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灿明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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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评论(2015年第1期)(第3卷)试读：
文前彩插
·特稿·
[1]高等教育改革与大学生就业
[2]赖德胜 李飚摘要：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表明，青年就业问题已经成为近年来困扰各国的最严重的劳动关系问题。我国大学生就业是青年就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建立人力资源强国和创新型国家都具有深远意义。高等教育作为和劳动力市场衔接最为紧密的教育阶段，存在明显的人才配置能力不足的问题。本文立足于促进大学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从高等教育改革的视角提出系统的政策建议。从总量上，高等教育规模应该继续适度扩大，着力提高大学生就业能力；从结构调整上，优化高校的层次结构、科类结构、布局结构，促进办学自主权和均衡化；从内部工作上，厘清高校在大学生创业中的定位，提高创业成功率和改进教师创业政策，把“就业质量”纳入就业指导工作进行考核，采取灵活学制，用互联网技术来创新教学形式。
关键词：高等教育体制 大学生就业 就业质量 大学生创业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和促进经济增长，我国高等教育体制一直处于调整之中，尤其是1999年扩招以来，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科类结构、区域结构的调整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动力，也为拉动内需提供了各类需求，基本实现了扩招的目的。但近年来，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国家采取的一些缓解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措施被快速变化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所抵消，大学生就业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究其根源不在于人多，而在于产业结构不合理与制度环境的制约。而造成大学毕业生就业如此困难的一个重要制度因素就是现有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与劳动力市场脱节，无法满足劳动力市场的用人需求。随着劳动力市场结构的不断变化和毕业生数量的迅速增长，供求双方在用人标准上的分歧不断扩大。因此，研究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对提高毕业生的就业素质、解决大学生就业的供给问题，为劳动力市场输送与用人单位需求相匹配的合格大学毕业生意义重大。
进一步来说，高等教育根据市场需求对自身及时进行调整，不仅有利于达到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平衡，而且从长期来看，高质量的人力［1］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创新性效益（赖德胜，2013），将在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显现，为优化产业质量和建立创新型国家提供优质的人力资本。
2015年，中国GDP增长目标降为7%，“保就业”成为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形势下，要保持中国经济的活力，就势必要进行政策转型，特别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主要方向是增加第三产业的比重。据研究表明，不同产业创造的就业岗位数量差异明显。其中，第三产业创造的岗位是最多的，而重工业创造的［2］岗位则是最少的。因此，新一轮产业结构的变化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的主要影响是，更多适合大学生的就业岗位将被创造或者释放出来。但是，我国大学生就业形势并没有根本好转，这种“岗位变多”与“大学生就业难”并存的局面已经存在了一段时期，并在未来继续存在。二 扩张中的高等教育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
从就业基本情况看，从1999年开始我国高校的大规模扩招对毕业生的就业产生了一定影响，但这种数量上的增加并非造成大学生就业困难的主要因素，甚至会“倒逼”大学生的就业质量。大学毕业生的素质与用人单位需求不相匹配才是关键因素。同时，现在的劳动力市场远没有出现饱和之态，第三产业发展在提速，新型城市化步伐在加快，产业升级在稳步推进，会释放出更多的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岗位。同时，高等教育快速扩展的十多年，也是人力资本存量快速积累的重要阶段，“如果能够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已经积累起的人力［1］资本就会成为经济可持续增长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源泉”。
从现有文献来看，对于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研究可分为供给和需求两个部分。其中，对于大学生就业的需求研究主要集中于：劳动力市［3］［4］场的制度分割（赖德胜，2001；马莉萍、岳昌君，2011；杨［5］［6］金阳、周应恒、严斌剑，2014）、就业环境（曾湘泉，2004）等方面。学者普遍认为需求不足是重要原因，但也指出我国对大学毕业生需求不足并非竞争的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而是因为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对于户口的需求、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人为分割等制度障碍才是导致大学生就业难的最主要原因，研究提出应降［2］低流动的制度成本（赖德胜，2013）。此外，不合理的初次就业统计指标误估创业人数和有利的自愿性失业人数，也夸大了大学生就［6］业的困难程度（曾湘泉，2004）。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另一个重要［7］因素是“过度教育”，研究（武向荣，2007；张军利，［8］［9］2010；范皑皑，2012）指出高等教育的过度教育现象严重，导致高等教育收益率显著降低，既浪费国家经济资源，也导致劳动力市场遍布大量“不合时宜”的就业人员，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度教育发生率并不会减少，反而会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一种趋势。
大学毕业生的供给研究，一般包括大学生自身和“生产”毕业生［10］的高等教育机构和体制。研究者（周德禄，2012；贾利军、管［11］静娟，2013）多以“需求导向”的视角，提出毕业生要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从自身素质、专业技能、就业态度、价值理念、职业规划等角度来提升自己，通过就业能力的提升来寻找更多的就业选择。但是，对于高等教育这个“加工厂”的作用的研究仍是不足的。这可能是因为，第一，高等教育办学自主权较小，反馈机制缺乏，学校为学生设置的课程体系、就业指导、就业帮扶不足，导致学生从高校中受益不大，学生的就业前景与其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和自身能力更加密切。第二，高速的经济增长和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学者普遍认为大学生就业空间充足，只要自身进行调整就能获取足够的就业机会。
随着国家经济形势放缓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在大学生就业中扮演的角色越发重要，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深入研究高等教育体制和结构的调整，对于推动大学生就业有了更加重要的意［12］义。毛洪涛等（2004）研究发现经济增长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原因，经济增长对高等教育影响最大。随着经济发展和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学者争论的焦点转向了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的发展路径问题和结构性矛盾，关注点主要是普通本科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结构不合理问题。研究者发现普通本科教育与高职高专的结构失调问题已经很严重了，而这种结构失调恶化了毕业生流入率高的发达地区的就业状况。伴随着国家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国家进一步重视高等职业教育［13］的发展成为了学者关注的重点（姜大源，2011），加强高职与高［14］专的衔接已成为一个必然趋势。同时，有研究者（邵波，2009）提出，普通本科教育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也要转向科研和应用并重的教育，并把培养“应用型本科教育”作为重要方向。另一个重要研究范畴是高校就业指导工作，教育部在近十年来对高校就业指导做出了大量政策要求，各高校也在积极探讨如何改进就业指导工作。研究者从就业指导的模式、就业状况的监控检测指标体系、就业课程体［15］系建设等角度做了大量研究，陈勇（2012）提出高校应建立校友就业能力培养反馈制度，借以改进校方就业能力的开发。三 高等教育体制与大学生就业
高等教育是大规模人才培养的最后一个教育阶段，也是衔接学校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主要桥梁。然而，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的变革步伐明显落后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有诸多问题存在。（一）高等教育的总体规模仍然偏低，对国家人力资本积累和科技转化贡献不足
由于特定时期的历史原因，我国的高等教育起步晚、起点低，但增速迅猛。1970～2010年，全球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数量增长了[3]500%，从2900万人增加至1.78亿人，中国是增速最快的国家，尤其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在近20年内发展迅速（见图1），2013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4.5%，增长了31.1%。其中，以1999～2006年增长最为迅速，年均增长在2%左右，这一飞跃也使得我国占全球高等教育入学总人数的17%，为国家积累了大量人力资本。图1 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资料来源：1991～2013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虽然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统计标准与西方略有不同，但在同一标准（见表1）下可以看出：虽然经历了一次大的扩招，但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直到2012年仍与高收入国家存在本质上的差距，无法望其项背。中国作为一个“中高收入国家”，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这一指标上仍远低于同类国家或世界整体的平均水平，仅略高于中低收入国家水平，人力资本的积累基础仍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表1 中国和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对比
虽然有一些研究认为我国目前的经济能力不足以容纳并支撑如此巨大的高等教育规模，但现有事实却很难支持这一论调。从高等教育对国家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贡献的角度来讲，我国的经济增长迅速，结构调整和速度升级很快，人均GDP也有很大涨幅，但是作为衡量一国教育和劳动力状况的高素质劳动力，占比（见表2）不足西方发达国家的50%，创新型人才和高级技工的人力资本基础薄弱，对我国产业结构从粗放型经济向密集型经济的转型升级是很大的挑战。表2 各国劳动力人口受高等教育的比例
2001年，我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人数为115万人，2014年人数增加到749万人，增长了5.5倍。其中，2001～2009年年均增长率近40%。同时，待业人数总体也呈上升态势，其中，2007～2009年的待业毕业生数量增幅明显，显然是受到2008年经济危机的影响，之后有一个缓慢的下降过程。据此，有大量研究认为，我国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源是高等教育不当的大规模扩张所致。然而，大学毕业生的总体就业率在2001～2007年始终稳定在75%左右，2007～2009年受到经济危机影响，就业率显著下降（见图2）。而2010年后的就业率受到国家政策刺激回暖明显。从曲线图可以看出，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与毕业生的数量没有明显关系，说明我国大学的扩张政策并没有显著影响毕业生的总体就业情况，就业率更多的是受宏观经济环境的制约。图2 我国大学毕业人数、待业人数及就业率变化资料来源：教育部网站。
随着人力资本概念和知识经济概念的兴起，对青年人的教育投入成为支撑高等教育入学率提高的重要动力。持续较高的教育回报率又促使国家投入更多的经费支持高等教育的发展，进而，高质量的人力在劳动力市场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因此，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总体规模，提高受过高等教育人员占劳动力比重，可以起到高等教育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也可以通过高素质人力资本积累为国家的科技进步提供动力。（二）层次结构失衡严重，内部就业质量差距拉大
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层次结构是与劳动力市场联系最为密切的，因为层次结构直接反映一个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总体发展战略和教育培养的人才所达到的水平和程度。高等教育层次结构，是指高等教育中专科、本科、研究生三个层次之间的构成状态和比例关系，不同的层次分别代表了相应的办学水平或学术层次，其中，本科与专科的结构失衡对大学生就业问题影响最直接、最深远。
层次结构在劳动力市场上最直接的表现就是随着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占比的变化，对于普通本科学生的需求和对于高职高专生的需求在动态调整。从产业形势来看，我国正在从“一、二、三”产业结构向“二、三”产业并重、第一产业为辅的结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第三产业迅速崛起，与第二产业逐渐持平。另一重大变化是第二产业所占产业的比重一直维持在45%左右，但第二产业内部正由低端制造业转为高端制造业，从以原材料、燃料、能源为方向的重化工业向精密制造业的方向转变。从高等教育层次结构来看，本科院校规模高于专科院校规模。现阶段，本科院校与专科院校的数量基本上为1∶1，但是本科院校的在校生人数远高于专科院校，这就导致普通本科院校的学生就业竞争过大。本科院校与专科院校的总体就业率对比发现（见表3），2011年前，本科院校的总体就业率比专科院校高近3个百分点，2011年后这种差距在逐渐缩小，但仍高1个百分点左右。因此，层次结构的规模与劳动力市场的脱节成为用工单位抱怨“用工难”的直接原因。
同时，层次结构的不合理直接影响了毕业生的就业质量。就业质量包括就业机会的获得（就业率）、就业的主观满意程度、就业岗位的特点等。如果用月收入水平（见图3）进行衡量可以看出，高校毕业生的收入水平与经济形势成正相关关系。2009年后，各层次高等教育毕业生的收入都在持续增长，但收入差距也同样加大。表3 本科院校与专科院校的就业率图3 月平均收入水平
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层次结构调整的目的都是为了推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引导社会的全面进步。在逐步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过程中，高等教育层次结构本身也逐步得到了优化。对比来说，我国的高等教育在理论教育与职业教育，学术型教育与应用型教育之间徘徊不前，对劳动力市场的反应速度慢，这与大学办学自主权不够、就业信息不充分、就业指导不健全等因素相关。与缓慢的层次结构动态调整过程相对应的是层次结构内部的矛盾日益尖锐，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从培养质量来看，本科院校内部的培养质量差距过大。从表3可以看出，由于教育资源过多的集中于“985”和“211”院校，造成占院校数量90%以上的普通本科院校的培养质量和就业质量都难以保证；示范性高职高专与普通高职高专院校的培养质量差距也很大。从表3仍可以看出，示范性高职高专的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有所保证，其就业情况也相对良好，而普通高职高专的培养质量相对较差。
第二，从就业率来看，在本科院校内部，对比2007～2009年和2010～2013年的就业率情况可以发现，“985”院校受经济危机冲击最大，就业率起伏最大。“211”院校和普通院校的就业率都是先下降近3%，然后缓慢回暖到2007年的水平。同时，“985”高校的就业率总体略低于“211”高校，但“985”“211”高校的就业率比非“211”高校的就业率高3%，而且这种趋势在近几年保持稳定状态。民办院校与非“211”普通院校的差距不明显。在专科院校内部，对比2007～2009年和2010～2013年的就业率情况可以发现，全国示范性高职高专院校受经济危机冲击最大，就业率起伏最大。非全国示范性高职高专院校先下降近3%，然后缓慢回暖到2007年的水平。全国示范性高职高专院校的就业率比非全国示范性高职高专院校的就业率高3%，而且这种趋势在近几年保持稳定状态。还可以明显地看到，民办高职高专的就业情况不容乐观，比全国示范性高职高专院校的就业率低4.5%，并拉低了专科院校的平均就业率。总之，就业率的差别并没有明显地体现在层次结构中，而是在不同层次结构高等院校内部，不同院校毕业生质量的差别及就业环境的不同，导致“211”以上院校的就业率显著高于非“211”的普通本科院校，而培养质量更高的示范性专科院校的就业率也明显高于非示范性专科院校。
第三，从就业质量来看，本科院校的收入水平高于高职高专院校。“211”院校与非“211”院校的收入水平差距稳定在800元/月左右，非“211”本科院校的收入水平与高职高专院校的收入水平差距稳定在500元/月左右，说明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对其就业质量产生显著影响，而且这种层次结构已经趋向常态化。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对高等［16］教育的需求急速增长的时代，长此以往，普通院校的教育回报率远低于重点院校，将会直接影响普通院校的招生，拉低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甚至会导致高等教育普及化难以实现。（三）科类结构调整缓慢，高校自主权不足
科类结构反映的是不同学科在高等教育中所占的比重。目前我国的科类包括哲学、经济学、法学等11个学科门类。科类结构直接映射劳动力结构和产业结构，输送不同行业所需的各类人才。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我国存在明显的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这种市场的分割对科类结构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加剧了规模过大的专业群体的搜寻时间和成本。我国科类结构存在的问题包括：人文社会学科盲目扩张，理工类学科所需的仪器设备和培养经费跟不上，边缘交叉专业招生和就业口径过于狭窄，工作岗位所需与专业不匹配，新兴应用学科专业发展缓慢等导致“局部过剩”问题严重，这也导致毕业生的就业能力不足。根据图4可以看出，法学、理学等理论型科类的就业情况在逐渐变好，但是仍然不足90%，而应用性较强的工程、管理类的就业率则基本上保持在90%以上。哈佛大学前校长博克（Derek Bok）曾说：“改变一个课程体系比搬迁一座墓地还难”［17］。可见，科类结构的调整因为涉及高校内部各个群体的利益，调整难度巨大。近年来，我国的科类结构经历了缓慢的调整，配置过程从中央计划配置逐步走向学校自主设置，高等院校近十年来共新增了174个专业。为了进一步规范高校的自主权，教育部在近两年要求“211”以上大学制定《大学章程》，但是这种有制度保证其自主权的院校仅占高校总数的0.04%左右，而高职高专院校更是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其专业调整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图4 主要专业门类毕业生半年后的就业率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2009～2014年）整理。（四）高校的布局结构成为制约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瓶颈
这两年，社会和教育主管部门对于“985”和“211”院校的存废问题非常关注，也一直存在争论。而争论的焦点就是：“985”和“211”院校以其巨大的经费、师资、品牌优势，在全国高校学生就业中占据绝对优势，而这种优势是否有利于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长期发展，这个问题从本质上来说，是与我国高校的布局结构密切相关的。我国的高等院校尤其是“211”以上的院校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其中又集中于北京、武汉、广州、上海等一线城市。高校的布局结构导致地域就业差异明显，并成为制约大学聚集的大城市的就业率的“瓶颈”。
教育部近年来也逐渐认识到大城市大学毕业生聚集的问题，提出“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城乡基层、中小企业、中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就业”，但是收效甚微，一是因为西部地区的就业岗位偏少，就业质量不高；二是教育部的配套政策不足，没有为到基层和西部偏远地区的大学毕业生提供很好的就业机会和就业优惠政策，这个问题从以下两方面来深入思考。
第一，高等院校的布局结构导致超大城市和省会城市生源结构问题凸显。生源结构是指高等院校从不同省份招生的比例结构，对于毕业生就业来说，本地就业是最重要的途径。同时，劳动力市场分割和户籍管理制度增加了学生换工作的成本，所以更多的人员并不会考虑离开毕业院校所在地，另寻出路。不合理的大学布局加重了一线城市和省会城市的就业压力，造成不可调和的区域性就业结构失衡。图5和图6显示，本科和专科毕业生多选择在泛长江三角洲、泛珠江三角洲等经济发达地区择业，这些区域也正是高校聚集的地方。而高等院校数量较少的渤海湾经济区和陕甘宁青经济区则就业率低，就业机会少。我们还可以用毕业生的流入流出比来衡量一个地区的就业压力，即某一地区在某一时间段（一般为一年）内劳动力市场上的大学毕业生流动状况。同样可以看出，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毕业生流入流［18］出比很低，较高的就业质量和较多的就业选择，承受了很大的毕业生涌入压力。图5 各经济区域本科毕业生半年后的就业率变化趋势图6 各经济区域高职高专毕业生半年后的就业率变化趋势
在一定程度上，户籍制度也加重了一线城市在未来一定时期因布局结构调整困难而产生的劳动力市场困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对就业的促进态度与各一线城市“限流”的态势相冲突，而一线城市的毕业生因落户问题而产生的就业岗位的缩编也加剧了高校局部结构问题。在面对各方利益纠纷和劳动力市场的压力下，地方政府往往把户籍制度的压力转嫁给了毕业生，以减少本地区的就业人口，而把因大量院校聚集而产生的大学毕业生分流到其他就业市场更小的地区，加剧了区域间的不平衡。
第二，重点院校对一般院校的“挤出效应”明显。根据筛选理论，即视教育为一种筛选装置，以帮助雇主识别不同能力的求职者，将他们安置到不同职业岗位上，雇主在无法识别或者识别成本过高的情况下，会选择雇佣学历水平更高的毕业生。这种理论有效地解释了在一线城市中“211”院校本科毕业生相较于非“211”院校毕业生的就业优势，以及非“211”院校毕业生面临的就业质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非“211”院校毕业生除非是在本校中的优势学科，否则其就业空间就被“211”院校同类专业毕业生所挤占，导致其就业质量不高或自愿性失业，这种情况造成了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同时又与专业结构的不合理混杂在一起。（五）创业的现状不容乐观，高等教育体制在大学生创业中的定位不明确，其功能不突出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大学生将成为创业主体。但现阶段的创业高峰期并非首次，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就有大量毕业生进行自主创业并取得成功。本次的不同之处体现在：劳动力市场的逐渐饱和迫使更多的大学生转型，由主动创业变为协同创业，即部分毕业生“被迫”投入创业大军，而更多人则有了一个全新的、更高级别的国家创业战略支持。教育部在近5年来连续提出“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切实提高毕业生就业创业能力”“大力推进创新创业教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以鼓励大学生进行创业。但我国大学毕业生创业的总体形势依旧不容乐观。1.大学生创业的现状
创业形势的发展是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密切相关的，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要更多地依靠中小企业的发展，尤其是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因此，国家鼓励大学生投入创业浪潮是必然的选择。近5年来，教育部连续发布了《教育部关于做好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国务院也发布了《关于做好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等有关帮扶大学生创业的通知。各地方政府和部分高校建立了针对大学生的创业园区、创业教育培训中心等，为学生创业提供场地和资金支持，但是我国大学生自主创业的现状仍然堪忧。
总体而言，大学毕业生中创业人员增长缓慢，总体占比偏低。一方面，我国高等院校毕业生中创业人员的总体比例在逐年上升（见图7），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创业人员的比例也在逐年上升。但是高职高专院校创业人员的比例比本科院校的比例高近两个百分点，并且差距在逐渐拉大。另一方面，高校毕业生中创业人员占比非常低，远低于西方国家高等院校近10%的创业人员比例。如果按照2.3%的创业比例进行粗略计算，2014年我国大学毕业生中创业人员大概只[4]有16.7万人，这也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预期差距很大。根据[5]另一项统计来看，2006～2008年，安徽省高校毕业生的创业率分别为0.61%、0.48%、0.46%，创业失败率高达70%，年均创业成功人员不足百人。图7 自主创业人数占大学毕业生的百分比趋势资料来源：根据各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整理。2.高等教育对创业的支持作用
高等院校作为大学生创业政策的主要执行者之一，其地位尴尬。从宏观政策来看，高等院校支持自主创业有一定的自主性，从1998年清华大学首次在高校中推行大学生创业大赛开始，高校自主支持大学生创业团体的做法就逐渐流行开来，但其目标是不明确的，支持的力度和周期也各不相同。但有一些做法是相同的，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展开创业教育，培养学生的创业能力。我国高校的创业教育主要是针对创业中可能会出现的成本问题、项目创意和项目核算进行指导。创业教育的要求由教育主管部门直接下发给高校的教务处，由教务处安排课程和授课教师。在教师配备上，教授创业学的教师多为本校经济管理领域的在职教师，并作为全校学生的选修课程。创业教育主要分为风险教育和创业能力教育两个部分。第二，主动为毕业生提供创业帮扶。虽然创业帮扶主要是由政府部门以津贴的方式下发给创业团队和创业个人，但是高校也有一定程度的创业帮扶政策，其表现形式主要是：一是建立自己的高校创业园，低价为创业毕业生提供创业场所；二是根据学生在校期间的创业大赛或者其他创业项目，与学生展开合作，主动帮学生寻找风投。3.存在的问题
第一，风险分担机制的缺失成为大学毕业生创业的“瓶颈”。根据麦克思公司的调查，2008届大学毕业生创业者认为可能导致创业失败前三位风险依次为缺少资金、市场推广困难和缺乏企业管理经验，其中，资金的匮乏是阻碍学生创业的最主要原因。从数据来看，学生自主创业的成本压力绝大部分由个人及家庭承担，本科毕业生（见图8）的创业资金70%以上是由父母、亲友和个人积蓄来负担，专科毕业生（见图9）的资金压力更大，80%以上都是由个人及家庭来负担，这成为阻碍国家和高校的创业政策发挥作用的最主要原因，尤其是学生在校期间所做的高科技创业项目书更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而在此过程中，不论是政府、高校还是风险投资商所提供的帮助都是严重不足的。当然，在成本分担机制当中，高校不应该成为核心，而是作为政府分担部分的补充。图8 本科毕业生自主创业资金来源图9 高职高专毕业生自主创业的资金来源
第二，课程设置单一，师资人员稀少。创新与创业是解决大学生［19］就业的重要途径，经验研究（彼得·德鲁克，2009；［20］Shepherde，2000）表明：企业家精神是可以通过教育培养的，尤其是接受良好的创业教育有利于提高准创业者的成功可能性。但对高校来说，人才培养的成本是巨大的，其机制调整周期较长，对于一般就业来说是可行的，但是创业教育的培养难度远高于一般就业。一般认为，创业能力不足的原因主要是：缺乏核心的批判性思维、创业意愿不足、资本来源匮乏。目前看来，大学毕业生有很好的创业动机（见图10、图11），而且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好的创业项目”，因此高校应该把如何培养学生做出好的创业项目作为其创业课程设置的核心。同时，现在的创业课程少，覆盖面小，创业教育与就业工作严重脱节，“教授创业课程的任课教师却没有任何创业经历”成了高校创业教育的一大弊病。图10 本科毕业生创业动机图11 高职、高专毕业生创业动机
第三，自主创业科技含量低，造成教育经费的浪费。大学生创业可以简单分为科研成果转化型创业和传统型创业两类。其中，科研成果转化型创业多是大学生参与导师项目课题或创业大赛的成果积累，但是，由于缺少必要的资金支持，很少有大学生能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商业产品或创办高科技公司。
但如果大学生的创业项目主要是科技含量低、与专业关联度不高的非创新型传统创业项目，不仅降低了毕业生的教育收益率，造成国家教育经费的浪费，不利于国家的创新发展，而且没有达到国家大力支持大学生创业的目的。
第四，创业失败将带来难以估计的“高学历”社会危机。创业所带来的风险是巨大的，一旦创业失败，他们重新回到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远远低于离职于某个就业岗位。最终，他们不但没有解决高校和社会的就业问题，反而因为他们“出众的才华”而成为社会极大的不稳定因素，加重社会的负担。从社会学的角度看，“高学历”失业者作为社会中的一个新的特殊人群，被视为“边缘人”，处于一种近似［21］游离的状态。由于这部分人群的学历层次较高、认知能力较强，对社会问题敏感，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将对社会稳定和公共秩序构成严重威胁。（六）就业指导过分强调“就业率”，忽视学生的就业能力
就业率是反映学校培养质量和输出能力的重要标准，但绝非唯一标准。由于高等教育毕业生数量和劳动力市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占比的基数不同，以及各国面临的劳动力市场结构不同，我们不能盲目认为“就业率”等价于高等院校的“产出”质量，因为大学生就业是国家经济形势的组成部分，高收入国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成人失业率（见表4）远高于我国，但那是人力资本积累到极高程度的阶段性停滞，这部分就业弹性很大的失业人群随着经济的调整会很快被劳动力市场所消化。表4 西方发达国家受过高等教育成人失业率
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口径，我国“211”以上院校和非“211”院校的就业情况不理想的原因是不同的。“211”以上院校学生对于户口和高工资工作的追求更加明确，更多的是自愿性失业，而非“211”院校的学生的就业选择空间小，就业压力更大，随着高学历人才的井喷式发展，用人单位的用人标准也水涨船高，这导致部分学生无法获得工作机会，或者工作质量偏低。同时，有大量研究证明我国的就业率水分很大，签约率低或者虚假就业的问题都很突出。因此，高校就业指导部分不能只强调就业率，而要在学生步入工作岗位前，就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就业环境，帮助毕业生改善就业质量。（七）学制体系设置缺乏科学性，学制调整与培养质量矛盾重重
学制，也称学校制度、学校系统或学校教育制度，是由各级各类［22］学校组织而成的系统，是学校发展到一定阶段制度化的结果。目前我国的学制基本是固定的，专科3年、本科4年、硕士3年、博士3年。学制是一国政治制度在教育领域的投影，我国的学制制度主要沿袭20世纪50年代的计划经济制度色彩。学制的固定化导致学生在有限的周期内进行工作搜寻，影响工作搜寻的质量，也加大了搜寻的成本。
西方国家采取的学制制度多为弹性学制，最早是由美国哈佛大学开始试用。弹性学制允许高校在教学内容和学习年限上都有一定伸缩性，并给予学生在专业、学习内容、学习进度等方面的自主性，其核心基础为“学分制”，即学校考核学生的唯一标准就是修够学分，尽可能淡化学习年限的概念。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也在尝试弹性学制，1993年发布的《关于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首次提倡实行学分制、灵活的学制、硕士生和博士生连读等。总的来说，我国弹性学制的实施目标是不明确的，具体操作过程中，很多学校急功近利，不重视培养质量，导致部分学生还没有达到毕业标准就进入劳动力市场。弹性学制在执行中还有另一个问题，虽然现在许多高校在培养计划中提出“学分制”，但并没有任何关于提前毕业、延期毕业的相关规定，或者是在毕业标准中设定不合理的高标准，这导致弹性学制无法实行。
学制调整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意义重大，职业教育应该侧重操作性，而现在的学制反而是限制了学生的实践空间。不合理的学制要求限制了学生的实践时间，降低了学生的就业能力，“以工代学”的模式在高职高专院校内没有有效实施。四 深化高等教育改革，促进大学生就业（一）高等教育规模应该继续适度扩大，着力提高大学生就业能力
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大不但没有拖累中国经济的发展，反而是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首先，正如马丁·特罗所指出的，只有当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后（毛入学率为50%以上），高等教育才能为社会提供稳定的人力资本。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先后基本进入普及化阶段，而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仍在30%左右徘徊，这显然不利于形成稳定的高质量人力资本。其次，应该看到，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与劳动力市场的矛盾是结构性而非总量性。高校扩张并非我国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的主要原因，而且没有经验研究证明两者之间存在直接关系，即便从结构的角度，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和企业“招聘难”的矛盾局面也很难说是高等教育层次结构调整所产生的负面结果，因为“高等教育层次结构经过不断调整已经将其矛盾降［23］低到了最小程度”。再次，高等教育对经济的影响，既体现在高等教育作为一项国家重大投资会直接拉动居民消费，又体现在高学历人员数量的增加，降低了企业雇用的相对成本，企业有能力雇佣更多的员工，间接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来缓解就业压力。不仅如此，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还表现在高等教育很好地起到了储蓄和经［24］济增长的“桥梁作用”。最后，高等教育扩张政策有明显的滞后期，扩张的效果要等到4年或者更长时间才能显现。适度扩张培养的高等教育人才为国家经济转型，促进科技发展提供了高质量劳动力保障。进一步提高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占比是改善劳动力市场结构，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匹配人才的重要途径。同时，高等教育的发展要进入适度扩张招生与严格把控培养质量的新阶段，把提高大学生的就业能力作为新的培养重心。（二）进一步调整高校的层次结构，促进高校的合理分工和定位，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层次结构失衡的后果是严重的，不仅会导致大学生大规模的结构性失业，还会阻碍国家产业结构的有效调整。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调整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反过来又让就业弹性更大的大学生受益，可以更加有效的调整人力资本投资并扩大就业空间。从现有格局来讲，本科院校的就业压力要大于专科院校，这既是因为我国本科就业人数远高于专科人数，也是因为我国从1990年开始转向美国式的“通识教育”的模式，本科的专业性不强，导致其不可替代性被弱化，所以应进一步调整高校的层次结构，适度调整本科和专科的招生结构。
从某种意义上说，层次结构内部不均衡的危害更大，这种内部分层的逐渐固化，将导致普通院校的就业率进一步降低，普通院校与重点院校的就业差距进一步拉大，在社会上形成新一轮“读书无用论”，阻隔社会阶层流动，降低了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效率。应该注意的是，高校招生与就业问题本是自然淘汰的过程，但我国的高等教育机制没有明确的“重点高校”的划分标准，而且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分割以及户籍制度进一步阻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因此把所有毕业生放到劳动力市场上进行“自然淘汰”是难以实现的。
作为高等教育体系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所培养的理论性或技能型人才能够实现合理分工是层级结构调整的目标。从发展趋势来看，我国教育主管部门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投入在增加，但民众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偏见仍然存在，高职与普通高校之间的横向沟通、纵向衔接的教育和培训体制都没有形成。随着我国第二产业逐渐向高精工业转移，高等教育今后的转变方向应该是在传统的主要培养学术型和工程科技型为目标的基础上，推广职业教育以储备大量高级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助推经济增长。马丁·特罗指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15%～50%的大众化阶段应“重点培养技术英才”，即我国的职业教育人才。对于职业教育的发展，我国可借鉴德国的经验。从1850年开始，德国工业开始起步，在此后的两百年内，德国一直都是制造业的榜样，这主要是归功于德国令人惊羡的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对接模式，尤其是职业教育的长期规划衔接。一方面，这与德国重视职业教育、重视制造业的发展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这与德国在高等教育上宽松的投入态度有重大关系。德国“双元制”的职业教育是迄今为止世界少数几个国家达到较高发展水平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形式，德国政府认为“德国经济强势的根本原因在于有一个统一的和卓越的职业教育和职业继续教育”，其特征是：第一，突出职业教育对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功能，着重培养人才的动手实践能力、创新思考能力、职业生涯规划能力、经济适应能力等；第二，探索职业教育向各级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延伸。在德国已经有大学在尝试建立“双元大学”，采取学校学习与企业学习三个月一轮岗的“双元”教学形式，已经逐渐扩展至德国的应用技术大学、职业学院以及部分大学，促进“双元制”职业教育向高等教育的延伸。
因此，我国高等教育应建立起以市场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通过高等教育的结构调整和质量提升，在高等教育与培训、劳动力市场效率、技术就绪度、企业成熟度和创新等相关指标方面进一步提高，促进以理论研究为导向的综合型大学和以实践应用为导向的职业学院的衔接。（三）优化高校的科类结构，落实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明确人才培养的“窄口径”
科类结构的调整涉及多个部门的利益，是高校内部结构调整的难点。2013年以来，教育部要求我国的“211”以上高校限期制定《大学章程》，在章程中明确规定专业设置的主管部门、程序、退出机制等，有利于规范大学的科类结构调整。下一步各教育主管部门都应督促其所管高校制定章程，通过制度手段规范专业结构的调整。只有落实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才能改变千校一面的人才培养模式，增强高校在大学毕业生就业供求中的主动性，使人才培养结构适应就业需求结构，形成高等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
我国的劳动力市场环境和高等教育历史发展都与美国不同，因此，我国不能过分强调人才培养的“宽口径”，不能以培养“通识人才”为目标，而要在专业设置上，明确人才培养的“窄口径”，强调实践性、应用性，不同地区院校的专业设置应考虑院校所处区域的劳动力市场需求。同时，科类结构的调整与高校间搭建的就业信息平台是密不可分的，只有掌握及时、准确的就业信息，才能减少滞后周期，及时调整。
从1999年高校扩张以来，我国人文社会学科扩招速度过快，这导致了人文社会学科的供给过量，其就业稳定性和就业率都受到严峻考验。我国仍然是制造业大国，而且正在从粗放型工业转向研发型、精密型工业，因此在招生结构上应倾向于技术色彩更强的理工类学科，适当调整文、理科学生的招生结构。（四）适度的调整高校的布局结构，实现办学条件的均衡化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看到，高校的布局结构对于大学生就业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大城市的劳动力流动规模过大，这导致大城市的就业压力大，学生的就业困难，重点院校的“挤出效应”显著，而且直接影响了普通院校学生的就业质量。有调查表明，在我国名牌院校中农村学生不足一成，因此，普通院校的就业困难问题就非常不利于阶层流动，长此以往会导致更加严重的社会公平问题。其次，布局结构调整的意义在于，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大学生数量相对于当地的用工需求严重不足，这加剧了中西部劳动力市场的“用工难”，影响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加剧区域的不平衡。
优化高校布局结构是非常困难的，但是适度的调整其布局结构，有利于改善西部地区和中小城市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布局结构调整的思路有两种：一种是调整高校现有的区域结构，依靠行政命令把重点高校分散到各个省会城市；另一种模式则是通过淡化重点院校和普通院校的界限，逐渐使人才培养资源分配均衡化，实现教育经费在重点院校、普通本科院校，示范性高职高专院校和非示范性高职高专间的均衡化。均衡化的逐步实现有利于减小“文凭效应”的影响，通过更加开放的市场淘汰机制优化大学生就业。
同时，占学校总数近20%的民办教育发展没有得到足够实质性的重视，民办教育资源严重匮乏，这与现有国家教育政策不符，也不利于教育多元化的发展。因此，对民办教育的重点支持也是实现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资源均衡化，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有效方法。（五）厘清高校在大学生创业中的定位，做好创业教育，提高创业成功率，鼓励教师创业
虽然创业会释放更多岗位带动就业并产生倍增效应，但我们应清楚地认识到，创业问题的根本不在高等教育，而在于学生是否有足够的动力进行创业，创业也不是解决大多数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的灵丹妙药。但是，也不可否认高校在大学生创业中的作用日益明显。从现有政策来看，在建立完善的创业毕业生个人、市场、政府的成本分担机制之前，我国大学毕业生中创业人群的数量和比例都不会显著上升，所以在此基础上，教育主管部门和高等院校应该把重心从促进创业毕业生数量转向提高创业毕业生的成功率上。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要做到创业教育体系化衔接。从中学开始就应该有创业思维培养，形成终身制的创业教育模式。高校不应该是创业教育的唯一场所，而且创业教育也不是高校自身能够完全解决的问题。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加强创业教育的体系化衔接，从中小学开始，培养学生的创业思维和创业能力，在课程设置和阶段性上实现对接。
第二，研究表明美国式的通识教育和自由氛围极大地促进了大学生的创业热情。虽然我国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仍需深层调整，但我国在创业教育上应借鉴美国的通识教育理念，提高创业教育课程的质量，把培养创新思维作为课程核心，并逐渐把创业课程管理工作过渡给就业指导部门，把创业工作与就业工作都纳入高校就业指导体系。
第三，把毕业生创业成功率纳入学校的就业检测机制中作为评价的核心环节之一，延长学校的就业评价周期，促使学校和毕业生建立稳定的关联性。
第四，完善高校教师创业的制度规范。高质量的创业教育首先要有“良师”，但我国高校普遍规定高校教师不能在校外兼职或创办公司，而高校又无法有效监管外来的创业培训人员的授课质量。因此，尽快放开对于高校教师不能创办公司的制度规定是提高高校创业教育[6]的重中之重。现在已经有部分地方政府和高校开始尝试鼓励教师和科研人员在创业园区从事兼职活动，并明确收入归属，对于高校教师开办公司的权属问题，教师课时安排问题，绩效和职称评定问题逐步制度化、透明化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六）深化高校学生就业指导工作，把“就业质量”纳入就业指导工作进行考核
高校要做好就业指导工作，就要把就业指导和教育作为考核的标准，而不是任务。就业指导工作要弱化“就业率”的概念，围绕着就业环境、就业能力、就业状况、劳动者报酬等“就业质量”指标体系［25］，把学校就业指导工作导向、学生就业需求、劳动力市场就业环境结合起来。
就业指导部门应认识到毕业生的家庭背景、学科类型等人力资本的不同会影响学生的就业能力，而这些因素是无法通过自身学习有效改变的。因此需要针对具有不同资本存量的大学生群体实施分类指导和就业政策支持，并充分利用校友资源，搭建有效的“校友推荐”机制。
同时，就业指导工作不仅是高校的内部工作，教育部也应当承担起为高校建立就业专家库和搭建就业信息平台的责任，让更多的专业人才站在更高角度帮助学校厘清经济形势、专业前景、学生层次、市场需求，建立有效的顶层设计等，解决高校就业指导高度不够，指导性不强的现实困境。（七）采取灵活学制，给大学生营造更宽松的择业机会，改善普通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
学制调整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需要，是对传统的精英教育模式下的固态学制模式的一种调整。目前我国高校一般实行的是限期毕业、集中就业、限期离校的政策，它集中放大了大学生就业的各种矛盾与压力，建议学习德国高等教育经验，适当增加学制弹性。在人才培养的“出口”上，德国高校允许学生自由决定参加考试和毕业的时间，允许学生延缓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甚至容忍“职业学生”的存在。灵活学制的前提是充分执行学分制，强调“学分”而非“学年”，可以允许学生选择更长期限的学习期，允许部分学生中止学业优先就业或创业，再在一定期限内恢复完成学业。学制的适度弹性，将缓解大学生的就业压力，并舒缓整个社会的不安与焦虑，毕业生就业心态也将逐步趋向常态化。不仅如此，灵活学制是调整我国本科教育与高职高专教育内部结构的有效手段，有利于毕业生掌握更加充分的就业信息，减小“挤出效应”，从而有利于提高毕业生的就业质量，尤其是降低普通院校的就业压力。
目前，教育部在最近的文件中已经明确提出对于创业人员在校创业的学制弹性，提出“适当放松创业人员的学制”。未来调整方向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权力放归学校，把弹性学制与科类结构调整结合起来。鼓励学校根据本校不好择业的专业排名情况，根据学校的经费情况、校园容量等，优先照顾就业情况最差的科类学生，放宽他们的学制，鼓励他们优先创业，或者错峰择业。第二，高等教育的不同层次都应加长学制周期，专科、本科、硕士阶段都延伸3年，博士阶段可适当放宽到十年的学习周期。在国家教育经费预算管理上留出延期学生的生均教育经费，并加强对学生质量的监督管理工作。第三，灵活学制应与淘汰制度对应实施，如果没有淘汰机制去督促学生学习，很难保证学生专业能力的提高和综合素质的提升。（八）创新教学形式，把互联网技术作为优化高等教育结构的重要技术手段
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未来教学模式不再是“点—点”的模式，而是“链条—链条”的模式，即教学不再是老师对单一个体的讲授，而是老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多链条的同时交流学习过程。在高等教育领域，信息资源的共享性、传输性等优势日益明显，公开课的不定点模式、线上教育的自由空间模式和慕课的开源模式都是技术进步给教育带来的新生机。把互联网技术引入高等教育，不仅有利于创新教学形式，更是调整高等教育层次结构的重要手段。网络教育模式的推广，改变了传统高等教育对政府资金、大型设备的依赖，让更多处于资源匮乏院校的学生有了深化教育的可能。同时，网络课程的即时性，纠正了传统课堂教授内容与劳动力市场需求脱节，或者教授内容无选择性的难题，为大学生提高就业能力提供了多样化的教学选择。五 结语
从“就业率”的角度看，我国大学生的就业情况并不困难，甚至远远好于西方发达国家，但显然并不能因此得出我国大学生就业比西方发达国家好的结论。大学生就业问题演变成如此严峻的社会问题，跟学生及家长过高的收入预期分不开，但更主要的是大学生的就业质量和教育收益率显著降低，大学生的教育溢价或者“红利”逐渐丧失，在我国劳动力素质总体不高的现实状况下，弥散的“知识无用论”是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和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这对国家经济的发展动力是不小的考验。
总之，大学生“就业难”是伴随着大学扩招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大学生就业问题不能全部由劳动力市场消化，高等教育要承担很大的责任。高等教育的结构调整不仅关系到大学生的就业数量，而且对大学生就业质量、社会阶层代际流动、国家创新能力、产业结构升级等都具有深远影响。高等教育在推进大学生就业中，不能单单考虑提高学生就业质量和课程改革，更要提供良好的市场竞争机制，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为毕业生提供更加公平的、宽松的竞争机会，为毕业生提供更加充分及时的就业信息，让毕业生在更加公平开放的劳动力市场进行就业选择。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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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ILO）report shows that the youth employment problem is the world’s most serious problem of labor relations. College graduate employment，as the main component of youth employment，has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for a country’s economic development，and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untry with strong human resource and innovation. Higher education is the transitional stage that ties education and labor market. However，it is now severely limited by its ability of rational allocation of talents. With the purpose of improving quality of college graduate employment，this paper suggests several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gher education reforms. In terms of scale，higher education should continue to moderately expand，meanwhile enhancing college students’ job-seeking capacities；in terms of structure adjustment，higher education should refine its vertical structure，horizontal structure，and disciplinary structure，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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