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燕君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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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读完经济学名试读：
前言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每个时代都会有一批在各个领域创作出惊世之作的伟人，他们所留下的一份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既没有时空界限，也没有地域之分，像星斗辉煌于当时，也像阳光灿烂于今天。在人类历史上，他们是为数不多的一群人，但也是值得关注、值得崇拜、值得追随的一批人。他们用真理的力量武装我们的头脑，而不是用武力奴役我们。他们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他们所留下的杰作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供我们一代一代分享下去。这些人，我们称为大师；这些伟大的作品，我们称为经典。
经典名著具有不朽的本质。在人类的奋斗中，唯有名著最能经受岁月的磨蚀。庙宇与雕像在风雨中颓毁坍塌，而经典之籍则与世长存。即使是千百年前的真知灼见，时至今日仍新颖如故，熠熠生辉，令人感铭于心，爱不释手，成为与我们相随的伴侣与慰藉。在经济学领域中，许多名家的著作已经被证明在理论上具有权威性，在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它们对于广大的读者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这些经典之作，是经济学家思想成果的荟萃，是其学术思想的精华，也是数百年来世界各国优秀的经济学者根据时代的发展和各国的实践经验，在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认识不断深化的基础上所做出的创造性的理论概括。它们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共同财富，对我们掌握经济规律，发展社会经济不无裨益。
然而经济学的思想浩如烟海——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读完这些名著并不现实，条件也不允许；我们也不希望所有的读者皓首穷经，终日迷失在书堆里。这也正是本书的出版缘由，我们希望读者通过阅读本书能对重要的名著有一个大体的了解，帮助读者摆脱阅读上遭遇的困境，改善阅读生活，更重要的是能够从本书中汲取经济大师们的思想和艺术精华，从而达到启智怡情的阅读效果。《一本书读完经济学名著》选取了50多部世界一流经济学名著。这些经济学著作基本上都是经济学说史上某一流派的主要代表作品，或者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重要作品，或者是其思想对当时的社会产生过极其深远影响的作品。这些经典著作不仅是读者学习经济学的必读之书，也是提高经济理论水平的重要著作。
本书可以让读者以最快捷的方式去获取经济学名著中的精髓，在有限的时间内了解经济学领域中最具代表性的思想成果，在探索经济学的过程中受到启迪。本书精选了包括《国富论》、《经济表》、《资本论》、《经济学原理》、《有闲阶级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通往奴役之路》等在内的许多经典名著。对于每一部名著都设置了“华文导读”、“趣味延展”、“理论精读”栏目，从多个角度对所选取的经典作品进行了详尽的解读。“华文导读”对作者的生平、成就、主要著作等信息做了简单介绍，使读者对所选取的著作有一个整体上的把握；“趣味延展”介绍了与名著或作者相关的一些逸闻趣事，增加了本书的可读性与趣味性，同时又可以开阔读者的视野；“理论精读”部分精粹阐述了名著的理论要点，让读者既不必纠缠于原著晦涩的文字，又能够把握名著的理论精髓。这些流芳百世的经典之作必将给每一位读者以智慧的启迪。
当我们欣赏艺术家的作品时，我们的心灵正在被他们的智慧所雕塑。同样，当我们开始领悟经济学家的著作时，我们的生活正在被他们的睿智引向更和谐、有序，更加丰富多彩的世界！19世纪以前的经济学说Economics 《经济论》〔古希腊〕色诺芬（Xenophon）
华文导读《经济论》约写于公元前387至公元前371年。这部著作最先使用“经济”这个词。在古希腊文中，“经济”一词的原意是“家庭管理”，因此《经济论》又译为《家政学》，是现今流传下来的古希腊最早的经济专著，是人类经济思维的重要起点，集中反映了色诺芬的经济思想和对经济活动的主张。《经济论》是用记录苏格拉底和克利托布勒斯、伊斯霍玛霍斯对话的形式写出来的。有人据此把它作为《苏格拉底言行录》的续篇。其实这本书是色诺芬拥有完整知识产权的独著。这本书至今仍受高度重视的一个原因是它对“经济”这个词的解释。现代经济学家认为“经济”的原意是“家什管理”（《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是指对家庭事务的管理，特别是指家庭收入的供应和管理（《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Ⅰ），是“管理家庭的智慧”（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Ⅰ）。这些解释都源于《经济论》这本书。
全书共分为两大部分。在第一部分中，色诺芬首先借苏格拉底之口阐述了农业对国家经济的重要性，认为农业是国民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希腊自由民的最重要的职业，然后又讨论了人们应当如何用最有效的方法来管理好自己的家产。在第二部分中，色诺芬提出：主持家务是妇女的天职，家政训练应该成为女子教育中的特别项目。总的来看，色诺芬拥护自然经济，反对雅典所采取的发展商业和货币经济的方针。他根据奴隶制自然经济的要求，确定了奴隶主的经济任务，主张把奴隶主的家庭经济管理辟为一门专门学问。
趣味延展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相应的经济关系及其运行、发展的规律的科学。“经济”一词，在西方源于希腊文，原意是“家庭管理”。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比当时的任何一个史学家都要重视人们的经济生活及经济因素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他的经济学专著中最早使用了“经济”这个词汇，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奴隶主经济理论，详细地记述了古希腊城邦的经济事务，为后人研究和了解古希腊的社会历史提供了方便。
古罗马大部分的史学著作中都提到过色诺芬，自文艺复兴始，在任何一部划时代著作的索引中，都不会没有色诺芬的名字。在经济主张上，色诺芬是奴隶制自然经济的拥护者，但并不反对简单商品交换的存在，因为交换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他十分重视农业问题，认为农业是希腊自由民的最重要职业，对手工业则抱有鄙视的态度。他把组织和监督奴隶从事生产和家务劳动看做奴隶主的一项主要任务，他肯定了分工的必要性，也意识到由供求变动而产生的价格变动会影响到社会劳动的分配。他了解到货币有不同的作用，货币可以成为财富的积累手段。他所写的经济学方面的重要著作有《经济论》和《雅典的收入》，前者是古希腊流传下来专门论述经济的第一部著作，以文学形式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奴隶主的经济思想与制度。
色诺芬对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的贡献，不仅在于第一次提出了“经济”的概念，还在于界定了经济思想研究的基本出发点——人类的物质幸福及其实现。色诺芬的经济思想关注人类物质幸福的内涵、实现人类物质幸福的手段及增加物质财富的手段和途径；而且，作为一门学问或一种物质生活的技术，色诺芬将经济学的使命理解为通过家庭财产管理以增进人类物质福利。色诺芬的认识契合了2000多年后马歇尔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相关的那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色诺芬的经济学是生活经济学，是人类经济思维的重要起点。
早在古希腊时期和古罗马时期，色诺芬就获得了无可争议的古希腊经典作家、思想权威的名位，其著作因内容涉猎广泛、文笔质朴清新，从古至今一直是古典语文学的基础性范本。
色诺芬（约公元前430—前354年）出生于雅典一个富有的奴隶主家庭，曾受教于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苏格拉底。受苏格拉底的影响，他拥护斯巴达的贵族寡头制，反对雅典民主制，因而长期流亡国外。流亡期间，他参加过军事远征，因战功而获得田庄。色诺芬在结束军旅生活以后，便在自己的领地上经营奴隶主占有制的田庄，这对于他的经济学说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色诺芬时代，家庭是社会的经济单位，奴隶们分属于各个奴隶主家庭，因此，家庭管理实际上就是研究如何搞好各个奴隶主庄园的组织和管理。《经济论》正是色诺芬根据自己从事奴隶制庄园的组织管理经验写成的。
理论精读
1.什么是财富
关于财富的含义，色诺芬认为：“财富是一个人能够从中得到利益的东西。”这句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要“拥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有产权，因为不拥有的东西是无法给自己带来利益的；二是要对自己有用，即有今天所说的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能给自己直接或间接带来满足。一个人拥有的东西，如果无用（如敌人）或不会用（如不会骑马的人拥有马，或不会吹笛子的人拥有笛子），都算不上财富，但如果能卖掉对自己无用的东西，则它们也就变成财富了。色诺芬从两个角度来看待财富——带来效用与交换。色诺芬强调，一种对自己无用的东西，“除非他卖掉它”，否则就不是财富。这就是说，可以使用或交易的东西都是财富。这种观点与现代经济学中关于商品（财富的形式之一）的定义已经没有本质差别了。
色诺芬从奴隶制自然经济出发，认为财富就是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对于奴隶主来说，财富具体表现为奴隶所生产的剩余产品。
2.财富增加的途径
在如何增加财富的问题上，色诺芬谈到了三种影响财富增加的因素：分工、人才与技术。色诺芬认为，分工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很难找到精通一切技艺的工人，而且任何人也不可能变成一个精通一切技艺的专家。”在《居鲁士的教育》中，色诺芬进一步论述了分工的重要性，强调一个人只要从事一种手工业，甚至只做一种最简单的工作，当然会把工作做好。色诺芬还分析了分工与市场的关系，马克思认为，“他已经知道分工的程度依存于市场范围。”
色诺芬认识到人才在财富增加中的重要性。人才在于培养，因此，色诺芬认为人才问题就是如何训练妻子、管家和奴隶。妻子的工作是“待在家里，打发那些应该在外面工作的仆人出去工作，监督那些在家里工作的人，收受我们得到的东西，分配其中必须花费出去的部分，照管其中应该储存起来的部分；要注意不要在一个月之中花掉准备一年使用的东西。”管家应该“是那些在吃东西、喝酒和睡觉方面最有节制的人。”管家除了应该小心谨慎地对待主人交给的任务外，“还应该懂得该做什么事情，以及在什么时候和用什么方法去完成。”看来管家是管理具体事务的人员。奴隶是主要的劳动力，《经济论》中专门有一章说明怎样对待奴隶。色诺芬作为奴隶主当然不把奴隶当人看待，因此他认为“适用于训练野兽的方法，也同样是训练奴隶使之驯顺的有效的方法”。
技术是指农艺。色诺芬把农艺的方法和秘诀作为管理财产的一部分，用大量篇幅来论述农业生产过程。色诺芬认识到农业生产中的各个环节是一个整体。尽管他谈的是农业，但实际上把技术作为一个整体已在现代经济学中得到广泛运用。
3.重农主义思想
色诺芬十分重视农业，鄙视商业和手工业。他说：“农业是其他技艺的母亲和保姆”，“对于一个高尚的人来说，最好的职业和最好的学问就是人们从中取得生活必需品的农业”。他还把经济学的任务规定为只研究家庭管理和农业，认为手工业和商业都不应该包括在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内。他认为手工也是一种“粗俗的技艺”，从事这种工作会毁坏人的身体和精神，因此希腊自由民不应该从事这种职业。但是他也明白，要满足奴隶主的多种需要，手工业又是必不可少的，于是他就主张让外邦人和奴隶来从事这种卑贱的工作。同样地，商业也是只应由外邦人来从事的职业。
4.对商品经济现象的研究
色诺芬虽然十分注意维护奴隶制自然经济，但他对于当时已经出现的商品经济现象也进行了一些研究。他指出物品有两种用途：直接使用和用于交换。但他强调的是物品的第一种用途，即强调商品的使用价值方面。他说：“一支笛子对于不会使用它的人来说，只有卖掉它才是财富，但是对于不会使用货币的人来说，卖掉对于自己无用的东西取得了货币仍然不是财富。”他也在一定程度上考察了商品交换，指出商品供求的变动造成价格上下波动，这种波动又影响到社会劳动的分配。
5.货币问题
色诺芬还研究了货币问题，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他说：“希腊银矿的增加，使开采它们的奴隶主得到大量的收入，有些人的大部分财产就是白银，白银可以随时购买到人们所需要的各种物品，如果他们拥有的白银太多，他们可以把白银储藏起来。”由此可见，色诺芬事实上已经知道，白银作为货币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储藏手段的职能。但是色诺芬对货币作用的理解是立足于自然经济的，因此他认为货币主要是为奴隶主消费需要服务的手段。Treatise on Taxes and Contributions 《赋税论》〔英〕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
华文导读
威廉·配第的《赋税论》篇幅不大，且内容有点杂乱，但虽然300多年过去了，在经济学的历史上，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掩盖它在资本主义社会初期所放射出来的夺目光彩。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曾经给予它极高的评价，称这部书的作者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和“最具天才和最有创见的经济研究者”。《赋税论》是威廉·配第的第一部重要的经济学著作，也是他在西方财政学史和政治经济学史上负有盛名的经典之作，于1662年在英国首次出版。它主要讲述了赋税改革和一些重要的经济理论。配第在分析英国当时的税制和财政问题时，提出了劳动决定价值的观点，并把它作为观察其他经济现象的出发点，这是配第对经济学的重要贡献。在这部著作中，配第还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对工资、地租、利息和土地价格等问题进行了说明。马克思在谈到《赋税论》时曾经说：“配第在这部著作中，实际上用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比较量来确定商品的价格”，因为“剩余价值的规定取决于价值的规定”。马克思的这些评论，非常精辟地揭示了这位英国思想家科学的成就的实质。配第的《赋税论》可以看成17世纪最为重要的经济著作，类似于18世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趣味延展
17世纪，当西方经历了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和宗教革命后，新兴资产阶级取代封建领主的政治地位，由封建社会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西方的一些学者开始系统研究税收，如法国重农学派学者魁奈撰写了《赋税论》，英国古典经济学派学者威廉·配第也在17世纪60年代写了《赋税论》，提出了著名的劳动决定价值的观点，反对封建国王的财税政策和税制，论证了各种课税方法，奠定了英国古典学派财税理论的基础。配第是靠个人奋斗而成功的人——他是医生、数学家、理论工程师、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和商人——他是那种精力充沛，做几乎任何事都能成功，甚至能转败为胜的人。他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奠定了方法论基础。务实的配第还将经济学研究扩展到众多领域，其研究涉及价值、价格、货币、工资、利息、地租及经济增长等方面，确定了经济学初步的研究领域；而且，配第的劳动价值论还成为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最初来源之一。对配第的卓越贡献，马克思给予了慷慨的赞美，称配第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和“最有天才和最有创见的经济研究家”，是“政治经济学之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统计学的创始人”。
1640年，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英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工场手工业日趋兴盛，产业资本逐渐代替商业资本在社会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配第代表新兴的产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积极著书立说，为英国统治殖民地夺取世界霸权寻找理论根据。他也正是从这时开始研究经济学问题的。
理论精读
1.地租
配第认为，工资加上种子就是农产品的生产费用；如果从农产品的价值中扣除了这种生产费用，剩余部分就是地租。在配第的心目中，地租就是产品价值减去生产资料的价值（种子）和劳动力的价值（工资）之后的余额；生产资料的价值是既定的，地租多少就取决于工资多少。因此，他所说的地租，实际上就是全部剩余价值。当农产品需求增加时，其价格上涨，地租也会跟着上涨。
配第最早提出了级差地租的概念。他不仅提出同等面积的土地因土地丰度不同而产生的级差地租，而且还提出由距离市场远近不同而产生的级差地租。因此马克思认为配第比亚当·斯密更好地阐明了级差地租。
2.利息
配第指出，利息只是租金的一种特殊形式，即货币租金。因为每一个货币所有者可以用他的货币购买土地并获得地租，所以货币所有者出借货币也应当取得租金，犹如土地所有者出租土地可以取得租金一样。通过出借货币所取得的利息，至少应当等于出借的货币所能购得的土地而产生的地租。利息的征收不能用法律的手段强制调整。利息的高低由自然规律决定，即由流通中货币量的减少或增加来自动地调节。
3.货币流通的规律
配第指出了货币流通的规律，以及货币流通量与生产和失业的关系。经营一国产业所需货币要有一定的比例，过多或者过少都是不健康的。流通领域的货币太多，会导致单位商品的价格下降，在商品的生产成本不变的情况下，生产厂商会降低生产量，这样就会导致失业人口的增加。同时，由于市场萧条，所以还会影响经济的发展。配第同时论述了流通中货币量的减少也会带来危害。他指出，最好用白银来充当货币，而不是用黄金。但是白银也有其缺点，如重量的衡量和成色的评定比较困难，而且它的价格也经常上涨或下跌。
配第还指出，所谓提高货币价值，就是指国家为提高货币的名义价值，将具有一定重量的白银分割成更多枚重量较轻的白银，但这些白银在明目上与分割之前的一样。虽然这种方法提高了货币价值，但提高的只是名义价值，因为货币实际价值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这种提高了名义价值后的白银就可以换取更多的商品，但在债务偿还上，债权人则要损失一笔财富，而债务人则可以少偿还一笔财富。由于在当时的社会，英国政府经常是债务人，所以这种方法实际上是英国政府为自己谋取利益的方式。相反地，降低货币价值是指将具有一定重量的白银的名义价值降低，这有利于债权人，而对债务人不利。
如果货币的名义价值提高了一倍，而工人的工资并不增加，这就相当于政府在劳动者身上征了税，而劳动者将损失一半的收入，这一半的收入就是乡政府无形中缴纳的税款，这样做对于劳动者来讲是非常不公平的。但是如果使货币价值降低一半，就会有利于劳动者，但是双倍的报酬会使他们不劳而获，对社会来说，就意味着损失了一笔财富。货币价值量是由流通中实际需求的价值来决定的，不需要人为因素的干预，因此提高或降低货币价值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4.关于税收的主张（1）关税。配第认为它是一种属于保险费性质的税收，税率不宜过高。他认为英国的关税存在许多弊端，如关税的征税对象为半成品，不经济；征收关税需要很多的官吏；征税过程中人们易通过行贿、勾结、藏匿、伪装等进行走私。为此，他提出要对关税进行改革，其方案有两个：一是对所有出入口船只征收一种吨税来代替关税；二是变关税为保险费，便于调整。（2）人头税。人头税有两种：一种是毫无区别地对每一个人征收的税；另一种是按称号或爵位课于每一个人的税。配第认为第一种人头税有三个优点：“第一，征收敏捷，而且花费较少；第二，人口数字总是人所共知的，因此能够准确计算出所要征收的数额；第三，它会刺激所有的人让他们的子女按其特长从事某种有益的职业，以便子女们用自己的收入来缴纳自己的人头税。”
但是，配第指出这种税非常不公平，因为能力不同的人缴纳的税却相同，而且负担子女费用最多的人缴纳的税最多。第二种人头税比第一种要公平一些，因为有称号（如荣誉、职位、身份）和有爵位的人大多是一些富裕的人，他们多纳税是应该的。（3）消费税。尽管消费税有不公平的地方，如对一般啤酒和对浓啤酒的征税就不公平，但配第仍积极主张征收消费税，其理由为：一是这种税按每个人实际享受征税，符合自然的正义，它对任何人都是不加强制的，收入低微的人的税负是极轻的；二是如果消费税不是包税而是国家直接征收且合理的话，能促使人们勤俭，增加国家财富；三是由于人们对任何物品只能消费一次，因而不会对同一种物品缴纳两倍或二次的税收；四是实行这种税，能随时对国家的财富、出产、贸易及实力做出精确的计算。（4）什一税。他认为这是圣德者对生产的果实征收的薪俸。用来缴纳什一税的物资一般是土地的生产产品，这是一种用实物缴纳的税。由于无能的圣职人员越来越多，什一税的负担也越来越重，所以应逐步减轻它。Englands Treasure by Forraign Trade 《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英〕托马斯·孟（Thomas Mun）
华文导读《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初版发行于1664年，是托马斯·孟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它既是他多年外贸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是英国晚期重商主义思想集大成之作。《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是以一个长者教导他的儿子如何从事商业的形式写的。从一个外贸商人所必需的各种品质到外贸业务，外贸对国家的影响，国家的外贸政策，国家的财政，国王自己的理财等在书中都有所论述。托马斯·孟的这些思想，在当时引起很大的震动，受到外贸商人和政府的重视，使英国政府部分调整了自己的外贸政策和关税政策，对法国等国也有很大影响。
托马斯·孟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中，详尽阐述了重商主义关于保护关税政策的基本原则、主张和意义。由于托马斯·孟将国外贸易差额看做一国财富的标准，就必然导致“财富是战争的命脉”的“国防财政论”和“重税无害论”。他认为：“由于国土的大小，贫富的程度和贸易差额多寡等因素存在差异，所以政府获得收入的方法也随国家宪法、政府、法律和民俗的不同而大有差别。国王想要改变这些制度是非常困难的、危险的。即使国王以重税发财致富，国民却会因此而贫穷。不过，由于各国情况特殊，所以课征重税不仅是不得已的，是正当的，还是有利于国家的。因为幅员不大的国家，靠经常性收入是不足以蓄积抵御外国侵略所需的财富的，所以这些国家不得不在平时课征重税，来积存现金和军火充当国防之用，而非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有害于人民的幸福。”
趣味延展
托马斯·孟是晚期重商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贸易差额理论的创始人。他于1571年生于英国伦敦，于1641年逝世。
托马斯·孟出生于一个家庭手工业者和商人家庭，父亲从小就去世了，母亲改嫁之后，他由继父抚养长大。他的继父是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创办人之一，拥有许多财富。东印度公司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从事殖民贸易的公司之一，同时也是负责英国对亚洲贸易的主要机构之一。
托马斯·孟一开始在继父的小店里做了几年的学徒，他对做生意的悟性极高，后来他又到意大利、土耳其等几个国家开展商业活动，不久就积累了很多财富。所有这些经历让他具有了非常丰富的贸易经验，特别是对外贸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1615年，44岁的他第一次被选为东印度公司董事。17世纪20年代初，英国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国家贸易委员会，他同样也被选入这个委员会，并成为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成员之一。晚年的时候，非常富有的他不但大量购买地产和庄园，还是伦敦有名的债主，具有提供巨额现金贷款的能力，其财力之雄厚可见一斑。
但是，托马斯·孟并没有因为富有而变得高傲自大，他处处谨言慎行，淡泊名利，这使他成为伦敦金融界和商业界最负盛名的人物之一。经济问题作家和评论家米赛尔顿在1623年曾经评论说：“他关于印度贸易的知识和对一般商业的见解，他为国家辛勤操劳和对国外事务的经验，所有这一切都使他能够取得当时一般商人可望而不可即的成就。”
理论精读
1.贸易差额论
托马斯·孟强调发展对外贸易。很显然，在发展对外贸易中必须遵守一个原则：出口货物的价值要高于进口货物的价值，即在贸易中保持顺差。这样就可以带来更多的货币，从而增加一国的财富。因此，他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对外贸易的好坏是检验一个国家贫富的标准，对外贸易是国家财富的源泉。鉴于此，他认为商品交换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国内居民之间的交易，即国内贸易；另一种是与外国人之间的交易，即对外贸易。国内贸易只是财富在国家内部的流动，是国家内部财富的再分配，但财富在总量上却没有增加。而对外贸易则不同，对外贸易中的顺差就会以现金流入英国，可以增加国家的货币收入，在视货币为一国财富的唯一形态的情况下，这便会增加一国的财富。与早期重商主义禁止货币输出，强调货币差额论不同，托马斯·孟主张以更为灵活的态度增加国家的财富，主张从贸易顺差中获得利益。因此其理论也被称为贸易差额论。
2.保持贸易顺差的途径（1）扩大商品生产。托马斯·孟认为，英国应该在不妨碍已耕地现有收入的前提下，利用无边无际的荒地自己生产那些“现在还需要向别人去买的苎麻、亚麻、绳索、烟叶及其他各种货物，同时限制这些货物入口，免得加重我们的损失。”而且应该像荷兰那样利用海洋大力发展渔业，以及利用本国的原料，想尽一切办法，用辛勤的劳动促进商品生产和技艺的发展。（2）提高质量，降低价格。托马斯·孟认为，要扩大国际贸易，必须尽量降低产品价格，这一做法虽然会使私人蒙受一些损失，但会使社会得到大得多的益处。此外，产品降价还可以把外国竞争对手排挤出世界市场，有利于形成垄断，获得垄断高额利润。同时，要特别重视产品质量，“小心谨慎和孜孜不倦地将我们的努力放到时间上去，绝不偷工减料，做好纺织品和其他工业品，使之获得更大的重视和使用。”（3）减少不必要的进口限制。政府应取消各种不必要的限制，减轻本国产品出口的关税负担，免征用外国原料制成的出口商品的关税。对于输入国内的货物，只要是用于再出口，在关税方面也要给予优惠。不能强迫外国人接受英国的现金使用法律，不能强迫他们以物易物。（4）大力发展远地贸易和转口贸易。与近地贸易相比，远地贸易能够维持规模更大的航运业，训练出更多的海员，带来更多的利润。通过转口贸易能够增加关税收入和居民就业机会，对国家大有益处。（5）扩大航运业和发展渔业。托马斯·孟认为，应扩大本国航运业的发展，使出口商品能用自己的船只运输，从而大大提高货物的价值。他还提出，要大力发展渔业，充分利用渔业资源，发展渔业生产，以此维持海员的生活和航运事业，扩大就业机会，并且扩大出口贸易。（6）尽量将原料加工后出售。要发展对外贸易，不应只出口原料，应尽量将原料加工后出售，以求获得最大的效益。正如铁砂经过加工之后制成铁钉、各种机械以后的价值就比铁砂的价值高了很多一样，工业品的附加值比自然产品要高很多，也使得其在对外贸易中能够获得价格上的优势，这些产品销往国外就能获得大量的货币收入。
3.主张英国商人从事转口贸易
托马斯·孟认识到转口贸易中存在着巨大利润，因此他主张英国商人应从事一本万利的转口贸易，以达到致富的目的。他认为转口贸易至少有以下两方面的好处：一方面，从转口商品的买进卖出中可以增加运费收入、保险费收入、关税收入，同时还可以增加工作机会，解决人民就业问题；另一方面，转口贸易可以利用各国商品的价差获得利润。例如，从一国购入低价产品，然后再转运到他国高价售出，由此就能获得不少收入。转卖这些商品得到的财富往往要大于出产它们的国家所获得的财富。经营转口贸易，利用别国财物获得利润是一本万利的。
托马斯·孟强调商人在贸易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从事国际贸易工作的人必须是受过专门教育的人；一个出色的商人要有出色的才能，精通几个国家的语言，懂得算术、会计，有丰富的商品知识，了解各国的风土人情、税收制度、民众需要，懂得汇兑、保险、航运等业务知识。
4.反对“禁止货币输出”
托马斯·孟认为，输出货币、扩大贸易是增加国家财富的一种手段。无论输出货币还是输入货币对国家来说都是有利的。输出货币可以发挥其在贸易周转上的作用，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一定数量的货币输出可以带来更多数量的货币输入。假设将10万英镑现金运往东方国家去购买10万夸脱小麦存入英国仓库，待小麦价格上升后，再运往西班牙、意大利等地出售，就会获得额外利润。这是限制货币输出政策所不能达到的效果。“货币产生贸易，贸易增多货币”。发挥货币在货物流通中的作用，可以促进一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也会促进一国财富的增长。实际上，托马斯·孟已经认识到货币作为资本的特点，认识到货币必须在不断的运动中才能增值。Humes Treatise on Economics 《休谟经济论文集》〔英〕大卫·休谟（David Hume）
华文导读《休谟经济论文集》一书，精选了休谟从1748—1758年这十年间曾发表的最有代表性的9篇经济学论文，分别是《论商业》、《论技艺的日新月异》、《论货币》、《论利息》、《论贸易平衡》、《论贸易的猜忌》、《论赋税》、《论社会的信用》和《论古代国家的人口稠密》，这些论文集中反映了休谟的主要经济思想。《休谟经济论文集》一书源于一场带有“硝烟味”的论战。18世纪中叶，英国处于工场手工业的繁荣时期，英国产业资本迅速发展。从1744年以后，英国对外战争不断获胜，拥有了大量的殖民地，海外贸易日益扩大到全球范围。然而在英国国内，尚存在封建残余势力，它们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于是在1750年前后，英法两国学者间展开了一场论战，讨论国际经济平衡是否需要一个过程，该平衡被打破后会自行恢复，而不需要政府的干预。这是经济自由主义和重商主义之间的论战，作为一名自由主义者，休谟加入了论战团并写了诸多经济论文，这些便构成了本书的主要内容。
趣味延展
大卫·休谟是18世纪英国著名的哲学家，不可知论的创始者，同时也在经济思想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休谟出生于爱丁堡的一个小地主家庭，他很小时就对文学产生了极高的热情，这种热情是他一生中的主要情感，而且是他快乐的无尽宝藏。因为他好学、沉静而勤勉，所以众人都认为法律才是他适合的行业。不过除了对哲学和一般学问的钻研外，他对任何东西都有一种不可遏止的嫌恶感。他曾经由于家资微薄而试图从商，但是几个月后，他就觉得那种生涯完全不合他的脾胃，于是到了法兰西，在乡下隐居，从事研读，在那里奠定了他一生的大计。1763—1776年，休谟担任英国驻法国大使馆的秘书，结识了法国重农主义的代表人物杜尔哥及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达兰贝尔等人。他还是亚当·斯密的亲密朋友。在他晚年知道自己将要死亡时，他的精神却没有一刻消沉，正像他在《自传》中写的那样，“我的研读仍像以往那样热烈，我的谈笑仍如以往那样快活”。休谟对于西方经济学的最大影响是其货币数量论，他是第一个比较系统、比较有体系地阐述货币数量论的西方学者。
理论精读
1.货币论
在《论货币》一文中，休谟着重阐述了货币数量理论。他认为，货币本身不具有价值，只是一种代表劳动和商品的象征，一种评价和估计劳动和商品的方法。货币对劳动和商品的关系，也不过是一种数量关系，一切东西的价格取决于商品与货币之间的比例，任何一方的重大变化都能引起同样的结果——价格的波动。商品增加，价格就便宜，货币增加，商品价格就上升；反之，商品减少或货币减少也有相反的变化。休谟用货币数量论来反对重商主义中将货币等同于财富的观念，认为货币数量的多少并不会给国家带来任何影响，更与财富的多少无直接关系。
2.利息论
休谟在《论利息》一文中提出了利息率的高低与货币数量的多少无直接关系。在利息和货币资本之间的比率已知的条件下，用货币表示的利息的价值和用货币表示的货币的价值都会随货币价值的升降而升降。因此，货币的价值不会影响利息率水平。休谟认为，利润与利息密切相关。他将利润看做利息的基础，将利息看做利润的派生物，但认为二者并不存在因果关系。他为了维护工业资本的利益，还主张实行降低利息，以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3.贸易均衡论
休谟指出，在那些不懂商业性质的国家里，禁止商品出口，将有用的、宝贵的东西留在本国，是一种司空见惯的错误做法。因为这种做法会事与愿违，适得其反。事实上，任何一种物品，它的出口越多，它的产量也就越大，而本国总是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
他进一步着重指出的是某些国家对财富本质的认识有偏差，对贸易的看法也有误，只是一味强调贸易顺差，并且过分看重货币的意义，而不知道货币只是一种工具，与财富无关。在休谟看来，重商主义主张利用国家强制手段限制贸易自由，增加高额关税，片面追求海外贸易顺差的做法是愚蠢的，也是不可能达到预期效果的。因为社会财富的增长在于商品的生产与交换，商品市场的本性决定了贸易总是最终趋于平衡的，重商主义所看重的货币是流动的，即便国家采取强制手段也是无效的。
此外，休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那就是一个国家的商品和贸易的增长不但不会损害邻国的经济，反而会构成一个良好的势态，相互促进、相互发展。在休谟看来，重商主义强调商品贸易的重要性是不错的，关键在于他们片面地理解了商品贸易，没有发现商品贸易的自由本性。他强烈主张一个国家在经济政策方面不应该闭关自守，而应该积极促进贸易活动，鼓励商品流通；没有必要限于国内，而应该打开国门，在世界范围内开展自由贸易，促进整个国际商品贸易的自由流动。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人口原理》〔英〕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华文导读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1766—1834）是英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资产阶级人口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家，东印度学院的历史和政治经济学教授，英国教会的牧师。
18世纪末19世纪初是欧洲社会变革的年代。产业革命使英国经济取得了很大发展，人口也迅速增加，但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发展，又使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恶化，失业和贫困成为英国的严重的社会问题。1789年发生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使英国劳动群众反对失业和贫困的斗争日趋高涨。在英国出现了葛德文（1756—1836）等人主张社会改革的著作。他们的社会改革思想十分吸引人心。英国统治阶级迫切需要消除他们的影响。
1798年，马尔萨斯匿名发表了小册子《论影响社会改良前途的人口原理，以及对葛德文先生、孔多塞先生和其他作家推测的评论》，其目的在于反对法国革命和社会改革论。随后，马尔萨斯到欧洲各地收集资料，回国之后将原先的小册子加以改写，并于1803年出版了该书的第2版。这样，原先只有5万多字的小册子被扩大为20万多字的一部著作，书名也改为《人口原理，或关于其过去及现在对人类幸福影响的见解，以及有关我们将来消除或减轻由此而引起的灾难前景的研究》（一译《人口原理》，又译《人口论》），并用真名发表。马尔萨斯声称第2版大不同于初版，但实际上基本观点并无变动，只是在抑制人口增长上加上了道德抑制，从原先的增加死亡率改变为降低人口出生率。这一著作在马尔萨斯生前出了6版，每版都有新变动，但基本观点没有变。
趣味延展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问世以来，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1985年于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人口统计学大会上，来自全球60多个国家的300多名代表，以99.8%的赞成票，通过了再版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的提议。《人口原理》是学术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也是出版以来在社会科学领域争议最多的一部著作，它对世界人口理论及整个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人口原理》是作为法国革命和革命的激进思潮的“消毒剂”而问世的。马尔萨斯直言不讳地说，他写作《人口原理》的目的，“是运用这原理来试验一下那些关于人类和社会的完善性的理论的真实性”，而他所揭示的“真理”的效用则在于，使下层阶级“永远不易受到煽动性出版物的影响”，让上层阶级“无须担心那种革命的过火行为”。正因如此，《人口原理》一问世，立即受到英国统治阶级热情的喝彩。
200多年来，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影响了全世界一代又一代的社会科学家及政治家。不仅如此，他的观点还影响着生物学的研究。查理·达尔文说他读过《人口原理》，该书为他的进化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环节。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最主要的错误在于：以人性为出发点的抽象人口规律来代替历史的人口规律。马克思指出：“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2页）。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中描绘的失业、贫困和罪恶，事实上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特殊现象，而不是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的结果。
理论精读
1.人口理论
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中从两个抽象前提出发：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但几乎保持现状。他认为在这两者中，人口增殖力比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力更为巨大。人口，在无所妨碍时，将以几何级数率增加，即以1、2、4、8、16、32、64、128、256、512、……的增加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将以1、2、3、4、5、6、7、8、9、10、……的算术级数增加率增加。因此，生活资料的增加速度总赶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是必然的。2.抑制人口增长的方法人类的性本能决定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若不加以控制，每25年可增加一倍；而因土地有限而导致的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食物只能以算术级数增长。人口受生活资料的制约，在缺乏有效控制的条件下，便随生活资料的增加而增加。因为人口增长速度快于食物供应的增长速度，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将超过食物的供给量。而食物不足会导致贫困、恶习等出现。因此，人口与食物间的不平衡总是通过抑制人口增长而加以改善的。马尔萨斯提出了两类抑制人口增长的方法：道德抑制与积极抑制。前者指人们通过晚婚、独身、节育来控制出生率。若人们未能通过道德抑制控制住人口的增长，则恶习、贫困、战争、疾病、瘟疫、洪水等各种形式的积极抑制将会使人口减少，以达到人口增长与食物供应间的平衡。他认为积极抑制是残酷的，因此鼓励人们采用道德抑制，以避免恶习或贫困发生。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近代人口学诞生的标志。该理论存在的问题很多，特别是精确的人口增长与食物增长的比例关系缺乏充足的事实根据，他也没有认识到社会与科技进步给人们的生育观及食物供应水平所带来的巨大影响。
3.失业和贫困是人口自然法则作用的结果
任何社会改革和农业条例，都不可能消除人口自然法则带来的压力。废除财产私有制，实行婚姻自由，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势必刺激人口增加，但生活资料增长总是有限度的，即使建立起平等的社会制度，也必然很快趋于瓦解。
4.反对社会改革论
马尔萨斯利用他所编造的所谓人口原理，首先反对葛德文等人的社会改革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贫穷和罪恶并不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造成的，而是人口规律作用的结果。废除财产私有制，实行婚姻自由，改善和提高人们的生活，势必刺激人口增加，最终使建立起来的平等社会制度趋于瓦解。只有保持财产私有制及各人担负起养育自己孩子的责任，才能使人们自制，不至于生殖过多的子女。因此，财产私有制是受出自人性的“人口自然规律”的支配而产生的，它是永恒存在而不能被推翻的。
其次，他竭力反对当时英国实行的济贫法，认为济贫法使不能独立维持家庭的人也将结婚，生育子女，这是供养贫民以创造贫民。他宣扬贫民产生的原因是他自身贫困，救济的手段在他自己身上，而不在于别人，政府和社会对此是完全无力的。
最后，他宣扬工人工资水平取决于工人人口的多寡。他认为一国的生活资料是一定的，如果人口增加超过了生活资料的增长，工人人数超过劳动市场需求的比例，就会使工资下降和工人生活恶化，从而使工人繁殖减少，人口增加减少。而工资低廉，工人人数众多，工人为维持自己的收入，就必须加倍地努力工作，从而促进生产的发展。直到生活资料和人口保持同一比例，于是工人生活获得改善，工资又提高，对人口限制又会放松，工人的生活会再度恶化。工资水平就是这样随人口的增减而上下波动的。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国富论》〔英〕亚当·斯密（Adam Smith）
华文导读《国富论》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本专著的第一个中文译本是翻译家严复的《原富》。《国富论》于1776年第一次出版，全书共5卷。在第一部的序言中，亚当·斯密对全书进行了概括描述，他认为国民财富的产生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劳动力的技术、技巧和判断力；二是劳动力和总人口的比例。在这两个因素中，第一个因素起决定性作用。《国富论》被誉为西方经济学的“圣经”。它首次提出“无形的手”的概念，其首次出版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国富论》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
亚当·斯密于1768年开始着手著述《国富论》。1773年，《国富论》已基本完成，但亚当·斯密多花了三年时间来润饰此书。该书初版发行于1776年3月，就是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那一年。《国富论》从国富的源泉——劳动说起，再到增进劳动生产力的手段——分工，因分工而产生交换，随后论及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再探究商品的价格，以及价格构成的成分——工资、地租和利润。
第1卷，共11章，主要内容是分析形成及改善劳动力生产能力的原因，分析国民财富分配的原则。
第2卷，共5章，主要内容是讨论资本的性质、积累方式，分析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取决于工作的性质。第2卷共有5大论点：一论资产的性质及分类；二论社会总资产中的一种特别部门（货币）及借银行的各种操作以节约货币的方法；三论资本的积蓄及生产与不生产的劳动；四论利息的升降；五论资本的各种用途，并予以比较。
第3卷，共4章，主要内容是介绍造成当时比较普遍的重视城市工商业，轻视农业的政策的原因。第3卷说明：国富的自然进步为资本最初用于农业，而后用于各种制造业，最后用于国外贸易。
第4卷，共9章，主要内容是列举和分析不同国家在不同阶段的各种经济理论。
第5卷，共3章，主要内容是分析国家收入的使用方式，是为全民还是只为少数人服务，如果为全民服务有多少种开支项目，各有什么优缺点，为什么当代政府都有赤字和国债，这些赤字和国债对真实财富的影响等。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有下列重要主张。（1）个人主义：经济体制之建构，应以保障个人之生存及发展为原则。因为每个人若能充分发展自我，则社会整体也将获得进步。（2）私有财产制：主张私人有权拥有及支配自己的财富。因为如此才能使个人充分发展，同时促进文明的发展。（3）追求利润具有正当性：企业家投资工商业虽然是为了追求利润，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产生服务人群、贡献社会的效果，促进社会进步。（4）经济自由：主张政治中立，不随便干预经济活动，使每个人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地进行经济活动，如此才能有效率。（5）价格机能：商品的价格由市场来决定，如此价格自然会调整恰当，而且资源也会配置得当，结果将使社会效益达到最佳的状态。《国富论》中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批判吸收了当时的重要经济理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动过程做了系统的描述，被誉为“第一部系统的伟大的经济学著作”。*从最终效果来看，《国富论》也许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书，这本书对人类幸福的贡献，超过了所有名垂青史的政治家和立法者作出的贡献的总和。——[英]巴克勒*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亚当·斯密第一次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做出了系统的研究，创立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把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德]马克思*不读《国富论》不知道应该怎样才叫“利己”，读了《道德情操论》才知道“利他”才是问心无愧的“利己”。——1976年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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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3年，亚当·斯密出生在苏格兰法夫郡（County Fife）的寇克卡迪（Kirk-caldy）。当时的英国可以说是欧洲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它不仅是世界贸易的中心国，还是领先其他国家的工业国。18世纪前期欧陆的法国和德国，尚停留在幼稚的封建的家内工业或独立手工业的阶段，仍然以这种方式来支配生产。但英国却不然，它已经走入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所谓工厂制手工业已在英国国内各大都市筑下根基。
中世纪的家内工业或独立手工业，工人分散在各家各户，个人在全体作业过程中不过是一个孤立的劳动者。而在工厂制手工业中，却是许多的工人在一个工厂劳动，在一个资本家的指挥命令下，使用简单的工具，从事分工的作业。一直到1760年以后发生了产业革命，使用机械的大工业出现为止，在产业革命前，英国各地所实行的，仍然是这种资本主义前期的工厂制手工业。
这位举世闻名的古典派经济学的巨匠，生于工厂制手工业和机械制大工业的过渡时期，他的功绩就是把当时零星片段的经济学学说，经过有体系的整理后变成一门分门别类独立于哲学的大学问。斯密死后不久，他遗留的手稿几乎全都销毁了。在他生前最后一年里，他似乎计划撰写两篇主要的论文，一篇与法律的理论和历史有关，一篇则是与艺术与科学有关。在其死后才出版的《哲学论文集》所收录的可能是后一篇论文的部分。《国富论》一书是斯密最具影响力的著作，这本书对于经济学领域的创立有极大贡献，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西方世界，这本书甚至可以说是经济学领域发行过的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国富论》一书成为针对重商主义（认为大量储备贵金属是经济成功所不可或缺的理论）最经典的反驳。在这本书于1776年出版后，英国和美国都出现了许多要求自由贸易的声浪。这些声浪还认为当时经济的艰难和贫穷是因为美国独立战争所造成的。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被说服并相信了自由贸易的优点：英国政府和议会依然继续维持重商主义多年。《国富论》一书也否定了重农主义学派对于土地的重视，相反地，斯密认为劳动才是最重要的，而劳动分工将大量地提升生产效率。《国富论》一书非常成功，它事实上还导致许多早期学派的理论被抛弃，而后来的经济学家如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则专注于将斯密的理论整合为现在所称的古典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由此衍生）。马尔萨斯将斯密的理论进一步延伸至人口过剩上，而李嘉图则提出了工资铁律（Iron law of wages）——人口过剩将导致工资连勉强糊口的层次都无法达成。斯密假设工资的增长会伴随着生产的增长，这个观点在今天看来仍较为准确。《国富论》一书的重点之一便是自由市场。自由市场表面看似混乱而毫无拘束，但实际上却由一双被称为“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又可译为无形之手）所指引，将会引导市场生产出正确的产品数量和种类。举例而言，如果产品发生短缺，产品的价格便会高涨，生产这种产品所能得到的利润便会刺激其他人也加入生产，最后便消除了短缺。如果许多产品进入市场，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将会增加，供给的增加会将产品的价格降低至接近产品的生产成本。即使产品的利润接近于零，生产产品和服务的利润刺激也不会消失，因为产品的所有成本也包括生产者的薪水在内。如果价格降低至零利润后仍继续下跌，则生产者将会脱离市场；如果价格高于零利润，则生产者将会进入市场。斯密认为人的动机都是自私而贪婪的，自由市场的竞争将能利用这样的人性来降低价格，进而造福整个社会，但提供更多产品和服务仍具有利润的刺激。不过，斯密也对商人保持戒心，并且反对垄断的形成。
理论精读
1.分工理论
分工理论是斯密全部经济学说的理论起点。在斯密看来，通过分工可以促进劳动者的熟练程度、技术水平和判断力的提高，劳动生产力的不断增进，进而增加一国的财富产出。
为了使人们能够理解社会一般业务分工所产生的结果，斯密对个别制造业的分工情况进行了讨论。他列举制针业来说明：“如果他们各自独立工作，不专习一种特殊业务，那么不论是谁，绝对不能一日制造出二十枚针，说不定一天连一枚针也制造不出来。他们不但不能制造出今日由适当分工合作制造出的数量的二百四十分之一，就连这数量的四千八百分之一，恐怕也制造不出来。”
劳动分工之所以可以促进生产力的提高，斯密归纳出了三个原因：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专业而日进；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需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发明，只有在分工的基础上方才可能。
斯密认为，分工是人类共有且特有的行为。这种行为起源于人类利己的本性所形成的“交换倾向”——他认为人具有喜爱相互交换东西的习性。生活在文明社会中的人类随时都有获取多数人的协作和援助的必要，而在多数情况下，人类把自己的需要表现为为了满足别人的需要而进行的交换。交换是产生分工的重要原因，分工是交换的结果，交换和交易促进了分工的形成。正因为分工起源于交换，所以分工的程度总要受到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也就是说要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市场过于狭小，专业生产者的剩余产品就不能全部卖掉，导致其不能完全通过交换行为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产品，因此专业生产者在实际中便不会存在。2.货币理论斯密认为，分工一经完全确立，个人劳动的产物只能满足自身欲望很小的一部分，他的其他欲望的满足，需要用自己剩余的劳动产物交换所需要的其他劳动产物来实现。于是，所有的人都依赖于交换而生活，或者说分工会极大地促进交换的发展，甚至使整个社会都成为商业社会。
在商业社会中，人们的交换活动是不能离开货币而进行的。他认为，货币是在分工产生之后，在物物交换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从本质上说，货币虽然是从商品中分离出来，能够使交换活动更加便捷的技术工具，但它仍然具有商品的性质。因此，货币和其他商品一样，也是劳动的生产物，同样具有自身的价值。这样，货币就具有了两种职能：交换的媒介和价值的尺度。
3.商品的价值和价格理论
商品价格的本质是劳动，劳动是第一性价格，是最初用以购买一切货物的代价。世界上的一切财富，原来都是用劳动购买而不是用金银购买而来的，货币所标注的只不过是商品的名义价格。商品价格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
斯密认为“价值”有两个不同的含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称为使用价值，后者可称为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很大的物品，有时候却具有很小的交换价值。反之，交换价值很大的物品，往往具有很小的使用价值，甚至一无所用。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尺度。
斯密认为，商品价值量与其所耗费的劳动量成正比，与生产该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成反比，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是由分工的水平所决定的。虽然劳动决定了商品的自然价格，但有时会出现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不一致的情况。斯密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供求关系的影响所导致的，但是这种偏离总是有一定的限度，即市场价格总是围绕着自然价值这个中心上下波动。
4.分配理论
斯密的分配理论，是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及土地地租自然率的决定理论。
斯密认为，无论在任何社会，商品价格归根结底都可以分解为三部分：劳动、利润和地租，国民财富在这三者之间进行有机分配，其他收入分配都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价格和这三者时间的关系是：工资和利润的高低决定了价格的高低；价格的高低决定了地租的高低。在利润分配的过程中形成了三大阶级：一是以地租为生的地主阶级，他们和社会利益密切相关；二是以工资为生的工人阶级，他们和社会利益密切相关；三是以利润为生的资本家和雇主，他们和社会利益没有关系。
关于工资，斯密认为，工资是劳动的所得，是劳动的收入或报酬，是由劳动生产物或其价值构成的，是劳动者维持生活、延续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格或价值。工人的工资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和国民财富的增长而不断提高。
关于利润，斯密认为，第一，利润是工人劳动生产价值中的一部分，是雇主分享的由工人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和扣除工资之外后的余额；第二，利润是资本的自然报酬，是资本家的正当所得。而资本的利息，斯密认为它是一种派生的收入。
关于地租，斯密认为，第一，地租是工人劳动所生产的价值的一部分，是先于利润扣除的部分；第二，地租是地主土地的代价或自然报酬，是商品价值的基本构成之一。
5.资财的性质和用途
斯密认为，资财是使国民财富增加的重要因素。在不存在分工的原始社会，人们并不需要积累资财。但随着分工的出现和不断发展，分工形成了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一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就要进行交换活动，但在交换完成之前，他必须有一定的资财积累用以维持其生活的需要。这就是生产者进行资财积累的原因。进而，要提高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就必须积累足够多的资财，资财积累地越多，可以促进社会交换的增加，产业的细分，分工越来越细，一国的产出就会逐渐增多。
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的总资财，即是全体居民的资财，因此它也自然分成三部分，各部分有其特殊的作用。
第一部分是留给当前消费的，其性质是不提供收入或利润。
第二部分是固定资本，其性质是不必经过流通，不必更换主人就可以提供收入或利润。它主要包括四项内容：一切便利劳动和节省劳动的工具；一切有利润可取得的建筑物；用开垦、排水、围墙、施肥等有利可图的方法投下的使土地变得更适于耕种的土地改良费用；社会成员所学到的有用的才能。
第三部分是流动资本，其性质是要通过流通、更换主人来提供收入。流动资本由四项内容构成：货币；屠户、畜牧家、农业家、谷物商人等所有的待售食品；还在耕作者、制造者、布商手中的待加工的材料；已经制成，但仍在制造者或商人手中，未卖出或分配给真正消费者的物品。
在生活比较安定的社会中，有常识的人，都愿意用可供他使用的资财来寻求目前的享乐，或者寻求未来的利润。
为了更清楚地分析一国资财积累的源泉，斯密将劳动分为两种：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一国的财富多少取决于该国生产性劳动的多少（因为非生产性劳动不能创造国民财富），因此应该提高生产性劳动所占的比重。一般来说，富国的生产性劳动比较充裕，而贫国恰恰是因为缺乏生产性劳动而变得越来越穷。同时，斯密颂扬勤劳和节俭，认为资财是提高国民财富的重要手段之一，而资财的增加正是节俭的结果。因此，斯密倡导政府也要节俭。
斯密认为，一切资财，虽然都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但等量的资本可能会导致不等量的价值增加，这样资财因用途的不同就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推动生产性劳动的作用。
斯密认为资财有以下四种不同的用途：第一，用以获取社会上每年所需消费的原生产物，是在农业、渔业、矿业中等进行的投资；第二，用以制造原生产物，使之适用于当前的使用和消费，是在工业制造业中进行的投资；第三，用以运输原生产物或制造品，将其从有剩余的地方运往缺乏的地方，是批发商和中间商进行的投资；第四，用以分散一定部分的原生产物或制造品，使之成为较小的部分，适于消费者的临时需要，是零售商所进行的投资。
这四种投资方法，密切相关，对社会福利及其发展缺一不可。其中，最有利于社会的是农业投资，制造者的资本留在国内是比较重要的；效果最小的是投在出口贸易上的资本；私人利润的打算，是决定资本用途的唯一动机。
6.财富的发展
斯密认为，财富的发展实质上是在都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商业活动的发展中展开的。按照事物的本性，生产资料必定先于便利品和奢侈品。因此，生产前者的产业，即农业，也必定先于生产后者的产业。具体来说，提供生产资料的农村的耕种和改良，必定先于只提供奢侈品和便利品的都市的增加。乡村居民先维持自己，才有剩余产物维持都市的居民。因此，要先增加农村产物的剩余，才谈得上增设都市。但都市的生产资料不一定要依靠于附近的农村，甚至不一定要靠国内的农村，而可以从远方甚至国外运来——这虽然不是一般的原则，但却使各时代的各个国家逐步繁荣的程度有所差异。
在利润相同或近似相同的情况下，人们在选择投资途径时，在制造业和国外贸易两者中宁愿选择前者，正如在农业与制造业中宁愿选择农业一样。与制造商的资财相比，地主或农业家的资财更为稳妥。同样地，和国外贸易的资财相比，制造商的资财更为稳妥，因为其资财随时都在其监督之下。
按照事物的自然趋势，进步社会的资财，首先大部分投在农业上，其次投在工业上，最后投在国外贸易上。这种顺序是自然形成的。在所有国家中，资财总是在某种程度上按照这种顺序运作的。一国总得先开垦了一些土地，然后才能建立许多城市，总得在城市里先有了一些粗糙的制造业，然后才会有人愿意投身于国外贸易当中。
工商业城市的增加法与发展，对于农村的改良与开发会有所贡献：第一，为农村的原生产物提供一个巨大而便利的市场，从而促进了农村的开发与进一步发展；第二，城市居民所增加的财富，可以用来购买待售的土地，其中很大一部分往往是尚未开发的土地；第三，工商业的发达可以改变农村居民的社会状态，使农民摆脱与其邻人的战争和其对上司的依附状态，使其获得更大的个人安全和自由。
7.商业主义
有一种流行的见解认为财富由货币或金银构成，这是因为货币具有双重作用，它既是交换的媒介，又是价值的尺度。因此，财富与货币，无论从哪一点来看，都是同义语。
富足的国家就像富足的人一样拥有很多货币。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储积金银都被认为是致富的捷径。在一个国家中，人们通过劳动所能购买或生产的每一种商品，会按照有效需求来自行调节。当一个国家所输入的金银量超过有效需求时，无论政府实行怎样的政策也不能避免其输出。有许多货物，因体积原因，不能由存货充足的市场转移到存货不足的市场，但金银如果从丰裕的市场转移到短缺的市场却很容易。因此，金银的价格才不像其他货物的价格一样受到供求关系的很大影响。
一个有购买能力的国家，如果因缺乏金银而想补足的话，就比补足其他任何商品更为方便。金银的输入，不是一国得自国外贸易的主要利益，更不是唯一利益。任何经营国外贸易的国家，都可以从中得到两种不同的利益：输出他们所不需要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剩余部分；换回他们所需要的其他商品。
8.税收思想（1）税收的原因和用途。斯密把国家的经费划分为国防费、司法费、公共事业费和公共设施费，以及维持君主尊严的费用。在对以上各种费用的性质和内容进行详细论述后，斯密提出，那些为社会一般利益发生的支出，应该由全社会共同承担；凡是有些服务下存在具体受益人的项目，如道路交通、教育设施等，可以由受益人承担一部分费用；而那些为了社会局部利益发生的支出，如果让全社会来承担，就不太恰当了。他认为，以上政府的开支来自于民间，属于非生产性劳动开销，也就相应地减少了国内本可以用于生产性投入的资财总量。（2）税收的来源。斯密将地租、利润、利息看做剩余价值的表现形式，这三者对个人来说代表着收入。既然人们的收入总是由这三部分所组成的，而税收来自于收入，因此，税收不是对这部分收入的扣除，就是对那部分收入的分割。（3）征税的原则。斯密提出四大赋税原则，即公平、确定、便利、经济。
公平原则是指，一国国民应尽可能按其能力支持政府，也即国民应按其在政府保护下所享有的利的比例纳税。
确定原则是指，国民应当缴纳的税捐必须确定并且不得随意变更，其缴纳时期、缴纳方法、应付税额都应对纳税人清楚宣示。
便利原则是指，一切税捐，都应在最适合于纳税人的时间、地点，以最适合的方法收取。
经济原则是指，政府应当减少因税收制度不合理所导致的收费成本过高的问题，降低税收征收的成本。
斯密比较反对征收利润税、工资税等税种，因为那样做必然会影响资本的积累。但他比较赞成征收地租税，因为那样做不会影响财富的生产和大多数人的收入。Economic Table 《经济表》〔法〕弗朗索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
华文导读
写于1758年的《经济表》是魁奈最重要的著作，是西方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个飞跃，它第一次使西方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它是经济学说史上对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过程进行综合分析的天才尝试，是政治经济学幼年时期的重大理论成果，对后世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就受到了《经济表》中某些思想的启发。
18世纪后半叶，当时的法国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夕，在这以前的100多年里，由于封建剥削的加重和重商主义政策的推行，造成法国农业极端衰落，国家财政极度困难。为了挽救财政经济危机，在法国出现了反对重商主义，提倡重视农业、发展农业的经济思潮。于是，重农主义在这种背景下诞生，本书也由此成为重农学派的代表作。《经济表》有原表和简表两种。原表发表于1758年，题目是“经济表及其说明”。但因为它十分晦涩难懂，为了便于读者理解，魁奈于1766年又将其简化，命名为“经济表之分析”，这就是简表。魁奈又将后者称为“经济表示范”。《经济表》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生产、流通、分配的有规律的运行过程的简明图示说明，对经济理论的研究是一个很大的贡献。魁奈在“纯产品”的概念下，研究了剩余价值，并把剩余价值起源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直接生产领域，为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奠定了基础。
趣味延展
弗朗索瓦·魁奈（1694—1774）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是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和重要代表。一般记述都说他于1994年6月4日生于巴黎的蒙福尔·拉穆里（Mort-fort-lAmaury）的梅里（Mèrè）村，他的父亲尼古拉·魁奈（Nicdlas Quesaay）是个律师。但也有人说，魁奈出生于一个有才能的地主家庭。其家庭经济情况虽不是很困难，但因兄弟很多（据说在兄妹13人中，他排行第10），他未能受到很好的教育，甚至到11岁时，仍然目不识丁。他有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传说：他有强烈的学习要求，曾有一次微明即起，从梅里村出发，步行几十千米到巴黎，买到所要的书，在当天回家的途中，就把它阅读完了。
魁奈13岁时丧父，因想行医，16岁时便到一外科医生处做学徒。不久后，他又到巴黎著名雕版术家罗歇福（Pierre de Rochefort）的门下工作5年，同时在附近的大学研究医学，并学习化学、植物学、数学、哲学等。5年后他回乡，在蒙脱（Mantes）开业做外科医生，时年24岁。作为医生，他的声誉日渐提高，很多知名人士也慕名去就诊。
1730年，他发表了论文《放血效果的观察》，很受医学界的重视，并因此和当时的著名外科医学者佩洛尼等相识，被聘为巴黎外科医学会的常任秘书，因而移居巴黎。1736年，他又发表了《动物经济论》，论述了生理学的哲学基础。在1747年发行的该书的第2版中，他企图在生理学的基础上建立心理学，并从自然法的观点，提出了自由放任的主张和关于人类的社会性的看法。作为魁奈经济学说基础的社会哲学，已经在这一著作中开始萌芽。1749年，魁奈55岁时，被任命为法王路易十五的宠姬朋巴陀侯爵夫人的侍医，住进凡尔赛宫。1752年，他因治愈皇太子的痘疮，又被任命为路易十五的侍医。由于医学上的成绩和治好国王和皇太子疾病的功劳，他被国王赐封为贵族。魁奈移住凡尔赛宫后，有了更多的机会同哲学家和思想家交谈，借以熟悉法国的政治经济情况。
当时的法国因柯尔贝尔执行牺牲农业，扶植工商业的重商主义政策，经济问题十分严重，财政困难，人民生活痛苦，这一切自然成为人们谈论的中心。正如伏尔泰以他惯用的俏皮笔调所写的那样：“全国总算谈厌了诗文、喜剧、悲剧、小说、道德观念、神学等问题，到头来讨论面包问题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魁奈把研究对象转向哲学，并更进一步转到经济学上来。在宫中和魁奈经常聚会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有狄德罗、达兰贝尔、爱尔维修、孔狄亚克等，同时有许多经济学家也经常见面，如米拉波侯爵、迈尔西埃、杜邦·德·奈穆尔、勃多、杜尔哥等，他们后来结成了经济学说史上有名的重农主义学派。重农主义译自Phys-iocracy一词，原意为自然的主宰，有服从自然法以求最高福利的意思。后来，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把它和重商主义并列起来说明：把重商主义称为商业制度，把重农主义称为农业制度。在凡尔赛宫里和魁奈经常来往的思想家中，狄德罗和达兰贝尔是《百科全书》的编纂者，《百科全书》第1卷于1751年出版。魁奈在1756年出版的《百科全书》第6卷中，发表了《明证论》和他最初的经济论文《租地农场主论》；在1757年出版的《百科全书》第7卷中，发表了《谷物论》，由此开始了他作为经济学家的活动。魁奈在凡尔赛宫中的有力的庇护者朋巴陀夫人于1764年去世，这使他在皇宫中的地位降低了。1774年路易十五逝世后，魁奈退职，同年12月，他死于凡尔赛宫，享年80岁。
理论精读
1.理论基础：纯产品学说
魁奈认为，农业中每年生产出来的农产品扣除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生产资料和农业生产者的生活资料之后，所剩余的农产品就是纯产品。这个纯产品实际上就是农业总产品超过生产费用的余额，也就是劳动者生产的剩余产品。只有纯产品增加，一个国家的财富才能有所增加。
但魁奈也认为，只有农业生产才创造纯产品，“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只有农业能够增加财富。”包括工业生产在内的其他部门都不生产纯产品，这是重农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
2.三个阶级的划分
魁奈以纯产品学说为依据把国民划分为以下三个阶级。（1）生产阶级，即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阶级，包括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只有他们才生产纯产品。（2）土地所有者阶级，即占有“纯产品”的阶级，其中包括土地所有者和依附于他们的家仆、君主及所有由国家付给薪俸的官吏，还包括以什一税征收者这一特殊身份出现的教会。为简便起见，下述内容中把第一个阶级简称为“租地农场主”，把第二个阶级简称为“土地所有者”。（3）从事工商业的或不生产的（不结果实的）阶级，包括从事工商业的资本家和工人，他们不生产纯产品。
3.经济表的假设条件
魁奈的《经济表》就是要通过图解来清楚地说明：一个国家（实际上就是法国）每年的总产品，怎样在这三个阶级之间流通，怎样为每年的再生产服务。为了方便理论分析，魁奈在《经济表》中提出了许多假设条件，构建了一个理想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普遍实行的是大规模租地农业经济，小农经济则忽略不计；三个阶级间的无数买卖行为都合成一次总的交换，货币只在三个阶级之间流通，每个阶级内部的流通略而不谈；各阶级之间的流通采取固定不变的价格；社会的再生产假定是简单再生产；国外市场略而不谈，即不考虑对外贸易。
4.社会简单再生产的实现过程
魁奈的《经济表》的出发点是总的收成是农业在上一年所生产的总产品。也就是说，流通是在生产过程结束之后才开始的，是从生产的成果或收获出发，而其基础就是商业资本的循环。
在流通开始前，三个阶级的情况如下。（1）生产阶级在生产过程中，最初“原预付”为100亿里弗尔，每年再投入价值20亿里弗尔的“年预付”。魁奈假定“原预付”的资本可用10年，每年损耗为10亿里弗尔。投入的资本每年可创造出价值50亿里弗尔的年总产品。从实物构成上来说，在这50亿里弗尔的总产品中，40亿为粮食，10亿为工业原料。而就价值构成来说，这价值50亿里弗尔的总产品分别包括以利息形式补偿“原预付”的耗损或折旧的价值；补偿“年预付”的价值和“纯产物”，也就是剩余产品的价值。它们分别为10亿里弗尔，两个20亿里弗尔。此外，在流通前，生产阶级不掌握上一年度流通中收回的20亿里弗尔，而是交给地主（土地所有者阶级）作为地租。（2）土地所有者阶级在流通开始时，拥有生产阶级交给他们的地租，即20亿里弗尔。这20亿里弗尔是国内流通所需的货币总额，在即将开始的流通中起着重要的杠杆作用。（3）不生产阶级在流通开始前，已拥有加工制造出来的工业品，价值20亿里弗尔。这其中有一半是生活用品，另一半则是生产用品。从价值形态上说，也就是有10亿里弗尔为经营资本，10亿里弗尔为不生产阶级在生产期间所必需的生活费用。
魁奈在《经济表》中把整个流通过程归结为包括商品和货币流通的5次交换行为，每次均流通10亿里弗尔产品，共50亿里弗尔产品，其中工业制造品占20亿，农业占30亿。具体过程如下：（1）土地所有者用生产阶级交付的20亿里弗尔货币地租中的10亿来和生产阶级交换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2）土地所有者用剩下的10亿里弗尔货币地租向不生产阶级购买工业品；（3）不生产阶级用出售工业品给土地所有者所得的10亿里弗尔向生产阶级购买生活资料；（4）生产阶级为了生产向不生产阶级购买价值10亿里弗尔的工业品（生产资料）；（5）不生产阶级又用向生产阶级出售工业品所得的10亿里弗尔向他们购置农产品以作为工业原料。
经过上面5次交换，整个流通后便形成了这样的结果：（1）土地所有者用他们在流通前所取得的20亿里弗尔货币地租，换取了价值10亿里弗尔的生活资料和10亿里弗尔的工业品，得到了他们所“应得”的“纯产品”；（2）不生产阶级得到了价值10亿里弗尔的生活资料（确保生存需要）和10亿里弗尔的农产品（工业原料），保证合并再生产的继续；（3）生产阶级以上一年度生产中的价值30亿里弗尔的农产品（20亿里弗尔的生活资料，10亿里弗尔的工业原料）换得价值10亿里弗尔的生产资料和20亿里弗尔的货币。除了这30亿里弗尔进入流通外，生产阶级还有价值20亿里弗尔的农产品保留在他们手中，作为种子和本阶级的生活资料，不参加流通。
这样整个循环过程便完成。在本年度，简单的再生产可以再进行，而在本年度生产结束后，同样的流通又可以再进行。这就是魁奈《经济表》所阐述的主要内容，也是魁奈在经济学说史上的一个杰出的贡献。Reflections on the Forma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法〕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
华文导读《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写于1766年，是杜尔哥的主要经济著作。
杜尔哥非常喜欢中国文化，也非常喜欢与在法国的中国人交往。他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来自于他与两名中国学生的接触。杜尔哥非常关心中国对农业的保护及重农思想，因此当这两名中国留学生完成学业准备回国时，曾受托回国后将中国的情况向在法国的师友做报告。杜尔哥草拟了一系列的问题以便他们在报告中作答。为了使他们了解问题的意义和要求，他在问题的前面写了一篇分析性的引言。1769年，在杜邦·德·奈穆尔的一再劝说下，杜尔哥将这篇引言投稿于奈穆尔主编的重农学派的刊物《公民日志》，分期登载于1769年的10号、12号和1770年的4号刊物上，在1770年2、4两月发行——这便是他的名著《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发展了资本主义的社会阶级结构理论，对雇用工人产生的条件和过程做了新的阐述，对纯产品学说进行了发展，在工资、利润理论方面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本书的写作体例是问答式的，全书分为101节，每一节论述一个话题，共同构成了杜尔哥的理论体系。
趣味延展
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是18世纪后半叶法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是重农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于1727年出生于巴黎，1781年去世。杜尔哥出生于巴黎的一个贵族家庭。从16岁开始，杜尔哥先后在几个神学院学习，并获得神学学士学位。后来他进入巴黎索邦神学院，第二年被推选为名誉副院长。在他24岁的时候，他突然决定放弃僧职。这个让人觉得意外的转变，据杜尔哥后来自述，是因为他不愿意一生“戴着这个假面具”。离开僧职后的杜尔哥，很快在巴黎找到了一个公职。在这段时间内，他曾陪同商务监督古尔奈对巴黎以外的省进行视察，并曾是魁奈的座上客。1761年至1774年，杜尔哥被任命为法国里摩日州州长，这个职位是他实现政治梦想的一个天赐良机。在任职期间，他多次进行整理赋税、废除徭役的重大改革，以求初步实现他的重农主义主张。他还给上级写了许多关于经济问题的备忘录和给民众的公开信。
1774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即位后，他一度出任海军大臣；不久，他调任财政大臣。在任期内，他试图进行多方面的财政改革，其措施集中于1776年年初所拟定的六个法令中。其中之一是在全国取消徭役制度；之二是废除行会；其余四个则是试图取消若干苛捐杂税。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杜尔哥试图预先采取法国革命的措施”。这些法令国王同意了，枢密院通过了，但议会不予备案。国王迫使议会服从，但这些侵犯特权阶级权益的措施引起了宫廷和贵族的强烈反对。次年5月，杜尔哥终于被免职，法令也随之被取消。从那之后，他决定把精力主要放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上，直到他于1781年去世为止。
杜尔哥是继魁奈之后，重农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深受魁奈的影响但不是魁奈的门徒，也几乎没有参加所谓“经济学家”们的派系活动。他发展、修正了魁奈和其徒党的论点，使重农主义作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特征有更加鲜明的表现。他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是重农主义的重要文献，也把重农主义发展到最高峰。他在魁奈所划分的三个阶级（生产阶级、不生产阶级、地主阶级）基础上，又进一步划分出资本家和工人，并初步表述了劳动者和劳动条件分离的历史过程。他把纯产品看做自然界对劳动者的劳动的赐予。实际上，他认识到地主阶级占有纯产品是对他人劳动的占有。他还明确提出资本的概念。他基本上抛弃了重农学派的封建主义外观，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纲领。
杜尔哥的主要著作有《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关于商品方面的重要问题》、《市集与市场》等。
理论精读
1.社会分工
杜尔哥认为，要发展交换，必须先发展社会分工。如果没有社会分工，则农业生产就会按一种家庭式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出来的产品都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和家人生活的需要，产品品种虽然也会多样化，但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只有实行社会分工，让每个土地生产者都只从事一种农产品的生产，这样他们就会提高生产技术，增强熟练程度，也就能生产出小更多的农产品。在这种条件下，交换自然就会产生。因为每个土地生产者生产的农产品都不可能自己消费完，同时他们也需要其他农产品，这样他们就会将自己生产的多余产品和他人的多余产品互相交换，以便互相满足。
2.纯产品
杜尔哥认为，农业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他还认为纯产品是土地对农民劳动的馈赠，是农民劳动利用了特殊的自然生产力的结果，但是土地如果离开了劳动，便不能生产出任何产品。农民劳动才使自然生产力得以发挥，从而形成纯产品。由此可见，纯产品的来源就是农业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因此，要增加纯产品，增加财富，必须在生产中使用更多的劳动者，使之更好地发挥作用。只有农民的劳动才能生产出超过其劳动工资的多余产品。商业贸易中是不可能产生财富的，只不过是财富在不同部门、不同地方之间的相互流动。也许对于某个人、某个部门来说，会出现财富的增加，但其增加却意味着别的人或别的部门的财富的减少，对整个社会来说并不存在财富的增长。
3.五个阶级
第一个层次是把资本主义社会分为三大阶级，即生产阶级、工匠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阶级。生产阶级又叫薪资阶级，是指用自己的劳动并依托于土地直接生产出财富，从而为整个社会提供生活资料和其他生产原料的阶级；工匠阶级是指对生产阶级提供的生产原料进行加工，从而使这些生产原料可以直接满足人类的需求的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是在私有制出现后才出现的，是指拥有土地所有权并交由耕作者使用，从而收取地租的阶级。在私有制出现前，土地所有者阶级不存在，因为那时的土地归社会公有，个人无权对土地行使所有权。当私有制出现后，由于人口的增加，土地已不够人们生活所用，于是就有人开垦新的土地，他自然拥有这些土地的所有权，但他并不会自己参加劳动，而是雇用耕作者在土地上劳动，于是土地所有者阶级就诞生了。土地生产出来的产品实际上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土地耕作者的劳动报酬，即工资；第二部分是土地所有者阶级收取的从土地产品全部中扣除土地耕作者劳动报酬后的剩余部分，可简称为利润，这个利润即是前面所讲的纯产品。
第二个层次是将生产阶级和工匠阶级进一步细分。生产阶级可分为农业工人和农业资本家，工匠阶级可分为工业工人和工业资本家。所谓资本家阶级，就是企业家、制造主和雇主阶级，他们拥有大量的资本并依靠它们让别人劳动，从而赚取利润。所谓工人阶级就是没有生产资料，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来获取生活资料的阶级。
通过以上两个层次的划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可分为五个阶级：农业资本家阶级、农业工人阶级、工业资本家阶级、工业工人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阶级。
4.货币价值
杜尔哥认为，金和银不能直接满足人类的需求，因此它们并不比其他商品的实用性强。他反对“重金主义”，指出过去人们都认为金与银是财富的单位，一味地收集储存，这是不正确的想法。同时他又指出，金与银虽然实用性不强，但在商品交换中却又必不可少，它们既是各种财富的代表性的担保品，也是充当商品价值尺度的最好标准。金与银成为货币是交换发展的结果。在初期，交换只限于两个人，每个人也只有一种商品，于是交换双方通过争论确定商品的价值，进而才可以进行交换。后来，交换双方的商品由一种变为许多种，商品价值依然由争论来确定，最后形成的价格也是各种商品根据供求关系而确定的“中间价格”。后来货币形成了，它用来衡量其他商品的价值，表现为其他商品的价格。由于金和银的天然特性，所以它们成为货币的最佳物质归宿。
5.资本理论
杜尔哥用“资本”一词来代替魁奈常用的“预付”，也对资本的各种用途及其收入的性质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什么是资本？资本是把没有消费掉的产品积累起来而形成的“可动的财富”。家具、房屋、生产工具、牲畜等都是资本。资本是由货币的积累形成的。当人们获得工资、利润等报酬时，往往会将它储存、积累起来，由于货币的特性，资本自然会用货币的形式来积累。人们积累货币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财富，因此积累的货币就成了资本。
资本的用途是投资，投资的方向主要有以下五个。
首先是购买土地。在封建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土地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土地可以带来地租和收入，它是一份不变的固定资产，每个人都逃不开对土地的依赖关系，因此将资本用于购买土地是投资者的首选。土地可以带来更多的收入，使土地所有者的财富增加，形成更大的资本规模。
其次是用于工业和制造业的垫支。工业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并不是一开始就有收益的，只有当生产出来的产品换取货币后，工业资本家才能够真正达到资本增加的目的，但在这之前，他必须要先进行垫支，用于购买原材料、机器、厂房和支付工人工资，这样才能使生产进行下去。垫支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
再次是用于农业投资。资本不仅可以用于工业垫支，也可以用于农业垫支。农业资本家要想获得资本增值，垫支是必不可少的。农业资本家必须先租用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才能进行农业生产，获取更多财富。农业生产结束后，当农产品在市场上卖出后，农业资本家才可以收回所有农业方面的垫支并获得利润。
又次是商业投资。这也是一种垫支。商人的出现是必然的，商人从事商业活动而进行投资同样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财富，而垫支却是在获利前的预付，在获利后可以收回它并获得商业利润。
最后是放贷收息。贷款借款是商业中必不可少的现象，资本家有时为了扩大生产规模或其他，往往会出现资金不足的情况，这时就有必要从有多余资金或专门放贷的人那里借贷。这些放贷者放贷的目的在于收取利息。利息是通过转让使用权得来的。资金借贷，对借款者和贷款者双方而言，都是一种有利的行为，会达到双赢的目的。The Nature of the Tax, Money and Wealth 《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法〕皮埃尔·勒·庇逊·德·布阿吉尔贝尔（Pierre Le Pesant de Boisguilbert）
华文导读
布阿吉尔贝尔是重农学派的先驱。他是自由竞争的早期拥护者，他的经济自由思想和重视农业的观点为后来的重农学派所继承和发展。当时的法国不同于英国，它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布阿吉尔贝尔生活的时代正是柯尔培尔推行重商主义政策，法国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遭到破坏的时期。他在担任地方法官的过程中，通过对大量农村诉讼案件的审理，深深地了解到当时社会经济制度的弊端，于是针对这些实际问题撰写了许多文章，《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就是其中的一部，集中反映了布阿吉尔贝尔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
趣味延展
布阿吉尔贝尔是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法国重农学派的先驱。他生于法国的卢昂，担任过卢昂地方议会法官。
布阿吉尔贝尔生活在法国珞易十四的统治时代，这位法国专制的君主为了弥补不断发动的战争中的损耗，应付宫廷生活的奢靡开支，推行了他的财政大臣科尔柏所倡导的重商主义政策，而忽视了农业的利益。同时，在封建贵族的层层盘剥下，农民的捐税负担也越来越重。所有这些，都使当时法国的农民陷于十分贫困的境地，纷纷破产，农业趋于极端衰落。
布阿吉尔贝尔目睹了法国经济的凋敝状况，从维护农业的立场出发，对重商主义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用同情的笔调描绘了当时农村居民的痛苦和贫困的生活，斥责封建专制政权的掠夺和官吏们的贪污腐化。他也许不如本书中提到的一些经济学家那样多才多艺，光彩照人，但他更受人们的尊敬。
布阿吉尔贝尔的一系列著作，并不是专门为了创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而写的，他直接关心的是有关法国经济的衰落、农产品价格体系和赋税等问题。但是当他研究这些问题时，涉猎了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原理，这些重要原理反映了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因此马克思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法国是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的。”
理论精读
1.对财富性质的看法
给一个人确凿无疑地带来富裕和丰足的不是他所占有的土地的幅员，也不是他所拥有的金银的数量。历史上，在拥有蕴藏大量金钱的土地上，人们的生活却很困苦；而金银很少的国家，人们的生活却过得富足而舒服。事实证明，如果土地没有被耕种，金银不能用来交换目前的衣食等生活必需品，那么即使拥有广阔的领地和大量的贵金属，也只能使它的所有者悲惨地死亡。因此，只有衣食等物品才应当称为财富。人们把金银当做神明，却牺牲了更多的财富和宝贵需用的东西，甚至牺牲了人。因此，应该还贵金属以本来面目，即这种商品本身完全没有什么用途，它被用来为人类服务，只是为了便利交换和贸易。
2.作为货币的金钱的真实职能
无论现在或过去，金钱至多是领取商品的一种手段。因为随着商品种类和需求量的增长，一种商品的卖者，不可能经常同他实际上所需要的商品的所有者相交换，即直接的物物交换已不可能，而必须借助于金钱，因此在社会中金钱只是作为交易和相互让渡的保证。这是金钱的唯一职能，对它的利用必须限制在这个职能上。将金钱当做唯一的主要财富和生活幸福是一个严重错误，而那种对金钱的膜拜和追逐，还会给社会造成极大危害。
实际上，金钱本身无任何用途，既不能吃，也不能穿，它的自然职能只是充当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而且，金银也不是唯一使用的货币材料。在历史上有各种物品，如铜、贝壳等均做过货币材料。在欧洲，一张纸券就能代替金钱和履行金钱的一切职能；一个建立起信用的商人，其使用的票据也具有现款的功能和效验，而且它们经过无数次的转手能导致普遍的富有。因此，货币不一定要用贵金属来铸造，应该提倡用纸券或信用票据来代替它们。
3.当金银超出它的自然职能时的危害
社会存在两个阶级：一个阶级本身一点也不劳动，却享受着应有尽有的快乐；另一个阶级从早到晚地劳动着，却难得温饱，甚至有时常被剥削得一无所有。正是在这种体制下，金钱迈出超出其自然职能的第一步。它作为其他一切商品的等价物并为交换服务的用途受到冲击，因而使人变得贪婪，也为一切百恶行为提供了方便。这样，金银由商业中的奴隶变成了暴君。
金银还促使人们进行欺诈，而且尽管它是被用于犯罪的勾当，但它的价值却被抬得更高，而天平另一端的货物及其身价则一落千丈。此外，金银帮助了租税征收中的勒索。虽然在国君看来，金钱和实物没有什么差别，但租税征收者宁要金钱而不要实物，而且绝不考虑金钱对大量商品的糟蹋。特别是由于贵金属所犯下的罪行，使耕种的结果不能补偿耕种费用，全部土地被放弃使用，奢侈品的消费反而增加。这实际上是不惜牺牲公众的福利来换取眼前的利益。事实上，剥削穷人没有什么好处，它不过是自己害自己，而维持穷人的生活，会使富有者更富有。如果价格不能收回成本，人们就会放弃生产，这对整个社会是不利的。
4.财富的来源
布阿吉尔贝尔的主张与重商主义相对，他认为社会财富是农业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和其他必需品，也就是说，财富来源于农业，“一切财富的来源，就是土地的耕种”，“只有衣食等物品，才应当称为财富”。他还认为，国力和财富的基础不是城市居民，而是健康的农村居民，国家财富与土地的肥沃程度、自然气候的好坏成正比。
5.贫困和产生贫困的原因
从整个社会来看，除非在公众富裕的条件下，否则长期富有是绝不可能的。不管是谁，如果不能互调余缺，他就是十分困苦的。财富只是在人与人、行业与行业，以及地区之间、国家之间不断调剂融合的结果。因此，商品必须按照一定比例的价格交换，以维持商业不受停顿的干扰，这对于国家的繁荣来说至关重要。
劳动是社会生存的必要条件，一切劳动者在一个不违反自然规律的社会中应当能够惬意地生活。不过，人们为了各自的利益，对公众利益考虑得最少。这样，为了实现自然规律，就必须使利润公平地分配给买卖双方：即为了维持幸福状态，就必须使一切事物、一切商品继续不断地处于平衡状态，并保持商品之间的一定比例的价格，使这个价格能补偿生产费用。因此，买卖双方必须经常处于平等的地位，并且要使双方都为此承担责任。如果买卖双方以为可以从对方的破产中找到发财致富的机会，则无疑是自掘坟墓。由于谷物派生了生活的一切需要，所以谷物和其他商品交易中的买卖双方的平等相待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如果一方很快压倒另一方，就等同于双方立即“同归于尽”。由于大自然赐给每一个国家的粮食并不经常相同，所以必须在彼此间进行调剂。通过谷物价格的极端高昂和低贱这两极的调和交错，会形成全面的富裕。如果违背自然规律，使各种产业之间失去平衡，则足以破坏整个国家。一个文明和宏伟的国家之所以富裕，其原因在于保持国内的各行各业共存共荣，使它们彼此依靠、互相促进。如此说来，混乱丛生的国家，在物品丰足的环境中却发生贫困，就没有什么值得惊奇了。这显然是重商主义者违背自然规律、片面发展某一行业的结果。他们对于金钱的罪恶的思想和使用法则是混乱的根源。这里，金钱成了一切物品的刽子手，它由奴仆变成上帝。从人类受害的情况来看，一切最集中、暴烈的天灾所毁灭的生命财产，也没有这个金钱偶像所造成的损失那么多。当贫困出现在一个根据自然条件应当富裕的国家中时，如果人们不去干预而听任其自然发展，则这个国家是会继续富裕的，但这只会发生在对金钱的虚伪的崇拜被抛弃时。On the Nature of Commerce in General 《商业性质概论》〔爱尔兰〕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
华文导读《商业性质概论》是爱尔兰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唯一的一部经济学著作。
全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以物质财富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经济横向的发展，也即经济活动范围的变化，社会分工的发展，社会人员划分的经济依据，以及在交换中包含着的产品价值决定的规律；第二部分论述蕴藏在产品交换中的货币流通规律，以及货币利息的决定；第三部分论述对外贸易，以及由此涉及的货币制度和银行等有关问题。从本书的思想体系来看，它有重商主义的观点，又有重农主义思想的萌芽，是重农主义的先驱。
趣味延展
坎蒂隆是爱尔兰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家，曾撰写最早的现代经济学著作《商业性质概论》。坎蒂隆家族是爱尔兰的名门，长期效忠于斯图亚特王朝。1716—1720年，理查德·坎蒂隆随其叔父在巴黎经营银行业，同时经营丝绸和酒业。此时正值坎蒂隆的爱尔兰同胞约翰·罗在法国对其金融体系进行改革和重组，并启动了密西西比计划。坎蒂隆并不看好这个计划，预见它必定破产，并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大赚一笔。他及时将股票出手或转为不动产，在几天内就赚到了几百万里弗尔，并去了荷兰。他回到巴黎后曾遭到起诉，但他胜诉了。1720—1729年，他历游欧洲各国，1729—1732年又生活在巴黎，以后又经布鲁塞尔回到伦敦。1734年5月14日，他的房子被烧，他也死于这场大火。后经调查是当他的厨师有11年之久，一周前被解雇的法国人约瑟夫·德尼耶（化名勒巴纳）为谋财抢劫而放的火。可惜凶手逃至荷兰，没有受到惩罚。世界上死于这种非命的经济学家大概只有他一位。
坎蒂隆之所以受到重视，就是他写过这本题为《商业性质概论》的书。这本书的命运也与他一样曲折而不幸。据最新研究，这本书是1728—1730年他在巴黎写的。其英文稿据说在马拉奇·波斯尔思韦特手中，因为早在1749年他的《论贸易和商业大辞典的体例、使用和重要性》的译文中已印录了该书的大约6000字，在其《商业和贸易大辞典》中又辑录了该书的几乎全部实质部分；在其《大不列颠的真正体系》（1757）中又收录了该书第一部分第11章的部分内容。《商业性质概论》一书还有坎蒂隆为朋友而译的法文译本，该手稿曾在重农学派米拉波侯爵手中达16年之久。这份手稿后来回到其合法主人手中，1755年出版了法文版，1767年出版了意大利译本，1931年根据法文版和波斯尔思韦特的辑录又出版了英文版。
坎蒂隆的《商业性质概论》在经济学说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一方面，它是在政治经济学形成过程中，在亚当·斯密之前对该学科各种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第一次系统全面论述；另一方面，它对以后许多经济学家都产生过影响，特别是法国重农学派和英国经济学家受影响最大。这本书被称为威廉·配第以后到亚当·斯密之前最重要杰出的经济学著作。就其思想和理论内容而言，它是重农主义的重要先驱。在亚当·斯密之后，这本书被埋没了。1881年，杰文斯发现并阅读了这本书，并给予高度评价，才使其又一次得到人们的重视。
理论精读
1.生产交换的循环过程
坎蒂隆将经济看做一个相关的体系，或货币和商品的循环流动，并解释了这一体系内部的相互关系。他深入地分析了生产交换的循环过程，指出其重点在于地主的货币支出。地主的货币支出不仅养活了城市中的工人，也通过创造就业机会、提供收入从而养活了一些农民。制造业部门的工人、农业部门的农民既需要购买工业制成品，同样需要购买大量的农产品，这些需求为这两种产业的劳动者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和收入。由于对农产品的需求大于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所以货币趋于从制造业部门流向农业部门，同时农民需要向地主缴纳地租，因此货币又从农民手中流入地主的腰包，从而开始了一个循环过程。坎蒂隆注意到，各行业的产量取决于对不同产品的市场需求量的大小。如果农场主需要较多的工业产品和较少的农产品，则人力和物力资源就会从农业部门流向制造业部门，从而使工业产品产量提高，农产品产量减少。这一市场需求决定供给的法则同样适用于区域之间的资源流动。如果城市提供的就业机会大于农村，劳动力就会从农村流向城市。2.循环过程中企业家的经济作用18世纪初期，人们一般将和政府签订合同的承包商称为企业家。由于通常由政府支付合同费用，所以这一行业毫无风险。坎蒂隆借用了这一名词并重新定义。他认为，相对于一般按时领取工资的人而言，企业家应是冒险者。因为未来具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所有的经济活动在本质上都是有风险的。尽管如此，还是要有一些人需要冒险以期望将来获得利润。冒险的企业家对于循环的生产过程的良好运作和经济的繁荣是必不可少的。
3.货币在循环过程中的作用
鉴于他对货币的经济作用的深入阐述，坎蒂隆理应被称为古典货币理论的奠基者。18世纪的货币即金银铸币，可以通过采掘或通过向其他国家出售商品获得。当采掘者或贸易商拥有较多的货币时，他们对商品或服务的消费需求将增加，这种需求会促使其他产业的就业机会增多，出口增加。通常，需求增加往往会刺激物价上涨，但并不意味着货币供给量的同比例增加，而且有时虽然有更多的货币，但却没有更多对货币增量的支出。
现代经济学家将货币对经济的不确定性影响称为“坎蒂隆效应”。货币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它完全取决于是哪些人持有货币及他们如何利用货币。如果主要是商人、出口商持有货币，他们会选择储蓄或投资，这样就会扩大生产，而不是支出，因此物价不会上涨。可是，如果货币主要是由地主和一些沉溺于物质享受的人持有，物价就会上涨，而一些奢侈品价格的上涨更是首当其冲。
坎蒂隆认为，由货币缔造的经济繁荣时代已经结束，货币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国际贸易上。物价上涨将会使出口商品在国家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而与此同时，由于进口商品相对便宜，从而更吸引国内消费者，这就造成了贸易逆差，意味着要将国内的货币运到国外去偿付进口商品。货币外流，将会使国内货币供给量减少，国内生产企业陷于停滞。坎蒂隆把这叫做“硬币流动机制”。
4.贸易政策
坎蒂隆的贸易主张相当一部分继承了重商主义者的观点。他提倡贸易保护主义制度，并希望制造业贸易实现顺差。他认为，贸易保护主义将会使英国人口增加，而制造业上的贸易顺差可以允许英国进口粮食，从而养活更多的人口，使国家强盛。Consequences of Lower Interest Rates and Increase of the Value of the Currency 《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英〕约翰·洛克（John Looke）
华文导读
约翰·洛克（1632—1704）是17世纪英国著名的哲学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在经济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是出版于1691年的《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在书中，他就利息、货币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并在一些方面发展了威廉·配第的观点，同时反驳了封建贵族的代表在这些问题上的理论观点和实际主张。《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一书是经济思想史上的一部重要的著作，推动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同时，它也为近代西方国家立宪依法征税提供了理论基础。《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一书由两部分组成。前半部分论利息，写成于1670年；后半部分论货币价值，写成于1690年前后。
趣味延展
约翰·洛克于1632年出生于英格兰西南部萨莫赛特郡的一个律师的家庭，1647年被送到威斯敏斯特学校学习。1665年，他进入牛津大学学习，研究哲学、自然科学和医学，毕业后留校任教。
洛克在青年时期就对科学产生了十分浓厚的兴趣，他36岁时被选入英国皇家学会，70年代时多次去巴黎，广泛接触学术界人士。他与著名的化学家罗伯特·波意耳过从甚密，晚年又同艾萨克·牛顿结成好友。他还对医学感兴趣，得过医学学士学位，但只是偶尔行医。
洛克在政治上同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辉格党有密切联系，他一生的转折点是他与反对王室的辉格党领袖莎夫茨伯里伯爵相识，并成了伯爵的秘书和家庭医生。莎夫茨伯里是一位重要的自由政治思想的代言人，曾一度因政治运动而被查理二世国王囚禁过。1682年，沙夫茨伯里逃往荷兰，翌年在那里去世。洛克因与沙夫茨伯里交往甚密，也同样被看做嫌疑分子，被迫于1683年逃往荷兰。光阴荏苒，转瞬之间他在那里度过了5个春秋，此时正值1688年的革命成功，查理二世的继承人詹姆斯二世已被赶下台去。1689年，洛克返回家园，此后一直住在伦敦。洛克终身未娶，他于1704年溘然长逝。
在哲学上，他反对天赋观念说，强调知识和观念起源于感性世界，其主要著作是《人类理解论》（1690年）。在社会政治观点方面，他从资产阶级自然法理论出发，反对“君权神授”等谬论，拥护议会制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他还提出了分权说，直接为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资产阶级和贵族瓜分权力制造理论根据，这集中体现在《政府论》（1689年）一书中。
洛克的哲学、政治和经济观点，代表了当时英国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说：“代表工厂主反对工人阶级与贫民，代表商人阶级反对高利贷者，代表金融贵族反对作为债务人的国家，在自己的一本著作中，他甚至把资产阶级的理智指为人类的正常理智。”
理论精读
1.反对以法律手段降低利率
洛克认为利率高低取决于货币数量的多寡，而不能由法律加以规定。他说，利息是借贷货币所必须支付的价格。正如我们不能在荒年间给食物规定价格一样，法律也不能禁止人们收取高于法定利率的价格。人们需要货币，是为了日常交易和开展对外贸易。当一个国家的货币太少，不能满足彼此间债务及贸易的需要时，利息自然要提高。要想用法律来降低利率是徒劳无益的，其不合理等于希望能够把房屋和船只的租价用法律加以规定一样。
用法律来降低利率会产生许多不良后果。洛克指出，像英国这样缺乏金银矿的国家，只有发展生产和贸易，同时生活节俭，在外贸中做到“出超”，才能增加财富和货币。而为了发展对外贸易，需要有足够货币作为流通工具。他还说，即使法律把利率从6%降到4%，并且能够阻止任何人以高于4%的利率贷出货币（这显然是做不到的），它将产生什么后果呢？首先，它将使孤儿寡妇和一切以货币为财产的人们损失他们财产的1/3；其次，它将有利于借钱的商人，因为他所借到的款项所付的利息较前减少了1/3。如果商人和贷款人都是英国人，并且对于英国贸易既无好处也无坏处，那么这只不过是把除金钱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赖以为生的人的财产的l/3转入商人的腰包而已。但是这样做实际上将阻碍贸易，因为要经营贸易就需要有一定比例的资金，如果有资金闲置起来，就会使贸易减少。在风险大、获利小时（在英国以低利率放款就是这种情形），人们就宁愿把自己的钱窖藏起来，而不愿把它贷放出去，商人和工匠借不到钱，就会妨碍制造业和对外贸易，使国家财富遭受损失。
对于利率的高低与土地价值的关系问题，洛克首先把地租与利息的性质进行了比较，认为两者都是合理合法的。马克思曾说：“洛克是同封建社会相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权观念的经典表达者。”马克思这里指的是洛克曾经用资产阶级“自然法”的理论来解释私有财产权并由此引申出收取利息和收取地租一样具有合理性。洛克在用“自然法”理论说明私有财产权时提出，人对于自己的人身享有自然赋予的所有权，因此对自己的劳动和劳动产品也自然有所有权。这种自然权利，不应受别人侵犯。但这种以“自然权利”为基础的私有财产权并不是无限的。它的第一个界限是劳动者本人能够使用的劳动条件，以及他本人劳动所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另一个界限是一个人的能作为自己私有的财物，其数量不得超出该物在损坏之前能被这个人所消费的数量。那么，这种以个人劳动为基础并以个人能够消费的财物为界限的所有权是怎样被破坏的？作为剥削他人劳动的手段的生产资料私有权又是怎样产生的呢？按洛克的论证，这是由于：第一，出现了作为货币的金银这种耐久的东西，这种东西一个人愿储存多少就可储存多少，永远不会损坏；第二，根据社会成员的“相互协议”，每个人都可以把货币用于交换有用的但容易损坏的生存资料，同样地，每个人都可将自己占有的多余的生存资料换成货币，也可用货币换取土地，这就出现了土地分配不均和货币分配不均等的问题，于是占有多余土地的人就可把它出租给耕地不足的人，并从中收取地租，同样地，那些储存了多余货币的人就可以把货币借给需要货币的人，从中收取利息。由此可见，洛克把地租和利息都看做由于生产条件的不均等分配而把一个人的劳动报酬转移到另一个人的口袋。洛克还就利息和地租的高低，论证了土地价值大小的问题，即把地价和利率进行了比较。既然租地人支付地租是由于租地人从土地中取得收益，借款人支付利息是因为他用借来的钱赚得利润，那么，利率高低是否应该成为土地价格的尺度呢？洛克说，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完全肯定的，即法定利率永远不能调节地价。土地价格和其他物品价格一样，是由买卖土地的供求决定的。
虽然利率不能用法律来降低，但洛克认为需要有一个规定利率的法律。第一，这有利于解决借贷纠纷；第二，可以使青年人和缺钱的人不致太轻易遭受重利盘剥。他又认为，法律虽然很难确定一个固定的利率，但利率应该有一定的上下限，一方面不要太高，太高了会吃掉商人的利润，使他不愿借钱经营；另一方面也不要太低，太低了人们就不愿贷款了。由此可见，洛克一方面否认地价下降是利率提高的结果，否认降低利率可以引起地价上涨；另一方面又不否认利率和地价之间确有直接联系。
2.反对提高英国铸币价值
洛克主要反对的是降低铸币的含银量，使货币的名目价值超过其内在价值的主张。17世纪末，由于商业发展，人们对货币的需求日益增多。在流通中，由于英国的银币因磨损和被刮削，含银量大大降低，导致生银的市场价格比铸币价格还要高，流通中分量准足的银币被熔成银块出售，市场陷入了一片混乱。当时的英国财政大臣朗斯（Willam Lowndes）在《关于重铸银币的报告》中提出，将不足分量的铸币视为足量并且在市场上可以合法流通。这样的主张使分量不足的铸币合法化，代表了当时作为债务人的地主贵族和封建国家的利益。而洛克代表商业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给予反驳，主张发行足量的铸币，收回分量不足的铸币。
提高货币价值的做法有两种：（1）铸造某种铸币时，使其含银量少于它们所承当的货币价值所要求的含银量，也就是改变了合金的成色，这样做的一个大害处就是使货币收受者减少，使外国人能够不用任何商品就拿走英国的货币，因为他们也会铸造这种劣币输入英国；（2）同时提高一切银币的价值，这样做也会给经济带来恶劣的影响，会使债权人损失债权，对债务人或农场主也没有任何好处，因为他们出售商品时，按新币计算可得到的英镑并不比按较重的旧币计算得到的英镑会多。因此，提高货币数量是有害而无利的。
洛克指出，铸币的实际价值是由其含金量决定的，而不是由其数目决定的。尽管铸币的数量增加，但由于其含银量的减少，所以含银总量并未改变，货币的实际价值不会提高。提高货币价值，既可指真的把货币价值提高，也可指铸币数量的增加。如果是前者，无非是达到以较少的货币换取和以前同样多的商品的目的，但这只有在货币量与商品量比例发生变化时才会出现，而构成货币价值的白银的价值是不会改变的。因此这种方法是不可行的。人们往往寄希望于增加货币数量，但显然它的代价是发行不足量的铸币。
首先，如果货币都被改为新比率而商品价格相应提高时，货币仍旧会像原来一样容易被人熔化。其次，即使提高货币价值也不会阻碍生金银出口，因为不论对国内的白银给个什么名目，既不能使白银在英国有更高的价值，也不能使它在国外不被人重视。在交换时，白银的实际纯度才是统一的尺度。因此，采取提高货币价值的做法，既不能使生银流入国内，也不能保证它们不会流到外国去。不仅如此，如果有被贬损的轻币和足重的货币一样通用，则在出现外贸逆差时，首先流出的肯定是最重的良币，因为良币在国内并不比轻币更值钱，而货币在国外又完全是根据它所含的银量决定价值的。外国人可以从这个差值中获得多余的价值。实际上，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直接用白银重量进行交换，却要将它铸成货币呢？这是因为虽然在理论上用白银进行交易是正确的，但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缺乏可操作性。如果每次交易都要对白银进行称重，查看其成色，这样会给交易带来很多不便，而铸币恰好能弥补这一不足。
在货币制度上，洛克反对复本位制，主张以白银为本位货币。货币作为商品价格的价值尺度，要保持稳定，不能经常变更。在复本位制的情形下，由于货币由两种金属铸造而成，所以它们之间的比例难免会发生变化，这样是不能保证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稳定性的。洛克指出，在众多的金属中，由于许多原因，白银是一切金属中最适宜做这种尺度的，如果政府把黄金或其他金属以一种不变的比率也规定为流通的合法货币，就很不适当了。因为金银等各种金属的价值是经常变动的，所以它们之间的比例不能固定不变。因此，国家没有必要为黄金规定一个固定的价格。任何一国全部流通的货币，应当用同一种合金来铸造，并且它的价值标准一经确定，就应当永远不变，决不能轻易提高货币的价值。Discourses upon Trade 《贸易论》〔英〕达德利·诺思（Dudley North）
华文导读
达德利·诺思（1641—1691）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最著名的理论经济学家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91页），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初期的代表人物。他是英国的一个第一流的商人，曾在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经营商业，回国后在海关和财政部任职。他的主要著作是1691年出版的《贸易论》。
诺思生活的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重商主义的理论和政策逐渐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诺思的《贸易论》对重商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同时宣扬自由贸易的主张，反对国家干预内外贸易，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在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对后来的经济学说有一定的影响。
趣味延展
诺思生活在17世纪的中后期，当时包括英国在内的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活动依然没有能够实现自由主义。这是因为当时的英国正处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发展到较高的水平，资本家的贸易活动已经遍及全世界的各个角落。但是长期以来，他们所从事的贸易活动常常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遇到许多障碍。当时的封建残余是压力最主要的来源，其次来自于重商主义思潮的限制，重商主义虽然重视商业活动的作用，但对于贸易依然不能完全理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压力来自于政府。由于上述种种思想的存在和影响，贸易活动一直受到政府的不断限制。这时就需要有人站出来，挑战传统的思想，需要有一种宣扬自由贸易的主张来代替传统的理论。在这样的背景下，诺思凭借多年的时间经验和理论积累，写就了这本《贸易论》，为自由贸易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理论精读
1.论减低利息
诺思指出，尽管支持减低利息的证据有很多，如低的利息会促进贸易从而有利于商人，能以较低价格向外国出售商品，可使地价上升等，但都不足以支持减低利息的主张。如果从全国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个别人的想法来不偏不倚地考虑利息问题，就必须研究：政府是否有理由用法律禁止贷款利息超过4%，还是应让借贷双方自行交易？诺思说，贸易就是人们把超过自己消费需要的多余物品拿来进行交换。由于勤劳和才能的差别，人们有穷有富，有些人拥有大量多余的土地、货物或资金。与许多耕作者租用耕地一样，也会有许多人需要借贷资金做生意。这样，资本所有者出借他们的资金，就像出租土地要收取地租一样，从中得到利息。所谓利息不过是资本的租金罢了。两者的区别只在于佃户不能把土地带走，而资本可被借贷者带走。出借资本要冒较大的风险，因此资本所提供的利息要多于土地所提供的地租。
诺思还分析了低利息是否会促进贸易的问题。他说，像谷物、羊毛等货物供过于求时价格会下跌一样，如果放债人多于借债人，也就是说资本的供给大于需求，利息也将下降。因此，并不是低利息促进贸易，相反是贸易发展增进了国民资本，从而导致利息下降。诺思断言，高利息将使储藏的货币投入交易，低利息将阻止货币投入市场。他指出，在英国用以生息的货币大部分是借给大地产所有者去维持奢侈生活的，因此低利息只会助长奢侈而不会促进贸易。他主张国家应让借贷双方按他们的实际情况自行订立契约。这样，当国家富足时，人们就可按低利息借得款项，但当国家日益贫困时，定会产生高利率的借款。他又解释了利息在10%以上的穷国立法者不用法律限制来降低利息的原因：那里的借债人多于放债人，人们势必要用秘密协议和其他种种办法来躲避法律，从而使法律失效；或者在难于躲避的情况下，只能是损失许多贸易。总之，借者多于贷者时利息要上升，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
2.铸币的有关问题
诺思明确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和致富主张，阐明了金银是商品本身交换价值的存在形式，论述了货币储藏与货币自行增值之间的对立，也即论述了作为资本的货币，从而进一步发挥了贸易增长是财富和货币增长的唯一原因这个基本思想。
诺思认为货币不过是一种商品，是买与卖的衡量尺度。金银由于具有质地优良、数量稀少、容易储藏和携带方便等特点，自然成了人们交易的通用尺度。
诺思提出，既然货币不过是人们交易的通用尺度，因此把货币储藏起来并不能增加个人或国家的财富，而只有把货币当做资本来运用才能使财富增加。他说，人们总以为商品卖不出去是因为国内缺乏货币，这就犯了大错误。其实贸易的停顿另有原因。用货币、金银器等形式死守财产的人只会因此变穷，而财产正在增长的人才是最富的人。实际上叫嚷国内缺乏货币的人要的并不是货币本身。乞丐要货币是要用货币来购买面包。农场主要货币，实际是要将农产品卖出一个好价钱。批发商和零售商同样只是要把货物销售出去。在商业交往中，金银货币与其他商品毫无区别。只有把货币不断投入交易，人们才会富裕起来。可是，现在许多人却幻想用法律把对外贸易赚来的一切金银都保持在国内而直接变富，结果阻碍了许多国家财富的增长。如果法律禁止人们把货币带出一个城镇、郡或地区，只准带出各种货物，这样的城镇就会同其他地方割断联系，并会陷入不幸境地。
诺思认为，不要让对金银货币的渴求来严重折磨我们，因为一个富裕民族不可能缺乏货币。如果本国不制造货币，会从别国得到货币；如果从外国带进或本国铸造的货币过多了，超过了商业的需要，货币就会被当做金银条块对待，反之，货币少了，金银块就会被铸成货币。总之，货币的来去，会自行调节，根本用不着政治家操心。19世纪初—19世纪60年代的经济学说A Treatise on Political Economy 《政治经济学概论》〔法〕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 Baptiste Say）
华文导读
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中，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把政治经济学划分为生产、分配和消费三个部分，这就是被后来经济学家采用的所谓的“三分法”。这是一种首创，而且是对社会经济生活领域的科学划分。事实上，除了后来的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在萨伊的划分之外又添加了一个交换之外，此后人们对这种划分再没有提出什么突破性的补充见解，更不必说否定性的意见了。时至今日，萨伊的这个“三分法”和后来的“四分法”仍然有其合理性和生命力。《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中，除了绪论外，其余部分分为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共3篇42章。《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的基本结构是：第1篇“讨论进行生产所需的生产要素”，第2篇确定“价值是根据什么规律在各个成员中间分配，成为个人收入的”，最后一篇讨论的是“财富生产的相对物”，即消化掉生产的成果。在这里，生产表现为中间环节，于是生产、分配、消费形成一个严整的逻辑联系。
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被译成多种文字，在西方国家广泛传播，成为当时欧洲大学里的经典教材。萨伊也因此被称为“科学王子”、“亚当·斯密的伟大继承者和传播者”及欧洲大陆的政治经济学权威。此书中所提出的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观点被后人奉为“萨伊定律”，对之后的经济思想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趣味延展
让·巴蒂斯特·萨伊是法国经济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1767年生于法国里昂，1832年在巴黎逝世。
他从少年时代就开始经商，在其父亲开设的银行里当学徒。后来，他到英国伦敦附近的一所商业学校学习，在此期间，他了解到英国工业革命进程并接触到亚当·斯密的学说。他开始发表一些文学作品，其后数年在文艺界确定了一定的知名度。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当时正在保险公司做职员的萨伊拥护大资产阶级执政，并参加由学者和文艺界人士组成的“学艺中队”，与侵法联军展开激战，颇有微功。但雅各宾派上台之后，他却转而反对革命。
1794年，27岁的萨伊担任《哲学、文艺和政治旬刊》主编，经常发表经济文章，批评国民大会活动，因此受到拿破仑一世的重视，被任命为法兰西法制委员会委员，其工作职责是审查以“第一总督”名义提出的议案，揭露政府的违宪行为。后来他又被派往财政委员会工作。1803年，萨伊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概论》，宣扬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思想，拒绝支持拿破仑的保护关税政策，结果被解除了在财政委员会的职务。1805年，萨伊在巴黎近郊与人合办了一家纺织工厂，展示了他的经营才能。1815年，波旁王朝复辟，他再一次受到重用，被派往英国进行工业考察。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李嘉图、马尔萨斯、边沁等人。从1816年开始，他先后在法国阿森尼大学、工业学院讲授政治经济学。1830年，他还担任过法兰西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授。1832年11月15日，他在巴黎逝世。
萨伊是19世纪初欧洲大陆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他把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中的庸俗成分分离出来，加以通俗化和系统化，最先创立了庸俗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所谓“庸俗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定义的名词，认为它是否定了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论，只描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表面现象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体系，为了把它和其他经济学相区别，于是给它冠上了“庸俗”二字。萨伊被称为“亚当·斯密的伟大继承者和传播者”，这位欧洲大陆的政治经济学权威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中所提出的生产创造需求的原理，被奉为“萨伊定律”，曾成为古典经济学家普遍信奉的教条，对之后的经济思想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虽然《政治经济学概论》是当时流行一时的教材，但它宣扬经济自由主义，与拿破仑的国家政策相违背，因此还曾一度被列为禁书。
理论精读
1.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1）与政治学的区别。
本书首先对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区别做了介绍，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常把二者混为一谈。只有确定了研究对象后，才能取得进展。政治学是对社会秩序依据的原则进行的研究，而政治经济学是对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进行的研究。
萨伊认为以前的经济学家们往往在事实未确定之前就急于建立学说，并提出了所谓的假设条件，但这些假设条件是无法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实现的，因此这些理论不是切实可行的。只有用哲理推究的方法来研究政治经济学才会取得真正有用的成果。这种方法是在对事实的仔细观察的基础上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特征，再用它来指导实践，这样就可以获得真理。（2）与统计学的区别。
萨伊认为政治经济学也和统计学不同。统计学是一种“叙述科学”，它只注重事实的存在，而忽视了事物是怎样存在和发生的。政治经济学正是回答这些问题的科学理论，是一种“实证科学”。
2.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相关内容（1）财富的含义的界定。
萨伊认为只有将财富的真正含义弄清楚之后才能够对其生产、分配及消费做出合理的解释。以前的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后来的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都未完成对财富含义的认识，因此他们的理论得不到任何结果。到了亚当·斯密那里，他对财富做了概念上的界定，从而在经济学研究上开创了新的局面。但亚当·斯密的许多观点都不正确，如“只有人的劳动才能创造价值”等。（2）效用价值理论。
萨伊对价值理论进行了论述，认为价值是由物品的用途来决定的，如果一件物品有用，它就有价值，如果没用，则没有价值。这实际上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使用价值”的概念。效用是指物品满足人类需要的内在力量，因此物品的效用是其价值的基础。物品的价值构成了财富，因此效用是财富的源泉，这就建立了他的“效用价值论”。（3）“三分法”。
首先是生产。萨伊认为生产的过程是创造效用的过程。在创造过程中，不仅人的劳动参与了生产，自然力也参与了生产，因此效用是由劳动自然力共同创造的。一件物品的效用大小与其数量（稀缺程度）密切相关，如果是像阳光、空气这样的物品，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无限地享用，所以其价值几乎就不存在，而对于像衣服、房子这样的物品，其价值就会偏高一些。提供效用的部门不仅有农业，还有工业和商业，它们都是生产性的部门，都会创造价值。在生产理论中，他提出了“三要素”论。他认为，任何社会生产都离不开三个要素：劳动、资本和土地。这样他就把一定社会关系下进行的生产，归结为一般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用一般生产来代换资本主义生产。所谓生产就是三要素共同协作，使自然界的各种物质适宜于用来满足人们的需要，它不是在创造物质，而是在生产效用。物质不是人力所能创造的，物质在量上既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人力所能做到的只不过是改变过去物质的形态而已。所改成的新形态，或提供此前不具有的效用，或只扩大原有的效用。
萨伊认为既然三要素在生产中都提供了服务，创造了价值或效用，就必然有三种收入：劳动—工资，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工资是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提供服务所得到的应得报酬，他们没有受到剥削，因此不应当要求更多的产品；利息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提供服务所得的报酬；土地供人们使用，提供了生产性服务，也应当得到报酬。萨伊的这种观点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实质。萨伊认为，利润可分为两部分：一是资本的利息，即对资本的效用所付的租金，也叫利息；二是使用资本的劳动的利润，即资本家经营企业的劳动报酬，也叫工资，但这个工资与工人所得的工资在概念上是有区别的。资本家凭借智力和才能应当得到高报酬。
萨伊在本书最后谈到了财富的分配和消费。
①财富的分配。他认为，财富的分配要首先说明价值与收入的来源。价值的评价标准是其交换价值。例如，说生产者在商品交换中用一头羊换三只鸡，那么这三只鸡就是一头羊的价值。价格是由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共同决定的，价格的高低应该由市场机制自行决定，不可加入人为因素，如人为地规定某种商品的最高价和最低价等。价格变动分为实际变动和相对变动。前者是指由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生产成本的下降所引起的价格变动，后者是指在生产力不变的条件下由供求关系引起的价格变动。在不同的国家，价格水平不一样，价格水平低的国家比价格水平高的国家要富裕。这个结论在今天看来也是错误的。
②财富的消费。财富的消费分为两种：生产消费和非生产消费。前者是创造新价值的消费，后者是满足欲望的消费。这一部分的论述与亚当·斯密的理论大致相同，就不在此赘述了。（4）国家干预。
萨伊认为，生产要素生产出效用，但会受到各种影响，只有在私有制下，才能保证三要素发挥最大的生产能力。因此，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都是有害无益的。他实际上在宣扬经济自由主义主张。这种观点在当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因为这与拿破仑的政策相悖，成为萨伊被迫辞职的原因，也使本书在当时被列为禁书。（5）经济危机。
萨伊认为，生产与销售脱节不会导致经济危机。这是针对马尔萨斯和西斯蒙第的相反观点提出来的。他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具有自我调节能力，当某种产品过多时，价格下降，利润自然减少，生产者就会减少生产量；反之就会提高生产量，这样价格机制保证了供求关系的平衡。利息率也可以调节供求关系，因为消费不足使储蓄增加，利息自然会下降，这样投资就会增加。
3.萨伊定律
所谓萨伊定律，指的是商品是用商品来买的这个论断。商品交换的最初形式是商品换商品的物物交换形式，付出生产物的同时就得到了另一种生产物。在货币介入流通领域充当一般等价物时，情况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在产品换钱、钱换产品的过程中，货币在瞬间起到作用，交易结束后，货币退出，物物交换完成。因此，卖主即为买主，供给本身就是需求。这个定律同样是反对“生产与销售脱节会带来经济危机”论调的有力工具。
根据上述定律，萨伊推出了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在一切社会，生产者越多，产品就越多样化，产品的销路就越广。即使有些商品出现销售困难，那也是别的商品生产太少的缘故，并不是生产过剩造成的。
第二，每一个人都和社会的共同繁荣有利害关系。一个企业办得成功就可帮助别的企业成功，一个人的周围的人越发达，他就可以得到更丰厚的报酬，就越能找到工作。
第三，购买和输入外国货物决不至于损害国内或本国产业和生产，因为购买外国人的东西，以本国产品付价，这为本国产品在对外贸易中的出口带来了销路。
第四，仅仅鼓励消费无益于商业，因为困难不在于刺激消费欲望，而在于供给消费的手段。
实际上，第一个结论是想否认经济危机，第二个结论是想否认阶级矛盾，第三个结论是在主张自由贸易，第四个结论是在反对官僚机构过度奢侈浪费。这些观点在西方经济史上具有较大影响，成为19世纪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主流思潮。但是这些论点是错误的，因为他把商品流通与直接的物物交换等同起来，无视货币作为流通手段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他还把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归结为商品流通中所产生的简单关系，否认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矛盾。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英〕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
华文导读《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所处的时代背景是19世纪初，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波及各个行业，英国的机器大工业生产普遍建立，怎样使资本主义经济更上一层楼成为当时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目标。
日益壮大的工业资产阶级强烈要求为自己的发展扫清道路，但由于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政权实际上落在资产阶级化的土地贵族手中。长期以来他们维护旧的政策法令，保护甚至扩大自己的经济利益，限制工业资本的发展，一度存在于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间的妥协终于破裂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正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写成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年于伦敦首次出版，被誉为继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之后的第二部最著名的经济学著作。它的出版被人们称为“李嘉图革命”。这部伟大著作所阐述的思想至今仍然让人们受益无穷。当代著名经济学家丹尼斯·奥布莱恩在1975年出版的《古典经济学家》一书和1981年发表的名为《李嘉图式的经济学家和李嘉图的经济学》一文中，仍对他的分配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出版，逐渐为人们认可，成为畅销书，曾多次再版，成为经济学说史上一部真正的辉煌巨著，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经典研究方法的基础。这部巨著囊括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所有理论，包含着李嘉图的全部思想精粹，成为《资本论》的重要思想源泉，在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之间建起了一座桥梁。他的比较成本学说早已脍炙人口，形成了19世纪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性税收的讨论基础；而他的货币理论，则是现代货币理论的基础。
趣味延展
在经济学刚刚诞生时，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业余经济学家，不管是英国的亚当·斯密，还是法国的萨伊、巴斯夏。那时，大学里面也没有经济系，政府也没有开办经济研究和顾问机构，要搞经济学研究，就得自己先给自己找到饭碗。只有自己解决了生活问题，才能谈得上研究经济学。而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正是这样一个典范，而且他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富裕的经济学家。
李嘉图于1772年4月18日出生在伦敦城。他是犹太人，有学者说他之所以在后来的著作中喜欢抽象的演绎推理，就跟他的犹太血统有关。李嘉图的父亲是个富裕的证券经纪人，因此，尽管李嘉图并没有正儿八经地上过什么学，但他的父亲却有钱给他请任何他喜欢的家庭老师来给自己讲课。他12岁时，就曾被父亲派到荷兰留学，那时的荷兰可是全球商业最发达的地区。两年后，李嘉图回到英国，开始下海，跟随父亲一起经商。
如果这样一路下去，英国不过又多了一个天才的证券经纪人而已。然而，李嘉图却爱上了一个跟自己家的宗教信仰不同的姑娘。父亲坚决不同意这门亲事，于是年轻气盛的李嘉图跟老父亲闹翻。21岁那年，父亲将李嘉图赶出家门。李嘉图只好独立经营。他已经在证券交易界摸爬滚打了7年，因此他已经有了自己的朋友圈子，在这些朋友们的帮忙下，他的事业很快就上了正轨。短短几年时间，他就已经发财致富。据说，在他去世时，他的资产大约价值70万英镑（如果折合成现在的货币，可能价值数千万美元）。他的一个得意之作是在滑铁卢战役前4天，成功地买进大量政府债券，结果英军打败拿破仑，他大赚了一笔。
至此，仅仅发财致富已经不能让李嘉图看到人生的意义了，于是他开始寻求在知识领域搞点什么。27岁那年，他偶然读到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对政治经济学产生了兴趣。不过，与其说是他选择了政治经济学，不如说是政治经济学选择了他。因为在英国宣布脱离金本位制时，英镑正在经历剧烈波动，年轻的金融家李嘉图不能不思考货币问题。因此，很容易理解，李嘉图最初的经济学研究几乎完全集中在货币问题上，他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黄金的价格》。
发表《黄金的价格》这篇文章的时间是1809年，在这之前长达10年，即李嘉图从27岁到37岁，是学习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时期。期间，他得到了英国当时著名的学者、功利主义的创始人詹姆斯·穆勒（后来写《论自由》的密尔的爸爸）的无私帮助。李嘉图虽然是天才，但搞经济学还得学会研究问题，尤其得学会写文章。对于没有好好上过学的李嘉图来说，这方面的训练是痛苦的，但又是绝对必要的，否则人们也不会看到他那11大卷著述了。
事实上，即使在修炼完成之后，李嘉图也不是一个坐在书斋里搞学问的人——就像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没有人安于坐在书斋中一样——相反，他是个活跃的社会活动家、活跃的议员，整天为经济政策和政治问题忙碌着。
与穆勒的友谊对于李嘉图来说非常重要。正是在穆勒的再三催促下，李嘉图开始竞选国会议员，并于1819年2月当选。也是在穆勒的帮助下，他完成了自己的名著《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这本书于1817年4月出版。李嘉图相当自负，他说：“他的观点和大权威斯密及马尔萨斯不同，在英国，能读懂他的书的人，不会超过25个人。”但不管人们是否读懂，反正他已经大大地有名了，他一举成为当时最著名的经济学家。
与另一位大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论战，也是李嘉图的学术迅速成熟的一个助推器。他们两人几乎在每件事上都有争执，讨论无休无止，直至李嘉图去世为止。李嘉图在给马尔萨斯的最后一封信里说：“像别的争论者一样，经过了多次讨论之后，我们依然各持己见，相持不下，然而这些讨论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友谊；即使您同意了我的意见，我对您的敬爱也不会比今天更多。”
李嘉图于1823年9月11日去世，年仅51岁。他死得很突然，小小一只耳朵的感染就夺去了这位天才的生命。
理论精读
1.价值理论
李嘉图以劳动价值论贯穿其全部理论体系。他首先接受斯密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同时批评其断言交换价值很大的东西可能没有使用价值的观点。其次，他正确地指出使用价值虽然不是交换价值的尺度，但对交换价值来说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一种商品如果全然没有用处，也不会具有交换价值。他实际上认识到了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共同的缺点是不能明确区分交换价值和价值。李嘉图在书中强调只有耗费劳动决定价值，批评了斯密购买劳动决定价值的观点。但是他没有再前进一步把价值和交换价值区分开来，书中常常用“相对价值”、“比较价值”代替交换价值的概念，用“绝对价值”、“真实价值”说明相当于价值的内容。在交换价值的概念下讲的内容，有时相当于交换价值，有时相当于价值，这种概念上的混用表明李嘉图感知到了二者的区别，但又始终没有弄清二者的不同含义。
李嘉图认为商品的交换价值来自两个源泉：一是它的稀少性；二是获得它时所必需的劳动量。例如，名画、古钱等价值由稀少性决定，不过这类商品的数量很少。书中指出商品价值由劳动决定的原理只适用于可以由人类劳动不断生产出来，不受限制地参加竞争的商品，这类商品占绝大多数。
李嘉图始终坚持耗费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批评一切与其相矛盾的观点，进一步阐述了商品价值量与生产时的耗费劳动成正比例，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例的原理。
他着重批评了斯密的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观点。他赞成商品价值要分解为三种收入，同时指出不能倒转过来又认为三种收入构成交换价值，并详细地证明了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变动不会影响商品的价值量，只影响三者之间的分配比例。因此，商品价值分解为三种收入，并不改变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
劳动价值论的反对者说，生产商品，除了需要劳动外，还要有资本参加，因此不可能只有劳动创造价值。书中针对这一观点解释说，商品的价值不仅包括直接投入的劳动创造的价值，还包括生产时耗费的资本的价值；资本就是生产资料，它的价值也是由劳动创造的。他指出生产资料，如机器的使用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商品的使用价值，但不能增加商品的价值，它只是把自身的价值转移到新生产的商品中，由此证明唯有劳动创造价值。
李嘉图还指出商品的价值量不是由每个人生产商品时实际耗费的劳动量决定的，同质同量的商品在市场上只能卖相同的价格，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的。书中这一观点是在论述级差地租时提出的，起初是说农产品价格由最劣等土地生产时花费的劳动量决定，进而推论一切商品的价值都由最不利的生产条件下花费的劳动量决定。这种观点对农产品来说是适用的，但并不符合工业品价值的决定规律。
李嘉图也论及了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计量问题。他指出在市场上通过竞争、讨价还价，必然会使困难程度较大、技术要求较高的劳动折算为倍加的简单劳动。不过李嘉图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不同质的劳动会归结为量的区别。
李嘉图在书中把劳动价值论发展到了资产阶级限界内可能达到的最高程度。但由于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他遇到了两个不可克服的矛盾。
第一个矛盾是资本与劳动交换和价值规律的矛盾。书中认为工人出卖的是劳动，工资是劳动的价格。依据这一观点，如果资本与劳动的交换是等量劳动的交换，就无法说明资本家所得的利润由何而来；如果二者相交换，资本家所得不仅能补偿资本还有利润，那么交换必定是不等价的，这与价值规律是相矛盾的。李嘉图不能区分劳动和劳动力，因而不能对此矛盾做出科学解释。
第二个矛盾是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和价值规律的矛盾。两个数量相等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如果剩余价值率相同，按照劳动价值论，二者生产出来的商品必然价值量不同，剩余价值量不同，利润率不同。但书中又认为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是一个普遍的规律。显然，如果满足这一规律的要求，商品就不能按劳动决定的价值出卖，二者存在不兼容的矛盾。书中在考察工资涨落会不会影响商品价值的变动时遇到了这个矛盾，因此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价值规律应当进行一定的修正。但为了坚持劳动价值论，李嘉图又宣称这种修正是暂时的例外，不影响价值规律的成立。
2.分配理论
李嘉图以分配论作为理论体系的中心。他认为社会总产品要在三个阶级之间进行分配。社会总产品是一个确定的量，在三个阶级之间进行分割，必然表现为三个阶级之间经济利益的对立。他不掩盖利润和工资的对立，而着重分析地租和利润的对立、地租和全社会利益的对立。
李嘉图的分配论首先从地租开始分析。针对斯密的地租产生后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他一开始就有意识地把地租和劳动价值论联系起来，强调地租不是决定价值的原因，而是农产品价格提高的结果。
书中给地租下定义：“地租是为使用土地的原有和不可摧毁的生产力而付给地主的那一部分土地产品。”这个定义的表述显然是不科学的，因为土地上并不存在什么“原有”的、“不可摧毁”的生产力。但从书中的解释可以看出：①他认为地主通常的收入并不都具有地租的性质，其中往往包括由于地主在土地上投资建筑各种设施而获得的报酬，这部分不应看做地租；②地租应指单纯由于使用土地而支付的报酬，这是地主没有付出任何代价，仅仅由于对土地的占有而获得的收入。就这个意义上说，该定义包含科学因素。
李嘉图只对级差地租做了论述。他接受了英国经济学家J.安德森（1739—1808）的若干观点，他自己的贡献在于使级差地租理论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书中对级差地租的考察涉及两种形态。第一种形态是由于土地肥力和位置不同，在同量土地上投入同量资本，劳动生产率不同而形成的级差地租。书中认为，土地数量有限、质量不同，随着人口增加，只耕种好地不能满足需要，因此不得不向肥力差、位置远的土地发展，只要最后投入耕种的土地是社会需要的，其耗费的劳动量就会被承认，农产品价值就由它决定。原先投入耕种的优等的土地能获得超额利润，土地所有权使它转化为级差地租。第二种形态是由于在同一块土地上追加投资，劳动生产率递减，原先投资和追加投资所形成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别，也会形成级差地租。因此，他总结说地租总是由于使用两份等量资本和劳动而获得的产品之间的差额。他反对把地租看成自然的赐予，认为恰恰相反，大自然是吝啬的，自然界中的好地太少，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不得不耕种贫瘠的土地，耗费更多的劳动生产农产品。由此，书中坚持地租是劳动的成果，并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给予了说明。
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存在的问题是：①只讲级差地租，否认绝对地租的存在；②实际上论述的是资本主义地租，但是误认为该地租是一切社会形态下的地租；③把级差地租产生的自然条件当做它的原因，不懂得土地所有权的存在才是地租产生的真正原因；④认为历史上耕种土地总由好地向坏地发展，存在一个下降序列，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对他的级差地租学说来说也是不必要的。
关于工资，李嘉图接受了古典学派传统的观点，认为工资是劳动的价值，而不懂得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他认为劳动的价格可分为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劳动的自然价格是让劳动者大体上能够生活下去，并不增不减地延续其后裔所必需的价格。劳动的市场价格是根据供求比例的自然作用实际支付的价格。劳动供不应求时，市场价格上升；相反地，劳动供过于求时，市场价格下降。通过供求波动，市场价格趋向于自然价格。他认为人口繁殖的变化是这趋向的动力。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利润是剩余价值的基本形态。但李嘉图在论述利润时，没有从利润、地租和利息的具体形态中抽象出剩余价值来。在利润的概念下，他有时讲的相当于剩余价值，有时讲的相当于利润，有时讲的相当于平均利润。他把几种含义混为一谈，误导了书中对利润的分析。
书中常常把商品的价值看成一个固定的量，工资和利润是其分割的两部分，两者的数量存在着此升彼降的关系，即工资增加利润下降，工资下降利润增加。这一论述显示出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关系，揭露了工人和资本家经济利益的对立。但由于书中考察的是在一定价值中工资和利润的分割关系，又认为工资变化主要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所以该论述只涉及相对剩余价值，未涉及绝对剩余价值。
书中还指出了利润率变动的历史趋势。李嘉图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地租有增长的趋势，因此商品总价值在支付地租后，留下来属于资本家和工人的部分逐渐减少。由于劳动的自然价格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是不变的，剩下来归于利润的部分就会越来越少，他由此得出了利润率有下降的趋势的结论。
3.货币理论
书中的货币理论是在19世纪初李嘉图参加英国金价论战中发展起来的。书中以货币数量论论证了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中金价上涨的原因。这一学说认为货币的价值取决于货币的数量，一个国家的货币数量增加，它的价值就会下降，同时表现为黄金和其他商品价格的上升。货币数量减少则引起相反的结果。由此，李嘉图指出英国当时金价上涨的原因是由于银行券发行过多的结果。这一结论正确地说明了历史事实，但他运用这一观点时却混同了金属货币和纸币的规律。金属货币本身具有内在价值，不会贬值，而纸币作为金属货币的符号，本身没有价值，无论发行多少，都只等于流通中所需的金属货币的价值。因此，如果纸币发行过多，就会贬值，引起物价上涨。李嘉图看到的实际是银行券发行过多引起的通货贬值，误认为这是包括金属货币在内的一切货币的规律。
在书中，李嘉图又把货币学说与自己的劳动价值论联系起来。他接受斯密把货币看做商品的观点，指出货币也同其他商品一样，它的价值取决于生产时耗费的劳动量。书中还进一步考察了货币与商品交换时量的比例关系，认为在供求平衡时货币与商品是等价交换的，这时，与一定商品相交换的货币量就表现为商品的自然价格，商品自然价格的变动取决于商品价值和货币价值的变动。当货币价值不变时，商品价值的变动同自然价格的变动成正比例；当商品价值不变时，货币价值的变动同自然价格的变动成反比例。根据这一见解，书中得出了一条极其重要的一国所需货币流通量的原理，即假定一国内商品流通量和价值量为已知数，则它所需要的货币量必然取决于其价值。货币本身的价值越大，所需货币量越少；货币本身的价值越小，所需货币量越多，这一观点和货币数量论是矛盾的。
4.自由贸易理论（比较优势理论）
书中积极主张自由贸易学说。适应英国产业革命中扩大对外贸易的要求，李嘉图继承斯密的国际地域分工理论，并将其发展为比较成本学说。斯密的国际地域分工理论是强调各国都根据本国绝对有利的条件生产商品，进行国际交换。李嘉图则认为国际贸易不同于国内贸易。在国内，资本和劳动可以自由转移，形成统一的市场价值。而在国与国之间，劳动和资本的转移受到限制，因此，支配一个国家中商品交换的规律，不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交换。在国际交换中，100个英国人的劳动产品有可能交换80个葡萄牙人的劳动产品，也有可能交换120个东印度人的劳动产品。因此，最有效、最有利的对外贸易原则应是比较成本原则，如英国和葡萄牙两国进行贸易，假定葡萄牙生产一定数量的酒只需80个工人一年的劳动，生产一定数量的毛呢只需要90个工人一年的劳动，而英国生产同量酒和毛呢，分别需要120个工人和100个工人一年的劳动。显然葡萄牙在生产两种商品上都占优势。按照理想的国际分工，两类商品最好都在葡萄牙进行生产，但由于资本和劳动转移的困难，不可能把两种商品都移在葡萄牙生产，所以根据比较成本原则，葡萄牙可以生产成本最低的酒，英国可以生产成本比较有利的毛呢，两国进行交换，这样双方都能得到利益。这一学说在19世纪初英国扩大对外贸易，占领世界市场中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5.经济危机
该书也涉及了经济危机问题。李嘉图在这一问题上接受萨伊和J.密尔的观点，以产品总是用产品购买的公式论证买和卖的统一，供给和需求的统一，只承认暂时性的局部性的生产过剩，否认会发生普遍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这种观点的实质是把资本主义的商品流通仅仅看做物物交换；把资本主义制度下为利润而生产看成为消费而生产；用人们对商品需求的愿望说明受收入限制的市场上的有效要求。总之，他完全抛开了资本主义现实的经济关系，用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的抽象的统一性，否定了现实的经济矛盾，否定了危机的可能性。
6.赋税
书中第8章至第18章和第29章都是对赋税的论述。第8章论述了赋税的一般原理，其余各章中论述了农产品税、地租税、什一税、土地税、黄金税、房屋税、利润税、工资税、农产品以外的其他商品税、济贫税和生产者支付的赋税，并着重分析了税收的来源，税收对各阶级收入和发展生产的影响。李嘉图指出：“赋税是一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产品中从政府支配的部分；它最后总是由该国的资本中或是由该国的收入中支付的。”在他看来，任何税收都会使纳税人原来可以支配的一部分资本或收入减少，这就不能不影响他们的生产和消费。但是税收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又是不可缺少的，因此，税收额应尽量压缩，以减轻人民的负担；税收的数量应限制在一国新增加的资本和收入中，以免侵蚀原有的资本，使生产萎缩，国家和人民陷入贫困的境地。
李嘉图接受斯密提出的“公平、确实、便利、经济”四项税收原则，并据此详细地分析了各种税收的利弊及其对各阶级收入的影响。例如，书中指出产品税、利润税实际上并不由纳税人支付，这种税必然会提高商品价格，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即实际上由社会各阶级的消费者负担。如果加税的是生活必需品，就会提高工资，因此资本家实际负担的税不仅包括自己用的消费品部分，还包括工人消费的部分，这是不公平的。因此，除产品税外，还应征收地租税、股息税，这样才能达到各阶级均衡负担的目的。一种好的税收政策应该做到各阶级都不能逃避，并且根据财力又都能支付。政府应尽量不要征收那种必然要落在资本上的税，因为这种税会损害维持劳动的基金，减少国家将来的生产。由此可见，书中的税收理论和分配理论的基点是一致的，即主张增加对地主的课税，减轻由资本负担的课税，以维护资本的利益和发展生产的要求。New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法〕西蒙·德·西斯蒙第（Simonde de Sismondi）
华文导读《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一书，又名《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初版于1819年，是西斯蒙第的主要经济学著作。全书共有7篇，分别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及其研究对象；财富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着重阐述了消费决定生产的思想；土地财富，主要阐述了农业的重要性及土地经营制度的演变过程，对资本主义大农业给予了批判；商业财富，着重阐述了在自由竞争条件下的工业和商业，并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行了抨击；货币，阐述了货币与资本的区别，以及铸币、纸币和银行债券等货币金融政策；赋税，着重阐述了单一税制、土地税、消费税及公债等问题；最后则论述了人口问题，阐述了收入调节人口的思想。
西斯蒙第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问题的规定，在《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一书中充分体现了出来。书中以大量的篇幅论述了随着国民财富的增长，生产会超过消费，从而产生实现社会产品的困难，进而会产生经济危机等问题。《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的其他部分则探讨了如何实现消费或收入和生产的平衡，以及收入和人口的平衡，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灾难。西斯蒙第主张国家全面干预经济，并对此提出了一整套经济纲领及以宗法经济和行会制度的原则为规范的经济模式。
趣味延展
西斯蒙第是英法古典经济学家中第一个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发生全面经济危机的人，这是他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也正是他胜过其他西方经济学家的地方。大部分西方经济学家，即使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那样杰出的经济学家也不承认资本主义的矛盾，因此这一观点正是《政治经济学新原理》这本著作真正新颖的地方。西斯蒙第生活的年代，生产过剩的危机才刚刚出现，之所以西斯蒙第的历史功绩超过他的前辈和同时代人，就在于他敏锐地看到了为生产而生产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性，看到了劳动人民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减少所导致的生产与消费的矛盾，指出并强调了阶级危机不是偶然的而是资本主义矛盾的必然产物。就阶级增长理论来说，西斯蒙第提出了应考虑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及阶级增长的速度问题，表述了不同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观点。他反对“无限的生产”，并对那种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做发展生产力的唯一自然形态的观点提出了怀疑；他要求资本主义积累和技术改进要与增加劳动人民的收入相联系，并对劳动人民随着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增长而日益贫困的现象提出了批评。他还认为，要使全国人民得到幸福，不仅生产要与收入相适应，而且人口也应与收入相适应。
西斯蒙第提出在政治经济学中应树立伦理观念的思想，成为以后大陆国家，特别是法国“社会经济学”的起源，形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主流学派之外的一个传统。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用绝对新的方式考察了经济活动的水平，从而对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进行了扬弃。他采用了大量的图表和脚注的方式，运用大量的数学方法来说明自己的观点。100年后，一位现代经济学巨匠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便被他的著作所吸引，并达到了痴迷的程度。
理论精读
1.对生产均衡进行条件的分析
由于西斯蒙第把财富看成满足人们物质欲望的手段，所以他特别重视需求因素对财富形成和增长的重要意义。他把愿望或需要与劳动并提，将其当做形成财富的一个条件。一个人的劳动产品要供给别人消费，而他自己却要消费别人生产的东西。虽然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直接联系对商品生产社会中的个人来说不再存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种种比例不再固定，也不为人所清楚地了解，但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它的全部生产都应该用来消费；如果它生产的年产品送到市场上找不到消费者，再生产就会陷于停顿，国家也就会因为过剩产品而陷入灭亡。因此，生产的增加只有在相应的消费也随着增加时，才是稳定的增加，才是对社会有益的。他把生产与消费的均衡当做再生产的条件，并指出了当生产超过消费，出现失衡状况时，物价会下跌，生产会缩减，因此国家就会遭受困苦。
西斯蒙第认为，在商品生产社会中对生产起约束作用的消费并非欲望意义上的消费，而是受收入调节的有支付力的消费。
西斯蒙第把个人收入定义为地租、利息、利润和工资。至于国民收入，他认为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利润（他把地租、利息等都包括在利润之中）；另一部分是工资。他肯定收入调节着消费，但对于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他只考虑了两种可能，即消费等于收入和消费大于收入。他认为消费大于收入将侵蚀资本，如果是个人，那就要破产，如果是国家，那就要变穷。他认为消费应当与收入相等。当消费与收入相等时，他认为生产与消费均衡的再生产条件就变形为生产与收入相等。他认为年产品仅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财富所生的利润；另一部分是劳动阶级的生活资料。这样，生产与收入相等的再生产条件就变形为年收入与年产品相等，即年收入全部用于交换年产品。
综上所述，可以把西斯蒙第关于静态（年收入不增加）条件下再生产的均衡条件表示如下：总需求（≡总消费≡总收入）=总供给（≡消费基金≡年产品）。
西斯蒙第并没有满足于绘出静态条件下再生产的均衡条件，他还考虑了动态条件下，即收入增长情况下的均衡问题。要考虑收入增长时的均衡，就必须分析投资需求对均衡的影响。他在考虑这一问题时，实际上只考虑了资本家把全部的资本增加额都用于雇用追加劳动这一情况。资本家第一年增加的收入，一部分用于提高自己在第二年的消费，另一部分则形成资本的增加量，用于在第二年增加雇佣劳动。这样，资本的增加最终只是引起消费的增加。按照这种新增资本全数用于雇佣劳动的假定，可以把他关于动态条件下再生产的均衡条件表示如下：t年总需求的增量（≡t年总消费的增量≡t-1年总收入的增量）=t年总供给的增量（≡t年消费基金的增量≡t年年产品的增量）。
简单来说，西斯蒙第的均衡条件，不论静态或动态，最主要的就是生产必须和收入相等；他进而分析了收入的决定因素和从供给方面决定生产的因素。对于收入，他指出，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商品生产社会中并不直接形成生产者的收入，只有当它被别人所需要，它的价值才能实现，才能转化为生产者的收入。简单来说，收入不仅取决于产品的多少，还取决于这些产品是否为社会需要，有多少为社会需要。
在从供给方面影响生产的因素中，主要是资本的数量。西斯蒙第基本上正确地划分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但他在考虑再生产的均衡问题时，时常把资本仅仅当做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这样，资本量的大小便决定了雇用劳动量的大小，从而决定了年产品的多少。根据他的再生产均衡条件，决定了年产品的资本也必须和收入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或者说资本应当和消费需要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以便使资本所引起的年产品与消费需要相等。他认为资本不足时，由于资本所带来的收入较高，故能够促进节约和鼓励节约，促进资本形成。但如果现有资本由于资本家或政府的挥霍而突然减少，那就会引起灾难：它一方面将使减少的资本所引起的年产品低于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将使一部分工人失业。他认为资本不足虽然不好，但资本超过消费需要则更坏，它将导致：利率下降；资本家竞争激烈，不顾需求；对劳动的需求不稳定，先是需求大，然后需求减少，从而引起人口过剩。在他看来，资本不足和过多都不好，只有与消费需求保持一定比例的资本数量，才是均衡生产发展所必需的。
由于西斯蒙第常常把资本仅仅当做资本家准备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所以他认为资本的数量决定了劳动需求。因此，资本和人口也要保持合适的比例。西斯蒙第还把资本看做资本家节约不消费的结果，因此资本家挥霍，使消费超过收入，侵蚀资本，或资本过多，都不利于在资本和人口之间保持适当的比例。
总之，在西斯蒙第看来，生产均衡进行的条件就是消费等于生产，年收入等于年产品；从这两个等效的基本条件中推出的派生的条件是资本与消费相互间保持一定的比例，以及资本与人口相互间保持一定的比例。
2.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
西斯蒙第认为上述生产均衡进行的条件，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自然存在的。他坚决反对萨伊所提出而为李嘉图所笃信的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定律。他注意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经常低于生产所可能达到的高度，生产是在经常的失衡状态中进行的。他分析了消费需求低于生产的原因。概括起来说，这个原因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生产的增长，收入及消费却没有同比例上升。而这又是由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资本家对市场缺乏了解，以及竞争所引起的技术进步而造成的。
在西斯蒙第看来，正是由于工人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在劳动市场上他们就处于不利地位，差不多总是把自己的要求压到最低限度，结果其收入及消费需要必然变得极其有限。
西斯蒙第意识到，整个社会的生产要受到整个社会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限制，因此“社会一定要根据需要来调整生产，以便使市场扩大，使任何生产者都不陷于困境，但是，每个生产者并不是根据普遍的需求而是按照他所掌握的资本来安排他的生产的。”西斯蒙第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生产者财产的整个发展完全靠他的市场的扩大，但他并不能决定增加整个社会的收入以便增加总的社会需求，因此便力图增加总需求中对自己那部分产品的需求，这样他就与自己的同行展开争夺顾客的价格竞争。其竞争的手段就是加强分工，使用机器等。
西斯蒙第分析了分工和大机器的发展给资本主义带来的巨大影响。他承认分工和大机器的发展导致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科学的巨大发展。但是机器和发明所产生的生产能力，只有当消费和它按比例发展时，才是有利的，或者它能给劳动者增加更多的休息时间，那也是有利的。他还谈到，如果被机器代替的人能在其他地方找到工作，这种代替就是有利的事情。换言之，只要机器发明不导致劳动者的失业，那就是一件好事。但他清醒地看到，如果整个社会的消费量不变，如果没有对外贸易，那么机器发明的结果就是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导致工人的失业。即使有对外贸易，可输出过剩产品，最后又会产生这样一个时期，即整个文明世界完全变成一个市场，这时，在一个新的国家里再也找不到新的顾客。因此，对外贸易只不过把机器发明所必然引起的失业灾难暂时推迟而已。他承认，虽然机器发明会降低商品的价格，使消费者能以更便宜的商品来满足需求，但是这点小利比起它带来的劳动的缩减是得不偿失的。他指出，由于劳动被缩减了，所以那种认为机器发明能使穷困阶级买到所生产的商品，从而也就能增加消费量的观点是极端荒谬的。他承认，个别商品会由于机器发明而增加消费量，但绝对不能增加总消费量，这是因为机器发明引起失业，而失业引起整个国家收入的减少，而收入减少引起的消费缩减必然使国家更贫困。由此，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机器发明，工业的进步，能大大加强人类不平等现象的趋势，而整个社会的总消费也将由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减少。消费上的平等结果总是扩大生产者的市场；消费不平等，则总是缩小市场。因为富人对奢侈品需求的增加并无助于弥补穷人消费需求的减少，只不过增加了对进口奢侈品的需求，于是他指出，财富集中到少数私有者手中，会使国内市场缩小，迫使工业寻求国外市场，从而会使工业受到更加巨大的波动的威胁。
西斯蒙第认为，与分工和大机器同步发展的资本积累，虽然由于流动资本变为固定资本，无须相应的消费就能创造将来的一项生产，即对资本品的投资需求也有助于维持生产，但终将导致生产和消费之间可怕的不平衡。他认为这种不平衡引起的危机有助于恢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秩序。
西斯蒙第看到了分工、大机器和技术进步给社会带来的危害，但并没有把这些危害归于技术进步本身。他所反对的决不是机器，决不是发明，决不是文明，反对的是现代的社会组织，这个社会组织剥夺了劳动者的一切财产，使他除了自己的双手外，其他一无所有，他没有任何抵抗竞争的保障，没有任何避免疯狂的竞争的危害的保障，他是注定要遭到牺牲的。假使大家彼此平分共同劳动所生产的产品，那么任何技术发明在任何情况下都对大家有利，因为技术每向前发展一步，每个人都能自由选择是少劳动多休息，还是同样劳动多享受一些。在今天，并不是发明不好，而是劳动果实的分配不合理。他看到正是雇佣劳动制度使得技术进步给社会带来灾难。他的结论是：在市场上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的消费需求极其有限，而资本家为了得到市场又不断采用增加生产的分工和大机器，这样市场的饱和才是人们所竭力追求的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
西斯蒙第的巨大功绩是他早在1819年就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过剩与经济危机的必然性。正是由于这一点，他才在经济思想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在论证危机必然性的过程中，猛烈地抨击了供给自然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并对李嘉图把生产的增长当做唯一目标的见解表示了疑问。这样，西斯蒙第就以他对正统经济理论的怀疑成为西方经济学史上早期的异端派的代表。
西斯蒙第在分析经济危机的根源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表现在他把危机的根本原因归结于劳动群众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以及以这种分离为基础的劳资对立之上。他也触及了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对危机的影响。在分析危机的根源时，因为他的宏观理论忽略了投资需求（或者称作生产资料的实现），所以无法认识到正是投资需求的巨大波动才使资本主义产生周期性的危机。投资需求的巨大波动是以群众的消费不足为深刻背景的，因此，他用消费不足来直接说明危机的成因，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持续存在的消费不足会引起周期性的危机。因为他忽略投资和储蓄，所以他暗含的假定是收入全部用于消费。在这种假定下，如果说群众消费不足，就是说群众收入不足，但这不一定导致危机，除非富人花掉全部收入。如果说消费不足是指全社会的，那就是说全社会收入不足，而他又认为劳动群众收入的减少是因为富人收入的相应增多。这就与全社会收入不足的论点发生了冲突。如果他的见解是随着生产增加，收入也相应增加，但主要集中在富人手中，而富人将把收入花费在进口的奢侈品上，从而缩小国产消费品的市场，这样剩余的国产消费品将输出，但最后会在整个世界都饱和后重新出现过剩。那么，他的上述见解暗含的假定就是生产国产消费品的部门，在出现过剩之后仍难以撤出资本。且不说这种假定的现实性如何，即使它是成立的，他的理论也只能证明个别产品的过剩是可能的，却无法证明产品的普遍过剩。由此可见，他分析危机原因时的基本假定，即收入全部用于消费，从逻辑上讲蕴涵着否定普遍过剩危机的结论。这说明他关于危机必然性的理论，虽然符合事实，但关于危机原因的分析，在逻辑上是缺乏严谨性的。
尽管有种种不足，考虑到他是在1825年以前提出危机理论的，那么这些不足就都是可以谅解的，他毕竟是第一个阐明危机理论的经济学家。他认为为了克服危机，可以采取三种办法：第一，利用准备出售的富裕产品养活无处出卖劳动力的工人，让他们建造世俗或宗教的公共建筑物；第二，鼓励富人过奢华的生活，让他们消费穷人的劳动；第三，给所有的公众提供一项脑力劳动或一种爱国的工作，以便打发由于技术进步而节省下来的劳动时间。
3.资本主义的批判及其经济浪漫主义的改良纲领
西斯蒙第是一位目光敏锐的观察家，一位对人类富有同情心的严厉的批评家。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充满着各种矛盾的社会，他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弊端。例如，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只是为了财富而忘记了人；指出自由竞争和追逐个人利益乃是资本主义一切罪恶与祸害的根源；指出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矛盾性；指出人口过剩乃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指出资本主义分配的不公平、不合理，并大量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的过程及事实。
西斯蒙第承认，在指出自己认为什么是原则、什么是正义以后，并没有制定执行手段的能力。这说明了他改良主义纲领的摇摆特征。有时他主张改变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但并不主张建立公有制。有时他反对同时代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他们的原则是不值一驳的。他强调平分财产不能鼓舞人的劳动热情。他留恋过去的时代，主张用小私有制来代替资本主义的大私有制。具体来说，他主张在农业中由政府扶持宗法式农业，在工业中反对大工业制度，主张建立为数众多的小作坊，让工人分享老板的利润，得到较长的受雇用时间。他主张用法律来实现他所希望的改良。他确信只有当人们能够设法建立一个彼此关心的集体，来代替工业企业家和被他们雇用者彼此对立的制度，使农业工人分享土地收入，使产业工人分享自己的产品时，产业阶级才能幸福，才有实际而持久的繁荣进步。
西斯蒙第主张政府去控制生产力以适应生产关系，即由政府去调节消费、生产、收入、资本及人口的发展，使它们合于比例。为了避免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冲突，他甚至反对促进技术进步、生产增加的专制制度。在对策方面，他最有价值的还是提出了不少旨在维护工人利益的改良主义主张。除了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利润分成之外，他还是在法国第一个主张制定工厂法的人。他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使劳动者能避免竞争的危害，并且实行休息日制度，在工资中包括对疾病、失业和老年生活的补贴等。他的这些改良主张，虽然在当时根本无法实行，他自己在临终前不久也万念俱灰地写道：“我要走了，一生没有对这个世界产生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影响，以后也将一无所成。”然而历史是公道的，他的福利主义的政策主张最终在欧洲得到了实现，并且将在更多的地方实现。The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zt）
华文导读
19世纪上半叶，在弥漫全德国学术界的思辨氛围中，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是一个惊人的实用主义者。他为了证明英国人思想的荒谬，为了证明英国想做世界联盟霸主的野心，用一本专著反对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开宗明义，大谈国家利益而不轻言全人类利益。
作为政治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言论与活动，集中反映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他一方面反对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说；另一方面又反对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提出了资产阶级的国民经济学说。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中心是对生产力的研究，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只讨论“价值”，不注意生产力，是一种狭隘的理论。李斯特提出了独特的生产力理论，他认为一国的发展程度取决于它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不是所积累的财富的多寡，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更重要。《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包括四部分：历史、理论、学派和国家经济政策。应当注意到，所有这一切都是李斯特在1844年以前写的，尤其是其中第四部分所说的一些政治情况与商业政策，大部分现已不复存在。当时英国所施行的谷物法、航海条例及一般保护税制还没有取消，德国工业还处于幼稚状态，德国各联邦的关税也比较轻微，英国仍然能够供应它们所需工业品的大部分。
趣味延展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是古典经济学的怀疑者和批判者，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者。李斯特的奋斗目标是推动德国在经济上的统一，这决定了他的经济学服务于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
李斯特的一生串连着一系列的失败和困苦。1819年，他由于组织旨在统一德国经济的全德工商联盟而受到迫害，被迫辞去蒂宾根大学教授职务，并被解除其他政府公职。1820年，在担任市议员期间，他由于提出激进的民主改革主张，被以“煽动闹事，阴谋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处10个月监禁。后来李斯特潜逃到了法国和瑞士。但是两年后他回国，随即被关押。为了彻底摆脱这个危险分子，政府同意他移居美国。1825年，李斯特一家到了美国。他开始经营农场，还担任过报社编辑，并开办了一个规模很大的煤矿。1832年，李斯特回到欧洲参与莱比锡-德累斯顿铁路建设工程，他希望通过建立全国铁路系统推动德国经济的统一。1834年，德国关税同盟建立。但他的全国铁路系统计划由于封建割据和资产阶级的狭隘的唯利是图本性而遭遇失败。1837年，李斯特在美国的矿山在美国的银行危机中破产了，李斯特陷入生活困境中。在此期间，李斯特一直受到政府的监视，并受到再次被监禁的威胁。尽管他不断努力，仍然不能在他的祖国找到一份固定职业。李斯特被迫流亡法国。法国梯也尔政府曾邀请他担任铁路建设和贸易政策方面的要职，但由于法国对德国的侵略性态度，李斯特拒绝了，他主要靠给报社撰稿牟取微薄的收入。俄国财政部长曾经聘请他在政府中担任要职，以推行他的“国民体系”，但他却因为俄国实行专制的沙皇制度而拒绝了。1841年，李斯特曾经被委任为《莱茵报》主编，但最终由于健康原因而未能成行（不久后马克思担任了这一职务）。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这对力主贸易保护主义的李斯特是一个打击。随后，李斯特提出建立英德联盟的计划，没有被理睬，而他参与德国关税同盟工作的愿望也一直得不到实现。此时，李斯特陷入深深的失望中。“他对德国实现他为之奋斗的民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进步感到无望，被容克地主封建反动势力在‘科学界’和新闻界的御用文人的越来越肮脏的污蔑搞得一蹶不振，被他自己的阶级——优柔寡断的怯懦的德国资产阶级——可耻地抛弃。”一直身体健壮的李斯特此时明显衰老了，他已经无法忍受肉体和精神上的挫折。李斯特看不到个人和国家的前途，加上疾病缠身和生活困顿，他陷入了绝望之中。在给朋友的信中，李斯特说：“我如果没有写作所得的收入，就只能靠妻子的财产（我是什么也没有）糊口度日了。可是，这些收入和财产也不足以维系妻子和孩子们的生活，我几乎陷入了绝境。”1846年11月30日，李斯特在一个小镇开枪自杀，结束了57岁的生命。
理论精读
1.国家经济学理论
李斯特认为，政治经济学不应该是世界主义经济学，而应该是国家经济学，即研究一定国家经济发展的具体特点、道路和条件的科学。斯密在《国富论》里企图以世界主义或世界范围的经济学来取代政治的或国家的经济学，这是错误的。各个国家经济情况和发展程度极不相同，各有其发展的具体要求、条件和道路。国家经济学是这样一种科学，它正确地了解各国的当前利益和特有环境，它所教导的是怎样使各个国家上升到工业发展阶段，怎样使它同其他同样发展的国家结成联盟，并从中获得利益。国家经济在不同发展阶段需采取与之相适应的不同政策才能迅速发展。政治经济学要以历史为依据，追究西欧各国使用过什么方法和是怎样获得大量的生产力的。
2.生产力理论
生产力理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核心部分。（1）提出独立的生产力理论。李斯特认为，斯密把全部精力专注于“价值”、“交换价值”而忽视了“生产力”。一国的发展程度决定于它的生产力发展程度而不是决定于它蓄积的财富的多少。（2）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更重要。例如，有两个地主家庭各有5个儿子，一个家庭的家长将他的积蓄存储生息，叫儿子干普通工作；另一个则用积蓄来培养他的儿子，把其中两个教育成为有技术、有知识的地主，其余3个各随自己的兴趣学一种行业。前一个家长是按照价值理论行事的，后一个则是按照生产力理论行事的。前者在他临终时，单就交换价值来说，可能比后者要富裕得多，但就生产力来说，情况却完全不同。后者把他的地产分成两份，由于管理方法的改进，结果每一份的产量相等于原来两份的产量；而其余3个儿子由于各有专长，也都获得了丰富的生活资料。前者的地产分成5份，每一份的生产方法都仍沿袭老习惯，结果5份的总产量比以前毫无增益。后者因精神和才能的培养与发展代代相传，获得物质财富的力量将有增无减，而前者的地产越分越小，愚昧和贫困情况日益增加。（3）批评了流行学派把单纯的体力劳动看成唯一的生产力的狭隘观点。从生产力理论来看，那些养猪的和制药丸的当然属于生产者，但是教师、作曲家、医师、法官、行政官也是生产者，他们的生产力比前一类要高得多。前者所生产的是交换价值，后者所生产的是生产力。就后一类来说，有些能使下一代成为生产者，有些能培养这一代人的道德和宗教品质，有些能提高人类的精神力量，有些能使病人继续保持他的生产力，有些能使人权和公道获得保障，有些能确立并保护公共治安，有些则由于他们的艺术给予人们精神上的愉快享受，能够有助于人们生产情绪的高涨。（4）重视各种社会因素对生产力的影响。工业、科技、交通、思想观念乃至习俗都对生产力有大的影响。以西班牙为例，它原来是富裕而且强大的，国内又有一个比较和平的环境，但由于备受专制和僧侣势力的折磨，致使其越来越贫。相反，虽然美国在独立战争中丧失了无数资财，但是它赢得独立后，生产力有了无限的提高。司法公开、陪审制度、国会立法、公众监督行政、地方自治、言论自由、有益目的的结社自由，这些都足以使立宪国国民及官员获得一定程度的精神力量，这种效果是难以用别的方法取得的。（5）生产力发展的稳定和有续原则。有续原则是一个自然法则，与劳动分工及生产力联合的自然法则很相类似。世代相传表能积蓄成专门的生产力，这在物质成就、运输系统和防御工事系统方面表现得很明显，贸易关系、市场/商业、策略、计划、超卓越的工具和建筑物等都是只有经过几代人的经营，才能积累和建立起来的。积累起来，有了基础，然后再改进和扩建，比创立新的事业容易得多。（6）要注意国民经济各部门平衡、协调的发展。一个国家没有工业，只经营农业，就等于一个人在物质生产中少了一个臂膀。商业只是农业与工业之间，以及它们各部门之间交流的中介。一个国家只用农产品向国外交换工业品，就等于一个人只有一个臂膀，还有一个臂膀是借助于外人的，自然很不方便。不论哪一个大国，努力的主要目标总是生产力在国内的结合，其次才想到国际结合。没有生产力向着一个共同目的的联合，社会生产就很难发展。要注意精神工作与物质工作之间的划分和相互依存。物质生产者生产的物质越多，精神生产就越能获得推进。物质生产中最重要的工作划分与最重要的生产力协作是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分工与协作。这类关系可称为生产力的平衡或协调。
3.保护关税的主张
关税是建立和保护国内工业的主要手段。实行保护关税的政策，最初会使工业品价格提高，但是经过一段时期，当生产力水平有了大的提高后，商品的成本自然就会降低，价格也就会降到国外进口商品的价格以下。因此，保护关税虽然会使价值有所牺牲，但它却使生产力有了增长，足以抵偿损失而有余，由此使得国家不但在物质财富的量上获得无限增进，而且一旦发生战事，也可以保有工业的独立地位。同时，一旦德国工业的发展赶上或超过了英法，就必须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根据当时德国的实际经济状况，德国的工业应当保护而农业则不必保护；工业中特别需要保护的又是纺织工业，至于需要复杂技术的机器制造业也不必保护，可以输入，以提高德国的工业生产能力。
4.经济发展阶段论
李斯特认为，各国的经济都必须经过如下发展阶段：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业时期。当一个国家由未开化阶段转入畜牧、农业，进而转入工业与海运事业的初期发展阶段时，实现这种转变的最迅速有利的方法是对先进的城市和国家进行自由贸易，但要使工业、海运业、对外贸易获得真正大规模发展，就只有依靠国家力量的干预才能实现。而当本国工业有一定发展时，仍以农业产品和原料向国外换取工业品，所得到的利益就会越来越少，因此这时就必须保护本国工业的发展。德国当时正处在这样的阶段，而比德国还落后的国家则处在前三个时期，因此它们应该与德国实行自由贸易，即输出原料给德国，而从德国输入工业品。Der Isolierte Staat in Beziehung auf Landwirtschaft und National knomie 《孤立国》〔德〕约翰·海因里希·冯·杜能（Johann Heinrich von Thünen）
华文导读
约翰·海因里希·冯·杜能于1783年6月24日生于德国，早年丧父。其继父是一位数学爱好者，杜能在这方面深受其影响。1803年，他结识了当时德国著名的农业理论家特尔，特尔对他所研究的整个农业方向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后来他亲自经营庄园，这为他以后写作《孤立国》一书提供了丰富的感性材料。1826年，他的这部著作以《孤立国同农业及国民经济之间的关系》为标题出版，此后他逐渐闻名于德国。1850年，《孤立国》第2卷问世。1850年9月22日，杜能因脑溢血死于特洛。他的墓碑上刻着他用以表示自然工资的数学公式：ap√（他认为自然工资就是工人的需要及其劳动产品之间的比例中项）。因为杜能最重视他的工资理论，所以他生前就要人在他死后这么做。
杜能的理论体系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一般经济理论，另一部分是农业和农业经济理论。就思想来源来说，杜能的一般经济理论较多受亚当·斯密的影响，而农业和农业经济理论则受到特尔的很大影响。杜能在其《孤立国》里说：“在国民经济学方面亚当·斯密是我的师表，在科学的农业方面则是特尔先生。”但是他并不满足于斯密和特尔的理论。他说：“在我看来，这两位伟大人物的学说有未完善的地方，这些地方难以满足我探求真理的需要，因而迫我自行研究。”杜能对斯密和特尔深表尊敬，同时又对他们持批判态度。
趣味延展
在《孤立国》中，杜能的经济研究方法不同于以罗雪尔为首的德国历史学派。历史学派否认客观经济规律的存在，否认经济研究中科学抽象法的作用，宣扬所谓的“历史的方法”，企图用经济现象和零碎的历史事实的简单罗列和描述来取代理论分析。在当时的德国经济学家中，杜能反对历史学派的方法，独树一帜地坚持用科学的抽象法研究经济。尽管他在具体应用此方法时有不当地方，但他毕竟比其他经济学家更进一步。
杜能在当时用抽象法研究经济是值得人们敬仰的，而他把数学方法引入经济研究领域则开创了经济学研究的新道路，这点更值得人们敬佩。杜能在自己的著作中试图把实验科学的观察方法、经营农业的会计核算和高等数学结合起来。杜能认为数学方法有助于准确地认识规律性的东西，如果反对在经济学中应用数学就很难改变这门学科的落后状态。他说：“在非数学不能求得真理的地方，使用数学是允许的。如果人们在其他知识门类，像农业和国民经济一样有厌恶数学的倾向，那么我们现在仍处于对天文规律完全无知的境地。”杜能是第一个把微分学应用于经济研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在不少场合，特别是考察生产费用和运输费用的变化同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时，运用了微分学。
杜能运用数学方法进行经济研究，得到了国外学者的赞扬或批评，他们都是从不同的立场出发进行评论的。应该说杜能在《孤立国》中运用数学方法及他对数学方法的认识是正确的。尽管他在其著作中广泛使用了数学方法，但他恰当地估计了数学方法在经济研究中的作用，并正确指出这一方法只“为我们提供了辅助手段”。杜能首次用微分学研究经济而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这对以后的经济学家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启示，并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现在，杜能使用的边际分析法被广泛应用，在经济理论分析中解决了许多难题，推动了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在现在的微观经济学中，消费者行为理论、厂商理论、分配理论等都用边际分析法进行理论分析。同样地，在宏观经济学中的经济增长理论也用到了此方法。现代经济学发展的一个趋势是更深入广泛地运用数学方法，计量经济学的发展正集中体现了这一点。现在的高级微分学、宏观经济理论，没有深厚的数学知识是无法理解的。回顾一下早在100多年前杜能的开创性工作，我们就不得不说他是一位作出伟大贡献的经济学家了。
理论精读
1.孤立国与它的六个圈境
假定有一个与外界无联系的孤立国，只有一个中心城市，城市周围环绕着一个自然条件相同的可耕平原；由各地向中心城市只有一种运输方式（马车），且农民自己运送农产品。不同地方对中心城市距离远近所带来的运费差决定着不同地方农产品的纯收益或“经济地租”的大小。纯收益成为市场距离的函数，据此，将形成以城市为中心，由内向外呈同心圆分布的六个农业地带，它们由远及近分布，如下所示。
第一圈境主要生产蔬菜、水果、牛奶等鲜货，产品全部出售给城市。该圈境内离城市越近的地方越有利，从城市取得肥料和向城市运送产品的费用越低。这个圈境的地租很高，不容许存在荒地。在这个圈境内要多投入劳动力，用最小的土地面积生产最大的产量。这里实行自由农作制度，作物的种植轮流交替进行，以求从土地上获得最大的收益。
第二圈境主要发展林业生产，向城市提供燃料和木材。但如果距离城市太远，运输费用就会超过出售的价格，这样即使生产费用和地租都不存在，这些燃料和木材也不可能被送到城市进行出售。
第三、第四和第五圈境主要生产古物。这些圈境离城市越来越远，向城市运输产品的成本越来越高，在谷物的价格既定的情况下，生产谷物的地方距离城市越远，其收益就越低。与此相对应，这三个圈境分别采取不同的耕作制度：第五圈境采取三区轮作制度；第四圈境采取轮作休闲制；第三圈境采取轮栽作物制。
第六圈境主要经营畜牧业。在距离城市较远的地方从事畜产品生产，因为地租和谷物的价格相对较低，所以生产成本也就偏低。但是由于距离城市很远，所以运输费用增大。当增长的运输费用不超过节省的生产费用时，生产就能够进行。畜牧圈境的面积非常大，人口却很稀少。
在畜牧圈境之外，便是荒无人烟的原野。只有一些散居在丛林中的猎人，他们以狩猎为生。他们同城市进行的唯一交往，就是用兽皮换取生活必需品。
杜能还将孤立国与现实生活的实际情况做了比较，认为有四点不同：第一，土壤肥力到处相等、物理性质处处一样的国家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第二，不靠河道的大城市并不存在于现实中；第三，现实中每个国家除了一个大城市之外还存在许多小城市；第四，畜产品的价格实际上很少受到供应畜产品的游牧地区的剧烈影响。
2.孤立国的地租、贸易和税收
关于地租，杜能认为在城市中，由于田庄上有房屋建筑及其他有价值的东西，所以不同于土地，田庄的收入不仅来源于土地，也来自于这些有价值的东西所产生的利息。因此，在田庄的收入中，除去房屋、树木等所有可以与土地分开的东西具有的价值所产生的利息之外，剩余的数目属于土地本身的收益，称为地租。
谷物价格与地租之间的关系如何呢？如果对谷物的需求有所增加，那么现有的耕地就不能满足城市生活的需要，在市场上谷物就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因此其价格也会上涨。这种价格的上涨导致离城市最远的、从来没有地租的田庄获得盈余，从而产生地租。关于地租多少的确定，杜能认为，一个田庄的地租是因为它的位置和土壤比情况较差的田庄优越，这一优越的价值如果用货币或者谷物来表示，就是地租的量。
杜能提出了剥夺地租的进步主张，他说：“地租不是劳动和投资的产物，而是田庄所处的位置和土地性质的偶然优势所带来的，因此也可予以剥夺，这么做并不会妨碍或减少投资和劳动。”他甚至很有理由地进行反问：“拥有土地的人为什么能不劳动而获得地租呢？工资为什么不能提高到使历来的地租全部分配给看来要求是合理的工人呢？”
杜能也对限制贸易进行了分析，指出限制贸易不但会使穷国损失一些财产和人口而变得更穷，也会使富国衰落，对各个国家都没有好处可言。在书中，他假定把孤立国分为两个国家，一个富有，另一个贫穷，并由此进行分析而得出了上述结论。这一论点实际上是为了反驳当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提出的限制自由贸易的主张。
在孤立国和现实中征税对农业的影响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其相同之处在于征收新税，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不同之处在于，在孤立国中，一旦征收新税，就会使资本年年减少，不用很久就不再是资本，于是田庄的主人不得不放弃土地耕作而任其荒芜；而在实际中，如果出现了新税，劣质土地的耕作并不是很快停下去，而是会继续下去。但是此时会加重农民的负担，农民首先要缴纳新税，其次要承受耕作劣质土地而带来的损失。在这样的长期过程中，田庄所有者就会出现亏损，这样国民资本的亏损比征收新税前更大了。杜能对各种税收杜能也进行了分析，如手工业税、工厂税、消费税、人头税、地租税等，指出征收手工业税和工厂主税会使商品价格先上涨后下降，会使一部分手工业者和工厂主退出该领域；征收消费税可以对富人的奢侈享受进行限制，而不会阻碍扩大土地耕作和资本的有利利用；对于工人来说，征收人头税是不公平的，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征收地租税对于农作范围、人口数量、投资和产品数量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3.孤立国的利率和工资
杜能深入分析了孤立国中工资和利率等问题。他首先介绍了斯密理论中关于工资、利率、地租和价格等的论述，随后提出了自己的工资理论。他认为工资是“劳动的价值”。他混淆了劳动和劳动力的概念，认为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是劳动，而非劳动力。因此，只要工资等于“劳动的价值”，就不存在剥削。他指出，每个行业中的低工资都是有凭有据的，提高工资是不太可能的。
关于利率的决定，杜能认为，与所有商品的价格相同，利率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一个国家越富有，国内的利率就越低；反之，一个国家越贫困，国内的利率就越高。因此，“利率随着财富的增长而不断下降，随着财富的减少而不断上升，财富没有变动则利率也不会变动。”
关于利率和资本之间的关系问题，杜能认为，资本是“在自然力的辅助下通过人类劳动所完成的产品，使用这种产品可以提高人类的劳动效率，可以与土地相分离”；利率是“供方为了能在一定时期内使用资本，以归还同值资本为条件所支付的报酬”。
关于利率的形式，杜能指出“利率等于使用等量的劳动（如两年的劳动）的资本所得到的租金与等量劳动所得的报酬（工资）之比”。资本增长对利率的影响表现为：当资本不断增长时，利率降低的速度要比租金大很多，这是因为工资同时在上升，租金除以工资等于利率。土地肥力和气候对利率也会产生影响，利率随土地肥力的下降而下降，随土地肥力的上升而上升。Historical Method for National Economics Lecture Outlines 《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德〕威廉·罗雪尔（Wilhelm Georg Friedrich Roscher）
华文导读《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被称为“历史学派宣言”，是德国历史学派的主要代表文献。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阿希莱（W.T.Ashley）在1894年将该书的序言及序论部分译成英文时，在英译本序中称它为“1843年罗雪尔的纲领”。由于罗雪尔第一个把萨维尼在法学研究中的历史方法运用到政治经济学中来，为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所以罗雪尔就成了德国旧历史学派的创始人。
这本《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的结构极为简单，文句和段落之间没有行文上的逻辑联系，不成文章。根据罗雪尔的解释，它是讲课用的提纲，就好像还没有赋于肌肉的人体骨骼一样。他强调他的目的只在于建立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体系。他要求读者不要忽略他那贯串于全书，成为该书基础的独特的“严密方法”，即所谓“历史的方法”。
趣味延展
威廉·罗雪尔（Wilhelm Georg Friedrich Roscher，也翻译为威廉·罗塞尔，1817—1894）是德国旧历史学派的创始人。他出生于汉诺威的一个高级法官家庭，在哥廷根大学和柏林大学专攻历史学和政治学。他的学位论文就是《伟大诡辩家们的历史学说》（1838年）。
1840年，他任哥廷根大学历史学及国家科学的讲师，其最初的讲义是《修昔底德的历史方法》。罗雪尔崇拜修昔底德，后来他称自己是经济学领域的修昔底德。1842年，他将这本“讲稿”出版，书名就叫做《修昔底德的生平、著作和时代》。从1841年开始，他担任政治经济学的讲座，同时兼讲政治理论史。《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1843年）就是他在这时期的讲稿。在该书出版那年，他升任副教授，第二年即升为教授。1848年，他应莱比锡大学之聘担任政治经济学讲座，在这里任教共达46年之久。他以惊人的努力在这里陆续发表了他在《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一书中预定要写的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庞大的多卷本著作。其中最主要的是《国民经济学体系》五卷本。第一卷为《国民经济学原理》（1854年），第二卷为《农业及类似原始产业的经济论》，第三卷为《商业及工业的经济论》，第四卷为《财政学体系》，第五卷为《济贫、救护及济贫政策》。
作为经济思想史的学者，他还著有《十六、十七世纪英国国民经济学说史》（1851—1852年）和《德国经济学说史》（1874年）。此外还有《殖民、殖民政策、移民》（1848年）。他的《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探讨》一书是他从1843年开始撰写的《奢侈论》等十五篇论文的汇编本。1892年，他发表了《政治论——君主政治、贵族政治、民主政治的历史自然论》。
在1889年他71岁那年，他把他的讲座让给了他的学生布伦塔诺。罗雪尔死后，他的儿子卡尔·罗雪尔（Carl Roscher）将他平时在家中所做的关于宗教的训话及从他著作中摘录出来的一些论述，汇编成一本书，即《一个经济学家的精神世界》（1895年）。
理论精读
1.生产、收入、分配和消费
生产有两类：一类是发现潜在的使用价值；另一类是将既有原料加以变形使之具有高度的使用价值。生产要素有三种，即自然资源、劳动和资本。以往的经济学家常常过度地看重某一种生产要素，事实上，这三种要素都是必要的。在低级文化阶段，自然的要素占支配地位；到了中等阶段，人类劳动变得重要；到了高级文化阶段，则资本的要素居优势。
国民收入分为总国民收入和纯国民收入。总国民收入是一定时期新获得的全部产品的总额，由下列各项构成：新获得的原料；对原料加工的增殖；从国外输入的商品；由劳务所取得的一切收入。纯国民收入是总收入扣除成本以后的余额。成本由下列各项构成：用于生产上的一切材料，但用于工业的改变形态的材料不包含在内；固定资本消耗；为偿付进口而出口的商品；劳资双方的必需生活费。
国民收入由地租、工资及资本利息三部分构成。地租是从土地收益中扣除工资和利息之后的余项。工资是劳动者自身生存及其家庭生存的必需费用。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变动是工资涨落的重要原因，工人素质、工龄长短、劳动成果、劳动强度等是产生工资差别的其他原因。企业主的一切纯收入应视为他投入生产的他自己所有的土地、资本的产物，应作为工资看待。
消费有生产性的消费和非生产性的消费。没有消费就不可能有生产。
2.国民经济理论（1）原始生产。在原始生产中，虽然渔业较之狩猎更为简单，但由于渔业民族具有定居性质而且靠近海滨，所以他们更易于早一点进化到较高的文化阶段。游牧民族生活简单，具有强烈的宗教信仰，生活方式平均，没有阶级差别，易出现人口过剩，从而迫使他们向外扩张，如基罗斯、成吉思汗等。由于所有的民族都经过游牧时期，这就成了在规定世界史的依据中的一条主要线索。在游牧民族的经济特征中，可以说含有解释东方各国历史的钥匙。
在土地的所有关系上，古代的日耳曼人采取的是自由分割私有地的方式；中世纪后半期，大部分土地成为封建领主所有；到中世纪末期出现了分割制度与长子继承权；中世纪以后农民自己拥有土地。
大农场的经营方法主要有：依附农民的农业经营，领主依靠依附农民的贡纳生活；经营庄园农场，利用依附农民的徭役进行耕作；分益农业经营，领主与农民各得收获的一半；领主直接经营；分佃租与再佃租。
在农奴制度下，劳动者以人身作抵押或转让。中世纪时的农民负担是徭役和实物交纳，一切农民的负担源于私有权和国家权力的产生，前者以佃租或其他形式为特征，后者以租税为特征。实行交纳最重要的形式是什一税。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徭役制度逐渐废止，什一税被免除，实物交纳向货币交纳过渡。
农业信用制度的形成与土地投资增加，以及土地分割和转让的增加互为因果。
大量谷物进口只有到了国民经济的高级阶段才有可能。持续出口谷物只在低级经济阶段才有可能。（2）工业生产。都市的形成和发展是国家发展的缩影。手工业行会制度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普遍协作精神；二是中世纪的商业政策。行会的发展形成了所谓都市里的行会统治，行会组织制度有学徒、工匠、匠师等。行会制度类似于古代社会的等级制度。
将货币与财富等同是错误的。贵金属与其他商品一样，可以通过贸易在任何时候获得。把一国的利益完全放在贸易差额上是非常错误的，事实上，永远连续顺差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且超过一国贸易需要的一定量货币，其价值就要下落。
近代的都市制度与工业：由于国家权力的日益扩张，都市势力日趋衰落，都市的衰落往往又和行会的腐化密切相关。工厂与手工业竞争能占上风是因为它有大量资本、劳动分工、销路熟悉、规模经济效益等。
3.商业
一切商业是从掠夺开始发展起来的，以后只是为了安全，经商者才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地点集合在一起。
中世纪处在低级经济发展阶段，行商占支配地位。行商的特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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