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童超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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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见的中国史·晚清试读：
前言
峰皑皑，群山巍峨，河川蜿蜒，平原辽阔，大自然的恩赐，雪让中华民族拥有无与伦比的大好河山。在这片沃土中，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和文明。考古发现的200余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已经证实，华夏的先民在这片沃土上早已展现出自己的风姿，虽如星星之火，却是划破文明长夜的璀璨光芒。仰韶、龙山、红山、良渚……向人们揭示着中华大地新石器时代的辉煌，玉器、陶器、石器等在先民的手中散发出宗教之光、科技之光、艺术之光，奠定了华夏文明蓬勃发展的始基。三皇治世，五帝定伦，尧禅舜让，禹封启继，划时代的变革将神话和现实悄然撕裂，五千年的文明史就此拉开帷幕。二里头展露了夏王朝的冰山一角，殷墟揭开了商王朝的神秘面纱，片片甲骨记载着一个王朝的历史，尊尊鼎彝昭示着一个王朝的变迁。武王伐纣，封建以为藩篱；周公制礼，教化以为根本。平王东迁，五霸的更迭成为时代标志。三家分晋，七雄的霸业在铁血中诞生。这是一个战乱仍频的时代，这更是一个中华文明喷薄而出的时代。
六王毕，四海一，书同文，车同轨，这是秦皇的丰功伟绩。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北扫匈奴，西开新域，这是汉帝的奇勋大业。三国鼎峙，南北分割，说不尽的文韬武略，看不厌的魏晋风流。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隋虽短暂，却开启了唐的辉煌，天可汗的威名传扬四海，丝路上胡商来往络绎不绝，典籍中留下脍炙人口的诗歌。统一是如此的短暂，战乱旋即接踵而来。五代十国结束了盛唐的辉煌，宋、辽、西夏、金在对峙中变迁，大漠草原孕育出别样的英雄，长江黄河依旧映照着诗意的月光。蒙古的铁骑踏破了欧亚分疆，大明的衣冠讲述着帝国兴衰。康乾盛世如昙花一现，近代的屈辱让中华民族浴血重生。
从夏商周时代开始到清朝灭亡，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奋斗史、文明史。五千年的风雨历程，让中华民族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奋斗过程中，创造了光辉璀璨的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留下了无数珍贵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中华民族永不能忘的历史，也是我们编辑出版《看得见的中国史》的根本出发点。《看得见的中国史》系列丛书共14册，上起旧石器时代，下迄清朝灭亡。着眼于中华民族创造的辉煌璀璨的文化和文明结晶，以独特的视角全面深入阐释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传承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紧扣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根”与“魂”。
通俗流畅的文字叙述，让每一段历史和每一个瞬间清晰可见。《看得见的中国史》系列丛书从编辑体例角度来说，摆脱了市面上历史读物单纯讲故事的单调体例，而是以基本史实为基点，将经济史、文化史、科技史、艺术史等分门别类地予以展示。同时以附录的形式，将每一历史时期的重要人物、历史事件、考古发现和思想文化等内容着重予以介绍。全书内容有教科书式的严谨，却没有教科书式的死板生硬，将深厚的理论用通俗流畅的语言讲述出来是该系列丛书的一大特色。
历史遗留的工具、器具、用品、用具、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古代工程和城池等图片素材，则让中华民族的历史能够被真实地复原与再现。书中这些来自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国内各大博物馆以及英国大英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日本东京美术馆、德国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等世界著名博物馆的中国文物精品图片，与文字内容完美结合，向读者多维展示了中华民族“天人协和、穷极造化”的无穷创造力和智慧结晶。书中所涉及的图片均尽量予以详细说明，使之和正文内容融会贯通，相得益彰。书中插图尽量避免生搬硬套，让图片真正起到使得历史真正能够“看得见”的作用，这是该系列丛书的另一显著特色。《看得见的中国史》，一部真正能了解中国历史的历史通俗读物！
第一章 坚船利炮与欧风美雨
18世纪的康乾盛世貌似太平辉煌，实则自乾隆朝后期社会矛盾便已日趋激化，危机暗伏；嘉道中衰，悲风骤至。就在清帝国滑向“末世”之际，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则凭借其先进的制度优势，积极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拓展殖民地。他们终将贪婪的目光对准了中华古国，向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伸出了魔爪。他们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中国这片古老文明的土地上掀起了腥风血雨……
1.烧杀淫掠滔天罪
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对于19世纪的世界而言，资本主义制度是先进的，但是与此伴生的殖民侵略扩张却充满了浓重的血腥和累累的罪恶。自从英国用鸦片和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之后，法、德、俄，加上后来崛起的日本等资本主义列强，相继侵入中国。这群文明的强盗，在中国的土地上却制造了最野蛮的、令人发指的滔天恶行。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道光二十一年（1841）四月，英军进攻广州途中，焚烧房屋，奸污妇女，抢夺耕牛，挖掘坟墓，激起了当地乡民的强烈愤慨，三元里一带的乡民自发组织起来，给入侵的英军以迎头痛击。六月十四日英军攻破镇江后，兽性大发，以至“妇女尸满道上，无不散发赤体”“无市不空，无家不破”。鸦片战争时期的广州英军鸦片战争后，在广州的英军耀武扬威。圆明园海晏堂遗迹“海晏” 一词取意“河清海晏，国泰民安”。海晏堂由正楼和后工字蓄水楼组成。海晏堂正楼朝西，上下各十一间，楼门左右有叠落式喷水槽，阶下为一大型喷水池，池左右呈“八”字形排列着中国十二生肖人身兽头铜像。每昼夜十二个时辰，由十二生肖依次轮流喷水。后遭八国联军破坏，兽首铜像流落海外。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侵略军到处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尤其是在攻破北京后焚烧圆明园的恶行，更是令人发指。圆明园是一座举世无双、驰名中外的皇家园林。它历经康、雍、乾三朝的修建，于乾隆九年（1744）基本建成；又经嘉庆、道光、咸丰三朝的扩建和整修才最终建成。圆明园占地5000多亩，园内建有亭台楼阁和殿堂轩榭140多处，集中了中外建筑和园林艺术的精华，气势宏伟，构造精巧，景色秀丽，陈设富丽堂皇，其中藏有罕见的典籍和珍贵文物，均为无价之宝。这是一座世界罕见的博物馆、艺术馆和图书馆，被誉为“万园之园”。咸丰十年（1860）八月二十二日，英法联军开始洗劫圆明园。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说：“据估计，被掠夺和破坏的财产，总值超过600万英镑。在场的每个军人都掠夺很多，在进入皇宫的宫殿后，谁也不知道该拿什么。为了拿金子，而把银子丢了；为了拿镶有珠玉的饰品和宝石，又把金子丢了；无价的瓷器和珐琅器，因为太大不能运走，竟被打碎……”为了掩饰罪行，英法联军竟在劫掠后一把火焚烧了这座瑰丽无比的皇家园林。据当时一位经历这场浩劫的英国皇家炮兵队长记述：“熊熊大火仿佛一张幔子，万万千千的火焰，往外爆发出来，烟青云黑，遮蔽天日。所有庙宇、宫殿、古远建筑，举国仰为神圣庄严之物和其中历代收藏，富有皇家风味、精美华丽、足资纪念的物品，都一起付之一炬，化为劫灰了。”圆明园大水法遗址大水法在圆明园西洋楼远瀛观南端，这是乾隆帝观看喷水景观之地。1860年被英法联军焚毁。
列强士兵视中国人如草芥，任意杀戮，日军表现尤为凶残。在甲午中日战争期间，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月二十五日，日军攻破旅顺，对旅顺口的和平居民进行了一场骇人听闻、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在4天时间里，中国约两万平民惨死于日寇的刀枪之下。当时的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也承认：“把俘虏绑上屠杀，杀害平民，甚至妇女也不例外，这些似乎都是事实。”“在这次大屠杀中，能够幸免于难的中国人，全市只剩下36人，而这36个中国人，完全是为驱使他们掩埋其同胞的尸体而被留下的。”日本侵略军在旅顺口的兽行，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后，将成群的百姓逼到死胡同，架起机枪扫射；疯狂屠杀义和团团民，仅在庆王府一带就烧死屠杀1700多团民。参与奸淫抢掠者，从士兵到统帅，从议员到公使，从传教士到在华侨民，达数万之众。据八国联军司令瓦德西记录说：“联军占领北京之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天。”“由此而死之人，究有若干，实永远不能调查。”“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然重大无疑。”中国自元明以来的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遭受空前浩劫，损失“已数十万万不止”。这场暴行不但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浩劫，也是世界文化的一次灾难。錾胎珐琅牺尊·清此牺尊为錾胎兼掐丝的复合珐琅工艺制品，系仿战国青铜牺尊而制。其造型生动，形象威严，纹饰线条简洁流畅，釉色纯正明快，镀金厚实凝重，是清代錾胎珐琅的代表作品之一。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二十一日，俄军在精奇里江和黑龙江汇合处的海兰泡（今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和江东六十四屯制造了两大惨案。俄军焚烧了中国人的村庄，把中国人驱赶集中于黑龙江边，枪击刀砍，马踏斧劈，据当时对岸目击者回忆：“伤重者毙岸，伤轻者死江，未受伤者投水溺亡，骸骨飘溢，蔽满江洋。”持续数日的屠杀，有六七千人被夺去生命。除极小一部分人游泳过江或被瑷珲驻军搭救过江外，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的其余中国居民全部被杀害，江东六十四屯的房屋几乎全部被焚烧捣毁。八月四日，俄军又火烧瑷珲城，数千居民被活活烧死。俄军充满兽性的野蛮行径，让世界为之瞠目。
2.瓜分豆剖接踵至
自鸦片战争开其端，列强相继以武力发动对中国的侵略，历经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侵略战争，威逼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协定、章程、合同，竟达500多个。列强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凭借在华攫取的一系列特权，对中国进行瓜分豆剖：强迫中国开放通商口岸，强占租借地，割占中国领土，划分势力范围。
仅在两次鸦片战争中，中国被迫开放的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就有16处：《南京条约》中清政府被迫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迫使清政府开放营口、烟台、江宁、镇江、汉口、九江、汕头、淡水、台湾、琼州、天津为通商口岸。以后增辟通商口岸成为列强援引的惯例，几乎列强每强迫清政府签订一个主要条约，中国都要被迫开放若干口岸。到《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被迫开放的商埠达40余处，北至营口，南至琼州，沿海地区和沿长江地区均设有通商口岸。“番鬼托梁”木雕中法战争后，广西民众建房时将过去习惯镇压于房梁之下的中国传统妖魔鬼怪改为法国人，表现出广西民众对法国侵略者的仇恨。
道光二十三年（1843）上海正式开埠通商后，英国歪曲《虎门条约》中关于租地建屋的规定，迫令清政府在上海划出黄浦江以西、界路（今河南路）以东、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以北、李家庄以南，总面积830多亩的土地，开西方列强在中国强占租界的先例。道光二十八年（1848），美国圣公会教士文惠廉等在上海苏州河北岸虹口一带擅自广置土地，建造房屋。次年三月，法国在上海建立“法租界”，此后租界制度逐渐扩展到广州、厦门、天津、汉口、九江等许多通商口岸。据统计，列强在中国16个城市中建立了37个租界。租界设立之初，中国还拥有对租界的领土主权、行政和司法干预权，但是随着列强侵略的深入，这些权利逐渐被侵犯甚至完全被排斥。咸丰四年（1854），英法趁上海“小刀会”起义之机，夺取上海海关行政权，在租界成立“工部局”，组织“义勇队”和“巡捕”，对中国居民行使征税权和司法权，使租界变成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殖民地，成为列强侵略中国的“国中之国”。台湾亿载金城位于台南安平区。始建于同治十三年（1874），光绪二年（1876）竣工，时称安平大炮台。当时日本借口琉球（今冲绳）渔民被杀之事而出兵侵犯台湾，清政府派钦差大臣沈葆桢赴台办理防务及交涉。沈到达台湾后，在安平建造了这座仿西洋式三合土炮台，并安放西洋大炮。炮台建成后，沈葆桢题写门额为“亿载金城”。
除了强占租界外，列强还凭借武力和外交讹诈，割占中国领土，并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英国通过发动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逼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割占了香港岛；又通过《北京条约》割占了九龙司地方一区。日本通过发动甲午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占了中国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不久辽东半岛由清政府以3000万两白银的代价赎回。沙俄通过《瑷珲条约》割占了中国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约60万平方千米的中国领土；以后在中俄《北京条约》和《勘分西北界约记》中，强行割占中国西北边疆84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在中俄《伊犁条约》中又强占中国7万多平方千米的土地，在晚清70年的时间里，沙俄竟割占了中国150多万平方千米的领土，相当于3个法国的领土面积。1858年《天津条约》签字图1858年清政府派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与俄、美、英、法各国代表分别签订《天津条约》。
甲午中日战争结束后，帝国主义为适应其资本输出的需要，又争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德国强行租借胶州湾，把山东变为其势力范围；与此同时，俄国强租旅顺、大连，把东北变成其势力范围；法国强租广州湾，把广西、云南作为其势力范围；英国强租威海卫、九龙半岛以及香港附近的岛屿和大鹏、深圳两湾，把长江流域变为其势力范围；日本也把福建划为其势力范围。帝国主义在19世纪末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和民族危机。“镇远号”的主锚日军攻陷刘公岛后，北洋舰队残存的舰船悉数被日军掳去。“镇远号”铁甲舰上的这枚主锚被日军作为“战利品”陈列在东京的公园内，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得以归还中国。
3.敲诈勒索极凶恶
列强凭借坚船利炮，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中国战败后，又对清政府进行敲诈勒索，条件苛刻，手段百出，穷凶极恶。
道光二十一年（1841）五月，英军炮击广州城，清军投降，接受英方提出的条件，英军强迫广州知府余保纯签订《广州和约》，纳银600万元，作为赎城费，以此换取英军撤离广州。但是这些勒索与巨额的战争赔款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道光二十二年（1842）八月二十九日，清政府全权代表耆英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在英舰“康华丽”号上签订《南京条约》，其中规定中国赔款2100万元，包括赔偿被焚鸦片烟费600万元、偿还商人债务300万元、赔偿英国军费1200万元，分4年还清。《南京条约》首开西方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勒索巨额战争赔款的恶例。此后愈演愈烈，咸丰八年（1858）五月，英、法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分别向清政府勒索400万两、200万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其后又在咸丰十年（1860）九月的《北京条约》中各增至800万两白银，而且又增加“恤金”一项，英国为50万两，法国为20万两。《〈南京条约〉签字仪式油画》·英国·约翰·普拉特此画真实再现了公元1842年8月29日（清道光二十二年），中英代表在英舰“康华利”号上签署《南京条约》的情景。现藏于英国布朗大学图书馆。
同治十年（1871）十月，中国的属国琉球的一艘渔船因遭遇飓风漂流至台湾，部分船员被高山族人误杀。此事与日本毫不相干，日本竟以此作为侵略的借口，于同治十三年（1874）四月，在美国帮助下派兵侵犯台湾。日军在琅桥遭到台湾人民反击后退踞龟山，设立都督府。九月，清政府接受英、美、法等国站在袒护日本立场上的“调停”，与日本订立《台事专条》，日军限期从台湾撤退，中国“赔偿”日本军费白银50万两。清政府还承认“中国生番曾将日本属民等妄加杀害”，这就等于承认了日本对琉球的宗主国地位。
八国联军在英军司令西摩尔的带领下在天津大沽口登陆向北京进发
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后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割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2亿两；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占据了辽东半岛，对整个东北构成虎视之势，而东北是俄国欲染指的势力范围，所以俄国纠集法、德两国，强迫日本退还中国辽东半岛。日本虽然被迫交付辽东半岛，但是狮子大开口，竟然勒索清政府以3000万两白银赎回辽东半岛。日本此举，极大地刺激了列强侵华的贪欲，列强遂在19世纪末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签署《马关条约》前李鸿章遇刺年画1895年3月24日，中日第三次谈判结束后，李鸿章遇刺，左颊中弹，28日，日本下令停战，后签订《马关条约》。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十一月，11国公使提出“议和大纲十二条”，清政府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全部接受大纲提出的要求。此后列强经过长达9个月的争执，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七月二十五日，强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条约规定：中国赔款白银4.5亿两，分39年付清，年息4厘，本息折算共9.8亿两，以中国海关税、常关税、盐税作抵押。此外还有地方赔款2000万两以上，总数超过10亿两。这次赔款史称“庚子赔款”，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最大的一笔赔款，它相当于当时清政府12年财政收入的总和。慈禧太后肖像·美国·凯瑟琳·卡尔
4.经济侵略控国脉
鸦片战争后的半个多世纪内，西方列强把商品输出作为对华经济侵略的主要手段。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列强开始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同时商品输出激增，逐渐控制了中国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列强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除了在军事上使用武力扩大侵略外，帝国主义国家还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在扩大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的基础上，资本输出成为对华侵略的重要手段，其方式主要有政治贷款、在华修筑铁路、投资设厂等。列强的资本输出控制了中国经济的命脉，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
甲午战后，清政府无力支付巨额的对日赔款，不得不大借外债，俄、法、英、德四国银行团纷纷抢先揽借。光绪二十一年（1895）闰五月十四日，中俄订立《四厘借款合同》，借贷1亿两白银，年息4厘，折扣为94.125%，36年内分期付清，清政府以海关收入作担保，并规定清政府不允许其他国家享有监督或管理中国税收的权利，这就使俄国取得了参加中国海关行政管理的特权。该合同签订后，英、德即向清政府抗议。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政府被迫与英、德订立《英德借款详细章程》，清政府借贷1600万英镑（合白银1亿两），年息5厘，折扣为94%，36年内分期还清，以海关收入为担保，并规定在偿付期限内，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职位须由英国人充任。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初九，清政府再次向英、德借款白银1600万英镑，折扣为83%，年息4.5厘，限期45年还清，以海关收入和苏州、淞沪、九江、浙东货厘以及宜昌、鄂岸、皖岸盐厘为担保，英、德强迫清政府同意45年内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职位仍由英国人充任。这些借款使帝国主义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关税和盐税，也加深了清廷对帝国主义的财政依赖。清光绪帝像光绪帝4岁登基，18岁亲政，但朝政大权一直握在慈禧太后手里。他在位期间，西方列强加紧对华经济侵略，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纷纷争夺在华铁路修筑权，到宣统三年（1911），中国共建造铁路9600多千米，其中有9000千米是由外国人修建的。铁路修到哪里，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就深入到哪里，一条条铁路成了“经济之吸血管”，肆意掠夺中国丰富的资源。火车开到哪里，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就扩展到哪里，铁路成了一把把“割地之快刀”，将中国割得四分五裂。
在华投资设厂，是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的重要手段。《马关条约》规定：日本臣民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设立工厂、输入机器，只交所订进口税；日本在华制造的一切物品免征各项杂税，所有日货均可设栈寄存。此后其他列强接踵而至，纷纷在华投资设厂，光绪二十一年到二十六年（1895~1900），外资在华设厂达936家，而甲午战前50年间，外资在华设厂不过100多家。光绪二十一年到二十八年（1895~1902），外资在华投资企业总额为5.2亿美元，是光绪二十年（1894）之前50年间外资在华投资企业总额的30倍。帝国主义在华大规模投资设厂，垄断了中国工业经济的命脉，严重阻碍和窒息了中国民族经济尤其是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光绪年间使用的五十两银锭大清光绪年间，在不同年份，由不同造币局造有不同版本、面额的银圆。图中银圆为安徽六安一带使用。
5.文化传播藏祸心
伴随着列强对华军事和经济侵略，文化输出也成为列强侵华的重要手段。列强对华的文化侵略主要是通过教会、学校、报刊书籍等途径，用传教布道、开办学堂、兴办慈善事业等方式进行渗透，强制性地进行文化移植，推行殖民主义的奴化教育。文化侵略具有隐蔽性强、影响深远的特点，其主要目的是淡化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从精神上麻醉中国人民，消灭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思想，配合列强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侵略，以巩固和扩大其在华既得利益。光绪元宝钱
鸦片战争之前，就有传教士活跃在中国境内。他们广泛地收集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方面的情报，著书、译经、办报、兴学，为大规模的传教活动做准备，鼓吹武力干涉中国内政，迫使清政府废弃禁教令，以实现在华自由传教，充当了列强对华侵略的帮凶。《英军进攻定海》版画鸦片战争前，英军对舟山蓄谋已久，拟在定海设立远征军司令部，道光二十年（1840年）6月，英军进攻定海。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许多传教士就充当了不平等条约的起草和策划者，他们鼓吹“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以武装侵略为后盾，趁中国战败之机将传教活动作为特权列入条约。此后来华的传教士急剧增多，到光绪十五年（1889）新教传教士为1296人，其中英国传教士约占3/5，美国传教士约占2/5，传教士的足迹遍及全国。光绪二十六年（1900），天主教在华已有代牧区37个，教徒74万，教士1356人，其中外国传教士886人。与此同时，东正教势力也向东北、西北等地渗透。不少外国传教士披着宗教的外衣，向中国人民灌输奴化思想，妄图愚弄中国人民，使其“服从基督”，忍受列强的侵略而不反抗。他们搜集情报，网罗教徒，霸占田产，拐骗人口，包揽词讼，残害良善，肆意干涉地方事务，欺压中国人民。他们还以举办“慈善事业”即办医院、育婴堂等为幌子，对中国民众进行笼络，甚至从事迷拐和残害幼童的恶行。他们的罪恶行径，引起了中国各地人民的反抗，各地不断爆发着反洋教斗争。白玉碗·清光绪
在受到义和团运动的沉重打击之后，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出现了新的趋向，主要表现为外国传教士利用清政府的巨额赔款，兴办医院、学校和一些文化、慈善机构，以推动传教工作。
美国在华投资教育的力度最大，它很早就在中国开办学校。美国传教士说：“不论哪个社会，受高等教育文化的人都是已有势力的人们。”因为这些人“能控制社会的感情和意见”，他们如同“一支燃烧着的烛，别的人要跟着他们的光走”。含蓄地道出了外国侵略者在华办教育的根本目的，即利用学校这块阵地，奴化中国青年，培养买办化的知识分子，使其取得在华政治、经济、文化上的领导地位，为其主子——西方列强服务。光绪三十二年（1906），伊利诺大学校长德蒙·詹姆士的话更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目的，他在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说：“如果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的青年中国人，哪个国家就将由于这方面付出的努力而在精神的和商业的影响上得到最大收获。”基于这一目的，美国的教会在中国办了很多学校，不仅有小学和中学，而且有大学，如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金陵大学等。其他国家也纷纷效尤，在中国设立各类学校。外国侵略者办了很多学校，培养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但是其中只有少数人成为洋奴和买办，绝大多数人在接受了新文化、新思想后，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道路。
总之，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列强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通过发动战争、强占领土、迫签条约、开辟商埠、建立租界、控制海关、协定关税、垄断航运以及进行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等多种方式，对中国从政治上加强控制，经济上大肆掠夺，文化上逐步渗透，使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徐汇公学旧址徐汇公学创办于1850年，是天主教在上海开办最早的洋学堂，是中国最早按西洋办学模式设立的学校之一，几乎与上海开埠同步，可以说在上海乃至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
第二章 晚清社会的改良与革命
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方列强加紧对华侵略，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严重，清政府的统治也岌岌可危。在此形势下，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农民阶级的反封建斗争此起彼伏，有效遏制了西方侵略者的野心。统治阶级内部发起的改良运动与各阶层民众的革命斗争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着晚清社会的进步发展。
1.层级递进的晚清社会改革
晚清民族危机、社会危机日益加重，为了应对危局，维持统治，清政府进行了改革，短短70年间，全国规模的新政或变法就进行了3次：19世纪60~90年代的洋务运动、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20世纪初的清末新政，一浪接一浪，一浪高过一浪，环环相扣，层级递进。尽管清王朝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但3次新政的成果，却奠定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基础。∷洋务运动
太平天国时期，清王朝面临内忧外患，一些开明官僚意识到，要维系清朝统治必须变法。抵御外侮的失败和借助外国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的成功，使他们对西方技术有了实际体会，于是进一步提出“师法西洋”的主张，并大力推行洋务“新政”。
洋务运动历经同治、光绪两朝，其代表人物在中央政府中有恭亲王奕、军机大臣文祥等满族权贵，地方上则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及后起的张之洞等汉人督抚。他们冲破封建顽固派的阻碍，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借法自强”。“中体”指封建专制制度和以伦理纲常为核心的封建思想文化，“西用”一般指近代工艺技术和自然科学。洋务派认为，中国的社会制度远出西方之上，所不如人的只是科学技术而已。因此，他们以维护传统体制为治国兴邦的根基，而将西学当成巩固封建统治的手段。这种“中体西用”的理论，决定了洋务运动的内容，也限制了洋务运动的发展。李鸿章像
洋务运动前后持续30多年，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同治末年以前，主要是在“求强”的口号下集中兴办军事工业；其后重心转向“求富”，着力于民用企业的兴建。
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以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创办安庆军械所为起点，到甲午战争时，各地先后建成兵工厂20多个。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李鸿章在上海、南京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局，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创建的福州船政局，同治六年（1867）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以及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枪炮厂等。江南制造总局造炮厂图江南制造总局是清朝洋务运动时期成立的近代军事工业生产机构，为晚清中国最重要的军工厂。
洋务派在创办军事工业过程中，遇到资金来源、原材料供应及交通运输等诸多困难，转而兴办民用企业以“求富”。以同治十一年（1872），李鸿章在上海创立轮船招商局为发端，到甲午战前，洋务派创办开矿、冶炼、纺织、邮电、交通等各种企业20多个。其中重要的除轮船招商局外，还有李鸿章于光绪四年（1878）、光绪五年（1879）相继开办的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和天津电报总局，以及光绪十六年（1890）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等。
在创立工业的同时，洋务派还着手编练新式军队。最初是用近代方法训练陆军，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略台湾，筹办海防和海军的建议随之兴起。次年四月，清廷任命直隶总督李鸿章和两江总督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和南洋海防事宜，开始筹建新式海军。清廷计划10年内建成北洋、南洋和福建3支水师。光绪十四年（1888），北洋舰队正式编成，在3支海军中实力最强。
洋务派还兴办了一批新式学堂，并派人出国留学，设馆翻译外文书刊。这些举措传播了西方自然科学和技术，造就了一批科技人才，如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启蒙思想家严复等人，就出自这一时期所派的留学生中。
洋务运动兴办了一批近代工业，加强了国防力量，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天津机器局生产的子弹∷维新变法
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兴学堂、办报刊、立学会，奔走呼号，发动舆论，呼吁变法图强，挽救民族危亡，掀起维新变法运动。维新派还得到了翁同龢等帝党官僚的支持，他们在反对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中逐步联合起来，实行变法，力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经济变革，加强皇权，发展资本主义，救亡图存。康有为像在康有为的幕后主持下，光绪帝实行戊戌变法，推动了一系列的改革。同时，康有为还和梁启超、谭嗣同等积极策划推行新政。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维新。自此到八月初六的103天间，在维新派的主持建议下，光绪帝先后颁布了一百多道诏令，推行新政。主要内容如下：经济方面设立农工商总局，开垦荒地，提倡私人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设立铁路、矿务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设立全国邮政局，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决算；取消旗人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兴办新式学堂，兼习中西学科，提倡西学；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允许民间创立报馆，兴办学会；派人出国留学、游历。政治方面删改则例，裁汰冗员，撤并闲散重叠机构，允许臣民上书言事。军事方面严查保甲，兴办团练，重练陆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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