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民国一代船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莫玉

出版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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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作孚：民国一代船王试读：

前言

新中国成立初年，毛泽东曾对黄炎培说过，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四个人是我们万万不可忘记的，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纺织工业的张謇，搞交通运输业的卢作孚，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

在这四人当中，张之洞26岁时考取进士第三名，成为“探花”；张謇在1894年考中状元；范旭东留学日本十余载，回国前任教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而卢作孚却只是小学毕业。是什么样的经历，让毛泽东把一个只是小学毕业的人与这些探花、状元、留洋生相提并论呢？

卢作孚小学毕业即辍学，但他坚持自学，后来当老师，做记者，成为报纸主笔，担任公职后在军阀割据的四川大刀阔斧地实行改革……这些都只是前奏。

他以一个文人的身份，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创办了著名的民生公司。在他的领导下，民生公司的航运业务以一条70吨的小船起家，迅速壮大，不仅兼并了川江上所有的中国轮船公司，还沉重打击了外资轮船公司的嚣张气焰，以一己之力，收回了川江上的内河航运权。抗战爆发后，卢作孚更是以民生公司一家之力，完成了国民政府战略性西撤的计划，向大后方抢运大批军工企业的战略物资，为中国抗战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民生公司实施的此次撤退被称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到1949年，民生公司已拥有148艘江海轮船，投资了60多个企事业单位，成为中国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民营企业集团。

卢作孚是川江上的一代霸主，是傲视群雄的船王，是那个时代的一个传奇……作者

1　历史记住了这段时光

中华危急

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近代史上遭遇的最大的一次民族危机。此时的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千千万万华夏子孙为了国家和民族，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极尽个人之所能。在这当中，有一个叫卢作孚的四川人以一己之力，挽救中华命脉于生死存亡之际，他个人的行为，可以说事关8年抗战之成败。这卢作孚是何人？他一手创办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轮船公司——民生公司，正是他和他的民生公司为抗战初期的大撤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7年8月13日，日军对上海发起进攻，叫嚣三个月内灭亡中国，历时三个月的“淞沪会战”爆发。整个战役期间，日军投入9个师团和2个旅团30万余人，对外宣布死伤4万余人；中国军队投入75个师和9个旅75万余人，经统计死伤30万人。这场战役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第一场重要战役，也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战争中，中国军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仍然无法抵御日军优势兵力的进攻，上海的沦陷无可避免。

1937年11月12日，淞沪会战结束，尽管以中国的失败告终，但是却粉碎了日军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同时也为长三角地带大批厂矿机器及战略物资内迁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地带集中了旧中国的核心工业，其中既包括与普通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也包括冶金、兵工等直接关系抗战前景的重工业。战事不利，上海及周边地区的失守成为定局。虽然中国有极大的战略纵深，可以不计一城一池的得失，但是中国的工业基础并不雄厚，一旦遭受损失就难以补充，为了抗战大计，重要的厂矿企业必须后撤。同时，许多爱国的民族资本家不甘心沦为日寇附庸，毅然决定向内地搬迁自己的厂矿企业。于是，神州大地上一边进行着的是前线惨烈的战斗，一边进行着的是后方紧张的搬迁运输。

最初的撤退目的地是武汉。武汉有九省通衢之便利，北有平汉铁路可以直达北平，南有粤汉铁路连接广州，向东则有长江干流可达上海进而出海。如果以武汉为中心继续抗战，那么不论日军在南、北、东何方发动进攻，中国军队都能够借助有利的交通快速支援前线。同时，武汉也有相当的工业基础，旧中国军队装备最多的武器之一——“汉阳造”步枪就是在武汉汉阳制造的。

武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了守住武汉，国民政府可谓是煞费苦心。先后调集约50个军130个师共100万余人和各型飞机200余架、各型舰艇及布雷小轮40余艘，利用大别山、鄱阳湖和长江两岸地区的有利地形，组织防御，保卫武汉。日本方面虽然先后攻陷上海和南京，但是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战略目标，中国政府的抵抗依然异常顽强，同时大批厂矿企业内迁，也使得日军无法摧毁中国的工业基础。在这种情形下，进一步攻击武汉也成为日军的必然选择。

1938年6月，武汉保卫战打响。尽管武汉极为重要，但是指挥不力以及军队腐败使得前线部队节节失利。以马当要塞为例，该要塞由德国军事顾问设计，建成的是一条拦河坝式的阻塞线，并在两岸山峰险要处设有炮台、碉堡等，水面布置有水雷防线，设有人工暗礁，自沉大量船只，同时配备重兵防守，耗资巨大，坚固异常。蒋介石对它寄予厚望，认为它至少能阻止日军攻势一个月。但是，战斗打响后，日军仅四天就攻下该要塞。尽管中国守军拼死抵抗，但是苦于军队指挥不力，命令前后不一，再加上日军肆意使用毒气弹，中国军队准备不足，防不胜防。马当要塞失守后，中国军队曾组织反击，然而血战十余次，却始终未能将其夺回。

随着前线不断失利，武汉也岌岌可危，集中到武汉的大批厂矿企业必须进一步后撤至重庆。当时重庆已被国民政府定为战时“陪都”，部分人员和设备已先期到达重庆。当时由武汉至重庆的陆路交通非常有限，规划中的川汉铁路始终未能建成，因而，主要的西撤路线就只剩下长江水道。

长江全长6000余公里，不同河段水文条件差异极大。以湖北宜昌为分界点，宜昌以上河段为上游，此段河流水急滩多，大船无法通行，只能靠小船实现运输。宜昌以下中下游河段适合大船航行，万吨轮可通武汉。由武汉向重庆撤退，大船最多可由武汉抵达宜昌，物资和人员再由宜昌转运至重庆。一时间，宜昌成为大撤退的关键节点。从武汉出发的大船装满物资和人员，到达宜昌后就再也无能为力。然而，宜昌并不安全，武汉距离宜昌不过300公里，日军飞机转瞬即到，随时可以对聚集在宜昌的人员和物资进行肆无忌惮的轰炸。

在宜昌中转的人员和物资必须及时抢运入川，然而，当时上游河段的运输能力却极为有限，能走上游河道的只有卢作孚民生公司的22艘轮船和2艘外轮，而民生公司单船运载能力只有200～600吨。到1938年10月武汉沦陷时，滞留在宜昌的物资还有9万余吨，人员超过3万人。按这样的运力计算，将全部物资和人员转移至重庆需要整整一年时间。

更为严峻的是，这年10月中旬以后，长江上游仅能保持40天左右的中水位，较大的轮船尚能航行，过后便是漫长的枯水期，大型设备根本无法入川。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员和物资都必须在40天内运走。中国薄弱的工业基础一时间命悬于这区区40天！

往前是滚滚江水，向后是日寇追兵，如何抢运这些物资？这副巨大的担子落在了卢作孚身上。而早在1937年底南京沦陷后，为了适应战时需要，国民政府再次进行了调整，于1938年1月1日颁发了《调整中央行政机构令》，决定行政院下设八个部，即外交、军政、财政、经济、交通、内政、教育、农林部。这年1月6日，卢作孚被任命为交通部常务次长，同时兼任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水陆运输委员会主会，负责统一调度指挥长江上的一切民用船只，包括民生公司、招商局、三北公司在内的所有大大小小轮船公司的船只也都归这个委员会指挥。从1938年1月至10月间，卢作孚坐镇指挥完成了这场惊心动魄的大撤退。

沉船阻敌

1938年初的一天，卢作孚正坐在民生公司位于汉口江汉路民生公司汉口分公司的办公室里有条不紊地处理大量的文件。突然间电报员手拿一份电报纸急冲冲地跑了进来，进门时连门都忘了敲，直接破门而入，大叫道：“总经理，出事了，出大事了！”电报员边说边把电报纸直接塞到卢作孚眼前。看到电报员如此不成体统的举止，卢作孚并没有像官老爷们那样训斥，他心里清楚，让电报员急成这样，看来真是出问题了。他接过电报员手中的电报纸，细细一看，他也不由得心里一惊：军委会怎么会下这么荒唐的命令！深吸一口气，他对电报员说道：“去把分公司几位负责人都叫来，我们要开紧急会议。”电报员接到命令后，立刻转身出去，不一会儿，分公司的负责人都到齐了，没有一人拖拉延误。

卢作孚也顾不得跟诸位负责人客气了，拿着手中的电报纸，说道：“这是军委会刚刚发来的命令，要求各公司的轮船都开到田家镇凿沉塞江，以此来延缓日军的进攻。”他边说边把电报纸递给离他最近的一位负责人手上，接着说：“这个命令一旦执行，先不说公司的损失，单是眼前的西撤任务就无法进行了，日军一旦攻占武汉，抗战的基础可就全丧敌手了。这个命令我们民生公司一定是不能执行的。”“的确不能执行，能在上游运输的船只就这么多了，沉在江里根本就是在浪费宝贵的运力。”“眼下最要紧的是抓紧时间西撤，抢运战略物资和人员，沉船能阻多少敌？”“必须抵制这条命令，这种做法阻不了敌也抢不出物资和人员，利少弊多。”

听完各位负责人的意见，卢作孚说，“既然诸位都认为不能沉船，那么我这就去找他们撤销这道命令。眼下公司的事务有赖各位同仁了。”说完，卢作孚便匆匆离去。

很快，卢作孚就驱车来到了军委会办公地。尽管前线战事吃紧，但是军委会驻地的办公楼依旧装饰华丽，与其高高在上的权力甚是相衬。卢作孚抬头看了一眼，不由得叹了口气，迈着坚实的步伐走进大楼。

卢作孚是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水陆运输委员会主会，守门的卫兵自然认得。他径直走向军委会办公室，表明来意后军委会数位委员纷纷表示，这个命令是军委会一致决定的，如果要更改，需要全体委员共同讨论。对于这一答复，卢作孚自然知其用意，他说道：“既然如此，就请诸位立即重新讨论此命令，此事涉及我水陆运输委员会，不经我会同意，此命令恕难执行！”

军委会万万没有想到卢作孚会如此强硬，竟然敢以水陆运输委员会的名义抵制军委会的命令！当时战况对我方存在诸多不利，后撤是必然选择，负责组织后撤的水陆运输委员会其地位自然非同一般。迫于无奈，军委会只得赶紧召开会议，重新讨论。

在讨论会上，卢作孚指出：长江中下游的船只，船大而马力小，在川江不便于航行，凿沉了亦无不可；但长江上游的船只，皆为船小而马力大，适合川江航行，如果全部凿沉，川江航运力量将完全被毁坏，将来何以完成撤退运输？

但是军委会发出的命令岂能轻易修改，否则他军委会威仪何在？于是就有军事要员搬出“保卫武汉”的大帽子来压卢作孚。这位军事要员以咄咄逼人的气势说道：“当前重中之重是集中全国力量保卫武汉，任何个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干扰保卫武汉的大计，破坏保卫武汉的战略部署，就是通敌！”

卢作孚拍案而起说道：“保卫武汉？敢问这位将军，你有几成把握守住武汉不丢，可否敢立下军令状？一旦武汉战况有变，又无船西撤，这责任你是否敢担！如此不计后果简直就是鼠目寸光！杀鸡取卵！饮鸩止渴！”随即拂袖而去。

卢作孚的据理力争让军委会不得不慎之又慎，在卢作孚的强烈要求下，长江上游的所有轮船最终得以保存下来。从武汉西撤的计划得以继续实施，大量物资和人员源源不断地西进。

此次沉船并非国民政府第一次实施。在抗战期间，为了能够阻止日军沿长江西进，国民政府组织了数次大规模的沉船阻敌行动。这些沉船行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扼制日军进攻的作用，其中，最为知名的是“江阴沉船”和“马当沉船”。“江阴沉船”是中国现代海军史上壮烈的一页，而“江阴沉船”形成的江阴堵塞线也是抗战中最大的堵塞线，像块鱼骨一样，死死卡住日本海军的喉管。

1937年7月28日，为了阻遏日本海军从东北长驱南下长江，蒋介石在南京中山陵孝庐主持最高国防会议，决定采用“以快制快”、“制胜机先”的对策，利用日本关东军与日军其他部队的行动暂未统一的有利时机，抢在敌人大部队向长江流域发动大规模进攻之前，选定长江下游江面最狭窄的江阴水域，在江中沉船，堵塞航道，再利用海军舰艇和两岸炮火，将长江航路截断。这样，一方面可以阻止日舰沿长江西进，另一方面可以将长江中上游九江、武汉、宜昌、重庆一带的70艘日军舰船和6000多日海军陆战队队员围而歼之。

国民政府海军部长陈绍宽于1937年8月1日奉令构筑江阴封锁阻塞工程，当晚即率“平海”、“宁海”等中国海军主力舰艇连夜驶抵江阴备战。12日抢干一天，即将事先驻此备用的逾龄陈旧舰艇8艘一一自沉于江底。它们是炮舰“大同”、“自强”、“德胜”、“威胜”、“武胜”；练习舰“通济”；鱼雷艇“辰”、“宿”；还有征用的商轮20艘；旋又增沉趸船8艘。9月25日，复将陈旧的“海圻”、“海容”、“海筹”、“海琛”4艘巡洋舰沉做辅助阻塞线。前后共沉大小舰艇、船舶43艘，达63800吨。又向各地征用民船、盐船185艘，装石子3000方填补空隙，工程浩大，构成具有国防意义的江阴阻塞线。

然而，由于汉奸间谍出卖机密情报，日本海军陆战队抢先一步，连夜东行。就在蒋介石的命令刚刚下达、封锁江阴要塞长江水面的行动即将展开之前，所有在长江中上游的日本军舰和商船于8月6日、7日两天全部飞速驶来，冲过江阴江面，撤往长江口，日本侨民也都随船撤离，封锁江阴要塞的军事计划就这样破产了。

江阴位于长江下游，江流至此宽不到2000米，水深流急，地势险要，扼长江咽喉，为南京之屏障。南京国民政府战前即对江阴进行整建，总计装要塞炮21门。为了监视阻塞线和保卫这一国防堡垒，海军遂集中主力舰艇驻泊江阴。

然而，日军拥有绝对的海空优势，日军航母舰载机轮番袭击江阴要塞。最终，中国海军以第1舰队、第2舰队全线拼光的代价，阻遏了日军沿长江西进的企图，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保护了长江下游军政机关、工矿企业向四川大后方的安全转移，为国民政府以空间换取时间之持久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随后的武汉保卫战中，国民政府又在马当进行了第二次沉船，筑起了著名的“马当防线”。1937年12月开始构筑，1938年3——6月，再次加强马当工程。先后征用轮船13艘、趸船6艘、码头船2艘，共21艘，30207吨，沉塞于马当江中。另外又在沉船间加构水下暗礁，设置钢丝拦江缆和钢丝浮水线，加强封锁力量。在敌机投弹、扫射下，施工人员不畏艰险，冒死抢筑，冯玉祥将军等曾来工地视察，深表嘉许。

经过两次施工，在江心建成一条拦河坝式的阻塞线，只在长江南岸留有仅可通行一条船的狭窄航道，并在两岸山峰险要处设有炮台、碉堡、战壕等工事。水面布置3道水雷防线，前后共布雷1500余枚，同时配置重兵防守。

由于海军已经全军覆没，此次沉船由商船完成。1937年12月20日，国民政府征集上海招商局“江裕”、“新丰”、“永胜”等商船和安庆等地趸船18艘，大小木船100余艘，载石块沉塞于马当江段。沉船时，附近江面上停满了大小船只，船上压着厚重的青石块和水泥墩，人们用碗口粗的麻绳将各种铁、木船拴在一起，然后将船底凿穿，依次沉下。为了彻底封锁江面，以后的日子，国民政府又组织人员在此抛下大量的石块，前后共进行了50多天。

由于卢作孚的据理力争和高瞻远瞩，国民政府在征集船只时对船只进行了限制：一是只征集不能进入内河行驶的大轮，如此一来就为西撤留下了宝贵的运输船只；二是尽量征集船龄较大的船，这样也就保存了一批新造的轮船。

尽管国民政府再次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来构筑马当防线，但是防线依旧没能挡住日军的进攻，到1938年10月，武汉也落入敌手。

雪中送炭

随着武汉战事吃紧，大量聚集在武汉的搬迁企业需要再一次搬迁。然而，不少企业最初的搬迁计划是到武汉为止，并没有为入川做必要的准备，此时他们多数已无力继续西迁，只能落入日寇之手。作为交通部常务次长，同时兼任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水陆运输委员会主会的卢作孚对此事自然是心知肚明。当各家无力西迁的企业负责人正在为如何继续西迁忧虑时，卢作孚也在为这些企业做打算。

这天，卢作孚到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家里商谈公务，谈话间偶遇中福煤矿总工程师孙越琦。中福煤矿公司原址在河南焦作，豫北战事吃紧，中福煤矿不甘落入日寇之手，便举全公司之力携公司诸多采煤设备南撤至武汉。然而，谁曾想武汉也是岌岌可危，不得不继续西迁，但是公司最初的打算只是撤到武汉，不曾为西迁入川做准备，此时公司已无力西迁。为此，孙越琦来找行政院院长为煤矿诸多设备求西迁之策。

卢作孚见此人甚是焦虑，便与之攀谈，谈话间卢作孚了解了中福煤矿的处境，颇为同情。两人商谈不过5分钟，即谈妥由民生公司负责，将中福公司的全部设备运往四川，与北碚天府煤矿公司、北川铁路公司合作，成立新的天府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这个新公司，是战时大后方的最大的煤矿企业，后来为抗战作出了极大贡献。

上海大鑫炼铁厂也是撤到汉口后无力再搬。民生公司就将其主要设备运至重庆，与之合资经营，更名为渝鑫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新公司资本50万元，大鑫钢铁厂以西迁机器和五金原料作价25万元作为股本，民生公司则以运费7万元、现金18万元作为股金。

这些长江下游的民营企业，激于民族大义毅然西迁，不肯沦于敌人之手，但终究实力有限，撤退至武汉后，就没有了继续后撤的资金，更何论重建？民生公司在他们危难之际及时伸出援手，以不损害他们利益的合作方式，达成互利双赢的局面，使这些企业绝路逢生。

民生公司对这些企业只给予投资支持，作为新公司的股东，实施财务监督，而不要求经营权、不更换原任董事长和总经理。新组建的合资公司是独立企业，属于民生集团的投资企业，而不是民生集团的下属企业。民生的这种宽厚的合作姿态，在当时实属难得。

后来，渝鑫钢铁厂生产了大批钢、锡、锰铁、火砖、炭精等产品，同时还能制造大型轧钢机，成为大后方举足轻重的重工业企业。此外，还有武汉的周恒顺机器厂、常州的大成纺织厂，也都在危急时刻求助于民生公司，以同样的模式与民生公司结盟，顺利完成了重建。

与民生公司的慷慨相比，此时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集团却开始大发国难财。1935年底全国官营、民营工厂资本总额中，官营部分只占11%，然而到1943年，官营资本已占资本总额的69%。从国民政府1937年9月设立工矿调整委员会起，官僚资本开始在抗战的背景下全面扩张，不断吞并民营工业，实行国家垄断。最终，国进民退，四大家族所代表的垄断官僚阶级占有了中国人民创造的大量财富。

四大家族官营工业主要有隶属于资源委员会和军政部兵工署的两大直属系统。1944年，资源委员会下面有105个单位，兵工署下面有数十个单位。此外还有各省所办的官营工业，如贵州企业公司、四川川康兴业公司、湖南实业公司等。1943年国民政府经济部的某份报告说明了官营工业的垄断地位。在国统区3700余家工业中，官营的600余家，民营的有3100余家。但官营的占资本总额的69%，民营的只占31%。

四大家族除官营工业外，还有所谓商办形式的私营工业，这类工业著名的有：以孔家为主的中国兴业公司，1939年7月成立012时的资本额为1200万元，到1943年增为12亿元，为后方资本额最大的公司，它共有13个厂，经营的主业是钢铁。在宋家控制下的雍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40年成立，1942年5月己完成及未完成的有18个单位，其中绝大部分分布在陕西、甘肃两省，主要经营纺织业。除了资源委员会主办的各厂外，它是西北最大的垄断企业。1942年，它的已开工纱锭占大后方全部纱锭的1/4。陈家的有大华企业公司、华西建设公司、中国工矿建设公司等，都是规模很大的垄断企业。

四大家族是最大的高利贷主。根据在15个省展开的某次调查，在农民借款来源中，受四大家族操纵的银行、合作社、合作金库所占比重，1938年为26%，1940年为38%，1942年为59%，1944年为25%。1937年9月，国民政府设置了农产调整委员会作为控制和垄断农业生产的机构。抗战时期棉花、蚕丝、茶叶、猪鬃、桐油等由国民政府统购统销。在征购征借的措施下，大量的粮食纳入四大家族的直接掌控之中。四大家族还直接占有大量农村土地，陈家的华西垦殖公司、蒋经国的新赣南国民经济建设公司都是这类机构。

除了控制工矿企业以外，官僚资本还利用其掌握的政治权力大肆搜刮民脂民膏。

1938年至1944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发行内债18种，有的按法币和关金计算，有的按英镑、美元计算。总计法币151.92万亿（民国政府共发行法币总量在660万亿以上），关金100000000，英镑20000000，美元210000000。此外，还有谷麦粮食债券。除1937年的救国公债在民间“劝募”外，其余都不公开发行，而以总预约券的方式向银行抵押，再由银行垫款给国民政府。银行则利用它作为发行纸币的权力，发行不兑现的钞票。官僚资本既发了公债财，又发了法币财。

由于工业、商业发达的沿江沿海地区相继沦陷，关税、盐税、统税三税收入大为减少。国民政府便通过扩大征税范围和增加税率的办法，来弥补减少的税收。国民政府将统税扩大为货物税，形成几乎无物不税的状况。1943年10月开征食盐附加税，开始每斤征3元，到1945年1月增至60元。由于通货膨胀，从1941年下半年起，实行田赋征实，按田赋的正税和附加税的税额，每元折征稻谷2市斗，1942年增至4市斗。从1942年起普遍实行粮食随赋征购，征购价格远低于市价，而且多数不付现款，只付粮食库券或法币储蓄券。1943年普遍实行粮食征借，既不付利息，还本也只是空话。从1941年起到1945年6月，国民政府通过“三征”，共实收稻谷和小麦2.4亿多担。这是对广大农民最直接最厉害的掠夺。

抗战开始后四个月，国民政府决定用增发纸币的办法弥补财政赤字。法币发行额，据官方公布的数字，1937年底为16亿元。1945年底为10319亿元。8年中增加了738倍。实际上还不止此数。滥发钞票使四大家族的财富迅速集中，而广大人民则越来越贫困。

国民政府从1938年3月起实行外汇管制。从此，官价外汇被垄断，黑市交易随之而起。伴随法币的贬值，官价与黑市价之间的差额越来越大。抗战期间，外汇中美元与法币的兑换率一直是1:20，而黑市1943年12月为1:85.4，1944年12月为1:542.2。四大家族利用特权，以官价买进大量外汇和黄金，以黑市价格抛出，转手之间，牟取暴利。

1941年4月，国民政府成立专卖事业管理局。从次年初开始，先后对食盐、糖、卷烟、火柴、茶叶、酒等六类物品实行专卖。这一制度，使国民政府收入大增。增收数额，1942年为4.78亿元，1943年为17.47亿元，1944年为18亿元左右。这一制度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国民党官员和有关机构乘机营私舞弊，套取专卖品转投黑市，从中牟取暴利。

1937年9月，在国民政府之下成立贸易委员会，该会下设复兴公司、富华公司、中国茶叶公司三大公司，对国统区的丝、茶、桐油、猪鬃等主要出口物资，实行统购统销。钨、锑、锡、汞等主要出口矿产品，则由资源委员会统购统销。1942年2月，成立物资局，对棉纱实行统购。在统购统销政策下，国民政府实行低价强购，利用买卖之间的差价获取重利。以桐油为例，1942年收购价比内销市场价每担差100元，1943年差1100元。

官僚资本在抗战期间的种种作为让人甚是不齿，面对国家和民族危机，他们非但没有伸出援手救助陷于困境的民营资本，还落井下石，伺机大肆吞并、侵占民营资本。卢作孚作为一个民族资本家，国难当头不以利为先，处处考虑国家长久大计，极尽个人之所能，帮助一大批遭遇危机的民营企业渡过难关。这样的气魄和胸襟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风骨。

战事又起

1938年6月，日军开始进攻武汉，历时四月有余的武汉保卫战开始了。此次战役横跨安徽省、河南省、江西省及湖北省，沿长江两岸进行，是整个抗日战争中历时最长、规模最大和最有名的战役。

超过100万名国民党军队在蒋介石的领导下防守武汉，以抗击由畑俊六指挥的日军，战场在长江南岸北岸，江北战场划归第五战区由李宗仁指挥，下辖23个军，主力部署北起大别山以北，蜿蜒而下止于长江北岸，江南战场由武汉卫戍总司令兼新成立的第九战区司令陈诚指挥，辖27个军，主力部署于武汉以东长江南岸，跨湖北、江西、安徽三省，战线长达400余公里，南北两军共117个师，总兵力达110万人。

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抗击，日本动用了当时能够集结的最大兵力（用于进攻的编制人员约25万人，会战期间曾补充四、五次人员，投入的总兵力当在30万人左右），占据陆、海、空装备上的绝对优势，苦战四个半月，不但没有歼灭中国军队的主力部队，更没有使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和战斗力有所减退，反而使日军的有生力量遭到了严重的打击。据日军发表的统计资料，第11军伤亡21886人，第2军伤亡9600人，连同海军及陆海航空兵的伤亡人数，总计约3.55万人。

会战期间，在江西省德安城西北20余公里的万家岭，中国军队取得了平型关大捷和台儿庄大捷之后的又一次大捷——万家岭大捷。1938年10月，中国军队在抗日名将薛岳的指挥下，巧设“口袋阵”，在万家岭歼灭侵华日军106师团1万余人，只有约1700人逃窜。1938年10月13日，中国军队撤出战场。此次战役是抗战以来第一次全歼整个日本师团的大捷。

中国军人在万家岭战役中为救国难不畏强暴，表现出虽死犹战的顽强战斗精神，用生命和忠诚铸成了不朽的丰碑，将千秋万载永远耸立在人们的心中。万家岭大捷与台儿庄大捷齐名，是抗战中中国军队大获全胜的著名战例，此次战役再次表现了中华民族敢和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

武汉会战以后，本来就感兵力不足的日军，随着战线的拉长，兵力越发感到不足，无力进行大规模的、以攻城掠地为目标的战略进攻，而被迫转为战略防守。这就使中国的抗战由战略防御阶段发展为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则陷入了它自身所最不愿意遇见的持久战的泥沼之中，无法自拔，从而导致日本侵华政策的转变：由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由以主要兵力进行正面战场的作战，改为转移兵力进行敌后战场的“治安”作战。

飞抵宜昌

宜昌市位于长江北岸、三峡东口，它“上控巴蜀，下扼荆襄”，自古以来号称“川鄂咽喉，西南门户”，交通、军事地位十分显要。三国时期，宜昌周边就多次爆发大规模战争。

武汉沦陷前两天，卢作孚飞赴宜昌。到达宜昌上空之后，卢作孚并没有要求飞机即刻着陆，他在宜昌上空仔细观察情况。公路上挤满了连绵不绝的难民和溃兵，一眼望去不见尽头；不计其数的物资从港口一带延伸出来，地面堆得密密麻麻。

下飞机以后，卢作孚一刻不停地直奔民生公司设在宜昌的办公室。尽管他焦急万分，却寸步难行，小城里的情况远比他在空中看到的更加混乱，能住人的房子都住进了人，找不到住处的人只好在街边露宿，大量物资器材找不到仓库存放，只能临时堆在路边，空气里满是嘈杂的人声和器材散发的难闻的气味。

越是接近民生公司在宜昌的办公室，路越是难走，经过询问得知，原来这些人都是要到民生公司买入川的船票的，但是一票难求，许多人已经是连续数天在此等待了。这些情况让卢作孚不由得皱起眉头。最终，经过一番努力，卢作孚等人总算到了办公室。然而到了办公室之后，他见到的并不是因为卖船票而紧张忙碌的公司员工，反而是众多气势汹汹的外人。这些人单看着装就知道都是有身份和地位的人，甚至还有几位带枪的军官。公司的员工不是在卖船票，而是在好言伺候这些人。

卢作孚的到来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这些人依旧气势汹汹地要求民生公司员工赶紧给他们安排船只，一个个口口声声说道，耽误了他们的运输，就是涉嫌妨碍抗战大计！大帽子一顶接着一顶地压下来，公司的员工一个个无计可施。

这时，有公司的员工认出了刚进来的人是卢作孚，马上兴奋地喊道：“总经理到了！”随着这一声大喊，前来要船的诸位大员也不再跟公司的员工多说，直接蜂拥而上，眨眼间卢作孚就被围在了中间，各人纷纷自报来头，这是某某公司派来要船的，这是某某部门派来要船的，这是某某部队派来要船的……来头一个比一个大。卢作孚却不管他们说些什么，也不等他们说完，高声说道：“现在请你们立即从这里出去！”

卢作孚这一举动着实令众人意外，他一个轮船公司的老总居然敢命令这些大员们出去？真是岂有此理！

当即就有脾气暴躁的军官大骂道：“你是什么东西，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本人卢作孚，民生公司总经理，交通部常务次长，兼水陆运输委员会主会。你这枪崩不了我，还是留着打鬼子吧！现在我有资格命令你们出去了吗？”

众人一听更是意外，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已经把官做到这么高位置的民生公司总经理会亲自到宜昌这个小地方来。一干人等不由得惊呆无语了。那位声言要一枪崩了卢作孚的军官更是惊出一身冷汗，卢作孚的官位可比他大太多了，他这是以下乱上啊。

卢作孚看众人不再喧闹，用平静的语调说道：“好了，诸位请先回去，运输的事请相信我卢某人，我一定会给诸位一个满意的答复。”最早反应过来的人急忙接话：“是是，有卢先生这句话我们就都放心了，我们这就回去等卢先生的安排。”其余诸人也赶紧附和表示要回去等安排，唯有那个出言不逊的军官还呆呆地不敢动弹，卢作孚看出了他的心思，和颜悦色地说道：“你也赶紧回去等消息吧，特殊时期一时冲动在所难免，都能理解。”“是是是，卢先生说的是，我这就走，这就走。”听了卢作孚的安抚，这个军官才匆匆忙忙地离去。

支走了挤在公司的众人之后，卢作孚真正的挑战才算开始，他要如何在40天内完成一年才能完成的任务？

要想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首先要弄清楚需要运送的到底都有什么，只有根据具体运输对象来确定运输方法，才有可能完成这任务。如果不加区分地统一对待，即使天神下凡也是徒劳。

根据统计，沿江至少堆积了9万吨以上的物资，装箱的只有极少数，绝大多数无遮无盖地、杂乱地堆放在江边的荒地上，互相挤压，日晒雨淋，有些都已生锈。其中有汽油、炸弹、炸药等军用物资，据说还有故宫文物。另外，就是3万多等待入川的人员和难民。

这些物资涉及中国兵器工业、航空工业、各类机器工业和轻工业等当时中国全部的工业家底。这些都是中国工业的命脉，不论是对抗战前线的支援还是战后的重建，都离不开这些宝贵的工业基础。

众多人员中不乏各界名流。当时叶圣陶曾在宜昌等船7天。老舍也在自传中说，在宜昌一等一星期，好不容易在“民生”做事多年的朋友的帮助下，买到甲板上的铺位，“仿佛全宜昌的人都上了船似的，不要说甲板上，连烟囱上面还有几十个难童呢。开饭，昼夜的开饭。茶役端着饭穿梭似地走……”三峡的风景根本看不到，只看到攒动的人头。

分段运输

把物资和人员的情况梳理清楚之后，接下来卢作孚就召集各轮船公司负责人和轮船的驾引人员、宜昌港内的技术人员，彻夜开会，商讨紧急运输方案。

讨论会就在民生公司在宜昌的办公室里召开，没有政府大员的排场，会议直奔主题。在运输方案讨论会上，卢作孚以政府方面负责人的身份请各家轮船公司负责人提出具体的运输方案。然而讨论的结果是：以眼前的运力根本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当前能够调用的轮船只有民生公司的22艘船以及另外2艘挂法国国旗的中国船，剩下的都是木船，数量很大，达到两千多艘，但是运力小，速度慢，难以承担这种运输任务。

看着会上参会人员的种种无奈，卢作孚说道：“诸位，民生公司在枯水期也不停船想必大家都知道，但是这其中的道理不知哪位清楚？”

卢作孚抛出这个问题，在场的众多轮船公司负责人都无言以对。他们心里都清楚，当枯水期各家轮船公司都停航歇业的时候，他们民生公司却有能力在枯水期也维持一定的运力，这其中肯定是有秘密的，这种商业机密岂是竞争对手可以轻易知晓的？

见在场众人都不作声，卢作孚继续说道：“其实我们民生公司的方法很简单，四个字：分段运输。”“分段运输？”在场人员听后，还是一头雾水：怎么分段？

卢作孚接着说：“分段运输最适合长江枯水期。长江中上游河道情况复杂，如果用同一艘船直接从重庆到宜昌，时间长不说，很多船根本就无法向上到重庆。采用分段运输就是用不同的船在不同的河段航行，在中间设立中转站数个，一艘船仅负责一段的运输而非全程，如此一来可根据船只情况充分利用不同河道，实现最大运力。当前枯水期未至，但是我们也将采用分段运输的方法，此次运输分为三段：宜昌到三斗坪一带为第一段，三斗坪到万县一带为第二段，万县到重庆为第三段。此次分段还要依物资和人员的重要程度而定，最为紧要笨重的物资可由宜昌直达重庆，次等紧要的物资到万县为止，再次一等的物资和人到三斗坪一带。所有物资抢运出宜昌后再分批运至重庆。”

卢作孚的一席话听得在座各位豁然开朗，原来民生公司采用的是这等灵活方便的运输方法，无怪乎“民生”能有今天之规模。按照当时的情况，轮船从宜昌至重庆，去时溯江而上，要走4天，返回顺江而下需2天，来回一趟共6天。将整个运输划分为三段航行之后则可以大幅缩短每艘船单程的航行时间。每艘船以吃水深度、马力大小为基本依据，用一部分船只先运货物至三斗坪，当即返回，再由公司调船运至万县或直运重庆；对重要物资和大型货物则由宜昌直接运至重庆，并在重庆满载出川抗日的士兵，再顺江而下。

知晓了民生公司运输秘密的各轮船公司负责人无不表示赞同。照此方法运输，轮船往返时间势必大幅缩短，同时各种轮船都能得以充分使用，作为中转站的三斗坪和万县一带地处西南腹地，一来物资人员分散，日军无法集中进行轰炸，二来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日军地面部队开展进攻无异于自寻死路。如此一来这分段运输法简直就是万全之策。

运输方案既然已经确定，接下来就是实施运输。根据运输要求，各个需要参与运输的单位根据己方物资情况，将物资按重要性依次分类，先集中运输重要物资。

由于长江三峡多激流险滩，要避开激流险滩保证船只安全，船只就只能在白天航行，在夜间无法航行。为了能够充分利用每一分钟，卢作孚决定让所有船只都在夜间装卸货物，充分利用白天的宝贵时间航行。一时间，混乱不堪的码头变得井井有条起来，多达三千人的装卸工人在统一的指挥调度下，有条不紊地将各种货物进行装卸。于是，人们就看到了这样的场景：“每晨宜昌总得开出五只、六只、七只轮船，下午总得有几只轮船回来，当轮船刚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揭开，窗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拖头已靠近驳船。轮船刚抛了锚，驳船即已被拖到轮船边，开始紧张地装货了。两岸照耀着下货的灯光，船上照耀着装货的灯光，彻底映在江上。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歌唱；拖头往来的汽笛，不断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的牙齿不断呼号，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这是卢作孚本人在《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中的深情回忆。12年后他在民生公司业务会议上回想起人声、汽笛声、机器运转声交融的这一幕，依然十分激动。

为了能够及时高效地调度使用船只，卢作孚亲自审阅和批示所有与航运相关的电文。那时民生公司设在宜昌的办公室里有24小时不停机的发报机，时刻接收来自各个方面的电文。海量的信息通过电报机嘀嘀嗒嗒地传到宜昌，又从宜昌传出一条条卢作孚亲自批复的命令。堆到卢作孚案头的电文最多时可达一尺多厚，普通人单是看上一遍就得花费极大的精力，卢作孚不仅要看，还要一一批示回复，而且时间紧迫，不容耽搁。整个撤退结束后，卢作孚明显消瘦了，发亮的眼睛露出了疲惫，不久后大病一场。他的辛苦绝非常人所能体会和背负。

在抢运期间，卢作孚不仅关心运输进度，也十分关心码头上的装卸工人。处理完白天的工作，他时常拖着疲惫的身体到码头巡视，慰问辛劳作业的码头工人。虽然他身兼交通部次长等政府要职，但是却没有一点官老爷的做派，在码头对装卸工人和船员嘘寒问暖，工人和船员深为感动，干劲愈加充足。

据说一天晚上，卢作孚处理完白天的工作后，照例到码头上巡视指导运输工作。这时正巧有一个报关行的经理人打扮的人在场，这人一身西装革履，脚下皮鞋一尘不染，与码头上满身污渍的装卸工人格格不入。当他看到一个貌不惊人，身穿粗布衣的小个子操着四川口音发号施令指挥装卸时，他心中甚是疑惑：这是何人，敢在此处发号施令？于是就上前质问：“喂，贵姓？”卢作孚随口答道：“卢作孚。”那人大吃一惊，连声说：“哦哦，你就是卢次长，你就是卢次长！”他难以掩饰尴尬，边说边退，眨眼之间就挤进人群里不见了。

最终，经过40天的紧张运输，以民生公司为核心执行团队的抢运任务基本完成，民生公司担负了超过90%的运输量，40天内运走了全部人员和重要物资。又过了20天，当长江水位降到没法组织大规模运输时，沿江剩下的只是一些零零星星的废铁。

有关资料显示，到宜昌沦陷前，民生公司运送部队、伤兵、难民等各类人员总计150余万人，货物100余万吨，其中包括2万吨空军器材和广东炮厂的物资。

从宜昌大撤退抢运出的部分单位有：兵工署22厂、23厂、24厂、25厂、金陵兵工厂、兵工署陕西厂、兵工署河南巩县分厂、兵工署河南汴州厂、湘桂兵工厂、南昌飞机厂、宜昌航空站、航委会无线电厂、航委会安庆站、扬州航空站、钢铁迁建委员会、上海钢厂、大鑫钢铁厂、周恒顺机器厂、天元电化厂、新民机器厂、中福煤矿、大成纺织厂、武汉被服厂、武昌制呢厂、武汉纱厂等，还有国民政府机关、科研机构以及大量的学校设备、珍贵历史文物等。

在撤退人员中，还包括大量因战争失去家人的难童。1938年3月10日，战时儿童保育院在兵荒马乱的汉口成立后，先后共收容了16000多个来自战区的流离失所的难童。随着武汉会战的失利，撤离这些难童也成为了一项重要的任务。紧要关头，宋美龄、邓颖超联合社会各界妇女发出“欲救中国，必先救儿童”的呼吁。在二人的努力下，大量难童开始从武汉撤退到宜昌。对于从武汉转运来的难童，卢作孚第一时间进行了安置。

当第一艘满载着物资和人员的轮船启航，开出宜昌港时，几百名难童在卢作孚的亲自护送下第一批上船。对这些难童，卢作孚一概免票。登船以后，孩子们扒在栏杆上放声高歌，他们摇着小手向卢作孚告别的情景，令岸边观者无不为之感动。

后来，有人曾对此评述道：“那些抢运入川的物资，很快被用来在西南建立起一系列新的工业区，尤为重要的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炼钢等行业，构成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正是这些撤退运输到大后方的工矿企业成为抗战的坚强后盾，生产出大批枪炮，为前线的将士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杀敌武器，为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公司账目

随着大撤退接近尾声，有人开始怀疑卢作孚的用心了：他的民生公司几乎独揽西撤任务，这一个多月下来，他得赚多少钱？在外界怀疑卢作孚趁机发国难财的同时，民生公司内部却在评估西撤期间的损失。难道说他卢作孚没有赚到钱？真会有人做赔本的买卖？

事实上，在西撤期间，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可以说是损失惨重。当时外国轮船公司由鄂入川的费用每吨需要300——400元，维持这个收费标准才能实现稳定的盈利。然而在西撤的特殊时刻，许多公司根本无力担负如此高昂的运输费用。而且外国轮船公司为了保持“中立”，不敢运输中国物资。其他中国轮船公司运力太小，根本无法承担这样的任务。此时，卢作孚的民生公司成了西撤的绝对垄断者，他完全可以以垄断者的身份确定价格，如果不通过民生公司运到四川，就只能沦为日军的战利品。

然而，让很多人意外的是，他卢作孚非但没有借机涨价反而降价。当聚集在宜昌等待船只撤退的人们看到民生公司公布的运输价格时，一个个欣喜若狂，这价格居然比正常年月的价格还要低！卢作孚收取的费用极为低廉，兵工器材每吨只收30——37元，其他公物40元，民间器材也只收每吨60——80元。这样的价格不要说赚钱，连公司的运营成本都不够。仅1939年，民生公司航业部分的损失就高达400万元。

宜昌大撤退后，民生公司的船仍在抢运物资，作出了极大贡献。整个抗战期间，民生船只运送出川的军队共计270.5万人，武器弹药等30多万吨。卢作孚不顾危险，常常亲临现场。1939年以来，民生有9艘轮船被炸沉、6艘被炸坏，包括最大的“民元轮”。此外，政府征用用于阻塞水道5艘，损失2028吨；自行凿沉和敌机炸毁等16艘，损失11460吨；军工运输受损失5艘，损失4188吨；被日寇劫持5艘，损失2662吨，这还不含趸船和驳船，仅损失的轮船就有20338吨，船员共牺牲117人，伤残76人。

1941年8月22日，“民俗号”从巴东运送伤兵和旅客时遭遇7架敌机的轰炸，船被炸沉，船员死亡70人（其他乘客死亡180人）。民生员工在这次轰炸中的表现，更是惊心动魄、可歌可泣，民生档案中保存了一份《通、俗等轮被炸经过报告》：加油工人邱宝定在机舱值班工作时，弹片穿破腹部，流血不止，叫他赶快离去，他却回答：“死就死吧，绝不能走！”仍扪腹忍痛工作，毫无畏怯，竟与船舶共存亡。船将倾倒，机舱人员尚望开车挽救，然而机器已被炸停，可是全体值班人员均未离去，仍照常工作。加油杨培之，看炉工罗绍修等，均随同船舶被炸沉而英勇殉职。水手长龙海云，当船将倾覆沉没时，仍屹立船头，继续工作，努力挽救船舶。船长数次催其逃生，他却慨然回答：“船长不走，我怎能离去！”船又一次被炸时，龙海云腹部中弹牺牲。三引水王炳荣奉船长之命执舵被炸伤，船长改命徐鸿章执舵，叫王速离船逃生，但王仍坚守岗位不肯离去，后随船沉没殉职。大副李晖汉，当船被炸沉时，他急赴驾驶室将航行日记簿、船舶证书及其他重要文件抱于怀中，忽一弹片飞来，削去嘴脸，即倒于血泊中牺牲。报务员陈志昌，当船被炸沉时，已不能再发电报，但仍保护着电报机而不离去，终被炸死殉职。护航组长申志成，茶房头脑唐泽民、袁文彬，当敌机临空投弹扫射时，乘客骚乱，他们却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枪弹，照样维持秩序，企图保持船身平稳，但敌机不断地轰炸，扫射，弹如雨下，袁、申被炸惨死，唐被炸断其臂，昏倒于血泊中，英勇牺牲。船沉没后，幸存水手辜华山，仍不顾个人安危，急泅水至岸，抢推木划筏，在惊涛骇浪中救起伤兵和旅客数十人。其余未被炸死的船员均积极抢救浮于江上呼救之客人。

面对这样巨大的损失，卢作孚对公司员工说：“我们要以事业报效国家，我们要以身尽瘁事业。我们虽然不能到前方去执干戈以卫社稷，拿起武器打敌人，当就本身职责，努力去做一员战士，以增强抗战力量。”

卢作孚是商人，但是此时的卢作孚并没有从一个商家的角度去看待这场撤退，而是把自己当作了一名抗击外敌、保卫家园的战士。他的所为与生意无关，是一种纯粹的爱国举动。

据经济部调查，在这40天里抢运进川的兵工厂和民营企业的机器设备，每月仅手榴弹就可以造30万枚，迫击炮弹7万枚，飞机炸弹6千枚，十字镐20多万把。

1939年元旦，国民政府授予卢作孚“杰出服务勋章”，以示表彰。1939年2月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传令嘉奖参与宜昌大撤退的轮船。1940年10月再次嘉奖民生公司。徐盈在1948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中说：“没有卢作孚，（就）没有民生公司，没有民生公司，（就）没有它在抗日战争中的种种牺牲和创造。”“基督将军”冯玉祥称民生公司是“爱国的公司”，1943年7月6日给卢作孚写信称他是“最爱国的，也是最有作为的人”，“贵公司人才之多，事业之大，有功于抗战，均为其他公司所少有，敬佩万分”。

这些荣誉和功绩正是对“民生精神”最好的赞扬，其中包含了敬业、无私和牺牲的精神，包含了员工之间相互信赖和团结的精神，这一切比任何有形的规章、资本都来得可贵。他们不是职业军人，只是一家民营轮船公司的员工，他们在面临国之大义时的慷慨从容却一点也不让于浴血战场的将士。

卢作孚说：“公司的基础不是在百余万资本上，几桩事业上，几十只轮船上，乃在这种精神上。”“民生精神”是他在1933年正式提出的，他在纪念民生公司10周年时又进行过解释：“我所见着的还在这些事业的背后，在撑持这些事业的险阻艰难者，为了事业忘却了自己，为了增加事业的成功，忍受个人的困苦。如果整个公司的人有这一种精神，就可以建设一桩强固的事业；如果整个民族有这一种精神，就可建设一个强固的国家。”

一个有着如此丰功伟绩的卢作孚，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贫苦出身

卢作孚生于1893年，祖上都是贫苦农民。

卢作孚祖籍在当时的四川省合川县肖家场（今为重庆市下辖合川市的肖家镇）。这个地方距离县城合川有十几公里，就当时的交通条件而言，十几公里可以说是相当远的一段距离，甚至许多人一生都没有机会走过这段十几公里的路程。卢作孚的祖父卢仲义就生活在这个地方。尽管这里是他的祖籍地，但是他在这里却一无所有，没有农田，没有农具，没有牲畜，唯一能做的就是给地主家当长工。为了自己的家人，卢仲义拼命干活。然而他的辛劳并没有给他换来什么回报，全家人依然是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甚至在他死后家里连一块可以安葬他的土地都没有。最终，经过家人的苦苦哀求，一个地主给了卢家一小块“牛滚凼”地（四川方言，牛洗澡喝水的洼地），才勉强将老人安葬。

卢作孚的父亲卢茂林延续着上一代的艰辛。他五六岁就开始给地主家放牛，风里来雨里去，不敢有半点耽搁，晚了牛吃草少了牛喝水，等着他的不是受骂就是挨打。地主把账算得很清楚，死了一头牛那就是不小的一笔银子；而这么一个小孩，活着不能卖钱，死了不能吃肉，还得整天供他吃喝，实在不划算。

面对残酷的现实，卢茂林并没有屈服于自己的命运。终于，有一天，他愤然展开反抗。这天，地主家的小少爷又拿着皮鞭来欺负卢茂林。在这位小少爷眼中，欺负卢茂林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这小少爷常常无故辱骂、鞭打、侮辱卢茂林。卢茂林迫于无奈，只能强忍。这大户人家有钱有粮，得罪了他们，那就得忍饥挨饿，甚至性命不保，于是，卢茂林经常满身伤痕。这一次，当小少爷的皮鞭再次甩向卢茂林时，他不再像以往那样忍受，而是夺过那小少爷手中的皮鞭，狠狠地把这小少爷抽了一顿。这次小小的反抗，彻底改变了他和他后人的命运。

闯下如此大祸的卢茂林在当地再无容身之地，地主家无论如何也不会放过他的。卢茂林唯一的选择就是逃到合川县城去，地主家势虽大，却也不敢在县城肆意妄为。卢茂林的母亲含泪匆匆送走了自己的儿子，她唯一能给儿子的就是家里仅有的24个小钱（清朝的铜制钱，价值极低）。带着这点微不足道的盘缠，卢茂林开始闯荡新的生活。

到了合川县城以后，无处可去的卢茂林成了流浪儿，露宿街头，形同乞丐，情形凄惨无比。幸运的是，卢茂林遇到了一位赏识他的裁缝店老板，这位老板看出了他的机灵懂事，就收留他做了店里的伙计，后来又收他做了学徒。至此，卢茂林总算有了栖身之地。

旧时小店铺的学徒，在学手艺之余，要包揽下师傅家里的所有杂活儿。卢茂林从早上睁眼一直忙到深夜，所得报酬仅够饭钱。这样昏天黑地的日子，一过就是几年。少年卢茂林也渐渐长大，成了一个很有主见的青年，开始思考起前途的问题来。如此苟且下去，何日是个尽头？他决意另谋生路。

卢茂林虽然目不识丁，但是他却有自己的主意，他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当时，距合川几百里之外的隆昌、荣昌两县盛产麻布。这种麻布是以苎麻纺织而成，布料细而薄，呈白色，俗称“细麻布”，因为它是做夏季长衫的专用布料，所以又称“夏布”。这种布料，在当年誉满全川，后来经过不断的工艺改进，美誉延续至今。那时，合川人要用这种布，就只能依靠商人从两县贩运回来。合川与隆昌、荣昌之间那时没有公路，只有一条崎岖山路可通行，麻布商人进货，要雇挑夫来搬运。

青年卢茂林有的是力气，他经过思考，毅然离开裁缝店去做了挑夫。干挑夫这活儿，需要翻山越岭、晓行夜宿，也相当辛苦，但只要肯下力，省吃俭用，总还能攒下几个小钱。

日久天长，他渐渐摸清了贩运麻布的路数，开始在这个行当里做起了小本经营。他发现：商人包装布匹用的粗麻布，运回合川的店铺后，一般就被当成了废品。他做买卖的第一步，就是想办法变废为宝，用很低的价钱收购这些无用的粗麻布，细致地洗一洗、熨一熨，再卖给那些买不起细麻布的贫苦人家。

这样得了一点点微利之后，手头的钱便又宽松了不少，他就在给人挑麻布时，自己也捎带从批发商那里买一点麻布，回来后卖给邻居，价钱比市面上要便宜得多。

薄利多销的策略，在卢茂林这里大获成功。久而久之，他不再做“棒棒军”（重庆流行俗语，意指挑夫）了，干脆做起了麻布小贩，自己进货，自己挑回来卖。

卢茂林的经营之道，是中国传统式的“童叟无欺”，讲究诚实、忠厚、公道。渐渐地，他在合川全县都有了知名度，街坊和乡亲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卢麻布”。

随着卢茂林的营生有了起色，卢家的境况也较上一代有了不小的改变，不过依然还在社会最底层苦苦挣扎，一家人只能住在租来的一处阴暗狭窄、残破不堪的房子里。

卢茂林有六个子女，其中五个是男孩，最小的一个是女孩。卢作孚排行第二，最初的名字叫卢魁先。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卢作孚从幼年时起，就养成了勤劳、孝顺的好品质。父亲常年在外做小生意，他小小年纪就分担了一部分家务，帮助母亲砍柴、担水、抹桌扫地、照管弟弟，是一个很懂得体贴父母的孩子。

穷人家的艰难生计，没有亲身的经历，是很难想象的。卢家日常的伙食十分素淡，只有当卢茂林从隆昌担麻布到家后，妻子才做一点稍有油荤的菜。年幼的卢作孚，很懂得体贴父亲的辛苦，每逢这时就躲到一边去，照旧是咸菜下饭，决不上桌跟父亲一起吃。

每当看见父亲因挑重担而起了厚茧的那副肩膀，幼年卢作孚就会悄悄流泪，暗自盼望赶快长大，能早些为父母分忧。

卢作孚自小就有极强的道德自律，他性格和善，与兄弟、邻里都能和睦相处，遇事宁肯亏自己，也不亏别人。同时，他还养成了极为节俭的习惯，从不向父母索取任何东西。卢作孚懂事以后，就有很强的求知欲，凡事总要刨根问底。看见别家的孩子提着书篮去上学，他不禁无限向往。

卢茂林看出了孩子的愿望，在心里不知盘算了多少回。他本人大字不识一个，也不会算数，在贩运麻布的时候，因为是文盲不知上过多少当。这个川中汉子知道一个朴素的道理：要想孩子们有出息，就一定要送他们去上学。

于是，在卢茂林的努力下，他的孩子终于有机会走进学堂。

初入学堂

卢作孚的求学路可以说是充满了艰辛，谁能想象这个当过教书先生，做过报纸主笔的船王居然只是小学毕业！

1899年，6岁的卢作孚进入私塾接受启蒙教育。带着对知识的渴望，卢作孚满怀激情地投入到了全新的学校生活。卢作孚所在的这家私塾是一所由宗族捐钱办的塾馆，专为本乡本族的贫寒子弟而设。这里的教育水准一般，主要目的无非是要让贫寒子弟认识一些常见字，算得了一些简单账目，能应付日常生活之需足矣。教书先生也没有想过要培养一位多么伟大的人物出来。因而所开设课程也是旧时最常见的内容，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读起，而后是《四书》、《五经》，最后训练做八股文。

对于很多孩子来说，这样的内容实在是枯燥无聊，从众多描写那个时期私塾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就能略知一二。不过卢作孚却是个例外，当其他孩子听得昏昏欲睡时，他却精神抖擞地听得津津有味。卢作孚的勤奋再加上其过人的资质，使得他只用了两年时间就把先生要教的课本全部学完了。这么好学且有天分的孩子，教书先生教了这么多年书，还是第一次遇到，他心里突然萌发了一个念头：或许他这学堂里也能出个人物吧？不过，当他了解了卢作孚的家境之后，不由得摇起来头，这样贫寒的家庭，哪里来的钱财供这孩子一直读书呢？可惜啊，可惜！一阵感叹过后，教书先生也就忘了这个命运已定的孩子。

不过，卢作孚的父亲却并没有轻易给自己的儿子下定论，当他看到儿子过人的读书天分时，心中甚是欣喜，他决定即使自己再辛苦，也要让自己的儿子有书读。于是，在1901年，他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了当地最有名的瑞山书院。当时的瑞山书院已经不再是按照传统方式授课，而是开始引入新式教育，实际上已具有了部分现代小学的雏形。在1904年，瑞山书院就改称瑞山小学了。

清末实行的新政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改革教育。中日甲午战争唤起了民族的觉醒，对“国民性”的关注和对“新国民”的呼唤已经成为战后一个时代主题，于是，肩负提高国民素质重任的“小学教育”成为了历史的选择，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所说：“晚清新政中，最富有积极意义而有极大社会影响的内容，首推教育改革”，而这种教育主要就是指小学教育。

在统治阶层，许多开明官绅也深刻意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纷纷推行教育改革：出钱办学校，聘请有新知识体系的教师，采用新式教学方法，教授全新的课程。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卢作孚有机会跳出封建传统教育的束缚，在全新的知识体系里初步认识这个社会和国家。

在瑞山小学，卢作孚受到了诸多现代科学启蒙，这其中，他对数学尤为热衷。对于许多在传统私塾读过书的学生来说，数学几乎就是个完全陌生的东西。数学抽象，又不能照书死背，如果不理解其规律，即使背下教材，也是无济于事，老师只需稍加改动，学生要面对的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在这些不曾学过数学的孩子看来，数学甚至比四书五经都要枯燥。但是，卢作孚却凭借勤奋与天赋，很快就在数学这门课程上出类拔萃。他在数学方面的天分远远超出同龄人，后来，他甚至以一个小学毕业生的身份去给中学生教授数学。

在瑞山小学读书期间，卢作孚的聪颖好学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各科成绩名列前茅，全校师生为之瞩目，甚至有老师特意对他进行单独辅导。在瑞山小学接受的现代教育为卢作孚辉煌的未来和成功的人生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正是在瑞山书院的学习经历让卢作孚对国家和民族有了初步的认识，国家和民族正在遭受的苦难深深刺激了卢作孚小小的心灵，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

辍学后发奋自学

成绩优异的卢作孚小学毕业后并没有去读中学，因为他当时的家境已经无力支付中学的学费。当时，有当地乡绅看到卢作孚的天资，愿意出资资助卢作孚继续读书，但是卢作孚的父亲并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施舍，他觉得哪怕再穷，都不能没有骨气。就这样，卢作孚此后再也没有机会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了。不过，辍学并不意味着不能继续学习，离开学校以后，卢作孚开始了艰难的自学过程。他自学的第一个目的地就是成都。

1908年，15岁的卢作孚满怀求知与报国的理想离开家乡合川，前往成都。由于家境贫寒，卢作孚无力支付前往成都的路费，他只能步行前往成都。这一路他经铜梁、大足、安岳，走上了蓉渝之间的驿道——东大路，一走就是十几天。对于一个年仅15岁的少年而言，连续10余天的徒步行走，其艰辛可想而知。为了换取一点生活费，他还带上一批当地的著名特产——合川桃片，准备到成都以后卖掉。

从合川到成都的这10余天旅程，可以说是卢作孚人生中的第036一次“见世面”。一个15岁的少年带着好奇心和求知欲踏上了这段崭新的路途。一路上，卢作孚见到诸多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不同的风景。但是在诸多“不同”中，他也见到了相似的东西——贫苦。他一路走来，随处可见的都是穷苦的人家，他们身上穿的都是破烂不堪的衣服，他们住的都是不遮雨不避风的草屋。而与这些贫苦人家不同的是各地的乡绅富豪，只见他们住在高墙大院，食衣无忧，好不自在。这些景象深深地印在他的心灵，让他不得不思考：为什么到处都是这样的贫苦？为什么乡绅富豪却又这样奢华？

带着种种困惑，卢作孚终于到达了成都。到达成都后卢作孚栖身何处？试想一个小小的少年来到这陌生的省府，举目无亲、无依无靠，他的生活该有多么艰难！不过，卢作孚并没有流落街头，轻而易举地，他就找到了落脚地——合川会馆。旧时的通都大邑，都有各地士绅出资设立的“会馆”，凡是本乡本土滞留于此的人，都可免费住宿。会馆的作用，起先是为了保护本土商人或移民的利益，后来演变为一种能量相当大的联络、维权与商会机构。这是得益于会馆这样的场所，卢作孚才不至于无处可去。

卢作孚到成都后，他就直奔合川会馆，会馆的管事对他的情况稍加了解后，很快就给他安排了住处。虽然住处甚是简陋，但是却无需流落街头，也省去了一笔住宿费用。这样的情况对于卢作孚这种既无亲友可以投奔，又无钱财打点的人而言，已经是最好的情况了。这样一来，卢作孚就可以省下钱来买更多的书了。

起初，卢作孚参加了一些收费低廉的补习学校，但是，在这些学校听过一些课程之后，他对课程的浅显极为不满，老师所教授的课程远不及他已经掌握的知识那么丰富和深奥。他当即决定全面自学。于是，卢作孚就在合川会馆里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始了系统自学。在合川会馆，每天来往的人员甚是复杂，但是这样嘈杂的环境并不能影响卢作孚刻苦自学的决心。他毅力坚定，不受环境干扰，把生活花销降到最低，节省的钱都拿来购买各种书籍。

他的自学能力实属惊人。在会馆闭门苦读几个月，便把当时在图书馆能看到的中文数学书籍全部读遍。他觉得还不满足，便决定进一步研修英文版的数学著作。为了能实现这个愿望，他又开始自学英文，然后再读英文版的数学书籍。前后不过半年时间，他不仅读完了一大批中英文数学书籍，还解出了大量的数学难题。

在成都滞留日久，家中有时也托人给他捎一点儿钱来。卢作孚心里非常不安，为了不给家中增添额外负担，他便开始勤工俭学，招收了一批中学补习生，收一点授课费，以解决生活的费用。刚从小学毕业一年半的卢作孚，就这样奇迹般地教起了中学生。那年，他才16岁！

这个奇特的经历，可以被视作是卢作孚从事教育工作的开端。他采取的是启发式的教学方法，教学态度非常认真。无论学生什么时候来找他，他都会立即放下自学的书籍，投入讲课。私人授课的实践，使他对自己的成长充满信心。这期间，他总结了自学和授课的经验，居然编写了专供中学生使用的教材《代数》、《三角》、《解析几何》、《应用数题新解》等，以“卢思”为笔名，在成都提学使署（教育与出版管理衙门）立案。只可惜，这批书稿，迟至1914年夏秋才交由重庆中西书局准备出版，后又因资金困难，仅有《应用数题新解》一书获出版发行。

攻下了数学的堡垒之后，卢作孚信心大增，又开始投注全力自学古文、历史、地理、物理和化学——这些知识，既然命运不能赐予，那么就要自己去争取。他还酷爱古典诗词，对许多名篇倒背如流，通晓作者的生平，熟知作品的写作年代、背景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他特别喜欢韩愈的文章，曾经花了三年时间，逐字逐句地研习《昌黎先生集》（即韩愈文集），对每一章每一节都做了批注。这些基本功的训练，打牢了他知识结构的基础。

不该失败的失败

1909年，卢作孚打算报考官办学校，进而再争取出国留学的机会。经过自学后，卢作孚先后考取了四川优级师范学校、陆军测绘学堂、军医学校、藏文学校。但发榜后，卢作孚思考再三，总觉得这些学校所学的专业有局限性，不能实现自己的远大志向，因而最后都放弃了。

1909年，他在报考四川陆军测绘学堂插班生的时候，报名者有700余人，可谓人才济济，有许多投考者还是其他学堂的在读生，卢作孚是考生当中年纪最小者。他原以为自己肯定会名落孙山的，却不料仅录取40名，就有他一个！

卢作孚对于留学满怀憧憬，到了民国初年的1912年，在几位归国留学生朋友的鼓励下，他又在成都报考了刚刚建立的清华学堂（后改名为清华学校，为留美预备学校），准备留学。

近代中国众多的知名人士都有留学的经历，他们胸怀救国救民的理想，远赴重洋学习先进的知识，学成后回归祖国，用自己的才学为国家作贡献。在留学的人员中，很多都是通过官费来实现留学的。

最早的官派留学生可以追溯到1870年，为了“洋务运动”的需要，两江总督曾国藩、直隶总督李鸿章联名上奏，请求选派学童去美国留学。经过短期筹备，从1872年到1875年，每年派遣30名学童（年龄规定为12岁至16岁，个别年仅10岁），四年共派出120名。这些学童原本计划在美学习15年，由小学、中学到大学，“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然而到1881年，在守旧派官僚“适异忘本”、“治其恶习”的攻击下，清政府决定裁撤留美生，下令留美学生全部撤回。归国留美学生只有詹天佑和欧阳庚完成学业，获得了学士学位。

派遣学生留美后不久，洋务派又向欧洲派遣留学生。1873年，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奏准选派船政学堂学生分赴英法学习造船、驾驶技术。在1877年、1881年、1886年、1897年，先后四次派出留英学生34名、留法学生49名（其中9名艺徒）、留德学生2名，共85名。这些留学生回国后，成为中国造船工业、海军建设等方面的重要骨干，著名人物有严复、刘步蟾、林泰曾、叶祖珪、萨镇冰、魏瀚、刘冠雄等。

此外，19世纪末期，清政府还派遣了少量的“使馆学生”。1890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准驻英法俄德美五国公使每届任期内可常留学生2名，共10名。1895年，又奏准派赴英法俄德留学生各4名，共16名，留学费用也由使馆拨给。

从1901年起，清政府开始大力提倡青年学生出国留学，并许诺留学归来分别赏予功名、授以官职。1905年清廷又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出国留学遂成为知识分子的一条出路。

卢作孚报考的是清华学堂，当时清华学堂的学制分为甲乙两等，甲等强化学习半年英语后，即可赴美就读；乙等则需在京读完四年大学课程，然后赴美进修。甲等学制的特点是入学门槛高，但成本很低，只需在京的半年费用，整个学业可以速成。乙等的特点是入学门槛低，学业循序渐进，但是四年的学费很可观，大约需要300多块银元。卢作孚受困于经济条件，根本不能设想报考乙等，只得报考甲等。他的国文、数学、史地考试均获高分，可惜因英语未及格而落选。

第二年，他改变了策略，经过充分准备，打算报考乙等。学费方面，他是这样考虑的：学堂有规定，如果第一年成绩全优，就可拿到后三年的全额奖学金。卢作孚对此信心十足，只要筹到第一年的学费，去读清华学堂就不是梦想。可是这一年，清华学堂在成都不设考场，考生要到北京去投考。于是他急忙徒步赶回家乡，筹集学费。在家人和亲友的帮助下，卢作孚好不容易凑足学费，兴冲冲地赶到重庆，准备搭船去武汉，再由武汉乘火车沿京汉铁路北上。

不料，当他抵达重庆朝天门码头时，却被告知，去汉口的客船“蜀通”轮已于当天早上拔锚开走了。那时重庆至汉口的客轮，一个月内仅有几班，误了这班船，就无法如期赶到北京。这一次的“误船”，使卢作孚的命运再次发生改变，否则，他很可能如愿进入清华学堂，最终成为一位科学家或外交家。他本人，对这次误期所得出的教训是：凡事要“决而即行”。一旦决定，就不应迟疑。自此，他彻底放弃了留学的打算。这个不该失败的失败，却为他提供了另一种生活的可能。

3　胸怀远大的理想

革命救国思想的萌发

从1910年开始，卢作孚进入了自学的重要阶段。

在当时，进步青年都热衷于接触革命启蒙思想。革命派与保皇派在思想领域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戊戌变法后，梁启超等维新派继续大力宣传维新变法思想。他们大量翻译介绍欧洲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时期的理论著作，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亚当·斯密的《原富》、约翰·穆勒的《自由原理》、斯宾塞的《群学肆言》以及《独立宣言》、《人权宣言》等重要论著和经典文献。

维新派主办的《清议报》和前期的《新民丛刊》成为宣传介绍西学和维新思想的主要阵地。因此，在20世纪初，维新变法思潮曾再度复兴。但是，随着时局的发展，康、梁等人保皇目的逐渐显露，维新派代表人物在思想上的日趋保守，戊戌维新思潮迅速衰落，被民主革命思想取而代之。

民主革命思潮通过革命派宣传家的大力宣传而得到迅速传播，涌现出了章太炎、邹容、陈天华三位著名的民主革命宣传家。章太炎发表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系统批判了康有为的保皇立宪主张，指出中国的出路只有革命：“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著作，也都以饱满的激情宣传反清革命，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众多热血青年受革命思潮的启蒙，深感革命的必要性。

受整个社会氛围的影响，卢作孚开始深入地研究国内外一切进步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理论，其中包括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等名著，以及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学说。

卢作孚还研究了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状况，特别是它们的历史发展情况；同时也研究了中国历代的政治演变及社会结构状况，特别是近代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情况。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学说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认为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是推翻封建王朝、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思想武器。

对革命思想有了足够的接触以后，卢作孚开始以此为依据，系统阐述革命理想。他针对当前社会现状，深入思考各种社会问题，将所感所悟写成文章，发表到成都当地的报刊上。

对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卢作孚理解极为深刻。他极为赞同“民有、民治、民享”的社会理想，认为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是推翻腐朽王朝、反抗列强侵略的唯一路径。他完全清楚孙中山先生思想的核心价值所在，他说：“孙中山先生提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是为全中国人建设一种公共理想。”

他清醒地看到，在“始终拥护着一个人”的君主制度下，人们缺乏公共理想，所谓的“为国为民”只是一句空话，“虽然有些人在那里做一时的、表面的敷衍，亦不过因以各其利自己”。大家想的不过是“如何发财，如何升官，如何扩充自己的地盘，如何装点自己的门面”，而在走向共和以后，一个根本的区别，就是“要把大家的理想，从个人身上移到公众身上。要一心一意为公众打主意，不要再为个人打主意。”

卢作孚后来把自己创办的企业命名为“民生公司”，又把公司的第一艘轮船命名为“民生号”，都可以看出他对实现孙中山思想的执着。他显然领悟到了：民族自立、民权伸张，其目的都是为了民生。

在他读过的书籍里，当属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对他的影响最大。这是一部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译著，是唤醒了千万青年的警世钟！《天演论》在天津《国闻报》首次公开发表时，正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译者严复的用心，就是要借此唤起民智，雪耻图强。维新派领袖康有为见此译稿后，发出“眼中未见有此等人”的赞叹，称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天演论》原著的作者赫胥黎是英国著名博物学家，是达尔文进化论最杰出的代表。他自称为“达尔文的斗犬”。赫胥黎发表过150多篇科学论文，内容涉及动物学、古生物学、地质学、人类学和植物学等多方面知识。1893年，68岁高龄的他应友人邀请，在牛津大学举办了一次有关演化的讲演，主要讲述了宇宙过程中的自然力量与伦理过程中的人为力量相互激扬、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根本问题。这份讲稿经过整理，即为《天演论》。

赫胥黎的《天演论》认为，自然界的生物不是万古不变，而是不断进化的；进化的原因在于“物竞天择”，“物竞”就是生存竞争，“天择”就是自然选择；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人类，不过人类文明越发展，适于生存的人们就越是那些伦理上最优秀的人。

严复译述《天演论》时，不是纯粹直译，而是有评论，有发挥。他将《天演论》导论分为18篇，正文分为17篇，分别冠以篇名，并对其中28篇加了按语。他在阐述进化论的同时，联系中国的实际，向人们提出不振作自强就会亡国灭种的警告。《天演论》提醒人们亡国灭种的威胁，但又不是无所作为的悲观主义，它启示人们：中国目前虽弱，但仍有挽救的办法，这就是强力竞争，通过努力，改变目前弱者的地位，变为强者。

正是在这一系列先进思想的指导下，青年卢作孚的革命思想萌发出来，在他立志为社会奋斗之后不久，就投入到了疾风骤雨般的实践之中。

革命党

辛亥革命前，革命党曾在国内多处组织起义，试图推翻清政府。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兴中会组织的广州起义和惠州起义，光复会组织的安庆、绍兴两地同时举行的起义，同盟会组织的黄花岗起义。

广州起义与惠州起义是两次有关联的武装起义，而广州起义是辛亥革命时期最早的反清武装起义。孙中山乘中日甲午战争之机，派会员募捐，用捐款购买枪支弹药并在汕头、香港等地招兵，希望一举夺取广东。半年时间，联络了会党和广州驻军数千人，定于1895年9月9日举行起义。但8日即泄密，海关缴获手枪600余支，70多人被捕，领导人之一陆皓东牺牲，孙中山流亡国外。他继续发展会员，建立分会，并积极筹备惠州起义。

1900年闰8月15日惠州起义在广东惠州三洲田爆发。直接领导这次起义的是郑士良。他们攻打新安县沙湾，首战告捷。然后东进，势如破竹，胜于佛子坳，擒获清管带杜凤梧，夺洋枪700支。攻永湖，击败清军5000人，获洋枪五、六百支。沿路投奔革命队伍55000余人。队伍进军到梅林时，孙中山自香港来电，说外援没有希望。日本帝国主义支持清政府，破坏了孙中山的接济计划。起义队伍弹尽粮绝而溃散，郑士良走避香港，第二年病逝。

1907年光复会成员在安庆和绍兴密谋举行两次起义。安庆起义是徐锡麟在巡警学堂发动的，杀了安徽巡抚，但最后失败。绍兴起义是秋瑾预定同时在绍兴大通学校举行，然而尚未举行就不幸被捕。

徐锡麟（1873-1907），字伯荪，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年少即摒弃科举进入学堂，游学德国、日本。比较中外政治，深深感到满清政治的腐败，需要革命。

徐锡麟回国后捐了个道员，候补安徽。他到安徽后创办了巡警学堂，与革命党人经常通信，从大通等处潜运军火，准备武装起义。

潜运军火之事为安徽巡抚恩铭察觉，革命党人之一叶某在上海被捕，供出了徐锡麟并说他是首领。叶某提到徐锡麟时是报他的别名。恩铭要当时已当上警察长的徐锡麟协商侦探。徐锡麟怕事情暴露，决定先发制人。他打算先杀恩铭，再杀安徽满人官员。事定后直下南京，再商定大计。

徐锡麟与秋瑾约定于光绪1907年5月26日同时起义，伺机之后进攻南京，占领江苏、安徽和浙江。后来改期为6月10日。再后来因为浙江会党有暴露迹象，引起清廷警觉，于是徐、秋二人再次约定于5月26日同时起义。

5月26日这一天上午八点，恩铭与藩司冯煦、臬司联裕到会，徐锡麟即从靴筒内拔出六响快枪两支，一手一支，轮流向恩铭射击，恩铭身中7枪，抢救无效死去。徐锡麟宣布起义，带领学生占领军械所。后徐锡麟被捕，视死如归，被剖腹剜心，不屈而死。

徐锡麟的死讯，秋瑾6月1日才在报上看到。浙江金华、兰溪几处光复军在五月中下旬或起事失败，或因他故遭受破坏，秋瑾为之寝食不安。秋瑾的活动，清政府已闻知。6月4日，清兵包围大通学堂。学生要她从后门逃走，她却要学生先走，她独处室内，自闻知徐锡麟死讯后，义不独生。

秋瑾被捕后，始终“坚不招供”。她义正词严地回答审问她的人：“革命党之事，不必多问。”最后她挥笔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大字，表达她对恶魔般的清王朝的愤慨和对她的革命事业夭折的痛心。她在绝笔书中写道：“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表达了她对革命的忠诚和对事业的必胜信念。六月初六，秋瑾就义于绍兴轩亭口，年仅33岁。

1910年正月，同盟会员倪焕典在广州率3000新军发动起义。起义失败，倪焕典牺牲。一些革命党人灰心丧气，企图通过暗杀来夺取胜利。针对这种情况，孙中山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开会，鼓舞斗志，并决定在广州再发动一次大规模起义。为了保证成功，孙中山先生亲自到华侨中募捐，购买武器，黄兴、赵声在香港组织统筹部和800人敢死队，许多队员写了绝命书，表示必死的决心。林觉民就是写了绝命书的一位。

黄兴在广州建立了30多个秘密机关。由于叛徒出卖，一些机关遭受破坏。由于走漏风声，总督张鸣岐、提督李准为防革命党人和受革命思想影响的新军发难，不给新军提供军械。同时，从香港过来的敢死队也只是一部分。原来的部署被打乱，参加起义的人数与原计划相比大减。原计划十路进兵，现只好改为四路进兵，黄兴集中力量攻打张鸣岐总督衙门。

起义军直捣总督衙门，张鸣岐已凿墙逃走。起义部队烧毁总督衙门门房后，分三路迎接事先已联系好的新军、防营和民军。黄兴率领的一部行至双门底时，遇到前来响应的温带雄率领的防营数百名。由于温部未按原来约定的臂缠白布为记，黄部以为是敌人，双方互射，造成大批革命士兵伤亡。温带雄被打死。黄兴3指伤折，逃至香港。

起义军在途中又遭清军截击，双方展开巷战。由于参加起义的人太少，终于失败。牺牲86人，其中不少是爱国华侨，有的则被捕后就义。广州人民冒着生命危险，收殓骸骨72具，合葬黄花岗。孙中山称这次失败为“吾党第十次之失败”，但“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

革命党的这一系列起义令清廷极为愤怒，清政府对革命党恨之入骨，在镇压起义的同时，还不择手段地抓捕杀害同盟会成员，宁可错杀，也不使其漏网。在这样的氛围下，与革命党有过接触的人，都有可能被杀头。但是，即便形势如此紧张危险，卢作孚依然选择加入同盟会，成为革命党。

当时，随着卢作孚在成都当地报纸上发表的关于革命的文章逐渐增多，革命党人开始注意到这个不属于革命党的革命者。他们利用各种方法，要找到这个革命者。

这天，卢作孚正在他在成都的住处阅读书籍。这时一阵轻微的敲门声打断了他，听这敲门声，敲门的肯定不是会馆里的人。会馆里的人敲门往往是又急又快，而门外敲门的人却是很小心谨慎地敲了几下就停下了，生怕惊动了屋里的人似的。

卢作孚起身开门，门刚打开一条缝，门外的人就迫不及待地推开门，忽地一下子闪进屋里，紧接着又赶紧把门关好。对方完成这一切之后，卢作孚尚未看清对方的面貌。带着一脸困惑，卢作孚紧紧盯着来人。这时，卢作孚才看清楚对方，来人是大自己十岁开外的青年，一脸的警惕和小心，腰间似乎还带着武器。

尽管只有17岁，但是卢作孚并不惧怕对方的怪异举动，他紧盯着对方问道：“阁下何人，到此有何贵干？”

来人看了一眼卢作孚，然后又扫向屋内，说道：“小兄弟别怕，在下不是歹人，事出有因，还请见谅。你这屋里没有其他人了吧？”

卢作孚道：“这里是我一个人住的地方，从不曾有过他人。阁下莫不是找错了地方？”“不会错呀，明明是这个地方，怎么是个娃娃的住所呢？”来人不再理会卢作孚，自言自语道。“我问你，你是刚搬来这里住吗？”“我在这里住了有些日子了。你到底是谁，来做什么？”卢作孚不容质疑地质问道。“我是谁不能告诉你，我来这里找一个人，他写了许多的文章。”来人边说边拿出厚厚一叠剪辑过的报纸给卢作孚看。

卢作孚一眼就看出了这些文章都是出自他手，这是他写的关于革命问题的文章，成都的许多报纸都刊登过。接着，卢作孚说道：“这些都是我写的文章，你要找的人就是我。”“什么，是你？”对方听到卢作孚的回复后，甚感惊讶。他手上这些阐述革命的文章，看文笔作者至少也要30岁，眼前这个一脸稚气的小娃娃居然说这是他写的，无论如何他一时间也难以接受。“是的，这些正是鄙人的拙作。请问阁下是否要指教一二？”卢作孚问道。“哪里哪里。这位小兄弟，此事事关重大，可不是玩笑。”再次听到卢作孚肯定的答复，来人心中还是极为困惑。“你我素不相识，何来玩笑？”卢作孚正色道。“当真不是玩笑？”来人再次确认卢作孚的身份。“确实不是玩笑。”卢作孚肯定地回答。“那好，实不相瞒，我是革命党。”来人终于不再隐瞒。“革命党？”听到对方的答复后，卢作孚一阵激动。一直以来他对革命都充满了期待，之前也曾试图联系革命党，只可惜革命党处处受到清廷的打压，无法公开活动，时时处于暗处，普通百姓很难找到他们。现在革命党居然主动来找他，这让他很是意外。“你说你是革命党，如何证明？”卢作孚虽说年少，但是却也谨慎，不会对方说什么就信什么。

来人并没有回答他，而是摘下了头上的帽子，他的辫子居然是粘在帽子上而不是头上！他的辫子已经剪掉了。

看到这一幕，卢作孚不再怀疑。这人连辫子都剪掉了，不是革命党又是什么人？当今除了革命党，还有哪个敢剪掉自己的辫子？

相互确认彼此的身份之后，两人当即就革命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卢作孚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念理解得极为深刻，他认识到革命不仅仅是赶走皇帝，更重要的是切实地实行“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民族主义不仅要反对国内民族间的压迫，更要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压迫；民权主义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要让国成为民的国；民生主义则要让劳苦大众摆脱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境况，让中国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

经过深入的交谈，卢作孚不仅对革命理论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也开始成为一个革命的实践者。他在17岁这一年，加入了同盟会，用实际行动实践自己的革命救国理想。

经历辛亥革命

就在卢作孚加入同盟会的第二年，四川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

甲午战争之后，国人民智渐开，“要想富，先修路”，国人也渐渐明白铁路有很多的好处，而清廷则看到了铁路在国防上的战略意义。随后，在政策的引导下，国内便掀起了建设铁路的高潮。20世纪初，四川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铁路主权，由四川省留日学生首倡，经四川总督锡良奏请，1904年（光绪三十年）在成都设立“川汉铁路公司”。第二年改为官商合办，1907年改为商办有限公司，采取“田亩加赋”，抽收“租股”为主的集股方式，自办川汉铁路。

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政策规定1911年前所有集股商办的干线，必须由国家收回。随后清政府强收川汉、粤汉铁路为“国有”，旋与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订立借款合同，总额为600万英镑，公开出卖川汉、粤汉铁路修筑权。此举激起湘、鄂、粤、川人民的反对，保路风潮随之兴起，尤以四川最为激烈。

清廷劫夺商办铁路的“上谕”传到成都时，身居四川要职的立宪派绅商立即写文章、发通电、开会演说，指责铁路国有政策未经咨政院议决，违背法律程序，痛陈取消商办铁路是“务国有之虚名，坐引狼入室之实祸”，强烈要求清政府“俯顺民情”，收回成命，维持商办原案。还恳请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代奏，乞求清政府暂缓接收川汉铁路，并用现金如数退还川路股款。清政府对四川绅商的要求置若罔闻，声称对川汉铁路公司已用之款和现存之款一律换发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还现款，如川人定要筹还现款，朝廷必借外债，并以川省财政收入作抵押。6月13日，清政府与四国银行团签订的“借款合同”寄达成都，清政府夺路、夺款、卖路、卖国的原形毕露。

6月17日，由立宪派绅商发起，由成都岳府街铁路公司召开保路同志会成立大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号召全川人民拼死“破约保路”。8月5日，在成都召开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斗争日趋激烈，逐渐冲破立宪派“文明争路”的束缚。8月24日，成都开始罢市罢课，声势波及全川。

随着四川保路运动的发展，清廷开始大肆逮捕运动领导人，并不断杀害革命群众。然后，血腥的屠杀不可能遏止人民的反抗，血案发生后，各地群众组织的保路同志军便纷纷揭竿而起，猛扑成都。保路风潮遂由“同志会”的文明争路演变成全川同志军的武装大起义。

清政府获知四川各地同志军起义的消息后，吓得手忙脚乱，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先后调派端方从湖北带新军日夜兼程入川（端方带兵到四川资州时被新军斩首），还从湖南、广东、陕西、甘肃、贵州、云南等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但是，湖北新军被调入川，却造成了武汉空虚，给武汉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随后全国各地相继爆发革命，到1912年2月，仅四个月的时间，清帝便宣布退位，统治了中国268年的清朝正式宣告灭亡，中国2000年来的帝制也宣告灭亡。

辛亥革命在四川可谓是轰轰烈烈。四川的辛亥革命经历了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到保路运动群众风潮，再到武装起义推倒清王朝在四川的政权，这样一个艰苦的斗争过程。

在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过程中，四川籍的邹容、陈天华、吴玉章等革命前辈发挥了积极作用，同盟会给予了及时的指导，同盟会还在领导和宣传等方面开展了很多实际工作；在保路运动群众风潮过程中，“商办川省川汉铁路有限公司”、“保路同志会”、“四川同盟会”、“保路同志军”等有着上下交叉和重叠关系的组织机构，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与领导作用。在推倒清王朝在四川的政权过程中，“重庆同盟会”和“同盟会四川支部”及其领导的有着进步思想的新军将领，直接高举着推翻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建立具有立宪思想的四川军政府的旗帜。

整个四川辛亥革命的历程受到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的直接领导，但在不同时期，又体现出不同的策略和方法，有着名称不尽相同的领导机构，但在实际上，却扎扎实实地进行着一场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四川历史上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

革命打倒了皇帝，取得了胜利的革命党则开始论功行赏。卢作孚身为革命党且颇有才气，年纪又轻，在革命中不畏艰险，积极奔走，他的作为自然被革命党所认可。据说，当时18岁的卢作孚被任命为川东奉节的“夔关监督”，年俸4万两银。

在旧官场中，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肥缺。奉节又名夔府，位于长江上游三峡入口处，为出入川的咽喉要道，过往船只都要向这里的税关缴纳税金。夔关监督不仅俸禄高，而且“灰色收入”也是丰厚无比。但卢作孚与辛亥时期很多道德高洁的革命者一样，不为高官厚禄所动，谢绝了这一任命。他认为：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分肥”，而是为了救国。

与卢作孚不同的是，当革命的风暴席卷神州大地时，许多封建官僚却摇身一变，化身革命党，不仅免遭革命，还保住了自己的官位。这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袁世凯。

辛亥革命爆发前，袁世凯被清廷革职，赋闲在家。武昌起义爆发，清军前往镇压，然而，革命军士气高涨，越战越勇，清军指挥不当，无力招架。不得已之下，清廷只能请袁世凯再度出山。重新掌权后的袁世凯带兵镇压武昌起义。此时，各地的革命形势日渐高涨，清廷被灭亡已是指日可待之事，袁世凯清楚清廷时日不多，要想保住自己的地位，只能顺应革命。于是，他摇身一变，成了结束封建帝制的功臣。他因为逼清帝退位有功，成了中华民国第一位正式大总统。

袁世凯的成功转型不得不说是极有代表性的，在当时，对于众多封建官僚而言，不论是革命党当政，还是皇帝掌权，只要能保住自己的官位，就没有什么区别，无非是换个统治者而已。正是带着这样的目的，一大批封建官僚自诩为革命党，革命后论功行赏，继续以官老爷的威风横行霸道。

这样的革命注定了是要失败的。很快，卢作孚这些真正的革命党就遭到了杀戮，窃取了革命果实的封建官僚容不得这些革命党继续宣传革命，各地再次掌权的封建官僚开始大肆捕杀曾经的革命党人。

革命失败

辛亥革命之后，卢作孚继续留在成都，主要是给一所补习学校当老师。但是，亲身参与革命的卢作孚明白，革命根本就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还有很多东西必须继续。在成都期间，他一边教学，一边继续给成都当地的各大报刊投稿，主要阐述关于革命的方方面面，阐述民族和民主思想，唤起民众的民族和民主意识。

目睹了革命中的暴力与血腥后，卢作孚深感革命的代价太过高昂，并且，这样的革命收效甚微。他开始思考，是否还有别的方法，可以用最小的代价来实现强国富民的目标呢？然而，不等他继续思考，反革命的屠刀再一次挥起。

袁世凯窃国以后，开始以民国的名义清算各地的革命党。被反革命势力杀害的最重要的革命派人物就是宋教仁。

宋教仁（1881——1913），6岁进入私塾读书，17岁升入湖南桃源漳江书院。1902年，他考入武昌普通中学堂。翌年入学，在校期间，由吴禄贞等人组织的革命团体在武昌花园山的聚会吸引了他，此后他常与同学议论时政，并走上了反清之路。是年8月，黄兴到武昌，两人相识并从此成为挚友。不久，黄兴因激烈的反清言论，被驱逐出武昌，回到长沙。随后，宋教仁也回到湖南，为成立革命团体到长沙、常德一带开展联络工作。1904年2月，宣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华兴会在长沙成立，黄兴任会长，宋教仁任副会长。同年12月13日，宋教仁抵达日本，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成为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1910年底，宋教仁从日本返抵上海，任《民立报》主笔，以“渔父”为笔名撰写大量宣传革命的文章。1911年7月，宋教仁与谭人凤、陈其美等在上海组建同盟会中部总会，邀请或派人来往于上海、长江中下游各地，促进革命势力的发展。

1913年中华民国国会大选，国民党大获全胜，宋教仁准备按056照欧洲“内阁制”惯例，以党首身份组阁。就在同年3月20日22时45分，宋教仁被杀手刺杀于上海火车站，凶手开枪后逃逸。当时在火车站送行的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将宋教仁送往沪宁铁路医院急救。手术后，情况没有好转，大小便出血严重；21日下午，宋教仁再次被送进手术室，延至22日凌晨4时48分不治身亡，年仅32岁。

1913年，四川督军胡文澜也开始在全川搜捕和屠杀革命党人，一时间四川各地的革命党人人自危，纷纷避祸。卢作孚在补习学校的同事们为他担心，都劝他速离成都避祸。卢作孚镇静自若，一面坚持教学，一面密切注视事态发展。一天，成都街头的士兵人数骤增，街面上杀气腾腾，师生们大惊，纷纷跑来劝卢作孚赶快离开。卢作孚这才迅速撤离学校，躲避了起来。果然，从这天起，成都开始了全城大搜捕。卢作孚知道来者不善，只得潜出成都，打算返回家乡合川暂避。

卢作孚逃出成都以后，就直奔合川。这天，卢作孚来到大足县的龙水镇。他沿途走来不时看到路途上设置的关卡，凡是过往行人都要接受盘查，一旦有革命党嫌疑，当即逮捕，如有反抗格杀勿论。一路上卢作孚巧妙应对，总算在天黑前赶到了镇上。

当晚，卢作孚找到了一家再普通不过的客栈住了下来。客栈的房间并不是单人单间，而是要和旁人同住一间，一间房两张小床，两个素不相识的路人就这样住下了。

由于当时风声正紧，陌生人之间往往少有言语，两人虽然同舍而眠，却也只是简单的客气几句，就睡下了。然而卢作孚尚未睡熟，就听到门外一阵的喧闹，紧接着他的房门被强行砸开，一帮持枪荷弹的官兵冲进屋内，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屋里毫不知情的两个人。“报告队长，这里有两个革命党！”一个士兵对屋外喊道。“把革命党都抓起来，不能让一个革命党跑了！现在都民国了，革命党革什么命？还要革民国的命吗？”说着，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走进屋里。之前已有士兵上前把卢作孚和他的同屋五花大绑起来。

卢作孚心里明白，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眼下不能跟这些当兵的硬来，得顺着他们，否则他们随时可能开枪杀人。为革命而死是光荣的，但是，不明不白地死在这些官兵手里甚是可惜。看到官兵来捆绑自己，他也不做反抗，乖乖地让他们绑，只是柔声说道：“各位长官，我只是个穷学生，家在合川，因为家中有事要赶回家，没做过什么不法的勾当。”“你老老实实地呆着，你是不是好人，审问过了才知道。”卢作孚的顺从让他们少了些火气，只是把他绑起来推了出去。但是与卢作孚同屋住宿的那个人表现就不同了。看到官兵来抓人，他甚是慌张，居然想要跳窗逃走。官兵看他要逃，直接冲过去把他摁倒在地上，又用枪托在他脑袋上狠狠地砸了几下，这人当即就失去了知觉。官兵不由分说，把他也捆绑起来，拉到屋外。

带头的军官听完士兵汇报，说这人要跳窗逃跑，当即大为恼火，宣布道：“此人乃革命党的死硬分子，想要颠覆我民国政府，被我们发现了还要逃跑，当真是罪大恶极，对于此等分子一律枪决！”说完，就让士兵把那个被打晕的人扔到地上，然后掏出随身佩戴的短枪，对着那人的脑袋“砰”的一枪，瞬间鲜血满地。

看到这一幕，卢作孚心中甚是恼怒，不经审问就直接枪决，这是什么“民国”！可是，愤怒归愤怒，眼下他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只得强忍着自己的愤怒。

当晚，官兵就押解着卢作孚回到县城的监狱里，由于天色已晚，辛苦了一夜的官兵也无暇审讯卢作孚，把他关在牢里后就不再理会。卢作孚虽然遭了牢狱之灾，不过暂时还不曾吃到皮肉之苦，甚是庆幸。

这一夜，身陷囹圄的卢作孚心中可谓是百味杂陈，一场宣称要实现民权的革命居然会是这样的结局。官府依旧在不分青红皂白地杀人抓人，百姓依旧浑浑噩噩茫然无知地生活，除了不再对皇帝三跪九叩之外，其他一切照旧。皇帝是被打倒了，但是人们心中的皇帝却仍然活着，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依旧只是白纸上的黑字。

所谓革命，绝不是单单赶走一个皇帝这么简单，必须要让人们知道革命的真正目的。苦思一夜，卢作孚暗暗有了打算。

第二天，卢作孚被带到公堂上审讯。主审官坐在正中，两侧则是一众陪审。这些陪审都是当地有名望的人物，其中不乏一些读过诗书良心未泯的人。这些陪审对于案件的判定，起着重要作用，如果他们都认定一个人有罪，那么即使没有人证物证，也能给一个人定罪；反之，如果他们觉得犯人有可宽恕之处，主审官也会依据他们的意见减轻处罚。

在公堂上，卢作孚强忍住满腔悲愤，据理力争，有条有理，谈吐不凡，举止得当，其才学让不少陪审暗暗赞扬。期间卢作孚一再表明自己只是个穷学生，返乡途中路过该地，被官兵误认为是革命党给抓了起来。

不少陪审看到卢作孚的胆识才学甚是爱惜，同时看他确实像个学生，就提议将他释放。主审官看到不少陪审都建议释放卢作孚，自然也就不好继续审讯，只得下令放人。就这样，卢作孚躲过这样一场无妄之灾。

离开公堂之后，卢作孚又换了一家客栈暂住。客栈老板心地善良，这些日子里看到不少读书人模样的人被抓进牢房，甚至当场枪毙，心里甚是怜惜，暗中给住宿在他客栈的人提供了不少帮助。这天卢作孚一进客栈，老板看见他一身书生气，就一阵紧张，赶紧上前招呼，把他安排到客房，以免时间一长又给官兵看见来抓人。

客栈老板询问卢作孚的身份，卢作孚回答是个学生。老板就告诉他，现在读书人处境很危险，官兵随时可能来抓人。为了卢作孚的安全着想，老板建议卢作孚第二天不等天亮就走，到时他自会来给卢作孚开门。卢作孚听完老板的建议，甚是感激——世道虽说艰险，总还是有好心人。

次日早上天不亮，客栈老板果然开门送卢作孚离开。临别时，老板又告诉卢作孚，昨晚投宿到他店里的客商说，合川也在抓人，他让卢作孚千万不要回合川，建议卢作孚去重庆暂避，也许那里的风声不是太紧。

卢作孚接受了客栈老板的建议，转道去重庆。然而，重庆也不太平，抓人的官兵也是随处可见。最后，有友人推荐卢作孚到川南的江安县县立中学任数学教师，卢作孚接受了朋友的推荐，到了江安县县立中学，作为避祸的权宜之计。

逃过杀身之祸后，身心俱疲的卢作孚身体极度虚弱，大病了一场，几乎丧命。幸得一位老中医为他悉心诊疗，才渐渐恢复。而就是待在江安县县立中学的这一年，卢作孚开始系统研究教学的方法。

4　投身社会的选择

初为人师

卢作孚开始从事教育的时期，正是民国初期教育改革的时期。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于1912年1月9日将清朝的学部更名为教育部，统管全国教育工作，蔡元培被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任命为第一任教育总长。当时的教育部，下设三司一厅，即专门司、普通司、社会司和总务厅。各司设司长，总务厅设厅长，负责各方面的工作。地方上，教育行政并未统一，各省或为都督府的教育科，或为省公署的教育司总理全省教育事务，各县则仍沿用“劝学所”制，并于每县设“视学”1～3人，视察全县教育。

为了尽快改革旧式教育制度，革新教育内容，促使各级学校走向正规化，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于1912年1月19日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对清末的教育进行修正。其内容包括：从前各种学堂，均改为学校，监督、堂长应一律改称校长；小学废止读经；各种教科书需符合共和国国民宗旨，清学部颁布的教科书一律禁用；高等小学以上之体操课，应注重兵式；除高等师范一种外，允许私人举办各级各类学校；废止学校出身奖励制度；提倡社会教育等等。与此同时，教育部还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规定了小学、中学、师范学校的课程设置及时数。小学设置修身、国文、地理、算术、体操等科目，高等小学则在此基础上增设外语、图画、手工、裁缝等课程，中学、师范学校在此基础上增设理化、音乐、家政等课程。

1912年4月，临时政府迁到北京后，在教育界进步力量的支持下，蔡元培继续对教育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7月，蔡元培主持召开临时教育会议，讨论通过了新的教育宗旨，并于9月2日颁布施行。新教育宗旨明确规定“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新的教育宗旨，很明显是在蔡元培的五种教育基础上提出的。所谓的“道德教育”，就是培养学生树立起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观念；所谓“实利教育”，就是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知识技能教育，不仅要学习科学理论，而且要注重生产实践的教育；所谓“军国民教育”，就是后来的军事体育教育，以培养青年学生的健康体魄，有利于保家卫国；所谓“美感教育”，就是美术、音乐等艺术课程教育，以此提高学生们的思想境界。

在民国元年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的推动下，民国初期的教育一度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气象。民国教育部成立后，首先宣布废除清末学部颁布的教科书，要求新编的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出版机构在很短的时间内，编辑出版了一些内容精简、文字浅显的教科书，如新中华教科书、实用教科书、新式教科书等。这些新式教科书的出版，对宣传民主思想，传播科学知识，推动教学改革起到了积极作用。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卢作孚开始了他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工作。在江安县县立中学的这一年，卢作孚开始系统地研究教学方法，经过他的刻苦钻研，他找到了一套有效的教学方法，“就是教学生如何去思想，并且如何把思想活用到数学上去”。

卢作孚的教学方法所秉承的乃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原则。在卢作孚的课堂上，他所教授的往往不是某一道题目如何解答，而是一整套成体系的方法，而这些方法正是他在自学时期总结出来的。掌握了这些方法之后，学生不仅仅能够应对各种题目，更能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自主进行学习。

不过，这些方法虽然有诸多益处，却不是轻易就能掌握的，很多学生一开始根本就不知道他们的卢老师究竟是在做什么，这样的教育方法他们以前哪里经历过呢？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生们开始逐渐明白了卢作孚的良苦用心，也都尝到了这种新方法的甜头。

当掌握了这种新的学习方法之后，他们甚至开始抛开学校安排的教学进度，主动学习更高一级的课程而且效果极为显著。有时候一些自学了高年级课程的学生会主动找到高年级的学生“挑战”，结果高年级的学生居然解不出一个低年级学生拿出的题目，这令那些高年级学生“或瞠目不能答”。

卢作孚说：“要做到这个地步，并不困难，只要告诉学生五个秘诀：（1）看清楚；（2）听清楚；（3）想清楚；（4）说清楚；（5）写清楚。这样，使数学上的一字一句，都弄得十分明了，十分透彻，不许有丝毫模糊，将来应用于做事，也能如此，自然是事半功倍。”

在江安县县立中学当数学老师的日子应该是卢作孚一生中最安宁的日子。这一年他远离纷争与喧嚣，专心于教书育人传业授道，着实是一个优秀的教师。然而，他并没有因为安逸的生活而淡忘国家和民族的不幸。

这一年，国内大大小小的军阀为了各自的利益纷争不断，神州大地，战火不绝。1913年7月，在孙中山的号召下，被袁世凯免职的江西都督李烈钧，从上海回到江西，在湖口召集旧部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正式宣布江西独立，并发表电告讨袁。7月15日，黄兴抵达南京，组织讨袁，宣布江苏独立。推举江苏都督程德全为南军司令，但程德全弃职，逃遁上海。随后安徽柏文蔚、上海陈其美、湖南谭延闬、福建许崇智和孙道仁、四川熊克武亦宣布独立。随即又一场战争爆发。最终，在北洋军的进攻下，各地反袁运动相继失败。

在各地的讨袁军相继失败后，袁世凯指“黄兴、陈其美、钮永建、何海鸣、岑春煊”五人为这次战乱的一等犯，其余如“孙中山、张继、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陈炯明”等人也都在通缉之列。在此之前或之后，孙中山、黄兴、李烈钧、柏文蔚、陈其美、居正等人也都先后亡命日本，重新开始了他们的流亡生涯。

政局的动荡进一步加剧了普通百姓生活的艰辛，众多贫苦百姓因为战争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战火所到之地无不化为一片焦土。发动战争的众多将军取胜的继续作威作福，战败的也可一走了之，唯有那些贫苦不堪的百姓，遭受着别人带来的痛苦。

这些不幸与灾难让卢作孚常常寝食难安，为什么革命之后形势反而逆转？百祸之端清政府垮台了，为何换来的只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革命的成果是如何丧失的？革命的出路何在？中国的希望何在？这些问题，苦苦缠绕着他。每天，他都要仔细阅读在江安能弄到的所有报刊，了解全川和全国的大势，渴望从中找到时局变化的转机。但是，茫茫九州，到处是愁云惨雾。他看不到一线曙光。

后来他得知，有许多侥幸逃脱的革命党人，都纷纷去了上海，便也萌生了去上海的念头。上海是个国际大都会，经济发达，信息灵通，他相信，在那里他能够学到新的知识，能够找到新的救国办法。1914年夏，他辞去江安中学的教职，回合川辞别了父母，然后从重庆乘坐“蜀通轮”东下。

川江如练，三峡如削，一路极目都是大好河山。这是他第一次乘船在长江上航行，也是他第一次踏上出川之路。此一去，便注定了：他的人生舞台再不会仅仅局限在巴山蜀水。

他要走向的，是大上海，是全中国，是浩瀚的海洋！

闯上海

20世纪前期的上海，环境极其复杂，各国租界形成了“国中之国”，虽然极大地破坏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但是在一定程度上，租界也成了中国人了解西方文明的一个窗口。众多的外国租界，也让上海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

上海租界，从1845年11月设立开始，至1943年8月结束，历时近百年。中国的领土在西方人的控制下按照西方的制度运行，经济的发展有了充足的保证，一时间，租界异常繁荣。

以金融领域为例，上海在开埠的80多年的时间里，从确立到发展到繁荣，一路走来，风光无限。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金融市场门类齐全，它不仅有被称为货币市场的同业拆借市场和贴现市场，属于资本主义市场性质的证券市场，还有内外汇市场以及黄金市场等。繁荣的金融业使上海成为“东方的纽约”。当时上海的银行主要集中在外滩、江西路、九江路、汉口路等繁华的大街，而江西路由于集中了中国的大部分银行而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

繁荣的经济，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也使得上海成了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在辛亥革命之前，许多革命党人纷纷借助上海的特殊环境从事反清革命活动。这当中以“《苏报》案”最有影响力。《苏报》原是一家以日侨出面开办的报纸，1896年6月26日创刊于上海。主办人胡璋以其日籍妻子生驹悦的名义注册，报刊内容多载市井琐事。1900年，由陈范接办，倾向改良。1902年南066洋公学发生退学风潮，《苏报》首先报道，旋设“学界风潮”专栏，及时报道学潮消息，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声价大起”，而想“更以适时言论张之”。

1903年夏，《苏报》支持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活动，聘请章士钊为主笔，章太炎、蔡元培为撰稿人，报道各地学生的爱国运动。以后，《苏报》又陆续刊登了许多热情地宣传革命的文章，旗帜更为鲜明。

1903年，邹容、章太炎分别写出轰动全国的《革命军》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苏报》连续发表《读＜革命军＞》、《序＜革命军＞》、《介绍＜革命军＞》等文章，大骂皇帝和清政府，高呼革命为神圣“宝物”，要求建立资产阶级“中华共和国”，推荐《革命军》为国民必读的第一教科书，同时报道各地学生的爱国运动。为此，清政府照会上海租界当局，要求租界当局以“劝动天下造反”、“大逆不道”罪名将章太炎等逮捕。

1903年7月7日，《苏报》被封，租界当局逮捕了章太炎。邹容激于义愤，自动投案。章、邹在会审公廨上继续宣传革命，坚持斗争，控诉帝国主义和清朝统治者的迫害。

1904年5月，章、邹分别被租界法庭判处监禁3年和2年有期徒刑，并禁止中国人在租界内办报纸宣传革命和出版革命书籍。1905年，邹容被折磨致死，年仅21岁。1906年，章太炎刑满释放。强势的清政府企图通过这一事件压制舆论以达到镇压革命的目的，然而，事与愿违，通过“《苏报》案”，《革命军》的销路更广，革命风潮日盛。

尽管在1903年“《苏报》案”以后，租界当局应清政府的要求，加强了对报刊的控制，但上海仍然是全中国革命舆论基地，是宣传革命比较安全的场所。于右任等人在《民呼日报》放胆攻击清廷，遭禁以后，续办《民吁日报》，“吁”与“呼”只差两点。《民吁日报》遭禁后，再办《民立报》。

这种魔术般的变换，与其说是革命党人应付租界当局，还不如说是租界当局在应付清政府。那一时期，上海宣传革命的报刊先后有《苏报》、《国民日日报》、《国粹学报》、《竞业旬报》、《中国女报》、《神州女报》、《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声丛报》、《民立报》等十多种。

上海不但是革命报刊的出版基地，且为联系南北、沟通国内与国外的交通枢纽，亦为海外革命书刊流入内地的中转站。形形色色、难计其数的革命书刊，从这里源源不断地流入内地，其鼓动、发酵作用，怎么估计都不过分。辛亥革命前十年间，上海媒体在革命舆论宣传方面的广度、深度、激烈程度，国内其他城市无法望其项背。

正是上海浓厚的革命氛围以及相对开放的环境，使得卢作孚决心闯荡上海。1914年，21岁的卢作孚带着革命的信念来到了上海滩。然而，卢作孚的上海之行一开始时就让他隐隐感到了失望。

1914年夏，卢作孚购买了由重庆开往上海的船票。一路东行，长江两岸壮美的景象让同船的旅人无不感慨万千，然而，卢作孚却无心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因为有两件事让他深感不安。

第一件事就是一路走来看到江面上众多轮船，挂的都是外国国旗。有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法国的，也有意大利的、挪威的、荷兰的、瑞典的，可就是见不到中国国旗。长江上的内河航运权，竟绝大部分拱手让给了外国人！对此，卢作孚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在国家无力对抗列强的情况下，还有什么办法能够赶走长江上的外国船只，收回内河航运权？

沿海和内河，是一国领土主权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近代，列强攫取了中国沿海和内河的航行权，大肆进行客货营运、商品贸易，严重侵犯了中国沿海和内河的主权。第一次鸦片战争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列强攫取了中国沿海航行权，先是合法取得沿海转运洋货的特权，继而又在事实上获得转运土货的特权，并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将这一既成事实转为条约权利。

外国商船参与沿海贸易，严重地影响了中国沿海营运船只的利益。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对此虽然并非视而不见，但对于外国船舶在沿海贩运土货已成为不可逆转之趋势的既成事实，无力也不打算加以禁止，清政府所关心的只是对这种贸易如何征税以防止税款流失。

第二次鸦片战争至中日甲午战争，列强逐渐攫取了中国主干河流长江的航行权，先是取得在长江中下游航行的条约权利，至19世纪90年代，又进而获得在长江上游和其他河流航行的条约特权。沿江进行客货运输、贩运土货的贸易权，是列强所要求的长江通商航行权的主要内容。同沿海各口一样，外国船舶在开放的沿江各口，也做起了客货运输、贩运土货的沿江贸易。

伴随着列强的武装侵略和战争威胁，再到掀起瓜分狂潮，中国的航权由沿海到内河，由内河到内港，一步步地丧失殆尽。在“协定关税”特权的利益保障下，又有领事裁判权的庇护，列强船舶几近自由地航行于近代中国的沿海、内河和内港，极大地便利了其对中国进行的经济侵略，并对中国的政治、国防和经济（直接的是航运业）等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当时的长江等大江大河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国际河流”。

让卢作孚感到不安的第二件事是他乘坐的轮船。当时他乘坐的是中国轮船“蜀通”轮，原以为乘坐中国的轮船可以省去被外国人欺辱的烦恼，但是不曾想即使坐了中国船，还是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客舱分为几等，不同等级的待遇有天壤之别，“高等华人”和洋人享用最豪华的头等舱，贫苦乘客只能坐最低等的“统舱”。统舱里混乱、肮脏，犹如地狱。这里的乘客，需自带席子和被褥，在甲板上将就着打地铺。船上的“茶房”（即服务员）对低等乘客态度恶劣、冷漠，索要小费连一个铜板也不肯少。卢作孚越来越感到气愤，这江上的所见，简直就是腐败中国的缩影。堂堂的中华，怎会成了如此没有尊严的民族？他年轻的心受到了巨大震撼。

经过一个星期的航行，由重庆出发的轮船终于到达了上海。到达上海后，上海滩的纸醉金迷并没有让卢作孚心动，他此行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找到流亡上海的“革命同志”，把没有完成的革命继续下去。然而，当卢作孚历尽艰辛终于找到曾经的“革命同志”时，他却大失所望。

这些曾经的革命党人早已没有了革命的热情。有的混迹于酒馆，有的沉迷于青楼，有的在赌场豪赌，有的在官场钻营。他们都告诉卢作孚清朝已经被推翻了，革命完成了，不需要继续革命，再革命就是革民国的命了，这是大逆不道的。他们的言行让卢作孚深感痛心，这些曾经的革命党人再也没有救国救民的豪情壮志了，或许他们根本就只是要赶走皇帝，或许他们已经被反革命的屠刀吓破了胆。虽然心痛，但是经过这一连串的波澜，卢作孚也总算是看清了一些所谓革命党人的革命目标。他很清楚，这些人再也不是他的革命同志了，革命的道路上也许他会越来越孤单，但是他会继续走下去。

革命还要继续，但是孤掌难鸣，卢作孚能够做的就是继续丰富自己，为将来的革命做好准备，于是他再次投入书籍的怀抱。上海是个国际都市，有很多图书馆免费对外开放，还有许多书店供读者免费阅读，这让卢作孚得到了丰富的营养。

每天，卢作孚都泡在图书馆或书店里，重点阅读实验教育、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使自己之前的实践经验理论化、系统化。

由于家境贫寒，家里提供的生活费来之不易，卢作孚就给上海的报纸投稿，以此来维持自己的日常生活开销。他的生活来源极为不易，他就尽可能的节省。为了省下房租，卢作孚只能租住最便宜的“亭子间”，也就是顶层的小阁楼，站在屋里腰都伸不直。吃饭也是达到极简程度，有时吃不起饭，就买个最便宜的烧饼，在图书馆里边看书、边吃烧饼充饥。

即便是这样节俭，生活费也有青黄不接的时候。他租住的阁楼下层，住着一位裁缝。有一次，裁缝见卢作孚三天没下楼，心生疑惑，爬上阁楼去看，只见他躺在床上起不来。原来卢作孚因囊中羞涩，已经三天没吃饭了。他后来回忆起这情景，仍有铭心之痛：“住在小阁楼里，饿过两三天，出来都不能走路。”

尽管他在上海的生活已经到了这样的境地，但并没有放弃救国救民的责任。

结识名流

在上海期间卢作孚结识了两位著名人士，一位是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另一位是有“交际学博士”之称的黄警顽。

黄炎培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和理论家，他以毕生精力奉献于中国的职业教育事业，为改革脱离社会生活和生产的传统教育、建设中国的职业教育，作出过重要贡献。

1878年10月1日，黄炎培出生在今天的上海地区，早年父母双亡。1887年随外祖父发蒙，接受传统教育。迫于生计，尚未成年的黄炎培即在家乡任塾师。1899年时在松江府以第一名取中秀才。1901年入南洋公学，选读外文科，受知于中文总教习蔡元培。1902年后又中江南乡试举人。

1903年黄炎培返乡兴办小学堂。期间，开始接触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等新学书籍。次年在乡办校，因鼓吹反清被逮捕，一度入狱，在江苏巡抚“就地正法”批文到达前一小时，由基督教外籍牧师保出，逃亡日本，一年后事息归国，继续兴办学校。

1905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前，先后创办和主持广明小学和师范讲习所、浦东中学，在爱国学社、城东女学等新教育团体和学堂中任教，并参与发起江苏学务总会。辛亥革命后，任江苏都督府民政司总务科长兼教育科长，后任江苏省教育司长，全力以赴改革地方教育，全面规划建设了省立高、中等学校和县立小学，先后担任省教育会副会长，上海申报馆旅行记者。

民国以后，他主要从事教育工作，这期间影响巨大，就连蒋介石也慕名把他的两个儿子蒋经国、蒋纬国送到黄炎培的学校读书。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破“不为官吏”的立身准则，欣然从政。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1965年12月21日病逝于北京。

当时的黄炎培已经有了相当高的社会声望，许多人都想要结交他，借他的名望提升自己。然而，这些人不学无术的态度、追名逐利的动机让黄炎培甚为不满，并对其嗤之以鼻。

黄警顽生于1894年，比卢作孚小一岁，上海人，是著名的出版人、“交际博士”。黄警顽14岁就参加商务印书馆第一届学徒考试。当时和黄警顽一起应试的人员中，还有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陈云。在此次考试中，两人均被录取。

黄警顽被录用后，调到发行所专做服务工作，成为了有名的“交际博士”。他自称：“我在店里从1913年一直奔走到1946年，前后33年，变成一张会说话的活动柜堂，一本没有字的人名大字典，一具商务印书馆的活广告。”

黄警顽为人豪爽，乐于助人。早年徐悲鸿从四川到上海谋求职业，当时是一个穷途落魄的青年，一下子在上海找不到工作。徐悲鸿酷爱读书，自己买不起书，便常去“商务”的书店去“站读”，日子久了，便与营业员黄警顽相熟了，两人从交谈到互相了解，不久就产生了友谊，素不相识的黄警顽对徐悲鸿热情相助。徐没有地方住，曾住在黄家。后来黄警顽又引见《小说月报》的主编恽铁樵给徐悲鸿认识，而恽铁樵就介绍徐悲鸿为商务印书馆小学教科书画插图。

1947年，应徐悲鸿之邀，黄警顽去北平工作。徐悲鸿于1953年去世后，黄警顽留在了中央美术学院从事工会工作。在1957年那场政治风波中，黄警顽被错划成了“右派”。接着又被迫退职，回到上海。此时他家中仅有12平方米一间房，住着妻子、儿子和外孙女三人。他无处容身，只得在公用过道上暂住。

1978年，中央美院纠正了他的“右派”错案，并由全国政协恢复了他的经济补贴，分给他一套住房。一年后，黄警顽因病去世。

当时，每天早早地赶到图书馆，读起书来如饥似渴的卢作孚，引起了同样常去图书馆的黄炎培的注意。黄炎培注意到，这青年阅读的书籍，既不是情意绵绵的爱情故事，也不是打打杀杀的武侠小说，而是涉及教育等诸多社会领域的专业书籍，正是他当前从事的领域。一个青年如此关心这样的社会问题，这让黄炎培很是意外，于是上前和他交谈。这样一次谈话，让两人都有了相见恨晚的感觉。两人对很多问题的观点都有着惊人的一致，而且各自都有自己的见解。后来，两人成为莫逆之交，直至终身。

卢作孚与黄警顽的相识也是在书店。当时卢作孚由于经济原因，只能到书店看书，几乎从来没有买过。而黄警顽则是书店的服务员，其职责是向读者介绍书籍，也附带观察读者在店堂内的举动，什么人来看书，什么人买书，买什么书，以及防范“孔乙己”式的穷书生。

虽然卢作孚经常来蹭免费的书看，但是黄警顽并没有因为卢作孚只看不买而心生不满，他既没有冷言冷语对卢作孚进行挖苦嘲笑，也没有气势汹汹地赶卢作孚出去，而是友好热情地和卢作孚交流。当卢作孚找不到要看的书时，他就帮忙找到。

正是源于这样的热情、信任与尊重，卢作孚和黄警顽这两个在当时而言是小角色的人物，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卢作孚在上海的这一段时间萌发了他教育救国的理想。暴力革命的失败让他深刻意识到当前唤醒民智才是革命成功的最大保障，而唤醒民智最有效的手段无外乎教育。教育既可以是在正规学堂的教育，也可以是借助报刊的教育。找到了方向，卢作孚便开始行动起来了。

当卢作孚还在上海的时候，黄炎培推荐他去商务印书馆做一名编辑，以卢作孚的才学，自然可以胜任。而且，当时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待遇很是丰厚，许多人都竞相争取，一旦成功，养家糊口就轻而易举。但是，卢作孚却婉言谢绝了，因为他已经另有打算，他要回家乡，从最基础做起，尝试教育救国。这时已是1915年秋，卢作孚在上海已经一年。

牢狱之灾

卢作孚的计划是到合川县立中学当数学老师，然而诸事进展不顺。最初，卢作孚在上海联系到了合川县立中学的校长刘极光，刘校长对卢作孚的才学极为欣赏，很快就答应让卢作孚担任学校的数学老师。得到答复的卢作孚也不敢耽搁，立刻收拾行装上路。可是，在上海一直以给报纸投稿维持生计的卢作孚，一时间竟然凑不出钱买一张到重庆的船票。找黄炎培、黄警顽等借款未尝不可，只是生性好强的卢作孚不愿意为了区区路费向友人开口。无奈，他只好买了到湖北宜昌的船票，然后再由宜昌由陆路徒步回到合川。

谁知这一路旅程甚是艰难。乘船到达宜昌之后，卢作孚便上岸开始了徒步的旅程。这一路先后经过施南、利川回到重庆，等由重庆到达合川时，已是初冬。此时刘校长等待卢作孚已有月余，学校的学生又要赶课程，而卢作孚一路走来通信又诸多不便，不得已，刘校长只好不再等待，另聘他人代替了卢作孚的位置。

然而，此时卢作孚家里的境况也是不容乐观，一家10余口人每日都在与饥饿抗争。为了贴补家用，卢作孚再次拿起笔给报纸写稿，可是稿费终究是时有时无，生活依然没有保障。直到1916年3月，由友人推荐，卢作孚到成都的《群报》担任记者兼编辑，此时才有了稳定的收入，虽然每月只有14元，但是勉强可以维持家人最基本的生活开销。

卢作孚在《群报》担任编辑记者时虽然薪水有限，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仗义执言。他敢于批评时政，替劳苦大众大声疾呼。但是，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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