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回忆录(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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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忆录试读：

简介

当今世界的一大特点是变化越来越快，历史被遗忘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今天，当我们蓦然回首往事时，却不能忘记曾经在中国黄土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虽然渐行渐远，但他们的生命历程和品格，依然凸现在中国革命史上，凸现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

第一章　革命密码

毛泽东与父亲的关系：斗争的首个资本家就是他

在泽东17岁那年，时值青黄不接，韶山发生了粮荒。一双双饥饿的眼睛都在盯着商人和地主们的粮仓，挨饿的人们喊出了“吃大户”的口号。毛顺生这个“大户”很难幸免于难，在饥饿袭击韶山时，他居然还往长沙贩卖粮食。愤怒的村民拦截了他的货船，把粮食抢个精光。[17]“我并不同情他。”[18]泽东谈及当时暴跳如雷的父亲时说。他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他那令人厌恶的父亲是旧中国不平等社会秩序在当地的捍卫者。这位少年注意到他的父亲越来越富有了。他得出了一个可怕的结论：老头儿是中国自救之路上的一只拦路虎。

泽东对他父亲做出这种骇人评论的全部内涵是：“我学会了恨他。”[19]他已经把自己的少年生活与整个时代联系在一起。

26年后，毛泽东在回顾自己当时之所以没有完全支持暴动者时说：“但同时我又觉得村民们的方法是不对的。”[20]可能是看到自己家受到了攻击，他感到震惊，也可能他是在以这件事来验证他后来的经验，就是没有一整套政治策略而只有单纯的反抗是不会成功的。

到1910年时，在进一步求学问题上，泽东与父亲之间的争吵升温了。毛顺生打算让泽东到距韶山70多里的湘潭县城的一家米店当学徒。泽东对父亲的安排并没有强烈反对，他想，县城里也许能提供更好的机会，但他真正想的是到一个教授“外国的”课程的新式学校去读书。他悄悄地、有礼貌地向父亲谈了自己的想法，但是父亲只是哑然失笑，这伤害了泽东。在这之后，他与父亲有一段时间互不讲话。

在母亲娘家那边一些亲戚的帮助下，泽东在湘潭一个失业的法科学生家里自学了半年。尽管他迫于父亲的压力不得不重新回到韶山——或者也许是因为他在湘潭遇到了经济问题。但是这半年的读书和与别人争辩，加之他在湘潭的见闻，使得泽东已不再是父亲所期望的那种宝贝儿子了。

16岁的泽东为自己制定了稳妥可行的计划。他从母亲娘家那边的亲戚们和自己家的朋友们那里东借五块钱西借十块钱为自己的行动做准备。一天，吃晚饭时，他直直地看着父亲说：“我要到东山高小读书。”“你说什么？”毛顺生发火了。他对付这位任性的儿子的最后一张王牌就是钱，“你是不是今早中了彩票一下子发财啦？”

当他得知泽东已为此凑了一些钱时，毛顺生的贪婪面目完全暴露了。这个守财奴大声说道，如果泽东到湘乡读书，必须要弄到一笔钱来支付雇来顶替他的长工的工资。[21]泽东也不想把贪婪的父亲逼得太甚。他又从一位尊重学问、并曾经资助过族人上学的一位亲戚（母亲娘家那边的）那儿借了一些钱。

当重新提起这件事时，泽东对父亲不客气了。他打断了老人自怜的抱怨，简略地问道：“雇一名长工一年要多少钱？”可怜的毛顺生说要十二块钱。泽东把一个纸袋放在他粗糙的手上说：“这里是十二块钱，我明天早上就去东山。”[22]

黎明时分，泽东起来收拾自己的东西。文七妹担忧地看着在忙活的儿子，几乎不说什么话。除了问问儿子要不要再多带点别的什么东西，她只说了一句话：“你要去跟你爸爸道个别么？”泽东回答：“不，我不去。”

天亮后不久，泽东就出了韶山。这是一个凉爽的金秋的早晨。肩上还是那根用惯了的扁担，但两头挑的不是粪筐。一头是一个包袱，里面装着一件长袍、两条床单和一顶蚊帐；另一头是装有《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筐子。他对韶山以外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自此，他再也不会回到这里生活了。

难道在韶山待了16年的泽东已是羽翼丰满的叛逆者了吗？

由于他的道德观念（主要是来自母亲）以及书本给他带来的社会意识，泽东在刻板的学校和专制的家庭的环境里变成了一个向旧习挑战的人。

毛顺生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他经常打骂泽东，在别人面前羞辱他，嘲笑他的求知欲；宣称泽东“懒惰”而且“无用”，并用尽心思让泽东为此感到羞愧。

按传统观念，即使父亲是恶棍，儿子也只有服从。泽东对此表示轻蔑。然而，儿子与父亲在其他方面的相似又是惊人的。与当时其他青年叛逆者不同，泽东没有忘记他的家庭，他与家里的人保持着联系，并得到他们的多方帮助。他说他的家里人是“普通的人”，他们和他一样面对着总的不公平。[23]

泽东在家时的作为也没有走极端。他常常向父亲妥协，他接受了痛苦的“婚礼”，他没有丢下农活去参加哥老会，他在韶山的大部分岁月都是信佛的，当他离开韶山时，他仍然忠顺朝廷。

在韶山东边不远的地方有另外一个少年张国焘[24]，他和毛泽东是同时成长起来的，后来也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上层人物。年轻的张国焘与他那位富有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父亲相处很好，然而他也成了一名叛逆者。[25]

在泽东的生活中，他的家庭和南岸私塾不是偶然遇到的让人压抑的牢笼，它们只是更为庞大的中国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的缩影。

是的，泽东从8岁就开始厌恶儒学。他曾回忆说：“我的‘大部分同学’都讨厌这些经典。”[26]

这位16岁的青年在历史变迁的特殊时期，成了一位典型的中国式叛逆者。他不是神经病患者，他对于他父亲所代表的社会制度的猛烈抨击要多于对他父亲本人的指责。他走上造反的路是经过权衡的。

就那个时代的中国习俗而言，毛顺生对儿子的要求并不都过分。泽东之所以反抗是因为他感到父亲所代表的权威是可恶的，且正在走向没落。如果中国的家庭和村庄都像这个样子，中国如何才能得救？如果韶山的这种父权家长制是中国的正统规范，那么，妇女将有什么样的命运呢？

泽东作为反叛者的“个人性格”迎合了当时反抗浪潮在整个国家兴起的“时代特征”。他自己也把个人的斗争纳入整个社会斗争之中。[27]他说：“我斗争的第一个资本家是我父亲。”

泽东与父亲之间关系的紧张既有社会的一面，也有心理的一面。父亲对他的压制不能完全归结为社会的“压迫”。泽东的弟弟们没有一个像他那样与父亲不睦，据说，他们俩都因为父亲的同意而受到了很好的教育，这个许可泽东没能得到。

出于内心深深的骄傲，泽东夸大了父亲的自私和专横。

*有些作者说，“我学会了恨他”——这句出自20世纪初一个中国男孩之口的话有些不可思议——在斯诺写的毛泽东的传记的中文版中被删掉了。但是，哈佛—燕京图书馆藏的各种中文材料中均有这句话。

正像他母亲的温和善良一样，父亲的粗暴管教方式——虽然不是他的目的——也深深地影响着毛泽东的一生。虽然从心理上讲，泽东和母亲更为接近，但他并没有多少母亲的性格特征。另外的三个孩子出生分散了母亲的注意力，同时母亲也认为泽东学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念头，此后母子间的关系开始疏远了。

离开韶山时泽东暗暗发誓，他要在父亲的眼里、在实现一个更有价值的目标的过程中证明自己。他要比父亲活得更充实、更好。

在泽东憎恨父亲的背后，父子间有一种没认识到的相像；他成了和父亲一样的专断者，不过他统治的范围更大。

毛顺生并不十分了解自己的儿子。泽东瞧不起自己的父亲，他用策略而不是过激的方法来对付父亲，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毛顺生试图以粗暴的方式培养的“美德”确实深深地植入泽东的心灵深处。他不久就向别人说：“怠惰者，生之坟墓。”俨然是他父亲的再现。[28]

母亲对他的影响是更为简单和直接的：信佛的母亲的善良和耐性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多年以后重回韶山的时候，他还能向随行人员指出哪里曾经有过一座佛殿，并说他的母亲常常在那里烧香，当他病了时母亲还会用香灰给他治病。有一次他和一个警卫闲谈，发现这个年轻人更喜欢他善良的母亲而不喜欢脾气很坏的父亲。毛泽东对他说：“你越是告诉我你们家里的事我就觉得和你越亲近”，“你母亲一定是个信佛的人”。警卫问毛泽东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你说她是个好心人。所有信佛的人都是热心肠。”[29]当然，毛泽东正在想着他自己的母亲。

父母都没有引导泽东接触社会革命的思想，他那一代受过教育的人具有革命意识几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以后革命的成功和他成为那一类型的革命领袖，都可溯源于他在韶山的少年时代。新思潮和旧中国的社会状况使泽东成为一位反叛者；在韶山的家庭生活的磨炼则使他比其他人更为坚定不移。

“十月革命”后列宁为何没得诺贝尔奖

103年前的7月25日，刚刚成立不久的苏维埃政权在莫斯科发布《对华宣言》，承诺废除沙皇俄国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归还沙俄侵占中国东北的领土以及庚子赔款，这让当时中国的许多青年欢欣鼓舞。然而，在苏联自身的危机解除后，中国人发现，那头贪婪的北极熊并未改变本性。

一个远在欧亚大陆的东端，自成一体，安然富足；另一个横亘于西欧与亚洲蛮族之间，坚韧而烂漫。这便是中国和俄罗斯，除了共同的集体主义哲学而导致的社会秩序和国家制度的趋同，似乎找不出更多的共同点来将两族归于同类。然而这唯一的一点相同之处，就足够两个民族走到一起，并演绎出一出时分时和的悲喜剧。

当历史刚刚踏入20世纪，中俄两国同时迎来命运的巨变。孔子的后人打破了封建社会的羁绊开始痛苦求索，彼得大帝的传人坚定的选择了一个德国人设想出的道路。原本安然富足的中国人此前已饱受俄国人的欺凌，而选择了新式道路的俄国人却向东方抛来橄榄枝——我愿归还昔日抢走的领土，我愿放弃赔款，我愿放弃特权，我愿……我愿……

这是梦幻？是骗局？还是一个把话说得太过，另一个却太过当真？

是否当真不要紧，只是国与国之间千万不能天真。

胜利者书写历史的过程相当于一种信息控制，亦即对权力的攫取。“维基解密”首脑阿桑奇被认为用部分“重量级”秘密文件来自保，各国解密档案也都遵循着不破坏当下政治秩序的原则来进行，斯大林死后其生前隐秘即遭曝光的先例更显示出权力与信息控制的紧密相关。

所以，当十月革命大功告成，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彼得格勒夺取政权，他们几乎将完全的信息控制权掌握在了手中的时候，打一场信息战便是势所必然。虽在彼得格勒取得成功，但俄国全境尚为未定之地，其他帝国正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虎视眈眈，在英国担任军需大臣的丘吉尔更是扬言要将其“扼杀在摇篮里”，新政权必须使出全力自保。此一背景下，首任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带着一位年仅24岁的水兵马尔金径直冲向了旧俄外交部大楼。在布尔什维克们看来，那里保存着沙皇俄国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所缔结的秘密条约，肮脏且不可告人。托洛茨基留下一句话：“我的工作很简单：公布一切秘密条约，然后关了那个小地方！”

这位苏联红军的缔造者用一个颇具蔑视意味的词语指代沙皇俄国的外交部。但实际上，他心里清楚，那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机构。正因此，他将年轻的马尔金带在身边，不仅因为他有足够的学识和政治觉悟，更因为他年轻力壮，精力充沛——他必须在几周的时间内将帝俄外交部中保存的档案材料统统整理出来，择重要部分结集公布。这一极端耗费体力与脑力的工作被列宁看做是为布尔什维克政权树立形象进而争取盟友的重要步骤。因为在十月革命胜利的第二天，在彼得格勒斯莫尔尼宫的白色圆柱大厅，列宁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公布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和平法令》，“民族平等”、“民族自决”、“废除秘密外交”成为其中最为耀眼的亮点，为全世界所瞩目。这样，旧俄秘密条约的整理与公布就成为重要的后续手段，摆在马尔金面前的任务相当沉重。

在接下来的几周内，马尔金带着一众水兵与赤卫队员没日没夜的在旧俄外交部内阅读、研究、归类。一位赤卫队员后来称，马尔金几乎一直没动地方，吃住在档案室的一个角落里。列宁和托洛茨基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为了预防敌人的破坏，他们还专门送来了一个防火的柜子，专门用来保存整理好的文件。

两位领袖心里十分清楚，新政权没有大量任用旧政权遗留下来的人员，布尔什维克们在革命前更是与旧俄政权无涉，所以揭露的力度完全不必有所保留。

1917年12月，100多份秘密档案整理完毕，《真理报》和《消息报》将全部文件公诸于众，国际媒体疯狂转载。1892年法俄军事秘密协定、1905年俄德军事条约、1907年英俄瓜分伊朗、阿富汗和中国新疆的秘密协定统统大白于天下。诸如英法俄商定瓜分奥斯曼土耳其而不是像许诺的那样让阿拉伯人单独建国的协议内容给伦敦造成了不小的国际压力。讨伐帝国主义的浪潮汹涌袭来，列强应接不暇，布尔什维克人的信息战初战告捷。列宁为新生的政权营造了一个崭新的形象。

山雨欲来

列宁因此而被挪威人提名诺贝尔和平奖，但以西方对红色政权的敌视，他的提名很自然的被驳回了，理由是“已经错过了提名时间”。诺奖委员会补充称，如果列宁及其政府可以在国内停止战争、确立和平，委员会不反对在未来授予其和平奖。当然，这不过是一种说辞。1918年1月3日，对苏俄的《和平法令》反应敏感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在与英国大使赖斯会谈时说：“如果对布尔什维克的呼吁继续得不到答复，如果丝毫不去抵抗它，那么它的影响就会扩大。”5天后，这位学者出身的总统向国会托出了自己的“十四点和平纲领”。两年后，以它为基础的联合国前身——国际联盟成立。

平心而论，初生的布尔什维克身处险境，所以它在这场信息战中自保的成分居多，但客观上确实在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的战场上推动了和平进程的前进，仅此一项想必便当得起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和平法令》和“红色维基解密”固然起到了树立形象的作用，但也在更大程度上惹恼了帝国主义列强。不到一个月之后，日本的军舰就强行进入了海参崴港，英美军舰也随后抵达。第二年，被困苏俄的捷克军团起事造反，得到西方多国的支持。8月，多国干涉军进入俄国，加上帝俄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等各地的残余势力借势加紧进攻，新生苏维埃政权处于风雨飘摇当中。事实证明，若不是多国干涉军貌合神离，苏维埃政权恐怕真的会如法国总理克里蒙梭所说的那样被“用铁丝勒死”。作战期间，日美两国矛盾连连，若不是日方在关键时刻做出部分撤军决定，两国或许就将刀兵相向。

当此危急之时，类似对德《布勒斯特和约》这种委曲求全的买卖已是在所难免。在经历了数轮内部争论之后列宁坚持与德国缔结了这一割让大部分利益的和约。若在中国语境下，此约绝对可称得上“丧权辱国”。

强敌环伺，无论是出于自保还是列宁先前提出的《和平法令》的精神，苏维埃俄国都必须联手众多被列强欺凌的小国与弱国。一系列废除沙俄旧约和支持民族解放斗争的宣言与行动被频频祭出。在日本军舰出现在海参崴仅一天后，布尔什维克便宣布承认已被沙俄兼并了100多年的芬兰的独立地位。半年后，波兰也从列宁口中讨得独立地位，尽管它历史上曾数次被德、奥、俄三国瓜分。紧接着《告俄罗斯及全体东方穆斯林人民书》、《土耳其、亚美尼亚独立法令》先后出炉，而在对中国这个东方最为重要的潜在盟国身上，布尔什维克们更是寄予厚望，一份《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向中国人民许以重利，以求中国撤回自己的干涉军、肃清境内帝俄残余势力并成为阻挡日本西侵的重要屏障。按照这份宣言，苏俄政府将放弃帝俄在中国因侵略而获得的一切土地，放弃领事裁判权利等各种特权，并无条件将帝俄在中国东北修建的中东铁路归还中国。

这一切听起来当然是相当诱人的，但这世界上真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吗？真有不计利益得失的国家吗？更何况，那是俄国人。

横空出世的《对华宣言》

自16世纪下半叶开始，欧亚大陆东端的封贡体系便已开始动摇。丰臣秀吉两次入侵朝鲜，努尔哈赤在满洲坐大，两人共同奏响了中国“去帝国化”的历史强音。在经历了满清所奉献的最后一个盛世之后，中国几乎彻底万劫不复。列强的撕咬痛彻心扉，近邻的啃噬更加刻骨铭心。历怀不臣之心的日本已是骑在睡狮头上的豺狼，但直到遇上俄国的东侵，中国人才知远甚豺狼的熊虎之怖。相比于日本的不甘居岛国一隅，俄国人对陆地空间和天然海港的狂热几乎是深入血液骨髓的原始本能。列强围噬之下，中国之贫弱显露无疑，俄国之贪婪更显疯狂，一跃成为割占中国领土最多的帝国。

近百年来的国人记忆是被一刀刀劈砍出来的，北方近邻留下的伤痕最深。

所以，毫不奇怪，俄帝国代之以斧头镰刀之后从北国传出的第一声问候到达中国的历程并没有那么顺利。

通过数个渠道，《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传回了国内，但并未被中国民众所知晓。张斯麟便是几个传递者中的一个。1919年7月25日，这份宣言正式问世。半年后，身为中华民国驻哈尔滨边防处的张斯麟将宣言传递至北京。

及至1919年，苏俄面临的军事和政治压力已经减弱了许多。在美国干涉军于1918年撤回菲律宾之后，多国部队也都先后回国，只剩下从一开始就抱定吞噬远东领土之心的日本。曾经被列强遵守的“门户开放”政策这一次在日本人身上不灵了，华盛顿的恼怒可想而知，但一意孤行的日本人用种种借口占据远东、侵占中俄领土并扶植傀儡，在承诺将追随美军撤军后却最终赖在当地。

就这样，先后击败了高尔察克等帝俄遗留将领以及其他干涉军之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们猛然发现西部因与德国签订《布勒斯特和约》并击败干涉军而局面大大缓解之后，东部反倒面临着日本人的威逼。如此，东方大国中国成为苏俄必须牵手的伙伴，以期借此缓解日本的压力。更何况，追随协约国干涉俄国革命的也包括发表了《进军海参崴宣言》的中国北洋政府，苏俄更需早日将中国军队“劝”回国内。《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在这一背景下横空出世。但在北京掌权的北洋政府丝毫不为苏俄提出的诱人条件所打动。唯协约国马首是瞻的他们再胆大也不敢擅自同红色苏维埃接触，哪怕他们只求中国的外交承认。

但意外的是“五四”之后鼎沸于中国的学生运动竟对苏俄十分青睐，街头要求承认苏俄的声势日盛。扛不住压力的北洋政府只得迂回行事，派人赴俄与苏俄接触，只是一切均低调从事，恪守非官方接触的原则。至于赴俄的人选，正是第一批传回苏俄《对华宣言》之一的张斯麟。

艰难转圜

这可称是中俄交往史中罕见一景，因为就在张斯麟以非官方身份远赴莫斯科时，远东共和国（为抵御日本压力而由莫斯科在远东成立的缓冲国，服从莫斯科领导）外交代表优林也正在来北京的路上。两人相对而行，但却同样都未实现进行外交照会。这罕见一景实际上道出一点，中俄是如此的需要进行接触。

两个民族在非常时期派出的两位外交官遇到了同样的事情。张斯麟由于缺少照会而在远东遭到冷遇。远东共和国向北京发来问询，却得不到答复。困于远东的张斯麟不得已只得亲自向时任苏俄外交人民委员的契切林发去电报。契切林接报后向中方进行询问，结果得到的却是北洋政府语焉不详的答复。至于后者为何如此行事，毫无疑问，是怕协约国据此将此次访问看做是官方行动。结果，搞得张斯麟进退失踞，面临着被驱逐出境的危险。

而不远之外的优林也好不到哪儿去。同样由于没有外交照会，他被阻在中国远东共和国边境动弹不得。数次向北京发出的申请如石沉大海。原因是一样的，北洋政府万万不敢与苏俄建立正式关系，如果协约国列强不点头的话。

情急之下，张斯麟独辟蹊径，向莫斯科当地侨领发去电报，望后者提供协助。幸运的是，接报的旅俄华工联合会主席刘绍周与列宁颇有私交，甚至持有克里姆林宫的通行证。在他的周旋之下，列宁亲自首肯了张斯麟的访问，并表示正急着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命令传至远东共和国，张斯麟转眼间又成了上宾，待遇即刻升格。几天后即出发前往莫斯科。当然，在这之前他没有忘记为尚困在边境的优林助一臂之力。他电告北京，优林为商谈中俄外交之事而来，但并非官方代表，可予以放行并予以接待。这样，优林才最终踏上了中国土地。

不过，优林的访问并未能取得进展，北洋政府只与其就边境贸易进行了简要商谈。相比之下，张斯麟的访问收获颇丰。他直接见到了列宁，并将担任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的加拉罕起草的《第二次对华宣言》也带回了国内。列宁与张斯麟相谈甚欢，苏方对这位首位来自中国的使者极为看重，甚至也将与刘绍周所持有的相同的克里姆林宫通行证给了他。列宁向张斯麟表达了希望尽快与中国建交的愿望。通过交流，张斯麟明白，列宁最为关心的问题便是中国不能在未来成为帝俄残部从事反苏活动的基地。此外，苏方愿意与中方就中东铁路问题以及边界问题展开谈判。

而在《加拉罕第二次对华宣言》中，重申了《第一次宣言》中的大部分内容，但有关中东铁路的条款已经变为了愿意展开谈判。而在列宁口中，交还沙皇俄国侵占中国领土的问题也成了需要谈判解决的问题。

无论怎样，张斯麟确实打开了中苏之间的大门。接着，仍是在汹涌民意的推动下以及已有列强作为开路先锋的背景下，北洋政府下决心与苏俄正式接触。

归国的张斯麟偶然碰到了即将赴任驻莫斯科总领事的陈广平和著名报人瞿秋白。张斯麟向两人大倒苦水，抱怨北洋政府的裹足不前，因为他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一举通关，促成两国正式建交。

此后的历史发展已经由这些探路者和列强们规定了轨道，俄国外交官越飞以及两次《对华宣言》的作者加拉罕先后访华。并最终在加拉罕与中方的斗智斗勇后双方签署了《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为两国建交画上了句号。

这个句号可没有《对华宣言》中声称的那么美，中国最为在意的外蒙古问题，苏方并未承诺撤军，只是承认中国对外蒙古主权。双方承诺在两国各自境内不准存在图谋以暴力反对对方政府的各种机关团体及其举动。中东铁路可由中国赎回，而不是《对华宣言》中所称的无条件归还，分文不取。而且，俄罗斯还通过人员调配加强了对铁路的控制。

北洋政府曾因无法接受苏方的苛刻条件而让谈判破裂，但却因无法应付国内学生的“无条件与苏建交”的压力而被迫回到谈判桌上。

笔者无法像专业学者那样掌握最为详细的有关这次中苏谈判的信息，但却在一份材料上看到，加拉罕曾于1923年12月以华俄通讯社的名义，重新发布1919年和1920年苏俄政府两次对华宣言的译文，删去了1919年第一次对华宣言中无偿归还中东铁路及其附属产业的一段文字，并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要求北京政府以其修改后的文本为准。

此举当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但似乎中方的不满并未取得什么效果。美国历史学家马士在其与人合著的《远东国际关系史》中曾评价，加拉罕在此间的表现是坚强又成功的。

我相信，此言不虚。

每当读到这段历史，内心总有些沉重，不愿再读下去。中国雄鸡“鸡冠”上的那大片的土地一直被国人算做应该由俄国人归还的行列。但毫无疑问，列强混战的“帝国时代”已然远去，能够生活在国际法具有一定效力的时代是一种幸福，只是遗憾是难免的，要想向北边的邻居讨回那片土地或者让他们兑现昔日的诺言已经愈发不可能。

每每谈及此段历史，我也总会想起几年前在俄留学时的场景。历史课堂上，俄罗斯老师像我小学时的中国历史老师一样，将自己国家的历史描述的无比悲情。谈及康熙时期签订的《尼布楚条约》更是强调其对俄罗斯的不公平，全然不在意下面坐着的是一群中国学生。更过分的是，毕业论文选定题目时，一位导师居然为我的同学推荐了一个《大连——曾经属于俄罗斯的城市》的题目。

愤怒之余，我会冷静地思考，并非是这些老师挑衅，我相信这只是他们从小就接受的历史教育。

如果这些老师是这样的，那么当年“十月革命”的领袖们就不是这样吗？他们是共产主义者，但他们同样是民族主义者。尤其是在俄罗斯，没有人不是民族主义者。从策划那场信息战到与众多小国交好，再到对中国施展“甜言蜜语”，站在背后的无不是民族主义思维。待到真正与中国人走上谈判桌时，苏俄的境遇已经大为改观，自然无需再做太多让步。

这本是国与国交往的基本准则，不变规律，那些走上街头鼓噪“无条件承认苏联”的师生们，难道当时他们都忘了这些了？

皇奇穴

毛泽东祖父毛翼臣墓

影响中国近代史相当深远的一代伟人——毛泽东，一生颇为传奇。他出身于农民之家，生长在湖南湘潭闭塞的农村韶山里，小时候虽然读过私塾，但也放过牛，种过菜，喂过猪，其后走出农村，读过师范学校，又做过图书馆管理员，最后参加革命，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终于能席卷全中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之君。他的一生伟业，民间流传一种说法，毛泽东所以能成霸业，主要与他曾祖所葬风水有关。

这种说法也不是完全空穴来风，据说一九三〇年时，国民党由于战事屡屡失利，认为是毛氏袓坟龙脉好所致。于是湖南省省长何键，曾指派亲信副官熊道干统率一个连的兵力，往湘潭去挖毛氏祖葬，但在当地百姓的保护下，何键军队所挖的不是毛泽东家的祖坟，而是当地地主毛俊贤家旳祖坟，因此毛氏祖坟并没有被破坏。毛泽东也曾对一位美国记者说过：「小时候，曾听说我的曾祖的坟地风水好。」

远赴韶山实地考察

为了要了解毛氏祖坟是否真的能孕育出将相帝王，〇二年十月中旬，我们一行在师父亲率之下，远赴韶山进行考察。毛氏祖坟位于滴水洞的后山，位置颇高，沿石级而上，要走半小时。山径俩边树木还算清，周围群山环绕，环境颇清幽。离毛氏祖坟十码左右，立有一牌，上书：「虎歇坪，毛泽东祖墓。」八字，我们去那天，天公不作美，一路上下着毛毛细雨，及至到了虎歇坪，又见一块铁牌，由湖南省韶山管理局所立，标题为「毛泽东祖父墓」，上面介绍写着「毛泽东的祖父毛恩普，字寅宾，号翼臣，排行四。生于一八四六年五月廿二日，终生务农，家境贫困，一生勤劳节俭。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廿三日，因病去世，享年五十八岁。安葬于此，一九一二年立碑为志。」

离墓前一米处立一铁牌介绍毛泽东祖墓情况

我们到了墓前，先向毛公翼臣墓鞠了三个躬，然后在坟头上拿出罗盘一看此墓坐辰戌向，左右没有护卫，况且左方被一大块岩石所挡。我们走上岩石，岩边有铁栏杆，当中用水泥做了三只大老虎，供游人拍照留念。本来想在岩石上往远处观看四处罗城，可惜天阴下雨，前面白茫茫一片，视野极其不清，什么也看不到。回到墓前边上，有一小卖部，摊主拿出一张天晴时所摄的远处景色，但见有三层罗城。接着摊主又向我们介绍，毛公坟上顶部有一小洞，洞中不时会冒出青烟，大赞此处风水如何如何好。

奇穴内辛山外戌山

师父在坟前仔细量度之后，再看碑上写着「内辛山外戌山」，然后向众弟子解释，此处可称为一大奇穴，做此穴之风水师可说是位高手。所谓内辛外戌是指，墓碑的向与下面的棺木向不同，风水师用碑向收对山外气，而墓内棺则因不同向承地下龙气，穴的位置骑在龙脊，龙脉没有化阳，这穴做得颇险，后代虽能大发为贵，但近处没有龙虎，人丁必然受损。怪不得毛泽东父亲毛顺生，曾有两名儿子在襁褓中夭亡。毛泽东出生后又有二位弟弟，大弟弟毛泽民被国民党逮捕，在新疆遇害，小弟弟毛泽覃，在江西瑞金作战时牺牲，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被炸死，侄子毛楚雄被国民党惨杀于陕西。

讲解风水我们在湘潭还听到了二则有关毛泽东祖父坟的风水典故，一则比较可信。话说毛泽东祖父毛翼臣与他的兄长毛德臣两人都看中了虎歇坪一块墓地，相争不下，达成了「先死者葬，后死者让」的协议。毛德臣暗乐，因为他比毛翼臣要长五岁，但想不到后来毛翼臣竟然先逝世，于是找人择定吉日良辰安葬。风水先生竟然择了个八年之后的夏月某日，毛家只好将灵柩安放在虎歇坪墓基上。由于墓基之土不能挖动，所以只好用稻草之类覆盖其上。过了八年，毛氏后人揭开灵柩上的覆盖物，棺木色泽光亮，完好如初，而破土挖穴，发觉穴下只有穴位处是泥土，四周俱是石头，大家深知这是一处好穴。

另一则故事比较传奇，说湖南有一位著名的命相学家名叫「不过五」，他每说一句话不过五个字，性格高傲。有一年湖南大旱，盗贼如毛，他在饥寒交迫之下，晕倒地上，被毛泽东父亲毛顺生救起，毛顺生好心劝他去逃难，并准备一些路费给他。在送他上路时，「不过五」先生大为感动，于是将他多年找得的一块佳穴告诉了毛顺生。「不过五」说：这座山像一个女子奔向月亮，灵气十足，如果在八月十五中秋晚上，嫦娥头顶冒着月亮灵气的剎那，将祖先骨骸放进去，天地会为之一震，你的儿子当中定有一个成为开国之君。不过那个受恩宠的儿子，一生的命运就会立刻有转变，他的命中注定先苦后甜，青少年时要受尽痛苦，但必有成功的一天。后来毛顺生果如他言，把毛泽东祖父的骨骸葬到了嫦娥奔月的穴上，孕育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之君毛泽东。这些传说当然都有附会穿凿之处，不过我们亲往毛氏祖父坟前看过，此穴确是一个奇穴，风水之学自有它自我一套完整的理论。

揭密：最近20年中国对外发生的鲜为人知的军事冲突！

1987年中印再次在边境发生冲突，交火时间也短，但紧张对峙持续了一个多月时间。印军被击毙16人，受伤人数不详。虽然具体情况不清楚，但阵亡的印军中有6具尸体是由我方交还给印方的，说明很可能是印军入侵我方控制区然后被击毙的。当时路透社援引印度的报道说是中国军队首先在一个有争议的山口树立五星红旗，然后引发的冲突，印度军队在驱逐中国军队的途中遭到有预谋的伏击，为避免事态扩大，印军撤离了交火区。我方损失情况也不清楚，不过看来印度又吃了亏。

1988年年初同越南发生过小规模的炮击和海战，起因是552号护卫舰派出7名官兵驾驶小艇登上永署礁，首次在永署礁上升起了五星红旗，这也是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在南沙群岛的上空。越南当局发现我在南沙建立海洋观测站后，企图阻挠我建站计划。1月31日，越军派出2艘武装运输船，妄图与我争夺永暑礁。结果我军一人受伤的微小代价取得击沉越舰2艘，重创l艘，毙伤敌60余人，俘敌中校以下40多人的胜利。东门、南薰、渚碧等三个岛礁收回，这样在南沙群岛总共切实控制六个岛礁，使我海军在南沙有了立锥之地。

1994年10月下旬，美小鹰号航母舰队从日本出发，先向东，后向南。中国潜艇对美舰队实施了跟踪，美反潜机又来驱逐中国潜艇，中国又派战斗机驱赶美反潜机。10月27日，航母编队行至距中国约400海里处，对我实施了大规模电子干扰。10月27日上午，驻山东等地的空军雷达上发现了200多架飞机，飞行方向由东北至西南。驻青岛（不能真说）某基地紧急起飞了1架su-27和一架j-7前往公海拦截，另起飞了4架其他战机以探虚实，起飞的飞机在空中都没有发现大规模机目标。可笑的是，两架前出较远战机中，su-27的雷达上什么也没显示，反而是j-7的雷达发现了一个空中目标，并且其飞行员用肉眼也发现了一个亮点，这个目标就是美海军的电子干扰机。

从27日起，东、南两个地区的几个航空师进入一级战备。28至31日，美舰队继续南行，30日（具体日子记不起来了），南京军区空军雷达上又出现了与27日类似的目标，这次有700多架，飞行轨迹仍是由东北向西南。这次空军只出了两架战机升空观察，在江苏盐城一带发现一个空中目标，但未确认目标性质。

这次事件发生后，经过军内外专家18天的努力，终于弄清了干扰的机理，原来是利用主动雷达波的副瓣进行的干扰（将波幅和相位变换后再发射回去欺骗对方雷达）。国防科委并研制了样机进行验证。析，发现30日确有一架飞行器入侵我国领空达50公里，飞到了江苏盐城地区上空。但时过境迁，提抗议已经太晚了，外交上十分被动。美军虽然偷乐了一阵，但也没有大吹大擂。只是美国的几家报纸轻描淡写的提了这件事。

这次事件，美国的目的是：找出中国固定雷达站的部署点位和发射特征，这个目的显然是达到了。但中国的收获更大：学会了一种干扰和抗干扰的方法。从此中国的雷达开始换代，新的干扰机研制成功，现在很可能已经装备在每一架军用飞机上了。

2003年中国一艘导弹护卫舰和一艘扫雷艇6月5日凌晨6：26分在南海例行巡逻时和菲律宾1艘驱逐舰和两艘护卫舰发生小规模冲突，菲律宾一艘800吨级的护卫舰被中国导弹击沉，中方扫雷艇前仓中弹，现已拖回海南基地。事件发生后，菲律宾先后出动4艘大型驱逐舰和各类中小型舰艇26艘意图报复，中方亦出动深圳号（167）导弹驱逐舰和宋级攻击型潜艇等16艘南海舰队主力出海，双方在中国南海南沙群岛附近于6月6日凌晨4时左右展开了激战。菲律宾海军在岸基空军直升飞机和轰炸机的配合下以分散队形包围和接近中国海军舰队，然后向中方大型舰艇发射多管鱼雷和集中轰炸。而中方海军在有限的空军支援下，对菲律宾海军实施超远程导弹打击和水下攻击。到目前为止，菲方有6艘舰艇被击沉，4艘被击伤。中方有5艘战舰被创，其中两艘大型战舰正在失去动力。美国政府正在会同南海海域有关周边国家紧急呼吁中菲双方立即停火。

2003年由于伊拉克战事提前熄火美国原准备增援伊拉克战场的从海军陆战队三个师抽调的四千人特种部队分别以在泰国举行军事演习为借口来到泰缅边境，并且和缅甸的反政府武装力量勾结，（注2002年泰缅两国发生边界军事冲突所以泰国政府一直支持缅甸的反政府武装力量）并且强烈的指责缅甸的毒品泛滥直接影响到了西方社会的稳定，并出动特战队员进入缅甸，我国政府意识到美军很可能就是想突入缅甸纵深，以打击毒枭以及毒品基地为借口，推翻缅甸军政府，扶持西方势力的代理人昂山素姬上台。（注现政府获得来自于我国的政治、经济甚军事上的大量支持）由于事态严重我国紧急调动当时的武警力量和缅甸军联系，这样中美在中泰缅三国边界处发生冲突结果我武警有2人死亡10多人负伤美国特战队员5死20多人负伤（注其中美国特战队员有2人是被克伦民族联盟杀害）为此我国从中越边境调两个边防团到中缅边境，并从济南军区、北京军区南调若干营组建新的边防团，组成的边防一线部队，以轻武器为主，即刻接替武警防务；在边防团身后的二线，有驻云南的步兵三十七师的两个团、步兵四十师的一个团以及换新装不久的77169部队由川入滇。

2004年中国特种兵于进入塔吉克斯坦在该国政府军的帮助下政府军在消灭了一支东秃恐怖武装分子（人员有二百多人，装备精良），此次中国派遣特种兵一个连配备武装直升6架、武装吉普车9辆、装甲车12辆，分三支队伍在塔军（一个团）的配合下对东秃武装分子进行突袭。战斗总共进行了半个多小时，东秃武装分子在战斗中十分顽强，他们凭借着有利的地形及精良的武器装配和联军进行战斗，最后被联军全歼。结果我军死亡19人负伤20多人，东突恐怖份子死亡89人。100多人负伤。

第二章　抗日战场的传奇

血战万家岭让日本鬼子死无葬身之地

武汉会战中的各次重要战斗，笔者一路写来，一路郁闷。常常是中国守军人数占优、基层官兵也拼死抵抗，但结局总令人叹息，或死伤甚重，或早早后撤，难得心情舒畅之时。及至写到万家岭，方才精神为之一振，总算狠狠教训了猖狂已极的日寇。

自会战爆发后，战局一直对中方不利，日军沿长江两岸和在大别山方向的作战总体都达到了预期目标，象九江、田家镇这样直指武汉核心的作战要点陆续被攻破，但是企图迅速拿下战局并一举结束在华战争的日军指挥部对“进展”依然“不满”，“推进速度”仍嫌太慢。于是，一方面，原本小心翼翼的日军自上到下日益自满起来，作战指导上赌博式的冒险心理日益膨胀，另外一方面，遥望武汉方向急于打开当前两军总体对峙局面的心理十分迫切，这为其随后在万家岭遭遇重创埋下了伏笔。

与此同时，中国守军在节节抵抗并予敌重大伤亡，先后取得击伤101师团师团长伊东政喜中将、击毙101联队联队长饭塚国五郎、击毙103联队联队长谷川幸造大佐等不俗战果的同时，会战指挥高层在中共反复建议下，也在不断研究其作战指导上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决心在后期作战中有所改变、有所修正。这集中反映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9月上旬所制定的《武汉会战方针、目的及策略指导》中。该文件明确指出，“以目前形势观察，自力更生仍为我政略上最高战略，基于此而产生之作战指导方针，亦即持久战与消耗战。”在9月中旬据此制定的《武汉会战作战计划》中，再次强调，“以自力更生持久战为目的，消耗敌之兵源及物资，使敌陷于困境，促其崩溃而指导作战。”这表明，国民党军事当局已将原来依托阵地消极防御的基本作战思想调整为突出强调持久作战和消灭敌有生力量。

因此，万家岭之战前，中日双方已悄然有了变化，一方在暗自自省调整，而另一方却愈发狂妄大意起来。某种程度上，未战已可见胜败。

通过空中侦察，负责长江沿线主攻方向作战指挥的日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看到，在当面的中国军队防御体系中，南浔路与瑞武路之间似乎防守较为薄弱。冈村喜不自胜，认为捕捉到了关键的突破点，并在尚未充分核实情报准确性和周密计划的情况下，即令其所属第106师团迅速向西推进，孤军深入，突入防守间隙，并向两翼扩展进攻，彻底撕裂中国军队的防线，创造一个奇兵致胜的“辉煌”。

106师团由松浦淳六郎中将率领，下辖步兵111旅团、136旅团，各含两个步兵联队，此外还编配由炮兵、骑兵、工兵、辎重各一个联队。该师团在前期作战中已遭受重创，战斗力锐减，1名联队长、三名大队长分别被击毙。万家岭作战前，冈村不仅给106师团补充了将近3000名士兵，而且配属一个山炮联队归其指挥。

10月2日，106师团自认为出其不意地抵达万家岭一带。

中国军队早已在此布下阵势，其中居功首位者正是当面中方战地指挥官、时任第9战区第一兵团司令长官的薛岳。

抗战爆发后，薛岳所部与日军反复交战，因战果比较突出，与其他一些地方遇敌即溃的情形形成对照而有“老虎仔”之称。此时，他根据万家岭一带系山岳丛林地的特点，将部队部署成了反八字形阵势，自言，“如袋捕鼠，又如飞剪，敌犯右则中左应，犯左则中右应。敌苦钻进来，就很难逃出去。”

冈村盲动之时，薛岳正为张网捕鱼，寻找歼敌良机而苦恼。当侦察报告发现日军106师团孤军进入万家岭地区之后，薛岳拍案而起，曰，日寇“其钻隙冒险之精神固甚可嘉，而其肆无忌惮之气焰尤甚可恶”，并当即下定了抓住有利战机大打一仗的决心。在向军事委员会和第9战区陈诚所发请示电中，薛岳表明，“敌松浦之第106师团钻隙精神甚强，已突至我白云山一线纵深。我兵团拟抽调大军，歼灭突入该敌，以定后方。”

作战方案迅速得到了上峰的批准，蒋介石电令陈诚，“应乘胜进攻，挽回危局。诚千载一机，望力图之”。第9战区随后指挥其他部队展开协同行动。

薛岳此战的“胃口”很大，“决抽德星、南浔、瑞武3方面兵力之第66军、第4军、第74军、第187师、第139师之一旅、第91师、新编第13师、新编第15师之一旅、第142师、第60师、预备第6师、第19师”共计超过10万人，“断行围击”，在以第4军正面阻击106师团的同时，以其他部队取四面包围，向中心地带分进合击的战法，务求一举全歼来犯之敌。

106师团，死定了

10月1日至3日间，懵懂无知的日106师团在遭遇中方第4军防御阵地之后，拼死向前突击，并调来飞机助战，大有一副“必欲钻进口袋而后快”的样子。在组织正面阻击的同时，各路中国军队迅速靠拢过来，包围圈越收越紧。

此时，久经战阵的冈村预感到有些不妙，航空侦察的结果更使他隐约看到了薛岳张在106师团面前的口袋巨阵。老奸巨猾的冈村立即命令106师团调整行进方向，转为向北，那里有第27师团的接应兵力。

日军东西被侦知后，薛岳也迅速对部署进行了调整，加强了对敌27师团的阻击兵力和防御体系。

此时的松浦淳六郎早已没了“奇兵深入”时的猖狂得意之态，只求赶快突出重围与27师团会合。谁知，侵略者注定覆灭的下场，106师团在群山之中转悠两日，甭管逃命之心如何心急如焚，竟然就是找不到准确的出逃方向。这一方面在于日军所用地图是20年代所制，其中谬误之处甚多，另外由于当地山区蕴藏铁矿资源，致使平素百用不爽、赖以指向的指南针竟也派不上用场！

此外，奉命前来解围的日第27师团派出配属给它的第101师团第102旅团，从著溪沿永（修）武（宁）公路及其北侧向拓林以北地区推进，但被我第142师顽强阻击在在跑马岭、龙腹渡以西地区。

至此，106师团死定了。

经过10月5日、6日上午两日与106师团的正面交战之后，薛岳于6日下午下达了合围总攻命令，其中，第74军、第66军、第4军担任围歼主力，64军担任阻击27师团的主力，60师、预备第6师及142师一部担任作战掩护任务。

具体任务分配如下，主力第74军主攻万家岭以东的长岭、张古山等地；第4军主力向万家岭东北方向大小金山之敌攻击；第58师由狮子岩向万家岭、王家山之敌攻击；第142师在新15师配合下向石堡山之敌实施攻击；预备第6师在81师一部配合下向斗姆岭、凤凰山以东地区推进，歼灭石堡山北端王家岭之敌；第91师一部负责消灭清头口附近之敌，并协助断敌向北逃跑之路；新13师以部分兵力绕到何家山、凤凰山、石堡山西北等处日军发起侧后攻击。

10月7日午后，总攻陆续展开。各参战部队都奋勇向前，与敌死战，山中各处杀声震天。据一位参战的中国军人回忆，“被困于万家岭之敌，抱困兽尤斗之心，对我军围歼，顽强抵抗”、“战斗越打越激烈，每个山头，每个村庄，反复争夺，一日而数易其手”。

另一方面，日106师团亲身经历此战的一名幸存者那须良辅后来在回忆中这样写到，“雷鸣谷是周围环山的狭小盆地，我们向这峡谷进军。后来才知道，周围的山中有数万敌军在等待我们”、“当我发现敌军来袭时，我听到令人恐怖的迫击炮声越过我的头上在前面50米的地方爆炸了。炮弹击中了马群，马群炸了窝般的在烽烟中乱冲胡撞。离开九江时有数千匹马，到雷鸣谷，连一匹马也没有了。从第二天开始，我们的中队就躲在水沟的土堆四周跟敌军对峙。然而由于四周的山中都是敌人，子弹从四面八方飞过来”。在另外一份日军遗失于战场的阵中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前所未有的激战，中队、小队长死亡很多，战斗仍在艰苦进行，与家人团聚的希望是困难的。”

战至10月9日，日军有生作战力量已遭遇重创，并被压缩于万家岭、雷鸣鼓、田步苏、箭炉苏等几个孤立点上。仅在张古山高地争夺战中，第74军51师与敌在此“经五昼夜反复争夺”，最终将阵地牢牢守住，日军在阵前留下尸体高达4千多具。

此战中，时任51师第305团团长的张灵甫表现突出，先是带领奇兵从绝壁而上突袭得手，后是带伤坚持指挥战斗，坚决堵住了日军突围方向。万家岭战斗结束，张灵甫即被提升为旅长。此人后来在国民党军中更是一路升迁，在解放战争时期成为蒋介石大打内战的得力帮凶，并最终在孟良崮战役中被我华东野战军击毙，此是后话。“战友们大部都受伤，也有些因为饥饿和疲惫而倒下来。死在水沟的战友们，他们的脸色都变成茶色而浮肿，白花花的蛆虫从他们的鼻孔和嘴巴掉下来。一连几天都没吃东西，只能从漂浮着同伴尸体的水沟里舀脏水喝，活着的人也都快变成了鬼。我也觉得我的死期到了。对着十月的月亮，我放声大哭。”那须良辅后来回忆说。

此时，日军部队中许多基层作战单位由于军官死伤殆尽，已无法实施有效的组织指挥。为此，应冈村的紧张申请，华中派遣军方面特地向106师团组织了大规模的“军官空投”，这是自抗战爆发以来日军从未经历过的窘迫事情。共有超过200的联队长以下军官被投向万家岭，实际上，绝大多数也投向了自己的葬身之地。

9日下午，根据蒋介石的严令，薛岳挑选精壮组成绝死之奋勇队，要求各部指挥官一律现地指挥，其本人也来到了一线，务求在国民党“双十节”来临之前全歼日军。

9日整夜都是激战。一个感动人心的奋战场面是，为攻克扁担山，第90师调集3个营组建了奋勇队，所有队员一律脱去上衣、光着脊梁。战斗号令一下达，奋勇队一鼓作气冲上山头，黑暗之中混战在一起难分敌我，于是只要摸着上身着衣者，默不作声上去就砍。方法虽简单，但十分管用。一气厮杀下来清点战场，阵地上竟然留下了500多名日军尸体，月光下屹然而立的尽是光着膀子的奋勇队战士。

在中国军队猛攻之下，日军箭炉苏、万家岭、田铺苏、雷鸣鼓、潘村、大金山西南高地、箭炉苏以东高地、张古山、杨家山东北无名村、杨家山北端高地等核心阵地相继被第4军、66军等被克，106师团防御体系不复存在，师团各部被彻底割裂，各自为战，各自逃命。

10日清晨，捷报纷至沓来。遗憾的是，当夜战斗中，第4军一部等曾数次冲至日106师团司令部附近不足百米之处，一名俘虏战后承认，当时“司令部勤务人员，都全部出动参加战斗，师团长手中也持枪了。如果你们坚决前进100米，师团长就被俘或者切腹了。”但终因夜色昏暗，中国军队对当面有大的“猎物”并不了解，兼以自损也较大，最终功亏一篑，使松浦淳六郎逃脱了。

到11日，106师团仅余残部负隅顽抗，退至雷鸣鼓刘、石马坑刘、桶汉傅、松树熊等不足5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内固守待援。此时，中国军队由于连日血战，战斗力也明显降低，再加上日军飞机不断凌空增援，因此对日残存兵力的攻击收效不大。

此时，在冈村不断的严厉要求下，10日之后，日第27师团、第17师团、第102旅团等在战车大队、炮兵联队的配合下持续向万家岭地区突进，中国军队外围阻击阵地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

在此情况下，鉴于106师团主力大部已被歼，预定作战任务总体完成，同时自身伤亡也较大，急需补充休整以利后战，打得尤为英勇的第58师，“与敌激战九昼夜，伤亡营长六员，连排长127员，士兵4000余名”。综合研判之后，薛岳于13日向各部下达了撤出战斗的命令。

侵略者的“伤心岭”

万家岭是日本侵略军的“伤心岭”。

此次大捷是武汉会战中一个十分突出的作战成果，当时对于激励我军民团结奋战之心，沉重打击日寇嚣张气焰意义重大。

尽管薛岳在向军事委员会上报的电报中说，“此次敌穿插迂回作战之企图虽遭挫折，但我集中围攻，未将该敌悉歼灭，至为痛惜”，但此战几乎予日军整整一个师团以毁灭性打击，歼敌万余，缴获各型火炮近50门，轻重机枪超过200挺，另缴步枪数千支，运输牲口数百，特别是生俘日军官兵共一百多人。

薛岳后言，“将此敌（106师团）完全歼灭，敌酋松浦仅以身免，遗尸塞谷，山林溪涧间，虏血几洒遍矣”。取得了抗战史上震惊中外的万家岭大捷，不仅大大杀伤了日军有生力量，为武汉会战争取了时间，其极大振奋国人御敌卫家的意义也自不待言。

蒋介石兴奋之余，亲自拟电曰：“查此次万家岭之役，各军大举反攻，歼敌逾万，各级指挥官指导有方，全体将士忠勇奋斗，局胜嘉慰……关于各部犒赏，除陈（诚）长官当赏5万元，本委员长另赏5万元，以资鼓励。”

单从军事意义上讲，106师团经此一战，元气大伤无，之后只是担负一些守备性任务，原本欲与101师团合攻南昌的计划也成一纸空文。

此外，整个作战过程中，中国军队整体上英勇顽强的作战精神、灵活机动集中优势兵力大打歼灭战的作战方法以及组织指挥严密有序，都给在后来的抗战阶段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作战提供了重要启示。

薛岳在后来总结整个作战过程中言及，日“以第106师团、第27师团沿瑞武路南犯，似此逐次攻击，实犯逐次使用兵力之大忌，作战指导拙劣如是，宜其第106师团被我歼灭。当敌第106师团窜抵万家岭时，此处已形成作战焦点，时间空间，较任何方面为重要；我大胆抽调南浔瑞武3方面兵力使用于万家岭，实合把握战机，争取主动，出敌意表之原则，故万家岭歼灭战，首在作战指导之适切。又我在德星公路方面，原已筑成多线预备阵地，自星子至德安，长约30公里，与敌第101师团苦战2月，节节抵抗，未尝不战而弃寸土，实得力于多线预备阵地，及守备部队之坚忍沉着，保有转移阵地之自由，此在持久战之指导，似尚得要领。”

战后有回忆文章在记述当时的战场场景时，曾这样写到，“万家岭战役后，我军队和日本军队都撤离该地，当地老百姓都已逃亡，战场一片凄凉景象。我在战后一年所见的情况是：万家岭战场周围约1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布满了日军和我军的墓地。日军的辎重兵挽马驮马的尸骨、钢盔、马鞍、弹药箱、毒气筒、防毒面具等等杂物，俯拾可得。许多尸骨足上穿着大足趾与其他四趾分开的胶鞋，显然是日军尸骨。有的尸骨被大堆蛆虫腐烂之后，蛆虫又变成了蛹，蛹变成了蝇，蛹壳堆在骷髅上高达盈尺……”

万家岭崇山峻岭真正成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死无葬身之地。

叶挺在知悉万家岭胜利消息后，曾经评论说“万家岭大捷，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三，盛名当垂不朽”。

走上抗日战场的东北军将领

因发动西安事变而闻名的东北军，本是地方性的武装集团。其前身为张父大军阀张作霖所统辖的奉军。1928年底张学良举行东北易帜之后，编为东北边防军，纳入南京国民政府军系统，拥有兵力约三十至四十万。其统帅张学良张公子为国民政府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又为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

西安绑架案张本人护送蒋先生去南京后，近20万东北军群龙无首，并在主战主和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最后竟发展到内部残杀。1937年2月，不顾大局的东北军少壮派应德田、孙鸣九（此人要求蒋先生抗日的绑架案实施得最为积极，后为投日的大汉奸，滑稽吧。）等人杀死东北军元老派67军军长王以哲等人。血案发生后，王以哲的至交、第105师师长刘多荃为了替王以哲报仇，将部队开进西安搜捕少壮派军官，诱杀了曾被共军俘虏又释放后游说张公子的旅长高福源，致使内部残杀的悲剧愈演愈烈。后1937年3月东北军高级将领接受了国民政府提出的东北军东调的“乙案”，东调后，分驻豫南、皖北、苏北地区。4月到6月，南京政府对东北军进行整训、缩编。整编后有6个军：

第49军，军长刘多荃，

第51军，军长于学忠，

第53军，军长万福麟，

第57军，军长缪徵流，

第67军，军长吴克仁，

骑兵第2军，军长何柱国，

不久爆发的抗日战争和内战中，东北军被国民政府分别用于各个战场，作为抗战初期最早抗击日军的第一线部队，东北军以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为我族的抗日战争立下了值得赞许的功勋。

第49军

1937年8月中下旬，日军开始沿津浦路大举南犯。刘多荃率第49军进驻沧县及静海附近。8月21日，由日军第10师团步兵第10联队主力组成的右侧掩护队，开始向静海前进。49军之一部立即加以阻击，与敌发生激烈战斗。日军以猛烈的炮火向静海轰击，49军守军奋力抵抗不支，被迫向南撤退。

1937年10月底，49军被调到淞沪战场。105师在钱江弄、江桥一线坚守阵地，遭到日军重火力猛攻，626团团长顾忠全阵亡，该团一营伤亡过半。109师在纪王庙、马同桥一线与数倍日军苦战，四个团长中高睦姻、姜奎举等三个团长相继阵亡，营长伤亡了2/3。109师一个整师基本打光了。

尽管第49军损失惨重，但蒋介石在战后根本不理睬其整补的要求。万般无奈之下，刘多荃带着109师师长赵毅亲自到武汉去活动，花了好大一笔钱才打通了门路，调来了全部徒手的预5师补充109师。预先讲好条件，赵毅仍为109师师长，原预5师的团长以上主官全部留任。刘多荃将张学良当年留用的一部分武器装备该师。补充后的109师一式捷克式步枪，每连六挺捷克式轻机枪，每营配有重机枪连，团有迫击炮，堪称装备精良的生力军。然而刘多荃、赵毅高兴得没多久，在一次下命令让109师开拔时，原预5师留任的四个黄埔生团长全部告长假，部队一点也开不动。事情反映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非但不处分故意捣蛋的团长，反而借机将赵毅撤职，换上了嫡系李树德，刘多荃任命的其他东北军军官也都被撤换掉，接着又将109师划归第1战区刘峙指挥。49军的一个整师就这样被剥离。1939年大批日军猛攻南昌，刘多荃率部守御松山、万家埠一线。由于修水作战失利，又被蒋介石借题发挥，揪住不放，对49军大加挞伐，刘多荃由中将军长降为上校军长；105师师长王铁汉撤职留任，责令戴罪立功；副军长高鹏云、参谋长秦靖宇相继调离，另派中央嫡系林耀堂和凌振仓分别继任。谁能料到，东北军整整一个第49军就此名存实亡了！

1941年12月，王铁汉升任第49军军长。1947年9月，第49军被调往东北参加内战，后来在辽沈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全歼。王铁汉在大陆解放前逃往台湾。第49军前军长刘多荃则留在大陆，全国解放后曾任政务院参事室参事和全国政协委员。

第51军

1937年8月，第51军被调往山东，负责海防守备，于学忠任第3集团军副司令兼第51军军长。1938年1月升任第3集团军总司令，不久又改任第5集团军总司令。

1938年1月，日军调遣16个师团共计23万兵力，沿津浦铁路一南一北，分两路夹击战略重地徐州。于学忠以51军两个师的兵力约2.5万人，死守蚌埠，血战临淮关，顶住了日军3个师团共计4万人的疯狂进攻。在连续8天的防守中，51军伤亡七千余人，但他们守住了淮河，日军的伤亡达九千人以上。

淮河战役后，于学忠率领疲劳之师增援台儿庄，任中央兵团副总指挥，在率部智取韩庄、争夺贾家埠、血战禹王山的战斗中再立战功。徐州撤退时，于学忠率部殿后，该部被敌人分割包围，切成数段，但他指挥部队浴血奋战，终于杀出重围，胜利完成了掩护任务，受到第5战区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传谕嘉奖，并晋升为一级上将。

1938年6月，51军奉命参加武汉会战，于学忠任第3兵团副总司令兼第5集团军总司令，在大别山麓与日军激战。武汉失陷后，于学忠率部开往大别山打游击，袭击敌人后方，并在金家寨一带进行休补。

1939年2月，于学忠被任命为鲁苏战区总司令，指挥东北军51军、57军到鲁南山区打游击。此间他不再兼任51军军长职务，114师师长牟中珩升任军长。从1939年到1943年，在鲁南抗战5年中，于学忠部伤亡惨重。

1944年3月，于学忠被免去苏鲁战区总司令的职务，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从此失去军权。牟中珩在1944年12月调任第10战区副司令长官后，原113师师长周毓英继任第51军军长。

解放战争时期，第51军被改为整编第51师，周毓英任中将师长，驻守枣庄。1947年1月，周毓英率整编第51师师部向我华东野战军投降。牟中珩在1946年出任第二绥晋区副司令，1948年9月在济南战役中被俘。1949年初，蒋介石曾胁迫于学忠去台湾，在中共地下党人的帮助下，他避居四川重庆乡间。建国后，于学忠曾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体委主任等职。

第53军“七七”事变后，万福麟任第1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53军军长，负责平汉线以北永定河及大清河一线的防守。在日本侵略军的猛烈攻击下，万部损失惨重，被迫退出战场，孤军游击于太行山区。1939年2月，万福麟重整部队，参加了豫北、豫东的对日作战。6月，武汉会战开始，万福麟任第26军团军团长兼第53军军长，负责防守德安、星子一线。9月，在鄂东南大冶、阳新一线抗击来犯日军，苦战数日，敌人受到重创，其本部亦伤亡惨重。武汉会战后，第53军奉命休整补充，万福麟调赴重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军长职务由周福成接任。1943年，53军被编入远征军第20集团军对日作战，为打通中国云南至缅甸的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作出了突出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1948年11月，周福成在辽沈战役中率53军官兵投诚。万福麟则在1949年逃往台湾。原53军副军长黄显声，在西安事变后为营救张学良将军奔走呼号，1938年被国民党逮捕，1949年11月27日在重庆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值得一提的是，1937年10月10日，第53军116师346旅691团在华北战役中完成掩护主力部队撤退任务后，与大部队失去联系，在团长、共产党员吕正操的带领下，于晋县小樵镇改编为人民自卫军，毅然北上在冀中平原打游击。后来这支部队正式编为八路军序列。吕正操创建的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在反“蚕食”和反“扫荡”斗争中，创造了平原游击战争史上辉煌灿烂的一页。

第57军

1937年11月，缪徵流的第57军奉命驻防南通、启东、海门、如皋、靖江一线的江防要点。112师在无锡附近与敌接战，紧接着又参加了巩卫江阴、固守镇江的战斗，损失较大，师长霍守义负伤，全师撤往江北。12月10日，112师开赴南京前线。12日，日军向南京发起总攻，112师671团、673团在南京城北长江一线阵地阻击日军，伤亡惨重。第112师副师长李兰池在率队冲锋时于南京太平门附近中弹壮烈牺牲，后被国民政府追谥为少将。

11月间，第57军的第111师在靖江、扬州一线抗击登陆日军，打响了靖扬之战，几次战斗均极为激烈。11月25日拂晓，日军以猛烈炮火轰击长江北岸111师阵地，占领施家桥，掩护大批日军登陆，旋又占领了都天庙。111师333旅的万毅部全部退守横沟桥。上午8时，日军沿扬州城公路向333旅阵地冲击，111师师长常恩多亲率两营官兵与敌浴血奋战。酣战之际，常师长又果断地命令662团出击，连续击退日军步兵的三次反攻。日军遂调来坦克在前面开路，后继以步兵再次冲向111师阵地。常师长指挥士兵以平射炮和集束手榴弹向敌坦克猛轰，并以猛烈火力向日步兵射击。战至下午4时，日军狼狈逃窜。111师乘胜追击至施家桥。

1938年3月，在台儿庄战役中，57军的333旅奉命驰援守卫山东临沂的庞炳勋部。面对日军精锐坂垣师团，333旅官兵毫不畏惧，血战15昼夜，先后攻克敌人三个据点。战斗中，333旅伤亡官兵一千多人，有的营只剩下十余人，有的连队军官全部伤亡，由军士自动代理连长作战，前赴后继，战斗不止。日军亦伤亡惨重，伤亡2000多人。为此，333旅受到会战总指挥部的通电嘉奖，57军亦通令全军，称之为“解临沂之围，壮本军之誉”。

1939年2月，57军被调到鲁苏战区，在于学忠指挥下在敌后进行游击战。在此期间57军的高级将领开始走向反动。1940年9月15日，57军军长缪徵流同日军代表谈判，商定了“互不侵犯，共同防共”的秘密协定。这件事被111师师长常恩多和333旅旅长万毅获悉，常恩多和万毅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两人秘密拟定了除奸方案。9月22日晚，常恩多和万毅带人抄了军长缪徵流的军部，抓获了副军长朴炳珊及与日军签订协议的谈判代表，缪徵流仓皇出逃。但蒋介石不仅不将通敌人员严办，反而斥责常恩多“不识大体”，还撤销了57军番号，111师、112师直接由鲁苏战区指挥，并阴谋瓦解111师。1942年8月3日，111师一部在常恩多、万毅和鲁苏战区政务处长郭维城的率领下，在日伪顽反共嚣张的严峻时刻，毅然宣布起义，参加八路军。在奔赴解放区的途中，常恩多牺牲在担架上。为维护统一战线，起义部队仍用第111师番号，师长为万毅，副师长为郭维城。1944年10月20日，该部队正式改编为八路军滨海支队，万毅为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滨海支队支队长。1945年8月，滨海支队与其他山东的八路军部队组建成“东北挺进纵队”，在纵队司令员万毅指挥下挺进东北。部队克服重重困难，配合周保中同志率领的抗日联军，肃清敌伪势力，建立民主政权。以后又和兄弟部队并肩作战，在解放战争中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血战四平，参加了伟大的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一直打到海南岛。抗美援朝时又作为38军的组成部分，在松骨峰战役中痛歼美军，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在嘉奖通电最后特意加了两句：“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38军万岁！”

第67军

1937年8月下旬，吴克仁满怀报国之志昂然请缨，率67军奔赴华北前线的河北大城，在西起姚马渡、中经马厂迄小卫庄一线构筑阵地防守。9月1日，日军第6师团在飞机、重炮掩护下，猛攻67军的大城防线。吴克仁指挥全军与敌血战十日，日军屡遭重挫无法前进。当日军增派二十余艘汽艇，载有山炮、机枪等重武器溯子牙河偷袭时，又被67军预先埋伏在姚马渡的部队兜头猛击，第一艘汽艇首先被击沉，后续敌艇也被分段截击。日军船队虽凭借重火器反扑，又派飞机助战，但在67军沉重打击下，终于溃不成军，被击沉汽艇五艘，毙伤三四百人后狼狈逃窜。日军恼羞成怒，又调集二十余门火炮、五架飞机，出动三千余人，于20日再次猛攻67军正面。吴克仁亲临前线，指挥御敌，敌我双方竟至演成肉搏。67军官兵终以重大牺牲压倒敌焰，粉碎了日军强大攻势。大城防线鏖战月余，67军以伤亡两千余人的代价重挫敌锋，歼敌数千，并阻扼敌军南犯，掩护了友军安全撤退，受到最高长官部的通电嘉奖。

1937年10月底，淞沪战场中国军队处于不利地位，蒋介石急从华北战场抽调第67军南下增援。11月5日，67军临危受命，协同第43军郭汝栋部“抢占松江，死守三日”，掩护主战场上的中国军队撤退。8日夜12时，“死守三日”的军令已经完成，吴克仁让郭汝栋率百十人的43军残部先撤，他亲自率67军在后掩护。经一路突围苦战，9日下午吴克仁率部到达苏州河边白鹤港。不料苏州河大桥被炸断，吴克仁冒着敌机狂轰滥炸指挥属下先行泅渡。傍晚时分突有一支日军便衣队袭至，交战中吴克仁不幸中弹落水，光荣牺牲，时年43岁。这是抗战开始后正面战场上第一位为国捐躯的国民党军中将军长！整个保卫松江和突围战役，67军光荣战死的还有军参谋长吴桐岗、师参谋长邓玉琢、322旅旅长刘启文、321旅旅长朱之荣和王熙瑞等八名团长以及绝大多数的营、连、排长，107师损耗殆尽，108师也伤亡惨重。然而令人愤慨的是，这样一支忠勇报国的部队，不仅没有得到应得的褒奖表彰，却被别有用心的宣传机构诬蔑为“吴克仁率部叛乱，67军临阵投敌”，蒋介石乘机取消了67军番号，缩编为108师，师长为张文清，拨归中央军王敬久的第25军。

后来，张文清升任第25军军长。1940年，108师参与了围剿新四军的皖南事变。解放战争时期，108师所在的25军归黄百韬指挥，淮海战役期间，在大兴庄、两台子、大小牙庄、碾庄等地分别被华野4纵、13纵先后打击，直至全军覆没。

骑兵第2军

1937年8月下旬，骑兵第2军调晋绥前线与日军作战。军长何柱国率骑3师（骑6师在绥远作战，归马占山指挥；骑4师一直驻河北，1938年因缺少马匹，骑4师被改为步兵第24师，至此骑4师番号被撤销）从陕西经同蒲路北上，增援大同，归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指挥。大同失守后，骑兵第2军退到晋西北平鲁一带抗日。9月下旬在井坪镇一役中，骑兵第2军被日军击溃，损失很大。1939年冬，骑兵第2军奉令换防到豫皖边的沈邱、项城一带，归第1战区前方指挥官孙桐萱指挥。1940年，何柱国升任第15集团军总司令，由骑3师师长徐良接任骑2军军长。以后骑6师归还建制，又合并骑3师和骑6师，保留骑3师番号，由王照问的暂编第14师廖运泽部拨归骑兵第2军建制。1944年，徐良升为第15集团军副总司令，骑兵第2军军长由非东北军系的暂编第14师师长廖远泽升任，骑3师师长王照骑2军副军长，所遗骑3师师长由徐长熙升任。

抗战胜利后，骑兵第2军开赴济南。1946年，王耀武任第2绥靖区主任，将骑兵第2军改为第96军，仍以廖远泽为军长，所属的骑3师改为暂编第15师，这样，骑兵第2军的番号不复存在，东北军骑兵军也就名实全亡了。

何柱国在抗战胜利后双目失明，退役养病。建国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等职。

傅作义为什么被称为“七路半”？

傅作义在抗战期间比较亲共，可能也是原因之一。1938年他曾经大量接受共产党员入其部队工作，借鉴其政治工作和作战方法。当时傅部只有两个师，两个师的政治部主任阎又文、康保安竟然都是共产党员。虽然后来傅作义和共产党打了两年多内战，且一度被共产党恨得咬牙切齿，但香火情未断，绥远和平起义，这两位“政治部主任”都是傅作义方面的代表呢。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大概是因为傅军从上到下作风简朴，傅作义本人布衣粗食，在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中比较罕见。在正统的国民党官员眼里看来，这就有点儿像共产党土八路了。杜聿明曾经在国防部高参郭汝瑰家看到一个有洞的沙发，于是猜测郭是共产党，原因是国民党里面没有这么朴素的。

这样一来，傅作义所部被叫做“七路半”倒也情有可原。

部下对“傅先生”的爱戴溢于言表

有趣的是，阎锡山也十分简朴——至少对外如此，但从来没人说老阎是共产党。这是因为老阎的简朴透着邪门，不但不像国民党，也不像共产党。阎的骑兵军军长赵承绶曾回忆，有一次高级将领开会，不知不觉过了时间。于是阎下令厨房备饭，大家吃了再走。入席后将领们却唯唯诺诺，无人下箸。原因？十几个人，除了馒头，桌上只有八寸大一盘炒鸡蛋……见大家拘谨如此状，阎锡山一拍桌子，“你们倒是吃啊！”长官热情相邀，大家互看一眼，顿时踊跃起来，只见将星闪烁，筷子齐飞……最后大家吃好，敬礼告别的时候盘里居然还能剩下三分之一。

阎老西的炒鸡蛋真经吃啊。

阎长官心里有话——反正你们回去也不会饿着。

傅作义虽然也是山西人，还没有对部下“简朴”到这个份儿上。在傅作义集团中，傅作义被称作“老总”、“傅先生”。直到1980年，关于绥远起义，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派人采访傅作义的老部下、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3兵团司令董其武上将时，董其武依然不变地称呼傅作义为“傅先生”。谈到绥远的事情，他说：“我多年来一直随傅作义先生做事，在他多年思想教育的启发和爱国思想的影响下，我个人可以说一直是跟着傅先生走的。”

爱戴之情，虽历三十年而不变。

第三章　喋血时代

民兵游击队指导员情系23座抗日烈士坟茔

940年夏，行唐县秦家台一带驻扎着抗日军政大学二分校第三团。由于日本鬼子的“扫荡”和封锁，全团3000多人已近断粮，领导决定到较富裕的唐县白庙村一带筹集粮食。由于这一带距敌人占领的县城太近，部队只能趁着夜色的掩护征集和押运粮食。尽管十分注意保密，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抗三团三大队进驻西瓦仁村的第二天拂晓，霍双玉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那天是农历五月廿八。驻守在唐县城的日寇出其不意地包围了西瓦仁村，三大队官兵面对强大的敌人奋起抵抗，以死相拼。子弹打光，他们就冲入敌群，与鬼子拼起刺刀。一些学员手中没有武器，就随手抄起老乡家的铁镐、铁锹，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

战斗中，随三大队一起行动、时任民兵游击队指导员的霍双玉，带领担架队冒着枪林弹雨，把受伤的指战员送下火线。“卧倒！”随着一声大喊，霍双玉被一名学员扑倒在地。随后，一颗迫击炮弹落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霍双玉只听见耳边一声闷响，顿时眼前一黑，一头栽倒在庄稼地里。当他醒来的时候，发现掩护他的那位学员已倒在了血泊中。“同志，同志！醒醒，你醒醒啊！”霍双玉紧紧地抱着满口喷血的学员，眼睁睁地看着他合上了眼睛。“宁死不当亡国奴！”那位学员牺牲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深深地刻在了霍双玉的心头。

因敌我双方力量悬殊，战斗中三大队牺牲和受伤的学员达80余人，鲜血染红了这片土地。“可惜呀，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霍老汉一边擦着眼角的泪水，一边告诉我们：“就在这场战斗的前两天，这些战士还在我们村里帮助乡亲们抢收麦子。”

战斗结束后，23具烈士遗体被运到了贾南庄村。没有命令，没有号召，乡亲们不约而同地拿来了自家炕上的凉席，裹在烈士们的身上。入夜，霍双玉和乡亲们点着灯笼，冒着随时遭受敌人袭击的危险，一边流着泪，一边掩埋烈士遗体。

东方破晓，23座坟茔屹立在大地上，也永远矗立在了霍双玉的心中。

穷尽一生守英灵

为了给牺牲的战友报仇雪恨，霍双玉和本村几名民兵一同加入了八路军担架护卫队。他们随着部队从华北走到东北，一路征战。

1945年秋，霍双玉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进村的当天，霍双玉顾不上回家，便直奔村西那日夜萦绕在他心头的23座坟茔。摆上的祭品是一顶沾满日本鬼子血迹的军帽和半面烧焦的日本国旗，那是他从战场上特意带给烈士们的。“我没有辜负你们的嘱托！”霍双玉趴在烈士的坟前久久不起，他在用心灵和烈士们交谈。

老人深情的述说，使我们为之动容，不知不觉天色渐渐的暗了，乌云越积越多，雨点噼里啪啦砸在地上，蹿起一串串白烟。霍老汉突然掐灭了手中的烟蒂，利落地穿上一件蓝色汗衫，向我们打了个手势，边系扣边往外走，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去烈士墓。”一眨眼，他拄着拐杖已跨出院门。

一片绿油油的麦田之间，23座坟茔整齐地分两行排开。我们随着老人在坟茔间穿梭，毛毛细雨丝线般由苍穹滑落，犹如在祭奠黄土下的英灵。

65年来，每年的清明节和烈士们牺牲的日子，霍双玉老人必定要来上坟，带去祭奠用的是平时舍不得吸的香烟和只有过年才能吃上的酒菜。他在每座坟前依次点支烟，倒杯酒，添锹土，然后虔诚地在一旁坐下，与烈士们说说心里话。平日闲暇的时间，霍双玉老人也总爱来这里转一转，在坟前伫立片刻。

老人告诉我们，改革开放后，他干起了面酱生意，凭着真材实料和诚实守信，十里八乡的人们都爱买他的面酱。看到生意一天比一天红火，一些亲友鼓动他去省城开个店铺，说保准能发大财，但老人始终没去。“去外面赚钱，谁给烈士护墓啊。”老人说，“只有天天看见这些墓，我心里面才踏实。”

抗战精神代代传

1950年秋，品貌端庄、心地善良的青妮姑娘把爱的绣球抛向了霍双玉。正是霍双玉为烈士默默守墓的精神打动了姑娘的芳心。

让苍天作证，让英烈作证。在红彤彤的金丝小枣挂满枝头的时节，乡亲们为他们在23座烈士坟茔前举行了简单而庄重的婚礼。“没有他们就没有我，就没有咱今天的好日子！”新郎新娘郑重的向英烈们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时间飞逝，斗转星移。转眼间，霍双玉膝下的3个儿子成家立业。老大、老二家住在村东头，老三家住在村西。由于23位烈士的坟茔位于村西，老人选择跟着小儿子霍银贵一起生活，为的是靠烈士墓近一些。“俺爹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23座坟。他时常唠叨说，往后我走了，你们可一定好好守着烈士们，要不我死也不会瞑目。”霍银贵说。

其实和霍双玉一样，贾南庄村的许多老人们不但自己要守，还要让子子孙孙都要永远地守下去。

离墓地不远就是村小学。我们与年近半百的郭中维老师聊起了烈士墓，他动情地说：“从我上小学的时候，每逢清明就在老师的带领下来扫墓，我当老师后，也年年领着学生们来。”他告诉我们，学生扫墓一直都履行着一个雷打不动的程序，总要请霍双玉和几位上岁数的长辈，在烈士墓前讲一讲战争年代的感人故事，告诉学生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采访结束，我们踏上归途。回想着23座坟茔，回想霍老汉，还有纯朴善良的乡亲们，我们更加深信，抗战英烈的精神，已经在我们脚下的这片热土深深扎根。

志愿军口述：被俘后我亲历的巨济岛战俘暴动

1951年春天，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五次战役中，联合国军包围了志愿军第六十军第一八0师。我所在的五三八团接到师部命令，突破北面的敌军防线，为整个师的撤退开辟出一条出路。5月24日晚，我带着一个连，借着夜色突围的时候，被敌人包围了。第三天，我们伤亡很大，弹药也打光了。天黑以前，我受伤后被俘。后来得知，在我们的掩护下，师部和大部分部队已经撤离。但是，我们师还是有9000名干部和战士被俘。

5月26日，我被押送到水原。在那里已经聚集了大约1000多名志愿军战俘。我说我的名字叫王芳，是一名厨师。联合国军不能确定我们的军衔。因为我们穿的都是同样的军服，而且每个人都剃了光头，更没有标记军衔的军章。后来，我们被用火车押送到釜山，在那里登记。在联合国军登记处工作的朝鲜人都是朝鲜人民军的战俘。他们都能说汉语和朝鲜语，而且都很友好。他们暗示，我们有可能被送到台湾去。

6月16日，我们登上了联合国军的登陆船。大概两个小时以后船在釜山附近的一个小岛靠岸了。这里就是巨济岛。

我们从船上下来，径直走向72号战俘联队的营地。一个联合国军的官员问我们，谁是营长？没人回答，“有没有干部？”还是没人回答。6月18日，也就是我们到达那里的两天后，联合国军的审讯官员查出了72号战俘联队中所有志愿军的干部。我们师里的一些人已经叛变了。很明显，这些人已经把一切告诉敌军了。

所有在72号战俘联队的团级和营级的干部，被分配到了干部战俘营。在那里我见到其他一些中国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干部。他们告诉我大部分中国战俘关押在71、72和86号战俘联队。很多战俘联队都已经被朝鲜劳动党组织起来，并且准备在9月举行暴动。朝鲜方面希望中国战俘能够组织起来参加这次斗争。我在听到这些消息以后变得有信心起来。我们要在巨济岛继续我们的抗美援朝斗争，这里是朝鲜战争的第二战场。

6月底，我们离开了干部战俘营，回到了72号战俘联队。但是，这里的情况已经完全发生了改变。所有的中国战俘，包括我们自己部队的人，不想和我或者其他干部交谈。他们甚至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在整个72号战俘联队营地里我感到沉重的压力和一种巨大的不安。联合国军的看守们改变了政策，他们利用叛变的中国战俘，挑拨离间，来管理战俘营。

我想说的是，这些叛徒在营地里所使用的手段比那些美国人和韩国人还要狠毒。有了联合国军在背后为他们撑腰，这些叛徒控制着72号战俘联队。他们把72号战俘联队分成6个战俘分队，并由他们管理这些分队。所有的领队们制定了包括禁止战犯之间交谈，开会以及传纸条等一系列规定。他们从自己人当中选出一些人组成管理战俘的小组，他们使用小刀，铁警戒哨，带刺的鞭子，有刺的铁丝连枷，还有包着皮的铅头棍棒等武器来加强对战俘的控制。如果有人违反了他们的规矩，这些战俘守卫就会把他们关进一个独立的房间，进行殴打。我们有些人甚至被殴打致死。

在1952年初，战俘团的叛徒领队李大安，要在所有72号战俘联队的身上刺上反共产主义的纹身。一些人拒绝纹身。为了杀鸡吓猴，在5000多战俘面前，他命令战俘守卫队的队员去惩罚那些不愿意纹身的人。一个叫林学普的战士，始终拒绝纹身。叛徒李大安把林学普拉到台上，一边挥着一把尖刀，一边大声质问道，你到底纹还是不纹？满身是血的林学普慢慢地站起来，大声回答道，不！李大安便一刀砍下了林学普的手臂。林一声惨叫，倒在地上。但是他仍然摇头说不。恼羞成怒的李大安一刀插进了林学普的胸口。在林学普壮烈牺牲前，李大安切开他的胸口，掏出他的心脏。握住流着鲜血而且还跳动着的心脏，李大安对所有战俘叫喊着，如果谁再不愿意纹身，就和他的下场一样！

越来越多的战俘对于那些叛徒的暴行表示愤怒。越来越多的战俘意识到：在战俘和叛国者之间，是生与死的较量。

为什么在中国战俘中有这么多叛变者呢？首先，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早期招收了一些素质很低的新兵。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49年赢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但同时它也失去了大多数参加过抗战的共产主义战士。为了达到扩军的目的，一些征兵的干部忽视了应征入伍人员的素质，采取开门的政策，几乎接受所有应征的申请。其次，中国人民解放军里有许多反对共产党的人。例如叛徒李大安，曾经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东北的一个警察，他十分痛恨共产党。国民党在1948年溃败到南方的时候，他没有机会和他们一起离开。1949年，他被共产党的当地政府招收到卡车运输队，仅仅是因为他懂得如何开车。他所在的部队改编为志愿军以后，李大安在1951年跟随他的卡车运输队进入朝鲜。在一次运输途中，李大安驾驶他的卡车穿过前线，进入敌占区，投敌叛变。联合国军让他和其他一些叛徒去管理中国战俘。李已经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叛国者和一个对付志愿军的恶魔。

一天，李大安和其他几个叛徒们来到我的帐篷，用棍子和砖块打我。“你们为什么打我？”我试着反抗，但是我的反抗招来了更多的殴打。“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一个叛徒说道，“因为你们共产党在中国的时候打我。现在我就要报复！”另外一个叫嚣着，“你们共产党夺走了我的土地，杀死了我的父亲。我今天要你血债血偿！”当时我被打得快要窒息了，李大安却在笑着看着我。

战俘营另外一个问题是来自于共产党部队和前国民党部队的矛盾。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曾经“解放”了大批国民党部队的军人。这些前国民党部队投降后，加入了人民解放军。魏四喜，72号战俘联队的叛徒领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所在的国民党部队在北平解放后，被整编人人民解放军。但是，他始终保留着他的国民党党证和国民党部队的军官证。进入朝鲜后，他用自己的国民党的证件投向了敌人。

1951年6月，和平谈判在朝鲜开始之后，中朝代表团要求把所有在朝鲜战场上被俘的战俘遣送回国，联合国军代表坚持在自愿和自发的基础上遣返。这就意味着战俘可以返回中国大陆，也可以加入台湾的国民党政府。

我们必须阻止他们去台湾，我们要带领所有的战俘一起回到中国。

1952年4月，经过仔细的准备和讨论，“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会”正式在72号战俘联队成立，我被选为总委会的书记。4月8日，联合国军在72号战俘联队开始了所谓的自愿遣返。联合国军和叛徒们一个接着一个的“甄别”那些想被遣返到中国的战俘。为了反抗联合国军的镇压和叛徒的暴行，“共产主义团结总委会”组织了“回国支队”，第602联队。联合国军虽然同意为遣返回国的战俘建立新的营地：“回国支队”，但是在战俘搬进602营地之前，他们要经历严刑拷打，甚至死亡的考验。

当轮到我进行“甄别”的时候，我告诉那些叛徒和联合国军的官员：我希望到602营地，我希望回到中国。这些叛徒们对我毒打了一顿。经过这些之后，他们看我不改变我的决定，又把我带回我原来的房间。几天后，他们又做同样的“甄别”。我不断地告诉他们，我不想去台湾，我想回中国。最后，他们终于放弃了，让我到602营地，“回国支队”的营地。在巨济岛战俘营的20000多名中国志愿军的战俘中，只有6000人通过了对他们的“甄别”，搬到了602营地。

5月1日，我们602“回国支队”的联络人从诊所回来，带给我们从朝鲜劳动党干部那里得到的重要消息。朝鲜地下党决定扣押美第八军驻巨济岛司令官杜德将军，并利用这次事件让全世界都来关注联合国军在战俘营的暴行。朝鲜党的领导人要求我们协助他们，并组织中国战俘举行抗议集会以及绝食斗争。

5月4日，我们开始大规模的绝食。在602“回国支队”的营地，中国战俘把他们的餐盘、饭碗和勺子挂在铁丝网上。在72号战俘联队，中国战俘把他们的饭菜放在厨房和储藏室里，或扔在联队营地的门口。我们通知72号战俘联队支委会，我们要绝食到杜德愿意见我们为止。

5月6日早上，杜德来到602“回国支队”的营地，随行的还有他的副官和一个连的警卫。这次杜德与中国战俘代表之间不寻常的谈判，在602营地的大门口进行。我们在门里，他们在门外。在大门里面有3个中国谈判的代表，分别是我、孙振冠和张泽石。杜德将军从他的吉普车下来，走向我们，在离我们大概3至4米的大门外停下来。大门仍然是关着的，但是两边都可以透过铁丝网看到对方，听到对方的谈话。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杜德。他的穿着看起来很得体、很讲究。他的制服和上面的勋章都很耀眼，配合着他的眼镜让人感觉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经过朝鲜战俘三天的抗议后，在5月7日的下午1：30分，杜德终于在一个排的全副武装的警卫保护下，由76号联队的美军总管雷边中校和一名副官陪同，坐着防弹装甲车，来到营地的大门口。这次会面和我们以前的谈判一样，仍然在门口进行。在朝鲜战俘代表阅读了《日内瓦公约》之后，杜德变得不耐烦了。他让副官与朝鲜代表继续谈判，而他自己则掏出剪刀来修剪指甲。他身后的卫兵也开始松懈起来。他们散乱地站在后面，交头接耳。他们当时距离杜德、雷边和副官大约有10多米远。

就在这个时候，一队抬着粪桶的朝鲜战俘来到大门口，像每天一样，等着出门前往海边倒粪便。大门打开了，杜德和雷边让到一边，等着这些抬粪的战俘过去。当抬粪的战俘走出大门，隔开了杜德和他的警卫的时候，几名朝鲜代表突然冲出门口，抓住了杜德和雷边。高大年轻的雷边紧紧地抓住大门柱，回头呼喊卫兵帮忙。但是反应迟钝的杜德，在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已经被四名朝鲜战俘代表抓到了营地里面。大门立即被战俘从里面关上，并上了锁。“快来救我，快来救我！”杜德在营地内拼命地向他的卫兵叫喊。当那些卫兵冲到门口的时候已经迟了。杜德试图挣脱那些朝鲜战俘代表，但是他很快就被一拥而上的更多的朝鲜战俘抓进帐篷里了。

杜德从一个管理战俘的司令，变成一个战俘们的俘虏。这个消息震惊了美国和整个世界。这个事件被称为“杜德事件”，或者“巨济岛事件”。

当天下午，联合国军的坦克、装甲车和大批的海军陆战队，将76联队的营地团团包围。几架直升机也飞到了76联队营地的上空。大概下午3点左右，朝鲜战俘们竖起一个巨幅横标：“我们生俘了杜德准将，待我们和他谈判结束，就安全地交还你们。如果你们胆敢开枪，杜德将军就性命难保！”

下午3点30分，杜德将军签署的命令传给了营地外联合国军的指挥官。杜德要求联合国军给他设立一条电话线，可以直接与外面联系。并送进他所需要的一些日常个人用品。他还要求减少包围76联队营地的军队，并邀请其他战俘营的战俘代表到76营地进行谈判。作为中国战俘总委书记，我和其他3个中国代表参加了这次在76营地的谈判会议。

5月7日深夜，在与杜德谈判之前，大概有30个中朝代表在76联队营地会面。这是第一次中朝联合会议。5月8日早上，我们中朝战俘代表团在一个帐篷里面见到了杜德。这个帐篷布置得像一个法庭。中央的大桌子有5个座位，为中朝战俘代表团团长和其他4名主要代表的席位。面对着代表团，有一张小桌子，后面有一个座位，坐着杜德。中朝战俘代表团由43名来自17个营地的中国和朝鲜战俘代表组成。这些代表团的成员分坐在两边作为陪审员。

杜德被带进来，他慢慢地走到小桌子前面，坐下。他的眼睛很红，看得出他很累，似乎在营地里无法入睡。他穿了一件脏乱的制服，还少了颗扣子，似乎他在被捕时曾有过一番激烈的挣扎。我们的代表团主席简要地说明了会议的目的，接着宣读了我们的要求。杜德拒绝接受我们的要求。他不相信这样的暴行和杀戮发生在他的管辖之下。我们请出了那些被鞭打受伤的战俘来证明那些战俘守卫们的暴行。医务室的护士带来他们的医疗记录给杜德看，并提供了附加的目睹证词。仓库保管员解释那些韩国士兵是如何将战俘的物资供应卖给黑市。两个女战俘痛诉她们经常被强奸和轮奸的亲身经历。杜德变得不安，而且有时候看上去似乎对一些真情实话有所触动。他只是说，“我不能相信这一切！我不能相信这一切！”

5月9日，我们从杜德的电话中得知，联合国军已经指派查尔斯·科尔逊将军为新任巨济岛战俘营指挥官。我们决定与营地内的杜德和营地外的科尔逊同时谈判。通过他们的电话，我得知杜德和科尔逊是西点军校的同班同学。杜德的妻子日夜不停地给科尔逊打电话，求他解救出杜德。后来，她本人又从日本东京飞到了巨济岛。5月9日晚饭后，朝鲜战俘李学九将军会见了杜德。后来，我也和杜德谈了谈。在此之后，在杜德帐篷内又进行了两个单独的会议。

最后，杜德终于承认了他的罪责。在5月10日的早上，杜德从椅子上站起来，用低沉的声音说：“我对这里发生过的一切负责，我有罪！”在翻译将他的话翻译成中文和朝鲜语之后，李学九将军站起来，重新宣读了我们的要求，杜德同意，并且签署了协议。到中午的时候，在战俘营内的杜德和战俘营外的科尔逊同时签署了两份文件。文件中承认了联合国军在战俘营中强迫战俘进行遣返，违背了和平谈判的准则。联合国军在文件中承诺改进战俘营内的生活条件。5月10日晚上，我们释放了杜德。

但是，科尔逊并没有履行他的承诺。他不但没有改进战俘的生活水平，反而对巨济岛的战俘进行了血腥和残酷的镇压。5月11日，他拒绝了中国和朝鲜代表要求回到他们自己营地的要求。我被困在了76营地。5月下旬，科尔逊将所有联队重新划分，将几个有几千名战俘的战俘联队，分割成很多只有几百人的小队。他的新政策使我们有组织的抵抗变得很困难，大规模的活动甚至不可能进行。6月初，科尔逊又把602营地的6000中国战俘分割成十个小队。

76号联队的朝鲜战俘反对这种重新分配，并拒绝离开他们的营地。6月10日，科尔逊亲自下令对战俘进行攻击。朝鲜战俘用木棍和藤条与联合国军的坦克、机枪以及超过1000名美国士兵战斗。在两天血战后，大约有500多名朝鲜战俘死伤。大部分帐篷被烧毁。

直到1953年秋天，我和其他18个中国代表一直被监禁在那里。1953年6月，朝鲜停战协议签署。9月5日，我们得知有人来看望我们。当我在接见室看到中国政府代表的时候，眼泪便流了下来。到9月7日为止，7094名中国战俘被遣送回国。与此同时，有超过14000名中国战俘被送去台湾。

日军“百人斩”部队的覆灭

日军第16师团于1905年在京都编成，其司令部设于京都，官兵主要来自京都、三重县和奈良县，故又称为“京都师团”。该师团为日本陆军甲等常设师团，装备精良，兵员满员，战斗力较强，在编成的当年即参加了日俄战争。“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1937年9月，第16师团在天津塘沽港登陆，编入日军华北方面军第2军战斗序列。随后，曾参加过子牙河等地区的战斗。1937年lO月底，第16师团被编入上海派遣军战斗序列，由华北调往上海。此时的第16师团以中岛今朝吾中将为师团长，中泽三夫大佐为参谋长，下辖步兵第19旅团，旅团长为草场辰已少将；步兵第30旅团，旅团长为佐佐木到一少将；骑兵第20联队，联队长为笠井敏松中佐；野炮兵第22联队，联队长为三国直福大佐；工兵第16联队，联队长为今中武义大佐；辎重兵第16联队，联队长为柄泽畔夫中佐。

在进军南京途中。制造了无数暴行，开展“百人斩”杀人比赛即为其一第16师团在上海附近登陆时，日军已占领了上海。于是，时任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的松井石根即命令该师团向南京追击从上海撤退的中国军队。第16师团在中岛今朝吾的率领下，先后攻占了常熟、苏州、无锡、常州、丹阳、句容、汤水镇、麒麟门，进抵南京东郊的紫金山一线。该师团沿途烧杀淫掠，其暴行不胜枚举。在向南京进军的途中，该师团由于进军速度太快，补给跟不上，便下令就地“征收”粮秣，所谓“征收”，实际上就是掠夺。

当时被日本《东京日日新闻》等报纸大肆宣扬的所谓“百人斩”就发生在该师团。第16师团在从无锡向常州的追击过程中，该师团第19旅团步兵第9联队第3大队副官野田毅少尉和大队炮小队长向井敏明少尉，相约在到达南京时，看谁先用日本刀斩杀满100人。此后，两军官开始大肆斩杀，在到达南京城外的紫金山时，野田毅斩杀了105人，而向井敏明斩杀了106人。

对于俘虏。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其日记中记述说：“基本上不实行俘虏政策。决定采取全部彻底消灭的方针”

1937年12月10日，日军向南京城发起总攻击，第16师团的主攻方向为中山门。要占领中山门，必须先占领中山门外的制高点紫金山。12日，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在重炮的掩护下，向紫金山顶峰发起攻击。战斗异常激烈，紫金山上一片火海。经过激烈的战斗，日军在付出沉重代价后占领了紫金山主峰。

1937年12月13日凌晨，第16师团步兵第20联队占领了中山门。当天，该师团第33联队和第38联队在轻型装甲车的配合下，从太平门外沿玄武湖急进至南京城北的下关江边，以截断中国军队的退路。下年，当第33、第38联队进至下关时，长江边有大批准备渡江的中国军人，江面上也有许多正在渡江的中国军人。日军立即用机枪进行猛烈扫射，一时间江水被染得殷红。在长江边等待渡江的中国军人有些返回南京城内，避入安全区，有些被日军射杀或俘获。接着，日军在长江边将俘获的中国军人集体屠杀。

南京沦陷后，第16师团根据事先制定好的计划，对南京城内及城外东郊地区进行“扫荡”。在“扫荡”过程中，第16师团俘获了许多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对于俘虏，中岛今朝吾在其日记中记述说：“败逃之敌大部进入第16师团作战地区的林中或村庄内，另一方面，还有从镇江要塞逃来的，到处都是俘虏，数量之大难以处理。”“基本上不实行俘虏政策，决定采取全部彻底消灭的方针。”“仅佐佐木部队就处理掉约15000人，守备太平门的一名中队长处理了约1300人。在仙鹤门附近集结的约有七八千人。此外，还有人不断地前来投降……处理上述七八千人，需要有一个大壕，但很难找到。预定将其分成一两百人的小队，领到适当的地方加以处理。”“这些败兵的处理，大多由第16师团负责，因此师团无暇顾及人城或宿营等，只是一味地东奔西走。”第16师团步兵第30旅团长佐佐木到一也在日记中记述说：“接连不断地有俘虏前来投降，其数量高达数千人。情绪亢奋的士兵丝毫不理睬上级军官的劝阻，将俘虏一个个地杀死。回想到许多战友流的血和十天来的艰难困苦，别说士兵了，我自己也想说全都干掉吧。”

日军占领南京后，以第16师团步兵第30旅团为南京警备部队，佐佐木到一担任警备司令。所谓“警备”，实际上就是搜捕放下武器、在国际安全区避难的中国士兵。第16师团在“扫荡”残敌过程中，在国际安全区进行所谓的甄别搜捕，将头上有帽痕、手上有老茧的青壮年男子从难民中强行拉走，予以集体屠杀，其中许多人是普通的平民。在搜捕中国士兵的过程中，一些毫无军纪可言的白军官兵还大肆强奸妇女、抢劫财物。在战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中，许多南京市民指证日军“中岛部队”的暴行。所谓“中岛部队”就是以中岛今朝吾为首的第16师团。

第16师团的覆灭

南京沦陷后，第16师团在南京驻扎到1938年1月22日。此后，日军第11师团步兵第10旅团（天谷支队）接替第16师团步兵第30旅团，担任南京的警备任务。第16师团由海路开往大连，重新编入日军华北方面军第2军战斗序列，后又被编入华中派遣军战斗序列。1938年7月，中岛今朝吾升任驻扎在满洲的日军第4军司令官，由藤江惠辅（中将）继任第16师团长。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16师团被编入进攻菲律宾的本间雅晴中将统帅的日军第14军，参加了第一、第二次巴丹半岛的攻坚战和菲律宾讨伐战，之后在菲律宾驻守。

1944年夏秋，为加速太平洋战争的进程，麦克阿瑟决定率部夺取菲律宾，而日军准备在菲律宾与美军决一死战。作为第14军主力的第16师团驻守在莱特岛。10月，美军在莱特岛东岸登陆，向第16师团发起攻击。第16师团虽然被分割孤立于数个地区，但其利用坚同的工事与美军殊死决战。月底，日军第1、第26师团和第68旅团等部先后增援莱特岛，并使用“神风”自杀飞机攻击美军舰船，战局一度呈胶着状态。为此，麦克阿瑟提出以两面夹击的方式占领奥莫克港，从背后分割日军。这一方案成功实施，日军第16师团大部分被围歼，残部退到坎基伯特山进行游击战。日军士兵以同伴尸体为食的情形就是发生于此。第16师团残部在热带雨林中饱受饥饿、疟疾、脱水的折磨，大部分在恐惧与无助中死亡，少数人组成自杀队逃进深山，直到日本投降才放下武器。战后，根据日本厚生省的资料，莱特岛之战，第16师团共有13158人战死，幸存者仅620人。这支曾沾满中国人民鲜血、尤其是南京人民鲜血的日军所谓“精锐”部队，最终走向了灭亡。而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之一中岛今朝吾，于1945年10月28日因尿毒症和肝硬化病死，逃脱了战后对日本战犯的正义审判。

关门打狗，长沙会战川军扼敌退路痛歼日军

日军从鄂南进攻长沙，只有沿从汉口到广东的铁路向南，经过东侧是山区和西侧是湖泊的这一个狭长地带。这个狭长地带长约百约公里，宽不过十余公里，最南边就是长沙盆地。

因此，只要敌人进入了长沙盆地，我守住长沙，就把敌人挡在这块盆地之中。再以有力部队在北边汩罗江南岸浅丘断其归路，就如同把敌人装进了口袋并扎住了口子。我军从外线四面出击，内线之中的敌人必然进退无路，陷入灭顶之灾。

这就是薛岳的“天炉战法”！这个战法在战区参谋长赵子立将军等人的精心谋划下，作出了“诱敌深入，退后决战”的实施细则。

12月24日晚，敌以第六和第四十师团分别从湘北的新墙河的东西两端向我守军发起攻击。第二天晨，再以第三师团投入战斗。敌人分八路先后突过新墙河，我军在“诱敌深入后退决战”指导下后撤。

阿南惟矶以第三、第六、第四十共三个师团的兵力攻破新墙河防线，并迅速越过派遣军司令官划定的汩罗江红线，向长沙攻击。日军三个师团挺进到长沙盆地，汩罗江以北已经空虚。阿南惟矶抽调留守在武汉地区的独立混成第九旅团等赶到新墙河一带，护住向北退却的通道。

正当该旅团还没有完成集结，杨森指挥下的二十七集团军已经奉命从北面和东北面尾追而来，并占领日军从长沙后撤的必经之路—福临铺、影珠山。

这样，后门被堵死了。目空一切的阿南惟矶把三个师团送进了“炉膛”。

1942年元旦，到达长沙的第三师团长丰岛发出命令：“立即开始攻击，占领长沙！”经过一天的战斗，师团占领了长沙的外围据点。为了在黄昏时分攻入长沙过元旦，师团长命令著名的夜袭部队加藤大队投入战斗。

结果，加藤被击毙，并从他身上一份绝密作战计划。计划上面有各部的作战任务，弹药携带情况。根据这份作战情况分析，经过连续作战，在“炉膛”里的日军弹药和粮秣已经不多了。

元月三日拂晓，第六师团也开始向长沙攻击。在敌机九架轮番轰炸和扫射的掩护下，第六师团重点转到城北，双方争夺激烈，我军阵地失而复得四次。

第三师团的右翼攻到浏阳门附近城墙，双方展开肉搏。左翼的野联队虽然已经攻入城区一公里，但一个大队长被打死，另一个大队完全失去联系。

乘长沙守军坚守苦战，薛岳指挥的各路大军向长沙包围过来。一场灾难正向着阿南惟矶逼近。

在武汉十一军司令部里，军参谋长木下首先感觉到了我围攻大军猛烈的攻势和意图，不得不带领参谋部一干主要人员于三日下午5时来到司令官室，提出：“中止战斗，4日夜开始返转”。又过了两个多小时，失败的征兆越来越明显。阿南惟矶终于批准：各部经过青山市、福临铺向汩罗江北岸返转。

可是，我九个军二十余万人已经从北、东、南三面向敌展开围攻，外围据点被迅速收复，强有力的部队向内线压缩。在我军不间断地围攻下，日军伤亡惨重，丢盔卸甲，狼狈不堪地退向福临铺南面。

青山市位于长沙北东约四十公里。福临铺是在青山市以北的一个小镇，位于汩罗江南岸丘陵地区。这里道路艰难，关隘重迭，杨森的第二十七集团军正横挡在前面，厉兵秣马，严阵已待。

福临铺在一座高山的山脚。这座高山叫影珠山，是控制周围的制高点。要想从福临铺通过，必须攻下影珠山早几天从武汉调来的独立混成旅团奉命向福临铺地区前进，以接应从长沙撤回来的师团。六日早晨，混成旅团同守在影珠山的滇军五十八军遭遇。

双方死战到晚上，旅团长下令山崎大队乘夜从密林中攀上峭壁绕上了主峰，袭击了五十八军孙渡指挥部，并占领了主峰阵地。

此时集团军部司令杨森的指挥部就设在山下一座庙内。他正指挥二十军的两个师死战阻止南面撤退来的敌人，听到北面发现敌人，杨森立即命令一三三师夏炯分兵火速增援。又命令总部骑兵连归夏炯指挥，攻击山顶之敌。

骑兵连有四个排，火力配备强。连长是杨森的二儿子杨汉烈。除了骑兵连，杨森又将战场上的一三四师李怀英营抽出，夏炯又将一三三师部的伍云春搜索排调来，三支部队组成一支突击队，由李怀英指挥，接替五十军突击山顶之敌。

山顶的战斗正在胶着状态。山上的敌人已经得到山下的支援，战斗力加强，连山炮都已上了山。现在天已经亮了，山下的混成旅团正加紧发起攻击。如果不尽快消灭山上这股敌人，上下夹击，形势则将大变。

敌人占据了紧邻山顶的山腹中的一处大型墓园，墓园周围有厚实的矮墙。鬼子以墓园为据点，以火力支援山顶的敌人，上下连成一体。

李怀英决定全营的三个连同时使用，以副营长罗建秋担任指挥，首先夺取山顶。布置完任务，又命令骑兵连全连立即投入战斗。

骑兵连上了火线，配合步兵连发动了几次强攻。在敌人顽强的抵抗下，三个小时过去了，部队伤亡惨重，骑兵连一排长邓桢铭在冲锋中阵亡。在敌人密如飞蝗的弹雨下，部队被压制在几个小山坡下。

这时山下同混成旅团在飞机掩护下向上发起了强攻，战斗进入白热化状态。山下同混成旅团作战的夏炯不断打电话来，多次严令：“非拿下山头不可！”

在山顶阵地的搜索排长伍云春趴在一块石头下面四处观察，看见远处一块岩壁下面的火力死角那里还有一堆五十八军的散兵，而且攻击的位置好，急中生智冒充总部督战队，组织起散兵冲锋。两边一起猛攻，终于合力冲上山头。罗副营长乘机指挥部队扫荡残敌，把山头占领了。

现在山上还剩下鬼子占据的墓园，敌人依据着墓园顽抗。当对敌人形成半包围之势时，罗副营长抽出一个排，吩咐从敌人的后面隐蔽接近墓园。

趁鬼子的注意被后面吸引的那一瞬间，正面的官兵在火力的掩护下向前猛扑，迅速接近墓园。一阵手榴弹爆炸后，我官兵在轻重机枪和冲锋枪的掩护下纵身跃入墓园，同鬼子展开近战和肉搏。战斗激烈时，敌机低飞扫射助战，但因双方近在咫尺，飞机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没多久，被包围在墓园中的鬼子即被全歼。山崎大队长，池田中队长和三百多名敌人几乎被全部打死，我缴获轻重机枪十余挺，步枪百余支，战刀十余把、山炮一门。

这时，山下传来消息，一三三师和五十八军打退了敌人独立旅团的进攻，影珠山被守住了，成了挡在从长沙撤退回来的鬼子面前一块巨石。

日军被挡在福临铺一带，我军四面包围，痛歼了两昼夜。杀得日军尸横遍野，被称为汩罗江二期歼灭战。

在福临铺，第六师团遇到了杨森指挥下的二十军一三四师顽强阻击，战斗异常激烈，敌欲冲开血路，我则死战不退。仅在向文彬团第五连阵地上空就有十一架敌机反复轰炸。战斗危急时，师参谋长官焱森带着几十名勤杂人员组成的援军赶到火线投入战斗才稳住阵地。鬼子打得弹尽援绝，靠空投维持。我军士兵又奋不顾身冲入敌阵与日本鬼子争夺空投下来的降落伞等各类物品。

日军第六师团奉命跟着第三师团向青山市以北跟进的时候，遇上了追击第三师团而来的九个师，很快就落入包围之中。

第六师团想突破夹在影珠山和达摩山间的险峻小道，师团长派出竹原部队先头开路，师团随后跟进。可是，影珠山道路已经被截断，竹原不得不从原路返回，还没走到出发地，即数倍之兵力包围。师团正要由青山市出发时，空中一架飞机丢下一纸命令，要师团改走另一条道路。

第六师团被分成三块，夹在七十八军，尾追第三师团而来的二十六军和第四军共九个师的重围之中。师团指挥所经过苦战，好不容易于9日10时勉强进抵一个叫冯家塅的小村子。奔波之后，师团长已经上气不接下气，命令全体停下休息。突然一阵猛烈的机枪声响起，子弹打到师团指挥附近。紧随着，一阵迫击炮弹又落在指挥所附近爆炸。夜里11时半，手榴弹的爆炸声已经近在耳边，枪声和喊声响成一片。师团长命令：“师团通讯队负责司令部的直接警戒，死守司令部。”辎重队自动编成作战队作战，卫生队将各类文件进行紧急整理。卫生兵没有枪，全员拿起削尖了的竹杆当武器，准备最后的一刻。

后来，日本人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描述第六师团在场战斗中的狼狈情况：

有昨日尾追而来此的敌第四、第二十六军（四个师），而第七十八军三个师也从东面逼近。

因此，战斗极为惨烈，联队各部队在敌重围之下陷于孤立，弹尽粮绝，到处肉搏。

10日下午，进入冯家塅东方台地之友成联队各部队，到处与敌遭遇，展开了轻重机枪狙击战。继而受到敌迫击炮的集中射击，我军以大炮队应战，虽一度将敌击退，但敌大军随即蜂拥而来，我炮手、机枪手相继战死。重庆军在号声、喊声中逼近，到处展开手榴弹战。我飞行队虽全力支援，他未能凑效，各队陷入各自混战。至黄昏，步兵中队的机枪子弹、手榴弹已打光，只得拼刺刀了。

此时师团主力正西方山麓冯家塅一带陷入敌之重围中。“十日，奉命担任师团司令部前卫的阿部大队于3时从敌重围下的冯家塅出发，开始向福临铺前进。出发不久即遭敌袭击。该大队在弹雨中为师团主力杀开一条血路。8时，师团战斗指挥所自冯家塅出发，当夜又在福临铺南侧陷入重围。”

前面突不破阻碍，后面又传来不幸的消息。担任后卫掩护的木村少佐等人弹尽援绝，无法突出包围，已经切腹自杀了。

在岳阳的十一军司令官和司令部人员从飞机中得知第六师团陷于苦战，深为悲伤。最终在飞行团长的提议下，派出十五、六架轻型轰炸机开路，第六师团绕开影珠山，向东脱出包围逃走。

第三师团于十二日晨又遭遇我三十集团军攻击，其第一大队长森胁少佐被击毙。

到十三日，三个师团陆续冲出重围，到达汩水河岸集结。第二天在飞大炮的掩护下向北架桥渡河，到达新墙河南岸。

日军在新墙河渡河时，又受到二十军、五十八军、三十七军以及七十二军的追击和包抄，给予日军狠狠地打击。这里的战斗被称为新墙河三期追击歼灭战。

按敌之公布，此次会战日军在“炉膛”共伤亡六千余人。据国民政府公布的数字，日伤亡万人以上，被俘一三九人。

日军在福临铺遭到覆灭之灾，二十七集团军死守福临铺是关键。守住福临铺，收复影珠山又是重中之重。

日本防卫研究所关于“山崎大队袭击影珠山全军覆没”中写道——

8日夜，薄云；视野约二十米……但一到山腰，发现有敌兵散立，由下向上看，如同浮现在天空一般，尖兵立即接近，将其刺杀后，仍继续攀登。到了9日……天明后，在山上双方的混战，极为激烈，官兵们不断地负伤倒下。10时左右，我军弹药用尽，在到处的草丛中，可以听到伤员的呻吟声和自绝的手枪声。山崎大队长负伤，全身是血，但仍继续指挥战斗。最后山崎队长终于决心殉国。于是命本部阳斋藤军曹突围向上级报告关于夜袭及其战况与决心殉国等情况……斋藤军曹走后，山崎队长等再度遭到迫击炮弹的袭击而死亡。接着，士兵们就用刺刀互相刺杀或者用手榴弹自爆而死。

第四章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抗战时期八路军的黄崖洞保卫战

日军兵锋直指黄崖洞兵工厂，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严阵以待黄崖洞兵工厂位于山西黎城县西北部，地处黎城县、辽县、武乡县之间，是八路军在抗战期间于华北敌后建立的最大的一个武器弹药生产基地。该兵工厂是1939年至1941年间在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亲自领导下修建和完善起来的。由于它建于镶嵌在海拔1600多米高的黄崖峰西面崖壁上一个叫黄崖洞的高25米、宽20米、深40米的天然大石洞中，所以称黄崖洞兵工厂。在左权的亲自领导和朱德、彭德怀的关怀下，兵工厂的生产得到了较快的发展。1940年，兵工厂先后研制、生产出五五式步枪和八一式步枪及一大批各式各样的地雷。1941年初，又研制、生产出五〇炮及其炮弹。从1941年1月到11月，黄崖洞兵工厂共生产五〇炮800多门，炮弹2万多发。1941年，黄崖洞兵工厂的最高月产量为步枪400多支，五〇炮50门，炮弹2000多发。这批武器运往前线后，有效地增强了八路军的战斗火力。朱德总司令曾将该兵工厂誉为八路军的“掌上明珠”。

日军在与八路军的作战中曾夺得少量的由黄崖洞兵工厂生产的八一式步枪、五〇炮等武器。他们在研究后发现，这些武器的性能居然丝毫不比他们手中的同类武器差，这就引起了日本侵略者对黄崖洞兵工厂的注意和恐惧。东京的新闻甚至报道说，黄崖洞兵工厂至少有3000名工人，是一个具有先进设备的现代化的兵工厂。日军更是将其视为心腹之患，必欲除之而后快。为此，日军从1940年起即加紧了对黄崖洞地区的“扫荡”。1941年春夏，日军两次对黄崖洞兵工厂进行试探性进攻，均因当地军民的袭扰和八路军总部特务团的严密防守，其破坏兵工厂的计划未能得逞。

1941年10月30日，日军第三十六师团及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奉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之令，在飞机的掩护下，出动7000多人分南北两路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捕捉奇袭”的“扫荡”，妄图捕歼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机关，彻底捣毁黄崖洞兵工厂。11月3日傍晚，从黎城出动的2000多日军进至距辽县下南会村30里处时，被负责侦察的八路军小分队发现。综合各方面的情报，彭德怀、左权判断，日军此次“扫荡”的意图在于合击八路军总部机关，破坏黄崖洞兵工厂。于是两人立即下令，要担任保卫兵工厂任务的总部特务团大部出山迎敌，利用有利地形节节抗击敌人，不让其进攻势头的高峰推到总部机关和兵工厂跟前。彭、左二人同时要一二九师部队在外线配合，待机破敌。

特务团团长欧致富受领任务后，立即率部出发。刚到黄崖洞以西20里左右的上温村时，即与日军先头部队交上了火。随后，特务团又与一二九师部队配合，在五十亩、源泉村一带的山口设伏，袭击日军。11月5日，该敌窜向黄崖洞东南的西井镇。当天夜间，彭德怀直接通过电话向欧致富下达命令。他要特务团所有预备队立即撤进黄崖洞，黄崖洞的守备部队天亮前全部进入阵地，并强调有困难也不许讨价还价。凭着作为指挥员的直觉，欧致富马上感到了敌情的严重性。他赶紧与团政治委员郭林祥、参谋长郭双江等人分头向各营传达命令。不一会儿，彭德怀又亲自来电话追问命令下达完了没有。当听欧致富回答说刚下达完毕后，彭德怀这才缓了口气，说：这次的对手是日军第三十六师团的精锐，他们老想进黄崖洞“捡点破烂”，就让其进去看看吧。随后，彭德怀问道：这一战特务团能在黄崖洞里顶多久？欧致富一时猜不透首长的意图，只好表决心式地回答：首长让顶多久就能顶多久。

左权接过电话向欧致富传达了总部的要求：此次作战是阵地防御战，特务团在黄崖洞里先顶上五天，五天后再另作部署；在五天以内，特务团一定要把兵工厂的机器设备、产品和其他物资掩埋好，把工人安全转移走，并随时和总部保持联系。最后，左权又解释了一下总部的作战意图：既然日军总想进攻黄崖洞，此次外围部队就让一条路放其进来，然后特务团在黄崖洞防区里狠狠地教训它一顿，从中也检验一下部队的防御作战能力及兵工厂防御工事的坚固性。由于此次战斗敌众我寡，敌明我暗，所以左权特别强调部队在作战中要拿捏一个“稳”字，要充分利用有利地形，在把敌人咬住拖住以后，猛中求稳，不焦不躁，不惶不恐，不紧不慢，以守为攻，以静制动，以逸待劳。他将这种战法形象地称为“咬牛筋”。在时间安排上，左权要求特务团先在山口处顶上一两天，挫挫敌人的锐气，在第二道防线再顶几天，然后再上山，待我增援部队赶到后再来个反包围，消灭来犯的日军。

对于即将到来的这一战，左权心里还是有底的。一是黄崖洞具备山地阵地防御十分有利的条件。当时黄崖洞有两个主要进出口：一条是东南方的南口，通向黎城，一条是西北方的左会垭口，通向武乡。这两个进出口的地形对于防御一方来说都比较有利。另外，黄崖洞正面视野开阔，便于观察敌情，且有断桥，不利于敌人通行。二是黄崖洞周围已建起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形成了严密的防御体系。三是黄崖洞中已储存了充足的武器弹药和食物，特务团在里面坚持十天半月毫无问题。四是特务团老兵成分多，战斗经验丰富，战斗力较强，对当地地形较熟。因此，左权认为，只要在指挥上不出现大的失误，打退日军的进攻是有把握的。

天亮后，欧致富等特务团主要领导到各营去检查了阵地。各个连队都按时进入了阵地，并作好了战斗准备。下午，左权打电话通知特务团：窜犯西井之敌因在五十亩、南委泉遭我军民不断打击，已于早晨逃回了黎城，敌人的企图尚难判定，但绝不能麻痹大意，要防止敌人搞“奇袭”、“逆袭”等新花招。特务团根据左权的指示，继续严阵以待。

9日，退回黎城的日军一下子又集中5000多人，气势汹汹，直奔北面的黄崖洞兵工厂而来。不过日军并没有急着进攻，而是在南口外的赤峪一带部署兵力。欧致富根据得到的情报判断，日军主攻的方向在南口，并且是要“驻剿”，不是过去抓一把就走的“飞行扫荡”。

欧致富将有关情况向左权作了报告，请求指示。左权幽默地说：欢迎日军来碰碰这颗“硬钉子”。同时，他也提醒欧致富：要警惕敌人声东击西，防守西北左会垭口的第一营不要轻易使用；根据侦察，敌人配属有11门重炮，又调来了几架飞机；特务团一定要充分作好战斗准备，严密警戒，坚守阵地；在敌人进行炮火准备时，部队要注意隐蔽；暗火力点不要过早暴露，待敌人进到阵地跟前再狠狠地杀伤敌人。最后，左权又特别叮嘱欧致富，要其再检查一遍，把工厂没有转移、埋好的物资，没有撤退的人员，迅速转移到指定位置。欧致富立即把左权的指示通报各营，同时，要求各营一线连队密切注意敌人的新动向。

日军小试“牛刀”遭挫折，特务团沉着应战，稳住阵脚

1941年11月10日下午，日军兵力部署完毕，开始试炮，企图用炮弹扫雷。特务团设雷组的战士则与敌人炮弹打起了“游击”，待敌人全面炮击后，又突击埋雷，专等其步兵的到来。

11日拂晓前，日军几次偷袭南口，均未得逞。天亮后，便对南口发起了强攻。一阵猛烈的炮击后，日军发起了冲锋。在其进攻队形的前面，有百余只羊。日军本欲以羊来“趟雷”开路，岂知特务团的战士们在这一路埋的是大踏雷，人踩马踏才会响。羊蹄小脚轻，除偶尔踩响几个雷外，雷区安然无事。日军似乎放了心，300多名步兵紧跟在羊群后面，企图分头夺取各个目标，一举攻占兵工厂。突然间，一颗颗滚雷从天而降，特务团第三营第七连前沿各机枪阵地也猛烈开火。山口前的羊群顿时四散逃命，日军也乱作一团，撤了回去。日军第一次冲锋被打退，在阵地前横七竖八地丢下了200多具尸体，而特务团无一伤亡。

一小时后，吃尽了滚雷苦头的日军又开始炮击，并将目标锁定在山口边特务团第七连的阵地，妄图削弱我“天女散花”的威力。日军有两门山炮，竟在离垭口2000多米处抵近射击。炮火未停，日军的机枪又响起，压向第七连的阵地。日军步兵凭着强大的火力压制，开始了第二次冲锋，并不顾一切地向山垭口冲来。此时，第七连垭口左侧的地堡已被日军的炮火削去一角，机枪手被碎石压在下面，昏了过去。第七连的阵地被日军的火力压得没有还击的机会。欧致富在观察所里见日军的那两门山炮太欺负人，便通知炮兵排，准备将其干掉。当时，全团只有两门炮、12发炮弹，每打一发都得经总部批准。欧致富打电话请示左权。没想到，左权回答得非常干脆：12发全打完，三四发打敌炮阵地，其余的打敌人集团目标。

随着欧致富的一声令下，两发炮弹准确地落在敌人的山炮阵地，一下子连人带炮都给掀翻了。剩下的炮弹也准确地落在敌群里，炸倒了好几十人。

经过两次激烈反击，第七连前沿阵地上的火力点已基本暴露。日军步兵进攻失利后，就用强大的炮火进行报复。然而，由于左权组织构筑的防御工事结构非常巧妙，不用说平射炮不好打，就是曲射炮对它也基本不起作用。气急败坏的日军施放了毒气。欧致富和三营营长涂玉山在前沿阵地观察敌情时，中毒昏了过去。

左权接到日军施放毒气的报告后，指示立即抢救中毒人员。左权深知敌人失败得越惨重，报复得越疯狂。他看了看地图，分析第六连占据着榆树坡方向的有利地形，能以侧射火力支援第七连，第八连依然占据着断桥阵地，敌人一时还不至于突破防线。经过分析，左权果断命令特务团，要第六连以侧射火力支援南口第七连阵地，同时要第七连加紧补充前沿阵地的人员和武器弹药，抢修工事，准备迎接敌人新的进攻。

经过卫生员的紧急抢救，中毒的欧致富醒了过来。此时，前沿部队已打退了敌人的两次进攻。涂营长中毒较轻，一直戴着防毒面具指挥作战。他把战斗的情况简要地向欧致富作了汇报。左权得知欧致富醒过来后，马上把电话打到第三营指挥所。左权关切地询问欧致富的中毒情况，并问其能否继续坚持指挥作战。欧致富坚决不肯下火线。左权最后同意欧致富继续指挥战斗，但他强调说，越在紧急关头，越要沉住气，一定要坚持以静制动的战术原则，坚守勿出，待机歼敌！左权还提醒说，天快黑了，敌人会报复一阵子，好掩护他们的殡仪队收尸，要欧致富掌握好部队的情况。

左权的分析一点也不错。日军施放毒气后，特务团有些干部、战士沉不住气了，嚷着要主动出击，和敌人硬拼厮杀。若是这样，便正中敌人的下怀。欧致富按照左权的指示，耐心地说服了少数有急躁情绪的干部和战士，要其沉着应战。这样，第七连指战员又接连打退了日军的几次进攻。

17时左右，日军的各种火炮、机枪一个劲地往特务团前沿阵地打来，大群的敌人趁着火力掩护向南口山垭冲来。他们每人手上拿着几条绳索，见着尸体就猛甩绳圈来套，套住腿拖腿，套住头拖头。前沿陡崖阵地上的特务团的战士们看清了日军的意图后，冒着敌人炮火的袭击，将滚雷、手榴弹都扔下崖去，把前来拖尸体的敌人又炸倒了几十个。剩下的人连头也不敢回，不管拖的是死的还是活的，拽起绳子就拼命往回跑。

深夜，左权给欧致富打来电话，表扬了前沿阵地的几个连队，说他们打得勇猛顽强，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希望他们在战斗间隙不断总结经验，以利再战。接着，左权又通报了敌情：敌人从山外抓了100多个民夫，100多头骡子，估计一是抢运尸体，二是逼老百姓趟雷。左权要欧致富通知前沿连队，不要在山口外埋地雷了。

12日早晨，日军既不打炮，也不放枪，战地沉寂了。上午9时，特务团观察所报告说，日军指挥官在上赤峪、赵姑村一带向桃花寨反复观察，其部队正在那里构筑新工事，可能是选择新的攻击方向。特务团派出去的侦察员则回来报告说，日军封锁很严，没有得到具体情报，只知道昨天进攻失利的部队已撤了下去，换上了所谓擅长山地战的部队。他们还捡到了几张写着“皇军是钢，八路军是铁，钢比铁硬”等不伦不类的标语。过了一会儿，前沿连队报告，日军指挥官从几个角度观察南口左侧的跑马站、桃花寨。这些迹象表明，日军要选最险的地方作为突破口了。欧致富马上将情况报告了左权。左权指示：充分准备，待机行动，以变应变。

日军强攻黄崖洞，特务团随机应变，灵活应敌

1941年11月13日拂晓，日军集中十余门火炮，向着桃花寨、跑马站1461高地和高地后边大断崖上第四连的工事开始猛烈炮击。炮火刚停，第四连阵地前沿马上响起枪声。欧致富急忙打电话询问是怎么回事。原来几十个日军在夜间偷偷地爬上了大断崖，第四连第一排阵地被突破，副排长陈启富正率领两个班的战士进行反击。

此时，总部指挥所里的左权正伏在地图前，密切地关注着战斗的进展情况。从战斗一打响，左权就昼夜守在地图边，指挥战斗。早在组织构筑工事时，左权就坚持亲自实地勘察，并逐个给工事编了序号，这会儿都派上用场了。敌人到了几号工事前，哪个地方来了多少敌人，他在指挥部的地图上标好，情况掌握得一清二楚。

左权得知日军正向桃花寨组织力量进攻，已攻上了断崖，便立刻命令：特务团在南口右侧留少数守备部队，每个重要工事留两个人，其余的人集中起来作预备队用；要以跑马站为重点防区，注意以变应变；通知徐长勋厂长，组织工人自卫队准备战斗，让工厂里会说日语的工人向鬼子喊话；最后，通知一二九师第三八五、第三八六旅火速向黄崖洞靠拢，接近敌人后，可派小部队与其接触，将主力隐蔽起来，待机歼敌。

左权随后要话务员接通了特务团的电话。左权在电话里提醒欧致富，要沉着，要待机行动，以变应变，并说详细步骤已由电报下达。

欧致富接到电报后，马上调整部署，令参谋长郭双江带领第四连第二、第三排和第七连进行反击。经过英勇奋战，特务团的指战员又恢复了第四连的前沿阵地。但有少数敌人爬到跑马站高地石崖缝里躲了起来，当时未能发现。过了一段时间后，敌人又组织起新的进攻。

这时，欧致富来到了第二营的指挥所。经过观察，欧致富认为日军从最难最险的地方下手，主要是想争夺跑马站山下的沟，借路进攻兵工厂所在的水窖洞。于是他把情况向左权作了汇报，并建议给敌人让出一条路，守备部队都撤到山上，在“一线天”沟底布雷，然后两边火力夹击，把敌人消灭在沟底。左权对着地图思考了一会儿，最后同意欧致富的建议。

特务团的这一招果然奏效。日军打了一上午，零零星星被消灭好几十人，才推进200多米。即便如此，日军也颇为得意。他们一面催促后面的人迅速跟着攀崖，巩固刚占领的地段，一面从右侧攻下沟来，企图一举攻占水窖洞的洞口。开始，日军急于占领洞口，多路攻击前进，结果踩响了好多地雷。为减少伤亡，他们又改成一路进攻。这样一来，便陷入了特务团左侧高地和水窖洞口右侧崖上两翼火力的夹击之中。日军是躲不开又逃不掉。整整一个下午，突进到沟底的200多日军，还未接近水窖洞口的核心工事，就悉数被歼。

日军吃了八路军侧射火力的亏，14日便改攻特务团第二营桃花寨西山及1568高地，企图消除侧翼的火力威胁。但战斗一开始，敌人的进攻就被特务团第四连第二排的战士顶住了。整个上午，战斗都处于胶着状态。欧致富担心部队伤亡过大，命令第二排撤到连主要阵地。日军占了特务团第四连第二排阵地后，稍加巩固，便向水窖洞口阵地猛攻。不过，此时敌人已是强弩之末，攻到傍晚便没了后劲，草草收兵。

15日，日军加强了兵力和火力，分兵两路围攻特务团第八连防守的水窖洞口工厂区。战斗出现了四天以来最激烈的场面：弹若飞蝗，炮似连珠，爆炸声不绝于耳，黄崖洞上硝烟迷漫，天昏地暗。特务团第八连指战员以一当十，打退了敌人的数次进攻，守住了南口到断桥的通道和水窖洞口的阵地。

欧致富一边指挥战斗，一边将情况向八路军总部作了报告。彭德怀指示，敌人无非想“参观”一下兵工厂，机器搬完了，就让他们爬进去参观好了。左权在电话里问欧致富，五天时间已经到了，能否再坚持。欧致富很有信心地回答说还能再坚持五天。左权高兴地告诉他，八路军的外援部队即将赶到，特务团把敌人再拴个三四天就足够了。但他要求特务团一定要以静制动，晚上把所有部队撤到第二线，既要诱敌深入，又要顽强防守。天黑后，欧致富按照左权的指示调整了部署。第七、八连除坚守阵地的外，其他人员乘夜幕在通往水窖洞口的路上及敌人的退路上布雷，随后撤到第二线。这样一来，战局又活了，特务团又可以居高临下作战了。

16日一整天，敌人还是被拦阻在水窖洞口，进不了工厂区。恼羞成怒的日军使用了火焰喷射器，水窖洞口阵地顿时烈焰腾腾。晚上，欧致富向左权报告，兵工厂机器设备已转移完毕，只剩下一个大锅炉无法转移，请求指示。左权要欧致富派人把工厂的所有厂房全部炸毁，特别是那座锅炉房，把石头炸塌后，在其周围埋上地雷，并做好标记。左权交代，这样做是为了给敌人以兵工厂已被其炮弹炸毁的假象，保护锅炉，防止敌人破坏。特务团的战士们执行完此项任务后，主动撤离水窖洞口和断桥南口阵地，并将敌人占领的水窖洞口主阵地全部用地雷封锁起来。

至此，仗已打了六天，可是日军却连兵工厂是什么样子都还不曾见到。一个小小的黄崖洞，让骄横不可一世的日本“皇军”吃尽了苦头，也丢尽了颜面。第三十六师团师团长舞传男坐立不安，一个劲地骂手下蠢笨无能。他还给进攻部队的几个主要指挥官下了死命令，两天内必须攻下黄崖洞，否则要他们以死来谢罪。

日军进入兵工厂后大失所望，仓皇撤退时遭八路军伏击

在受到上级的严厉斥责后，进攻黄崖洞的日军于17日发了疯似的向水窖洞口发起了更为猛烈的攻击。在遭到特务团顽强火力阻击后，又有一部分日军改攻特务团第二营第五连防守的1650高地，企图迂回控制整个黄崖洞，但这一阴谋未能得逞。不过，最终有一小股日军闯进了兵工厂区。但是，他们所见到的却是这样一种场景：十几座厂房倒塌在一片碎石瓦砾之中，这里一个人也没有，不要说机器，就连带有兵工厂标志的一个螺丝钉都看不到。几十个敌人在工厂区折腾了半天，一无所获，反而引爆了埋在里面的各种地雷。轰隆隆的爆炸声，是特务团战士欢迎“皇军”大驾光临的“礼炮”。敌人此时斗志全无，挨了子弹也不敢恋战，更顾不上找什么机器，一个个只好胆战心惊地贴崖站着或蹲着，等待援军的到来。

晚上，左权又打电话询问特务团的伤亡情况。在得知伤亡总数不足200人时，左权非常高兴。他告诉欧致富：特务团已经打垮了日军一个联队，使其丧失了战斗力。前天开始，敌人已换了一个联队进攻；日军电台现在正大吹大擂，说捣毁了八路军的黄崖洞兵工厂，歼灭八路军特务团近千人。根据这个动向，敌人可能要挖几台机器作证据，也可能攻一下左会垭口的阵地，以显示其“胜利”；目前，我一二九师部队已经进入埋伏地区。最后，左权要特务团再咬咬“牛筋”，进一步扩大战果，让日军的这个联队也抽筋断骨。

欧致富根据左权的指示，命令第二营坚守1580高地及其以北地区，阻止敌人的进攻；第三营部署在老板山地区，继续对敌人零敲碎打，阻止其搜找机器，并视情况支援第一营作战；第一营仍坚守左会垭口，一经接敌，要以强大的火力压制敌人。

18日，日军在飞机的掩护下，分三路向特务团第一营防守的左会垭口、南山、北山阵地发起了攻击。第一营指战员几经恶战，打退了日军数次疯狂的进攻。

当日深夜，左权打电话告诉欧致富，日军已发现山外有我重兵埋伏，可能要连夜逃走。他要特务团抓住战机，不断夜袭，逐步恢复阵地。欧致富依令行事。但大部分残敌在此之前都偷偷从原路溜走了，只有在桃花寨上面担负掩护任务的敌人，由于被特务团第四连第一排指战员给粘住了，还未来得及撤退。最后，这股敌人在特务团其他部队的反击下，一部被消灭，其余也趁机溜了。至19日晨，特务团恢复了黄崖洞所有守备区。后又遵照左权命令，一部出山追击。可是追了10多里路，连敌人的影子也没见到。此时，沿途逃难的老乡们已纷纷下山回村，一位村干部主动找到欧致富报告喜讯，说前面一二九师部队已干掉敌人500多人，大家正在组织抬战利品呢！

原来，日军逃出黄崖洞后，在三十亩、曹庄一带陷入了一二九师部队的埋伏圈。惊惶失措的日军无心恋战，在伤亡500多人后，便抱头鼠窜。左权下令乘胜追击，日军被迫于20日夜退出黎城。其原定一个月的“扫荡”计划就此被粉碎。

特务团战绩辉煌受表彰

在黄崖洞保卫战中，特务团的指战员历经艰险，浴血奋战八昼夜，终于取得了战斗的最后胜利。

11月22日，八路军总部公布了黄崖洞保卫战的战果。此次战斗，在左权的直接指挥下，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以1300人，抗击了5000多日军的进攻，歼敌近千人，我方伤亡166人（其中牺牲40多人），敌我伤亡比例6:1，战绩辉煌。

11月底，左权来到特务团驻地洪水镇苏峪沟，热烈祝贺和亲切慰问特务团的全体指战员，并代表总部为特务团召开了庆功总结大会。在会上，左权宣读了朱德、彭德怀给全团指战员的贺电，并宣读了八路军总部授予特务团“执行命令的模范”及“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光荣称号的命令，同时授予特务团“保卫水窖立战功”锦旗一面。

表彰仪式结束后，左权对这次战斗进行了总结。他高兴地说：这次黄崖洞保卫战打了八昼夜，打得很好，特务团最终以敌我伤亡6:1的战绩，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范例，确保了兵工厂的人员和机器设备的安全，圆满完成了总部赋予的光荣任务，立了大功。左权还说，这次战斗的胜利，意义是多方面的：一是保住了兵工厂人员、机器、材料的安全；二是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狠狠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三是锻炼了部队，提高了战斗力；四是粉碎了敌人的“扫荡”，振奋了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斗志，坚定了抗战胜利的信心；五是积累了坚守阵地防御、大量歼灭敌人的作战经验。左权同时也指出了战斗中存在的失误，主要是对敌人进攻方向的判断不够准确，战斗中兵力、火力相互支援不够，夜间反击敌人不够有力。他要求特务团通过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再接再厉，保持和发扬黄崖洞保卫战的优良传统和战斗作风，加速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和全国人民一道去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1942年，黎城县政府在黄崖洞建立了烈士纪念碑，其正面镌刻着黄崖洞保卫战的经过，背面则刻着在此次战斗中英勇牺牲的40多位烈士的英名。1971年，黎城县政府又对纪念碑进行了整修，并在碑前立了一座两丈多高的纪念塔，上面写着：“革命烈士永垂不朽！”1980年，黄崖洞兵工厂及其防御工事开始小规模整修。1985年，黄崖洞正式被辟为旅游区，向游人开放。为了缅怀当年曾在这里战斗过的英雄们，教育后人，当地人民政府又在这里修建了纪念牌楼，邓小平亲自为牌楼题写了三个大字：黄崖洞。

打响抗美援朝第一枪的人

因他率领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四十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首战大捷，被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誉为“打响了志愿军入朝参战第一枪”的人，毛泽东主席也欣然将这一天——1950年10月25日定为志愿军出国纪念日他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十大虎将”、“十大王牌军长”之一的开国中将温玉成。

温玉成（1915—1989），曾用名温振兴，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历任红三军第七师第二十团党宣传员，兴国县警卫营干事，独立第十二团总支书记、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红八军团第二十一师六十二团政治委员、军团直属队党总支书记、红五军团骑兵团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区队长、新四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十八支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纵队纵队长，新四军第六师三旅旅长兼政治委员，苏中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松江军区第1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第一四五师师长，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一军副军长。建国后，他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军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兵团军长兼政治委员，广州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成都军区第一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届中央委员。

乞讨追部队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在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为了打通通向苏联的道路，开创西北抗日新局面，红四方面军的红九军、红三十军和红五军，约2万余人，渡过黄河，奉命组成西路军，向甘肃西北、新疆方向执行西征的任务。

敌酋马步芳唯恐红军进入新疆，下令“死力堵截，阻止红军西进和东下”，并决计要将西路军消灭在河西走廊。西路军要想取胜，马步芳的骑兵是一个极大的威胁。为此，红五军专门成立了一个骑兵团，准备与之抗衡，由温玉成担任骑兵团政委。温玉成对骑兵团进行了多种形式的训练和思想教育，并身先士卒地投入行军和战斗。

12月30日，红五军攻下河西重镇临泽县城，歼敌3000余人。次日，又攻占了高台县城，守敌保安队、民团共1400余人全部投降。

红军攻占高台，让马步芳狗急跳墙，遂派出5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及1个炮团和1个民团约2万余敌军，以8倍于红军的兵力，向高台红军发起了疯狂的进攻。

高台城墙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大土围子，高不到6米，且顶上狭窄，很难组织火力坚守。而红五军却接到命令，必须守住高台，策应其他部队的战斗。

为了守住高台，温玉成动员军民把木箱、木柜抬到城墙上，填满沙土，泼水结冰，以加固加厚城墙，并不分昼夜地组织工匠锻造大刀、长矛，以补充弹药的不足。

马匪每天对高台城的反复炮轰、冲杀，虽均被红军打退，但红军由于缺乏补给，伤亡也越来越大，直至弹尽粮绝。温玉成和战士们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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