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非）J.M.库切著 郑云译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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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暗之地试读：
J.M.Coetzee
DUSK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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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幽暗之地/（南非）J.M.库切著；郑云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库切文集）
ISBN 978-7-02-014604-8
Ⅰ.①幽…Ⅱ.①J…②郑…Ⅲ.①长篇小说—南非共和国—现代Ⅳ.①I478.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2420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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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号 978-7-02-0146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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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作家J.M.库切的第一部小说《幽暗之地》（1974）结构新奇，称得上是形式实验的“先锋”之作。它由《越南计划》和《雅各·库切之讲述》（以下分别简称《计划》和《讲述》）两个看起来不搭界的中篇小说组成，两个文本都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计划》的主人公尤金·唐恩是一位与库切同时代（甚至同岁）的美国大学教师，参与了设计越南战争升级计划，为此飘飘然，昏昏然。《讲述》名义上是南非荷兰裔殖民者（也称布尔人）雅各·库切作于1760年的自述，实际上系二十世纪中叶他的后人、一位主张种族隔离的南非国民党人士编著。两位主人公生活的时代和地域迥异，但是他们都有畸形发达的自我，都崇拜暴力手段，总能为自己奔腾而来的自私动机披上合理的外衣。库切像莎士比亚那样深入自己并不喜欢的角色，取他们的立场来讲述、编造故事。他们作恶，或通过别人作恶，但是不自知，因而也没有为折磨麦克白的强烈的罪恶意识所苦。尤金·唐恩认定“负罪感是一剂黑色的毒药”，“负疚自责是人头脑中无益的成分”，他的重大使命之一是要把反战的美国青年从自责的深渊中解救出来。他最终精神崩溃了，在康复院自问谁该为他的过错负责。二百年前的雅各·库切倒是心理健康的楷模，他从来不会自寻烦恼。一
也许，作者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英国、美国工作学习的经历决定了小说里战争和殖民主义的题材。
库切于1960年从南非开普敦大学毕业（主修数学，兼修英语文学）后到伦敦。那一年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取缔了黑人政治组织非洲国民代表大会（即非国大），并制造了沙佩维尔惨案，国际舆论大哗。库切在英国生活了五年，主要在IBM公司担任计算机程序员工作，同时又利用业余时间写了一篇关于英国小说家福特的论文，获母校硕士学位。1965年，他获一笔奖学金，赴美国得克萨斯州大学奥斯丁分校攻读博士，三年后取得学位，受聘于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1972年回开普敦大学教授英语文学。库切在美国居留期间遇到两件大事。首先是越南战争。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反战示威游行给美国社会造成极大的冲击。在这过程中，他不是消极的旁观者。其次，奥斯丁的校图书馆藏有大量关于南非的珍贵史料，库切在馆中尘封的书堆里发现了自己的先祖雅各·库切于1760年11月在好望角总督府所作的证词（即《讲述》的附录），不由抚今思昔，从自己国家的种族歧视联想到家史和早期荷兰移民在南非的殖民统治。库切在布法罗教书的时候开始酝酿和写作《幽暗之地》，他要做的是把这两件大事置于同一个意识形态的框架下加以考察。
近朱者赤。库切的博士论文是爱尔兰作家萨缪尔·贝克特的早期小说研究。《幽暗之地》明显受到贝克特的影响。文本套文本、作者作为人物出现、高度自觉的叙事方式、对精神病人心理状态的兴趣、主谓短句的使用（“我哼唱，我咆哮，我嘶嘶响，我怒号，我尖叫，我赞叹”），这些贝克特作品标牌式的特点也出现在《幽暗之地》。贝克特过于关心泛泛的“人类生存状况”，而库切的作品中更多历史、社会和伦理的探索，从《幽暗之地》的书名就隐约可见《黑暗的中心》的影子。库切延续并深化了波兰裔英国作家康拉德有关种族和殖民问题的思考。他的小说创作成就，当在贝克特之上。
关于库切赴美前的生活，他在自传体小说《男孩》和《青春》中做了较细腻的回顾。越南战争全面爆发时他还在伦敦。《青春》里一个细节道出了他对越南战争的态度。一天，他在《卫报》上读到头条新闻《自杀炸弹袭击者在南越造成浩劫》，报道的内容是所谓的“越共”士兵潜入美军的波莱古空军基地，炸毁飞机二十四架，并引发燃油储存罐爆炸。库切写道：
自从他（指库切本人）来到英国，英国报纸和BBC就一直发表美国武功的文章，越共成千被杀，而美国兵毫发未伤。如果对美国有哪怕一个字的批评，也是以最温和的方式出现的。他几乎无法使自己去读有关战争的报道，它们太让他恶心了。现在越共作出了他们不可否[1]认的、英勇的回答。
这次计划周密的偷袭发生在1965年2月7日。对在这次著名行动中的“自杀炸弹袭击者”，库切是钦佩的。就在这一年9月，他到达[2]美国。可以说，他对越南战争一直非常反感。但是，上引文字的锋芒却指向英国媒体。1961年，也就是库切到英国的第二年，南非与英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不得不退出英联邦。我们不难想象一位生活在英国的南非年轻人此时会有怎样痛切的感受。为什么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大加抨击的英国报刊就能容忍在越南发生的一切？《幽暗之地》将两者并列，要强调的就是种族隔离政策以及随之产生的对黑人民权运动的镇压与越南战争同根同源，乃是一对孪生兄弟。
越南战争在约翰逊主政期间全面升级，尼克松当选后通过时断时续的巴黎和谈考虑如何体面撤军。1973年8月，美国国会迫于国内外巨大压力通过法案，禁止政府在印度支那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翌年美国大幅度削减对南越政权的军援。可以说，在小说的创作出版过程中，越南战争的走向已趋明朗，以北越主导的越南统一恐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唐恩依旧沉溺于战争狂想，可见他是有意回避现实了。
在唐恩执笔的《计划》里，美国智库的可行性报告、政策建议和精神病患者的内心独白纠结在一起。唐恩是某大学肯尼迪学院（哈佛大学有同名学院）的学者，“神话艺术小组”的成员，他潜心研究的是神话如何在人类社会中起作用，各种象征性符号如何互相转换。要聘请专家筹划高效的宣传攻势，该小组成员确实是最理想的人选。战场上形势已经不妙，唐恩对战争的热情依然不减，为追求所谓自由事业的最终胜利，他建议军方继续在越南使用已引起公愤的橙剂（脱叶[3]剂，主要成分为二英）和旨在改变土壤硅酸盐结构的化学物质PROP-12。在生活和工作中他只挂念自己的前途，诿过卸责，极少考虑他人的感受。战争在家庭里也播下不睦。妻子玛莉莲觉察到战争唤醒了他心灵深处的兽性，只有等战争结束，他才可能重拾人性；而他则断言，玛莉莲的抱怨起于她对越南计划的嫉妒，只有他才了解玛莉莲和她的朋友们（也许都是对战争抱有怀疑的人），他们不了解他。唐恩是自己心目中真正的爱国义士，他苛责那些“美国梦已经幻灭的人”，并用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诗人韩利（一译亨雷）《永不屈服》（“Invictus”，也可译为“不可战胜”）中的诗句激励自己：“我是自己命运的主宰：我是自己灵魂的舵手。”诗中的“我”本来指十九世纪末的大英帝国，在《计划》里，它既指唐恩本人，也指二十世纪的超级帝国美国。
唐恩与人（尤其是他的上司库切）交往时紧张多疑，目光游移，举手投足都极不自在。这些身体语言再加上他对战争的狂热或许表明他曾受心理伤害。果然，读者在《计划》结尾处得知，唐恩大约出生于1940年，年幼时父亲当兵在外，母亲的形象给他带来的只有可怖的联想（“在夜色下展开她吸血鬼的翅膀”）。显然，他的心理防卫机制已把他不幸的记忆压制到潜意识的深处。（这恐怕有点俗套，美国大片里的系列杀人犯都会有类似的儿时经历。）现在他要仰仗B-52轰炸机携重磅炸弹和化学武器去“攻击大地母亲”，在非我族类的家园上演一出他个人的复仇剧。[1] 《青春》，王家湘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62页。[2] 这也给他带来麻烦。他在1984年发表于《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里回忆道，他在奥斯丁的时候，有个美国人责问他说：“你这么不喜欢越南战争，为什么还不回国？”[3] 至今越南无数的橙剂受害人仍未得到美国政府的合理赔偿。二《幽暗之地》出版时并未得到“一鸣惊人”的待遇。诺贝尔奖评委会在2003年的授奖词里给予它很高的评价：《幽暗之地》初次展露了善于移情的艺术才能，这种才能使他一再深入到异质文化中间，一再进入那些令人憎厌的人物的内心深处。小说描写越南战争期间一个为美国政府服务的人物，挖空心思要发明一套攻无不克的心理战系统，与此同时他个人生活却糟糕透顶。此人的奇思异想与一份十八世纪布尔人在非洲腹地的探险报告并列而述，展示了两种不同的遁世方式。一者是智力的夸张和心理上的妄自尊大，另者充满活力，是富于蛮荒气息的生命进程，两者互为映照。（文敏 译）
授奖词还说到库切作品里典型的主人公在遭受打击后总能奇迹般地获得重新站起来的力量，这两位“令人憎厌的人物”当然不在那些主人公之列。
两人确实在“遁世”。既然唐恩在草拟事关越南未来的报告，他应去实地调查一番，但是他却拒斥现实世界中的越南，无意前往。无线电新闻广播里不断报道战争死伤人数，他因而讨厌那种“统计学家低沉的、不容辩驳的嗓音”，仿佛那是故意与他作对。可以说，唐恩[1]躲在“杜鲁门图书馆”里逃避现实，而那位雅各·库切则是在逃避文明和政府的任何形式的约束，走向荒野，用他无穷无尽的精力、强健的体魄和十八世纪的欧洲毛瑟枪应对一切挑战。前者是所谓的“思想者”，后者是活蹦乱跳、停也停不下来的“行动者”。但是，《幽暗之地》的前后两部分还是暗中相通、前后呼应的，作者为此小心做了铺垫。
在知识领域，唐恩有极强的开拓意识。他表示，一旦他和同事们正在研究的神话艺术成形后，他就要改换课题，进入新的领域。他下面这一席话连接了本书的两个文本：“假如我生活在二百年前，我肯定会去探索一块大陆，去勘测、去开发、去殖民。在那令人头晕目眩的自在状态中，我可能会发挥我真正的潜能。”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小说后半部的主人公雅各·库切实际上是唐恩的另一个自我。二百年前，唐恩也会坐着牛车，带着帮工和用人，向蛮荒之地进发。不过他征服的土地不在南非，而在北美；他的敌人不是布须曼人和霍屯督人，而是印第安人。
我们再来看看“思想者”和“行动者”的相似之处。
首先，两人都是极端自我中心，自视极高。唐恩自比“初生牛犊”，不满足于正常但缓慢的升迁，只盼早早替代项目负责人库切。他写到得意处甚至说自己是“生气勃勃的勤奋的天才”和“对战争科学做出显著贡献的军事专家”。雅各·库切则自命为“蛮荒的摧毁之神”“万物之主”。这两种称号透出不可一世的气势，它们也是唐恩要假美国空军之力实现的终极目标。
唐恩本人并不摆弄枪支，但是他相信武器是自己与外部世界的中介，因而依赖武器，崇拜武器。他写道：“我们随身携带着武器、枪炮及其隐喻，这是我们所知的在我们和我们的目标之间唯一的联结。”所谓的“隐喻”指的是他在《计划》里反映的一系列恐怖统治的手段，从随意的暗杀到监狱的酷刑以及一整套代表了绝对权威的宣传话语。雅各·库切不善哲学遐思，但是在下面这段文字里他捡起了唐恩关于武器的话题：
枪代表了你自身以外的借以生存的希冀，枪是此次征程中抵御孤立无援的终极防身之物，枪是我们与外界之间的调停人，因之是我们的救星。枪支所传递的信息是，外面的世界不过如此，没什么可惧怕的。
雅各·库切携枪驰骋原野，所过之处，各种动物的尸体堆积如山。那杆枪是防身的，也是进攻的。要把荒野开辟为果园、农庄和牧场，首先要消灭荒野上无数生灵：
所有这一切都是我奉献给生命的另类的金字塔。这是我一生的成就，是我不倦地在证明这些死者为异类，因之其生命也是异类。
可见他已在推敲大规模猎杀的抽象意义。枪（或者说武器及其隐喻）已不再是狩猎者手中的谋生工具，它升华为形而上的需求，人类（当然不包括非洲部落居民）本质的延伸，精神健全的保证。他对黑人随从说：“我怕的是如果没有枪，我并非会毁于饥饿，而是会毁于精神上的病态，这种病态甚至能使囚笼中的狒狒变得失禁。”为了验证自己的存在，这种枪文化的“男人气概”需要用荒野上生灵的尸体堆建起一座“另类的金字塔”。这些生灵既包括河马、犀牛等各种动物，也包括那些“肤色较深一些、鼻梁低一些”（康拉德语）的非洲黑人。它们都是异类，其生命不是生命。[1] 杜鲁门当政时提出要防止所谓的“多米诺效应”。正是在这骨牌理论的支配下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步入越南的泥沼。三
唐恩用狂轰滥炸捍卫自由，雅各·库切以枪支宣告文明的到来。在有一点上后者似乎更善于自省。雅各·库切带了五个霍屯督仆人来到纳马夸地区，牛车上那些用来物物交换的廉价小玩意儿被当地好奇的居民截下了，他又生起病来，只得住在营地听天由命。仆从整日跟自己的同胞厮混，让他十分不快。雅各·库切在仆人克劳厄和当地一位老妇的照料下渐渐康复，一天他走到溪流中央，脱下裤子，发狠劲挤掉臀部一处痈疽的脓液。这时他感到几个少年在旁边奚落他，不由大怒，把他们狠狠打了一顿，甚至咬掉其中一个的耳朵，为此他受到部落的集体惩处。奇怪的是纳马夸的霍屯督人并没有一心要从心理、肉体上击垮他。雅各·库切自问：“他们为什么护理我？他们为什么放了我？他们为什么不杀了我？他们对我的折磨为什么那么马虎甚至随意？”他注意到，他们给他留一条生路，并不是表示一种高贵的漠视或慈善的胸怀。他们不会预谋，也没有远大的目标，“生活只不过是一件件的事情而已”，它们不相连贯。读者在雅各·库切的带领下认识[1]了一种完全异质的文明，本质上并不野蛮的文明。只见雅各·库切这样分析野蛮：
野蛮是一种生活方式，蔑视人的生命的价值，从别人的痛苦中得到感官的快乐。可是从他们对我的护理，有什么证据可以指向他们蔑视生命或以别人的痛苦为乐？
这段文字与生性残暴的雅各·库切不大相称，但对我们理解《幽暗之地》的主旨是非常有帮助的。雅各·库切由此断定纳马夸地区的居民并不野蛮，他自己见过比他们更野蛮的人。那么真正的野蛮人又[2]是谁呢？也许受到潜意识的提示，他打断了自己的思绪，重新进入行动者的角色：“是时候了，该出发了。”
雅各·库切在自知的门前怯懦地止步，在蔑视生命之路上越走越远，并从别人的痛苦中得到更多感官上的快乐。他曾把黑色甲虫的腿一一拔掉，还使它身首异处，察看轻微的悸动如何掠过昆虫的躯体。黑人的命运并不比这黑色甲虫好多少。雅各·库切在回家路上甜滋滋地品味复仇的快感。他要召集一支探险队回到纳马夸地区，“我一直在想象着这充斥着报复与死亡的一天。在这一天，我犹如风暴云般回来，在世上这一小块地方密布我的正义之云。”在他即将到家前，他见到了人烟，一些温驯的牛见他大步走来就散开让路，此刻他说，“我的身心便仿佛注入了新的生命”，只见他无端刺杀一头离群的牛，还拔箭射中牧羊人的臀部。他为自己举行的回家仪式是“整整一天的嗜血和混乱”。他暗示，那天的成果中有一些不幸的布须曼人的头颅。在为杀戮的杀戮中他寻回了他所理解的人性的尊严。读者最难忘记的场景是他见到自家厨房里温暖灯火的那一幕。他第一个反应居然是杀生的动机：“犹如上帝一阵旋风降临一般，我扑向一只羊，割开了它的喉咙。”
雅各·库切回到殖民点后半年多，又参加了亨德里克·霍普上尉率领的远征。远征队嘚嘚的马蹄声敲碎了他上次造访过的纳马夸地区的平静。清晨，一个漂亮的女孩头顶水罐到营地边的小溪取水，她突然意识到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转身就逃。“一声枪响……击中了她肩胛骨之间，就像马匹猛踢，把她击倒在地。”雅各·库切由衷赞叹道：“美丽的死亡。”他上次离开时，五个仆人中有四个留在营地。他即将对这几个“叛逆者”施暴，“心里像海上漂浮着的瓶子那样，有一种晃晃悠悠的愉悦感”。这次他们被他一一羞辱，并处以死刑，处死前故意拖沓的场面极其残忍，纯粹是“从别人的痛苦中得到感官的快乐”。对种种暴行，雅各·库切有着现成的解释：他不比别人更嗜血，他只是历史长河中上帝手中的工具而已，“上帝的判决就是正义，高深莫测，无可指责。上帝的仁慈并不关乎美德。”[1] 库切是描写异质文明的老手。《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中的主人公也透出一种异质的价值观，他是真正遗世独立的。《耻》讲述的是种族隔离政策被废除后在南非发生的故事。书里的黑人彼得鲁斯为获取更多的财产算计昔日的白人东家，他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压迫者同化，凶残阴险，长于计谋，目标远大，因此不具异质。[2] 库切在小说《等待野蛮人》中对此做了更深入的探讨。读者不难就“谁是真正的野蛮人”这一问题达成共识。书中的暴力场景是用来烘托主题，绝不是什么“商业噱头”。四
在分析霍屯督人生活方式时，雅各·库切承认，他们并不真正野蛮，他还加了一句旁白：“霍屯督人根本不懂得如何突破一个人，那要蓝眼睛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才能做到。”这里“突破一个人”指的是彻底击溃一个人的心理防线，不给他留下一丝半点的自尊。事实上生活在1760年的布尔人还不知道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厉害，这句话犯了典型的“时代错误”。读者知道，库切特为交代《讲述》是二十世纪中叶由雅各·库切的后人编撰的，看来南非战争（也称布尔战争，1899至1902年）期间英国军队残害布尔人的行径造成编撰者心头永久的伤痛，他已顾不上历史的真实了。同时这句话有意识地呼应小说的前半部分，使读者回想起《计划》里盎格鲁-撒克逊人用心理战和酷刑击垮“越共”的本领。野蛮的本质与这种“突破一个人”的愿望和能力其实是同一回事。
唐恩从小就是书呆子，没本事像雅各·库切那样持刀宰杀牛羊，但是他也偷嗜残忍。设想种种制伏越共的办法就是替代性地过一过施暴的瘾。为了“突破一个人”，摧毁敌方精神维系的能力，他力主实施“CT行动”。那是一种任意的恐怖统治：“一个随时随地、任意挑选惩罚对象的拘留营头子，只要能在表面上维持这种选择性，就可以一直成功地瓦解集体的士气。”唐恩通过编写国家恐怖主义的计划舒缓情绪，发泄不满。那些文字对他有着奇怪的疗效，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它们“在编织着我的保护伞”。他坐在固若金汤的杜鲁门图书馆地下室看书写作，“体验到一种朦胧的幸福，一种极乐的、心智的愉悦”。
小说里有一些描写变态心理的章节。唐恩在公文包里放了一些美国军方提供的照片，内容血腥残忍。他情绪低落的时候就会把照片取出来观赏一番，据说是给自己衰竭的想象力“增添些许电脉冲”。在不少地方《幽暗之地》是一部非常“身体”的小说，例如唐恩承认那些照片给他带来强烈反应：“我颤抖着，流着汗，我的心剧烈地跳动着，血液翻腾。”唐恩的“感官的快乐”恰恰指向雅各·库切后来试图界说的野蛮的本质。《计划》里那几页描写施虐照片的文字今天读来有惊人的前瞻性。在照片中，美国特种部队士兵拎着割下来的越南人的头颅，当作战利品在炫耀；哭泣的越南妇女在认领被美军打死的家人的遗体。唐恩的脑际冒出一个新的镜头：一位越南母亲把她儿子的头放进麻袋拎走，就像超市购物，想到这里他“咯咯地笑了”。还有几张照片是美军虐囚的实录：“赤色分子”被关在笼子里示众，眼色茫然；有的囚徒经酷刑后依然不招，然后被施加药剂，神志不清，“握住审讯者的手……像孩子一样敞开心扉”。《幽暗之地》里出现的这些虐囚照片我们都曾见过。三年前巴格达郊区阿布格莱布监狱里伊拉克囚犯所受的羞辱与酷刑被曝光。美军摧残战俘身心的手段扭曲怪异，目标只有一个，即雅各·库切所说的“突破一个人”。2007年6月17日《纽约客》披露，只有七名低级别宪兵因虐囚被判有罪，他们身后的高级指挥官可能涉嫌刑讯逼供。但是，虐囚现象如此普遍，有这么多美军士兵把传阅这些照片当作消遣，这表明最终责任人并不是一两个高官或国防部长，而是一种从来不明说的意识形态——另类的生命不是生命，不值得敬重。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支配下，雅各·库切可以随意屠戮非洲原住民；尤金·唐恩可以提议美军把一个越南村庄定名为“武装要塞”，合理消灭；五角大楼可以利用假情报向国际社会施压，制造新的越南惨剧和“另类的金字塔”。唐恩的变态在相当一部分人中也是常态。
尤金·唐恩想入非非地要对越南人集体施暴，但是他却相信美国出兵越南是出于爱心。在小说里，他和儿子马丁的关系成了美国与越南的关系的翻版。唐恩怀疑妻子有外遇，背着她带马丁住进一家汽车旅馆。妻子和警察闻讯赶来后他拒绝配合，警察只得破门而入。此时他顺手操起床头柜上的水果刀，指向马丁，仿佛他已把自己的儿子劫为人质。警察命令他把刀放下，他反而刺伤怀里的马丁。“那孩子踢着小脚，挥舞着双手，发出长长的、单调的、冷冰冰的声音。”这三个形容词好像是在抱怨马丁的惨叫。行凶者的潜台词反而是：我出于一片好心，你为什么还要挣扎抗拒？在这种时候唐恩还有闲工夫回味刀尖刺入皮肤刹那间他手上的感觉。“起初，它对抗着垂直的反压力，即便是孩子的皮肤，然后，‘噗’的一声。我甚至从我的手听见了这‘噗’的一声，就像在宁静的乡下，人们可以从脚底‘听见’远方火车头的声音一样。”他不正是在形容“感官的快乐”吗？库切以马丁比越南，用意十分明显。用伤害（或战争）来表示爱意，这是何等荒唐的行为。唐恩是精神失常了，那些头脑清醒的战争设计师难道不也是同样地盲目、残暴和疯狂吗？拯救越南，需要死多少越南人？拯救伊拉克，需要死多少伊拉克人？也许“拯救”“爱”之类空洞的概念是假，武器及其隐喻的迷人召唤才是真。五
从《讲述》首页的排印上我们得知，这本书是S.J.库切编著、J.M.库切翻译的。短短的译序告诉读者，《讲述》由译者父亲S.J.库切撰写，1951年出版时还有作者写的序言。S.J.库切于1934年至1948年在史泰伦博斯大学教南非早期探险史，序言根据他的讲义写就。《讲述》用的是荷兰语，序言用的是南非荷兰语（Afrikaans，即阿非利堪斯语），译者将它们译成英语，并将原书序言改称后记，放在《讲述》之后。当然，《讲述》和《后记》的真正作者都是库切本人，所谓他父亲的著作权以及他自己的翻译都是小说家的虚妄之言。上世纪中叶很多南非白人如何看待早期殖民史？种族隔离政策从何而来？一个虚构的史泰伦博斯大学教授的视角能让读者对这些问题有所认识。我们先从南非的历史说起。
十七世纪是荷兰的“黄金时代”。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与两年前成立的英国同名公司一样，它既是贸易实体，又是政权机构。公司在亚洲（主要是印度尼西亚）掠夺性的殖民贸易迅速给荷兰带来巨大财富。1652年，荷兰在南非好望角建立殖民点，专门用作公司商船的停泊站。殖民点逐渐扩张，殖民者的后裔慢慢发展形成一种由十七世纪荷兰语衍生而来的口语阿非利堪斯语（也称南非荷兰语），讲这语言的人被称为阿非利堪人或布尔人。当地的经济基本上以奴隶制为支撑。南非战争后，随着失败的阿非利堪人的民族情绪高涨，阿非利堪斯语的地位日益提升，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正式成为书面语言并拥有自己的文学。S.J.库切用荷兰语写《讲述》，用阿非利堪斯语写序言，这些都与史实相符。
由于缺少必要的中央集权，荷兰（也称“联合省”）在十七世纪末走向衰落。英国出于对法战争的需要在1795年攻陷好望角，翌年曾来华为乾隆皇帝祝寿的马嘎尔尼勋爵被任命为好望角殖民地总督，但他不久就因病告退。英国正式建立范围更广的开普敦殖民地是在1806年，从此英国控制了从大西洋到印度洋的航线。比荷兰人晚到一个半世纪的殖民者身后有强大的综合国力，反奴隶制也是他们手中的利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布尔人大规模向东北迁徙（史称“The Great Trek”），南非共和国（后称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相继成立。十九世纪下半叶，布尔人统治的地区发现极其丰富的矿脉和世上蕴藏量最大的金矿，英国当时是金本位货币体系，控制黄金生产对英国而言有重大战略意义。英国在南非的统治者如罗兹（牛津大学最著名的奖学金以他的名字命名）和米尔纳等人是十九世纪末标准的英帝国主义者，他们对两个布尔人的国家觊觎已久，一场恶斗难以避免。南非战争打得十分惨烈，集中营就是英国人在那次战争中不光彩的发明。布尔人战败受到羞辱，沦为自己家园里的二等公民。经过几年艰苦的协调，南非联邦于1910年成立，它在大英帝国的框架下享有与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同等的“自治领”地位。从此布尔人在文化领域积蓄力量，展开攻势。如果说大力推广的阿非利堪斯语是这一攻势的先头部队，那么成立于1918年的史泰伦博斯大学（阿非利堪斯文化与学术的中心）就是这一攻势的发动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使用阿非利堪斯语的国民党通过多种渠道扩大影响，在1948年击败使用英语的执政党南非党。半个世纪前布尔人无法用军事手段实现的目标现在用政治手段实现了。国民党当政后立即强制实行种族隔离政策，受到国际舆论抨击。1961年，南非被迫退出英联邦。（重新加入英联邦是在1994年，即废止种族隔离以后。）S.J.库切在史泰伦博斯大学授课的时期不妨被视为种族隔离政策的酝酿准备阶段。为什么他1948年之后就不再讲南非早期探险史呢？很可能他像肯尼迪王朝时一些美国学界精英那样离开高校到新成立的政府担任要职去了。六《讲述》的出版带有明显的政治动机。不难发现，史料上的雅各·库切的证词与《讲述》和《后记》中相关的记述有很大的差异。可以说，《讲述》一书是虚构的S.J.库切根据有限的原始材料发挥想象写成的，它要为十八世纪开发南非的荷兰裔殖民者正名。诚如S.J.库切在《后记》中所言：
本书试图更加完整，因之也更客观公正地描述雅各·库切。这是一本虔敬的书，也是一本历史书：它怀着对先辈，对本民族的奠基人之一的崇敬，同时又以史实为依据，纠正了对英雄的歪曲。那种对先人的歪曲已渐次侵入到我们对那个伟大的探险时代的概念了，当时白人才刚刚开始与我们的内陆上的原有土著人有所接触。
S.J.库切心里有着明显的批驳对象——英国人。
S.J.库切曲学阿世，著述都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他首要的任务是揭露英国人的帝国殖民阴谋，驳斥英国人有关荷兰裔移民的诽谤性描述（如马嘎尔尼私人秘书约翰·巴鲁《南非腹地之游历》中的有关部分）。他指出，英国人到南非来播撒文明的种子只是为了扩张英国的利益。他用嘲讽的口吻写道：“野蛮人必须穿戴起来，遮蔽自己裸露的肌肤，因为曼彻斯特出口棉制衬裤。野蛮人必须用犁翻耕土地，因为伯明翰出口犁铧。”英国人的私利动机逃不过S.J.库切观察敏锐的眼睛，当他谈及荷兰裔殖民者与原住民的关系时，他犀利的目光再也烛照不了南非历史上那片幽暗之地。他坦承非洲部落在与白人以货易货的贸易中丧失了一切，沦为赤贫，而且还爱上了白人带来的美酒（就像北美的印第安人喝着朗姆酒沉沦），更是无可救药。S.J.库切善解上帝的意旨。当地人堕落了，因为他们“不可能永远活在伊甸园中”；这出戏的主导是上帝，荷属东印度公司只是扮了佩带利剑的天使的角色。使S.J.库切感到一点安慰的是非洲部落毕竟“向着世界公民的身份迈出了可悲的一步”。用“世界公民”称流离失所之人，这是何等文雅、巧妙。幸好白人的农场为这些衣食无着的土著提供了保护，农场上他们的土坯房不乏诗情画意：“从木柴炉中冉冉升起的炊烟，屋顶上的南瓜，光屁股的孩子们。”S.J．库切一边美化这种奴隶式的依附关系，一边揭穿英国人的谎言，挑战他们的傲慢。他笔下的农场主是沉默寡言的劳动者，有着谦恭、勤勉和敬畏上帝等美德。
可惜的是读者难以在S.J.库切的先祖身上辨认出这些美德。雅各·库切在讲他北上冒险的故事前作了个开场白。作为有德的基督徒，他特别提到布须曼人对待牲畜如何残忍，因之要用其人待牲畜之道还治其身，“像猎杀豺狼一样捕猎布须曼人”。布须曼人到白人农场的泉眼饮水，被炸得血肉模糊；他们在定居点边界露脸，立即会被骑马巡逻的义勇队成员枪击。义勇队甚至还组织过一次又一次的远征，成年布须曼男子大多被杀，妇孺则被虏为奴隶。他说到幸存的布须曼妇女的命运时，语气令人震撼不已。那些女人眼见自己的男人“就像狗一般地被击毙”，求告无门，只得向白人征服者奉献上“自由处置权”：“这是断绝了一切念头的人所能提供的了，她已经心无所系，甚至已无对生命的眷恋之心了。”白人可以在她们身上蹭蹭，然后像“一块抹布”那样扔掉。一心要为荷兰先民挽回名誉的S.J.库切没有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
S.J.库切在《后记》里强辩，白人的恐怖政策并非不分青红皂白，“义勇队的远征绝非是种族灭绝的，甚至一些布须曼的成年男性被俘获后也活了下来。”他的证据是德国语言学家布利克在十九世纪中叶找到过布须曼语言使用者，那是两位布须曼老人，他们戴着脚镣手铐在开普敦的防波堤上服苦役。S.J.库切是天真烂漫的叙述者，丝毫不会意识到这例子的残酷性，他还以为那两位布须曼囚犯是慈善事业活的见证！
残忍的总是他者。S.J.库切充满义愤地举证的布须曼人的劣迹之一是他们会割断牛的蹄筋，但是当他绘声绘色地描写雅各·库切猎象的场景时，他虚构了霍屯督仆人挥斧砍断受伤母象脚筋的情节，对他的能干勇敢很是欣赏。出于一种在当时的南非不必遮掩的种族主义，他在再现自己祖先的冒险时并不是一味避忌不光彩的行为。《讲述》里留下一些值得读者追问其意义的疏漏。雅各·库切在纳马夸地区病倒后，仆人克劳厄小心服侍他，他俩还一同踏上归程，但是克劳厄究竟结局如何，读者不得而知。也许是故事的编撰者S.J.库切为如何安排克劳厄的命运犯难，也许是他像小说家那样为克劳厄设想了两种可能。他先是说克劳厄在过格雷特河时“走向他的死亡”，后来又改口说克劳厄过河后生病了，不能赶路。雅各·库切把这位忠仆留在荒野，发誓绝不会抛弃他，自己过一周就骑马来救他。不过他回家后心心念念想的是如何对纳马夸营地居民（尤其是他那四个不肯归来的霍屯督仆人）实施报复，克劳厄再也没有出现在他的脑际，就这样永远消失了。可见S.J.库切在编写《讲述》时仍没有意识到有必要在文本里交代克劳厄的生死或雅各·库切的歉疚，这些对他而言无关紧要。一个霍屯督人尽可以差来遣去，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小说里。有趣的是S.J.库切在另一个场合想到了克劳厄。
以往布尔人给外部世界的印象是质野不驯，对人类的知识鲜有贡[1]献。欧洲探险家到南非来转一圈就回去写书，把动植物学上的许多发现归于自己名下。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像S.J.库切那样的民族主义者要重写历史，为自己的前辈恢复发现者的名誉。欧洲人有他们欧洲的分类法，为什么布尔人不能有自己独特的分类法？S.J.库切在《后记》里写道：“（雅各·库切）像上帝般穿越还不为人尽知的世界，辨别着事物并使它们闻于世人。”英国人布切尔在1822年的著作里描写了一种以前未见于记载的鸨，S.J.库切就此神经受到刺激。他非得像煞有介事地宣布，在雅各·库切当年路过的地方有一只鸨的残骸，那是克劳厄打到的，这种鸨重达三十五磅，它使得雅各·库切一行免于饥饿。为显示言之有据，他还给出了残骸确切的经纬度。鸟是克劳厄打下来的，发现权当然归于“上帝”雅各·库切。这种蛮横滑稽的伪科学数度出现。例如他列举了卡米斯峡谷发现的“尿渍，茶的弃叶，跳羚的腿骨……牛皮绳，烟草灰，一颗毛瑟枪子弹”，那语气仿佛在提示读者不要忘了他的田野考察做得如何认真。可是，何以见得这些杂物就是雅各·库切牛车队的遗存？类似的“科学”精神也在《计划》中偶露峥嵘。尤金·唐恩发明了一种计算轰炸成功概率的公式，它“客观公正”，威风凛凛！
S.J.库切在撰写历史，他也在编造历史。信史不信，历史文本与小说文本原来如此相似。“重要之处是历史之哲学”，这是《讲述》的卷首所引的福楼拜名言。通过《幽暗之地》，库切不仅对越南战争和他自己国家的种族歧视发出谴责之声，还生动揭示了意识形态对历史写作的复杂干预。这是一部聪明老练的小说，一部愤怒中夹杂了一丝无奈和绝望的小说。说它有点悲观，因为作者看到，在权力、欲望和激情的作用下，真理和自知之明时常会在我们好探寻又无法摆脱文饰的眼睛前面退却。陆建德[1] 林琴南在《玑司刺虎记》（Jess）译序写道：“布耳人多不学，惟枪技精，以猎兽者猎人，发匪不中。”这本小说是英国作家哈葛德在南非战争后创作的，据林琴南说，“英人轻鄙布耳，作为是书。”越南计划
当目睹影片上的战斗轰炸机飞行员们用凝固汽油弹成功地对越共[1]目标实施轮番轰炸后一脸的兴奋，那些欧美观众深感惊骇和憎恶。他们的这种反感很难不令人产生共鸣。不过，想指望美国政府手下的飞行员里头会有人被他们一手制造的灾祸震慑而执行不了任务，或者良心不安，甚至有负疚感，也是不切实际的。[2]——赫尔曼·卡恩
我叫尤金·唐恩。我不得不那样。开始吧。[1] 越南共产党成立于1930年2月，时称印度支那共产党，后又称越南劳动党，首任书记为胡志明（Ho Chi Minh，1890—1969）。英语Viet Cong一词一般是指反击法国殖民者、美国扶植的南越吴庭艳政权以及美国军队的南越民族解放阵线及其游击队，系越南语Viet Nam Cong San（越南共产）的音译。——译注[2] 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1922—1983），美国核问题专家。著有《热核战争》（1960），建立哈德逊学院（1961）。——译注一
是库切让我修订我这篇文章的。它让他觉得如鲠在喉：他想让它文笔别那么冲，不然就干脆删了。他不想我碍手碍脚的，这我明白。我正在对付这个有权、友善，但是平庸而无远见的家伙。我怕他，但鄙视他的盲目无知。我应该有更好的待遇。可我现在是在这位主管大人的大拇指底下，在他面前，我的本能反应就是溜须奉承。我对我的上司总是俯首听命，而且自得其乐。如果当时预料到这篇越南计划会使我和一位上司产生冲突，我压根儿就不会开始写了。冲突引发不快，不快毒害存在。我受不了不自在，我要安宁、关照、有条理的工作。我就像只蛋，得躺在最毛茸茸的鸟窝里；在我那光秃秃、前途未卜的蛋壳尚未开裂，里头羞答答的神秘的小生命还没有探出头来之前，我需要最贴心的爱护，应该得到体谅。我是个思想家，而且颇有创意，在这个世界上绝非一文不值。在和有创意的人打交道上，库切应该是个老手，他本应更理解我的。许久以前库切自己也是蛮有创意的，可惜现在完了，只能靠像我这样有本事的人。他靠着别人的劳动，倒为自己树立了名声。他对越南一无所知，对生活一窍不通，现在居然成了“新生活计划”的负责人。我看我比他合适多了。
对明天的交锋，我有点担心。我不习惯和别人发生冲突。我第一个念头就是让步，拥抱我的对手并做出妥协，一心希望他会喜欢我。所幸我抑制住了这种冲动。婚姻生活教会了我，一切让步都是错误。只有相信自己，你的对手才会尊敬你。打个比方，就像紧紧掌握桅杆。自信之人比自疑之人更值得敬重。那些自我怀疑者缺乏核心。我正尽力给自己塑造一个内核，虽然开始得稍晚了些。
我一定振作起来。我对我的工作有信心。工作就是我的全部。一年来，越南计划始终是我生活的中心。我不想草草地半途而废。我有我的发言权。这次，我必须准备好坚持自己的意见。
我可不能低估了库切。
今天早上他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让我坐下。他胃口不错，是那种每天都吃牛排的人。他面带微笑在地板上踱来踱去，想着怎么开口，而我则在椅子上跟着左转右转，尽量把脸朝着他。我拒绝了他来杯咖啡的邀请。他是那种喜欢喝咖啡的人，而我则是静脉里面有点咖啡因就会开始激动，而且是欣快过头就会做出许诺的类型。
千万别说日后会懊悔的话。
我是挺直了肩膀、壮着胆子，两眼直视来见他的。也许库切知道我驼背，目光游移——我对我这双眼睛没办法——但我要暗示他，让他明白，今天我真的是大胆而坦率的。（青春期成长不顺，结果浑身一举一动都不自在。不过，没什么言行举止是学不好的。我满怀希望会有完美的将来。）
库切开口说话了。他恭维了我一圈，说得既含糊其词又不加掩饰，其实是在抹杀这一年的工作成果。我可不愿假装听不懂他话里一言一词的意思。“我从没想到这个部门有一天会创造出具有先锋派风格的作品，”他说，“我的确该表扬你。我读了你写的前面几章。写得不错。一项研究能如此出色地完成，真让人高兴。“当然这并不是说，”他继续讲着，“每个人都同意你的看法。你是在一个全新的、有争议的领域工作，必须对争论有思想准备。“不过，我请你来不是讨论你报告里的具体内容。在报告里头——让我再说一遍——你说了一些十分重要的事情，那是和我们订合同的人需要认真思考对待的。“我想要做的，其实是对你报告的陈述方式提些建议。之所以提这些建议，仅仅是因为我在草拟和指导一些国防部的项目方面有一定的经验。不过——如果我说错了敬请纠正——对你提建议还是头一次。”
他打算挤对我。他没有眼光，对激情或绝望都麻木不仁。强者只和强者对话。他那利落的红嘴唇后面还有话等着说呢。我一定是要被解雇了，而且是按照规章一贯的做法。只有我觉察到他的嘴和鼻子的某种微妙轮廓，我感到正在我血液里不安地搅腾的毒素随着汗味飘散开去，令他那金贵的感官厌恶。我愤怒地一瞪。我正用我闪电般的目光把这个不信魔力的家伙劈倒。如果我输了，就到那些性情温和的研究控制和自我控制的专家当中去，与他们为伍。我的眼睛释放出一串恳求和威胁的目光，这些信号如此迅捷，只有我和他明白。“你和他们打过交道就知道，军方，作为一个阶层——坦率地说——一向反应磨蹭、疑神疑鬼而且行动保守。要让他们相信什么新玩意儿，可不轻松。然而你最后还是得要说服这些人，你的说法合情合理。记住，和他们讲什么深奥的大道理根本不顶事儿。同样，如果你用绝对化的、炫耀才智的态度去和他们打交道也不会成功。那可不是在咱们这儿，在肯尼迪学院内部辩论一下。我们理解斗智的惯例，可他们不：他们觉得进攻就是进攻，甚至认为是对他们全体的进攻。“所以，我想要你做的，在咱们详细讨论别的事情之前，首先就得着手修改你报告内容的腔调。我要你重写你的提案，使得军方能接受而不丢面子。切记：如果你说他们对自己干的活计不在行（那很可能是事实），或者说他们不明白正在干什么（那的确如此），那么他们只会把你扔出窗外。不过，如果你不仅明确地，而且用奉承的文风反复强调你仅仅是一个有那么点专长的工作人员，一个不像当兵的那样全面通晓战争科学的半吊子学者，而且强调：尽管你的专长很有限，你对战略方面还是有点想法的——那么，你会发现你的意见还是有人听的。“假如你还没有读过基德曼那本写中美洲的小书，你该去看看。那是我见过的用谦逊的口气说服人家的最好例子。“还有一桩事情我希望你也考虑一下。我想你一定知道，你分析宣传部门的那些手段对大多数人来说是陌生的。这不仅是说你的工作，神话艺术小组的每个人都这样。就我而言，神话艺术很吸引人，而且前途光明。可是，难道你就不曾误会过你的读者吗？审阅你的文章时，我有一种奇怪的印象：那是为应付我而写给我看的。不过你会发现你真正的读者是一帮很难对付的家伙。因此，我建议你在引言部分用简单的词语来解释你沿用的方法——神话在人类社会中如何起作用，符号如何互相转换，等等。同时要多用实例，而且看在上帝的分上，别用脚注。”
我弯曲手指，在掌心攥紧。手指变得胀痛麻木。这会儿我一边书[1]写，一边握紧左手的拳头。夏洛特·伍尔芙管这叫沮丧的符号（见《手势心理学》）。可她错了：现在我不觉得抑郁，相反正在从事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不过夏洛特·伍尔芙论述手势的时候口气很权威，因此，当我的手指头痒痒的时候，我总是留心让它们活动活动，有事可做。比如，当我阅读的时候，我会有意地握拢、放开手指。当我和别人交谈时，我会特意放松双手，甚至让它们垂下来。
可是，我注意到，我的脚趾倒养成了向脚掌心蜷拢的习惯。我不清楚别人，比如库切，是否也注意到了。库切是那种留心征候的人。身为主管，他整整一个星期耐着性子听完了一场关于阐释手势语言的研讨会。
如果我解决了脚上的肢体语言，那么接着它又会挪动到哪儿去呢？
我同样也改不掉抚摩脸庞的习惯。夏洛特不喜欢这种老毛病，她说这表示焦虑。在重要场合下，我用意志努力控制自己，不让手指去碰脸部（我有时还挖鼻孔）。人们告诉我：我太紧张了。换言之，那都是些可以和我私下说话的人。不过说实在的，我紧张只是因为我的意志都集中到克制我身体各个部位的抽搐痉挛上了，如果痉挛这个词不算太夸张的话。我身体不听使唤，真让人头痛。有时候真希望能脱胎换骨。
成果被拒绝当然让人不快，被你敬佩的人退回就是双倍不快，如果你惯于谄媚则令人三倍地沮丧。我一直是个伶俐的孩子，一个乖巧的孩子，一个聪明的孩子。我吃那份我不爱吃的豆子，因为对健康有好处。我认真做功课。我勤于做事而从不多说。人人都夸奖我。只是到最近我才对过去犹豫。我具有了一种更高层次的感悟，尽管我并非完全没有准备，但感到那真是一种奇特的体会。我告诉自己，当一个人不再做乖学生，当他开始自闯天地的时候，他就得预计到，他的上司会感到受了背叛，而且怒火中烧地回击。库切对我的文章做出的狭隘的回应是我预料之中的。他的官僚地位受到一个崭露头角、前途无限的属下的威胁，他的下级不再满足于按照那条正道缓慢地往上攀升。他已经是不中用的老牛，而我是初生的牛犊。
不过，这个让人宽慰的念头丝毫没有让我觉得能忍受他对我的羞辱。他还控制着我。我需要他点头同意。我不想假装出他伤害不了我。我宁愿他喜欢我而非恨我。我心里是不情愿违抗他的。
我已经开始着手引言部分。每天早上我做富有创意的工作，下午[2]则和我的专家同事们在哈里·S.杜鲁门图书馆的地下室里度过。在那儿，埋头书堆之中，我时而体验到一种朦胧的幸福，一种极乐的、心智的愉悦（我们神话艺术小组成员的气质便是如此）。通过一架螺旋阶梯，和铺着战舰一样的灰色钢板、有回声的地道，就来到了这地下层（实际上是下层地下室，即图书馆往下延伸的一个楼层）。这儿藏有按杜威分类法分类，编号100—133的书籍。来此看书的读者并不多。为了排列紧凑，书架下都装有滑轨。在底层有四架安全监控摄像头，不过在侧廊的视线盲区，它们不起作用。在这些盲点，一位助手、一个我不知道姓名的女孩，和我的朋友，一名底层书库馆员打情骂俏，如果这个词是用来形容这个的话。我感到讨厌，并从我在书库的单人小隔间里表现出来，可那女孩满不在乎，哈里也一点没头脑。我不高兴并非是要煞风景搅了好事，而是因为她在耍弄哈里。哈里还是个小鬼头。他喜欢他的工作。我不想看到他惹上麻烦。每天早晚都有一辆没有标志的小面包车接送他往返图书馆。他自己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处男，而且可能一辈子都是如此。他利用盲点来手淫。
我和哈里的关系是完全令人满意的。他喜欢书架整整齐齐，我从他的摇头里明白，他不喜欢有人取下图书。因此，当我从书架上取书时，我总是把绿色的流动借书卡片插在书里，并把书籍按次序在我小隔间的架子上排好，以免让哈里不高兴。于是我朝他微笑，他也报以露齿一笑。我想，如果他明白每天下午我在这儿忙活什么，一定也会表示赞赏。我忙着做摘录、核对引文、编制书单、记下要点。也许，看见我的钢笔写出整齐的字迹，我的书报排列得井井有条，我穿着白衬衫安静地埋头工作，哈里以他自己的方式明白，他可以放心地让我进他的书库。很抱歉，关于他，我只能写到这儿了。
不幸的是，我无法在图书馆继续有创意的工作了。我的创作冲动仅仅在一大清早发作一阵子。那时我的躯体还未睡醒，还产生不出反对我大脑萌发的念头的敌意。越南计划报告是我面向东方升起的旭日，怀着一份辛酸惆怅的心绪完成的。这是一种彻骨的痛苦，因为我扎根于西方的日落之处。不过这些情绪在报告中没有丝毫流露。当需要我履行职责时，我会全力以赴。
我在书库的隔间是灰色的，有个灰色的小书架和一个放文具的灰色小抽屉。我在肯尼迪学院的办公室也同样是灰色的。灰色的书桌加上荧光灯：典型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实用建筑主义。抱怨的念头已经浮现，只是我一直想不出一个不受到反击的办法。硬木器具只为主管们准备。我只好咧嘴笑笑，忍气吞声。我就像一条被击昏的、无力的深海鱼那样漂浮着；灰色的桌面、没有遮拦的绿色荧光渗入最灰暗的记忆深处，让我沉浸于爱与恨的思绪中。我的心灵仿佛感到，在数据处理设备闪烁的荧光下，我从二十三岁到二十四、二十五岁的时光已然油干灯尽了，就像回光返照一般。现在它只渴望挨到下午五点，[3]好似有一种朦胧的、金苹果园一样的企盼。
哈里·S.杜鲁门图书馆的电灯微弱地发出吱吱的杂音。现在是华氏七十二度。被一面面书墙包围着，我本应是置身天堂一般。但我的身体又背叛了我。读着读着，我的脸渐渐失去了生气，头开始刺痛。接着，当我打起精神应付一阵阵的哈欠，把睡眼惺忪的目光定在书页上时，我的背脊变得僵硬起来。从脊柱延伸开来的一股股肌肉好像用吸盘缠绕着我的脖子，绕过锁骨上方，穿过腋窝下部，再横过胸膛，卷须般一直蔓延到大腿和胳膊上。这只寄生的海星紧紧夹着我的全身，龇牙咧嘴地死去了。它的触角变得紧绷。我挺直腰板，听见后背好像有铁箍在嘎吱作响。而且在我的太阳穴、颧骨和嘴唇里，仿佛有冰川在缓缓滑向我眼睛的中枢。我感到眼珠疼痛，嘴巴梗塞。如果说我这张内在的脸、这副肌肉做的面具有什么特征的话，那么这些特征是极其丑陋的且不为人知的穴居人的。好像一个噩梦闯入，在梦中，他眼睛和嘴全缩成了一团。从头到脚，我成了身体反叛的目标。只有腹部的器官还悠然自在：肝脏、胰腺、肠胃，当然还有心脏，就像还未出生的八爪鱼，互相挤挤挨挨。
现在也该是提一提从我那钢铁般坚硬的脊柱末端挂下来，而且影响了我和玛莉莲可悲关系的那根软骨的长度的时候了。唉，可惜玛莉莲没能让我摆脱身体僵直的毛病。尽管我们像《婚姻指南》里细心的伴侣那样倾听彼此的呢喃、呜咽和呻吟，尽管我像个男子汉那样勤奋地耕地，玛莉莲像个女英雄那样冒着泡沫，可事实上书上讲的那种极乐却没有降临。错不在我。我已尽力而为。然而，我不免怀疑我妻子和我是否同床异梦。我的精子还未抵达，她就打起哈欠，眼袋耷拉下来，害得我那遭罪的器官死死挺起根部，徒劳地在一个巨大的洞穴里抽动着头部，而这恰恰是它最渴望由着它的性子，被温柔地、牢牢地，而且绝对可信地咬住、晃动的时候。在这些时候，那个像闪电一般划过我还算清醒的意识天空的词就是“撤出”：我的精液像尿液一样滴进玛莉莲生殖管道的阴沟里头。
玛莉莲（让我放任自己再多应付玛莉莲一会儿，虽然这对我没什么好处）对爱情持有一套定量量子理论：如果我对其他目标产生了兴趣，那么肯定是我移情别恋，偷偷地从她身上转移了精力。因此，她对我的越南计划工作变得越来越嫉妒，因为我越来越投入其中。她希望派给我乏味的差事，这样我就会去她那儿找点乐子。她觉得自己空荡荡的，想着法子要充实一点。而她的空虚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她把每次进入她的动作都当作是对她的侵犯和占有。所以，她露出绝望的神情。（我对女人有一种直觉的理解，虽然我不同情她们。）我和玛莉莲的关系已经变成了一场持久的战斗。我想让头脑平静，就得经受她歇斯底里的攻击，以及和大脑对着干的身体的压力。我必须让头脑镇定下来，否则就干不了有创意的工作。我必须拥有安宁、爱情、养料和光照；那些让我的身体得到放松，而我的头脑依然疼痛的珍贵早晨时光可不能被玛莉莲和她孩子之间的哭哭啼啼、大吵大闹给浪费了。自打我宣称我的宁静不容侵犯，可怜的马丁就成了我的替罪羊、他妈的出气筒，整天被玛莉莲呼来喝去，一会儿要叫醒她，一会儿因为没吃早饭挨骂，一会儿又要给她梳头发，直到我脑子里爆发出一阵狂怒，就像中风的时候脑溢血使得视力模糊，我咆哮着要求他们闭嘴。于是一切到此为止：我身上的肌肉暴突起来，我那张原始的、刚毅的面孔切断了所有通往外部世界的渠道。我该整理好公文包，小心地绕过人行道上的狗屎，又走向无情的一天。
我把文件和照片随身放在一只老式的公文包里，这种包现在被埃[4]森的汽车工人用作盛午饭的提桶。假如我不带这一箩筐庞大笨重的东西，玛莉莲就会死盯着我的手稿，要追查我在搞什么名堂。玛莉莲是个心理反常的不幸女人。我不给她看任何东西，一是因为她在别人面前对我说三道四；二是因为据我看，自从思考越南计划以来，我的心思已经变了许多，而玛莉莲并不理解这一切。玛莉莲急于让我有份出人头地的工作，不过那只是为她自己着想。见我不走正规的宣传捷径而要独辟蹊径，她忧心忡忡。她是个墨守成规的人。她嫁给我，希望我和她一样循规蹈矩。可是我内心从来就不是个因循守旧的人。我一直在等待时机。玛莉莲最大的不安是害怕我把她从郊区带向荒野，拖累了她。她觉得每次我的偏离正道都会让我一事无成。这是因为她对美国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她不相信美国足以容纳下那些离经叛道之徒。当然，美国比我们所有人都强大：我承认，不等我有机会对库切发表我的见解——美国就会用它的洪流吞没我、吸收我、融化我。玛莉莲不必担忧：她总会有个落脚之处。不过，在真实的美国神话里，真正离经叛道的不是我，而是那个愤世嫉俗的库切，以及那帮美国梦已经幻灭的家伙。只有强者能经受历史的低谷而坚持走下去。库切可能挺得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不过像玛莉莲这样没有信仰核心的人是挺不过去的。
毫无疑问，玛莉莲原本是愿意信任我的。可是自从她认定越南计划正使我心理的天平倾斜时，她就不那么信任了。她觉得，我人性中的恻隐之心已经荡然无存，而我正痴迷于暴力和错乱的幻想。这些就是我在那几个伤感的夜晚知晓的：她伏在我肩头，哭泣着倾诉心声。我亲吻着她的额头，哼哼着安慰她。我劝她高兴些。我告诉她，她一定要相信我还是那个我，那个不变的、可爱的我。我轻言细语，她进入了梦乡。这种镇静剂很有好处，能带来一两天突然的拥抱、轻柔的动作、喷香的饭菜，以及知心的悄悄话。玛莉莲是个轻信别人的女人，却无人可信。她希望像她朋友所说，我心灵的兽性会随着战争和越南计划的终止而了结，希望回归文明会使我变得温顺，重拾我的人性。把我的境况解读为柔情小说让我发笑：我根本不信玛莉莲那些诡诈的法律顾问的指导，也许有一天，我甚至会扮演一个落魄而后又发迹的男孩的角色。我知道，有很多书已经开始大谈郊区的虐待狂和患有强制性昏厥的遁世者，这些人都有关于越南的隐秘。不过事实是我不像气鼓鼓的亨雷，我从来不发火：通常我在拂晓时分打量他们，不漏掉一个。同样，如果我要全身心地投入某一部小说，我也只会选择我自[5]己创作的小说。我依然是我灵魂的舵手。
玛莉莲和她的朋友们相信，凡是进入战争最深层体系的人都受到一种能彻底让他崩溃的恐惧的折磨。（我替玛莉莲和她的朋友们讲话，比她们自己表达得更清晰。这是因为我了解她们，就如她们不了解我一样。）在过去一年中，我的身体和别人的身体之间的关联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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