新探索。新型城镇化既包含对中国过去城镇化道路的反思，也包含对西方城镇化过程中出现问题的思考和规避，更包含对世界未来城镇化前景的新设想。一 新型城镇化是对中国过去城镇化的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期，特殊国情带来了独特的发展方式。第一，政府在城镇化推动中起主导作用。一方面，政府通过城镇发展政策和城镇规划，运用行政力量影响城镇化进程；另一方面，政府直接介入城镇化的实施过程，干预城镇化的微观运行。本来，有多少城镇，各城镇有多大规模，在什么地方建设，发展速度怎样，应由市场决定。但在中国，政府的决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主导的城镇化可以带来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但导致了资源配置的低效，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我国投资结构失衡、地方债务负担沉重。第二，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中国长期实行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改革开放以来，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到城镇寻找新的就业机会，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过去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但这些人并没有真正成为市民，不能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样的公共服务。2013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3%，但城镇人口中有两亿多人为农民工，真正市民化的城镇化率在40%以下。与此相对应，在政府主导下，中国的土地城镇化或景观城镇化却发展很快。城镇征地快速增加，城镇新区、开发区、工业区、产业集聚区遍地涌现。全国城镇建设可容纳的人口远远大于已城镇化的人口。第三，人为限制大城市发展。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制定并实行了“大力发展小城镇、合理发展中等城市、限制发展大城市”的政策。小城镇的发展对带动地方经济、吸纳就业、增加当地居民收入起到一定作用，但也存在资源浪费、基础设施薄弱、环境污染等问题。限制大城市发展，难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实现规模经济，难以形成强大的经济增长中心、辐射带动较大区域的发展。
反思中国城镇化道路中的不足，新型城镇化就是要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强调经济发展是城镇化的原动力，强调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科学汲取发达国家城镇化经验中的合理成分。二 新型城镇化是对发达国家“城市问题”的规避
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虽然促进了经济社会变革，但其伴生的“城市问题”始终困扰着政府和社会。第一，交通拥堵。交通拥堵是世界性的城市难题，不少城市通过拓道路、建高架、修轻轨、铺地铁等设施改善的方法增加通行容量，或是通过限行、控制个体交通等方式实施交通管制，但大部分城市未能彻底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第二，环境污染。发达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都出现过严重的环境问题。如洛杉矶是美国臭氧污染最严重的城市，1990～1993年，该市分别有118天、111天、130天和102天臭氧浓度超过全美警戒标准。英国大气污染最严重的50个监测点，全都位于伦敦。德国在2013年因为33个城市氮氧化物排放超标而遭到了欧盟的警告。此外，城市人口和经济活动密集，细菌、病毒和微生物容易通过大气、水体、土壤、食品、人类交往等途径传播滋生，危害人类健康，减少生物多样性，引起生物污染。第三，地价上涨过快。人口、经济活动集聚带来土地增值，但也导致地价快速增长。如日本六大城市的地价在1960年至1990年上涨了56.1倍，年均增长14%以上，而同期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却为6%～10%，由此导致严重的房地产泡沫。第四，城市贫困。城市人口过剩和就业机会不足相伴，再加上福利制度不完善，致使城市贫困持续存在。一些发达国家的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都市区，形成与现代文明截然反差的贫民窟。德国经济研究所报告称，2008～2014年，德国大城市居民的平均消费能力相比乡村地区居民的平均消费能力逐渐降低，导致其贫困问题恶化。据人民网报道，2012年美国最贫困城市新泽西州卡姆登市7.7万居民中有3.2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城市失业率高达19%。据美国人口普查统计，2011年，美国收入低于贫困线50%的极贫人口达到2050万人，占总人口的6.7%，首都华盛顿的贫困人口比例达10.7%。
新型城镇化是积极应对、有效规避发达国家“城市问题”的城镇化，既要通过前瞻性的规划来分散拥堵压力，以可持续发展理念提高城市承载能力，又要以产业支撑和有效就业来解决失业和减少贫困，还要通过综合配套改革、改变城市治理方式，有效预防或减缓地价过快上涨等“城市病”。三 新型城镇化是对中国理想城镇化模式的新构思
新型城镇化是中国抱着对世界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立足中国国情，借鉴西方经验，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借助新技术发展，对中国如何积极稳妥、扎实有序推进城镇化的重大探索，是对中国理想城镇化模式的新构思。其内涵十分丰富，其中以人为本、低碳节约、格局优化、新技术引领非常重要。
——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在哲学层面上是对传统城镇化的反思和扬弃。传统城镇化把物质财富的增加作为实现手段和追求目标。新型城镇化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人是城镇化的主体和价值取向。以人为本在理论层面是对传统城乡二元结构的突破。新型城镇化突出城乡统筹、工农互惠，强调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摒弃了“城市偏向”和“忽视乡村”的发展思维；以人为本在实践层面是在对中国城镇化条件慎重考量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实现人的城镇化、最大限度保障人权的有效途径。在人多地少、农村人口数量庞大的特殊国情下，应有序推进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充分尊重农民在城乡居住上的自主选择权，宜城则城，宜乡则乡。
——低碳节约。新型城镇化将生态文明理念全面融入城镇发展过程中，构建低碳节约的生产、生活和消费方式。首先，经济活动要节约集约，产业发展和城镇建设要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水和能源等资源，强化资源循环利用，发展环境友好型产业，推动环境友好型生产改造，降低污染排放；其次，要发展绿色交通，加快发展新能源、低排量交通工具，完善公共交通体系，提高公共交通出行比例；再次，要推广绿色建筑，最大限度地提高建筑能效；最后，要推崇简约适度、文明和谐的生活方式，慢生活、简出行，培育绿色低碳的生态文化。
——格局优化。新型城镇化以城镇体系和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格局和形态优化为基础。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优化空间布局，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体系；依据城镇化发展阶段，优化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实施组团式发展，合理定位组团功能，增加组团内部联系，减少组团间通勤，以多中心组团为节点，构建城市综合交通体系；顺应城市发展趋势和生态文明新要求，通过规划引导、市场运作，培育各具特色的卫星城（镇），疏散中心城区功能，提高城市生产和生活效率，推动城市与生态环境良性融合。
——技术引领。城市发展周期与经济、技术周期紧密相连，城镇化过程必然留下当时产业和技术进步的烙印。蒸汽革命及之后的电力、化学革命，引起大量产业和人口向城市集聚，城市数量和规模迅速增加，进入“生产型城市”的发展阶段。20世纪后，以分工和专业化为基础的“福特主义”出现，实现了大批量生产并催生了快速运输网络，促进了城市扩散，带来城市向生产和服务并重的转变。之后信息技术、微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弹性专业化和精益生产为特征的“后福特主义”的出现，使城市完成了从生产型到服务消费型的跨越。当前，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深刻改变城市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产生诸多与此相适应的城市发展模式，智慧城市即是其一。新型城镇化应当应用智慧城市理念进行城市规划和建设，把技术和人有机结合，建立城市智慧管理系统，提升城市建设和管理的智能化、精准化水平，促进城市生产、流通、服务高效运作，促进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1] 原载于《“三化”协调发展》2015年第1期。[2] 李小建，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发展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原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从“人地关系”视角理解新型城镇化[2]李小建
编者按：新型城镇化对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但操作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从长远出发，新型城镇化要注意全面整合城乡聚落体系，使大小不同、功能不同、环境不同的各类聚落形成统一和谐的整体；新型城镇化推进要尊重其演进性，应该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可顺势而为，助推其进程；在新型城镇化实践中要考虑区域内城镇与乡村人口的变化趋势、城乡聚落的等级规模关系、城乡聚落的空间格局关系，对聚落的区位及发展规模进行科学论证。
当前，政府主推的新型城镇化正在许多地方如火如荼地展开。这对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由此可能引起中国几千年聚落传承的巨大改变，学术界对其操作中出现的问题比较关注。而这些问题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已经很快，不少地区通过新农村建设会进一步加快城镇化进程。过快的城镇化可能带来更为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②中国未来的聚落大小及空间格局会呈现什么形态？在尚未获得科学结论之前，如果按照统一模式规划和建设，可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③一些新农村建设过程伴随有“大拆大建”，而中国乡村聚落是当地居民长期适应和利用环境的结果。不考虑原有的聚落格局，将不利于中华民族人居环境传统的延续。④用地问题。新建聚落多选择在区域中心或交通便利区，这里多为良田。虽然理论上村子搬迁后会整理出农田，但多数地区把原有村庄用地作为建设用地指标有偿转让。其结果是农田面积不增加，农地质量却下降。此外，新农村建设多按当地户籍人口分配居住用地，人口城市化会使不少农民入城居住，由此带来城乡建设用地的空间错位。这些问题主要形成于实际操作过程中，但根源主要在于其指导理论薄弱。城乡聚落是人们利用自然的一种反映。从“人地关系”理论出发，可以对新型城镇化发展做以下梳理。一 新型城镇化本质是城乡聚落体系的统一和谐
依据规模大小和功能差异，聚落可以分为若干等级，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县城、建制镇、中心集镇、一般集镇、中心村、基层村等。一般意义上，城镇化是指人口由农村向城或镇转移的过程。由此把聚落的诸多等级概括为城镇与乡村两类。在城镇与农村的基础设施差别明显的情况下，此概念可表征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进步，但也带有重城镇、轻农村的价值判断。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农村聚落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城市的拥挤和环境问题使一些居民开始向往农村的居住环境。有些发达国家，已经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型城镇化并不单单是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而应该是全面整合城乡聚落体系，使大小不同、功能差别、环境各异的各类聚落，形成统一和谐的整体。
把新型城镇化理解为城乡聚落体系结构的合理化调整过程，对于中国这个农村居民占主体的国家具有特殊意义。我国人口众多，土地资源有限，农业文明根基深厚，不可能像日本、澳大利亚、墨西哥等国那样，将人口集中在少数几个大都市。实现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村镇协调发展，尤其是加强中小城市和村镇的建设，使不同等级的城乡聚落充分发挥作用，成为吸纳农村人口的重要平台，可成为中国城镇化路径的重要选择。
将城乡聚落看作一个体系，要用系统论观点考虑其发展变化。系统论强调整体性、关联性、等级结构性、动态平衡性和时序性。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要考虑不同等级、不同类别聚落与城乡聚落整体的关系。各等级城乡聚落在人居聚落系统中都起着特定作用，各等级聚落之间相互关联，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以此理论为指导，各地就会在新型城镇化中注重科学的顶层设计，做到省、市、县、镇等不同层次的规划相互衔接，以发挥它们不同的作用；以此理论为指导，各地就会在新型城镇化中统筹考虑大小不同聚落的相互协调，在新农村建设中考虑几千年来形成的农村聚落体系的承继。二 新型城镇化推进要尊重其演进性
城镇化是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在人们居住格局上的反映，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自然结果。当一国实现工业化，产业结构中农业的比重会大幅下降，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会大幅上升，人口会由农村转入城市，从而使该国逐步走向城市化。比较成熟的经济应该是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互相促进，不可分割的经济。因为只有实现工业化后，国家才有实力反哺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实现工业化后，就业主要在第二、第三产业，居住地主要在城市。
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的发展经历表明，城市化和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应在整体上同步。但是中国国情特殊，一是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民是中国社会的主体；二是中国的农村工业化在国家工业化中占重要地位。这就使得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远远落后于工业化水平，比如200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首次达到一万亿美元的时候，城镇化率仅为36.2%，而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GDP达到一万亿美元时城市化率为80%，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GDP达到一万亿美元时城镇化率为65%。在这种背景下，强调城镇化，通过加快城镇化改变城市化与工业化不协调的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是理解我国政府推动城镇化的基础，但是在肯定政府能动作用的同时，绝不能忽视城镇化应该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根本。与自给自足的农村相比，城镇是交易成本较高的居住形式。一地的城镇发展应与当地的专业化分工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相匹配。在“城”与“市”的关系上，“城”只是形式，“市”才是内容，才是“城”持续发展的原动力。“市”主要是经济活动，尤其是专业化的经济活动。从这个基点出发，城镇化的进程应该更多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所做的，只能是逐步认识市场规律，顺势而为，恰当地助推城镇化的发展。这种助推方向要正确，用力也要适当。否则，就会出现一些人们特别愿意去但设施不足的城市，或一些人们不愿去但路修得很好、楼盖得很高的城市。三 新型城镇化实施中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从“人地关系”角度理解城镇化，可以沿着区域人口预测、城乡人口结构、聚落等级规模、聚落空间结构、聚落区位选择的思路进行分析论证。以下简述其中的四个问题。
第一，区域城镇与乡村人口变化。据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研究，中国在2030年前后有可能完成第一次农业现代化，农业劳动力占所有劳动力的比重将低于30%；到2050年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业劳动力占所有劳动力的比重将低于10%。国家统计局《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中国农民工达2.53亿人，其中有3279万人举家外出务工。如果这些农民工不再回农村，并将其家属带到城里，必将带来乡村人口的大幅减少。显然，对区域的总人口以及转入城市人口的预测，是区域城镇化及乡村聚落调整的重要前提。
第二，城乡聚落的等级规模。聚落规模大小服从某种随机分布，其中多数人认为这种分布遵从“齐普夫定律”。即如果城镇规模从大到小排序，则位序与城镇规模之间存在一定的数学关系。比如，在理想的状态下，第二等次的城市规模是第一等次的1/2，第三等次的城市规模是第一等次的1/3，以此类推。随着运输方式的改进和成本的下降，这种等级规模关系会有所变化。通过对中国聚落等级分布的演化分析，并参考高度城市化国家的聚落等级规模关系，可以确定相关区域中各种不同规模聚落的数量范围，为聚落空间规划提供依据。
第三，城乡聚落的空间格局。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Christaller）提出的“中心地理论”解释了不同规模聚落的空间结构：较大的聚落功能多，相距远；较小的聚落功能少，相距较近。同一等级的聚落在空间上大致呈六边形分布。对中国一些地区的研究，也证明了这种六边形格局的存在。虽然各地的自然条件不同会影响其六边形形状，但此思想仍可指导区域聚落空间格局规划。
第四，聚落的区位选择及发展规模。城乡聚落的区位选择要综合考虑区位的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社会经济基础，以及与周围相邻聚落的关系，从而论证当地经济发展潜力、可提供的就业状况等。根据经济所承载的人口和居住环境对周围人口的吸引，预测该区域聚落的发展规模。以此为基础，进行聚落总体格局、空间结构、建筑风格、文化特色等的总体规划。聚落区位的选择，要尽可能考虑其现状，处理好历史承继与未来发展的关系。还要特别注意城市体系的未来变化，避免所选区位在若干年后面临被拆迁的局面。[1] 原载于《“三化”协调发展》2013年第5期。[2] 李小建，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发展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原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贯彻十八大精神，推进中原经济区新型城镇化科学[1]发展[2]李小建
编者按：新型城镇化强调大中小城市和村镇的协调、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居住城镇化与公共服务城市化协调、有形的城市化与无形的城市文化协调。新型城镇化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发展速度要适度，要有前瞻性的规划，要因地制宜、综合利用，要注意节约用地，要发展绿色建筑。
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并将“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这是河南省加快中原经济区建设，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科学指南。新型城镇化，“新”就“新”在“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农村涵盖进来”，这是一场思维与谋略的大转变，是一个探求务实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困境的大动作，河南省相关政府部门必须认真学习、深入研讨，真正把十八大精神落到实处。一 新型城镇化的新特点
在河南省委、省政府的努力下，中原经济区战略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一定意义上讲，国家是希望河南这个内陆腹地从农业大省跨越到工业大省，从传统城镇化跨越到新型城镇化，走出一条创新型社会经济发展道路。而这条道路的起点则正是新型城镇化。回顾国内外城镇化发展的历史，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发展和趋势，新型城镇化有以下四方面的新特点。
其一，大、中、小城市与村镇协调发展。城镇化不仅包括城市的扩展，而且更主要的是还包括广大农村地区人文景观的变化，尤其是小城镇和村镇的发展。城镇化进程必然面临人口在城镇地区的分布问题。我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不可能像日本、墨西哥、澳大利亚那样将城镇人口主要集中在少数的几个大都市区，尤其是大量农村人口以及半城市化人口（仅仅在城市工作，而没有享受诸如医疗保障等相应待遇的城市人口）的市民化，不可能靠少数几个大都市来完成。况且，将人口集中于大城市容易引发大城市病等诸多弊端。因此，中小城市，尤其是农村地区数量众多的乡镇，必然成为吸纳大量农村人口的重要平台。
其二，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2000年以来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全国各地掀起了以开发区、工业区、新城区为主的城市建设热潮，城市用地迅速扩张，但这些地区仅仅是在土地上或是景观上实现了城市化，由于缺乏相应的产业和人口支撑，少数新区甚至成为“空城”。城市建设用地大幅扩张、农村建设用地没有减少甚至增加，并没有带来等效的农村人口的有效转移。而新型的城镇化强调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良性互动，将城市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结合，将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人口有效转移相协调，以实现城乡土地要素平等交换，促进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的协调推进。
其三，居住城镇化与公共服务城市化协调发展。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统计口径上是将诸如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等城市常住人口纳入城市人口范围，但这些人员仅仅是在城市中就业和居住，难以享受到同城市户籍人口同等的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按照享受城市公共服务的人口统计，中国城市化率只有35%～36%。新型城镇化强调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强调居住城市化同社会保障城市化相协调。
其四，有形的城市化与无形的城市文化协调发展。城市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文明形态，城市文明除了有着完全不同于农业文明的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之外，还包含有引领现代城市发展的文化和隐含在现代城市中的居民习惯。与农民居住城镇化、就业城镇化、公共服务城镇化相比，文化和习惯的城镇化更是缓慢。新型城镇化应该强调这种无形的文化和习惯的改变，强调人们的行为与城市文明的要求相协调。二 新型城镇化的科学发展原则
将人口、土地、居住、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文化等纳入新一轮城镇化框架下，强调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广大农村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势必带来新一轮投资和建设拉动下的经济增长，城镇化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十八大精神的引导下，经济社会的发展将驱动各地城镇化不断加速。但在城镇化进程中，必须坚持科学发展的原则。以下几个方面应被给予特殊的关注。
第一，稳步发展。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1978年城市化率仅为17.9%，至2011年已达到51.27%，平均每年提升1.01个百分点；2000年以来进一步加速，年均增幅达1.37个百分点。而河南省的城市化率1978～2012年平均每年增长0.84个百分点；1990～2012年平均每年增长1.22个百分点；2000～2012年平均每年增长1.60个百分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是一个较为缓慢的过程。最早实现城市化的英国，在1760年工业革命开始时，城市化率仅为10%左右，至1850年才达到51%，用90年的时间实现了初步的城市化（即城市化率超过50%）。之后的欧洲和北美其他工业化国家实现初步城市化用了近100年的时间。发达国家的稳步城市化并未避免城市化的负面效应。中国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也带来多种问题，如资源的高消耗、过快的耕地占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滞后、城乡二元结构加剧等等。因此，对下一步的城市化进度，应该有一个科学的把握。除了总体发展速度要快慢适度外，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人口密度不同决定了它们应有不同的城市化进度，尽量避免农村地区的小城镇发展出现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重速度、轻质量的半城市化局面。
第二，规划先行。规划是城镇科学发展的先导。在中国城市化发展中，各个地区已经做了一系列的国土规划、城市规划和城镇体系规划等工作。但在乡镇发展中，还有一些值得进一步重视的规划工作。如按照聚落等级规模的科学关系，不同规模的城镇和村子应该大概呈金字塔形状，但下一等级的聚落与上一等级聚落在数量上如何对应，应该进行科学研究。此外，村镇规划的重点在县级区域单元。应该根据所规划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预测一定时期内城市化水平及转入大中城市人口的人口数量，规划未来10年、30～50年农村人口和城镇人口的结构，再根据这种人口数量规划村镇的分布和规模。避免在新型农村社区中出现新建立的村镇过一段时间又面临调整重建的局面。
第三，综合利用。城镇化进程牵涉到资源的重新配置。本着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原则，应尽可能利用既有的基础设施，没有必要将农村地区既有房屋完全推倒重建，应根据地区情况和城镇化特点，综合利用已有条件，多样化发展。比如住房，既可以是高楼，也可以是低层建筑，甚至可以为农村传统的房屋。如安徽宏村，依托传统民居和古建筑，开发旅游资源，将传统建筑和城镇化进程融为一体，形成独具特色的空间景观，既很好地利用了建筑资源，也为城镇化进程带来产业依托。再如河南朱仙镇，依托古建筑和木版年画等地方资源，将岳飞庙、清真寺等古建筑融入现代生态旅游功能区规划中，实现资源融合发展。有“齐鲁第一古村”之称的山东朱家峪村，古道、古宅等古建筑格局保存完整，多部影视剧在此拍摄，该村依托旧资源，引进新资源，打造影视拍摄基地，发展文化影视产业。
第四，节约用地。中国中部地区的居民点，多是在没有事先规划的情况下，人们为了生存和生活，长期适应和利用环境，逐步选择出来的。由于早期人类利用自然的能力有限，这些聚落多布局在地形平坦、水源充足之地，占用的多是良田。如中西部丘陵和浅山地区，由于山坡地区缺水，人们往往选择在靠近河岸的河谷平坦地带建立村落，在附近谷地和坡地耕作。实质上，沿河地区土地肥沃，更加适宜耕作，而聚落占用了大量优质土地。一些其他国家，如以色列，是一个后规划地区，与我们国家长期繁衍生息的延续居住区位不同，人们的居住地多在山坡上，较少占用耕地，山坡下的平地、谷地用于农业耕作。因此，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要尽量将集聚点选在那些不适宜于耕种的地块，节约用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第五，绿色建筑。不同气候区的建筑类型或建筑要求不尽相同。我国搞城镇化，不应是千城一面，千篇一律，而应尽可能地选择适应当地自然条件的建筑类型。譬如，黄土高原区原有的窑洞是人地关系协调的良好表现形式之一。那里地形起伏，有大量适合建设窑洞的土层，完全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开发窑洞，不仅节省空间，而且冬暖夏凉，可以节省冬季送暖、夏季制冷的能源资源，并呈现独具风格的城镇化住房景观。如陕西延安枣园村建立的黄土高原地区新型窑居建筑示范基地，采用复式空间组织和节能构造体系，既保持了传统窑居节能、冬暖夏凉的特征和传统窑居的形态与风貌，又解决了传统窑居通风、采光不良的问题，还富有现代建筑气息，适应现代生活方式。目前延安地区已经推广新型窑居建筑5000余孔。[1] 原载于《“三化”协调发展》2013年第1期。[2] 李小建，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发展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原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必须转变观念[2]仉建涛
编者按：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长远发展大局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目标的重要环节，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党对自然规律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再认识取得的重要成果。围绕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应当着重思考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发展观念的转变；二是顶层设计的完善；三是具体措施的落实；四是让生态文明之理念深入人心。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长远发展大局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目标的重要环节，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党对自然规律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再认识取得的重要成果。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党的十八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则进一步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2015年4月25号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更为明确地指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和具体措施。
围绕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笔者认为应当着重思考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发展观念的转变。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伴随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人类选择一味地影响和改造自然，甚至违背自然规律以使自然适应人类社会的发展要求。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强调世界的本源是物质，而人类群体作为物质的存在，必然是不可割裂地从属于整个自然生态系统。一切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也都是在自然生态系统之内发生和进行的，所以人类社会发展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因此，必须转变“战天斗地”的粗放式发展理念，深入贯彻“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尊重和保护自然，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发展。
其二，顶层设计的完善。为了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从中央到地方逐步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制度体系。《意见》明确指出：“加强顶层设计与推动地方实践相结合，深入开展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有效经验。”加强顶层设计可以从完善官员考核体系、扭转传统政绩观入手，将生态文明建设的系列重要指标纳入官员考核体系，以逐步转变地方政府唯GDP增长的盲目发展倾向，从而将生态文明建设落到实处，真正做到抓铁有痕、踏石留印，把生态文明建设蓝图逐步变为现实，努力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其三，具体措施的落实。《意见》强调要从国土空间开发、绿色产业发展、循环经济发展、保护修复自然生态系统等多个方面，多措并举、多管齐下，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这需要科学论证、积极上马一批对于河南省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大影响和深远意义的建设项目，如生态安全屏障建设、风沙综合治理、小流域综合治理、城市生态建设、农田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等。作为保障条件，《意见》同时强调一方面要从健全制度体系入手，建立健全的生态保护补偿、责任追究等制度，另一方面要不断强化监测和监督执法，为生态文明建设相关措施的具体落实提供制度保障。
其四，让生态文明之理念深入人心。《意见》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各行各业、千家万户。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民心、集中民智、汇集民力，实现生活方式绿色化。积极培育生态文化、生态道德，使生态文明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生态文明建设与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经济社会生活都紧密联系在一起，关乎每一个人的福祉，因此必须牢固树立“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的绿色价值观，提高公众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氛围；必须积极倡导勤俭节约的消费观，广泛开展绿色生活行动，推动全民在衣、食、住、行、游等方面加快向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方式转变，坚决抵制和反对各种形式的奢侈浪费、不合理消费；必须完善公众参与制度，及时准确披露各类环境信息，扩大公开范围，保障公众知情权，维护公众环境权益。[1] 原载于《“三化”协调发展》2015年第9期。[2] 仉建涛，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发展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教授，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1]关于郑州架构辐射网络型国际商都的建议[2]杨承训
编者按：郑州市实施国际商都战略应当架构以郑州为中心的辐射网络型国际商都圈，可考虑“一核六城”的模式，即以郑州为中心，将近边五城开封、洛阳、许昌、新乡及济源架构成比较紧密的城市圈，其中“郑汴一体化”可以作为核心。同时，国际商都建设要避免过路化、空心化、孤岛化、大疴化、速成化。
中央，河南省委、省政府和郑州市委、市政府正在谋划构建“郑州国际商都”战略，这十分重要、及时。从国际、中国、河南省和郑州的实际出发，笔者提出模式创新的建议，不走别人建国际商都的老路，架构以郑州为中心的辐射网络型国际商都圈，将周边五个城市连成一个网络，避免他国、他地已出现的弊病，使其成为中国、河南省的一个增长极。提点粗浅的建议，供领导参考。一 充分发挥郑州及周边的独特集成优势
郑州市构建国际商都的战略选择完全符合国内外和本身的实际，有利于发挥集成优势，抓住了有利的机遇，有利于实现跨越式发展、扩大开放和产业转型升级。
①地利。这是最主要的条件。郑州身处国内铁路“十”字枢纽与亚欧大陆桥，是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区域互动合作的战略平台。郑欧国际铁路货运班列成功开启了中国与欧洲的“新丝绸之路”，让郑州成为中部亚欧大陆桥的新起点。此外，郑州初步建立了三网融合、四港一体、多式联运的综合交通机制，提升了新郑国际机场、郑州东站、郑州南站、郑州站“四枢”的功能，形成了航空网、铁路网、公路网“三网融合”和航空港、铁路港、公路港和海港“四港一体”的交通运输格局，打通了辐射全国的陆路通道和贯通全球的空中通道，实现了国内外影响力的持续提升，已经确立了自身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重要节点城市地位。同所有城市比较，这些都是郑州独具的优势。
②天时。一是郑州处于中温带，四季分明，既无严冬，又无酷热，气候宜人；既无台风海啸之险，又无重大地震之忧，地质灾害也很少，建筑成本较低。二是正值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正在构建现代丝绸经济带，对外开放有了更大的跨越，国内外都需要这样的国际大商都，时机十分有利。
③基实。2015年河南省经济总量超过3.7万亿元，稳居全国第五位，郑州经济总量居全国大城市第十二位；三大战略全面实施，产出结构趋于合理，许多名牌层出不穷，开始实现产业特色；交通建设和产业聚集加快发展，形成以郑州为中心的米字型辐射网络。各色产业链正在联网化，基础设施在现代化水平上日臻完备、成套。这就形成卖得出、买得进的有利优势。郑州曾多年实施“商业城”战略，郑州商品交易所已在全国商品交易中居于重要位置，现代大市场正在形成。
④文厚。河南与郑州的软实力正在增强，传统的中原文化日益成为全国和世界的奇葩，少林武功享誉全球，不断创新。洛阳、开封的古代文化重放光彩，黄河文化令世界瞩目，现代文化产出渐成气候。
⑤人和。首先是中央支持，地方有坚强的领导。河南省委、郑州市委领导开拓创新，思路清晰，一张蓝图绘到底，此为最重要的保证。在以往几十年中，积累过建设商贸城的经验，商业文化已成重要的辐射财富。其次，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居民素质又有重大提升，大家齐心协力，可以充分发挥“全国体制”“全省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二 避免过路化、空心化、孤岛化、大疴化、速成化
在认识自身优势的同时，也应清晰地看到自身的不足，及早预防和避免可能出现的倾向性问题。
①过路化：大交通只为别人提供过路的方便，而自身获利较少。以前铁道部门多次说明：不能仅看到地图上的交通线网发达，还要看到实惠多少，百分之七八十的火车是过路车，付出大，收益少，这个状况要防止。过路是必需的，能否多利用这个有利的物流条件更好地发展自身的实力、增加居民和财政收入是需要具体研究的，否则资源环境代价高，不符合市场规律和自然规律。
② 空心化：自身实力不足，经济力量弱，无足量货物可卖，总为别人搭桥。郑州同周边大城市比，实业有欠缺，南边武汉实力强，北边石家庄为药业中心，东边济南拥有几个全国有名的大企业，西边西安文化产业、科技力量十分突出。郑州市不能只发展第三产业，国际商都应有几大品牌产品，和较高的产出集中度，需要组建若干支撑商都的大企业。
③孤岛化：孤零零的大城市缺少卫星城和“大陆架”式的辐射带。许多国家的大城市都有这种现象，如蒙古的乌兰巴托、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巴西的巴西利亚、印度的加尔各答等，这些城市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一半或1/4，但自身与周围联系差，虽为增长极但缺乏辐射带动能力。河南省的中等城市数量多，空间距离近，主导产业不明确，以郑州市为中心形成互补的网络模式，既能弥补郑州产业的弱势，又能形成集团优势。发展国际商都应力避许多国家有过的孤岛化现象。郑州市的大开放、大流通、大创新，完全可以同几个城市协同起来。
④大疴化：防止大城市病。世界各国的大城市病都很突出。郑州虽未大到三大直辖市的程度，但已出现未壮先疴的许多征兆，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突出、各种秩序不规则、收入差距大、居民居住条件差异悬殊及许多社会问题不断涌现等，应及早克治。不宜一说构建商都就只追求城市规模，不注重内涵的提升。
⑤速成化：急于求成，重速度不重质量。应当研究和遵循市场规律、城市化规律和参考国际商都的经验，切忌拔苗助长、大拆大建。首要的是作好规划，循序渐进地稳扎稳打，既积极实施，又照顾各个方面的关系，不可顾此失彼。可考虑，除咨询国内外智库外，还应多听听当地群众和专家的意见，包括科学技术专家的环境评价论证等。现在已有很好的基础，应当多在充实、配套上下功夫。三 关于构建辐射网络型国际商都的几点具体建议
①模式创新。从河南城市发展的实际出发，不宜采取一城独大的“孤岛”独进的方式，可考虑“一核六城”的模式，即以郑州为中心，将近边五城开封、洛阳、许昌、新乡及济源构架成比较紧密的城市圈，其中“郑汴一体化”可以作为核心，既突出了郑州的优势，又联合了其他城市，分工协作，产业互补。这和以往的中原城市群有所不同，涉及的城市数量较少，但距离较近，可以联系得更紧密，共同承担商都的关键职能。实际上，中原城市群（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曾专门研究过）成立多年，但城市之间分工不甚明确，相互联系协作并不紧密。“一核六城”应当逐步往一体化方向发展，分层次辐射，分块承担商都功能。如果先把辐射网络式商都圈运作起来，国际商都的建设可能比较容易见实效。
②改革体制。应当打破商都圈内过于行政化的界限，统一部署、分工协作。这需要有一个统一领导机制研究以郑州为中心的都市圈规划。既发挥各市积极性、突出各自优势，又形成紧密协作关系，适当分工，各有重点，把郑州需要办、又一时办不了的事分下去。防止重复建设，可以像京津冀那样经常开联席会，有统有分，组建几大跨城产业链，形成商都圈的共同服务网络。还可以考虑把商都圈中的重点市县由河南省直管，与城市分工协作结合起来，使其参与大产业链的构建。
③郑州增强核心集聚力应向“轻型化”方向发展。在商都圈中，郑州处于核心地位，要想既有辐射力又有凝聚力，关键是增强自身的经济力量和在河南省内的首位度。从其功能和优势看，郑州应占领产业链高端，走“轻型化”道路，主要发展以高科技为支撑的新兴产业、交通运输业、现代服务业、高端生态产业、文化旅游业，发展总部经济、会展经济等；尽可能少地发展重型工业（重型制造可放在洛阳、许昌、新乡、济源等地）；实施更宽区域开放的政策，更多地吸引外商投资，逐步形成金融中心，发展现代商业业态（如扩大、提高期货交易），争取建立郑州自由贸易区（类似上海）。
④构建城乡生态连体结构。国际商都需要一个非常好的生态环境，这是吸引外商和扩大消费的重要条件，应当把郑州建设成全国一流的生态城市，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一个新的思路是构建城乡生态连体结构，即将城乡生态环境作为统一体通盘治理，谋划重要治理工程，发展循环经济，化解污水、垃圾、雾霾和食品安全问题。目前需要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垃圾分类，制止各种污染大气的不良行为，倡导健康文明消费。例如，宠物豢养问题现在愈来愈突出，但治理不力，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无人管理。再如鞭炮燃放无人管理，污染大气，噪音不断，扰乱民安。还应推广清洁能源、发展电动汽车，以及率先实施城市地下管道系统建设。在广大郊区发展生态农业、循环农业和生物质能源产业，消化城市排污，为市区提供生态大环境。
⑤依法治市，强化管理。目前各类秩序都在治理中，尤其是交通秩序相当混乱。从政府官员到城乡居民都需要提高素质。可以考虑组织一大批大学毕业生与一部分待业人员，建立一批协助治理队伍，划片深入社区、街道进行宣传、教育和执行管理任务，既扩大就业，又解决治理问题。在这方面应当学习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经验，将教育与严管结合起来，整体提高居民素质。[1] 原载于中共河南省委咨询组《咨询与建议》2014年第15期。[2] 杨承训，中共河南省委咨询组经济组副组长，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发展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顾问，河南省经济学会会长，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1]郑州市积极打造三张名片——国际商都、创新城市、优美绿城协同发展[2]杨承训 张新宁
编者按：郑州市在经济新常态下明确定位，统筹规划，正在着力打造三张名片：一是营造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国际商都；二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建设国家创新城市；三是抓好生态文明，建设优美绿城。
按照党中央和河南省委、省政府的部署，从郑州实际出发，郑州市在经济新常态下明确定位，统筹规划，正在着力打造三张名片。一 营造国家中心城市 建设国际商都
目前，郑州市抢抓航空港实验区机遇，建设大枢纽、发展大物流、培育大产业，特别是充分利用航空港和米字型铁路、高铁、高速公路的框架优势，加快以国际商都为特征的国家中心城市建设。郑州市构建国际商都的战略选择完全符合国内外和本身的实际，有利于发挥集成优势，抓住了有利的机遇，有助于实现跨越式发展、扩大开放和产业转型升级。
郑州市在国际商都建设过程中，从郑州的实际出发，创新发展模式。不宜采取一城独大的“孤岛独进”的方式，可考虑“一核六城”的模式，即以郑州为中心，将近边五城开封、洛阳、许昌、新乡及济源架构成比较紧密的城市圈，其中“郑汴一体化”可以作为核心，既突出了郑州的优势，又联合了其他城市，分工协作，产业互补。这和以往的中原城市群有所不同，涉及的城市数量较少，但距离较近，可以联系得更紧密，共同承担商都的关键职能。实际上，中原城市群成立多年，但城市之间分工不甚明确，相互联系协作并不紧密。“一核六城”应当逐步往一体化发展，分层次辐射，分块承担商都功能。如果先把辐射网络式商都圈运作起来，国际商都的建设可能比较容易见实效。
在产业发展中，郑州增强核心集聚力应向“轻型化”方向发展。在商都圈中，郑州处于核心地位，既有辐射力又有凝聚力，关键是增强自身的经济力量和在河南省内的首位度。从其功能和优势看，郑州应占领产业链高端，走“轻型化”道路，主要发展以高科技为支撑的新兴产业、交通运输业、现代服务业、高端生态产业、文化旅游业，发展总部经济、会展经济等；尽可能少地发展重型工业（重型制造可放在洛阳、许昌、新乡、济源等地）；实施更宽区域开放，更多地吸引外商，逐步形成金融中心发展现代商业业态，争取建立郑州自贸区（类似上海）。二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建设国家创新城市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