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伊恩·布鲁玛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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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试读：
前言
足球，特别是欧陆足球，是检视各国国情一个很有用的风向标2006年，德国举办了世界杯。除开决赛中齐内丁·齐达内的“铁头功”让人大跌眼镜外，这届世界杯还因为德国人迸发出的毫不做作欢天喜地的爱国热情而显得与众不同。在过去，德国人有充分理由对在全世界面前挥舞民族标志物感到犹豫。这一次，他们这么做了过程中流露出的友善让人无法将其误认为是什么邪恶的事。尽管德国队在2006年未能杀入决赛，但德国人似乎很骄傲于自己是德国人
那届世界杯的另一大非凡之处在于，德国队赢球时，似乎没人会太往心里去。在过去可不是这样。比方说你是荷兰人、法国人捷克人或波兰人的话，输给德国就好像又被侵略了一样。因此，难得战胜德国队时就会大肆庆祝，仿佛甜蜜复仇。二战结束半个多世纪后，这种[1]情绪似乎终于消散了。对了，德国最好的两位球员都是波兰裔。
随着记忆淡去，人们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尽管有些历史记忆挥之不去，很是要命。但我相信，这其中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当我在1994年写作《罪孽的报应》一书时，世人仍很畏惧德国，也不信任这个欧洲经济强国。就在前不久，德国人在德累斯顿、莱比锡和柏林街头欢庆两德统一，震天响地高喊“我们是一个民族”的口号。这在那些记忆尚未淡去的人听起来有一丝不祥的意味，某些德国人尤其如此。但到2006年时，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的那句名言——“有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惨痛回忆，德国就应该永远分裂”——听着比1989年时更像是在自抽耳光，荒谬得无以复加。作为欧洲一分子的德国做得十分出色，几十年来一直规规矩矩参与欧洲机构和北约的事务，因此若再对新一代德国人心怀戒备，会显得心胸狭隘。毕竟二战时，他们可尚未降临人间。不过，德国人之所以获得邻国更多信任，是由于他们正一点点学着信任自己，尽管这一过程缓慢而痛苦，且有时并不彻底。
总而言之，在西德，小说家、史学家、记者、教师、政客和电影导演都已经反思过德国最近的一段残暴历史，有时会执念于此，但态度往往相当开放和坦诚。很少有德国学童会不知道自己国家过去的滔天罪行。如果说有杂音的话，那么也确实有部分人开始对这种不间断、填鸭式的教育感到厌烦。直到21世纪，依然有公众人物就战争发表不甚光彩或不成体统的言论，但这些人随即会遭到其他德国人的口诛笔伐。
对于德国人，二战根本就不是一件值得说笑的事，也不应该是。但在2008年，一位犹太裔瑞士导演拍摄的电影《我的元首》（Mein Führer）票房大热。这或许是个好现象。拿自己的国家开涮总比自抽耳光要好。倘若说人类史上最黑暗的篇章是可以“应对”的话，那么德国人总体而言可谓应对自如。* * * * *
同样的话，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地用来形容日本呢？日本人在2002年同韩国联袂举办了一届世界杯。日本国家队的球员年轻而时髦，在他们意外获胜时，日本年轻人也会怀着同四年后德国人一样兴高采烈的劲儿，为国家队欢呼叫好。然而，韩国等亚洲邻国对日本的不信任感却并未消失。因为尽管那些挥舞旗帜的日本青年看着没有什么好勇斗狠的念头（或者对历史一点概念都没有，这也成问题），但他们一部分供职于政府和大众传媒的前辈，却仍在就战争发表起码是让人不安的看法。保守派首相依然年复一年地参拜供奉有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对战争罪行的辩解和否认之声依然不绝于耳。很明显，太多有头有脸的日本人并未“应对”过战争。
按理说日本人对此应感到更自如才对。亚洲的战争很血腥，既发生过南京大屠杀和马尼拉浩劫，也见证过劳工被迫修建泰缅铁路最后活活累死的血泪史；从新加坡到苏门答腊，遍布着惨无人道的战俘营；中国在战时死亡上千万人。凡此种种，都在亚洲的历史上留下了永恒的伤疤。但与纳粹德国不同的是，日本并没有系统性灭绝一个民族男女老幼的计划——这个民族出于意识形态原因，被认为不配有生存权。
反常的是，这一切也许使日本人更难正视历史。第三帝国倒台后，除了部分精神失常的边缘群体外，鲜有德国人会容忍犹太人大屠杀，更别提以此为荣了。“我们并不知情”在1950年代是一种普遍反应，但到了1960年代，这句话在年轻一代眼里已经变得令人不齿，因而羞于提起了。这场蓄意的种族灭绝罪恶滔天，昭然天下因此根本不容辩驳。
日本人从没取得像德国人那样的共识。右翼民族主义者喜欢借日本没有屠犹这点做文章，以此证明日本人根本没必要对这场战争感到愧疚。在他们眼中，这场战争跟其他战争一样。残酷么？没错但历史上所有大国参与的战争都是残酷的。事实上，鉴于太平洋战争的对手是西方帝国主义者，这就是一场可以被正名的——甚至是神圣的——亚洲解放战争。
从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鲜有日本人会采纳这一观点，反观这一时期的多数德国人，却还在竭力忘却历史。战后最初几年，日本小说家和导演在面对军国主义罪行时都十分坦诚，这点实属罕见。这份坦诚在2009年反倒失色了。目标读者为年轻人的流行漫画书赞美日本军人和神风队员的英勇事迹，而中国人和他们的西方盟友则被描绘成一群奸诈好战之徒。2008年，日本航空自卫队参谋长宣称日本是被中美两国“拖入”战争的。
怎么会这样呢？人们往往认为这一定能在文化上得到解释。在东方人的观念中，耻感必须靠沉默、抵赖等做法来加以掩饰。我在写作本书的时候，对这一说法予以了大力驳斥，如今我依旧这么看。德国人在道德上并不比日本人更高尚，罪感和耻感也不比后者更强。曾几何时，他们的普遍态度也是逃避。
事实情况是，日本依然为历史问题所困扰，这些问题早在几十年前就应得到解决。之所以没有，更多是出于政治而非文化原因。这不光同1946年美国法学家起草的《和平宪法》有关，也同天皇体制扮演的角色有关。战后，麦克阿瑟将军出于权宜之计，豁免了日本皇族的战争罪行。
在德国，第三帝国走向覆灭是历史的一次彻底扭转。但即便处在盟军占领下，在天皇被迫放弃神圣地位后，统治日本的大抵还是同一批官僚和政治精英，不过凌驾在他们头上的是一部全新且更民主的宪法。因为在日本不存在类似纳粹党的组织，没有希特勒式的元首，日本军国主义就被归咎为“封建”文化和武士道精神的恶果。正如人们难以信任一个洗心革面的酒鬼会对烈酒点滴不沾一样，日本宪法禁止日本使用武力或保留武装力量。自此，美国就要肩负起保卫日本的责任。
纵然多数日本人对不用再上阵打仗由衷感到高兴，纵然为了便于成立自卫队，宪法很快被敷衍了事，但部分保守派对他们眼中这一践踏国家主权的做法感到甚是屈辱。对他们而言，从盟军主持的东京战争罪审判，到左翼教师和知识分子谴责日本的战争行径，所有这一切从今往后都将被视为民族耻辱。较为“进步”的日本人越是搬出战时暴行的历史来警告人们切勿背离和平主义，右翼政客和评论家就越会为日本的对外战争进行辩护。* * * *
换言之，历史观从一开始就是政治化和两极分化的。宪法和平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在1950年代曾导致政治动荡，为了拔掉这枚“肉中钉”，主流保守派尝试通过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战争和政治上转移开。
这一策略很成功。日本日渐富强，一党独大、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建立了某种压制的稳定秩序。但历史拒绝远去。自民党内的民族主义右翼对战后协议的怨气持续发酵，并以一种粗鄙的形式呈现出来。凶神恶煞的青年穿着卡其军装，站在旗帜飘扬的卡车上，伴着高亢的战时军队进行曲喊出他们的反对之声——这跟2002年时球迷的欢腾气氛可不太合拍。
几十年来，奉行沙文主义的右翼无论对高中教育，还是对天皇地位等问题，观点都很反动，他们能得到约束，要拜有时同样教条的日本左翼所赐。马克思主义曾是教师工会和学界奉为圭臬的意识形态。然而，同世界各地一样，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在1990年代初苏联帝[2]国解体以及波尔布特一手酿成的惨剧广为人知后，已经日渐式微了。
这一思想体系的崩塌导致新保守主义在美国的崛起———或许只是昙花一现。在日本，后果更为严重。由于自民党实际上一党专权，边缘化的日本左翼又因为自身的教条主义颜面扫地，不只是走向衰落，而是彻底瓦解了。这等于帮了为战争唱赞歌的右翼民族主义者一个大忙，他们甚至在东京大学这样的进步思想堡垒里壮大力量。形形色色的委员会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宗旨是“改革”历史课程内容，把教科书里有碍爱国自豪的史实一概阉割干净。
也许是因为对纯粹物质追求的厌倦，也许是因为对身不由己背负罪恶感到懊丧，也许只是因为无知———或者更有可能是以上三种情况兼而有之———日本年轻人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套爱国主义的甜言蜜语。中国惯于以日本的历史罪行作为把柄，进行政治施压，因此日本人对中国崛起的焦虑催生了一种好斗的爱国心理，甚至不惜以无视历史事实为代价。
就在《罪孽的报应》首版后不久，我曾短暂地认为事情会朝积极的一面发展。自从1955年以来，自民党第一次大权旁落，将执政地位拱手让给以社会党人、首相村山富市领衔的自由派和左派组成的联合政府。这位好好先生上台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五十周年之际，明确为日军的暴行道歉。
许多日本人同情村山。他对日本战时行径的明确悔悟定能让理性探讨日本防务和修宪变得较为容易。可惜，人们对于与战后秩序一刀两断的期待为时过早。村山无力改变日本政坛。到了1996年自民党再度掌权时，非但历史问题没得到解决，就连历史辩论也仍然充斥着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实际上，这些根本就不算是辩论，不过是立场反动的政治宣传罢了。
鉴于德国和日本之间的这些区别，也许读者会以为我的书在德国更受好评。其实不然。该书在日本不仅销量更大，而且获得了更为积极的反馈。对此，我只能猜测个中原因。日本人乐见自己的国家被拿来和德国作比较，它们都有高效、干净、勤奋、守秩序等优点。而战后的德国人坚定不移地想成为自由、进步的西方社会的模范成员，他们可并不热衷于被人拿来同日本人作对比，因为这太像是对战前“东方日耳曼人”尚武精神的一种肯定和赞许。
然而，如若我的看法是对的，即两国之间在历史记忆上的差异更多源自政治，而非文化，那么德国人这种神经过敏就毫无必要不过，认为文化无关紧要、世界各国的人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想法很天真——在过去也被证明很危险。但文化差异绝对论——学界的理论家喜欢管这叫“抓住本质”——同样大谬不然，而且也很危险。
我之所以写这本书，部分是想检验这些想法，探求类似的心理创伤何以影响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在进行这项冒险之前，我的直觉是——您愿意的话也可以管这叫偏见——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相似局面下反应大致相同。总而言之，德日两国人的行为并不一致——但在东德、西德和日本，无论战时还是战后，局势也都迥异，今天亦是如此。[1]这里指波兰裔球员米罗斯拉夫·克洛泽和卢卡斯·波多尔斯基。——除特别标明，本书页下注均为译者注[2]Pol Pot（1925——1998），柬共领导人，奉行恐怖统治，导致上百万人死亡。序：敌人们
在我的孩提时代，关于谁是我们的敌人这点从来就不是问题苏联当然是一个，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荷兰小学童眼里，苏联太过遥远。不对，敌人是德国鬼子。在我度过童年的海牙，德国人是漫画书里的魑魅魍魉。我这里说的德国人，不是纳粹，就是德国人1940——1945年间德国占领荷兰，由之而生的恨意属于民族仇恨，而非政治敌对。德国人侵占了我们的国家，他们强迫我父亲在他们的工厂里劳动。他们沿着荷兰海岸线留下了一连串低矮的碉堡，活像一只只巨型石头蛤蟆，黑乎乎、湿漉漉的，还散发着阵阵尿臊味它们是不久前一段沦陷史的遗迹。大人不许我们走近这些地堡，有传言说，曾有不听话的小孩儿进去了，结果被生锈的德国手榴弹炸得血肉横飞。
老师给我们讲德国人怎么怎么坏，他们自己又多么英勇。似乎老一辈人人都在抵抗组织里干过。确切地讲，大街转角处那个卖肉的要除外，因为他过去是“通敌荷奸”。没人去他那儿买肉。另外还要算上摆烟摊的女人，她曾有个德国相好，大家也不去她那儿买烟。
每年5月4日下午，同学们会齐聚大礼堂，听校长训话，纪念战争死难者。5月4日是追思日，隔天就是光复日。5月4日晚上，一支队列会迈着缓慢的步伐，穿过海边的沙丘，去往当年的德国刑场。我在黑白电视机上看到过这一幕。唯一能听到的声音是人们沙沙的脚步声、远处教堂钟声和风掠过话筒的响声。5月4日这天，年轻人还会敲碎德国车的车窗，或者隔着老远辱骂德国游客。
校长平时是个风趣的人，但在5月4日这天会变得多愁善感。他身披长长的皮大衣，总是走在通过沙丘的队列之首，脸上的表情出奇坚毅，似乎再度与敌人狭路相逢。一次，我在画纳粹党徽“卐”时被他逮了个正着，他语重心长地教育我，可不能再画这玩意了，这是邪恶的象征，人们看到后依然会心情沉重。我当然是我行我素地接着画，不过是偷偷摸摸的，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心里却又无比兴奋，觉得自己打破了成人世界某条神秘禁忌。
漫画书里的德国人（还有其他德国人么？）大致可分为两类：一[1]类体态肥胖，头脑迟钝，滑稽可笑，加特·弗罗比在好莱坞电影里将这一角色演绎得惟妙惟肖；另一类是瘦长个儿，老奸巨猾，戴着单片眼镜，刑讯时总会操一口德国腔“我们有办法让你开口”，比如《卡萨布兰卡》里的康拉德·维特（Conrad Veidt）。敌人既让人生畏，又十分可笑。对很多人来讲，加特·弗罗比的电影和模仿希特勒的段子让德语本身沦为笑柄，结果是我们都不肯好好学。德语老师不甘示弱，[2]说这是歌德和里尔克的母语，想借此唤起我们的学习热情，但弗罗比和希特勒彻底毁了这门语言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
长大成人后，我们听到了更多的故事。在本地流传的有关德国情人和通敌分子的段子让位给了更宏大的叙事，比如集中营和屠杀犹太人，在此过程中，我们的历史观得以形成。我母亲幸亏出生在英国，才免于遣送出境，否则难逃一死。我们从漫画书中接受的偏见已然转化为一种道德义愤。这在一定程度上让生活变轻松了。知道有条鸿沟把我们和一个象征邪恶的国家分隔开，让人很是欣慰他们是恶棍，所以我们肯定是好人。战后，在一个曾经被德国占领的国家长大，意味着自己站在天使这一边。
我们不去德国度假，不结交德国朋友，也很少听人讲德语，更别提自己讲了。我在说我们的时候，无疑是在以偏概全，但就算到了1989年，生平第一次我开始在德国广泛游历，这对我的荷兰朋友来说还是既有趣又略有些不可思议。对他们而言，伦敦、巴黎甚至是纽约感觉都比柏林近。尽管荷兰和德国在文化、语言和饮食上有明显的相似性，朋友们和德国还是很疏远。
也许这是问题的一部分：荷兰人受的罪没有波兰人或俄国人多毕竟，只要不是犹太人，他们会被划定为“北欧人种”。战前，荷兰国内对国家社会主义准则和“主宰者民族”（Herrenvolk）对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观念有很多同情之声。对此，我的老师们并不乐意记起。德国入侵不只是战争行为，更是一种辜负。对于一个始终活在被邻国吞并的危险之中的小国来讲，德国入侵犹如噩梦成真这就解释了荷兰人为何在战后跟德国形同陌路。文化相似性令人尴尬，甚至存在威胁。边界务必清楚划定，这不仅是地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德国的形象必须变得不堪入目。
对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去兄长和父亲的人，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曾描述过他们的成长过程。他说有些人年纪太轻，还不能上阵打仗，为国捐躯，他们便觉得自己似乎面临一项男子汉气概的考验，这项考验周而复始，必须一次又一次地通过，因为一个人没有办法弥补错过血洒沙场的遗憾。对于我们这些1945年后出生的一辈，情况和衣修伍德形容的虽大为不同但战争还是投下了阴影，以至于我们当中一些人近乎为之着魔。因为我们也面临一项想象力的考验。让我们着迷的不是如果自己身着戎装，会不会表现英勇，一跃冲出战壕，顶着枪林弹雨和芥子气冲锋陷阵，而是我们会不会加入抵抗组织，会不会招架不住酷刑，会不会甘冒自己被遣送的风险也要藏匿犹太人。在我们头顶上投下阴影的不是战争，而是军事占领。
军事占领向来都是一件让人耻辱的事——不仅因为主权沦陷，政治权利丧失，而且还因为其戏剧性地凸显出人性弱点。在这一时期，英雄寥寥无几，只有白痴才会臆想自己是什么英雄。这样一来，也就更容易理解人们明哲保身而做出的卑劣妥协，比如偷偷摸摸讨好穿军装的主子，或者在盖世太保踹开邻居家门时当做没看见。在我长大的时候，人们竭尽所能想忘却耻辱，向英雄靠拢。我读过一堆有关荷兰游击队员和戴丝巾的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的故事书。然而，真正让我感兴趣的不是英雄人物，而是那些面目可憎的人，他们为求自保，不惜背叛祖国，对别人的遭遇熟视无睹，置若罔闻，他们身处痛苦的两难境地，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毫无疑问，这么说部分是因为我担心自己在同样情况下，也会落得和面目可憎的人一样不堪；部分又是因为在我看来，比起英雄主义，失败才是更典型的人性。这就是我想要深入了解我们昔日敌人记忆的原因，因为他们记忆中的过去充斥着最最可怕的失败：道德失败，政治失败，最后还有军事失败。这倒不是说纳粹比他们的受害者更有人性，但认为他们没人性的想法一样也是错误的——尽管这么想无疑让我们自我感觉良好。
二战的另一个敌人是日本人，不过他们距离太过遥远，因此难以在我们的想象空间留下多少影响。尽管我的一些朋友出生在荷属东印度，但这个地方对我而言毫无意义。然而，日本人也是漫画书里的魑魅魍魉：他们是小个子的黄种人，龅牙，戴眼镜。在一部脍炙人口的漫画书里，长着一头金发、风度翩翩的主人公巴克·丹尼（Buck Danny，百分百是“北欧人种”）和他的机组成员率领一群勇敢的美军飞行员与日本人作战。驾驶零式战斗机的日军在向他们进攻时大喊“万岁！”（Banzai!）。人们告诉我，不能相信日本鬼子，他们对人命没有半点尊重，未作警告就偷袭了珍珠港。他们拔掉人的指甲，逼迫白人妇女向天皇鞠躬。我的某位高中老师曾作为奴工参与修建泰缅铁[3]路。我的婶婶曾是“鬼子集中营”里的阶下囚。亚力克·吉尼斯曾在日本人的威逼下钻进一个滚烫的铁笼子。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待在日本或周边国家，倒不是为了研究战争。但我很好奇日本人是如何看待和记忆战争的，他们对战争抱有什么幻想；在了解过去后，又如何审视自我。我的所见所闻对欧洲人来讲常常十分惊人：虽然《桂河大桥》在日本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西方战俘遭受的虐待几乎无人记得。（我经常想，日本人到底更认同谁，是那个日本司令官，还是亚力克·吉尼斯？都不认同，一个日本朋友回答我：“我们喜欢的是威廉·霍尔登扮演的美国英雄。”）巴丹死亡行军、马尼拉浩劫、新加坡大屠杀，这些事在日本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