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原所贤,暴连英
出版社：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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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典故话中医试读：
前言
在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化中，成语是常用的定型的词组或短句，其形式简洁而涵义精辟，大多都有出处，是熟语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和记录，浓缩了国情民生、伦理道德、宗教哲理、风俗礼仪、战争兵戎、天文地理、文学艺术、动物草木等大千世界的精粹，洋洋大观而又丰富多彩。
成语是文明的符号，诵读成语可体会祖先呕心沥血的睿智；成语是交流的工具，使用成语可感受母语言简意赅的深刻。成语是教化的范本，是修身养性治天下的座右铭；成语是历史的铜鉴，是反省躬问入尘世的方向标。
在成语的大家族里，生老病死、衣食住行、贫富苦乐是一个大的主题，与中医药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确切地说，成语中相当的一部分，就直接来源于古人对生命、疾病和健康的认识，其中就包括了中医药学的理法方药。《左传》中的秦国医生缓，为晋景公姬獳诊病，认为他的病在“肓之上，膏之下，不可为也。”这就是成语“病入膏肓”的由来。《后汉书》中那位靠采药为生的隐士韩康，叫卖于长安市中。因小女子的讨价还价，便有了“口不二价”的轶事。而《史记》中的扁鹊，对自己“起死回生”的医术，却有着实事求是的解释，让后来自吹自擂的庸医们汗颜。至于唐代那位精于中医针灸术、集名医名相于一身的狄仁杰，用“药笼中物”来称誉博学多通的进士元行冲，时人用“公门桃李”来赞叹他是慧眼识才的伯乐，都是用中药来形象地借喻类比的。《成语典故话中医》一书，就是从这个独特的人文视角，选择56个常用成语，以医话的形式加以诠释，使读者在阅读中，更多地去检阅与中医药文化有关的文献学、疾病学、中药学、方剂学、养生学等知识，开拓视野，在中国语言文化和中医药文化的交叉解读中，激发民族的自豪感，提升文化的自信心。
汉代文学家班固的《汉书·律历志·上》有“量多少者，不失圭撮”之语。南宋文学家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载了当时都市药铺所悬挂的医药对联，“干湿脚气四斤丸，偏正头风一字散”。清代文学家袁枚在《与薛寿鱼书》中，回忆自己当年患病，被名医薛雪“一刀圭活之”，称其为“不朽之人”。不论是《汉书》中的“圭撮”，陆游笔下的“一字”，还是袁枚书信中的“刀圭”，都曾是古代度量衡单位的专用数量词，后两者则是其在中医药学领域中应用的史记。古往今来，随着度量衡制度的变更和完善，中药的剂量也“不失圭撮”，经历了由拟量、估量到数量单位的沿革和完善的过程。
晋代史学家陈寿在《三国志·吴志·吕蒙传》中说：“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在中国医学史上，确实有一种“刮目”的眼科手术——金针拨障术，又名针拨白内障术，远在公元752年唐代医学家王焘所撰的《外台秘要》中就有记载。唐代文学家刘禹锡的《赠眼医婆罗门僧》中云：“三秋伤望眼，终日哭途穷。两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诗中所说的“金篦术”，指的就是金针拨障术。
在庄子的哲学思想中，形而上的道是普遍存在的。宇宙间的万物，不论其高低贵贱，都是“道”的具体存在方式，连人的排泄物屎尿也不例外。其实，“道在屎溺”不仅仅是个古老的哲学命题，在中国传统医学中，人的二便还是观察健康和疾病的量化指标，从中可以寻觅到生命和长寿之道。
成语“如法炮制”，是源于中医药文化的一句成语。古代中药文献中的炮炙、制造、修治、修事等，都是与炮制相类似的专业术语。我国现存最早的中医本草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中收载药物365种，记载了中药炮制的相关内容，如矿物质类药物项下的“炼饵服之”，炼即“火煅”之意。其他如露蜂房用“火熬”，桑螵蛸用“蒸法”等，都延用至今。书中还论述中药的炮制理论说：“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者，不尔勿合用也。”从这句成语，我们对中药炮制学的历史源流和应用，可有梗概的了解。
齐国的高士颜斶，谢绝了齐宣王的入宫邀请，宁愿过“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静贞正以自虞”的隐士生活。宋代精于养生的大文学家苏轼在《东坡志林·赠张鹗》中，对求养生益寿方的张鹗说：“其药四味而已：一曰无事以当贵，二曰早寝以当富，三曰安步以当车，四曰晚食以当肉。”散步是中医运动养生的方法之一。唐代百岁医家孙思邈在《千金方》中，谈及食后养生时说：“平日点心饭讫，即以热手摩腹。出门庭行，五六十步。”说的就是饭后摩腹散步。从隐士颜斶的逸事，到苏轼的“良药”，再到百岁医家孙思邈的倡导，“安步当车”是今人可践行的自我保健的生活方式。
孔夫子《论语·为政》中有一句名言：“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唐代医家王冰在《次注黄帝素问》中说：“将升岱岳，非径奚为？欲诣扶桑，非舟莫适。”愿《成语典故话中医》这本小书，成为读者透视中国传统文化融会贯通的窗口，跋涉文学与医学无涯学海的扁舟。原所贤暴连英2010年6月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明代大医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虫部·马陆释名》中说：“此虫甚多足，过断之，亦便寸行。故鲁连子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马陆是一味外用的虫药，最早收录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称其“主腹中大坚癓，破积聚，瘜肉恶疮，白秃。”在中药大家族里，虫类药以其走窜之性最捷、攻坚之性最强、搜剔之力最猛、去瘀之效最峻而收载于中医历代本草典籍，成为人类健康的益友。与马陆同有百足虫、千足虫名称的虫药，还有人们熟悉的蜈蚣。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将其列为下品，言其有“啖诸蛇虫鱼毒”的功用。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历数了蜈蚣祛风解痉、定惊止搐、攻毒散结的作用。从马陆说开去，读者对中医虫类药的历史和功效会有更多的了解。
百足：一种多节多足的爬虫，即马陆，又名马蚿、百节虫、千脚虫。僵：僵硬，百足之虫死后，尸体也不僵硬。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比喻某种事物虽一时败落，但不会很快彻底垮台。也指某一恶势力被摧垮后余孽尚存。语出《三国·魏·曹冏·六代论》：“夫泉竭则流涸，根朽则叶枯；枝繁者荫根，条落者本孤。故语曰：‘百足之虫，至死不僵’，扶之者众也。”三国时，魏国初立，魏帝曹丕广求治国良方，欲使魏国富强。大臣曹冏上谏，求多招纳贤才，培己势力，此举以防若有事变，可立于不败之地。明代学者、嘉靖进士徐学谟的《归有园尘谈》中有“吝者自能致富，然一有事则为过街老鼠；侠者或致破家，然一有事则为百足之虫。”
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虫部·马陆释名》中说：“此虫甚多足，过断之，亦便寸行。故鲁连子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马陆是一味外用的虫药，最早收录于《神农本草经》，称其“主腹中大坚癓，破积聚，瘜肉恶疮，白秃。”药用为圆马陆科动物马陆或其他马陆类动物的全虫，性味辛温，功能破积解毒，多用于治疗癓瘕、痞满、痈肿、毒疮等症。因其有毒，多熬膏、研末或捣敷。据《周礼·天官·冢宰》中载，周代王室的医事制度中，医师中的疾医则“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东汉儒家学者郑玄注释说：“五药，草、木、虫、石、谷也。”虫药，成为当时对动物药的统称。“以毒攻毒”是中医的基本治法之一。《周礼·天官·冢宰》中就有“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的记载。中医典籍《黄帝内经·素问·汤液醪论》中，也有“当今之世，必齐毒药攻其中，石、针灸治其外。”唐代医家王冰注解《素问》中“毒药”一词说：“药，谓金玉土石草菜果虫鱼鸟兽之类，皆可以祛邪养正者也。然辟邪安正，惟毒乃能。以其能然，故通谓之毒药也。”古代医家认为，虫类药如马陆本身特殊的毒性，使其独具其他药物所不具有的攻邪破积的疗效，故多用来治疗疑难痼疾。
在中药大家族里，虫类药以其走窜之性最捷、攻坚之性最强、搜剔之力最猛、去瘀之效最峻而收载于中医历代本草典籍。汉代本草学著作《神农本草经》中，共载录了365种中药，其中动物药67种，包括水蛭、僵蚕、地龙等虫类药28种，对其应用及功效都有明确的叙述。南北朝梁时医药学家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收录了包括虫类药在内的动物药113种。至唐代，由国家颁布的第一部药典《新修本草》中，入典的动物药已达128种。明代大医药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共收载药物1892种，其中动物药440种，包括虫部收载的虫药116种，鳞部收录的龙类药和蛇类药25种，成为中医虫类药的集大成之作。《本草纲目》共有14卷载录药用动物，分为虫、鳞、介、禽、兽、人六部。其中虫部之中，又分为卵生、化生、湿生三类。其分类之细，记载之丰，是历代中医本草学著作中，最为科学和详尽的。
历代医家用虫类药入药，制成诸多的验方效剂，至今仍有效地应用于临床。汉代医家张仲景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共用虻虫、□虫、鼠妇、蜂房等虫类药8种。他创制的“大黄□虫丸”、“鳖甲煎丸”、“抵挡汤”、“抵挡丸”、“下瘀血汤”等方剂，治疗疟母、瘀血内停、五劳虚极、肌腹甲错、蓄血发狂、少腹硬满等疾病，配伍精当，疗效确凿。清代医家叶天士是擅用虫类药的大家，他认为虫类药有善行不守的特性，指出疾病“久则邪正混处其间，草木不能见效，当以虫蚁疏逐，以搜剔络中混处之邪。”明确指出虫类药疏逐、搜剔经络之邪的疗效，要高于草木类的植物药。他的《临证指南医案》中使用虫类药的医案，多为沉疴痼疾，如治疗积聚、疟母者，常取蜣螂虫、□虫、全蝎活血通络、软坚散结；对于头痛、痹证等，每用全蝎、地龙、蜂房入络搜邪，熄风止痛。而疮疡和儿科痘疡者，则常用僵蚕、蝉蜕清热祛风、凉血解毒。书中记载的宋姓疟母兼疝气案，“少腹痛渐硬，气窜绕阴器筋痛，乃为邪攻肝经络脉……乃结疝瘕之象。”遂以全蝎伍以淡苁蓉、当归身、枸杞子、炒黑小茴、穿山甲等，温肾疏肝而愈。近代名医章次公先生，亦以擅用虫药而闻名于杏林。他的弟子编著的《章次公医案》中，收载了百余例虫药医案，常用的虫药有地鳖虫、蜣螂虫、地龙、蝼蛄、蟋蟀、蜘蛛、僵蚕、全蝎、蜈蚣、蕲蛇、虻虫、蜂房、九香虫、五谷虫、蚕沙、蝉蜕等16种。章次公喜欢用虫药对药，如蝼蛄与蟋蟀，二者皆为利水消肿之品，研末吞服的疗效远胜于入煎者，章次公用其治疗心性、肾性、肝病、外伤等引起的水肿和小便不利之实证，常常有药下肿消之效。蕲蛇和蜂房，二药皆有祛风止痛、通络攻毒之功，章次公以二药同用，治疗风湿痹痛、外伤瘫痪等症，以蕲蛇治腰部风湿痛最佳，蜂房搜经络之风定痛为首选，临证时随症情而各有侧重。
在虫类药中，与马陆同有百足虫、千足虫名称的虫药，还有人们熟悉的蜈蚣。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将其列为下品，言其有“啖诸蛇虫鱼毒”的功用。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历数蜈蚣祛风解痉、定惊止搐、攻毒散结的作用，“治小儿惊痫风搐、脐风口噤、丹毒、秃疮、瘰疬、便毒、痔漏、蛇瘕、蛇伤”。近代医家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在论述蜈蚣以毒攻毒的作用时说：“性有微毒，而专善解毒。凡疮疡诸毒皆能消之。”书中还详述了具体的入药方法：“用时宜带头足，去之则力减，且其性原无大毒，故不妨全用也。”可谓经验之谈。
蜈蚣镇惊解痉的作用比全蝎更为显著，中医自古常用于小儿科的惊风症，常常有桴鼓相应之效。宋代的《圣惠方》载有“万金散”，用大蜈蚣炙为末，与丹砂、轻粉等份，乳汁和丸，用母乳调服，用于治疗小儿因热病、惊恐所致的急惊风抽搐。清代的《幼科心法》中的“撮风散”，蜈蚣与僵蚕、全蝎、钩藤、朱砂等配伍，竹叶煎汤送服，治疗小儿因脐风而见目睛上视、四肢拘挛等症，至今仍是儿科临床的效剂。
现代药理分析表明，蜈蚣含有与蜂毒类似的两种物质，即组胺样物质和溶血蛋白质，且含有脂肪油、酪氨酸、蚁酸、亮氨酸、胆甾醇等。动物试验表明，蜈蚣的浸出液对卡地阿佐、士的宁、纯烟碱所致的惊厥均有对抗作用。对破伤风所致的口噤抽搐、角弓反张，面神经麻痹出现的口眼斜，单用蜈蚣有效，亦可与天南星、乌头、半夏、全蝎等配伍，常用的方剂有《儒门事亲》中的“蜈蚣散”和《医宗金鉴》中的“蜈蚣星风散”。
蜈蚣可用于治疗肺痨及瘰疬，是中医的抗结核药。常与百部、全蝎、阿胶、冬虫夏草、皂角刺、刺猬皮等组方，用于结核性胸膜炎、结核性肋膜炎、颈淋巴结结核等症，内服外用均可。中医外科治疗痈疽、疮疖、乳痈、痔疮、头癣、烫火伤等，常用蜈蚣与雄黄、冰片、大黄、猪胆汁等配伍，有消肿止痛、化瘀排脓之效。如清代《疡医大全》中载录的“蜈蚣散”，治疗“蛇头疔”，即手指的化脓性感染。民间多有用蜈蚣疗疾的单验方，如以蜈蚣、五倍子用香油沸炸后的“蜈蚣油”，可用于治疗痔疮疼痛，亦可外用擦治小儿秃疮、烫伤、烧伤等。对小儿百日咳，将一条活蜈蚣装入生鸡蛋内，蒸熟后食用。将蜈蚣与冰片共研成末，吹入耳中，可治疗化脓性中耳炎。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古人用其来形容广积人才对江山社稷的重要性，或说明仗义疏财的侠客必有余庆。今人多用其贬义，指某一余孽尚存的恶势力。不过，从中医虫类药的角度来看，马陆、蜈蚣等虫药，它们的死而不僵，却能给人类祛疾除病、带来健康，值得称道。半路出家
在群星璀璨的古代医家群体中，汇聚了儒、释、道、吏等各方面的人才，构成了传统中医学宏富的文化根基和学术渊源的文化景观。他们有的先儒后医，有的弃儒为医，有的本身就是经纶满腹的儒医；还有的虽已入仕为官吏，却热衷于济世救民的医药学，明代就有数名以医药学闻名于世的进士，如王肯堂、王纶、武之望、方以智、王象晋、张鹤腾等，都是身居官位的士大夫，却以其医学才能和著作名列中医史册。还有的医家学医的初衷，是自己的家人罹患疾病后，诸医方药治疗无效，遂发奋学医，以救亲人之疾；或自己患病在身，久习医药而成为苍生大医，医术又惠及他人的，亦大有人在。
儒、释、道三学合一，对健康和疾病都极为关注。看来，不论从儒林半路出家学医，还是自杏林入道观寺院求学，纵观这些名医的学术成就，都昭示着他们深厚的文化素养和知识结构，才是其转型成才的得天独厚的条件。
原指成年后才出家当和尚或尼姑，后比喻中途改行，从事另外一种工作。宋人说话话本《京本通俗小说·错斩崔宁》曰：“先前读书，后来看看不济，却去改业做生意。便是半路出家的一般。”
在中医群星璀璨的医家群体中，汇聚了儒、释、道、吏等各方面的人才，构成了传统中医学宏富的文化根基和学术渊源的文化景观。他们有的先儒后医，有的弃儒为医，有的本身就是经纶满腹的儒医；还有的虽入仕为官吏，却热衷于济世救民的医药学，明代就有数名以医药学闻名于世的进士，如王肯堂、王纶、武之望、方以智、张时彻、王象晋、张鹤腾等，都是身为士大夫而以其医学才能和著作名列中医史册的。还有的医家学医的初衷，是自己的家人罹疾后，诸医方药治疗无效，遂发奋学医，以救亲人之疾；或自己患病在身，久习医药而成为苍生大医，医术惠及他人的，亦大有人在。
中医自古有儒医相通之论，明代医家陈实功在论医的《五戒十要》中就明确地说：“先知儒理，后知医理”，强调经学素养对学医者的重要。据医史专家的统计，在徽文化沃土中生长成熟的新安医学，自宋代至清末，共有304位载入史册的医家。他们师门授受，家学传承；或结社讲学，发皇古义，对中医学的发展有着突出的贡献。明代歙县人余午亭，攻读儒学30年，后在其堂兄余傅山的影响下，潜心研究医学。他的曾孙余士冕在《诸证辨疑·序》中说：“在诸生三十年，未尝一日废学，尤好养生家言，而《灵》、《素》诸书，故所沉绎者。”余午亭认为：“医之为道，非慈惠之资、渊通之学，不可为也。”他行医数十载，活人数以万计，被后人尊为新安余氏医学世家的开山名师，著有《诸证析疑》、《余午亭医案》、《医宗脉要》等著作10余种，是中医史上著名的著作家和临床家。
明代医家汪机，号石山居士，安徽祁门人。父亲汪渭，是当地的名医，人称“古朴先生”。汪机幼习举子业，尝补邑庠生，却屡试不第。父亲对他说：“士不至相，则其泽之所及，顾不及医之博也。”在父亲的劝说下，汪机弃儒习医，治病甚有疗效。他强调四诊互参和辨证论治，主张博采诸医家之长，临证时升阳效东垣心法，滋阴崇丹溪之术，反对滥用寒凉药攻下，强调滋补元气为和。他的母亲患头痛呕吐10余年，汪机应手即愈。汪渭晚年三次病重，都是汪机用药遣方，才起死回生的。他的学生陈桷在记述老师精儒通医的经历时说：“学足以溯河洛之趣，医足以逼岐黄之真。出入造化，驰张鬼神。栖情于烟霞泉石，却步于云路鹏程。”经学素养和治学的方法，为士人们社会角色的置换，提供了深厚的“天赋”。汪机一生著作等身，撰有《医学原理》13卷，《读素问钞》3卷、补遗1卷，《伤寒选录》8卷，《补订脉诀刊误》2卷，《外科理例》8卷，《痘疹理辨》2卷，《针灸问对》3卷。生平治验由弟子陈桷编成《石山医案》4卷，是中医史上学验俱精的大家，新安医学的代表医家之一。
亲人或自己患病，为庸医误治或久治不愈，是促使士人们发奋学医自救或救人，由学者终成为名医的原动力。明代伤寒学大家方有执，初并未学医。中年时因中伤风寒症痛失二妻，五子女皆以惊风而夭折。他深感医者乏术所致殒命丧生之害，“厄苦惨痛，凄凄无聊”，遂攻读医学经典，对张仲景的《伤寒论》尤为注重。他用20余年的时间，遍历齐、鲁、川、陕等地访师求友，探究伤寒的原理。经八度寒暑，七易其稿，著成《伤寒论条辨》8卷，成为中医伤寒学派中“错简重订派”的代表。
明代医家江瓘，安徽歙县人。初学儒，因母丧而家贫，益发愤攻读经书，尝补县诸生。因自己患吐血症，时医诊治不效，遂弃儒学医自疗，久之而竟成名医。江瓘对南齐医家褚澄《褚氏遗书》中“博涉知病，多诊识脉，屡用达药”的医论颇为推崇，认为前人的医案对后学者提升诊疗质量，有可资借鉴的作用。遂搜寻摘录上至汉代《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下至明代相关文献中的医家治验医案，分门别类加以遴选，意在“宣明往范，昭示来学”。经20余载却未能成书，江瓘即辞世。其子江应宿补撰成书，编成《名医类案》12卷，分为二百零五门，附以评说。清代《四库全书提要》称其注说：“多所驳正发明，颇为精当……亦医家之法律矣。”
清代医家黄元御，号研农，别号玉楸子，生于世代簪缨的书香门第，自幼深受家学的影响。少年起即拜名儒于子遽先生为师，学习举业制艺，遍览经史著作。“常欲奋志青云，以功名高天下”。雍正12年（公元1734年），30岁的黄元御突发眼疾，左目红涩，白睛如血。庸医误用大黄、黄连等寒泄之药，致其左目完全失明，科举仕途被彻底断绝。黄元御半路出家，弃儒从医。他凭着深厚的国学功底，苦读历代中医典籍，并开始悬壶济世的生涯，医名大盛，时人将之与诸城名医臧枚吉并称“南臧北黄”。乾隆15年（公元1750年）4月，黄元御游学至京城，适乾隆皇帝患疾，众太医束手无策。黄元御被举荐入宫视疾，药到病除。乾隆帝大喜，亲书“妙悟岐黄”的赠语褒赏他，并赐为太医院御医。黄元御一生著述甚富，撰有《素灵微蕴》、《伤寒悬解》、《金匮悬解》、《四圣悬枢》、《四圣心源》、《长沙药解》等，合称《黄元御医书十一种》传世。他的弟子于溥泽，是乾隆37年（公元1772年）举人，精于考据之学，著有《群经错简》一书。中年后潜心于医学，从师于黄元御，尽得其学，亦成为一代名医。
在中国医学史上，除了儒家弟子外，道家和佛家学者也不乏以医名而著称于世者。宋代医学家王怀隐，初为道士，居京师津隆观，以医术知名。宋代太平兴国（公元976—984年）初，皇帝诏命其还俗，初任尚药奉御，后迁升翰林医官使。公元978年，留心医药的宋太宗赵匡义出示所藏的方剂千余首，并命翰林医官院搜集民间效验方剂万余首，诏令王怀隐与副使王祜、郑奇和医官陈昭遇4人参对编类，编修成方书《太平圣惠方》100卷。全书按脏腑病证分类，共1670门，录方16834首，宋太宗作序后颁行各州。《太平圣惠方》是宋代中医学的医方巨著，载述了中国10世纪前的医药学成就。清代医家王宏翰，别号浩然子，博通儒家理性之学，是天主教徒，喜欢与传教士研讨西学。后因母病痞症而发愤精究医学，著作有《医学原始》、《性原广嗣》、《古今医史》、《伤寒纂读》、《本草性能纲目》、《方药统例》等。他的《医学原始》受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的《性学觕述》和高一志的《空际格致》等书的影响，汇通中西学理，试图阐明人体的生理病理，是中医史上汇通学派的代表医家。
清代医家李守钦，曾因病危被蜀医治愈，遂从其学。后至峨嵋山荣泽观为僧，向高僧学习医药针术，尤精太素脉诀，撰有《针灸易学》、《太素精要传世》。看来，不论从儒林半路出家学医，还是自杏林入道观寺院求学，纵观这些名医的学术成就，都昭示着深厚的文化素养和知识结构，才是其转型成才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杯弓蛇影
清末诗人黄遵宪有《感事》诗云：“金玦庞凉含隐痛，杯弓蛇影负奇冤。”《晋书·乐广传》载：河南尹乐广请人喝酒时，宾客看见自己杯中的弓影，以为是一条蛇在酒中。勉强喝下后，即疑虑而生病。当明白了真相后，疑虑消失，多日的沉疴竟然顿愈。后人遂用“杯弓蛇影”或“弓影杯蛇”，指因错觉而产生的疑惧，常用来比喻疑神疑鬼，妄自惊忧的人或事。
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乐广的宾客将酒杯中弓箭折射的影子，看成是蛇在蠕动而生病，是一位典型的疑病症患者。疑病症是疑病性神经症的简称，患者病前常有易致疾病的心理和个性特点，表现出敏感多疑、主观固执、自我中心、自怜孤僻等性格特点，可因躯体疾病后衰弱状态而促发，也可由于特殊的行为、环境的变迁、个体生理的变化，如月经初潮、更年期等的疑虑，或由于医务人员言语的不当所造成。也可由于自我暗示或特殊事件的联想，如见友人死于心肌梗死，使患者对自身轻微胸痛过分敏感。
疑病症属中医“郁证”的范畴，是由情志不畅，气机郁滞所引起的一类病证。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在《丹溪心法·六郁》中说：“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现代心理治疗指出，疑病症的治疗，应以心理和行为治疗为主，辅以药物治疗，采用认知领悟疗法，疗效较好。患者要做到心胸宽广，努力培养乐观情绪，提高生活信心，完善自己的人格；多与朋友和亲人交流，培养幽默感，从而克服消极悲观情绪，调整不良的心理状态，最终治愈。
唐代房玄龄等所著的《晋书·乐广传》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乐广字修辅，迁河南尹。尝有亲客，久阔不复来。广问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赐酒，方欲饮，见杯中有蛇，意甚恶之，既饮而疾。’于时河南厅事壁上有角弓，漆画作蛇。广意杯中蛇即角影也。复置酒于前处，谓客曰：‘酒中复有所见否？’答曰：‘所见如初。’广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沉疴顿愈。”
这个典故的意思是说，河南尹乐广请人喝酒时，宾客看见自己杯中的弓影，以为是一条蛇在酒中。勉强喝下后，即疑虑而生病。当明白了真相后，疑虑消失，多日的沉疴竟然顿愈。后人遂用“杯弓蛇影”或“弓影杯蛇”指因错觉而产生的疑惧，常用来比喻疑神疑鬼，妄自惊忧的人或事。汉代应劭的《风俗通义·世间多有见怪惊怖以自伤者》中，亦载有县令应彬请主薄杜宣饮酒，挂在墙上弓箭的影子在酒杯中蠕动。杜宣饮后自觉有蛇在腹中，自此寝食不安。后来弄清了原委后，疾病也不治自愈。清末诗人黄遵宪有《感事》诗云：“金庞凉含隐痛，杯弓蛇影负奇冤。”赵翼在《七十自述》诗中亦有“水中见蟹犹生怒，杯底适蛇得不惊”之句。
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乐广的宾客和主薄杜宣，都是因为饮酒时，将酒杯中弓箭折射的影子，看成是蛇在蠕动而生病，是典型的疑病症患者。疑病症是疑病性神经症的简称，又名疾病臆想症。这是一种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过分关注担心，深信已经患了一种或多种躯体疾病的心理疾病。患者以对自身健康的过分关心和持有难以消除的病态成见为特点，怀疑自己患了某种事实上并不存在的疾病，医生的解释和客观的检查均不足以消除其看法。据国外报道，本病约占各种疾病的1%。一般都发生在40岁以后，女性多于男性。德国一项心理学的研究结果显示，每14个德国人中就有一人患有疑病性神经症，即疑病症，其中许多人担心自己会得癌症。位于德国美因茨的约翰内斯·古滕贝格大学心理学研究所发表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担心自己得病，但研究人员针对1575份问卷调查分析后发现，有大约7%的人患有比较严重的疑病症。我国尚无全国流行学调查的资料，天津地区的一份报告统计，疑病症的患病率为0.01‰，男多于女。一般认为文化落后的地区较多见，但近年的临床报道却表明，城市白领、下岗者也是一个发病率较高的人群，有时需要和常见的亚健康状态进行鉴别。
疑病症患者常常因为生活中的某些特殊事件刺激，如亲朋好友患了某种疾病，或婚外性行为引发的非特异性的感染而发病；有的是对医学知识产生误解，对某些疾病产生了疑病观念和恐惧心理，担心自已患了“癌症”、“心脏病”、“艾滋病”等，以致把轻度的身体不适、正常的血管跳动和骨骼隆起以及含糊的检查资料作为患病证据。虽多次检查结果正常，医生也一再解释，都不能使病人解脱。对自身感觉或征象作出不切实际的病态解释，致使整个心身被由此产生的疑虑、烦恼和恐惧所占据。笔者曾诊治过一个年轻患者，因为一次婚外性行为，便坚信自己患了某种“性病”，拿出22张艾滋病、梅毒、支原体等性传播疾病的化验单，虽然都是阴性的，但仍担心没有检查出来，终日惴惴不安。少数患者是由于“医源性”的，与一些“诊疗中心”的恐吓似的广告，医生的不负责任的疾病观的强化和过度治疗有关。
疑病症的患者病前常有易致疾病的心理和个性特点，常常敏感多疑、主观固执、自我中心、自怜孤僻等，可因躯体疾病后衰弱状态而促发，也可由于特殊的行为、环境的变迁、个体生理的变化，如月经初潮、更年期等的疑虑，或由于医务人员言语的不当所造成。也可由于自我暗示或特殊事件的联想，如见友人死于心肌梗死，使患者对自身轻微胸痛过分敏感；单位体检有一个癌症患者，便对自己身体的某种不适格外担心；或婚外性行为后，染上真菌患了龟头包皮炎等，便怀疑自己患了性病而产生焦虑恐惧等。
需要指出的是，正常人在某一时期过分关注自己的健康，对不严重的普通疾病或不适感的疑惧，也可出现疑病观念。但经检查证实无病，或给予适当的解释后可放弃疑病观念。这类表现不属于疑病性神经症。疑病症的患者除了以疑病症状为主要临床表现，并过分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外，常伴有焦虑、抑郁、恐惧的症状；从事工作、学习和家务的能力下降；病程应在6个月以上；同时，要排除精神分裂症、内源性抑郁症及所怀疑的躯体疾病。
疑病症属中医“郁证”的范畴，是由情志不畅，气机郁滞所引起的一类病证。主要表现为心情抑郁、情志不宁、肋胁胀痛、烦躁不安、咽中异物感，伴失眠少寐等症状。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在《丹溪心法·六郁》中说：“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朱丹溪将郁证分为气郁、血郁、痰郁、湿郁、热郁、食郁6种，并创制了“越鞠丸”行气解郁，治疗郁证。除了乐广的宾客和主薄杜宣外，历代中医典籍中，都有药物和心理治疗郁证即疑病症的验案。明代医家吴球所著的《诸证辨疑》中记载：一士人饮酒后，醉卧在自家花园的井栏旁。半夜醒来口渴，朦胧中饮了石槽中的积水。早晨醒来后，他看到石槽中游动着红色的蠓虫，顿觉胃中不适。自此，他时时感到胃中胀痛，且不思饮食，身体日渐瘦弱，服药也不见效。吴球询问此人的病史后，知道“心病”不去，病症难除。他先将红线剪成线头，偷偷地放进便桶中，然后让病人服下泻药。患者看到服药后泻出的“红虫”，心身不适的症状霍然而消。吴球巧用泻药和红线头，通过情境的设置和以假乱真的暗示而获效。现代心身医学指出，暗示可以使被暗示者产生特定的知觉观念，同时伴生相关的躯体症状。该医案中的患者因消极的自我暗示导致了以脾胃为重点的不适，名医的权威、“驱虫药”和泻出的“红蠓虫”等，改变了病人的错误认知，产生了积极的暗示效果，起到了使其驱除症状，恢复心身健康的作用。
现代心理治疗指出，疑病性的治疗，应以心理和行为治疗为主，辅以药物治疗。通过对心怀疑病观念的患者进行全面、细致的体格检查和必要的化验及仪器检查，根据检查结果证明患者并无躯体性疾病，以打消其患病的顾虑。因为疑病症患者往往具有固执多疑、敏感谨慎等性格特点。遇事总是过多地考虑悲观或不幸的一面，缺乏自信，这是疑病症发病的主要原因之一。为此，疑病症患者要做到心胸宽广，努力培养乐观情绪，提高生活信心，完善自己的人格。要丰富自己的生活，如养花、钓鱼、下棋、绘画等。还应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和家务活，每天坚持体育锻炼；多与朋友和亲人交流，培养幽默感，从而克服消极悲观情绪，调整不良的心理状态，最终治愈疑病症。现代心理治疗学认为，采用认知领悟疗法，对疑病症的疗效较好。对伴有抑郁证的患者，可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抗抑郁药治疗。笔者曾治疗一例疑病症，患者老是觉得自己的阴部散发出一种臭味，影响到办公室同事的生活，非常痛苦。别人打喷嚏、皱眉头，都认为是体臭熏了别人所致。通过对其进行健康教育，用芳香类的中药外用熏洗，并服用疏肝解郁的药物而治愈。不失圭撮
汉代文学家班固的《汉书·律历志·上》有“量多少者，不失圭撮”之语。南宋文学家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载了当时都市药铺所悬挂的医药对联，“干湿脚气四斤丸，偏正头风一字散”。清代文学家袁枚在《与薛寿鱼书》中，回忆自己当年患病，性命危笃，被名医薛雪“一刀圭活之”，称其为“不朽之人”。不论是《汉书》中的“圭撮”，陆游笔下的“一字”，还是袁枚书信中的“刀圭”，都曾是古代度量衡单位的专用数量词，后两者则是其在中医药学领域中应用的史记。
古往今来，从结绳记事、手捧成升到滴水计时，度量衡制度随着科学文化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日臻完善。中药剂量随着历代度量衡制度的变更，也经历了由拟量、估量到数量单位的沿革和完善的过程。中医界有药物剂量是“不传之秘”的说法，药物剂量是药物取得疗效的关键。药物随着剂量的不同，作用也随之而改变。例如红花少用则养血，如大剂量应用则变为破血；又如“厚朴三物汤”和“小承气汤”，二方的药物组成本来相同，只是每味药物的剂量不尽相同，它们的功效和主治就大不相同。因此，临床上在掌握药典中基本用量的同时，还要因人、因地、因时、因病而异，正确地把握和使用中药的剂量，古方今用，去伪存真。
失，指失误或出错；圭撮，古代的数量词，以六十四黍为一圭，四圭为一撮，指极微小的数量。不失圭撮形容精确度高，连极微小的数量也不会失误或出错。汉代文学家班固的《汉书·律历志·上》有“量多少者，不失圭撮”之语。南宋文学家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载了当时都市药铺所悬挂的医药对联，“干湿脚气四斤丸，偏正头风一字散”。清代文学家袁枚在《与薛寿鱼书》中，回忆自己当年患病，性命危笃，被名医薛雪“一刀圭活之”，称其为“不朽之人”。不论是《汉书》中的“圭撮”，陆游笔下的“一字”，还是袁枚书信中的“刀圭”，都曾是古代度量衡单位的专用数量词，后两者则是其在中医药学领域中的应用。
儒家经典《尚书·舜典》中，有“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度量衡是衡量物质大小、容量、重量乃至价值的标准尺度。度是关于长短的量——长度；量是关于多少的量——容量；衡是关于轻重的量——重量（质量）。从结绳记事、手捧成升到滴水计时，度量衡制度随着科学文化和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完善。据《汉书·律历志》记载，秦汉时期度量衡的制度是，度制：分、寸、尺、丈、引，进位完全采用十进位制。量制：龠、合、升、斗、斛。除二龠为一合外，其他也都采用十进位制。衡制：铢、两、斤、钧、石。唐初铸造的货币“开元通宝”，开始每枚重二铢四累，十枚重一两。后来感到十钱为一两，比二十四铢为一两更便于计算，于是就改用十钱为一两。宋代又将十进位的分、厘代替了钱以下的累、黍。这样，重量单位除仍用十六两为一斤外，其他单位也都采用了十进位制。北宋景德年间，掌管内藏库的官员刘承珪，创制了两种小型精密的戥秤，作为国家衡重的标准器：一种以两、钱、分、厘十进位制，最大称量为一钱半，分度值为一厘；一种以两、铢、累、黍非十进位制，最大称量为一两，分度值为一累。宋代还将十斗为一斛（或称一石），改为五斗为一斛，十斗（二斛）为一石，并且明确规定“凡岁赋，谷以石计”。
在中医药学中，从历代医著中方剂所用药物的重量来看，和现代的分量相差很大，这与当时度量衡的变更有关。古今医家对历代方剂的用量，进行了相当多的考证。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邈在《千金方》中云：“十黍为一铢，大铢为一分，四分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此神农称也。”这可作为研究唐代医药方书中方剂重量的参考。汉代称以黍、铢、两、斤计量，而没有“分”的计量单位。到了晋代，则以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从孙思邈的记载来看，这种度量衡至唐代的医书中仍沿用之。至宋代，创制了两、钱、分、厘、毫的十进位的计量方法，积十六两为一斤，这种度量衡的制度，一直沿用到清代。
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明确指出：“古之药剂，锱铢分两，与今不同。云一升者，即今之一茶盏也；云铢者，六铢即二钱半，二十四铢为一两也；云三两者，即今之一两；去二两者，即今之六钱半也。”古代的容量有斛、斗、升、合、勺的计量单位，均以十进位制，即十勺为一合，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斛。中医方剂中也常有升、合、勺的容量单位，如汉代张仲景《伤寒论》的“半夏泻心汤”，半夏半升，黄芩、干姜、人参各三两，黄连一两，大枣十二枚，甘草三两。煎服方法为，“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药的水煎液用斗和升来计量，今人考证，古代的一升折合成市制，只相当于今天的0.34市升，饮用的量并不大。但“半夏半升”，怎样折算成重量呢？宋代的《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中说：“凡方云半夏一升者，洗毕称五两为正；蜀椒一升者，三两为正；吴茱萸一升者，五两为正”。根据药品块茎、籽实等质地的轻重不同，一升约为三至九两。
清代医学家徐大椿在《医学源流论·古今方剂大小论》中辩解说：“今人以古人气体充实，故方剂分两甚重，此无稽之谈也。自三代至汉、晋，升斗权衡，虽有异同，以今较之，不过十分之二。”他举例说，张仲景的“桂枝汤”，是治疗伤寒的大剂，桂枝、芍药各三两，甘草二两，共八两为一剂，合为清代的剂量，只一两六钱，又分三次服，则一服不过五钱三分。古末药用方匕，不过今之六七分，今服三四钱也。他强调说：“古人用药，分两未尝从重”。可见在徐大椿所处的清代，方剂已经有了重量越来越重的医弊。明代大医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今古异制，今用一钱可也。”后人多从其说，汉代方剂中的一两，今人多折合为3克。以桂枝汤为例，桂枝、芍药各为9克，甘草则为6克。
陆游笔下的“一字”和袁枚书信中的“刀圭”，都是古代中药散剂的计量单位。除此之外，还有方寸匕、钱匕等名称。所谓方寸匕者，作匕正方一寸，抄取散药时，以不落为度。刀圭，即方寸匕的十分之一。钱匕者，即以汉代的五铢钱抄取药末，亦以不撒落为度；半钱匕者，则为抄取一半。“一字”，即以唐代的开元通宝钱币抄取药末，填去一字之量；至于刀圭者，乃十分方寸匕之一。其中一方寸匕散药者约合五分，一钱匕的散药约合三分，一字量的散药约合一分。除此之外，中医还常用撮、枚、鸡子黄、梧桐子等来作为丸药的计数量单位。
古往今来，随着度量衡制度的变更和完善，中药的剂量也经历了由拟量、估量到数量单位的沿革和完善的过程。中医界有药物剂量是“不传之秘”的说法，药物剂量是药物取得疗效的关键。药物随着剂量的不同，作用也随之而改变。例如红花少用则养血，如大剂量应用则变为破血；又如“厚朴三物汤”和“小承气汤”，二方的药物组成本来相同，只是每味药物的剂量不尽相同，它们的功效和主治证就大不相同。因此，临床上在掌握药典中基本用量的同时，还要因人、因地、因时、因病而异，正确把握和使用中药的剂量。古方今用，去伪存真，使国粹中医药在新的时代，为人类的健康续写新的篇章。苍松翠柏
孔子在《论语·子罕》中云：“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形象符号中，松柏是品德和操行的象征，又常常是文人墨客笔下吟咏的健康和长寿的比兴。南朝宋时文学家鲍照在《松柏篇并序》中说：“松柏受命独，历代长不衰。人生浮且脆，鴥若晨风悲。”这是他在患脚气病不愈，病中读了魏晋时文学家傅玄的乐府诗《龟鹤篇》后，感慨人生苦短而发出的时光不在的自挽诗。唐代大诗人杜甫在《蜀相》诗中说：“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在中药大家族中，松树的针叶、松节、松脂、松花、果壳、树皮、松籽等都可入药，历代本草书中均有记载。针状的松叶性味苦温，有祛风燥湿、杀虫止痒的作用，可煎汤内服或外用，亦可浸酒和酿酒。唐代文学家张九龄有“松叶堪为酒，春来酿几多。不辞山路远，踏雪也相过”的诗句传世。唐代医学家孙思邈的《千金方》中，载有“松叶酒”的酿法，用于治疗“脚弱十二风，痹不能行”。宋代学者陆佃在他的名物训诂书《埤雅》中解释说：“柏之指西，犹针之指南。柏有数种，入药惟取叶扁而侧生者，故曰侧柏。”侧柏，又称柏树、香柏，是我国特产的常绿乔木，中医以嫩枝叶和种仁入药。侧柏叶性味苦涩，微寒，归肺、肝、大肠经。有凉血止血、祛风除湿、散肿解毒、化痰止咳、生发乌发的功能。李时珍在《本草纲目·木部·柏》中说：“柏子仁，性平而不寒不燥，味甘而补。辛而能润，其气清香，能透心肾，益裨胃，盖仙家之上品也，宜乎滋养之剂用之。”明代医家彭用光的《体仁汇编》中载录的“柏子养心丸”，以柏子仁为主药，配伍枸杞子、麦冬、当归、党参、酸枣仁等，具有补气养血、宁心安神的功效，主治心气虚弱、心悸易惊、失眠多梦、健忘怔忡、口干盗汗等症。柏子仁还有养血虚润肠燥的功能，极适合老年人和产后便秘的患者服用。
苍：青色。翠：青绿色。苍松翠柏指四季常青的松柏，常用来比喻具有高贵品质和坚定节操的人。清代萧执中的《勉县定军山武侯墓楹联》：“古石幽香名士骨；苍松翠柏老臣心。”清代学者刘鹗的《老残游记》第二回：“只见对面千佛山上，梵宇僧楼，与那苍松翠柏，高下相间，红的火红，白的雪白，青的靛青，绿的碧绿。”
孔子《论语·子罕》中云：“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形象符号中，松柏是品德和操行的象征，又常常是文人墨客笔下吟咏的健康和长寿的比兴。唐代诗翁白居易《和答诗十首·和松树》说：“亭亭山上松，一一生朝阳。森耸上参天，柯条百尺长。漠漠尘中槐，两两夹康庄。婆娑低覆地，枝干亦寻常。八月白露降，槐叶次第黄。岁暮满山雪，松色郁青苍。彼如君子心，秉操贯冰霜。此如小人面，变态随炎凉。”诗中借用山上松和尘中槐，来比喻“君子心”和“小人面”，可谓褒贬得贴切形象。南朝宋时文学家鲍照在《松柏篇并序》中说：“松柏受命独，历代长不衰。人生浮且脆，鴥若晨风悲。”这是他在患脚气病不愈，病中读了魏晋时文学家傅玄的乐府诗《龟鹤篇》后，感慨人生苦短而发出的时光不在的自挽诗。
松科是裸子植物门中最大的科，有10个属，共230余种，其中松属就有90多种，是松科也是整个裸子植物门中最大的属。古人称松树为“从容木”，是说它四季如常，不以季节更替而改变自己的形象和操守，“根含冰而弥固，枝负雪而更新”。
在中药大家族中，松树的针叶、松节、松脂、松花、果壳、树皮、松籽等都可入药，历代本草书中均有记载。针状的松叶性味苦温，有祛风燥湿、杀虫止痒的作用，可煎汤内服或外用，亦可浸酒和酿酒。唐代文学家张九龄有“松叶堪为酒，春来酿几多。不辞山路远，踏雪也相过”的诗句传世。唐代医学家孙思邈的《千金方》中，载有“松叶酒”的酿法，用于治疗“脚弱十二风，痹不能行”。民间用松针煎剂，治疗脱发、失眠、阴囊湿疹、关节疼痛等疾病。松节性味苦温，有祛风燥湿、舒筋通络之功，常用于历节风痛、脚气痿软、跌损瘀血等症。今人用其提取的松节油，通过熏蒸和洗浴，来治疗关节疼痛、跌打损伤、痛风等疾病，有较好的活血化瘀、祛风止痛的功效。松树的针叶和松节提炼的芳香油，已经广泛地应用于肥皂、牙膏、化妆品等生活用品和糖果、香精、饼干等食品中。晋代医学家、养生学家葛洪在《抱朴子》中，记载了一则松香治癞疾的医案：上党有个叫赵瞿的人，患了麻风病后，众医家施方治之不效。因惧怕传染，家人将其送到野外一山穴中。有一位仙人路经洞穴前，听到瞿的哭诉声后，从药囊中拿出药丸给瞿，便飘然而去。赵瞿如其言服用百余日后，身上的癞疮竟然痊愈，且肤色丰悦玉泽如初。当仙人又过此地时，瞿跪谢再三，并乞问所授囊中是何药？仙人告曰：“此乃松脂耳。汝炼之服食，可以长生不死。”瞿辞谢而后归家，家人皆以为鬼魂，邻居们也都惊愕不已。瞿诉说了原委，才释解了众人的疑惑。此后，他长服松脂，“身体转轻，气力百倍，登危越险，终日不极。且年百七十岁，齿不堕，发不白。”这则故事中所说仙人所传的秘方，就是松科植物马尾松及其同属多种松树的树脂——松香，性味苦、甘，温，归肝、脾经，有生肌止痛、燥湿杀虫的功能，多用于治疗痈疽疖肿、疥癣疮痒等外科疾病。
唐代诗人白居易有“腹空先进松花酒，乐天知命了无忧”的诗句，说的是松花粉酒的养生保健作用。松花即松树的花粉，春末夏初时采集，又称松黄。唐代苏敬等的《新修本草》中载，“松花即松黄，拂取正似蒲黄，久服令轻身，疗病胜似皮、叶及脂也。”宋代寇宗奭的《本草衍义》中说，“其花上黄粉名松黄，山上人及时拂取，作汤点之甚佳，但不堪停久，故鲜用寄远……松黄一如蒲黄，但其味差淡，治产后壮热、头痛、颊素、口干唇焦、多烦躁渴、昏闷不爽。”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称：“松花，甘、温、无毒。润心肺，益气，除风止血，亦可酿酒。”除了药用外，历代中医食疗的方书中，都有用松花粉做汤、制馅、蒸饼、酿酒的记载。南宋学者林洪的烹饪著作《山家清供》中就载有“松黄饼”的制作方法：将松花粉与米粉水调后，制成如古龙涎饼状，称其“不唯香味清甘，亦能壮颜益志”。现代药理研究表明，松花粉含有蛋白质、氨基酸、矿物质、维生素、酶与辅酶、脂肪、黄酮、核酸、单糖、多糖、磷脂等多种营养成分，具有抗疲劳、抗衰老、保肝、改善心脑功能和性功能等作用。松树的表皮又称赤龙皮，治疗肠风下血、疮疡烫伤等症。松子仁润肠通便，含有脂肪油，主要为油酸醋、亚麻油及蛋白质等，是时令干果和食疗佳品。
唐代诗人杜甫在《蜀相》诗中说：“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柏树被誉为斗寒傲雪的百木之长，属裸子植物门杉纲科的常绿乔木或灌木，全世界共有22个属，约150种，分布于南北半球。我国有8属29种，广布于全国各地，有圆柏、桧柏、竹柏等品种。我国著名的寺庙园林和名胜古迹处，常常可以看到古柏参天，郁郁葱葱。生长在陕西省黄陵县轩辕皇帝陵庙院内的黄陵古柏，高达20米，树围10米，传说为轩辕帝亲手栽植，距今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
宋代药学家寇宗奭在《本草衍义》中说，柏树“千万株皆一一西指，盖此木至坚，不畏霜雪，得木之正气，他木不及。”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木部·柏》中说：“万木皆向阳，而柏独指西，盖阴木而有贞德者。”宋代学者陆佃在他的名物训诂书《埤雅》中解释说：“柏之指西，犹针之指南。柏有数种，入药惟取叶扁而侧生者，故曰侧柏。”侧柏，又称柏树、香柏，是我国特产的常绿乔木，中医以嫩枝叶和种仁入药。侧柏叶性味苦涩，微寒，归肺、肝、大肠经。有凉血止血、祛风除湿、散肿解毒、化痰止咳、生发乌发的功能。主治吐血、鼻衄、咯血、便血、尿血、崩漏带下、风湿痹痛、水火烫伤、久病咳喘、脱发白发等疾病。
侧柏叶是常用的凉血止血药，常用于血热所致的吐血、咳血、便血、尿血、崩漏等出血性疾病，单用炒侧柏叶煎服，亦可配伍滋阴、温经、固涩等药同用。汉代张仲景《金匮要略》中的“柏叶汤”，即以侧柏叶与炮姜、阿胶、马通汁组方，治疗虚寒吐血之疾。宋代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中的“四生丸”，用生侧柏叶、生地、生荷叶、生艾叶配伍，是治疗妇科崩漏下血的名方。明代朱橚等著的《普济方》中，治疗鼻衄血流不止，用侧柏叶、石榴花各等份研末，吹入鼻孔，止血效果颇佳。治疗肠风痔漏下血，常用侧柏叶、陈槐花研末为丸，空腹米酒送服。古人认为侧柏叶有乌须生发之功。宋代王怀隐等著的《圣惠方》载，侧柏叶用黄精汁九蒸九晒后，为末如梧桐子大服用，可治疗眉发脱落、斑秃发枯等症。亦可用侧柏叶阴干后为末，与麻油共调成膏状外涂之，治疗脱发和白发。今人常用侧柏叶与桑叶、女贞子、旱连草、何首乌、熟地等组方，治疗须发早白、发枯易脱等症。民间亦有用侧柏叶疗疾的单验方，用新鲜的侧柏叶捣汁外用，可治疗烫伤、烧伤，止痛而不留瘢痕。捣烂后外敷，用于腮腺炎的治疗。李时珍在《本草纲目·木部·柏》中说：“柏性后凋而耐久，禀坚凝之质，乃多寿之木，所以可入服食。道家以之点汤常饮，元旦以之浸酒以辟邪，皆有取于此。”古人将侧柏的嫩枝嫩叶，当做延年益寿的上品服食，或代茶饮或用之浸酒。唐代孙思邈的《枕中方》载：“嫩柏叶新松芽阴干为末，与茯苓、人参共为散服，可滋五脏六腑，清明耳目，强壮不衰老。”
柏子仁是中医食药皆宜的良药，始载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被列为上品，称其有“主惊悸、安五脏、益气、除湿痹；久服令人润泽、美色、耳目聪明、不饥不老、轻身延年”的功效。性味甘平，入心、肾、大肠经。具有宁心安神、润畅通便、敛汗生津的功效，可以治疗虚烦不眠、惊悸健忘、遗精盗汗、肠燥便秘等症。李时珍在《本草纲目·木部·柏》中说：“柏子仁，性平而不寒不燥，味甘而补。辛而能润，其气清香，能透心肾，益脾胃，盖仙家之上品也，宜乎滋养之剂用之。”明代医家彭用光的《体仁汇编》中载的“柏子养心丸”，以柏子仁为主药，配伍枸杞子、麦冬、当归、党参、枣仁等成方，具有补气养血、宁心安神的功效，主治心气虚弱、心悸易惊、失眠多梦、健忘怔忡、口干盗汗等症。以柏子仁还有养血虚润肠燥的功能，极适合老年和产后便秘的患者服用。元代医家危亦林《世医得效方》中的“五仁丸”，以柏子仁与桃仁、杏仁、松子仁、郁李仁、炒陈皮炼蜜为丸，主治血虚津枯，大肠传导秘涩而致的便秘。亦可与核桃仁、蜂蜜煮成“柏子仁粥”食用。柏子仁主产于山东、河南、河北等地，以粒大饱满、颜色黄白、油润肥厚者为佳，可用先行炒制或先行蒸制的压榨法，炮制加工成柏子仁霜。清代医家陈士铎著的《本草新编》称柏子仁霜“兴阳道，杀百虫，止惊悸，安五脏，风眩头痛。亦可调煎，久服不饥，增寿耐老，此药尤佳，延生之妙品也……尤宜与补心肾之药同用，则功用尤神。”
唐代诗人刘禹锡有“后来富贵已零落，岁寒松柏犹依然”的诗句，说的是在艰难困苦的逆境，才能体现出一个人的节操和品德。清代医家程文囿著的《杏轩医案》中云：“恬淡虚无，御神持满，庶几松柏之姿，老而益劲也。”说明一个人勤于心志的养生，才能如松柏般长寿的道理。程门立雪
唐代文学家韩愈在《师说》中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在中国医学史上，名医辈出，学派传承，留下了诸多拜师求教的轶事，薪火相传的史记。不论是医经学派还是河间学派，如扁鹊与长桑君，张仲景与张伯祖等，都续写着程门立雪的医学新篇章。
金代医学家李东垣，年轻时老母有病，因被无术的医生杂治不效而亡，且至死亦不知为何病。他痛感古人所说不知医而不能尽孝之理的深刻，于是立志学医，捐千金拜名医张元素为师，尽得其学。其学术成就超越了自己的恩师，成为中医补土学派的一代宗师。
中医学学术思想的师承和医学流派的产生，有家族型、师徒型、学派型等多种人才结构。叶天士是清代三世为医的著名温病学大家，他一生拜17位医家为师，是苏州名医王子接的得意门生之一。王子接年轻时曾著《脉色本草伤寒杂病》刊行，年逾50后，其术益精，他深悔从前急于著书之浅薄，遂焚其所著。其所著《绛雪园古方选注》，记载了他50余年临证的心得，乃其暮年与诸门人切磋方义，由弟子记录整理而成。王子接的学术思想和医德对叶天士的影响很大。叶天士的弟子甚多，其代表著作《温热论》，系其门生顾景文在舟中记录其论医的言论整理而成。记录他经验的《临证指南医案》，则由弟子华岫云辑录刊行于世。
明代医家吴崑，15岁拜儒医余午亭为师。老师对他说，要“友天下之士，访道高名师”。吴崑下三吴，赴江浙，游荆襄，抵燕赵，负笈万里，问师72人，终于成为新安医学的代表医家，有《医方考》、《脉语》和《黄帝内经素问吴注》传世，是中医史上记载的拜师最多的著作家和临床家。
程，程颐，宋代著名的学者。立，侍立。程门立雪旧指学生恭敬地受教，也比喻尊师重教之人。元代脱脱的《宋史·杨时传》：“见程颐于洛，时盖年四十矣。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云。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程颢和程颐同为宋代著名的理学家。人谓“二程”。其学说后来被朱熹继承和发展，世称“程朱学派”。进士杨时为钻研学问，到处寻师访友，曾就学于洛阳著名学者程颢的门下。后来他又将杨时推荐给其弟程颐，在洛阳伊川所建的“伊川书院”中求学。杨时已40多岁，经纶满腹。但他仍谦虚谨慎，尊师敬友，深得程颐的喜爱，被视为得意门生。一次，杨时与门生游酢一起去向程颐问道，却不巧遇上老师在屋中打盹儿。杨时便劝告游酢不要惊醒程颐，两人静立在门口等老师醒来。一会儿，天上飘起了鹅毛大雪。游酢实在冻得受不了，几次想叫醒程颐，都被杨时阻拦住了。直到程颐一觉醒来，才发现门外站立的两个雪人是自己的弟子。程颐深受感动，从此更加悉心地传授理学精粹。杨时也不负重望，回到南方传播程颐的理学思想，并形成独家的学派，世称“龟山先生”。
唐代文学家韩愈在《师说》中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在中国医学史上，名医辈出，学派传承，留下了诸多拜师求教的轶事，薪火相传的史记。不论是医经学派还是河间学派，如扁鹊与长桑君，张仲景与张伯祖等，都续写着程门立雪的医学新篇章。金代医学家李东垣，年轻时老母有病，因无术的医生杂治不效而亡，且至死亦不知为何病。他痛感古人所说不知医而不能尽孝之理的深刻，于是立志学医，捐千金拜名医张元素为师，尽得其学。学术成就超越自己的恩师，后来成为中医补土学派的一代宗师。
清代文学家梁章钜著的《浪迹丛谈》载：“雍乾间，吴县叶天士，名桂，以医名于当时。自年十二至十八，凡更十七师，闻某人善治某症，即往执弟子礼，既得其术，辄弃去。”叶天士是清代三世为医的著名温病学大家。祖父叶时是位医术精湛的儿科医生，活人无数，被病家誉为“儿科圣手”。父亲叶朝采则精于外科，阴疽阳肿，疔疮疥癣，着手即愈。叶时的孙子叶桂，字天士，号香岩，自幼聪明好学，把家中的四书五经、医典本草遍览无余。耳濡目染，济世救人的大志成于胸中。14岁时，叶朝采去世，叶桂便跟着父亲的得意门生朱氏学医。
清代吴芗厈的《客窗闲话·续集》载，一位孝廉入都参加科举秋试，舟至姑苏时患病。同伴抬着他到叶天士的诊所“种福堂”诊治。叶天士诊脉察舌后说：“君所患之疾系感冒风寒，一药即愈。但当发消渴之症，恐怕无药可治。”孝廉惶然泣下，辞伴欲归。同伴说，此乃医家吓人生财之道，何必介意，劝他进京应考。船至镇江，举子们同游金山寺。一医僧为其诊脉后，也说其将发消渴。孝廉告诉医僧，这与叶天士说的一样，是否也无药可用。医僧笑曰：“谬哉！药不能救病，圣贤何必留此一道。”嘱孝廉此后渴则用梨代茶，饥则用梨作膳，服百斤可愈疾。
孝廉考完试后经姑苏，又请叶天士诊视，曰：“君无疾，何治？”孝廉将老僧之诊断和药方告之。叶天士听说后，马上摘牌散徒，隐名埋姓到金山寺，拜老僧为师，研习医术。侍诊数日后，老僧对他说：“你的医术与姑苏叶天士不相上下，不必跟我为徒了。”并将自己的医案送与叶天士。吴芗厈感叹道：“医道至叶天士，已成名手，尤耻不及人而精益求精。”
叶天士还曾拜苏州名医王子接为师，是其得意门生之一。王子接年轻时曾著《脉色本草伤寒杂病》刊行，年逾50后，其术益精，他深悔从前急于著书之浅薄，遂焚其所著。潜心于医经、本草，深得仲景医书之奥旨。《绛雪园古方选注》记载了他50余年临证的心得，乃其暮年与诸门人切磋方义，由弟子记录整理而成。另著有《得宜本草》，收录药物354种。王子接的学术思想和医德对叶天士的影响很大。叶天士的弟子甚多，其代表医著《温热论》，系其门生顾景文在舟中记录其论医的言论整理而成。记录他经验的《临证指南医案》，由弟子华岫云辑录刊行于世。私淑叶天士学术思想的医家有吴瑭、章楠、王士雄等，皆是清代著名的医家。
尽管医名卓著，但叶天士仍不失大医情怀，尊重同道。据清代清凉道人的《听雨轩笔记》载：叶天士的老母患病，他自治不效，遍请城中的医家施方无效。忧心如焚的叶天士问仆人，“此间医士，尚有学问深而名未著者乎？”仆人说，后街有位章姓医生，自夸医术过主人，求诊者却寥寥无几。叶天士说：“能为大言，当有实学，速请之。”章氏诊脉后，索前医所用过的药方，看后说，“药与症和，太夫人病由热邪郁于心胃间，何不用黄连？”叶天士深佩不已，说：“吾欲用之，但家母年高，恐灭真火。”章氏医曰：“太夫人脉长而有神，况有病无殒，用之何害？”一剂病减，再投而病愈。叶天士遂备厚礼踵门拜谢，酬以杯缎。章氏辞曰：“鄙见偶符尊意，何足言谢！先生他日若肯为章某缓颊揄扬，则某之蒙惠多矣。”此后，遇有求医者，叶天士便说：“章某术过于我，可请治之。”章氏声价顿起，医名遐迩。另一医家王相，寓居叶天士宅旁行医。每逢叶以不治相辞者，王相则收而治之，每获良效。叶天士大奇之，常与其探讨医理药妙，一时成为街巷市井的佳话。
俗话说严师出高徒，医学思想的师承和学术流派的产生，有家族型、师徒型、学派型等多种人才结构。如明代医家李时珍，父亲李言闻曾为太医院吏目，颇有医名；其次子李建元承父业行医，献《本草纲目》于朝庭后刊行于世；四子李建方中年后亦选入太医院为医士。明代医家王仲光，初习儒。慕名医戴原礼之学术，前往拜师求教，被告须熟读《素问》三年再议。王乃归家读医经等典籍三年后，又与戴原礼谈论医道，自叹不如。他将戴氏的《彦修医案》取归，精心研究十余年，遂医名满吴下。戴原礼是明代著名医家，少随父亲戴垚受教于金代名医朱丹溪的门下，尽得其术。明代洪武年间征为御医，明太祖朱元璋甚为器重，明建文年间擢升太医院院使。从其收徒之严，便可观名师对传承弟子的素质要求之高。清末医家王似山治学严谨，训徒学规有三：书本不熟者不得临证，书法不工者不准写方，不修礼貌者不带出诊。这正是古代中医被称为“仁术”的文化内涵所在。
明代医家吴崑，15岁拜儒医余午亭为师。老师对他说，要友天下之士，访道高名师。吴崑下三吴，赴江浙，游荆襄，抵燕赵，负笈万里，问师72人，终于成为新安医学的代表医家，有《医方考》、《脉语》和《黄帝内经素问吴注》传世，是中医史上记载的拜师最多的著作家和临床家。齿若编贝
汉代辞赋家东方朔是位幽默大师，常在武帝诸臣面前谈笑取乐，“然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但刘彻却始终把他当作俳优看待，不得重用。于是，他写了《上书自荐》，说自己“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这便是成语“齿若编贝”的由来。
牙齿的功能不仅仅是咀嚼食物，而且与个体的发育、语言、美观、智力、寿命等都密切相关，是一个人终身不变的“身份证”。
古代医家早就观察到牙齿与年龄的增长、发育和生殖之间的生理联系。中医典籍《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中有“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三八肾气平均，筋骨劲强，故真牙生而长极……五八，肾气衰，发堕齿槁……八八，天癸竭，精少，肾藏衰，形体皆极，则齿发去”的论述。男性的发育、生殖和衰老，牙齿的生长、更替、枯槁、脱落成为考量的一个重要指标。
最早刷牙的记载见于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一位穿袈裟的和尚，蹲在地上，左手持漱口水瓶，用右手中指揩前齿。后来，又用杨柳枝代替手指来揩牙，故杨枝又有“木齿”之称。我国是世界上最先使用牙刷的国家。宋代周守中的《养生纂要》中说，用马尾制成的“刷牙子”刷牙，“恐根浮兼牙疏易摇，久之易患牙痛”。宋代王怀隐等著的《太平圣惠方·牙齿历蠹》中，就载有多个治疗和保健作用的方剂。如“皂盐散方”，用皂荚、盐花、槐白皮、升麻、白矾、甘松、细辛为细散，先以盐揩齿，后用药半钱匕，匀敷之，此可谓今之药物牙膏的雏型。元代忽思慧著的《饮膳正要》中，将食盐作为口腔保健的药物使用。书中说：“凡平旦盐刷牙，平日无齿疾。”明代医学家张介宾在《景岳全书·杂证谟·齿牙》中，介绍了他亲自验证的护齿、健齿的经验——叩齿，这是中国人牙齿保健的又一发明。“齿若编贝”这句成语，出自汉代班固的《汉书·东方朔传》。东方朔是西汉时的辞赋家，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惠民）人。汉武帝即位后，征四方贤良才俊士人。东方朔上书自荐，诏拜为郎。后任常侍郎、太中大夫等职。他性格诙谐，言词敏捷，滑稽多智，常在武帝诸臣面前谈笑取乐，“然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但刘彻却始终把他当作俳优看待，不得重用。于是他写了《答客难》、《非有先生论》等辞赋，以陈说志向和发抒自己的不满。东方朔在《上书自荐》中写道：“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编贝，是指古代将贝壳当货币，用绳子将同样大小的贝壳穿成串称“编贝”。东方朔在给皇帝的自荐书中，说自己的眼睛像珍珠一样明亮，牙齿如编贝一样整齐洁白，可谓幽默生动了。
牙齿是人体最坚硬的组织，不同的民族在牙齿上留下的“印记”并不一样。欧洲白种人的牙齿排列为V型，蒙古人为抛物型，非洲黑人为方型。其次，不同人种的第二颗下臼齿也有所不同：欧洲人有5个齿尖的只占总人数的1%，非洲人占8%，而蒙古人则占31%。牙齿的功能不仅仅是咀嚼食物，而且与发育、语言、美观、智力、寿命等都密切相关，是一个人终身不变的“身份证”。古代医家早就观察到牙齿与年龄的增长、发育和生殖之间的生理联系。中医典籍《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中有“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三八肾气平均，筋骨劲强，故真牙生而长极……五八，肾气衰，发堕齿槁……八八，天癸竭，精少，肾藏衰，形体皆极，则齿发去”的论述。男性的发育、生殖和衰老，牙齿的生长、更替、枯槁、脱落成为考量的一个重要指标。中医脏腑学说认为，肾藏精，而精能生髓。髓有骨髓和脊髓之分，骨髓贮于骨中以养骨骼，骨的生长、发育、修复等，都要靠肾精的滋养，所以说“肾主骨”。而“齿为骨之余”，意即牙齿为骨的外余部分，齿与骨同出一源，也属于肾，由肾精所充养。因此，肾精充足，骨髓生化有源，故骨骼及牙齿均坚固有力。肾精虚少，骨髓化源不足，则可出现骨骼脆软无力，小儿囟门迟闭，牙齿生长迟缓，甚至发育不良等；成人则牙齿易于松动或过早脱落。脊髓上通于脑，脑为髓聚而成，所以又称“脑为髓之海”，为奇恒之府之一。古人认为人的精神活动和思维能力，除与心主神有关外，也与肾相关联。因为脑髓依赖肾精才能不断化生，肾精不足，则脑髓不充，可见头晕耳鸣、健忘失聪等症。瑞典科学家最新的研究显示，缺牙的人的记忆力比牙齿健全的人要差得多，缺牙也是老年人易患失忆症和老年痴呆的原因之一。研究人员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对1962名年龄在35～90岁的志愿者进行跟踪调查，对牙齿健全者的记忆力和牙齿被拔除或使用假牙者的记忆力进行比较发现，在教育、年龄、疾病史等因素全部相似的情况下，牙齿健全者的记忆力明显比缺牙者要好得多。可能是因为牙齿有很多神经与大脑相连，当牙齿被拔除时这些神经相应消失了的缘故。这与中医脑—髓—齿的学说，有异曲同工之义。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注重牙齿保健的古老民族之一。早在《礼记·内则第十二》中有“鸡初鸣，咸盥、漱、栉”的记载，说明先民们已有了早晨洗手、漱口、梳头的卫生习惯。牙齿是健康的标志，也是美丽的象征。《诗经·硕人》中描写卫庄公的妻子庄姜容颜美丽，“领如蝤蛴，齿如瓠犀”，即指她的脖颈像木头里的蛀虫又白又长，牙齿如同葫芦的种子整齐洁白。汉代文学家司马相如的《美人赋》中也有“臣之东邻，有一女子，云发丰艳，蛾眉皓齿，颜盛色茂，景曜光起”的描绘，都把牙齿作为美貌的特征加以吟咏。因此，牙齿的健康就成为具有美学意义的自我保健内容。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了当时名医淳于意的25个医案，其中一个口腔疾病的病例说：“齐中大夫病龋齿，臣意灸其左大阳明脉，即为苦参汤，日漱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风，及卧开口，食而不漱。”明确指出龋齿的病因是风邪和食后不漱口所致。隋代医学家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中说“食毕常漱口数过，不尔，使人病龋齿。”这里指的是要饭后漱口，去除食物残渣。《诸病源候论》卷二十九还说：“牙齿皆是骨之所终，髓之所养也。手阳明、足阳明之脉，皆入于齿，风冷乘其经脉，则髓骨血损，不能荣润于牙齿，故令牙齿暗黑，谓之历蠹。”宋代张杲的《医说》中更明确指出：“世人奉养，往往倒置，早漱口不若将卧而漱，去齿间所积，牙亦坚固。”主张早晚都要养成漱口的习惯。古人漱口普遍采用的是含漱法，以盐水、浓茶、酒等液体为漱口剂。唐代医家孙思邈著的《备急千金要方》中载：“每旦以一捻盐内口中，以暖水含……口齿牢密。”元代医家李鹏飞著的《延寿参赞书》中，有用浓茶漱口的记载：“凡饮食讫，辄以浓茶漱口，烦腻既去，而脾胃自和。凡肉之在齿，得茶漱涤，不觉脱去而不烦挑剔也。”现代药理分析，茶叶中除含有维生素外，还含有单宁和少量的氟化合物，单宁具有抗菌、杀菌作用，氟化合物有防止龋齿的作用。说明古代主张用浓茶漱口预防龋齿，是符合科学原理的。关于酒后漱口，张杲的《医说》有“刘几年七十余多，精神不衰，每一饮酒辄一漱口，虽醉不忘也，曰此可以无齿疾。”1976年，江西省南昌市发掘了汉末三国东吴时代的高荣墓葬。出土文物中有一个金制的，两端分别为耳挖勺和小杨枝的龙形器物。小杨枝是龙的尾部，圆形，末端呈尖状。研究者考证认为，这是墓主人生前用来剔除齿间食物残渣的口腔清洁用具，此小杨枝也就是今之牙签的雏形。据专家的考证，“牙签”一词始见于西晋。晋代陆云在致其兄陆机的家书有“一日行曹公器物，有剔牙签，今以一枚寄兄”，可见牙签在当时尚属希罕之物。
最早刷牙的记载，见于敦煌莫高窟第196窟中的壁画《劳度叉斗头圣变》，画有一穿袈裟的和尚，蹲在地上，左手持漱口水瓶，用右手中指揩前齿。后来，又用杨柳枝代替手指来揩牙。印度人曾经用杨枝刷牙，所以杨枝又叫“木齿”。后来此法随佛教传入我国，唐代医家王焘的《外台秘要》说，用杨枝将一头咬软，蘸了药物揩牙，可使牙“香而光洁”。齿木据说是僧人必备的日常生活用品之一。僧人餐后都要将齿木嚼成细条状，用来剔除齿间残物，兼有牙刷和牙签的双重功能。清洁牙齿之后，方可去诵经礼拜。佛经《华严经》上甚至把嚼杨枝归纳为消宿食、除痰疾、解众毒、去齿垢、发口香、能明目、润泽喉咙、防唇裂、增益声气、食不爽味十大功能。不仅杨枝，柳枝、槐枝、桃枝等也用来洁齿，明代医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木部·柳》中也说，用嫩柳枝“削为牙枝，涤齿甚妙”。
医史学专家认为，我国是世界上最先使用牙刷的国家。因为在辽代墓穴中发现过两把骨柄的牙刷，距今已有1000多年，比欧洲的记载要早600多年。英国皮匠爱迪斯于1780年才发明植毛牙刷，在此之前，欧洲人用布擦洗牙齿。爱迪斯把鬃毛缚在骨头上，从此改进了欧洲人的刷牙工具。元代正式有“牙刷”一词，见于郭玉的诗“南州牙刷寄来日，去垢涤烦一金值。”宋代周守中著的《养生纂要》中说，用马尾制成的“刷牙子”刷牙，“恐根浮兼牙疏易摇，久之易患牙痛。”有了牙刷，就要有牙粉或牙膏。古人常用青盐作牙粉，也用中药制成“牙膏”。宋代王怀隐等著《太平圣惠方·牙齿历蠹》中，就载有多个治疗和保健作用的方剂。如“皂盐散方”，用皂荚、盐花、槐白皮、升麻、白矾、甘松、细辛为细散，先以盐揩齿，后用药半钱匕，匀敷之。“柳枝膏方”用柳枝、防风、细辛煎至浓汁去滓成膏，以瓷器收，每用薄纸，剪如柳叶，涂药贴齿上。“药膏药齿方”用柳枝、槐枝、桑枝煎水收膏，入姜汁、细辛、川芎等中药末，用其擦牙，此可谓今之药物牙膏的雏型。元代忽思慧的《饮膳正要》中，将食盐作为口腔保健的药物使用。书中说：“凡平旦盐刷牙，平日无齿疾。”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收载了很多以食盐健齿的方剂。他将牙痛分为风热、湿热、肾虚、虫龋等多种类型。书中指出，用食盐“揩牙洗目，坚牙明目，止宣露。卧时封龈，止牙痛出血。”书中说，以槐枝与盐同煎，可有“祛风热固齿”的功能。以旱莲草同盐共炒，揩牙后有“乌须固齿”之效。以松节煎水，入盐后漱口，可治疗风火牙痛。按照中医的脏腑学说，味咸入肾，齿为骨之余，肾主骨。因此，盐的固齿保健作用不可小觑。历代笔记杂著中，也能读到青盐揩齿方的记载。宋代僧文莹著的《玉壶清话》中，有一首揩齿方的的歌诀：“猪牙皂角及生姜，西国升麻蜀地黄。木律旱莲槐角子，细辛荷叶要相当。青盐等分同烧煅，研末将来使最良。揩齿牢牙髭鬓黑，谁知世上有仙方。”这个揩齿方用9味中药与盐配伍，不仅固齿洁牙，而且还有乌须黑发的作用。清代梁章钜的《浪迹丛谈》卷八中也载有治牙痛固齿的揩齿方：生大黄一两，杜仲五钱，熟石膏八钱，青盐一两，合研为末。梁章钜因“牙痛颇剧，用此方顿瘥”，把本方誉为“擦牙之第一方”。
我国还是掌握牙齿修补术的最早的国家，不但用附子、雄黄末等来填塞蛀牙，也用汞合金来补牙，称作“银膏”。据宋代曹孝忠等人编修的《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载，唐代即有用白锡、薄银、水银制成的“银膏”，用来“补牙齿缺落”。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中有“近闻有医以补坠齿为业者……”的记载，可见宋代已经有了以补牙为业的专职口腔医生。宋代楼钥的《攻媿集》里，说有一位叫陈安的医者，“术妙天下”，“凡齿有疾者，易之以新，才一举手，使人终身保编贝之美。”
在中国古代的传统养生术中，叩齿是简便易行的口腔保健操。唐代白居易的《晚起闲行》诗云：“皤然一老子，拥裘仍隐几。坐稳夜忘眠，卧安朝不起。起来无可作，闭目时叩齿。”南宋周密著的《癸辛杂识前集·胎息》说：“每日以子时后，披衣坐，面东或南，盘足坐，叩齿三十六通。”叩齿就是空口咬牙，是一种较常见的牙齿保健方法。叩齿震动牙根周围的组织，兴奋牙体和牙周组织的神经、血管和细胞，促进了牙体和牙周组织的血液循环，增强其抗病能力。明代医学家张介宾在《景岳全书·杂证谟·齿牙》中，介绍了他亲自验证的护齿健齿经验说：“古有晨昏叩齿之说，虽亦可行，然而谷谷震动，终非尽善之道。余每因劳因酒，亦尝觉齿有浮突之意，则但轻轻咬实，务令渐咬渐齐，或日行一二次，或二三次，而根自固矣。又凡于小解时，必先咬定牙根而后解，则肾气亦赖以摄，非但固精，亦能坚齿。故余年逾古稀，而齿无一损，亦大得此二方之力。”
世界卫生组织（WHO）1999年提出的心身健康的十大标准中，将“牙齿清洁、无龋齿、不疼痛；牙龈颜色正常、无出血现象”列为其中之一。看来，不论是美食美容，还是健康长寿，我们都应该像东方朔那样，保持“目若悬珠，齿若编贝”的仪表。抽薪止沸
汉代董卓的《上何进书》中说：“臣闻之扬汤止沸，不如去火抽薪。”在中医的病因学说中，火与风、寒、暑、湿、燥列为六淫之一。其性炎上，燔灼焚焰，多见高热、烦渴、汗出、舌红、脉洪数等症。火最易伤津耗气，使人口干咽燥、小便短赤、大便秘结，甚至会出现心烦失眠、狂躁妄动、神昏谵语等神志方面的症状。《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有“诸躁狂越，皆属于火”的概述。在治疗上，不论是外感病火热证的苦寒药的应用，还是内伤病阴虚火旺证的甘寒药的选择，其机理都在于釜底抽薪——使亢盛的实火或虚火得以清泻，来平衡人体的阴阳。这亦是抽薪止沸在中医学中的具体应用。
在祖国医学史上，有一个专门阐发火热病机、善治火热病证的学术流派——河间学派，以宋金时期河北河间著名医家刘完素为代表。这个学派在形成之初，侧重于外感病中火热病机和疾病的理论与临床，其后续医家如张从正、朱丹溪则另辟蹊径，侧重内伤杂病之火热病机与疾病的治疗与养生，留下了中国医学史上，金元时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火热论、攻邪论、养阴论三说鼎立的繁荣。
薪：柴火。沸：沸腾。抽薪止沸是指抽掉锅底下的柴火，使锅里的水不再翻滚，比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吕氏春秋·数尽》：“夫以汤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则止矣。”汉代董卓的《上何进书》：“臣闻之扬汤止沸，不如去火抽薪。”
火，是中医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一。中医的病因学说认为，火为阳邪，其性炎上，燔灼焚焰，多见高热、烦渴、汗出、舌红、脉洪数等症。火最易伤津耗气，使人口干咽燥、小便短赤、大便秘结，甚至会出现心烦失眠、狂躁妄动、神昏谵语等神志方面的症状。《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有“诸躁狂越，皆属于火”的概述。在治疗上，不论是外感病火热证的苦寒药的应用，还是内伤病阴虚火旺证的甘寒药的选择，其机理都在于釜底抽薪——使亢盛的实火或虚火得以清泻，来平衡人体的阴阳。这亦是抽薪止沸在中医学中的具体应用。
在祖国医学史上，有一个专门阐发火热病机、善治火热病证的学术流派——河间学派，以宋金时期河北河间著名医家刘完素为代表。这个学派在形成之初，侧重于外感病中火热病机和疾病的理论与临床，其后续医家如张从正、朱丹溪则另辟蹊径，侧重内伤杂病之火热病机与疾病的治疗与养生，留下了中国医学史上，金元时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火热论、攻邪论、养阴论三说鼎立的繁荣。
宋徽宗大观年间，太医局医官陈师文、裴宗元将太医局所属熟药所的处方编辑成《校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十卷，分为诸风、伤寒等14门，录方剂674个。从此，“官府守之以为法，医门传之以为业，病者恃之以立命，世人习之以为俗”。至金元时，滥用此官修方书中的方剂成为流弊。由于《校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的成方，用药多偏于温燥，故对于患温热病的病人或阳盛阴虚的患者，有抱薪救火之虞，使病人不耐其所用药物助热劫阴之苦而变生他症。北方的气候干燥，其人“秉赋多强，兼以饮食醇酿，久而蕴热”，即使外感风寒后，也往往容易化热生燥，多不耐《和剂局方》中的方药助热劫阴之苦。
当时的医学界亦因循守旧，医经学派和经方学派的医家，大多墨守张仲景《伤寒论》的治法和照搬《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的方剂，不问是伤寒还是温病，治辄投以辛温香燥之品，常常会贻误病情。宋金之际，战乱又很频繁，黎民百姓的生活不安定，加上天气炎热，致使北部地区的温疫病不断流行，而临证时使用局方、经方的方剂鲜有疗效。疾病谱的变化和治疗方法的相形见绌，使得有创新意识的刘完素独出心裁地发挥，成为中医学史上“寒凉派”的开山之宗，为后世温病学派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他的《素问玄机原病式》、《宣明论方》、《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三消论》、《伤寒标本心法类萃》、《保童秘要》等著作，是医学史上寒凉学派的经典之作。
刘完素火热学说的思想，渊源于《黄帝内经·素问·热论》和《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他认为，风、热（暑）、火、燥、湿、寒六气之中，火热居其二；病机十九条中，火热又居其九，火与热是导致人体病变和阴阳失衡的重要病因。在病机上，刘完素力倡“六气皆能化火”说；在临床治疗上，则分为表里二证，火热在表，则用辛凉、甘寒之法以汗解；表里俱热，则用防风通圣散、双解散以表里双解。火热在里，则用承气诸方以下解；大下之后，热势尚盛，可用黄连解毒汤清余热；热不盛者，可用凉膈散调治。他在论述自己的治法时说：“余自制双解、通圣辛凉之剂，不遵仲景法桂枝、麻黄发表之药，非余自炫，理在其中矣。故此一时，彼一时，奈五运六气有所更，世态居民有所变，天以常火，人以常动，动则属阳，静则属阴，故不可峻用辛温大热之剂。”这足以说明，中医学的理论创新和学术流派的诞生，并不是凭空产生和主观臆造的。师古而不泥古，发挥且不离宗，其源头是中医经典的复习、临证的经验总结和顺应四时气候而变化，这正是中医学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生机所在。自刘完素以后，关于中医火热病治疗的理法方药才自成体系，与当时风行的局方派和经方派，形成标新立异的对峙之势。这突破了魏晋之后中医界治经学，墨守仲景成规；临证时，必用局方之药的保守风气，为后来学者树立了治学和临证的楷模。
自刘完素创立火热学说后，宗其学术思想的学者大有人在，使中医寒凉学派薪火相传，其中著名的医家有穆大黄、马宗素、荆山浮屠等。穆大黄，名字、里籍及著作俱无从考证，时人以大黄称之，其必为善用寒凉药者无疑。荆山浮屠，姓氏、里籍与著作亦无从考。《明史·方技·戴思恭传》中云：“震亨……学医于宋内侍钱塘罗知悌，知悌得之荆山浮屠，浮屠则河间刘守真门人也。”可知其学一传于罗知悌，再传于朱震亨，使河间之说由北方而传到南方。浮屠，是佛学佛陀的异译。佛教为佛所创，古人因称佛教徒为浮屠。刘完素的门生中，荆山浮屠应是一位佛教徒。马宗素，金代平阳人，对热病颇有研究。日本学者冈西为人所著的《宋以前医籍考》中，说他“当得亲炙于守真之门者。”著有《刘河间伤寒医鉴》一书，从伤寒病的角度来发挥刘完素的火热论，并有所发挥，又与另一医家程德斋著《伤寒钤法》一书。
张从正，字子和，号戴人，金代睢州考城人，久居宛丘，故人称“张宛丘”。《金史·本传》中载：“精于医，贯穿《素》、《难》之学，其法宗刘守真，用药多寒凉，然起疾救死多取效。”张从正以阐发河间六气化火病机之旨，并认为风、火、湿、燥皆为邪气，邪留正伤，邪去正安，故治法以攻邪为主，主张祛邪务尽、攻邪从速，遂成为中医攻邪学派的鼻祖。发汗、催吐、泻下，是张从正攻击病邪的主要方法，三法亦分表里，在表汗之，在里或吐或下之，特别是用吐法有得心应手之妙。无论从传统理论的治则理论和临床实际来说，都是极有创见的。传张从正之学的有麻九畴、常德、李子范等。麻九畴，初名文纯，宇知几，人称“麻征君”，金代易州人，擅长经史。据元代学者刘祁的《归潜志》载：“晚更好医方，与名医张子和游，尽传其学。”张子和所著医书，多半出于麻知几之手。张颐斋为《儒门事亲》作的序中曰：“宛丘张子和，兴定中召补太医，居无何求去，盖非好也。于是退而与麻征君知几、常公仲明辈，日游滁上，相与讲明奥义，辨析至理，一法一论，其大义皆子和发之，至于博之于文，则征君所不辞焉。议者咸谓：非宛丘之术，不足以称征君之文，非征君之文，不足以弘宛丘之术，所以世称三绝。”常德，字仲明，金代镇阳人，与麻知几同师承于张子和，亦参与了《儒门事亲》一书的编撰。此外，尚著有《张子和心镜》，首论刘河间的“双解散”及张从正增减之法，其余都属于刘、张二家的学术观点，不难看出，本书实为发挥刘河间火热论。李子范，字林虑，因母老志于医。《儒门事亲·后序》云：“有隐士林虑李君子范者，以其有老母在，刻意岐黄，及得是书，喜而不舍，遂尽得宛丘之传。”
朱震亨，字彦修，元代婺州义乌人，世居丹溪，后人尊称其为“丹溪翁”。他承袭罗知悌的学术理念，倡导“阳有余阴不足论”，侧重于内在火热的化生。治疗肝肾相火妄动的病证，强调滋阴降火，而开后世养阴学派的先河，创制了“大补阴丸”、“虎潜丸”、“玉泉丸”、“琼玉膏”等滋阴降火、益气生津的方剂，开创了中医补剂史上，独用寒凉药补肾的新思路。此外还擅长气、血、痰、郁等杂病的论治，创制了“越鞠丸”等方剂，足见刘完素之学传至朱震亨时，已渐变为集数家之学之新论矣。传承朱震亨养阴学说的门人，主要有赵道震、戴思恭、王履、刘叔渊等。其中最有成就者，当推撰有《推求师意》、《证治要诀》等书的戴思恭和著有《医经溯洄集》等书的王履。
从抽薪止沸的成语说到中医的火热病机，再谈及中医河间学派及其传承和嬗变，纵观刘完素、张从正、朱丹溪三位代表医家的一源而三流——火热论、攻邪论、养阴论的创新，可窥视金元时中医药文化的洋洋大观。得天独厚
清代文学家洪亮吉在《北江诗话》中说：“得天独厚开盈尺，与月同圆到十分。”这两句诗描写的是雍容华贵的牡丹花，古人有“国色天香”之誉。牡丹的花可供药用，有活血通经之功，多用于治疗妇女月经不调、经行腹痛等症。而牡丹皮，更是一味清热凉血、活血行瘀的杏林名药，临床用于内科的热入血分，高热神昏；外科的肠痈肺痈、疮毒疖肿；妇科的痛经闭经、崩漏下血等症。以河南洛阳、山东荷泽所产为地道药材。
地道药材是指传统中药材中具有特定的种质、产区或特定的生产技术和加工方法所生产的中药材，是我国医药学家千百年来防病治病的智慧结晶，也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货真质优的质量标准。元代思想家刘因在《静修先生文集》中说：“岭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药以治毒；湖南多气，而有姜橘茱萸以治气。鱼鳖螺蚬，治湿气而生于水；麝香羚羊，治石毒而生于山。”就指出了地气天时所致的物理药性的不同，对不同的疾病有较好的治疗作用。南北朝梁代医药学家陶弘景所著的《本草经集注》，从药名、产地、形态三方面阐述了地道药材的重要性，在中医本草学史上，第一次明确地论述地道与非地道药材对临床疗效的影响。他还以产于上党郡的人参为例，将魏国所献和来于百济即古朝鲜所进贡的人参的形状、色泽、性味药效等进行分析，是最早的关于地道药材的诠释。
天：天然条件，厚：优厚。得天独厚是指独特而优厚地占有了天然条件，泛指特别优越的环境或条件，比别人的都要好。清代文学家洪亮吉的《北江诗话》中说：“得天独厚开盈尺，与月同圆到十分。”这两句诗描写的是雍容华贵的牡丹花，古人有“国色天香”之誉。也有人不喜欢牡丹花，认为它徒有其名。清代文学家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录有元人咏牡丹的诗云：“枣花似小能成实，桑叶虽粗解作丝。惟有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其实，牡丹的花可供药用，有活血通经之功，多用于治疗妇女月经不调、经行腹痛等症。而牡丹皮，更是一味清热凉血、活血行瘀的名药，临床用于内科的热入血分，高热神昏；外科的肠痈肺痈、疮毒疖肿；妇科的痛经闭经、崩漏下血等症。说牡丹不成一事，未免是缺乏科学常识的不公。从得天独厚的牡丹说开去，就引出中医地道药材的话题。
地道药材是指传统中药材中具有特定的种质、产区或特定的生产技术和加工方法所生产的中药材，是我国医药学家千百年来防病治病的智慧结晶，也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货真质优的质量标准。元代思想家刘因在《静修先生文集》中说：“岭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药以治毒；湖南多气，而有姜橘茱萸以治气。鱼鳖螺蚬，治湿气而生于水；麝香羚羊，治石毒而生于山。”就指出了地气天时所致的物理药性的不同，对不同的疾病有较好的治疗作用。
我国从汉代开始，便将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县称作“道”。唐代时，将全国分为15个道，至清代还有“道员”的官职名。在汉代《神农本草经》收载的药物中，如巴豆、蜀漆、秦艽、秦皮、川军、吴茱萸、阿胶等，都是以巴、蜀、吴、秦、东阿等西周前后的古国名或古地名命名的药材，具有古代朴素的地道药材的生境观。南北朝梁代医药学家陶弘景所著的《本草经集注》，从药名、产地、形态三方面阐述了地道药材的重要性，在中医本草学史上，第一次明确地论述地道与非地道药材对临床疗效的影响。他还以产于上党郡的人参为例，将魏国所献和来于百济即古朝鲜所进贡的人参的形状、色泽、性味、药效等进行分析，是最早的关于地道药材的诠释。
宋代精通医学的大科学家沈括在《良方》序中，论述药物的不同药性时说：“况药之所生，秦、越、燕、楚之相远，而又有山泽、膏瘠、燥湿之异禀，岂能物物尽其所宜？”明确指出了由于地理环境、土壤条件、气候特点、采集时间等差异，而使药物具有升降浮沉和寒热温凉气味的不同，从而具有独特的草木之偏性，这就是地道药材直观而科学的解释。在《梦溪笔谈·药议》中，沈括还具体论述了药材的产地与质量的关系，如枸杞子，以产于黄河以西诸郡者为地道药材，其次产于江池间圩埂上者为良。清代医学家石寿裳在《医原》中，论述不同产地相同药材的作用时说得更具体：“且地气不同，如麦冬本甘，今甘中带辛，杭产者辛味犹少，川产者辛味较多。钗斛本淡，今霍山产者，地近中州，味仍甘淡；川产者味淡微苦，广西、云南产者，味纯苦淡而不甘。以广西、云南居中州西南之边陲，得燥火之气独胜也。”现代药理的研究也证实，同为白芷，生于北方的兴安白芷富含白芷素、白芷醚等香豆精类化合物；产于南方的杭白芷含多种呋喃类化合物，而采自四川的白芷则含较多的川白芷内酯，从而证明古代医家论述的“药性”的科学性。
地道药材所特有的形态、品质和药用成分，是特殊的气候条件、地质环境、土壤营养等因素所决定的。现代中药微量元素的研究者认为，土壤中各种元素的组成、含量和存在状态，不同的药材具有不同的对某些微量元素的富集作用，而所富集的元素的多少，恰好与该药的传统药效有明显的一致性。如人参富含锗元素，黄芪富含硒元素，何首乌富含铁元素等，每一种药材都有其特殊的微量元素谱。同一种属的药材无论生长在哪里，都有相似的微量元素组成，由于产地的不同，其含量又有明显的差异。由此可以确定出各种名贵地道药材的特征微量元素谱，并以其为客观定量标准，实现对药材的新法鉴定。对地道药材的种植，通过人工补给微量元素栽培试验，说明可通过补给微量元素提高药用成分，保证了其药理作用的最佳。在中药大家族中，“川、广、云、贵”是四大产区之一。其中著名的“川药”，是指产于巴山蜀水的中药材，如川楝子、川朴、川贝母、川芎、川乌、巴戟天、蜀椒等，以其独特的疗效被医家和患者所青睐。而“广药”，则是指产于广东的中药，如广木香、广防己、广陈皮、广地龙、广佛手等。如产于广东的地道中药材广藿香，是中医常用的清热解暑、化湿止呕的良药。由于环境变迁和城市化等原因，原产于广州石牌地区的“牌香”的种植面积日渐减少。广州中医药大学等单位立项了“广藿香等5种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课题”，保证了藿香的产量和质量。河南有享誉中医界的“四大怀药”，即怀地黄、怀山药、怀菊花、怀牛膝，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因产于古代怀庆府，即现在的河南省焦作市博爱、沁阳、武陟、温县一带而闻名。“四大怀药”的种植历史久远，是我国地道名贵的中药材，并以其独特的药效而被称道。以怀地黄为例，它的个体大、质地柔韧，断面乌黑有光泽；而非道地的地黄个头小、质地柔韧性较差，断面颜色浅而无光泽。其中所含的有效成分梓醇的含量明显高于其他产地的品种。
地道药材除了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即地质、土壤、大气、水源、群落环境等外，与采集的时间和炮制方法的关系也很密切。不按季节和时令提前或滞后地采收，易造成药材质量降低或过期而失去效果，影响药材的质量。宋代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药议·采草药》中，指出采药的时间，不应拘于草已芽的二月和苗未枯的八月。他举中药紫草为例，未开花时采，根的颜色鲜泽；而花过时而采，则根的颜色灰暗，这时才具有清热凉血的疗效。炮制也会影响中药的疗效，大多数药材在采收后先要经过挑选、洗刷、蒸烫、干燥等初加工后，再经炮、炙、焙、煨、蒸、煅、煮、飞、浸、制膏、酒制、蜜制、药汁制等修治后，可降低或消除某些对人体有害的毒副作用，改变或缓和药性，使疗效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因此，中药地道药材的质量，是集自然环境、气候特点、采摘时间、炮炙方法等多学科元素为一体的系统科学课题。
南宋诗人范成大有《再赋简养正》诗：“一年春色摧残尽，再觅姚黄魏紫来。”诗中吟咏的是宋代洛阳的两种名贵的牡丹花的品种。得天独厚的环境，除了开出名贵的花朵外，牡丹的根皮入药，炒丹皮、粉丹皮、丹皮炭，都是常用的良药。防微杜渐
明代文学家宋濂在《元史·张桢传》中说：“有不尽者，亦宜防微杜渐而禁于未然。”比喻在坏事情或坏思想萌芽的时候就加以制止，免得它发展。中医典籍《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治未病”的学术思想经过历代医家的发展与完善，成为传统中医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充分体现了中医以预防为主和个性化干预的健康观。“治”的含义，是管理、治理的意思。中医所说的“治未病”，就是采取相应的养生保健的措施，注重精神、饮食、起居、运动、房室等方面的颐养，防患于未然，从根本上维护个体的健康，防止疾病的发生与发展，提升生存和生活质量。唐代医家孙思邈在《千金方》中说：“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若不加心用意，于事混浠，即病者难以救矣。”意思是说，高明的医生善于在没有病的时候，通过养生保健的方法来平衡人体的阴阳，使个体不生病；中等的医生则去治疗要开始发病的病人；那些不高明的医生则忙于治疗已经生病的病人，这从三个方面解释了中医注重防微杜渐——“治未病”的学术理念。
中医治未病的学说认为，健康的生活、行为、工作方式是提高生命质量，预防“亚健康”的根本方法；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情志调畅、劳逸适度等养生之术是自我防治亚健康的有效手段；调整阴阳失衡状态，是治疗亚健康总的指导原则；益气养心、疏肝解郁是中医药干预亚健康的治疗大法。
南朝宋时史学家范晔的《后汉书·丁鸿传》载：“若敕政责躬，杜渐防萌，则凶妖销灭，害除福凑矣。”东汉时的和帝刘肇即位后，窦太后专权。她的哥哥窦宪官居大将军，任用窦家兄弟为文武大官，党羽布满朝野，掌握着军政大权。大臣丁鸿等人心里很着急，担忧汉室江山社稷的兴亡。汉永元四年（公元42年），恰逢发生了日蚀，丁鸿就借这个当时认为不祥的征兆，上书皇帝，指出窦氏家族弄权对于汉室的危害。和帝本来早已感觉到窦家的专权骄横，于是下诏撤了窦宪的官，窦宪和他的兄弟们畏罪自杀。丁鸿在上书中说，皇帝如果亲手整肃朝政，应在事情开始萌芽的时候就予以制止，这样就可以消除隐患，国家才能长治久安，黎民才会安康幸福。明代宋濂《元史·张桢传》：“有不尽者，亦宜防微杜渐而禁于未然。”微：微小，指事物的开端；杜：堵住；渐：逐渐，引申为扩展。比喻在坏事情或坏思想萌芽的时候就加以制止，免得它发展。
唐代医家孙思邈在《千金方》中说：“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若不加心用意，于事混浠，即病者难以救矣。”意思是说，高明的医生善于在没有病的时候，通过养生保健的方法来平衡人体的阴阳，使个体不生病；中等的医生则去治疗要开始发病的病人；那些不高明的医生则忙于治疗已经生病的病人，这从三个方面解释了中医注重防微杜渐——“治未病”的学术理念。
中医典籍《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治未病”的学术思想经过历代医家的发展与完善，成为传统中医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充分体现了中医以预防为主和个性化干预的健康观。“治”的含义，是管理、治理的意思。中医所说的“治未病”，就是采取相应的养生保健的措施，注重精神、饮食、起居、运动、房室等方面的颐养，防患于未然，从根本上维护个体的健康，防止疾病的发生与发展，提升生存和生活质量。严格说来，中医“治未病”的学术思想涵盖了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瘥后防复三个层面。即强调国人应该注重保培养正气，畅达情志，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提高机体抵抗病邪的能力，达到未生病前预防疾病的发生，生病之后防止疾病的传变，疾病痊愈后防止再复发的目的。这种重在治未病的思想，实质上体现了传统中医重视预防的整体思维模式。古代将能够掌握治未病的学术理念，擅长治未病的医家推崇为“上工”或“上医”，也说明了中医重视“治未病”，扶正祛邪的朴素的人文传统。
在中国医学史上，历代医家用自己的创新理论和临床经验，不断地丰富“治未病”的学术内涵，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和昌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使这一学术思想成为全人类的医药文化财富，历经岁月的洗礼更迸发出科学的光辉。汉代医家张仲景在其治疗杂病的专著《金匮要略》说：“上工治未病，何也？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张仲景以肝病为例，将顾护脾胃之气，作为临证时慎于治疗防止传变的关键环节，给后人以启迪。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专列“食治”一卷，收载154种食物，为中医食疗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指出“安身之本，必资于食，是故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气血。若能用食平疴，释情遣疾者，可谓良工。”主张通过合理地饮食，使五脏的功能旺盛，人体的气血充实，提高适应自然界变化的应变能力，增强抵御外邪的正气，“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元代著名医学家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不治已病治未病》中说：“与其救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盖疾成而后药者，徒劳而已。是故已病而不治，所以为医家之法；未病而先治，所以明摄生之理。长如是则思患而预防之者，何患之有哉？”他创立了“阳常有余而阴不足”的中医体质说：揭示了“阴精亏虚，相火妄动”，导致人体衰老和变生疾病的机理。主张从清心寡欲、节食茹淡、寒凉补肾等方面，颐养个体的“本然之真”。为后世留下了《养老论》、《饮食色欲箴序》等阐述养阴方法与健康长寿的中医治未病学术思想的经典篇章。明代著名医家张景岳在阐述“治未病”的学术观点时说：“祸始于微，危因于易，能预此者，谓之治未病，不能预此者，谓之治已病。知命者，其谨于微而已矣。”他还指出：“履霜坚冰至，贵在谨于微，此诚医学之纲领，生命之枢机也。”张景岳的“谨于微”就是告诫人们关注身体的微小变化，才能掌握住维护自己健康的生命纲领。清代医家徐大椿在《医学源流论·防微论》中说：“凡人少有不适，必当及时调治，断不可忽为小病，以致渐深；更不可勉强支持，使病更增，以贻无穷之害。”这都是中医治未病学术思想的精粹发挥和独特诠释。
亚健康又称第三状态、灰色状态、病前状态、潜病期等。世界卫生组织（WHO）对于健康的定义是：“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而且是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完好状态。”相对于健康的这个定义，亚健康状态的定义，就是指人体的一种既没有疾病、又不健康的状态，是介于健康与疾病之间的一种心身状态。
亚健康状态是由于心理、生理、社会和生活方式等内外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人体的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整体协调失衡和功能紊乱而致的一种生命时相。临床大多表现为记忆力减退、失眠多梦、神疲乏力等心神失养的症状。疲劳是亚健康的另一个突出表现，与中医的“气虚证”十分的相近，而心理及情绪异常符合中医的“肝郁证”的病机。因此，在亚健康状态纷繁复杂的症候群中，“心神失养、气虚肝郁”是其核心的病机。
亚健康的发生，与个性、性格等心理因素有关。不良个性的人往往有不合理的信念和认知方式。由于心理不健康，往往对社会变化和人际关系的适应能力较差，如敏感、内向、多疑的人出现亚健康的频率较高；平常出现易怒、易激动、焦虑、烦躁等负面情绪的人，亚健康的状况也比较常见。生理亚健康是指人体各系统的生理功能紊乱、衰退或综合体能下降，精神不振，体力的“透支”等，表现为人体各系统如神经系统出现头晕、头痛、失眠、多梦、记忆力减退、精神不振等症状；循环系统出现心悸、胸闷、胸部隐痛、临界高血压、高血脂等症状。而生活节奏的加快，日益加剧的生存压力等，使得个体的生存发展与社会压力之间失衡。不良生活方式也是导致亚健康的重要因素，生活不规律，经常熬夜、吸烟饮酒、高热量和高脂肪饮食、缺乏运动等，都是亚健康的“催化剂”。
据专家研究，美国每年有600万人被怀疑处于亚健康状态，年龄多在20～45岁之间。中国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已经超过7亿，占全国总人口的60%～70%。知识分子、企业管理者、机关干部等人群的发生率达高达70%。
中医治未病的学说认为，健康的生活、行为、工作方式是提高生命质量，预防“亚健康”的根本方法；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情志调畅、劳逸适度等养生之术是自我防治亚健康的有效手段；调整阴阳失衡状态，是治疗亚健康总的指导原则；益气养心、疏肝解郁是中医药干预亚健康的治疗大法。
宋代大哲学家邵雍的一首关于养生的诗云：“爽口物多终作疾，快心事过必为殃。知君病时能服药，不若病前能自防。”这是一位儒家大师从饮食、情志、药疗等角度，来论述防微杜渐的健康命题的箴言。过街老鼠“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人们常用这句歇后语来比喻人人痛恨的坏人。在人类与疾病的抗争史上，鼠疫，中医称“核瘟”，西医称“黑死病”，曾给全人类留下了痛苦和恐怖的记忆。在国际检疫中鼠疫被列为第1号法定的传染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被列为甲类传染病。我国的爱国卫生运动把老鼠列为“四害”之一。
在人类的疾病史上，曾发生过三次世界性的鼠疫流行。第一次发生在6世纪的地中海地区，前后持续了50年，死亡人数超过1亿之众；第二次发生于14世纪，造成约2500万人死亡，使欧洲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第三次发生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波及32个国家。我国福建、厦门、广东、海南岛、香港、东北三省、内蒙古等地曾流行，死亡人数共达10万余人。
1895年，法国巴斯德研究院的科学家亚历山德罗·耶尔森博士被派到香港调查黑死病的流行。他从病人的淋巴结中分离出一种细菌，推断这种细菌可能就是引发“黑死病”的元凶。巴斯德研究院的另一学者西蒙德在印度地区解剖了死老鼠，发现它们体内全是耶尔森博士发现的那种杆菌——这种引发鼠疫的病菌被命名为“耶尔森杆菌”，即鼠疫杆菌。
我国最早记载的鼠疫是明代崇祯末年发生在山西境内的疫情。清代师道南《天愚集》中有《鼠死行》的诗文，描述了清代乾隆壬子到癸丑年间（公元1792—1793年），发生在赵州等地的疫情：“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鼠死不几日，人死如坼堵。”清代学者俞樾在《春在堂笔记》中记载了同治初年（公元1862年），云南发生鼠疫时，“阖门同尽，比户皆空”的惨状。“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人们常用这句歇后语来比喻人人痛恨的坏人。清代学者翟灏的《通俗编·兽畜》中说：“《慎子》：‘一兔过街，百人逐之。’按，流俗有过街老鼠语，似承此而讹。”从逐兔到打鼠，这一民谚内容的更替，有其历史和疾病方面的原委，说明因老鼠而引发的疾病——鼠疫，曾经给国人留下了痛苦和恐怖的记忆。鼠疫，西方称“黑死病”，中医称“核瘟”，是老鼠传给人类最严重的一种传染病。至今，在国际检疫中仍被列为第1号法定的传染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被列为甲类传染病，我国的爱国卫生运动把老鼠列为“四害”之一。
老鼠，是褐家鼠、黑家鼠、黄胸鼠、小家鼠、黑线姬鼠、罗赛鼠、黄鼠等十余种常见鼠类的总称。在十二生肖中它排行第一，故又称“首鼠”，俗称“老鼠”。鼠类的分布广，数量大，它不仅盗食粮食、破坏建筑和水利设施、啮咬家具和衣物等，而且严重危害人类的健康，成为鼠疫、钩端螺旋体病、流行性出血热、地方性斑疹伤寒、鼠咬热、森林脑炎等多种传染病的传染源和痢疾、伤寒、霍乱、细菌性食物中毒等肠道传染病的传播媒介。早在《诗经》中，就有“硕鼠硕鼠，无食我黍”的吟咏，诗人就用偷盗仓米的老鼠来比喻贪婪的收税人。为了控制不断生长的门牙，每只老鼠每天要啮齿2600～13000次。这种磨牙的习性，造成的危害可想而知。
在人类的疾病史上，曾发生过三次世界性的鼠疫流行。第一次发生在6世纪的地中海地区，前后持续了50年，死亡人数超过1亿之众；第二次发生于14世纪，造成约2500万人死亡，使欧洲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第三次发生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波及32个国家。我国福建、厦门、广东、海南岛、香港、东北三省、内蒙古等地曾流行，死亡人数共达10万余人。1895年，法国巴斯德研究院的科学家亚历山德罗·耶尔森博士被派到香港调查黑死病的流行。他从病人的淋巴结中分离出一种细菌，推断这种细菌可能就是引发“黑死病”的元凶。巴斯德研究院的另一学者西蒙德在印度地区解剖死老鼠，发现它们体内全是耶尔森博士发现的那种杆菌——这种引发鼠疫的病菌被命名为“耶尔森杆菌”，即鼠疫杆菌。曾经是黑死病亲身经历者的意大利作家薄伽丘，在《十日谈》中详述了这种疾病的特征：侵袭的对象不分男女老幼，起初患者只是在腹股沟和腋下长出一些小疮，很快便长到如苹果或鸡蛋大小，人们俗称为“肿瘤”；不久肿瘤逐渐蔓延至全身，患者胳膊、大腿或身体其他部位上出现黑色或紫色的斑块，有的是几个大斑块，有的是许多小斑块，故称“黑死病”。一旦斑块出现，患者就离死神不远了。英国诗人拜伦曾痛述鼠疫的灾难时说：“这不是人类的历史，这是恶魔的圣经。”
鼠疫的潜伏期一般为2～5天。腺鼠疫或败血型鼠疫2～7天；原发性肺鼠疫1～3天，甚至短仅数小时；曾预防接种者，可长至12天。临床上有腺型、肺型、败血型及轻型四型。除轻型外，各型初期的全身中毒症状大致相同。腺鼠疫约占鼠疫的85%～90%，除全身中毒症状外，以急性淋巴结炎为特征。因下肢被跳蚤叮咬的机会较多，故腹股沟淋巴结炎最多见，约占70%；其次为腋下、颈及颌下，也可几个部位的淋巴结同时受累。局部淋巴结起病即肿痛，病后第2～3天症状迅速加剧，红肿热痛并与周围组织粘连成块，剧烈触痛，病人处于强迫体位。4～5日后淋巴结化脓溃破，随之病情缓解。部分可发展成败血症、严重毒血症及心力衰竭或肺鼠疫而死。用抗生素治疗后，病死率可降至5%～10%。肺鼠疫是最严重的一型，病死率极高。该型起病急骤，发展迅速，除严重中毒症状外，在起病24～36小时内出现剧烈胸痛、咳嗽、咳大量泡沫血痰或鲜红色痰；呼吸急促，并迅速呈现呼吸困难和紫绀；肺部可闻及少量散在湿啰音，可出现胸膜摩擦音；胸部X线呈支气管炎表现，与病情严重程度极不一致。如抢救不及时，多于2～3日内，因心力衰竭、出血而死亡。败血型鼠疫又称暴发型鼠疫，菌量多，毒力强，所以病情发展极速。常突然高热或体温不升，神志不清、谵妄或昏迷，无淋巴结肿大。皮肤黏膜出血，鼻衄、呕吐、便血或血尿，血管内凝血和心力衰竭，多在发病后24小时内死亡，存活很少超过3天，病死率高达100%。因皮肤广泛出血、瘀斑、紫绀、坏死，故死后尸体呈紫黑色，俗称“黑死病”。
我国最早记载的鼠疫是明代崇祯末年发生在山西境内的疫情。明末清初医家吴有可在《温疫论》中记载的吐血暴下的“瓜瓤瘟”和身发瘿核的“疙瘩瘟”，“缓者朝发夕死，急者顷刻而亡”，指的就是肺鼠疫和腺鼠疫。清代师道南《天愚集》中有《鼠死行》的诗文，描述了清代乾隆壬子到癸丑年间（公元1792—1793年），发生在赵州等地的疫情，“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鼠死不几日，人死如坼堵。昼死人，莫问故，日色惨淡愁云护。三十行未十步多，忽死两人横截路。夜死人，不敢哭，疫鬼吐气灯摇绿。须臾风起灯忽灭，人鬼尸棺暗同屋。乌啼不断，犬泣时闻。人含鬼色，鬼夺人神。白日逢人多是鬼，黄昏遇鬼反疑人。人死满地人烟倒，人骨渐被风吹老。田禾无人收，官租向谁考？我欲骑天龙，上天府，呼天公，乞天母，洒天浆，散天乳，酥透九原千丈土，地下人人都活归，黄泉化作回春雨。”在这首记录鼠疫流行的诗文中，作者描述了这种烈性传染病流行造成的家家有僵尸之痛，户户有嚎泣之哀的惨象。连师道南本人亦未能幸免，感染鼠疫而亡。清代同治初年（公元1862年），云南发生鼠疫，清代学者俞樾在《春在堂笔记》中记载了当时“阖门同尽，比户皆空”的惨状。并叙述由死鼠入室引起“大疫”的症状说，“皆骤然有起，身上先坟起一小块，坚硬如石，颜色微红，扪之极痛；旋身热谵语，或逾日死，或即日死，诸医束手，不能处方”。这是典型的腺鼠疫，即中医所说的“核瘟”的发病特点。
清代是岭南急性传染病高发时期，以天花、霍乱、鼠疫为重。我国第一部鼠疫专著《鼠疫汇编》由广东东川人吴宣崇初撰，石城人罗汝兰加以增撰，于1891年刊行。罗汝兰的家乡是鼠疫的高发区，多年救治鼠疫患者，使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任海南儋州学正后，罗汝兰仍忙于诊务。他审读友人吴宣崇的《治鼠疫法》后，将自己的辨证和方药附于后，付梓刊行。“每视病开方，即赠书一本”，传播相关的预防和治疗知识。书中对鼠疫的病因、病机、辨证、治法、处方、用药、预防等都多有论述，此书刊行后流行甚广。除此之外，福建郑肖岩的《鼠疫约编》，上海余德壎的《鼠疫抉微》等，都是中医论治鼠疫的专著。湖州黄炜元在《辨疫真机》一书中，认为鼠疫是“毒热由少阳直入少阴、厥阴”。广州梁达樵的《辨证求真》中，言鼠疫“由五脏秽浊，毒气伏气而起”；肇庆黎佩兰的《时疫良方释疑》中，用“解毒活血汤”治鼠疫的经验，都从病机、辨证、治则、方药等角度，丰富了中医治疗鼠疫等急性传染病的理论和经验。讳疾忌医
清代医家陆以湉的《冷庐医话·慎疾》中，引用晋代医家王叔和《伤寒论·序例》的话说：“凡人有疾，不时即治，隐忍冀瘥，以成痼疾，小儿女子，益以滋甚。”“讳疾忌医”这句成语，指的是明知自己有缺点和错误，却不喜欢接受别人的规劝。讳，有顾忌而隐瞒；忌，畏惧，害怕治疗不去看医生。战国末期的思想家韩非的《韩非子·喻老》中载，名医扁鹊见到蔡桓公，提示他皮肤纹理间有点小病，不医治恐怕就要加重。桓公不高兴地说“我没有病”，后却病情加重而死。扁鹊通过精湛的望诊医术，推断蔡桓公的疾病逐渐加重的预后，是中医“治未病”的一个经典医案。
由于历史文化和观念心理等方面的原因，患病者和家人常常对疾病采取不同的态度，讳疾忌医而出现了不同的结果。据专家统计，我国男性中的25%患有性功能障碍或性心理障碍，10%的夫妇有不孕不育症；前列腺疾病越来越低龄化，发病率高达成年男性的20%～40%以上；男性更年期是影响中年男子健康和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男子的性功能障碍不仅影响个体的生活质量、家庭和睦，还能影响情绪、社会心理行为和免疫功能等。由于观念和心理的原因，讳疾忌医是男性患者普遍的心态。
随着现代化和都市化的进程，精神和心理健康越来越得到世人的关注。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生存压力的日益增加，抑郁症患者的人数将逐年增加。由于观念和心理的原因，人们对这一疾病往往采取讳疾忌医的态度，不愿承认自己患了抑郁证，认为有失自己的尊严。这些都是讳疾忌医的现代版。“讳疾忌医”这句成语，指的是明知自己有缺点和错误，却不喜欢接受别人的规劝。讳，有顾忌而隐瞒；忌，畏惧，害怕治疗不去看医生。语出宋代周敦颐的《周子通书·过》，“今人有过，不喜人规，如护疾而忌医，宁灭其身而无悟也。”后人将“护”用作“讳”。据战国末期思想家韩非的《韩非子·喻老》中载，名医扁鹊见到蔡桓公，站着看了他一会儿说道：“您的皮肤纹理间有点小病，不医治恐怕就要加重。”蔡桓公不高兴地说：“我没有病。”扁鹊走后，蔡桓公对左右的人说：“医生喜欢给没病的人治病，再把这治好的‘病’作为自己的功劳。”过了十天，扁鹊又见到蔡桓公，说：“您的病已到了肌肉里，再不医治，将会更加严重。”蔡桓公没有理睬扁鹊，很不高兴。过了十天，扁鹊又见到蔡桓公，说：“您的病已到了肠胃，再不医治，将会更加严重。”蔡桓公还是不理睬扁鹊的劝告。又过了十天，扁鹊进见时，远远地看了蔡桓公一眼，转身就跑。蔡桓公特意派人去问他为什么？扁鹊说：“皮肤纹理间的病，用热水熨和药剂敷，可以治好；肌肉里的病，用针刺艾灸，可以治好；肠胃里的病，用火剂汤药，可以治好；骨髓里的病那是司命神所管的，医生就无能为力了。桓公的病现在到了骨髓，我因此不再说什么话了。”过了五天，蔡桓公浑身疼痛，派人去寻找扁鹊，才知道他已经逃到秦国去了，蔡桓公不治而死。疾病的发生和发展，遵循着由表入里的传变规律。《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故邪风之至，疾如风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生半死也。”扁鹊通过精湛的望诊技术，推断蔡桓公的疾病逐渐加重的预后，是中医“治未病”的一个经典医案。
由于历史文化和观念心理等方面的原因，患者和家人常常对疾病采取不同的态度，讳疾忌医而出现了不同的结果。清代医家陆以湉的《冷庐医话·慎疾》中，引用晋代医家王叔和《伤寒论·序例》的话说：“凡人有疾，不时即治，隐忍冀瘥，以成痼疾，小儿女子，益以滋甚。”作者举自己的同僚王愚庵先生五甸余，患时感症，却坚守“不服药为中医”之戒。迁延数日后，邪热内闭神昏而卒。《冷庐医话·医范》中载有一则医案，吕姓女孩，为自己的后母所忌。后母用樟木磨成粉后，来浆洗女孩的衣裤。女孩穿着后，全身瘙痒不止，皮肤粗糙，酷似麻风病，延医治疗经年不效，家人要将她送到“疠人坊”。一位程姓医生察脉辨色后，认为女孩的症状不是麻风病，而是浣衣者“樟屑舂粉，使衣服有毒所致”。如果王愚庵的做法是“忌医”的话，那么书中所写的狠心后母的行为则是有意识的“讳疾”了。宋代文学家苏东坡在《仇池笔记·论医》中，还指责了当时士大夫们秘所患而求痊验的“困医”恶习，即仅凭脉象让医生来诊断自己的病情，他认为“至虚有盛候，大实有羸状”，疑似之间便有生死之异。作为患者应如实告知所患疾病的症状，才能使医家“知患之所以然”，望闻问切四诊合参辨证施治而愈疾。仅仅让医家凭脉象来推断症情，未免失之周察而致误诊误治。当今临床上，也经常有患者迷信脉诊，希望医生仅凭脉象便能详言自己的病症，这实际上是讳疾忌医的另一版本，应引之为戒。清代褚人获《坚瓠秘集》中载，儿科医生胡道玉治一富户的小儿，啼哭不止，察舌辨证，既非外感，又非内伤。后询问奶妈的丈夫，才知道是奶妈酣睡时压损了乳儿的臂骨，因惧于主人怪罪而不敢言病因，小儿又不会说话。这则医案说明，讳疾忌医有很多原因，为医者应该细心体察。
从2000年开始，国家计生委做出决定，每年10月28日为我国的“男性健康日”。据专家统计，我国男性的25%患有性功能障碍或性心理障碍，10%的夫妇有不孕不育症，前列腺疾病越来越低龄化，发病率高达成年男性的20%～40%以上，而男性更年期是影响中年男子健康和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生活节奏的加快，不良生活方式如吸烟、酗酒、肥胖、缺少睡眠等，环境污染、长时间的手机聊天，无限制的电脑游戏等，都容易对男性的生殖健康造成危害，使性激素和生精细胞发生异常。男子的性功能障碍不仅影响个体的生活质量、家庭和睦，还能影响情绪、社会心理行为和免疫功能等。由于观念和心理的原因，讳疾忌医是男性患者普遍的心态。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一项调查表明，40岁以上人群中，高达52.5%的男性忍受着勃起功能障碍的折磨；每10个患者中，9个以上认为该病损害了男性的气概。男性看病的频率比女性低28%，90%的男性表示自己没有健康体检的意识和习惯；20%的男性很少甚至从不参加体育锻炼，80%的患病男性承认自己是因为小病不去看，最终酿成了大病，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期，使男性预期寿命平均比女性短6年。因此，普及相关健康知识，改变男性的观念和心理，才能使这一群体不因讳疾忌医而影响生活和健康质量。
每年的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随着现代化和都市化的进程，精神和心理健康越来越得到世人关注。专家们指出，心理的亚健康状态可以表现为心理疾病的所有症状，如抑郁、焦虑、恐怖、愤怒等情绪困扰，也可以是冲动、犹豫、矛盾、危险的行为，或者表现在人际关系上的冲突、紊乱、不稳定；也可以是各种不合理的思维模式，如“非黑即白”、“灾难化预期”、“以偏概全”等。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预测，到2020年，抑郁症将成为导致人类死亡和残疾的第二大疾病。在中国，抑郁症患者人数已经超过2000多万。随着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生存压力的日益增加，抑郁症患者的群体将逐年增加。由于观念和心理的原因，人们对这一疾病往往采取讳疾忌医的态度，不愿承认自己患了抑郁证，认为有失尊严。患者经常感到心情压抑、郁闷或沮丧而又无法排遣。遇事老向坏处想，对生活失去信心，对日常活动缺乏兴趣，对各种娱乐或令人高兴的事体验不到乐趣。患者常夸大自己的缺点，自卑自责，有内疚感；或感到精神疲惫，反应迟钝，思维困难，日常活动感到很吃力；对自己身处的痛苦心境无力自拔，因而更加悲观，感到生活没有意义，甚至企图自杀以求解脱。在抑郁的同时，患者常有注意力难于集中、记忆力下降、犹豫不决，以及失眠、食欲和性欲下降等症状。约30%的患者伴有轻重不等的焦虑，近20%的患者表现出心烦易怒、易受激惹等；约80%的病例，以乏力失眠、头痛身痛、头昏眼花、口干耳鸣等躯体症状为主诉向医生求助；半数以上患者有自罪疑病观念。这类患者的躯体症状突出，而抑郁的心境不显，被称为“隐匿性抑郁症”。部分抑郁症患者存在明显的人格异常，如依赖型、表演型或边缘型人格特征等。这类患者的抑郁情绪与性格缺陷交织在一起难以分开，因而被称为“性格型抑郁症”。许多躯体因素可以作为本病诱因，但这类病例往往归入继发性心境恶劣，有别于原发性心境障碍。
从蔡桓公“寡人无疾”的自信，说到现代人的观念和心理的误区，我们不必为自己生理和心理的疾病而讳疾忌医，这本身就是心身健康的表现。鉴貌辨色
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震亨在《丹溪心法》中说：“欲知其内者，当察其外；诊于外者，斯以知其内，盖有诸内者形诸外。”中医有“望而知之谓之神”的格言，指医生用自己的视觉观察病人的面部、口唇、爪甲、毛发的气色和光泽，以推断脏腑气血的盛衰变化和疾病的性质所在，是四诊中“望诊”的主要内容之一。
南北朝梁时周兴嗣的《千字文》中曰：“聆音察理，鉴貌辨色。”面部的色泽是五脏气血的外华所在，颜色是色调的变化，光泽是明度的异常。中国人的面色应是红黄隐隐、明润含蓄，这是神气充足的表现。由于禀赋的不同，便有了历史上何晏的白脸、关羽的红脸、包拯的黑脸，这是代表他们个人体质特征的常色，又称主色。
清代医家汪宏精于望诊之术，他在《望诊遵经》中说：“大凡望诊，先分部位，后观气色，欲识五脏之精微，当知十法之纲领。”汪宏总结个人的经验，提出了望诊的浮沉、清浊、微甚、散抟、泽夭十法，来分辨人体疾病的表里、阴阳、虚实、久近、盛衰十种证候。古代中医临证将面色分为青、赤、黄、白、黑五色，分属于肝、心、脾、肺、肾五脏，称为“五色诊”。通过五色的善恶顺逆观察，来了解脏腑气血的盛衰，推断疾病的进退，确定治疗的方法，配伍施治的药方。
从健康的角度来说，每天照照镜子，鉴貌辨色，观察自己的面色和光泽，来了解脏腑气血的寒热虚实，从生活方式、饮食起居和疾病的预防等方面，推断自己的健康状况，何乐而不为？
南北朝梁时周兴嗣的《千字文》曰：“聆音察理，鉴貌辨色。”宋代释道原的《景德传灯录·福州永隆院瀛和尚》云：“僧问：‘和尚见古人得个什么便住此山？’师曰：‘情知汝不肯。’僧曰：‘争知某甲不肯？’师曰：‘鉴貌辨色。’”鉴：审察。色：脸色。审察表情，辨别脸色。形容根据对方的表情和脸色，来采取相应的行动。在中医学中，医生用自己的视觉观察病人的面部、口唇、爪甲、毛发的气色和光泽，以推断脏腑气血的盛衰变化和疾病的性质所在，是四诊中“望诊”的主要内容之一。古人有“望而知之谓之神”之说，是对一个医家临床技能的赞许。
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震亨在《丹溪心法》中说：“欲知其内者，当察其外；诊于外者，斯以知其内，盖有诸内者形诸外。”面部的色泽是五脏气血的外华，颜色是色调的变化，光泽是明度的异常。中国人的面色应是红黄隐隐、明润含蓄，这是神气充足的表现。由于禀赋的不同，便有了历史上何晏的白脸、关羽的红脸、包拯的黑脸，这是代表他们个人体质特征的常色，又称主色。宋代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卷九·人事一》记载，宰相王安石面色黧黑，门人甚忧之，去问医生。医生曰：“此垢汗，非疾也。”开出一个用澡豆洗脸的方子。王安石却说，我是天生的脸黑，澡豆有什么用？中医古代的体质说，认为火形之人赤，金形之人白，水形之人黑，说明这些历史上具有特殊的面色和肤色的名人，都是禀赋独胜的缘故。除此之外，人的面色还会随四季、昼夜、阴晴、情绪、饮食以及职业等而变化，中医又称为“客色”。按照中医的五行学说，春天人的面色应稍青，夏天应稍红，长夏应稍黄，秋天应稍白，冬天应稍黑，四季则皆黄，这是五脏与四时相应的正常气色。而剧烈的运动、饮酒、日晒、情绪激动时，因气血上逆都能引起短暂的面部潮红；寒冷、惊恐等刺激引起的气血凝滞，则可使面色变得苍白。老年人的面部，可见许多散在的脂褐色斑点，称为“老年性色素斑”；妇女在妊娠面部出现棕褐色的对称斑块，称为“妊娠斑”，这些都属于正常的面色。
清代医家汪宏精于望诊之术，他在《望诊遵经》中说：“大凡望诊，先分部位，后观气色，欲识五脏之精微，当知十法之纲领。”汪宏总结个人的经验，提出了望诊的浮沉、清浊、微甚、散抟、泽夭十法，来分辨人体疾病的表里、阴阳、虚实、久近、盛衰十种证候。如浮是气色显于皮肤之间，主疾病在表；沉是气色隐于皮肤之内，主病在里。初浮后沉是疾病自表入里之象，说明病势传经的发展趋向；初沉后浮表明疾病由里出表，是症情向愈之兆。清是清明，其色舒，主病在阳；浊是浊暗，其色惨，主病在阴。自清转浊，是阳病转阴，预示着病情将重笃；自浊转清，是阴病转阳，表明疾病有可转之机杼。微是色浅淡，主正气虚；甚是色深浓，主邪气盛，可用来分析疾病的正邪虚实。散者疏离，其色开，主病近将解；抟者壅滞，其色闭，主病久渐聚。先散后抟，病虽近而渐聚；先抟后散，病虽久而将解聚，医家多以此来推断病情的轻重转归。泽是气血润泽，主生；夭是气血的枯槁，主死。先夭而渐泽，精神盛复，是疾病康复的征象；先泽而后夭，则是血气益衰，病情危重。汪宏对望诊的论述，不仅限于面色肤泽，大至身体各部、坐卧居养、四时五方、气质老少，小至手足、毫毛、爪甲、尺肤、筋骨、肚脐、阴茎，以至汗液、痰液、大小便、月经等，均列为望诊的内容，是中医望诊学说的集大成之作。
古代医家将面色分为青、赤、黄、白、黑，分属于肝、心、脾、肺、肾五脏，称为“五色诊”。通过五色善恶顺逆的观察，来了解脏腑气血的盛衰，推断疾病的进退，确定治疗的方法，配伍施治的药方。
面色青，多主寒证、痛证、瘀血和惊风。中医认为，寒凝则气滞血瘀，经脉拘急收引，以至脘腹部剧痛，故面色呈青色或苍白，甚至青紫；心阳不振，血行不畅，心血瘀阻，可见面色青灰和口唇青紫。先天性心脏病，如风湿性心脏病左房室瓣狭窄，可出现双颊青紫、口唇发绀的“左房室瓣面容”。胃肠部的痉挛性疼痛，肠虫痛，胆道疾病引起的胆绞痛时，亦可使面色青紫。肺结核病的晚期、肺气肿、慢性支气管炎和严重肺炎的病人，面色常呈铁青色。小儿高热，面部出现青紫，以鼻柱与两眉间较为明显，是将发作惊风的预兆。此外，肿瘤患者忍受剧痛时，面部也可隐约显出青晦色。
面色赤，常主热证，赤甚者属实热，微赤者为虚热。中医认为，气血得热则行，热盛则血脉充盈。心主血脉，面部的血脉极为丰富，全身气血皆可上注于面，故面部的色泽能反映出脏腑的盛衰。满面通红伴口渴，多为外感阳邪的外感发热，如伴大便燥结，多为脏腑的实热证；如两颧潮红娇嫩，属阴虚火旺的虚热证。肺痨的患者两面部常呈现绯红色，特别以午后为甚。《红楼梦》第34回，写黛玉在宝玉送来的绢子上题诗后，“觉得浑身火热，面上作烧；走至镜台，揭起锦袱一照，只见腮上通红……压倒桃花”，就是典型的肺结核患者的病态面容。久病或重病的患者，面色苍白却两颧泛红，多为虚火浮现的“戴阳证”，此属真寒假热的危重病证，亦为回光返照之象。煤气中毒时，面部和口唇多呈现樱桃红色，是鉴别诊断的要点之一。
面色黄，多主虚证、湿证、湿热证。黄色是脾虚湿蕴的征象，脾主运化，是后天之本。如脾失健运，水湿内停，气血不足，则面色发黄。脾胃虚弱、气血不足者，面色呈淡黄、枯槁无光，中医称之为“萎黄”。脾气虚衰，湿邪内阻，面色既黄且肿，称为“黄胖”。面黄最多见的是黄疸病，如面目及全身都为橘黄色，为“阳黄”；面黄如烟熏般晦暗，则为“阴黄”，多见于黄疸型肝炎、胆道结石、胆囊炎、胆囊癌和胰头癌等病症。腹胀但面黄肌瘦者，属虚胀；但若面色苍黄，腹隆起而胀，又或面色萎黄而泛有红丝者，多属脾虚、肝郁、血瘀及水停等证，多见于肝硬化、肝癌等疾病。小儿的面部黄肿、青黄，或乍黄乍白，腹部隆起青筋呈现的，属疳积之证，多见于营养不良、肠寄生虫等疾病。中医还常用面色来预测疾病的归转，如两眉之间的阙中或称印堂与准头即鼻尖黄而明润者，表示胃气来复，是病情将愈之征象。
面色白，常主虚证、寒证、脱血、夺气等证。白为气血不荣之候。阳气的虚衰，气血的运行迟滞，或耗气失血，气血不充分；或寒凝血涩，经脉收引，皆可导致面呈白色。面色白或苍白，多为阳虚；突然面色苍白，伴冷汗淋漓者，多为阳气暴脱，多见于大出血和休克的病人。面色淡白或白，多为气虚；脾胃虚寒或里寒证导致的剧烈腹痛，或外寒引起的恶寒战栗重者，都可见面色苍白，常见于急慢性胃肠炎、高热的患者。铅中毒时，患者以面色灰白、齿龈与牙齿交界边缘有暗蓝色铅线等为主要特征，医学上称为“铅容”；寄生虫病、白血病等患者，长期室内工作及营养不良者亦见此色；肠道寄生虫病，面部可见白点或白斑。此外，出血性疾病、经常痔疮出血、妇女月经过多造成的贫血，也会出现面色苍白的体征。
面色黑，多主肾虚、寒证、痛证、水饮和瘀血。黑为阴寒水盛之色，由于肾阳虚衰，水液运行失司，阴寒内盛，血失温养，经脉拘急，气血不畅，故面色黧黑。中医认为两颧属肾，故两颧的面部黑多为肾病。面黑而耳轮干枯，多为肾精亏虚久甚，虚火灼阴。面黑而浅淡者，为肾病水寒。面色黑而暗淡者，不论疾病的新久，都属阳气不振。面色黧黑而肌肤甲错者，常常是体内有瘀血的表征。眼眶周围发黑，往往是肾虚或有水饮，女性多为寒湿下注或肝郁而致的月经病或带下病。面黑，临床上往往是慢性疾病的征兆。如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慢性肾功能不全、肝硬化后期、肝癌等疾病的患者，都可出现面色变黑。病情愈重，颜色愈晦暗。面黑而足腰不遂，疼痛难以俯仰者，多为肾风骨痹疼痛。
唐太宗李世民曾有“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的话，来称赞谏臣魏征的耿直。从健康的角度来说，每天照照镜子，鉴貌辨色，观察自己的面色和光泽，来了解脏腑气血的寒热虚实，从生活方式、饮食起居和疾病的预防等方面，推断自己的健康状况，何乐而不为？呕心沥血
唐代著名诗人李贺，7岁就开始写诗，才华横溢，与李白、李商隐并称唐代诗坛的“三李”，后世有“诗鬼”之称誉。
唐代文学家韩愈有“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辞”的诗句，来说明文学创作殚心竭虑的辛苦。李贺一生郁郁不得志，仅做过三年的九品微官奉礼郎，27岁病卒。在他短暂的生涯中，留下了用毕生心血凝成的240余首诗。
李贺的英年早逝，与他备尝辛苦的诗歌创作，怀才不遇的心境关系极大。从中医脏腑学说的角度来看，是他平素苦心孤诣耗损气血，久则伤神所致。他的诗作中出现的“死”字达20多个，“老”字达50多个，这都流露出李贺对人生好景不常的感伤情绪，也是他体弱多病，因虚劳过早离世的原因。
中医认为，心的生理功能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主血脉，二是主神志。血，指血液，是人体重要的营养物质。脉，即经脉，为气血运行的通道。全身的血液都在脉道中运行，依赖心气输送于全身，发挥其濡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作用。心主神明的生理功能正常，则神志清晰、思维敏捷、精神充沛；如心有病变，影响到神志活动，则可出现精神意识思维方面的异常表现，如失眠多梦、神志不宁，甚则谵狂；或见神志恍惚、健忘心悸，甚则昏迷等临床表现。
李贺长年呕心沥血地创作，焉能不损及气血？天妒英才的境遇，更使他难于自我解脱，一代“诗鬼”终成唐代灿烂诗坛的陨星。呕：吐。沥：滴。呕心沥血比喻苦心思索，费尽心血。常形容为事业、工作、文艺创作等用心的艰苦。南朝梁时文学家刘勰《文心雕龙·隐秀》：“呕心吐胆，不足语穷。煅岁炼年，奚能谕苦。”唐代文学家李商隐的《李长吉小传》载：“遇有所得，即投书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见所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唐代著名诗人李贺，7岁就开始写诗，才华横溢，与李白、李商隐并称唐代诗坛的“三李”，后世有“诗鬼”之称誉。18岁时参加河南府试，获“乡贡进士”资格。时有与李贺争名者毁谤曰：“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文学家韩愈曾为作《讳辨》说：“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李贺虽应举赴京，却终未能应试，遭谗言而落第。他一生郁郁不得志，仅做过3年的九品微官奉礼郎，27岁病卒。李贺在他短暂的生涯中，留下了用毕生心血凝成的240余首诗歌。后晋沈昫等在《旧唐书·李贺》中说他“手笔敏捷，尤长于歌篇。其文思体势，如崇岩峭壁，万仞崛起，当时文士从而效之，无能仿佛者。”唐代苦吟诗人贾岛有“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诗句，叙述了自己文学创作的艰辛刻苦，也说明好诗佳句得来之不易。他的朋友诗人方干，也有“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的感慨。李贺的英年早逝，与他备尝辛苦的诗歌创作，怀才不遇的心境关系极大。从中医脏腑学说的角度来看，是他平素苦心孤诣耗损气血，久则伤神所致。
中医典籍《黄帝内经·素问·灵兰秘典论》中说：“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明代医家张景岳注释说：“心为一身之君主……脏腑百骸，惟所是命，聪明智慧，莫不由之。”心主神明，主血脉，居脏腑中最重要的位置。中医认为，心的生理功能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主血脉，二是主神志。血，指血液，是人体重要的营养物质。脉，即经脉，为气血运行的通道。全身的血液都在脉道中运行，依赖心气输送于全身，发挥其濡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作用。
在中医学理论中，神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神，是指整个人体生命活动的外在表现。狭义的神，是指心所主的神志，即人的精神、意识和思维活动。在中医学的藏象学说中，将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不仅归属于五脏，而且主要归属于心的生理功能。《黄帝内经·素问·邪客》说：“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心主神明的生理功能正常，则神志清晰、思维敏捷、精神充沛；如心有病变，影响到神志活动，则可出现精神意识思维方面的异常表现，如失眠多梦、神志不宁，甚则谵狂；或见神志恍惚、健忘心悸，甚则昏迷等临床表现。心在体合脉，其华在面，是指心的生理功能是否正常，以及气血的盛衰与否，可以从一个人面部色泽的变化中显露出来。如心气旺盛，血脉充盈，则面部红润光泽；如心气不足，则可见面色淡白晦滞。舌为心之苗窍，从舌的活动、色泽可以反映出心主血脉和主神志的功能。心的功能正常，则舌体红活荣润，柔软灵活，味觉灵敏，语言流利。若心的阳气不足，则舌质淡白胖嫩；心阴亏虚，则舌质红绛瘦瘪；心火上炎则舌红糜烂或生疮；心血瘀阻，则舌质暗紫或有瘀斑；心主神志的功能异常，则可导致舌卷、舌强、语謇或失语等。
李商隐在《李长吉小传》载：“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能苦吟疾书，最先为昌黎韩愈所知。”由此记载可知，李贺生来即较瘦弱，先天禀赋不足。“语不惊人死不休”地写诗，科举又因避父讳未能考取功名，愤懑而不得志。这从他的作品中可窥一斑，其诗歌中既有昂扬奋发之气，也有感伤低沉之情，“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既有热烈奔放的抒怀，也有凄冷虚幻的意境，“男儿屈穷心不穷，枯荣不等嗔天公”；既有幻念鬼神的浪漫，也有人生无常的颓唐，“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展读他的诗作，文中出现的“死”字达20多个，“老”字达50多个，这都流露了李贺对人生好景不常的感伤情绪，也是他体弱多病，因虚劳过早离世的原因。
明末医家汪绮石在《理虚元鉴·虚证有六因》中说，虚劳病“有先天之因，有后天之因，有外感之因，有境遇之因，有医药之因”。也就是说，禀赋薄弱，素质不强；七情内伤，损伤五脏；饥饱不调，食有偏嗜；大病久病，失于调理，以及误用药物等，都是患虚劳病的原因。清代医家沈金鳌在《杂病源流犀烛》中说：“虚者，气血之虚。损者，脏腑之损。虚久致损，五脏皆有。”李贺长年呕心沥血地创作，焉能不损及气血？天妒英才的境遇，更使他难于自我解脱，一代“诗鬼”终成唐代灿烂诗坛的陨星。起死回生
明代文学家张岱的《鲁云谷传》亦说：“医不经师，方不袭古，每以劫剂臆见起死回生。”“起死回生”这句成语，出自西汉司马迁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说的是战国时著名医家扁鹊妙手回春、起死回生的故事。
扁鹊带着两个弟子，用针刺、热熨、汤药治愈了虢国太子的“尸厥症”。扁鹊叫弟子子阳磨砺针石，取刺虢太子的头部的百会穴。不一会，太子果然苏醒了。扁鹊又让弟子子豹用五分之熨法，并将八减剂和煮后，用来交替地热敷两胁下，虢太子起身坐了起来。经过20多天的汤药调治，虢太子很快就康复如初了。人们都说扁鹊有起死回生的绝技，扁鹊却说：“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意思是说，不是我都能使死者复生，而是太子并没有死，我才使他痊愈了。
厥证是以突然昏倒、不省人事、四肢厥冷为主要表现的一种病证。轻者昏厥的时间较短，自会逐渐苏醒，清醒后无偏瘫、失语、口眼歪斜等后遗症。严重者，则会一厥不醒而导致死亡。厥证的病名首见于《黄帝内经》，其含义有四：一是以暴死为厥，二是以四末逆冷为厥；三是以气血逆乱病机为厥，四是以病情严重者为厥。
从中医脏腑辨证的角度审视，厥证的病机，主要是由于人体气机的逆乱，气血运行失常，阴阳不相顺接而成。临床辨证首先要分别虚实。实证者气壅息粗、四肢僵直、牙关紧闭、脉沉实或沉伏；虚证者则见气息微弱、张口自汗、肤冷肢凉、脉沉微细。治疗应以补虚泻实、调整气血阴阳为原则。“起死回生”这句成语，出自西汉司马迁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说的是战国时著名医家扁鹊妙手回春、起死回生的故事。扁鹊姓秦，名越人，春秋战国时期渤海郡鄚（今河北任丘）人。少时拜民间医生长桑君为师，长桑君尽传他诊病的方法和急救技术，精通内科、妇科、儿科、耳鼻喉科和中医脉诊。在秦、周、齐、赵等国行医，活人无算，是先秦时期医家的杰出代表，人们用黄帝时代的神医扁鹊的名字来称呼他。
一天，扁鹊带着两个弟子在虢国行医，听说虢国的太子暴亡不到半日，国都中正在为他举行祭祷，还没有装殓。他胸有成竹地对喜好方术的中庶子说，我能救活虢太子。虢君大惊，亲自出来迎接扁鹊，并涕泪齐出地恳求他能救活自己的儿子。经过详细地询问病史和认真地诊察后，扁鹊断定虢太子并未“真死”。他说，“太子所得的病，就是人们所说的‘尸厥症’。”扁鹊叫弟子子阳磨砺针石，取刺太子头部的百会穴。不一会，太子果然苏醒了。扁鹊又让弟子子豹用五分之熨法，并将八减剂和煮后，用来交替地热敷两胁下，虢太子起身坐了起来。经过20多天的汤药调治，虢太子很快就康复如初了。
这件事传出后，人们都说扁鹊有起死回生的绝技，能将死去的人救活。扁鹊却说：“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意思是说，不是我都能使死者复生，而是太子并没有死，我才使他痊愈了。后人常用这句成语，来形容医术的高明，也比喻把已经没有希望的事物挽救回来。明代文学家张岱的《鲁云谷传》亦说：“医不经师，方不袭古，每以劫剂臆见起死回生。”
厥证是以突然昏倒、不省人事、四肢厥冷为主要表现的一种病证。轻者昏厥的时间较短，自会逐渐苏醒，清醒后无偏瘫、失语、口眼斜等后遗症。严重者，则会一厥不醒而导致死亡。厥证的病名首见于《黄帝内经》，其含义有四：一是以暴死为厥，二是以四末逆冷为厥；三是以气血逆乱病机为厥，四是以病情严重者为厥。《黄帝内经·素问·调经论》中说：“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古代医家认为厥证的病机是气机逆乱、气血运行悖逆。《黄帝内经·素问·厥论》中阐述说：“阳气衰于下，则为寒厥；阴气衰于下，则为热厥。”汉代医家张仲景认为寒厥与热厥的病机为阴阳失去相对平衡，不能顺接。“凡厥者，阴阳气不相顺接，便为厥。厥者，手足逆冷者是也。”并创制了四逆汤、通脉四逆汤、当归四逆汤等治疗厥证的代表方。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张子和在《儒门事亲》中，将厥分为尸厥、痰厥、酒厥、气厥、风厥等。清代医家予以总结归纳前人的论述，提出了气、血、痰、食、暑、尸、酒、蛔等诸厥的类型。
明代医家张景岳的《景岳全书·厥逆》中指出：“厥者，逆也。气逆则乱，故忽为眩仆脱绝，是名为厥。”书中还云：“厥者，尽也，逆者乱也，即气血败乱之谓也。”结合患者的病史和诱因，气厥实证为气盛有余之人，骤遇恼怒惊骇，气机上冲逆乱清窍壅塞而发病。平素体虚者，常因疲劳、睡眠不足、饥饿受寒而发为气虚厥证。血厥实证，患者平素肝阳素旺，常因恼怒悲恐，血随气升引起；血厥虚证则常发生于大出血之后；痰厥好发于恣食肥甘，体丰湿盛之人；食厥多发于暴饮暴食之后。暑厥发于曝晒于烈日之下或劳作于高温环境，感受暑邪后，热郁气逆，传入心包，蒙蔽心神，清窍闭塞。蛔厥则由于寒热错杂，胃气上逆，蛔虫上扰，以致胃脘及右胁痛甚而厥。
从中医脏腑辨证的角度审视，厥证的病机，主要是由于人体气机逆乱，气血运行失常，阴阳不相顺接而成。临床辨证首先要分别虚实。实证者气壅息粗、四肢僵直、牙关紧闭、脉沉实或沉伏；虚证者则见气息微弱、张口自汗、肤冷肢凉、脉沉微细。治疗应以补虚泻实、调整气血阴阳为原则。从司马迁笔下描写的症状来看，虢太子所患的“尸厥症”，应该为气厥中的虚证，故扁鹊与弟子们用针刺、热熨、热敷和汤药调治，才使虢太子转危为安。
历代医家的著作和医案中，载有诸多的起死回生的病例。元代文学家戴良的《丹溪翁传》载：“浦江郑义，一夕忽昏仆，目上视，溲注而汗泄。翁诊之，脉大无伦，即告之曰：‘此阳虚而阳暴绝也，盖得之病后酒且内，然吾能愈之’。即命治人参膏，而且促灸其气海。顷之手动，又顷而唇动。及参膏成，三饮之苏矣。其后服参膏尽数斤，病已。”患者郑义素体阳虚，酒后且有房事，而出现昏厥，小便失禁，大汗淋漓，目晴上视，脉洪大结代。朱震亨用艾灸其气海穴的急救方法使其复苏，后用人参膏救其亡阳而愈。
清代医家陆以湉的《冷庐医话·医苑》载：“薛生白治蔡辅宜，夏日自外归，一厥不起，气息奄然，口目皆闭，六脉俱沉，少妾泣于旁，亲朋议后事。谓是痰厥，且以独参汤灌。众相顾莫敢决，有符姓者，常熟人，设医肆于枫桥，因邀之入视。符曰：‘中暑也，参不可用，当服清散之剂’。众以二论相反，又相顾莫敢决。其塾师冯在田曰：‘吾闻六一散能祛暑邪，盍先试之？’皆以为然，即以苇管灌之，果渐苏。符又投以解暑之剂，病即霍见。”薛生白是清代的温病学大家，面对蔡辅宜的暑厥，却疏于辨证，漫云用“独参汤”。而符姓医生认为是中暑，即暑厥之疾，故用清暑利湿的“六一散”，用芦苇的秸管灌服而使其苏醒。这个病例也说明，即使是名医，如果一时掉以轻心，也未免会误病害人。
在集清代科学文化大成的《红楼梦》中，也有关于厥证的描写，即元妃的痰厥和凤姐的气厥。第95回，写贾元春忽得暴病，太医院已奏明所患为痰厥，不能医治，太监传旨令进宫探视。贾母王夫人遵旨进得椒房，只见元妃“痰塞口涎，不能言语”，只有悲泣之状，没有眼泪。不多时便目不能顾，脸色改变，“虎兕相逢大梦归”了。关于元妃痰厥的病因，精于医理的曹雪芹先生写道：元春自选入宫后，圣眷隆重，身体便逐渐发福起来，未免举动费力。中医的体质说认为，肥人多气虚痰盛，水湿停聚凝积而为痰。痰随气涌，便可流窜全身，停聚各处，损害脏腑，阻滞气机而发为多种疾患。留饮于心则胸痹心悸气短，留滞于肺则咳痰气逆哮喘等，中医自古便有“百病多因痰作祟”的说法。元妃素体痰盛，加之受宠安逸，奉养承欢，不免“起居劳乏，时发痰疾”。此次发病，由于侍宴回宫，寒温不适，旧病复发，竟出现“痰气壅塞，四肢厥冷”的危候。虽屡召太医进方调治，竟然汤药不进。以至使用通关之剂，并不见效。终于药石无救，一厥而亡。清代医家陈士铎《石室秘录》中说：“人有忽然厥，口不能言，眼闭手撒，喉中作酣声，痰气甚盛。有一日既死者，有二三日而死者。此厥多犯神明，然亦有因有痰气而发也。”元妃素体虚胖，阳气虚衰，痰浊内盛，偶因外感引发而为痰厥。此与陈士铎所阐发的痰厥的病因病理，症状预后，多么贴近。书中所说太医用的通关之剂，是指中医临床常用于急救的“通关散”一类的方剂。其药物性味多辛香温通，具有温通开窍、醒脑回阳的作用。通过鼻腔黏膜的吸收而达到急则治标的目的，是古代中医急救的效方之一。明代方广的《丹溪心法附余》以皂角、细辛等份为末，取少许吹鼻取嚏。另一方出自清代龚自璋辑的《医方简易新编》，用细辛、皂角、麝香、薄荷共为末，用时取少许吹鼻取嚏。两方均用以治疗突然昏厥、不省人事、牙关紧闭、痰涎壅塞之疾。关于厥证，《红楼梦》中还有描写。第107回，凤姐因宁府被锦衣卫查抄，受惊吓而发病。贾母去看她时凤姐“正在气厥”。气厥临床上有虚实之分。结合凤姐的病史，她禀赋虚弱，因小产失养误治而致“血山崩”，失血过多。中医认为，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如果辨证的话，凤姐的气厥，当属气血亏虚而致的厥。应有眩晕昏仆、面色苍白、汗出肢冷、脉微弱等症状。治疗应以益气回阳、补血固脱为法。
临床上，厥证与痫证、中风、眩晕、昏迷等疾病并不难鉴别。痫证发作时常伴四肢抽搐，口吐涎沫，两目上视，小便失禁或有异常叫声，醒后如常人；常反复发作，每次症状类似，以青少年多见。中风伴有半身不遂、口眼歪斜等，神昏的时间较长，苏醒后有偏瘫、口眼歪斜及失语等症，以中老年人为多见。眩晕出现头晕目眩、视物旋转不定，甚则不能站立、呕吐耳鸣等，但无神志异常的症状。昏迷，为多种疾病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出现的危重证候，发生较为缓慢，有一个昏迷前的临床过程，先轻后重，由烦躁、嗜睡、谵语渐次发展；一旦昏迷后，持续时间一般较长，恢复较难，苏醒后原发病仍存在。血厥之实证可发展为中风。现代医学的出血性或心源性、感染性及过敏性休克，低血糖昏迷，高血压危象，以及精神性疾患如癔病性昏迷等，都可采用中医的益气固脱、回阳救逆、活血化瘀、醒脑开窍、清热解毒法治疗，祛邪与扶正并举。随着医学科学的进步，比起扁鹊所处的时代，起死回生的技术越来越成熟，为人类的生命和健康延续着欢乐。三教九流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领域里，儒道释的文化土壤培育出医药学的名医大家，也派生出医经、经方、河间、易水、伤寒、温病、汇通等诸多的学术流派，形成中国医学的洋洋大观。
三教，指儒教、道教、释教；九流：指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今人常用这句成语来指社会上各个阶层和各种行业的人。
儒家文明是中华文明发展成熟的标志，也是中医学形成和发展的摇篮。儒家学说格物致知的观念贯穿于中医学生生不息的始终，儒家的忠孝观念激发了士人从医的热情。在中国医学史上，儒医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从医学史的角度看，道家与中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杏林卓有建树的医学名家，常常与道家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唐代孙思邈称“孙真人”，王冰号“启玄子”，明代医家张景岳名“会通子”，孙一奎谓“生生子”，都是医道精深的杰出代表。
佛教可以说是广义的心身医学，是治疗人生疾苦的良方。在缘起缘灭的尘世间，生老病死是不可避免的法则。众生们的病苦，除了来自身体器官的疾病之外，还包括心理的疾病，也就是贪瞋痴等无明所致，经过古今僧医们的逐步补充而更臻完善，形成了中国佛教医学的体系。佛教以心法为药方，医治众生的贪瞋痴。
清代余杭稽留山石云院的彻尘上人，融佛学的心学和中医学为一体，尝谓：“治病先治心，以我心印人心；心心相印，调和六气，洞彻五脏，生死关头乃了然指下。”正是儒道释共通的医学命题。
三教，指儒教、道教、释教。唐代历史学家李延寿的《北史·周高祖记》载：周武帝建德二年“集群官及沙门道士等，帝升高座，辨释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次之，佛教为后”。九流：指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九流按传统的分法又可分为上九流、中九流和下九流。上九流是：一流佛祖二流天，三流皇上四流官；五流阁老六宰相，七进（进士）八举（举人）九解元。中九流是：一流秀才二流医，三流丹青（画家）四流皮（皮影），五流弹唱六流金（卜卦算命），七僧八道九棋琴。下九流是：一流高台二流吹，三流马戏四流推，五流池子六搓背，七修八配九娼妓。后泛指宗教、学术中的各种学派。今人常用这句成语来指社会上各个阶层和各种行业的人。
儒道释的相融与互补，构建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精神支柱，儒学是主干，道学和释学则是辅翼。儒家文明是中华文明发展成熟的标志，也是中医学形成和发展的摇篮。儒家学说格物致知的观念贯穿于中医学生生不息的始终。在中国医学史上，亦儒亦医、先儒后医、半儒半医者大有人在，构筑起医学流派中百家争鸣的经纬。晋代陈寿的《后汉书·方术列传》中，说名医华佗“游学徐土，兼通数经”。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医家朱震亨弃举子业，32岁开始习医，终于成为中医“养阴学派”的创始人。写出科学巨著《本草纲目》的李时珍，也是“三试而不售”，落第后转攻医药学的。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成为古代士人们最基本的人生目标。而隐于医学，则是实现他们兼济天下黎民抱负的归宿之一，“不为良相乃为良医”。大量的儒士投身到医学界，提升了医学界的文化素质和医德水准，使中医具有更深厚的文化包容的特质。儒家经学的治学方法和研究方式，也使古代医学的遗产得到发掘，医学著作不断刊行，丰富了中医文化的内容。
当集体的报负和社会的责任难以实施时，饱读“四书五经”的士人们反过来关注个人的角色。忠以事君，孝以事亲，疗君亲之疾则是尽忠者之道。儒家的忠孝观念激发了士人从医的热情，出现了很多“处士”，即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傅山，字青竹，改字青主，别号公它、朱衣道人、啬庐等，明末清初山西阳曲人。明亡后，衣朱衣，居土穴，誓不出仕。文章书画均有盛名，家居以医为生，有《霜红龛集》传世。清代嵇曾筠的《傅征君传》称其“精岐黄术，遂于脉理而时通以儒义。不拘于叔和、丹溪之言，踵门求医者户常满，贵贱一视之”。传世有《傅青主女科》、《傅青主男科》、《傅氏幼科》等，另著有《大小脉症方论》，顾言武为其作序。
吕留良，浙江桐乡人。生于明末，字用晦，号晚村，又称东庄。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诗人、出版家和颇负盛名的儒医，与张履祥等共讲程朱之学。明亡不仕，以医为生。郡守以隐逸荐，不就。削发为僧，取名耐可，字不昧，又号何求老人，32岁时与名医高鼓峰交往共论医术。高鼓峰寓居崇德行医施药，吕留良遂投其门下，学习医理药性，相与论医，尽得其心传。治病重温补，曾评注赵养葵的《医贯》，并撰《东庄医案》一卷存世。
明代有两位大医家王肯堂和武之望，同为万历十七年（1589年）进士。武之望“幼治儒经，长嗜岐黄”，在隐退期间，精心整理历代医学文献，热心为桑梓民众解除疾苦，治愈了许多疑难病症，著成《济阴纲目》、《疹科类编》、《济阳纲目》、《医炽》等传世。王肯堂字宇泰，号念西居士，金坛人，世业医。万历十七年中进士后，授翰林院检讨。因上书言抗御倭寇事被降调，于万历二十年引疾归里。少时尝涉猎医术，罢官后即穷研医学，深造有得。尝博集医书，并结合长期临证心得，历时11年编成《证治准绳》44卷刊行。
清代著名医家徐大椿以儒者自称，在《洄溪道情·六十自寿》中自诉平生经历时说：“想当年，束发从师，志薄风雷，可曾穷经辨史，也曾谈玄讲理，也曾嗜僻探奇”。在其著作《兰台轨范·凡例》中，有“有通天地人之谓儒”的感慨。道家思想对徐大椿的影响根深蒂固根深，他的名“大椿”，其典就出自《庄子·逍遥游》，其晚号即自称“洄溪道人”。除了著注10部医书外，徐大椿还撰有《道德经注释》和《阴符经注释》等著作。
从医学史的角度看，道家与中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杏林卓有建树的医学名家，常常与道家有密切的关系。如唐代孙思邈称“孙真人”，王冰号“启玄子”，明代医家张景岳名“会通子”，孙一奎谓“生生子”，都是医道精深的杰出代表。
葛洪是东晋著名的道教理论家、科学家、炼丹术家和医学家。他的《抱朴子》一书，汇集了宗教、哲学、政治、伦理、教育等方面的学科，还有大量的化学、医学、科学实验记录等自然科技知识方面的内容。书中还记载了大量的道教方术，特别是冶炼“金丹”的过程及方法，从中可看到我国古代对化学的初期认识和药物学、医学的发展状况，是研究古代医学、化学、药物学、道教方术，特别是晋以前道教史难得的资料。葛洪除了对道家养生炼丹之术有深入的研究，对于医学也有很深的造诣，尤其对于传染性疾病的病因与药物治疗有独到的见解。他曾整理前代医家的医学知识，加上自身行医与观察的经验，撰成《玉函方》100卷。但因卷帙繁多，携带不便，加之当时战乱不断，一般穷苦人民流离失所，也用不起珍贵的药品。因此他乃发下心愿，把《玉函方》100卷整理缩编，成为《肘后救卒方》3卷，是一本极为实用的临床方书。书中载方86首，所主治的疾病以传染病、寄生虫及各科急症为主。此书后经南朝名医家陶弘景的整理与修订，将86方并为79方，又增补22方，合为101方，取名为《补阙肘后百一方》，仍为3卷。书中亦载有许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的珍贵史料，以及葛洪独创的一些治疗与预防方法：如霍乱、伤寒、疟疾、天花、肺结核、麻风、肠寄生虫和恙虫热等。而对于其他如营养缺乏、精神疾病、外科疾病、药物中毒、中风、黄疸及水肿等病症亦有记载，内容丰富而实用。《肘后方》卷二载有“虏疮”一症，是世界上对天花这种传染病的最早记录。
崔嘉彦是宋代的道士，撰有《崔真人脉诀》。元代文学家陶宗仪在《辍耕录》称：“宋淳熙年间，南康崔紫虚隐君嘉彦以《难经》六难专言浮沉，九难专言迟数；故用为宗，以统七表八里而总万病。”宋代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宋太宗下诏，令道士王怀隐还俗，任尚药奉御和翰林医官院翰林医官使等职，承担编纂《太平圣惠方》的重任。
清代医家刘一明，道号“悟元子”，别号“素朴散人”。他自幼喜欢道学，曾拜龛谷老人、仙留丈人等为师，并得其真诀。乾隆三十年（1765年），他结庐于甘肃榆中的栖云山，广为募化，筹集资财，行医治病，普济众生。在榆中把总林启明的支持下，历经十载建成62座庙宇殿阁。又用募化的资金购置田地出租，以供寺观修缮之费用。刘一明从此隐居寺观，潜心研究医学、易学和道家经典。一面为人诊治疾病，一面著书立说。除道家著述《道德经要义》、《修真九要》外，主要医学著作有《眼科启蒙》、《经验奇方》、《经验杂方》等，系乾嘉年间甘肃著名的道医。他还创办了栖云山刻坊，进行古易学和医学典籍的印刷，成为当时著名的文化传播者。清代新安医家方成培自幼云游，足迹遍天下，年六十乃归新安，与清代喉科名医郑梅涧交厚。方成培于扬州故纸堆里，得见蒲东方士师成子于康熙戊戌（1718年）所作的《灵药秘方》一书，载有实用的丹药方，方成培为之作序而刊行于世。
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上承印度原始医学的精粹，下与中国传统医学的融洽，特别是经过古今僧医们的逐步补充而更臻完善，形成了中国佛教医学的体系。佛教以心法为药方，医治众生的贪瞋痴。“佛为医师，法为药方，僧为看护，众生如病人”。佛教可以说是广义的心身医学，是治疗人生疾苦的良方。在缘起缘灭的尘世间，生老病死是不可避免的法则。众生们的病苦，除了来自身体器官的疾病之外，还包括；心理的疾病，也就是贪瞋痴等无明所致。《佛说医喻经》中指出，佛医王应该具备的条件有四：识知某病，应用某药；知病所起，随起用药；已生诸病，治令病出；断除病源，令后不生，就包括了药物和心理治疗、预防保健等内容。中医将病因分为内伤七情与外感六淫，与佛学关于疾病的阐述颇多相似之处。例如《佛医经》中说，人得病有十种因缘，即久坐不卧，食无贷（饮食无度）；忧愁；疲极；淫逸；瞋恚；忍大便；忍小便；制上风（呼吸）；制下风（矢气）。包括了衣食住行、生活起居、情志心理等多层面的内容。在中国医学史上，有诸多的著名僧医。据史料载，晋武帝大康九年，洛阳城内瘟疫流行，患病者无药而亡。诃罗揭法师目睹此景，遂发慈心为患者医治，病者多得痊愈。唐代益州福成寺道积、丹阳沙门智严等，积极救助麻风病人，嘘寒问暖，洗濯衣物，传为佳话。南北朝宋时僧人深师，精于医药，善疗“脚气病”而名重一时。时人号其药方曰“深公方”。唐代医家孙思邈的《千金要方·风毒脚气》云：“宋齐之间，有释门深师，师道人，述支法存等诸家旧方为三十卷，其脚弱一文近百余首。”明末僧人胡慎柔，法名释住想，精通佛教典籍和儒家经史，因心血耗疲得瘵疾不起。时查了吾先生寓医荆溪，遂往求治。岁余获痊，由此拜查氏为师十余年，乃令其从名医周慎斋先生。曾载录周氏的临症经验，临终前将手札及生平著述授于弟子石震，由石订刊为《慎柔五书》五卷，书中着重论述虚损、痨瘵，并皆以保护脾胃为主，渊源本于东垣，而化裁宗诸薛己。
清代余杭稽留山石云院的彻尘上人，以其家传的经验奇方济世活人。年老惧药方失传悉付之梓，名曰《石云选秘》，凡二卷。据《余杭县志稿》载：彻尘的祖父王上英，精岐黄术，彻尘朝夕侍从，录经验方及制药秘法成帙。年十九，就稽留山石云禅院剃染，参大乘经典，贯穿心学、医学。尝谓：“治病先治心，以我心印人心；心心相印，调和六气，洞彻五脏，生死关头乃了然指下。五十年出其家法以活人，不受值。”
清代张延玉等著的《明史》中载，明代医家戴思恭学医于朱丹溪，朱则为宋末元初钱塘名医罗知悌的弟子。知悌之学得之于荆山浮屠，浮屠则河间医家刘守真的门人也。浮屠，佛教名词，即梵文（佛院）之旧译，亦日浮图，故称佛教徒为浮屠氏者。从这些医家的师承关系可知佛学与中国医学的融会贯通。清代医学家程国彭，字钟龄，号恒阳子，安徽歙县人。幼年多病，立志学医，潜心研索各家医著，博采诸长，融会贯通，医名大噪于康熙、雍正年间。晚年至天都普陀寺修行，法号普明子。医学推崇张仲景为制方之祖，主张学贵沉潜。其于医理，凡示明者则昼夜苦思，有思即加记录。历时三十年，撰《医学心悟》五卷，创立八纲八法辨证的纲领，为后世医家所遵循。创制方剂止嗽散、半夏天麻白术汤等沿用至今。雍正十年（1732年）普陀寺修葺，寺僧及工人等数千人，多有患疽疮疥癣者，程国彭投以膏散内服外用，收效甚速。又撰成《外科十法》行世。传授门生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晨起读书，日间临证，夜则辨疑解难，培养出一批精于佛理医学的弟子。清代大学者俞樾曾为杭州心禅法师的医话医案集《一得集》写叙，称其“隐于浮屠，而精于医。”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领域里，儒道释的文化土壤培育出医药学的名医大家，也派生出医经、经方、河间、易水、伤寒、温病、汇通等诸多的学术流派，形成中国医学的洋洋大观。诗词歌赋
在中国医学史上，许多著名的医学家饱读四书五经，长于诗词歌赋，成为文苑杏林双栖的名士。他们的文学才华，洋溢在其医学著作和文集中，成为中医文献史上的千古绝唱。
陶弘景，是南北朝南齐南梁的道教思想家、医学家，他的《答谢中书书》“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是一幅清丽的山水画，又是一首动情的生态诗。
辞赋是古代一种韵文与散文综合的文学体裁，盛行于汉魏六朝时期。古代医家也用这种文体著书，其中最有名的，当属金元时针灸学家窦默的《标幽赋》：“拯救之法，妙用者针。察岁时于天道，定形气于予心。春夏瘦而刺浅，秋冬肥而刺深。不穷经络阴阳，多逢刺禁；既论脏腑虚实，须向经寻。”朗朗上口，易于诵读。
道情是我国民间说唱艺术中的一种，其渊源可以远溯至唐高宗时的“道调”，是祭祀老子的唱词。清代吴江名医徐大椿创作的《洄溪道情》，被清代文学家袁枚收录在《随园诗话》中。在《洄溪道情·行医叹》中，他指责不读医书的庸医“绝多少单男独女，送多少高年父母，拆多少壮年夫妻”，一针见血。
清代医家费伯雄，兼擅诗词，著《留云山馆诗余》一卷传世。叶恭绰编著的《全清词钞》中，载其菩萨蛮一阕：“暮烟半卷秋江阔，悲商怨徵潇湘瑟。人瘦菊花天，开窗月满帘。满帘新月白，秋燕都如客。燕子尚南飞，客行何日归？”
中医文献中，还有用歌诀写就的著作，如宋代医家许叔微的《伤寒百症歌》；明清间医家汪昂的《汤头歌诀》，收录历代效方200余首；清代医家陈修园的《医学三字经》、《金匮方歌括》、《伤寒真方歌括》等，都通俗易懂，是中医的启蒙读本。
明末清初荑荻散人编次的《玉娇梨》第六回说：“最妙是古今书史无所不通，做出来的诗词歌赋直欲压倒古人。”《玉娇梨》的书名得自书中三个主人公的名字：白红玉、吴无娇、卢梦梨，因为写了三位绝世的才女，而被誉为古代“十大才子书”之一。
在中国医学史上，许多著名的医学家饱读四书五经，长于诗词歌赋，成为文苑杏林双栖的名士。他们的文学才华，洋溢在其医学著作和文集中，成为中医文献史上的千古绝唱。
陶弘景，字通明，自号“华阳隐居”，卒后谥“贞白先生”，是南北朝南齐南梁的道教思想家、医学家，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他自幼聪明异常，15岁著《寻山志》，36岁梁代齐而立后，隐居于句曲山的华阳洞。梁武帝礼聘不出，但常遣人入山问事，时人称为“山中宰相”。他整理汉代的《神农百草经》，并增收魏晋间医家所用的新药，撰成《本草经集注》7卷，共收载药物730种，并首创沿用至今的药物分类方法，以玉石、草木、果、菜等分类，对本草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另著有《陶氏效验方》、《补阙肘后百一方》、《陶隐居本草》、《药总诀》等医药学著作。
陶弘景隐居后，曾收到齐高帝萧道成劝其出山的诏书。他写了《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有自怡悦，不堪持寄君。”以委婉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志趣是隐居在白云青山林间，谢绝了出仕之意。其诗意境高雅，为后人所传诵。陶弘景写给中书侍郎谢览的书信《答谢中书书》，吟咏自然风景尤为出名：“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共奇者。”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清丽的山水画，吟咏了一首动情的生态诗。“耽嗜医经五十年，野芹曾献紫宸前。而今憔悴西山下，更比文章不值钱。”这是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张子和写的一首叙事自己生平的诗。金代兴定中（1217—1221年），61岁的张子和被召补太医，不久即辞归，与兼通医学的文学家麻知几等人一起，撰写《儒门事亲》15卷传世。金代李夷有一首《赠国医张子和》的诗，描述了这位刚直不阿的医家在汴京短暂的生活：“禁御暄暄以字行，粗工往往笑狂生。天将借手开金匮，云本无心到玉京。歌啸动成千日醉，留连翻厌五侯鲭。祝君莫触曹瞒怒，世上青黏要指名。”张子和以汗、吐、下三法蜚声当时的医苑，其医术不被同道所理解，更不能迎合上层皇门贵族们喜欢温补之剂，厌恶攻泄之方的习俗。从张子和与李夷的诗中，我们不难洞观一位高技长孤的老者的气节和愤慨。诗中用“紫宸”代指皇帝的居所，“野芹”暗喻药物，“五侯鲭”是汉代的名菜，而用曹操与华佗的典故，也善意地提示不合时宜的医家要自重防祸。
辞赋是古代一种韵文与散文综合的文学体裁，盛行于汉魏六朝时期。如文学家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杨雄的《逐贫赋》，陶渊明的《闲情赋》等，都是赋中的名篇。古代医家也用这种文体著书，如金元四大家之一李东垣的《珍珠囊药性赋》，明代儿科大家万密斋的《痘疹碎金赋》等。其中最有名的，当属金元时针灸学家窦默的《标幽赋》。窦杰，字汉卿，后更名窦默，早年师承名医王翁、李浩等人，授以“铜人针法”，遂精谙针灸医术。元世祖忽必烈屡屡召之，直至微服相访，始不得已才出任昭文馆大学士、太师等职，故史上又有“窦太师”之称。所著有《针经指南》、《流注指要赋》、《窦太师流注》、《标幽赋》、《指迷赋》、《铜人针经密语》等针灸专著。另有《疮疡经验全书》13卷，为其后代所辑。“拯救之法，妙用者针。察岁时于天道，定形气于予心。春夏瘦而刺浅，秋冬肥而刺深。不穷经络阴阳，多逢刺禁；既论脏腑虚实，须向经寻。”在这1400余言的赋中，窦默用优美的语言论述了针刺与脏腑、经络、气血的关系，“观部分，而知经络之虚实；视沉浮，而辨脏腑之寒温。”说明针刺时取穴的方法、进针的手法、禁忌和注意事项等，“气之至也，若鱼吞钩饵之浮沉；气未至也，似闲处幽堂之深邃”，总结和发挥了前代医者的针刺理论。“肩井、曲池，甄权刺臂痛而复射；悬钟、环跳，华佗刺躄足而立行。”据《旧唐书·方技列传》载，隋鲁州刺史库狄患风痹症，不能挽弓。唐代医家甄权为其刺肩髃穴，一次则能射；《三国志·华佗传》中，华佗治疗一跛足的患者，除针后即能行。这种将穴位的主治功能和古代医家的医案结合的写法，读来生动易记。
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有一种与辞赋相似的骈文体，从六朝到初唐风行于文坛，发挥了汉语文特有的对偶、声韵、事典、辞藻等，格式要求更严格。其中最为人所称道的，是“唐初四杰”之一的王勃，在滕王阁即席所赋的《滕王阁序》，其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名句，为后人所传唱。清代中医外治法专家吴尚先撰写的《理瀹骈文》正文，就是以骈文体写成，分别论述了伤寒、中风、痹症等内、外、妇、儿、五官等科多种病症的外治方，并详加注文以阐述。文中叙述了自己“案有医书，庭多药草”的行医生涯，由于外用膏药的简便和效廉，当时求医者众，常常有“地去一二百里，人来五六十船”的情景。面对患者的疾苦和别人的非议，吴尚先依然“时无上工十全，聊作穷乡一剂”，为贫苦百姓施膏药方疗疾。
清代文学家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收录清代医家徐大椿嘲讽学究腐儒的道情歌词《刺时文》：“三句承题，两句破句，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庭的晦气。”入木三分地刻画了八股文害人误国的弊病。道情是我国民间说唱艺术中的一种，其渊源可以远溯至唐高宗时的“道调”，是祭祀老子的唱词。元明时散曲里宣扬道家思想的曲子，也可看作是“道情”的流变，一般都是道士们唱的。清代吴江名医徐大椿创作的《洄溪道情》，还有书画家、文学家郑板桥创作的《道情》10首，使得道情曲在南方，尤其在维扬地区风靡一时。在《洄溪道情·题山庄讲读图》中，徐大椿记述了自己“严冬雪夜，拥被驼棉，直读到鸡声三唱；到夏月蚊多，还要隔帐停灯映末光”的苦读生活。在《洄溪道情·行医叹》中，他指责不读医书的庸医“绝多少单男独女，送多少高年父母，拆多少壮年夫妻”的药杀生灵的行径，实是医门棒喝！
清代医家费伯雄，弱冠时即有文名，后舍儒从医，以医术闻名于大江南北。曾两次入宫，治疗道光皇帝的失音症，愈后赐匾联“著手成春，万家生佛；婆心济世，一路福星。”著有《医醇膡义》、《医方论》刊行。费伯雄兼擅诗词，著《留云山馆诗余》一卷传世。叶恭绰编著的《全清词钞》中，载其菩萨蛮一阕：“暮烟半卷秋江阔，悲商怨徵潇湘瑟。人瘦菊花天，开窗月满帘。满帘新月白，秋燕都如客。燕子尚南飞，客行何日归？”咸丰年间，李小湖督学江苏，拜访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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