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青年作家编辑部
出版社：青年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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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作家(二零一五年第2期)试读：
开卷
归来
文/主编 卢泽明文学杂志当然要倡导文学，但是，文学不那么为社会所需要了，衰微了，文学杂志被移作他用，被有钱的后爹后妈使唤来使唤去，乃至死亡，就发生了。近十多年来，文学杂志兴亡可谓是一部血泪史。有一个具有时代感的词叫文学青年，后来成了贬斥文艺腔的专属名词。现在不见怎么提及了。这种淡忘说明文学早不是社会的热词。连用作挖苦人的词语也不配了。
四川是人口大省，成都是不一般的大城市，文学的土壤也算肥沃，只有那么两三本文学杂志（包括《青年作家》在内），按理都不缺阳光雨露，都该茁壮成长。可依然躲不过一个衰字。
从满怀希望到心灰意冷，曾经操持《青年作家》的各路人马经历的过程与收获的结局，大抵相仿。文学被诅咒、被嘲笑，文学杂志几经转手的遭际令人扼腕。这年头搞文学杂志等同于找死。在2015年新年伊始，我却成了《青年作家》主编。我曾经在九年前主持过《青年作家》的编务工作，现在，又回来了。老朋友寒暄问候，却不要求我请客吃饭，因为他们心知肚明：这会是怎样的一个前景？但我喜欢文学，愿意在文学萧条的时代，重温文学。于是，新的编辑队伍很快建立起来。幸运的是，大家和我的感觉很近似：《青年作家》还有心跳，还没有死。既然如此，我们就该认真为它谋划一个新未来。
文学杂志以刊载文学作品为主旨《，青年作家》也不例外。但今天《，青年作家》将增添重要的新内容：关注作家中的青年，关注有过文学梦的人和他们的青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文学属于青年，青年有梦想有激情有愤怒有感伤，这些都是文学的助燃剂。所以，青年最接近文学。有人说青春最为难忘，那么青年时代的文学梦就能忘得干干净净，不留一丝痕迹么？不少人会否认自己的文青履历，但是，青春撞上文学，不是一场简单的梦。文学会蛰伏于你的心底，成为你最重要生命底色。这是我们在作家之外，去探寻成就非凡的各领域大家的成长史的因由。因为，这会丰富文学的意义，让更多的青年人坚定文学之信心。文学固然是文学家之所长，但文学并非专为文学家而准备。文学对于青年有特别的意义，我深信：不文学，非青年！《青年作家》发现、传播青年之新锐文学作品，更塑造时代之文学精神！
其实，当我们的目光投向传统纸媒之外的广阔世界，会发现文学依然遍布人间。文学杂志或许不是一个最佳的文学载体，但文学本身欣欣向荣。这温暖了我归来的心。人物作家蒋蓝人是大地的动词与叙事采写/元亨（特约）摄影/卢泽明资料供图/蒋蓝蒋蓝诗人，散文家，思想随笔作家，田野考察者。人民文学奖、中国西部文学奖、中国新闻奖副刊金奖、布老虎散文奖得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倒读与反写》、《爱与欲望》、《梼杌之书》等数十部文学、文化专著。现供职《成都日报》报业集团。
蒋蓝喜欢水，在他和我的故乡，盐都自贡，一条沱江的支流——釜溪河，悄悄绕过东兴寺的蒋蓝儿时的家，再往下，绕过几道弯，到了一个叫沿滩的地方，就是我儿时生长、如今背离的老家。像流沙一样的水，一夜夜漫过青春的堤岸从而汇聚成人生的沙坝。或许是因了釜溪河的记忆，后来蒋蓝买房子也买在了成都锦江（俗名府南河）边的九眼桥。只是，我不知道立在30楼的蒋蓝，透过他的书房，是否会望见，那里，不再有游泳嬉戏的光屁股小孩，不再有穿过东兴寺铁路桥下的背着天然气大气包的公交车和河面上一趟趟下行的甘蔗船，但依然有入水的各种孤注一掷的姿势，会不时惊动了市民的麻将和新闻的花边。但明确无误的是，从蒋蓝的书房望出去，两幢拔地而起正在修建的双子座高楼，那是四川的最高建筑，两百多米的傻大个儿，孤零零地，又仿佛生机盎然地，是在九眼桥大寒临近的隆冬时令里，影影绰绰，如梦似幻。
蒋蓝一般上午写作，打的是拼音，然后是下午出门，一般淘书有两个固定的地方，火车北站和莲桂南路，遛狗有一条恒定的线路，由莲桂南路包着粼江峰阁转一圈。有时候，写完一篇大稿的蒋蓝，会兴奋不已地打电话给朋友，你在电话那头，仿佛也会感受到一个杀手的力道与刀锋。当然，蒋蓝偶尔也会说他的一些完成了或正在完成的计划：《身体之书》《媚骨之书》《动物之书》《植物之书》《梼杌之书》《酷刑之书》……在他高蹈而忘情的姿势中，你会恍然惊觉，这个数十年如一日的蒋蓝，注定会让他这个人的《生命之书》成为一本最为厚重而独特的真诚之作、心血之书。将蓝和他的小卡兰
不过，有意思的是，蒋蓝的妻子，他口中的“小程”给我转述了这样两个珍贵的细节：其一。1986年一天他父亲回家（应该是从他父亲那儿听到的），前面邻居正拿着一张报纸（应该是《自贡日报》），看见上面的副刊（应该是春华副刊，不知道现在还在办没），上面正好登着蒋蓝的诗歌，一边念叨“蒋蓝蒋蓝，是不是这个打架的蒋蓝啊……”，后边的父亲听了只能偷笑；其二。八几年严打的时候，他母亲每天都睡不好觉（这个得自他母亲），总是提心吊胆，一听到警车鸣笛声，就以为是来抓蒋蓝的，后来他母亲对现在的这个媳妇说：“小程，你不晓得，我那个时候把铺盖卷都给他打好了的，免得到时候麻烦。”这两个故事里，我忽然发现了一个真实的蒋蓝，有迹可循的蒋蓝，就像他自己写的“踪迹史”，他原来一直都在那里。
在跟蒋蓝说着原来的那只在菜市场被抢贼抱走了的白色小狗时，一只棕色贵宾犬，总是一会儿跳到蒋蓝身上，一会儿又爬到我的膝上。而蒋蓝则会温柔地唤它，“小卡兰，小卡兰，我的女儿，不要闹哈。”或者说，“来，我的女儿”。他向他的小卡兰喊一声，小卡兰就跳到了他的怀里，安静得，像个穿着白衣的天使——这让人想起他的那只叫小玉兰的贵宾犬。现在，他抚摸着小卡兰的棕色毛发，又接着对我说，我每天写东西，它就这样跳到我的身上耍，不愿意下来。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小玉兰还是小卡兰。
今晚送她回家时，已经近10点了。怕她妈妈不高兴，车开得很快。青青说“：爸爸，我头晕。”我只好把车速降下来。她把电动窗放下一半，浮在地上的月光就漫了进来，就像一只蛰伏的海螺打开了迷宫，要带走大海。青青打开音响，用手指了指明晃晃的月亮：“青青就是月亮，月亮照着爸爸。我的爸爸爱我！”
我索性把车停在路边，陪她唱。我声调沧桑，与青青一起混合在糖浆的漫流中，但我们还是被冲开了。这里是城郊结合部，灯火稀疏，月光哗哗泻满了黑暗的凹陷地带，在地表反溅起来，不像霜，倒更接近于一辆垃圾车一路泄漏的石灰，勾勒了一种逃亡轨迹。（蒋蓝《送女儿青青回家》）
……后来，天暗了。在蒋蓝起身接女儿电话的时候，我收拾笔记，保存录音。只听见他在柔声地说，他在一再地给女儿道歉，原因是10岁的女儿在学校的二手市场生意很火爆，本来他今天要答应陪她一起去荷花池又进一批货的，但今天他因为我的采访，只能爽约了。“那怎么办呢？乖乖，你明天又要读书都吗！要不要爸爸明天一早去帮你买吗，像你上次买的那些，不要啊，你怕我买不好啊！”打完电话，他回来说，青青不高兴了，一连发了好多个不高兴的表情呢！他光顾着我们说话了，都忘了看手机。我微笑。我知道面前的这个男人，这个和我一样操着一口乡音的兄长、父亲、人子，在这个时候，他的全部，就是他和前妻离婚后让他倍感歉疚和愧疚的女儿——我记得唯一的一次看到他酒后在众人面前流泪，就是说到他的这个女儿，而他写的那些关于女儿的文字，又是那么触动人心、让人缱绻。而女儿又怎会知道，很多很多时候，他的笔名，用的是她的名字：青青。
临走，蒋蓝叫上他的另一个女儿“小卡兰”，送我下楼并说顺便遛下狗。走到门卫处，他刷卡让我出门我一边向他和小卡兰道别的时候，我忽然就忆起，在老家，1995年，23岁的我，怀揣着几张打印的诗稿，和着朋友刘丙文，那一年从东兴寺路过，一辆摩托车忽然从身边飞驰而过，身边的刘丙文忽然大叫，蒋蓝蒋蓝，但那摩托车上的壮汉似乎并未听得真切，只是微微回了一下头，一骑绝尘，摩托车穿过时代，就消失在了东兴寺东拐西弯的巷弄中。我至今记得，那个我当时还不曾认识的叫蒋蓝的一副民间的模样与背影，我没有看清他的脸。后来，我没有对后来的蒋蓝说起过这件事情。父亲和编号1411《青年作家》：蒋蓝老师，首先祝贺你在刚刚过去的2014年出了好几本书，比如《梼杌之书》《极端植物笔记》，当然也包括现在卖得大好、影响力很大的《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蒋蓝：谢谢。元亨，我们都很熟了，就不客套了。《青年作家》：作为一个“闯入者”，我首先，就不得不问到你的过去。我记得你是我们老家盐都自贡长大的盐场子弟？蒋蓝：不是，算是盐业系统吧。因为我父亲，实际上算是成都人。因为我的祖父，就是世世代代的成都人，住在哪个地方呢？就是现在的东风大桥，现在那儿不是有个建设银行吗，就是那个位置，均隆街口子上。他当时通过四川的军阀到的自贡，在自贡出任盐务管理局一个处的职员，最后逐步提起来，当过贵阳盐务局局长、汉口盐务局局长，还短期当过重庆盐务局副局长。而我的奶奶是很神奇的，我父亲的描述是，她个子很高，有一米六几，我们姐弟在我们家族中是最高的，不是来自我父亲，而是来自我奶奶的这个体系，姓李，祖辈是自贡的盐商。《青年作家》：是自贡四大盐业家族的李家？蒋蓝：对。自贡有一句俗话，不姓王，不姓李，老子打架都不怕你。她是李家的，但究竟是李家哪一支的，就不晓得了。奶奶很刚烈。那时候父亲还很小，出生才半岁，一次奶奶因为和我爷爷吵架，就一个人在家放下奶娃娃，上吊死了。可能我爷爷那时也很刻薄。为这个事情，我爷爷也很自责，后来很多年，才续娶。最初那几年，他就一个人带着我父亲，在贵阳、重庆、汉口这些地方，边工作边带我父亲。所以，我父亲也在这几个地方，都读过书。到小学毕业的时候，正好遇到国民党的空军招生，父亲就成了国民政府“幼年空军学校”第五期的学生，校长是蒋介石。从1940年到1945年，“空军幼年学校”共招收了六期学员二千一百多人。当时这个学校是很难考的，全免费，每个月还有五个大洋的生活费。《青年作家》：这个学校全称是什么呢？蒋蓝：名字就是中华民国空军幼年学校。地址在哪儿呢？在都江堰蒲阳镇。那时候是读六年，就像现在从初一读到高三，我父亲学号是1411。我父亲刚好读到1949年，就解放了。这个学校在北美、台湾、武汉都有同学会，后来他们看到我在网上写我父亲的文章，找到我，说我父亲是有学号的。我说可惜父亲都过世了。我父亲生前也没想过要去找他们。
所以，我父亲是受这种军事训练长大的。他有一个典型的特点，逻辑思维能力很强，是我见过的老人中非常凶的，一生尊崇科学。父亲有个很好的习惯，一生都爱买书，他长期在四川出差，资中、资阳、大邑、邛崃，包括川南宜宾，供销社啊，他买本书，就在上面签一个名——蒋寿昶，购于邓关供销社，1979年--比如说，他这样写。1971年，蒋蓝、姐姐和父母的全家合影2006年，蒋蓝和女儿在老家四川自贡东兴寺《青年作家》：在供销社买书啊！蒋蓝：那个时候，买书都是供销社。长期以来，我们家还保留的书，都是父亲签的（购于）供销社——那个时候，在乡镇上，供销社都是代理新华书店的功能。后来，我们两姊妹就开始争书了，我父亲就写：“蒋苓、蓝于好久好久购于××供销社。”实际上不是我们买的，是他买的。（大家笑）《青年作家》：那你母亲呢？蒋蓝：我母亲出生于资中的苏家湾，是那种地主、伪乡长家庭。她小时候怀揣20块大洋步行了两天到成都求学，学的是医。以前我母亲家里有佩枪、有电话、有制糖厂，出产蔗糖和各种蜜饯，后来和我父亲邂逅，还一起参加过第一届全运会。所以，我打趣说他们的结合，其实是“糖与盐的综合，像比例不甚适中的糖盐水”。习武的蒋蓝和写诗的蒋蓝18岁，习武的蒋蓝《青年作家》：你是什么时候对文学产生兴趣的？蒋蓝：实际上，我开始看文学，是到了初中了。1978年开始看书。那个时候，我考入了蜀光中学。在学校办了一个借书证。那时还没有啥子古典小说出版，图书馆都是革命小说，《把一切献给党》《暴风骤雨》《红色交通线》这些书，那个时候这些书出版得很多。认识文学就是这种水平。1979年以后传统文化开始重出江湖了，可以看到《水浒》了。事实上，我看《水浒》是72、73年，咋会有这个书？我妈在单位拿了一本七十二回本的《水浒》放在枕头底下，我看到好神奇，看不大懂，但那是我第一次看《水浒》，刚刚能够认得到一点字，就开始看《水浒》，我记得很清楚，是三本，简装，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黄色封面。《青年作家》：七十二回本的《水浒传》。蒋蓝：七十二回本的，删节版！那时，我觉得父亲很好，基本上我想看的名著，他是竭尽所能地买。其实那个时候日子很不宽裕。我父亲是家里的老大，他的那个继母，尽管跟我父亲无血缘关系，但他一直把她当作自己的生母。
我祖父1959年就死了，四十多岁得肺结核。祖父一死，剩着一个继母，我父亲把她供养到死，这点是我父亲不得了（的地方）啊！“长兄为父”，他是很讲究这种传统观念的人。所以，他的兄弟姊妹跟他的感情，就是半个父亲这种感情！我父亲是反正无论如何，每月寄一半的工资回去。我父亲一生都是骑自行车上下班，从我们家住的东兴寺到他上班的地质钻井大队，有5公里，他就这样来来往往，除了为我们买书，是很节约的。《青年作家》：那时，你们住在东兴寺？蒋蓝：对，而且靠河的那一边。所以，我从小就和水那么感情深呢！
我父亲很喜欢体育，他有一张照片，就是在航校的时候，打球时穿着的空幼7号篮球衣的照片，“文革”时他烧掉了空幼时的好多照片，二十多张，只留了这张照片，他没舍得烧。他说那个时候，咋敢留吗！也是因为他喜欢体育，所以我和姐姐从小就被送到了业余体校。当时，我和姐姐在体育上，是下了很大工夫的。我父母都是参加过第一届全运会的。在青岛。《青年作家》：所以，有体育细胞和体育传统。蒋蓝：对，我最初是练竞赛，后来改田赛，最后是篮球。我姐姐练得比我更好，她参加过全国小学生篮球运动会，这个很了不起，当时姐姐所在的自贡东兴寺小学打了全国的第二名，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个成绩，一百年来（对这个学校来说）都是创纪录的一个成绩。奖了一副篮板。后来我姐在中学代表自贡去宜宾比赛打球，我们老汉儿（父亲，下同）自费去宜宾守着，看我姐打球。所以，那时候都是很神奇的。《青年作家》：那你是哪个时候开始练武的？蒋蓝：这个是后来了。今天早上我还在和小程讲，当时东兴寺三岔路上有个大茶馆。那时我读初二，几乎每天都在这个大茶馆厮混。那时坐茶馆的老年人也有，中年人青年人占大多数。不像现在，是反的。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场景，就是东兴寺的肉铺。那个卖肉的人，据说是个江湖老大，会武功。《青年作家》：那个肉铺在茶馆边上？蒋蓝：在另外的河边上，就是现在的东兴寺河边的一排房子里面，以前吊桥的附近——这个吊桥现在都拆了。这个卖肉的人，据说他经常和一些人在里面切磋、练武，打得啪啪啪响。这个对于我来说，无限向往！——我咋子能够进去？那时我年龄太小了。这个时候我就在茶馆里面认识了两个人，两个真正在江湖上卖药的，其中有一个人，我喊他王老师，穿一件呢子中山服，头发梳得精光，他口才极好，但对我们这些娃儿也很客气。有些时候，我们几个娃儿就凑一些钱，买二两猪脑壳肉，打半斤跟斗酒，就在茶馆摆起，总共投资大约就一块钱，我请他喝酒，我们也巴到喝，主要是他喝，他酒喝了，猪脑壳肉吃了，就非常高兴，说，我今天总要为你们做点啥子事情呢，就说走，就喊到河边的沙坝上，他练武给我们看——那个沙坝起码有六七米高，我有两个同学就在那儿被沙垮了捂死了的——只见王老师在沙坝上凌空飞起，啪啪，几个飞腿，把我们都惊呆了。我们就要跟他学。他说，先不忙学，说我们身体太差，要先练筋骨。后来就给了我一个药方，让我先洗手，边练边洗。后来他又配了一个药方给我，泡酒喝。这个药酒后来泡了十多年，我结婚后才弄丢了。
练了武，荷尔蒙就要上升，所以就打架。我记得打了一个同龄的娃儿，把脑壳都打肿了，我就拉他回家，把师傅给我配的药酒胡乱抹在他脸上，竟然像好了样。第二天，他还买了一条“金沙江”香烟来和我结交。从此，恶名就在周围蔓延开了。最后，高考失利了。我晓得这不是偶然。父亲就问我，你自己考虑怎么办？我就说去当兵吗！结果，当兵呢，啥子都过了，最后红榜出来了，有我的名字，但是是被叉了，那个时候兴举报，就是我的邻居，去举报了我。他也想去当兵，但没当成，就写了一封信去告我，告的理由就是我长期打架斗殴。《青年作家》：那个时候，你的确过不到关，你练了武，荷尔蒙就要上升，所以就打架。我记得打了一个同龄的娃儿，把脑壳都打肿了，我就拉他回家，把师傅给我配的药酒胡乱抹在他脸上，竟然像好了样。第二天，他还买了一条“金沙江”香烟来和我结交。从此，恶名就在周围蔓延开了。那个时候，就是东兴寺一霸，东兴寺的街娃儿，你想想看嘛！蒋蓝：对。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在思考一个严重的问题了，就是这辈子要干啥子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就思考得很严重了。练武、打篮球，看来都不行了。这个时候，我又拿起以前文学的书来看。这个时候，就有一个细节，也就是在高一的时候——我有一个习惯，和我父亲一样，爱买书，就是身上有很少一点钱，看到喜欢的书也会买，新华书店的人都完全认我得到，这个习惯是从初中就养成了的——有一天走在自贡的新街上，我就看到一个眼镜儿，摆着一个纸箱子，在卖啥子书呢？在卖《星星诗刊》。新的。每本我记得要卖一角多钱，总共有三本还是四本不同的期数，我就一次性给他买了。我记得钱还差点，他半卖半送，这是我第一次买新诗，买回了后我就认认真真地把它看完。《青年作家》：你高一的时候是八几年？蒋蓝：1980年。这个记忆我到现在都很深，（至今）也很喜欢《星星诗刊》。那个时候我还谈不上写诗，但试着在本子上记了一些东西，这些本子现在都还在，在我老家，我妈还保存着。那个时候，我就崇拜一些人，比如说骆耕野，那个时候，简直觉得他是神人啊！没想到后来都成了哥们儿。《青年作家》：你青春期的荷尔蒙大多交给了练武与打架。但我注意到，《流沙叙事》里，你写到了曼陀罗花般的“梭叶子”（妓女）, 《梼杌叙事》里，你更详细地写了D镇的一个“卖骚”的女人“李桂花”，你们还为她打了两次群架？在拿着自制火药枪的你看来，她竟然是一个出尘的“女神”？这个“李桂花”算不算是你的初恋？蒋蓝：开玩笑！这个女人就像后来的诗歌之于我一样是朦胧派，我把她的下身虚化了，而把上身奋力拔高，成为了大理石基座上的胸像，所以我写“她照亮的是暴力荡漾街区的岁月下，我的一个截面”。《青年作家》：你第一次发表诗歌是什么时候，发在哪里？当时是一种怎样的心情？蒋蓝：1984年10月，《自贡日报》副刊发表的革命诗歌，二十七行，叫《华表》。《青年作家》：是什么机缘加入“非非”的呢？蒋蓝：那个时候我还在自贡，当时“非非”的尚仲敏耍了个女朋友，就是我隔壁的邻居。尚仲敏经常来，我们成了朋友，后来读到《非非》，知道了周伦佑兄弟。我的写作从中年才开始《青年作家》：从老家自贡到成都，是一个重要的选择。你当时是哪一年到成都的呢？蒋蓝：我到成都是作家朋友王锐主持华夏经济研究所的时候，是1991年，91年到的成都，然后就断断续续地一直到成都，91年到99年，（这期间）我到成都的频率相当于每个月都要来一次。《青年作家》：那个时候还没有离开单位？蒋蓝：离开单位是1992年正式办理的手续。《青年作家》：你是好久到的报社？蒋蓝：2004年进入《成都晚报》。《青年作家》:2004年之前呢？蒋蓝：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专门写作，是2000年到2004年这四年时间，这段时间是完全没上班，是以写作为生。完全以稿费为生的这四年。很辛苦。《青年作家》：你的动植物系列和《身体政治》就是那一段时间写的吗？蒋蓝：恰是从那个时候着手的。所以说我前50万字就是那个过程写完的，真正的写文章，我是从中年开始的。《青年作家》：进入报社是个偶然的机会？蒋蓝：偶然机会。但也就是女儿出生，主要原因是这个。那时，因为诗人廖慧在长期跟我约稿，她在《成都晚报》，有次就给我说有这样一个机会，副刊走了一个人，问我想不想上班。从此在报社，就一直从事新闻媒体到现在。我觉得我在新闻媒体学到了一个东西，就是一种方法。我们一般的作家是把这个新闻看得很低的，因为新闻是个小KS是吧，他们认为新闻是杀害天才的天敌。我不这么认为，你看作家海明威、马尔克斯，都是记者出身，而他们有一种进入社会、进入生活破开世界本相的一种方法。《青年作家》：那是一种切入世界的角度。蒋蓝：或者说方法。其实最先也没去想过这些，实际上是自己在写作过程中——这个可能就是命定的东西——就是你慢慢地感觉到，我不太满足于对于散文起承转合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公式，很简单，就是遇到一个题材不是写不写得出来，都会写；至于想不想写，写得好不好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到最后我们就会发现，当有一个人出现——比如一个历史人物，你已经不能判断他是好人还是坏人的时候，该怎么来面对呢？比如说，我举过例子，就是我在处理到刘文彩三姨太凌君如的时候，作为一个旧时代的妇女，没有文化，她不过是因为成为刘文彩的三姨太以后，才进入我们现在的视野，一个是刘文彩，第二是因为她漂亮，这两者（促使她）进入到我们当代的视野，这两者缺一不可。问题是——至少是我面临的问题是，这个人我们怎样用以前的价值眼光来看待她？我发觉用以往的写作方法根本解决不了。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梼杌之书极端植物笔记凌君如、石达开和踪迹史《青年作家》：刘文彩的三姨太实际上是你写的第一篇，用一种你发明或者说尝试的新方法？蒋蓝：真正就是她，而这个文章写作面临的难度，是我想找到自己的叙述方式。我们以前写历史人物——这个方法到现在文学界还有大量的人在使用的这个方法——就是根据一个历史人物的记载，比如说袁崇焕若干人在写他，很简单，到达袁崇焕所守的边关，再到他被凌迟的地方，不管是凌迟点、出生点、他的工作点，找一个自己需要的点位，然后去把他这一生贯入这个点，通过这个点位，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历史文学叙述方式。每个作家都可以写。而且中国有若干人在写，那么这种方式，我认为不能说它不是方式，但我不喜欢。过于简单。啥子原因呢？对袁崇焕的价值判断不需要我来判断，我也无从判断，我也判断不了。判断不了的原因，是他早就是一个大名鼎鼎的英雄。他的生平，他的死亡，他的气节，都已经摆在那儿了。作家们干的事情，不过是添油加醋。《青年作家》：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过早地或者说有意识地进行了材料的筛选和过滤，先入为主——实际上这种我们常规性的叙述语言或者说方式——会削弱主体的丰满性。他这个人的丰满度仅仅一两句话是描述不了的——他离不开那个时代的必然与偶然，以及所有的日常、细节与踪迹，甚至道具。蒋蓝：这就是我为啥搞踪迹史的一个原因。石达开1863年6月在成都，被谁凌迟的？在哪里凌迟的？死的过程如何？他的尸体后来在哪里？我想问的是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历史学从来没回答我。他怎么死的？哪些人参加了提审？在哪个地点？当天天气如何？环境如何？有没有目睹现场的旁观者？……我们最后发现，我们看到的所有传统历史学或者历史书，其实都不详尽的，无论是任乃强先生的《纪石达开被擒就死事》——他发表在他主编的《康导月刊》上，还是后来的一些历史学家搞的研究，我想问的这些他们都不能回答，我就对历史学产生强烈的怀疑，为什么不告诉我细节，因为司马迁在整个《史记》搞纪传体时，是告诉了我们很多细节的。《青年作家》：对，比如《赵氏孤儿》，比如《项羽本纪》。蒋蓝：就是。读《史记》，你仿佛就在现场，成为目击者甚至参与者。那么，我们最后就发现，其实整个纪传体（在传统文学里）是很精华的东西，它告诉你文史哲不可分。古人讲文史不分家，到民国以后开始加了一个哲，就是因为受到西方文化影响，学人提出这个问题了，就是文史哲不分家的问题，这个问题你会发现在民国以来，哪个人会成为一个文学家的标本呢？我们最后没有发现，他不叙事，他不搞纪传体研究，而且他更多的只是考据，就是我们说的训古这一部分，体现他的伟大的美学思想和考据意识，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啥子更多的东西？我一直希望找到心目中的一个范本——文史哲一体的范本，但这个范本我是没有找到的，到现在都没有找到，就是我真正的认为有这样的一本书是你很难推翻的，我读后我觉得对我启发到这个程度，目前为止一本都没有——没有这样一本书。《青年作家》：所以，你开始在“凌君如”这篇稿子中做实验？蒋蓝：2005年我开始做这个。我刚才已经讲了我的三不知，我不知道这个人的来龙去脉，就是对传者我不了解，第二个她的整个人生经历不了解，第三个她的生与死不了解，那么这三个都不知道，怎么写她的传记？这不要紧，不要紧的原因就是我也没有写作任务，我慢慢研究。我首先从大邑着手，大邑我们能看到的资料，比如说笑蜀写的关于刘文彩的书，《刘文彩真相》这本书是我很早就买到了，我认真读了两篇，他里面基本上就是用的大邑的材料。接下来，因为自贡到宜宾这个距离相隔不远，加上我祖父晚年又生活在宜宾，我也多次到宜宾，到了宜宾发现他们大多数不了解这个历史，我就慢慢开始通过一些文史资料、档案查证，很快我基本上搞清楚了刘文彩的发家史是在宜宾。包括鸦片、赌场、女色等的东西，也集中在他在宜宾的这段时间。那么这个时间之内的宜宾又是个什么情况呢，我就开始查宜宾的史志，就这样，我打开了一个又一个窗户……《青年作家》：接下来，写这个稿子做了多久的田野调查？蒋蓝：做了大半年，前前后后跑了十多趟。记忆最深的就是，一天晚上，我们赶到凌君如的老家宗场镇，那个地方叫大棬子村。《青年作家》：什么“卷”？蒋蓝：一个木字旁，一个卷尺的卷。大棬子村。赶到时，天都快黑了，我就拿出相机，对着那个凌君如住过的那几间残存的老屋，啪啪啪地闪了几下，回来发现只有两张要得的，神奇地是，没想到第二次去，那个房子就被那家人户拆了——那个房子是解放后被分给了一户人家，后来又被现在的这户人家花了几千块钱买来的——现在，他们拆了要重盖新的房子。《青年作家》：这个房子拆了，可惜了，因为凌君如在大棬子村，或者说大棬子村的凌君如，就又少了一个重要的存在过的凭证。蒋蓝：只能说这是机遇的力量，光学的作用。我说过，我是一个后知后觉的人，因为我十分努力，未必不能后发而先至。《青年作家》：后来，就有了写何洁和陈子庄的稿子？蒋蓝：对。《青年作家》：是什么原因促使你要写石达开的呢？蒋蓝：其实是从调查凌君如开始，在宜宾横江镇我就注意到了石达开的一场大战。当时去了刘文彩收购鸦片的云南盐津县普洱渡和征收鸦片税的宜宾县横江镇……在横江镇，我首次听到了石达开的部队在当地与清朝的官军血战一月、死亡数万、尸体壅塞江流的大量细节。《青年作家》：一开始，并没有写“踪迹史”的野心？蒋蓝：没有。最先，我只是写了一篇大稿子，《石达开与脔割之刀》，发在2013年2期的《大家》杂志上。当时，《大家》的项万和老师来约稿，我就说你可以发多少字？我有个写石达开的，他说给我一万字，我就把这篇稿子发给了他，他看是这个题材，就先喊两个年轻的编辑看，据说一个女娃娃看得泪流满面，另一个男娃娃看得激动地在编辑部走动、彻夜难眠，后来，他就拿来看，看了连夜给我打电话，说发了，结果他给我发了二万八千字。后来，我发觉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我解决，比如说唐友耕，一开始我是没注意到他，但后来发现，他与进入四川的石达开，仿佛是如影随形，涪陵、横江、紫打地三次大战，都是他在阻击石达开的去路或者说退路，他把他牢牢卡在那儿，而我查正史，关于唐友耕的资料也只有区区几百字。这就勾起了我的兴趣，于是我就去了他的老家云南大关县，就这样顺藤摸瓜地一步步地走下去。“踪迹史”这本书写到10万字的时候，我才有了一个清晰的概念，我知道我触碰到了一个让我的心脏狂跳不已的词——“踪迹史”。那个时候，我逐渐能感受到一种命定的东西在接近我，那是一种穿凿、麇集了文学、史学、考据、思想的“踪迹史写作”。《青年作家》：你写这本书，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找到了很多唐友耕的后人，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但也有人不满意，据说你没有把他们的祖先描绘成他们想象的那种英雄？蒋蓝：他们很支持我。可后来认为，我把他们的祖先唐友耕写成了一个杀人恶魔，他们认为他是在替朝廷做事，他是无罪的。我想说的是，那样的话，所有的法西斯就不需要忏悔，因为他们是在替希特勒和当时的那个国家杀人。其实，我着眼于唐与石，不是歌颂农民起义之类，而是血衣里体现出的人性！当然，考虑到血缘伦理，对唐家后人为尊者讳的观点，我表示理解。但是，杀人是按照国家律令而行事之类，均是人性的遁词！因为你根本无法给我们解释：昭通回人为什么要立一块记载唐屠夫屠杀族人的“血碑”？而奥斯维辛，则是“罪”与“恶”需要被我们人类不断救赎的集中营。《青年作家》：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完整的词——历史——因为，只有真正的历史才能给我们以真相和尊严。我感觉，在你写作“踪迹史”（副标题是“唐友耕与石达开、骆秉章、王闿运、丁宝桢交错的历史”）这本书中，你不但是在写石达开、唐友耕、王闿运等，试图触摸和开掘他们的肉身与内心，也是在写一个个个体生命意义上的“我”，解剖和释放一个个原始而复杂、临在与所在、肝胆而宿命的“我”？蒋蓝：你说得对！因为我在场，所以我追踪。因为我追踪，所以我的踪迹已经同历史踪迹打成一片。人迹史迹踪迹。某种程度上说，踪迹史，也是我的观念演变史、我的成长史，踪迹史是“我”的历史，是“我”的人史。人物艺术家没有音乐梦的诗人不是艺术家？采写/廖慧资料供图/何多苓与何多苓聊文学何多苓
何多苓，1948年生于中国四川成都，中国当代艺术代表性人物。1982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研究生班，现居成都。20世纪80年代初，何多苓即以《春风已经苏醒》《青春》等作品轰动一时。曾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银奖、铜奖，第七届全国美展铜奖，第22届蒙特卡洛国际艺术大奖赛摩纳哥政府奖。作品曾入选巴黎春季沙龙，以及亚洲美展。何多苓还曾在国内外多次举办个展，参加美术批评家年度提名展，作品为中国美术馆、福冈美术馆等海内外艺术机构和收藏家收藏。
某天，和我儿时的伙伴、伪文艺青年某某逛蓝顶艺术区。“这些作家们都住这里吗？”她问我。“他们是艺术家。”我不得不纠正。“啊不好意思，我是说住在这里的都必须是作家才可以吗……”为了让谈话能够进行下去，我只好忽略了那个卡住我的词语，并且劝慰自己：谁说艺术家不是创造艺术品的“作家”呢，更何况这里不是有文本水平堪比作家的艺术家么，比如，何多苓？于是果真有一天，我就有幸与何多苓进行了一番关于文学与艺术的谈话。荷兰与孙瑞、翟永明、北岛、芒克、张枣等993与欧洋江河翟永明在成都“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写作’”《青年作家》：何老师，我们今天主要聊您和文学的缘分哈。媒体报道上说您读高中的时候，作文就很好了？何多苓：那是自发的嘛，是天生的，我也没有学过，我妈是学中文的，但也没有喊我练习过，来到学校就写作文噻，我觉得写得还不错，而且喜欢的东西，（就是）品位也还不错。《青年作家》：那你们老师也很有品位的咯？何多苓：我们是七中的嘛，重点中学，语文老师，基本上都是教大学的，然后他来教中学，那个时候对中学很重视。（他们）在大学里头都应该是教授级别的。《青年作家》：您上中学的时候开始画画没有呢？何：几乎没画，全部研究“科学”去了，做收音机啊……男娃子都要搞的那些。我妈也没有认真地考虑过我要学画的事情，他们可能还是想让我上“正常”的大学。《青年作家》：您后来认真选过没有，到底是要画画写作还是做其他的事情？何多苓：那时候由不得我们选，都是命运。遇到了（绘画），我算很幸运的。我那会儿受一个比我大点的邻居的影响，想考川美附中的，后头我们父母有点反对，我就放弃了。我也无所谓，那时也不是那么想学画。那会儿兴趣很乱，啥子都喜欢，但是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写作”，这倒是我很奇怪的地方。那会儿的人一般都要想到写点儿诗啊那些，但我从来没想到（写诗）。我就是所有时间都拿来耍，耍都是耍啥子收音机啊，看科普的书啊……从来没有任何一次起过要写作的念头。这个很怪嘎，一般都想“表达”啊这些，我那会儿没有想过用任何一种方式“表达”，就是耍，完全的兴趣，没想过这些兴趣可以派啥子用场。《青年作家》：您在文学上受历史上经典的诗人文学家影响多一点，还是同代人？何多苓：可能还是历史上的。同代人呢也受了点儿影响，江河啊小翟啊这些，韩东啊这些。韩东有一个想法我也很喜欢，他说“诗歌到语言为止”对我来说很有启发。画画好像也是“到语言为止”，只是不同的“语言”而已，所以除此之外的东西通过读诗或者看画就直接体验了，诗人和画家要做的事情就到此为止了。我不会仔细想你的画啊，解释啊阐述啊，所以我觉得批评这个东西可以不存在，或者应该独立存在。而且批评对我不起作用，因为我从来不看批评文章。他们咋个说我也这样，随便咋个说我也这样画画。我恰恰从其它的东西里面得到的启示更多一些，比如文学作品、诗歌，还有摄影作品，还有……“画画也是‘到语言为止’”《青年作家》：音乐？何多苓：哦，音乐，音乐始终是一个最潜在性的影响，音乐对我的影响很“直接”，因为它有一个结构性很强的东西，它在绘画上可以充分体现。它的旋律感啊，和声的布局啊，曲式的结构，声部的进行啊，这种，（我）画面上都有的，同时再现。这些东西反而对我影响很大。我几乎不看美术方面的杂志，我看的都是其它方面的东西，我的阅读也不直接跟我的绘画有关，当然有时候我也买一本（美术方面的）书，但我很难看完，比如我曾经把高居翰的五大本《中国美术史》看完了噻，但滴点儿都没记到，忘得一干二净。我是看完了，但看得之水，所以就忘得一干二净噻，没有认真研究。我还是有点儿喜欢看西方人写的中国美术史，因为他们有另一种方式，（不像）中国人的研究基本上就是“到此为止”，对作品的阐释好像都是有一种约定俗成的方式嘛，对我又莫得啥子用。我（在美术阅读上）还是有点儿“实用主义”，对我莫得用就不看了。何多苓说画画好像也是“到语言为止”，只是不同的“语言”而已，所以除此之外的东西通过读诗或者看画就直接体验了，诗人和画家要做的事情就到此为止了。何多苓在自己的工作室，右上作品为《被偷走的孩子》，中间作品为《乌鸦是美丽的》“若即若离是一种很妙的感觉”《青年作家》：您是好久认到欧阳江河他们的，现在对当年的他们有啥子印象？何多苓：认识江河是八三年。他写的诗，《悬棺》啊那些，气象之大。他喜欢那种比较学者型的写作，不像小翟靠近“自白派”，可能女诗人都比较“自白派”，男诗人都“哲学”，一直到韩东的“诗歌到语言为止”……还有韩东有些语言对我影响有点大，他说“诗歌就是要把废话说得漂亮”，我觉得这里面包含了很有几种写作的诀窍性的东西。画画也是这样，我为啥子要画画，而不是通过其它的摄影啊这些（来表达），像这个腊梅，我拍下来，哪怕是用我的手机拍，也比我的画面更写实，更真实，但画画就不一样了，用另外一种语言来阐释它，跟它有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很好。《青年作家》：这个“若即若离”太妙了。何多苓：“若即若离”是一种很妙的感觉。我现在研究中国文人画，像他们那种境界。他们经常想补点诗啊，实际上都是在诉说心头想的事情，然后一边好像再漫不经心地画点啥子东西。有时候面对这种感觉我也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脑壳头会出现一种形象，一张画要画成啥子样子，就是有一些比较模糊的形象，不是很确切，而最后出来的也许还不一样，跟我想的还不一样，是另外一种，说不定它也很有意思，不一定画出来就是我想要画的那个样子。我画画不太过脑子，有时候也要想一哈下一步咋个画啊那些，但都不是特别仔细地想，还是要迫不及待地要画画啊那些，画了再说。可能我就是这样子的，动脑筋动得比较少就是了，我说实话。不像其他人，非常之动脑筋，唉呀，看书做好多笔记啊，对自己的思考有很多清晰的认识。可能我人比较懒嘛，也可能各种乱七八糟的兴趣爱好比较多，就搞别的事情去了。我肯定有很多闲事，做起来完全莫得啥子用的，而且就是娱乐。像对音乐的研究啊那些，我对音乐的兴趣好像比对画画还要大，哈哈。但画画喃就像你现在问的时候我就在画，好像是一件可以在很随意的状态下就去做的事情。1951与母亲何多苓 摄影/卢泽明“我如果在古代就是个‘隐士’”《青年作家》：您觉不觉得自己总是“兴趣盎然”的？何多苓：经常是，我经常是。但也要看是啥子事情，有些事情我毫无兴趣，一点儿兴趣都莫得。《青年作家》：您就回避了，就不去做？何多苓：那当然我就不去做嘛，肯定的。我至少现在可以选择自己的兴趣方向了噻。还有些东西它是属于生活的，跟艺术无关，我也不让它进入艺术。比如政治啊这些，我也很关心；比如最近法国的恐怖袭击，我也跟年轻人进行了讨论，但我恐怕永远也不会让这些事情进入到画布当中。我反正就是觉得（画布上）这个世界对我来说，至关重要。《青年作家》：所以每天都要画？何多苓：每天都要画。我如果在古代就是个“隐士”，真正的隐士。但前提是要有足够的钱可以支撑，像王维那样子，呵呵。喊我去吃苦啊我也不得干，修道啊我也不得行。而且我说的隐士不是到深山老林去藏起来啊这种，就是要在比如说现在这个画室所处的位置我就觉得非常好，（在这儿）就有当隐士的好处。《青年作家》：您以前搭建过自己绘画的三个维度，其中就有“现代人的迷茫”啊这些。何多苓：是啊，这些东西自然存在嘛。我是一个现代人，我不在画面里面伪造古代的氛围。比如我现在借鉴古代人的画面，构图啊，样式啊，画室里面就有一张，借鉴古代的仕女画，古代仕女画就是要表现女性与自然界的关系，这个实际上是我多年来的一个题材。我现在只是想从样式上借鉴中国画的一些手法。还有就是现在画花的这些笔法，已经用到我所有的画里面去了，这都是中国画的用笔，用到油画上。我觉得绘画中的这个世界，有点无穷无尽。比如我们现在的这个花园头，所有的东西……完全也是无穷无尽的。遗失了唯一的“诗歌翻译作品”《青年作家》：文学历史上的大师您喜欢过哪些呢？何多苓：多了，雨果啊，巴尔扎克啊，托尔斯泰啊，陀思妥耶夫斯基啊，还有一些……当然对我影响比较大的还有契诃夫。诗人就更多了，叶芝、狄兰·托马斯、艾略特，还有斯蒂文斯、兰波、埃利蒂斯啊这些。我八十年代疯狂地阅读诗歌，但就是没有想到要写，最怪的就是这点儿，人家一般疯狂地阅读马上就会去模仿噻。我可能主要还是不习惯诉诸文字，有可能文字太“清晰”了，但是诗歌本身不清晰，诗歌本身是完全符合我的想象的，诗歌可以很晦涩地叙述你想表达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美国诗人，就是罗宾生·杰弗斯，不晓得你听说过没有？《青年作家》：这个我硬是没有听说过。何多苓：（他）很偏。当时有个美国人看了我的画，就送了一本他的诗集，说我的画很像他。当时呢我就只在哪个杂志上看到赵毅衡翻译了几首，觉得瘾之大。居然我那个臭英语我就自己开始翻，翻译出来觉得绝对是一种“误读”嘛，他的（诗）特别复杂，尽是那些长句子从句跟起，我那个（翻译）反正也像个诗，也像他那个味道，但可能就有点像我的“再创作”了，后头（稿子）就搞掉了。这些东西我们不会收拾，后头我问小翟，她说她也没有找到我的这些文稿。我当时还把它抄成一本得嘛，还很译了点儿哦，就是太喜欢了噻。他的诗翻译得很少，也莫得他的（翻译）专辑，因为他在美国是个极怪癖的人，诗歌也显得惊世骇俗的。他自己在加州海岸修了个石头房子，在那里隐居，他完全是个西方的当代隐士，思想里有很多尼采的东西。我当时觉得他很酷啊，最喜欢他。当然后来换成斯蒂文斯这些了，要柔和一点儿，你根本不晓得他在做啥子，说不清楚，我就是喜欢诗歌这种“说不清楚”的东西。我觉得最高的就是叶芝的那种“丽达与天鹅”，还有“偷走的孩子”，我直接把“偷走的孩子”画成画了的嘛，大地震之后我又重新画了“偷走的孩子”，这个题目非常适合我在灾区看到的印象，我觉得那些小孩就是一瞬间被“偷走”。我那一瞬间可能有点儿“社会责任感”，呵呵，但我仍然是用诗歌的方式来表达的。“最喜欢的文学性是‘诗性’”《青年作家》：你九十年代的时候在绘画上经历过“去文学化”和“去哲学化”的过程？何多苓：九十年代末的时候有过，我那会儿就画些女人体、婴儿、小孩啊这些，没有背景，去掉背景，因为八十年代（绘画）都有背景，就带来很大的文学性，我都把它去掉了，反而还整到了绘画的感觉。现在又恢复了，成了带有中国（古典）文学式的（背景）。《青年作家》：也就是说您还是喜欢文学性和哲学性？何多苓：还是有点离不得。可能这就是一种“表达”的需要嘛。但我最喜欢的文学性是“诗性”，就是一种不可言传的，很晦涩的东西；不是那种“叙事性”的表达，那既不是我的强项，也不是我的兴趣之所在。我也爱看小说就是了，但也从来没想过自己要去写，就像我喜欢诗歌也没想过要写诗。就是想画，啥子都想画出来。画在我这儿是个很重要的表达（方式），不管是不是文学啊那些，都是想通过图像来表达。这个图像里面肯定有文学性，但我把这个文学性含在里面的，既不需要说出来，也不需要做任何解释，让看画的人自己去体会嘛，他的任何一种体验我都觉得是对的，我莫得指向性。“想说的事情反而不去说”《青年作家》：好多人说您的画具有文学性，会不会也是指您和诗人作家群体的知识结构、所关注的问题都有共同点，于是作品里有当下活生生发生的某种“时代感”？何多苓：可能还是表达方式上的接近，像现代诗里的语言方式啊，不是“直接”的，非常不直接。《青年作家》：在绘画里要完成这种“不直接”还是很难哇？何多苓：不难，我觉得不难。因为绘画有一个优势，它可以啥子都不说，但是喃给人的感觉又好像是啥子都说出来了。它不像语言哈，语言有时候你还需要有一种准确性在里面，绘画有时候我觉得它需要一种“非准确性”。《青年作家》：语言有自身的陷阱哈，有时候一个事情说得太多了，反而受到了限制。何多苓：嗯，说另外的事情嘛，就是你想说的事情你反而不去说。我觉得画画就可以这样，本来很核心的一些东西，你把它隐藏起来，画一些另外的东西。《青年作家》：您是故意这样的哇？何多苓：我有点儿故意。但我觉得这就是画画的优势之所在，因为画画都有一种表面的形象，有时候感觉它还很清晰，但可能你恰恰想给人家看的不是这些，而是这个形象背后的东西。《青年作家》：您写过自己觉得可以被叫作“文学作品”的东西没有？何多苓：没有没有，我写的都是些很短的东西，给学生的画评啊这些。但都是文学性的画评哈，顾左右而言他，说的都不是画，说的是人啊这些，他们都感觉得到。我也不擅长写理论文章，但我觉得绘画的理论性也不能被无限地夸大，绘画严格来说还是一个感性的东西，可能观念绘画（除外），观念绘画能够自圆其说嘛，我没有用过这些东西。我画（具象）的东西，搁到那儿，爱看就看，不爱看就可以走开，我不带强迫性的，而且哪怕你咋个体验它都是你的事情。《青年作家》：他们好多人说你修养之全面。何多苓：我其实不，我还是很偏。我阅读量也不算很大，而且很多该读的书都没读，“基础训练”很差就是了，就是学一些极偏的东西，偏得不能再偏。你可能不相信我屋头的建筑书比我的画册多得多，我把研究建筑当成爱好，但是看一些极其专业的建筑书，喜欢的程度之专业，喜欢的都是建筑的空间啊，都是一些内在的东西，对外形那些毫无兴趣。采访后记 怎样了解一位总让人“意外”的艺术家？文/廖慧何多苓近影何多苓“带工作室的花园”隐于蓝顶的一角。从不锈钢的自动门进去左拐，一路向下；进了小门，豁然开朗，各种植物优雅地盘亘着、铺排着，沿着起伏的坡地，似乎要接到荷塘，却又被几棵树木轻轻挽了回来。这个冬天我去拜访的时候，主人公正在花园里兴味盎然地画一株腊梅。工作室里开着暖气，我们在寒风中闻着冷香听着鸟鸣说话。画布上的腊梅后来开了，却不是我看见的那一株。
这是一位总让人“意外”的艺术家，他的“兴趣爱好”之广泛，几乎涉及了所有艺术的门类——摄影、建筑、音乐、诗歌、小说……当然，还有他的本行，绘画。他对每一种爱好的介入之深，完全是“专业”的，他完全可以充当音乐演奏的“翻谱员”，诗歌写作的“评判者”，建筑师的“合作者”。但他认为自己的爱好又是“偏僻”的，因为相比他人，他“只注重内在的东西”。那么在一个艺术家的创作秘密里，绘画和其它“兴趣爱好”总体上是什么关系？“兴趣爱好”真的就只是“业余爱好”吗？尤其被称为“画家之中的诗人”的何多苓，诗歌（或者文学）对他的绘画生涯起着怎样的作用？这些都是我之前没有认真想过的。
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经常觉得自己“了解”何多苓——他的绘画作品，哪怕一朵花也仿佛处在某个重要的时空交接点上，有说不清楚的意思；他随和、优雅，有着很好的品位，深得学生和粉丝的热爱；媒体上也不乏关于他的报道，我们知道那些专属于他们那一代人的故事，精彩搞笑，或者忧伤感人，听起来像传奇……对这位大艺术家，在那些专业的美术文献里，也有批评家们的解读，但我真的了解他吗？不然怎会让他自己说出这样的话来：如果在古代，我就是一个真正的“隐士”！它们就像一个隐士无意中给人留下的一条了解他的隐秘通道，借机窥探他山中之物的一鳞半爪，否则在我可能只能“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了。“隐士”是这一两年才有人这样形容何多的，我开始并不当真，因为虽然他在画坛行事低调，显然还是生活于“闹市”，生活与大家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我那会儿一心想到的是归隐山林的修行者们。但在去采访那天回来，更加深入地阅读他了从前的文字，又整理了录音文件，我突然意识到仿佛刚刚还近在眼前的何多的确是“隐士”，而且是隐于市的“大隐”。这让我感到兴奋，仿佛某个艺术的“密码”马上就要被我解开了。“这里需要一种能唤起隐藏悲哀的调子，它是若有若无的，柔和而沉默的，但包含着内在的紧张度，它像北方海岸的雾一样在作品中徘徊；物质在它之中失去了固有色，期待着它的赋予。这样我获得了某种音乐的等响度，阴冷的色调作为主要动机（命运与自然的）联系着另外两个动机：他的和她的。上述的各种内容在这一主导动机之上浮现出来了：冷寂中隐藏着激情，压抑中颤动着欲望，沉默中呢喃着细语，美的黄昏暗示着死——这一色调我使这具有催眠的力量，把文学翻译成形体的诗，而把情节的大部分留给了文字。”（《信念，人的自然与自然的人》）
这段选自2011年出版的字书《天生是个审美的人》里的文字，大概能够把我们带入何多苓在绘画、音乐、文学与诗歌中辗转流连的情境。在这段文字里，种种艺术的形式与界限仿佛透明起来，可以被轻松地穿越，却又依然历历分明（甚至“文学”和“诗歌”也区分得很清楚）。来回梭巡、比较借鉴的结局出现在画布上——这似乎是唯一的现实显现，但他叙述的方式是“诗人”的。“何多苓式文字”是典型的诗人随笔，总喜欢把很多意思糅进有限的词语（最后糅出一连串的比喻与象征），内容密实丰富，可以读出骨子里的气味来；但何多苓其实也有类似作家的叙事愿望，在密集的词语底部，总是涌动着一条河流，会挟裹着泥土、岸边的花草裂罅而出，沉重的思想就这么被活泼地带动起来，煞是好看。在音乐、绘画、诗歌种种艺术形式内里涌动着一种“不明物质”，何多苓一开始就直奔它而来，并且制造出了一种强大的密度与张力，又练就了在其中自由来往、相互抽取补足的能力。因此几乎可以说他是在用写诗和作曲的方式画画的，或者他是用画画的方式写文章的？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今天，从“乡土”“知青”“女人”“婴儿”“庭院”到今天的“写生”“花园”，何多苓携带着诗歌和音乐，经历了绘画的多个阶段，成就了一种“隐士”的状态。此刻，其实不必再探讨他与其它艺术门类的关系，而是要继续观察研究他与中国传统文化关联的时候了。谢天谢地，天下的“隐士”都应该是如此不同的才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切入点”，不同的发展脉络，而不是在一种样式里生搬硬套。“我觉得绘画中的这个世界，有点无穷无尽。比如我们现在的这个花园头，所有的东西……完全也是无穷无尽的。”那天采访，何多苓说这个话的时候，举起了双手，右手握着那只停顿在虚空中的画笔。一如他的风格，何多苓对自己这个“隐士”的考量主要来自自己内心的艺术状态，并不单指外状。他“隐身”的花园和画布，近在眼前，却早已内心化了。
还是要感谢文字，我感觉真正有点了解何多苓了，是从那天认真地重新阅读他屈指可数的几篇文章开始的。尽管何多说过文字对绘画不重要，但他自己的语言文字却犹如进入他绘画的“天梯”。这“天梯”不同于石阶那么步步落实在艺术作品中，它是思想发展的细节与脉络，也是气质型的，因而也是快速的。它们就像一个隐士无意中给人留下的一条了解他的隐秘通道，借机窥探他山中之物的一鳞半爪，否则在我可能只能“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了。人物先锋七微为我十五岁的青春写诗采写/赵皓盈供图/七微七微85后、摩羯座、青春文学作家、《爱格》杂志编辑，这是她身上的所有标签。“我的文学感是一片自由生长的草原”“我们从不缺乏梦想，缺乏的是对梦想的坚持。而所有未成熟的，都需要慢慢等待，并为之努力。
不要急，慢慢来。”——七微
跟七微联系上时，新年刚过，她人在云南大理。跨年那天晚上，她和一群朋友围着暖暖的壁炉，你一言、我一语地守着翻滚的火锅，酒杯相碰，在一片沸腾中欢送过去的一年。
每年一次的云南之旅，成了七微一年一次的休憩。蓝天、白云、阳光、静水，她将自己和心里生长的那些青春故事，一起放到云南微凉的空气里晾晒。“真的，世界上美好的东西都是免费的。”她在微博里感慨，配图是大理肆意的阳光和她的笑脸，很快，微博下面的粉丝留言，一阵欢腾。《悲歌迷藏》、《莫失莫忘》、《南风过境》、《南风知我意》，一本本青春小说让她拥有越来越多的少男少女读者。她的身边还聚集了一批优秀的青春写手、作家、摄影师，那夏、白槿湖、文子、绿亦歌……一群文艺男女在一起做杂志、出书、旅游、交朋友……
这些元素，构成了七微现在的生活。像是一帧帧旅途上的画面、一个个小说里的情节，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一个典型文艺青年的生活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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