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鹏飞
出版社：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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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都记：洛阳试读：
序言
《诗经·小雅·鹤鸣》诗云：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
鱼潜在渊，或在于渚。
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萚；
他山之石，可以为错。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
鱼在于渚，或潜在渊。
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谷；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在《河南通志》中，记载了“鹤鸣九皋”。九皋，山名，在今洛阳市嵩县东北。唐代诗仙李白在其长诗《鸣皋歌送岑徵君》中有言：
若有人兮思鸣皋，
阻积雪兮心烦劳。
其注释说，鸣皋山，在河南府嵩县东北五十里，一名九皋山，昔有白鹤鸣其上，故名。始建于北宋的嵩县二程书院，是理学大师程颐、程颢讲学著书之所，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二程书院古色古香的大成殿、东西厢房、石碑与千年古柏相映生辉，蔚为壮观。程门立雪的故事据说就发生在这里。
上面这些引证，只是为了说明吾虽不才，却有幸生于和长于这个虽然历史上长期贫穷但却是诞生了5000年中华文明的发源之地。小时候，天天割草放牛，仰脸一望，就能看到那要么是云雾缭绕，要么是阳光普照、轮廓清晰的九皋山顶。又记得8岁那年，我们的小学校组织“远足”活动，登上过九皋山顶。
唐代诗人岑参的“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的的确确是我这个八旬老人近年来思乡情绪的写照。我天天在问自己：故乡生育了我，养育了我，可我又为她做了点什么呢？作为一个大学教师，一生在教书的同时，还编写过一些英语教材、科技阅读与写作教材，还写过一些有关美国和加拿大文化研究及都市人类学方面的文章。在我编译和出版了《印第安人——加拿大第一民族的历史、现状和走向自治的道路》（民族出版社，2008）一书之后，和这本书的作者加拿大印第安学者Dick Garneau（迪克·加尔诺）先生多有通信，他告诉我有许多历史事实证明印第安人中很多的族群都来自于中国和蒙古，至于中南美洲阿芝泰克人和秘鲁的库斯科人文化中的中国因素就更多了。2007年，我参加在阿拉斯加的安卡里奇举办的美国加拿大35届研究年会之后，乘车到安卡里奇的Whittier观看冰川的路上，和一位同座的墨西哥具有印第安血统的女学者交谈。她提到了很多中草药的名字，并说很多墨西哥人都认为他们是中国殷商朝人的移民后代。他们来自中国的什么地方呢？据说，黄帝与蚩尤打仗，蚩尤失败，其臣民一路向北方逃去，穿过白令海峡到了美洲；还有的说是南宋灭亡时逃亡到印度尼西亚及其东部的麦克罗尼斯群岛的移民乘船到秘鲁去的。但是，要问这数千年中华文化的根源在何处，答案现在已经是不言而喻了，因为“中华文化根在河洛”。或另一种说法，就像我的一首描写故乡的诗中所说——“华夏文化始嵩洛”：
华夏文明始嵩洛，悠悠岁月数千秋。
禹王治水山涂居，释放天池通海流。
坐看陆浑春晓处，九皋三清景色幽。
伏牛雄脉八百里，叠嶂笔架七峰头。
曲里温泉汤王池，伊尹宗祠在砂沟。
两程故里耙楼下，白云天池雄中州。
这首诗虽然写得不好，但却指出了嵩洛地区，或者说是河洛地区为中华民族文化发源之地的事实依据。这一点也可以从历史学家苏秉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对中国历史的概括中看出。他认为中国古代历史的文化根系超过百万年，他把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主要分为六大区系，即以燕山南北长城一带为重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他强调“中原影响各地，各地也影响中原”，使“过去那种过分夸大中原古文化、贬低周边古文化的偏差开始得到纠正”。苏先生的上述说法应是比较合乎历史实际的。
上述所有这一切的一切，使我意识到，在我有生之年，必须为我最亲爱的故乡和那里的父老乡亲做点什么，来弥补我人生的缺憾，似乎不这么做，便扪心有愧。但是我深知，要想写出十三朝古都洛阳的古往今来，要想述说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4000多年的建城史和1500多年的建都史，先后有105位帝王的神圣城市，如今是一座充满生机、繁荣昌盛的现代城市谈何容易！但是，思来想去，对于一个八旬老人来讲，俗话说，“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再不奋斗一下，此生就再也无缘这一主题了。基于这一想法，就慢慢开始尝试着写了起来。至于能否写好，达到理想的地步，实无把握可言。更何况要写好这一主题，几乎是永无止境的事。而且最终结果，成功与否，还得看读者的评价。作为一个老人，所期望的是读者的鞭策和指正，任何苦涩之言，尖锐的讥刺，只要有助于此书，吾当洗耳恭听，无上感谢。
本书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创新中心资助出版，感谢广外加拿大研究中心对本书的支持，特别是唐小松主任和罗慧琼女士的热情鼓励！李鹏飞2017年5月于广东珠海第一章华夏文明发祥地，百帝定都洛阳城
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一方。——司马迁《史记·封禅书》第一节如今洛阳换新颜，文化名城天下扬
当代维基百科向全世界发布的对洛阳的介绍是：
洛阳古称雒阳、豫州，位于河南西部、黄河中游，因地处洛河之阳而得名，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中部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洛阳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4000年的建城史和1500多年的建都史，先后有105位帝王在此定鼎九州，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洛阳因牡丹而闻名于世，被世人誉为“千年帝都，牡丹花城”。洛阳是国务院首批享有地方立法权的13个城市之一，先后荣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文明城市、中国十大最佳魅力城市、最具海外影响力的中国城市等荣誉称号。2014年，洛阳市入选了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洛阳目前拥有三项世界文化遗产，沿洛河两岸分布着夏都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东周王城、汉魏故城、隋唐洛阳城等五大都城遗址。2011年洛阳被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署、世界城市科学发展联盟、国际姐妹城市联盟联合授予“世界文化名城”称号。洛阳并且是隋唐大运河的重要枢纽。
但翻开赵金昭先生主编的《洛阳文化与洛阳经济》一书，在其绪论的开头就写道：
古人云：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今人云：顺水行舟，慢进则退。当今世界，分为快速经济和慢速经济两种发展模式。所有国家，所有地区．都面临着一个无法回避的规则——速度快者得生存。
洛阳，这个曾经几度辉煌于世的古都，同样面临着如此重大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必须跳出洛阳看洛阳，必须用第三只眼睛看洛阳。
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必须有足够的勇气，执着的精神，求真的态度，强烈的使命感。
50年来，洛阳有了很大发展，但不是“快速”。
20年来，洛阳加快了发展步伐，但不是“快速”。
指点海内，环视九州，令人感慨万千。深圳，在短短的10几年里，由贫穷的边陲小镇变成举世瞩目的现代化城市，谓之“深圳速度”！大连，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城市形象与洛阳并肩。然而，短短的十几年中，长高了，变绿了，变亮了，变美了，已形成了自己的特殊的氛围，遵循国际惯例，按照大自然生存的基本规律塑造城市，正向国际化大都市迈进。西安，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旅游业与洛阳相当。然而，短短的十几年中，迅速形成了产业规模，成为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库尔勒，这个西域的小城，在新疆恶劣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冒”了出来，使人身在其中，顿生“疑我身处大江南”之感，首批跨入了“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行列。
看来洛阳真的“慢进则退”了。
赵金昭先生作为洛阳大学的校长，对洛阳如今的情况了若指掌。看来他的感叹有一定依据。
2013年6月21日，洛阳一网友对洛阳发表的述评是：
洛阳生活就像涧西的路，总找不到出口在哪；心情就像王城路，堵得慌，从来就没舒畅；爱情就像纱厂路，顺时激情四射，堵时撕心裂肺；事业就像310国道，总有大车挡在你前面，超吧，没胆；理想就像地铁，还没开通，就已垮塌；未来就像雾霾，茫茫一片……屁大点的洛阳春天跟夏天似的，堵车跟北京似的，马路跟伊拉克被炸过似的，上班累得跟孙子似的，挣的工资少得跟非洲难民似的，但一个个穿戴像明星似的，物价贵得跟纽约曼哈顿似的，节日去逛商场的人像看演唱会似的，喝酒跟喝水似的，买东西像大款似的，刷卡像捡来似的，打车跟求爷爷似的，路上的私家车多得像蚂蚁似的。
从这位网友对洛阳发表的看法中，似乎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测：洛阳城市越来越繁华，人们穿着漂亮美观，一个个像明星似的；热情奔放，爱喝酒爱消费，但工资水平比较低；城市交通繁忙拥堵，私家车多。就我本人作为一个洛阳老乡所知，这位网友的评论确是明快而敏锐的，也正好体现了赵金昭先生在《洛阳文化与洛阳经济》一书中所提出洛阳市需要致力于克服的难题所在。第二节大禹治水功千秋，夏朝首位贤君王
按照我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主持的“中国古代史断代工程”的最终成果之一——《考古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解密记》（海南出版社，2007）的说法，在流传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中，尧、舜、禹的帝位传承是采取“禅让”制度。当尧在帝位的时候，依例咨询四岳（姜姓，炎帝族），四岳推举虞舜作继承人。舜受到各种考验后，摄位行政。尧死，舜得以正式即位，而即位后的舜像先帝尧一样，是位道德高尚的谦谦君子，依例咨询众人，听取各方意见，最后推选禹为自己的继承人。舜推选禹为自己的继承人确实因为大禹治水有功。传说在帝尧时期，黄河流域经常发生洪涝灾害。为了制止洪水泛滥，保护农业生产，尧帝曾召集部落首领会议，征求治水能手来平息水害。鲧被推荐来负责这项工作。鲧接受任务后，采用“堤工障水”，作“三仞之城”——就是用简单的堤埂把居住区围护起来以障洪水。鲧9年而不得成功，最后被放逐羽山而死。舜帝继位以后，量才用人。禹总结父亲的治水经验，改“围堵障”为“疏顺导滞”，利用“山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的自然趋势，顺地形把壅塞的川流疏通，把洪水引入疏通的河道、洼地或湖泊，然后流入四海，从而平息了水患，使百姓得以从高地迁回平川居住，从事农业生产。后来禹因此而成为夏朝的第一代君王，并被人们称为“神禹”而传颂于后世。
在大禹治水的过程中，留下了许多感人的事迹。相传他借助自己发明的原始测量工具——准绳和规矩，走遍大河上下，用神斧劈开龙门和伊阙，凿通积石山和青铜峡，使河水畅通无阻。他治水居外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连自己刚出生的孩子都没工夫去爱抚；不畏艰苦，身先士卒，他腿上的汗毛都在劳动中被磨光了。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成功地治理黄河水患的英雄。
舜死，禹继位。继位后的禹仍照舜原有的制度，将皋陶（偃姓，夷族）作为自己的继承人。想不到皋陶未来得及即位就撒手人寰。众人于悲痛之中又推举皋陶的儿子——曾发明凿井术的伯益为继承人。想不到历史总是和皋陶父子过不去，当禹死后，应该继位为帝的伯益正在梳洗打扮，穿衣戴帽，蓄谋已久的禹子启就率领一帮狐朋狗友和私人武装，发动了一场政变，将伯益的衣服扒光，帽子打掉，踏着流淌的鲜血爬上大位，自称为帝。从这次政变开始，原来的“禅让”制度被废弃，“公天下”从此变为“家天下”。这一重大历史性转折，影响了以后几千年中国的政治制度，自此历代帝王代代相传，“禅让”制度已成往事一桩。第三节伏羲神农奠根基，河洛文化成体系
中国上古、中古时期的领袖人物，都是因为具有大智大勇的才干，对历史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才被拥戴为领袖的。尤其是伏羲至舜禹所创立和完善的河洛文化哲学体系，一直都成为中国社会的政治、法律及道德、哲学、文艺等一切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也形成了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伏羲氏图
伏羲氏作为一个氏族的领袖，留给我们的文化哲学遗产主要有四图，即太极图、河图、八卦图、河洛书图，这四图从世界观到认识论组成了一套完整的河洛文化哲学体系。
传说中的神农氏，据司马贞《三皇本纪》载：“神农氏，姜姓以火德王。母曰女登，女娲氏之女，忎（rén）神龙而生，长于姜水，号历山，又曰烈山氏。”据《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载：“神农，有娲氏之女安登，为少典妃，忎神龙而生帝。承庖羲之本（伏羲氏禅位于神农氏），以火德王。”其斲（zhuó）木为耜，揉水为耒，耒耜（lěi sì）之利以教天下，故号“神农”。据司马贞《三皇本纪》载：“太昊伏羲氏，日月象其明，龙河马图神其应，洩阴阳之秘，奥八卦爻象之先，配干支，作甲子。历象以兴嫁娶，正姓氏而大婚伊始，代结绳（指燧人氏结绳记事），代者接代也。燧人氏四传无怀、葛天、女娲至伏羲，继承基业，为礼道重人伦，作二十五弦之瑟，龙师纪官。始庖厨，倡六兽之先帝也。”故伏羲氏禅位于第一重臣朱襄氏，即炎帝。所以有“此天所以开炎帝之盛也”之论。综上所述，炎帝即朱襄氏，朱襄氏即炎帝，为同一个人。神农氏
传说的神农氏相貌很奇特，身材瘦削，身体除四肢和脑袋外，都是透明的，内脏清晰可见。由于神农氏曾尝尽百草，只要药草是有毒的，服下后他的内脏就会呈现黑色，因此什么药草对于人体哪一个部位有影响就可以轻易地得知了。后来，神农氏因食用断肠草不治而亡。我国第一部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中记载了茶的起源：“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
神农对于中华文明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10个方面：
一是始作耒耜，以民利耕；
二是始种五谷，以民为食；
三是尝遍百草，发明医药；
四是日中为市，首倡交易；
五是治麻为布，遮体避寒；轩辕黄帝
六是制弧剡矢，以抵侵凌；
七是作陶为器，以储民用；
八是首作琴瑟，娱乐民众；
九是首创煮盐，强健体魄；
十是创立天文，设立历法。
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认为伏羲、神农、轩辕都是王朝，所以，这里的“氏”是指上古部落。至今，在甘肃省天水市城西渭河的南岸，有一组宏伟的建筑群，烘托着一座巍峨的庙殿——伏羲庙，在横竖的大匾上镶嵌着八个金字：“开天明道，文明肇启。”这八个金字辉映着一个辉煌的历史时代，折射着华夏先民锐敏卓绝的伟大智慧，颂扬着女娲、伏羲时代所开创的文明社会的丰功伟绩。在沮水（在今湖北省内）北岸，有一座庄严肃穆的黄帝陵。黄帝承继和发展了史前社会的文化哲学思想，成为卓著功勋的中华民族的肇造者。黄帝也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治国之路。自黄帝至舜禹，历经六代君王的不懈努力，造就了一个个立国为公、执政为民的历史典范，成为中国5000年来不朽的楷模。第四节殷商王朝多迁都，成汤定京在西亳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下简称“工程”）对小双桥、花园庄和东先贤遗址出土的系列样品进行AMS测年后新做的拟合结果是：
据《竹书纪年》《尚书·序》《史记·殷本纪》等文献记载，盘庚迁殷前的商代前期，有成汤居亳、中丁迁隞、河亶甲居相、祖乙迁邢以及南庚迁奄等都城变迁。由于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基本同时或略有先后建成，因此是商代最早的两处具有都邑规模的遗址，故“工程”专家认为郑州与偃师两座商城分别为汤所居之亳和汤灭夏后在下洛之阳所建之“宫邑”，亦即“两亳”的意见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其他如小双桥、洹北花园庄和邢台曹演庄、东先贤等大规模商前期遗址的发现，无疑也为推定中丁迁隞等都城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工程”通过对上述遗址的分期和14C测年研究，基本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商前期考古学文化序列。其排序为：第一期，以郑州商城C1H9、偃师商城宫城北部灰沟最底层96YSJ1T28为代表；第二期，以郑州商城C1H17、偃师商城8611D5H25为代表；第三期，以郑州商城C1H1、C1H2乙和偃师商城85YS5T1H3为代表；第四期，以郑州白家庄第二层、小双桥遗址的主体遗存为代表；第五期，以安阳洹北花园庄早段97G4、98AHDH11、99AHDM10和邢台东先贤遗址一期98H15、H34为代表。
以上五期文化序列的建立，为推定商前期的年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商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重要朝代，从大约公元前17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先商”；第二阶段是“早商”；第三阶段是“晚商”。前后相传17世31王，延续约600年时间。商朝确立统治，就在亳（今河南商丘附近）建都，这就是现今商丘这个城市以商命名的来源。后来在盘庚时迁都到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今鹤壁附近），所以商朝一直也称作殷商王朝（公元前17世纪—前11世纪）。
西亳（bó），是洛阳商代的古称，又作亳，其位置在《禹贡》九州中豫州的河、洛之间，距今洛阳偃师城西10公里（《水经注》：阚骃曰：“亳，本帝喾之墟，在《禹贡》豫州河、洛之间，今河南偃师城西二十里尸乡亭是也。”），西距汉魏洛阳城约10公里，西南6公里便是二里头遗址。商代洛阳在帝乙、帝辛时的甲骨卜辞中存在着一座商王居住的城邑，称为“洛”或者“洛师”，可能就是商代的西亳城。商汤开国者汤王像
西亳为五帝时期帝喾的都城，商朝的立国之都。商汤即位商部落的首领时，定都南亳（今河南商丘）。在推翻夏后氏的统治之后，成汤在夏都斟鄩附近另建新都，称西亳。商代中期，商王盘庚迁殷前曾“从先王居”定都西亳。《指地志》云：“宋州谷熟县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汤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为景亳，汤所盟地，因景山为名。河南偃师为西亳，帝喾及汤所都，盘庚亦从都之。”第五节斗转星移数千年，洛阳史志话春秋
要想深入了解洛阳、认识洛阳，主要的途径就是阅读有关洛阳的历史、方志。洛阳方志纂修滥觞于魏晋时期，其标志是以记述洛阳城市建置沿革、建筑布局为主要内容，以“记”的形式不断出现。除陆机《洛阳记》外，还有杨龙骧、华延、杨住期等人分别撰著的三部《洛阳记》问世。这些早期志书现已佚失不存，仅有少量文字散存于《元·河南志》《唐两京城坊考》，清代学者王谟有诸种辑本存世，收于《汉唐地理书丛抄》。洛阳的方志纂修到北朝出现了一个大飞跃，其最为明显的标志是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问世。这是一部专门记述北魏时期洛阳佛寺的寺院志，反映了当时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是研究北魏历史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有极高的史学价值。隋唐是我国史学发展的繁荣时期，官修史书颇为盛行。洛阳城市志的纂修也进入了成熟时期。其中最富有代表意义的是唐代韦述撰著的《两京新记》并刊行于世，在中国封建时代上承魏晋、下启宋元，开中国城市志编写体例之先河。北宋宋敏求著有《长安志》《河南志》多本，其中记述洛阳的《河南志》系司马光作序，影响颇大。明嘉靖七年（1528年）、崇祯十一年（1638年）路直和刘宏绪先后修过《洛阳县志》。清代修洛阳志前后有过五次，其中，乾隆七年（1742年），龚松林任洛阳县令，主持纂修了新《洛阳县志》，于乾隆十年新志成书刊行，这部志书有24卷，分16门，60余万字。嗣后较有影响的是洛阳县令魏襄主持重修的《洛阳县志》。这部志书是清代阳湖派文学家兼方志专家陆继恪具体执笔修纂的，完成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全志共分66卷，析记、表、簿、志、传、录六大类，志中地图、地事、地俗皆备，表明中国方志事业至此已经完备了起来。
斗转星移，当历史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神州大地再度出现了修志热潮，以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进行社会主义新型志书的编纂。洛阳市适时地于1982年成立了地方志编纂机构，并随之开展了宣传及资料征集工作。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国修志活动的不断深入，大量志书的陆续出版发行，洛阳市志办的决策者们开始寻求自己的修志模式，探索修志的新路子。他们根据洛阳历史文化名城所具有的丰富蕴含和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确定了《洛阳市志》的编纂必须在发掘古文化优势方面下功夫，必须充分吸收、利用专家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为志书编写服务。基于此，他们利用《河洛史志》刊物，广泛联系对洛阳历史有研究的专家学者，诚邀他们撰写专题文章，开辟“洛阳对外交往史研究”“洛阳建都朝代研究”等专栏，团结、吸引了一大批国内外著名的史志专家，刊发了百余篇颇有学术及资料价值的论文。接着他们又编辑出版了一本大型的学术论文集——《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汇集了30余位专家学者辛勤劳动的成果。《文史知识》“河洛文化专号”是洛阳市志办与中华书局合办的一期地方专号。通过举办这期专号，他们又联系结识了一批专家学者。高层次、大规模的洛阳地方史研究活动的开展，一方面锻炼了队伍，另一方面奠定了洛阳市志坚实的资料及学术基础。第六节中华文明渊源深，现代考古辟新河
中国当代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在《丹尼尔及其〈考古学〉》中曾说过：“众所公认，考古学是新中国发展最迅速、成绩最昭著的学科之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是在20世纪20年代。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考古工作虽有很重要的收获，但范围和规模尚属有限。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考古学繁荣昌盛，全国各地不断有重大发现，为举世所瞩目，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李学勤先生在上述文献中还说：“中国古代文明是世界上有数的独立兴起的古代文明之一。对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过程的研究，应当能使过去主要以近东等地文明为依据的一些理论得到补充和完善。”由李学勤先生主持的“九五”期间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提出的口号是“超越疑古，走出迷茫”，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多学科交叉，对夏商周年代学进行系统的探讨。这为古代文明研究在方法论上开辟了新路。
周代考古更能与文献记载相印证。两周王朝都邑：周原的岐周，长安的丰镐，洛阳的成周；诸侯国都邑：晋、虢、应、郑、卫、燕、齐、楚、秦等。考古工作的丰硕成果实在令人惊异。东周王朝势衰，但各诸侯国的文化特色日益突出，如吴越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等，已成为一些学科分支，使古代文明的研究大为丰富。
现在，中原地区从仰韶文化到商文化，已经形成了继承衔接的链条，没有明显的缺环。在这一链条中，1975年发现的登封王城岗城址，有学者认为是禹都阳城，引起学术界的注意。该遗址属龙山晚期。从这一时期起，诸如河南禹县瓦店、巩义稍柴、偃师二里头、偃师商城、郑州商城、郑州小双桥，以及最近发掘的安阳洹北商城、河北邢台东先贤等遗址，都有学者指为夏商都邑所在地。尽管这些均在争议之中，其在了解夏商文明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必须充分肯定的。
夏文化的探索，与二里头文化的认识直接相关。后来称为二里头文化的遗存，1953年在河南登封玉村首次发现，1956年在郑州曾被称为“洛达庙期”。1958年发现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在1959年豫西“夏墟”调查后进行了系统发掘，二里头文化的命名得以确立。如今二里头文化或其较早的部分属于夏文化，已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
考古工作几十年来的开拓铺开，以事实证据逐步驳倒了中原中心论。中国辽阔境域各地发现的多种多样的文化，清楚地表明中国文明从一开始就是由多地区的民族共同缔造、共同推进的。苏秉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认为中国古代历史的文化根系超过百万年。他强调“中原影响各地，各地也影响中原”，使“过去那种过分夸大中原古文化、贬低周边古文化的偏差开始得到纠正”。
关于文明起源的问题，学术界引用专攻近东文明的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的论点，提出文明社会必须具有下列三项中的两项，即有5000名居民以上的城市、文字、复杂的礼仪中心。中国学者多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予以批评修正，如夏鼐先生说“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并列举出城市、文字、冶炼金属作为文明的标志。这些可作为文明标志方面的考古发现，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
关于城市，上面提到的登封王城岗龙山城址，边长仅约百米。随后发现的一系列龙山文化或同时代文化城址，规模更大，年代也更早，包括内蒙古、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浙江、四川等地，已达数十座之多。在山东阳谷、荏平、东阿一带，还发现有由大型中心城（面积约40万平方米）与若干小城构成的城组。始建年代超过公元前5000年的，有河南郑州西山的仰韶文化晚期城址，湖南澧县城头山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城址，山东滕州西康留大汶口文化城址与阳谷王家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城址。
史学界已经指出，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有数的独立兴起的古代文明之一，其起源与发展过程的探讨，有可能使以往主要以近东等地文明为依据的理论得到补充和修正。对在考古学上怎样判断文明时代的问题，如有的学者所说，不能简单套用流行的标准，需要从实际出发，做到实事求是。无论如何，中国文明的肇始要比一些人设想更早，也就是说在时间的长度上明显地向前延伸了。第七节依邙傍洛建王城，东周西周800年
东周王城是西周初年建成的，最初是周王召见诸侯，决定国家大事的地方。该城址是周平王东迁洛邑后，在西周王城的基础上修建而成的。东周王城遗址北依邙山，南傍洛河，其中心区域在洛河北涧河下游两岸。根据《周逸书、作雒解》记述：“城方千七百二丈，郛方七七里（当为十七里）。以为天下之大凑。”“设丘兆于南郊，建大社于国中。”城内的主要建筑有太庙、宗庙（文王庙）、考宫（武王庙）、路寝、明堂等“王宫”。这些宗庙、宫殿的建筑结构均为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复格、藻税、没移、旅楹、画旅等式样，城内还有内阶、玄阶、堤唐、山唐、应门、库台、玄阅等不同的道路。
西周成周城建筑艺术风格严整，宫殿建筑艺术形式丰富多彩，构思合理新颖。东周王城，位于西周成周城之西，涧水两岸。城址呈正方形。城内西北隅发现有一处规模很大的战国时期烧制陶器的窑场，窑场东面还有一座战国时期制造玉器、石器、骨器的作坊。城内还发现有两处口大底小，径和深度都在10米左右的纵剖面呈倒置的等腰梯形粮窖。在城址的东北部及城郊，发现有东周时期的大墓多座。从发掘的四座规格很高的墓葬看，其平面均呈甲字形，出土随葬品有铜车马器、玉器、彩绘陶器等，其中一座大墓出土的“天子”圭和套色料珠，十分罕见。城郭四边各有三座城门，每门都有三个洞，每洞各通一条道路，共12条道，路宽20米。男左女右，中间为车路，城内经纬道路各9条。巍峨的王宫建在中央大道上，宫有五门，内有六寝。在王宫的左边有宗庙祖堂，右边有社稷神坛，前面是朝会诸侯群臣的殿厅，南郊建有明堂，城后有交易市场。这种“王室居中，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建筑艺术布局，对后世都城的设计和建造有着深远的影响。经实测，东周王城南北长3700米，东西宽2800米，与文献记载基本相同。1954年至1958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对东周王城遗址进行了勘探和试掘，认为其东、西、北、南四面城墙均埋在地面以下，城墙为夯土板筑而成，夯土墙的宽度不一。从试掘中得知，夯土城墙曾经东周、汉、唐等时代的修补、增筑，并留有加宽痕迹，城墙大约建于春秋中叶以前，到了西汉后期以后，就逐渐荒废了，代之而起的则是大城圈里汉河南县城的兴建。
周平王东迁洛邑，建都于东周王城。由平王至景王加上后来的赧王，先后有十三王在此执政。
东周王城的规模、布局和演变，历代文献多有记载，但因年代久远，昔日壮观的景象如今已荡然无存。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寻找东周王城的踪迹，根据文献记载，在今洛阳市王城公园一带、涧河两岸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并在涧河东岸的小屯村发现了汉河南县城遗址。因汉河南县城与东周王城之间存在着沿袭关系，于是考古工作者就以汉河南县城址为基点，很快在其外围找到了沉睡地下2000多年的东周王城遗址，进而摸清了东周王城的具体位置、布局和范围。以后又多次在此区域有重要发现，特别是近几年在王城东部发现了大型车马坑和大型墓葬，解开了东周王城陵区之谜，为了解东周王城的全貌提供了新的珍贵资料。
春秋时期，尽管诸侯称霸，王室衰落，但东周王城作为天子之都的重要意义，远非列国都城所能比拟。东周王城在近三个世纪的历史时期一直处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地位。东周王城遗址的发现，为研究周代政治、经济、文化和整个城市发展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是中国城市考古的重大收获，具有重要意义。该遗址为洛阳市著名的“五大都城遗址”之一，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为保护这一重要遗址，在该遗址的中心区域修建有王城公园对游人开放。东周王城图第二章夏商肇始洛阳城，千年古都十三朝
武王在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日夜不寐。武王对周公说：“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勿固。昔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瞻有河，粤詹洛伊，勿远天室。”——司马迁《周本纪》第一节三川交汇母亲河，孕育华夏文明史
历史学家司马光诗云：
四合连山缭绕青，三川滉漾素波明。
春风不识兴亡意，草色年年满故城。
这首诗是一幅描绘古城洛阳的山水画，也部分说出了洛阳何以成为古代中国十三朝都城的缘故。三川指的是伊河、洛河和黄河，它们像尼罗河之于埃及、恒河之于印度，以及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于巴比伦一样孕育了古代中华文明的母亲河。
洛阳及其周围地区是我国人类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每年无霜期可长达7个月以上。年平均温度为12.2℃～14.6℃。近年来在洛阳地区五六个地方进行考古发现有象牙和象的下颌骨及身躯骨骼化石，最长的象牙长达3.3米，估计身高4米左右，属纳玛象品种。与之同时，在洛阳周围各县，如孟津、偃师、新安等地，还发现有水牛、猕猴、鸵鸟蛋和水龟、河蚌以及树木化石。根据上述发现，科学家们推测，距今100万年到五六万年，洛阳一带气候炎热，雨量充沛，大约相当于现在珠江流域的亚热带气候。后来，气候逐渐向凉爽干燥方向演变。上述气候变化的基本情况使科学界断定，河洛地带在近5000年来，一直是适合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且古代的温度比现在要更加温热一些。因此，人们就推断，《诗经》的卷首篇《关雎》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说的也就是古代伊河或洛河水上的情景。
传说中的夏部落，就是河洛地带的原始部族之一，同源于少典氏族。《国语·晋语四》中载：“昔少典娶于有娇氏，生黄帝、炎帝。”《史记·五帝本纪》亦云：“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据此也就可以推知，夏部族就是黄帝的后裔了。又据《逸周书·度邑》中云：“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记载：“……夏桀之居，左河济，右秦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这里所说的有夏之居和夏桀之居，说的是夏王朝的政治中心都在河洛地带的伊、洛、颍、汝等河谷平原一带，虽然夏代都城多有变迁。到了夏代末期，由成汤和伊尹率军伐夏桀，桀败北，商汤建都于亳。商汤于亳地建立起了商王朝。亳也就成了商王朝建立的第一个大都邑。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工作者在河洛平原上，也就是今偃师市的尸乡沟一带，发现并发掘一座淤埋于地下的商代城址，考古学家将之定名为“偃师商城或尸乡沟商城”。
西周初年，武王灭纣之后，在百废待举的情况下，首先营建洛邑，作为东都。据《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认为：“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山涂（杜预说山涂在陆浑县南，陆浑县即今日的嵩县），北望岳鄙（即黄河北面太行山边都邑之地）。顾詹有河，奥詹洛伊，无远天室。”他感受到了这里山河之壮美和自然环境之雄大。而位于其南的九皋山，山势高耸入云，又使人联想到若是站立在此山之巅，几乎举手就可以触摸天宇，故而相信这里就是“无远天室”（即离天最近的地方）。这里也就是《诗经》里所说的“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见《诗经·小雅·鹤鸣》）。而在古人的信仰之中，离天最近之处，就是天下的中心了。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到周武王已将洛阳地区的重要性做了中肯而深刻的分析。在武王的年代，以中岳嵩山为天室。天室喻指大室，与少室相对称（嵩山今日之别称为少室山）。《诗经》的《嵩高》篇中称：“嵩高维岳，峻极于天。”这也就看出在那个年代，对洛阳地区展现的地理优势是多么重视。正因为如此，到了周成王时代，鉴于西北地区局势相对稳定，就决定在洛阳建立东周王朝。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到公元前256年秦灭周，一直延续了414年。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几千年中，在洛阳建都的时间累计长达1400年。人们称之为九朝古都。但后来又经过统计，说不仅是九朝古都，而是十三朝古都，包括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含武周），以及五代时期的后梁、后唐等。那么，为什么说洛阳是九朝古都呢？人们的解释是在汉语中“九”字的寓意为“众多”，这样理解也未尝不可。
可是人们可能不禁要问：从传统的人文、地理、气候等方方面面进行分析，洛阳既然如此之好，那么，洛阳近代为什么会失去其作为首都的地位呢？新中国为什么没有选择洛阳作为首都呢？为什么南京和北京在近代会替代了洛阳的首都地位呢？这其中原因，众说纷纭。譬如说，赵匡胤、赵匡义本来都是地地道道的洛阳人，好不容易取得了江山，为什么宁愿选择汴京——今日的开封为国都，而舍弃了洛阳？要说成吉思汗、忽必烈建立的大元帝国建都北京的原因，可能还容易理解。因为北京接近蒙古人的大本营，当时是蒙古、满、藏、回等少数民族聚居的西北边疆。而且大元帝国的目标是征服世界，并不以征服中国本土为止境。而明太祖朱元璋的儿子燕王朱棣为什么要迁都北京呢？据说洪武三年（1370年），朱棣受封燕王，并多次受命参与北方军事活动，两次率师北征，加强了他在北方军队中的影响。朱元璋到了晚年，他的几个儿子，太子朱标、秦王朱樉（shǎng）、晋王朱棡（gāng）先后死去。而朱棣尚在盛年，在军事实力和家族尊序上都成了诸王之首，朱元璋去世后，继位的建文帝朱允炆实行削藩。朱棣遂于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发动靖难之役，建文四年六月攻入南京，夺取了皇位，次年改元永乐（1403—1424年）。朱棣即位后五次北征蒙古，追击蒙古残部，缓解其对明朝的威胁；疏通大运河；迁都并营建北京，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定都北京的汉人皇帝，奠定了北京此后500余年乃至今日的首都地位。第二节河洛文化是源头，河图洛书架桥梁
现代人谭杰在他的《洛阳赋》中唱诵道：
天定二千年帝都之所，地安八方具皇臣之灵。邙山冢陵，隙无卧牛之地；苏杭才俊，胸怀京洛之情。万人游学，千人成名。百位皇帝，数竞中兴。三江执驭，四方升平。海清河晏，和谐春风。左思公尝云：“崤函有帝皇之宅，河洛为王者之里。”一言掷地，锵而有声！至若神龟出洛，大禹则之而成《洪范》；龙马负图，伏羲因之而立卦宗。终结绳之史，仓颉仿兽迹而制文字；兴母系之治，仰韶出彩陶而鉴文明。皆“根在河洛”之佐证也。
在这首赋中，对笔者在本节用的标题“河洛文化是源头，河图洛书架桥梁”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当我们谈到世界文明的发展时，常常提到世界有五大文明古国，即中国、印度、希腊、埃及和巴比伦。在这五个文明古国中，只有我们中国，自古以来保持着自己的统一性、连贯性和完美性而著称于世界。中国的语言、文字、文化、文学和艺术，其独特性、创造性及美学、伦理学价值在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虽然我们国家也经历过外国的入侵，但它的文化、政治、历史和传统的连续性、完整性从未受到过根本性的伤害，这是其他四个文明古国无法比拟的。我们国家的这些主要特征也都几乎完全可以适用于作为一个古都的洛阳所经历的艰难而曲折的历程。
在上面的引述中，“根在河洛”与“河图洛书”确实有真凭实据为证。河图、洛书是贯通上下5000年中华文化的“桥梁”，是河洛文化的核心内容。所以，河图洛书又被人视为中华文明之源。传说伏羲时，有一种龙背马身的神兽，背负图点，伏羲见后，依照龙马背上的图点，画了八卦图样。《尚书中候》中说河图洛书“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纪录兴亡之数”。北宋著名易理学家邵雍认为“河图洛书乃上古星图，其言不虚。河图是星图，其用为地理，故在天为象，在地成形也。在天为象乃三垣二十八宿，在地成形则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明堂”。由此可以看出河图洛书和人们分析中的天象图是吻合的。
1977年，安徽阜阳县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发现有太乙占盘，其正面按八卦位置和五行属性（水、火、木、金、土）排列，九宫的名称和各宫节气的日数与《灵枢·九宫八风》首图完全一致。小圆盘过圆心画四条分线，在每条等分线两端刻“一君”对“九百姓”，“二”对“八”，“三相”对“七将”，“四”对“六”，与洛书布局完全符合。“九上一下，三左七右，以二射八，以四射六”，也与《易纬·乾凿度》相合。今有人认为太乙占盘的出现，说明河图洛书至迟于西汉时期已经形成，从而结束了持续900年的河洛真伪之争。
再说我们国家的名称“中国”，“中国”的原意也指的是华夏民族最初建国于黄河流域一带，尤其是黄河中游南岸的河洛盆地，作为居天下之中（地中、土中和国中），故称“中国”。根据于省吾先生《释中国》一文的论证，“中国”一词至迟出现在西周初年，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证据，是1963年在陕西鸡贾村出土的一口“何尊”（尊为古代的酒器，用青铜制成）上的铭文。铭文写道：“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迁告于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意思就是说，周武王在攻克了商的王都以后，就举行了一个庄严的仪式报告上天说：“我已经据有中国，自己统治了这些平民百姓。”“何尊”铭文中“中国”一词的出现，明白无误地表明“中国”的诞生地——雒邑，也就是当今的洛阳市。第三节商汤建都治九州，伊尹辅佐五君王
中国最早的一个统一的王朝——夏王朝，其都邑虽多有变迁，但诸王迁都活动的基本地域也都在阳城（即当今的登封市）和伊洛附近。《左传·哀公七年》中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今其存者无数十矣。”钱宾泗根据《水经注》说：“伊水出陆浑县西南王母涧之北，山上有王母寺，即古三涂山。王母即是大禹所娶涂山氏女。陆浑县就是当今的嵩县。”以上引述可以看出，嵩洛地区就是大禹从事治水活动主要地区之一。当然，在禹即位之后，其治水活动所经历过的地区范围则是非常广的。《史记·夏本纪》记载了“予娶涂山”，“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庄子·天下篇》中云：“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尚书》也有所述，说是禹娶涂山氏之女为妻，新婚仅三四天，便出发治水，儿子夏启呱呱坠地，他没有见过一面。禹治水以疏导为方针，带着尺、绳等测量工具到中国的主要山脉、河流做了很多严密的考察。一次，他来到了河南洛阳南郊。看到这里有座高山，一直延续到中岳嵩山，峰峦奇特，犹如一座东西走向的天然屏障。高山中段有一个天然的缺口，涓涓的细流由隙缝轻轻流过。他还发现龙门山口过于狭窄，流水不畅。于是禹带领人马，改“堵”为“疏”，拓宽峡口，让洪水能更快地通过，然后导之入海。这些都清楚地表明大禹在治水中表现的艰苦卓绝的作风，长期在外治水，无暇顾及家庭和儿女。他为古代中国治水除患，是以嵩洛地区为基地进行的。人们对他的无私贡献，千秋咏诵。然而，当夏朝传到了夏桀时，其荒淫无道、祸国殃民的劣行已为世人痛恨欲绝，逐渐被以伊尹为相的商汤王朝所灭。
灭夏以后，商汤曾以偃师为都城，即后世所说的西亳。但汤又在郑州建立了一座规模更大的郑州商城，这座大城建立后，商汤的统治中心则移到了郑州，其地名称为亳，以区别于位于偃师二里头的西亳。成汤建国的时间大致是公元前1600年左右。由于商汤灭夏的过程异常持久，偃师商城也只是在商汤打败夏桀以后才逐步开始营造起来的。正如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文》卷七所云：“汤受命而王，应天变夏作殷号，……作宫邑于下洛之阳。”也就是指的今日的洛阳地区。
偃师商城位于偃师市西郊，1983年发现。从建筑结构看，有宫城、小城、大城、祭祀遗存等。偃师商城西南距二里头遗址仅6公里。偃师二里头遗址自1959年发现至今，作为夏朝“大型都邑”，而且在夏被商汤取代之后成为商都的性质愈来愈明确。这就是《后汉书》中所说的“昔汤即桀于鸣条，而大城于亳”。偃师商城二里头遗址平面图
提起商汤夺取天下的历史，人们首先想到的不是那个汤王，而是连续辅佐汤、外丙、中壬、太甲、沃丁等五代国君的贤臣良相伊尹。伊尹是一位治国名臣，辅佐汤王制定了各种法规，他要求官吏们一定得勤勤恳恳地工作，必须做出显著的成绩，否则将受到严厉的责罚，甚至于罚做奴隶。因此各级官吏都不敢玩忽职守，从而使得商初社会比较稳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
伊尹是个弃儿，生下来就被扔在伊水河畔的桑林中，被采桑的女奴隶拣到收养，也就成了一个小奴隶。如郦道元所作《水经注·伊水》所说：“昔有莘氏女，采桑于伊川，得婴儿于空桑中。言其母孕于伊水之滨，梦神告之曰：臼水出而东走，顾望其邑，咸为水矣。其母化为空桑，子在其中矣。莘女取而献之，命养于疱，长而有贤德，殷以为尹，曰伊尹也。”
关于伊尹的故事，我是从小就听父亲和乡亲们反复咏传的，至今看了有关伊尹的正传，屡屡感到无限亲切。伊尹虽出身为奴隶，然而聪敏过人。他被商汤的左相仲虺推荐给汤王。当时求贤若渴的汤王，立即派人带着聘礼到有莘国去请伊尹，但有莘国的国君害怕伊尹被商国请回去后对自己不利，就找了个借口把伊尹抓了起来。汤王知道后十分失望，后来仲虺想了一个办法，建议汤王向有莘国君求婚，让伊尹作为有莘国的陪嫁奴隶，和有莘国君的女儿一起到商国来。就这样，伊尹到了商国后，汤王就封他为右相，和仲虺共谋国家大事。
汤王没有弟弟，他死后应当传位给长子，可是长子太丁比他的父亲商汤死得还早，所以按制由太丁的弟弟外丙继承王位。外丙继位3年就死了，又由外丙的弟弟中壬继位，中壬在位4年死去，于是，右相伊尹便以开国元老的身份决定，让中壬的儿子太甲继承王位。太甲是商汤的孙子。太甲继位，宰相伊尹辅政，伊尹苦口婆心，一连写了三篇文章让太甲阅读，教他学习如何做一个称职的明君。伊尹图像
太甲执政的头两年，遵照着祖宗的遗训，不敢违反。到了第三年，他就忘乎所以了。他由着自己的性子，不把伊尹和祖宗留下的法度放在眼里，任意欺压百姓，强征暴敛。伊尹侍奉太甲，率领诸侯百官祭祀先王商汤，宣讲汤王的大功大德，告诫太甲重视天命，当好国君，遵守先王。太甲仍然不闻不理。伊尹自然不肯罢休。伊尹以国家利益为重，大胆地把太甲赶下台，放逐到商汤的坟墓所在的桐宫（今偃师老城东北）。在太甲被放逐期间，伊尹没有另立新王，自己暂时管理国家大事，亲自处理朝政。太甲被放逐到桐宫，是让他看到他的祖父商汤的陵墓。可商汤虽是开国之君，坟墓却修得非常简陋，只修了一座低矮的宫室桐宫，供一年一度之用。守墓人知道太甲被放逐到桐宫，是由于不守祖宗制度所致，就每天给太甲讲述商汤当年创业艰难的故事，以及商汤制定的法律条规，教育太甲以祖父为榜样，有所作为。三年之后，太甲在桐宫确实从善自新。伊尹得知后，便带领文武大臣，从桐宫迎接太甲回到亳都，把国家政权交还于他。太甲重新登上王位后，接受过去沉痛的教训，小心谨慎地遵照祖宗的规矩办事，在伊尹等大臣的协助下，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使商王朝这个奴隶制国家逐渐繁荣强大起来。
太甲死后，伊尹认为太甲能以失足为鉴，勤政惜民，遵循汤制，治国有方，不失为一代明君，尊太甲为“中宗”。伊尹一生保佐五代国君，以百岁有余而终。本作者曾写过一首小诗咏诵伊尹的功德。元圣伊尹琐事
离我家嵩县南庄15里地的纸坊乡的伊尹庙，为明代所建，现存庙房、门楼、石碑，向人们诉说着伊尹的故事。一条静静流淌的与“尹”同音的银河——伊河，倾诉着伊尹的传说……
弃儿伊尹生空桑，奴仆出身志非凡。
苦钻农桑和社事，行医采药除民艰。
精于烹饪得众望，文语精通编法典。
尧舜训教佐汤王，助汤灭夏定坤乾。
力佐殷商四代主，辅政修德参国事。“天下为公”精髓至，大仁大义史称贤。
中华千古第一相，青史流芳曰“圣元”。第四节悠悠东周500年，儒道百家齐争鸣
殷商时代，几度迁都，早期建都于偃师西亳，后迁都于朝歌（即今河南鹤壁市一带）。到周成王时，武王的弟弟周公旦主持扩建了洛邑（今河南洛阳市东北白马寺一带），称成周，将商的遗民迁来集中居住于此，又在附近筑王城（今河南洛阳市王城公园一带），迁来周人居住，作为周的陪都，用以控制东方。洛邑既居陪都的重要地位，又位于“天下之中”的交通枢纽，也被称为“中国”。这说明，“中国”的概念开始由唯一的政治中心扩大到了地理中心。而“中国”这个称谓从东周时代就开始了。而“中国”的名称又和洛阳居于“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又有着一定关系。
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卷四）中说：“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迁于洛邑。”具体来说，就是诸侯拥立原先被废弃的太子姬宜臼为王，建立东周。平王姬宜臼即位第二年，眼见镐京被战火破坏，又受到犬戎侵扰，便迁都洛邑，史称“东周”，以别于在这以前的西周。平王迁都洛邑，把洛邑城作为东周的都城，史称“王城”。这个“王城”就在今日的王城公园一带，包括今日的西小屯、七里河、东西下池、瞿家屯。从周敬王十年（前510年）新建成周为都，至周赧王从成周西徙王城（前315年）计195年，传11王。成周城在今洛阳市洞17公里是的翟泉和金村一带。翟泉古称狄泉，《国语·周语》韦召注：“翟（狄）泉，成周之城，周墓所在也。”东周是我国历史上最混乱但又是百家争鸣、人才辈出、学术思想创立和完善最活跃的年代。东周的前半期，诸侯争相称霸，持续了200多年，称为“春秋。”东周的后半期，周室地位渐失，各路诸侯相互征伐，又持续了200多年，称为“战国。”
周桓公死后，其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当时，周惠公封其小儿子于巩邑奉王，号东周惠公。到了周赧王即位时，周天子地位已经完全徒有虚名，其土地（周天子的王畿）也被韩、赵一分为二，以洛邑之河南王城为西周，仍都洛邑。
俗话说：“乱世出英雄。”我国历史上对后世形象最深的两位哲学大师老子和孔子就是在这个时代出世的。在今日洛阳东关大街文庙前，有一座悬山式顶碑楼。碑高5.8米，碑上有阴刻的“孔子入周问礼乐至此”9个大字。此碑为清雍正年间河南府尹张和、洛阳县令郭朝鼎为纪念孔子入周之时而立的。这碑文叙述的是周敬王（也就是上文提到的在洛阳城东17公里处的翟泉、金村一带新建成周之都的那个懦弱无能的周敬王）二年，即鲁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年），在东周王朝礼崩乐坏令人沮丧的年代里，儒学鼻祖孔丘老夫子，风尘仆仆地从山东曲阜来到洛阳东周王城，实地考察周朝的礼乐制度。据《史记》记载，孔子在老子和他的弟子康桑楚热情地接待下，参阅皇家收藏室的各类图书典籍，并就一些政治和思想领域的理论要旨向老子求教。老子听完孔子所述，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於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但仔细读一读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的“世之学老子者则拙儒学，儒学亦拙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这意思就是说，儒道两家如果不是互相排斥，也起码是各行其是的。不过，孔老夫子却极为严谨而谦和，出了对老子的人品和道法表示敬佩之外，从无做过任何其他评论。《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彊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一向治学严谨的历史大家司马迁也说了一句：“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他对老子年寿的说法不太准确。不过，这也难怪司马迁，在2000年前信息闭塞的社会里，老子到底活了多少岁，确实只能是一种传言罢了，更何况老冉公骑着青牛过陕甘、登昆仑，所向无踪无迹了呢！第三章西汉帝王奠基业，百年风云载史章
孔子称“举善而教，不能则劝”。是以舜举皋陶，汤举伊尹。
而不仁者远，有德故也。光武即位之初，群雄竞逐，四海鼎沸。彼摧坚陷敌之人，权略诡辩之士，方见重于世，而独能收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于草莱之中，实诸群公之首，宜其光复旧物，享祚之久，盖由知先务而得其本源故也。——司马光《资治通鉴·汉光武建武元年》第一节高祖刘邦夺天下，初定洛阳为京城
当代诗词作家金学孟在2006年写的《洛阳赋》中云：
夫洛畔筑城，凌然雄踞中原；
洛北雒阳，光武火焰冲天。
遥指官渡之地，千岁烽烟；
近察邙洛之间，风云百年。
白马寺里华严，温和清秀罗汉；
有伽蓝执戟杆，胜韦驮金刚胆。
盖非人间而在人间，正气者也！
乃白马负经伴腾兰，传道也矣！
西眺昆仑，苍翠关中秦川；
东傍嵩山，巉岩缭绕云岚；
北靠太行，紧扼黄河天险；
南望伏牛，疑似歌吟屈原。
九朝之都，拱戴河山；
兵家之地，倭寇丧胆。
居九州之中心，铸中华之璀璨。
这篇赋作对洛阳作为九朝之都在华夏民族历史上的地位和所处的山川地貌都做了精致描绘。其中“光武火焰冲天”句颇为精彩。但洛阳的历史渊源还得从河图洛书助伏羲神农创建八卦易经、农经时期算起，甚至更早一些。据《洛阳古都史》记载，1978年，在洛阳市区洛河北岸的凯旋路东段南侧，距地表10米处发现了距今五六万年到1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出土了31件用锤击法打制成的石核石器。质料分别为石英岩、沉积岩和燧石等。洛阳还是古代原始“豫西人”“仰韶人”的故乡。洛阳亦如前两章提到过的是大禹治水、商汤西亳定都、平王东迁和成周王城，以及吕不韦修《吕氏春秋》之地。但作为造就近代华夏文化的根基而言，西汉和东汉两汉时期的发展则更有奠基作用。《史记·高祖本纪第八》中说：“天下大定，高祖都洛阳，诸侯皆臣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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