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什么意义(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胡适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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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有什么意义试读：

一、要读何书关于这个问题，《京报》副刊上已经登了许多时候的“青年必读书”；但是这个问题，殊不易解决，因为个人的见解不同，个性不同。各人所选只能代表各人的嗜好，没有多大的标准作用。所以我不讲这一类的问题。

二、读书的功用从前有人作《读书乐》，说什么“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现在我们不说这些话了。要说，读书是求知识，知识就是权力。这些话都是大家会说的，所以我也不必讲。

三、读书的方法我今天是要想根据个人所经验，同诸位谈谈读书的方法。我的第一句话是很平常的，就是说，读书有两个要素：

第一要精，

第二要博。

现在先说什么叫“精”。

我们小的时候读书，差不多每个小孩都有一条书签，上面写十个字，这十个字最普遍的就是“读书三到：眼到，口到，心到”。现在这种书签虽不用，三到的读书法却依然存在。不过我以为三到是不够的；（须有四到，是：“眼到，口到，心到，手到。”）我就拿它来说一说。

眼到是要个个字认得，不可随便放过。这句话起初看去似乎很容易，其实很不容易。读中国书时，每个字的一笔一划都不放过。近人费许多功夫在校勘学上，都因古人忽略一笔一划而已。读外国书要把ABCD……等字母弄得清清楚楚，所以说这是很难的。如有人翻译英文，把port看作pork，把oats看作oaks，于是葡萄酒一变而为猪肉，小草变成了大树。说起来这种例子很多，这都是眼睛不精细的结果。书是文字做成的，不肯仔细认字，就不必读书。眼到对于读书的关系很大，一时眼不到，贻害很大，并且眼到能养成好习惯，养成不苟且的人格。

口到是一句一句要念出来。前人说口到是要念到烂熟背得出来。我们现在虽不提倡背书，但有几类的书，仍旧有熟读的必要；如心爱的诗歌，如精彩的文章，熟读多些，于自己的作品上也有良好的影响。读此外的书，虽不须念熟，也要一句一句念出来，中国书如此，外国书更要如此。念书的功用能使我们格外明了每一句的构造，句中各部分的关系。往往一遍念不通，要念两遍以上，方才能明白的。读好的小说尚且要如此，何况读关于思想学问的书呢？

心到是每章、每句、每字意义如何，何以如是，这样用心考究。但是用心不是叫人枯坐冥想，是要靠外面的设备及思想的方法的帮助。要做到这一点，须要有几个条件：

一、字典，辞典，参考书等等工具要完备。这几样工具虽不能办到，也应当到图书馆去看。我个人的意见是奉劝大家，当衣服，卖田地，至少要置备一点好的工具。比如买一本韦氏大字典，胜于请几个先生。这种先生终身跟着你，终身享受不尽。

二、要做文法上的分析。用文法的知识，作文法上的分析，要懂得文法构造，方才懂得它的意义。

三、有时要比较参考，有时要融会贯通，方能了解。不可但看字面。一个字往往有许多意义，读者容易上当。例如turn这字：

作外动字解有十五解，

作内动字解有十三解，

作名词解有二十六解，

共五十四解，而成语不算。

又如strike：

作外动字解有三十一解，

作内动字解有十六解，

作名词解有十八解，

共六十五解。

又如go字最容易了，然而这个字：

作内动字解有二十二解，

作外动字解有三解，

作名词解有九解，

共三十四解。

以上是英文字须要加以考究的例。英文字典是完备的；但是某一字在某一句究竟用第几个意义呢？这就非比较上下文，或贯串全篇，不能懂了。

中文较英文更难，现在举几个例：

祭文中第一句“维某年月日”之“维”字，究作何解？字典上说它是虚字。《诗经》里“维”字有二百多，必须细细比较研究，然后知道这个字有种种意义。

又《诗经》之“于”字，“之子于归”、“凤凰于飞”等句，“于”字究作何解？非仔细考究是不懂的。又“言”字人人知道，但在《诗经》中就发生问题，必须比较，然后知“言”字为连接字。诸如此例甚多。中国古书很难读，古字典又不适用，非是用比较归纳的研究方法，我们如何懂得呢？

总之，读书要会疑，忽略过去，不会有问题，便没有进益。

宋儒张载说：“读书先要会疑。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他又说：“在可疑而不疑者，不会学。学则须疑。”又说：“学贵心悟，守旧无功。”

宋儒程颐说：“学原于思。”

这样看起来，读书要求心到；不要怕疑难，只怕没有疑难。工具要完备，思想要精密，就不怕疑难了。

现在要说手到。手到就是要劳动劳动你的贵手，读书单靠眼到，口到，心到，还不够的；必须还得自己动动手，才有所得。例如：

一、标点分段，是要动手的。

二、翻查字典及参考书，是要动手的。

三、做读书札记，是要动手的。札记又可分四类：（a）抄录备忘。（b）作提要，节要。（c）自己记录心得。张载说：“心中苟有所开，即便札记。不则还塞之矣。”（d）参考诸书，融会贯通，作有系统的著作。

手到的功用。我常说：发表是吸收知识和思想的绝妙方法。吸收进来的知识思想，无论是看书来的，或是听讲来的，都只是模糊零碎，都算不得我们自己的东西。自己必须做一番手脚，或做提要，或做说明，或做讨论，自己重新组织过，申叙过，用自己的语言记述过，——那种知识思想方才可算是你自己的了。

我可以举一个例。你也会说“进化”，他也会谈“进化”，但你对于“进化”这个观念的见解未必是很正确的，未必是很清楚的；也许只是一种“道听途说”，也许只是一种时髦的口号。这种知识算不得知识，更算不得是“你的”知识。假如你听了我的话，不服气，今晚回去就去遍翻各种书籍，仔细研究进化论的科学上的根据；假使你翻了几天书之后，发愤动手，把你研究所得写成一篇读书札记；假使你真动手写了这么一篇《我为什么相信进化论》的札记，列举了：

一、生物学上的证据，

二、比较解剖学上的证据，

三、比较胚胎学上的证据，

四、地质学和古生物学上的证据，

五、考古学上的证据，

六、社会学和人类学上的证据。

到这个时候，你所有关于“进化论”的知识，经过了一番组织安排，经过了自己的去取叙述，这时候这些知识方才可算是你自己的了。所以我说，发表是吸收的利器；又可以说，手到是心到的法门。

至于动手标点，动手翻字典，动手查书，都是极要紧的读书秘诀，诸位千万不要轻轻放过。内中自己动手翻书一项尤为要紧。我记得前几年我曾劝顾颉刚先生标点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当初我知道他的生活困难，希望他标点一部书付印，卖几个钱。那部书是很薄的一本，我以为他一两个星期就可以标点完了。那知顾先生一去半年，还不曾交卷。原来他于每条引的书，都去翻查原书，仔细校对，注明出处，注明原书卷第，注明删节之处。他动手半年之后，来对我说，《古今伪书考》不必付印了，他现在要编辑一部疑古的丛书，叫做“辨伪丛刊”。我很赞成他这个计划，让他去动手。他动手了一两年之后，更进步了，又超过那“辨伪丛刊”的计划了，他要自己创作了。他前年以来，对于中国古史，做了许多辨伪的文字；他眼前的成绩早已超过崔述了，更不要说姚际恒了，顾先生将来在中国史学界的贡献一定不可限量，但我们要知道他成功的最大原因是他的手到的工夫勤而且精。我们可以说，没有动手不勤快而能读书的，没有手不到而能成学者的。

第二要讲什么叫“博”。

什么书都要读，就是博。古人说：“开卷有益”，我也主张这个意思，所以说读书第一要精，第二要博。我们主张“博”有两个意思：

第一，为预备参考资料计，不可不博。

第二，为做一个有用的人计，不可不博。

第一，为预备参考资料计。

在座的人，大多数是戴眼镜的。诸位为什么要戴眼镜？岂不是因为戴了眼镜，从前看不见的，现在看得见了；从前很小的，现在看得很大了；从前看不分明的，现在看得清楚分明了？王荆公说得最好：

世之不见全经久矣。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盖后世学者与先王之时异矣；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故也。……致其知而后读，以有所去取，故异学不能乱也。惟其不能乱，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答曾子固》）

他说：“致其知而后读。”又说：“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即如《墨子》一书在一百年前，清朝的学者懂得此书还不多。到了近来，有人知道光学，几何学，力学，工程学……等，一看《墨子》，才知道其中有许多部分是必须用这些科学的知识方才能懂的。后来有人知道了论理学，心理学……等，懂得《墨子》更多了。读别种书愈多，《墨子》愈懂得多。

所以我们也说，读一书而已则不足以知一书。多读书，然后可以专读一书。譬如读《诗经》，你若先读了北大出版的《歌谣周刊》，便觉得《诗经》好懂的多了；你若先读过社会学，人类学，你懂得更多了；你若先读过文字学，古音韵学，你懂得更多了；你若读过考古学，比较宗教学等，你懂得的更多了。

你要想读佛家唯识宗的书吗？最好多读点论理学，心理学，比较宗教学，变态心理学。

无论读什么书总要多配几副好眼镜。

你们记的达尔文研究生物进化的故事吗？达尔文研究生物演变的现状，前后凡三十多年，积了无数材料，想不出一个单简贯串的说明。有一天他无意中读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忽然大悟生存竞争的原则，于是得着物竞天择的道理，遂成一部破天荒的名著，给后世思想界打开一个新纪元。

所以要博学者，只是要加添参考的材料，要使我们读书时容易得“暗示”；遇着疑难时，东一个暗示，西一个暗示，就不至于呆读死书了。这叫做“致其知而后读”。

第二，为做人计。

专工一技一艺的人，只知一样，除此之外，一无所知。这一类的人影响于社会很少，好有一比，比一根旗竿，只是一根孤拐，孤单可怜。

又有些人广泛博览，而一无所专长，虽可以到处受一班贱人的欢迎，其实也是一种废物。这一类人，也好有一比，比一张很大的薄纸，禁不起风吹雨打。

在社会上，这两种人都是没有什么大影响，为个人计，也很少乐趣。

理想中的学者，既能博大，又能精深。精深的方面，是他的专门学问。博大的方面，是他的旁搜博览。博大要几乎无所不知，精深要几乎惟他独尊，无人能及。他用他的专门学问做中心，次及于直接相关的各种学问，次及于间接相关的各种学问，次及于不很相关的各种学问，以次及毫不相关的各种泛览。这样的学者，也有一比，比埃及的金字三角塔。那金字塔（据最近《东方杂志》，第二十二卷第六号，页一四七）高四百八十英尺，底边各边长七百六十四英尺。塔的最高度代表最精深的专门学问；从此点以次递减，代表那旁搜博览的各种相关或不相关的学问。塔底的面积代表博大的范围，精深的造诣，博大的同情心。这样的人，对社会是极有用的人才，对自己也能充分享受人生的趣味。宋儒程颢说的好：

须是大其心使开阔：譬如为九层之台，须大做脚始得。

博学正所以“大其心使开阔”。我曾把这番意思编成两句粗浅的口号，现在拿出来贡献给诸位朋友，作为读书的目标：

为学要如金字塔，

要能广大要能高。民十四，四，二十二夜改稿为什么读书

青年会叫我在未离南方赴北方之前在这里谈谈，我很高兴，题目是为什么读书。现在读书运动大会，开始，青年会拣定了三个演讲题目。我看第二题目怎样读书很有兴味，第三题目读什么书，更有兴味，第一题目无法讲，为什么读书，连小孩子都知道，讲起来很难为情，而且也讲不好。所以我今天讲这个题目，不免要侵犯其余两个题目的范围，不过我仍旧要为其余两位演讲的人留一些余地。现在我就把这个题目来试一下看。我从前也有过一次关于读书的演讲，后来我把那篇演讲录略事修改，编入三集《文存》里面，那篇文章题目叫做《读书》，其内容性质较近于第二题目，诸位可以拿来参考。今天我就来试试《为什么读书》这个题目。

从前有一位大哲学家，做了一篇读书乐，说到读书的好处，他说：“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意思就是说，读了书可以做大官，获厚禄，可以不至于住茅草房子，可以娶得年轻的漂亮太太（台下哄笑）。诸位听了笑起来，足见诸位对于这位哲学家所说的话不十分满意，现在我就讲所以要读书的别的原因。

为什么要读书？有三点可以讲：第一，因为书是过去已经知道的知识学问和经验的一种记录，我们读书便是要接受这人类的遗产；第二，为要读书而读书，读了书便可以多读书；第三，读书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困难，应付环境，并可获得思想材料的来源。我一踏进青年会的大门，就看见许多关于读书的标语。为什么读书？大概诸位看了这些标语就都已知道了，现在我就把以上三点更详细的说一说。

第一，因为书是代表人类老祖宗传给我们的知识的遗产，我们接受了这遗产，以此为基础，可以继续发扬光大，更在这基础之上，建立更高深更伟大的知识。人类之所以与别的动物不同，就是因为人有语言文字，可以把知识传给别人，又传至后人，再加以印刷术的发明，许多书报便印了出来。人的脑很大，与猴不同，人能造出语言，后来更进一步而有文字，又能刻木刻字，所以人最大的贡献就是过去的知识和经验，使后人可以节省许多脑力。非洲野蛮人在山野中遇见鹿，他们就画了一个人和一只鹿以代信，给后面的人叫他们勿追。但是把知识和经验遗给儿孙有什么用处呢？这是有用处的，因为这是前人很好的教训。现在学校里各种教科，如物理，化学，历史，等等，都是根据几千年来进步的知识编纂成书的，一年，两年，或者三年，教完一科。自小学，中学，而至大学毕业，这十六年中所受的教育，都是代表我们老祖宗几千年来得来的知识学问和经验，所谓进化，就是叫人节省劳力，蜜蜂虽能筑巢，能发明，但传下来就只有这一点知识，没有继续去改革改良，以应付环境，没有做格外进一步的工作。人呢，达不到目的，就再去求进步，而以前人的知识学问和经验作参考。如果每样东西，要个个人从头学起，而不去利用过去的知识，那不是太麻烦吗？所以人有了这知识的遗产，就可以自己去成家立业，就可以缩短工作，使有余力做别的事。

第二点稍复杂，就是为读书而读书。读书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不读书不能读书，要能读书才能多读书。好比戴了眼镜，小的可以放大，糊涂的可以看得清楚，远的可以变为近。读书也要戴眼镜。眼镜越好，读书的了解力也越大。王安石对曾子固说：

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

所以他对于《本草》《内经》，小说，无所不读，这样对于经才可以明白一些。王安石说：

致其知而后读。

请你们注意，他不说读书以致知，却说，先致知而后读书。读书固然可以扩充知识；但知识越扩充了，读书的能力也越大。这便是“为读书而读书”的意义。

试举诗经作一个例子。从前的学者把诗经看作“美”“刺”的圣书，越讲越不通。现在的人应该多预备几副好眼镜，——民俗学的眼镜，社会学的眼镜，人类学的眼镜，考古学的眼镜，文法学的眼镜，文学的眼镜。眼镜越多越好，越精越好。例如“野有死，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我们若知道比较民俗学，便可以知道打了野兽送到女子家去求婚，是平常的事。又如“钟鼓乐之，琴瑟友之”，也不必说什么文王太姒，只可看作少年男子在女子的门口或窗下奏乐唱和，这也是很平常的事。再从文法方面来观察，像诗经里“之子于归”，“黄鸟于飞”，“凤凰于飞”的“于”字，此外，《诗经》里又有几百个的“维”字；还有许多“助词”，“语词”，这些都是有作用而无意义的虚字，但以前的人却从未注意及此。这些字若不明白，诗经便不能懂。再说在《墨子》一书里，有点光学，力学；又有点逻辑，算学，几何学；又有点经济学。但你要懂得光学，才能懂得墨子所说的光；你要懂得各种知识，才能懂得墨子里一些最难懂的文句。总之，读书是为了要读书，多读书更可以读书。最大的毛病就在怕读书，怕读难书。越难读的书我们越要征服它们，把它们作为我们的奴隶或向导，我们才能够打倒难书，这才是我们的“读书乐”。若是我们有了某本的科学知识，那末，我们在读书时便能左右逢源。我再说一遍，读书的目的在于读书，要读书越多才可以读书越多。

第三点，读书可以帮助解决困难，应付环境，供给思想材料。知识是思想材料的来源。思想可分作五步。思想的起源是大的疑问。吃饭拉屎不用想，但逢着三岔路口，十字街头那样的环境，就发生困难了。走东或走西，这样做或是那样做，有了困难，才有思想。第二步要把问题弄清，究竟困难哪一点上。第三步才想到如何解决，这一步，俗话叫做出主意。但主意太多，都采用也不行，必须要挑选。但主意太少，或者竟全无主意，那就更没有办法了。第四步就是要选择一个假定的解决方法。要想到这一个方法能不能解决。若不能，那末，就换一个；若能，就行了。这好比开锁，这一个钥匙开不开，就换一个；假定是可以开的，那末，问题就解决了。第五步就是证实。凡是有条理的思想都要经过这五步，或是逃不了这五个阶级。科学家要解决问题，侦探要侦探案件，多经过这五步。

这五步之中，第三步是最重要的关键。问题当前，全靠有主意（Ide-as）。主意从哪儿来呢？从学问经验中来。没有知识的人，见了问题，两眼白瞪瞪，抓耳挠腮，一个主意都不来。学问丰富的人，见着困难问题，东一个主意，西一个主意，挤上来，涌上来，请求你录用。读书是过去知识学问经验的记录，而知识学问经验就是要用在这时候，所谓养军千日，用在一朝。否则，学问一些都没有，遇到困难就要糊涂起来。例如达尔文把生物变迁现象研究了几十年，却想不出一个原则去整理他的材料。后来无意中看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说人口是按照几何学级数一倍一倍的增加，粮食是按照数学级数增加，达尔文研究了这原则，忽然触机，就把这原则应用到生物学上去，创了物竞天择的学说。读了经济学的书，可以得着一个解决生物学上的困难问题，这便是读书的功用。古人说：“开卷有益”，正是此意。读书不是单为文凭功名，只因为书中可以供给学问知识，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困难，可以帮助我们思想。又譬如从前的人以为地球是世界的中心，后来天文学家科白尼却主张太阳是世界的中心，地球绕着而行。据罗素说，科白尼所以这样的解说，是因为希腊人已经讲过这句话；假使希腊没有这句话，恐怕更不容易有人敢说这句话吧。这也是读书的好处。有一家书店印了一部旧小说叫做《醒世姻缘》，要我作序。这部书是西周生所著的，印好在我家藏了六年，我还不曾考出西周生是谁，这部小说讲到婚姻问题，其内容是这样：有个好老婆，不知何故，后来忽然变坏，作者没有提及解决方法，也没有想到可以离婚，只说是前世作孽，因为在前世男虐待女，女就投生换样子，压迫者变为被压迫者。这种前世作孽，起先相爱，后来忽变的故事，我仿佛什么地方看见过。后来忽然想起《聊斋》一书中有一篇和这相类似的笔记，也是说到一个女子，起先怎样爱着她的丈夫，后来怎样变为凶太太，便想到这部小说大约是蒲留仙或是蒲留仙的朋友做的。去年我看到一本杂记，也说是蒲留仙做的，不过没有多大证据。今年我在北京，才找到证据。这一件事可以解释刚才我所说的第二点，就是读书可以帮助读书，同时也可以解释第三点，就是读书可以供给出主意的来源。当初若是没有主意，到了逢着困难时便要手足无措，所以读书可以解决问题，就是军事，政治，财政，思想等问题，也都可以解决，这就是读书的用处。

我有一位朋友，有一次傍着灯看小说，洋灯装有油，但是不亮，因为灯心短了。于是他想到伊索寓言里有一篇故事，说是一只老鸦要喝瓶中的水，因为瓶太小，得不到水，它就衔石投瓶中，水乃上来，这位朋友是懂得化学的，于是加水于灯中，油乃碰到灯心。这是看伊索寓言给他看小说的帮助。读书好像用兵，养兵求其能用，否则即使坐拥十万二十万的大兵也没有用处，难道只好等他们“兵变”吗？

至于“读什么书”，下次陈钟凡先生要讲演，今天我也附带的讲一讲。我从五岁起到了四十岁，读了三十五年的书。我可以很诚恳的说，中国旧籍是经不起读的。中国有五千年文化，四部的书已是汗牛充栋。究竟有几部书应该读，我也曾经想过。其中有条理有系统的精心结构之作，二千五百年以来恐怕只有半打。“集”是杂货店，“史”和“子”还是杂货店。至于“经”，也只是杂货店，讲到内容，可以说没有一些东西可以给我们改进道德增进知识的帮助的。中国书不够读，我们要另开生路，辟殖民地，这条生路，就是每一个少年人必须至少要精通一种外国文字。读外国语要读到有乐而无苦，能做到这地步，书中便有无穷乐趣。希望大家不要怕读书，起初的确要查阅字典，但假使能下一年苦功，继续不断做去，那末，在一二年中定可开辟一个乐园，还只怕求知的欲望太大，来不及读呢。我总算是老大哥，今天我就根据我过去三十五年读书的经验，给你们这一个临别的忠告。找书的快乐主席、诸位先生：

我不是藏书家，只不过是一个爱读书，能够用书的书生，自己买书的时候，总是先买工具书，然后才买本行书，换一行时，就得另外买一种书。今年我六十九岁了，还不知道自己的本行到底是那一门？是中国哲学呢？还是中国思想史？抑或是中国文学史？或者是中国小说史？《水经注》？中国佛教思想史？中国禅宗史？我所说的“本行”，其实就是我的兴趣，兴趣愈多就愈不能不收书了。十一年前我离开北平时，已经有一百箱的书，大约有一二万册。离开北平以前的几小时，我曾经暗想着：我不是藏书家，但却是用书家，收集了这么多的书，舍弃了太可惜，带吧，因为坐飞机又带不了。结果只带了一些笔记，并且在那一二万册书中，挑选了一部书，作为对一二万册书的纪念，这一部书就是残本的红楼梦，四本只有十六回，这四本《红楼梦》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老的抄本。收集了几十年的书，到末了只带了四本，等于当兵的缴了械，我也变成一个没有棍子，没有猴子的变把戏的叫化子。

这十一年来，又蒙朋友送了我很多书，加上历年来自己新买的书，又把我现在住的地方堆满了，但是这都是些不相干的书，自己本行的书一本也没有。找资料还需要依靠中研院史语所的图书馆和别的图书馆如台湾大学图书馆、中央图书馆等救急。找书有甘苦，真伪费推敲

我这个用书的旧书生，一生找书的快乐固然有，但是，找不到书的苦处也尝到过。民国九年七月，我开始写《<水浒传>考证》的时候，参考的材料只有金圣叹的七十一回本《水浒传》《征四寇》及《水浒后传》等，至于《水浒传》的一百回本、一百一十回本、一百一十五回本、一百廿回本、一百廿四回本，还都没有看到。等我的《<水浒传>考证》问世的时候，日本才发现《水浒》的一百回本、一百一十回本及一百廿回本，同时我自己也找到了一百一十五回本及一百廿四回本。做考据工作，没有书是很可怜的。考证《红楼梦》的时候，大家知道的材料很多，普通所看到的《红楼梦》都是一百廿回本，这种一百廿回本并非真的《红楼梦》。曹雪芹四十多岁死去时，只写到八十回，后来由程伟元、高鹗合作，一个出钱，一个出力，完成了后四十回。乾隆五十六年的活字版排出了一百廿回的初版本，书前有程、高二人的序文说：

世人都想看到《红楼梦》的全本，前八十回中黛玉未死，宝玉未娶，大家极想知道这本书的结局如何，但却无人找到全的《红楼梦》。近因程、高二人在一卖糖摊子上发现有一大卷旧书，细看之下，竟是世人遍寻无着的《红楼梦》后四十回，因此特加校订，与前八十回一并刊出。

可是天下这样巧的事很少，所以我猜想序文中的说法不可靠。考证红楼梦，清查曹雪芹

三十年前我考证《红楼梦》时，曾经提出二个问题，这是研究红学的人值得研究的：一、《红楼梦》的作者是谁？作者是怎样一个人？他的家世如何？家世传记有没有可考的资料？曹雪芹所写的那些繁华世界是有根据的吗，还是关着门自己胡诌乱说？二、《红楼梦》的版本问题，是八十回，还是一百廿回？后四十回是哪里来的？那时候有七八种《红楼梦》的考证，俞平伯、顾颉刚都帮我找过材料。最初发现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年）有程伟元序的乙本，其中并有高鹗的序文及引言七条，以后又发现早一年出版的甲本，证明后四十回是高鹗所续，而由程伟元出钱用活字刊印。又从其他许多材料里知道曹雪芹家为江南的织造世职，专为皇室纺织绸缎，供给宫内帝后、妃嫔及太子、王孙等穿戴，或者供皇帝赏赐臣下。后来在清理故宫时，从康熙皇帝一秘密抽屉内发现若干文件，知道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等于皇帝派出的特务，负责察看民心年成，或是退休丞相的动态，由此可知曹家为阔绰大户。《红楼梦》中有一段说到王熙凤和李嬷嬷谈皇帝南巡，下榻贾家，可知是真的事实。以后我又经河南的一位张先生指点，找到杨锺义的《雪桥诗话》及《八旗经文》，以及有关爱新觉罗宗室敦诚、敦敏的记载，知道曹雪芹名，号雪芹，是曹寅的孙子，接着又找到了《八旗人诗抄》《熙朝雅颂集》，找到敦诚、敦敏兄弟赐送曹雪芹的诗，又找到敦诚的《四松堂集》，是一本清抄未删底本，其中有挽曹雪芹的诗，内有“四十年华付杳冥”句，下款年月日为申（即乾隆廿九年，西历一七六四年）。从这里可以知道曹雪芹去世的年代，他的年龄为四十岁左右。险失好材料，再评《石头记》

民国十六年我从欧美返国，住在上海，有人写信告诉我，要卖一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给我，那时我以为自己的资料已经很多，未加理会。数年以后和徐志摩在上海办新月书店，那人又将书送来给我看，原来是甲戌年手抄再评本，虽然只有十六回，但却包括了很多重要史料。里面有“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甲午八月泪笔”的句子，指出曹雪芹逝于乾隆廿七年冬，即西历一七六三年二月十二日；又有“句句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诗句，充分描绘出曹雪芹写《红楼梦》时的情态。脂砚斋则可能是曹雪芹的太太或朋友。自从民国十七年二月我发表了《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之后，大家才注意到脂砚斋评本石头记。不过，我后来又在民国廿二年从徐呈署先生处借来一部庚辰秋定本脂砚斋四阅评过的《石头记》是乾隆廿五年本，八十回，其中缺六十四、六十七两回。谈《儒林外史》，推赞吴敬梓

现在再谈谈我对《儒林外史》的考证：《儒林外史》是部骂当时教育制度的书，批评政治制度中的科举制度。我起初发现的只有作者吴敬梓的《文木山房集》中的赋一卷（四篇），诗二卷（一三一首），词一卷（四七首），拿这当做材料。但是在一百年前，我国的大诗人金和，他在跋《儒林外史》时，说他收有《文木山房集》，有文五卷，诗七卷。可是一般人都说《文木山房集》没有刻本，我不相信，便托人在北京的书店找，找了几年都没有结果，到了民国七年才在带经堂书店找到。我用这本集子参考安徽《全椒县志》，写成一本一万八千字的《吴敬梓年谱》，中国小说家传记资料，没有一个能比这更多的，民国十四年我把这本书排印问世。

如果拿曹雪芹和吴敬梓二人作一个比较，我觉得曹雪芹的思想很平凡，而吴敬梓的思想则是超过当时的时代，有着强烈的反抗意识。吴敬梓在《儒林外史》里，严刻地批评教育制度，而且有他的较科学化的观念。有计划找书，考证神会僧

前面谈到的都是没有计划的找书，有计划的找书更是其乐无穷。所谓有计划的找书，便是用“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方法去找书，现在再拿我找神会和尚的事做例子，这是我有计划的找书：神会和尚是唐代禅宗七祖大师，我从宋《高僧传》的慧能和神会传里发现神会和尚的重要，当时便作了个大胆的假设，猜想有关神会和尚的资料只有在日本和敦煌二地可以发现。因为唐朝时，日本派人来中国留学的很多，一定带回去不少史料，经过“小心的求证”，后来果然在日本找到宗密的《圆觉大疏抄》和《禅源诸铨集》，另外又在巴黎的国家图书馆及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发现数卷神会和尚的资料。知道神会和尚是湖北襄阳人，到洛阳、长安传布大乘佛法，并指陈当时的两京法祖三帝国师非禅宗嫡传，远在广东的六祖慧能才是真正禅宗一脉相传下来的。但是神会的这些指陈不为当时政府所取信，反而贬走神会。刚好那时发生安史之乱，唐玄宗远避四川，肃宗召郭子仪平乱，这时国家财政贫乏，军队饷银只好用度牒代替，如此必须要有一位高僧宣扬佛法，令人乐于接受度牒，神会和尚就担任了这项推行度牒的任务。郭子仪收复两京（洛阳、长安），军饷的来源，不得不归功神会。安史之乱平了后，肃宗迎请神会入宫奉养，并且尊神会为禅宗七祖，所以神会是南宗的急先锋，北宗的毁灭者，新禅学的建立者，坛经的创作者，在中国佛教史上没有第二个人有这样伟大的功勋。我所研究的《神会和尚全集》可望在明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

最后，根据我个人几十年来找书的经验，发现我们过去的藏书范围是褊狭的，过去收书的目标集于收藏古董，小说之类决不在藏书之列。但我们必须了解了解，真正收书的态度，是要无所不收的。论读别字

关于读别字和写别字的问题，我主张我应该采用荀卿在两千多年前说的话：“名无固宜，约定俗成谓之宜。”名即是语言文字里用的“字”。语言文字都是依据大家的一种相互了解的。这种相互了解即是荀卿说的“约”。大家都承认了，就是“约定”；成为习惯了，就是“俗成”。约定了，用惯了，就是“宜”，就是不错的。

先说“写别字”。最奇怪的别字是“这”字。字书上，“这”音彦，迎也，绝无“此个”之意。据钱玄同先生的推测，古时只有“者个”有时写作“遮个”，抄写的人把“遮”字写成简笔的“这”，后人不知是“遮”字，就写作“这”字了。一千年来，约定俗成，这个别定就成了正字了。后世编字典的先生也就不能不承认这个“这”字了。

这一类的“别字”多极了，真是举不胜举。例如“他”字就是“它”的别字。“你”字就是“尔”的别字。例如说“他有一种很利害的毛病”，据章太炎先生说，毛病的“毛”字是“瘼”的别字；又近年有人嫌“利害”不通，往往写成“厉害”。又如“账簿”的“账”，古人本作“帐”；但今人若写“帐目”、“帐簿”，也许有人要认作别字了。此等别字，既经约定俗成，都应该认为正字。

次说“读别字”。“这”字本音彦，然而大家都读为“者”，“者”字既约定俗成，就是正音了。又如“铅”字，字典音“延”，但我们现在都读“愆”音，这就是正音了。再举个极端的例，我常听见有人读“酗酒”作“凶酒”，这是读偏旁的错误；然而几十年后，也许大家都不认得这个酗字的“煦”音而都读“凶”音了，那也可以说是正音了。读《汉书》杂记

吾邱寿王（即吾邱子赣）禁民挟弓矢对曰：“（上略）臣恐奸人挟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备而抵法禁，是擅贼威而夺民救也。”

我读了这几句话，我把这位吾邱先生佩服得了不得。现在我们中国的国民，要想携带一把刀，或是一把小手枪，便算是犯禁，算是私藏军火，那些良民的家里，哪里敢藏这些东西，那些行路的客商，哪里敢带这些东西。然而我记得去年江、浙一带枭匪大起，年底下，竟敢青天白日的在内河里面抢夺轮船上的客商了。那时候，枭匪来了几千人，围住抢劫，大半都带着刀子、洋枪，不但是小小的手枪，简直是大的来福枪。只可怜那些客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只得束手待毙，只得睁开眼睛，随他抢，随他劫，谁敢说半个不字。这是禁的害呢，还是利呢？又如外国人的租界上，不许中国人带刀，甚至于学堂里体操教习挂把不开口的军刀，摆摆架子，都要受巡捕的干涉。然而那些流氓杀人抢劫，都带着明晃晃的刀子，差不多报上天天看见的。唉！这又何苦呢？所以我看了这位吾邱先生的话，很佩服他的好见识。我又很巴望那些老爷大人们，大家听听这几句话罢。

王吉上宣帝书曰：“（上略）世俗嫁娶太早，未知人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

此又切中今日情弊之语也。现在的人，不管儿女年纪够得上，够不上，只顾早早强行婚嫁，害死的人，也不知多少了。如今只弄得几万万的弱种，这都是谁的罪过呢？这不是做父母的大罪吗？我很望大家留心留心这句话罢！《匈奴传》呼韩邪将入朝于汉，议问诸大臣，皆曰：

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气力而下服役，以马上战斗为国，故有威名于百蛮。战死，壮士所有也。今兄弟争国，不在兄，则在弟，虽死犹有威名，子孙常长诸国。汉虽强，犹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乱先古之制，臣事于汉，卑辱先单于，为诸国所笑。

我读此，我心大感动，我痛恨石敬瑭，我痛恨吴三桂。我很想骂人，咦，我骂谁呢？

汉朝的人，最讲气节，动不动就是自杀。自杀，这件事，到了如今，差不多听不见了。那汉朝的人，无论王侯将相，无论庶人，受了什么羞辱，或是自己的隐事发觉了，一个个都肯从容自杀。那种可杀不可辱的气概，真正令人五体投地，佩服的了不得。何尝像现今的人，犯了卖国的大罪，纵匪的大罪，甚至于犯了几乎亡国的大罪，经世界上人齐声指骂，他却恬然无事。此外，那些贪赃得贿，暮夜苞苴，全国的人，万口唾骂，他都不顾，说什么“包羞忍耻是男儿”。简直是不要脸罢了。现今这种自杀的风气，还亏一般女同胞，她们因为没有受得那些臭男儿的熏陶，所以还顾些廉耻，一遇了有些羞耻的事，便完他一死，干干净净，而且轰轰烈烈，何等冠冕！列位休说这是匹夫匹妇的行为。大家要晓得，这便是天良未泯，这便是羞恶之心。古语说得好：“人而无耻，胡不遄死。”所以我的意思，最崇拜那些敢死之人。我很希望大家也崇拜崇拜罢。

汉武帝亲帅师十八万骑，北登单于台，使使告单于曰：“南越王头已悬汉北阙矣！单于能战，天子自将待边；不能，亟来臣服，何但亡匿幕北苦寒之地为？”单于詟不敢出。

至今读此段文字，犹令人神王[往？]不已，恨此等盛业，历史上不多见耳。书院制史略

我为何讲这个题目？因为古时的书院与现今教育界所倡的“道尔顿制”精神大概相同。一千年以来，书院实在占教育上一个重要位置，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的渊源，唯书院是赖。盖书院为我国古时最高的教育机关。所可惜的，就是光绪变政，把一千年来书院制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教育。要知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譬如南菁书院，他所出版的书籍，等于外国博士所做的论文。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了。所以我今日要讲这个书院的问题。本题计分两节：第一、书院的历史；第二、书院的精神。兹分别言之。一、书院的历史（一）精舍与书院。书院在顶古的时候，无史可考；因古代的学校，都是私家设立，不甚出名。周朝学制，亦无书院的名称。战国时候，讲学风起，私家学校渐为人所器重。汉时私家传授之盛，为古所未有。观汉朝的国子监太学生，多至数万人，即可见学风之盛。六朝时候，除官学外，复有精舍。此精舍系由少数的贵族或士大夫在郊外建屋数椽，以备他们春夏射御，秋冬读书的处所。唯此精舍，仍由私家学垫蝉蜕而来，其教授方法，与佛家讲经相同。佛家讲经只许和尚沉思默想，倘和尚不明经理而欲请教于大和尚，此时大和尚就以杖叩和尚之头，在问者虽受重击，毫无怨言，仍俯首思索如故。有时思索不得，竟不远千里朝拜名山，俾一旦触机觉悟，此法系启发学者思想。不借外界驱策而能自动学习；所以精舍也采取佛家方法。其后道家讲经，也和佛家相同。到唐明皇的时候，始有书院的名称。书院之有学校的价值，固自唐始，但至宋朝更进步了。（二）宋代四大书院。书院名称，至宋朝时候才完全成立。当时最负盛名的书院，如石鼓、岳麓、应天、白鹿洞，世人称为四大书院。这些书院，都系私人集资建造，请一个学者来院主教，称他叫山长。书院大半在山水优秀的地方，院内广藏书籍，使学生自修时候，不致无参考书。此藏书之多，正所以引起学生自由研究的兴趣。此四大书院，不独藏书很多，并且请有学者在院内负指导责任。来兹学者，如有困难疑惑之处，即可向指导者请教；犹如今日道尔顿制的研究室。所以宋朝的书院，就是为学者自修的地方。（三）宋代书院制度。宋代书院制度，很可研究。每一个书院，有山长一人，系学识丰富的人充任。书院里藏书极多，有所谓三舍制，就如湖南潭州书院，分县学、书院、精舍三种。在州府县学里读书，都是普通之子；优者升入书院。当时书院的程度，犹如今日大学本科，倘在书院里考得成绩很好，就升入精舍。此时犹如今日入大学研究院了。又当时又有所谓大学三舍制，就是在宋仁宗的时候，大兴学校，令天下皆设官学，自己复于京师设立大学。考他的组织方法，也有三种阶级，在州县学读书，称曰外舍，等于大学预科；经一种考试升入内舍，等于今日大学本科；再经严格的考试，就升入精舍，等于今日大学研究院。这种制度，已在浙江书院实行了。（四）宋代讲学之风与书院。宋代讲学之盛，古所未有。当时所谓州学、县学、官学，只有其名，而无其实。此等学校，吾无以名之，只得叫它曰抽象的学校，大概一位老师就是一个学校，老师之责任，就在讲经。当时入官学者甚少，国子监太学生都可花钱捐得。然而尊崇一派奉为名师，日趋听讲者亦甚多。听讲时大半笔记，不用书籍，如朱子语录，即学生所做的笔记。教法亦大半采佛家问答领悟之法，至于讲学之风，迨南宋时可谓登峰造极。当时学生所最崇拜的，只有二人，因此分为两派：一派当推朱子，而另一则为陆象山派。朱陆既殁，其徒散居各处，亦复以讲学为号召，所以私立的书院，就从此增多了。（五）会讲式的书院。会讲式的书院，起自明朝，如无锡东林书院，每月订有开会时间。开会之先，由书院散发请帖，开会时由山长主讲一段，讲毕，令学生自由讨论，各抒意见，互相切磋，终以茶点散会。（六）考课式的书院。考课式的书院，亦起自明朝。此式定每月三六九日或朔望两日，由山长出题，凡合于应试资格的人，即可往书院应试。书院并订津贴寒士膏火办法，供寒士生活之用。此等书院，仅在考试时非常忙碌，平时无须开门，考课者亦不必在场内，只要各抒谨论而已。（七）清代的书院。清时学术思想，多不尊重理学一派，只孜孜研究考据实用的学问。学者贵能就性之所近，分门研究，研究所得，以笔记之。有时或做极长的卷折，以示造诣，所有书院，概系公立，山长由州府县官聘请富有学识者充之。山长薪水很大，书院经费，除山长薪水外，又有经临等费。学生除不收学费外，又有膏火津贴奖赏等。所以在学足供自给，安心读书，并可以膏火等费赡养家室，不致有家室之累。每一书院，藏书极多，学生可以自由搜求材料，并有学识丰富之山长，加以指导。其制度完备，为亘古所未有，而今则不复见了！二、书院的精神（一）代表时代精神。一时代的精神，只有一时代的祠祀，可以代表。因某时之所尊奉者，列为祠祀，即可觇某时代民意的趋向。古时书院常设神祠祀，带有宗教的色彩，其为一千年来民意之所寄托，所以能代表各时代的精神。如宋朝书院，多崇拜张载、周濂溪、邵康节、程颐、程颢诸人，至南宋时就崇拜朱子，明时学者又改崇阳明，清时偏重汉学。而书院之祠祀，不外供许慎、郑玄的神像。由此以观，一时代精神，即于一时代书院所崇祀者足以代表了。（二）讲学与议政。书院既为讲学的地方，但有时亦为议政的机关。因为古时没有正式代表民意的机关；有之，仅有书院可以代行职权了。汉朝的太学生，宋朝朱子一派的学者，其干涉国家政治之气焰，盛极一时；以致在宋朝时候，政府立党籍碑，禁朱子一派者应试，并不准起复为官。明朝太监专政，乃有无锡东林书院学者出而干涉，鼓吹建议，声势极张。此派在京师亦设有书院，如国家政令有不合意者，彼辈虽赴汤蹈火，尚仗义直言，以致为宵小所忌，多方倾害，死者亦多，政府并名之曰东林党。然而前者死后者继，其制造舆论，干涉朝政，固不减于昔日，于此可知书院亦可代表古时候议政的精神，不仅为讲学之地了。（三）自修与研究。书院之真正的精神唯自修与研究，书院里的学生，无一不有自由研究的态度，虽旧有山长，不过为学问上之顾问；至研究发明，仍视平日自修的程度如何。所以书院与今日教育界所倡道尔顿制的精神相同。在清朝时候，南菁、诂经、钟山、学海四书院的学者，往往不以题目甚小，即淡漠视之。所以限于一小题或一字义，竟终日孜孜，究其所以，参考书籍，不惮烦劳，其自修与研究的精神，实在令人佩服！三、结论

本题拟举二例，作为结论：（一）譬如南菁书院，其山长黄以周先生，常以八字告诫学生，即“实事求是，莫作调人”。因为研究学问，遇困难处若以调人自居，则必不肯虚心研究，而近乎自暴自弃了。（二）又如上海龙门书院，其屏壁即大书“读书先要会疑，学者须于无疑中寻找疑处，方为有得”，即可知古时候学者的精神，唯在刻苦研究与自由思索了。其意以学问有成，在乎自修，不在乎外界压迫。这种精神，我恐今日学校中多轻视之。又当声明者，即书院并不拒绝科学，如清代书院的课程，亦有天文、算学、地理、历史、声、光、化、电等科学。尤以清代学者如戴震、王念孙等都精通算学为证。惜乎光绪变政，将一千年来的书院制度，完全推翻，而以在德国已行一百余年之学校代替此制，诩为自新。使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吾以今日教育界提倡道尔顿制，注重自动的研究，与书院制不谋而合，不得不讲这书院制度的略史了。论诗偶记袁枚论诗

袁简斋乃满清一代之有文学革命思想者也。其论诗尤有独见之言，唯不当于其《随园诗话》中求之。其诗话去取太滥，无甚价值。惟其文集及尺牍中论诗诸篇，往往有极精辟之论。今录其最佳者二则于下：《答沈大宗伯论诗书》（适按：此即沈德潜，时方选《国朝诗别裁集》）：（上略）尝谓诗有工拙而无今古。自葛天氏之歌，至今日，皆有工有拙。未必古人皆工，今人皆拙。……然格律莫备于古，学者自有渊源。至于性情遭际，人人有我在焉，不可貌古人而袭之，畏古人而拘之也。……唐人学汉魏变汉魏，宋学唐变唐。其变也，非有心于变也，乃不得不变也。使不变，则不足以为唐，不足以为宋也。……先生许唐人之变汉魏，而独不许宋人之变唐，惑也。且先生亦知唐人之自变其诗，与宋人无与乎。初、盛一变，中、晚再变，至皮、陆二家，已浸淫乎宋氏矣。风会所趋，聪明所极，有不期其然而然者。故枚尝谓变尧舜者汤武也，然学尧舜者莫善于汤武，莫不善于燕哙。变唐诗者宋元也，然学唐诗者，莫善于宋元，莫不善于明七子。何也，当变而变，其相传者心也；当变而不变，其拘守者迹也。鹦鹉能言而不能得其所以言，夫非以迹乎哉。（下略）（《文集》十七卷）

此书论文学变迁之迹，可谓独具只眼。即今之持人治进化之说者，亦无以易之。吾欲为之进一解曰：变《左传》、《国策》、《史记》者，《水浒》、《儒林外史》也。然学《左传》、《国策》、《史记》者，莫善于《水浒》、《儒林外史》，莫不善于今世之古文家。读者疑吾言乎，请看林琴南所译莎士比亚之《亨利第四纪》（见《小说月报》）。《与洪稚存论诗书》：文学韩，诗学杜，犹之游山者必登岱，观水者必观海也。然使游山观水之人，终身抱一岱、一海以自足，而不复知有匡庐、武夷之奇，潇湘、镜湖之妙，则亦不过泰山上一樵夫，海船中一舵工而已矣。古之学杜者，无虑数千百家，其传者皆其不似杜者也。唐之昌黎、义山、牧之、微之，宋之半山、山谷、后村、放翁，谁非学杜者，今观其诗，皆不类杜。稚存学杜，其类杜处，乃远出唐、宋诸公之上，此仆之所深忧也。……足下前年学杜，今年又复学韩。鄙意以洪子之心思学力，何不为洪子之诗，而必为韩子、杜子之诗哉！无论仪神袭貌，终嫌似是而非。就令是韩是杜矣，恐千百世后人，仍读韩杜之诗，必不读类韩类杜之诗。使韩杜生于今日，亦必别有一番境界，而断不肯为从前韩杜之诗。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落笔时亦不甚愉快。萧子显曰：“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庄子曰：“迹，履之所出，而迹非履也。”此数语，愿足下诵之而有所进焉。（《续集》三十一卷）

摹仿古人为吾国文学第一大病。今之称誉人者曰：“某人之诗，置之杜集中，可乱楮叶。”曰：“某人文学昌黎，诗学老杜，皆能毕肖。”曰：“这一句似山谷。”曰：“那一句似太白。”嗟夫！即令真似矣，真可乱楮叶矣，亦不过为天下多添几件赝鼎耳，何足道哉！白话诗

余近来主张以白话入诗，友朋中颇多反对者。以为白话用以作小说、演说则可，以之作诗则不可也。余谓此说殊不能成立。即令古来从未有用白话作诗者，亦不可便谓今日必不可有白话诗。况古来用白话作诗者多矣！海外无书，不能一一备举之，案头适有《剑南集》，举其中白话诗数首：

少时唤愁作底物，老境方知世有愁。

忘尽世间愁故在，和身忘却始应休。

不识如何唤作愁，东阡南陌且闲游。

儿童共道先生醉，折得黄花插满头。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

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此种诗唐人已有之。如摩诘之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难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又如：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又如太白之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及其《横江词》中之

人言横江好，侬道横江恶。

狂风吹倒天门山，白浪高于瓦官阁。

杜工部诗中，如：

漫道春来好，狂风大放颠。

吹花随水去，翻却钓鱼船。

又如：

每恨陶彭泽，无钱对菊花。

如今九日到，自觉酒须赊。

皆绝妙之白话诗也。

龚定庵诗间亦有用白话而甚妙者，如：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白话词

白话词尤多，不可胜举，姑举一二例：望江东黄山谷

江水西头隔烟树，望不见江东路。思量只有梦来去，更不怕江阑住。灯前写了书无数，算没个人传与；直饶寻得雁分付，又还是秋将暮。如梦令向子

谁伴明窗独坐，我和影儿两个。灯尽欲眠时，影也把人抛躲。无那，无那，好个悽惶的我。寻芳草辛稼轩

有得许多泪，更闲却许多鸳被。枕头儿放处，都不是旧家时，怎生睡。更也没书来，那堪被雁儿调戏。道无书却有书中意，排几个人人字。昼夜乐柳耆卿（上半阕略）一场寂寞凭谁诉，算前言，总轻负。早知恁地难拚，悔不当初留住。其奈风流端正外，更别有系人心处。一日不思量，也攒眉千度。

此皆白话词也。元以来，剧本中用白话作曲者更多。不可一一举也。白话的文学

吾私心窃以为今后之文学，其真有文学价值，足与于世界第一流文学之列者，其将在白话之文学乎。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字者，文学之器也。吾以为今后，中国文学之利器，将不在文言而在白话。（此说非一条札记所能尽，他日当作文详言之。）施耐庵、曹雪芹诸人既已实地证明白话之为小说之利器矣。今尚待吾辈以实地试验，证明白话之可否为韵文之利器耳。

无论如何，白话是否足为文学的利器，此一问题，全待吾辈解决。而解决之法，不在问古人之曾否用白话作诗，而在吾辈之实地试验。一次试验失败，何妨再三为之，何妨千百次为之。放翁诗曰：“尝试成功自古无。”此最不通之论也。天下古今岂有不尝试而成功者乎！古今诗之异同

时代不同，则语言文字亦随之而变。其变也，非有意于变而变也，不得不变耳。《易》曰：“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此明于世变史事者之言也。穴居野处者，变而为上栋下宇；茹毛饮血者，变而为烹调肴馔；结绳变而为书契。皆进化之迹也。文字亦时时变耳。往往有同一意思而以时代不同之故，遂有不同之说法。今试举例以明之：

俟我于堂乎而，充耳以黄乎而，尚之以琼英乎而。

此三千年前人之辞也。唐人诗曰：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此与上文齐风之诗同意，但措辞不同耳。又如：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檀车，四牲，征夫不远。

唐人言之，则曰：

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洲。

又如：

卜筮偕止，会言近止，征夫迩止。宋人言之，则曰：

试把花卜归期，才簪又重数。

若朱庆馀、温飞卿、辛稼轩诸人，一一皆为《三百篇》诗人的诗，一一皆说三千年前的话，岂不大可惜乎！诗与文的区别

潘立三先生（大道）同曾慕韩先生（琦）来谈。潘先生问诗与文的区别究竟在什么地方？我说，人家都说是音韵的有无，其实不然。散文何尝没有音韵？骈文和八股，不消说了。即如“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句极朴实的散文，我们少时读起来何尝没有音节？甚至于“支钱三文，买豆腐一块”，若摇头读起来，也会有音韵。

我以为散文与诗的区别，在于抽象与具体的两种趋向。文不妨多带抽象性，诗不可有抽象的性质。诗是偏于具体的。越趋向具体的，越有诗味。“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决不是诗。“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决不是文。李义山诗，“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咏史》）虽合平仄，决不是诗。“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一定是诗。

试看古来多少名句，那一句不是具体的？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

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王维

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

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李白

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

芹泥垂燕嘴，蕊粉上蜂须。

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薄云岩际宿，孤月浪中翻。

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杜甫

这些句子的好处，都因为每句都能使我们脑子里发生一种明显逼人的影像（image）。

有时一句里不止含有一个影像，如上文所举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直是一串影像，合成一个“早行”的观念。又如马致远小曲：“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首小曲里有十个影像连成一串，并作一片萧瑟的空气。

又凡全称名词都是抽象的，凡个体事物都是具体的。故说“女子”，是抽象的，不能发生明了浓丽的影像。若说“红巾翠袖”，便可引起一种具体的影像。又如说“少年”，是抽象的；若说“衫青鬓绿”，便可引起一种浓丽明了的影像了。一切诗词的“套语”（Conventions）都是这样发生的，都是要引起具体的，明显逼人的影像。但人的心理有容易养成习惯性的趋向，新鲜的影像见惯了便不发生效力了。所以“务去陈言”，只是要时时创造能发生新鲜影像的字句。况且时代变迁，一个时代的话，过了一二百年，便不适用了。如宋人可用“红巾翠袖”代少年女子，今世的女子若穿戴着红巾翠袖，便成笑话了。民七月十三日追记

中国诗词常有不通（不合文法）之句，虽大家也不能免。杜甫的“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不用说了。“见愁汗马西戎逼，曾闪朱旗北斗殷”，也不通。最明显的如陆游的“白发萧条吹北风”，明是北风吹白发。诗中倒置的文法固多，但不能如此说，此与说“茶喝我”一样了。民十三日

写了这段话，我忽然想起俗话有“吹风”当作“当风”、“受风”的意思。我们徽州人说“到门口去吹吹风”，是吹字不错，我错怪放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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