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布鲁克林(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杰奎琳·伍德森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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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布鲁克林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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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母亲去世前的一段漫长时光里，我的故事原本可能更加悲惨。我父亲本可能变成酒鬼，或是染上毒瘾，抑或沉迷于女人，抛下我们姐弟俩，任我们自生自灭——或者比这更糟——把我们丢进纽约市儿童服务中心，父亲说过，凡是被送去那里的孩子大都没有好结局。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所谓悲剧，不在于当下，而在于回忆。[1]

如果那时就听了爵士乐，我们的人生是否会变得跟现在不一样？如果早就知道我们的故事是一曲回旋往复的蓝调，不断重复同一段副歌，我们是否会抬头，对彼此一遍又一遍地说“这就是记忆”，直到生活变得有意义？如果早就知道那疯狂的青春里嵌着一段旋律，现在的我们又会在哪里？当年呀，西尔维亚、安吉拉、琪琪还有我，四个女孩聚在一起，像极了爵士乐的即兴演奏——头几个音符试探着相互靠拢，渐渐地，乐队找到了相同的步调，音乐随即自然而然地流淌起来——可惜，我们当时还不知道爵士乐，也无从知道自己就像一首爵士乐歌曲。20世纪70年代最流行的那四十首歌曲都在试图诉说我们的故事，却从未真正把我们说清。

十五岁那年夏天，父亲把我带到了一个女人面前。那女人是他在[2]伊斯兰民族组织的兄弟介绍认识的。他说，这位女士受过教育，我有什么话都可以跟她说，因为那时候，我几乎总是缄默不语。在那之前，曾经口齿伶俐的我突然变得沉默，像是被夺走了呼吸，陷入了一种令家人不解的忧愁之中。

索尼娅女士瘦瘦的，她棕色的脸蛋严严实实地遮掩在黑色的头巾下。从那以后，这个戴着头巾、手指纤细、黑色眼眸里闪烁着疑问的女人就成了我的治疗师。但那时，也许已经太迟了。“谁还没经历过一些沟沟坎坎呢？”索尼娅女士经常这样问我，似乎理解了人类的苦难是如何之深、如何无所不在就足以将我拉出自己的泥沼。

不知何故，我和弟弟的童年有一半都是在没有母亲的环境中度过的。弟弟有父亲传承给他的信仰，而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和西尔维亚、安吉拉、琪琪一起分担着在布鲁克林成长的女孩们的重负。它沉甸甸的，仿佛一袋重石，当我们无法承受时便互相传递，说着：“来，帮我背一下。”

转眼间，那段童年时光已逝去二十年了。今天早晨，我和弟弟安葬了父亲。我们肩并肩，站在墓地里，四周的柳条低垂着，积雪融化，仿佛在泣泪，在冰雪的映衬下显得光秃秃的。清真寺的兄弟姊妹围绕在我们身边。在清晨的银光下，弟弟伸出手来，握住了我戴着手套的手。

之后，我们来到新泽西州林登市路边的一个小餐馆里。弟弟脱下了黑色外套，里面是黑色高领毛衣和黑色羊毛西裤。他头戴妻子织的黑色小圆帽，帽边正好抵到眉梢。

餐馆里散发着咖啡、面包和漂白剂的味道。霓虹灯闪烁着明亮的绿光，打出“欢迎惠顾”的字样，下面垂挂着积满灰尘的银色彩条。圣诞节那天我是在医院度过的，看到父亲呻吟着要止痛药，而护士却迟迟不来。

一位服务员为弟弟的薄荷茶续了些热水。我挑挑拣拣地吃了几口鸡蛋和温热的家常炸薯条，故意慢慢地咀嚼着嘴里的肉逗他。“你还挺得住吗，老姐？”他问道，深沉的声音有点颤抖。“我很好。”“一切都好？”“一切都好。”“哦，我懂了，你还在吃‘魔鬼’的食物。”“什么都吃，不带一点咕噜声。”

我们大笑起来，这是一个老笑话——从前，我常常跟闺密们在下午一起偷偷溜去街角的杂货铺，去买我在家里不准吃的食物。“知道吗？你还是可以过来跟我和阿拉菲亚一起住的。睡几个晚上可不会传染。”“我在公寓里住得挺好，”我说，“有很多事情要做，要整理爸爸所有的遗物……阿拉菲亚还好吗？”“她会没事的。医生说得好像她一站起来宝宝就会马上从肚子里掉出来一样。一切都很好，宝宝也会平安无事的。”

七月三十日，我开始了进入这个世界的征程，然而直到八月我才真正降临人间。我的母亲饱受漫长分娩的折磨，当她问今天是几号时，父亲回答说：“八月了，现在八月了。”“嘘——亲爱的，”他低声说，[3]“我们的奥古斯特出生了。”“你害怕吗？”我问弟弟，握住了他放在桌上的手。脑海里刹那浮现出我们在甜蜜林小镇的一张合影：我把刚出生不久的弟弟抱在大腿上，自己也还是个小女孩，冲着镜头微笑，神气十足。“有一点儿。但我知道，有真主安拉在，一切皆有可能。”

我们安静地待着。周围都是白人老夫妇，他们小口喝着咖啡，两眼放空。我听到身后有人用西班牙语说笑着。“我才这么年轻就要当姑姑了。”“你要是再不着急，就会老到当不成妈妈了。”弟弟咧着嘴笑，“我可没有批评你的意思。”“没批评才怪。”“我只是想说，你该停止研究死人，回来跟你活生生的老弟混了。我认识个男的……”“别跟我提这个。”

我试图不让自己去想即将独自一人回到父亲公寓的事，那伴随死亡而来的如释重负以及深深的恐惧。要把衣服捐出去，把过期的食物扔掉，把照片收起来，可这都是为了什么？为了谁？

在印度，印度教徒把逝者火化，将骨灰撒在恒河的水面上；巴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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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并不知道“人类学”这个词，也不知道有个组织叫“常春藤联盟”。我更不知道有人可以生活在飞机上，穿梭在世界各地，研究死亡，目睹前世今生的未解之谜……最终获得了解答。我曾在印度尼西亚和韩国，在毛里塔尼亚和蒙古见过丧葬习俗。我见过马达加斯加人从墓穴中挖出用棉布包裹着的先人尸骨，给它们喷上香水，请求这些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的先人告诉他们过去的故事，祈求他们的保佑和祝福。我曾在家待了一个月，目睹了父亲的死亡。死亡并没有吓倒我，现在没有，以后也不会。然而，布鲁克林于我却似骨鲠在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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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会儿，他说：“我想念爸爸，也想你了。”

在父亲得了肝癌之后那段漫长而痛苦的日子里，我和弟弟轮流照顾他。弟弟晚上来医院接我的班，早晨我过来叫醒他，好让他回家赶紧冲个澡、做祷告，然后去上班。

此刻，弟弟看起来仿佛从三十一岁回到了七岁时的模样，浓浓的眉毛向下垂，皮肤是那么干净光滑，简直不像个成年男人。

我想安慰弟弟。“其实这是好事，父亲他……”但欲言又止。“安拉慈悯，”他说，“感谢安拉召唤父亲归真。”“感谢安拉。”我说。

弟弟开车把我送到了地铁站，亲吻了我的额头，然后用力地拥抱了我。不知从何时起，他已经成长为一个男人了。那么久以来，他一直都是我的弟弟，既可爱又严肃，眼睛睁得大大的，窥探着这个世界。而现在，戴着一副小小金丝眼镜的他，看起来就像是从历史书里走出[6][7]来的人，好像是马尔科姆，或者是斯托克利。“我会在后天之前过来帮你，怎么样？”“我自己能行！”“什么？你难道藏了个男人不想让我见吗？”

我笑了。“我敢打赌，你一定还在做坏事。”

我拍了他一巴掌，下了车。“爱你。”“我也爱你，奥古斯特。”

在回旧公寓的地铁上，我抬起头，惊讶地发现西尔维亚竟坐在过道对面读着《纽约时报》。从上次见面到现在，已经过去二十年了，岁月让她越发美丽。棕红色的头发剪短了，卷卷的，夹杂着灰发。她的皮肤依旧是那种不同寻常的古铜色，衬托出一双浅色的眼睛，而今眼角已刻上了丝丝细纹。也许是感受到了我的目光，她突然扫了我一眼，认出了我，微微一笑。在那几秒钟的时间，时光倒转，她仿佛又变成了当年的西尔维亚：快满十五岁的她穿着圣托马斯·阿奎那中学的校服——蓝绿相间的格子裙、白衬衣，戴着格纹十字领结，肚子已经开始微微隆起。当沉默再次占据了我的身体时，我想起了索尼娅女士：她戴着黑色头巾的脑袋，看着笔记本，我第一次在她办公室里哭诉时，她停住了笔。“西尔维亚。”“哦，天哪！奥古斯特！”她说，“你是什么时候回到布鲁克林的？”

她的孩子现在应该已经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姑娘了。我记得听人说过，她有着西尔维亚棕红色的头发，而且刚出生的时候，眼睛是灰色的。

冥冥之中，我知道列车正在驶入亚特兰大大道站，然而车站和周围的一切似乎都离我很遥远。不由自主地，我从座位上站起身，又一次失声，身体开始化为尘埃。

也许西尔维亚以为我要走向她，准备拥抱多年不见的老友，然后忘记曾经的一切。也许她已经忘记了，时光抹平了记忆。“你看起来很不错啊，姑娘。”她说。

列车门开了，我还没到站。

但我还是下了车。

岁月抹去了我们的人生。西尔维亚仿佛又退回到我认识她之前的那个世界，消失在尘埃之中。她的宝宝不见了，然后是她的肚子、她的胸部，最后只剩下那道她在我生命里留下的巨大鸿沟。

下一个消失的是安吉拉。这些年来，她仅仅是我在放假回家时，在电话答录机上听到的微弱声音。“我刚听说了琪琪的事，糟透了。你在听吗？”说好下次我俩都在纽约时再联系，说好她会再来找我。然而，我们那些因相隔太远而互道的谎言是如此空洞，她还是退回到她的世界，一个由舞者和演员构成的世界——重回上流社会，不带任何过往。“琪琪。”

每个星期，索尼娅女士都会说：“从头讲起吧。”她深色的手指握着一个小小的黑色笔记本，笔悬在空中。许久之后，我才开口说话。每周，我都以这句话开头：“我在等妈妈……”

她的办公室很小，常春藤像瀑布一般从小花盆里倾泻下来，垂落在原本光秃秃的窗台上。也许正是常春藤让我不停地回到了那里。每个星期，我都会在那儿待上四十分钟，目光从常春藤移向索尼娅女士的黑头巾，又移向她握着笔记本和钢笔的手指。之所以和她说话，也许只是因为每个星期我能望着一张棕色的、有棱角的女人的脸，再次相信母亲很快就会回来。

我知道当我到那儿的时候，我和弟弟过去常唱这首歌，我看到的第一样东西将会是金灿灿的太阳，金灿灿的阳光正好洒落在我的身上[8]……

我怎么会去那儿？会被人要求“从头讲起”？我究竟变成了什么样？“她就要来了，”我说，“明天，或者下个明天，或者下下个明天。”“你的朋友们呢？”索尼娅女士问，“她们现在在哪儿？”“我们在等琪琪，”我说，“大家都在等琪琪。”

西尔维亚、安吉拉、琪琪和奥古斯特。我们四个女孩在一起，美丽动人却孤独无依。

这就是记忆。

在东印度尼西亚，人们把死去的亲人安置在家中的一个特殊的房间里，直到攒够钱举行葬礼，死者才算真的逝去。但在那之前，死去的亲人会一直和家人住在一起，家人每天早上给他们穿衣，照顾他们，带他们一起出门，每天拥抱他们，深爱着他们。[1] 爵士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起源于美国，诞生于南部港口城市新奥尔良，音乐根基来自蓝调（Blues）和拉格泰姆（Ragtime）。爵士乐讲究即兴，以具有摇摆特点的节奏为基础，是非洲黑人文化和欧洲白人文化的结合音乐。——译者注[2] 伊斯兰民族组织（The Nation of Islam，简称NOI）：一个非裔美国人的宗教组织，在民权运动中有着突出表现，其成员有很多都是黑人穆斯林。——编者注[3] 奥古斯特（August）：意为八月。——编者注[4] 加比德尼奥部族（Caviteño）实行树葬，他们认为，树木给了人生命中所需的一切，所以人死后应该把尸体奉献给树木。——译者注[5] 阿斯托里亚：纽约皇后区西北角的一个中产阶级社区。——译者注[6] 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 X，1925—1965）：美国民权运动领袖，崇尚暴力革命，号召美国黑人信奉伊斯兰教，遵照先知的圣训求得解放；为争取黑人的民主权利而斗争，与南部的马丁·路德·金并称为20世纪中期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两位黑人领袖。——译者注[7] 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1941—1998）：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领袖人物，提出了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黑人民权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口号之一——“黑人权力”（Black Power）。——译者注[8] 这几句歌词出自美国歌手卡洛尔·金的歌曲《遥远的地方》（Way Over Yonder）。——编者注02

那年，母亲开始幻听，总是听见她死去的弟弟克莱德的声音，父亲带着我们姐弟俩从田纳西州的甜蜜林小镇搬到了布鲁克林。那是1973年的夏天，我八岁，弟弟四岁。在那个炎热的城市里，弟弟又重新开始把大拇指放在嘴里，睁大了眼睛，露出一副怯生生的模样。

我们的小公寓在一栋三层楼的顶层。我和弟弟从来没到过这么高的地方。我们透过房间里被油漆粘住的窗户看着楼下的街区，一看就是大半天。从楼下经过的人都很美，而且各有各的美法——有的苗条，有的丰腴，有的顶着“爆炸头”，有的编着“玉米辫”，有的则是秃顶。他们有的穿着非洲黑人那样明亮花哨的短袖套头衫和喇叭腿牛仔裤，有的穿着迷你裙和吊带上衣。

田纳西州的葱绿色很快淡出了记忆，取而代之的是布鲁克林这个陌生世界中水泥里散发出来的灼热气息。我常常想念母亲，常常会抬起手抚摸自己的脸颊，想象她在身边，为我解释这些新鲜事物，这里快节奏的生活，以及这里难以穿透的灰暗。弟弟哭泣时，我会哄他，告诉他别担心。“她很快就来了，”我努力模仿母亲的口吻说，“她明天就来了。”明天，或者下个明天，或者下下个。

正是在那个夏天，我第一次见到了西尔维亚、琪琪和安吉拉。她们三个从我们的街区里走过，穿着吊带衫和短裤，手挽手，仰着头，放声大笑。我一直看着她们，直到她们在我的视线里消失，好奇她们是谁，她们怎么……如此亲密。

母亲不相信女人之间存在友谊，她说不能相信女人。“张开你的手臂，”她说，“让她们待在你最远的指甲尖以外。”她还让我把指甲留长。

然而，当我看到西尔维亚、安吉拉和琪琪从窗下经过时，内心却产生了一种陌生的感觉——我渴望成为她们中的一员，跟她们一起那样手挽着手，永远不分开。

一个星期后，她们再次出现了。这一次，她们停在了我家的窗下，解开了一条长长的电话线，把它对折，然后琪琪和安吉拉摇绳，西尔维亚则站在对折的绳子之外，身体不停地前倾又后仰，直到她钻入绳中。我看着她们，微微张着嘴，被她们之间的默契配合所吸引，一个人的动作让另一个人的动作延续下去。

父亲、弟弟和我则完全不是这样的。虽然我每天都跟他们一起度过，但在我的内心，无论是抱着弟弟的时候，还是跟父亲大笑的时候，总能强烈地感受到他们的存在——但那是一种阴影里的存在，一种刻在基因里的存在。当弟弟和父亲边说话边不自觉地前倾身体时，我能看到他们之间那种流动的联系，一种置我于其外的联系。也许这也是我与母亲互相靠拢时的样子。当她回来的时候，我们又可以这样说话了。每当我这么想的时候，我会把脸贴在热乎乎的玻璃上，张开手掌贴着窗户，渴望加入西尔维亚、安吉拉和琪琪的小团体。

七月末，父亲拿了一把刀揳入顶部的窗框，沿着厚厚的绿色喷漆槽来回地锯，直到窗框松动，那时我们终于听到了城市的喧嚣声。

不知在街上的哪个角落，有台小收音机整日都在播放《兴风作

[1]浪》，有时候弟弟会跟着一边哼唱一边用手指比画：那么我想知道你为何会有这个念头，如我所说你为何……

从七月到夏末，我们透过窗户望着布鲁克林，看着它从清晨一抹令人心醉的粉红色陷入黄昏时那道令人惊叹的灰蓝色。日上三竿时，我们会看到几辆搬家卡车停在窗下。几个陌生的白人把行李塞进卡车，傍晚，我们看到他们久久地凝望着即将离开的房子，然后爬上旅行车离开。有一个脸色苍白的黑发女人在爬上副驾驶座时用双手捂住脸颊，肩膀颤抖着。

很多时候，只有我和弟弟在家。父亲在市区里的亚伯拉罕与施特[2]劳斯百货商店的男装部工作。每天早晨，天刚亮时他就要出门去赶B52路公交车。我们从来没坐过那路公交，也没坐过这座城市里的任何一路公交。公交车对我们来说就像楼下大街上那些黑色和棕色皮肤的男孩一样陌生。他们用粉笔在地上画出数字，玩掷瓶盖的游戏，一天下来，双手和膝盖上都是白色的粉笔末。有时候，男孩们会抬头望着我们的窗户，有个帅气的男孩不止一次地朝我眨眼睛。很多年过去了，我都不知道他的名字。

一天清晨，我和弟弟一人捧着一碗燕麦粥坐在窗边，看到一个小男孩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扳手，撬开楼下的消防栓顶盖，然后拧松栓顶，白花花的水柱顿时喷涌而出，漫向大街。我们盯着水流看了大半天。一群孩子奔跑在水花间，背心和牛仔短裤湿嗒嗒地贴着棕色的皮肤，我们并不认识他们，但突然间对他们产生了一种强烈到恨的嫉妒。那天，我又看到了西尔维亚、安吉拉和琪琪，她们在水花中你推我搡，欢笑声飘进了我们的窗户。“她在嘲笑我们吗？”弟弟问，“就是那个红头发的女孩。她刚刚抬头冲着我们的窗户大笑。”“嘘，”我说，“她没啥了不起的。”

我开始恨她们。我开始爱她们。

在此期间，安吉拉有时会从其他孩子身边走开，站在一旁使劲儿地咬指甲，一头爆炸式的短发滴着水珠。对我来说，她那淡棕色的皮肤就像田纳西州一样熟悉。有时候母亲会带我们去一个小教堂，在那里有四个长得很像安吉拉的姐妹坐在前排，挺直了背，拉直的头发编成辫子，系着白缎带。当她们的父亲布道时，我望着她们，好奇距离神明如此之近是什么感觉。她们的父亲常说：“上帝如此爱世人，于[3]是将自己的独生子献给世人。”但他的女儿们呢？我纳闷。上帝会怎样对待他的女儿们呢？

我父亲在布鲁克林长大，十八岁入伍，被派驻在田纳西州克拉克斯维尔附近的军事基地。后来他参加了越南战争，再后来遇到了母亲，搬到了甜蜜林小镇。他的两只手各少了一根手指，左手少的是小指，右手少的是拇指。当我和弟弟问他这是怎么回事时，他都不肯回答，于是我们会花上很长时间猜想在战争中失去两根手指的一切可能——刀切断的；炸弹炸掉的；老虎咬掉的；糖尿病害的……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猜测。他的父母就在离我们现在住所一个街区远的地方度过晚年，并在那里过世。那年夏天，我们恳求父亲放我们白天出去玩，他却摇摇头，说：“这个世界不像你们乐意相信的那么安全。看看比

[4]夫拉，再看看越南。”

我想起琪琪、西尔维亚和安吉拉手挽着手从窗下的大街上走过。她们看上去是那么强大，那么坚不可摧。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在前往父亲为我们找到的小教堂的路上，一名身穿黑色西服的男子拦住了他，说：“我亲爱的黑人兄弟，我是伊

[5]利贾派来的，以安拉的名义，给你捎来一则口信。”

那个人看着我，目光在我裸露的双腿上缓缓移动。“你是个黑人女王，”他说，“你的身体是一座神庙，应该遮盖起来。”我攥紧父亲的手。穿着夏日短裙的我突然感觉到自己的两条腿似乎太过修长与赤裸了。我的身体是一座未上锁的神庙，一座暴露的神庙。[6]

那个人递给父亲一份报纸，说：“愿安拉赐你平安。”然后就离开了。

在教堂里，牧师的背后有一幅耶稣基督的画像，他洁白而神圣，敞开长袍，袒露出鲜血淋漓的心脏。[7]“《诗篇》告诉我们，”牧师说，“在危难中呼唤主，他会回答。”

金色的阳光透过一扇斑斑驳驳的小玻璃窗射进来。父亲抬起目光，看到了我所看到的画面——阳光舞动着穿过折叠椅，掠过一排排大腿，照在变形的硬木地板上。然后，太阳渐渐移动，光线柔化，重陷阴影。在教堂的阳光中，捎给你的是什么口信，我美丽的黑人兄弟？捎给我们的是什么口信？

我身后的一位老妇低声叹了一句“阿门”。

华灯初上时，我和弟弟坐在窗边，可以看到孩子们沿着人行道跑来跑去。我们听见他们一边笑一边喊：“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我们听见街边的雪糕车放着歌，歌声与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交织在一起。弟弟一次次地恳求到窗外的世界里去。他渴望看得更远，穿过新种的小树，穿过消防栓，穿过变暗的窗玻璃上我们自己的影子。

如果有人在那一刻抬头向上看，就会看到我们俩一如既往地从玻璃窗后观察着这个世界。那年我十岁，弟弟六岁，母亲还在甜蜜林小镇。我们的话语仿佛变成了一首歌，反反复复地唱着：当我长大了……当我们回家了……当我们出门时……当我们……当我们……之后，弟弟用手掌贴着窗玻璃，用力向外而不是向上推，玻璃碎了，弟弟的前臂被割出一道深深的白色伤口，接着变成鲜红色。

父亲是何时突然拿着一条厚毛巾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他刚才在隔壁房间吗？还是在楼下？又或者一直在我们旁边？这一切都成了记忆。父亲的嘴抽动了几下却没有作声，弟弟的血流到了窗台边，滴到了我们脚边闪着光的碎玻璃上。救护车闪烁着红色的灯，却听不到声音。父亲抱起虚弱的弟弟，同样没有声音，只留下一条沉默的血迹。救护车无声地呼啸着。人群无声地围拢过来，看着我们三个钻进救护车。一切就像一场无声电影。

在医院明亮洁白的病房里，声音又回到了我耳边，味觉、嗅觉和触觉也都一起回来了。房间好冷，我们还没吃晚饭。弟弟去哪儿了？护士递给我一只装着红色果汁的纸杯和一个盛着尼拉牌饼干的塑料餐盘。我想要水、牛奶、肉。我的T恤上有块干成焦褐色的血迹，短裤上也有，浅蓝色帆布鞋上也有。我把饼干两块两块地叠在一起吃，慢慢地咀嚼。

母亲说克莱德没有死在越南，他们认错人了。“那么多棕色和黑色皮肤的人，谁能分清呢？”母亲说，“那具尸体可能是任何一个人。他告诉我的。”

另一位护士过来安慰我。“你弟弟会没事的，”她说，“一切都会好的，亲爱的。”“克莱德没事，”母亲说，“他很快就会回家了。”[8]

国王郡医院没有单人病房，只有一张张隔开的床。拉开一道帘子，就会看到一个宝宝在哭；拉开另一道帘子，有个女孩高高地悬挂着手臂。一道道帘子，一个个孩子，一个个护士，伴随着各种噪声。我弟弟在哪儿？“你喜欢这些饼干吗，亲爱的？”护士问道，“你是不是饿了？”

菲律宾北部的本格特省人会蒙住死者的眼睛，让他们坐在家门口的椅子上，绑住他们的手和脚。

母亲不停把玩着手中的电报，面带微笑地盯着房门。“破窗事件”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没有心思顾及西尔维亚、安吉拉和琪琪的近况。当她们在窗下互相喊话时，我没有低头向下看。我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灯泡四周环绕着一圈圆形图案，好似灰白色的花缠绕着灯，从茎到花紧紧缠绕。如果母亲要来，她现在就应该来了，来到那破碎的玻璃和弟弟被割开又被缝合的手臂旁边。

当弟弟喊着“那些女孩又来了”的时候，我没有回应。我在袜子里蜷曲脚趾，然后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在绷带底下，一条黑色的缝合线留在了弟弟的手臂上。我想要妈妈。[1] 《兴风作浪》（Rock the Boat）是美国流行乐与灵魂乐三人组合休斯乐团（The Hues Corporation）最受欢迎的作品。——译者注[2] 亚伯拉罕与施特劳斯百货商店（Abraham & Straus Department Store）：简称“A&S”，创立于1865年，总部位于纽约市布鲁克林。——编者注[3] 上帝的独生子指耶稣。——编者注[4] 比夫拉：1967年尼日利亚东部一个由分离主义者建立的短命国家。同年尼日利亚内战（又称“比夫拉战争”）爆发，尼日利亚军政府要求统一，最终比夫拉共和国于1970年灭亡，重归尼日利亚。这场战争造成了近300万人的死亡和空前饥馑。——编者注[5] 伊利贾：指美国黑人穆斯林领袖伊利贾·穆罕默德，他是伊斯兰民族组织的领导人。——译者注[6] 愿安拉赐你平安（As-Salaam Alaikum）：这是穆斯林的常用的问候语。——编者注[7] 《诗篇》是《圣经·旧约》中的一卷书，是一辑受感示的诗歌集。——译者注[8] 国王郡医院：布鲁克林的一家医院。“国王郡”即为布鲁克林区的别称。——编者注03

在“破窗事件”后不久，父亲开始允许我们出去了。最开始他只准我们走到楼前的大门处——“待在里面，别开门”。接着是街区中央的树旁，后来允许我们走到街角的停车标志旁，然后是拐角处的庞乔杂货铺，但他要求我俩一直在一起。“牵住弟弟的手。”父亲嘱咐道。再后来活动范围扩大到了步行道、大街、手球场、尼克伯克酒店、街对面的公园、小秋千、大秋千。最终，我和弟弟完全自由了。

有时候，我会一个人在街上漫步，寻找母亲的身影。现在她的头发变白了吗？她还梳着那圆蓬蓬的“爆炸头”吗？她会不会比我记忆中的更消瘦了？还是像那些搬走的意大利女人和爱尔兰女人一样，随着年纪的增长而发胖？那些女人曾在我们楼下的大街上慢吞吞地走过，有着下垂的乳房和胖得看不见的腰。她是否还会在夜里呼喊克莱德的名字，还会诅咒我父亲，还会走过曾经那片属于她的土地，一直走到湖边，以为那个地方依旧属于她？“跟我来，”我总是对弟弟说，“我们一块儿去找她。”

在西尔维亚、琪琪和安吉拉成为我的好朋友前，她们每天清晨来到学校，都会离我远远的。她们会隔着操场呼唤对方；她们手挽着手，开怀大笑；她们会在老师转身时凑在一起窃窃私语。在知道她们叫什么之前，我甚至熟悉她们脖子后面细小的骨头；熟悉她们柔和弯曲的发际线；熟悉她们的每一件小圆领衬衫和高领毛衣。我也熟悉安吉拉在食堂排队等待时皱着眉头的表情；熟悉操场上西尔维亚用古铜色的手臂搂着安吉拉的腰时的样子；熟悉在礼堂里宣誓时，琪琪那一口夹杂着西班牙式、英式或德式口音的英语。

她们是学校里每个老师的最爱，仿佛我们其余所有的人都成了隐形的。

在她们成为我的好朋友之前，我常常盯着她们的脖子看，在她们跳绳和打手球时观察她们完美的手，看着她们那涂得鲜艳亮丽的指甲。当她们挽起彼此的手臂，蹦蹦跳跳地穿过走廊时，我确信她们从[1]没有经历过“鬼妈妈”。我深信她们稳稳地扎根在这世界上。我望着她们，渴望拥有她们所拥有的一切。就在这里，就是现在。

那一年，我们还没长到一样的个头，西尔维亚是我们当中个子最高的。在我们最终成为朋友的那天，安吉拉穿着一件过小的外套，两条瘦弱苍白的手臂从袖子里露了出来。我自己的夹克也已经不合身了，所以我首先与她对视，希望她能看出来我们是同一类人——我们都把头发编成“玉米辫”，都对这座城市骤然而至的冬天猝不及防。

也正是那时，我心里充满了悲伤和陌生感，它们超越了其他一切的感觉。那年，我十一岁。年龄变成了两个同样的数字，这给了我一种新奇、了不起又心碎的感觉。那几个女孩一定也有同感，她们肯定能理解。我们的七岁、八岁、九岁和十岁都去哪儿了？现如今，我们四个第一次站在了一起。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一次新的征程。

我双手抓着扁扁的书包。“你干吗这么盯着我们？”西尔维亚问，“你在看什么？”

多年以后，我仍然记得她颤抖的声音，纳闷那颤抖究竟是因为寒[2]冷，还是因为害怕？她说话时略带马提尼克岛口音，而那个岛对我[3]来说就像布朗克斯一样陌生。

西尔维亚凑近我说：“说真的，你盯着我们时，到底在看些什么？我没有恶意。”“一切，”我说，“我在看你们的一切。”“你就是那个没妈的孩子，对吗？”西尔维亚摸了摸我的脸颊，她的嘴离我那么近，我甚至能闻到她嘴里野樱桃糖果的味道。“不，我不是。”

那时，距离我见到那位戴黑头巾的女士还有好几年光景。还要过上几年，我才会经历那些沉默不语的下午，盯着窗台上瀑布般垂下的常春藤，还有那只深色而纤细的手，它握着钢笔，悬在空中。

天空阴沉沉的，校园铃声响起。孩子们从我们周围跑过，涌向学校大门。西尔维亚牵起我的手：“现在你就是我们的一员了。”

在之后的很多年里，确实如此。“那时你们在我身上看到了什么？”多年后我问道，“那时站在你们对面的人是什么样的？”“你看起来很迷茫，”琪琪轻声说，“迷茫而美丽。”“而且很渴望什么，”安吉拉补充道，“你看起来很渴望归属感。”

那天，在学校色彩明亮的操场上，我们几个站在那儿，围成半个圈，都在各自的身上发现了这种迷茫、美丽和渴望。我们找到了归属感。

几个月后，我得知西尔维亚是早我一年搬到这里的，她和父母、三个姐姐一起离开了马提尼克岛。整个夏天，她都和安吉拉、琪琪一起游荡在父母允许她活动的几条街区里，很快就忘了从前一直说着的法语。她跟她父亲一样有着一头浓密的棕红色卷发。她父亲喜欢阅读[4]黑格尔和马塞尔的书，还常常引用他们的话，用一种法语方言说给西尔维亚听，而她向我们发誓，那种方言她早就听不懂了。她笑起来的时候，那种美让我感到安宁。

琪琪来自南卡罗来纳州，同样是早我一年搬来这里的，因为她母亲梦想着能在纽约市庆祝自己的二十一岁生日。“别算了。”每当别人错把她母亲当成她姐姐时，琪琪都这样说，“她就是十几岁时怀上我的。”那时正值晚秋，我们已经成了好朋友。琪琪一边把她粗粗的辫子别到耳后，一边翻着白眼说道。

那时我们认为早孕这种事绝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们知道自己绝不会这样。

有时候，安吉拉眯起眼睛，目光空洞。我们问她怎么了。“什么事都没有！”她说，“老天，你们为什么老是追着我不放，好像我是条狗！”这种时候，我们都让她一个人去生气，安静地走在她旁边，用余光打量着她的双手，直到这双手舒展开来，伸过来握住我们的手。“我一直都住在这儿。”当我们问她以前是否在别的地方住过时，她说道。“我没有什么往事可说，”她说，“只有你们。只有这里，只有此时此刻。”[1] 鬼妈妈（ghost mother）：指成长中母亲的缺席。——译者注[2] 马提尼克岛（Martinique）：法国的海外大区，位于中美洲加勒比地区，官方语言为法语。——译者注[3] 布朗克斯（Bronx）：纽约的五个区中最北面的一个。——译者注[4] 加布里埃尔·马塞尔（Gabriel Marcel，1889—1973）：法国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译者注04

我们是在深夜离开田纳西州的，父亲轻轻把我和弟弟从睡梦中摇醒。就在离开的几周前，父亲和母亲经常争吵。母亲发誓说她要在枕头底下放一把菜刀，晚上枕着它睡觉。“克莱德告诉我你昨晚跟那个女人在一起。”母亲说。其实那会儿，我舅舅克莱德已经去世快两年了。“不要相信女人，”母亲跟我说，“即使是丑女都可能抢走本该属于你的东西。”[1]

星期六，父亲会带我们去科尼岛玩，我们三个人乘坐双L号列车然后换F号列车，一直坐到最后一站。我和弟弟从第一扇车窗向外看，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神奇摩天轮”，接着是停业已久的跳伞场，然后是“云霄飞车”，最后是大海。那些游荡在游乐园周围的人让我们感到害怕——瘦得皮包骨的白人男子，连脖子上都文满了文身；头发凌乱、衣不遮体的女人，走在木板路上，努力想从嗑药后的困倦中清醒过来；街头小贩不停地拉拢路人，声称自己有激动人心的“好货”；身形状硕的棕皮肤女人把小小的比基尼撑得满满的；来自波多黎各的小孩们涂着一层厚厚的婴儿润肤乳……走在路上的时候，我们紧紧地抓着父亲的手，央求他给我们买淋着黄油的玉米和棉花糖。但是事实上，我们身上的钱除了支付车票，往往最多只能买一份三明治和一杯苏打水作为午餐。

我们并未意识到自己有多穷。我们的公寓很小，房东只在厨房放了一张“富美家”的黄色桌子和几把椅子，在唯一的一间卧室里放了两张小床，供我和弟弟睡，在客厅里放了一张深绿色的折叠沙发。每天晚上，在父亲亲吻我们，道过晚安后，我们都能听到他把沙发拉开，弹簧嘎吱作响。沙发就是他的床，没有枕头，只有一条薄薄的印花床单。

夏天，我们会穿着父亲的旧背心睡觉。冬天，我们会在背心外面套上破旧的长袖睡衣。弟弟的睡衣都是拣我穿剩下的，已经旧得不像样了。

但是，我们姐弟俩从来没有挨过饿，我们的脸色从来没有因饥饿而变得惨白，而且不管天气冷热，我们都能穿得适宜。我们见过真正的穷孩子，见过他们瘦削的膝盖和脚踝，他们衣衫褴褛，目光饥渴地追随街边的雪糕车，而另一边，我们姐弟俩正和父亲站在公寓的大门后，舔着甜筒。我们不是那些穷孩子。大多数日子里，我们还是过得去的。

夜里，每当我们哭闹时，父亲就会轻声地哄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我向弟弟保证，母亲正在前来找我们的路上。“我们为什么要离开？”弟弟问我。“因为妈妈老是跟死去的克莱德舅舅说话，”我回答道，“但爸爸不相信有鬼魂存在。”

母亲有一双忧郁的眼睛，有着跟父亲一样修长的四肢，她的手很优雅，似乎总在伸向什么东西或什么人。但在克莱德死后，这双手变得迟缓了，很少举起来了，几乎不再伸向我们。

第一次见到安吉拉攥紧她苍白的双手时，我想起了母亲。阳光斑驳地照在车上、我们的鞋子上和亮灰色的人行道上。安吉拉跳着舞，做出芭蕾舞的姿势，一腿向后抬起，手臂前伸，舒展着纤长的手指。然后就在一瞬间，她收回了手臂，攥紧了双手，凶巴巴地皱起眉毛，我不禁后退了几步，问她：“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但安吉拉只是耸耸肩，把手插进口袋，摇了摇头。我想问的是：你为什么把手拿走，安吉拉？我想告诉她，她这样攥紧双手不动的样子让我看到了母亲。

那一刻，一个妇人正从我们身边蹒跚走过，倦意蒙眬，不停地点头，她的一只手浮肿着，看不到血管。我们四个人静静地看着她。她棕色的皮肤看上去很柔软，皮肤下面有蓝色的光泽。

母亲那双静止不动的手现在在哪里呢？我一边看着那个妇人，一边想着，她的皮肤看起来是如此熟悉，一时间，时光仿佛倒流了。母亲那眼神哀戚的微笑现在在哪里呢？田纳西州的空气少了我们与她一起呼吸，如今是什么味道？门廊里的柠檬水；她银铃般的笑声；她将抹了发油的头发梳理整齐，那种光泽，那种芬芳。

那个妇人踉踉跄跄地走到街角，伸手去扶那个写着“停”字的路牌，但是没能扶住，之后她转过街角不见了。

少了母亲的陪伴，我们该怎么摸索着走完这趟人生之旅？即便是父亲，在科尼岛的木板路上——右边传来音乐声、吆喝声和过山车的隆隆声，左边则是辽阔的大海——他也走得缓慢而蹒跚，接下来要怎么走，他仿佛和我们一样迷茫。

一天傍晚，父亲带回了一台小收音机。他按下开关，轻柔的音乐充满了整个客厅，我和弟弟不由自主地舞动身体，在田纳西州我们就是这样跳舞的，高举手臂，好像母亲正抓着我们的手，闭着眼，垂着头，就那样摇摆着。

如果有人问我“你孤独吗？”我会说“不”。我会指着弟弟说：“他在我身边呢。”即使在每个下雨的午后，空荡荡的大街仿佛要把我整个人吞噬，我也会这么撒谎。但如果这是西尔维亚、安吉拉、琪琪和我变得亲密无间的那个秋天，我会把她们拉到自己的身边，在她们的欢笑声中得到宽慰。

有个叫珍妮的女人搬进了我们楼下的公寓。她皮肤黝黑，身材纤瘦，戴了一顶又黑又长的假发，一直垂到后背中间。她说话的时候声音微微扬起，说的大都是西班牙语。父亲说她来自一个叫作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地方，但当她不说话时，看上去也很有可能来自田纳西。弟弟看到她便想起了母亲，她俩都有一种诡异的美。“妈妈要回来了，”弟弟说，“就要回来了。”但父亲让我们离珍妮远一点。

父亲把我们在田纳西州时用的那把木制马鬃刷带来了，刷毛上仍然有发油和护发素的味道。给弟弟洗完头后，我把他打结的头发刷顺，他则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哭出来。“这是妈妈的手。”我小声说，“闭上眼睛，一切都会变成真的。”弟弟闭上了眼睛，伸出手来抓住我的手，说：“奥古斯特，我摸到她手上的骨头了。”

每隔一个礼拜，父亲都会帮我洗净头发，然后给我三美元，把头发湿漉漉的我送到街对面多拉小姐的理发店。多拉小姐很胖，身子足以填满两张折叠椅，她总是坐在屋外，脚边放着一大玻璃罐的加冰可乐。我坐在地上，肩上披着毛巾，后脑勺枕在多拉小姐胖胖的大腿上，一边望着大街，一边龇牙咧嘴地忍受着她给我抹发油、编辫子。她一边编一边温柔地哼着小曲儿，很多时候，在《奇异恩典》或《楼上房间》的曲调中，我睡着了。

多拉小姐的儿子死于“越战”。她家的大门和台阶上，以及房子正面铝制护墙板的电线上，都装饰着许多小小的美国国旗。她的胸口上也别着一面很小的金色旗子。多拉小姐仍然饱受战争的创伤，她总是神情恍惚，眼神蒙眬地在街上踉跄走着，跟遇到的每一位复员军人打招呼。“真高兴你们安全回家了，”她说，“过不了多久，我就能看到我儿子了。”

在酷暑当头的夏日，我们看着孩子们把瘾君子团团围住，打赌他们是否会跌倒。有一次，一个小男孩在街上跑着，拿着一支不知是从哪儿捡来的注射器，针头弯曲，像举着一把枪。

在夜里，我把头埋在一块绸子里，那是从母亲的旧衬裙上扯下的。我不记得它是怎么到我手里的，只知道它现在闻起来有母亲和她发油的味道。当我和弟弟并排躺在一起时，我们听见男人从珍妮的公寓里进进出出——她的门铃发出的微弱响声，她的拖鞋在楼梯上的摩擦声，男人们跟着她上楼时的大笑声，还有她那句小声的“先给钱再碰我”。“给钱买什么？”弟弟在黑暗中问。“买东西。”我轻声回答，“东西而已。”

甜蜜林小镇坐落在田纳西州的一块坡地之上，坡地下方，是一片长满油松、山胡桃、山核桃和黑桦树的林子。树林后面还有土地，土地的尽头是一片湖泊。这片土地曾经归我外公所有，是祖上传下来的。我们姐弟俩出生的房子外，黏土路和广袤的青草地绵延了几千米。那栋老房子年久失修——横梁已被压弯，天花板水渍斑驳，硬木地板已经开裂。一个老旧的柴炉坐落在一只较新一些却也已坏掉的电炉旁，中间的桌台上放了一只轻便电炉。绿松石色的冰箱靠着芥末黄色的砖墙。楼上一堵墙里的管道滴着水，发出回响。布满灰尘的藏书室中，吊链窗半开着。客厅里，三本书垫在沙发腿下。每到雨天，屋子里就弥漫着一股腐木和咸水的味道。即便如此，我和弟弟还是会在这栋熟悉的房子里跑来跑去，根本不在意它的老旧。我们边跑边笑，出来进去，砰地关上门，夜里安然地入睡，天亮时开心地醒来，享受着“家”带来的那种单纯的快乐。[2][3]

克莱德二十三岁。他毕业于霍华德大学，有六英尺高，笑起来像母亲那样温柔。傍晚，在我和弟弟入睡很久之后，父亲、母亲和克莱德会坐在塌陷的门廊前，计划着怎样才能使甜蜜林重焕往昔的风采。但是克莱德和父亲都不知道该如何耕种那方土地。父亲是地地道道的城里人，而克莱德从小就痴迷于读书、研究地图以及和漂亮的女孩约会，所以从来就没有吃过苦，更没学过用农药消灭毛虫和锯蝇的诀窍。于是，耕种土地的任务就落到了母亲的肩上，她每天都在地里干好几个小时的农活，回家时，那双可爱的手变得粗糙而红肿。

弟弟出生那年，一场大火将南边的田地烧成灰烬。过了一年，政府来函告知，由于欠税和迟交罚款，我们的土地一大半将划归田纳西州政府所有，只有房子还属于我们。

之后，克莱德应征入伍，前往越南。那天早上，我们跟他道别，母亲忍不住哭了起来，哭得是那样伤心，我不禁捂住了耳朵，浑身发抖。六个月后，也就是1971年的冬季，母亲收到了一封信。

我们很遗憾地告知您……

这已是记忆。

寒冬和呼啸的北风敲击着窗户。冰冷的空气仿佛幽灵一样从水中升腾而起。母亲重重地跌坐在地板上，像个小女孩儿似的蜷起膝盖抵着下巴，脸埋在双腿之间。父亲斜靠着坏掉的电炉，双手捂住了脸。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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