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2011年秋季号总第4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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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2011年秋季号总第4辑）试读：

本期特稿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忠实运用者和积极创造者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同志们、朋友们：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由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国防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联合发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共产党90年”理论研讨会在这里隆重举行。借此机会，我代表国防大学领导、机关和全体教职人员，对研讨会的举行表示热烈祝贺！向出席研讨会的各位领导和专家表示诚挚欢迎！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曾经说过：“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2]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天起，就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领导中国人民披荆斩棘，克服万难，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而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石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胜利。

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并在具体生动的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特点之一。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仅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分析社会矛盾，解决现实问题，开辟前进道路，而且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哲学理念，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比如，强调客观实践基础地位的唯物主义理念，善于处理辩证矛盾的实践辩证法理念，人民群众自己创造自己历史的历史观理念，等等。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哲学理念不是从书本上搬来的，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实践中学习、探索、选择、总结形成的。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虽然不是专业的哲学家，但是都在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深的探索和新的创造。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之作。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3]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这是崇倡实践的精辟之论。毛泽东把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辩证关系规定为矛盾学说的“精髓”，把实践中的主体客体关系当作辩证法的主题，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邓小平没有写过专门的哲学著作，但他通过一系列讲话、谈话和报告，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所坚持的是“实事求是”哲学。邓小平在哲学上的最大贡献，是使哲学真正成为认识社会主义、认识资本主义、认识我国国情的科学指南，成为冲破落后传统观念和主观偏见思想束缚从而敢闯、敢试、敢探索、敢开拓创新的思想武器。人民群众把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的思想，形象地比喻为“摸着石头过河”的“摸论”和“不管白猫黑猫”的“猫论”。而无论“摸论”还是“猫论”，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比如，关于先进政党与先进生产力关系的辩证法，关于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全面发展关系的辩证法，关于先进政党与先进文化关系的辩证法，关于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关系的辩证法，关于党和群众关系的辩证法，等等。江泽民同志还特别强调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时空观、条件论最直观、通俗、生动的抽象和概括，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态度、务实作风和进取精神。

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及其规律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发展观是哲学，是社会发展的哲学，也是建设的哲学。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以特有的理论内容表明了一种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第一次集中的、简明的、内容比较完整的阐述。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人学基础。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体现了发展的质与量的统一。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辩证法。

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忠实运用者，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积极创造者。正是因为具有自己的哲学理念，中国共产党才能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群众路线的政治路线，形成独立自主的主体精神，从而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思想指导作用和理论支撑作用。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90年，是波澜壮阔的90年，是辉煌壮丽的90年，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展示其思想力和生命力的90年。因此，这次理论研讨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共产党90年”作为主题，意味深长，意义重大。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应该是哲学家们的盛宴，更不应该是专家学者个人的私语和独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与功能，它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立足现实，面对时代。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深刻变革，这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所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和繁重性世所罕见，我们所面临矛盾和问题的复杂性世所罕见，我们所面对的困难和风险也世所罕见。要妥善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战胜这些困难和风险，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力指导，迫切需要哲学家们有所作为。我们要开好这次研讨会，并把这次研讨会的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解决问题的强大思想武器，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对话，是当前哲学界正在探求的走出哲学困境的一条路径，这次研讨会就是一次有意义的对话。这次对话在国防大学进行，是哲学界对我们的信任，也是我们学习哲学的一次难得机会。国防大学既是我国最高军事学府，也是我军最高政治学府，是国家级的军校和军队级的党校，两副重担一肩挑，担负着培养治军、治国人才和创新军事、政治理论的光荣使命，应当走在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列。这些年，我们在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党的创新理论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效，这其中就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宣传。在座的同志，大都是我国哲学界的专家、名家，各位光临国防大学，使我们能够分享你们的研究成果，感悟你们的真知灼见，对于我们拓展办学的视野和思路，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大有好处。我们一定要把这次研讨的成果学习好、运用好，并在今后工作中不断加强与各位的沟通、交流和合作，从而更多地受益。

最后，祝这次研讨会圆满成功！注解：[1] 任海泉，国防大学副校长。[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5页。[3]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292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作用与创新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到来之际，中央党校哲学部作为发起单位之一，与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国防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等单位一起，共同举办这次理论研讨会。这次会议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共产党90年”，这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内涵的重大课题，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反思。

从特定意义上说，我们党90年发展的历史，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不断结合的历史；而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中最根本的东西，是它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党要想达到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真正深刻的认识和解答，就不能仅仅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具体结论上，而必须借助于它的哲学方法论。在过去的革命战争年代，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并运用这些原理去分析和考察各种实际问题，产生了许多重要成果，并在实践中开辟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继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探索和解决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重大问题，虽然在具体进程中经历了种种曲折，但最终还是回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立场上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回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拨乱反正，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重新恢复和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并确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及改革开放和社会各领域发展的全面展开，无不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般方法论的根本指导作用。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30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果，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胜利。

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而言，也正是在这一活生生的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它才体现出勃勃生机和活力，从而不断获得进步和发展。我们党取得政权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门重要学科在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经过多年努力，形成了专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工作者队伍，卓有成效地开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研究和宣传工作。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更是从各个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学科建设水平不断提高，有力地发挥了对实践的引领和指导作用。

当然，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在以往的历史时期中，无论是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和汲取。而面对新的实践的新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须与时俱进，这样才能继续保持它的生命力。目前我们的改革和发展正处于一个新的关键时期，各方面社会矛盾突出，大量深层次问题不断显露出来，这就需要我们从哲学的高度，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工作者应该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要站在时代的前列，以求真务实的精神和严谨的科学态度，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以及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的更加紧密的结合。中央党校哲学部作为我们党的最高学府中专门从事哲学教学和研究的工作部门，愿与各兄弟单位和部门共同携手，在这一领域里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这次研讨会是由国防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负责具体承办。感谢他们为会议所做的精心准备和大量具体细致的工作，也感谢各位专家学者的莅临和参与。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注解：[1] 贾高建，中央党校校委委员兼哲学部主任。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伟大胜利

1921年，中国近代史上发生了一起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民历史命运的大事件，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建党9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勇立时代潮头，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在实践创新进程中推进理论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正确航向，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面貌和中华民族命运。今天，一个昔日积贫积弱、受人宰割的旧中国已跃然成为日新月异、势头强劲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在全球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就是中国人民唯一历史选择的胜利，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伟大胜利。一 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

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是世界时势和中国国情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解救中国的真理，成为中国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指南，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武器与中国人民的物质力量结合在一起，转化成巨大的革命的能动力量，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命运，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

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转折，昔日曾经创造过世界辉煌的中华民族沦为受列强欺凌的“劣等民族”，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主的外国列强恃强凌弱，为满足殖民掠夺和强占市场的贪欲，一次次发动血腥的侵华战争，包括两次攻陷都城北京，逼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致使中国主权惨遭粗暴侵犯、领土被蚕食鲸吞，一步步跌入半殖民地的深渊。截至1905年，仅对西方列强的战争赔款便累计达十余亿两白银，而清政府将这笔负担转嫁到民众身上，地方官吏趁机进行敲骨吸髓式的压榨。在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本国封建统治者的双重压迫下，民生凋敝，时局动荡，国力衰微，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民族危机日趋深重，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为了挽救中华民族、解救中国，再造富民强国辉煌，各种政治力量提出了种种解救方案，采取了不同方式和手段。

首先是中国农民阶级、广大劳苦大众向封建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发起了猛烈的武装斗争。1851年，洪秀全发起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提出纲领性文献《天朝田亩制度》，从解决土地问题入手，憧憬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太平天国与清政府对峙14年，先后攻克600多座城池，并在上海、苏州等地奋勇抗击进行武装干涉的英法侵略军。起自社会下层、以农民为主体、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义和团运动，掀起反帝爱国大潮，用原始武器殊死抵御八国联军，展示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使列强受到极大震慑。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农民阶级和劳苦大众的武装斗争风起云涌、前赴后继，但大多与太平天国运动命运一样，在封建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联手镇压下失败。

其次是在封建统治阶级阵营内部，一些图强派人士试图实行改进措施，中兴清王朝封建统治。林则徐发动了禁烟运动，然而由于在软弱无能、反复无常的皇权下，内受腐败官僚的出卖，外受列强打击，终告失败。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官僚发起洋务运动，以“自强”、“求富”标榜，引进西方坚船利炮，仿效西方兴办军事、民用工业以及交通运输业等，但装备不落下风的清军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给日本，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洋务运动宣告破产。

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维新派吸取日本资产阶级明治维新的经验，推行改良主义，试图在保存清皇权的前提下通过变法挽救民族于危亡，虽在思想启蒙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维新派依靠没有实权的光绪帝推行新政，结果封建顽固派的代表人物慈禧太后一声令下，戊戌变法仅维持103天便告夭折，谭嗣同等六君子慷慨就义。

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抛弃改良主义方案，力图通过武装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发动了近代旧民主主义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推翻封建君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资产阶级旧民主革命，集中反映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的深切愿望，它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适应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促进了民众的思想觉醒和解放，意义非凡，影响深远。然而，“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这场革命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窃取，随后发生袁世凯、张勋复辟帝制和曹锟贿选等丑剧，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中国政治、把持中国经济命脉，军阀割据混战的格局远未被撼动，中国社会性质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变。以上各种努力和尝试均以失败告终，各种处方皆不能解救中国。到底什么办法才能救中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旨在救国救民的斗争和探索，每一次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或多或少推动了社会进步，但一次一次又归于失败。究其主观上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除了不触动封建根基的旧式农民起义方案和所谓力图自强的局部改良方案以外，旧民主主义的民族复兴方案，其指导思想不过是资产阶级政治理论，是资产阶级启蒙和革命时期的人权、民主、博爱、自由等思想武器，其主要目标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立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然而，为什么西方在资产阶级思想武器指导下可以成功地进行资本主义民主革命，建立资产阶级国家，走现代化的强国之路，旧中国却办不到？资产阶级思想武器为什么在旧中国失灵？这是由中国所处的具体客观条件所决定的。中国在明朝已经开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如果没有国际资本主义的干涉，中国也可以按照一般历史发展规律，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路。当中国向资本主义发展之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行发展使得世界进程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已把世界殖民地分割完毕。国内外条件、帝国主义列强、封建统治阶级和官僚买办阶级都不允许中国建立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的目的，是从其自身利益考虑，要永久地控制、剥削中国，绝不容许中国成为强大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必须维持和强化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他需要与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勾结，不允许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强大起来，不允许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强压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必然是一个软弱的、两重性的阶级，担当不起民主革命的领导任务。在资产阶级思想指导下，由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旧式民主革命是不可能解救中国的。

毛泽东同志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中国人民选择俄国人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中国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选择马克思主义指导，是世界历史和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社会主要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唯一的正确选择。从国际时代大格局来看，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选择，受到处于十月革命爆发和社会主义革命前夜的世界局势的深刻影响。辛亥革命之后，帝国主义国家日益走向腐朽和无产阶级革命方兴未艾的世界局势，以及旧中国持续甚至更加恶化的黑暗现实，特别是1914年爆发的帝国主义战争，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思想武器产生了怀疑，感到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武器解决不了中国问题，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无法解救中国。辛亥革命为什么失败？救中国的目的为什么达不到？到底什么思想武器能够解决中国问题？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成功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产生巨大的震撼和影响，开阔了他们的眼界，使他们探索中国民主解放之路的方向发生了根本转折。经过对西方各种思潮、各种社会主义思想的比较，他们认识到决定中国人民命运的不是资产阶级，不是资本主义，不是资产阶级思想武器，而是工人阶级、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冲破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樊篱，冲破了旧民主主义民主、科学、爱国主义的精神界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到了答案。他们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唯一思想指南，选择社会主义为中国唯一出路，选择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作为唯一领导。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豪放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代表工人阶级这一新生先进阶级的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伟大使命，中国面貌历经九十载焕然一新。二 一定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是外来的先进思想，用以指导中国人民的社会实践，就有与中国国情和中国人民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只有为中国人民所接受、所消化、所使用，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起到科学指南的作用。

中国革命到底怎样搞，中国道路怎么走，中国现代化怎么实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现成的答案，他们着重论述了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尽管十月革命是在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俄国率先取得突破，但俄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发动社会主义革命走的是依靠工人阶级发动城市暴动的具体道路。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民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近代中国的产业工人仅有200万人左右，在这样一个东方落后大国取得革命成功，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极为艰巨复杂的新课题。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不能照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有结论，也不能照搬俄国和别国的革命模式和建设道路，必须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这就迫切需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指导实践。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由于理论准备和斗争经验不足，曾走过弯路，尤其是1927年、1934年两度遭受惨痛挫折。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主张先搞资本主义革命，再搞社会主义革命的“两次革命”论，对国民党右派一味妥协退让，放弃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导致1927年大革命失败。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将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主张毕其功于一役的社会主义“一次革命论”，推进军事冒险主义和政治关门主义，导致党在苏区、白区好不容易积蓄起来的力量严重折损，导致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根据地版图急遽萎缩，中国革命几乎濒临绝境。一“左”一右，错误表现不同，但实质都一样，主观与客观相脱离，离开了中国国情。

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胜利。毛泽东同志科学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具体国情，指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指出中国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问题，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科学论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前途以及策略等重大问题。提出中国革命要实行革命阶段论与不间断革命论相结合，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迈向社会主义的“两步走”战略：第一步，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二步，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再不间断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经过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在具体革命道路上，是走武装占领城市夺取政权的道路，还是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具体国情出发，指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必须以农村为根据地，以农民为主要依靠力量，将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创建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力量，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革命成功之路。

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党以巨大的政治和理论勇气，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刻分析中国国情、科学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苦苦探索中国革命的新路，大胆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创新。他集中全党智慧，在革命实践以及抵制、纠正党内“左”、右倾错误的斗争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方向。

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探索与奋斗，我们党带领人民成功地走出一条救亡图存的新路，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目标，创立了新中国，开辟了一个中国人民历史的新纪元、新时代。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党领导新中国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从此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一次社会变革，为中国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三 必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必然规律，曾预言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同时在西欧、北美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他们在晚年研究俄国和东方国家发展道路时再次预言，在一定条件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的科学预见在20世纪初的俄国有了十月革命的实践案例。“二战”之后，又有了一系列社会主义阵营的案例，有了苏联和若干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初步成就的案例。然而在20世纪下半叶，形势发生了逆转，苏东剧变，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严重挫折，社会主义处于低潮。但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成功地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马克思的预言成为活生生的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深刻表明：必须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才能成功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创新。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展望党的执政使命，充满豪情地宣告“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

[2]界”。如何在一个人口众多、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落后大国，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崭新课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没有现成答案。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征程上积极带领人民探索改变贫穷落后状况、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确途径。在社会主义建设之初，更多的是向苏联经验和模式学习。鉴于苏联在建设中暴露出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很快意识到不能照搬苏联经验，必须摸索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毛泽东同志相继发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提出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建设方针、政策、原则和策略。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历史经验和理论认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理论前提，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党带领全国人民通过克服重重困难，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取得包括“两弹一星”那样的伟大成就，古老神州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由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加上当时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的影响，党在探索中也有曲折和失误。随着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乃至发生“文化大革命”，我国建设事业遭受严重挫折，耽误了宝贵时间，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面对十年浩劫造成的严峻局面，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党顺应全党全国人民搞建设、谋发展的迫切愿望，敏锐地抓住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两大主题这一机遇，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大力倡导解放思想，及时总结党带领人民在实践中形成的新经验、新认识，提出了许多具有开创意义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理念。邓小平同志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总国策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基本问题，使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与时俱进，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到一个新境界，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篇。

理论创新极大地推动了实践创新。改革首先在农村展开、从经济领域入手，随后扩展到城市，延伸为全面的综合性改革，对外开放则从沿海辐射到内地，亿万人民的建设和创造热情得到充分调动和空前释放。仅10年左右时间，沿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新路，我国实现了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向小康迈进，整个国家充满新的生机和活力。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国外发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不少长期执政的共产党相继垮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骤然陷入低潮。国外有人谬称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的终点，国内也有不少怀疑、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声音，我国的发展面临空前困难和巨大压力。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受命于这一重大历史关头，明确表示将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地继续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政策，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新变化，高度重视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将新时期党的建设提到“新的伟大工程”的高度，郑重提出党的建设两大历史性课题，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党的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江泽民同志集中全党智慧，科学地总结历史、思考现实、规划未来，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这一创新理论以党的执政地位作为连接点，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与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和思考，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推向前进。

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我们以伟大工程带动伟大事业，经受住国内外政治风波、经济风险等严峻考验，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开创全面开放新格局，成功地稳住改革和发展的大局，人民生活总体上完成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胜利实现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目标，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发展阶段，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均前所未有。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迎难而上，开拓奋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新的重大战略思想，继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进一步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我们党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指导下，成功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包括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以及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力，均得到进一步提升，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我们党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紧紧围绕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相继推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这三大理论成果，形成一个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飞跃。实践告诉我们，一定要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四 归根到底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90年历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两次历史性飞跃，创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一脉相承又丰富发展的两个理论形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取得了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三个伟大成就，实践创新带动理论创新，理论创新引导了实践创新。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许多重要启示。（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与精髓就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说到底，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实行党的正确领导，关键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关键在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关键在于贯彻落实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一旦偏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再好的理论也会成为僵化空洞的教条，在实践中就会犯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创新，实现于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时代主题，解决不同的时代课题，但都贯穿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红线。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才能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二）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的就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

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璧两面，是实现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两条密不可分的基本原则。是从本本出发，还是从实际出发，是联系群众，还是脱离群众，是对待马克思主义根本态度的分歧点，是采取什么样的学风、作风的分水岭。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学风问题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是第一位的重要问题。坚持实事求是，就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从中国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学风不正，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出了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教条，脱离实际，就会给党的事业带来灾难性的危害。作风问题是学风问题在工作上的具体化。联系实际与联系群众是一致的，联系实际最根本的就是联系群众实际，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就要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全党树立了优良的学风和作风，才能做到实事求是，才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和密切联系群众，必须密切联系不断发展的实践，永不脱离群众，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人民群众永远追求进步，实践永无止境，理论创新也就无止境。理论创新一旦停滞或中断，就会迷失方向，就会遭遇挫折或失败。只有坚持理论创新，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蓬勃生命力，使党的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90年来，我们党努力开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归根到底，是科学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核心问题，故而能够带领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闯过一个个关口，取得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辉煌成就。一定要在群众实践活动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指导，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创新，是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思想源泉和活力所在，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没有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要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一定能够实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加光明的前景。注解：[1] 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学部委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会长。[2]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1991，第1439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

我们党90年的历史，不仅是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也是一部领导人民艰辛探索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我们党为什么能穿越历史云烟，经受住艰难困苦的考验，带领人民走出一条东方落后国家建设现代化的独特道路呢？德国社会学家韦伯说，任何一项伟大事业的背后，一定有支撑这一事业的文化精神。就20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来说，引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现代化的精神源头，就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今天，我们审视20世纪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可以看到，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背后，涌动着的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各种理论论争的澄清所带来的人的思想解放，是它释放出的巨大力量成就了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因此，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互动的历史进程，廓清哲学如何面向中国现代化，为中华民族复兴发挥应有的作用，对于正确解决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的现实问题，走出“哲学作用迷失”的困境，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一 建党9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作用回顾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在近百年的历史发展中，每当中国处于危难的历史关头，每当中国共产党陷于迷茫，马克思主义哲学都焕发出穿透现实迷雾的理性光芒，以其承载的现代文明基因照彻中国独立、解放、富强的道路，在改变人的精神面貌、引导社会发展进步、走向现代化方面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第一，革命时期，主要是唤起民众觉醒。中国现代化始于19世纪40年代，当时的中华民族第一次直面西方列强以野蛮战争方式表现出的现代文明。迫使中国开始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艰难转型，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无论是器物层面还是制度层面构筑现代化的尝试，均以失败而告终。在深重的历史灾难和民族危急关头，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传入中国，它不仅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而且成为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文化基石与理论核心。“五四”时期的中国人不可避免地从现代性意义上去解读马克思主义。在这一过程中“救亡”与启蒙共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下，唤醒了中国人追求自由、平等、解放的现代意识。

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方面承载着现代文明的基因，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反思。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在原初起点上就意味着：既接纳现代化，又突破资本主义的原有逻辑。阿瑞夫·德里克指出：毛泽东并不拒绝现代性本身，而是追求另类现代性，其目的在于克服现代性带来的压抑和异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勾画了一个既秉承启蒙理想的自由平等，又摆脱了资本主义弊端的另一种文明的可能形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观察和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以全新的哲学智慧确立“新道德”、“新精神”、“新价值”，推动国民精神突破传统农耕社会的狭隘视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随着民主革命全面展开，马克思主义哲学赢得了各界广泛认同，从“文化认同”到“实践契合”，从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战争，不断融入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充分显示了对中国独立、解放的巨大意义。

第二，建设时期，主要是探索社会主义规律。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如何领导人民在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成为摆在我们党面前的全新课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党对中国现代化问题进行了艰难曲折的探索，先后确立了实现工业化、实现“四个现代化”等目标，标志着现代化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展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基本国情，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突破了以往关于社会主义发展设计的个别结论，摆脱了长期拘泥于某种模式的发展偏向，吸取了西方国家在发展生产力、调整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有益经验，超越了近代以来中国通过革命化实现现代化的旧有路径，拓宽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视野。我们党顺应社会发展规律，紧紧把握发展这个人类的永恒主题，先后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大力“推进科学发展”等战略思想，不断推进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领域的建设全面发展。

发展需要智慧，发展需要哲学。有了哲学智慧，才能真正反思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既包括社会制度相同国家的经验教训，又包括社会制度不同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既包括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又包括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经验教训，从根本上把握发展的客观规律。有了哲学智慧，才能更加深刻地认识世界，从而更加深刻地认识自己；更加深刻地认识世界，就是要更加深刻地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更加深刻地认识自己，就是更好地立足国情，更加深刻地把握社会主义建设和我们党执政的发展规律。这种哲学，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它蕴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坚持以宽广的世界眼光揭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引领中国从发展生产力层面，自觉顺应世界经济发展大势，推动中国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发展大格局中去；从调整生产关系层面，敏锐洞察世界各国调整改革大势，推动中国通过深化改革不断提高驾驭经济市场化的能力；从完善上层建筑层面，科学借鉴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成果，推动中国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从改善发展环境层面，充分吸收人类生态文明发展成果，推动中国走建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之路。

第三，改革时期，主要是推动思想解放。中国改革开放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契机和起点。真理的实践标准大讨论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哲学在这次运动中发挥了非凡的作用，引发了对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重新审视和思考。中国现代化面临的时代课题实在太多，而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推动人们从沉重的精神枷锁束缚中解放出来。正因如此，邓小平特别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江泽民特别强调与时俱进，胡锦涛特别强调求真务实。要从教条化、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中解放出来，要从僵化的社会主义条条框框中解放出来，要从固有的保守和狭隘意识、传统积习中解放出来。

精神枷锁束缚，是人没有自主性、没有选择性、没有创造性的思想文化根源。实现思想解放，就是要求人们以历史主体的姿态认识和改造世界，以社会“主人翁”的姿态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建设自己的美好家园。历史上，儒家政治哲学用人治代替法治，用圣人智慧代替老百姓思考，用官员作为代替百姓作为，结果使老百姓养成了一切靠圣人君子替他们思考，一切靠明君清官替他们做主，一切听命于救世主、大救星的习惯，彻底丧失了自主性。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恰恰相反，它要求破除各种条条框框对人的束缚，恢复人的主体地位和自由本性。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从变革体制机制入手，以市场经济改造和取代自然半自然的小农经济，造成了落后思维方式、陈旧观念不得不改变、必须主动改变的客观现实。面对不可逆转的社会变迁，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创造性被空前唤起，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自觉转变思维方式，树立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新思想、新观念。解放思想说到底是解放人。从解放思想深入到解放人，为人们打开了一扇独立思考和自主抉择的大门，使中国人奔向现代化的能量涌流而出，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

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起到了巨大的引领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意义，就在于不断地建构中国现代性，推进中国现代化。如果说独立自强、实现现代化是贯穿近代以来国家和民族变革社会生活的重大历史课题，那么，如何面向现代化，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面临的重大实践课题。二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在哲学学术研究领域，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影响日渐势微，哲学取得了重大进展，包括实践哲学、文化哲学、发展哲学、价值哲学、政治哲学等在内的各个哲学分支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与其他思潮的相互激荡中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但是，在社会现实领域，哲学日益弥漫起一股“学院化”、“边缘化”、“贫困化”倾向，使哲学对社会发展起何种作用、哲学如何发挥这种作用的问题日益突出出来。我认为，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作用迷失”，哲学与现实、与时代、与生活渐行渐远，游离于中国现代化的鲜活实践。

第一，作用迷失的主要表现，就是哲学家的“政治淡漠症”和政治家的“哲学淡漠症”。哲学家的政治淡漠症，主要是指一些哲学家不关心政治，满足于学院式的纯学术研究；有的明确主张自我“边缘化”，有意疏远现实政治；有的以晦涩的话语、范式体系消解着主流意识形态。而另一些哲学家，则是以简单的政治化倾向，图解和敷衍现实，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沦为缺乏论述力的粗陋的辩护工具。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复杂原因，“教科书哲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表现出畸形状态，这正是马克思所反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变革世界的理论，要求人们立足于现实，从对现实事物的批判、反思中推动社会发展进步，实现人们自身的解放，这使它与人们当下的存在状况具有一种天然的、密切的联系，它的深刻性和生命力就在于同现实社会特别是政治密不可分的联系，来源于现实而又高于现实。割断这种联系，或者把它教条化为一种简单的图解工具，必然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陷于危机。

政治家的哲学淡漠症表现为，政治家哲学兴趣减退，理论素养下降。李瑞环曾经指出：现在，我们领导干部的哲学科学水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水平，从总体上讲是下降了。中国的改革阻力之一是有些人思想僵化、思维方式陈旧、思想方法落后。这个问题要靠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来解决。理论素养下降，使政治家（主要是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中级领导干部）不能从世界观、历史观高度看待和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缺乏对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终极思考，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往往习惯于经验思维，无法具备宽广的世界视野和深厚的人文关怀，决策中“废棋”、“臭棋”频出，就是缺少“高棋”，使社会发展付出巨大代价。

哲学家的政治淡漠症和政治家的哲学淡漠症，背后隐藏的是一种政治责任感的流失，这是与时代要求背道而驰的。马克思认为，哲学要“非常懂得生活”，并提供“关于此岸世界真理的批判哲学”。生活世界分为两部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政治是公共领域和公共权力的核心。当年，马克思就曾批判费尔巴哈强调自然过多，而强调政治太少，认为“哲学与政治的联盟”是哲学借以“成为真理的惟一联盟”。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第二，作用迷失的社会后果，主要是使社会发展矛盾加剧、关系紧张、压力空前。作为一种反思性的智慧，哲学不仅能认识世界，成为一种工具理性，而且能观念地重塑世界，成为一种价值理性。它可以通过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沉思，合理安置人在世界中的位置，实现人类的目的与价值。而哲学作用的迷失，则必然使人们在看待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上出现实践错乱，我把这种代价概括为“三个透支”：透支自然，透支群众，透支精神。

所谓透支自然，就是经济发展与资源能源和生态环境失衡，片面的发展破坏了我们的生态环境。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发展基础很薄弱，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因此发展主要是经济发展，甚至是GDP的发展。今天，中国发展起来了，而面临的问题，却是能不能喝上干净水，能不能呼吸到新鲜空气，能不能吃上无污染食品等问题。我们的发展带来了生存环境的不断恶化，是以对自然的透支为代价的。

所谓透支群众，主要是社会基本阶层与新兴阶层利益关系失衡，就是把人仅仅作为手段，而忽略了人本身之目的。广大人民群众在发展中创造了巨大财富，却没有能够充分共享到发展的成果，群众不满于分配不公、贫富差距，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社会管理压力空前。这就背离了人是手段和目的之统一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主张。

所谓透支精神，就是精神文明发展与物质文明发展失衡，对物的过度依赖，忽略人的精神生活，在很大程度上透支了人们的精神。市场经济打破了原有的社会格局，社会阶层分化带来了发展的巨大活力，但同时，也使中国从传统“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传统的道德体系瓦解，新的现代道德体系、法治体系尚未完全确立。在这一过程中，忽略内在追求的人迅速沦为物的奴隶，资本的野蛮性吞噬着现代人的精神家园，层出不穷的道德错乱、商业欺诈、诚信危机、信仰危机等现象，已经成了我们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

以上三种“透支”，凸显了中国发展、现代化建设中的“现代性问题”。这种现状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变。解决这一问题，呼唤着中国人现代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苏醒。对此，马克思主义哲学肩负着重大历史使命。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此失语，作用迷失，其后果无异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放逐”。

第三，作用迷失的根本症结，主要是问题意识匮乏和批判功能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道理有千条万条，但是其根本的出发点无非是关注现实人的命运，解决现实人的问题。解决中国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获得生机的深层内在动力。哲学不是哲学家们自己的“盛宴”，不是哲学家个人的“私语和独白”。哲学的本质与功能，在于立足现实，面对时代，回答和解决现实问题。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问题意识匮乏，发现新问题、深入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不足，是其作用迷失的一个重要症结。超越批判性缺失，标志着哲学内在的深刻与锋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无不以社会反思和批判为己任。霍克海默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就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它应该做一只国家的“牛虻”，其作用就是使其时刻保持清醒，不断地改造自身，向着更合理的方向发展。一些哲学工作者、领导者浮在生活表面，用各种应时、跟风作品的数量来证明普及新理论的成绩，而对主流意识形态并未在一些民众头脑里扎根熟视无睹，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功能不断弱化。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找回自己”、发挥作用的途径

哲学“找回自己”，就是找到作用于现实的基本途径。理论来源于实践，来源于大众生活实践。哲学只有贴近大众生活实践，从中提炼新概念，概括新理论，发现新道理，才能找回自己。这不是一句空话，必须切实从以下几个方面付出努力。

第一，直面现实问题，合理安置工具理性。哲学必须对现实问题作出更有论述力的回答。有学者把当代中国的问题表述为“社会转型”，我很赞同。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发生了巨大转变，但依然是“未完成”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入破解一系列相关问题，必将有力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20世纪8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采访中指出，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中国最大的风险是社会转型引发的巨大震荡，和西方社会相比，中国以历史浓缩的形式将转型中的各种问题呈现出来，这是史无前例的。如何进一步开掘哲学的人文意蕴和时代精神，克服转型期“现代化缺失”问题，关系到中国现代化建设能否成功。

直面现实问题，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要克服“思想路线偏移”现象。党的思想路线、认识路线，是一种科学的工具理性，它要求理论与实际一致，理论与实践统一。哲学无论思想内容多么美好，但如果与现实反差巨大，不仅难以深入人心，也会在实践中出现问题。一种理论不一定轻易被另一种理论驳倒，但却极容易被社会现实、社会实践驳倒。克服思想路线偏移，施之于科学的工具理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现代化实践中焕发生命力、引领力的重要途径。

第二，重塑社会诚信，深入开掘价值理性。马克斯·韦伯把人类理性区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为哲学发挥现实作用指出了一条可行的途径。工具理性主要回答世界“是什么”、“怎么样”的问题，价值理性主要回答世界“应当是什么”、“怎样才更好”的问题。二者是人看待世界的两种哲学态度，无论单纯强调哪一方面，都会造成人的异化和扭曲。西方现代化道路，由于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曾使社会陷入空前的精神文化危机。中国现代化要避免陷入西方的老路，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的生活世界的关注与反思，探索一条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辩证统一的现代化道路。

长期以来，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存在唯经济、唯科技的倾向，工具理性片面发展。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对工具理性的纠偏，是以价值理性的哲学态度引导中国社会的发展。我认为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切实解决社会诚信缺乏的问题。在传统“熟人社会”，诚信的维系，主要靠熟人之间的信义道德。不讲诚信的人会受到周围人的道义谴责和孤立。今天，随着社会流动性增大，中国日益变成一个“生人社会”，人们即使同住一个楼道，多年谋面也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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