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格雷厄姆·格林,坦贝（译）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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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文集：安静的美国人试读：
第一部
第一章
晚饭过后，我坐在卡提拿街的房间里等派尔。他说过“我最晚十点会来找你”，一直等到午夜时分，我再也坐不住了，便下楼走到街上。楼梯口坐着许多穿黑裤子的老太婆：现在是二月时节，我猜她们是觉得在床上待着实在太热了。一个三轮车夫缓慢骑向河畔，我可以看到人们先前卸下新运来的美国飞机的地方灯火通明。在这条长长的街道上，找不到任何派尔的踪迹。
当然，我对自己说，他可能被某些原因耽搁在美国使馆，但若真是如此，他一定会给餐馆打电话的——对于这些细节，他一向十分在意。当我转身回屋时，看见隔壁门口有个女孩儿也在等人。我看不清她的脸，只能看见那条白色的丝质长裤和印花长旗袍，只通过这两样，我就知道她是谁了。她以前经常在同样的时间和地点等我回家。“凤。”我说道——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凤凰，但如今一切并不如神话所言，没有什么能从自己的灰烬中重生。在她告诉我之前，我便知道她也在等派尔。“他不在这里。”“我知道，我看见你自己一人在窗口。”“你不妨上楼等，”我说，“他很快就来了。”“我可以在这里等。”“最好别。警察会把你抓走的。”
她跟我上了楼。我想开几个有讽刺意味、惹人生厌的玩笑，但考虑到无论是她的英语还是法语，都还没有好到能够理解这些嘲讽。并且，说来也怪，我本来也没有要伤她心的意思，甚至也不想伤害自己。我们走到楼梯口时，那些老太婆都把头转向一旁，待我们走过去之后，她们的音调再次升高，仿佛是在合唱一般。“她们在说什么？”“她们认为我又回来了。”
在这间屋子里，几周之前，我为庆祝中国的新年而特意摆了一盆树，如今上面的黄色花瓣已经掉落大半。有一些落在打字机的键位之间。我把它们逐个捡起来。“这样太麻烦了。”凤说道。“这不像他。他一直是个守时的人。”
我摘下领带，脱了鞋，躺在床上。凤打开煤气炉，开始煮水泡茶。这幅情景跟半年前没什么区别。“他说过，你不久后就要离开了。”她说。“也许吧。”“他很喜欢你。”“我并不稀罕。”我说。
我看见她正试图换个发型，任凭一头黑发垂到肩膀上。我想起她从前总是很精心地打理头发，并认为那是古代官员子女应有的风范，派尔一度对此颇有微词。我闭上眼睛，她仿佛又回到了从前的样子：她是水蒸气的咝咝声，是杯碟相撞的叮当声，她能满足我夜间某一时刻的需求，是我整晚安心休息的保障。“他很快就会来的。”她说道，仿佛因为派尔的缺席，我需要人安慰似的。
我不知道他们在一起时都谈些什么。派尔为人很真诚，他在远东待的月份数跟我在那里待过的年份数差不多，所以他的那套关于这里的长篇大论，我早就听得不耐烦了。民主则是他的另一个谈话主题——对于美国在全世界所做的那些事情，他的观点武断并且惹人恼火。另一方面，凤又极为无知，如果我们的谈话中出现了希特勒这个名字，她都要打断一下问问那是谁。要跟她解释的话，那就更难了，因为她从来都没见过任何一个德国人或者波兰人，对欧洲地理也只有一点儿模糊的认识，尽管她对玛格丽特公主的事迹知道得比我还要多。我听见她把托盘放在床尾。“他还爱你吗，凤？”
带一个安南女人上床就像带一只鸟儿一样：她们在你枕边叽叽喳喳地唱着歌。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些安南女人里，没有人唱得像凤那样动听。我伸手摸了一下她的胳膊——她的骨头也如鸟儿那般脆弱。“他还爱吗，凤？”
她笑了，我听见她划着一根火柴。“爱？”——也许这个词她听不懂。“要我给你装上鸦片吗？”她问道。
当我睁开眼睛时，她已经点燃了烟灯，托盘也准备好了。在灯光的映照下，她的皮肤呈现出深深的琥珀色，她皱紧眉头，小心地靠近火焰去加热一小块鸦片，她不停地捻弄着手中的烟针。“派尔还是不抽吗？”我问她。“不。”“你应该让他抽的，不然他不会回来的。”这是流传在她们中间的一种迷信说法：抽鸦片的情人总会回来的，哪怕跑到了法国去。男人的性能力也许会被鸦片损害，但她们根本不在乎，她们更倾向于有一个忠诚的情人时刻陪伴在身边。现在，她正在烟斗的边缘上揉捏着滚烫黏稠的烟泡，我已经闻到鸦片的味道了。没有任何味道跟它一样。我床边的闹钟显示十二点二十分，我的情绪不那么紧张了。派尔正在逐渐消逝。烟灯照射着她的脸，凤俯下身去整理那杆长长的烟枪，像照顾她的孩子那样。我很喜欢我的这杆烟枪：笔直的竹子，两英尺长，两头都是象牙。往下三分之二的位置是烟斗，像一朵翻转的旋花，凸起的边缘因频繁揉捏鸦片变得油黑乌亮。这会儿，凤的手腕轻轻一抖，便把烟针插进烟斗的小洞里，顺势将鸦片引入，又把烟斗放置在火焰之上，拿稳烟枪，等着我去吸。我凑过去吸上几口，烟泡温和而平顺地冒着小气泡。
老烟枪可以一口气吸光整袋烟，我需要好几次才行。抽完之后我便躺了回去，脖子贴在皮枕上，凤在为我准备第二袋烟。
我说：“你知道，说真的，事情如白昼一般，清清楚楚。派尔知道，我会在睡觉之前抽上几口，他并不想打扰到我。他大概会在明天早上来吧。”
烟针插进去后，我抽了第二袋烟。然后我放下烟枪，说道：“没什么可担心的。根本不需要担心什么。”我喝了口茶，并把手伸入她的臂窝里。“当你离开我之后，”我说，“幸运的是，我还有鸦片可以依赖一下。奥尔梅街那边有家不错的鸦片馆。我们欧洲人对什么东西都不会大惊小怪。你不该跟一个不抽鸦片的男人一起生活，凤。”“但是他会娶我的，”她说道，“很快。”“当然，那是另一回事儿了。”“我再给你准备一袋烟？”“好。”
如果派尔一直不出现的话，我猜想她是否会同意陪我睡，但我知道，抽过四袋烟后，我就再也不想要她了。当然，她躺在床上，大腿紧贴着我，这种感觉也令我十分愉快——她总是仰面而卧。我想的是，当我早上醒来时，能以一袋烟而不是我自己的孤独而开始一整天的生活。“派尔不会来了，”我说道，“留在这里，凤。”她将烟枪伸给我，并摇了摇头。待我把这袋烟抽完之后，她在或者不在，我也就根本不在乎了。“为什么派尔不来这里？”她问道。“我怎么知道？”我说。“他去见泰将军了？”“我不知道。”“他告诉我，如果他不跟你一起吃饭的话，就不会到这里来。”“别担心。他会来的。再给我来一袋烟吧。”当她躬身趋近火焰时，我的脑子闪现出波德莱尔的诗句：“我的孩子，我的妹妹……”然后是什么来着？
悠闲地相爱，
相爱或者老死
在你同样的国土里。
外面江边停泊着一些船只。“船只，就爱四处漂泊。”我想，如果我去闻她的肌肤，一定会有淡淡的鸦片芳香，她的肤色恰如烟灯上的那朵火焰。在北方的运河旁，我曾见过她衣服上绘着的那种花朵，她像一株草般原始而自然，我从没想过扔下她回老家去。“真希望我是派尔。”我大声说道，但现在的心痛是有限的，我还承受得住——主要是鸦片的功劳。有人在敲门。“派尔。”她说道。“不。不是他敲的。”
外面的人继续焦躁地敲着门。她迅速起身，碰到了那棵黄色的树，铺天盖地的花瓣再次落在我的打字机上。门开了。“福勒先生。”一个人说道。“我就是。”我说道。我并不打算为了一个警察而起身——我不必抬头就能看见他的卡其布短裤。
他用令人费解的越南式法语向我解释，我需要现在——立刻——马上去一次公安部门。“是法国的公安部门还是越南的？”“法国的。”在他嘴里，“法兰西”这个词变成了“弗朗秋”。“什么事？”
他不知道：他只是受令来请我过去。“你也得去。”他对凤说。“当你跟女士说话时，你得客气些。”我告诉他，“你怎么知道她在这里？”
他又重复一遍，说这是他得到的命令。“我会在早上过去的。”“立刻就去。”他说，这是个身材矮小、穿戴整洁、颇为固执的家伙。与其争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我从床上起身，系上领带，穿好鞋子。这里的一切都是警察说了算：他们可以撤回我的通行证，可以禁止我参加记者招待会，他们甚至可以，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拒绝给我出境许可证。这些都是以公开且合法的方式，但在一个处于战争时期的国家里，合法有时也并不是必须的。我认识一个人，他的厨子莫名其妙地忽然消失——他一路追查到越南的公安部门，但官员很确定地告诉他，在审问之后就已经将这个人释放了。他的家庭成员则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也许他加入了共产党；也许他应征加入了一支私人军队，这样的军队西贡附近有很多——和好教的军队，高台教的军队，或者泰将军的队伍；也许他被关进法国人的监狱里；也许他在华人区的堤岸一带快乐地靠着姑娘们赚钱；也许在他被审问时，他的心脏忽然停摆了。我说：“我是不会走过去的。你得给我雇一辆三轮车。”一个人必须维持自己的尊严。
这是我在法国公安部门拒绝了那个官员递给我的香烟的原因。三袋鸦片过后，我觉得我的脑子很清醒，并且足够警觉：很容易作出类似的决定，且不会忽视问题的关键——他们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在之前几次聚会上，我见过维戈特——我注意到他，是因为他不爱自己的妻子，而他那个华丽而俗艳的金发妻子也不理睬他。现在是半夜两点，他疲惫又郁闷地坐在香烟的烟雾里，又闷又热，头上戴着绿色的遮光帽檐儿，一卷帕斯卡的书摊放在他的桌子上，用以消磨时间。当我拒绝离开让他单独审问凤时，他立刻作出让步，叹了口气，这一举动表现出他对西贡、闷热的天气，乃至整个人类的境况都感到十分疲倦。
他用英语说道：“很抱歉，我不得不请你来。”“不是请，而是命令。”“噢，这些本地警察——他们不会做事。”他的双眼盯住《思想录》的一页，好像他仍专注于那些悲伤的言论。“我想问你一些关于派尔的问题。”“你最好去问他自己。”
他转身面对着凤，并以法语严厉地询问道：“你和派尔先生一起住多久了？”“一个月——我不知道。”她回答说。“他给你多少钱？”“你没有权利问她这些，”我说，“她又不卖身。”“她过去是和你同居，对吗？”他突然问道，“有那么两年。”“我是一个记者，按理说应当报道你们的战争——在你们允许的范围内。别让我给你们贡献丑闻。”“关于派尔，你知道多少呢？请回答我的问题，福勒先生。我不想过问。但这次事件很严重。请相信我，这次非常严重。”“我不是一个告密者。所有我能告诉你的关于派尔的事情，你都知道。三十二岁，受雇于美国经济援助代表团，国籍是美国。”“你听起来像他的一个朋友。”维戈特说，他的视线从我身上又落到凤那里。一名本地警察走了进来，送来三杯黑咖啡。“或者你们愿意喝茶？”维戈特问道。“我是他的朋友，”我说道，“为什么不是呢？总有一天我会回家的，不是吗？我又不能带着她回去。她会跟派尔在一起。这样的安排很合理。而且他会娶她的，他说过。他很可能这么做，你知道。按他的为人来说，他是个不错的家伙。严肃又认真。不像欧洲那帮嘈杂的浑蛋。他是一个安静的美国人。”我精确地对他进行总结，就好像我可能会说他是“一只蓝色的蜥蜴”或者“一头白色的大象”。
维戈特说：“是的。”他似乎正从办公桌上寻找词句，以便像我一样准确传达自己的意思，“一个非常安静的美国人。”他坐在又小又热的办公室里，等着我们两个中的谁先开口说话。一只蚊子嗡嗡飞来，我盯着凤看。鸦片让你变得很机敏——也许是因为它有着安稳神经、镇定情绪的作用。没有什么事情会让氛围变得像现在这样严肃，即便是死亡。凤，我想，还没留意到他凄凉且确切的音调，她的英语很差。当她坐到坚硬的办公椅上还在耐心地等待着派尔时，我就已经放弃了等待，并且看得出来，维戈特将这两种情绪尽收眼底。“你第一次是怎么见到他的？“维戈特问我。
我要怎么向他解释，是派尔跑来见我的呢？去年九月，我看见他穿过广场，向着大陆酒吧而来：一张显而易见的年轻、毫无经验的脸，像飞镖一般掷到我们面前。他双腿瘦长，平头，学生式的眼神，使他看起来像做不出任何会伤害他人的事情。街上的桌子上大多数都满了。“您介意吗？”他认真而颇为礼貌地问道，“我叫派尔，刚到这里来。”他拉开一把椅子坐下，点了一杯啤酒。然后迅速地望向正午晃眼的强光。“刚才是一颗手榴弹吗？”他兴奋而又满怀期望地问道。“更像是汽车排放尾气的声音。”我说，那一瞬间我对他的失落怀有一丝歉意。一个人很快就会忘却自己的青春时期：曾经，我被人们想不出其他名字而不得不称为新闻的东西所吸引。手榴弹对我来说早已经不新鲜了，它们只能出现在本地报纸的末版上——昨晚西贡爆炸这么多，堤岸爆炸这么多：这些永远不会出现在欧洲的报纸上。这时，大街上走来几个可爱的身材扁平的女孩儿——白绸裤子，又长又紧的旗袍，屁股上绣着粉色和淡紫色的图案，边衩开到大腿上。我盯着她们，带着对往昔的怀念之情，因为我知道当我永远离开这里后会有这样的感受。“她们很可爱，不是吗？”我边喝着啤酒边说，当她们进入卡提拿街时，派尔草草地扫过她们一眼。“噢，当然。”他冷漠地说道。他是那种比较严肃的人。“公使很担心这些手榴弹。那将会很难处理，他说，如果出了件事的话——我是说，如果涉及我们中的一个。”“你们中的一个？是的，我想那会非常严重。国会可不想让那种情况发生。”为什么一个人要去嘲弄另一个无辜的人？也许在十天之前，他还从波士顿公园走回家去，胳膊下夹满了关于远东和中国问题的书籍。他甚至没听到我在说些什么：他一心专注于民主的困境和西方的职责问题；他痛下决心——很快我就会知道了——去做些好事，不是为了任何个体，而是为了一个国家，一片大陆，一个世界。是的，他现在已经准备好去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好。“现在他在停尸室里吗？”我问维戈特。“你怎么知道他死了？”这是个愚蠢的警察才会问出来的问题，这个人不配读帕斯卡，也不配去深爱他的妻子。没有直觉你就无法去爱。“这不算犯罪吧。”我说。我告诉自己这是真的。派尔难道不是一向自行其道的吗？我在揣摩自身的情绪，甚至受一个警察怀疑时的怨恨，但是我什么都没感受到。除了派尔之外，没人应该为此负责。我们都死了会不会更好些？吸进来的鸦片使我这样思考着。但我小心翼翼地看着凤，因为这对她来说是很难承受的。她以自己的方式爱着他：难道她从前不是爱着我的吗，难道她不是因为派尔才离开我的吗？她曾经被派尔的年轻、希望与严谨所吸引，但现在这些令她失望的程度，要远胜于我的年迈与颓丧。她坐在那里看着我们两个，我想她还没有彻底搞懂。如果在她知道事情的结果之前，我能把她顺利带回家，那或许是好事一件。我准备回答任何问题，只要能把审讯快速而含糊地完成，那样，我就可以晚一点儿私下里再告诉她，远离警察的注视、坚硬的办公椅和飞蛾萦绕着的光秃秃的灯泡。
我对维戈特说：“你想知道我哪个时间段的活动？”“六点到十点。”“六点时，我在大陆酒吧喝酒。那些侍者应该记得。六点四十五分时，我去码头看他们卸下美国飞机。我在美琪饭店的门口碰见了美联社的威尔金斯。然后我进了隔壁的电影院。他们可能记得——他们得找我一些零钱。从那里出来后，我坐着三轮车去了老磨坊——我想我大概是八点四十到达那里的——之后自己吃了晚饭。格兰杰在那里——你可以问问他。然后我坐三轮车回家，大概是九点四十五分。你大概可以找那个车夫问问。我从十点开始等派尔，但他一直没有出现。”“你为什么等他？““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他有些要紧的事情要见我。”“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吗？”“不知道。任何事情在派尔看来都很要紧。”“还有他的这个女孩儿——你知道当时她在哪里吗？”“直到午夜时，她还在外面等他。她焦虑得很，并且一无所知。问我干吗呢，你难道看不出她一直在等他吗？”“看得出来。”他说。“你不会真的以为我会因为嫉妒而杀了他吧——或者是她为了什么而杀死派尔？他马上要娶她了。”“说得没错。”“你们在哪里找到他的？”“在通往达科的那座桥下的水里。”
老磨坊酒家就挨着那座桥。桥上有武装警察，餐厅外面有一个铁栅，以防有手榴弹扔进来。在晚上走那座桥并不安全，因为天黑之后，河的另一边便由越盟控制。我吃饭时的地点，距离派尔的尸体不过五十码的距离。“麻烦的是，”我说，“他很复杂。”“坦率地说，”维戈特说，“我并不难过。他做过很多不好的事情。”“上帝保佑我们，”我说，“永远不要遇到天真无知的人和好人。”“好人？”“是的，好人。以他的处事方式来说。你是个天主教徒，不会理解他的处事方式。不管怎么讲，他是个倒霉的美国人。”“你介意辨认一下尸体吗？对不起，这是规矩，虽然并不是什么好规矩。”
我没有去问他为何不等美国使馆的人来，我知道原因。用我们冷漠的标准来衡量，法国人的处事方式有些过时：他们相信良心、愧疚感，一个罪犯在他所犯下的罪行面前，可能会溃败下来，露出破绽。我再次告诉我自己，我是无辜的，这时候，维戈特走下石阶，前往地下室，那里的制冷装置嗡嗡作响。
像拖出一盘冰块一样，他们把他拖了出来，我看了看他。伤口已经冻结，变得平滑。我说：“你看看，这些伤口在我面前并没有再度裂开。”“有什么想说的吗？”“这不就是你们的目的吗？用这些或者其他东西考验我？但你们已经把他冻僵了。中世纪时，他们可没有这么厉害的冷冻设备。”“你认识他吗？”“噢，认识。”
他这时看起来愈发不对劲儿：他本应该待在家里的。我在他的一个家庭相册里见过他，在一个漂亮的牧场里骑马，在长岛里游泳，跟他的同事们在公寓的二十三层里合影。摩天大楼和快速电梯，冰激凌和干马提尼酒，午餐时喝牛奶，在商业有限公司里吃鸡肉三明治，他属于这种生活。“导致他死亡的并不是这个伤口，”维戈特指着他胸部的伤口说，“他是在泥里溺死的。我们在他的肺里发现了泥巴。”“你们的效率很高。”“在这样的天气里，必须如此。”
他们把尸体推回去，关上了门。门上的橡胶垫合紧了。“你一点儿也帮不上忙吗？”维戈特问。“无能为力。”
我跟凤一起走回我的住处。我再也维持不了自己的尊严。死亡带走了虚荣——妻子在外不忠，做丈夫的也不能流露出任何痛苦，但我当时甚至连这点儿虚荣也不存在了。她对发生的事情仍然一无所知，我也没办法心平气和地慢慢告诉她真相。我是个记者：我能想到的都是大字的新闻标题。“美国官员在西贡遭人谋杀。”在报社工作并不能教会一个人如何把坏消息告诉别人，就连现在我都不得不想着我的报纸，不得不问她：“在电报局停留一下，可以吗？”我把她留在大街上，去拍了一封电报，再返回来找她。这不过是故作姿态而已：我知道那些法国记者早已知晓，或者假如说维戈特是公平的（很有可能），那么新闻检查官员也会将我的电报扣下来，等法国记者的电报到了之后，再一起发出去。我的报纸会先收到一条巴黎发来的电讯。并不是说派尔非常重要，但要是将派尔的真实生平经历详细发过去，说他生前至少要对五十条生命负责，那也是不行的，会损害到英美关系，美国公使会很不高兴。公使对派尔非常尊敬——派尔取得过一个不错的学位，是那种只有美国人才能获得学位的科目：也许是公共关系或者剧场艺术，或者也可能是远东研究（他读过不少相关的书）。“派尔在哪里？”凤问道，“他们想要什么？”“回家吧。”我说。“派尔会回来吗？”“他可能会来，也可能不来。”
那些老太婆还在楼梯口闲聊，那里比较凉快。我一打开房门，就发现我的屋子已经被搜过一遍：一切都比我离开时要更整洁了。“再来一袋烟吗？”凤问道。“好。”
我解下领带，脱掉鞋子。插曲已经过去，这个晚上差不多又跟往常一样了。凤屈着身子在床头点烟灯。我的孩子，我的妹妹。——琥珀色的皮肤。他温柔的家乡话。“凤，”我说，她正在烟斗上揉着烟泡，“他死了，凤。”她手里捏着烟针，抬头看着我，像一个孩子般聚精会神，皱着眉头。“你说谁？”“派尔死了，被人暗杀。”
她放下烟针，坐回到自己的脚跟上，盯着我看。没有哭闹，没有眼泪，只有思索——这是一个人不得不改变自己整个人生计划时，才有的那种长久的内心思索。“你今晚最好待在这里。”我说。
她点点头，再次拿起烟针，并开始烧鸦片。抽完鸦片之后，我睡的时间并不长，却很酣畅，只睡十分钟，也像休息了一整夜似的，醒来之后，我发现我的手又放在老地方了——她的两腿之间。她已经睡着了，但我几乎听不到她的呼吸声。经过这么多个月后，我终于又不再是孤单一人了，我想起维戈特和他在警察局戴着遮光帽檐儿的样子，想起美国公使馆里空无一人的静悄悄的走廊，又想起我的手抚摸着的光滑柔软、没有汗毛的肌肤。“难道我是唯一真正关心派尔的人吗？”
第二章
1那天早上，派尔到大陆酒店的广场之前，我早就看够了美国记者同僚的那副模样：高大，喧闹，人到中年却孩子气十足，对法国人满是挖苦和讽刺。其实，说到底，这场战争还是法国人在打。每隔一个周期，一场战事顺利结束后，伤亡者从战场上挪走，记者们就会被邀请至河内，坐上四个小时的飞机，聆听总司令的演讲，在记者营里暂住一晚，他们经常吹嘘记者营里的酒吧侍者是印度支那最好的，再飞到三千英尺的高空中（超出重机枪的射程），巡视一番刚打过仗的战场，然后安全地、吵吵闹闹地回到西贡的大陆酒店，就像学校里的一次郊游。
派尔很安静，看起来也很谦逊，那天有时我必须身体前倾，才能听清他在说些什么。他非常严肃。有几次，美国记者在门廊上争吵时，他露出一些厌烦的表情——大家都认为门廊上更安全些，不会遭受到手榴弹的袭击。但他没有批评任何人。“你读过约克·哈丁的书吗？”他问道。“没。没有，我想我应该是没读过。他写过什么？”
他注视着街道那边的奶品冷饮铺，出神地说：“那间店就像一个碳酸冷饮柜。”我猜想，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场景里，他唯独注意到这个，不知道他是害了多么严重的思乡病。但我自己刚来这里的时候，走在卡提拿街上，最先注意到的不也是摆着“娇兰”香水的商店，然后想着毕竟欧洲到这里不过是三十个小时的距离，并借此来安慰自己吗？他的目光极不情愿地从奶品铺子上面移开，然后说道：“约克写过一本名为《红色中国的进步》。这本书非常深刻。”“我没读过。你认识他吗？”
他一本正经地点点头，然后陷入沉默。没多大一会儿，他又开口说话，并对之前他给人留下的印象加以修正。“我跟他并不熟，”他说，“只是见过两次而已。”我喜欢他的这种态度——认为说自己认识——那人叫什么来着？——约克·哈丁——未免有些吹嘘的成分了。我后来才知道，他对他所谓的严肃作家有着巨大的尊重。他所谓的“严肃作家”，并不包括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除非他们也有当代主题的作品，即便那样，他还是认为阅读直截了当的作品更好些，比如约克所写的那些。
我说：“你知道，要是你在一个地方住久了，便不会再去阅读关于它的文字。”“当然，我一向喜欢听听那些在场的人是怎么说的。”他谨慎地回答。“然后再拿它跟约克的描写比对一下？”“是的。”也许他已经觉察出我的讽刺意味，因为他又很有礼貌地说，“如果你有时间跟我说说这里的大概情况，那真是我莫大的荣幸。你知道，约克在两年多前也在这里待过。”
我欣赏他对哈丁的忠诚——不管这个哈丁到底是谁。派尔的态度，跟那些热衷于抹黑事实、喜欢发表一些不成熟的批评言论的新闻记者是完全不同的。我说：“再来一瓶啤酒，我跟你谈谈这里的大概情况。”
他专注地望着我，那种神情很像一个得奖的好学生。我开始给他解释北方的情况，在东京，法军当时正在坚守红河三角洲，包括河内和北方唯一的港口——海防。大部分稻米都产自那里，当收获季节到来时，争夺稻米的战事也就拉开帷幕了。“这就是北方的情况，”我说道，“法国人，那些可怜的家伙，在那边也许还可以守一阵子，如果中国人不来帮助越盟的话。一场丛林、山地与沼泽的战争，你走过稻田，水淹至肩膀，敌军却一下子就消失了，他们将武器埋藏起来，并换上了农民的衣服。但在河内潮湿的天气里，你也可以舒适地腐烂掉。他们不朝那里扔炸弹。天知道为什么。你可以称它为一场正规战争。”“南方的情况呢？”“法国人控制主要干道，直到晚上七点为止：七点之后，他们控制着瞭望塔和城镇——一部分而已。这并不意味着你是安全的，也不意味在酒店门前就可以不装铁栅栏了。”
这一切，我从前不知道解释过多少次了。我仿佛是一张唱片，总为刚来到这里的人播放——来访的英国议员，刚上任的英国公使。有时我在夜里醒来，也会说“以高台教的情况来说吧”，或者是说和好教、平川派，这些都是私人军队，给足了钱就可以为任何人服务或者去帮忙复仇。不熟悉的人会觉得他们这些组织神秘有趣，但他们猜忌与背叛起来就毫不吸引人了。“现在，”我说，“又出现一个泰将军。他原来是高台教的参谋长，但现在已经把队伍带到山上去了，跟两边同时交火，法国人、共产党……”“约克，”派尔说，“曾提到过，东方需要一支第三势力。”也许我早该看出那种狂热的光芒，对他的只言片语，对第五纵队、第三势力、第七天这些具有魔力的数字快速反应。我就可以省去我们许多的麻烦，甚至还能救了派尔的命——如果我当时就意识到这个思想顽固的年轻人到底在动什么脑筋的话。但我没有继续待下去，留下他去啃枯燥无味的局势这块硬骨头，我则像往日一样沿着卡提拿大街散步去了。他只好独自了解如同一股挥之不去的特殊气味般的真实背景：夕阳下稻田里的一片金黄；渔夫虚弱的像蚊子一般盘旋在田野上的白鹭；老方丈法坛上的一杯杯苦茶，他的床和他的广告日历，他的水桶、破损的杯子，他穿了一辈子已经用到头的挂在椅子上的旧衣裳；公路上的地雷爆炸之后，赶来修复道路的女工所戴着的蚌壳形帽子；南方到处可见的金黄和嫩绿以及鲜艳的衣服，北方则是一片深棕色和黑色的衣服，以及四周环绕的敌人占领的群山与飞机的轰鸣。刚来这里的时候，我总在计算委派我出来的日子，像一个学生数着还有多少天就要放假；我那时还惦记着伦敦，布卢姆茨伯里广场和乘着七十三路公交车穿过尤斯顿的拱门，还有托林顿广场上的美妙春景。现在，广场花园里的兰花应该早已开放，我却根本不在乎了。我只要每天有抢先的新闻发出去，或是汽车爆炸，或是手榴弹爆炸，我只想在潮湿闷热的午后欣赏那些穿着丝绸裤子的女人的优雅身影，我想要凤，我的家已经搬到八千英里之外的此地了。
我在法国高级专员公署那里转弯，那里有“外籍兵团”的守卫站岗，戴着白色的军帽和鲜红色的肩章。我从大教堂门外走过，沿着越南安全局的墙返回。那道墙很可怕，似乎散发着尿骚味道，让你联想起许多有失公义的事情。然而，这也是家的一部分，就像童年时你不敢爬上去的那些高楼的黑暗通道。临近码头的书摊上又摆出来新的色情杂志——《禁忌》与《幻觉》，水手们在人行道上喝着啤酒，正是自制炸弹最易得手的好目标。我想起了凤，她现在大概正在左侧第三条街上跟卖鱼的讨价还价，然后她会去奶品铺子买些午后茶点（那些日子里，我对她的行踪了如指掌），这时，派尔便轻而易举地从我的心头上跑开了。在我和凤坐在卡提拿街的房间里吃午饭时，我甚至没有对凤提起他，凤穿上了她最漂亮的印花丝绸旗袍，因为那天是我们的纪念日，距离我们在堤岸大世界初次见面已经有两年整了。2
派尔死后的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们谁都没有提起他。在我完全清醒过来之前，凤已经起床，并把茶泡好了。一个人是不会嫉妒死人的，在这个早上，重拾我们旧日的同居生活，对我来说似乎不是问题。“今晚你会留下来吧？”吃羊角面包时，我用尽可能随意的语气问道。“我得去取回我的箱子。”“警察可能在那里，”我说，“最好是我跟你一起去。”这是那天我们的谈话里最接近提及派尔的几句。
派尔在迪朗东街附近的一栋新别墅里有一套房间，离一条主要街道不远，法国人总喜欢把那些大街一分再分——以纪念他们的将军们，所以戴高乐街过了第三个路口就变成勒克莱尔街，早晚也许会忽然变成德·拉特尔街呢。我猜一定是有重要的人从欧洲飞过来了，因为在通向高级专员住所的路上，每隔二十码就有一个警察面对着人行道站岗。
在通往派尔寓所的石子车道上，停着几辆摩托车，一名越南警察查看了我的记者证。他不让凤进屋，所以我先进去找一位法国官员交涉。在派尔的浴室里，维戈特正用派尔的香皂洗手，又在派尔的毛巾上擦干。他的热带套装袖子上有一块油污——派尔的油吧，我猜。“有什么消息吗？”我问道。“我们在车库里找到了他的车。油箱是空的。他昨晚一定是坐三轮车出去的——不然就是坐别人的汽车。也许汽油是被人抽干的。”“他也许是步行的，”我说，“你知道的，美国人嘛。”“你的车被烧毁了，对吧？”他若有所思地说，“还没买新的吗？”“没有。”“这不是重要的点。”“没错。”“你有什么看法？”他问道。“太多了。”我说。“跟我说说。”“好吧，他可能是被越盟杀掉的。他们在西贡已经谋杀了许多人。他的尸体是在通往达科的那座桥下的河里被发现的——你们的警察在夜里撤走后，那是越盟的地盘。或者他也许是被越南安全局杀死的——他们能干出这种事情，这谁都知道。也许他们不喜欢他的一些朋友。也许他是被高台教的军人杀死的，因为他认识泰将军。”“他认识泰将军？”“他们都这么说。也许他是被泰将军杀死的，因为他认识高台教军。也许他是被和好教的人杀死的，因为他勾引了他们将军的小妾。也许不过是被某个想要他兜里钱的人杀死的。”“还可能只是一场简单的因嫉妒引起的情杀案。”维戈特说。“或者是法国安全局所为，”我继续说道，“因为他们不喜欢他所交往的那些人。你真的要去寻找杀死他的人吗？”“不，”维戈特说，“我只是要交一个报告，如此而已。只要它属于战时行为——每一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杀。”“你可以把我排除在外，”我说，“我没有卷入其中。没有卷入其中。”我重复道。这早已成为我的一个信条。世间的情况既然如此，那就让他们去争斗吧，让他们去相爱吧，让他们去相互谋杀吧，我不想卷入其中。我那些新闻同行称自己为通讯员，我宁愿要记者这个称号。我只写我所看到的。我从不采取行动——甚至表达意见也是一种行动。“你来这里做什么呢？”“来取凤的东西。你们的警察不让她进来。”“好吧，让我们去找找看。”“谢谢，维戈特。”
派尔有两个房间，还有一间厨房，一间浴室。我们进到他的卧室。我知道凤会把她的箱子放在哪里——床底下。我们一起把箱子拉出来，里面放着她的那些图画书。我从衣柜里拿了几件她的换洗衣服，两件漂亮的旗袍和几条裤子。你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它们在那里只是挂了几个小时，并不属于这里，只是路过，像房间里飞进来的蝴蝶一般。在抽屉里，我发现她的几条小三角裤和收集起来的围巾。这里并没有多少东西是可以装进箱子里的，甚至比一个英国旅客出门过周末时所带的东西还要少。
起居室里摆着一张她与派尔的合影，是在植物园里那条大石龙旁边拍的。她牵着派尔的狗——一条黑色的中国狗，舌头也是黑的。它实在是太黑了。我把相片放在她的箱子里。“这条狗怎么样了？”我问道。“它不在这里。他也许带它一起出去的。”“也许它会回来的，到时你可以分析一下它爪子上的泥土。”“我不是勒考克，也不是梅格雷，而且这是战争时期。”
我走到书架前，仔细观察那两排书——那是派尔的藏书。《红色中国的进步》《对民主的挑战》《西方的任务》——这些，我想，就是约克·哈丁的全部著作了。这里还有很多美国国会的报告，一本越南成语词典，一本菲律宾战争的历史书，一本现代图书馆版本的《莎士比亚戏剧集》。他靠什么打发时间呢？我在另一个书架上发现了他的消遣读物：一本袖珍版的托马斯·沃尔夫，一本名叫《生命的凯旋》的神秘文集，外加一本美国诗选。还有一本讲解国际象棋问题的书。在一天工作之余，这些书也许算不上什么消遣，但是，毕竟，还有凤陪着他。藏在那本文集后面，还有一本平装书，名为《婚姻生理学》。也许他在钻研两性问题，就像他在钻研东方问题一样，都是纸上谈兵。关键词是婚姻。派尔可不是旁观者，他愿意卷入其中。
他的办公桌光秃秃的。“你倒是收拾得很干净。”我说道。“噢，”维戈特说，“我必须得代表美国公使馆保管好这些东西。你知道谣言传得很快。说不定有人会来洗劫一番。我把所有的文件都封存起来了。”说这几句话时，他严肃得很，甚至没有露出一丝笑容。“有什么损坏的吗？”“要是我们的盟友遭受了什么损失，我们可负担不起。”维戈特说道。“你介意我拿走其中一本书吗——只是作为纪念品的话？”“我会装作没看见的。”
我选了约克·哈丁的那本《西方的任务》，并将它塞入箱子里，跟凤的衣服放在一起。“当作朋友，”维戈特说，“难道你没有什么可以私下告诉我的吗？我的报告已经写好了，里面说他是被共产党谋杀的，也许这是一场反对美国援助运动的开端。但你我之间——听着，没必要这样干巴巴地谈话，去街角喝上一杯味美嘉喜鸡尾酒，如何？”“这个时间喝酒未免太早了。”“他最后一次见你时，没跟你说起什么秘密吗？”“没有。”“那是什么时候？”“昨天早上。在那次大爆炸之后。”
他停下来，让我的回答沉入自己的心底，而不是他的。然后他直接追问道：“他昨晚找你时，你不在家吗？”“昨晚？那我一定是没在家。我没想到……”“你也许想要一份出境签证。你知道我们可以无限期地拖延下去的。”“你真的认为，”我说，“我想回家？”
维戈特透过窗户注视着外面万里无云的晴天。他悲伤地说：“大多数人是这样的吧。”“我喜欢这里。回家的话——会有很多麻烦的。”“他妈的，”维戈特说，“美国经济专员来了。”他讽刺地又重复一次，“经济专员。”“我最好赶快走吧。他也会把我封存起来的。”
维戈特疲倦地说：“祝你好运。他会有一大堆话要跟我说的。”
当我走出来的时候，那位经济专员正站在帕卡德汽车旁边，试图向他的司机解释着什么。他是个结实的中年人，拥有一个夸张的屁股，以及一张看起来从来不需要剃须刀的脸。他喊道：“福勒，跟这个该死的司机解释一下……”
我替他进行了一番解释。
他说：“我刚才就是这样跟他说的，但他一直装作听不懂法语。”“可能是口音问题。”“我在巴黎待过三年。对于这些该死的越南人，我的口音够标准的了。”“是民主之音吧。”“那是什么？”“我想是约克·哈丁的一本书。”“搞不明白你。”他有点儿怀疑地看着我手里的箱子。“这里都放了些什么？”他问。“两条白色丝绸裤子，两件丝绸旗袍，一些女孩儿的内裤——有三条吧，我觉得。全都是本地货。不是美国的援助商品。”“去过屋子里了？”他问道。“是的。”“你听说这消息了？”“听说了。”“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啊，”他说，“太可怕了。”“我想公使一定很不安吧。”“那还用说。他现在正跟法国高级专员在一起，之前已经要求去见总统了。”他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拉着我向离汽车远一点儿的地方走去。“你跟派尔很熟，不是吗？我不能接受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我认识他的父亲，哈罗德·C.派尔教授——你听说过他吗？”“没有。”“他在水下侵蚀方面是世界级的权威人物。你没在前几个月的《时代周刊》封面上看见他的照片吗？”“噢，我想我记起来了。背景是摇摇欲坠的峭壁，前面是一副金边眼镜。”“那就是他。我还得拍一封电报回去，通知他家里。这可真糟糕。我很喜欢那个小伙子，视他如同己出。”“那样会使你和他的父亲关系更加密切。”
他转过那双湿润的棕色眼睛，盯着我说：“你怎么回事？不应该这么说话，当这么好的一个年轻人……”“很抱歉，”我说道，“每个人看待死亡的方式不同。”也许他真的很爱派尔。“你在电报里是怎么说的？”我问道。
他严谨地逐字回复我说：“‘我们悲恸地通知您，您的儿子为民主事业像个军人一样牺牲了。’这电报是公使签名发出的。”“像军人一样牺牲，”我说，“这种说法会不会令人觉得困惑？我是说对国内的人来说。经济援助代表团听起来并不像是军队。你们也有紫心勋章吗？”
他压低了声音，紧张而含糊地说：“他有特殊任务。”“噢，是的，我们都猜到了。”“他没说过吧，说过吗？”“噢，没有，”我说，这时又想起了维戈特的那句话，“他是个非常安静的美国人。”“你有什么预感吗？”他问道，“他们为什么杀了他？是谁杀的？”
我忽然很生气。我很厌烦他们这些美国人，包括他们私藏的可口可乐，他们的流动医院，他们太过宽阔的汽车，他们那不太新式的枪炮。我说：“我有预感。他们杀了他，因为他太天真了，不能容许他活下去。他年轻、无知、愚蠢，并且卷入其中。他对整个事件所了解的，并不比你们中任何一位更多，你们给他钱，给了他约克·哈丁写的关于东方的那些书，然后对他说，‘去吧，为了民主，把东方赢过来。’他始终没见过什么讲堂之外的东西，他读的那些书的作者和那些讲堂上的演讲者彻底愚弄了他。当他看见一具尸体时，他甚至找不到伤口在哪儿。一场红色灾难，一个民主战士。”“我还以为你是他的朋友。”他的语调里带有一些责备的意味。“我是他的朋友。我很希望看见他留在老家里，读着周日副刊，追着棒球新闻。我也希望看见他安稳地跟一个典型的美国姑娘待在一起，那姑娘还是图书俱乐部的订阅会员。”
他尴尬地清清嗓子。“当然，”他说道，“我忘了说那件不幸的事情。我很支持你，福勒。他表现得很糟糕。我不介意告诉你，关于那种姑娘，我跟他还有过一次长谈。你看，我有这种便利条件，因为我认识派尔教授和他的夫人。”
我说：“维戈特在等你。”然后便走开了。这是他第一次看见凤，我回头看他时，他仍满怀痛苦与困惑地注视着我：一个他永远无法理解的同胞。
第三章
1派尔第一次看见凤，也是在大陆酒店，那大概是在他到这儿两个月后的事情。那天傍晚，夕阳刚刚落下，空气有着片刻凉爽，小巷的摊位已经点起蜡烛。桌面上的骰子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法国人正在那里赌“四二一”，穿白绸裤子的女孩儿骑车经过卡提拿大街。凤正在喝着一杯橘子汁，而我在喝啤酒，我们沉默却心满意足地坐在一起。这时，派尔试探着走过来，我介绍他们互相认识。他总是瞪大眼睛盯着女孩儿，就好像从来都没见过一个似的，然后他的脸红了起来。“我在想，你和你的女朋友，”派尔说，“是否愿意过去坐在我的桌子那边。我们的一位专员……”
派尔说的是那个经济专员。他站在上面的露台，朝着我们露出微笑，一个温暖热忱的笑容，充满自信，像一个因为用对了除臭剂而没有让朋友躲避他的人那样。我多次听见人们管他叫“乔”，但我却始终也不知道他的姓氏。他又拉椅子，又叫侍者，折腾不休，尽管这些举动在大陆酒店只会引来侍者问你是要啤酒、白兰地加苏打水还是味美嘉喜鸡尾酒。“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福勒，”他说，“我们在等那些男孩儿从河内赶回来。这里似乎要有一场大战了。你没和他们在一起吗？”“飞上四个小时去参加新闻发布会，这种事儿我早就厌倦了。”我说道。
他很不赞成地看着我，然后说：“这些家伙确实很热心。为什么呢，我希望他们别去冒险，而是去做生意和干广播，那样能多赚一倍的钱。”“他们也许不得不这样做。”我说。“他们像战马一样嗅到了战争的气味，”他兴奋地说着，对那些他不喜欢的话根本不在意，“比如比尔·格兰杰——你根本不能阻止他卷入一场争斗。”“我觉得你说得没错。有天晚上，我在体育俱乐部的酒吧间里看见过他，气势汹汹。”“你很清楚，我可不是在说打架什么的。”
两辆三轮车气势汹汹地从卡提拿街奔驰而来，在大陆酒店外面骤然停住。第一辆车里坐的是格兰杰。另一辆车里则堆着一摊矮小、灰色、默不作声的东西，格兰杰现在正将他拖到人行道上。“噢，来吧，米克，”他说，“来嘛。”然后他跟车夫争吵起来，大概是关于车费问题。“都在这里，”他说，“要不要随你。”说完，他将原本车钱的五倍都扔到街上，让车夫弯腰去捡。
经济专员提心吊胆地说：“这些小伙子是该放松一下了。”
格兰杰把他拖过来的东西扔到椅子上。这时，他注意到了凤。“哟，”他说，“你这老浑蛋，乔。你从哪儿找到她的？真不知道你还有这两下子。抱歉，我得去个厕所。照顾下米克。”“粗鲁的军人风度。”我说。
派尔的脸又红起来，诚恳地说道：“早知道这样的话，我就不会邀请你们过来……”
那一摊灰色的东西在椅子上微微颤动，他的脑袋搁在桌子上，仿佛是后加上去的一般。他叹了口气，那声叹息恰如一段无限冗长的口哨，然后便一动不动地趴在那里。“你认识他吗？”我问派尔。“不。他是不是跟他们一起的记者？”“我听见比尔管他叫米克。”经济专员说。“是不是有一个新来的合众社记者？”“那不是他。我认识那个人。是不是你们经济代表团的人呢？你总不能认识你们所有人吧——那有好几百位呢。”“我不觉得他是我们中的一员，”经济专员说，“我想不起来有这么一位。”“我们也许可以找找他的身份证。”派尔建议道。“看在上帝的份上，千万别弄醒他。一个醉鬼已经够了。格兰杰总会知道他是谁吧。”
但他并不知道。他沮丧地从厕所回来。“这姑娘是谁？”他郁闷地问道。“凤小姐是福勒先生的朋友，”派尔生硬地回答说，“我们想知道这位是……”“他在哪里找到她的？在这个城里，你们得倍加小心啊。”他郁闷地又补上一句，“感谢上帝，还有盘尼西林。”“比尔，”那个经济专员说道，“我们想知道米克是谁。”“我怎么知道。”“但是，是你把他带过来的呀。”“这法国佬喝不了苏格兰威士忌。醉倒了。”“他是法国人？我听见你管他叫米克。”“他总得有个称呼吧。”格兰杰说。他对凤俯下身子，并说道：“嘿。你。再来一杯橘子汁怎么样？今晚有约会吗？”
我说：“她天天晚上都有约会。”
经济专员连忙说道：“战场上到底是什么情况了，比尔？”“河内西北大胜。法国人夺回了两个村庄——这两个村庄他们之前从未提及自己曾失去过。越盟伤亡惨重。法军的伤亡情况还没统计完，估计一到两周之内，我们就会知道结果。”
经济专员说：“有传言说越盟已经攻取发艳，烧毁了当地的大教堂，并将主教赶走了。”“在河内，他们是不会告诉我们这些的。这可不是一场胜仗。”“我们的一支医疗队抵达南定后，便无法继续前进了。”派尔说。“你没去那么远的地方吧，比尔？”经济专员问道。“你以为我是谁？我只是有张通行证的记者，只要出了界限就得拿出来给他们看。我飞去河内机场。他们派来一辆车接我去记者营地。在两座刚收复的城市上空，他们安排了一次飞行，并将飘扬的三色旗指给我们看。在那种高度上，可以说那是随便什么旗子。接着就是一个记者招待会，一名上校向我们解释了刚才看见的场景。然后，我们便跟着新闻审查员去发电报。再然后，我们喝酒。整个印度支那最好的酒吧侍者。最后，我们乘着飞机回来了。”
派尔对着啤酒皱起眉头来。“你低估了你自己，比尔，”经济专员说，“哎，那篇关于66号公路的报道——你给它起名叫什么来着？《地狱公路》——绝对有资格获普利策奖。你知道我说的那篇——一个掉了脑袋却还跪在阴沟里的人，还有另一个你看见的像是在梦游的人……”“你以为我真的走近他们那条臭烘烘的高速公路了？斯蒂芬·克莱恩没经历过战争，却可以描绘它。我为什么不能呢？这不过是场该死的殖民战争罢了。再给我来一杯。然后我们就去找个姑娘。你已经有一个小妞啦。我也要给自己找一个。”
我对派尔说：“你相信那些关于发艳的传言吗？”“我不知道。重要吗？我很想去看看，”他说，“如果它很重要的话。”“重要是对经济代表团而言吗？”“噢，好吧，”他说，“你不能划分得那么清楚。医药也是一种武器，不是吗？这些天主教徒，他们是坚决反共的，是不是？”“他们跟共产党人做生意。主教豢养的牛，以及他盖屋所用的竹子，都是从共产党人那里换来的。我可不愿意说他们正是约克·哈丁所谓的第三势力。”我故意取笑他说。“散了吧，”格兰杰喊道，“不能在这里浪费掉整个晚上。我要到有五百个美人儿的妓院里去。”“如果你和凤小姐愿意跟我一起吃晚饭的话……”派尔说。“你们可以去乡村酒家吃饭，”格兰杰打断了他的话，“然后我去敲隔壁姑娘们的房门。来吧，乔。不管怎么说，你还是个男人。”
我想就在那个时候，我在考虑男人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这才第一次对派尔有了几分好感。他坐在那里，身子微微转到一边，避开格兰杰，手里捻着他的啤酒杯，表情坚毅而冷漠。他对凤说：“我猜你对身边的一切都感到厌倦了，乃至整个国家。”“什么？”“你拿米克怎么办？”经济专员问道。“把他留在这儿。”格兰杰说。“你不能那么做。你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们可以带上他，然后让女孩儿们照顾他。”
经济专员哈哈大笑起来。他看起来就像电视机里面的一张脸。他说：“你们年轻人可以去做你们想做的，但我太老了，玩不动了。我会带他回家。你说他是法国人？”“他之前是讲过法语的。”“如果你能把他弄进我的车里……”
他的车开走之后，派尔跟格兰杰乘着一辆三轮车，我和凤乘着另一辆，一同去往堤岸。格兰杰本来想跟凤坐在一起，派尔将他们分开了。三轮车拉着我们沿着长长的郊区道路去往中国城，在路上，我们碰上一队法国装甲车，每辆车子的炮筒都向前伸着，在漆黑、平静、穹庐似的星空下，沉默的指挥官如同一尊傀儡，动也不动——也许又跟一支私家军队起了冲突，平川派，他们控制着堤岸的大世界和那些赌场。这里各自为王，像是中世纪时期的欧洲。但是美国人在这里干什么呢？哥伦布那时还没有发现他们的国家。我对凤说：“我喜欢派尔这个家伙。”“他很安静。”她说，她是第一个对他使用这个形容词的人，这个词就像个小学生的名字，后来维戈特戴着绿色的遮光帽檐儿坐在那里，对我谈起派尔遇害的事情时，也使用了这个词。
我让三轮车停在乡村酒家门外，对凤说道：“你先去找张桌子坐下。我最好还是去照顾一下派尔。”那是我的第一直觉——去保护他。我从来没有想过，其实更需要的是保护自己。天真总是无声地要求被保护，其实我们更明智的是保护自己不吃天真的苦头：天真如同一个迷失的、不会说话的麻风病人，流浪在这个世界上，本来无意伤害任何人，却总是事与愿违。
当我到达五百美人妓院时，派尔和格兰杰已经先进去了。我问在门口站岗的宪兵：“那两个美国人呢？”
他是名年轻的外籍军团下士。当时正在擦拭左轮手枪，听见我的话后，他停下来用大拇指指了指里面，用德语开了句玩笑。我没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在这个广阔的露天庭院里，现在正是休息时间。数百个女孩儿或躺在草地上，或蹲坐在自己的脚跟上，跟同伴们聊着天。院子周围的小房间都拉上了门帘——有一个疲惫的姑娘，交叉着双腿独自躺在床上。堤岸有麻烦，军队人员都被限制在军营里，这里的姑娘便也都无事可做：这是肉体的休闲假日。只有一群互相撕扯着、打闹着、叫喊着的女孩儿才让我觉得这里还是老样子。我想起那个在西贡流传的老故事，一个尊贵的客人刚来这里便陷入百花丛中，待到他挣脱安全跑到警察局时，裤子早已不知所终了。在这个地方，平民是得不到保障的。如果他选择来军事领地猎艳，就必须照顾好自己，并找到自我脱身的办法。
我已经学会一种技巧——分化与征服。一群姑娘围过来时，我选择其中一个，然后靠着她朝旁边慢慢挤过去，在那里，派尔和格兰杰正跟姑娘们纠缠不清。“我老了。”我说，“太累了。”她咯咯笑着，身子压过来。“我的朋友。”我说，“很有钱，身体又壮。”“你这人不老实。”她说道。
我瞥了一眼格兰杰，他满脸通红，神态得意，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彰显出他的男子汉气概。有个姑娘挽住派尔的胳膊，试着把他轻轻拉出包围圈。我把身边的那个女孩儿推到人群里，然后喊他：“派尔，这边来。”
他从那群姑娘的头上望过来，然后说道：“真是可怕。可怕极了。”可能是灯光的原因，他的脸看上去十分憔悴。我忽然想到，他也许还是个处男。“来吧，派尔，”我说，“把那些女孩儿留给格兰杰。”我看见他的手伸向裤子后面的口袋。我真觉得他会把里面的皮阿斯特和美钞都散给她们。“别犯傻，派尔，”我严厉地呵斥他，“你那么做，她们会打起来的。”我之前选定的姑娘又转回到我的身边，我又推了她一下，将他推到格兰杰身边的那群女人中去。“不，不要，”我说，“我是英国人，很穷，非常穷。”然后我抓住派尔的袖子，把他拖出来，那个女孩儿挂在他的另一只胳膊上，像一只上了钩的鱼。在我们走到那名下士站岗的地方前，又有两三个女孩儿试图拦下我们，但是她们并没有使出全部本领。“我身边这个该怎么处理？”派尔说。“她不会一直缠着你的。”刚说完，她便放下他的胳膊，转而钻进格兰杰旁边的那群姑娘里了。“格兰杰不会有麻烦吧？”派尔问道。“他会如愿以偿的——得到一个小妞儿。”
外面的夜晚似乎很安静，只有一队装甲车驶过，匆匆赶往目的地。他说：“真可怕。我本来是不相信的……”他的语气敬畏又悲伤，“她们都那么漂亮。”他并不是在嫉妒格兰杰，而是在抱怨美好的事物——美貌与风姿，正在被摧残、虐待。派尔也看得见痛苦，当它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我这么写，可并不是在讽刺他，毕竟我们中的大多数还看不见眼前的痛苦呢。）
我说：“我们回乡村酒家去吧。凤在那里等着呢。”“抱歉，”他说，“我彻底忘了。你不该扔下她自己在那儿。”“她不会有危险的。”“我刚才只是想帮格兰杰安全地……”说到这里，他又陷入了沉思，直到我们回到乡村酒家，他才含糊而伤感地继续说道，“我早忘了那里有好多男人……”2
凤已经在舞池边为我们占下一张桌子，管弦乐队正在演奏五年前在巴黎流行过的曲目。两对越南人在跳舞，他们身材矮小，衣着整洁，态度大方，那种文明的气派我们是比不上的。（我认识其中一对，是东方汇理银行的会计师和他的太太。）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他们越南人从不胡乱穿衣服，从不胡乱说话，也从不胡乱放纵。如果说这场战争看起来像中世纪战争，那么他们就是从未来十八世纪穿越而来的人。人们会期望这位范文杜先生在业余时间写写旧体诗，但我却偶然知道他对华兹华斯颇有研究，并且也会写一些关于自然的诗篇。他的假期都是在大叻度过的，那是他能欣赏到英国湖区氛围最近的地方。当他跳舞经过我们这里时，会微微鞠上一躬。我心里想着，不知道五十码以外的格兰杰现在是什么样子了。
派尔在用他糟糕的法语向凤道歉，说真是让她久等了。“实在抱歉。”他说。“你去哪儿了？”她问他。
他说：“我去送格兰杰回家了。”“回家？”我说完便笑了起来，派尔看着我，仿佛我是另一个格兰杰一般。忽然间，我看见了他眼中的那个我：一个中年男人，眼睛里布满血丝，已经开始发胖，在爱情里没有任何风度，也许没有格兰杰那么吵闹，但比他更喜欢冷嘲热讽，也更圆滑世故。有那么一会儿，我看凤又好像我第一次看见她时那样，在大世界里跳着舞经过我的桌边，身穿白色舞衣，十八岁，被她的姐姐在一边冷眼看管着。她那姐姐一心想让她跟一个欧洲人好好结婚。一个美国人买了张票，并邀请凤跳一支舞：他有一点儿醉——不过无伤大雅，我猜他是新来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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