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旅历--跟着旅行家去旅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胡子华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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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旅历--跟着旅行家去旅行试读：

尽管旅行古已有之，李白、杜甫都有出门远行的记录，“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写的是送别之情，但这里面包含着旅行的故事。《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文学史家的解释是从军的背景，这表明在古代，人们没有闲暇旅行，只有劳作征战，人们才出门远行。旅行现在被解释为一项现代的特权，但这项特权何以会发展起来，难道没有一点人类的天性在里面吗？想想远古时代，不管是出于农耕还是狩猎，人们离家去到野外，田野、丛林或是河流湖泊，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就是要进行空间地理上的移动。旅行这项现代特权根源于人类的天性这种说法并不会太站不住脚，人类早先的生存经验中的户外运动特性，也决定了人类后来生存方式的经验基础。所以，与其说旅行是一项现代特权，不如说是它就植根于人类天性中。当然，旅行具有如此大的规模，如此普遍，并且构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一项持续蓬勃发展的产业，这确实又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并且这种形式也是现代社会最为有效的证明。因此，旅行文学、旅行杂志、旅行文化，就这样发展起来，而且成为现代最为有生长活力的生活方式，这是值得去探究，值得去书写的。

作为一名年轻的记者，或许现在应该称之为年轻的旅行文化的书写者，胡子华完成了这样一本关于旅行的书，这是一本令人兴奋的书，引起人阅读欲望并且能给予人们阅读快乐的书。胡子华在《旅行家》杂志当记者数年，他和各类旅行家打交道，他阅读各类关于旅行的书籍，肯定是因此激发了他书写旅行的欲望。这本《人间旅历》是他关于旅行的思考、体验和笔记。年纪轻轻的他倒是很有想法，他开掘出一个独特的角度：各类文化名人的旅行经验。这样，他的旅行书写并不只是地方风物志，也不是发现某处独特的风景，严格地说也不是人文地理学，称之为“人文旅行学”可能是有点恰切的。

胡子华在这本书里重述了西方一些有名的作家、探险家、记者与学者的旅行经历，通过他们的游历，他重现在那些地方的风土人情，也随手拈出一些有趣的掌故和史学知识。当然，最有趣的是呈现出一个个有性格的文化名人，这倒是一个十分独特而又有效率的角度。很显然，胡子华是通过文化名人的旅行来看旅行对于现代人的意义，也是因为此，他看这些文化名人通过旅行显现出的性格、心理、趣味、生活方式。

胡子华开篇就写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把他定位为“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位旅行家”。看得出，胡子华对旅行的现代性意义是十分清醒的，也是他观察这些现代早期的作家如何通过旅行，发现风景，发现外部世界与人的更为丰富的联系。年轻的马克思在26岁那年写下《巴黎手稿》，他说道，“工业是一部打开的人的心理学”，他同时也在讨论人化的自然的问题，这也是自然的人化问题，这本身是现代人的精神主体性的建构。夏多布里昂一生热爱旅行，旅行不只是构成了他写作的题材，应该说构成了他写作的直接动力。当年夏多布里昂说到他在1791年的美洲之行时深有感触：“在美洲旅行期间，我充满了幻想，旅行就像是在异地把幻想变成回忆罢了”。胡子华是敏感的，他对旅行的现代意义的捕捉十分准确，选择夏多布里昂来作为他的这本关于旅行的书的开篇是十分有趣的。当然，夏氏身上显现的现代意义十分复杂，他又是一个著名的保守的传统主义者。他晚年去世前写的最后一本书《朗瑟的生平》，也是他当年旅行的产物。夏多布里昂后来是把写作和旅行完全结合起来了，为了写朗瑟主教，他来到格林纳达，去到雅法和加沙之间朗瑟曾经住过的沙漠。这种亲历的体验才使他的传记写得如此动人，罗朗·巴特曾经大为赞赏夏氏在67岁高龄时写下的这本书。

胡子华的这本书中写作的文化名人，不管是作家还是学者，还是探险家，他们的研究和写作都离不开旅行，究其缘由，乃是他们普遍具有的科学求真精神。作为一位作家，毛姆在同行中的享誉并不算特别高，但他大受读者欢迎。他讲故事的本领无与伦比，他的小说细节逼真而有趣，而且他笔下的人物多有现实原型。他是一个热衷于旅行的作家，但他并不过多关注风景，而是异域风土民情中的一些零零散散的小事物，这些小事物在他看来与当地人的生活相关。说到底，他关心生活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据胡子华在本书中的描写，毛姆当年来到中国，为了拜访辜鸿铭，他赶到成都，四处托人搭线介绍。“他坐民船溯扬子江而上，走了1500英里的水路，接着又凭两条腿走了400英里旱路，沿途目的全是为了见人。”今天我们会说，毛姆的生活方式就是作家的方式，而作家的生活方式应该就是旅行的方式。一个不热爱旅行的人，一个没有异常丰富的旅行经历的人很难说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当然，博尔赫斯可能是唯一的例外。

当然，对于有些作家来说，旅行可能是磨砺性格、锤炼精神和心理的一种方式，这本书中写到的海明威大约如此。海明威一直夸耀他的旅行冒险经历，他上过意大利前线，参与西班牙斗牛等。他去非洲打猎倒是有些真实的，他给自己塑造的典型形象是扛一杆猎枪威风凛凛的硬汉样子。不过，有传记作家披露说，海明威热衷于吹牛，他的母亲就认为海明威习惯撒谎，他的第三任妻子干脆称他是“自闵希豪生以来最大的说谎家”。尽管海明威编造的自己的故事有不少是吹牛，但这些故事至少在展现他极其丰富的旅行经历方面是真实的，也从未有作家像他那样从旅行中塑造起自己的硬汉形象，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

胡子华这本书中有许多章节写到学者和探险家的旅行经历，这些也写得同样精彩，另有一种味道。作为一个青年作家，他打开这样的文学空间，十分可贵。他的起点很高，我们可以期待胡子华会有更出色的作品问世。

谨以为序。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陈晓明2016年7月于北京大学自序旅行为了结结实实的疲乏

关于旅行，在我们周边已经充斥着太多浪漫化的想象和致力于描述得更美的谎言。出于逆反，我惯于把游记当成一种辞藻的排泄物。这种印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学教育里的体裁偏见，当然也跟游记书写中常见的过度描绘和多愁情绪有关。

之后有两年多时间，我进入《旅行家》杂志当旅行记者，写游记就成了工作的一部分。没什么工作经验，甚至连旅行经验也少，只好重新捡起游记来读，而且是常规性地读，试图从中找些工作自助的方法。我从那些书里总结了不少的旅行警句，诸如旅行需要在场景中专注，用身体浸入式地去感受；关注当地的地理、资源、重要议题，以及来自外部的误解；观察者应当像变色龙，和当地人打成一片等。每一条警句看上去都很正确，实践起来通常还是不得其门，经验无法速成，加上目的地快速切换，最终只好任由自己安于一种碰运气的旅行法。

关于旅行记者，一个有意思的吐槽是这样的：一旦进入套装流程之后，就像维吉尔引着但丁游历地狱，每一层地狱的看守者作出配合。在中国当下的媒体生态中，纸媒市场已经很难允许一个杂志记者还能像半个世纪前的旅行家那样长时间地、完全自主地“奢侈”漫游。事实上，直到我离开《旅行家》杂志，也很难说自己在哪一次旅行中真正理解了一个地方的真实，大多数时候留下的其实是一地的残影，隐约察觉到了重要之处，但总得不到廓清。

尽管如此，我对游记和旅行的兴趣却一直保持了下来，我发觉越是在全球化驰掠席卷的今天，对地方性知识的实地勘察就越发显得重要。换言之，这本描述旅行家行纪的小书，正是对我早先那种轻浮的游记观念的一次有效纠偏，也是我关于游记和旅行的一次重新理解。书中每个人的旅行方式和旅行目的都千差万别，有人只身匹马，有人则沿途招募兵工，有人行李寥寥，有人几乎是带着移动的小型军火库在旅行。同样，吸引他们走向未知之地的“塞壬”歌声，也各有不同。有人旅行为了得到物质上的回报：黄金、文物、标本等；有人希望通过填补地图空白获取历史声望；有人上路为了放松，有人奔波为了研究，有人甚至是为国刺探情报的间谍。

与此相应，他们各自所秉持的旅行观也大相径庭，有时甚至是互相驳斥的，在阅读他们的过程中，我时而接受这一种，时而接受那一种，但整体而言，和他们一样，都认同旅行是一种非常有益的自我教育。旅行作为另一种知识路径和教育方法，其实一直是一项古老的传统。泰戈尔一直把旅行当成一种更有效的学习，他生前梦想着建一所旅游学校，让学生们可以花五年的时间走遍整个幅员辽阔的印度，也真正去理解印度，并希望借此让学生建立起健全的知识。

对任何人而言，倾听一个新的声音都是困难的，理解不同的生活方式、接受不同的身份认同更是难上加难，而旅行提供的机会，通常比其他机会更为便利，也更为直接。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人面对面交谈，从不一致的人和观点那里汲取活力，这种教育就如同不断往原先的自我中塞进新东西，使它变得越发宽广、结实。这一过程不会是舒舒服服的，它充满挤压和拒斥，而人必须克服惯性，才得以在忘我中建立自我。这也正如荣格所说：当一个人一心只有自我，他在野外也只会遇见自我，而这瞎子的旅行就是白白浪费时间。

正因如此，阅读这些旅行家，更多地吸引我的并不是他们所及之地的风光，也不是他们所取得的成就，而是他们旅行中所遭遇的困难、挫败，以及他们沿途不断被砥砺和修正所产生的身心疲乏。在旅行中，这种自我疲乏是可怕的，但一直得不到它，又是充满遗憾的，它就像一种苦酒，将在回味中不断变甜。我并不反感旅行中的印象收集者、攻略复制者，以及永远追求在别处的“灵魂派”，我也认同旅行完全可以是舒适、轻松和快活的，但对“作为日常生活的犒赏”的旅行，我始终不感兴趣，某种意义上，旅行更像是为了得到这种结结实实的疲乏。但这种疲乏无法通过苦行获得，而只能通过自我更新。

这本书的大部分篇章，写于在《旅行家》杂志工作期间。首先应该招认的是，在众多出色的旅行家之中，之所以写了这些，而没有写另一些，并不是经过精心选择的结果，而是将它视为一个敞开的序列，不断得到增补。比如同样是在印度旅行，我写了马克·涂立而没有写奈保尔；同是在新疆探险，我写了普尔热瓦尔斯基而没有写斯文·赫定；同属人类学家，我写了马林诺夫斯基、格尔茨却漏过了列维·施特劳斯，这完全是出于偶然，而非优劣对比，至于完全略过了中国旅行家，则多少是一种遗憾，诸如庄学本、曾昭抡这样出色的中国旅人，是很值得阅读和介绍的。

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这本书，尽管它还存在很多缺点，但它的不成熟对我恰恰是一种纪念。对我而言，与其说它是工作的产物，倒更像是友谊的产物，它总让我想起那些一再帮助我、陪伴我的可爱同事们。我很庆幸能与他们共处那一段时光，也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感谢他们，感谢一直坚守品质的《旅行家》杂志！

最后，还要感谢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老师能奖掖后进，在百忙之中赐序，这也为拙作增添了不少光彩。再次感谢！胡子华2016年7月于北京Chapter1文学家与旅行法兰西载负我远行Chateau Briand夏多布里昂

夏多布里昂（Chateau Briand, 1768-1848），法兰西学院院士，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在那个崇尚异国情调的时代，夏多布里昂的旅行、写作与荣耀都紧密相关。夏多布里昂被认为是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位旅行家，也是19和20世纪旅行的引领者。左起分别是夏多布里昂所著《墓畔回忆录》、《阿达拉》和《前往美洲：夏多布里昂游记》。

夏多布里昂（1768～1848），法国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开创了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对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法国另一位浪漫主义文学代表雨果在其少时就曾立志：“要么成为夏多布里昂，要么什么也不是。”

然而，正如夏多布里昂自己所言：“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影响，是从《阿达拉》的出版开始的。”1801年，小说《阿达拉：荒原中的两个野蛮人之恋》甫一面世即蔚为风行，夏多布里昂也瞬间成为法国大红人，全国各地表达爱慕的信件像雪花一样拥向他的寓所。

其实早在1784年，夏多布里昂就开始痴迷于虚构自己文学上的“女精灵”，为此“在前半生的荒漠里，我不得不臆造一些人物来点缀我的生命”，但始终未能成功。而1791年的美洲之行，途中壮丽的景色风情、丰富的人物形象都给夏多布里昂带来了巨大的思想冲击，冲击之一就是产生了像阿拉达这样一个“用我自身的养料塑造的生命”。

有趣的是，夏多布里昂前往美洲并不是为了成为文学家，而是为了成为旅行家。在他的时代，长达几个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所打开的世界空间极为广阔，而技术上日新月异的进步也使得个人探索不再那么遥不可及，向往异国风情的旅行浪潮正方兴未艾。在夏多布里昂的旅行中，我们不仅可以从风土人情和社会风貌中感受到时代的脉搏，也可以了解在国家视角下他对制度文明的优劣比对，从这个角度而言，夏多布里昂确是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位旅行家，甚至可以说是19和20世纪旅行的引领者。在惶恐与野心中出发“离开这个世界，到一个土地和天空都陌生的世界去。我对祖国和我自己的命运同样感到迷茫：谁将沉没？法兰西还是我自己？有朝一日，我还能看见法兰西和我的亲人吗？”当夏多布里昂向着前来送别的母亲挥手，脚下的船只正加速着将他推向大海深处。

远航船本身就像一种风景。船上的乘客熙熙攘攘，置身大海，他们的命运却在陆地上。有些人去寻找财富，另一些去寻找安宁；有的返回他们的祖国，有的离开他们的故乡；还有人是为了了解他方人民的地理、风俗和艺术。而在这条看不见村庄、城市、尖塔，既无圆柱又无里程碑，唯有波浪当界石、海风当驿站、星辰做方向的海路上，对那里正等待着他的命运，夏多布里昂是一无所知的。

彼时，法国正处于大革命时期，局势十分混乱。夏多布里昂离开法国前往美洲旅行，原因之一就是他感到了革命的危险，他认为在当时的法国，“只要有一个贵族姓氏就可能受到迫害。你的看法越正直、温和，就越遭人怀疑、被人追究。我决定急流勇退。”

除了避乱，夏多布里昂前往美洲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去那里寻找“西北航道”，即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航道。他相信在离开的世界和前往寻求的世界之间，祖国仍是载负着他的海水。而一旦成功发现这条航道，“我就能荣幸地将法国人的名字传到那些未知的地方，给我的祖国在太平洋上增加一块殖民地。”

出发之前，夏多布里昂在法国籍籍无名，但受到了当时法国的大人物德·马尔泽尔布的鼓励。在和这位大人物交往时，他们经常伏在地图上，相互观摩北极圈的曲线，一起推算从白令海峡到哈得孙湾的距离；他们还阅读了英国、荷兰、法国、俄国、瑞典和丹麦诸国航海家和旅行家写的各种游记和故事；他们打听着从陆路到北极海岸的路线，分析沿途需要克服的困难：严寒的气候、野兽的袭击和食物的匮乏等。

相比欧洲其他国家的旅行者，大多数法国旅行家都热衷于单独行动。他们极少是被政府和公司雇佣的，或者得到它们的资助，而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在夏多布里昂看来，“英国人、美国人、德国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在他们国家的援助下，完成我们国家孤立无援的个人所开创，但半途而废的事业。”

于是，这位大人物对夏多布里昂说道：“如果我年轻一些，我会同你一道去，这样我就看不见眼前的这么多罪行、卑鄙和疯狂。可是，在我这个年龄，应该留在我们居住的地方，一直到死。有船的时候，别忘了给我捎信，将你的进展和发现告诉我。我要让部长们关心这件事。很可惜你不懂植物学！”听了这番话之后，夏多布里昂深受鼓舞，不仅翻阅了卢梭的《词典》、《基础植物志》，以及图纳福尔、杜阿梅尔、贝尔纳·德·于西厄、格洛雅甘等人的相关著作，还时常跑去法国植物园，丰富自己的博物学知识。

其实，在旅行中寻找成功的野心，在当时的欧洲是一个新的倾向，所以夏多布里昂前往美洲时，除了前途未卜的惶恐，还有成功在望的兴奋。他甚至将自己和拿破仑对比，“寻找西北航道这个计划并非来自我的诗人天性。当时谁都不关心我。我那时和拿破仑一样，是一个完全不知名的少尉。我们同时从我们的卑微地位出发，我到孤独中去寻找我的声名，而他到人群中去寻找光荣。”寻找野蛮人

经过漫长的航海，看见陆地从海底冒出来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在巴尔的摩，夏多布里昂第一次真真切切地踏上了美国的土地。有那么好一会儿，他抱着胳膊四处打量，内心百感交集。“我要在这片原野上进行哪些探索？”毕竟在这里，他谁也不认识，也压根儿没人认识他。和船长、水手们吃过告别餐后，他在凌晨四点改坐上马车，开始颠簸在这片新大陆上。

可在巴尔的摩，以及别的美国城市，夏多布里昂的失望情绪越来越深。“美国的城市普遍缺少公共建筑，尤其缺少古代建筑。古老的天主教在欧洲筑造起高耸入云的穹顶和尖塔，然而新教却没能在美洲大地兴起欧洲那种建筑。这是因为新教不崇尚想象力的表达，况且其诞生的时间也不久。在费城、纽约以及波士顿，几乎没有什么建筑比围墙和房檐更高，这种整齐划一的高度看起来简直毫无情趣。美国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块从属殖民地，而不是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的风俗习惯多是沿袭别处，而不是自发形成的，所以你能感觉出当地居民并非原住民。这里的社会拥有美好的现在，但却没有过去。这里的城镇是新建的，连坟墓也是昨天才有的。”

夏多布里昂对美国的想象，从头到尾似乎都不是将之看作一个未来之国，而是一个类似罗马那样的过去之城。他是带着寻古的热情踏上美国的土地的，他满心希望在这里看到古代人民的热情和像罗马那样原始而朴素的影子。可他看见的却尽是身着华服之人，他们乘着奢华的马车往来于闹市，其间言谈轻佻；各地赌场肆意横行，更有剧院、舞厅之喧嚣不绝于耳。

对此，他感到十分震惊和愤怒。“在费城，我几乎以为自己身处一座英国城市，没有什么迹象暗示着我已由一个君主国来到了一个共和国。”在停留半个月见到“偶像”华盛顿之后，他就匆匆离开这些城市，急于继续旅行。“我来这里要看的不是美国人，而是某种同我了解的人完全不同的人，某种与我的思想的惯常秩序更加协调的东西；我非常想投身这个事业，但除了我的想象力和我的勇气，我对此毫无准备。”换言之，他开始迫切想要接近这片土地上的原始人：印第安人。

抵达奥尔巴尼后，他通过和印第安部落做皮毛生意的斯威夫特先生雇佣了一个懂各种印第安语言的助手，踏上了印第安丛林之行。和印第安人的接触，确实激起了夏多布里昂的旅行热情。当时，欧洲人对印第安人的记叙要么单单介绍他们的律法和风情，而不涉及他们那些怪异的习俗，因为这些往往让文明人感到不适。另一些欧洲记叙者则一概忽略印第安人的律法和民俗，而只展现他们“野蛮”的生活习惯。这样一来，人们所看到的就全变成了烟雾缭绕、肮脏不堪的棚屋，只不过这些“猩猩”会讲人话罢了。

在北美南部的丛林中，夏多布里昂出入于各个印第安部落，和当地人一起生活，用极大的兴趣和耐心了解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他并没有像一开始想的那样能够给每个部落写一部历史。但从留下的记录来看，夏多布里昂对印第安人的了解极其完备，他分门别类地记叙了他们的婚嫁、生育和丧葬仪式；丰收、节日、舞蹈和游戏；年历、时辰的划分和自然历；医药、语言、狩猎、战争、宗教和政府等。某种程度上，已近于一份严格的人类学研究。永恒的法兰西

夏多布里昂认为自己记录的是野蛮人的历史状态，而不是当下现状。因为现实是北美洲“野蛮人”的人口正在锐减，当时有一些旅行家推测，在落基山一带居住的印第安人已不足十万人。在易洛魁语中，印第安人称自己为“永恒之人”，可事实上，“这些野蛮人部落，他们曾在某个未知的年代登陆并占领了美洲，而如今他们又将消失在这片相同的海岸上”。

对夏多布里昂而言，导致印第安人人口锐减的原因众所周知：饮用烈酒、恶习、疾病、战争，而这些都是现代人的入侵带来的。随着部落人口的减少，印第安人独有的文化、知识和传统也不断衰败。他们的宗教传统变得更加混乱，传教的加拿大传教士将外来的宗教思想与当地原住民的本土思想混在了一起，通过粗糙的寓言故事来传播被扭曲的基督教教义，而大多数野蛮人佩戴十字架只不过是为了装饰。

夏多布里昂还指责美国人和英国人用礼物收买、用恶习腐化，以及用武器迫害印第安部落。当欧洲人刚刚渗透到美洲的时候，野蛮人的衣服和食物都是打猎得来的，彼此之间从未进行过任何买卖交易。但欧洲人很快就教会了他们用猎物交换武器、烈酒、各种家用器具、粗布衣服以及个人装饰品。欧洲人就这样通过贸易将文明引入了美洲野蛮人部落。但夏多布里昂认为这种文明非但没有启发他们的才智，反而将他们变得更加野蛮和残忍。这些印第安人开始变得阴险奸诈、自私自利，生活上放纵堕落、四处行骗，而原本整洁的茅舍如今也变成了藏污纳垢之所。这样一来：野蛮人的习俗和礼仪自然而然地随着宗教和白人的统治而退化消亡了，所有属于他们的一切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卷走了。

在夏多布里昂的记叙中，只有法国人仍深受这些原始部落欢迎。他们依恋法国，对法国人有很深的感情，将法国人视为“世界上最聪明、最勇敢、最杰出的民族”。这当然是夏多布里昂的自况。事实上，夏多布里昂一直对法国放弃海外领地感到惋惜。“在非洲、亚洲和南太平洋诸岛上，在南北美洲的大陆上，数以百万计的人用英语和西班牙语表达自己的思想。而我们用自己的勇气和天才获得的战利品却被夺走了，只能在路易斯安那和加拿大的一些小村庄里听到拉辛、考伯特和路易十四的语言，而且还受到外来语言的支配。尽管法语依然残存在这块大陆上，但也不过是我们倒霉的命运和错误决策的见证罢了。”

由此可见，夏多布里昂的态度与法国另一位后来者托克维尔十分相似，他们一边批判殖民给美洲带来的危害，一边又试图为法国寻找新的殖民地；一面强调民族平等，一面却又想使某些民族归顺于法国。他只看到占有这些领地对法国有利，却未曾想过是否对当地居民有利。正如他在游记中坦承的那样：“每一个人身上都拖着一个世界，由他所见过、爱过的一切所组成的世界，即使他看起来是在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里旅行、生活，他仍然不停地回到他身上所拖带着的那个世界去。”而这个世界，对夏多布里昂而言，就是法兰西。夏多布里昂面朝大海的墓地。关于历史的三种视力Victor Hugo维克多·雨果

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 1802-1885）,19世纪极具影响力的法国作家，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据着突出的位置。虽然雨果的旅行多落脚在古老的欧洲，但他的声名却跨越大洋，在世界各地激起极大的反响和热烈的颂扬，并被人们称为“人类良心的最出色代表”。雨果直接的游历体验和观察多记录在《莱茵河》、《见闻录》等散文随笔式的作品集中，但更精确深入的描写则常见于《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这样的小说作品中。

1885年5月22日，雨果逝世，全巴黎30万男人、儿童和妇女一路随着车柩拥向先贤祠，沿途观看的人群更有百万之众。灵柩经行街道的窗户、露台，以几百、几千法郎被抢租一空。在标志着帝国勋业的凯旋门上，挂着一方致哀的大黑幔，全巴黎所有能象征绝望和哀痛的东西都被用上了。

雨果，这个一度近乎半神的人物，这个“人类良心的最出色代表”，在今天我们重新谈起他时，全然把他当作一个老掉牙的人物，一个古老得满身灰尘簌簌的过时者。不少雨果的中国读者，依然还惯性地在他身上搜寻一些类似感动的情绪，或者传授给孩子，用以实现一种不真实的“道德教育”。

从旅行家的角度来理解雨果，反而会是一种助益。雨果是他那个时代一个极其频繁的旅行者（旅行也是他用以调节他和情妇朱丽叶之间关系的一种方式），他的游记是他给友人书信中的一些闲谈之笔，除了少数几篇，写得也并不好看，过多情绪，描写又芜杂得有些枯燥。而他旅途中真正的观察恰恰藏在他的小说里。《巴黎圣母院》里的巴黎观察，《悲惨世界》中的各种“多余的话”，这些看似对小说形成干扰、也不断被读者跳读的部分，才是雨果小说的精华所在，也是雨果作为旅行家的精到之处。莱茵河：朝向过去的视力“被感动，就是在学习。”雨果最初在旅行中寻求的只是一些外在事物的震撼，一些新鲜感。出于个人性格，他喜欢壮美的事物，因此，大山大河的自然形态，以及大教堂、市政厅、博物馆等历史遗址，成了他旅途中最为热衷的景观。

对雨果，莱茵河是一条最符合旅途想象的河流，既有自然之壮阔，又不乏思古之幽怀。对莱茵河，雨果也是一个最好的游历者和记叙者。之前，在荷马那里，莱茵河似乎属于灰暗之国，只是可能存在，但不为人知。在维吉尔笔下，它不再默默无闻，却成了一条冰河。对于莎士比亚来说，莱茵河是美丽的，但仅此而已。之后，莱茵河变成了时髦的旅游地，是埃姆斯、巴登和斯帕的无所事事者的散步圣地。

从1838年到1840年，雨果曾经三次游历莱茵河地区。在这三次旅行经历中，刨除过多琐碎和过于多愁善感的枝桠，雨果确实比其他众多文学前辈们更深地发现了莱茵河的筋骨，并开掘出一份开阔的“莱茵河传记”。

最早出现在莱茵河畔的是凯尔特人，这个半开化民族被视为好战和野蛮的代名词，罗马人称他们为高卢人。此后，罗马人一步步取代高卢人，沿河建立了堡垒、城市、殖民地和自治区，分布在悬崖上监视的古罗马军团的士兵也开始连点成线。在短短的几个世纪中，这条长而牢固的罗马殖民线便如同链条一样连接、加固在莱茵河之上。

旅途中，雨果发现从康斯坦茨湖到七山脉，几乎莱茵河的每个河脊上都有一处城堡遗址，尽管有的现在已经消失了。与此同时，教堂及其遗址几乎也出现在莱茵河的每个转弯处。莱茵河这幅兼具军事与宗教的双重面貌，令雨果感到吃惊。“人的想象力同大自然一样，不接受空白的存在。在没有人烟的地方，大自然便使鸟儿们啁啾不休，使树叶沙沙作响，使成千上万的声音窃窃私语。而在历史朦胧的地方，想象力便使幽灵出现，使幻想和表象共存。寓言在消失的历史空白区生存、成长、结合、开花，就像英国山楂树和龙胆树生长在倒塌的宫殿裂缝中一样。”雨果发现，早在罗马这只神鹰刚刚展翅之时，就在莱茵河的峭壁上产下了另一只蛋——基督教。许多无名殉教者聚集山林，有人建了隐修院，基督徒圣热泽兰曾在树林中的一根柱子上站立了三年，对抗罗马神话中的狄安娜女神雕像，最后他终于“用盯视的方法使雕像崩溃了”。

这一时期发生在莱茵河的事件像幽灵一样留下了大量幻象。雨果认为是莱茵河在经过了一个历史时期之后，进入了一个神奇与传说的阶段。恺撒、查理大帝和拿破仑这些莱茵河上的巨人泰坦，他们在某一时刻将世界掌握在手中，然后死神使他们松开手指，一切都从手中失去了。而这些有血有肉的形象开始变得虚幻。查理大帝有了各个年龄层的版本，孩童、青年、老年。罗兰在传说中，不是死于整个军队的攻击，而是出于对莱茵河的爱恋，死在龙南斯威尔特修道院前。这些掺杂在神奇故事中的历史人物，成了怪诞的冒险家，仅仅是用脚后跟接触了实际生活。

在莱茵河的旅途中，雨果走访了纽伦堡城和斯特拉斯堡。他认为14世纪纽伦堡大炮的诞生和15世纪斯特拉斯堡印刷业的出现，这两者的结合才中断了莱茵河军事与宗教混乱交叉的局面，传说消失，文明重现，历史才恢复了形象。风俗：旅途中的“恶”风景

在雨果参观博物馆、教堂、市政厅这些壮景所带来的愉悦中，常常也夹杂着一些“恶”风景，让他败兴。

小费，被雨果视作一只极其厌恶的“蚊子”,“它时时刻刻都在伺机咬您一口，不是咬您的皮肤，而是咬您的钱包”。对他来说，设立过多名目的小费使得看似友好的满面春风的微笑和热情而诚恳的接待，更像是一种心机的经济。“在驿站院落里，在路上从未看过您一眼的赶车人来为您打开车门，怡然自得地向您伸出了手：小费。过了一会儿，驿站马车夫也来了，由于警察局的条令禁止他这样做，他嘟嘟囔囔地说着莫名其妙的话，意思是：小费。人们取下了车顶遮雨布，一个奇怪的人上了车，将您的箱子和旅行袋放到地上：小费。另一个奇怪的人将行李放在手推车上，问您去哪家旅店，推着车跑在您的前面：小费。又来了第二个人，他想干什么？是将您的东西拿到房间里的那位。您对他说：‘好的，我临走前给您，像给其他的仆人们一样。’那位回答说：‘先生，我不是旅馆里的人。'——小费。您走了出去。看到一座教堂，一座美观的教堂。应该进去看看。您在周围转着，您观看着，您寻找着。门是关着的。一位老妇人看到了您的窘态，她走过来，指给您一个小窗口旁的门铃。您明白了。当您正要踏进教堂门槛时，您感到袖子被人拉住了，是乐于助人的老妇人：小费。您进入了教堂，您观看着，您欣赏着，您啧啧称赞着：‘这幅画上怎么遮着绿帷幕？'‘因为这是教堂中最漂亮的一幅。’教堂执事说。‘我想看看。'——教堂执事转身而去，几分钟后又同另一个极为沉闷、悲哀的人一起回来了。是主管帷幕的人，此人按了一下弹簧，帷幕打开了，您看到了名画。看过后，帷幕又关闭了。帷幕主管人向您致以意味深长的敬意：小费。……”

当然，在这过程中，政府的“小费”更被雨果深恶痛绝。“护照，一般去西班牙你要做两种旅行，你本人的旅行和你的护照的旅行。不过，在西班牙一份护照所做的旅行多么可怕！它一刻也安静不下来。时时刻刻它会飞出你的衣袋，打开，不见了，又去追。

它是在……？

接着在警署。

接着在市长家里！

接着在市政厅。

接着在……上图为雨果在考察滑铁卢战场时住的酒店。下图为雨果画的旅途风景画。

每次交一枚半个比塞塔。为了去西班牙，你在巴黎已经交了一法郎，在巴约讷交了五法郎给领事，在伊伦入境时又交了一法郎！现在，每移动一下，都得付十个苏给宪警，到了每一个城市，每进一扇城门都得领签证。如果你改变主意和改变所进的门，就得领新的旅行签证。十个苏——在西班牙你得随时花十个苏。昨天我被一个奥德里的警察逮住，让我跟他走遍全城来到治安法官办公室。警察认定我是无辜的，但仍然向我索要十个苏，以酬其辛劳，以报答他给予我的光荣。

可怜而又高贵的西班牙啊！刚才有一个怪模怪样的流氓在街上盯住我大叫：老爷！我回头，看到了这个可怜虫，我从口袋里摸出一个苏给他，他拿了这个苏，问我要护照。我原把他当作乞丐，但他却真正是个公职人员。什么样的国家就培养出什么样的人。不过他又是个乞丐，因为他拿了这个苏。他向我查问护照，但并不拒绝布施。”

当然，雨果记录这些并不仅仅是出于旅途的不快，更重要的是，雨果认为，比起记述重大事件的历史学家，记述风俗所负的使命同样严肃。历史学家记录国家大事件，诸如王位之争、王子的诞生、国王的婚姻、战事、议会等。风俗的记录者却深入内部，窥见人与人的暗斗、隐秘的暴行、成见、约定俗成的不公道、心灵的秘密演变、民众的细微惊悸等，这些涉及了另一种真实。你需要果敢，成为历史的塑造者

1843年，雨果在西班牙进行了一次长达近两个月的旅行。期间，他参观了大量的修道院，那种阴森可怖的氛围给雨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拱顶烟雾弥漫，穹窿因浓重的阴影而朦朦胧胧；下面是巨大的神坛，黑暗中，用铁链吊着高大的白色耶稣受难像；乌木架上陈列着魁伟的基督裸体象牙雕像；那些雕像不仅血迹斑斑，还血肉模糊，既丑陋又富丽堂皇，臂肘露出白骨，膝骨露了皮肉，创伤翻开血肉，头戴银制的荆冠，用黄金钉子钉到十字架上，额头流的血是镶嵌的红宝石，眼里流的泪是镶嵌的钻石。钻石和红宝石仿佛湿漉漉的，引来多少戴面纱的妇女匍匐在下面哭泣。那些女人满身被苦衣和铁针鞭刺破，乳房被柳条兜紧束，双膝因祈祷而磨破，一个个全是以天使自居的幽魂。”

那些女人有思想吗？没有。她们有愿望吗？没有。她们爱吗？不爱。她们活着吗？没有。雨果思忖，修道院作为培养人的学堂和方式，在10世纪是好的，到了15世纪就成问题，进入19世纪则十分可鄙复可悲了。而西班牙和意大利这两个出色的国家，正是受到修道院这种“麻风病”的侵害，仅剩下了两副骨架子。

在离布鲁塞尔八公里处，雨果见到了维赖尔修道院旧址。在靠迪尔河边，有四个半在地下半在水中的石室，残留一扇铁门、一个粪坑、一个安了铁条的通风孔；洞口外高出水面两尺，里边离地面六尺。四尺深的河水擦墙而过。牢里地面终年潮湿，隐修的人就以这湿土为卧榻。有的石室墙上还嵌着一段枷锁，或卧不够长、立不够高的石匣，把人放在里面，上边再盖上石板。十足一个坟墓。

尽管在当时，修道院还颇有风潮，里面还充斥着乱弹琴的好材料，可供大量是非者舞弄喉舌。雨果认为，旅行家，也是社会观察家，应当走进这阴暗的地方，这是他们实验室的组成部分。相应地，他们还负有一种职责：为人的灵魂而工作，维护神秘而反对奇迹。“至于我们，该尊重的就尊重，而且处处宽容，只要过去肯承认已经死了。如果它还要活在世上，我们就打击，将它打死。迷信、虔诚、伪善、成见，这些鬼魂，虽已成鬼，却死活不肯离世，鬼气中还有牙齿和利爪；必须向它们开战，展开肉搏，永不停歇地跟它们拼杀；要知道，永生永世同鬼影搏斗，这也是人类的一种命数。”

在旅途中，雨果常对不少历史遗迹的破坏深感惋惜，但他并非是一个守古护旧者，他对修道院的鞭挞，正如他对反抗专制的巴黎巷战，以及后来的巴黎公社起义的声援一样，是出自一种对历史发展的判断。而且，在这判断之上，他始终也是一个历史行动者，他漫长的流放生涯，或许也是他旅行的另一个面貌。旅行的终身文学债务Anton kowolski vicki Chekhov契诃夫

契诃夫（Anton kowolski vicki Chekhov,1860-1904），大师级的俄国小说家、剧作家，与法国的莫泊桑和美国的欧·亨利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1890年，他曾只身前往西伯利亚和萨哈林岛一带旅行，旅途中所见的黑暗现实给了他很深的震撼，也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契诃夫以戏剧和短篇小说见长，其游记作品不多，但《萨哈林旅行记》却是俄罗斯旅行作品中极为重要的一部。

2013年10月11日，加拿大作家门罗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被称为“当代的契诃夫”。时至今日，回想契诃夫，人们可以很放心地给他安上两个头衔：伟大的小说家和剧作家。然而，回溯他1890年的西伯利亚和萨哈林之旅，同样也有理由称其为伟大的旅行家。

在这次旅行之前，契诃夫的作品已颇受欢迎，但这些早期作品多半是插科打诨的幽默报刊体和地道的本民族笑话，而他写于旅行后的小说和戏剧却堪称艺术精品。阿赫玛托娃不喜欢契诃夫，因他笔下的一切都是低调的，灰色的，阿赫玛托娃或许也并不理解契诃夫，因为灰暗恰恰是这次西伯利亚和萨哈林旅行的色调。

正如契诃夫自己所说，《萨哈林旅行记》是他作品中一件粗陋的囚衣。萨哈林岛的往事在他心目中那么巨大，“我似乎看到了一切，却没有看到那最主要的。”可以说，契诃夫后期全部的写作都像是这次萨哈林之旅的文学债务，为了脱下这件囚衣，也为了说出那最主要的部分，他写下了它们。向东还是往西？异数的旅行

1890年1月26日，俄罗斯《今日新闻》刊登了一条契诃夫将取道西伯利亚去萨哈林旅行的消息，这一消息在莫斯科引起了很多猜测，契诃夫的亲友们感到尤为费解，纷纷阻拦。

这种费解和阻拦是易于理解的。在当时，西伯利亚和萨哈林就像是一个被上帝遗弃的“人间地狱”：贫乏、愚昧、蛮荒，而且道德堕落、充满危险。西伯利亚的西边界是俄罗斯社会的一条安全隔离带。一直以来，俄罗斯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向西存在的，西伯利亚的“非欧洲”身份长期以来都被漠视，政府像垃圾场一样使用那里的土地，把形形色色的苦役者、重犯和流放犯发配到那里。面对这个刑罚倒扣的瓮口，里面的人都巴望着出来，外面的人则避而远之。

这条隔离带表现在旅行上，就是旅行者在西伯利亚的缺席。相反，去英、法、意等西欧国家旅行在俄国文化圈却早已是一种风尚的传统，从普希金、果戈里到赫尔岑、屠格涅夫等，几乎都有过这种西行经历。而且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少数几人，也大多把社会的改革寄望于欧洲文明。由此可见，这种东西向的划分不仅是现实性的，而且是精神性的。

当时契诃夫的小说正受到读者欢迎，戏剧创作《伊万诺夫》也获得了普希金奖金，文学事业正处在上升期。人们想不通契诃夫为什么要去西伯利亚和萨哈林，那两个地方对近乎孱弱的契诃夫而言无疑都过于残酷了。而少为人知的是，契诃夫当时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哥哥尼古拉的病逝给了他不少打击，他自己在创作上也陷入了困境。“唉，朋友，多么苦闷啊！如果说我是个医生，我就需要有患者和医院；如果说我是文学家，我就要生活在人民中间，即使是一点点社会政治生活，即使是一点点也是好的。可是现在这种生活，关在四堵墙里，接触不到大自然，看不到人，见不到祖国，身体不健康，食欲不振——简直不是生活！”所以他拒绝了朋友苏沃林推荐的欧洲之旅，因为他需要的不是观光游览，而是一种自我治愈。他在给作家列昂捷夫的信中写道：“若是我们知道我们该怎么办……福法诺夫就不会待在精神病院里，迦尔询至今还会活在人世，巴兰采维奇就不会患上忧郁症，我们也不会感到寂寞和苦闷，您可以不被戏院所吸引，我也无须奔赴萨哈林。”

正因如此，萨哈林之旅势在必行，但俄罗斯社会并不了解西伯利亚，他们把西伯利亚描述成了一个穷凶极恶的地方，并努力维持这种形象，以实现道德上的训诫作用。出发时，契诃夫带上了手枪，他拿到了记者证，他向包括俄国监狱总署署长符拉斯基等在内的人寻求帮助，他甚至抱着可能死掉的心思写下了近乎遗嘱的信件：“我有一种感觉，好像我是准备去参加一场战争……如果我淹死，或者发生类似的事情，请您记住，我现在所拥有的和将来所能拥有的一切皆归我妹妹所有。”虽然西伯利亚的街上苦役犯可以自由行走，不戴镣铐，也没有人看押，但契诃夫穿越西伯利亚的整个旅途处处受人尊敬，完全没有危险。当时写西伯利亚和萨哈林文章的作者要么根本没到过萨哈林岛，要么是些有利害关系的人。对西伯利亚形成了一种偶然的，不准确的判断。这本身是一种误解。乘坐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旅行在今天变得十分流行。（摄/虫子）西伯利亚：黑色的雪国“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川端康成塑造了一个非现实世界的避难所——雪国。和雪国一样，西伯利亚也是闭塞的，在契诃夫的时代，西伯利亚既没有通铁路，也没有通公路，还有长期的冰冻。即使到了近代，情况也并没有好太多。罗杰斯在1990年骑摩托车穿越西伯利亚时，除了西伯利亚大铁路，地图上仍有大面积没有标记道路的交通空白地带。

但和川端康成从外在现实逃避进唯美的雪国不同，在当时，全俄国只有三个县被人研究过，即使有人去了，也只是到那里大致闻一闻，写一点，就又走了。别的地方尚且如此，何况西伯利亚，这里不仅是非欧洲的，甚至是非俄罗斯的，社会自我遮蔽和不闻不问早已成常态，所以契诃夫的这次旅行恰恰是从误解中去接近那个社会现实。这个现实并不危险，但很粗陋也很穷困。行程中的那些小县城里几乎没有东西吃，“你坐着马车走近一座城，心里指望着吃掉整整一座山，可是走进城去一看——糟糕！灌肠也没有，干酪也没有，牛肉也没有，连咸鲱鱼也没有”,“连那里的女人也枯燥乏味，将来西伯利亚产生自己的小说家和诗人时，妇女在他们的小说和长诗中都不会成为主角。”

从现实退避是轻易的，所以通往雪国的路程很快，一句话的时间就到了。而整个逆反的过程却艰难得多，像是慢性的重病，契诃夫在4000俄里布满了冻雨、冰雪、汛期和烂泥的路程上坐马车长达30多天，每天都得同寒冷、饥饿、睡意搏斗跋涉十来个小时。在途中给母亲的信中，契诃夫写道：“两个多星期已经过去，在这段时期里我坐着马车不停地赶路，心里只想着这一个方向，而且靠着这个想法活下来；我每天都看到日出，从开始到结束。我已经十分习惯这种生活，以至觉得我好像会一辈子坐着马车奔走，同泥泞的道路搏斗似的。”

西伯利亚大道是全世界最长、也最不像样的道路，因此翻车、坏车、时间延误和咒骂道路是驿站上常有的话题，另一个则是批评地方长官。“陪审官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不长，不知这对西伯利亚大道来说是件好事还是坏事。他们时常更换，据说，有一位刚上任的陪审官，到达他管辖的地段以后，把农民都赶出来，命令他们在道路两旁挖掘壕沟。他的继任者在独创性方面不甘落后，把农民赶出来，命令他们把壕沟填平。第三位在自己的地段下令把路面铺上一层半俄尺的泥土。第四、第五、第六、第七位……人人都想要在蜂巢里加上自己的一份蜂蜜。结果是道路一年到头都不畅通。”

这里充满了异想天开的想法，这种不现实成为了西伯利亚最现实的一面，它们就像陪审官的道路试验，轻易随便地提出来，然后又不加思虑地放弃和更换。对那里一无所知的外面官老爷们为西伯利亚和萨哈林决定一切，定居、开农场、种葡萄。但是，人们是否愿意定居，适不适合定居，那里的农业是否真的有成效，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他们而言似乎并不重要，通过工作报告那里也可以是良乡沃土。题材关注，旅行的社会疗救

有些人的旅行是川端康成式的，带着自己的主观美化。而有些人的旅行则是契诃夫式的，去靠近很低的现实，甚至把旅行当作一种题材式的社会工作。

到了1880年代，萨哈林已经成为俄国最大的流放苦役地。行前，契诃夫的朋友曾劝阻他说“萨哈林岛谁也不需要，谁也不会发生兴趣”，但契诃夫觉得在澳大利亚和法国卡宴区之后，萨哈林监狱是一个很重要而且需要关切的题材：“萨哈林岛是需要的，有趣的，应该惋惜的仅仅在于到那边去的是我，而不是另一个更理解这个工作、更善于引起社会兴趣的人。”

尽管契诃夫向朋友们一再强调：“不要对我的萨哈林之行寄托文学上的希望”,“这趟旅行无论是对文学还是对科学都不会做出有价值的贡献”。但事实上正相反，契诃夫一开始就把这次旅行当成一种持续半年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并抱有很大的文学和科学上的抱负。为此，契诃夫在行前的几个月里，搜集并阅读了有关萨哈林的65种书刊，内容详细到1863年萨哈林岛的煤是多少钱一吨，而上海的煤是多少钱一吨，此外还包括当地的振幅、风向和土壤层等等。而他最关心的仍是监狱和刑罚。“对于俄国来说，什么更为合适——监狱还是流放？我们现在甚至无权解决这个时髦的问题，因为我们完全不了解什么是监狱和流放，不管这多么叫人悲伤和感到奇怪。请您瞧瞧我们关于监狱和流放的著作吧，真是叫人寒碜！两三篇小文，两三个作者的名字，空空如也，仿佛俄国根本就没有监狱，没有流放，没有苦役似的。任何一个罪犯都是社会的产物——我们的思想界把这句话已经重复了二十到三十年，可是他们对这个产物却无动于衷！对关押在流放地并在这里受着煎熬的人是如此冷漠。”

在萨哈林岛，契诃夫足足待了三个月零两天，每天早晨5点起床，睡得很晚，他挨家挨户走访了岛上的所有监狱、所有木板房和所有枞木屋，很有耐性地对萨哈林岛全部人口做了调查。他在卡片上登记过将近一万名苦役犯和流放者。换句话说，几乎所有在萨哈林岛的苦役犯或者移民流放者都跟他谈过话，积累下来的一手资料装满了足足一箱子。

契诃夫在这次旅行中看到了什么风景呢？上百万人灰暗的流放地生活，严酷的刑律、暴虐的监狱，肢体折磨、精神折磨，小孩贫弱，妇女卖淫，男人醉酒无助。然而在记叙这一切时，契诃夫却用了一种冷峻的写法，像一份客观的报告，有时候读起来会觉得枯燥。“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不善于感伤，要不然我就会说我们应该去朝拜像萨哈林岛那样的地方，就像土耳其人朝拜麦加一样。”

契诃夫在旅途中不断变换着记者、作家、旁观者和科学家的多重身份。也正因如此，《萨哈林旅行记》既是一份旅行行纪，又是一份新闻调查和社会学术著作。它前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后启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构成了俄罗斯文学里的监狱主题，此外也对1892年俄国采取的某些监狱改革产生了现实影响。

然而，《萨哈林旅行记》也成了契诃夫整个后期写作的一件“囚衣”，每当契诃夫想要谈论萨哈林岛，他总觉得像看到了一切，但却没有看到最主要的东西。为了写出这最主要的东西，这才有了契诃夫在萨哈林旅行之后那么多优秀的小说。即使在今天来看，在契诃夫开始这趟旅行之前，他早期那些受欢迎的作品，多半是插科打诨的幽默报刊体和地道的本民族笑话，真正算得上成熟作品的并不多，而他写于旅行后的小说和戏剧几乎无一例外全是精品。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这次西伯利亚和萨哈林旅行，才使得契诃夫成了今天的契诃夫。为了故事的旅行William Somerset Maugham威廉·毛姆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1874-1965），英国最受读者欢迎的现代小说家之一，其作品对人性和社会的剖析十分冷峻、犀利，其近于挑剔嘲讽的英式幽默往往让读者又爱又恨，其中不少素材都源自他的旅行收藏。左起为《总结：毛姆写作生活回忆》、《毛姆：追寻自由》和毛姆小说《面纱》。

对毛姆作品的评价，成了20世纪评论家和读者之间趣味的一个巨大分歧。不仅评论界不认可毛姆，不少小说家同行似乎也持此态度，D·H·劳伦斯就认为毛姆的小说虽然“能把一些人物和地方写得很出色，但仔细推敲，又不免显得虚假”。尽管如此，毛姆的小说、戏剧、游记等作品却在世界各地广受追捧。1951年毛姆去土耳其旅行，他的船一靠岸，一名警官立马赶来充当他的卫士，出版界的记者和读者蜂拥而至；1959年毛姆前往日本，码头上聚集了几千人夹道欢迎，他在东京丸善书店的即席演说，现场由于观众太多，把美国驻日本大使都挤倒在地。

毛姆对此有两个自我判断，一个是自认作“二流作家中排在前面的一个”，另一个是强调自己“只是个讲故事的人”。关于前一个判断，考虑到毛姆的自我骄傲和终其一生对评论家们的不屑，或可视作是他以退为进的一记妙招；然而后一个判断则充分显示了毛姆的诚实。换言之，故事性正是毛姆作品广受读者欢迎的一个秘诀，也正是旅行为毛姆提供了大量的故事以及故事中浓郁的异域风情。为了寻找故事，毛姆遍走远东、中亚、北非、墨西哥以及南太平洋中的英属与法属岛屿等地，因此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世界旅行家。为了故事的旅行

本雅明有一个关于讲故事的人和小说家的区分：“讲故事的人从经验——自己的经验或从他人那里听来的经验——中获取他要讲的故事。他转而又把这种经验转变为听故事的人的经验。小说家则封闭自己。小说的诞生之地是孤独的个人。”

毛姆是一个热衷于讲故事的人，如果不是口吃，他很可能会成为一个社交圈里的宠儿，或者讲台上绘声绘色的演说家。正是口吃这一残疾把毛姆从口头逼向印刷文本，成为一个介于小说家与讲故事者中间的人。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毛姆作品在评论界遭受的冷遇和读者的热捧，另一方面也厘清了毛姆在写作与旅行之间的互生关系：依赖旅行获得故事以及故事中异域风情的华彩，又通过出版故事赢得名望和金钱，从而可以无所顾忌地旅行。

旅行为了故事，这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毛姆旅行的特质，既紧张兮兮又趣味横生。1924年10月，毛姆到墨西哥城旅行时，正巧碰到D·H·劳伦斯也在那里。俩人见了面，但互不喜欢。毛姆认为劳伦斯是一个病态人物，劳伦斯则觉得毛姆“能把一些人物和地方写得很出色，但仔细推敲，又不免显得虚假”，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毛姆这人是个不好相处的人，没有什么趣味，那种担心自己在圣诞节前写不出以墨西哥为背景的伟大作品的劲儿，真叫人好笑。”

这种旅行中的紧张状态对今天任何一个旅行记者而言，都可能是极其熟悉的。但毛姆作为旅行家的了不起之处正在于即使在习以为常的旅途中，他也能创造出新趣味，并发现新的故事。在创作的前二十年时间里，毛姆一直觉得印度是吉卜林的天下，他认为所有关于印度的好小说都被吉卜林写完了，因此他一直回避写印度，既不关心印度艺术，也不去印度旅行。直到1937年12月，那时毛姆正在构思一部年轻人弃家出走皈依印度教哲学的小说。毛姆一贯主张创作要来自真实的旅行和生活，为获得第一手材料，他决定去印度旅行一趟。

毛姆怀揣一份从邻居那里得到的给印度各个土邦邦主的介绍信，踏上了印度的旅程。从1938年1月到4月，毛姆“遇见了各种古怪的人——印度人、信奉瑜伽的人、神秘主义者、哲学家、术士以及那些不知是什么人的人——看到了一些难以置信的事物”，其中体验最深的是在南端马都拉一座建于17世纪敬奉西瓦女神的大庙中，那些宗教仪式中光着上身的男人们，在胸口上涂抹着牛粪烧成的白灰，一个个脸向下，身体成俯卧姿态，这种对西方一无所知的真正的印度带给了毛姆“一种神秘而可怕的东西”，也即他自感发现的一个没有英国人的印度。这次旅行不仅构成了一本名叫《客厅里的绅士》的游记，其后对印度旅行的不断反刍也为其名作《刀锋》积累了实地经验。

相比吉卜林、福斯特，乃至后来的奈保尔，毛姆似乎不那么“现代”或“先锋”，其印度小说《刀锋》也没显示出过多的表达“印度”的野心，但是一如既往的好看，气氛十足。人是最深的风景

毛姆自认不是一个“勤勉的观光者”，每当他的向导或朋友极力主张他去拜访名胜古迹时，他都会产生一种顽固的想撵走他们的冲动。对于风景，他总是宁愿自己四处闲逛，以一种偶然的方式去发现。1919～1920年，在毛姆旅行中国期间，我们熟知的那些风景名胜在他的游记里几乎消失殆尽，相反，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形形色色的人群却都成了他笔下的细致风景。“我从来对景点没有很大兴趣……我喜欢的都是些平常的景观，果树丛里的一栋木头房子，椰子树环绕的小海湾，或者路边一丛竹子。我更在乎的是人群和他们的独特生活……回想旅途中遇到的那些人，每一个都有让我感兴趣的故事。我感觉自己像照相机里的底片，最终成像是不是绝对的真相，对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够利用我的想象力让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可信的协调的个体。这个过程是个令我着迷的游戏。”纵观毛姆全部的旅行，人永远是最深的风景，因为正是旅途中的人集聚着最多的故事。

事实上，毛姆因为口吃，一度与人交际紧张，加上他对人的敏锐，使他易于识破人的弱点，所以在谈话中经常会变得刻薄和乏味，惹人不快。但在旅途中，毛姆会生出一种巨大的热情，能够四处去结识各种各样的人，甚至包括那些他反感，以后不愿再见面的人。

为了见一个旅途中听闻的智者，毛姆可以坐火车转汽车再骑驴去找，当他提着一篮子水果出现在泥泞的马路上，最终见到智者时却因为过于疲惫而昏厥。旅行中国时，为了拜访辜鸿铭，他赶到成都，四处托人搭线介绍。他坐民船溯扬子江而上，走了1500英里的水路，接着又凭两条腿走了400英里旱路，沿途目的全是为了见人。其中既有中国的官员、戏剧家、船工和其他市井民众，也有那些在华的英国人。他们当中有长期在华工作的海关人员，也有初来乍到每天去英国俱乐部看伦敦报纸的年轻职员，还有那些阅读卢梭、向往社会主义却脚踹人力车夫的人；那些口头称爱，心里却怀着怨恨的牧师；那些沾沾自喜的皇室代表团成员；还有那些只是想为伦敦客厅复制一些中国艺术品的英国妇女……诸如此类，构成了他中国之旅中最绝妙的风景。

在西班牙旅行时，毛姆刻薄地认为那里的文学和艺术都很贫乏，声称西班牙人在艺术领域毫无建树，只产生了一位了不起的作家和一位最一流的画家，建筑的典范也都有赖于摩尔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的设计。然而，毛姆通过旅途感受到西班牙之所以伟大的奥秘，就在于那里的人。“在西班牙，人就是诗歌，是绘画，是建筑。人就是这个国家的哲学。这些黄金时代的西班牙人生活着，感受着，行动着，但他们并不思考。他们追求并发现的是生活，是骚动的、热烈的、多样的生活。激情是他们生命的种子，激情也是他们绽放的花朵。他们的卓越之处很伟大，但却在不同的方向：那是一种性格的卓越。在这一点上，我想无人可以超越他们，只有古代罗马人才能与他们匹敌。这个精力旺盛的民族似乎将它所有的活力和独创性都投入了一个目标：一个唯一的目标：人的创造。他们并不擅长艺术，他们擅长的是一个比艺术更加伟大的领域——人。”

对毛姆而言，旅行的妙处正在于既可以感受一种精神自由，又可以收集各色各样的人物，以备后用。“我关注、寻找特立独行的人、古怪的人和当地名人。很快我就能够判断一个地方是不是想告诉我什么，如果是的话，我就守株待兔，否则就过路不停。旅途中的一切体验我都照单全收。”深知旅行对写作重要性的毛姆，曾于1946年设立了毛姆奖，用于奖励优秀的年轻作家，鼓励并资助他们到各处旅行。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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