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鄢烈山
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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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人的幸与不幸试读：
前言
邵燕祥老师多次对我说，你可以考虑写本自传，把经历和见闻记下来，这件事是有意义的。他并没有说比写时评和杂文更有价值。大家知道，他早几年就声明再也不写反腐主题的杂文了，因为该说的似乎都说过了。重复常识性的思想观念是否有意义且不说，至少这是很多年轻的同道都可以做的，甚至做得更漂亮，他们也还没有产生强烈的厌倦感。
邵燕祥老师生于1933年，比我长一辈，而且作为著名诗人和首都的文化人，交际圈自然比我广泛得多。这些年他写了一系列的自传性纪实作品，先有《沉船》《人生败笔》，继而有《找灵魂》，2014年又出版了《一个戴灰帽子的人》和《〈找灵魂〉补遗》。他根据自己的档案和文献，袒露无遗地展示自己的精神历程：如何进入新中国，自觉接受“思想改造”，到被打成“右派”后如何自我批判，一直到“文革”后的情形（见邵燕祥著《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这就是鲁迅说的“自我解剖”，他把自己当成时代的标本。邵老师的人格令我敬重。
我信奉与邵先生同样的历史观。不是只有给“帝王将相”作“家谱”的官修正史，才是历史；而给明星、“土豪”立传，虽然比我等普通人更有市场，但那也不过是满足人们对“成功”的向往及对名人的窥探欲。现代史学，重视社会风俗史和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考察。所以，在2011年退休前，我已接受邀请，工余担任个人写史丛书《白纸黑字》的主编。原拟与陈敏兄弟一起，把这套旨在追求“留得下来的文字”的丛书一直编下去。由于种种原因，丛书的编辑出版中断了，但民间写史这件有意义的事仍有不少人在做。比如，凯迪网的《百姓家史》，央视的纪录片系列《客从何处来》，唐建光诸位办的“新历史合作社”……
我的人生经历，到现在为止，大体说来，相对那些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人而言，是平淡无奇的。
这样的人写“私人历史”，有三种写法。
一种是萧红《呼兰河传》的写法。她写的是儿时生活在呼兰县城（今之哈尔滨市呼兰区）时的记忆。人们如何看戏，放河灯，跳大神，宠爱她的祖父，她喜爱的后花园，等等，再现了20世纪初中国人的生活场景。然而，《呼兰河传》虽是散文化的样式，却正如她自己所讲是小说，有很大的文学夸张成分。街道上一个烂泥坑，竟然写了那么多页，以表现人们的贫穷、自欺欺人和缺乏公共精神。这种叙事，不如明人归有光那篇脍炙人口的短章《项脊轩志》情真意切，有私人性，而历史认知价值却是互相不可替代的。
第二种是那种信史般的编年体，有日记等文献为依据。一些大人物传记，或自己有写日记的习惯，或有团队帮他考订编年谱，这且不说了。近年，在浙江的《西湖》月刊上，看到我的同龄人董学仁的《自传与公传》连载。他以个人经历为“经”，以当时的社会事件为“纬”，展现他记事以来的中国社会状态。这种“民间叙事”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历史不正是由千千万万遭际不同、性格各异的个体构成的吗？这样才五彩缤纷，更丰富更接近真实。
第三种就是我这样一事一记，随笔体的了。
我的这类随笔，大多是应约而作，带有专题性，即有设定的主题或题材范围；也有的是感触忒深，把它记了下来。
我的这些生活随笔，即便是叙事性的，也有较强的议论色彩。这与我写惯了说理性的杂文和时评有关。虽然我很欣赏龙应台、刘瑜、林达等女作家寓说理于讲故事之中的笔法，但讲故事不是我的强项，而“好辩”是我的性格。我想，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19世纪那些文学名著，常有大段大段的议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代表作、塑造他理想中一代新人形象的《怎么办》，连书名都是议论性的。
旅美作家林达在2014年最后一期《随笔》上发表的《读王鼎钧随感（之五）》中说：“读（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第一部）《昨天的云》，常常会很感慨，就是许多历史细节，假如我们的长辈不记下来，我们就不会知道了。”王鼎钧先生与先父同生于1925年，林达与我同辈。后人之视我辈，恰如我辈之视前辈吧。有些历史细节，如果我们不记下来，后人恐怕也不会知道了。比如，本书中我写的“大跃进”年代唱的那些童谣；比如，1958年秋冬，我上小学一年级，适逢搞什么“集体化”加“军事化”，不满七岁的孩子，却要到公社中心小学集体食宿，白天劳动，晚上批斗“右派”老师。
虽然，我没有林达所说的王鼎钧那种“洞穿历史迷雾的智慧之光”，没有论者赞赏王鼎钧著作的那种“文学的求美、史学的求真、哲学的求解”功力，但是，“修辞立其诚”的为文准则，我不敢忘。借一己之受想行识，呈现同代人命运，作为历史见证和人生镜鉴的追求，我与王鼎钧是相通的。
任何回忆文字，取舍之间都难免主观色彩。何况本人的这些随笔，并非完整的自传。有些事写了，有些事还没有写，后者并非刻意回避。比如，我与杂文界前辈和同龄人的交往，新媒体朋友对我的帮助，基本还没有写；许多旅行的见闻与感想也不宜收进这本集子里。
它们可以大体展现我作为一个所谓“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出身“贫农”政治成分家庭，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农村孩子走出乡村后，作为同代人中幸运儿的“新三届”大学毕业生、“国家干部”、信奉“新闻专业主义”的媒体人、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人生历程和精神面貌。我身上的这些标识，在当代中国，可以说每一个都有特定的认知意义。但是，它们有共性也有个性，我的个性可以丰富对它们共性的认识。
这些篇章都是30年来陆续发表过的。这次选编时，有合并有增删，争取不重复不啰唆，但为了保持每篇的独立性，有些字句重复是必要的。这样既维护单篇文章语意上的连贯性，也可以让读者像在饭店吃自助餐一样，按照自己的偏好选取。
让我用宋代杨万里同学的这首《闷歌行》作结：“风力掀天浪打头，只须一笑不须愁；近看两日远三日，气力穷时会自休。”鄢烈山2017年1月于广州
故园乡情
他追求孤独，也渴望友谊；他崇拜古代英雄，却承认自己畏惧死亡和痛苦；他出身官宦世家，却拒绝为需要服从政治；他蔑视人类的弱点，所描绘的历史人物中，很多人灵魂卑鄙肮脏，心肠扭曲，但他还是主张从具体、平常、世俗的角度来看人，来对待人，因为完人不存在，所有人都是普通平庸的个体。
排湖岸边是家乡
2011年3月29日，中国佛教协会在佛祖释迦牟尼降生地尼泊尔“蓝毗尼花园”，举行建在那里的中华寺的新任方丈升座仪式，我有缘随喜观礼。一出蓝毗尼的小机场，我就有一种回到故乡的感觉。
蓝毗尼位于尼泊尔南部平原，属该国紧邻印度的鲁潘德希县，一派亚热带风光。路边的芒果树繁花如金粟吐穗，村头田角的三角梅争艳怒放，这与广州和深圳的风景时令相同。而一望无际的田野，“小麦覆陇黄”的景象，却让我仿佛回到了久违的湖北江汉平原老家，虽然老家麦收的节令比这里要晚二三十天。路上的牛车，村庄里的茅屋、红砖小楼、鸡犬，田野上的草多水少的灌溉渠，水洼里的蒿草，空中飞翔的鸟雀，样样使我忆念起故乡故物故人故事，使我意识到自己的怀乡情感原来是那么强烈！
记忆中的故乡风物，定格在我1978年秋到北京念大学的那一年。
我的家乡在江汉平原上洪湖之畔的“沔阳州”（现在易名叫仙桃市，据说是因为“沔”字难认，不利于提高知名度，便用20世纪50年代的新县城即城关镇的名字做了县名，后相沿做了市名），曾是多么美丽的地方！电影《洪湖赤卫队》里的洪湖，20世纪50年代初还是属于“我们沔阳”的，因此电影中那个“彭家墩”的招牌冠的县名就称“沔阳”。该片中的湖区风光和渔家生活，在我小时候是很常见的。我的堂姐夫陈姓“三哥”的家，离我家只有几里路，他们村家家有渔船；他只大我五岁，参军出来前就会撒网捕鱼。
我们县的湖泊成百上千，最大的是排湖和沙湖。我熟悉的排湖，方圆百里。1974年在县城读师范学校时，我从同学处抄得一篇老作家碧野写排湖的散文。碧文说排湖曾是元末与朱元璋争天下的三雄之一、沔阳渔民出身的起义军领袖陈友谅操练水师的演武场。
到20世纪60年代初，上小学的我到父亲领队开荒的排湖边，虽见不到浩渺接天的湖水了，一望无际的大沼泽地景象仍极富诗意。夏天这里真是美极了！碧绿的芦苇林，碧绿的蒿草（秋后都是起茅屋的好材料）；成片成片碧绿的荷叶中倒插着神笔一样的莲花，有粉红有白兰花色的（可以摘嫩的莲蓬或老的莲子米，也可以潜水采藕或藕梢子）；各种水鸟在嬉戏欢叫（如果走运可以在芦苇丛或蒿草窝里捡到好多“蹲鸡”下的蛋）；各种各样的野鱼就更多了（若手里带了叉，说不定就可以叉到一条浮上来正懒洋洋晒太阳的大黑鱼）。
当然，这是我作为一个10岁的孩子，遵母命随人去探视父亲的感觉，跟一个旅游观光客的印象差不多浪漫。后来我作为社员去农场劳动，就别是一样情怀了。一是那里蚂蟥特别多，防不胜防，插秧割谷没有人一天不被抽血的；农场的人都像八路军，天天要打绑腿。二是天还未黑，蚊子就成团成团地扑上来了，只好不断烧稻草熏蚊子。三是开荒田里淤泥深，不论栽秧、割谷，动辄陷到半腰深，生怕沉没下去爬不出来。
那个时代毛主席号召“以粮为纲”、战天斗地“农业学大寨”，要让荒湖变良田。70年代中建起了大功率的电力排灌站，排湖渐渐变成了稻田，后来甚至变成了可以种高粱棉花的“白田”（旱地）。现在状态如何我不了解，据移民的乡亲传信，那里开始恢复生态，养鱼、种藕。料想旧景虽不可能重现，湿地面积应该比杭州的“西溪湿地公园”大，至少比广州为办亚运在珠江新城的花场广场北端，花大价钱人造的湿地要大得多吧！
我们村是水田与旱地兼作区，四时风光原是极佳的。单说这春夏之交的农历三四月天吧，旱地是收割麦子和蚕豆的季节。对于我们小孩子，有趣的是两样事。一是麦穗低头时，到地头垄间找野鸡。说不定哪处麦丛里就有一个野鸡窝，有野鸡正在孵“鸡秧子”呢。野鸡真漂亮，它受惊时拖起五彩的长尾巴起飞，把人都可以看呆。二是割麦时参加大人们赶野兔的活动。发现了野兔，大伙一起拿着镰刀“冲担”围猎。那就看谁机灵跑得快。俗话说“千人赶兔，一人吃肉”，指的就是这种场景：大家围追堵截，累得精疲力尽的兔子最后落到谁手上，就是谁的锦标物与盘中餐，别人只有咽口水的份。最刺激的是，割麦时发现了“土聋子”（一种毒蛇），胆大的人就猛地揪住它的尾巴，让它头朝下，抖呀抖呀，直到它的肠肚将它噎死。我不敢去抓，接过人家逮住的蛇尾巴抖过，那也要一点点胆量。
至于水田，那就别有一番景象了。放水耕田前一般都种了绿色植物以翻压做底肥，若种的不是蚕豆（苗）而是“红花苕子”，且成片成片地种，苕子花开时，绿茵铺成的田畴上缀满深红、浅红或淡紫、金黄的花朵，疑是云霞落九天。那种灵动的美艳，只要看过一眼，你就会终生不忘。待到整田灌水，田畴就成了一面面镶嵌在大地上的明镜，天光云影共徘徊，一群群白鹭在其间旋起旋落……直教人仙凡莫辨。
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最有吸引力的当然是无主荒湖了。小男孩对堤岸边的绚烂的野蔷薇花丛、金银花丛是不会有兴趣的。日上三竿之后，手里拎了一根鱼叉到岸边逡巡，可以叉黑鱼。它们喜欢浮上来“晒花”，呆呆地定在一个地方不动。或者跳到浅水堤岸边寻鳝鱼洞，有本事的一天能捉到十几条大黄鳝。我捉鱼不行，能干的一是采“藕梢子”——循着新出水的尖尖小荷，用脚丫子把“藕儿子”“藕孙子”踩出来，夹出水，有时也潜下水用手扯。再就是找越冬的野茭白吃——野茭白像弹药一样黑，嚼得满嘴泥污一般。这些勾当当然没有采莲、打野鸭、捕大鱼有收获，却是我们那时的最爱与极乐。
这些故乡物事都跟我的童年一样永远地逝去了，不仅是因为我长大了，不仅是因为我远离了家乡。回到故乡，那里已找不到记忆中的情景。随着水利排灌网络的建立，水系都成了人工操作系统，湖泊都变成了良田。洪涝水患是没有了，平时河渠里几乎没有水，跟尼泊尔和柬埔寨的旱季景象差不多。别说父辈吓唬小孩的芦苇荡中的豺狗早已绝迹，成群的野鸭、鸭鸡、樟鸡、野鹤不复出现，就是野兔、翠鸟甚至喜鹊、麻雀、大水蛇、“土聋子”都成了稀罕之物。小孩子们嬉水、捕鱼捉虾都成了奢望。举目所见，除了村落就是村落，除了人还是人。近年家乡还多了一种新玩意——除草剂。那东西毒性强，路边的野草沾了它也会枯黄，而农药瓶、除草剂瓶子随处可见。写到这里不能不说，在人民公社时代，人们不仅缺粮食吃，也缺柴烧。我们放学后到处拾柴，包括到路边和堤渠边割杂草、冬季铲草皮。如今，干涸的沟渠边杂草半人高，也没有人砍，有的人家甚至把庄稼梗一把火烧掉沤肥。可见，就此而言，“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就是不好！
别人说“故乡沦陷”，与我的心情有两点不一样。
一是，我不是一般地对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感到惋惜，而是对我的家乡作为血吸虫重疫区充满恐惧和厌恶。在我们那里，下水田干活的人极少有不得血吸虫病的。我亲眼见到好几个乡亲盛年而逝，家人把他们床上铺的稻草当众点火烧掉以驱邪。先父不寿也与血吸虫病有关。人民公社时期，可以组织集体灭钉螺，治病不仅免费还可以照记工分，现在这些力量和福利自然消亡了。我巴望我的亲友，甚至稍有能力的乡亲能逃离故乡。事实上，我们乡镇很多人“逃”到了广东。或者，京九高铁据说要经过我们乡镇，我多么希望大弟家和村里的乡亲们被征地，从此不必下水劳动！我也宁愿我的老家是在湖北恩施或云南贵州某个偏远的山寨里，虽然交通不太便利，山清水秀人平安，穷点苦点也比天天生活在恐慌中要好。
二是，我从来不认为现实世界有过中外作家描绘的田园牧歌。它们要么是“桃花源”般的乌托邦理想，要么是出于反抗工业与城市化的“浪漫主义”想象。而工业化、城市化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君不见，即使在没有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有公民迁徙自由，有覆盖全社会的福利保障体系的发达国家，仍然挡不住年轻人奔向嘈杂、尘嚣的大都市。法国的巴黎、韩国的首尔乃至日本的东京，这些大都市吸引了全国大量的人口。西欧的农村环境好，北美的农村人口少，可是，人们还是自发地往都市涌。这是人们自由的选择，必有其深厚的经济学规律即看不见的手和脚在起作用。
我相信“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留”是永恒的真理。“大丈夫四海为家”，“好男儿志在四方”，“树挪死，人挪活”，这是古人和乡人励志的话；“天涯何处无芳草，太阳底下是故乡”，这就是我的人生态度。事实上，我们村都是移民，全村40多户有20多个姓；我家是祖父一辈才从邻县天门避难迁居来的。但是，人生态度又是矛盾的。写思乡之情最多最好的是李白。“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都是脍炙人口的名句。可是，自从东出夔门，书生飘零至死，他都没有再回过故乡四川。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想在外折腾一辈子，他们需要告老还乡。如果可以告老还乡，远离尘嚣，徜徉于青山绿水间，既可以减少都市的拥挤有利于人，也可以延年益寿有利于己。可是，这得保有祖传的宅基地，这得乡村也有较好的医疗保健条件。甚至，对于年轻人，乡村可以是退守的据点，可以是再出发前的疗伤和精神补给基地。台湾电影《海角七号》片头那个闯台北不成功的年轻人，愤愤地骂了几句就骑摩托回台南的老家，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2008年秋，我和凤凰网的邹总等人访问台湾，为我们拍纪录片的翁先生是自由职业者。他告诉我，在台湾家里有几亩地的人是富人。他每年都会回乡住一段时间，剪辑片子，休整一下，放松身心再出来。
虽然我不可能退休回农村养老了：生态环境恶劣，光生活与生产垃圾遍地、蚊蝇乱飞，我就再也习惯不了；祖父祖母的坟墓早已无迹可寻；童年的伙伴星散，各人际遇相差太大，留在农村当农民的恐怕劳碌得至死方休……
但是，我对乡村的看法已经悄然改变。在信息化和高科技时代，交通是那么便捷，继电视普及之后电脑网络也很快会普及，住处的远近不再决定人际交往的范围，城乡互动与互补成为可能。
我相信，这是城市化对乡村生活否定之否定。事实上，在长三角一些地方，这个时代已经到来。去年到江苏常州和浙江省德清，那里的出租车司机和干部分别对我介绍，连垃圾也像城里一样，有专人收集、运送而集中处理了。
南水北调工程中线上马后，我的家乡江汉平原改变极大。2010年回老家时，村里就可以看到打井的广告了。想不到20世纪70年代我在农村时，还要年年加固堤坝防汛的水乡，居然要打井了。
2015年2月上半月，我们夫妇有埃及游。资料介绍，自从埃及的阿斯旺水坝建成后，尼罗河流域的生态系统就被大大破坏。由于尼罗河的水失去了自然泛滥时的养分，下游入海口的沙丁鱼近于绝迹；更重要的是，尼罗河三角洲的农田，要依靠化肥来种植，养活了埃及人数千年上万年的沃土，在当代已经变得那么令人不安。
由尼罗河三角洲的命运变迁，我不禁想到故乡江汉平原。我们小时候，春水泛滥时节，在水田甚至麦田沟里捉鱼的情景，恐怕再也不会出现，除非哪家的鱼塘因暴雨漫了！
江汉平原，我的故乡，何时能够恢复自然的生态环境，可以系住我的乡思，成为留守在那里的乡亲们安居的美丽家园？如果我等不及这一天，至少，这应是中国乡村的发展趋势吧？2015年2月25日记
我们队的同龄女孩
想起写这个题目，与最近一次住医院有关。春节期间，在报社健身房，没注意到跑步机开着而且速度很快，贸然一脚踏上去，重重地栽倒在水泥地上，伤了左肩。拖了近四个月，敷药和理疗都无效，便接受医生建议，去做了关节镜下的微创修复手术。
术前照例要签“生死合同”。就像西药惯于把可能出现的副作用写一大串，手术呀、麻醉呀，也都先告诉你可能出现一大串危险。我知道，通常不会有事，但天意难料，谁也不能给你打包票，说不定清醒地进手术室，无知无觉中就转太平间了。我做的是骨科手术。当年罗瑞卿大将也是做骨科手术，经邓小平批准，特意跑到西德（联邦德国）去做，找了顶级专家，据称有99％的把握，结果却命丧异国。手术前那一晚，我不由得像跟人世告别一般，过电影似的想起了很多熟人，其中就包括我们生产队里的那些同龄女孩子。
说“我们队”是习惯，是搞人民公社制度时的叫法，现在我们家乡的人还这么叫。“队”通常指“生产队”（如今官方的说法叫“组”），而不是指“生产大队”（官方叫“村”），相当于民国时的“甲”而不是“保”。
一个“队”，在我们江汉平原那一带，通常有四五十户人家。我们队有40多户，是杂姓，因为我们是移民村落，迁到这里都不过三四代人。我们队连地主、富农都还没有形成，只有几家“富裕中农”。
我们那里的人不兴讲什么十二生肖，更不会讲什么星座，都是讲天干地支。我是“辛卯的”（这个辛卯年换成公历，绝大多数是1951年，我是辛卯年腊月底出生，所以是公历1952年1月）。我们队这一年出生的，有三个男孩、三个女孩。而说“同龄人”，则是指庚寅、辛卯，乃至再往前戊子、己丑和往后壬申、癸巳年出生的——看是否一起玩、一起干活、一起上学等因素，自然形成“同龄人”圈子。这样算，我们队与我“同龄”的女孩，有七个，三个大于辛卯年，一个小于辛卯年。
1966年冬季，从上海串联回来后，我就回乡参加劳动，并担任生产队的记工员。记工员的工作是，每天到田间统计每个作业组，哪些人出工了，哪些人没有来，或者迟到早退了。如果有必要，还要“分任务”、验收劳动进度（比如丈量插秧、割谷的面积和挖土的体积）。因此，肯定要与这些女孩子打交道的。
奇怪，虽说在一个队里长大，在下学回乡劳动之前，我对她们一点印象都没有，好像她们根本就不存在！到现在，也怎么都想不起，在1966年冬季之前，她们七人中的哪怕一丁点儿事。她们是怎么长大的？仿佛都像七人里年龄最小的许家凤子，是突然从外地来的（凤子的爸爸与我大伯父同年，解放前一起被抓了壮丁；他很幸运地从部队里逃跑成功，不能回乡便在外地结婚成家，20世纪60年代才带了子女回老家）。
为什么是这样呢？一来，这些同龄女孩都没有上学。我记得很清楚，1958年我上小学一年级时，同班的女同学，本队的都比我大三四岁，与我二姐、三姐（堂姐）是同龄圈子。与我同龄的女孩子为什么不上学呢？说起来与“工作队”关系很大。土改与合作化，我们大队一直是沔阳县也是湖北省的重点，上级派的工作队就驻在我们队。得政治运动中心之益，我二姐、三姐这一般大的女孩子，如果父母不是特别“落后”的，都进了学堂念书。所以，我二姐念到初小毕业，三姐（堂姐）念到小学毕业（后来得以参加工作成为国家干部）。到了比我大一岁的四姐，只念了一年书。1956年出生的大妹妹就无书可念了，因为工作队撤离了我们队。
二来，我们的乡风，“男有男一群，女有女一党”。我们男孩子放学回家，要玩也是与男孩子一起玩，与女孩子基本不搭界。我们游水、捉鱼，经常脱得赤条条的，与邻村、河对岸的男孩子打架，也与女孩儿无关。
到了我回乡劳动时，男孩女孩都长大“醒世”了。这时候，免不了男女一起干活，比如在水利工地挑土方，在同一块田里扯秧苗、插秧。但是，这时候也有了男女分际。结了婚的嫂子们可以说荤话，乃至与同辈男子打打闹闹调情，但未婚的女孩子一般都很规矩，男子是不能轻易冒犯的。
对这些同龄女孩，我记得有两件事。一是我刚下学时挖土方，挖土和挑担的人要按比例搭配，我学着她们的腔调说，我们这边差一个，你们那边“卖”一个过来吧！她们当中年纪较长的一位，马上拉下脸训斥我：“亏你还是读过书的！”我脸一红，明白了，她们对男孩子可以说“卖”，但你对女孩子是绝对不能用“卖”这个字眼的。
另一件事是，夏天乘凉的时候，一般是各人在自家门前，也有趿着拖鞋摇着扇子在村里逛一逛，找同伴好友聊会天的。同龄女孩中姓朱的那位，她妈妈总喜欢扯着嗓子喊她的名字，催她回家，其实那离吃罢晚饭还不到半个时辰，早得很！
我下学参加劳动的三年，这些同龄女孩从十五六岁到十八九岁，正是所谓“铁姑娘”班。“铁姑娘”是大寨大队团支书、妇女队长郭凤莲创造的说法，特指那些未嫁的女青年。“铁姑娘”是生产队里最惨的劳动主力。男劳力会派些技术活，比如耕田、垒垛、挖泥等，人比较分散，偷懒的机会多一些；有家有老少要照顾的中年妇女，可以找的借口多，干部一般也不会派她们出远门干修堤之类的活。只有这些“铁姑娘”，栽秧、割谷、挑提、挖渠，什么活都得干，真是“没有任何借口”，所谓“眼睛一睁，忙死一生”。湖南作家叶蔚林写过一篇小说《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讲农村苦命的女孩子集体自杀的。我们那些年，常听说哪个公社哪个大队“铁姑娘”一起喝农药的。我理解她们的绝望和厌世。好在，我们队没有出现这种事。
1970年3月，我到大队民办小学当老师，住校，很少回家。1973年9月，我到县城读书，从那以后春节才回村。
到如今，一晃40年过去，我早已年过花甲。而我们队的这些同龄女孩，我再也没有见过她们中的任何人一面！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按说，她们出嫁都不会太远，至少出嫁后的前十年，逢年过节都要回娘家，在村里走亲戚。可是，我却没有碰到任何一个。她们于我似夏夜的流星，我于她们亦复如是。
想起杜甫的那首《赠卫八处士》：“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我与本队里的同龄女孩，连杜甫与卫八的关系也比不上。我不知道她们现在何处，也不可能找上门去再见一面。
本队的七个同龄女孩，说起来是这么淡淡的，淡淡的往事，淡淡的感伤。其实，有一个同岁的女孩与我的交道要多一点，我有时想起她，不禁为她的命运叹息。有时想，她应该是一部好小说的女主角，可惜我没有写小说的才能。
模仿广东人，叫她阿真吧，写出她的真姓实名觉得不妥。
她、她的堂叔（我喊“长春叔”）和我都是辛卯年生人。我回乡时，长春叔的父亲已去世，哥哥去外村做上门女婿，他与失明的老母亲相依为命。阿真就经常到她堂叔家帮他们母子料理些家务。而长春叔家因为管束少、人少，是我们男孩们玩乐的据点，有时太晚了我们还在那里挤着过夜。就这样，阿真算是同龄女孩子中我最熟悉的。
在我还没有记事的时候，想来阿真也是懵然无知的年纪，她妈妈就抛下她改嫁了。解放后制定了新婚姻法，鼓励打破“封建包办婚姻”，那年头有正当理由的离婚，是得到政府支持的光荣行动。她父亲是个哑巴，虽然人很精明能干，长相也不错，但毕竟只能啊啊噢噢、比比画画地与人交流，而从她的相貌推测，她母亲应该长得不错，于是毅然另择夫婿。
她没有了娘，奶奶早已不在人间，好像也没有爷爷，反正我对她爷爷一点印象也没有。可想而知，命苦如她是怎么在孤独贫贱中长大的。
1966年春夏期间，我还在外边念中学的时候，有个星期天回家，听说她参加了大队文艺宣传队的节目表演。她是什么时候认识字的呢？应该是跟我大妹一样，上“耕读班”脱盲的吧。再往后，我已回乡劳动，大队文艺宣传队演出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她出演女一号李铁梅。那大段大段的台词全靠强记，可见她是很聪明的。事实上，不止她，像我们队的许四秀，与我大妹同年，也没有上什么学，整出戏背下来，演出，颇有评剧名角新凤霞的本领，只是没有新凤霞的好命好运。
再往后，我到大队民办小学教书后，听说阿真订婚了（这在我们乡下同龄人中是例外，一般情况是父母得力、家境稍好的女孩子，在摇篮里就被定亲），未婚夫就是邻村的L，恰巧是我沔城中学的“同学”——与我是同一个小学毕业的，高我一个年级。
阿真与L同学的感情很好。不幸的是，L同学参军入伍了，而且正是在“霓虹灯下的哨兵”所在的大城市；L同学又特别优秀，提干留部队，于是提出与阿真解除婚约。对L同学是没有什么可指责的，文化差距、身份鸿沟不是爱情能填平的。阿真也认为这就是命，估计只有饮泣吞声。队里人告诉我，L同学的妈妈曾亲自到我们队，代儿子向阿真道歉。据说，阿真反过来宽慰自觉良心有愧的前准婆母，还送了她一双自纳的鞋底（纳鞋底是与我们同龄和更大一些的妇女的基本功，为谁做鞋子则是表情达意的一种方式）。
再往后，听说她嫁给了她母亲所在那个村的一个下放的镇上青年。在那个年代，县区小镇下放的人家，一定是最受体制排斥的，政府连“商品粮”也不想给他们一家人吃了！这样的人家跟农村的“黑五类”一样，是最没有希望的。阿真嫁给这样的家庭，那是别无选择，其内心的隐痛不言而喻。
再往后，“文革”结束，阿真家落实政策，恢复城镇居民身份。但是，回城镇了，能有什么样的工作安排等着呢？听说，她在县砖瓦厂上班。
长春叔常来广州，他女儿女婿一家在广州开服装厂。他到我家来，不大愿意说起阿真的近况。听他支支吾吾的口气，要么是亲戚间没有来往，要么是阿真日子过得很不如意。
唉，我也是病中有那么点人生感慨，现在写文章写到她罢了；各人过各人的日子，人生不过如此。（原载于2013年8月27日腾讯网“大家”频道）
时疫于我
我很想写下“时疫于我何有哉”或“时疫于我何惧哉”之类豪言壮语，可惜不能。我不敢言老，耳闻目睹身受的时疫却有好多场（种）。
最难忘的是1966年春夏之交，我们那一带爆发流行性脑膜炎。来势汹汹，忽然间有不少人特别是小孩子被夺去了生命。当时我正在沔城中学读初二。学校果断地采取了封门自我隔离的措施，我们被关在校园里两个多月，直到疫情解除。课照上，饭却难以照吃。我们这些农村户口的学生，原是每逢周末回家背米、带一坛子腌菜来度日的。那时也不像如今电话普及，我不知道学校是通过什么途径告知家长的，只记得在我即将“弹尽粮绝”时，学校门卫通知我，说我家有人送米和菜来了。我隔着校门的铁栅，见到了大弟弟和伴他而来的堂姐的儿子。
没有像我们学校这样采取保护措施的孩子就难说了。小弟那年6岁，染上了急性脑膜炎发高烧。我回家后听说，是父亲赶紧用板车把他拉到陈场镇上，幸好那里有县城派医生来建立的一个防治点，抢回了他的一条小命，只留下一点后遗症。
最奇怪的是我竟然没有染上血吸虫病。我的家乡在江汉平原，是血吸虫病重疫区。我小时候每年都见村里有人死于此病。那仪式不是什么“纸船明烛照天烧”，而是死者家人将其弥留期间用过的铺床的稻草和麻秆一把火烧掉。到人民公社中后期，我们那里的血吸虫病防治系统已相当完善，县、区、社、队四级防治网络覆盖全县，免费为社员们治病。人们不再惧怕得血吸虫病。相反，那些青壮年男社员仿佛很高兴自己查出血吸虫病，不用付药费，住院20天还可以工分照拿，有一种当上了高干的感觉。而那些要操持家务、带小孩、喂猪、种自留地的妇女，则实在拖不过才去就医。到如今，医药技术更进步，乡亲们更不在乎血吸虫病了。治了得，得了治，出院后麻将照打，不怕熬夜，酒照喝，不怕肝硬化，只要不是直接死于此病，是否因而伤身折寿也没有多想。村里下水干过活的成年人很少有不染此病的，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嘛。
可是，我在乡20年有余，却一直未查出有血吸虫病。我很想有。从16岁开始，我就病病痨痨的，大便带脓血、腹胀、乏力、脾大……血吸虫病象几乎应有尽有。可是从公社血防站到武汉的大医院，粪检、血检、直肠镜检，所有的化验检测手段我都用过了，就是找不到血吸虫卵。找到就好了，冤有头债有主，一药而愈。找不到，我也当它是有，喝过柳树叶煮的水（“文革”时流行的偏方），吃过“血防”药片。后来到北京，医生仍称血吸虫死卵也找不到。对此，至今我百思不解。
最不应该得的流行病我却得了。那是1970年春天，毛泽东发表援柬抗美的“五二〇”声明的第二天，我在家发烧，没能去大队民办学校上班。高烧到第四天，自知挺不过去了，才让父亲送到公社卫生所去。我得的是流行性腮腺炎，俗名痄腮，我们乡下叫“鲍耳风”。那原是小孩子得的病，我已年过18岁，怎么会得呢？乡下小孩得了此病，通常是贴块膏药，过几天就没事了，我却搞得这么严重，以致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一只耳朵整天像开闸放水一样轰轰作响。说到底，一是因为无知，不知此病的厉害；二是无钱，发高烧也指望熬过去。
我经历的时疫还有流行性出血热，一些乡亲在水利工地上睡地铺被老鼠传染，延误了救治时机而去世；还有所谓“2号病”（那是20世纪80年代在武汉时听到的小道消息，学名大概叫副霍乱）；当然可能还有曾被严密封锁信息而我辈不得而知的什么疫症。
总之，疫病是从来就有的。在没有现代医学或现代医疗条件尚未普及的时候，可以说每个人都是“幸存者”。我知道，英国温莎城堡里有20岁的公主因难产去世的雕像，谭嗣同30多岁离世是因变法遭害，他的兄弟30多岁去世却是因病医治无效。其实，从根本上说，没有疫病的威胁，我们每个人从生命之始的受孕概率看，就是幸运者，是数以亿计的精子中的唯一幸存者。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的生命是宇宙的奇迹，不加珍惜真是对上天恩宠的大不敬。（原载于《合肥晚报》2003年05月15日）
靠谁来拯救“沦陷的故乡”
提起“故乡”，我沿用了“沦陷”这个修饰词。这样的说法太流行了，在网上搜索“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居然有那么多条链接！
一方面，它表达了人们对家乡毁灭性巨变的焦虑，理由也确实可以列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好多条，应该引起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足够重视；另一方面，也流露了人们对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抵触情绪乃至恐慌心理。
在我看来，城市化和现代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就像纺车必然要被纺织机淘汰，而纺织机又被更先进的衣饰制作技术取代一样。农业生产人口必然要减少，作为农民聚集和生活场所的村庄将大变样，这是“无可奈何”的事。
仅仅从这个意义上，我也不太赞成“乡村文明复兴”，“守护”农业文明这样的目标（口号）。如果“复兴”的说法，只是针对“人民公社”和“阶级斗争”时代对乡村社会传统的破坏，犹可理解；如果“守护”乡村社会的传统，是指对抗现代化变革，那就是螳臂当车不自量。不要把传统的乡村生活田园诗化，想象得太美好。这样的地方，中国还有不少。我知道在云南的一些山寨，在湖北和湖南的偏远山区，在四川的大凉山，不少人还过着与列祖列宗差不多的日子。要不要再让你“上山下乡”与乡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去那些地方“扎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其实，已然完成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和地区，那是相当美好！这些年，我春天从英国的伦敦兜兜转转北至爱丁堡；夏天从意大利的庞贝古城一路北上到米兰；秋天从德国柏林转到奥地利的维也纳；冬天从葡西边境由西往东，又从南往北到塞戈维亚和巴塞罗那。沿途所见乡村的美丽和田园的恬静，真有“历史终结”了的感觉——所谓“人间天堂”就应该是也只能是这个样子吧？（至于青年人都跑到城里去了，出现就业等社会问题，那是另一回事。）从韩国南部釜山到1300多年前“统一新罗”的都城庆州，去参观世界文化遗产，看到公路两边碧绿的稻田上飞翔的白鹤，河滩上开车来踢足球的人们，感觉那种乡居生活太令人歆羡了！台北的朋友告诉我，他每年都要回乡下祖屋待两个月——在产权明晰的条件下，故乡有几亩农田，有个小庄院，这样的“地主”才是真富人……
所以说，“故乡”其实不存在“沦陷”（给谁占领或毁灭了）的问题，真问题是我国传统的农业、农村、农民正在经历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转型。这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就像一个孩子正在出生，难免有阵痛和血污。而婴儿的成长尚需假以时日，他的不适与啼哭也在预料之中。
那么，我们怎么样尽快完成中国社会从农业文明、乡土社会向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转型，并尽可能避免变革的不适与成长的烦恼呢？
既然是社会转型——产业现代化和生活方式的重大变革，首先当然是政府的责任。政府要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建构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起主导作用。比如，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城乡统一的就业和社保体制，实现作为现代化生活基本条件的道桥交通网络和垃圾处理系统的全覆盖。
但是，仅靠政府着力均衡全面地完成硬件和法治方面的建设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全社会的有志之士，都来贡献自己的力量和智慧。
这些年我关注了一些乡村建设活动和人物，尽管属于不同的流派，实践的社会学理念和实际操作的路数不可能完全一致，但都令我深深地感动。
前几天，我在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参加了第二届中国“爱故乡”论坛暨“2014爱故乡年度人物”颁奖典礼。这个活动是公益项目“爱故乡计划”的一部分。据悉，“爱故乡计划”由正荣公益基金会与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联合发起，于2012年初正式命名，它是一项由乡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共同开展的公益活动。这个项目的宗旨是：“倡导推行本土经验，保存、弘扬传统文化，保护、改善生态环境，探索、试验爱故乡的道路与方法，培养乡村和社区建设的多种人才，关爱留在和离开故土的父老乡亲，让我们理想中的原乡，在我们珍爱的土地上重现。”这个表述，有些提法我不是很赞同：过分强调了“本土经验”。事实上，日本和韩国同属所谓“东亚儒文化圈”，他们的乡村建设很成功，却采用了不少欧美经验。早在100多前年，日本政府就与城市一样，在乡村里实现义务教育，修公交网，建邮政所、派出所等；“重现”云云则明显偏守旧而缺乏与时俱进的追求。
尽管字面可以商榷，“爱故乡计划”项目的实操内容，诸如“发现故乡之美”、社区大学、“故乡头雁”“故乡农园”等，却不乏创意和成就，令人欣喜。“爱故乡计划”项目荣获第三届中国公益节“2013年度最佳公益项目奖”，也是实至名归。
作为全国性公益品牌的“爱故乡”活动，今年3月启动“2014爱故乡年度人物”征集活动，让爱故乡的人从五湖四海会聚到一起，携手建设故乡家园。11月5日在福建农大举行的“2014爱故乡年度人物”颁奖典礼，表彰了活动组委会评选出的15位获奖人。
有个失明的说唱艺人叫刘红权，他来自太行山区，穿一身红衣服，牵一只专业的黑色导盲犬，现场给我们表演了节目。他代表对民间艺术坚守76年的260名太行盲艺人。他们行走在山间乡村，向着昊昊苍天，唱自己的心中事，为乡亲们用乡音唱自己的生活。
你可以说这些盲艺人是为了谋生，只是传承了原生态的故乡文化。那么，与我同屋住的71岁的退休干部赵冬祥，来自常州市武进县观庄村，他热心投身乡建，关心下一代成长，对留守孩子和外来工子女给予平等的关怀，就纯属奉献。这是他引以为荣的精神生活。
而来自湖北恩施市鹤峰县高原小学的老师邓丽，她并非发挥余热，也不是别无选择，而是在武汉的大学毕业后，毅然放弃白领的薪酬和生活，回到故乡投入乡村教育事业。她志在为乡村的孩子们创造优质的教育资源，拓展人生发展道路。
与美丽的邓老师一样年轻的是藏族帅哥次仁罗布。他从小就爱学英语，留学美国取得硕士学位，却慨然回到故乡，创办了西藏自治区“潘得巴”（藏语为民谋福利之意）组织，从事自然环境保护和社区建设。这些人都有金子般发光的心。
另有，会议的英语翻译者和演讲者钟芳女士，也特别令我敬重。她在国内时就读于北大哲学系，2012年3月毕业于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获设计学博士学位，博士期间的研究课题为“中国创新食品网络的服务设计”。学习期间，她参与所在研究组与意大利慢食协会合作的“哺育米兰”项目（米兰南部农业公园的服务设计）。可见她的志向就是用现代理念和智慧建设中国的“新三农”。现在她是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总经理、全国生态农业互助网络召集人。“小毛驴市民农园”和“小毛驴柳林社区农园”在京郊办得有声有色，再到北京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去亲眼看一看。
有人说了，这样一些人、一些“典型”，当然很好，但是杯水车薪，于大局无补。有人刻薄地说，写几篇论文、开几场会，不过是自娱自乐罢了；甚至有习惯于诛心的动机论者攻讦说，乡村建设也不过是另一种名利场。
试问，面对“故乡”在“沦陷”，或者说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性转型，难道无动于衷或袖手旁观，才是高贵的表现？难道光是呼喊“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或坐等政府来安排和赐予一切更可取？
记得“文革”后期有部电影，叫《大浪淘沙》，像小说《青春之歌》一样是表现学生运动的。于洋演的男主角，主张走暴力革命道路，推翻旧社会建立新制度，“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嘲笑施舍街头乞丐的同学“你能救多少人呢”（大意），这就是批判改良主义和个体行为。这样一种极左的“彻底革命”的思想，在那个连慈善和宗教都一起否定的年代是正宗。
现在有些人也动辄讲制度性变革和系统性改造（新添一说法则叫“顶层设计”）。这当然有道理，也确实很重要。但是，两眼望天巴望“顶层”，不是现代公民的理念；制度性改造也要有人先探索先实验，也得一步步由点到面走向整体性变化。
何况在当下中国农村，有些孩子和农民，就像《庄子》寓言里的“涸辙之鲋”（干涸的大路上的车轮沟沟中的鲫鱼，远水不救近渴），他们急需有人给予“救济”性帮助，而这与中长期的制度性的整体性改变并不矛盾。或者说，当下中国既需要官方的制度性的“曲突徙薪”变革，也需要临场不怕“焦头烂额”冲在前的救火勇士。
这些身上仍然不乏理想之光的乡村建设工作者和志愿者，这些“爱故乡”的实干家，他们是我们的表率，值得效法——即使我学不来，也要表达我的衷心敬意。2014年12月11日（原载于2014年12月12日新浪网“观察家”专栏）
我们的童谣
我记事很晚，是从6岁起。但这个“起”非同寻常，起于中国历史上空前热闹的1958年。那年月天天都有“伟大的创举”。我们这班的孩子（我们把年龄相仿、常在一起玩的儿童叫“一班的”）就格外亢奋。我们最爱做的事儿就是高声念诵歌谣，一起扯着嗓子喊。这些歌谣，有些忘记了，有些至今还萦回脑际，恐怕像后来学的样板戏“我家的表叔数不清”一样，这辈子难以从记忆中删除了。
那年秋天我上小学了，是在本村（生产大队）学校报的名（它不同于“文革”时各生产大队办的民办小学，而是公社中心小学的分校）。开学不久，说是要搞军事化，我们都要到位于另一个大队的中心小学去集体食宿。晚上，就开“右派”老师批斗会——当了“右派”仍留校任教的只有一位回族教师，男的。读四年级的二姐告诉我，不能喊他“老师”，而要直呼其名。有一回她忘形之中喊了他“定老师”，别人说她是“小右派”。本村高年级的男生，便教我们念：“定正胜，坐木凳，一碗油面一绞棍（绞棍是一种绞水草的农具，用绳子把两根一丈左右的竹竿在中间连起来制成），打起屁来像雷哼，屙的（屎）像拐棍，拿回家去顶后门！”今天听起来这样龌龊的东西，当年我们却喊得有板有眼，也不管定老师是否会听见，是否会难过，一直喊到我们有了新的歌谣。
就在我们小学生集体食宿散伙后没几天，我们大队到荆门县去砍树烧炭的劳力都回来了。他们是为大炼钢铁，从我们湖区到几百里外的山区去伐木烧炭的（1992年，我们上武当山时，基本见不到古树大树，当地同行告诉我们，大树在大炼钢铁时被砍光了）。回来的人像逃犯，一个个胡子拉碴，又黑又瘦。于是，我们这些小孩就不即不离地跟在他们的后面喊：“瘦得像个鬼啦，皮浪浪‘神’（语尾助词，相当于古代楚辞中的‘些’）。”有的大人便回过头朝我们扮鬼脸，有的转脸笑骂“小杂种”，当然，也有懒得理睬我们的。有人理睬，我们就越喊越有劲。其实，有劲没劲喊同样的东西，时间不会超过十天，属于即兴创作类。它在我的记忆库里烙印这么深，不知是为什么。
转眼就到了冬天。从公共食堂里用木盆打回来的稀饭，清汤寡水可以照出人影。这个时候，我们念的是：“天上的星，颗颗黄，政府要我卖余粮。坐着吃，睡着想，没有吃的找队长；队长把眼睛一翻，找老潘（潘书记）；老潘把眼睛一鼓，找政府；政府把门一关，搞单干！”现在想起来，颇为不解，这样“反动”的童谣，那么多的孩子公开地唱，怎么没有被追查“政治背景”呢？是什么人教的？是“五类分子”还是下台干部编的？居心何在？
须知，我们那个地方虽然偏僻，却是解放后省县多年的政治试验田，土改合作化时期一直有工作队驻村的。我们这些孩子也是有“觉悟”的。记得有一首“眼睛一睁，劳死一生；眼睛一闭，到了社会主义”，常听一些中青年妇女唠叨，我们就不学它。为什么前一首我们念得那么起劲呢？因为前一首对挨饿不满的歌谣，表达的情绪引起了我们的强烈共鸣？那么，前述两首呢？因为它们有起哄味道，符合孩子的顽皮天性？
我还没有落到靠回忆打发日子的光景。早些时候看多了这“热”那“热”的报道，听到了不少浮夸虚报的新闻，才想起了“大跃进”那些年头。不打诳语，忆及这些陈年旧事，并不想劳神费力往深处“反思”，也没有多少幽怨叹惋，还挺自豪挺庆幸的，深信我们赶上了“反右”运动的尾声，看了全本的“大跃进”。它们是中国历史上的喜剧也罢，悲剧也罢，闹剧也罢，反正是绝大多数人无缘亲历的。
这样一想，便把“我们的”童谣记下来，让天下人，特别是年轻后生知道，世上还有过这样的精神文化产品！1995年1月13日
乡思，更相爱
——我的“沔阳三蒸”朋友聚餐选餐馆，如果我是主宾，征求我的意见，我会直言不讳地说，不要（上）川菜馆，不要湘菜馆，不要海鲜酒楼；如果是人家选好了餐馆，就座后点菜时征求意见，我就说有鱼或肉，有青菜，两样不辣的就行，别的随你们。
初次见面的会说：“你不是湖北人吗？湖北人是吃辣的呀！”
于是，我就要给他启蒙了：是呀，大致说来，国人的口味偏好是所谓“东甜、西酸、南淡、北咸、中辣”，湖北人大多能吃辣的；但是湖北名菜没有一样是辣的，比如毛泽东诗中咏到的“武昌鱼”，比如“湖北煨藕汤”，比如武汉的名小吃热干面、豆皮、汤包。只有什么“周黑鸭”（鸭脖子），是被我的仙桃老乡池莉的小说，在我离开武汉后的这十多年里搞出名的。
于是，我说，哪天我请你去尝尝我老家的“沔阳三蒸”，在广州好多家湖北餐馆都有这道名菜，它们跟辛辣不沾边。我住的“五羊新城”，就有家叫“手拉手”的武汉餐馆，以“沔阳三蒸”为招牌菜之一。从“五羊新城”往南，过广州大桥前行百余米，又有一家湖北餐馆，当然也有“沔阳三蒸”。最地道的，在中山大学南门不远处的康乐村，那里有很多做布匹和服装生意的沔阳（仙桃）人，家乡人做家乡菜给家乡人吃，聊慰思乡之情。“沔阳三蒸”好在哪里？你跟人家说历史如何悠久是没有用的，对人家讲你的乡情乡思更是白费口舌，要讲它们如何有营养价值，符合现代人养生保健的追求，当然，同时也要有味觉享受。
在这两方面，“沔阳三蒸”还真不用吹，的确“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它既不辛辣，也不肥腻，更不咸酸，完全不用担心增长了“三高”。而且，我们江汉平原没有山珍海味，以“鱼米之乡”的鱼和米为主要食材的“沔阳三蒸”，自然是最地道最原生态的。
具体一点对外乡朋友介绍，要讲所谓“三蒸”，就是米粉蒸肉、蒸鱼、蒸蔬菜。而且，最正宗的蒸法是要“上甑”的，而不是用一般的蒸笼。这“甑”，不要望文生义，以为它是陶器，它是用杉木或松木箍的，外形如同一只战场上擂的大鼓。最好的蒸法，应该是把鱼、肉、菜三样与磨细的大米粉拌好后，放在米饭上一起蒸。
不要说我不懂美食，又从不下厨，嘴笨说不清楚，就是再能说会道的厨师，讲得再细再好，也不如你打开甑闻一闻香，盛出三蒸来亲口尝一尝。
老实说，我是一个家乡观念淡薄的人，相信“好男儿志在四方”的古训。能“系”住我的乡愁的（我一直认为，对于离乡的游子来说，是什么物事和亲友“系”住了他们的乡愁，而不是“记”住乡愁，就像我们水乡“系”船的有缆绳和桩子），除了年过花甲的姐姐及姐夫们，最是这“沔阳三蒸”了。
虽说“沔阳三蒸”，首先是因为它好吃，符合我的养生保健要求，才成为我的最爱；但是，也不可否认，在情感层面，我思念“沔阳三蒸”，因为其中有家乡风物和岁月流痕的记忆，有家乡风俗和亲人的念想。
在我的少年时代，中国一直处于贫困之中，即使在江汉平原这样的鱼米之乡，能吃上三蒸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只有每年除夕（俗称“大年三十”）吃团年饭，是一定要“上甑”，要吃“十碗（菜）”的。无论如何，父母也要拼出十碗菜来，其中就包括“沔阳三蒸”。来了贵客（比如新上门的女婿，俗称“姑爷”，又叫“娇客”），是要“上甑”的。别人家有“喜事”（主要是婚礼，也有生日宴之类），要请送了“人情”（礼金）的亲戚和乡邻赴宴（俗称“吃长伙”），那也是要“上甑”吃“十碗”的。
我印象中，“沔阳三蒸”的米粉，我们那一带叫“细米籽”，是用晚稻米磨的，据说早谷米不好吃。蒸鱼用的鱼，有鲤鱼，有青鱼，有鲩鱼，也有用不上正席的鳝鱼。我最喜欢吃蒸鳝鱼。蒸肉用的猪肉，据说最好的是五花肉，不肥也不瘦。我最喜欢吃蒸排骨。蒸菜用的菜，有好多种，随季节变化，我最喜欢的是茼蒿。我不喜欢吃蒸芋头，怕“发膨”胀肚子，芋头叶子或嫩梗子倒不错。监利县的舅舅来了，妈妈有时会让我们上地头田埂上挑“细米菜”（一种可开白色小花的野菜）做蒸菜……
往事历历，如梦如幻，这是情感，是私人的念想。而我真心地喜爱“沔阳三蒸”，一本正经地向外地出生的子侄辈和朋友推荐它，则是出于理性，觉得它有共享的价值！2015年3月17日记
求学之旅
他追求孤独，也渴望友谊；他崇拜古代英雄，却承认自己畏惧死亡和痛苦；他出身官宦世家，却拒绝为需要服从政治；他蔑视人类的弱点，所描绘的历史人物中，很多人灵魂卑鄙肮脏，心肠扭曲，但他还是主张从具体、平常、世俗的角度来看人，来对待人，因为完人不存在，所有人都是普通平庸的个体。
小学时代的美好回忆
我上小学时是1958年9月，“人民公社”刚成立，“大跃进”如火如荼的时刻。毕业于1964年7月，那时熬过“三年困难时期”，1963年开始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小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正在酝酿向阶级斗争火药味更浓的“大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转变。
这个社会政治背景，虽说在中国历史上非常不平凡，但与我一个懵懵懂懂的小学生能有多大关系呢？关系大着呢！它使我有幸经历了“大炼钢铁”“集体食堂”等后来书中叙述的历史故事，刻骨铭心地体验了《朱子家训》中所说的“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写那年月挨饿受穷的文章不少，我没必要多说。只记得小学毕业时，量身高我是一米三八，后来能长到一米七三，完全是托母系遗传基因之福。
而在区卫生院做升学体检时，我被发现肝脾肿大。班主任张加斌老师生怕我这“种子选手”废了，托人带我到县中医院复检，得到了一张“现在没有发现肝炎”的证明，也就得到了升学资格。那是我第一次坐汽车，第一次进县城，第一次看到汉江和轮船，还在轮船码头看了“西洋镜”（幻灯片），好开心的。
如今我年老眼不花，可以看蝇头小楷。有人问我有什么护眼高招，我老实地告诉他，长身体的十几个冬春，我们把胡萝卜当饭吃，眼力能不好吗？
记得考初中时的作文试题是《我和吴运铎叔叔比童年》。今查百度百科有“吴运铎”条，介绍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器制造专家”，“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革命根据地兵工事业的开拓者、新中国第一代工人作家”。他撰写的自传《把一切献给党》，曾教育了整整一代人。苏联人民在莫斯科高尔基大街14号为他建立了“中国保尔纪念馆”。吴运铎还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可见他当年是大大的有名。但我们这些孤陋寡闻的乡下穷孩子，只是读了语文课本上的《劳动的开端》，写他童年时在矿山背煤的片段经历。
作文的主题显然是那时盛行的“忆苦思甜”阶级教育，无非说旧社会如何之万恶，新社会如何之美好。审题很容易，出题刁在你若没留心并记住“吴运铎叔叔”是某篇课文的作者、文中那个苦孩子，就只有干瞪眼。我庆幸没跑题，肯定是考了高分，成了本校唯一考上重点中学的正取生。而现在，我还写“忆苦思甜”的八股，那就太没出息了。我更愿意回想那些赏心乐事，悦己娱人。所以，本文标题叫“美好回忆”云云。
话说我启蒙时期上的是公社中心小学的分校，在本大队第二生产队的“万家祠堂”。各式各样的桌凳摆在几间有柱没壁的大屋子里，复式班。不久，我们奉命搬到位于光明大队（本名富有垸村）的中心小学集体食宿，搞“行动军事化”，睡地铺。好多次，白天帮社员摘棉花或者棰棉梗皮（据说可织布），晚上开“右派”教师的斗争会。白天热闹好玩，晚上开会时免不了眼皮打架，幸好有姐姐们护着，有时就在她们背上睡觉。有一晚不知哪个同学起夜把我棉鞋迷迷糊糊当夜壶尿了，第二天穿着湿鞋颇不自在……
大概是我们这样一群刚发蒙的孩子太难管理吧，很快我们又搬回本村的“分校”上学，不过换到三队的姚家大屋里（大概是万家祠堂已拆了），还是要帮生产队摘棉花。这是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办学方针，那年头谁会想到这是在使用“童工”？很高兴，我因此得了一支铅笔和一个笔记本——不记得它们是奖品，还是人人有份。
且说在姚家大屋里读完三年级，我记忆犹新的有三桩事。一是屋后有个圆形大粪池，用树枝加茅草做篙笆围起来，就是我们分校的公厕。一下课一帮小子就抢占位置，掏出家伙，挺着肚皮比谁尿得高。我们乡里鄙薄人没本事，就爱说“谅你拉不出三尺高的尿来”。二是分校挨着通顺河，河堤边有野生的枸杞丛，春来课间休息时，就有女生在掐嫩芽。那场景，大概是我最早对异性的美好记忆吧，至今未忘。三就是荤话混账话了，是那些比我年纪大好些的同学讲的：每周从中心小学来教我们三年级学生练弹舌发音学俄语的D老师，她那身粉红的呢制大衣，是在县城培训时陪人睡觉得来的。农村大孩子喜欢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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