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侯宜杰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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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城袁氏试读：
前言
以婚姻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组织形式，势必受到社会和时代的制约，兴衰荣辱，变动不居。富者不一定恒富，贫者亦未必终贫；贵者往往沦为庶民，布衣可能会至卿相。家庭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且随着历史不断地变革发展，其职能、性质、形式、结构以及与其相联系的伦理道德观念也在变化演进。而家庭的变化演进又反过来成为社会的缩影，至少亦可作为观察社会的一个重要窗口。河南项城袁氏家族与清末民初的国家命运密切相关，更具有典型意义。
提起曾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风云一时的袁世凯，几乎家喻户晓，而人们对其家族则可能知之甚少。
袁氏家族有文献可考的历史，始自袁九芝。其子袁耀东是袁世凯的曾祖父，他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乃一介穷儒，以耕读为业，生活异常清贫。
至道光后期，第二代中的袁甲三高中进士，进入仕途，景况方始得到改善。后来在剿灭捻军和太平军的过程中，他以功累官至漕运总督。其长子保恒也相继登第，参与剿灭捻军和太平军，超擢侍郎。父子两人骤然跻身新贵之列，袁氏家族跃居豪门，一变而为“汝南巨族”。袁世凯的继父保庆与堂叔保龄均系举人出身，曾受袁甲三的荫庇，官居道员，但并没有光大门楣。这几代人基本上处于封建社会时期，因而，家中的一切无不渗透着浓厚的封建性。不过亦未维系久远，几世同堂的大家族终至解体，分裂成若干小家庭。
袁家第四代人成长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由于染上恶习，不求上进，不事生产，各支俱都败落；即使在外为官者，亦皆平庸之辈，鲜有出人头地者。唯独袁世凯飞黄腾达，清末时做到直隶总督、军机大臣、内阁总理大臣；民国时当上总统，妄自称帝，显赫远远超越其两代先人。与其先人循“正途”出身，谋求发达不同，袁世凯不喜读书，科场失意，投笔从戎，走的是另外一条蹊径。其所以能够迅速青云直上，除了善体上意，攀附亲贵，进贡贿赂之外，主要是靠实干，赏罚分明，培植亲信，结党营私，机敏灵活，纵横捭阖，阴谋诡计。他既继承了封建家长制的专擅作风，在家中独断专行；又能在某些方面顺应时代潮流，打破旧的传统，鼓励诸子学习实用科学，出国留学，就是其中一例。
帝制推翻，民国建立，民主自由与专制独裁两条道路继续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许多家庭都发生了剧变。袁世凯帝制自为，长子想当青宫储贰，极力鼓动，次子则不赞成。三女非但不赞成其父称帝，而且为了自由，公然抗婚。
袁世凯死后，诸子分居，大家庭风流云散。靠着分得的丰厚遗产，长子袁克定仍不改昔日的“太子”派头，思想守旧，挥霍无度，过着糜烂没落的生活，最后穷困而死。袁克文多才多艺，诗文酒会，章台走马，纸醉金迷，名噪海内，亦不免潦倒，晚景凄凉。其余诸子则根据新的时代变迁和价值取向，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文革”期间，以阶级斗争为纲，用人强调出身成分。袁世凯系反动官僚，子孙皆属“黑五类”，命运坎坷，他们身上都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只有远在美国的袁家骝和夫人吴健雄幸免株连，在科学事业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本书以袁世凯为主线，简要地叙述两个世纪中袁氏家庭六代群体的演变。虽然主观上欲将人、家、国三者融为一体，以期反映不同时代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伦理道德、社会风貌等等方面；但限于资料，捉襟见肘，尚难差强人意，不能不引以为憾。
在写末后几节时，笔者参考了郑逸梅、周岩、江才健以及其他先生的著作（著作附于参考书目中），理应逐一明确注出，以免抄袭之嫌。然而，出版社要求书中概不注释，故未能如愿。在此谨致深深的歉意和谢忱，并请谅解。
本书之所以能问世，主要得力于同事雷颐先生的大力支持；老友曹惠南先生多方奔波，终于在哈尔滨搜集到《袁寒云的一生》一文，复印惠寄，给我很大帮助。我永远忘不了他们的高谊隆情，一并致以由衷的感谢。侯宜杰2000年12月22日于北京由贫至富
河南东部临近安徽省有个项城县，东西宽七十里，南北长一百一十里。
该县有悠久的历史，西周时称项国，春秋时被鲁国所灭，后属楚国。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城东尚有项羽城地名。秦时置县，汉代设置项县，东魏时改为秣陵，隋代又改为项城县，清代隶属于陈州府。
相传八仙之一的铁拐李曾有一首《过项歌》，言该县地脉应出一个假皇帝及将相。可是，直至清代乾隆年间，铁拐李预言的人物也未出现。
项城县的自然条件很差，地势低洼，颍水、沙河、汾河、泥河以及一些无名小河均从境内流过，注入淮河，因而向称“泽国”，东南尤甚。由于地主贪图种田，加上下游的农民阻挠，河流沟渠年久失修，淤塞不通，遇上大雨就闹水灾，无雨之时又常闹旱灾和蝗灾。老百姓没有战胜大自然的能力，只有祈求“老天爷”保佑，旱涝皆听命于“天”。
这里的物产不丰富，土地也十分瘠薄，农作物产量很低，经济极其落后。除了酿酒等少数手工作坊外，没有工业生产，经营商业的很少，一般以从事农业生产和家庭副业为主。粮食作物仅出产小麦、谷、黍、高粱、豆、稷之类，经济作物最有价值的只有芝麻和棉花，连中原常见的花生也不宜种植。蔬菜品种不多，常年供应的更少，四时不缺的唯有韭菜和大葱。瓜果多为杏、桃、李、沙果、枣、西瓜，因为销路不好，种的也少。所以，该县虽与淮宁接壤，但因两地的条件悬殊，富有人家远远不如淮宁多。
由于自然条件太差，人口稠密，广大农民缺少或根本没有土地，为了生存，不得已只好向地主租种。但辛辛苦苦一年下来，收获物的一半乃至六到八成都交给了地主，余下的少之又少，生活异常贫困，经常过着半饥半饱、缺吃少穿的苦日子。遇到灾荒，更是走投无路，或卖儿卖女，或携全家出外，到处流离乞讨，冻饿而死于异乡者不知多少。即使那些辛勤耕种、肥料充足的上等农户，也得节衣缩食，省吃俭用。然而在丰收的年景农作物价格大跌，歉收的年景常常不足以维持温饱。
经济是一切的基础，生活的贫困必然导致文化的落后。整天为生存而拼命挣扎的穷苦百姓自然不敢奢望读书识字，就是那些仅足自给的人家也很少留意于此。有些文化知识的，非少数地主之家，即世代为儒之人。
自从隋唐开科取士以来，科举制度就成为文人学士获取功名、出人头地的唯一出路。如果能考取秀才，再考取举人、进士，沿着科举的阶梯，一步一步攀到宝塔的顶峰，跃登上“龙门”，就可当官发财，光宗耀祖。由于录取人数非常有限，有能力攀登到顶峰的只是极少数的人，许多人走到半途就无法继续前进了，甚至尚未取得初步的资格便被淘汰了。然而，“学而优则仕”这条道路毕竟太诱人了，所以仍旧吸引着莘莘学子为它而拼搏，甚至有的人皓首穷经，终生不悔。至于幸运之神没有降临头上的士子们，前程虽然与跃登“龙门”者有天壤之别，仍可以利用获得的文化知识在官衙中谋求当个幕僚胥吏，或是处馆，做一名教书匠，挣钱养家糊口，远比单纯的务农在生活上有所保障。一些清贫人家之所以节衣缩食，拿出一点钱来供孩子读书，进行智力投资，就是出于上述的原因。
在项城袁氏的家祠中曾经立有一块铁铸的横牌，上面记载着始祖至各代的姓名，准备以垂永久，千古不磨，可惜见不到了。因此，对于袁氏家族的谱系也就无法全部了解。现存的《项城袁氏家集》中，有文字可考的最上一代先祖为袁九芝，他生活的年代恰值清代乾隆鼎盛时期。
袁氏世代为儒，走的是一般贫儒致力于举业的道路，孜孜不倦追求的是一举成名。
袁九芝是个儒士，以耕读为业。有子三人，长为耀东，次子出嗣，三子情况不详。
袁耀东自幼从父读书，娶淮宁郭如珽之女为妻，结婚时，家中固定的产业很少，人口较多，经济状况相当艰窘，以致出身于名门世家的大家闺秀郭氏进门以后，不得不亲操井臼，劳苦不胜。
经过多年寒窗苦读，袁耀东方考取秀才，当了一名塾师。可是天不假年，一命归西。他去世时，兄弟已经分居，子女均未成年，长子树三刚十四岁，次子甲三十岁，三子凤三、四子重三及一个女儿更小，有的尚在襁褓之中。本支的家庭重担完全落在郭氏一人身上，生活陷入极度的困境。
郭太夫人自幼读书，深明大义，争强好胜，很有主见，是位极不寻常的女子。若要改变家庭的境遇，摆脱贫困，当时只有两条出路，一是让孩子们走学而优则仕之路，二是经商。经商需要资本，又属于末业，为社会上层人士所轻视。她既没有资本，也不愿孩子们走那条路，于是选择了前者。
她望子成龙心切，为了使孩子们学有成就，自己含辛茹苦，忍饥受冻，典尽钗珥，给两个大孩子请了名师。并训诫他们说：“你们的父亲勤学刻苦，胸怀大志。你们如果不能继承先志，发奋读书，你们的父亲就算没有儿子。”她白天纺绩，晚上亲自检查孩子白天所学，监督他们复习背诵，随时给他们讲解不懂之处，直到半夜三更方才休息。如此十多年下来，树三、甲三兄弟两人秉承母训，争相奋发，相继考入了县学，成为生员（秀才），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官方发给的廪饩，即补助生活的银子和粮食，称为廪生。从此他们更加刻苦努力，慨然有用世之志。但困难的生活又逼迫得他们不能专心致志地埋头于科举事业，为了糊口和减轻母亲过于沉重的负荷，他们不得不寻找馆地，执教于外乡，同时继续自学，准备应试。
袁树三和袁甲三结婚之后，家境略有好转，但仍然相当清贫，常年吃的都是素食，见不到荤菜，更不用说使用婢仆。树三妻子王氏与甲三妻子陈氏均为通情达理的贤内助，她们和睦相处，早作晚息，天到四更，两人还对着一盏昏暗的孤灯，辛苦地裁缝衣服。及至鸡鸣，马上又起来操作。直熬得二目通红，两手冻得裂开一道一道的口子，衣服破了无暇补缝，头发乱了也无暇及时梳洗。陈氏头胎生了个儿子，也不能像富有人家的妇女那样安安闲闲地“坐月子”，孩子生下三天，便下地操持家务，如同平常人一样。
从乾隆经嘉庆，直到鸦片战争前的道光朝，在这六七十年里，袁家的生活状况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改善，衣食不能完全自给。有一年发生饥荒，家中穷得连烧火的柴禾都买不起，只得打发放学后的小孩子们到野地里拣草根、树皮。冬天气候很冷，小孩子们脱去鞋袜，下到水中去取浮梗，冻得两脚红肿。袁甲三的妻子看了，哭着对长子保恒说：“谁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但是，不习劳苦，不知道庄稼人过日子的艰难。你们今天的辛勤，焉知不是老天玉成孺子呢！”
苦尽甘来，历尽沧桑艰辛的郭太夫人终于熬过了漫漫苦难岁月，盼来了梦寐以求的富贵荣华的好日子。至道光、咸丰年间，袁家骤跻显贵，由清贫一跃而成为本县的首富巨室，家有田地五十顷，开着几处典当铺，还放高利贷。
袁家原来居住在城北二十里的张营，为了抵御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军和张洛行领导的捻军，保住生命财产，郭太夫人令四子袁重三及长孙袁保中出资，在县城东北四十里的地方，联合当地人士大兴土木，营建了一个很大的村庄，周围筑起一道坚固厚实的寨墙，寨墙上修有炮楼，名为袁寨。袁家在此也建筑了楼房瓦舍连成一片的深宅大院，高高的门楼之前，矗立着两根粗大的圆形旗杆，两旁各蹲踞着一只张牙舞爪的石狮，大门上悬挂着一块醒目的黑漆匾额，上面题着“进士第”三个斗大的金字。门第显赫无比，名闻远近。这里，就是在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上风云一时的袁世凯的出生地。
袁树三当了署理陈留县的训导，兼摄教谕事。道光二十三年（1843），汴梁（开封）旧城城墙被河水冲垮，当道请其修筑。他推辞不掉，亲自监督工程，风雨无阻。第二年，以积劳逝世。
袁凤三字桐友，屡试不第，捐纳了禹州训导。后以帮助当局守城之功，获赏五品衔，戴花翎，以知县候选，但未补缺，同治九年（1870）去世。他与树三都是最低级的官员，不足以振兴家声。
袁重三字惺轩，号敬有，也是廪生。他因袁甲三、袁凤三和侄子袁保恒均在外为官，母亲年高，自己体弱多病，没有出外为官，在家奉养母亲，当乡绅。
袁家之所以兴旺发达，郭太夫人之所以能够在晚年安享尊荣，主要是靠次子袁甲三及其长子袁保恒的相继跃登“龙门”。
袁甲三字新斋，号午桥。他并不特别聪明，或许是运气不佳，一连参加九次乡试，均未考中举人。但他并不灰心丧气，反而愈益坚忍不拔，夜以继日地苦读。道光十四年（1834），他再次下场，结果喜报传来，中了举人。第二年赴京应试，连捷进士，授官礼部主事。二十七年（1847），任仪制司员外郎。二十九年（1849），升主客司郎中。三十年（1850），擢江南道监察御史、兵科给事中、转兵科掌印给事中。
四兄弟之中，袁树三有二子，长为保中，次为保庆。袁甲三有三子，长为保恒，次为保龄，三为保诚。袁凤三有独子保颐。袁重三有四子：保晋、保纯、保恬、保皖。
在保字辈的一代中，袁保中年龄最长，保庆次之，保恒又次之，其余的均较年幼。
袁保中字寿臣，天资较差，每逢作文之时，别人都交了卷，他还要拿回家来继续做，直到三更天方能做完。他得了副贡以后再无进取，捐了个同知，在家当绅士，办理团练，与四叔重三同管家政。
袁保庆字笃臣，号延之，长保恒一岁，二人同时受教于袁甲三。他的资质属于中等，背诵书籍往往落后于人，领会经义比较迟钝；但也有其优点，即一旦贯通，能牢记不忘，且能借题发挥。他在咸丰八年（1858）考中举人，而进士则与他无缘。
袁保恒字小午，人极聪明，二十一岁就中了举人。时隔四年，又考中进士。咸丰二年（1852），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职编修。
一门两进士，父子俱荣，皇恩浩荡，袁甲三的忠君报国之念愈益坚定。巡视中城，发奸擿伏，除掉多年的积匪，京城为之一清。遇有奸弊之事，必加弹劾，不稍顾忌，广西和江西巡抚，定郡王载铨和刑部侍郎书元，均遭到他的参劾，直声大起，台阁生风，显贵无不畏惧。
咸丰三年（1853）正月，工部侍郎吕贤基奉命赴安徽办理团练防剿事宜，奏调袁甲三帮同办理军务。
在封建时代，忠与孝被统治者视为伦理道德的大本，是人们立身行事的根本准则。官员不能忠孝两全时，必须移孝作忠，报效朝廷。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和张洛行领导的捻军不仅要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而且也与官僚富商豪绅地主为敌。因此，朝廷和官僚富商豪绅地主均将他们视为大逆不道的匪徒，竭力加以剿灭。袁甲三一向崇奉理学，却不空言性道，而注重实践。在这种遍地烽火、天下大乱的时候，更“以扶持正气，挽回劫运为己任”。
袁甲三初到安徽，署理庐凤道。不久，漕运总督周天爵逝世，他受命代领其军。此时捻军已经联合起来，抗拒官府，攻城略地，声势大振。而清军则粮饷缺乏，士气低落，战斗力极差。面对饥军残卒，袁甲三治军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以至诚忠义感化、勉励、固结将士。在其激劝之下，人无离心，士卒用命，首次出击，即大获全胜。朝廷立即赏加三品卿衔，命其署理安徽布政使。他以为现在剿办捻军正当吃紧，一署理地方官，限于职守，势必贻误，上疏力辞。朝旨以其说得有理，同意了他的意见，令他以三品卿衔、兵科给事中剿办安徽捻军。次年五月，以功超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继而击败张洛行。张洛行畏惧乞降。袁甲三以其反复无常，思制其死命，乃无北顾之忧，勒令其献出他人自赎。
咸丰五年（1855）二月，江南提督和春、安徽巡抚福济因与袁甲三矛盾尖锐，联衔参劾他株守临淮，粉饰军情，擅截饷银，冒销肥己。朝旨命袁甲三交部严加议处，来京候旨，不久部议革职。
袁甲三离开安徽之日，当地军民攀挽千里，号泣于道。到京以后，他派家丁向都察院呈递了诉状，对参折内所列的擅截饷银等罪名逐一进行了辩护，指出皆系和春、福济诬陷，并说明他们衔恨的原因。都察院不敢擅自做主，将其诉状上奏，朝旨命两江总督怡良秉公查办。怡良派人调查，据实上奏后，袁甲三的冤屈始得昭雪。但是，朝廷没有恢复他的职务。他处之泰然，前往河南禹州三弟袁凤三处，侍奉母亲。
袁甲三一离开安徽，张洛行的捻军乘机迅猛发展，与安徽接壤的河南东部也成为捻军异常活跃的地区。一些官员有鉴于此，先后上疏，俱言袁甲三督剿捻军有方，地方借以安静，仍请起用他视师；两江总督怡良和江苏、浙江巡抚复交章推荐。安徽怀远有个平民胡文忠，竟然卖掉儿女，徒步到达北京，欲击登闻院鼓，请求起用袁甲三再镇临淮，未获允准，遂怀揣诉状，自缢而死。咸丰皇帝闻知此事，大为动容。
咸丰六年（ 1856）二月，朝旨命袁甲三随同河南巡抚英桂剿办河南捻军。此时捻军已占领凤阳、颍州和徐州等地，纵横于皖北和苏北、豫北一带，屡败三省清军。袁甲三奉命后驰赴归德（商丘），招集旧部三千人，会合其他清军出击进逼归德的捻军，亲赴前敌指挥，三战皆捷。接着解了亳州之围，乘胜追击，歼灭捻军四千余人。五月，又挥师攻破捻军的根据地雉河集。朝廷以其战绩卓著，着以三品京堂候补。次年授为太仆寺卿，并赏戴花翎。咸丰八年（1858）七月，朝廷命袁甲三督办安徽、河南、江苏三省剿防事宜，袁甲三始专掌军事。他多方激励士卒，不到三个月，即将河南境内的捻军肃清。可是，钦差大臣胜保却将淮南失守的责任归罪于袁甲三不能与之合力抗击，接连上疏参劾。咸丰皇帝不了解实情，九年（1859）正月令袁甲三进京供职。四月，袁甲三至京，咸丰皇帝召对十余次。他详细奏陈了军事方面的问题，同时因两次被劾，心中不平，意志消沉，痛哭流涕请求回籍养亲。咸丰皇帝知其与胜保不能共事一方，而且尚有两个弟弟，不允所请，命其署理漕运总督，兼筹剿防事宜。他到任以后，又接署了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旋即实授漕运总督、钦差大臣。继而督师攻克临淮关，进取凤阳。朝廷因其迭次克复城池，调度有方，赏穿黄马褂。
咸丰十年（1860）三月，咸丰皇帝特地召见在京供职的袁保恒，对他说：“你父亲身体丰硕，不任驰驱，朕甚垂念。你可驰侍左右，代其赴前敌督率士卒，以便使你父亲专心运筹。”此事传出，大小官员无不为之深感荣幸。袁甲三更是感激涕零，以身许国。其后率军与太平军将领陈玉成所部鏖战于滁州和凤阳周围，将太平军击溃。
同年秋，英国和法国联军侵占天津，向北京进犯。袁甲三闻信，立即奏请任僧格林沁为大员，与英、法决战，自己即刻率兵北上勤王。朝廷以临淮关为南北锁钥，极为重要，令其留下镇守。他再次上疏请命，朝廷仍未允许。旋与英、法签订和约，英、法愿助清军剿灭太平军。袁甲三闻知，上疏力陈不可，其事遂止。
次年（1861）七月，咸丰皇帝逝世于承德，同治皇帝继位。朝廷颁赏袁甲三咸丰皇帝遗念御冠一顶，青狐皮袍一件，表一只，玉扳指一个。他以为此乃罕见的异数，感动得涕泪交流，益思鞠躬尽瘁，报答天恩。
九月，袁甲三上奏道员苗沛霖甘心叛逆，请急派兵进讨。苗沛霖原为安徽风台的一个塾师，咸丰六年（1856）在家乡举办团练，与捻军作战，势力渐盛，人数扩充至三十余万，控制周围数十州县，实行割据。后投靠清将胜保，并随袁甲三剿捻，官至道员。袁甲三初时亦想收为己用，既而察其终必反侧，不让他领兵，并致函胜保，谓其反复，不可任用。胜保不察。苗沛霖野心勃勃，企图将清军赶出安徽，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天国封他为奏王。他即举兵抗清，围攻寿州。朝廷命袁甲三督同其他清军追剿。但袁甲三部尚未到达寿州，寿州已经失陷。
同治元年（1862），袁甲三移师东下，连克江浦县与浦口镇。复回师皖南，会同别部清军击败太平军陈玉成部，收复了重镇庐州。胜保重来淮北攻剿捻军，苗沛霖再度降清。陈玉成率部突围出走寿州，苗沛霖开城迎入，将其献于胜保。
多年的戎马生涯，起居无常，使袁甲三积劳成疾，病势剧增。同年七月，他毅然奏请开缺，回籍调理。奉旨允准。直到十月末，署理安徽巡抚唐训方到任后，他才与儿子保恒回到项城。十一月，他上奏苗沛霖终难招抚，万不可再令其厚集财力，占据上游形势。
同治二年（1863）三月，反复无常的苗沛霖又背叛了朝廷，占据怀远，围攻蒙城，再陷寿州，进犯陈州等地。袁甲三得悉，上折奏请宜亟乘其初起，迅图剿办。朝旨命其在籍督办团练防剿事宜，号召绅耆，速为防御。他力疾筹划对策，强起指挥，督率团练两度打败进攻陈州的捻军。六月疽发于背，二十四日病逝于防所，享年五十八岁。谥曰端敏。
袁保恒自闻太平军起义，即慨然以建树功业自期，经常研读戚继光所著的兵法。咸丰三年（1853）送亲属回河南以后，他便前往安徽，辅佐其父治军。后经甲三奏请，将其留在军中。他不仅督率将士，而且亲冒锋镝，奋不顾身，英勇善战，所向克捷。有次他督率马队追击捻军八个昼夜，将捻军打得大败。朝廷赏其一个伊勒图巴图鲁（勇士）名号。他自思以文职而邀武功之号，恩荣至极，实为书生奇遇，愈益奋勇，以报皇恩之隆。咸丰九年（1859），随其父回京供职。在袁甲三出任漕运总督的次年三月，咸丰帝又命其赴军营听候差遣。由于作战有功，同治元年（1862）擢为翰林院侍讲，再擢侍读，迁詹事府右庶子，连升三级。不久继母逝世，他离开军营，次年奉命佐助其父联络团练防剿。袁甲三逝世后，他继续在家守制（即守孝二十七个月）。朝旨命其服满后，以翰林院侍讲学士即补。但在守制期间，他因以前上的屯田条陈朝廷没有实行，又上疏力言万不可缓，并欲进京与廷臣面议。朝旨以其不候督抚复奏，过于自信，不谙体制，下部议处。同治四年（1865）正月，部议降一级，以鸿胪寺少卿候补。
同治七年（1868）正月，捻军进入直隶，逼近北京。朝廷大震，急命湖广总督李鸿章等率领大军剿灭。袁保恒以皖豫各军半皆其父旧部，曾与他们同甘共苦，自请效力。朝廷允准，发往李鸿章军营差遣委用，李鸿章委其为翼长。六月，他参加了在山东对捻军发起的歼灭战，彻底消灭了捻军。朝廷开复了他的降调处分，仍以侍讲学士补用。不久命其赴陕甘总督左宗棠军营听候委用，并补了侍讲学士官职。
至光绪元年（1875）回京，袁保恒已升为户部左侍郎，兼署吏部侍郎。次年四月，调任刑部左侍郎。
光绪三年（1877），河南遭遇特大旱灾，全省饿殍载道，哀鸿遍野，出现了人相食的极其悲惨的情景。奉命办理救灾工作的河南巡抚李庆翱迟延不力，被朝廷撤职，改以河道总督李鹤年代之。十一月，又命袁保恒到河南帮办赈务。袁保恒到后，想尽一切办法解救灾民，救活无数百姓，不幸于光绪四年（1878）四月患了传染病去世。
袁甲三、袁保恒父子均为正二品的高官，显贵在项城乃至陈州府一时无比。随着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上升，项城袁家的人不断依仗权势，干预地方事务，常常弄得县太爷手足无措。许多官员均说“项城官难做”，把到项城为官视为“宜吊不宜贺”，影响非常恶劣，以致袁保庆等听说以后写家信进行切实劝诫。世凯出继
在三字辈的四兄弟之中，老大袁树三去世最早。他死之后，儿子保中、保庆为长房的继承人。
袁保中的原配夫人刘氏，经常疾病缠身，难以管理家务。袁保中又纳一妾，也姓刘。原配夫人生子世敦后病故，袁保中便把如夫人扶正为继室。继室早先生子世昌、世廉，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1859年9月16日）生了世凯，其后又生世辅、世彤。
袁保庆在功名事业上虽然不如堂弟袁保恒那样崇高显赫，但也不是碌碌无能之辈。袁甲三领兵以后，他见袁保恒前去佐助，随后也到了军营，帮助叔父和袁保恒治军。袁保恒出战，他就负责留守，或为后路策应，经常以少击众，屡建奇功。只因袁甲三不肯使子侄与将士争功，所以他与袁保恒均不登入列保的章奏。虽则如此，他的声望已为远近所推崇。在治军之暇，他仍不废举业，刻苦攻读，咸丰八年（1858）考中了举人。同年，在别人的列保下，他以战绩获得了光禄寺署正的职衔。袁甲三希望他能连捷进士，但考试的结果却榜上无名。袁甲三以为光禄寺署正没有出路，无味之至，咸丰十年（1860），为他报捐了刑部郎中。
当年毛昶熙奉命到河南督办团练，晓得袁保庆懂得军事，奏调他随办营务，专司训练。他督率勇丁团练在陈州等地屡败捻军，有时单骑前赴敌营，厉声责以大义，降者甚多，叙功加四品卿衔，并赏戴花翎。同治二年（1863），他率军围攻项城上店寨的捻军五十天，最后全歼。河南巡抚张之万上奏其功，又加盐运使衔。
袁保庆的妻子牛氏出身大家，知书识礼，生了两个儿子均不幸夭亡。有人给他“看八字”，说这几年他于妻子不利。还有人告诉他，他命中该有好几个女人，不如爽爽当当凑足数，或许可以避免不利于妻子的事情发生。当时为男尊女卑的不平等时代，强调丈夫如天，妻子如地，丈夫如日，妻子如月；天尊地卑，阳刚阴柔，男以强为贵，女以柔为美。男子可以随便纳妾，女子只能从一而终。要求女子做到“三从四德”，“三从”指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指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也就是屈从男权，谨守品德、辞令、仪态和手艺的闺范。作为妻子，必须具备六德，即柔顺，清洁，不妒，俭约，恭谨，勤劳。在这六德之中，更把柔顺视为妇人之大礼，把不妒视为妇人最美好的品德。如果不生儿子、不孝顺公婆、淫逸、妒忌、搬弄是非、盗窃、患恶性疾病，犯了其中任何一条，丈夫均可将妻子休弃，名之曰“七出”。只有三种情况丈夫不得离弃妻子，这就是无娘家可归的，曾为公婆守孝三年的，结婚初期丈夫贫贱、后来富贵的。妻子不能生育儿子，应当劝丈夫纳妾，以便传宗接代，先祖祭祀不绝，否则即为不贤。因为孟子讲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如果另有原因，过继同宗或亲戚的晚辈为子亦可。妻子尚且如此，姬妾更不待言，除了遵守妻子的一切规范，还必须“如臣事君”一样地服从侍候妻子。所以在那个时代，凡是官宦和缙绅人家，男子大都贪色纳妾。
袁保庆与妻子牛氏的感情颇好，当然不愿意有不利于妻子的事情发生，加上盼子心切，先后纳了两位如夫人，一位姓王，一位姓陈。他时时刻刻盼着“老天”鉴于其“意诚恳”，赐给他一个“佳麟”。然而，遗憾得很，王氏生了两个女儿，陈氏生了一个女儿，儿子终未盼到。他无可奈何，只好慨叹命中无子。
袁世凯字慰庭（又作慰亭、慰廷），号容庵。出生以后，饭量很大，其母刘氏奶水很缺，不够他吃几口的，吃不饱就哇哇大哭，闹得举家不得安宁。其婶母牛氏恰恰相反，奶水极其充足，于是世凯便被牛氏抱去喂养。牛氏与袁保庆特别欢喜，待之如同亲生。袁保中儿子多，见弟弟保庆对世凯如此深爱，年近四十尚且无子，唯恐他断了后代，绝了香烟，便将世凯过继给他为子。袁保庆和牛氏大喜。从此，袁世凯就随保庆夫妇一家共同生活了。
同治四年（1865），张之万上奏说，袁保庆在籍办理团练，剿灭太平军和捻军，亲冒锋镝，谋划动中机宜，请以道员分发省份，归候补班尽先补用。吏部书吏索贿太多，袁保庆不理，结果河南保案全部被驳。旋浙江巡抚马新贻奏请袁保庆以道员留浙江补用，吏部亦未批准。
同治五年（1866），袁保庆进京引见后，以知府发往山东补用。他携带家眷到济南上任后，聘请了一位颇有名望的夫子做袁世凯的启蒙老师。世凯从小过的是寄生安逸的生活，任性而为，上学后仍然顽劣如故，对读书毫无兴趣，不听约束，经常私自外出。
次年，袁保庆也参加了围剿捻军的歼灭战，力任诸军粮饷，因功升为道员，仍留山东补用。此时他的好友马新贻升任两江总督，立即疏调他赴两江差委，差竣再回山东。他同眷属前往江宁（南京），马新贻委其办理军务和吏治，同治九年（1870；一说同治十一年）又奏留他在江苏补用，署理盐法道（正四品，驻江宁，分巡江宁府，兼管水利事务）。
袁保庆晓得世凯的资质不高，不过觉得读书尚可，对他期望甚殷。只要他学有所成，自己即使打饥荒，也心甘情愿。为了将其培养成才，荣宗耀祖，给他聘请了两位有名望的夫子，并让世廉等也来与他同读。
项城县有个极坏的“乡风”，即豪富之家子弟娇生惯养，仅把读书看作例行的事情，其实并不认真，稍稍长大，嗜好益深，更为游惰冶荡。袁世凯同样养成了这种纨绔子弟的习性，追求吃喝玩乐，游山逛水，贪图舒适，害怕艰苦，生性放荡。来到历史悠久、龙盘虎踞、歌舞繁华的六朝古都，更为目迷五色，心猿意马，不能自持和潜心向学。他经常与无赖少年结伙或单独骑马到清凉山、雨花台、莫愁湖、太平湖等名胜地方闲逛胡闹，秦淮河、钓鱼巷等花街柳巷，也不时涉足，差不多成了花花公子。兄长的规劝告诫，他当作过耳秋风；家长的教诲申斥，他阳奉阴违；老师的训导体罚，他过后辄忘。他在读书方面缺少天资，又不用功，学习成绩让人不敢恭维。然而，他对拳术比较热衷，尤其酷爱骑马，有时摔得鼻青脸肿，也不以为然，因此练出了颇精的骑术，即使劣马，也能控驭自如。他后来弃文习武，即与这种性格和锻炼有关。
袁保庆办事认真，一丝不苟，为人正派，待人诚恳，深得历任上司的器重。他与同僚相处得很融洽，与驻扎浦口的庆军统领吴长庆交谊尤其深厚。
吴长庆字筱轩，安徽庐江人，早年在家乡随父亲吴廷香办团练。咸丰四年(1854)八月，洪秀全的太平军占领了安徽大部。吴廷香招募了三千乡勇，乘太平军不意，一举克复了庐江城，但立即又陷入太平军的包围。城中粮饷乏绝，情势万分危急，吴长庆奉父亲之命单人匹马闯出重围，前往袁甲三的庐舒大营求救。袁甲三接见后征询子侄的意见。袁保恒认为面临强敌，兵贵集中，不宜分散，否则大营危险，何况援救未必济事，不主张出兵。袁保庆则认为绅士力弱不支，孤城垂危，前来求援，理应发兵相救。袁甲三听了他们的话，反而拿不定主意，迟迟不发救兵。结果庐江又被太平军占领，吴廷香阵亡。从此，吴长庆与袁保恒不通音讯，而对袁保庆的朴实厚道，深明大义，急人之难，衷心佩服，遂与他换了帖，结为异姓兄弟，赤诚相待。现在同在江宁，往来更加频繁，情谊更加深厚，志同道合，亲如手足。由于常到袁府，吴长庆与袁世凯也很熟悉。同治十二年（1873）六月，袁保庆突然患了霍乱症去世。当时袁世凯尚未成人，袁保庆的后事主要是其亲家刘铭传和吴长庆操办的。后来袁保中到来，方将袁保庆的遗体和眷属接回项城。
第二年春天，袁保恒回家探亲，见袁世凯无师授读，恐其越学越坏，命其进京读书，由袁保龄加以管教。袁保龄中过举人，曾在其父袁甲三军营中效力，办理过陈州团防。袁甲三死后，朝廷赏其一个内阁中书职衔。服满以后入京供职，升为侍读，尚未补缺。他聘请了三位极为严厉的老师，采取了约束袁世凯浮嚣之气的许多办法，以期其有所长进。但袁世凯恶习难改，经常跑到八大胡同的秦楼楚馆鬼混，故学了很久，文章尚不入门。
过了一年，牛氏带着袁世凯的二姐来到京中，住在袁保龄处。袁世凯有两个姐姐，三个妹妹，两个姐姐为继母牛氏所生，三个妹妹为王、陈两个姨奶奶所生。此时长姐已经出阁，二姐尚在家中。
二姐乳名让，性格与其父一样，思想深受其父熏陶。正因这个缘故，她成了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袁保庆性情严肃，自幼不好嬉戏。喜读宋代以来的理学家的性理之书，不读史书，尤其不读小说，以为无关于身心性命。他最崇拜明代的刑部侍郎吕坤和清代的工部尚书汤斌，此二人均喜读性理之书，究心圣贤之学，主张刻励实行，讲求实用。他也不喜空谈，力求实际，说：“讲学者必起而能行，举所言皆征诸实，乃见真学问，真本事。”他崇尚宋代理学家程颐宣扬的“去人欲，存天理”，说：“方寸之地几何，安能理欲并蓄？理充足则无容欲之地，故遏欲以存理为先；欲满盈则无容理之地，故复礼以克己为急。”
贞节观念在唐代以前人们的思想上比较淡薄，寡妇改嫁、离异再嫁的事屡见不鲜。自从程颐提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谬说，再经朱熹等人的迸一步阐述发挥，历代统治者的着意提倡，贞节观念便成了女子天经地义、至高无上的绝对道德准则，以致寡妇再嫁可耻，未婚女子死了未婚夫也必须守节。在这种纲常名教的毒害下，无数的女子断送了美好的青春和一生的幸福，乃至宝贵的生命。
对这种害人的名教纲常，清代即有不少人加以批驳。如对未婚女子守节问题，有些人断然指出：守节只是已婚妇女的事，如要未婚女子守节，即是以未婚为已婚，紊乱婚姻大事，亵渎圣典，有悖礼教。但书香门第的袁家深中理学之毒，对未婚女子守节竟信之不疑，身体力行。袁保庆有个外甥女幼寡，他觉得很可怜，同时也认为她深明大义，苦节自守，又甚可嘉。他更主张，倘若她能以身殉夫，那就更好，愿意为其请求旌表。这种思想实在愚昧透顶，可悲之至。
袁世凯的二姐有其父之风，义理之学也得自其父，所以在家庭中最受其父钟爱。她十五岁时，母亲牛氏生了病，她焚香默祷，朝夕无间，祈求早愈。她相信以亲人之肉放在药内煎熬，可以治好病人的陋习。见母亲久治不愈，她拿起小刀在自己股上割肉，由于力弱，小刀割不下来，她毅然放下小刀，拿起菜刀，截下两节小指，放入药中，煎好让母亲服下。事有奇巧，牛氏的病居然好了。她的孝行传遍四方，闻者无不叹异。
她稍稍长大，父母将她许配吏部尚书、河南武陟人毛昶熙之子为妻。在她十九岁时，未婚夫不幸病故，她闻知痛不欲生，但在理学和吃人礼教的毒害下，她决定从一而终，到婆家抱着未婚夫的木主（用木头制成的神主，上面书写着死者的姓名，以供祭祀）成婚。袁保龄与二嫂牛氏商量，答应她的要求，同时怜其命苦，另外多给她五百两奁妆费。
最初他们与毛昶熙商定，过两个月将她送回项城，待其未婚夫的灵柩运回武陟，她即赴武陟送葬，过两三年再送她来京。后来毛家想急于办理，双方参考以往的成例，请人详细斟酌，决定了结婚的礼节。头天过礼，毛家送冠帔衣服等物给袁家；次日袁家将应用器皿及被褥帘帐等物送毛家；第三天毛家派遣执事、绿轿、官衔牌到袁家，鼓乐设而不作，新娘服冠蟒上轿，到毛家以后抱着未婚夫的木主成礼；入室稍微休息，换上补服朝珠，拜见尊长。次日穿元青褂，第三天回门，第四天回婆家，赴家庙在丈夫灵柩前换上孝服，守孝三年。毛昶熙的母亲得知以后，坚决不同意，执意要以凶礼相见，袁家觉得可以，于是又议定，头天双方互送东西，均用包裹，不用杠抬，不请媒人。次日毛家只派一顶蓝轿，两名女仆，此外一概不用。轿到以后，新娘青褂素服登轿，直接赴庙中到其丈夫灵柩前哭祭，然后婆婆领着进城回家。当天牛氏怕她想不开出现意外，特意陪伴前往。以后又是庙见、回门等等。成礼之后，她的心志渐渐舒展，度过了最为悲伤的时刻。
她在毛家对老人极其孝敬，过继侄子为子，三年服满以后，常回袁家，掌理家政。
她读书识字，秉性严肃，有丈夫之气，动辄讲究礼数，举家之人均有点怕她。袁世凯年幼时，她管教极严，有次世凯背书背不下来，她就不让他吃饭。世凯成人出外之后，她依然不时在信中训诲。世凯既怕她，又敬佩她，凡家中之事，无不与她商量而后行，绝大部分家书都是写给她的。她的贞孝行为受到官府的旌表后，袁世凯写信说：“吾姐大人芳名彰于天家，懿范垂于后世，义勇副乎英豪，诚弟所可望而不可即者也。”认为她是“完人”，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
然而，她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光绪八年（1882）毛昶熙逝世后，毛家接连遭遇变故，经济艰窘，族中不睦，她的心情异常抑郁，身体也常常闹病。
袁世凯了解到她的情况，万分慨叹她的命运之坏，深表同情，异常挂念，但又没有办法，只能劝慰。他在每一封家信中，都要问起她的起居饮食和身体状况，以奉养老母和治家的重责相托，嘱其保重。经常劝道：“惟祝格外保重，当将来未了之任。人生世上，命有分定，凡好人未有能安逸顺心者，必受百般磨炼而后可成好人。人生世上，顺境少而逆境多。然至若人伦骨肉之间，尤难为情，既不能从谏而反生嫌疑，尤为可叹。惟愿吾姐大人尽人事而听天命。且处世须退一步设想，处事须忍耐为贵。际此逆境，只得忍耐，以尽分内之事，则此心即安。”“吾姐大人仍须时常服药，凡事看开，退一步想。天下事莫非命也，不必徒烦闷，至损身受病。”
她五十岁的时候，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上，将她接到天津，为她庆寿。并经常对儿女们说：“你的二姑母可真不平常，连我也得让她一头呀!”因此，家中人有什么不敢对袁世凯直说的事，往往请二姑奶奶转请，而且一请就准。于是家中人就流传着一句话：“四大人怕二姑奶奶。”
袁世廉对她的处境也极同情，而又同样没有办法，只能按照封建伦理的教条劝导她把自己造就成一个完人。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来函如磨铁之难，观之益令兄泪随笔下。苍天之成全完人，故如此也。”接着引了孟子讲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一大段话，继续写道：“吾妹尝读此篇，自知乐矣。凡事总要看开，忠孝节烈，能守一字做去，即是完人。即佛书而论，妙善受百番苦楚，千般折磨，始成一菩萨，而受几世香烟。由此观之，则天下事认真去做，无容易事也。吾妹当知此中之苦，此中之甘，而认真做去，以成一完人也，兄有厚望焉。”家族解体
郭太夫人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五朝，直到光绪元年（1875）七月方才去世，享年九十七岁。按照定例，连闰月计算在内，准作百岁，可谓寿星，堪称人瑞。在咸丰和同治两朝，朝廷曾经四次赏赐御书匾额、紫檀、玉如意、江绸丝缎衣料等物，赐寿一次，死后又蒙赐祭，荣宠至极。在其生年，儿孙、曾孙绕膝，享尽天伦之乐。
袁家是个大家庭，有几十口人，加上仆妇、婢女、用人，有上百人之多，家政全靠袁重三和袁保中管理。
长期以来，三纲五常一直被视为人们的行为准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准则。袁家的人无论男女老幼，自幼就受到这方面的教育，按照这种伦理道德行事，一大家人倒也生活得和和睦睦。
过去强调百善孝为先。儿孙不孝，家庭别想美满。袁树三四兄弟从小失去父亲，深知母亲养育不易，对老母郭太夫人均极尽孝道，逊志承欢，刻苦励学，以慰母志。
袁甲三在外为官，曾经三次迎养母亲进京。领兵以后，闻知母亲病情较重，五内如焚，具折恳求恩准回籍侍养。咸丰九年（1859）他奉召进京，专门请假，先到禹州省亲。以后他奏请开缺，名义上是因为自己有病，实际上主要是为了母亲。亲爱之诚，始终一样。
袁树三的妻子王氏和袁甲三的原配陈氏，均很孝顺婆婆，勤劳刻苦，为婆婆分忧。早年袁甲三为塾师时，对妻子说：“不靠束脩，无法生活，而且不潜心举业，无以继承父志，所不忍离者，慈母耳。”陈氏回答说：“夫子勉之，无须内顾。为妇不能奉母，岂不使从古以来的男子皆终年留在家中吗？再说，侍奉母亲，儿子不如媳妇，我当专任此责，不以这事有累夫子。”
袁甲三的继室陈氏生长名门，博览群书，识大体，明大义，也是个贤惠的夫人。得知袁甲三常以不能回来侍奉母亲为憾，写信对他说：“竭力报国家，我母之命也。事君事亲，当与夫子分任之。”
孙子们对祖母、父母、伯叔父母同样孝敬，感情深厚。
袁保中在家，夜里侍候祖母和叔父母，常常衣不解带。
袁保庆在祖母跟前总是面带笑容，说话轻柔，让祖母高兴。在母亲面前也极尽孺子之色，有时母亲王氏生气了，他就装作小儿的模样，以此娱乐，引得母亲开心。母亲七十岁以后双目失明，他请医治疗，焚香祈祷，不遗余力。
袁保恒在三叔凤三死后重到禹州，目睹叔叔的旧居，留下了感人的诗句：
廿载旧游地，重来感慨深。
荒凉余故宅，瞻望更何心。
骨肉几人在，音容不可寻。
行行还复止，沾洒泪盈襟。
兄弟姐妹叔嫂之间也很友爱。袁甲三等从小以大哥树三为领袖，与其相依为命，对他非常尊重。树三病时，他们求神许愿，为其祈祷。大嫂多病，他们非常关心。
凤三应试多次，没有考中举人，甲三为之扼腕，欲为其捐官而又无力，将心中所想对继室陈氏讲了。陈氏说：“父母爱子，望其成名，都是一样的。夫子欲效手足以娱母亲，此孝子之用心，敢不赞成。”立即取出钗钏等贵重东西，典质一空，为凤三捐了禹州训导。听说此事的人无不称赞她的孝义。
袁保庆与胞兄保中自是相当友好，与众堂兄弟也无不友爱，看作一母同胞，发现谁有缺点，即根据各人的性情不同，恳切教训，谆谆诱掖。他与保恒幼时吃睡读书均在一起，对保恒期望最为殷切，规诫勉励也最多。
袁保恒与保龄为同父异母兄弟，相亲相爱如同一母所生。为了使保龄考中进士，以慰继母，袁保恒除了常加规劝少出应酬，将心思专门用于举业，还殚思竭虑，就自己的阅历经验，为保龄总结出有关身心性命的十六条原则，要其牢记。告诫他：“一字一点心血，一语一颗珠玑，无视为老生常谈。”在十六条之中，首条即是：“居家当使骨肉爱，足以忘是非之争。”对其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保恒也时加教导。
长辈对晚辈，均能做到一视同仁，一体相待。子侄到了入学年龄，主持家政的袁重三必定为之延师教读，而且监督很严。袁树三死时保庆二十岁，以后一直随侍在二叔甲三身边，深得甲三钟爱。保庆在江宁为官，两个侄子世敦、世廉都与世凯一起读书。他逝世以后，世凯则受到保龄与保恒的教养。
后妻往往私心严重，只知疼爱亲生的儿女，不愿疼爱前妻生的儿女，虐待者也不在少数，以致家庭不和甚至破裂的所在多有。袁甲三的继室通情达理而又敢作敢当，完全不同于一般庸俗的女人。袁保恒十岁丧母，继母待他和两个同胞妹妹如同亲生，教导与亲生的保龄等儿女没有二致，均极严格。她对儿女们说：“薄待前妻子女，稍知自爱者不为，然而往往引嫌避怨，知养而不知教，我不忍这样做。”“我不恤人言，为的是造就你们，你们要明白我的苦衷。”
郭老太太与袁甲三听了，极为高兴，对保恒与两个同胞妹妹说：“你们丧母而有母，还有何忧？”
正是当继母的存心正大光明，没有偏私，所以也能够得到非亲生儿女的敬爱。袁保恒在继母的教导之下，不敢自暴自弃，后来中了进士，想想继母的一番苦心，始终怀着深深的敬意。在京为官，将祖母和继母接来同居，含饴弄孙，家庭充满了欢乐。其二妹毅烈刚方，辨名分，肃少长，对继母无比尊敬，不允许任何人对继母有不敬的表现。袁重三曾经开玩笑地对她说：“你可以称为你母亲的御侮之臣了。”
郭老太太封建正统观念极重，常常训教子孙忠于朝廷。袁甲三任御史时，郭老太太再三告诫他不避权贵，不事空谈，不毛举细故。咸丰五年（1855），袁甲三被革职，郭老太太闻之泰然，说：“得失不足轻重，当自问树立足以对天下否耳。”咸丰十年（1860），她八十大寿时得到咸丰帝赏赐，且得知咸丰帝体贴甲三，命保恒前往照顾，对甲三说：“三世蒙圣恩，体念如家人父子，义当致身。”当甲三病情加重，奏请开缺时，郭老太太写信给儿子，谓临淮关为南北咽喉，关系全局，应当力疾指挥，必须得到替人方可归来。甲三病故，她也经常教导孙子保恒、保龄等，要移孝作忠，立身报国。
做妻子的也不扯丈夫的后腿，能够与丈夫同患难，共命运。有次袁甲三写好了弹劾权贵的折子，对继室说：“豺狼当道，隐忍不言，无以报先帝。然而一击不中，吉凶则不可知，你害怕不害怕？”继室答道：“只要夫子无愧于立朝大节，不愿意夫子只顾保全身躯妻子。”
袁家虽然富有，在郭老太太戒满持盈的教育下，一直以崇俭黜华为家法，从不肆意挥霍浪费。在家乡居住的，均穿布衣，儿童不准穿皮衣。
袁甲三的继室结婚以后，看到这种情况，也去掉繁华，敦尚朴素，换上了荆钗布裙。对甲三说：“节用是我家法，何况母亲茹苦半生，尚爱惜物力，我有何德而享奢华？且居官不俭，怎能廉洁？岂容以用度不谨，有累夫子清德？”她持家有方，以身作则，直至逝世，出嫁时陪送的衣服还有一生未穿过一次的。
与某些吝啬豪族富室不同，袁家颇有社会同情心，喜欢急人之难，救灾恤贫。
郭老太太生性仁德，尤爱乐善。乾隆五十一年（1786），淮宁发生灾荒，她才十来岁，就帮着家里人做些煮粥、缝衣等济贫的事。嫁到袁家，特别是兴旺发达以后，每年施舍棉衣数百件，其他如施粥、施药、施棺，抚恤贫穷的寡妇，掩埋露出的无主尸骨等等慈善之事，无不乐助其成。道光二十四年（1844）黄河在中牟决口，波及项城，田庐淹没，许多人家流离失所。她即命家人向族邻发散米粥，达数月之久。咸丰六年（1856）项城发生严重灾荒，她令家人按月给族中不能举火的五十多户人家发放粮食，使他们免受冻饿。对于邻近的乡民，则令袁保庆在南北两个村庄各设一个场地，散发米面，男女分开，每天数千人，每人给一盂，自冬天至春夏之交，天天不断，许多人因此而保住了性命。同治三年（1864）项城又发生饥馑，她令袁保恒约集官绅募集捐款，令袁保庆向官府请求，打开仓库，发放种子，使饥民有口饭吃，不致流离，并及时种上庄稼。
道光二十六年（1846）河南大旱，袁甲三带头捐献二千两银子，倡导在京为官的河南同乡捐款，赈济灾民。对于经济困难的人，袁甲三时常量力相助。在他的家乡，本支数百户不能自给，经常给予周济。咸丰九年（1859），江南借杭州试院举行乡试，不少寒士因道远不能前往，他均资助成行。在京城时，其家庭教师查咸勤因家中贫困，四世未葬，他得知以后，为之募捐，使其得偿夙愿。还有一个人向他借了一千两银子，没有归还即死去，他不仅没有追还，还抚恤了死者的孩子。师友亲故中有人在外无力回家，他也尽力帮助。
袁甲三的原配夫人是个心肠慈悲的女子。家乡有个姓周的邻居，母亲生子两个月就死了，孩子的祖母抱着孩子向她讨奶吃，她让孩子吃得饱饱的。当时袁保恒正在吃奶，饿得直哭，她也不顾。如此三个月，她毫无吝色。有年灾荒，她吃豆粥，邻居们吃槐荚、棉籽，她见了必定分给他们一些豆粥。邻居们后来晓得她家也没有多余的粮食，分给他们，自己就要忍饥，就相约不到她家去了。
袁保恒奉命到河南赈灾，自备资斧，拒绝地方供应，粗茶淡饭，竭心尽力办理赈济。并且不避风雨，不怕秽恶，到各地视察，严禁胥吏舞弊，使饥民得到实惠。凡有可以挪借之法，无微不搜，凡有利于赈济之事，无艰不任。他向各省大员写的乞贷信函，字字泣血，句句蕴泪。春天久不下雨，他亲自步行到各祠庙祈祷，日夜为赈务操劳，最后献出了生命。
袁保恒去世时，袁保龄刚补侍读之缺，而且系特旨即选的知府。但他慨然以兄志未竟，河南饥民未能全活，不顾十几年积累的资历劳绩，呈请开去底缺，辞官归里，办理赈务，尽出家财，不够又向人借贷。同时向巡抚提出赈灾、善后、兴修水利、置办家具种种建议。在他带动下，远近风闻倾助，救活了不少穷人。巡抚奏明他的事迹，朝廷奖其以道员即选，加三品衔。
袁树三、甲三逝世后，凤三于同治九年（1870）谢世。三年后袁保庆病故，紧接着袁重三和袁保中也相继病故。至同治十三年（1874）十月，三字辈的四兄弟和长房中保字辈的两兄弟全部作古。这时郭老太太仍然健在，大家尚能同心协力侍奉，恪守家法，维持着几世同堂的轰轰烈烈局面，谁也不敢提出分家的事。虽则如此，由于年龄最长的保恒与保龄在外为官，家中缺少权威，保字辈的几位兄弟无人管教，多不长进，有的染上了烟瘾，而且谁也不想吃亏，互不相让，各行其是，这个大家庭出现了深刻的危机。
袁保龄最先觉察到这一点。他考虑到仅靠自己与哥哥做官，决然无力养活如此一大家人。如果长此下去，以后年复一年，日见短绌，人人只知坐食，兼有嗜好，几十顷庄田，无论如何也不足以供不竭之用。到时候不仅家中的人穷困，即使自己与哥哥也要跟着受累。何况宦海如同弈棋，人事如同飘絮，将来难以逆料。思虑及此，他决定实力整顿一番，于是根据乡村有二三顷田地，十几口人，即是小康的情况，拟定了一个计划，写信与袁保恒商量。这就是仿效古代计口授田的制度，将家中所有田地分为十二股，按保字辈十兄弟，每人一股，自行管理经营，所出粮食柴草供本房之用，勤惰丰歉，皆由自取，但田地不准典押外人。其余两股，归家长经管，用于公中应酬和祭祀。他与保恒的两股，也归家长经管，专门供祖母零用。计划尚未实施，因故暂时搁浅。待至郭老太太归天，想找一个管家的人也找不出来，加以矛盾重重，最后不得不各自分家，只是分田地财产的办法与前略有不同。这个延续了八十年左右的封建大家族再也维持不下去，终于解体了。
袁世凯获得了一份相当可观的财产，成了一家之主。袁保恒死后，他未再到京读书，在家像匹无羁的野马，越发放荡不羁，整日酒食征逐，骑马试剑，斗鸡走狗，下棋赌博。为了沽名钓誉，他还发起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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