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慧颖
出版社：岳麓书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中国数文化试读：
前言：数——国人的第二语言
一中华民族对于数学有重大的贡献。早在甲骨文时代，就使用了十进制，春秋晚期，又在筹算中首创了十进位值制。公元纪元之初，《九章算术》“方程”一章，提出了负数概念，进行了正负数的加减运算，早于印度、阿拉伯几百年，而在欧洲，直到1545年意大利卡尔丹的《大法》中才有负数运算。五世纪的祖冲之，确定圆周率在3.1415926与3.1415927之间，精确到小数点以后六位，这个纪录直到1427年才被伊斯兰国家的阿尔·卡西所打破。中华民族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商业事务等领域中对于数学的应用，也曾长期领先于世界，即使当今已是电子计算机大逞威风的时代，也仍然可以看到，我国发明的珠算，尚在日、美等发达国家的数学教学和实用计算中贡献余热。
一个数学传统如此源远流长，在14世纪前一直处于世界数学优势地位的文明古国，它对于数的认识、创造和运用，就必然会远远超出理论数学和应用数学的范围之外，渗透到这个民族思想、文化的许多方面。中国人在思维、言谈和写作的方式和常规中，在文化创造、日常生活、风俗习惯乃至游艺消遣的诸多活动中，都深深地刻下了对于数的特殊喜好、高度敏感、迅捷认知和广泛而纯熟地应用的印痕。中国儿童学会数字和计算之速度特别快，中国普通人都掌握了相当熟练的计算技能，中国商人以其精打细算取得事业成功而在东南亚和美洲拥有很高的知名度，中国老百姓一有机会就爱在各种功利和非功利场合饶有兴致地显示自己长于数之表达和运用的才干。这些都显示出，数在中国已不仅是数学研究的对象，而且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基因，溶化在民族心灵的血肉之中，成为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思维、言行的特点。这样说不仅指的是正面，在负面的意义上也是如此。中国古代数学重计算轻逻辑，长于代数短于几何，叙述运算时必须借助于文字，缺乏抽象符号，没有形成严密的演绎体系。而中国人在其他领域所表现出来的思维特点也是这样，对事物注重整体把握，却不善于进行细致的分析和周密严谨的逻辑推导。直到现在我们在抽象思维某些方面的素质和能力，平均水平也仍然不如欧洲人高。
由此可见，对于数的观察、了解和探讨，不仅可以从科学文化的角度，即从数学和以数学为基本工具的精密科学的角度，而且可以从人文文化的角度，进行观察了解和探讨。本书拟从后一角度进行尝试。二
人文文化中的数，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观呢？试看下例。
有一种旧时儿童的习字帖，上面写着这样几句话：
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天地分上下，日月同今古。
虽然只有短短四句，寥寥二十个字，却相当典型地反映了数量和数字在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总体图景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以及数在非数学领域的社会生活中的奇思妙用。第一句依次数出前五个自然数，第二句逐一列举构成万物的五种元素，第三句对直感中浩茫的宇宙进行横断空间的宏观扫描，第四句叙说视野中两个最大天体在进行纵贯时间的永恒运动。简单得无法再简单的话语，囊括了古人对称数计数、物质结构、空间方位、时间体验四大重要问题的认识。在这个粗略勾勒的朴素唯物主义世界观中，数量与物质、空间、时间并列为最重要的范畴，学童识字之初就必须接受数量观念的教育。
这四句话还表明，数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映射出后者其他部分的某些共同特点。例如，包括数词、数字在内，汉语最小的语义单位一般是单音节，汉字是书写和排印时个个独立、互不粘连的方块字，字词（或语素）的计数一听便知，一目了然。再如，这是一首五言诗，第一、二、四句句末押韵，前两句后两句都各自成对，具有中国作品中常见的与数量密切相关的整齐美、音韵美和对偶美；首句既说了数量，又发挥了起兴和选韵作用。又如，中国人喜欢和擅长将各种事物当做互相联系的整体来加以把握和处理的方式和习惯也由此可见一斑：四个范畴的对象，通过统一的韵脚和内容一句一跳的句法，很自然地连成一体；几门知识内容和识字计数的启蒙教育，被巧妙地进行综合配套，编成一首上口易记的诗歌，以优美、有趣的形式施教，收事半功倍之效。
以上的赏析表明，数文化的景象是多方面的，丰富多彩的，广泛存在的。它不像数学那样高深难懂，令人避而远之，而是生动有趣，引人入胜。数文化也不只是数字文化，在没有数字的地方，也可以出现数文化现象。那么，如何确定本书论述对象的范围呢？下面就构成“中国数文化”这个论题中的三个词，逐一加以界说和申明，说说作者的认识和意图。
中国数文化中的“数”，包括四个互相联系的概念——数值、数量、数字和数码。数值是一切事物普遍的基本属性之一。纯粹的高度抽象的数值，只存在于人的思维之中。在人和具体事物中，数值呈现为尚未符号化的数量。数量有两种，一种是人和事物本身存在的数量，另一种是人的动作和行为，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次数。在现代汉语中，表述数量通常要用数词再加上量词，而在古代汉语和某些外国语言中，则往往不用量词。数字和数码是数值、数量符号化的产物，说出来产生声音符号，摆放（筹码、算珠）、书写、刻印、按键（打字）产生的是赋形符号。汉语的数字兼有音符和形符，它们分别按照相关的构词、造字规则创造出来，汇入汉语的词海和字库。数码只有形符而无独自的音符。当今中国采用世界通用的阿拉伯数码（习惯说法是阿拉伯数字），当我们读、说一个阿拉伯数码时，实际上是借用了与它对应的那个汉语数字的发音。阿拉伯数码本来只供运算和特定情况下书写（如书写多位数等）时使用，但在当今“数字化生存”时代，经过活跃的联想，数码也通过充当修辞手段的中介，加入到参与构造新词组的行列当中来了，近些年出现“3860部队”（不少农村主要由妇女和老人组成劳动大军）、“11月11日光棍节”（戏称）、“211工程”、“普京3.0时代”（仿电脑软件版次表示法，意为普京第三次任职俄罗斯总统期间）一类说法，宣告数码也开始与人文文化结缘了。数码参与构成的新词组，由于形式简洁、联想生动，今后还会不断出现。
中国数文化中的“文化”，本书视野主要在数的人文文化范围。即便在这个范围，也有所不言和少谈。例如算命、术数等，也用数繁多，但限于篇幅，只在谈到数文化的相关问题时，才顺带介绍和比较。
中国数文化中的“中国”，主要是指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汉族数文化基本上可以代表中国数文化。这不仅因为汉族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相对于国内其他民族，汉族历史特别悠久，文化比较先进。还要看到，清代中期以后，中国境内各民族长期生活在全国统一的中央政权之下，使用汉语，汉语、汉字充当统一的官方语言、官方文字，各民族之间可以自由地通婚，一个民族的人可以自由地迁徙到另一个民族的聚居区去定居，各族人民经常发生密切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交往，因而五十六个兄弟民族逐渐融合成中华民族。在这个过程中，汉族的数文化必然会对某些少数民族产生较大影响，为他们所接受或部分接受，因此中国数文化更加基本上就是汉族数文化。但是不能在二者之间画等号，因为某些少数民族仍然或多或少地保留一些有别于汉族的自己独特的数文化。另一方面，本书的视野又不囿于中国，为了更加看清和突显中国数文化的特点，包括长处和短处在内，本书也多处从中外比较的角度考察了一些外国的数文化。三
本书把数作为一种表现在社会历史、人际交往、文学创作、风情习俗、日常生活、言谈举止各方面的文化现象来考察，通过中国人对数的观念、表述和运用所显示出来的价值判断、思维特征、情感倾向和审美趣味，并联系古今承续变化和中外文化比较，来探讨和说明民族文化、民族心理、民族性格的一些事象和特点。
中国数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中国数文化的景象无比纷繁，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和角落。我们对中国数文化的观光览胜该怎样进行，才能留下鲜明有序而非芜杂凌乱的印象，才能收到获益较多之效、减少遗珠之憾呢？本书拟选择两条线索对中国数文化进行扫描，一条是从数到文化，另一条是从文化到数。
前三章从数到文化，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从前十个自然数及某些相关之数出发，看它们在与具体事物结合当中产生的文化意蕴、象征联想和数外寓意。因为这十个数最小，先民接触最早，使用最多，历史文化积淀最深厚。二是看出现在中国环境中的人类共同的表数系统，获得了怎样的民族服饰和装扮。因为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特点，汉语汉字表意的民族形式，必然会给表数系统刻下某些鲜明的烙印和标记。
后三章从文化到数，选取最集中、最充分显示文化现象、文化精神的三个领域——民族语言、民族文学和民族文化心理，观察它们下属的科目如何抓取和组合哪些数来表现数文化。
语言不仅是思想的外壳和载体，而且还是“思想的直接现实”（马克思），是“存在的家园”（海德格尔），是认识上的“我们的界限”（维特根斯坦），共同的民族语言则是构成民族共同体的要素之一（斯大林）。文学最鲜明强烈而又最精细入微地反映着一个民族的美感、情绪、情感和趣味的独特之处，它还是一个民族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标尺，是民族精神、民族灵魂鲜活跃动的传真写照。民族文化心理是一个民族内在的比较稳定的来自文化传承塑造而形成的心理素质和特点，它包括思维方式和定势，价值观念和道德情操，爱好追求和性格特色等。它外化的表现，除语言和文学外，更多地见于人们较普遍地信奉的哲理、道义、宗教等精神文化产品，较广泛地认同和遵守的典章制度、风俗习惯和行为常规中。通过审视汉语、中国文学和国人的文化心理，我们就能逐步走近和了解中国数文化的整体和真谛。四
对中国数文化做了一番初步的巡礼，就像进过一回天然的万景公园，只见这边风景特好，众美纷呈，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若问这番观览最突出的感受和印象是什么，我要说：数是国人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语言，是使用频率很高的思维和交际的工具。“不是蜜，却能粘上一切东西”，说的是语言，凡有名字，能够称说的事物，莫不粘上语词。汉语是汉民族的母语，是国人交际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语言。除此之外，源于数而又有所超越，并获得了文化意蕴的中国数文化中的数，也与许许多多的事物相粘连，简直像国人的第二语言。这种语言所可能承载的功能不少，举其要者而言之，有下列几项。
数可以是代码性语言。说的是抽象的数，指的却是具象的事物，数成为代替或兼代别的东西的符号、字码。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的一、二、三，在古代哲学和宇宙创生、演化理论中都分别具有特定的涵义。“四邻”、“四座”中的四，是不是四数无关紧要，它指的是周围各个方向。在“千变万化”、“千锤百炼”这类并列、对举性的组合中，百、千、万泯没了它们之间十倍、百倍的巨大差别，一齐转化为代指众多、非常多。今日的“3860部队”之类用法，与古代的“九五之尊”（帝王）之类，不无隐连暗通之处。数也可以充当假定的或泛指的事物的代码，如在“张三”、“李四”之中。易经中每个卦形，都由三条或六个阴阳爻画按不同的比例和次序组合而成，分别代表某些类别的事物、现象及其变化过程，是以数的变易分类来表征和预测事象演变的系统模型。
数可以是编缀性语言。中国人最善于利用数量、数字作为方法、手段和标志，将分散的事物按照一定的条理组织起来或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起来。一是进行标数概括。早在《尚书·洪范》中，箕子向周武王介绍洪范九畴即九种治国的根本大法时，就有五行、五事、八政、五纪、三德、五福、六极等一系列标数概括。这种语言把零散事物、材料归纳、整理成标上数目的有序整体，使之变得易记难忘，便于广泛流传，深为国人喜闻乐用。解放前，中国共产党有著名的游击战十六字诀，中国革命三大法宝，共产党三大优良作风等。新中国成立后，又有过渡时期总路线“一化三改造”，当今党的基本路线使用标数的缩略说法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其中一个基本点又用标数概括简称为四项基本原则。近年创造的“三农”（农村、农业、农民），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家喻户晓。二是按笔画数排顺序。排名单，编工具书时，成百上千的人名，成千上万的条目，往往或者难以找到编排次序的合理根据，或者虽能找到某种合乎逻辑的排序标准，但是编列和检索都颇为烦难费时，在这种情况下，按汉字笔画多少为序进行编排，不失为一个较好的办法。自《说文解字》开始，就找到了这个适合汉字特点的编排和检索方法。
数又可以是创造美的语言。中国传统文学特别是格律体裁，很注重利用数量法则来创造赏心悦目的形式美感。每句字数相等的三言诗、四言诗、五言诗、六言诗、七言诗、九言诗都可以排成一个矩形；四句一首的四言诗可以排成一个正方形；一字至七字诗又称宝塔诗，可以排成一个等边或等腰三角形；三五七言诗的构图则是一个等腰梯形，像是坛、台的一个侧面，它们都具有规则的几何图形的造型美。对联、诗文中的对偶句，每句字数相等的诗歌，给人以整齐的音韵美。对联和对偶语句，给人以对称的建筑美。十七字诗（五、五、五、二字句型）和三句半的三长一短的失衡形式，与嘲讽、滑稽的内容和谐统一，给人以谐趣美。五七言近体诗句子、骈文的四六句和大多数四字格中，第二、四、六字的平仄有规律地相互交替，大多数旧体诗隔句用韵，在偶数句押脚韵，韵脚与非韵脚每隔等距离实现转换，表现出音韵变化的错落美。诗文联语中巧嵌妙用数字，在文坛和民间都传为表现才华的美谈。
数还可以是象征性语言。由于某些偶然历史事件的机缘，或典籍、宗教、迷信等因素的影响，或恰好是天体运行、人类生命的重要数据，或出于字音、字形的联想，汉语中某些数字带有特定的象征意义，并由此引起人们对它们产生喜厌的感情色彩和趋避的行动取向。奇数和偶数，从一到十这十个数，三和十的某些倍数，七、八、九的平方，以及十二、二十四、三十六、七十二等一些特定的数，包括数字和这些数量的事物，会令人想起繁多与稀少、吉祥与凶恶、幸福与祸患、顺利与困厄、兴盛与衰退、长寿与死亡等有关人生或国家命运、前途的种种事情。同一个数，有时可有多种象征意义，甚至可有相反互悖的解说，例如某些商人将八日选定为新店开张吉日，讨个财源大发的吉兆；而某些山民辞家外出则蓄意避开八日，以免招来与亲人永远分离之不祥。根据数的宜忌来安排自己的言语行动，至今仍是不少人难免会要加以考虑的事，即使只是为了从众与随俗。
数也可以是益智性语言。巧妙地利用数字的笔画结构和句中文字的数序，人们创造了不少语言游戏和文字游戏，这些游戏可以激活和训练人的思维，使之更具有辐射性和灵活性，增长人的捷智。不少才气过人的作家和民间的机智人物，都是玩这类游戏的能手。人们常常以数字作为谜底和谜面，制作谜语让人猜射。人们有时将一句话拆成一个个的字，将它们依次放在一首诗各句首字（藏头诗）或末字（藏尾诗）的位置上，或者放进第几句中，就用作其中的第几个字，也有将同一个字安排在各个诗句的这些位置上的。这些游戏不仅有益智、娱情的功用，在特定情况下还用作秘密传递信息和进行暗示、影射的手段，收到斗争取胜之大效。如《水浒传》中吴用在卢俊义家墙上题写藏头诗：“芦花滩上有扁舟，俊杰黄昏独自游。义到尽头原是命，反躬逃难必无忧。”将四句首字连读便成栽赃“卢（芦）俊义反”，逼他投奔梁山造反队伍。
总之，除了实用计算和数学研究，中国人还往往把数当做特殊的文化语言，珍爱它，妙用它，想事办事，说话写作，很多时候离不开它。了解数文化，不仅将有助于从一个侧面深入地认识我们民族的历史和心理，也将能更充分地发挥数文化在思维言行和社会生活中的多种有益的作用。第一章从一说到十
从一到十，是太古祖先最早认识的十个最小的自然数，也是今日蒙童最初学认学写的数字，因为它们笔画少而又点横竖撇捺折钩都有。然而了解从一到十的数文化却没有这么容易。这十个数是先民最早粘贴到事物现象上的数量标签和文化标识，它们的寓意和象征往往复杂而深邃。跟着它们走，借古人之眼重睹古人所见的外界事物，并且走进古人的内心世界，就能发现今人某些看法和行为的来由，还能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国数文化的精华。
伴随“一”，启动想象力去尝试探知充满宇宙、化生万物、主宰一切的神秘的“道”；跟着“二”，追溯中国独特的阴阳哲学的源头，了解中国人为什么雅俗共赏文字的对偶美，热衷于联语的写作；追赶“三”，学习天地人世界三分法，办事讲求优化组合天时、地利、人和的有效条件去争取成功……
从一到十，内容的丰富可以出乎不少人的意外。“一”有二十多种语义和用法，参与构成近两千个语词和固定词组，我们掌握了多少？龙成为我们民族的图腾，还需要沿着与“九”有关的线索，把来龙去脉搞清楚。“七”留下十多个谜，等待我们去破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们探索中国数文化之旅，就从这里起程。一 一最简单，又最复杂
一是最小的自然数，《史记·律书》说“数始于一”。五洲四海，各国各族，整个地球上的全体居民，莫不如此。但是，汉语、汉字中的“一”，还有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特点——最简单而又最复杂。成语所言“具体而微”，俗话说的“麻雀虽小，肝胆俱全”，它们所表达的简单而复杂的对立的统一，在“一”的形音义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说“一”在一切数字中最简单，除了“数始于一”以外，还指它的字音和字形；说“一”在一切数字中最复杂，是指它的字义亦即词义。
发“一”的音，只需两唇间张开一条缝，咬合的上下齿松开一点距离，一丝气流从颤动的声带经过喉头，穿越口腔，进入唇外的广大空间，便成了［i］——“一”的字音。它没有声母，韵母是个单韵母，并且是单韵母中开口度最小的。它的声调属阴平，没有任何高低升降的变化。论声、韵、调，它都是最简单的词之一。
绘“一”的形，只有从左到右平移的一横。发［i］音的字，《现代汉语词典》收了150多个，其中一笔的字，也是全部现代汉字中的一笔字，只有“一”、“乙”和“〇”三个。可是“乙”转了三次弯，“〇”是一个不大容易写好的圆圈，看起来比“一”复杂，写起来比“一”麻烦。所以“一”可说是字形最简单的数字，同时也是字形最简单的汉字。
综合音形两个条件来衡量，在现代汉语中，最简单的字词非“一”莫属。而且，放在世界一切语言文字范围中进行比较，一这个数字的音形表达，也以中国的“一”为最简单。
我国“一”的含义和用法，可谓丰富得很，复杂极了。它有多少义项？各表示哪些意思和用途？如果不认真准备，除了专治汉语词汇学、训诂学的专家，恐怕极少有人能答全，就连及格也不大容易。老版《现代汉语词典》列举了“一”的8个义项，其中第6项又分两点，加起来是9项。上世纪80年代出的《汉语大字典》中，“一”有20个义项，其中第17项为副词，底下有9种解释，合起来共28义。80年代出的《汉语大词典》中，“一”这个词条下注出24个义项，其中第18项又有6小项，总计为29义。“一”的词义之纷繁，遥遥领先于汉语中所有的数词，就是放在各类词中进行比较，义项之多可与“一”相匹敌的，汉语中大概只有“打”了，后者的动词义、介词义、量词义总计26项。
切莫以为“一”的许多意义已经死去，它的大多数含义都是活着的，不少还是常用的。古奥生僻的不算，光现在说话、写文章能用得到的，以及读浅近古文能碰得着的，就至少有19种，这里简单介绍一下。（1）最小的整数：属基数词。（2）由此引申为数量极少：如“一鳞半爪”、“一毛不拔”、“一无所知”。（3）表第一：属序数词，如“五月一日”、“一不做二不休”。（4）若干份中的一份：如“三分天下有其一”。（5）相同，同一：如“众口一词”、“说法不一”。（6）单一、独一：如“一家之言”、“一面之辞”。（7）专一：如“一心一意”。（8）也、又：如“马铃薯一名土豆”，这是从另一的意思转换来的。（9）某一：如“一天，家中来了生客”。（10）每一：如“一人发一本书”的第一个“一”字。（11）统一：如“六王毕，四海一”（杜牧《阿房宫赋》）。（12）全、满：如“一身是胆”、“一如既往”。（13）极、甚：如“一早”、“一清如水”、“一贫如洗”。（14）一个方面：如“一则以喜，一则以惧”。（15）竟然：如“为害之甚，一至于此”。（16）表示动作、现象突然出现：如“枪声一响”、“眼前一黑”、“一哄而集”。（17）表示情况与行为、行动与行动、动作与结果的紧相连接，相当于“刚”、“才”：如“天一亮便起床”、“我一上班就打电话”、“一学就会”。（18）一经、一旦：如“一成不变”、“一蹶不振”。（19）表示动作的稍微、短暂、试行：如“研究一下”、“闻一闻”、“学一学”、“歇一歇”。“一”的各种解释，一般都与数量意义上的一有联系，是“一”的这个基本语义向各方面的引申和转移。
由“一”参加组成的词和各种固定词组，包括具有句子结构的谚语在内，多得无法统计。仅由“一”打头的词语一项，《汉语大词典》中所收的词条，就排印了115页之多，总共1700多条。如果加上“一”在中间和后尾的，含“一”的全部词语（语指熟语）有将近2000条。只说这1700多条由“一”打头的词语，恐怕就没有一个人能说全，更不必说全部能解释和用过了。“一”既有那么多义项，又参与组成那么多词语（上面还没有说到参与组成非固定词组），当然“一”在言语和书写活动中出场的机会便是多多的。据现代汉语常用字字频统计，使用频率最高的首推“的”字，其次就要算“一”字居“老子天下第二”了。“一”字用得那么频繁，当然主要不在于它表数，而在于它的罕见的多义性和特别强的构词性能。
字音字形最简单，语义语用极复杂，这种鲜明强烈的反差，统一在汉语汉字的“一”身上。中国这个“一”之简单与复杂，在人类语言文字的词林字海中双创纪录，完全可以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
中国人（主要指汉族人，也包括使用汉语汉文的少数民族。本书中所有的“中国人”都用于这种含义）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无论学算数还是学识字、写字，都从这个最简单的“一”学起。中国人走完漫长一生的路程，离开数的世界和汉语汉字世界的时候，仍然无法自豪地说一句“我完全、彻底了解这个‘一’”。“一”的一切，可以考倒、难倒一切单个的人！“一”以其简单易学迎接了“学之初”，让人在启蒙时感到欢欣；“一”以其复杂难详留不住“人之终”，让人在瞑目前仍觉愧怍。最简单与最复杂的矛盾，创造出最奇妙的中国的“一”，成为象征世界上不少事物易学难精这一认识论哲理的典型例证。二 一即是始，一也是全
在“一”的诸多含义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与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宇宙观相通相连的东西，这有两点，即一是始，一是全。（一）一即是始与道“一以贯之”
在古人看来，一不仅是基数和序数之始，而且是世界的本原，是一切之始。第欧根尼·拉尔修引述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观点说：“万物的本原是一。从一产生出二，二是从属于一的不定的质料，一则是原因。从完满的一与不定的二中产生出各种数目；从数产生出点；从点产生出线；从线产生出面；从面产生出体；从体产生出感觉所及的一切形体，产生出四种元素：水、火、土、气。这四种元素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互相转化，于是创造出有生命的、精神的、球形的世界……”（见商务印书馆出版《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0页）中国哲学与此相同的，是高度评价“一”在宇宙发生、发展中的始初地位；不同的是，毕达哥拉斯学派把一这个数看成抽象的本原，即不依附于任何事物的实体，而中国哲学则把一与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即认为一是道之数，道是一之指。《说文·一部》：“一，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在混沌未分的太古即“太始”时期，只有道这一种东西，故云“道立于一”，然后一分为二，形成天地，天地再衍化出万物。
这种观点，最早是由老子提出来的，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认为道是单独无偶的“一”，“一”逐步产生万物，赋予万物以存在的灵魂：“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圣人抱一以为天下式”。《淮南子》对此解释说：“一也者，万物之本也，无敌之道也”（《诠言》），“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是故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际天地”（《原道训》）。老子所说的道，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各派观点不一，对同一派的观点，今人的看法也聚讼纷纭，这里就不必细说了。
对于道和一同实而异名，《韩非子·说难》从它们在数量上相等加以解释：“道无双，故曰一。”《庄子·天地》则指出二者的存在状态相同：“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成玄英疏：“一，应道也。”就是说，一或道是最原始状态下无形的、未分的、混沌一体的，笼罩、充塞和囊括宇宙一切的东西，或是无具体形态的抽象观念。
对于道和一的关系，也还有加以区分的两说。一说“道生一”是道使万物得到统一。另一说“道生一”是从道产生出一，道是静态的、无形的、不可数的，它运动起来就变成有形的、可数的一，如太极之类的东西。即道类似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它是原初物质“一”以及万物的创造者。无论哪种解释，“一”都是最原始或紧接最原始之物。一即是始的思想，反映了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由单一到众多、由简单到丰富的发展过程的认识。
既然一是数之始，并且还是世界万物之始，那么，一切事物中就有始祖“一”的基因，“一”的性质和成分，人们对客观事物、现象的认识，思想家的学说，就需要有一个中心思想贯穿于其中，而不能是支离破碎甚至互相矛盾的。所以从孔子开始，就强调“吾道一以贯之”，据他的弟子曾参的体会，孔学一以贯之的道是“忠恕”（见《论语·里仁》）。承儒启法的荀子则从方法论上强调“一”：“以类行杂，以一行万。”（《荀子·王制》）汉武帝至清末的漫长历史中，还强调儒学自古以来的道统，韩愈编造了一条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道统相传线索，明清则以四书五经和朱熹的注释、发挥为儒学的正统。
今天不少人未必知道一即是始，一即是道，或一生于道，但却经常在说话、写作中采用从一即是始承继而来的一的意义和用法，这便是上节说过的一表示一经、一旦等，并形成了“一……就……”、“一……便……”、“一……即……”（一触即跳）、“一……则……”（李白《与韩荆州书》：“一登龙门，则声价百倍。”）的习用格式。
一即是始，二者语意相关，反映了中国人将数量观念和时间观念紧密联系起来的看法。数量是事物的基本属性，时间是物质存在的形式，它们统一于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二）一也是全与“大一统”、“小而全”
在不少场合，“一”主要不表示或根本不表示一这个数以及由此引申而来的数量之很少，而表示或主要表示满、全、整个、完全、周遍。这一点往往被一些人所忽略。如“一脸的汗”，不能解作一张脸上的汗，只能说是满脸都是汗。又如“一夜没睡”，就是整夜没睡、通宵没睡。再如“奋斗了一生”的“一生”，说的是终生。这类例子多得很，像一身透湿、一头秀发、一腔热血、一冬没出门等，其中的“一”，都该作如是观。
一表示全，不但可作定语，还可作状语，用在动词、形容词前面。古文和成语中这类例子较多，“焕然一新”、“一反常态”、“一仍旧贯”、“一如既往”、“（曹参）举事无所变革，一遵萧何约束”（《史记·曹相国世家》）、“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陆游《卜算子·咏梅》）等，其中的“一”，全是全、都、皆、均之意。
一即是全，不仅是词义上的相通，它与一即是始相结合，还意味着一种哲学世界观，即一元论。我国传统哲学对于世界的本原，无论认为是道是气，是理是心，全都主张彻底的一元论，没有出现过欧洲哲学史上的那种二元论。
一为什么可以表示全呢？我们从否定式的“一无”中，似乎看到了一点这种转化的契机。“一无所有”既是一点也没有，也是全部都没有、一切都没有，在这里，表少、表小之“一”，不是与表多、表范围广大之“全”，彼此沟通并趋同了么？“一无”既解“毫无”，又解“全无”，适用于一无所知、一无所得、一无所获、一无所闻、一无所见、一无是处、一无可取等全部“一无”打头的四字格中。
一表示全、满、皆，深层的原因，恐怕在于中国古人思维中的辩证法因素。他们不把少与多看成是绝对对立、凝固不变的，而是看到了少与多的联系、统一，认为它们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互相包含和转化。古人把任何一个事物，包括极细小的事物，都看做是一个包含杂多的整体，自成一体的系统，可以再分的小世界，甚至认为事物是无限可分的，所谓“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见《庄子·天下》，惠施的命题），就是这个意思。
认为一中有多，一即是全，便容易导致追求“大一统”和“小而全”的思想。
一统即国家的统一，即一统天下，也可以借用来指事物各个部分整合后的统一体。“大一统”中的“大”原是动词，大一统即推崇、重视一统之意。《公羊传·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说的是据说孔子写鲁国史书《春秋》，开篇隐公元年特别交代这是周王朝正月，是为了推崇、维护东周的天下和权威。“大一统”的思想后来表现为主张维护和加强华夏与各周边民族的融合团结，保持和捍卫中华泱泱大国的领土完整，“大”变成形容词，指的是广大版图。这种思想对于反对分裂、抵抗外侮、实现和维系国家的统一，使中国这样的大国能屹立于世界几千年之久，是做出了贡献的。
后来董仲舒把“大一统”的思想引入思想文化领域。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旨）意不同，是以上亡（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他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大一统主张，显然是出于强化中央集权大一统局面的政治需要，有助于封建专制统治秩序的稳定，但对于思想的活跃和创新却起了压抑和扼杀的作用。
图书编纂方面，在大一统思想影响下，我国很早就出现了百科全书式著作。一类是“乃一方之全书”的地方志，包括自《汉书·地理志》以来的全国性区域志以及明清几千种省志、府志、县志乃至乡志、镇志。另一类是分门别类地摘编有关材料的类书，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玉海》《渊鉴类函》《古今图书集成》等。这些著作对于保存、整理、查检和利用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与“大一统”互相映照的是“小而全”。“麻雀虽小，肝胆俱全”，成为小地方、小单位、单个人、小事物追求尽可能全面的范本和理由。我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崇尚通才，多通才，所有的文官几乎都通经史诸子，同时又兼能诗文，多会琴棋书画，集政治、学术、文艺于一身，知识分子和行政长官没有分化，他们对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以及它们内部的各门类也很少分工专攻，只是自然科学技术被视为末流，为社会地位较高者所不屑。连启蒙读物《幼学琼林》也分为天文、地舆、祖孙父子、饮食、宫室、释道鬼神、鸟兽、花木等三十三类，简直是一本儿童用小型百科全书。三 二、两、双、再与阴阳、对偶（一）二、两、双、再，各有所用《说文》：“二，地之数也。从偶一。”二是最小的偶数，数值不过是两个一，但是表示这个数的词却有四个之多：二、两、双、再，而别的数一般却只有一个词。不过，这四个词却并不显得重复，它们在用法上因来历不同而有习惯性的分工，还有能否表示哲学与美学意义之别。
二兼有非数词的意义，如两样、有区别、不专一、不忠诚、副、次等。表示二数，很多情况下都用二：数数、读数只用二，不能说“一、两、三、四”；小数、分数、序数只用二，不能说零点两、三分之两、第两；在多位数中，百、十、个位用二，如二百二十二。
两在最初表示天然成双的事物，即匹耦、一对。如一双鞋一辆车（车有两轮），《诗·齐风·南山》：“葛屦五两”，这个两又写作“”；《诗·召南·鹊巢》：“之子于归，百两将之”，即用一百辆车来迎接她。后用作数词，也常表示成双的事物，如两端、两岸、两性、两翼、两半等。两表二数，常用在千、万、亿前；量词前一般用两不用二，如两个、两公斤、两平方米等。两还表示双方，如两可、两便、两造、两讫、两下、两心、两两、两面光、两口子、两公婆、两重性、两面派、两可之说、两全其美、两相情愿、两败俱伤、势不两立等。两还表示约数，相当于“几”的下半段，不超过五，如“过两天再来”，“他真有两下子”。
双是表数的形容词，最初表示经过相配成对（并不是天然成双）的事物，如双雁、双燕等。现在表示二数时，双与单相对，多用于对称性的事物，如双亲、双数、双重、双双、双喜、双关、双全、双向、双方、双打、双轨、双簧、双胞胎、双职工、双管齐下等。双还可作量词，如一双。
与双相近的还有一个“对”，如常说“成双成对”、“出双入对”，中国射击队曾有两个孪生姐妹，一个叫李双红，一个叫李对红。但对只是量词，不能放在名词的前面，虽然它可以兼表二的意思。
二和两在使用中存在交叉的情况，两和双在古代汉语中也有混用的时候。
再用于修饰动词，在古代汉语中最初多表示两次，后来又表第二次。现在常作副词，表又一次，有时作序数词，专指第二次，如再版、再度、再次。
总起来说，这几个词表二时的主要区别是：再只表序数且只修饰动词，其他三个修饰名词；二兼表基数和序数，两和双只能表基数；二多用于书面语，两多用于口语；两常表示双方，双侧重对称；两和双的构词能力比二强，二的构词多表示非数量的其他意义。下面还将说到，二、两、双有哲学和美学方面的意蕴，再则只有纯数量方面的含义。对于汉语非其母语的人，这些区别往往容易忽略。（二）阴阳——二数深刻的哲学意义
我国古代有关阴阳的思想观点，就像阴阳这个名词包含了对立的两面一样，也分道扬镳，成为截然相反的两种东西，一种属于哲学，是关于事物矛盾变化的学说；一种属于神学，并流为遁甲、六壬、择日、占星、看风水等方术。民间所说的阴阳家，是指后一类职业者。这里要谈的，是作为古代矛盾论的阴阳观，是把万事万物及其属性都通过抽象，高度概括为阴阳两个范畴的中国式的矛盾论。
产生于殷周之际的卜筮书《易经》中，就有许多表示矛盾对立的语词，如：吉—凶，福—祸，大—小，出—入，往—来，进—退，上—下，得—丧，生—死，外—内，泰—否，益—损。具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的《老子》中，更是以对照、对比的方式频繁地使用这类两两矛盾的事物概念，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他用“二”来表达矛盾这个概念，认为统一的事物内部包含两个矛盾的方面，这两个矛盾的方面产生新生的第三者，再由此产生千差万别的东西。“一生二”即中国哲学史上有名的“一分为二”的命题。宋代唯物主义哲学家张载对统一物及其两个矛盾的方面（他称为“两”，也就是二）的关系曾这样论述：“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横渠易说》卷三）
秦秋时期，试图表达哲学的矛盾概念者，除老子用“二”外，还有晋国史官史墨用过“妃（pèi，通配）耦”、“陪贰”、“贰”这几个词，有次他对晋国执政者赵简子说：“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这就是说，事物不是孤单单地存在着，而是几个几个互相搭配着存在的，其中以两个两个互相搭配的为多，三个、五个共生共存的也可以归并为两类。
再往后，开始用“阴阳”来取代“二”、“贰”等表达矛盾双方。起初阴、阳多是分开着并用，如《国语·周语》中周太史伯阳父谈周幽王二年的地震时说：“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这里的阴阳已经抽象化了，表示宇宙间两种基本的元气，而其原义，阴是阴影或云覆日，阳是太阳或日出而明亮。阴阳连用，由表示正反语义的两个语素开始向合成词迈出第一步，较早的一个例子见于《左传·僖公十六年》，周内史叔兴在分析宋国落下五块陨石，有六只鹢鸟被风刮得退着飞过宋国都城的现象时说：“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在也。”《易经》六十四卦，全部建立在“”和“”这两种一为奇数一为偶数的简单符号的各种不同变化的组合上，“”称为阳爻，“”称为阴爻，其最初的取象，当是源于男女不同的性器。多数篇章写成于战国时期的《易传》即《十翼》，以系统的阴阳观来说明《易经》各卦。《说卦传》提出“观变于阴阳而立卦”的命题，《系辞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系统地论述了许多对立的自然和社会现象都是阴阳两种势力相推相摩的产物。
战国末年，出现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学派，他“深观阴阳消息”（《史记·孟荀列传》）而创造的“五德终始论”，基本上是糟粕，下面谈五行的一节再作评述。吕不韦主持下集体编著的《吕氏春秋》中的“十二纪”，则运用阴阳学说来说明四时、十二月的月令、物候和农事安排，强调人事活动必须符合天时、天道，提倡顺天守时，正确处理人和自然的相互关系。
阴阳学说的主要内容是：
1．一切事物都在阴阳对立的关系中存在。天为阳，地为阴；男为阳，女为阴；奇数为阳，偶数为阴；东、南、左为阳，西、北、右为阴；正为阳，反为阴；刚为阳，柔为阴；主为阳，从为阴；创始为阳，完成为阴；“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董仲舒《举贤良对策》）。这是按事物的属性和功能进行抽象的类比，有助于人们掌握不同类的事物在矛盾关系方面的某种相通性。其中有些比附未免过于荒唐，如“昼生者类父，夜生者类母”（《大戴礼记·本命》），又如仿天公地母而来的雷公电母。后土神在《国语·鲁语》中本是共工的儿子，“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山海经·大荒北经》说他是夸父的爷爷，但因为要符合天阳地阴的需要，隋代以后逐渐变成女性，成为掌握阴阳生育、万物之美、大地山河之秀的女天帝，全称为“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
2．阴阳相反相成、互补转化。阴阳哲学不把矛盾双方看成绝对排斥、不可调和的，而是更强调它们互相依存和转化的同一性，强调它们的互补与和合，即所谓独阳不生，孤阴不长，阳生阴长，阳杀阴藏。《管子·四时》说：“是故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刑德者，四时之合也。刑德合于时则生福，诡则生祸。”《吕氏春秋·仲夏纪·大乐》谈到乐章的生成时说：“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连宣扬天人感应神学的董仲舒，也在《春秋繁露·天辨在人》中论述阴阳应相配合的规律：“春，爱志也；夏，乐志也；秋，严志也；冬，哀志也。故爱而有严，乐而有哀，四时之则也。”
3．阴阳的相互作用，是形成万物及其变化的根源。《吕氏春秋·应同》：“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内经·素问·四气调神论》说：“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另一篇《阴阳应象论》中则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三）对偶——二数广泛的美学运用
对偶是对称美运用于语言文字表达中形成的一种修辞方式。它的主要特点是：（1）一个对偶只包含两句或两个分句、两个词组，不能超出二数。（2）两个单位字数相等或大体相等。（3）对称位置上的语词词性相同。（4）对应的词组结构相同。（5）对称位置上不能重复用字。（6）对称的音节（字）平仄相对。（7）上下句（词组）表达相似、相近、相补、相衬、相反、相关联的意思。其中，（1）（2）属于数量上的要求。（7）是语意具有对称美。（1）至（6）是表达形式的对称美，即整齐、成对、铿锵、美观、和谐。不具备（5）（6）两个条件的为宽式对偶，律诗中间的两联以及骈文属于严式对偶，必须符合（5）（6）两项要求，严格按照字音平仄、字义虚实做成的语句，称为对仗。
对偶的起源很早，如《周易·否卦·上九》中的“先否，后嘉”，《诗·邶风·柏舟》中的“觏闵既多，受侮不少”，《论语·雍也》中的“乘肥马，衣轻裘”。对偶在诗文中大用特用，成为文体诗体的一个主要特色，是在骈文和律诗中。使用对偶这种修辞方式，造成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便是唐、五代出现，大盛于明清的对联。宽式对联至今仍较流行，有大量的欣赏者和创作者。
清代福州兴起一种用新的方式写成的微型诗，后来传至各地，称为诗钟，它限定在短促的时间内写成两句对仗的七言格律诗。这种文字游戏在拈题后即缀钱于缕，系香寸许，下以铜盘承之，香焚缕断，铜钱落于铜盘，钟鸣般铿然一声报告时间已到，构思未成者为输。其题目是抽取到的意义绝不相同的两个词，或分咏，或嵌字。分咏如以“尺”、“蜂”为题，写成“灯下量衣催五夜，房中酿蜜正三春”，前句咏“尺”，后句咏“蜂”。嵌字如以“女”、“花”为题，写成“商女不知亡国恨，落花犹似堕楼人”，上句嵌“女”，下句嵌“花”。它与七言联语相似而异，它往往上下句各写一个主题，全诗语意无须连贯，没有中心思想。这是极特殊的对偶，它的二数对称美主要表现于形式和对应词语，从总体看，内容无对称美。四 三才、三纲、数成于三与中国多三
三在中国，有如天上星，地上沙，多得说不清，这一节简略地孤立地就三说三，并尝试探讨一下中国人自古至今常用三的原因。三的其他方面，拟专辟《说不尽的“三”》一章来谈。（一）数不清中国多少“三”
从古代典籍看，我国人民很早就爱用三，用了很多三，三的各种用法都出现得很早，现在举《易经》和《论语》等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易经》的符号体系，建筑在三和六（三的二倍）的基础上。八卦都由三根横线（阳爻）和断横线（阴爻）构成，六十四卦由六根横线和断横线构成；阳爻称九，阴爻称六，都是三的倍数。南宋陆九渊说：“天地人为三才，日月星为三辰，卦三画而成，鼎三足而立。”三足之鼎盛行于商周，民以食为天，鼎是为食的炊器，盛肉的食具；鼎又是国家权力的象征，相传夏禹铸九鼎，后为传国之宝器；鼎还是烹人的刑具，烧香化纸的香炉，炼丹煮药的用具。《易经》第五十卦为鼎卦，这是唯一以工具、用具为名的卦。鼎三足而立，三点决定一平面，象征平安、稳定。鼎卦卦辞是《易经》中最短的卦辞之一，释文只有三个字：“鼎，元吉，亨”，即大吉、亨通，是一个很吉利的卦。联合国成立50周年时，江泽民主席代表我国赠给联合国一只世纪宝鼎，祝愿未来世界和平、发展、繁荣、昌盛。《易经》卦爻辞中有21处用了“三”，三字是《易经》中用得最多的数字。其中用于时间名词前面的有“三岁”（五次）、“三年”（二次）、“三日”（五次）；用于一般名词前面的有“三人”、“三品”、“三驱”（《比卦·九五》：“王用三驱，失前禽”，“驱”作名词解较好）、“三狐”；用在动词前面表次数的有“三褫”、“三锡”、“三接”、“三就”；《蒙卦》卦辞中还有一个“再三渎”，这是由“再（两次）”、“三”两个数词结合使用转化为副词的一个早期的例子。《易经》中“三年”、“三岁”（岁也是年而非年龄）共七见，“三日”共五见。看来，最迟从《易经》时代起，称年（岁、载）称日用三已成习惯。如《尚书·尧典》中“三载”凡三见，《诗经》中《卫风·氓》有“三岁食贫”、“三岁为妇”，《魏风·硕鼠》中“三岁贯女”句重复三次。《论语》中的“三年”也不少，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学而》），“苟有用我者……三年有成”（《子路》），宰我和孔子讨论“三年之丧”，连续出现“三年之丧”（两次）、“子生三年”、“三年之爱”、“三年不为礼”、“三年不为乐”等。此后如《庄子·养生主》说庖丁解牛，“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史载董仲舒读书曾“三年不窥园”，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学徒也是三年为期，各种未必都是三年的“三年”多得很。“三日”也是这样。《庄子·秋水》中说，惠施听说庄子到梁（魏）国来是要抢他的宰相职务，便“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至乐》中一则寓言说，鲁侯用供养自己的办法来养海鸟，结果海鸟不食不饮，“三日而死”。形容歌声悠扬美妙，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之说。长期以来农村赶集，往往在邻近地区设三个集市，十天内每个集市轮流赶三集，或一四七，或二五八，或三六九，大抵三日一集。“三朝”是个重要的礼俗日子，新媳妇结婚后第三天要回娘家，婴儿出生后第三天要“洗三”。《论语》中不少用“三”的话，是流传至今的名言，如“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吾日三省吾身”，“三思而后行”等。
以上这些“三”，有一些已用作虚数。用作虚数的三，多半表多，如“三岁贯女”中的“三岁”是多年的意思。清人汪中《述学·释三九》说：“凡一二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三以见其多。”三表多、大、长、久等的例子很多，如三人成虎，狡兔三窟，货比三家，垂涎三尺，日上三竿，一问摇头三不知，三句话不离本行，话说三遍是闲言，“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周公一沐而三握发，食不遑饱，沐不及晞”（北齐刘昼《诫盈》），唐三彩实际上有褐红、浅黄、赭黄、绿、蓝、紫黑六色，“三不管”是大家都不管的地方或事情，等等，随手一抓，就可以抓出一大把来。
但是，“三”也可以表示少、小、短之类，却是人们不大注意的。像“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里的“三人”，可能是三个人，也可能稍稍超过三个人，不管是几个人，语意都不是强调多，而是强调少。其他像三家村，“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三寸金莲、三寸丁谷树皮，三寸不烂之舌，头三脚难踢，新官上任三把火，“前留三步好走，后留三步好行”，“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看”等，莫不如此。
所以，“三”究竟是表多、大、长等正向夸张之义，还是表少、小、短等负向夸张之义，不可一概而论，应当看与三配用的度量衡单位之大小，更要看整个语境。
还有一些“三”既是实数，又是实话实说，如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敲门敲三下，敬酒敬三巡，面条、粉条上的盖菜用“三鲜”，松、竹、梅为“岁寒三友”，不少民间传说中的英雄有三件宝，为什么都是三呢？只能说是接受了源远流长的传统影响，作为一种习惯性的定规而存在。《论语》有些地方不明提“三”字，但却并列地连说三件事、三个问题。如《论语》首篇《学而》开头就用反问句提出三个颇富感情色彩的判断：“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子路》篇有“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尧曰》篇有“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公冶长》篇有“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我国排比修辞格多半排比三项，追根溯源，实受《论语》行文的影响。《论语》和《老子》频繁地使用三数统括的方法来说明问题。这种显豁的表达方法有统括词语前置和后置两种类型，都为后代所沿用。
前置三数统括法，是先用“三×”提示，接着分项说明。《论语》中如：《季氏》篇接连记录了三则孔子语录，都是用这种方法展开说明的。一是“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二是“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三是“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又如《阳货》篇：“古者民有三疾……古之狂也肆……古之矜也廉……古之愚也直……”《老子》中如：“我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前置三数统括法中有一种“……者三”的形式，数词用作谓语。如《论语·宪问》：“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现代汉语中这种情况就说成“……有三点（种、条）：……”
后置三数统括法，是先说三项，后面用“此（斯）三者”来复述和总指。如《论语·颜渊》：“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老子》中如“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抟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
中国人为什么这样爱用三呢？我以为这同古人对数的认识，对宇宙、人生的认识是分不开的。（二）“三才”成宇宙，礼教重“三纲”《说文》释三曰：“三，天地人之道也。于文，一耦二为三，成数也。”段玉裁注：“三画而三才之道在焉，故谓之成数。”三才说始于《周易·说卦传》，它认为“昔者圣人之作易也……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大约从西周、春秋之际起，中国人就将整个宇宙进行宏观划分，分为天地人，形成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相交织的“三才”宇宙观。
战国时期著作中流行一种将天、地、人并列起来的论述法。春秋末年政治家范蠡曾对越王勾践说：“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国语·越语》）就是说，想要保持国家强盛的要顺从天道，想转危为安的要顺从人道，想处理政事得当的要顺从地道。孟子讲过有名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道理（《孟子·公孙丑下》）。《孙子·计篇》谈到决定战争胜败的基本因素即五经是道、天、地、将、法，“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高下、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其他三经即道（政治）、将领、法制都是人事。《荀子·王霸》：“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周易·系辞传下》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汉人将六爻分为三部分，上两爻为天，中两爻为人，下两爻为地。1973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成书年代不晚于战国后期的帛书《十大经》中说：“上知天文，下知地利，中知人事。”《吕氏春秋·十二纪》和《礼记·月令》均按天象、地物、人事次序安排材料，展开论述。《内经·素问·气交变大论》说：“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
古人将日月星辰、风云雷电、节令变化（时间）统归天这一大类，将地形地物，动植飞潜、方向部位（空间）统归地这一大类，人类单独成为一类。“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人有高级意识活动并懂礼义，故人有别于地上存在的一切而为万物之灵。西方哲学偏重精神、物质二分法，中国古代哲学则在气或道的一元论前提下实行三分，不仅把各种实体，而且把物质存在的形式时间、空间等都分别归入天、地、人。而人类，又是天地合气的产物：“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冲和气者为人。”（《列子·天瑞》）冲和气即天气地气互相冲淡中和之气。“人者，天地之心也。”（《礼记·礼运》）这种三分法提高了顶天立地的人类在宇宙间的地位。如果作进一步的归纳，则天地都属天，天人二分即是自然和人类的二分。
从宏观三分的理论，生发出指导中国人实践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办事要追求天时、地利、人和的有机配合和叠加，要善于运用和优化组合各方面的有利条件，才易取得预期的成功。
在这种宏观三分的启示和影响下，古人往往对此进行仿效，在具体事物的划分与规定上也实行微观的三分。如每个季节分为三个月，并有三春、三夏、三秋、三冬的名称。许多诸侯国和地方也大体按方位分作三部分，于是有三蜀、三川、三巴、三秦、三楚、三湘、三吴、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