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奂平清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理论自觉与中国社会学的探索(百家廊文丛)试读：
编委会名单
编委会主任 靳 诺 刘 伟
编委会副主任 贺耀敏 刘元春
编委会委员（以姓氏拼音排序）冯惠玲 冯仕政 胡百精 刘大椿孙 郁 王 轶 乌云毕力格 严金明张 杰 张雷声
序言
中国人民大学建校八十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八十年。从1937到2017，从延安的陕北公学，到晋察冀边区的华北联合大学、正定的华北大学，再到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八十年历史沧桑，斗转星移，中国人民大学始终与党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八十年来，几代学人进行了殚精竭虑的学术探索，在治学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杰出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大学的学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努力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精粹，发扬老一辈学者的笃实学风，同时借鉴了西方学术研究的新方法、新成果，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有力推动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深入发展。经过数十年的建设与积淀，中国人民大学在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内学科门类建设齐全，研究领域日渐拓展，研究水准不断提升，呈现出人才辈出、欣欣向荣的学术繁荣景象。
2017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等部门下发了《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中国人民大学入选A类一流大学建设名单，哲学、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新闻传播学、中国史、统计学、工商管理、农林经济管理、公共管理、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等14个一级学科入选一流学科建设名单。入选学科除统计学为理学学科外，其余全部为人文社会学科。
中国人民大学入选“双一流”建设高校和14个学科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既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视，同时也是对中国人民大学八十年发展成就的充分肯定，是鼓励和认可，更是鞭策和期许。我们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如果我们将“双一流”的入选视为中国高等教育在新的历史阶段开启新的征程的信号，那么当前，中国人民大学已经站在新的历史坐标点上。我们需要总结历史，更需要开拓未来。
2016年中，学校科研处的同志与我们谈起，他们准备在校庆年启动一项名为“百家廊文丛”的持续支持工程，希望通过多年连续性的资助，把学校各学科卓有成就的学者所撰写的代表性学术成果择优出版，系统性地展示中国人民大学近年来的整体学术水平。科研处作为管理和服务教师科学研究的机构，一直把提升科研品质、打造学术精品作为部门的责任。但是，客观讲，中国高校的文科科研经费投入还是有限的，怎样把有限的资源配置到最需要、最出成效的地方，是中国人民大学多年来认真思考的问题。为了把“好钢用在刀刃上”，科研处也做了许多有益的谋划，推动了学校科研事业的蓬勃发展。
在校庆年首度推出“百家廊文丛”，具有几层特殊的意义。首先，“百家廊文丛”反映了中国人民大学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深厚学术实力。本年入选的多部著作各具特色，有的资料翔实，有的论述细密，有的条理畅达，有的富有文采，足以彰显中国人民大学近年来的学术实绩。其次，体现出中国人民大学学者群体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我国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深沉人文情怀。有的学者耐得住寂寞，苦坐书斋；有的学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遍寻一手数据。再次，丛书是一个对外交流的窗口，在人大学者与国内外的学者之间架起了一个交流的平台。“百家廊文丛”如能持续坚持下去，就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学术文化工程，值得期待。
大学因学术而显厚重，因学者而富气象。“百家廊文丛”首批推出的著作，选题丰富多元，特别是对基础学科和学科基础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专题研讨。对于“基础学科和学科基础”的强调和看重，一直以来也是我校科研工作的指导方针。“百家廊文丛”如果能做到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就成功了。好的学术成果一定要能沉淀下来，而非过眼云烟。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自古以来，我国知识分子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传统。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中国人民大学长期秉持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的优良传统，始终践行着实事求是的学术良知。不论是在抗战烽火中，还是在建国伊始；不论是遭受了“文革”的磨难，还是在改革开放中凤凰涅槃，中国人民大学的学者一方面坚守书斋、甘于清贫，另一方面又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关心社会的进步。中国人民大学的命运从来与党和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而人大学者从来志向远大，他们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做出了积极贡献。今天，我们推出这套文丛，正是传承中国人民大学八十年文脉，弘扬砥砺奋进、实事求是精神的有益之举。“百家廊文丛”的名字，非常契合中国人民大学的实际。因为“百家廊”是中国人民大学校内的著名风景，在李东东同志创作的《人民大学赋》中有云：“百家廊，檐飞七曜，柱立八荒，凝古今正气，汇中外学术。”我们认为，这几句话就是对即将面世的首批“百家廊文丛”的最好诠释。“百家廊中百家争鸣”，这套文丛是献给历经岁月沧桑、培育桃李芬芳的中国人民大学八十年校庆的一份心意，祝愿这所伟大的学校在新的历史征程中继往开来、再续辉煌。
是为序。
绪论
2019年系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30周年，郑杭生在对中国社会学发展历程进行深入总结与反思的基础上，提出和论述了“理论自觉”概念和命题，认为中国社会学要充分利用中国社会历史性变迁的巨大舞台和现实性宝贵资源，提炼和创造自己的概念、命题和理论，形成自己的学术话语，而不是在西方理论的笼子里跳舞，使自己的理论研究或经验研究成为西方理论的案例和验证。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实现途径，就是要“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中国社会学只有树立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才能更好地回应中国社会转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和新趋势，才能提炼自己的概念、命题、[1]理论，增强自主性和创造力，开创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新局面。“理论自觉”概念提出后，得到中国社会学界的热烈响应，对提升中国社会学的主体性、自信心和创造性，进而更好地推进中国社会建设产生了持续而重大的影响。
郑杭生在提出“理论自觉”概念后，继续在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会等各类学术会议的发言中强调和呼吁要加强理论自觉。在银川召开的中国社会学会2012年学术年会上，郑杭生发言指出，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已经成为摆在中国社会科学界面前的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中国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都应该用理论自觉来总结、梳理自己的过去，把握现在，规划将来，把理论自觉真正落实到自己学科各专业、各分支中，运用到自己学科教学和研究的方方面面，运用到学科体制、体系建设的各个领域。他呼吁中国社会学界尤其要把理论自觉全面落实和运用到社会学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重新思考和反思如何办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机构、如何办社会学杂志、如何进行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如何编写有中国特色的教材、如何培养社会学各专业的学生、如何总结“中国经验”、如何形成中国社会学派的各个流派、如何进行社会学的学术争鸣、如何建构中国的社会学学科的评价体系。对曾经和仍然存在的理论失觉、理论自卑进行建设性反思，对消除学界事[2]实上还存在的“边陲思维”非常重要。
在贵阳召开的中国社会学会2013年学术年会上，郑杭生在致辞中提出，中国社会学在理论自觉阶段的基本功就是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即在中国社会学所面对的中西关系、今古关系、理实关系三种基本关系上，真正做到“借鉴西方，跳出西方”，不断进行“再评判”，做到“开发传统，超越传统”，不断进行“再认识”，做到“提炼现实，高于现实”，不断进行“再提炼”，这样才能真正创新我们的学术话语，创造我们的学术特色，也才能形成众多的真正的中国学[3]派。
在武汉召开的中国社会学会2014年学术年会上，郑杭生做了题为“学会学派学术”的发言，将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阶段的基本功进一步归结为“三再、两气、一追求”。所谓“三再”，就是前述的“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所谓“两气”，就是社会学“只有接地气，才能有底气”，其中“接地气”至少可分为三种，即接现实中国的地气、历史中国的地气、中国立场观点的地气；所谓“一追求”，用中国学术传统的说法，就是社会学要追求“真善美”，既要追求“真”，又要追求“善”和“美”，费孝通晚年也是在这一意义上强调社会学要坚持科学性和人文性的结合，忽视人文性会使社会学研究陷入片面和狭隘，会把许多应该由社会学研究的东西排斥在社会学的视[4]野之外。
对于郑杭生所倡导的理论自觉，不同学者间在概念理解上还存在一些偏差。例如，有学者将理论自觉简单地理解为就是要注重理论研究。笔者认为，需要从如下五个方面理解和贯彻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
第一，社会现象的自我实现预言机制决定了社会学研究必须有理论自觉。默顿所揭示的自我实现预言机制这一社会现象的基本原理表明，某种期望、信念或预测会使人们按所想象的情境去行动，结果最[5]初并不真实的预言会应验，变成现实。自我实现预言的作用机制与[6]社会建构论具有一定的契合关系。与自然科学相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之所以要强调理论自觉，最为根本的原因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与结论，会成为一种思想或意识形态，改变人们对社会的理解和人们的行为方式，从而改变社会变迁与发展的方向。也就是说，“思[7]想和行为一样，是会产生后果的”。因此，缺乏反思性的学术如果[8]介入政治社会现实，对社会和学术来说都是一种灾难。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互构关系，一方面，实践问题会大量地转变为理论问题，另一方面，理论问题也会大量地进入到实践领域，通过不同观点与思潮的讨论、争辩和反思，赋予实践以适应时代变化的新的理念、新的[9]思路和出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这种互构关系，决定了社会学研究必须有理论自觉，必须坚持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
第二，社会学要立足实践与经验研究，又要超越实践与经验，要有理论追求，这是理论自觉的基本层面。对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之间的关系，费孝通在20世纪40年代就做过反思，认为与社会调查只是了解事实不同，社会学调查或社区研究的中心是理论，是依据事实的考察来验证社会学理论或形成新的理论，“实地调查时没有理论作导[10]线，所得到的材料是零星的，没有意义的”。但是，以“拒斥形而上学”为口号的西方实证主义社会学，把价值性和理论性都当作“形而上学”加以拒斥，片面强调科学性，否认价值性；也把经验性和理论性对立起来，只强调经验性。受美国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影响，中国社会学从恢复重建开始，就存在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失衡的问题，在社会学发展过程中理论明显滞后，大量经验研究缺乏深入的理论思考或明确的理论前提，缺乏学术性积累和进步；而且，很多经验研究往往只是对某些西方实证社会学理论的粗浅证明，对中国社会变[11]迁的解释常常流于表层。将社会学定位为经验性或实证性的狭隘理解和视野，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社会学界广为流行的理解和视野，也成为某些社会学教学机构、研究机构和学术杂志的主流倾向，导致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严重失衡。因此，大力推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研究、理论建设和理论创新，不仅是中国社会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适应中国社会变迁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中国社会学提[12]高自己在社会学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必不可少的步骤。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基本方面就是立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研究，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概念和理论体系。
第三，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根本问题，是社会学的本土化问题，也就是如何处理中西、古今关系的问题。郑杭生提出理论自觉命题的根本目的，是倡导中国社会学根据中国社会历史性变迁的实践提炼和创造自己的概念、命题和理论，形成中国自己的社会学学术话语。从实现途径来说，就是要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当前尤其要结合中国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实践，对仍然支配着中国社会学的一些来自西方社会学的概念、理论、方法和范式进行反思性梳理，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自己的社会学概念与理论体系；要充分挖掘和借鉴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用中国思想与话语创造社会学概念与理论。当然，在追求社会学中国化方面，一方面中国社会学的研究不能沦为仅仅是在中国社会中为西方社会学理论寻找注解；另一方面，也要警惕因刻意追求中国的“本土性”而随意将中国社会的一些现象和困境归结为“中国特色”，视为中国文化的本质使然。
第四，理论自觉要求立足实践与社会变迁，对已有理论进行修正与丰富。除了对西方社会学理论进行反思性梳理和借鉴、对中国传统思想进行挖掘和继承外，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学和老一辈社会学家的一些概念和理论，也要根据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实践进行反思性地分析、修正和丰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更需要社会学者深入观察新时代社会的新变化，体察新时代的重大实践与理论问题，总结提炼富有解释力的社会学概念与理论，为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第五，理论自觉还要求中国社会学学者有理论自信，推动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化。倡导理论自觉是在全球化和社会快速转型背景下中国社会学对现实迫切需要的回应，与中国从地区性大国向世界性强国的转变趋势相符合，与中国社会学从世界学术的边陲转化为学术中心之[13]一的前景相一致。理论自觉要求中国社会学学者要有坚定的理论自信：一是坚信中国化的社会学，即从中国土壤里生长出来的社会学，一定能够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二是坚信中国社会学不仅能够回答中国自身的问题，也能够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性问题做出贡献，具有普遍[14]的学术意义。中国的历史，中国所处的世情、国情以及发展实践都具有独特性，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发展实践及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对此西方的理论不一定都能解释，这种独特性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源泉与坚实的基础。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也是中国社会学理论自信的源泉。西方文化中的“天人对立”和“文野之别”观念，是现代世界人类与自然之间、各民族之间、各文化之间的冲突的主要思想根源，而中国悠久的农业文明所孕育的“天人合一”“有教无类”“天下一家”等传统文化思想及历史实践，对摆脱现代世界人类困境仍有重要借鉴意义。对中华传统文化中这些优秀思想的挖掘和创造性转化，有助于推动共建共享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顺利进行，也有助于推动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社会学也要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这一伟大建设事业中来。中国正在全面走向世界，一方面，中国社会学学者要在研究好自己的社会和文化的基础上，向世界解读中国的文化和社会发展，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这就要求中国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学者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发表外文学术文章、牵头组织国际研究项目；鼓励学术机构建立海外调研基地和研究中心，鼓励研究机构参与和设立国际性学术组织；鼓励兴建外文学术网站、办好外文学术期刊，积极向国外推介我[15]国的高水平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学学者还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深入细致地研究世界其他国家的社会和文化，既要为中国走向世界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也要为世界发展提供中国视角和中国经验。
当前，中国社会学除了要在话语系统上高扬“理论自觉”的旗帜，还迫切需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对中国社会学各个研究领域和各个研究层次所使用的概念、理论、原则和方法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反思性梳理。对那些当前流行甚至占据主流话语地位，但与中国实际（包括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经济政治社会背景）不相符或不利于中国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实践的概念、理论、原则和方法，要进行反思性梳理和批判；对中国社会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符合当时国情的概念与理论，也要在积极回应社会快速转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和新趋势的同时，有所借鉴继承和创新发展。总之，中国社会学界要遵循郑杭生所倡导的“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这一理论自觉的实践途径，充分利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社会建设实践及丰富资源，努力创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学学术话语和理论体系，并为世界社会学增添中国社会学者自己的创造与智慧。
在本书中，笔者根据郑杭生关于加强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阶段基本功的要求，结合自己的研究兴趣和领域，立足于对中国社会转型、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思考，在深入梳理和挖掘费孝通、郑杭生等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典范人物的学术思想及其理论自觉的基础上，结合城乡发展研究、民族问题研究、关系研究和社会政策研究等中国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对相关概念、理论和方法做了深入的反思性梳理与讨论，探讨了这些研究领域所应有的理论自觉及其意义。
第一编“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典范”对费孝通和郑杭生的社会学理论自觉进行深入梳理与挖掘，探讨其对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意义。从“理论自觉”的含义及其实现途径来看，费孝通、郑杭生等学者无疑是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典范。通过从理论自觉的视角梳理费孝通的学术思想可以发现，费孝通始终通过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调查研究，敏锐把握时代变化的趋势，并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时空条件和变迁的阶段性特点，不断反思、修正和丰富自己的认识和理论，其学术思想、立场与态度体现出高度的理论自觉与文化自觉。对费孝通学术思想的演变及其理论自觉的历程进行深入梳理，有助于当代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充分利用中国社会历史性变迁的巨大舞台和现实性宝贵资源，提炼和创造中国自己的概念、命题和理论，形成中国自己的学术话语，提升中国相关学科在世界学术格局中的地位；也有助于中国社会学更好地为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服务。郑杭生的社会学理论自觉，不仅表现为他提出了“理论自觉”命题，也表现为其在社会学学术历程中始终保持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郑杭生及其学术团队所提出的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和实践结构论等相对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体系，就是立足于中国社会运行与社会转型的实践基础，综合东西方社会思想和社会学理论资源而形成的。在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初期，郑杭生就以高度的理论自觉，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种形态的理论发现，以及“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的主张，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学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问题。他在对辩证法和实事求是等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方法的坚守、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持续探索、对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构建等方面，均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第二编“理论自觉与城乡社会学研究”以费孝通和陆学艺的城乡发展思想为例，对一些有悖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与方向的有关城乡发展道路的概念、观点进行反思性批判。关于中国的城乡发展道路，不少学者借用费孝通早期的提法，认为乡镇工业和小城镇仍是中国城市化的“人口蓄水池”，“小城镇依然是大问题”，认为今天中国仍然如费孝通当年所指出的一样，发展的方向在农村，“三农”问题的出路归根到底还是在于加快小城镇建设。这种观点实际上完全脱离了费孝通城乡发展理论的时代背景，只是断章取义地将费孝通的城乡发展思想模式化为“乡土中国”、“小城镇”和“离土不离乡”，而无视费孝通始终是在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时空条件和变迁的阶段性特点不断反思、修正和丰富其认识与主张的事实，不仅有悖于费孝通晚年思想的变化，而且会对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战略造成认识上的混乱和实践上的误导。陆学艺在其学术生涯中，也主张和坚持研究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将具体调查与宏观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相结合、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适时调整“三农”政策，表现出高度的社会学理论自觉意识。有些学者和官员认为，未来中国农业仍将以小规模、劳动密集型经营为主，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出路仍在于小农经济。实际上，这种认识与中国城乡社会变迁的实际并不相符，也难以从根本上破解当前中国的“三农”困境，对当前和今后的“三农”政策与实践也有误导作用。“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推动以城乡二元社会体制转变与农村土地制度完善相结合的制度体制改革与建设。其中推动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市化和以土地流转等途径发展适度经营规模、促进农民专业化，则应是当前“三农”政策与实践工作的主要任务。
第三编“理论自觉与民族和文化研究”以费孝通民族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理论自觉为例，对当前我国民族和文化研究领域以西方多元文化主义为核心的话语和研究实践进行反思与批判。受多元文化主义等思潮的影响，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的不少学者在文化和民族研究中将多元文化主义视作多民族社会发展的理想基础，有人甚至将费孝通的多元一体理论等同于多元文化主义，强调“多元”、“差异”或“不同”，而忽略其理论中“一体”与“和”的方面，这些曲解，不仅造成认识与理论上的混乱，对现实的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也有不良的影响。因为不同民族和文化，由于所处环境的不同，可能是多渊源的，但并不意味着永远是“多元”的；无论是将“多元”作为争取承认的手段还是目的，都难以成为实现民族或文化之间真正平等的有效途径。费孝通注重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探讨中国各民族交往交融、民族平等和中华民族的凝聚等问题，无疑是民族研究理论自觉的典范。在民族和文化研究上，研究者要有费孝通这种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以促进民族平等、民族发展和民族融合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体系为指导，以促进民族关系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为宗旨和立场。在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时代，我们既要避免文化的强制同化，更要警惕那种将文化差异绝对化并作为追求目标，从而人为扩大民族差异、制造民族矛盾和纷争的学术观点，以及可能对民族关系实践产生的破坏作用。
第四编“理论自觉与关系研究”以近年来流行的关系社会学研究范式为例探讨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意义。一些社会学者利用“社会资本”概念的狭义定义研究中国社会的“关系”运作，致力于对当代中国社会盛行的“关系”现象做技术性实证描述与分析，试图通过这种关系社会学研究为世界社会学理论做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贡献；还有一些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者认为关系、人情和面子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关系”视为中国社会研究与调查的理论前提，致力于分析中国人文化心理和行为的特殊性，而忽视“关系”的社会结构制约性及其变迁性。这两种研究范式和立场，一方面忽视了“关系”运作现象的自我实现预言机制，另一方面，其研究结论本身也成为“关系”合理化和自我实现预言的重要推动力量。因此，中国社会学等学科的学者迫切需要加强理论自觉意识，坚持研究的反思性与建设性意识，致力于分析转型期“关系”等社会现象的自我实现预言机制等根本原因，通过发现与分析中国社会转型、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实践中通过制度设计等途径打破“关系”恶性循环的成功案例和可能途径，使中国人摆脱关系困境，推动中国社会规则意识等现代性的发展。
第五编“理论自觉与社会政策研究”对中国社会福利与政策研究领域自由主义的“福利病”话语与政策进行反思性批判。在对西方国家经济、社会与政治危机的反思中，有不少人将危机归因于其福利制度，并认为中国要吸取其教训以防范“福利病”。这种分析与批判并没有认清西方国家危机的本质，也使得福利制度的负面效应被放大，这无疑会对中国正在进行的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道路带来误导与干扰。在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中，需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深入剖析西方危机的本质与根源，总结西方福利制度发展的经验，在对比中西方福利制度改革的背景与逻辑差异中，厘清认识误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福利社会建设模式。建设福利社会，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应对当前中国社会治理困境的根本途径，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也是促进社会认同、重塑价值共同性的重要途径，将为文化建设与中华民族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在当前中国的福利社会建设事业中，迫切需要形成福利社会建设的共识，要突出国家和政府在福利社会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要消除福利分割与排斥，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进行福利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理论与政策研究。注释[1]郑杭生在中国社会学会2009年学术年会上做了题为“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的主题报告，《光明日报》2009年10月20日第11版以《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为题发表了该报告的详细摘要，报告全文发表于《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新华文摘》2009年第24期全文转载。[2]郑杭生．把“理论自觉”全面落实到社会学各个领域：在中国社会学会2012年银川学术年会上的致辞．宁夏党校学报，2012（5）．[3]郑杭生．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中国社会学在“理论自觉”阶段的基本功．（2012-07-23）［2017-05-03］．http：／／www．sociologyol．org．[4]郑杭生．学会学派学术：我对理论自觉从何而来的学术思考．北京日报，2014-08-25（20）．[5]默顿．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林聚任，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286．[6]苏国勋．从社会学视角看“文明冲突论”．社会学研究，2004（3）．[7]维沃．思想的后果．王珀，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8]王明珂．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234．[9]郑杭生．自序／／郑杭生，杨敏．社会互构论：世界眼光下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新探索：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关系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0]费孝通．《禄村农田》导言／／费孝通全集：第3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1-6．费孝通．《昆厂劳工》书后／／费孝通全集：第3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353-354．[11]郑杭生．改革开放30年：日趋成熟的中国社会学：有关中国社会学发展全局的几个重大问题．江苏社会科学，2008（3）．[12]郑杭生．当代中国理论社会学面临的创新任务：一种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视野．社会科学战线，2007（1）．[13]洪大用．理论自觉的必要性及其意涵．学海，2010（2）．[14]景天魁．从社会学中国化到中国社会学普遍化．杭州周刊，2015（16）．[15]李培林．面向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人民日报，2017-01-23（20）．
第一编 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典范
第一章 费孝通学术历程的理论自觉
2009年系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30周年，郑杭生继承和发展了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概念和理论，提出了“理论自觉”的概念和命题，认为中国社会学要充分利用中国社会历史性变迁的巨大舞台和现实性宝贵资源，提炼和创造自己的概念、命题和理论，形成自己的学[1]术话语，而不是在西方理论的笼子里跳舞。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2]实现途径，就是要“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
虽然费孝通没有直接使用“理论自觉”概念，但从郑杭生所阐述的理论自觉的内涵来看，费孝通无疑是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典范。费孝通对这一命题也曾有过近似的论述。例如，在2000年，针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过度借用西方社会理论的状况，费孝通曾清醒地告诫说：我们必须意识到西方社会理论和概念是西方社会发展的产物，是西方社会科学家对其社会现实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和总结概括的结果，他们还根据对现实社会变化了解的不断深入而反复加以修正，以使这些社会理论更符合其社会现实。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国问题时，一定不能全盘照搬西方社会理论和概念，必须在对其进行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将其作为参照来创建我们自己的理论。尤其是青年学者，做学问要对外开放，但要防止“中心外移”，立足点和中心应在中国，结合中国实际。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一旦离开中国的社会实践，就很可能会丧失生命力。面对急剧变迁过程中社会的高度复杂性，我们要对时代变化做出积极有效的反应，要经常检查自己所做的研究能否贴切[3]地反映现实社会。这些告诫充分体现出费孝通的理论自觉意识。
目前学界有关费孝通的研究文献数量众多，但从其理论自觉发展历程的角度进行分析的研究成果却并不多见。有些学者对费孝通理论和主张的分析与批评，往往脱离其时代背景，无视费孝通始终根据中国社会变迁不断修正和丰富自己的认识与理论的事实。梳理费孝通的学术生涯可以发现，他始终以对中国经济社会现实的调查研究为基础，敏锐把握时代变化的趋势，并根据社会变迁实践不断反思、修正和丰富自己的认识和理论，其学术思想、立场与态度体现出高度的理论自觉与文化自觉。本章主要从费孝通的城乡社会学、民族研究和文化研究等方面，对其理论自觉的发展历程加以分析，并探讨其对当前中国社会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
一、费孝通的城乡社会学理论自觉
[4]探索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是费孝通“一生的研究课题”。近年来，对费孝通的小城镇等城乡发展理论有不少批评。有批评认为，他的乡村工业化与小城镇理论及其实践，是导致中国农村生态恶化、城市化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还有批评认为，他的城乡研究是“相对静止而单一的由乡镇工业联结的城乡关系范式”，“没有将更宏阔的[5]政治视角纳入考虑范围”。这些批评与认识，实际上脱离了费孝通的城乡发展理论与主张的时代背景，也忽视了他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对自己的理论与主张不断加以修正和丰富的事实。
费孝通一贯以从实求知的态度，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条件与状况，敏锐地把握时代变迁趋势，提出相应的富民强国主张。他关于中国城乡发展道路的主张，经历了发展乡村工业、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区域经济开发、走多元城市化道路的演变过程。这一演变过程，既反映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也充分体现了费孝通“志在富民”的历史责任感和高度的社会学理论自觉意识。因此，我们需要结合费孝通城乡发展道路的相关理论的历史背景，全面把握其基本观点和方法。唯其如此，方能为分析和解决当前中国城乡发展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费孝通以1936年的家乡江苏吴江江村（开弦弓村）调查和1939年开始的云南内地农村实地调查为基础，提出了发展乡村工业以改善农民经济状况、实现乡土重建的主张。这一主张在当时就引起了争论。如姜庆湘认为，费孝通提出的以恢复农村副业来为中国经济找出路的[6]主张是保守的。吴景超则断言手工业注定是要衰微的，“近代文明”和“机器工业”都是在都市产生的，因此中国要以发展新工业来吸纳农村人口，使农场面积扩大，使农民可以专靠农业谋生，使工业可以[7]从农村里分出来，走向机器化和现代化。就中国当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而言，费孝通发展乡村工业的主张显然更为合理可行。这一主张符合中国历史上在人多地少条件下形成的农工相辅的传统经济模式，符合当时列强入侵导致中国农村工业衰落、农村贫困化的状况，也符合当时中国城市以消费为主、只能吸纳有限农村劳动力的现实条件。费孝通指出，在中国几千年来人多地少条件下形成的小农经济中，手工业已成为不可或缺的部分，一直到现在仍是大多数人赖以为生的
[8]职业。但西方工业的扩张导致中国传统乡村工业迅速衰落，造成中国经济彻底农业化，部分农民失业，农村经济萧条，高利贷活跃，土[9]地权外流，土地问题日趋严重，导致乡村不安和政治不稳定。费孝通认为，吴景超所提倡的通过发展都市新工业来吸收农村人口，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可以说是最基本的出路，但问题是都市新工业能吸收多少人口？新工业兴起能否解决手工业崩溃引起的大量人民失业和贫[10]困的问题？这是攸关民生的大问题。因为从当时中国都市的性质来看，旧式的“城市”是其人口已脱离了土地、以收租为生的地主为主的消费性城市，而以生产性工商业为主的新兴都市（如上海等通商口岸城市）是在西方的经济压力下发展起来的经济体，主要是洋货的经纪站。在这种条件下，城市吸收乡村过剩人口的能力十分有限。[11]而且在乡村工业式微后，工业离开了乡村，城市吸收了一部分农村人口，但在吸收时并不是以家庭为单位，而是以个人为单位，其结果是破坏了家庭的完整，不像在传统的男耕女织、农工混合社区形式[12]下，家庭这一基本团体不致被破坏。因此，在人多地少的客观条件的制约下，恢复乡村工业是适应短期内无法改变的小农经济的现实[13]可行的方案。将乡村工业尽量分散，也是“可以使农民大众得到[14]工业化利益的方案”，有助于稳定乡村经济，防止乡村衰落。当然，在费孝通的乡村工业化主张中，工业不完全是传统社会中自生自灭的手工业，他指出，“我们原有的乡村工业太落后，不能和现代工业竞争，所以我们不能让现有乡村工业自己去挣扎，而必须有计划地把现[15]代化技术、组织、精神输入乡村”。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实施重工业优先战略和“以粮为纲”的农村经济政策，农村工商业受到严格限制。费孝通在1957年重访江村时发现，虽然农业有了发展，粮食增产了，但农民手中无钱，生活并不比以前好过。他认为问题的症结是没有发展农村工业、商业和养殖业等副业。因此他重提乡村工业问题，认为应当在农村恢复副业，发展[16]小型工业。这一主张符合当时农村生产力并不发达的情况，但由于与政策相抵牾，在“反右”时遭到批判。费孝通指出，“以粮为纲”、只在土地上打主意希望是不大的，因为农民只能靠种田吃饭，不能靠种田生活，这是人多地少的农村里的一条普遍规律。“文革”[17]时期“以粮为纲”的政策甚至使农村经济濒于崩溃。在农村搞“以粮为纲”的单一经济，取消商品生产，也使得以往作为农副产品集散中心的小城镇失去了经济基础，城镇个体和集体商业受到限制和[18]打击，更使得许多小城镇人口下降，走向衰落。
改革开放前后，凭借其工商业传统和地缘优势，江浙等地乡镇企业和小城镇迅速兴起。费孝通紧紧把握这种变化趋势，开始了对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实践的实地调查与理论探索。调查从江村开始，扩大到吴江七镇，再扩大到苏南四市，进而扩及江苏全省乃至浙江、福建和广东等省。费孝通的小城镇调查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小城镇理论的探索也推动了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与发展。
不过，费孝通在对小城镇道路的探索和倡导上是较为谨慎的，他并没有将小城镇作为中国城市化的主导模式，而是强调要因地制宜。如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他在对边区少数民族及贫困地区发展道路的探索中，就强调东部的发展可以“小城镇”为“眼”，西部则[19]要以“民族经济协作区”为“眼”。在后来对小城镇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中，他指出，苏南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发展尽管有其“内发性”，但更有其外部条件，即当时限制城乡人口流动的政策，城市里的工业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苏南正是充分利用了靠近现代工商业大城市的地缘优势和现代城市工厂的技术优势等有利条件兴办社队工[20]业，走上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道路。因此可以说，发展乡镇企业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做出的选择。费孝通在调查研究中注意到，到20世纪90年代，沿海地区乡村的经济基础已由农业转变为工业，农民的收入80%以上来自工业和第三产业，农村劳动力80%以上已转移到非农产业。但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大部分居民还没有完全脱离农业，亦工亦农的问题成为新的发展阶段中一个“亟须通过进一步改革来解决的问题”，因为“亦工亦农是一个行之有效的过渡方式，到工业化向深层次发展，工农势必分家，各自成为专业，农业也就实[21]现了现代化”。费孝通意识到，就城乡关系而言，自己在小城镇研究中提出的“离土不离乡”概念，是根据当时的经济发展情况提出来的，随着经济发展的变化，农民是“乡”“土”都可能离的。“离土[22]不离乡”可以看作是小农经济消亡过程中的一种过渡状态，他由此对自己以前关于乡村工业化以及把镇作为农村经济中的“细胞核心”的观点进行修正，提出并思考“全国一盘棋”、城乡一体化、农业规模经营、城镇规划布局等问题。他后来以上海浦东新区开发为新的研究起点，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黄河三角洲等区域开发层面，为中国宏观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谋篇布局。可见，那种不顾地区工业化的基础条件等客观因素，遍地开花发展小城镇，甚至将小城镇道路演变为只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而限制农民进入大、中城市的认识与做法，都是与费孝通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发展小城镇和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思想相违背的。
20世纪90年代末，费孝通根据全球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和中国经济社会结构深刻转型的实际，进一步反思并修正自己的城乡发展理[23]论。“想尽办法了解城市”之后，他认识到农村要进一步发展，离不开城市的支持和推动；对于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的中国而言，一个大问题是怎样妥善安排人口布局，使人们都能安居乐业。他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还是要走“大、中、小城市和村镇同时并举”的道路，我们“需要搞几个特大都市，更多的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以及大量的小城市和小城镇来容纳更多的人口”，“形成中国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24]全国多层次、一盘棋的合理布局”。
费孝通晚年关于中国要走多元城市化发展道路的思想，对破解当前的“三农”问题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快速发展，经济社会结构已经发生重大转变的背景下，那种一味强调要把农村或小城镇当作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的观点、做法与政策，反而使农民工长期在城乡之间钟摆式流动，也导致农业、农村因发展主体缺乏或不确定而陷入困境。当前必须尽快转变长期以来在农民城市化上缺乏长远规划的做法，改变以往只注重城市规模扩张而不注重让农民分享城市发展成果这一城市化本质的增长方式，积极、主动、有序地推动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推进和完善让城乡居民都能安居乐业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现代职业体系和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同步[25]发展和城乡协调发展。
二、费孝通的民族研究理论自觉
民族研究是费孝通学术生涯的另一个重要研究课题。费孝通早期主要是从体质、文化、语言等方面研究特定民族，后来逐步转向更注重从历史和民族社会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各民族交往交融、中华民族的凝聚与国家统一等问题。他由此也成为民族研究理论自觉的典范。
20世纪30年代末，刚从英国学成归来的费孝通，曾与历史学家顾颉刚就“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题展开过一场辩论。在日本全面侵华、中国面临严重民族危机之时，顾颉刚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理论自觉意识，在对几千年来中国各民族在血统和意识方面融合的历史进行梳理与分析的基础上，联系当时的政治时局，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认为“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再析出什么民族”，大家应当留心使用“民族”二字，我们也应当舍弃以前不合理的“汉人”称呼，和那些因交通不便而生活方式略微不同的边地人民共同集合在“中华民族”一词之下，团结起来[26]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顾颉刚的理论得到许多学者的积极支持和响应，也引发了一些论辩。费孝通从欧美功能主义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视角，结合自己以前在广西大瑶山的体质人类学调查，对“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提出质疑。与顾颉刚在现代国家民族意义上理解“民族”概念不同，费孝通认为民族是语言、文化及体质（血统）上相同的一类人，中国境内不仅有五大民族，而且还有许多人数较少的民族，不同民族在文化、语言、体质上有很大的差异，客观上的混合并不就等于主观上的统一。要谋求政治上的统一，不是要消除各民族及经济集团之间的界限，而是要消除这些界限所引起的政治上的不平等。[27]
虽然费孝通与顾颉刚二人的研究视角和观点不同，“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在学理上也尚有不完善之处，但顾颉刚注重挖掘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主流、致力于推动现代民族国家“政治的统一”与“心理的统一”的理论自觉意识和立场，无疑对费孝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费孝通后来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在基本观点、立场以及历史论证方法等方面与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有高度的一致性。正如有学者分析的，没有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28]的理论以及引发的论战，也就没有费孝通后来的多元一体理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贯彻党和国家的民族平等政策，费孝通的研究重点由农村研究转向民族研究。他参与和组织了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调查工作，了解各少数民族的文化、语言、历史和现状。在参加少数民族调查过程中及在后来的思考中，困扰他的主要问题是“汉族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发展发生过什么作用和怎样去[29]看待包含汉族和国内所有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他认识到，“民族实际是因地因时而变化的，我们对民族的认识也应当根据实际的变化而不断发展”，“要理解当前的任何民族决不能离开它的[30]历史和社会的发展过程”。在这方面，潘光旦关于不能孤立地研究某一民族历史的主张对费孝通有很大的启发。潘光旦认为，中国历史是具有不同民族特点的人们接触、交流、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从没有间断过，而且还在发展着。汉族是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原来不属于汉族的人们而壮大起来的，其他民族实际上也多是由原来不相认同的人们逐步融合而成的。一方面是融合，另一方面也有分[31]化，在不断又分又合的过程中，形成了我国现有的民族结构。费孝通认为，潘光旦的这种“宏观的历史研究”视角对中国民族研究有重要的意义，过去将各民族单位孤立起来进行研究有很大的局限性，其缺点在于把应当包括在民族这个整体概念中的部分过分突出，甚至从整体中割裂了出来，把民族研究限于少数民族，“势必不容易看到这些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整体中的地位以及它们和汉族的关系”，而且，将少数民族分开来个别加以研究，使得“对各民族间的关系也不[32]易掌握”。把各个民族孤立起来研究也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因为“民族领域里当前主要的问题是怎样实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事实上的平等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必须通过发展经济、共同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来实现，“在这共同的道路上，我们固然必须从各民族的特点出发，而且保持民族形式；但是共同的东西必然会日益增加，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加深了中华民族内部的融合”。因此，今后我们“要进一步将微观的研究和宏观的研究配合起来，要从全国一盘棋的格局演变来看各个民族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况”。从宏观方面就是要研究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这个课题，“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实体，因为他具有与世界上其他民族不同的特点，而且具有共同的民族意识”，[33]“我们有责任对这个人们共同体的形成做出科学的论证”。在这种研究立场的基础上，费孝通在自己及其所指导的大瑶山等民族调查中，很好地将宏观研究和微型调查结合了起来。在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时，费孝通挖掘历史上各民族长期沿河流或山脉迁徙的路线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民族相互依赖与交往融合的历史与文化资源，提出了“民族走廊”概念，并以此作为发展民族之间和地区之间经济合作的基础。
在这些自觉的理论思考与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费孝通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高度概括了中华民族由“自在的民族实体”到“自觉的民族实体”和各民族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融合过程与现实。这一理论也表明，欧洲中心主义的民族国家定义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当然，费孝通并不认为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已经完成，他希望这一理论是开放性的，今后仍需要一代代学人持续地进行研究和[34]探索，“更自觉地为中华民族做出贡献”，在促进中华民族的一体化和民族交往融合方面做更进一步的努力。在民族研究方面，我们要有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要始终以促进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为立场和宗旨。
三、费孝通的文化自觉与理论自觉的意义
费孝通晚年学术思想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在思考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变化所提出的时代性问题和反思人类发展的困境与出路中更加重视对文化和心态的研究。
费孝通的学术生涯是“行行重行行”的一生。从20世纪30年代的大瑶山调查和江村、禄村等社区调查，到后来足迹遍及全国的城乡发展、民族地区发展再到区域经济开发研究，他一直都在践行“志在富民”的理想。在八十岁以后的学术回顾与反思中，费孝通指出，自己以往研究的是如何充分利用农村的劳动力来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关注的是生态的层次，即物质资源的利用和分配，但现在“必须及时多想想小康之后我们的路应当怎样走下去”的问题，因为“小康之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变化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人与人的关系的变化”，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的问题就会凸显，“心态研究必然会跟着生态研究提到我们的日程上来”。满足于研究社会的生态而忽略社会的心态，最大的缺点是“只见社区不见人”，对人们的内心世界关注不够，这些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都已经赶不上蓬勃发展的形势了。衣食足而知荣辱，在解决了温饱和走向小康之后，就需要在关注社会发展的同时充分注意到人的变化，探索社会变迁中人与人相处能彼此安心、安全、遂生乐业，大家对自己的一生感到满足，对于别人也能乐于相处的新[35]的心态秩序。在这种反思与认识的基础上，费孝通开始梳理、反思和吸收自己的导师（如派克、史禄国、马林诺斯基、布朗、潘光旦等）对人类精神文化和道义秩序方面的研究与论述，同时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挖掘相关的思想资源。
费孝通在对人类发展困境的反思中指出，由于科技的急速发展，人类“已经生活在一个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的小小寰宇之上了”，但“由于文化的隔阂而引起的矛盾会威胁人们的共同生存”，“怎样能和平相处确实已成为一个必须重视的大问题”，人类学者有责任在[36]建立文化容忍的精神方面做出一些贡献。随着信息传递工具的迅速改进，社会互动的频率越来越高，原有的可以互不相干的秩序已经过时，现在“必须建立的新秩序不仅需要一个能保证人类继续生存下去的公正的生态格局，而且还需要一个所有人类均能遂生乐业，发扬[37]人生价值的心态秩序”。世界民族和宗教冲突所反映的“不只是生态失调，而已暴露出严重的心态矛盾”。“人类当前正需要一个新时代的孔子”——“一个比孔子心怀更大更开阔的大手笔”，“新时代的孔子必须是不仅懂得本民族，同时又懂得其他民族、宗教的人。他要从高一层的心态关系去理解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为世界上不同文化、不同历史、不同心态的人今后和平[38]共处“找出一条共同生活下去的出路”。在当今这个世界性的新战国时代，我们需要有文化自觉意识，即人们要对各自的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的趋向。只有当各种文化都注重自觉，才能在新时代、新环境中经过文化的自主选择和适应，与其他文化相互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共同认可的基本[39]秩序和共处守则。
在费孝通看来，现代世界人类困境与西方文化中“天人对立”的世界观和利己主义的文化价值观不无关系；而中国悠久的农业文明所孕育的丰厚文化传统和大量的社会历史实践，包含着深厚的关于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如何和谐相处的思想。以“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和“中和位育”的社会观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总体来说反对分立而主张统一，主张人尽可能地适应自然而不是片面地改造自然，强调秩序与发展的统一。在中国文化里，个人生物体-集体-共识（包括语言、意义、反应），即人-社会-文化三者是重要的连续体，而不像在西方文[40]化中是彼此分立的主体与客体。此外，西方文化和人类学中有深刻的“文野之别”观念和对其他民族的偏见，将文化差别视为本质差别，给不同文化划出界限，强调文化冲突论，这为人类群体之间的相互理解设置了严重障碍，容易使人们在如何看待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之间关系的问题上出现失误，造成对人类共同生存的威胁性。相比而言，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尽管也有夷夏之别，但从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来看，夷夏只是文化上有些差别，作为人的本质是一致的，并[41]没有不能改变的本质上的区别。正是这种无偏见的文化观念，造就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融合历史。因此，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实践和经验，能够对人类如何共处这一课题做出重要贡献。这些探索与思考，充分体现出费孝通对中国文化的高度自觉和自信。
作为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对心态研究和文化自觉进行思考和对中国社会学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提出和论证了“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命题，进一步拓展了其心态论与文化自觉理论。他指出，社会学具有“科学”和“人文”的双重性格，社会学要充分发挥其人文性的一面，着力研究“人”和“自然”、“人”和“人”、“我”和“我”、“心”和“心”等至今还难以被直接研究的东西，这是真正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中国丰厚的文化传统和大量社会历史实践包含的深厚社会思想和人文精神理念，是推动社会学发展的巨大潜力。着力于挖掘这些层面，也有利于社会学充分发挥其“位育”教育的功能，帮助社会成员更好地认识、理解自我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培养人道、理性、公允的生活态度和行为，这是建设一个优质的现代社会所必不[42]可少的。
费孝通的心态论和文化自觉理论，是对我国已进入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改革发展关键期所做出的积极有效的理论反应，也是对当今世界诸多人类困境的积极思考与反应。他关于注重心态研究和文化自觉的理论，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在现实层面，在利益分化引起思想观念冲突、价值观多样化、社会日益个体化的背景下，社会秩序和社会认同的重塑成为十分紧迫的问题；社会生活日益网络化、人与人互动频率加快等变迁趋势，也使得原有的社会秩序日益面临挑战。因此，通过文化建设扩大社会共识，增进“社会成员在观念和价值观方面的共同性，其意义绝不亚于社会[43]在利益结构方面的共同性”。当前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实践，亟待加强费孝通所倡导的心态研究和文化自觉。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有人将费孝通的心态论理解为他在晚年转向了“心学”，这种理解是有偏差的。实际上，费孝通强调要重视“社会心态”研究是针对以往忽视这方面的研究而言的，并不是说不要重视“社会生态”的研究。就当今世界和中国的现实而言，通过“社会生态”研究促进发展、促进形成人们共享发展成果的利益共同体，仍然是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重要任务。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推进以“社会资源和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