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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谜一样的中国（三）试读：
内容提要
中国历史悠久，人物众多。既有英雄壮士的慨慷悲歌，又有帝王将相的传奇经历。而有些故事，就象谜一样牵动史学家……
第一章 揭秘澜沧江“怕叠古人”失踪之谜
在澜沧江支流小黑江北岸坡地，一名裸露着上身以兽皮护住下体的长发男人，用手中的渔网从小黑江里捕捞起一网鱼；身边的同伴们用尖嘴的打击石器将鱼处死，用薄而锋利的刮削石器将鱼破膛开肚。不远处，木竹等搭起的窝棚前，篝火烧得正旺，女人坐在地上缝补着兽皮，光着身子的孩子在一旁打闹……古人们的身影在历史的长河中一闪而过，留下手里曾经使用过的石器，而人骨却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些被认为是傣族先人的群体去了哪里？是像玛雅文明那样神秘地消失了吗？
上千文物只见石器不见人
2010年4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领队康利宏回到了昆明，结束了在澜沧江糯扎渡电站景谷县平掌村怕叠为期一个月的考古工作，康利宏带回了500多件初步推断是新石器时期的打制石器。“时间上只能说是推断，因为只有通过测试后才能判断出确切年代，不过在碳放射效果上人骨比石器要好得多，可惜我们没有发现人骨。”康利宏介绍，此次考古发掘，与2006年景谷县白银渡、上船口、南北渡三大遗址的发掘情况相似，都是属于澜沧江糯扎渡水电站淹没区抢救性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对研究澜沧江流域史前文化提供了详实的实物资料。
怕叠新石器遗址位于景谷县平掌村内，四面环山，一条名叫小黑江的澜沧江支流在群山中穿梭而过，怕叠遗址就在小黑江北岸。想要到怕叠遗址，汽车、牛车、步行，需要“十八般武艺”轮番上阵。就是在这里，康利宏带着自己的队员们进行着抢救考古发掘工作。“我们共计发掘3000平方米，出土包括石斧、石锛、石环等远古原住居民生产生活的常用器具500余件。通过这些器具我们可以很好地还原当时人类生活的场景。”康利宏说。
锥状的渔网坠，顾名思义，系于渔网下端，撒网捕鱼时可增加渔网重量，更好地瞄准猎物；石斧用来自卫，或者是砍伐一些并不太粗壮的植物；研磨器将采集的果实研磨成汁、粉，便于食用；砾石可以敲碎坚果或是动物骨头……至于出土的石环，说明远古人类已经懂得装饰美化自己。除了石器，康利宏和队员还发现一些并不成规则的柱洞，初步推测是当时人们搭建窝棚式房屋留下的痕迹。种种迹象表明澜沧江支流附近、景谷县内古人类活动的繁荣。
然而，同2006年出土上千件器具的三次考古发掘一样，一个共同的、尚未解开的谜萦绕在康利宏心里：器物的数量之多，功能分布之精细，可推断那个时代的人类活动必定十分活跃，人口数量上也较为可观。但是，从2006年至2010年的考古工作中，并没有找到任何零星人类骸骨，仿佛不曾有人类在此出现。那么，是谁留下了这些石具？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在打制出这些石具后，他们又去了哪里？
种种迹象很可能是傣族先人
为了弄清心中的疑问，康利宏决定在当地的民俗风情中寻找答案。“由于遗址位置靠近小黑江，出土的文物中又以石斧、石锛等打制石器为主，渔网坠也不在少数，因此可以判断，与出土文物同时期的古人类以渔猎为生。”康利宏说，“一般说来，以渔猎为生的族群，都有逐水而居的生活习性，哪里水草丰美便迁徙到哪里，在澜沧江流域的史前文化中，的确存在部族沿着澜沧江迁徙的情况。”
康利宏注意到，如今的景谷县居住着24种民族，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其中又以傣族、彝族为主，占到全县人口数量的46.3%。“从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情况来看，在我们前几次发掘的遗址处，有实物可以证明从元、明时期便有人类在此农作开垦直至近代，生活习惯、地域命名都是代代相传。而许多地名是当地居民用自己本族语言的发音方式命名的。”为了证实自己心中的猜测，康利宏通过走访当地居民了解到，“怕叠”就是一种傣语发音。“传说这里的寺庙里曾经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和尚，周围的人们尊称他为‘老佛爷’，‘怕叠’就是他名字的傣语发音。”康利宏介绍，“因此我们不排除这里新石器时期的古人类就是如今傣族人的先人。”
在从出土文物、民俗风情了解入手的同时，康利宏也没有忽略少量柱洞的细节。“这里的柱洞数量在一定范围内成3或3的倍数，与房屋地基成双倍数相异，从我们的模拟情况来看，很有可能呈窝棚式，这与如今的傣族建筑存在一定的相似性。”据康利宏介绍，景谷天气炎热，邻近小黑江附近区域气候较为潮湿，为了保证居住环境的舒适，古人类很有可能搭建起底部悬空的窝棚。“除了气候的原因，参考现代傣族建筑建设原理，悬空的窝棚还可以防御虫蛇。”康利宏说。“人间蒸发”为躲避大型食肉动物
在初步推断了是什么人的问题后，取而代之的问题是：“他们到哪里去了？”康利宏介绍，从考古的情况来看，怕叠遗址古人类生活的年代不超过两代人。那么是什么原因让生活在这里的两代人“人间蒸发”，是像玛雅文明那样充满神秘色彩的突然消失，还是自己迁徙而走？
对于这两种说法，康利宏笑言：“我们考古重视的是实物说话，任何推论都要建立在出土文物的基础之上，不能凭空假设。由于没有任何痕迹说明这里发生过什么变故，因此我们只能初步假设是古人类自己迁徙而走。”
怕叠四周环山，小黑江绕山而过，符合古人类逐水而居的习性，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放弃这片富饶之地，转而迁徙呢？“即便是到现在怕叠附近的自然环境还是十分好的，因此在远古，环境肯定更为优异，物种丰富，可正是优异的环境说不定成为他们迁徙的促因。”康利宏说。
放弃优异环境，远走他乡，这似乎听起来让人摸不着头脑。康利宏一语点破：“环境优异，说明生物种类众多，那么从石斧、石锛的出土情况看，附近还可能生活着大型食肉动物，当这些大型动物对人类的生存造成威胁时，人们自然要迁移离开。”除了躲避大型食肉动物迁徙的原因外，康利宏还提出气候干旱、族群惯性等多种让远古人类迁徙的原因。
如今，康利宏在景谷怕叠的考古工作已经告一段落，挖掘现场也已经回填成农田，只是古人类到哪里去了的问题至今保留着，想要真正解答则要等到骨骸化石发现的那一天。“考古的魅力就在于永远有未知的谜团等着你，你要通过实地的考古找寻文物来解答。”康利宏说。
第二章 行人行车靠右走的由来
但丁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但在公共道路上，为了保持畅通，人和车却不能随便走，得遵循一定的规则。1945年6月22日，当时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给行政院发电文称：“着自本年十月一日起，全国一律改为靠右行走。”《古礼》曰：“道路男子由右，妇女由左，车从中央。”唐代则有车辆靠右行驶的规定，“以鼓城门入由左，出由右，皆周法也”。但这些规定并没有普遍实行，也不具有延续性。真正意义上的交通规则的产生，是汽车出现之后。
19世纪后期开始，中国的南方省份和城市，例如上海、浙江、广东等地受英国的影响，普遍靠左行驶；而山东、直隶等北方省份，受美国等国的影响，大多采用右行规则。直到1930年代的“新生活运动”，规定车辆都得靠左行驶，而东北等日本占领区也采取左行规则，全国范围内的规则才基本得到统一。但为何在10年之后，又要“一律改为靠右行”呢？
美军制造的难题
抗战期间，汽车多由美国输入。美国公路交通规则是靠右行驶，因此美国的车辆到中国后，必须对方向盘及灯光进行改装，而这需要大量的改装费用，正如1945年12月31日的《申报》所称：“改装费须达车价百分之十二。统计全国车辆因改装而支出之费用，殊为浩大，故节省改装费用，亦为改靠右边行驶理由之一。”
抗战期间的后方大城市和抗战胜利之初的上海、天津、成都、重庆等城市，都驻扎了一定数量的美军。美军不习惯中国靠左行驶的规则，事实上，也确实时有美军军车肇事发生。1946年2月9日的《申报》提到：“抗战胜利的前夕，在后方诸大城市中，如重庆、昆明、成都、贵阳等地，因为军用汽车云集，运输量激增，均有行车秩序混乱的发生，及肇祸伤人的不幸事件。当时各地，以美军车辆较多，故运输当局感觉美邦人士对于靠左行驶，或不习惯，拟改为靠右行驶，以谋矫正一切弱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给行政院发的电文里，也如此阐述改革的原因：兹为节省改装，减少肇事起见，亟应修改。
除此之外，适应“世界趋势”也是改革的重要原因。1945年9月10日，内政部给四川省政府的电文声称：“查车行改靠右行驶，行人仍靠左走，诚为适应世界趋势之举。”以当时情况而论，世界各国靠右行驶确为多数。《申报》统计，二战之前靠右行驶之国约占世界各国总数的7/10。因此，中国改为靠右行驶，也就是适应了世界趋势。
全国一致转向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这封电文，拉开了“一律靠右”改革的序幕。行政院接令后立即着手办理，制定了《改进市区及公路交通管理办法》。新法规定，车辆一概靠右行驶，转弯时除交通警察特准外，一律靠右边顺转；人兽力车应绝对紧靠右边，单排顺序行驶，不得超越争先；后车需要超越前车时，必须先鸣喇叭，得前车表示手势许可超过时，始可靠前车左边越过。与此同时，为适应此项改革，政府还绘制了全国公路行车路线示意图，其中包括行车靠右示意图、超越前车示意图、叉路口顺右拐弯示意图。另外，为保证靠右行驶改革安全稳妥施行，政府也制定了汽车限速规则，规定汽车行车最高速度在市区及人口稠密交通繁盛之处，以每小时20公里为限；其他地点小型车辆以每小时50公里、大型车辆以每小时40公里为限。
车辆“一律靠右”，而对公路上的行人，国民政府最初设想是“行人仍靠左走”，其理由一是民众已有靠左走的习惯，二是政府认为车与人相对进行，则人早望见，易于避让。但后来有人提出意见：车辆靠右，行人靠左，如车与人相对而行，不是用车去撞人？因此此项规定做了调整，规定如有人行道，行人须走人行道，不得走行车道；如无人行道，“行人靠边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政府忙于接收工作，难以顾及其他，军事委员会于9月初通令各省政府、战时运输管理局、交通部，公路车辆靠右行驶改为1946年1月1日起实行。各地方政府也积极应对，制定了相应的交通规则并广泛宣传。
由于政府与民间的准备、宣传较为充足，交通秩序又维持得认真，施行当天的情况比较理想。在上海，“在这熙熙攘攘嘈杂的人群里，有时会有一小队的童子军走过，他（她）们真使人喜爱，他们服装整洁，精神充沛地用着轻快的步伐走着，他们不是闲逛，而是负责帮助维持交通的工作，因为车马靠右行开始的第一天，恐怕车马行人们都未习惯，致紊乱了交通秩序，所以全市警察、青年团团员、市党部服务队队员和全市学生，都参加这督导工作，他们在细雨蒙蒙下，充分表现着他们的服务精神。”（《申报》）当天上午9时的成都，“公路局之督导车即载警局车管所、公路管理局、市府工务科三机关督导人员，出巡全市……成都童军分会派出童军十余队，协助警局服务，各童军在车民喧嚣拥挤之中，颇能尽责……”（《新新新闻》）
城市居民由新奇而渐渐习惯了“一律靠右”的行驶方式，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沿袭了这一规则。
第三章 清裹脚布曾送展费城世博会展出烟枪招抗议
再过不到一个月，主题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上海世博会将拉开帷幕。在这样一个时刻，把视线拉回到一百多年前，会清晰地看到一个有着古老文明的国家由积贫积弱逐渐走向强盛的脚步。
女王颁发“美人”奖状
为炫耀其强大国力，英国在1851年举办了伦敦万国工业大博览会，邀请欧美各国参展，期间进行各国展品评比活动，但不直接进行交易，从此形成了以后各国举办世博会的格局。这次博览会选址在伦敦市中心的海德公园内，140天展期内，参观人数达630多万人次。它被确认为首届真正意义上的世博会。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曾称世博会为“炫奇会”“赛奇会”，后来叫做“万国博览会”。在早期世博会的历史上，中国一直都是配角，在工业和技术革命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贡献，参展的主要是一些传统商品、工艺品，比如茅台酒、丝绸还有木梳等都曾经获得奖项。
1851年，在英国伦敦举办的第一届世博会上，商人徐荣村送展的“荣记湖丝”同时荣获金、银大奖。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亲自颁奖，并赐赠“翼飞美人”奖状，允许“荣记湖丝”进入英国市场。徐荣村将奖状上的“翼飞美人”图案描摹下来，设计成了“荣记”产品的商标。
洋灰得了头等金奖
1867年，清政府首次受邀参加法国巴黎世博会，但是“轻商”的观念使清政府对此未加理会。结果，因上书太平天国被清政府认定为“通敌”而避居海外的王韬却有幸以游客的身份亲历了这届世博会，他后来成为清末洋务运动的先驱者之一。
1873年，清朝政府第一次以官方的名义组织并派代表出席了奥地利维也纳世博会。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此次参展世博会的事务是由洋人掌管的海关经办的。
1876年，中国第一次派出了中国人代表参展美国费城世博会，随团参展的商人李圭根据经历写下了《环游地球新录》。
到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世博会时，正值戊戌风云与辛亥革命之间的相对平静时期。清政府派出了由亲王溥伦带队的政府代表团参加这次世博会，并花巨资修建了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中国村和中国展馆。中国人这次远涉重洋到美国参展，还是有所收获的，溥伦在世博会期间觐见了美国总统，清末开办的启新洋灰公司的马牌洋灰获得了该届世博会的金奖。
展出烟枪招来抗议
在世博会走过半个多世纪后，1905年，清政府正式颁布了《出洋赛会通行章程》20条，并于当年派出以钦差大臣杨兆鋆为首的代表团参加比利时列日世博会。在这次世博会上，中国获得金银各等奖牌共100枚，得奖数量与英、美、奥、意等国不相上下。不过，鸦片、烟枪、裹脚布等代表着落后、愚昧的展品也激起了当时海外留学生的强烈抗议。
1915年，刚成立不久的民国政府参加了巴拿马世博会。在这次世博会上，中国成了得奖大户，共获奖1200多项。中国的茅台酒和张裕酿酒公司的“可雅白兰地”纷纷获奖，“可雅白兰地”由此更名为“金奖白兰地”。
在1926年的美国费城世博会上，除了传统的丝、茶、绣等产品外，在现代工商业方面，中国也有印刷工艺、化妆品、革制品、电器、铜钢制品等展品参与。上海天厨味精厂的“佛手”牌味精在这届世博会上获得了金奖，这标志着中国在化学工业上的飞跃。
在费城世博会后，中国又相继参加了几次世博会，但基本上都停留在“点到即止”的状态中。
第四章 日僧花言巧语骗取中国文物古籍《大藏经》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批日本僧人先后来到中国。他们或借传教之名刺探中国战略情报，或以“弘法”为借口偷盗中国文物古籍……其中，日本佛教大谷派僧人寺本婉雅窃取《大藏经》的过程最令国人愤慨。
政治间谍在北京耍手腕《大藏经》不是一部经书，而是佛教经典的总集。寺本婉雅处心积虑从中国骗走的是两部藏文版《大藏经》。藏文《大藏经》自古以来就有写本、刻本两大体系。藏文典籍的手写本中，一般都是用墨写的，也有金粉、银粉等写的，像《大藏经》这一类书的价值之高，可想而知。
1900年6月20日，日本驻华使馆职员杉山彬和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先后在北京死于义和团团民之手。次日，清政府向列强宣战，八国联军发动战事。7月6日，日本内阁通过决议，先动员一个师团开赴中国作战，随军翻译就是僧人寺本婉雅。
寺本婉雅此次来华其实身兼秘密使命。日军第五师团司令部为其开具的身份证明说：特许寺本婉雅“翻译服务之余暇，受东本愿寺委托研究西藏经典，在调查制作西藏经典方面给予方便”。
1900年8月19日，寺本婉雅进入了北京城。曾有学者在著作中说道：寺本婉雅在北京期间，与其说是一名翻译，不如说是一名富有政治手腕的政客，或者直接说是间谍更贴切。
在北京期间，寺本婉雅频繁游走于皇室诸王和专程回到北京收拾烂摊子的李鸿章的府邸，积极主张在日本和清廷之间秘密结盟。
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城后，紫禁城和雍和宫被沙俄军队和俄国教会占领。皇宫内的800多名太监和雍和宫的400多名喇嘛流离失所，个别喇嘛甚至变卖寺内佛像、经卷以维持生计。
寺本婉雅认为大好的时机来了，遂说服日军统帅，救助逃亡在外的太监，又给雍和宫的喇嘛们每月450石大米的口粮。他与庆亲王奕劻、醇亲王载沣、日本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等人商议，将包括紫禁城和雍和宫在内的北京北城纳入日军占领区，成功地将盘踞在雍和宫内的沙俄传教士赶出，重新找回喇嘛。在一系列的“救助”活动中，寺本婉雅与清廷高官建立了非同一般的关系。
北京版《大藏经》命运坎坷
在“帮助”雍和宫等寺庙外逃喇嘛的同时，寺本婉雅借机进入了北京的寺庙，先后在城内的喇嘛教寺院黄寺和资福院，分别发现了一套藏文版《大藏经》，并将消息告知日本国内。是年10月，日本佛教大谷派的大谷莹诚率人赶到北京，在侵华日军司令部安排下，亲自翻阅了这些稀世之宝，并安排专业人员留下来整理编目。
为了获得这两部稀世经典，寺本婉雅多方斡旋。终于，在京全权处理与各国交涉事务的庆亲王奕劻以寺本婉雅曾对清廷皇室做出重大“政治贡献”为名，将两套《大藏经》作为“恩赏”送给了寺本婉雅。寺本婉雅得到这两套《大藏经》之后，打造了100多只木箱，用日军运输舰把经书运回日本。
藏文《大藏经》分《甘珠尔》和《丹珠尔》两大部分。其中，《甘珠尔》主要内容为佛教的原始经典，《丹珠尔》则为释迦牟尼弟子对佛语的阐释和论述的译文集成。
本婉雅从黄寺获得的那套《大藏经》，《甘珠尔》部分是绀纸金泥本，刊刻于明武宗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丹珠尔》是刊刻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的朱印本，世称“万历版”《大藏经》。这套《大藏经》先被进献给日本皇室，后来被皇室转赠东京大学图书馆珍藏，1923年在关东大地震中化为灰烬。
另一部得自资福院的《大藏经》，运回日本赠给了京都的真宗大学（后为京都大谷大学），是为“北京版”《大藏经》，亦称“北京藏”。“北京版”《大藏经》，系清圣祖康熙二十二年（1683）于北京开刻。康熙三十九年，康熙皇帝为其母和祖母祈福禳灾作功德而敕造。康熙调集了在京喇嘛中学问优长的活佛、大师校勘经书，又将朱砂掺加藏红花汁水为敷色刷印全藏。经书开卷便有幽香袭来，既为虔诚又可防蠹。
康熙三十九年刊刻的“北京版”《大藏经》1900年毁于兵火。其印本，一部藏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一部由寺本婉雅带到日本，战后曾经影印出版。
链接：多少《大藏经》流出国门
除流往日本的版本之外，流往其他国家的《大藏经》也为数不少。1924年，英国驻尼泊尔代表何德逊，搜罗了全套《大藏经》；19世纪30年代初，俄国从外蒙古搞到了部分《甘珠尔》，后又从北京搞走全部《甘珠尔》和《丹珠尔》（又一版本）。
外国人研究《大藏经》的历史并不晚，而且较有深度。匈牙利人乔玛曾于19世纪向国外读者介绍过藏文《大藏经》。研究藏文《大藏经》版本目录的有丹麦、荷兰、捷克、德国、意大利、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其中日本尤为突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和编纂目录索引等工作，成果显著。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国外许多藏学家先后对《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版本目录进行了深入研究，发表了不少学术论著。
链接：一个日本僧人的入藏路
寺本婉雅来华的最初目标是进入西藏。1899年6月3日，寺本婉雅给四川总督奎俊递上了一纸成文，力陈日本寺院东本愿寺为“拯救”西藏，向中国派遣僧人的必要性。寺本婉雅还提出了15条“促使中国国民觉醒”的改革建议。奎俊看了寺本婉雅的条陈之后，不仅没有识破其真实用意，反而对其“一片爱我中国之苦心”大加赞赏。
在此之前，寺本婉雅曾打算秘密潜入西藏，但无功而返。成功地将两部《大藏经》盗入日本后，寺本婉雅在日本西藏研究方面“声名鹊起”。1901年11月，他获得了日本政府的经费支持，作为日本外务省“西藏蒙古研究生”再次从日本出发，肆机进入西藏。
1903年，寺本婉雅和常驻雍和宫的五世阿嘉活佛到达了入藏的必经之地塔尔寺。在塔尔寺，寺本婉雅一住就是两年，期间除继续学习藏文、翻译佛教经典之外，就是不断要求阿嘉活佛派人陪他进藏。阿嘉活佛似乎发觉了寺本婉雅入藏的真实企图，一直未应允。其间，寺本婉雅不断向日本外务省汇报自己搜集的情报，并把在北京搜集的佛教文献和佛像带回日本。
1905年5月，寺本婉雅终于进入拉萨。此后，他以学习佛学为名，进入了色拉寺、哲蚌寺、甘丹寺、大昭寺和布达拉宫，同年10月回到日本。
回到日本之后，寺本婉雅先向日本政府报告了自己在西藏的考察过程，随后又在日军参谋本部做了有关西藏、蒙古和满洲（中国东北）问题的演讲，其中不仅涉及英、俄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还提出了开采蒙古地区的盐矿和改良日本军马的问题。寺本婉雅的中国之行，无疑为日本日后侵华积累了重要资料。
第五章 清明节趣谈：牧童遥指的“杏花村”在什么地方？
清明节即将到了，在此祝大家节日快乐！今天的博客以杜牧的《清明》诗开头：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唐代诗人杜牧的《清明》诗，不仅为后世留下了一首千古绝唱，也使“杏花村”名满天下。由于此诗具有极高的酒文化价值，从而引发了有关“杏花村”的确切地点的争论，据悉全国有十多处杏花村，遍及江苏、安徽、湖北、山西等八省，仅在安徽，历史上就曾有四处杏花村。究竟谁才是杜牧《清明》诗中所指的杏花村呢？
位于山西汾阳县杏花村，相传自南北朝以来，便以产美酒著称，所产之汾酒素有“甘泉佳酿”的美誉。到了唐朝时期，村内酒店已达72家，诗人有“处处街头揭翠帘”之句。
山西地处北方，有人根据“清明时节雨纷纷”认为描述的是江南的春景而对临汾的地位产生质疑。但在唐代山西的春天恰恰也是春雨纷纷，雨水充足。其实，唐诗中描写山西及北方春天的诗句甚多，唐代著名才女鱼玄机在《寄刘尚书》一诗中说：“汾川三月雨，晋水百花春。”独孤良在《清明宴游》中云：“细雨莺飞重，春风酒酝迟。”姚合有诗：“代马龙相杂，汾河海暗连”“晋野雨初足，汾河波亦清”。
山西汾阳说让人最为诟病的一点是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提供杜牧涉足山西、到过汾阳的文献记载。《樊川文集·别集》中，有一首名作《并州道中》的诗，并州是太原的古称，有人据此说杜牧去过临汾。但据此说明他到过山西并不足信。杜牧《樊川文集》二十卷，是杜牧生前嘱托其外甥裴延翰编辑并作序的，当属可信。所谓杜牧的《别集》乃是北宋田槩所辑，因别择不严，混入了李白、张籍、赵嘏、李商隐等人之作，甚至有无名氏之作，或他人赠杜牧之作，可信度较差。据编纂杜牧年谱、《杜牧传》的缪钺教授通过考证杜牧生平事迹，每年行踪认为杜牧未到过并州。而从晚唐和北宋人所撰写的各种文献，以及山西通志》、《汾州府志》、《汾阳县志》中，也从未有过杜牧涉足今山西境内的任何记载。
然而有学者很快提出了新的诗证明杜牧游过并汾。如《过田家宅》“安邑南门外，谁家板筑高。奉诚园里地，墙缺见蓬蒿”这里的安邑正是唐北上太原的必经之地。唐代北上的路线是蒲州（今永济）—晋州（今临汾）—汾州（今汾阳）—并州（今晋源一带），安邑（今运城北）就在蒲晋之间。并提出杜牧晚年在南方做官时写的另一首诗《寓言》作为佐证“暖风迟日柳初含，顾影看身又自惭。何事明朝独惆怅，杏花时节在江南”。是说在一个晴朗的春天的早晨，面对着江南大好春光，坐在官署寓所内的诗人，却心情不好，若有所失，因为又将是北方杏花开放的时节了，自己却身在江南。
安徽贵池杏花村说，得到了大量文献古籍的印证。《江南通志》（1829）、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的两部《池州府志》和清道光年间、光绪年间两部《贵池县志》，以及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刻本《杏花村志》、民国四年（1915）《杏花村续志》都从不同角度认定：杜牧《清明》诗吟的就是贵池西郊之杏花村。
其中清道光年间《贵池县志》，归纳各种志书对池州乃杏花村的记述作了综合表述：“杏花村府志：在秀山门外里许，有古井、阑刻‘黄公清泉’四字。明天启间，顾太守元镜作‘杏花亭’于此地。邑人郎遂有《杏花村志》。《江南通志》：因唐杜牧诗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句得名。《南畿志》：有古井石圈刻‘黄公广润玉泉’六字。”该志载有清康熙年间池州同知《周疆筑杏花亭碑记》、《又募杏花村种杏树檄》和蒋韶《杏花村记》，上述三文分别写道：“自有杜牧之清明诗，后村遂以杏花名，且筑亭于中，为游人止息地”；“照得杏花村，自杜公留句而后遂成千古名区，闻其风者多深卧游之”；“杏花村者乃唐杜司勋刺池时，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之句而因以名焉”。《杏花村志》编著者郎遂，本身即为贵池杏花村人，康熙时由诸生入太学，博学多才，康熙甲寅十三年（1674）开始，起稿撰修《杏花村志》，历经11年，于康熙乙丑二十四年（1685）成书。除正文外，绘有总图（杏花村景图）、分图（即十二景图）和《杜牧行春图》共14幅。《杏花村志》后经《四库全书》总纂官、大学士纪昀等人审定，并撰《提要》“杏花村志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郎遂撰。遂字赵客，号西樵子，池州人。按杜牧之池阳守，清明日出游，诗有‘借向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句，盖从言风景之词，犹之杨柳芦荻洲耳，必指一村以实之，则活句反为滞相矣。然流俗相沿，多喜附会古迹以夸饰土风。故遂居是村，即以古今名胜、建置，及人物、艺文集为是编，亦志乘之结习也。”
在我国志苑中，自古有通志、府志、县志、山志，而为村立志者又被搜入《四库全书》的村志，就只有贵池《杏花村志》，可见其权威性及真实性。
二是从诗的内容来看，“清明时节雨纷纷，”是写江南景色，与贵池天气相符。
贵池地处沿江江南，依山傍水，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明嘉靖《池州府志》记曰：贵池“春夏亦多雨”。新编《池州地区志》的“气候”载：全区春季始于3月15日，大约70天。此期间南北冷暖气流交锋频繁，常常出现低温连阴雨天气。春温多变，雨水较多。4月平均降水175.63毫米（最高年份4月降水366毫米）。平均气温15.7℃。适合于树木、花草和农作物生长。杜牧《清明》和《寓言》诗中所写的“清明时节雨纷纷”、符合贵池地区清明时节气候、物候的特征。
而在历史上杜牧确曾任职池州。唐武宗会昌四年，牛李党争越演越烈，杜牧牵涉其中，从黄州调任池州刺史，仕途不尽如意。杜牧出身于官宦世家，他的祖父杜佑既是大官又是学者，曾三朝为相，著作甚丰，杜牧曾在诗中言道：“我家公相家，剑佩尝丁当。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出生在这种环境中的杜牧有着极高的政治理想，却由于秉性刚直，屡受排挤，一生仕途不得志，这种情况下，借酒浇愁也很正常。
郭沫若指出：“凡是名人胜迹，后人往往多所附会。”各地关于“杏花村”地望之争，愈演愈烈，谁也无法彻底扳倒对方，在这种争执中又有学者认为杏花村只是泛指。
泛指说认为，古代诗人作诗，对于如村名山名之类地名，诗题和序中一般实用其名，而诗句中却少实用，往往是以景色或特点来代替其名。杜牧诗中“牧童”所指的“杏花村”，不一定是真村名，也不一定即指酒家，而只是“牧童”所指的那个杏花深处的村庄。
无论杏花村是泛指还是实指，所指何处，恐怕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清明》留给我们的意境却让人久久回味，无论杏花村究竟为何，我们仍然能够想见杏花掩映下的酒庄，在朦朦细雨下，若隐若现。
第六章 被保密三十余年的惊世大地震：通海地震亲历记
1970年云南省通海县发生7.8级大地震，史称“通海大地震”，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死亡人数超过万人的大地震。在那个“红色”年代，大地震发生后，中央提出了十六字方针：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灾区人民则主动提出三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宣传口号是：“千支援，万支援，送来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当时通海有16万人，仅慰问信就收到了143000多封，几乎每个人都能得到一封。那年我还不到7岁，大地震发生的那一刻，我父亲把我和母亲、姐姐、弟弟从倒塌的房屋中救出……
作家刘心武发现了一封“密信”
1970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刘心武从同事那里借来一本描写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生活的小说《日子》。同事“不慎”在书中夹了一封家书。那是一封从云南省通海县寄来的“密信”，内容是向他们在北京工作的亲人报丧的，说的是这一年的1月5日深夜家乡发生了特大地震，房屋几乎倒平了，埋死了很多人。信中提到了许多遇难者的姓名，从家族中类似哥嫂、侄甥、舅父、叔姨那样的至亲，到邻里同窗，列出了很长的一串名单。
三十多年之后，已经成为著名作家的刘心武，对那封可怕的“密信”仍记忆犹新。他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那晚，在昏暗的灯光下，我捏着一封别人的信，呆立了很久，惊诧莫名。云南1月5日真的有那么大的地震发生吗？报纸上没那么报道过，广播里也没那么广播过。如果真的发生了那样的大地震，仅同事的亲友就死了那么多，那个地区一共死了多少人呢？”
事实上，不仅是刘心武无法知晓那次大地震的真相，在当年，甚至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于1970年1月5日凌晨1时发生在云南通海的那场大地震，都没有多少了解。
被保密了三十余年的惊世大地震
我是1970年通海7.8级大地震的亲历者。我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调查记忆中的那场大地震，想方设法收集有关图片和史料，走遍了当年的地震灾区，采访了许多当事人。这些年来，我常常漫游在这片不平凡的土地上，那股来自地下的巨大力量已经悄无声息，但遗留在地表的地震断层，虽经风雨剥蚀，仍然让我真切感受到40年前那一瞬间大地扭动的痛苦。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一直将自然灾害的死亡人数列入国家机密范畴，这个规定直到2005年才废止。也就是在这一年，我翻开云南省档案馆所藏1970年6月15日《地震受灾情况统计表》，看到如下数据：总死亡数：15621人；死绝户数：836户；重伤人数：5648人；房屋全倒数：166117间；遗下孤老孤儿数：261人。这份统计材料在当时和后来的三十余年间，作为“绝密”材料封存在档案馆中，一直没有正式向社会公开过。我还发现，那次大地震波及的范围虽然很大，但震害涉及的面积却只有8881平方公里，其中重灾区面积仅2400平方公里，极震区分布在通海、建水、峨山三县交界处，即曲江两岸824平方公里内，这三个县的震亡人数却高达14917人，占死亡总数的95%以上，其中建水县震亡7479人，通海县震亡4426人，峨山县震亡3012人，尤其以高大、曲溪、东山、红旗、九街、小街、峨山城关镇等村镇死人最多，近30个村庄的死亡人数占到震前总人数的20%到50%左右。
这是一次惊世大地震，但在那个特殊年代，这次地震的震级和震灾被严密地封锁了三十多年，几乎与公众绝缘。
有人告诫：死人这事不能乱说
地震那年，我还不到7岁。在我的记忆里，大地震发生的那一刻，整个世界地动山摇，充斥了巨大的声响，随后陷入了万籁俱寂之中。不过，这份宁静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我开始听到哭声，还有狗叫的声音，什么声音都有，无法分辨，全乱了。我到现在也说不清父亲当时是怎样把我和母亲、姐姐、弟弟从倒塌的房屋中救出来，只记得我们一家人找不到大门，也找不到天井，摸不着出路，我们原来所熟悉的一切什么都没有了。父母带着我们在黑暗中摸索，认准一个方向，不断从这家的屋顶爬到那家的屋顶，一直往村外逃命。我在爬的时候，好多次碰到死人的手、脚，或者是死人的头、脸。现在回想起来，许多人埋得并不深，有的是被土坯砸死，或被钉子戳死的。
天亮后我才发现聚集在晒谷场上的男女老幼，全部变了模样，每个人的面孔、嘴巴和耳朵里全是黑黑的尘垢，鼻子已被尘灰塞满，脸是黑了，如同黑人。牙齿也没有一个人是白的，一张口就露出了黑牙。当时，我们这些小孩子还觉得非常好笑，哈，怎么每个人都变成这个样子了？
当时我并没有感到太多的恐惧，父母一再叮嘱我不许走出晒谷场。然而，不久之后，我管不住自己，就悄悄走出那个场子，看到场子外面的路上，到处是横一条、竖一条的死尸。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索性放任自己，走近那些各式各样的尸体，有的头被砸开了，到处是血和脑浆；有的手和脚折断了，身体扭曲着；有的看上去好像并没受到什么伤害，闭着眼睛，像睡着了，其实是死了。更可怕的是，大人们还不停地把那样的死人，一个一个地背着、抱着或拖着，添加在更多的死人中间，堆得越来越多。我悄悄一数，有八九十个。以后几天据说好像接到了什么通知，就不允许我们说这个数字了，不允许说死了多少人，也不允许过问。有人告诫我们，死人这个事情不能乱说，不能掰着指头算账。
地震中死去的一万多个生命
1995年8月，我开始着手调查通海大地震。我感到这是我的责任，我必须这样做，才对得起在地震中死去的一万多个生命。
大地震发生在1970年1月5日凌晨1时零分37秒，震中在通海县高大乡五街村附近，震中烈度为十度强，震源深度约13公里。受灾地区包括玉溪、通海、峨山和华宁等地。这一切，我都记录在我的“调查笔记”中。
余家河坎村坐落在一条干涸的河床旁边，地震时约26万立方米的坝体向东南方向低凹的梯田滑移，向东滑移120米，向南滑移约200米，使这一段地面下陷2米多，田地碎裂成数段，就像乱刀之下的豆腐一般。河堤上的大树连根拔倒，河旁的村庄有16户人家近50间房屋，随着地表、道路、树木、农田，向东南方向滑移100-150余米之后，全部倒毁。周围尽是深沟大槽，不堪入目。村中438人，死105人，重伤71人。
曲江两岸的高大乡，8000多人中竟有2300余人震亡。仅普丛村70户人家，就有10户全部死难，全村死亡613人。位于震中位置的五街村，原有597人，194人死难，其中年龄最小的刚出生两小时。槽子村原有25人，20人死难，仅留下两位老人、一位妇女和两个小孩。老茅村，原有150余人，有近50%的人死亡。
驻扎在高大乡的公路建设七团，有15个刚下夜班的民工到厨房里吃饭、烤火。地震时，一堵粗厚的土墙向他们压去，未等他们明白发生什么事情，许多站立着的人就被墙体从头压向脚掌。当人们把他们刨出来后，看到的是这样一幅被地震定格了的惨状：15个人变成了15团肉饼，变形的嘴里还含着饭菜，烤火的人则被烧成了焦尸。
峨山县城有逢5赶集的习惯，1月4日下午就从四面八方汇集了许多前来赶集的旅客和农民，两层楼的大旅社爆满，还在过道上加了地铺。地震时，绝大多数旅客遇难，竟死亡200余人。
昆明工学院140多名教职工，从省城昆明来到峨山县小街公社“五·七干校”学习，接受政治洗礼。按照当时的阶级划分，在这140多人中，有90多人是“革命群众”，有40多人属于罪该万死的“牛鬼蛇神”。90多名“革命群众”住在条件较好的农场大仓库里，过着军事化的集体生活，而那40多个被打入另册的专政对象，则住在低矮的“牛棚”里。地震发生时，大仓库里的90多名“革命群众”，被厚重的墙体和巨大的屋架整整齐齐地打死在床上，无一幸免。
解放军某部驻扎在峨山县红旗公社（现锦屏乡）通讯团营房里的136名女兵，刚刚在1969年冬季征兵中光荣入伍，军装上还未正式佩戴领章帽徽，她们正在这里接受集训。大地震发生的顷刻，姑娘们以军人的速度飞快地奔出营房。在寒冷的夜空下，她们仅穿着内衣和内裤，发呆地站着。只听一声哨响，部队首长发出了“保护油库”的动员令。这时，女兵们才发觉自己穿得这么少，羞涩之心使她们涨红了脸。她们看看自己的营房尚存，就不约而同地冲进去寻找衣服。须臾间，一次强烈的余震发生了，营房顿时全部垮塌，女兵们就这样全部惨死在屋里。
通海县城一位苏氏老太太回忆说，地震那年，他们已有5个儿子，大儿子苏文怡刚15岁，而最小的儿子苏文俊还不到7岁。那天晚上，他们带着5个儿子在家纺石棉，一直纺到12时。他们刚躺下，大地震就发生了。夫妇俩焦急万分地呼喊着儿子们的名字，一直熬到天亮。解放军来了，从深深的废墟里，刨出了5具被压得奇形怪状的尸体。
观音村的钱学德，1月4日结婚，夜里正在闹新房的时候，地震发生了。他匆忙拉住新娘子的手往外跑。跑到天井时，一根木头正好打中新娘的头部。在地震中，他家死了4男4女，只剩下他和父亲、小妹三个人。埋葬亲人的时候，他和父亲用皮带拴着尸体，抬上山，匆匆埋下。8具尸体，父子俩花了4天时间，挖了8个洞，来回上山8次。
代办村有一个妇女，地震前三四天生下一个男孩。地震时，这位妇女和婴孩不幸遇难，人们把这娘儿俩刨出来放在一块。当他们掩埋完其他死尸再返回来埋这娘儿俩时，突然发现，那个婴孩已经醒来，不哭不叫，正扑在他娘的尸体上吸食乳汁。
从全国各地寄来了十几万封慰问信，大量的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和毛主席像章。
地震学家曾目睹地震前的异象
1969年冬，贯穿建水、通海、峨山的曲江河谷，出现了气候反常现象。这个全长120公里的地区，被地震学家称为“曲江断裂带”。在中国地震学界，最早把目光投向西南的，是中国卓越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早在1965年，李四光先生就亲自指导组建了西南地震地质大队，他特别强调，要重视云南地质构造上断裂带的研究，而这些断裂带有不少仍然在频繁活动。到了1968年12月，李四光再次提出，要认真研究西南地区的地质构造，特别是在一些重点地区，要加强监测工作。1969年11月底，遵照李四光先生的指示，西南地质地震大队就派人下来进行实地考察了。他们分成4个小组，其中一个小组被分派到通海。他们于1969年12月初到达通海，并选定陶茂村的一幢新房子作为他们的“革命根据地”。事实上，他们所住的陶茂村，距离后来通海大地震发生时的震中五街村，已经很近很近了，步行只需十几分钟。他们一直在张老村和姑娘村一带考察，白天在山坡上采石头，晚上带回来敲敲打打。那一段时间，他们看到房前屋后的竹子忽然开了花，一串串紫蓝紫蓝的花朵在风中摇曳着，似乎想告诉他们一些什么秘密？村前村后的桃花、梨花，也在这个寒冬季节绽开了花蕾。山坡上，许多不知名的野花，也竞相开放，百花灿烂，争奇斗艳。对于这些美丽景象，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感受到春天的气息，相反他们的神情开始变得紧张和不安起来，眼前的百花越鲜艳，树木越苍翠，他们心中愈发感到压抑。因为他们知道，树木在这个季节开花结果，一定是由于地下温度增高，唤醒了处于冬眠状态的植物。但是，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他们无法确定这一带将有大地震发生。
这个地质考察小组在通海考察了1个多月。当他们收兵回营，悄然撤出高大公社时，已是1970年1月4日。他们回到县城，入住通海县人民旅社。在人民旅社里，那个姓刘的女服务员从井里打不出水来，仔细一看，原来井里已没有水，全是一股股涌动的白沙。那个时候没有自来水，生活用水全靠水井。姓刘的女服务员为此非常焦急，不知所措。地质考察小组的几名队员便帮助她一块儿淘井，淘啊淘啊，竟然淘出了两推车白沙，但最后还是没有水。当时，他们也没意识到要地震，淘不出水来就算了。于是，他们回到房间休息，接着又整理考察资料，准备回昆明后就立即向中央地震工作小组汇报通海的情况。到了晚上，他们在房间里感到非常闷热，在屋里简直无法待下去，就相约到街上溜达。1970年的时候，通海县城还有一段老城墙，他们就沿着老城墙闲走，当他们走到十字街（现新华书店一带）时，看到一位老汉在那里爆玉米花，香气扑面扑来。同时，他们也发现街上的老鼠特别多，而且特别大，一群一群地跑出来，四处逃散。围在老汉身边等待玉米花的人们，见了老鼠也不打，眼睁睁地望着大老鼠们从自己的脚下或身边跑过。他们感到很奇怪，街上怎么会突然出现这么多的大老鼠呢？其中一个考察队员解释说，你看那个老大爷爆出的玉米花多香，把大老鼠也引诱出洞了，见人也不怕。当天夜里，也就是5日凌晨1点，大地震发生了。
地震后以为是核战争爆发了
地震发生的那天夜里，我们恰恰遇上了一个怪天气，震前热得大家无法入睡，震后却又变得寒冷不堪。当时，我们看见村子周围到处是村民们上山打来的柴火，父母就弄来一堆放在场子中央，点燃起来取暖。但很快就有几个民兵赶来，命令大家赶快把火灭掉。民兵说，上面来通知，战争爆发了，敌人的飞机马上就要飞过来，如果我们这里有火，就会被敌机发现，敌机就会往我们这里扔炸弹，村庄就要遭殃。说着，民兵们一起动手，把火打熄了。
其实，那一年，广播里说要打仗了，大人们也都说要打仗了，都忙着到山下挖防空洞。战争的阴影一直笼罩在人们心中。所以大地震发生后，有不少人都认为是中苏之间爆发了核战争。在人们的想象中，只有核战争才会有那么大的破坏力，才会造成那么多人的伤亡。当时高大公社革委会主任李祖德说：强烈地震发生后，我家里10口人全埋在倒塌的土墙底下。一个念头在我脑里闪现，是不是帝、修、反搞突然袭击，对我国发动了侵略战争？我是公社革委会主任，应立即召集民兵投入战斗。
一位姓张的小学教师说：地震发生时，我住的老房子全倒塌了，我挣扎着爬出去一看，淡淡的月光下，整个村子已变成一片残垣断壁、土块瓦砾，哭泣、呼救的声音响成一片。我当时想，肯定是敌人的原子弹投进来了，才会造成这样的悲惨场面。五街的普秀英说：地震后，有人来叫我们上山去躲起来，不准哭，不准点火。天亮后，又不准我们穿红衣裳。一位极震区的老人对我说，地震发生后，在他们村头，地陷下去一大块，当时有人说，那是原子弹爆炸的弹坑。
五街村的皮绍汉说，由于认为是战争爆发，怕敌机来轰炸，所以夜间不准点火，到处漆黑一团，我们怎么救人？当时，我们村有315人埋在土堆瓦砾下，大家摸黑救出了121人，许多人由于来不及救而被土埋死了。如果允许点火的话，我们村至少还可以救出60多人。
千支援，万支援，送来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
地震发生后，中央提出了十六字方针：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灾区人民则主动提出三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当时最响亮的宣传口号是：“千支援，万支援，送来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因此，《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和毛主席像章，是大批量的，一车一车地不断运来。同时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慰问信，也是铺天盖地寄来。当时，通海有16万人，仅慰问信就收到了143000多封，几乎每个人都能得到一封。那时的灾区人民认为只需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就能战胜一切困难，所以除了“红宝书”和慰问信之外的其他东西几乎不收。这样一来，这场大地震的灾情不仅被遮蔽，而且完全拒绝了国际援助，甚至堵住了内援。
记得地震发生后，我们常常跟着大人不停地高呼“对于地震，我们就是不怕，一千个不怕，一万个不怕”、“地震失去的，我们要加倍让地球偿还”之类的口号。高呼这样的口号时，大家好像真的坚强起来了，什么困难都不存在了，什么灾难都不用惧怕了。但在口号呼完之后，人们还得面对支离破碎的家园，面对失去亲人的痛苦，面对重建家园的困难，许多人不由自主地害怕起来，哭起来，悲恸的呜咽、呼天叫地的嚎哭之声，此起彼伏。采访时，五街下村的吴光贵曾对我说，地震后，全村人民饿着肚子没粮食吃，他心里很急，与生产队的领导商量后到公社粮站借了500斤大米，把受灾群众集中起来熬大锅稀粥喝，一直喝到春节后。第二年秋天，家家户户凑了一点粮食来，才把粮站的500斤大米还清了。另外，地震后，灾民所住的房子是临时建的草棚，一住就是一两年。草棚容易起火，有不少灾民在地震中失去了家园和亲人后，又遭受了火灾。我亲眼看见，长河大队晒谷场上的几十家草棚，在一个夜晚失火了，烧了一个多小时，灾民从地震废墟中抢救出来的一点点衣被、粮食、水桶、锅碗，一烧而光，许多灾民绝望得呼天叫地。
难忘北京医疗队
1月5日，北京方面火速召集了第一批医疗队，当夜72名队员乘专机到达昆明，随即乘汽车赶到通海。我清晰地记得，北京医疗队来到六一村后，很快就在小学校前边的一块大操场和晒谷场上，搭建帐篷、油毛毡房，那些昏迷不醒的、手断了的、脖子抬不起来的、不能走路的遇难者，统统送到了医疗队。那时，对于偏远地区的云南来说，来自北京的医疗队，带给他们的不仅仅是医术和药品。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些医生拉着伤员和村民的手说，“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毛主席派我们来抢救你们，来给你们治病的。”“我们是一家人，你们有什么话就说。”许多村民一听，就赶紧感谢毛主席，赶紧高呼“毛主席万岁！”
当年那些医生让受伤的病人住进帐篷里，而自己在外露宿。有的医生还亲自用手为解不出大便的伤员掏肛门。一些女医生还把自己的大衣送给受冻的灾民穿。当遇到需要输血的伤员时，全体医务人员都会争先恐后地要求为伤员献血。
这些，在我采访的时候，许多村民至今仍然记得。
第七章 明清易代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退步？
曾几何时，明朝在国人的眼里是一个极端专制、封闭、落后而又“无耻”的朝代，近几年来由于明史热的出现，部分地改变了人们的这种印象。那么，明朝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朝代？应怎样看待它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史学家对此又是怎么看的呢？
21世纪，随着明史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对以前全盘否定明朝的看法有了根本改变“文革”前一段时间特别是“文革”中，大陆极左思想泛滥，贬斥明清史。吴晗等一些老一辈史学家对明史的评价普遍较低。在我国台湾地区，对明代评价也普遍较低。在大陆，直至改革开放后，人们的思想解放，价值观念大变，对中国历史的原有认识包括对明史的评述，改变了许多。上世纪90年代以后，明史界很多学者认为，15世纪的中国并不落后，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但对此也有不同看法，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治亭就认为“这种说法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南明史辨——评〈南明史〉》，《史学集刊》1999年第1期）。
21世纪，随着明史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对以前全盘否定明朝的看法有了根本改变。南开大学教授、博导南炳文认为，看一个朝代进步的标准就是在与前朝的对比中是否有新贡献，是否推动社会进步。与前朝相比，明代在五个方面体现出了进步：（一）生产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和新品种的广泛推广，手工业方面，棉纺织业、瓷器和印刷业得到了新发展，采煤、炼钢等也进一步发展；（二）商品经济空前繁荣；（三）资本主义萌芽开始产生；（四）与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和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新思潮的出现，如主张自由民主、反对夫权等；（五）对传统学术和科技知识进行了大总结，包括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医学名著《本草纲目》、农业方面的《农政全书》和手工业方面的《天工开物》，这些都是对前代成果的总结和提高。总之一句话，明朝“治隆唐宋”，“远迈汉唐”。
明朝历史被误读了300年，应该重新审视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商传认为，多年来，晚明史被误读，我们需要对晚明重新认识：晚明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社会转型的变革期，就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时期。传统专制政治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晚明时代曾经出现过的官僚体制内的民主制度萌芽，已触及传统体制，使其专制政体有所变化。晚明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也是一个划时代的时期，出现了早期人文主义思想。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百家讲坛”主讲人之一毛佩琦认为，明朝历史被误读了300年，应该重新审视。明朝是一个“极致”朝代，完全当得起“治隆唐宋、远迈汉唐”这八个大字。明朝比唐宋还昌盛，海军力量非常强大，在世界上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对世界各国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汉唐；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君主宗法制成熟、完善、达到顶峰的时期，在经济上也出现了许多现代化的因素；明朝人思想空前解放，追求权利、追求个性，追求功利；科学文化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明朝后期的西学东渐，并不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输出，而是中西文化平等的交流和对话。明朝不是一个封闭的国家，不是一个封闭的时代，它是一个对外开放的时代。总之，明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王朝，非常强盛和富裕。
北京大学教授、博导王天有表示，清修明史，明史是被清朝定的，而自民国以后，明朝历史长期被时政化，时政化后就必然将其作为工具，而作为工具，就很有可能失去历史的真实，“即是盛朝修史，修前朝战败的历史，也难掩盖明史中的精华”。他还提醒，明代共276年，没有女后外戚弄权，没有武将跋扈，没有地方割据，王天有认为，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明清易代，是历史的进步还是阻碍了中国的发展
关于明清易代，明史学界和清史学界向来见仁见智。明史学界许多学者认为清军入关打断了明朝以来的历史进程，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对中国的落后要负很大的责任。清史学界则认为清朝代替明朝是历史的进步。
对于明史学界的观点，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名誉所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除了明史学界说的清入关后所实行的落后政策外，“还有更加深刻的原因，不能完全由清朝负责”，“事实上，清朝的很多制度、政策是继承明朝的”。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王思治认为，明清之际外国侵略势力开始插手中国边疆地区，中国面临着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多民族国家，抗御外国殖民主义的历史任务。可是，“当时已经腐朽的明王朝是难于肩负起抵抗正在到来的外国殖民主义者的使命的”，这个任务清朝完成了。此外，他还认为，清朝到乾隆初人口已达一亿几千万，说明清代经济发展超过了明代。
上世纪90年代，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顾诚著《南明史》，在其序论中说，清统治中国，中断和延缓了明朝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如果不被“满洲贵族和变节的吴三桂等汉族军阀官绅所打断，中国社会将在明代已经取得的基础上实现较快地发展”，作者断言，“近三百年来的历史也许是另外一个样子”。对此，李治亭发表《南明史辨——评〈南明史〉》，针锋相对，“这种假设，缺乏根据。在这个问题上，作者已陷入思想认识的误区。其一，农民不是先进阶级的代表，却把它看成是未来中国的希望，李自成是中国的‘救星’……其二，过高地估计了明朝的发展水平”。后来，李治亭在《给清史以准确的历史定位》中提出，“明清角逐近半个世纪，一个胜利了，一个灭亡了，这是明末社会诸矛盾及民族矛盾相互作用的必然结局”，评述两王朝的兴替，既不能站在明王朝的立场，斥责清朝夺权非理，也不能站在清朝的立场，为其辩解合理；要的是客观的立场，从明清之际的社会发展趋势，探索这场大变动的内在原因。
明清史学界也有学者认为明清是个完整的历史时期，先有了明代的基础，后来又有了清朝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王春瑜认为明朝是个了不起的王朝，明朝确实辉煌过。最终，清朝统一了中国，在明王朝奠定的物质、文化基础上，继续谱写历史的篇章。明清是个完整的历史时期，没有明朝先辈们的艰苦创业，让清朝“清承明制”，坐享其成，并由此而迈开历史的步伐，也就不会有清朝后来一度出现的辉煌。
第八章 春节的有关传说
除夕：读作chú xī；英文：Chinese New Year’s Eve，又称Lunar New Year’s Eve。除夕是我国传统节日中最重大的节日之一。指农历一年最后一天的晚上，即春节前一天晚，因常在夏历腊月三十或二十九，故又称该日为年三十。一年的最后一天叫“岁除”，那天晚上叫“除夕”。除夕人们往往通宵不眠，叫守岁。苏轼有《守岁》：“儿童强不睡，相守夜欢哗。”除夕这一天，家里家外不但要打扫得干干净净，还要贴门神、贴春联、贴年画、挂门笼，人们则换上带喜庆色彩和带图案的新衣。
春节传说之一：熬年守岁
守岁，就是在旧年的最后一天夜里不睡觉，熬夜迎接新一年的到来的习俗，也叫除夕守岁，俗名“熬年”。探究这个习俗的来历，在民间流传着一个有趣的故事：
太古时期，有一种凶猛的怪兽，散居在深山密林中，人们管它们叫“年”。它的形貌狰狞，生性凶残，专食飞禽走兽、鳞介虫豸，一天换一种口味，从磕头虫一直吃到大活人，让人谈“年”色变。后来，人们慢慢掌握了“年”的活动规律，它是每隔三百六十五天窜到人群聚居的地方尝一次口鲜，而且出没的时间都是在天黑以后，等到鸡鸣破晓，它们便返回山林中去了。
算准了“年”肆虐的日期，百姓们便把这可怕的一夜视为关口来煞，称作“年关”，并且想出了一整套过年关的办法：每到这一天晚上，每家每户都提前做好晚饭，熄火净灶，再把鸡圈牛栏全部拴牢，把宅院的前后门都封住，躲在屋里吃“年夜饭”，由于这顿晚餐具有凶吉未卜的意味，所以置办得很丰盛，除了要全家老小围在一起用餐表示和睦团圆外，还须在吃饭前先供祭祖先，祈求祖先的神灵保佑，平安地度过这一夜，吃过晚饭后，谁都不敢睡觉，挤坐在一起闲聊壮胆。就逐渐形成了除夕熬年守岁的习惯。
守岁习俗兴起于南北朝，梁朝的不少文人都有守岁的诗文。“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人们点起蜡烛或油灯，通宵守夜，象征着把一切邪瘟病疫照跑驱走，期待着新的一年吉祥如意。这种风俗被人们流传至今。
春节传说之二：万年创建历法说
相传，在古时候，有个名叫万年的青年，看到当时节令很乱，就有了想把节令定准的打算。但是苦于找不到计算时间的方法，一天，他上山砍柴累了，坐在树阴下休息，树影的移动启发了他，他设计了一个测日影计天时的晷仪，测定一天的时间，后来，山崖上的滴泉启发了他的灵感，他又动手做了一个五层漏壶，来计算时间。天长日久，他发现每隔三百六十多天，四季就轮回一次，天时的长短就重复一遍。
当时的国君叫祖乙，也常为天气风云的不测感到苦恼。万年知道后，就带着日晷和漏壶去见皇上，对祖乙讲清了日月运行的道理。祖乙听后龙颜大悦，感到有道理。于是把万年留下，在天坛前修建日月阁，筑起日晷台和漏壶亭。并希望能测准日月规律，推算出准确的晨夕时间，创建历法，为天下的黎民百姓造福。
有一次，祖乙去了解万年测试历法的进展情况。当他登上日月坛时，看见天坛边的石壁上刻着一首诗：
日出日落三百六，周而复始从头来。
草木枯荣分四时，一岁月有十二圆。
知道万年创建历法已成，亲自登上日月阁看望万年。万年指着天象，对祖乙说：“现在正是十二个月满，旧岁已完，新春复始，祈请国君定个节吧”。祖乙说：“春为岁首，就叫春节吧”。据说这就是春节的来历。
冬去春来，年复一年，万年经过长期观察，精心推算，制定出了准确的太阳历，当他把太阳历呈奉给继任的国君时，已是满面银须。国君深为感动，为纪念万年的功绩，便将太阳历命名为“万年历”，封万年为日月寿星。以后，人们在过年时挂上寿星图，据说就是为了纪念德高望重的万年。
春节传说之三：贴春联和门神
据说贴春联的习俗，大约始于一千多年前的后蜀时期，这是有史为证的。此外根据《玉烛宝典》，《燕京岁时记》等著作记载，春联的原始形式就是人们所说的“桃符”。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相传有一个鬼域的世界，当中有座山，山上有一棵覆盖三千里的大桃树，树梢上有一只金鸡。每当清晨金鸡长鸣的时候，夜晚出去游荡的鬼魂必赶回鬼域。鬼域的大门坐落在桃树的东北，门边站着两个神人，名叫神荼、郁垒。如果鬼魂在夜间干了伤天害理的事情，神荼、郁垒就会立即发现并将它捉住，用芒苇做的绳子把它捆起来，送去喂虎。因而天下的鬼都畏惧神荼、郁垒。于是民间就用桃木刻成他们的模样，放在自家门口，以避邪防害。后来，人们干脆在桃木板上刻上神荼、郁垒的名字，认为这样做同样可以镇邪去恶。这种桃木板后来就被叫做“桃符”。
到了宋代，人们便开始在桃木板上写对联，一则不失桃木镇邪的意义，二则表达自己美好心愿，三则装饰门户，以求美观。又在象征喜气吉祥的红纸上写对联，新春之际贴在门窗两边，用以表达人们祈求来年福运的美好心愿。
为了祈求一家的福寿康宁，一些地方的人们还保留着贴门神的习惯。据说，大门上贴上两位门神，一切妖魔鬼怪都会望而生畏。在民间，门神是正气和武力的象征，古人认为，相貌出奇的人往往具有神奇的禀性和不凡的本领。他们心地正直善良，捉鬼擒魔是他们的天性和责任，人们所仰慕的捉鬼天师钟馗，即是此种奇形怪相。所以民间的门神永远都怒目圆睁，相貌狰狞，手里拿着各种传统的武器，随时准备同敢于上门来的鬼魅战斗。由于我国民居的大门，通常都是两扇对开，所以门神总是成双成对。
唐朝以后，除了以往的神荼、郁垒二将以外，人们又把秦叔宝和尉迟恭两位唐代武将当作门神。相传，唐太宗生病，听见门外鬼魅呼号，彻夜不得安宁。于是他让这两位将军手持武器立于门旁镇守，第二天夜里就再也没有鬼魅骚扰了。其后，唐太宗让人把这两位将军的形象画下来贴在门上，这一习俗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
春节传说之四：七郎射“夕”
很久以前，有一个妖怪叫“夕”。这家伙专门害人，特别是看见哪家有漂亮的女孩，晚上就要去糟蹋她。而后还要把女孩吃了才甘心。老百姓对它恨得要死，但又没有办法。
有个叫七郎的猎人，力大无穷，箭射得特别好，喂的狗也非常厉害，任何猛兽都敢去斗。七郎见百姓被“夕”害苦了，就想除掉他。他带着狗到处找“夕”，找来找去始终没有找到。原来“夕”白天不出来，太阳落山后它才出来害人，半夜后又不见了，也没人晓得它住在哪儿。
七郎找“夕”找了一年，这天已是腊月三十，他来到一个镇上，见人们都在欢欢喜喜准备过年，心想，这个镇大，人多，姑娘也多，说不定“夕”要来。他就找镇上的人们准备商量，说“夕”最怕响声，叫大家天黑了不要睡觉。多找些敲得响的东西放在家里，一有动静就使劲敲，好把“夕”吓出来除掉。
这天晚上“夕”果然来了，他刚闯进一户人家就被发现了。这家人马上敲起了盆盆罐罐，这家一敲，整个镇子也跟着敲起来了。“夕”吓得四处乱跑，结果被七郎看见了。七郎放出猎狗去咬他，“夕”就跟七郎和狗打了起来。人们一听外头杀起来了，都拿起东西敲得震天响。这时“夕”有点斗不过，想逃跑了事，哪晓得后腿被猎狗咬着不放。七郎趁机开弓猛射，一箭就把“夕”射死了。
从那以后，人们就把腊月三十叫“除夕”。这天晚上，家家户户都要守岁、放火炮，表示驱除不祥、迎接幸福祥瑞。
第九章 揭秘巴人的“崇虎”情结
再过一天，将迎来农历的虎年。世界自然基金会将2010年定为“老虎年”并公布了首份“全球老虎生存状况地图”，呼吁“虎”年拯救老虎。如今，“虎”已成为街头巷尾的热词。
而对我们重庆人来说，自古以来就有着与“虎”有关的文化习俗。追溯数千年前的上古巴人时期，行军打仗、宴乐欢歌，这些主要的社会活动都能见到“虎”的身影。
三峡博物馆举办新春特展，专门挑选了与重庆上古巴人相关的部分文物，显示重庆地区数千年来与虎特殊的渊源和关系。本次展览将向市民免费开放，一直持续至3月10日。
本次虎年虎形文物特展位于三峡博物馆底层大厅，分别有镇馆之宝虎钮錞（chun）于王、虎形带钩、虎纹戈、虎纹剑、虎纹矛等古代巴人青铜器，为战国、西汉时期出土文物，拥有至少2000多年历史。
三峡博物馆负责此次展出的策展人介绍，这批虎形青铜文物均为价值连城的无价之宝，全部文物都被密封在一只玻璃箱子中，监控严密，有安保人员24小时把守，游客只许看不能摸。每件虎形文物旁边配有简短的文字说明。
据悉，三峡博物馆今有馆藏藏品17万余件，其中与老虎有关的藏品至少上千件，如虎佣、虎画等。
一种军中乐器，用于宴乐、壮军威和指挥军队进退，使用时用绳悬挂横梁上，用棒槌击打，音低沉。錞于广泛见于南方，但将系绳之钮作虎形，则是巴人独特的传统。三峡博物馆藏有虎钮錞于数只，本次展出錞于的虎钮形体粗壮，长尾巨首，四肢如柱，身体后挫，全身布满怪异饰物和花纹，戴项圈。虎钮的周围分布图语。因这只錞于形体最大，高68厘米、重达30公斤，被称为“錞于王”。
1989年夏天发现于万州红旗水库泄洪道巨石缝中，三峡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之一，属战国时期物品。
巴人善战，剑是随身武器。巴人之剑极具特征，长近50厘米，宽3厘米左右，像一片柳叶，细长清秀，故又称柳叶剑。这支剑上刻着一只斑斓的虎纹，低头矮身，长尾微卷，像匍匐隐伏的猛虎，随时准备一跃而起，充分体现了巴人的勇敢无畏。
因把虎视为保护神，远古巴人喜欢在兵器上装饰虎纹。这只矛长约二十厘米，后面安装两三米长的木杆。矛头上的虎为阴刻线纹，虎头前还有一个不知其意的符号，更增其神秘性。
典型的巴人青铜兵器，长约二十余厘米，其虎身为浅刻阴线纹，虎头为浅浮雕，一只虎足前伸，其头身相接处，采用透雕，后部不与戈身相连，看去像虎从冥冥之中突然跃出，艺术效果呼之欲出。更加珍贵的是，这支戈身上刻有一段铭文，是当时巴人使用的文字，属于“巴蜀文字乙”类，但至今无人破解其含义。
虎被誉为百兽之王，国人从原始时代开始，就对老虎怀有一种崇拜情结。巴人为伏羲后裔，其先祖后照南迁至巴陵，号为巴人。因尧、舜、禹三代连续不断地攻伐三苗，巴人被迫西移至鄂西长阳武落钟离山。巴氏子务相与四姓争神获胜，被立为廪君。其后，廪君率其族继续西移，射杀盐神、君乎夷城，建立巴国。巴人之族徽由岛变成蛇，最终以白虎为图腾。传说白虎就是巴人祖先廪君的魂魄化身。
巴文化研究学者认为，白虎象征了巴人祥瑞、骁勇、知兵善武的民族精神。因此，巴人独特的虎文化也至为发达，是千年巴文化的核心构成元素。
虽然上古巴人生活的地区与今天重庆几乎一致，但学界普遍认为，由于巴文化与汉文化的多次大交融，如今重庆人多已不是巴人后裔。但是原巴人崇虎文化习俗，在今天重庆地区等地的土家族人身上，仍依稀可见。
土家文化学者戴曾群认为，土家族是夏时期源于鄂西古称夷水的清江之滨，属巴人一支，参与神奇而璀璨的巴文化的创造。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世代土家儿女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艺术遗产，特别是酉阳、秀山等地民间舞蹈《跳丧》，与巴人图腾关系密切。“跳丧”是土家族悼念死者的一种祭奠歌舞，内容丰富，舞段纷繁，曲调高昂动听而不狂，低沉而不悲，节奏明快，跳跃性强，保存着远古时代的纯朴风格。“跳丧”还有“打丧鼓”、“跳丧鼓”、“撒叶儿嗬”等说法。
专家认为，“跳丧”是巴人图腾舞蹈演变而来，如今其许多唱词仍有崇拜白虎的内容，动作仿虎较多，如“虎抱头”、“猛虎下山”等。另外，在跳丧时在棺材上铺盖虎毯等，足以说明当时巴人崇虎的文化习俗。
三峡博物馆筹办的这场与虎有关的藏品特展中，勾勒出了上古重庆的一个崇虎的神秘民族的模糊背影，其中还有不少谜团至今未能解开。
三峡博物馆巴文化研究员唐冶泽介绍，《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显示了古巴人的骁勇善战和能歌善舞，本次展出的国宝级藏品虎钮錞于就生动给予证明。錞于是一种军中乐器，用于宴乐和指挥军队进退，但巴人使用的錞于非常特别，将系绳之钮作虎形，造型精美独特，显示了巴人不但擅歌舞，还异常的勇武精进。这次展出的虎钮錞于高68厘米、重达30公斤，需要悬在横梁上击打，但战斗中移动得需战车运载，重庆地区山路崎岖，攻伐中虎钮錞于是如何随部队运载并使用的，就无法得知了。
此外，巴人使用的青铜兵器上面多刻有虎纹图案，这次展出的一柄虎纹铭文戈，戈身刻有一段铭文，专家普遍认为就是当时巴人使用的文字，并将其归属于“巴蜀文字乙”类。遗憾的是，这段虎纹戈上的文字，至今无人破解内容。唐冶泽说，类似铭文戈全国极其罕见，是破解巴人文字最重要的载体。巴人是否拥有过文字，目前争论不休，成为史学界的千年谜案。
第十章 中秋节吃月饼起源的古老传说
历史背景：
每逢中秋佳节，除了合家团圆，共赏明月之外，总离不开月饼这一独特的吃食。然而，当你津津有味的吃着美味可口的月饼时，你可曾知道它的来历呢？
月饼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是谁为我们带来这如此美味的月饼？
历史并没有留下月饼起源的确切记述，然而，古人却留下了无数个美丽传说。其中，四大美女杨贵妃与月饼的“缘分”无疑是最深的。
据说，有一年农历八月十五那天，杨贵妃和唐玄宗李隆基一起赏月，旁边桌子上不但摆放有葡萄、西瓜、石榴等瓜果，还放了十多种各式各样的糕饼，有甜的、咸的，有带馅的、不带馅的，有方的、也有圆的（古人称糕为方，饼为圆）。杨贵妃拿起其中一个带馅的饼尝了一口，发觉口感极佳，于是大为赞赏，遂问此饼何名，谁知，在座的无一人能叫出名字。又把做饼的御厨叫来，竟然也不知其名。于是，李隆基与众人同声说道，“还是贵妃娘娘起一个名字吧。”贵妃低头看看手中的圆饼，再抬头看着天上的一轮明月，随口便道，“就叫月饼吧。”大家齐声叫好，于是便有了专为八月十五赏月时吃的“月饼”。
关于这个故事还有另一种说法：八月十五赏月时，杨贵妃拿起一块饼，吃了之后甚感香甜，问叫何饼。一下人说叫胡饼，贵妃问为何叫此名，下人答曰，“因由胡人而做，又从胡地传来，所以叫胡饼。”可是，李隆基和杨贵妃都觉得这名字不好听，于是，杨贵妃就说：“以后就叫它月饼吧。”
当然，关于月饼起源的传说还有很多种，譬如有种说法认为月饼最初起源于唐朝军队祝捷食品。据说，唐高祖年间，大将军李靖征讨匈奴得胜，八月十五凯旋。当时有经商的吐鲁番人向唐朝皇帝献饼祝捷。高祖李渊接过华丽的饼盒，拿出圆饼，笑指空中明月说：“应将胡饼邀蟾蜍。”说完把饼分给群臣一起吃。从此以后，八月十五吃月饼就成了中国人的习俗。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月饼原本是宫廷美食，唐僖宗在中秋节这天吃月饼，觉得非常美味，听说新科进士正在曲江开宴，于是让御膳房用丝织品包裹月饼赏赐给进士们。后来，民间纷纷仿制，并且在中秋节这天食用。
最富传奇色彩的月饼起源论当属元末起源说了。据说，元末朱元璋起义的时候，相约在八月十五那天夜晚行动，之前把纸条夹在月饼里相互馈赠。后来朱元璋当了明朝的开国皇帝，中秋节吃月饼也就成了节俗。
第十一章 麻将在中国解禁的曲折历程
2007年8月13日，张普生在他的办公室里向记者出示了一份文件的复印件。这份文件的题目是《关于公安机关不再干预麻将、纸牌的制造、销售问题的通知》。通知只发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级别的单位，通知上还特别强调此事必须内部掌握，不登报、不广播。
张普生是安徽省老年体育协会的秘书长，已退休多年。他虽然职位不高，但却将一个可能是最具广泛群众基础的体育活动——麻将，推动成为国家竞技项目。
即使在今天，麻将依然经常和腐败、腐朽的事例联系在一起，时不时会成为媒体抨击的焦点。而稍微年长的人应该也记得，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打麻将都不能光明正大，因为被公安机关抓到就是以赌博论处，轻则开除公职、重则判刑，连买卖麻将牌都得要偷偷摸摸。
而这个情况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突然就改变了，各地陆续出现正式的麻将比赛，到1998年麻将更是进入国家竞技体育项目。怎么会出现这样的转变，张普生在其中又做了什么关键性的事情呢？
老干部想打麻将
一篇介绍安徽省田径运动的报告，其中有一段关于张普生的描述：“1958年）是芜湖市田径运动员破省纪录最多的一年，张普生、虞中勤、徐善义还打破了马拉松全国纪录。”张普生在体育界算是小有名气，这也为日后推动麻将进入竞技体育项目积累了人脉关系。退役后，张普生留在安徽省体委工作，并在1981年安徽省老干部俱乐部成立后担任副主任。
1983年前后，张普生和他的同事突然发现，以前挺热门的桥牌和围棋两项活动越来越冷清。张普生说：“这个现象让我有点好奇，难道是我们组织工作没做好？调查后才发现，很多老干部都偷偷回家打麻将了。一些老干部也不避讳自己这个爱好，就跟我说，能不能在老干部俱乐部里搞次麻将比赛？”
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事情。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麻将的名声一直就很臭，成了赌博及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代名词，早就被打入“冷宫”。不过，张普生没有简单地回绝那些老干部。因为国家体委有很多他当年做运动员时认识的老朋友，张普生决定将这个情况反映上去。
两上北京四处碰壁
张普生首先找到了国家体委社会体育处处长曾宪越，曾听完张的汇报后表示：理解，但爱莫能助。张普生随即又去了趟公安部，“我满怀希望，但他们很冷漠。”
碰了一鼻子灰后的张普生回到了安徽。一些老朋友听说他为麻将奔走以后，都很担心他。“虽然已经拨乱反正好几年了，但大家的一些个神经依然绷得很紧。他们觉得我在做出格的事，怕我因此出事。”
北京碰壁的张普生并未泄气，他决定到关系不错的安徽省公安厅就“麻将问题”进行政策咨询。公安厅的一个处长建议老张去调查赌博的历史，这样可以为麻将不能和赌博画等号提供历史依据。
随即，张普生一头扎进了故纸堆。合肥，找不到。南京，也找不到。张普生又想去北京看看。出发之前，张普生向单位借了200元钱，他靠这笔钱在北京的各大图书馆泡了20多天。“历史上只要统治稳定了，那就会放松对赌博的控制，但在动荡时期，赌博则要受到酷刑。”张普生笑着说。此次北京之行让张普生眼界大开，更加坚定了要将麻将办成体育竞赛的决心。
逆境顶住压力
回合肥后，张普生拿着北京之行的车票到单位报销，一向跟他很客气的财务人员对他板起了面孔，拒绝给他报销。原来，当时的单位领导对张普生热心麻将的行为很反感，不许他报销，另外还要扣发他4个月的工资以抵冲他借走的200元。以前的穷朋友们认为张普生向往“腐朽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主动跟他划清界限，而更有些好事之人四处散布谣言，说张普生积极推动麻将“合法化”，是为了拍老干部的马屁。
就在张普生感觉人财两空，前路渺茫的时候，他的妻子用行动默默地支持了他。“我妻子一个人在家门口开了几块荒地，种一些蔬菜，全家就靠这个糊口。”张普生说。
在这些压力之下，张普生还是没放弃。经过多方努力，1985年10月11日，公安部下发了一份标有“机密”字样的通知。这个通知给了张普生极大的鼓舞。
转机一份神秘的通知
2007年8月13日，张普生在他的办公室里向记者出示了一份文件的复印件。这份文件的题目是《关于公安机关不再干预麻将、纸牌的制造、销售问题的通知》。通知只发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级别的单位，通知上还特别强调此事必须内部掌握，不登报、不广播。“如果没有改革开发的大环境，这样的通知是不会出现的。”张普生长舒了一口气说，“文件中特别指出麻将‘是我国传统的娱乐活动用具’，说明麻将和赌博不是一回事，这意味着我们可以组织麻将比赛。”
得到政策支持的张普生立即开始组织公开的麻将比赛。1987年，第一届安徽省老干部麻将比赛正式举行。张普生对记者说：“这可能是全国最早的麻将比赛了。”
定局房山会议
1995年底，张普生已经成功组织了多次全国性的麻将比赛。他觉得，把麻将纳入国家竞技体育项目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当时，张普生把麻将比赛在安徽省试行情况写了一个报告，交给了国家体委元老、中国老年体育协会常务副主席董念黎，并由董在国家体委1996年的新年团拜会上亲手交给了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同志。
1996年8月19—24日，国家体委在北京房山水利局培训中心召开了“麻将牌座谈会”。据张普生回忆，参加会议的代表有来自9个省、市13个单位共20人。他在这个会议上，张普生将之前报给伍绍祖主任的报告重新做了一次汇报。这个报告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会后，国家体委社会体育中心将这个座谈会整理了一份《麻将牌座谈会纪要》，向国家体委做了汇报：建议将麻将列入国家竞技体育项目。
国家体委党组为了慎重，每位成员都签了名。张普生至今还保留着这份由当时国家体委党组所有成员签名的批示复印件。
1998年4月12日，国家体育总局社体中心正式组织编审了《中国麻将竞赛规则》，张普生则成为这个竞赛规则的编写者之一。“别看我是编规则的，其实我打牌很差劲。好多人上门来请教牌技，我除了规则没什么好教的。”张普生笑着说，“我就是对组织麻将比赛特别有兴趣。”
这个执着的老人，就这样参与和见证了共和国“麻将解禁”的全过程。
第十二章 古人的美德和丑行休妻卖妻以敬孝道
孝感天地
中国人相当有智慧，在西周时期便形成了“六礼”的婚姻习俗，六礼分为：第一，纳彩，男方请媒人向女方提亲；第二，问名，女方答应议婚后，由男方请媒人询问女子的姓名、生辰等；第三，纳吉，就是把男女双方的生辰合算通过占卜得到吉兆后与女方订婚；第四，纳征，就是男方把结婚聘礼送至女家，也就是彩礼；第五，请期，就是男方和女方商定婚期；第六，亲迎、男方在婚期日迎娶女子过门。其婚姻过程，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甚至今天民间还广为流传，可以说相当于今天的婚姻法。但其作用和女性的地位，跟今天相比，有着天壤之别。
在古代，女性在婚姻家庭里社会地位极其低下，丈夫随时可以休妻，甚至，卖妻。
汉宣帝时，有位谏议大夫王吉，字子阳，街坊们叫他王阳，年轻时赁屋居住长安。东邻有大枣树，枝叶纷披，垂入他家。王吉的妻子摘了些枣给丈夫吃。当王吉发现这枣是摘自东邻枣树时，一怒之下将妻休了。东邻闻知此事，于心不忍，拿了把斧子就来砍大枣树。街坊们纷纷出来劝解，王吉只好召回妻子，东邻也就扔掉了斧子没砍枣树。此后，街坊们还编了首歌儿，歌曰：“东家有树，王阳妇去；东家枣完，去妇复还。”（《汉书·王吉传》）
西汉末年，鲍永的父亲、司隶校尉鲍宣为王莽所杀，鲍永学习《尚书》，孝养后母。有一天他的妻子在他后母面前骂狗，鲍永认为妻子不稳重，在婆母面前喧嚷是不懂礼节，不知孝道，就把妻子休了（《后汉书·鲍永传》）。狗惹人不快，轰它出去，声音高了一些是极其平常的事，鲍永竟然为此而休妻，实在令人惊异。
南北朝时期的徐孝克，“遍诵五经，博鉴史籍”，出仕太学博士。适逢战乱，饥荒肆虐。这位官僚出身、学富五车的人想出一个主意：卖妻求食，以孝老母。
徐孝克的妻子臧氏，乃臧盾将军的女儿，不仅出身名门，也是当时公认的美女，仍不免遭到“以孝治国”理论的蹂躏。臧氏誓死与徐孝克患难与共，但最终未断灭徐孝克将她卖给孔景行将军的决心。
让人十二分不解的是，臧氏并不认为丈夫卖自己有错，所以，在她被卖给孔景行后，还常常偷些食物给丈夫送去，使其不致断顿。后来，徐孝克出家为僧，一边化缘乞讨，一边养活母亲。再后来，孔景行将军战死，臧氏街头找到前夫。徐孝克还俗，夫妻破镜重圆。因为此事，徐孝克赢得了千古孝名，后来还官至散骑常侍。古人的最大道德就是孝，在孝的名义下，一切似乎都不足挂齿。
广汉人姜诗，妻庞氏。姜诗对母亲特别孝顺，庞氏侍候婆婆也很尽心，每天都去距家六七里的江里打水，供婆婆食用，只因婆婆喜欢喝江里的水。一次因为突遇大风，庞氏没能及时赶回家，而婆婆又渴了急着要喝水，姜诗因此责备庞氏而休了她。庞氏无处可去，借住邻居家，日夜纺织。用卖了布的钱买来好吃的，请邻居送给姜诗母亲吃，且不让说是她赠送的。
久而久之，姜母觉得蹊跷，加以询问，得知原委后，内心既惭愧又感动，就把庞氏召回家中，使分离的夫妇重归于好（《后汉书·列女传》）。
中国自古推崇孝道，上古时期五帝之一的舜，从小就很孝顺父母。他父亲是个老实厚道的农夫。舜的母亲因家境贫困常对他父亲出言不逊、横加指责。舜有个弟弟叫象，也常对父亲傲慢不恭敬。只有舜始终如一，不怨天尤人对父母恭顺如常对弟弟加倍关心照顾，引导其改过自新此超常之大孝心，感动上天当舜在山下耕田时有神象相助；又有神鸟帮忙锄去荒草。当时的帝尧听说舜的孝行，特派九位侍者去服侍舜的父母，还将自己的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舜，以表彰他的孝心。后来尧把帝位也“禅让”给舜。人们赞扬说，舜由一个平民成为帝王纯由他的孝心所致。后人也认为“人之行，莫大于孝。”，但从上面的事例来看，孝如果无公平可言，实在有些过了。但在当时，休妻却是一种美德的展现。谁休了妻，就说明谁孝；谁孝，谁就被尊重。
第十三章 弟子们官运亨通为何孔子想当官却没人要？
从孔子到孟子
一位坐着牛车的老人，带着他的教科书，正步履蹒跚地向我们走这就是我拿起《论语》时脑海里出现的画面。
读《论语》，无论从做人、处世还是做学问，都有很大的启发，但就我个人来说，让我感悟最多的就是“教化”的作用太大了。
孔子带着当时国际一流的企业家、外交家、纵横家子贡，堪称政治、经济、外交、工商样样都通的大通才周游列国。要知道在孔子的三千弟子当中，子贡的学问不是最好的，比他好的像颜回、曾子、子路等等，有的是。孔子周游列国，自己很穷，很倒霉，但是每个国家对于他的推荐，那是要买账的。他的弟子在各个国家，有当军队司令员的，有当行政首长的，所以，每个诸侯都不敢用他，因为他的学生太多了，几百万人口的天下，他的学生就有三千人，而且学生绝对听他的话，他动一下，诸侯国都会动摇，谁敢用他？
孔子视自己为一块美玉，等着君王上门买，也做了自我推销，可是卖不出去啊。生不逢时，吾道不行，孔子虽然一直有为，但找不到“位”。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论语·子罕》）
子贡有一天和孔子开玩笑说，老师，我有一块美玉，你说我把它放到保险柜里藏起来好呢，还是找一个商家卖掉好呢？老师一听，就明白了子贡的意思，笑笑说，卖！只要有买家就卖！我在这里等着人来买的，可就是卖不出去，没有人要。历史上叫卖自己比较成功的，一个是姜太公，后来功成名就，全身而退；另一个是诸葛亮，后来想退但退得不好，不成功，身不由己，想下台而不可得，只得鞠躬尽瘁了。
孔子之后，曾子带出了子思这个学生，子思带出了孟子……到了荀子，则带出了李斯这样太会用手段的学生，老师的作用真的太大了。
记得明初那个知识分子方孝孺吧，永乐皇帝要杀他的时候，他为了死后能有个好听的谥号，坚决要做忠臣，表现出大无畏的样子，希望皇帝成全他的美名。他对着永乐帝大喊大叫：你充其量灭我的九族，灭吧。而永乐皇帝偏偏要灭他的十族，加上的一族就是他老师的家族，永乐皇帝的逻辑是，老师没有教好。
撇开残忍的权力斗争不说，这件事也可以从另一方面读出中国文化中的另一种精神：师道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君道、臣道和师道是合一的，所谓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为什么老师称呼学生为弟子呢？既是“弟”，像兄弟一样，又是“子”，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不正是“门人”吗？是一家人，感情连在了一起。
在文化的传承中，老师的作用太重要了，好老师太重要了。单纯从教育上看，孔子是非常好的老师。
孔子留给世人的非物质遗产，大体可分为做人、处世和做学问三部分内容，这些理念迎合了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礼之用，和为贵”，这些几乎都已成为后人广泛接受的为人处世准则。“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温故而知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些学习经验和技巧同样也深入人心。
儒家的支派是这样传下来的：孔子最得意的学生叫颜回，可惜的是，32岁就短命死了，据说主要原因是长期的营养不良，吃不起肉，甚至穷得几天都吃不上饭。颜回死后，孔子悲痛欲绝，无奈无力回天。曾子，比孔子小46岁，跟着孔子当学生的时候，年龄方面还像个“宝贝”样。在孔子的众多学生中算比较鲁的一个，就是拙，不是心眼多、反应快的那种人，也不是能说会道的人，学问仅次于颜回，人也很勤奋，孔子很欣赏他，于是就传心法于曾子。后来曾子嫡传了孔门道统。孔子的孙子子思是他的学生。所以，《论语》在开篇的第四句话就是曾子说的，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曾子提出来，做人要做到对人内心没有亏欠，一辈子做人都“战战兢兢”，发抖啊，脚都不敢踩实，而且还“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好像站在悬崖边缘，不得不异常小心谨慎。曾子感慨说，做人一辈子，要想修养到死都没有遗憾，实在不容易，需要下很大功夫。这个修养和境界就是孟子说的“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吧。
曾子写了一篇听老师讲课的心得报告，全文1753字，取名叫《大学》。《孝经》也是曾子著的。
曾子又传心法给孔子的孙子子思，子思也写了一篇心得报告——《中庸》，全文共长达3568字。子思把他爷爷孔子的道加上他老师曾子的理解，整理出来后，传心法给他的学生孟子。
孟子是子思的学生，孔子三传的弟子，这时已到了战国时代，孟子的思想和孔子就有了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等于在继承基础上有所发扬光大，孔子温文儒雅，孟子有点侠气，动不动就骂人家是禽兽，有点耍孟子文采很不错，很会写文章，加上自己的观点，整理成《孟子》一书，全文共长达35377字。孟子以后，孔子的心法失传了。后来荀子写了书，勉强继承了。但是，《荀子》一书涉嫌注水太多，和《孟子》不好比了，而且，荀子带出来的几个学生，像李斯之流，如果和子路、子贡在一起吃饭，估计子路、子贡根本就不会拿正眼看他们，至于苏秦、张仪，那水平和孔子的学生更是没法比了，一代不如一代啊。到了宋代的理学家，自认为又得了这个心传秘诀，继承了孔孟之心传，他们中有人解释说，医书上麻木就叫不仁，可见仁是讲心的知觉性的，于是，就有了“心学”。
究竟当年孔子是怎么传心法给曾子的呢？已经无法查证，但我们可以从《论语》里了解到一些蛛丝马迹。《论语》全文共长达15917字，《三字经》里讲：“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论语》是孔子的学生记录孔子以及孔子弟子言行的书，是一部语录体书。
我们现在说的四书，指的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书，这四部书加起来，总字数不过区区6万字左右。但后人对这四部书的注释不知道有多少万字了，用汗牛充栋、浩如烟海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最早提出“四书”这个概念的是宋朝大学者朱熹。朱夫子还专门为四书作了注解，称作《四书章句集注》。此后，从宋代到清代八百多年，读书人没有不读四书的，因为科举考试就考四书。什么叫八股文？就是从四书里抽些句子，拿出来立论做文章，这就是所谓的“替圣人立言”，具体则以朱夫子的注解作为改卷时候的标准答案。
自孔子死后333年的公元前146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一直在中国占据主导和统治地位，其间虽然反孔与尊孔的斗争不断，但都没能动摇儒家一统天下的局面。
说了半天，什么叫“儒”呢？这得从中国文化的源头说起。孔子的时代有个很时髦的词：“游侠”。《史记》中称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有点类似今天所说的武士道德吧？在周代，帝王公侯这些达官贵人都拥有自己的军事专家——这些人是世袭的武士，是当时军队中的骨干。周朝后期统治权力解体，这些军事家下岗了，原有的权力和爵位也随之丧失，到处找机会打工，不然的话，没法吃饭。这些曾经属于世袭的武士们，被称为“侠”或“游侠”。墨家军当中，有一部分便是这种武士。《墨子·公输》篇里，墨子最后对楚王说：“公输般想谋害我。但是，我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经用我设计的武器武装起来，在宋国城墙上等候着楚国军队的进攻。我可以被谋杀，但是楚军无法杀尽他们。”——这句话中提到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就是“游侠”。
那么什么叫“儒”呢？儒家的源头是司徒官。司徒官就是帮助君王“顺阴阳、明教化”的。什么是“顺阴阳”？就是宣传礼制、进行教化，简称礼教。《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儒”和“侠”是一个阶层吗？不是的。原来，在中国历史上，“儒”和“侠”都是依附于贵族的专门人才，他们自己也属于社会的上层。后来，儒生继续来自上层或中层阶级，侠则更多来自下层阶级。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孔子“割鸡焉用牛刀”，“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这些妇孺皆知的成语都来自《论语》，它们分别出自《阳货篇》、《子张篇》、《八佾篇》和《述而篇》。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书不在厚，有味则馨；言不在多，醒世则经。
不仅《论语》所代表的儒家文化几乎是中华文化的代名词（姑且这样说），至今还影响深远，就具体而言，它语言平易又不乏文采，篇章短小精练又具有格言体制，易读易诵。所谈内容涉及人生修养的方方面面，对于如何做人如何处事颇有启迪。这对青年人很有裨益。
孔子的命运从斯文扫地到送上神坛，风水轮流转，曾经几次起，几次落。孔子曾经自我总结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曾“惶惶如丧家之犬”、断食绝粮的孔子创建儒家学说之后，寂寞了数百年，到了汉武帝时代时来运转，得到意想不到的重视，以至于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地步。从汉武帝到康熙，历代帝王给孔子的封号由“文宣王”到“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先后成为五朝师者至尊。孔子成了名副其实的贵族，唯一的贵族，因为他的身份不受朝代更迭的影响。孔子的历史地位高到什么程度呢？用他的粉丝朱熹的话来形容，叫“天不生孔子，万古如长夜”。
忽然到了五四时期，到处都喊“打倒孔家店”，我小时候还学过歌曲：“孔老二，是坏东西。”几十年过后，国学又热了起来，又开始成为各种人的“心得”、“感悟”了，杂七杂八的“大师班”也举办起来，为大学带来利润，为老板们带来证书，在可预见到的将来，他老人家还会接着热下去，高烧不退。
正常吗？不正常。越热越不容易看到真相。那么孔子的庐山真面目到底是什么样呢？
我们先看看权威的书是怎么说的。《史记·孔子世家》里，对孔子的生平有详细的记载。从司马迁的安排可以看出孔子的历史地位。《史记》中的“世家”，本来是记载诸侯和大臣的事，而孔子不是诸侯，却被列入世家，为什么呢？司马迁的意思是，孔子一生讲学，尤其是周游列国回来之后，专心培养、教育后一代，各国的精英分子多是孔子培养的，孔子做的是有利于千秋万代的事业，他的言行思想也必将影响千秋后世，所以将他列入世家。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人。生于公元前551年（周灵王二十一年，鲁襄公二十二年），死于公元前479年（周敬王四十一年，鲁哀公十六年）。
孔门弟子三千，贤者72人。他们散布在各个诸侯国，成为各国的精英。孔子在当时不仅仅学问最大，而且也是精英们的精神领袖。
孔子的“祖籍”是宋国，他的祖先是宋国的贵族孔防叔，孔子出生时，老爸叔梁纥已经是66岁的老人，3年后，父亲便去世。后来因为宋国发生内乱，孔母颜氏便携子移居曲阜阙里，过着艰难的生活。孔子后来回忆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孔子在20多岁的时候在鲁国当过管理仓库和牛羊之类的闲官，后来一直没有得到重用，直到快50岁的时候，才被鲁定公任命为地方的行政长官；第三年升为司空，相当于工程建设部长；第四年，51岁的孔子当上了鲁国大司寇，相当于今天的司法部长吧，并且代行鲁相职务。这是孔子一生中当过最大的官了——摄行鲁相，也就是代理总理，但也仅仅三个月，就被季氏等人撵下台了。
罢官之后，鲁定公十四年即公元前496年，54岁的孔子因屡受排挤，不得不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带着弟子，向各国的公卿大夫和诸侯王宣讲他的政治思想，整整奔波了14年，但不是被排斥，就是被驱赶，甚至被追杀，路上还差点饿死。68岁，又回到鲁国，开始著书立说，编订六经。
40岁以后，孔子在一棵杏树下面讲学。他是开办民间教育的第一人。有学者评价：孔子，是万世宗师，是千年中国文化的标志，他建立了影响千年、影响东方的思想体系。二千年的中国文化因为有了孔子的思想，而显得深邃有力，今日的东方文化因为有了中国文化而灿烂辉煌。一个集二千年中国文化、思想于一身的人，后世子孙对他的膜拜，不仅有虔诚，更应有一份文化心灵上的感应。
孔子是传承中华文化遗产的伟大功臣。他以广博的知识，劳苦一生，收集整理他以前的古代文化遗产，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很难设想，如果没有孔子这些劳动成果，古代中华文化会留下多大的空白。仅此一点，我们后人就应该对孔子表达敬意和感激。谭盾说，我非常厌恶对经典的、高尚的东西都嗤之以鼻，管孔子叫孔老二，打倒和颠覆一切经典，我觉得这是数典忘祖。
这些话说得太大了，有点像领导在大会上的发言稿。我们来看点细节吧：孔子的七十二门徒中，子路一向最鲁莽爽直。有一天，他问孔子为政首先要干什么。孔子毫不犹豫地回答：“正名！”子路不以为然，说老师这年头你谈“正名”太迂腐了吧，太书呆子了吧？
孔子严肃起来，但没有发火，仍不失夫子本色，来了一段堪称名言的“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名不正或者不命名，就嘴软、心虚、没章法，弄来弄去，弄不好就让当事人无所措手足，所以必须划出可为不可为的界限，让人有序可依循。
几句话就像一篇结构完整、不可挑剔的议论文。子路服了。不服不行，因为老师的话说得很宏观也很全面，想的都是安邦定国、牧民治世的大事。出口成章啊。什么叫远见卓识？听听孔子的话就明白了。
孔子对社会公平正义等问题，有敏锐的观察，而且通过一件小事马上就能感觉到。记得曾经在《思维与智慧》杂志上，看到一则关于孔子的故事，大意是：春秋时代，鲁国有这样一条法规：凡是鲁国人到其他国家去旅行，看到有鲁国人沦为奴隶，可以自己垫钱把他先赎回来，待回鲁国后到官府去报销。官府用国库的钱支付赎金并给予一定的奖励。
孔子有个学生子贡，到国外去，恰好碰见一个鲁国人在那里做奴隶，就掏钱赎出了他。回国以后这个学生既没有张扬，也没有到官府去报销所垫付的赎金。那个被赎回的人把情况讲给众人听，人们都称赞子贡仗义，人格高尚。一时间，街头巷尾都把这件事当做美谈。
孔子知道了这件事，不仅没有表扬子贡，还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责怪他犯了一个有违社会大道的错误，是只为小义而不顾大道。孔子指出：由于这个学生没有到官府去报销赎金而被人们称赞为品格高尚，那么其他的人在国外看到鲁国人沦为奴隶，就要对是否垫钱把他赎出来而产生犹豫，因为垫钱把他赎出来再去官府报销领奖，人们会说自己不仗义，不高尚；不去官府报销，自己的损失谁来补？于是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好假装没看见。从客观上讲，子贡的行为妨碍了更多的在外国做奴隶的鲁国人被赎买回来。孔子透过看似高尚的现象看到深远的负面影响，从一片叫好声中看到隐藏的危害。
这才是真实的孔子。但是，汉朝之后的历代帝王都拿孔子当牌位，把他老人家当成神供起来。后来的王朝把四书弄成必考科目，通过科举考试，考上举人、进士的，都要去庙里祭孔。据有关史料记载，古时读书人获取“状元”功名后，都要到孔庙大成殿行古礼参拜孔圣，诵读孔圣经典语录，缅怀孔圣训诫等，久而久之，形成传世礼制，称“状元礼”。谁要是在祭拜的过程中开小差，交头接耳，轻者取消录取资格，重者打入大牢。
孔子被庄严化，被当神供了起来，一个原本有血有肉的老人愣是被变成了僵硬的泥塑，被架空成一个代替统治者训导老百姓的老夫子，成了一个再也无法亲近的人。
这实在是历史的误会。孔子从来就没有高高兴兴过，也不可能有这种感觉。
第十四章 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分别是谁？
伏羲，又称庖羲。据说他是个大发明家，“始作八封”，“作结绳而为网罟”。这是两件大的发明创造。当然，社会出现这样的新事物，是由于人们集体劳动的结果，而不会是某个“圣人”的恩赐。但这个传说告诉我们，那个伏羲氏族开始使用一种记事符号，又懂得制网捕鱼了……
女娲的主要业绩是“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据说，在这以前，天塌地陷，灾害不息，经过她老人家的工作，一切就序了。她也就成了传说中整理天地的神。这个故事反映了远古人类与自然界的艰苦斗争……
神农是传说个主掌稼穑的土神。大概是指原始社会农业开始发展的氏族名称。据记载，当初人们吃生肉，喝兽血，穿兽皮。神农认为人们这样生活下去，是难以维持的。于是，他“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实际上农业生产知识是上古人类实践经验的积累。神农并无其人。后来人们推测，神农氏的事迹，大致反映相当子母系氏族制繁荣时期的社会情况……
太皞，也称为太昊，姓风。相传他人头蛇身，或人头龙身，可能是以蛇或龙为图腾的氏族首领，居住在陈地（即现在河南淮阳县）。他应该是淮河流域氏族部落想象中的祖先……
颛顼，号高阳氏，居住河南濮阳县一带，相传是黄帝的儿子昌意的后代。古书记载；“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可能这是八个氏族。颛顼对九黎族信奉巫教，杂拜鬼神的风尚进行了治理，逼迫他们顺从黄帝族的教化。后来，有个部落的首领共工对颛顼非常不满，愤怒地用头撞倒了不周山。顿时，撑着天空的柱子斜了，拴者大地的绳子断了。于是天向西北倾斜，日月星辰移动；地在东南洼陷，江河随之东流。这是说共工改造自然，成了胜利的英雄。
炎帝，姓姜。相传他牛头人身，可能是以牛为图鹏的氏族首领。最初，这个氏族活动于渭河流域，后来进入黄河中游，与九黎族发生了长时期的冲突。九黎族的首领叫蚩尤，兽身人言，铜头铁脖子，头上有角，耳上生毛硬如剑戟，能吃砂石，可能是以某种猛兽为图腮的氏族。他有兄弟八十一人，即八十一个氏族，是勇悍善战的强大氏族部落。蚩尤把炎帝驱逐到涿鹿（今河北西北桑干河流域）。炎帝向黄帝求援，双方在涿鹿大战一场。蚩尤请风伯雨师兴风作雨，造了大雾使黄帝的士兵迷失方向，黄帝请旱神女魃，把天气放晴，造了“指南车”辨别方向。这场激烈战争的结果是蚩尤失败，被杀死了。黄帝取得了胜利，被推举为“天子”。
少皞，也叫少昊，姓己，名挚，号穷桑帝，传说是黄帝的后代，居住在山东曲阜一带。这个部落以鸟为图腾，有风鸟氏、玄乌氏、青乌氏，共二十四种。这可能是二十四个氏族合成的一个大的部落。少皞族是黄帝族向东发展的一支。
黄帝姓姬，号轩辕氏，又号有熊氏。传说黄帝族原先居住在西北方，过着不定居的游牧生活，打败蚩尤后又与炎帝族在阪泉发生三次大战。黄帝统率以熊、罴、貔、貅、虎等野兽为图腾的氏族参加战斗，打败了炎帝部落，进入黄河流域。从此，黄帝部落定居中原，并很快发展起来。史书记载“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说明这些部落形成了巨大的部落联盟。黄帝后代与其他部落共同融合，形成中华民族，黄帝轩辕氏被看成是华夏族的始祖。后来，中国人自称是“黄帝子孙”……
第十五章 女子缠足的千年政治导向
当女人足之大小不仅取决于男人的好恶，甚至攸关文化兴衰和国家命运，缠足与放足就不再是一项个人权利。
在现代人看来，中国古代妇女缠足是个“历史之谜”，至今仍难理解。缠足，何时产生？何以流传千年？
主流观点把缠足看作一种病态或变态行为，认为缠足折射出的是一种“变态的文化现象，畸形的审美观念，畸形的心理”，甚至相当长时期里的古代社会也因此而被认为是一个“变态的社会”。
然而，让我迷惑不解的是：缠足成为一种通行的社会习俗有千余年历史，小脚在那个时代是一种美的体现，缠足是实现这种美的手段，都是不争的事实。在千余年的时间里，一个民族中的多数男子都喜欢小足，多数女子都缠足，是否可以简单地说他们是病态呢？很显然，一个民族集体“患病”千年，是说不通的。
收益与风险的博弈
司马迁的《史记》称：“临淄女子，弹弦，■缠”。其中■缠可能指缠足，或许仅限于少数风月场所中的女性所特有。唐朝白居易的诗中有一句“小头鞋履窄衣裳”，可能描写的是缠足女性。杜牧诗中“细尺裁量约四分，纤纤玉笋裹轻云”，则刻画妇女用布带缠足的情况。但是，五代以前，缠足并不流行。湖南马王堆古墓出土的汉代妇女是天足，五代时，韩熙载《夜宴图》中的侍女也都是天足。
缠足得以流行，南唐皇帝李煜的“推广”功不可没。《道山新闻》记载说：“后主宫嫔■娘，纤细善舞。后主作金莲高六尺，饰以宝物细带缨络，莲中作品色瑞莲，以帛绕脚，令纤小屈作新月状。素袜舞云中，回旋有凌云之态。”
上有所好，下必仿之。通过缠足，■娘的体态更加轻盈，如弱柳扶风，备受皇帝赞赏与宠幸。为了争宠，后妃们竞相模仿，缠足便在皇宫内流行起来。
只要许多人卷入其中，那么，从众的情形就将是强烈的。一旦模仿作为一种策略被采纳，那么，它就可能转变为一种日常的惯例或者习俗。由此，皇宫内流行的缠足，被贵族士大夫阶层的家眷所模仿，进而蔓延到普通阶层。
从文字记载和地下发掘物来看，在北宋已有相当一部分妇女缠足，到了南宋得到普及。《辍耕录》云：“元丰（宋神宗年号）以前犹少裹足，宋末遂以大足为耻。”另外，从福州黄升墓中出土六双女鞋，其中一双穿在死者的脚上，五双为随葬品。平均长度为13.3至14厘米，宽度为4.4至5厘米，死者脚上还裹着210厘米的裹脚布。这已经是较为标准的缠足，与明清两代的缠足已十分接近了。
缠足在古代受到普遍欢迎，并非现代一些人所说的“陋习”、“丑恶”。连苏轼、辛弃疾这样杰出的男士都有歌咏和欣赏缠足的篇章。苏轼的《菩萨蛮咏足词》是专门为咏缠足而作：“涂香莫惜连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趺困；纤妙说应难，需从掌上看。”
许许多多男人对缠足入了迷，沉醉其间不能自拔。元末著名诗人杨维桢用纤足妓女的鞋子“载盏行酒，谓之‘金莲杯’”。清代诗人袁枚在《答人求妾书》中说：“今人每入花丛，不仰观云鬟，先俯察裙下。”
缠足恶俗，攸关国体
不过，现代女子均为天足，缠足现象已然绝迹。流传千余年的习俗，为何消亡？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模仿和偏见引致的。清朝末年，体制僵化，政治腐败，在与海外殖民者的战争中，屡战屡败，割地赔款，民不聊生，起义不断，可谓内忧外患，到了民族存亡之秋。社会精英从夜郎自大到虚心寻找与国外差距。
在寻找差距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两种“偏差”：一是隐瞒信息。特别是一些官吏，为了逃避战败的责任和处罚，将与外敌战败的原因归为缠足，认为小脚是中国“野蛮”和“落后”的主要象征之一，是“国耻”。1896年，康有为在奏折中说：“最骇笑取辱者，莫如妇女裹足一事。臣窃深耻之。”
二是替代性考核失灵。一般地，由于直接考核的成本太高，人们往往使用替代性的指标进行考核。清末一些人寻找与国外差距的过程中，考虑到成本问题，也在寻找替代性考核的指标。恰好，被视为西方先进文明的掌握者传教士，因为考虑传教的成绩，而采用的逆向选择策略，给那些寻找替代性考核指标的中国官员和精英，提供了指标。
据考证，缠足被刻意进行由美转丑的现代“制作”，传教士是始作俑者。他们通过兴办教会学校和成立“不缠足会”来推广不缠足之举。当然，这些举措的作用有限。于是，传教士打着“科学”与“文明”幌子，制造事前的信息不对称，将缠足行为置于一个非科学的、反动的境地，促使那些自认为“现代”而“文明”的人们划清与缠足的界限。
传教士把缠足看作是应在医疗领域中予以观察的行为，试图直接建立起缠足与“疾病”表现症候之间的关联性，从而确立起了一种评价缠足的“卫生话语”。当时的医生陈微尘说：缠足女性由于缺乏运动，“气先不足已成定论，加以足帛之层层压迫，使血管受挤，血行至足，纡徐无力。一人每日之血液，本应环行全身一周，若在足部发生障碍，则其周流必生迟滞之弊”。
当时像《万国公报》这样的教会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批评缠足是导致女性健康衰弱的祸首，有的说缠足是害所谓“节片淫乱症”的表现，有的认为缠足应为中国疯癫和灾荒的频繁发生负责。这种舆论迅速在知识界传播开来，成为主流声音。
一种典型的演化是将缠足与弱种退化相联系。张之洞讥缠足使“母气不足”，袁世凯则说缠足“其于种族盛衰之故，人才消长之原，有隐相关系者”。进入晚清后期，缠足与国弱民穷的关联性就不是“隐相关系”，而是直接的因果关系了。一位四川地方官的表述更加直白：“女子缠足，就会把一国的男子，天下的事情弄弱了。”
从中国历史上看，几乎所有的中原汉族王朝都被外族或者取代或者困扰，而其中至少千年以上的王朝并没有缠足。再稍微引申一下，缠足导致弱种退化的论调，实际上是男性中心主义话语。
另一种演化是将缠足作为束缚妇女的一种手段，于是呼吁放足以解放妇女。如果说放足之后男女就人格平等，实际上等于拿脚的形状来衡量妇女的人格，显然仍带有贬低妇女的倾向。从当时流行的言论看，天足不过是为了给“现代男子”看，是为了好嫁男学生，其思路与缠足者毫无区别。
假如“女为悦己者容”的社会体现了男尊女卑，从小脚美改为健康美，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不平等”特性。所谓“女为悦己者容”就不平等，其实还是先存了社会已经男女不平等的固定认知，所以才从某一特定现象看出其不平等的性质来。重要的是，修饰身体的特定部位以顺应社会的审美观念（以及其它观念习俗），应当是个人的基本权力。
还有一种是，在前两种演化的基础上，将缠足上升到“国体”的高度加以批判。1912年3月13日，孙中山称：缠足“恶习流传，历千百岁，害家凶国，莫此为甚。”到了1933年底，一些外国人在张家口一带乡村拍摄妇女缠足照片，当地驻军经北平军分会向上呈报至最高层，认为“缠足恶俗，系我国曾经通令严禁在案……该外人未经我政府批准，复不明了我整个国情，割取前清时代所遗留之片断恶俗，遽尔作恶意宣传，更属不当。且攸关国体”，故应予严禁。后由蒋介石亲自下令：“未经当地政府允许，一概不准外人拍照。并呈准国府，交由文官处通令全国各省市政府一体查办。”拍摄缠足一事惊动到这样高的层次，且通令全国，正是因为此呈文说到的“国体”乃是清末以来反缠足者极为关心的问题。
我想，当时的社会精英的这些演化和上纲上线，传教士们也许始料未及吧？
传教士们是否想过，这样的精神病竟能在千年中传染许多亿人，不是有点匪夷所思吗？从严格的医学角度，也不能断然将缠足与妇女健康衰弱乃至精神病关联起来。事实上，现代的一些研究表明，古代女性比男性长寿。其中，缠足与长寿有显著关系。缠足后，脚趾弯曲在脚底，前脚掌不能着地，走路时主要用脚跟，这样，只要走路就会刺激脚后跟的肾经穴位。而中医认为，人的衰老的主要原因就是肾气虚衰。
放足以扫除积弊
在以西方为典范的“文明”成为憧憬目标的时代，许多人或者真觉得否定中国的“野蛮”象征的缠足，并不需要什么学理的依据，毕竟，直接照搬他人的看似成功的模式，是短期交易成本最小化的一种策略。从历史经验看，后发国家的制度建设，采用模仿方式的效率高于干中学。
所以，当缠足被作为束缚妇女的一种手段，被当作病态文化的体现，“其于种族盛衰之故，人才消长之原，有隐相关系者”，应为中国疯癫和灾荒的频繁发生负责，那么，清朝要赶上并超过西方那些“船坚炮利”的“西方强国”，首先应该模仿西方国家，让中国妇女“解放足”。这样才能保障国民身体的强健乃至国力的增加。于是，从官方到精英开始大力开展“放足”运动。
1898年8月13日，光绪帝颁发诏书：“令各省督抚，饬地方官劝诱士庶，光绪十五年所生女子至今十岁者，无得裹足”。1902年清廷颁布了劝戒缠足上谕：“汉人妇女，率多缠足，由来已久，有伤造物之和。嗣后晋绅之家，务当婉切劝导，使之家喻户晓，以期渐除积习。”
清廷的上谕不仅减少了社会上的阻力，在某种程度上也转变了部分地方大员的趋向，使之成为不缠足思潮的鼓吹者和不缠足运动的参与者。官方的重视和推行，戒缠足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当时影响较大的《女子世界》就有《痛女子穿耳缠足之害》、《戒缠足诗十首》、《放足歌》等专稿。还出现了专门反对缠足的妇女刊物：《天足女报》、《天足会报》、《天足会年报》等。《天足会报》就宣称：以劝导不缠足与谋利益为宗旨，以发动广大妇女参加天足会及附设的女学堂为目的。强大的思想舆论不仅是戒缠足思潮深入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同时又是戒缠足思潮深入发展的结果。到1904年，“中国十八省总督皆有戒缠足之示，所缺者惟浙闽与陕甘而已。”
辛亥革命之后，把废除缠足列为将来“扫除积弊”的重要工作。1928年5月，南京中央政府批准由内政部颁发禁止男子蓄发辫和妇女缠足的禁令，规定：“未满十五岁之幼女，已缠足者应立即解放，未缠者禁止再缠，劝导期满而仍未解放者，罚其家长一元以上十元以下之罚金，并再限令一个月内解放；十五岁以上三十岁以下之妇女缠足者，应在解放期内一律解放，期满而未解放者，罚其家长或本人一元以上五元以下之罚金，仍限令两个月内解放；期满而仍未解放者，加倍处罚，并由女检查员强制解放之。”到1944年5月，内政部再次颁布《查禁民间不良习俗办法》，其中禁止妇女缠足仍是主要条款。
这场由官方主导的持久的禁缠足运动，经过种种意识形态的强化，人们对于小脚的偏好得以改变。缠足，在人们的认知中逐渐由美好变成邪恶，从而缠足习俗日益走向消亡。
20世纪90年代，报告文学《中国最后的小脚部落》揭示：在国内大部分地区，缠足绝迹了，仅有最后一块土地——云南通海县的六一村，至今生活着300多位缠足的老太太，她们大多经历缠缠放放，放放缠缠，有的1946年缠，1954年放；有的1943年缠，1950年放，1951年再缠，直到1958年才解缠。现今70岁的老人差不多到共和国成立前后才放足，称为“解放脚”。小脚在人们的认知中终于逐渐由美变丑，最终走向消亡。
第十六章 所谓“四大发明”的无稽之谈
还在我读书的时候，我就对所谓的“四大发明”及诸如此类的村妇之言感到很不以为然：这些弱智玩意也能算是什么发明吗？这些东西里面有什么技术含量？这些东西充其量只能算是某种“发现”而已，它们跟人们所说的通常意义上的那些“发明”，在技术含量上，所运用的科学理论深度及智力活动水平上的差距无异于猴子与人之间的差距。
更何况，说这些东西是属于我们中国人所作出的“伟大发明”只不过是王婆卖瓜式的自欺和欺人。（这种自欺欺人的说法甚至都不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想出来的，而是李约瑟这个好事之徒搞出来安慰我们的。）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阐明这个问题：即这些东西到底包含了多少足以称得上是“发明”的技术含量；而且它们到底是不是我们中国人所“发明”的或者说首先发现的；它们到底是不是像所吹嘘的那样“对人类作出了重大贡献”，到底有多少影响。
如果从定义发明的创造性本质上来说，要称得上是一项“发明”而且是“伟大发明”，显然是要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技术含量的，是要付出了较高水平的智力劳动特别是逻辑思维活动，并且其内在要有一种明确的科学理论作为支撑，而不是像一个小孩子在闲逛玩耍的途中偶然发现了一个新奇的玩物然后就原样收藏的那样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所谓“发明”。
我们中国人常常吹嘘的很多“发明”就是属于这样一种类型的玩意，比如说对磁石指南的发现。这只不过是对一种自然现象的最原始认识和发现而已，一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初始认识，并且不需要加以任何技术构建就能够在生活中运用，唯一所做的只不过是对磁石的外形进行艺术加工而已。
我相信这种磁现象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曾有所发现，只不过发现时间早晚而已，如果说是我们中国人先发现了磁石指南的现象，也只不过是因为占了磁铁矿资源丰富的便宜而已，如果一定要说是我们先“发明”了指南针，还不如说是我们先发现了磁铁矿。
实际上，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表明磁罗盘是从中国传到卸芭分奕サ摹：芏嗬费胰衔号分奕说拇怕夼淌？2世纪时在意大利的阿马尔菲城发明的。而且这种罗盘远非我们在中国的各种宣传资料上看到的那种简陋的“司南”模型可比，它通常包括在多个枢轴上水平安装或悬挂的磁针，可在枢轴上自由活动直到与地球磁场在一条线上，在技术上要复杂先进得多。
而且，就是这个被认为是指南针雏形的“司南”，也可疑得很。因为根本就没有任何详细的记载，也没有任何实物被发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只不过是一个根据野史杂书中一些只言片语的描述推断想象出来的模型而已，考古学家甚至都无法知道它的准确形状，也不知道它的确切用途，但是在一种民族虚荣心的驱使下，就先把它吹嘘成是指南针的“雏形”再说吧，反正把任何现代科学成果都能够“论证”成是我们中国就“古已有之”并且年代一定要比别国早，是符合“政治正确性”的，也是很多“专家”“国学大师”赖以混口饭吃的谋生之道。
仅只是从这个推想出来的“司南”模型来看，也很难让人相信，人们到野外去活动时，会带着这么不方便的东西用来指示方向，为什么不设计成一种便于携带和使用的形状构造呢？至于后来出现的指南针，也没有可靠证据表明其最早是在南宋之前就已经在航海活动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萍洲可谈》的记载也只说明了人们是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才迫不得已使用磁针，恰恰说明了那时的技术还不成熟），而在同一时期，中东和欧洲的航海活动也已经开始使用磁罗盘了，我甚至倾向于认为，真正的成熟的磁罗盘技术恰恰是从中东和西方传到中国来的，不然何以解释为什么“没有指南针”的阿拉伯人和欧洲人反而比拥有指南针的中国人航海活动范围要广大得多呢？
另外，一直以来我们所吹嘘的所谓“是指南针的应用导致了对美洲的发现”，也只不过是对航海学和历史的一知半解而已，一种对复杂事物的简单化理解。热衷于自我吹嘘的中国人可能不知道，早在公元前七世纪，郑和下西洋之前两千年，埃及人和腓尼基人就已经成功地实现了环航非洲（跟这一成就及后来的哥伦布横渡大洋发现美洲和麦哲伦的环球航行比起来，所谓的郑和下西洋只不过是小孩子的游戏），而在磁罗盘没有发明之前的那漫长的数千年里，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古埃及人，腓尼基人，斯堪迪纳维亚人，阿拉伯人，中世纪的欧洲人，也一直在地中海，红海，阿拉伯海，北海波罗地海来去自如。
虽然磁罗盘在航海中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航海所需要的仪器装置远比这多得多，用来确定方位的仪器和方法也远不止这一种，磁罗盘只是进行航海所用到的众多手段中的一种而已。之所以在哥伦布之前漫长的岁月里人们没有去进行横渡大西洋的航行，除了航海术上的不成熟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地球是圆形的这一情况还认识不够深入（虽然古希腊人早就认识到了大地是球体，但是对这个球体的情况没有更多详细的了解），当时的人曾经认为，在地中海外往大西洋的方向有一个无底洞，在一幅古希腊地图上还在地中海通往大西洋的出口处标有‘到此止步’的字样。受传统观念影响限制了人的行动，而且那时候也没有去进行横渡大洋航行的动力。
一直到了十五十六世纪（这时磁罗盘技术已经在欧洲应用了几百年了），欧洲受到伊斯兰教势力的威胁，为了冲破奥斯曼土耳其的封锁，寻找通往东方印度的新航路，加上那时候人们知道地球是一个圆形，认为从相反的方向绕一圈也能到达目的地，哥伦布麦哲伦等人才开始了冒险进行横渡大洋乃至环球航行的航海活动。不管有没有指南针，只要有了现实的动力，人们都是能够也必然会去进行这样的航行的。认为没有指南针就不会有地理大发现的说法委实荒唐可笑。
同样的道理，只不过以一种猎奇的心态在自己的笔记里记录了一些奇闻佚事的一个士大夫官僚（沈括），居然也要吹嘘成是什么“大科学家”，这简直就跟把某个小报的记者说成是“大科学家”一样滑稽可笑。
这个“大科学家”在他的“科学著作”里琢磨了一些如磁针是漂在水上，还是顶在指甲上，顶在碗沿上，抑或是栓在绳子上，那个更稳妥一些，这样一些问题，最后他得出结论，还是栓在绳子上更为牢靠，这就是他所谓的“科学发现”，这类闲得无聊的自娱自乐。（顺便说一句，《梦溪笔谈》其实只不过是一本收罗了艺文，政事，书画，音律，器物，神异，历法，等等诸方面的轶闻奇谈的大杂烩，是他官场失意退隐闲居后的自娱之作，跟《聊斋志异》并无什么两样，也与“科学”二字无关，这些也就只能蒙蒙搞不懂文言文的老外。）
跟这之前数千年里古希腊，古埃及，古巴比伦科学家所留给人类的相比，如记录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前的莫斯科手卷（Moscow papyrus）和林德手卷（Rhind papyrus）上的古埃及高深数学知识，汉谟拉比王朝时的古巴比伦天文学数学知识，以毕达哥拉斯学派和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阿基米德等人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及已上升到抽象思维阶段的科学（而非实用技术），亚波隆尼亚斯的《圆锥曲线》，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和《光学》，托勒密的《大汇编》等等等等（仅从浩如繁星的众多科学家和科学成就里举出几个典型代表），跟这些相比，如果还要把《梦溪笔谈》之类的吹嘘附会成是所谓的“科学成就”，那我只能很抱歉地认为，这是猴子的“科学”和人的科学之间的差别。
中国人特别津津乐道于马克思谈到指南针，火药，印刷术这“三大发明”的那几句名言，其实马氏不过拾人牙慧而已，我所知道的最早谈到所谓“三大发明”的人是英国哲学家培根，他对这几种发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不过今天看来显然是夸大其词了），分别从文学，军事，经济活动三方面（后来马克思那些论调不过是把这几句改头换面了一下就照搬过来），似乎很给我们中国人长脸了。不过可惜的是，不管是培根还是马克思，他们在谈到所谓的“三大发明”时都不是在谈论所谓的我们中国人的“四大发明”，而是在谈论西方的“三大发明”（这个“西方”包括了中东，是与我们这种纯粹的“东方”相对应的“西方”），马克思甚至毫不客气地认为“中国根本就没有科学和哲学”。
所谓“四大发明”的说法是到了上世纪时才由“科学史家”李约瑟炮制出来的，他本人在英国学术界颇受冷落，于是另辟蹊跷搞一套“非西方中心论”，哗众取宠的成分太大了，他本人不过为了出“学术成果”罢了，至于搞这种“精神鸦片”出来对本来就缺乏科学精神的中国人毒害有多大就不是他所关心的问题了。在国外这样的人比比皆是。
至于培根和马克思所夸夸其谈的所谓“三大发明”的“历史作用”，只不过是哲学家式的把复杂事物简略化的表述方式，一种似是而非的提法，这一套把戏对经历过马克思那已经宣告破产的“科学共产主义”“辨证思维法”洗礼的中国人来说都不陌生了。
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例子就是火药。
如前所述，马克思用一种简略化的方式将“三大发明”的“历史作用”分别表述为是文化传播，军事变革，经济活动三方面的主要决定因素，如果用我们中国人更为简略的思维方式，只需要用“文武商”三个字就可以表述了，可惜历史无法如此简略化。
火药在军事史上起到的作用到底如何？客观地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其实是句空话，因为自古以来成千上万的发明，都可以说是在历史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很多甚至都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
火药在军事史上根本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发现，道理很简单，因为对现代兵器来说火药的发现只是原材料层面上的发现，并不是象弹道学，冶金学、金属加工技术等方面的方法上科学理论层面上的发现，而后者才是对军事变革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火药可以说是实现从冷兵器向现代兵器转变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但是却根本不是关键性的环节，因为这种原材料阶段上的东西迟早都会被人们发现的，并无任何神奇之处，而方法上理论上的发现却不是有了原材料就一定会出现的，事实上，中国的历史也毫无疑问地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中国人据说是在宋朝时就已经“发明”了火药，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初八国联军侵华时我们仍在用大刀长矛（还是正规军）作战，实际仍处在冷兵器阶段，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并且火药的发现也跟指南针一样，仍然不过是占了矿产资源丰富的便宜而已，特别是组成火药的三种成分之一的硝石，现在普遍认为是中国人先发现的，因为阿拉伯人把这种矿物称为“中国雪”“中国盐”。但是却没有证据表明，火药也是从中国传到中东去的。而且我相信，只要找得到适当的矿藏，中东和欧洲也一样迟早“发明”出火药，一来西方的炼金术传统与东方一样繁盛悠久，二来这种东西也不需要什么复杂的技术。
事实是，十五世纪德国人发明了前装滑膛枪，才是真正地实现了从冷兵器向火器的转变（这之前已经有了较简单的火枪火铳），而后十八十九世纪几项革命性的发明：线膛枪，火帽，圆锥形子弹，撞针，连发式枪械的出现，才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枪炮。这几种发明是建立在系统的科学理论和复杂的机械制造加工技术基础上的真正的关键性的发明，这才是对近代军事变革起决定性作用的环节。有了弹道学，冶金学、金属加工技术等和上述这几种发明的出现，从冷兵器时代过渡到火器时代的军事变革才真正实现了。
而中国乃至整个东亚不管从中古的小到火绳枪大到佛朗机一直到近代的线膛枪炮等各式火器实际上都是从西方引进的，曾经被吹嘘成是最早的火枪的“突火枪”只不过是一种简陋的喷射式火器，只是在一根竹筒内装上发火物，靠喷射火焰来杀伤敌人，但是喷射的距离很有限（不过一两米），杀伤作用很微弱，只能起到恐吓敌人的作用，并且其原理和构造都与西方出现的火枪完全不同，这种玩意实际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小时候曾经玩过的那种“魔术弹”（射程都远远不如），可有人会神经错乱到把这玩意当作是跟近代枪炮同样的东西吗？关于“子窠”的说法也只是猜测，根本没有任何依据。至于火器在实战中得到有效而广泛的运用也是从蒙古人才开始的。
另外一项“伟大发明”，印刷术，实际上也不能说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当我们在谈到我们发明了印刷术的时候，我们实际上说的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因为雕版印刷术实在算不上是什么发明，道理很简单，因为雕版印刷术的原理跟另外一种东西__印章没什么不同，而印章这种东西在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是有的，出现年代比中国早的民族也多的是，何况雕版印刷术也没有多少实用价值。在正式一点的宣传“四大发明”的资料中，往往都会特别指明是活字印刷术。
那么活字印刷术是怎样发明的呢？据说是北宋毕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印刷术，可惜那只是据说而已，因为这种泥活字从来就没有在现实中得到应用过，从宋代一直到明清，都仍然使用的是雕版印刷术，以至于很多专家认为，毕升的泥活字印刷术只是个构想，不必当真。一直到近代，才开始引进并使用德国人古登堡于1455年发明的铅活字版印刷技术，这种技术的复杂和完善的程度也不是中国古代传统印刷术可以相比的（由铅、锑、锡三种金属按科学、合理比例熔合铸成的铅活字，并采用机械方式印刷），事实上，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印刷术恰恰是从西方传到中国来的。
而且，中国后来所使用从西方引进的还不仅仅只是铅版印刷一种技术，如平版印刷技术，凹版印刷技术，孔版印刷技术，等等，这些技术与我国传统的雕版印刷完全不是一回事了，技术细节上也复杂多了，至于我们今天所使用的印刷技术，跟古代近代的印刷技术又更不是一回事了，实事求是地说，说印刷术是中国人发明的，那是故意误导人民。实际上，国际上普遍把古登堡发明铅活版印刷术算作是现代印刷术的历史起点，没有谁把中国发明印刷术这种说法当真。
另外，现在学术界还公认韩国清州的兴德寺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活字（铜活字）发源地。说到这里，我想起有一次，在一个朝鲜的官方网站上看到朝鲜人说他们是“四大发明”的创始者，还说他们拥有六千年文明史，让人哭笑不得。特别是在看到了韩国人在世界杯上的表演之后，联想到日本也一直在宣扬什么他们是宣纸的发明者，天皇的万世一统等等，让人感到，东方民族在怎样不着边际地吹牛撒谎上都是惊人的相似。而让我稍感欣慰的是，我们中国人可能还不是世界上最厚脸皮的民族，毕竟我们现在似乎还羞于将这种自吹自擂的无耻劲头拿到国际上去公开表演，只是关起门来自我陶醉。
而跟印刷术关系密切的另一大“发明”，纸，国际上就更不承认那是中国人的发明了，因为早在五千年前，在中国的纸出现之前三千年前，古埃及人就已经发明了最古老的纸，称之为纸莎草纸（Papyrus），也称纸草纸，英文中纸（paper）这个单词就是来源于拉丁文Papyrus（纸莎草纸），可见这种纸在西方古代应用的广泛和悠久。
纸草纸不仅是古埃及重要的书写材料，而且也大量出口到其他国家，成为古埃及人，古希腊人，古罗马人，亚述人，阿拉伯人所广泛使用的书写材料，迄今为止所发现的用古埃及文、古希腊文、古罗马文和阿拉伯文等书写的纸草纸文献，数以十万张计之多，纸草纸文献上记载了大量的古代法律、宗教铭文、天文地理、文学，数学知识等珍贵历史资料，其中历史最早的是从古法老墓葬出土的距今五千多年前的无字纸，载有文字的纸草纸文献距今也有四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比我们中国人使用甲骨文还早了近两千年。
这种用纸草纸写成的书籍，我曾经亲眼看到过，虽历经数千年，仍然清晰如新，纸质决不比我们中国的纸差，而且纸草纸也不像有人说的那样，容易断裂，现在埃及都还有根据古代技术进行制造的纸草纸，造出的纸任意折叠完全没有问题。世界上很多博物馆都收藏有这种纸草纸古籍，象前文提到的林德手卷（Rhind papyrus，又称为莱因德纸草书，是公元前1650年左右的埃及数学著作），就收藏在大英博物馆，你们有空可以去看看。
所谓中国人发明了纸促进了文化传播的说法，更是似是而非的想当然。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的纸草纸文献能够存留数千年，成为我们现在研究和了解古埃及希腊罗马历史和科学哲学的珍贵资料来源；古希伯来人用造价高但便于保存的羊皮纸记录旧约经书而留存下来的“死海古卷”也成为现在珍贵的历史资料。而中国据称是在汉代时就开始出现纸了，可是你现在还能够找到那时候保留下来的什么书籍吗？宋代之前的有多少？相反地，商代使用甲骨，反倒为我们留存下来了大量历史资料，使得我们对商代的了解比孔子那个时候的人还要知道的多。汉简的再发现也说明了这个问题。以至于有人认为，中国正是因为过早地使用了这种便宜而又易毁的纸，才使得很多的古代典籍失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纸在中国的使用对文化传播不仅没有起到什么正面的作用，反倒可以说是产生了很多负面的影响。
更何况，一直到近代，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仍然是文盲，“对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在哪里？而且中国人仍然在普遍使用手抄和雕版印刷的原始落后手段来传播文字。
还有一个很容易被人忽略的问题就是：中国人既然已经开始使用纸这种方便的书写材料了，却从来没有想过去发明一种方便的书写工具，仍然使用毛笔这种笨拙的书写工具达千年之久，何其荒唐。而西方人早就知道使用羽毛笔等方便快捷的书写工具，后来又不断创新发明了铅笔，自来水笔（实际上，最早的金属蘸水笔在公元前的罗马共和国就已经出现了。发掘于庞贝古城废墟，现收藏于尼泊尔的国家博物馆），圆珠笔，并传入中国，对推动中国的文化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鲁迅也曾经对自来水笔的作用进行过精辟的阐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笔的发明和传入中国远比纸的使用贡献要大。
说完了关于这些“发明”的历史作用，不能不提到的是，在古代史上起过比这些重要得多的作用的发明多的是，大多都起源于中东地区，然后传入中国等地，如车轮，滑轮，风车，螺钉，钟表，曲柄，牛和马的驯化，青铜冶炼，炼铁术，马镫，等等。我们中国人应该学会谦虚一点，世界上比我们辉煌灿烂历史悠久的文明多的是，更何况连我们中国人本身都是从中东中亚地区一批批迁移过来的，所谓的三皇五帝，夏王朝，等等，都是子虚乌有的神话传说而已，考古发现早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也是国际学术界所公认的事实。
最近这几年来，复古，饰古，伪古的风气越演越烈，而且都是以官方的支持在搞，其目的不过就是为继续维持专制统治寻找合法性，为抵制民主自由的理念寻找借口和依据，所以要把西方任何先进的东西都“论证”成是我们中国早就“古已有之”的，没有什么稀奇的，美其名曰培养民族自尊心，其实是培养遗老遗少。
而这些新时代的遗老遗少们也攒足了劲以一种近乎于无赖的劲头拼命地要把西方任何先进的东西都“论证”成是我们中国早就“古已有之”的“发明”，网上网下，电视报纸，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一类的奇谈怪论，越来越多，什么风筝是飞机的雏形啊，万虎是飞机的发明者啊，竹蜻蜓是直升机的前身啊，大禹是世界上第一个进行飞行的人啊，孔明灯是发动机的鼻祖啊，等等（我都不想说了，实际上最早的飞行器早在两万多年前就有了，其实物就保存在埃及国家博物馆，那时候中国这地方还没有人呢。），还有什么新“四大发明”也冒出来了，连养猪酿酒也成了“伟大的科学发现”了，是不是应该凭这些试试去申请诺贝尔奖看看？没准有戏。
如果一定把这些弱智玩意说成是所谓的“伟大发明”，那不仅是对别的国家和民族的侮辱，也是对整个人类智慧的侮辱。
第十七章 旧上海的妓女与文人
近代以来，上海开埠，我国文化便有了京派、海派之分。而海派文化的发源地，就在四马路。当年，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麦都思在此传教，故称“布道街”。
他在四马路附近的望平街，开“墨海书馆”，雇佣了一批落拓文人——“秉华笔士”，来传教和传学。因此，谈海派文化，不可不谈麦都思和“秉华笔士”。“秉华笔士”中，有几位中西会通，为我国近代文化开山的人物，如王韬、李善兰等，有了他们打底子，“墨海书馆”就成为海派文化的渊薮了。
此后，这些“秉华笔士”，从“墨海书馆”放射出来，使总长不过1453米的四马路及附近的望平街上，兴起了无数报馆、书馆、印刷所。
四马路一直在变，先是变成布道街，预示了海派文化的一方面，后来又变成福州路，展示了海派文化的另一面。布道街为什么会变成福州路呢？
因为第二跑马厅的兴起，将英租界拓展至西藏中路，工部局给新的四马路命名时，作为该局五董事之一的名叫马太提的英国人，建议改为福州路。
当初，他乘船来中国时，曾在福州码头邂逅一位中国女子，因此而思念之，当他终于抱得美人归时，便以这段艳遇为提议，其他董事居然都同意。
上海开埠后，即有秦淮河上之画舫，入黄浦江和吴淞江游弋。
后来，太平军据东吴之地，禁娼，宁、苏、扬之妓女奔沪，入租界，分布于四马路中段，以路北的会乐里和路南的同庆里为中心，东起中和里，西至大兴里，北起三马路公阳里，南至五马路庆云里，形成亮丽之艳色。
四马路，是开放的奇迹，我国近代文化产业在此沛然兴矣。
如果说上海是西方文化登陆我国的港口和集散地，那么四马路就是西方文化产业化的生产加工基地，妓业在此，理所当然成为文化产业之一隅。
四马路，东西向，文化产业分布，一分为二，东段“福州路文化街”，为文化制造业，西段“四马路长三书寓”，为文化服务业——消费性娱乐业。
对此，英租界工部局有清醒认识。早在1854年，工部局董事会就发布两次决议，坚决取缔鸦片、妓女、赌博，并拆除其地面建筑物，侦探捉拿罪犯。
改名“福州路”是一个标志，暗示了妓业属于文化产业，不久，工部局就给四马路上的长三堂子颁发营业执照，还在执照上注明为“书寓”。
文人和妓女是共生的，正如男人和女人一般。
文人卖文，妓女卖身，卖的对象和方式不同，身价也就不一样。
文人要将文章卖给帝王家，先要通过科举考试，入仕途，登天子堂，这条路太长，可只要上了路，似乎一生都有了保障——被王权一次性买断。
相比之下，妓女还要相对自由一些，当然被鸨母买断了的除外。
那些拥有自由身的妓女，在性爱市场上出卖自己，零售，还是批发？从良，还是改嫁？自己可以选择，较之仕途上的文人，似乎要多一点“独立的精神”。
妓女，并非女人走投无路的选择，而是传统女性争取自由的选择。不是所有的妓女都因家贫而沉沦，都是“被损害，受屈辱”的一群，有的因为自尊。
她们往往自觉和不自觉地选择了“反求诸己”——自立的生存，不依赖男人和家庭，因此，男权社会的评价往往扼杀她们，否认她们的独立精神。
反倒是那些期待王权收买和被王权买断了的文人，他们成了王权主义的化身，哪还有什么“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真正是“受屈辱”的一群！
他们到妓女那里去，还能闻到一些自由的气息，听到一点独立的声音，还有人用性与爱，来修补其“被损害”了的人格——“受屈辱”的文化个体性。
妓女能给予的，不单纯是性的交易，爱的交流，更以微弱的自由之声，激活了男人的自尊。自尊，王权给予不了，妻妾也给予不了，它来自心灵。
自由的气息，吹拂心灵，我们内心，渴望永恒之女性。歌德诗曰：“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上升。”“永恒之女性”我们有吗？柳如是、李香君……
如此，我才读懂了《柳如是别传》：中国文化需要“永恒之女性”。
但近代文人已有所不同，那些自由撰稿人，从全国各地跑到上海四马路来了。在四马路上，他们相遇了追求自由的另一群“她们”，同是天涯自由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她们”为漂泊的书生提供“书寓”，使“他们”安顿。
而“他们”却把四马路做成了文化街，不是像秦淮河畔那样的纯消费性的文化街，而是近代化的文化产业街，在不到三里路长的马路上，他们竟然开了一百多家私营的书报馆，有史以来，中国的文人何尝有过这般盛世？
上海四大报纸，《申报》、《新闻报》、《时报》、《神州日报》，都从这里印发；中国三大书局，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也在此地出书。
这些私营的报业和书业，就矗立在书香和花香飘逸的四马路上。
这里是文化的产业化基地，也是文人的自由化基地，有了这样的基地，文人何必“应帝王”？货与帝王家，何如靠自己！我们以王韬为例。
四马路文人，王韬可算代表，请看：
他是第一位翻译《圣经》的中国人，
是第一家华文报《循环日报》的创办人，
第一家华商出版社中华印务总局的创始人，
还是第一个登上英国牛津大学讲坛的中国人，
第一个在报纸上发表连载小说的人。
这几项第一，今天看来，都很了不起，可在当时，没人认为是正业，因为，哪一项都与王权无关，不过，他靠一支笔，证明了自由的价值。
他难以成为王权主义者，便落得去做一个自由化的文人。
可起初，他并不想这么做，他像所有的传统文人一样，都有一种圣化情结，一番政治抱负，16岁那年，他考中了秀才，乳臭未干，就夸下大口：“他日当为天下画奇计，成不世功，安用此三寸毛锥子哉！”
这样的王权主义口吻，道出了对刀把子的向往和冲动，不需要有什么异禀，大凡念了几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都会说这种大话。
可是一年后，他乡试不中，就跑来上海，一来就迷住了。五光十色的上海，在他眼里，“几如海外三神山”，他不想回去。
从此，他不再参加科举，因为他发现，他的“三寸毛锥子”，在上海有戏。他先是在《墨海书馆》做笔士，一边翻译《圣经》，一边狎妓。
红袖添香夜译经，这是四马路上才会有的故事，人生如此足矣！
追求自由的文人与追求自由的妓女，在四马路上来相遇。有一天，他下了班，从报馆出来，换一身衣服，去吃饭。
四马路上有西餐，最有名是一品香，他找了个位子，临窗而坐，一个养眼的女子，从目下悠然而去，他一打听，知她亦是苏州女子，名陆小芬。
于是，轻车熟路，去找了鸨母，不料，却被拒绝。因为她已被苏州丝绸大王顾永年包了。他想见她，她便下了楼来，一问，才知是王韬。
须知，他的名头，挂在书报两界，四马路上，谁人不晓？一年后，他听说顾永年已破产，于是，旧地重游，来寻佳人。
两个追求自由的沦落人，宛如他乡遇故知，一番山盟海誓。
然而就在此时，由于他曾给太平军献计，太平军失败后，事发，朝廷要捉拿他，闻讯，他连夜逃走。没想到，却连累了陆小芬，被官府捉拿了。
陆小芬虽是妓女，却忠贞不渝，受尽了折磨，而始终不屈。关了好几年，才被释放出狱，从此身价扫地，只能做野鸡。
事隔22年，王韬回来了。期间，他曾流亡香港，逃难英国，后来，李鸿章批准，他回了上海，第一件事，就是找陆小芬，终于找到了她。
可她却不相认。她活着，苦不堪言，就为了等这一天，见他一面。既已相见，知他平安归来，足矣！何必还要相认？万般羞辱后，经历难启齿。
于是，她突然消失，四马路上，留下了这篇“茶花女”的故事……
第十八章 越南从中国独立出去的前前后后
现在的越南北部在秦朝以后都是中央王朝直属的一块王土。从秦朝进军西南夷以来，在广西置象郡（一说象郡在越南中部）开始，西汉、东汉、东吴、西晋、东晋、刘宋、齐、梁、陈、隋时期，北部一直是中央王朝的交趾郡，当然南朝时对于交趾还有西分。像南朝最弱的陈朝，越南北部分为宁海郡和九真郡，领有黄州、交州、兴州爱州和德州，最南到横山，翻过横山就是林邑（越南南部的一个国家）！
唐朝初期越南北部属于岭南道，中期时在交州置安南都护府，后期抵抗南诏对于越南北部的侵略，置安南经略使。朱温建立后梁后，唐朝灭亡，中原王朝彻底陷入军阀割据的状态！安南（越南北部）割据着若干使君豪强，其中强者受后梁、后唐中原政权的册封，实则割据一方。
到了后晋时期，不能不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吴权！吴权历史上被称为前吴王。早年是安南豪强杨廷艺的牙将，后娶杨廷艺的女儿为妻，当了杨廷艺的女婿。而杨廷艺后来被矫公羡所杀，吴权便在后晋高祖天福三年（938年）十二月自爱州举兵讨伐矫公羡，矫公羡赂求南汉支援。南汉派万王刘洪操为静海节度使，发兵救矫公羡。刘洪操的南汉援军未到交州时，吴权大军已攻下人罗城杀了矫公羡。939年初，吴权与南汉军在白藤汀大战，击败了南汉援军，并将刘洪操杀死。此后吴权称王，并戈官职、制朝仪、定服色，开始整顿朝政。吴权随未统一安南，但已是安南最强割据政权，各使君随受册封，但实依然割据。晋出帝开运元年（944年）吴权过世，吴权死后，安南开始混乱。吴权有两个儿子吴昌岌和吴昌文，吴权曾立杨廷艺之女杨氏为后，并将共子吴昌岌委托与杨后之弟杨三哥辅佐。而杨三哥自封杨平王（945——950年），公开夺权，吴昌岌出逃，杨遣兵追捕，未果。遂收岌之弟吴昌文为养子。950年，吴昌文在一次平乱途中，反击杨，克之，擒获杨。吴昌文自称南晋王，遣使迎其兄昌岌共治安南，昌岌称天策王，兄弟同时称王，史称后吴。后吴朝不久，天策王欲独揽大权，二人不和，而且各地使君仍不肯臣服。有华间洞（城）人丁部领，负茄山险，固守本土，对后吴王不修臣职。二王欲讨伐丁，丁惧，遣子为贡！二王挟其子伐丁，无果。随后，天策王荒淫无道，很不得人心，而南晋王不愿参与政事。后周显德元年（954年），天策王过世。南晋王遣使到南汉要求册封，南汉刘怅命南晋王为安南静海节度使，仍为中国地方封建割据政权。宋太祖乾德三年（96年），南晋王在率师平定太平、唐阮二村之乱时，不幸为伏弩所中而亡。之后，天策王之子吴昌炽即位，但是国势在连年征战后已和脆弱。王权有名无实，各使君不一肯从命。安南从此陷入“十二使君之乱”！丁部领在数年的混战之后，于968年称帝，国号大瞿越，自称大胜明皇帝，定都华闾（今嘉远），这就是越南历史上第一个独立的王朝——丁朝。
当时的中原北宋王朝立国不久，开宝三年（970），大将潘美率十州兵攻南汉。9月，围攻贺州（今广西贺县东南），得知南汉的援军将要到来，就佯退20里，在南乡（今贺县南信都）设伏，大败南汉援军万余，后攻克贺州。随后开始攻打韶州（今广东韶关），以强弓劲弩大破南汉军象阵，击败其主力10余万，攻克韶州。次年二月，开始进攻南汉都城广州城，与南汉军6万对峙于广州城北马迳，派奇军趁夜火攻其营，俘斩万计，随后攻克广州灭了南汉。宋军攻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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