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季风
出版社：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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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讲国学试读：
前言
近代名儒梁启超曾感叹道：“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著作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清华大学国学院的创办者之一，中国比较文学之父吴宓称赞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知名历史学家傅斯年则表示：“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三位大师级人物的颂词都指向同一位学者——陈寅恪。
陈寅恪出身于书香名门，祖父与父亲皆是大儒出身的官僚。因其出身名门又精通经史文学，故而清华师生称他为“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据听过陈寅恪先生讲课的清华学子回忆，陈先生的博学令人惊叹。且不说他熟读中国古典的经史子集，也不必说他曾在欧洲多所高校听过多门课程，单说陈寅恪先生掌握的语言就让当时许多“学贯中西”者感到炫目。他在给学生上课时，曾经用过拉丁语、梵语、巴利语、满语、蒙语、藏语、朝鲜语、回鹘语、吐火罗语、突厥语、西夏语、古波斯语、希伯来语、东土耳其语等古老文字，以及英、法、德、俄、希腊、日等国语言。
博学的陈寅恪曾在清华放出过“四不讲”的豪言。他声称：“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这并非狂妄书生吹牛皮，而是真正做到了。尽管不少学生回忆陈先生的课比较难懂，但都听得津津有味。陈寅恪的学问功底之深厚，由此可见一斑。
陈寅恪1925年留洋归来，被清华大学聘为国学研究院导师，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比肩而立。除了在清华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外，他还在北京大学讲课。陈寅恪主要负责历史、满蒙语文、佛教研究等课程的教学工作。他的讲课方式不拘一格，常以多种不同的语言来讲解相关历史内容，或是屡屡引用诗词来佐证历史。他引用文字信手拈来，出处准确，以此阐发的道理更是让人醍醐灌顶。甚至连吴宓、朱自清等知名教授也时不时来听陈寅恪讲课。
在清华改革学制后，身兼中文、历史、哲学三系教授的陈寅恪，不仅在教学上尽心尽力，也在文史哲等领域获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当代中国高校文史哲学科最重要的奠基者之一。
在历史学领域，陈寅恪的名字可谓如雷贯耳。他主要研究的是魏晋南北朝隋唐这数百年之间的“中古”历史，尤其是民族文化发展史。中古时代在中国封建时代处于承上启下的位置。在历史学科中，中古历史涉及朝代之多、国内外史料之丰富、民族文化关系之复杂可谓独树一帜。这既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治学素材，也增加了出成果的难度。
但陈寅恪治史有方，非常善于从各种散落于史料的信息中整理出历史演变的脉络，并由此提出一种新理论。
他根据中古时代多民族文化碰撞融合的史实，提出了著名了“关陇集团”“山东集团”“士族门阀社会”“胡化说”等新史学概念。在陈寅恪看来，中国在魏晋南北朝、隋唐这数百年里都属于门阀社会阶段。门阀家族势力的盛衰，对王朝的兴灭有着根本性的影响。例如，形成于西魏时期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就是解读西魏、北周、隋、唐历史的一把钥匙。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是关陇地区胡汉大融合的产物，令人惊叹的是，北周、隋朝、大唐的统治者都出身于关陇集团。该集团开创的“关中本位政策”，一直影响到唐朝。而在唐朝，不仅有四方少数民族汉化，也有河朔汉族百姓“胡化”的现象。上述种种论断皆是陈寅恪治史的重要成果。当代中古史学界无论是否赞同其论断，都免不了要在他开辟的新框架下讨论问题。
在文学研究领域，陈寅恪独辟蹊径，开创了“以诗证史”与“以史证诗”的研究方法。他将此法运用于古典文学研究，留下众多令学界叹为观止的著作。
陈寅恪研究古典文学从来不局限于诗词小说的文字。他非常注重从文学作品的字里行间捕捉人们所忽略的隐藏信息，并提倡运用多种办法来解读文学作品的背景与内涵。例如在鉴赏《长恨歌》时，陈寅恪不厌其烦地考订了女主人公的身份与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的来龙去脉。他晚年不顾目盲体弱，以惊人的毅力著述了多达八十万字篇幅的《柳如是别传》。陈寅恪围绕着柳如是、钱谦益的作品与事迹，勾勒出两人所处的晚明时代背景，歌颂了柳如是忠贞爱国重情重义的可贵精神。
在儒家经学领域，陈寅恪也堪称一代宿儒。近代以来，垄断古代中国学术界的儒家经学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强烈的冲击。“打倒孔家店”是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口号之一，批评儒学成为那个时代的主要潮流。但学贯中西的陈寅恪对此有不同看法，他在给王国维先生撰写的挽词中提到：“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这种言论很容易被时人视为守旧落后之说。但作为学衡派的代表之一，陈寅恪依然对古老的儒学报以很大的期待，反感那种将儒学连根拔起的激进做法。
在哲学领域，陈寅恪把重心放在中国古代哲学领域，而不像胡适等人那样以推广西方哲学思想为主。他久居海外，对不同流派的西方哲学有着深入的认识。正因为如此，他非常反对近代学者们常见的以西方哲学诠释中国古代哲学的做法，认为那是不严谨的穿凿附会之举。故而，他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评价不高，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却颇多赞誉。因为后者具备他提倡的“了解之同情”精神。
博学只是陈寅恪的一面，他的另一面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与“读书不肯为人忙”的为人处世之道。
他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说：“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
知识分子常以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为学者的做人标杆。但在现实中，真正能做到的人依然只有极少数。所谓“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并不是指一味与社会大流“唱反调”，也不是故作标新立异的姿态以夸耀自我。在陈寅恪看来，这些貌似“清高”的做法，不过是夸诞之人为求名利而进行的炒作罢了。
著有《中国哲学史》的冯友兰，曾经得到陈寅恪的高度评价。但冯友兰一度受国内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哲学斗争的影响，在《论孔丘》一文颠覆了自己过去的观点。后来他不无悔憾地说，自己当时并没有以求真务实的精神做学问，而是带有哗众取宠、迎合热点的色彩。
而推崇思想自由独立的陈寅恪，无论在民国时期，还是新中国建立之后，从来不为社会风向所动。无论学术处境多么苦难，他都坚持自己探索出来的真知。尽管他的学术观点未必全部都是真理，但陈寅恪只会因真凭实据而推翻自己不成熟的见解，而不会被学术外的因素干扰本心。
他曾说：“夫考证之业，譬诸积薪，后来者居上，自无胶守所见，一成不变之理……但必发见确实之证据，然后始能改易其主张，不敢固执，亦不敢轻改，惟偏蔽之务去，真理之是从。”
自己提出“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做人原则，自己贯彻了一辈子。哪怕是因战乱流离失所，因动荡而贫苦交加，哪怕是疾病缠身、遭人诋毁，陈寅恪都不为所动，依然坚持在学术之路上前行。
自古文人多相轻。近代学者中自然也有不认可陈寅恪的人，比如钱钟书。但更多时候，陈寅恪还是被大家当成“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这并不是因为他喜欢标榜自我。恰恰相反，这个盛名完全是别人给的。
当初在德国柏林留学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多。陈寅恪与同胞们常在一起说天说地，指点江山。据其他学者回忆，陈寅恪不仅懂文史经学，还畅谈国家未来的形势，讨论教育民生的治国大纲。而且他并非像寻常书生那样泛泛而论，而是提出了很具体的意见。例如在教育环节以普遍征兵制来训练国民，经济发展应当以建设新工业和开发边疆地区为重，等等。这让其他的旅欧学者深为叹服。故而像梁启超、吴宓、王国维等兼修中西文化的饱学之士，都对陈寅恪推崇备至。梁启超在向他人介绍陈寅恪时，公开表示自己的学问不如陈。
然而，陈寅恪自己并没太把众人的赞誉当成一回事，依旧保持着朴实真诚的作风，自信满满却又谦和为怀，所谓的学者风范、大师本色，说的大概就是陈寅恪先生这样的人吧。第一章陈寅恪谈史学：他年清史求忠迹，一吊前朝万寿山
陈寅恪先生自称自己平生研究的是不古不今之学。他曾说：“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所谓“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指的是魏晋南北朝至隋唐这数百年之间的历史。这个由多个朝代组成的中古时期，上承秦汉三国，下启宋元明清，是封建社会不可忽视的过渡阶段。
中古史料浩如烟海。陈寅恪研究历史，非常重视从民族和文化的角度构建理论。比如，他提出关陇集团、山东集团、“胡化论”等概念。这些是他最著名的几个研究成果。
关陇集团是一个源于西魏终于唐朝的军事贵族集团。北周、隋、唐三朝统治者，都出自这个集团。而这些朝代的兴替，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关陇集团内部的权力交接。唐朝建立的过程中，不仅有关陇贵族的支持，还有山东豪杰襄助。山东豪杰是当时唯一能与关陇集团抗衡的政治势力。随着府兵制的没落，关陇集团逐渐衰退，特别是武则天新政加快了其解体速度。
汉化与胡化也是陈寅恪研究的一个重点。在胡汉杂居的北方，各民族逐渐被汉文化融合。但也出现了河朔地区这个特例。“安史之乱”起于河朔，而河朔的汉胡百姓都高度胡化，与唐朝其他地方在文化上大相径庭。东晋开国元勋王导被称为“江左夷吾”，他主政期间调和了南北士族之间的地域之见，奠定了东晋及南朝数百年的格局，保护了华夏文明的火种。壹 关陇集团是古代中国最强的门阀吗
陈寅恪先生的史学造诣精深，尤其在中古史领域建树颇丰。他敏锐地把握了中古历史关键——士族门阀社会。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以士族门阀的兴衰来认识魏晋南北朝、隋唐历史的新治学思路。“关陇集团”概念的提出，就是陈寅恪先生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之一。“关陇集团”之说最早出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940年完稿）。陈寅恪先生论及南北朝时指出：“宇文（指宇文泰）苟欲抗衡高氏（指高欢）及萧梁，除整军务农、力图富强等充实物质政策外，必应有精神上独立自成一系统之文化政策，其作用既能即整军务农，更可以维系其关陇境内之胡汉诸族之人心，使其融合成为一家，以关陇地域为本位之坚固团体。此种文化本位政策，范围颇广，包括甚重，要言之，即阳傅周礼经典制度之文，阴适关陇胡汉现状之实而已。”
当时南方是萧梁王朝的天下，北国的北魏王朝已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这两个政权的实际控制者分别是高欢和宇文泰。
地处关陇（今陕西、甘肃一带）的西魏在综合国力上逊于东魏，且与南方梁朝的关系也颇为紧张。于是宇文泰采取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措施，以抗衡高欢与萧梁两大劲敌。此时距离永嘉之乱已过数百年，五胡乱华的黑暗期早就结束，汉胡杂居与胡人汉化是大势所趋。宇文泰为了整合关陇汉胡各族的力量，推行了以关陇地域为本位的文化政策。此举是以汉文化的典章制度作为文化根基，精神纽带，可以促使关陇地区胡汉民族加速融合，也因此造就了一个横跨历史风云数百年的关陇贵族集团。
关陇集团对古代中国的影响有多大？陈寅恪先生曾在论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点评道：“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盖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集团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而隋唐继其遗产，又扩充之。其皇室及佐命大臣大都西魏以来此关陇集团中人物，所谓八大柱国即其代表也。”
关陇集团聚合了关中与陇西的胡汉精英。凡是武力与才智出类拔萃者，都被吸收进了这个树大根深的门阀集团。从北周（前身是西魏）到隋朝、唐朝三代，统治者几乎都出自这个集团。不但皇族出身于关陇集团，连重要的辅佐大臣也多出自这股势力。该集团的轴心是西魏八柱国家族。
据唐朝史书载：“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当时荣盛，莫与为比。”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时最显赫的门阀首推八柱国家族。
所谓“八柱国”，指的是西魏的八个柱国大将军。他们分别是西魏时期受封的八位柱国大将军，史称“八柱国”，分别为宇文泰、元欣、李虎、李弼、赵贵、于谨、独孤信、侯莫陈崇。
宇文泰为了强化兵权，借鉴了鲜卑八部之制创立了八柱国制度。他在西魏文帝大统三年（公元537年）被拜为柱国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成为全军的实际统帅。广陵王元欣是西魏皇族宗室，也被封为柱国大将军，但他没有实权。而其余六位柱国大将军，各自分掌六军兵马，兵力合计约有四万八千人。
除了元欣之外，其他八柱国家族可谓个个来头不小。
其中，宇文泰家族后来建立了北周政权；李虎是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弼的曾孙子就是隋末动乱中的瓦岗军领袖李密；独孤信是李渊的外公，杨坚（隋文帝）和宇文毓的岳父。
杨坚凭借岳父独孤家的势力，跻身八柱国家族。他获得军政大权后，篡夺了北周宇文家的江山，建立了隋朝，并一统南方的陈朝。至此，魏晋以来的数百年割据状态告一段落，中国进入了历史上第二个大一统阶段。故而，有人将秦汉帝国称为古中国的“第一帝国”，将隋唐合称为“第二帝国”。隋朝二世而亡，很快被唐朝取代。唐承隋制，开创了封建时代著名的“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
宇文泰在开创八柱国制度时，大概没有想到自己无意中为北周、隋、唐三朝奠定了基业。尽管江山两次易姓，但天下依然被攥在关陇集团这个小圈子的手中。
隋朝杨家与唐朝李家的祖先同在西魏至北周时为臣。双方因独孤信家族产生联系。隋炀帝杨广与唐高祖李渊的外公都是西魏柱国大将军独孤信，两人是关系很亲的表兄弟。李唐家族原本在隋朝位居高官，但在隋末动乱时也毫不客气地与群雄逐鹿中原。经过改朝换代的大洗牌后，原先的八柱国世家地位有了很大变化，关陇集团的势力也不局限于这八大家族了。
陈寅恪先生指出：“当李唐初期此集团之力量犹未衰损，皇室与其将相大臣几乎全出于同一系统之阶级，故李氏据帝位，主其轴心，其他诸族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而将相大臣与皇室亦为同类之人，其间更不容别一统治阶级之存在。”
陇西李氏得到江山后，关陇集团其他家族的人也依次成为新王朝的心腹臂膀。
唐太宗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对大唐基业贡献极大。他们有的来自关陇贵族，有的来自山东士族甚至寒族。其中，卫国公李靖与赵国公长孙无忌是关陇功臣的佼佼者。
曾任兵部尚书的李靖统一华夏南方，北灭东突厥，西平吐谷浑，堪称大唐军神；长孙无忌是唐太宗的内兄，辅政多年，还是托孤大臣。由此可见，关陇集团的人在初唐就出将入相，后来更是将政权牢牢掌握在手中。这个局面直到一代女皇武则天登基后，才开始发生改变。
总之，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政治势力能像关陇集团那样横跨三个王朝，尽管关陇集团进入唐朝后，由鼎盛转为衰弱，但依然堪称古代中国最强门阀。贰 武则天为何要打压关陇集团
但凡研究唐朝历史，武则天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传奇人物。自从中国进入父系社会后，女性执政被古人说成是“牝鸡司晨”，即母鸡打鸣，不守本分。尽管如此，秦有宣太后，西汉有吕太后，东汉有邓太后，北魏有冯太后，她们都是垂帘听政、权极一时的摄政女主，在男权横行的世界留下了自己的传说。摄政女主中地位与成就最高的，还数真正称帝的大唐女皇武则天。对于关陇集团出身的李唐宗室而言，武后是个令人忌惮又不能不敬的厉害角色。正是她的上台，使得东汉至隋唐的士族门阀社会形态趋于解体。
陈寅恪先生研究中古史时最重视门阀家族的盛衰变化，并将此看作魏晋至隋唐数百年历史演变的基本脉络。对于武则天，他是这样评价的：“至于武则天，其氏族本不在西魏以来关陇集团之内，因欲消灭唐室之势力，遂开始施行破坏此集团之工作，如崇尚进士文辞之科，破格用人及渐毁之制度等皆是也。此关陇集团自西魏至武则天执政时期，历时即经一百五十年之久，自身本已逐渐衰腐，武氏更加以破坏，遂致分崩堕落不可救止。其后皇位虽复归李氏，至玄宗尤称盛世，然其祖母开始破坏关陇集团之工事竟及其身而告完成矣。”
这段话包含了五个关键信息：
第一，武则天是西魏以来第一个非关陇集团出身的最高统治者（她是唐朝并州文水人，老家大体在今山西文水县东）。
第二，她上台时以打压关陇集团为主要目标，尤其是打压李唐宗室。
第三，强化科举制度，提拔庶族地主与非门阀出身的人才，是武后新政的重要内容。
第四，历史悠久的关陇集团已经开始朽坏，武则天只是加速其解体。
第五，李唐宗室在“神龙政变”复辟后，也无法阻挡关陇集团解体的历史潮流。
要弄清陈寅恪先生做出如此论断的原因，还得从关陇集团的“关中本位政策”说起。“关中本位政策”始于西魏权臣宇文泰。该政策包含了三个层次：
首先，把关中地区视为立国之基。
早在西周时，外险内缓的关中地区就是帝王之州。秦以关中为起点，扫灭六合，平越驱胡，一统海内。西汉同样是以关中为腹心，震慑四方。到了东汉时，洛阳成为王朝首都，但长安依然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直到隋唐时期，关中依然是富饶的天府之国。它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又有四塞之险，天生适合做王朝腹心。故而，西魏、北周、隋、唐也像周、秦、汉三朝那样以关中为立国之基，让国内民众都把长安当成天下中心。
其次，制定以发展关中为本位的军事、政治、经济政策。
关陇集团为了增强自身的综合实力，在关中力行农战，一切政策围绕着发展关中腹地来展开。西魏地狭人少，不从关中本土挖掘潜力，自然难以与东魏、萧梁相抗衡。到了北周一统北方之时，关中是强有力的战略大后方，自然受到统治者高度重视。隋唐两朝时虽然经济重心开始向东南转移，但繁华富庶的关中西通西域、东制中原，对于巩固王朝统治有无可估量的战略意义。因此，隋唐统治者在大部分时候，仍然力图维持关中对其他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优势。例如，推行府兵制、均田制等。
最后，“关中本位政策”还包括关陇集团自成一体的文化本位政策。
宇文泰曾经参与过六镇起义，他对汉文化的态度不同于“全盘汉化”的北魏孝文帝。陈寅恪先生对此点评道：“北魏晚年六镇之乱，乃塞上鲜卑族对于魏孝文帝所代表拓跋氏历代汉化政策之一大反动，……高欢、宇文泰俱承此反对汉化保存鲜卑文化之大潮流而兴起之枭杰也。”汉化后的北魏高层与保持鲜卑旧俗的六镇军民在物质文化上的差距不断拉大，是六镇起义爆发的主要原因。因此，宇文泰执政时推行了“阳傅周礼经典制度之文，阴适关陇胡汉现状之实”的关中文化本位政策。
宇文泰一方面将鲜卑贵族的汉姓改回鲜卑姓氏，并给胡化的汉人赐予鲜卑姓氏，而另一方面则以附会的周朝官制推行汉化改革，并通过修改过族源郡望等文化政策，促进了胡汉融合。这本质上依然是一种汉化，但相对于孝文帝的激进汉化，宇文泰更强调以关中为本位的胡汉融合。
此后关陇集团高度重视胡汉一体化精神系统的建设。到了唐朝时，许多祖上是五胡的关陇贵族已经与汉人没有什么两样。最典型的例子，李唐皇族就是汉人与鲜卑人融合的产物。
那么，为何武后要对关陇集团极力打压呢？这不得从关陇集团本身说起。关陇集团形成于对抗东魏（北齐）与南朝两大威胁，成为汉胡合一的领导阶层。但随着不断发展，关陇集团在一统天下的过程中，吸收了不少新势力，从而让本集团逐渐产生了分化。
唐太宗李世民无疑是关陇集团的成员。其祖母独孤氏、皇后长孙氏，大臣长孙无忌、李靖、侯君集、宇文士及、褚遂良等均为关陇贵族出身。但与此同时，太宗的领导班子还包括有以房玄龄、李勣为首的山东士族英杰，魏征、马周等非门阀的寒门子弟，萧瑀、王珪等南朝贵族。也就是说，初唐统治者虽延续了关中本位政策，但同时注意吸收其他政治势力的养分，以平衡朝局。
唐太宗不拘一格的用人方针，初步动摇了关陇集团垄断资源的格局。但在其执政末期，不同势力的功臣因王朝接班人问题而走向分裂。其中，代表关陇集团的长孙无忌与褚遂良拥立晋王李治。唐太宗在废除太子李承乾后，指定李治为接班人，是为唐高宗。
唐高宗即位后不久，摄政的长孙无忌就对政敌发动了大清洗。高宗叔父李元景、兄长吴王李恪、妹妹高阳公主等人被赐死。而曾经为唐太宗东征西讨的江夏郡王李道宗被流放象州，病逝途中。房玄龄、杜如晦的儿子也受到牵连，家道中落。名将李勣被迫辞去尚书左仆射（相当于宰相）一职。这使得李唐宗室与山东士族集团都受到了沉重打击。至此，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贵族把持朝政。
然而，兴盛一百五十余年的关陇集团已经开始解体，长孙无忌的揽权不过是回光返照罢了。
关陇集团是胡汉一体化的产物。在大融合过程中，其胡族成员逐渐丧失了胡人与生俱来的骑射优势，其汉族成员在文化领域又不足以挑战江左及山东士族的地位。随着战乱割据时代结束，天下进入太平治世，关陇集团不再具备开国时文武兼修、共同进退的精神气，逐渐趋于解体。恰在此时武则天登上了帝位。
陈寅恪先生认为，历史的转折点正是唐高宗废掉王皇后改立武则天为后一事。
他指出：“此诏（唐高宗废后改立的诏书）之发布在吾国中古史上为一转折点……武则天以关陇集团外之山东寒族，一旦攫取政权，久居洛阳，转移全国重心于山东，重进士词科之选举，拔取人材，遂破坏南北朝之贵族阶级，运输东南之财赋，以充实国防之力量诸端，皆吾国社会经济史上重大之措施，而开启后数百年以至千年后之世局者也。”
武则天的特殊之处在于，她既不属于关陇贵族，也不属于山东士族，而是属于山东寒族。需要注意的是，“寒族”并不意味着穷困潦倒，其中不乏家境富足饱读诗书之人。只是他们的社会地位远不如“士族”门阀，很难越过关陇贵族与山东士族两大门阀集团来获取晋升机遇。
当初唐高宗试图立武则天为后时，遭到长孙无忌等关陇权贵的强烈反对。这不仅仅是出于礼法考虑（武则天是太宗时的才人，相当于高宗的一个小妈），更是因为她不是关陇集团出身。
武则天是通过击败权臣长孙无忌才上台的，自然把关陇集团视为敌对阵营。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她取法隋文帝开创的科举取士制度，通过考试选拔的方式抬升了“寒族”的地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庶族地主集团崛起，士族门阀地位下降。这使得东汉末年至初唐的门阀家族逐渐趋于解体，终结了延续数百年的贵族社会。
因为此故，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总结道：“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统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创业至高宗统御之前期，其将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来之世业，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下所结集团体之后裔也。自武曌主持中央政权之后，逐渐破坏传统之‘关中本位政策’，以遂其创业垂统之野心……故武周之代李唐，不仅为政治之变迁，实亦社会之革命。若依此义言，则武周之代李唐较李唐之代杨隋其关系人群之演变，尤为重大也。武周统治时期不久，旋复为唐，然其开始改变‘关中本位政策’之趋势，仍继续进行。迄至唐玄宗之世，遂完全破坏无遗。”
随着关中本位政策被武则天破坏，在政治上饱受打击的关陇贵族集团已奄奄一息。纵然李唐宗室通过“神龙政变”逼迫武则天退位，夺回了皇权，也令人诧异地延续了武则天时代的大政方针。唐玄宗将大唐带入“开元盛世”的同时，关中本位政策与关陇集团均以被破坏殆尽，渐渐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因此，陈寅恪先生认为，武则天打压关陇集团的新政，堪称开启未来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局势的大手笔。叁 为什么府兵制的衰败会导致关陇集团消亡
所谓府兵制，指的是从北魏到隋唐时的一种军事制度。府兵制既不同于战国秦汉的普遍征兵制，也不同于东汉三国的世兵制，而是一种融合了鲜卑兵制和汉人兵制特点的新军事制度。
陈寅恪先生认为：“府兵制之前期为鲜卑兵制，为大体兵农分离制，为部酋分属制，为特殊贵族制；其后期为华夏兵制，为大体兵农合一制，为君主直辖制，为比较平民制。其前后期分划之界限，则在隋代。周文帝、苏绰则府兵制创建之人，周武帝、隋文帝其变革之人，唐玄宗、张说其废止之人，而唐之高祖、太宗在此制度创建、变革、废止之三阶段中，恐俱无特殊地位者也。”
这段话简要地概括了府兵制的流变过程。
早期的府兵制来自鲜卑的兵农分离制度。自从“永嘉之乱”以来，天下大势由五胡乱华逐渐走向汉胡融合。五胡中的鲜卑拓跋部建立了北魏王朝，统一了中国北方。六镇之乱让北魏的统治摇摇欲坠，最终分裂为高欢控制的东魏（后来演变为北齐）与宇文泰控制的西魏（后来演变为北周）。为了克服土地与兵力上的劣势，宇文泰于大统八年（公元542年）将流入关中的原六镇官兵与当地的鲜卑各部族整编为六军。此举为府兵制的正式形成打好了基础。
第二年，西魏与东魏展开激战，西魏君在洛阳邙山惨败，伤亡甚多。为了补充兵力，宇文泰在数年中不断将关陇豪强的乡兵部曲收编入官军，并提拔各州郡的望族豪强为乡帅。这与宇文泰的“关中本位政策”是一脉相承的。
后来，宇文泰在西魏建立了正式的府兵组织系统。先是模仿拓跋鲜卑的八部制度，设立了八柱国为执政轴心。其中，西魏宗室出身的柱国元欣徒有虚名而没有兵权，而八柱国之首宇文泰是全军统帅，其余六柱国则分别下辖两个大将军，共计十二个大将军，分统二十四支府兵。
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此时的府兵制还保留着浓厚的鲜卑部落兵制色彩。西魏恭帝元年（公元554年），朝廷特赐分管府兵的各将领鲜卑姓氏，以示恩宠。这些姓氏源于北魏前期大小部落，可见西魏统治者把府兵诸将默认为这些早已解体的部落的继承人。各将所辖的府兵军人，也纷纷改从自家主将的鲜卑姓氏。
与同时期其他军制相比，这种具有鲜卑特色的府兵制，具有高度组织性，让西魏爆发出了很强的战斗力。
陈寅恪先生曾经对府兵制点评道：“若骑射并论，自必师法胡人，改畜胡种之马，且任胡人血统之人主持牧政。（中略）至军队组织，则胡人小单位部落中，其酋长即父兄，任将领。其部众即弟子，任兵卒。即本为血胤之结合，故情谊相通，利害与共。远较一般汉人以将领空名，而统率素不亲切之士卒者为优胜。”
西汉名将陈汤曾经说“胡兵五而当汉兵一”，即五个胡人士兵的战斗力才相当于一个汉军士兵。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汉军武器装备精良。但陈汤还说胡兵使用同样的武器装备时，也是三个才顶一个汉兵的战斗力。然而，自从五胡乱华以来，胡人兵马拥有超过汉人士兵的战斗力。
游牧民族先天擅长骑射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胡人的部落兵制也具备某些优越性。在鲜卑部落兵制中，部落酋长既是统兵大将，也是大家长。部众多有血缘之亲，感情深厚，能与将领同生共死。而普遍征兵制的士兵多为临时征发，与将军关系要疏远得多。打顺风仗时也许战斗力不差，而一旦战况不利，就会树倒猢狲散。这就是宇文泰借鉴鲜卑部落兵制组建府兵的主要原因。
关陇集团正是靠着掌握府兵来巩固权势的。毫不夸张地说，府兵就是关陇集团的力量之源。北周、隋朝都继承了西魏的府兵制，并凭借组织严密、能征善战的府兵东灭北齐、南平陈朝，而府兵制也因此发展到了巅峰阶段。
然而，隋朝开皇之治的到来，让府兵制不得不做出调整。早期府兵制是兵农分离，农民专心生产，战士专心打仗。以战斗为生的大批府兵将士失去了用武之地，如果不能妥善安置，不仅会给朝廷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还可能成为新的乱源。于是隋文帝革新府兵制，改“兵农分离”为“兵农合一”。府兵平时为农，战时才接受国家征召，自备武器、马匹、衣物等随军出征。由于成为府兵能获得均田制等配套优惠待遇，不少人加入府兵。但在和平年代，府兵以生产为主，承平日久，军事素养大大下降，导致战斗力不断衰退。
尽管隋末大动乱让李唐的府兵获得了表现机会，但府兵制在贞观年间依然走向废弛。
唐太宗时期的外战不少，但在贞观四年（公元629年）前，太宗的主要兵力来自山东豪杰集团。在此之后，他为了挽回府兵制衰弱的势头，一面重用异族将领充实府兵，一面扩大府兵规模。但府兵制的衰弱依然不可避免。天下已定，兵农合一，承平日久，兵不堪用。腐化的府兵越来越难以满足军事需求，而凭借军事力量掌权的关陇集团，也随着府兵制的衰弱渐渐丧失了主导权。
在贞观之治的大环境下，社会安定，百业兴旺，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关陇集团之前多以军功资望晋升，但唐朝用人标准随着战事减少而渐渐不再以军功优先，而是以文化为主，从而使得科举制有了长足的发展。
唐太宗打天下时不仅有关陇集团撑腰，还得到了李勣、房玄龄等山东豪杰的支持。山东豪杰是当时唯一可与关陇集团抗衡的军事集团。在唐高宗时期，长孙无忌等人排挤山东豪杰，试图维护关陇集团的优势地位，但是府兵制的衰败，使得以此为根基的关陇集团也开始松动，军队实权发生了转移，山东豪杰在朝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加。
陈寅恪先生指出，武则天之所以能从关陇集团的封锁中突围，就是因为她得到了李勣为首的山东集团的支持。他说：“武氏之得立，主要原因是在李世勣赞助。世勣在当时为军事力量之代表，高宗既得此助，自可不顾元舅长孙无忌等关陇集团之反对，悍然行之。然武则天之得立为皇后乃决定于世勣之一言，而世勣所以不附和关陇集团者，则以武后与己身同属山东系统，自可不必反对也。”
无论是唐高宗还是武则天，都是凭借山东集团的力量来抗衡关陇集团的。力倡科举取士，使得武后获得了广大寒族民众的支持，而开设武举又扩宽了军事人才来源，致使养尊处优的府兵逐渐被募兵所取代。唐玄宗开元年间，府兵制正式被废除，关陇集团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军事力量，从而渐渐淡出历史舞台。肆 山东豪杰为何能在唐朝强势崛起
关陇集团纵横世间数百年，终究免不了走下神坛。陇西李氏建立的大唐王朝，渐渐摆脱了关陇军事集团的控制。特别是武则天称帝后，关陇军事集团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取而代之的是另一股政治力量——山东豪杰集团。
当初大唐一统天下，主要靠两股势力。一股是以李唐宗室为轴心的关陇集团，另一股是山东集团。看过《隋唐演义》的朋友，都会对瓦岗寨各路好汉印象深刻。他们都属于山东豪杰这个集团。秦王李世民在唐朝统一过程中居功至伟，凭借多年东征西讨建立了一套忠于自己的领导班子。秦王府的谋士如云、猛将如雨，其中不少文臣武将来自瓦岗起义军。唐太宗李世民称帝后，在秦王府班底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各路人才，开创了著名的贞观之治。
但唐太宗去世后，忠于他的各方人马很快矛盾激化。先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集团擅权，后由山东豪杰主持军政。由此可见，两股政治势力依然存在很深的地域之见。
为何山东集团能把关陇集团比下去？为何两派长期以来都关系紧张？这还得从古中国由来已久的东西地域矛盾说起。
周武王从西岐起兵，推翻了雄踞中原的殷商王朝。但没过几年，殷商残部与东夷势力就联合管叔鲜、蔡叔度等王室重臣发动叛乱。周公旦东征三年，才平定叛乱。这是比较早的东西部大战。
到了战国时代，七雄并立。崤山以东的魏、韩、赵、燕、齐、楚六国被称为山东六国，而崤山以西只有秦国一雄。尽管山东六国文化各有特色，但相对于秦国又有很大的共性。数百年东周诸侯纷争，导致各地域的文化差异不断加大，秦与六国形成了两个阵营。最终，秦始皇扫灭六国，兼并天下，开创了中国文明的大一统时代。但六国残余势力并不心服，在始皇帝死后没几年就发动了反秦起义。
短命的秦朝二世灭亡，但西汉统治者依然延续着秦朝的思维。汉高祖刘邦及其军功列侯集团虽是出身山东地区的楚人，但他们全面继承了秦制，还制定了严格限制关中人口流入东部各分封国的法律。汉景帝时的吴楚七国之乱，可以视为中央王朝（西部势力）与东部诸侯势力之间的较量。秦汉大一统并没有真正消除东西的地域分歧。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东西矛盾又加入了汉胡民族矛盾，变得更加复杂化。
北魏分裂后，形成了一个微妙的三国格局。西魏（北周）和东魏（北齐）分据关陇与山东，梁朝与陈朝先后控制江南。必须提及的是，三个地域的文化差异很大。《新唐书》对当时各地文化差异的认识颇有代表性。“山东之人质，故尚婚娅，其信可与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与也；关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达可与也；代北之人武，故尚贵戚，其泰可与也。”
这句话的大意是说，山东地区的人重视家族门第，故而可以姻亲结好；江左（即江南）地区的人重视文化，推崇名士，所以用才智可以折服；关中地区的人雄健，崇尚官爵与权威，所以用权力可以折服；代北地区的人重视武力，推崇豪强贵戚，会服从这类人。
西魏权臣宇文泰推行“关中本位政策”，从而将关陇地区的汉胡豪强权贵凝聚成了著名的关陇集团。而山东地区的士族门阀早在东汉末期就势力旺盛，历经魏晋南北朝也依然保持繁荣。北周灭北齐后，山东与陇西化为一体。但关陇集团的“关中本位政策”决定了其与山东士族必然会发生冲突。山东士族自恃有文化与地望的优势，对关陇集团并不心服。从北周到隋唐，只要一有机会，山东集团就会想办法颠覆关陇集团。
在北周灭齐与隋并天下两次较量中，关陇集团都是赢家。
吞并北齐后，坚持关中本位的北周王朝统治者，千方百计地抑制山东士族门阀势力，以免山东地区对关中腹地造成威胁。这使得盘根错节的山东士族十分不满。他们转而支持非八柱国家族出身的杨坚夺取皇位。但杨坚与关陇集团的独孤家关系密切，自然不会真的站在山东士族这一方。他称帝之后，延续了前朝的政策，积极削弱山东士族的社会经济根基。此举使得山东地区在隋朝末年成为叛乱多发地带，重演了当年山东地区各郡县纷纷叛秦的一幕。
在隋末动乱中，许多前隋朝勋臣、将领都起兵反叛，以瓦岗寨为代表的山东豪杰更是如雷贯耳。为了推翻隋朝，各种山东势力与关陇集团中的不同派系进行对抗或合作。最终，出身关陇的李唐势力，在山东豪杰军事集团的协助下扫平了各路反王。
陈寅恪先生指出：“隋唐两朝继承宇文氏之遗业，仍旧施行‘关中本位政策’，其统治阶级自不改其歧视山东人之观念。故隋唐皇室亦依旧自称弘农杨震、陇西李暠之嫡裔，伪冒相传，迄于今日，治史者竟无一不为其所欺，诚可叹也。”
由这段话可知，隋唐两朝统治者都奉行宇文泰的“关中本位政策”，对山东士族门阀有一种天然的歧视与戒备。
唐太宗李世民以开明执政著称。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就是这种五湖四海政策的典范。例如，联手消灭东突厥汗国的名将李靖与李勣，一个是关陇贵族出身，另一个是山东豪杰出身。贞观朝的文武百官来源很广，包括关陇贵族、山东士族、山东寒族、各种少数民族。但就实而论，唐太宗对山东士族门阀的态度，并不像对山东人才群那样包容。他同样是“关中本位政策”的执行者。
早在唐高祖李渊时期，秦王李世民就以山东问题为借口，攻讦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后来山东豪杰窦建德的旧部发动叛乱，在很大程度上与唐高祖李渊的高压政策有关。李渊是典型的关中本位主义者，对山东势力十分不信任。李世民利用了这一点。唐太宗即位后，命令高士廉等大臣编修《氏族志》。这不仅仅是一个文化工程，更是关陇集团打压山东士族的手段。
当时的山东士族在地方上的社会声望极高。他们自认为有足够的资本进入李唐的权力中心，故而表现得更加高傲，几乎要与李唐皇族分庭抗礼。这显然让唐太宗无法容忍。
此外，魏征等在朝的山东豪杰受当时的社会风气影响，也十分推崇山东士族。满朝官员也羡慕士族门第，纷纷以与山东士族结为姻亲为荣耀。长此以往，山东士族又将逐渐成为门阀势力主体，再度成为王朝的影子操控者。从东汉末年到唐朝，中国一直处于门阀社会形态。无论王朝如何兴替，士族都会很快融入新的统治阶层。无论某个大姓家族如何衰落，山东士族阶层总能东山再起，保持对社会的强大影响力与控制力。这对代表关陇集团的唐朝统治者而言，更是不可不戒备的隐患。
为了打压山东士族，唐太宗严令其皇子不得选山东士族之女为妃，公主不得以山东士族之子为婿。到了唐高宗李治时期，朝廷下令禁止崔、卢、郑、王、李等山东士族大姓之间相互通婚。高宗还下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辅、卢浑、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等子孙，不得自为婚姻。仍定天下嫁女受才之数，毋得受陪门财。”
然而，在防备山东士族的同时，随太宗皇帝打天下的山东豪杰军事集团越来越受到重用。
陈寅恪先生认为，山东集团包含了两个部分，一为山东士族，一为山东豪杰。前者主要是有经学背景的高第世家，后者则来自庶族地主甚至穷苦庶民。李唐统治者打压的对象是士族阶层，而不是山东豪杰。
例如，太宗极其倚重的直臣魏征，既非关陇贵族，又非山东士族或武人。太宗重用魏征，不仅是为了多一面提醒自己不犯错的“镜子”，也是为了以山东豪杰势力来监视山东士族势力，甚至关陇集团中的腐化分子。
随着李靖等关陇籍名将的隐退，山东豪杰军事集团在贞观后期的地位不断上升，与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集团也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在陈寅恪先生看来，唐高宗立武则天为后，表面上只是帝王家事，实际上是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一决胜负的交锋。武则天出身山东寒族，而被废的王皇后属于关陇集团势力。在参与决策的四位重臣中，长孙无忌、于志宁、褚遂良三人是反对派，因为他们都是关陇集团成员。而山东集团的代表，老将李勣，却是赞成派。其根本原因在于，武则天与李勣同属山东阵营。
武则天当权标志着唐朝进入了山东豪杰主政阶段。寒族出身的女皇，一方面破坏关陇集团，另一方面又打压山东士族，同时积极抬升山东寒族的地位。此后她又把东都洛阳变成了实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彻底颠覆了北周以来的“关中本位政策”。关陇集团因此零星瓦解，山东豪杰也渐渐不再作为集团出现，而长期以来的东西地域矛盾也趋于缓和，逐渐变为南北地域矛盾。伍 “安史之乱”是汉胡矛盾的产物吗
对大唐盛世很多人都不陌生，哪怕不知道这个盛世实际上包含了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唐高宗的永徽之治以及唐玄宗的开元盛世。对唐朝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会很快关注到两件事：一是唐太宗开启的“华夷如一”的民族政策；二是导致大唐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早在唐朝时就有人认为“安史之乱”的根源在于唐朝统治者过多倚重胡人将领（安禄山、史思明都是胡人）。在近代历史学家中，陈寅恪先生也认同此论。
我们通常只注意到唐朝的各民族平等政策，而忽略了大唐在“安史之乱”前后的巨大差异。
从表面上看，唐朝平定持续八年的“安史之乱”后，已经不再是那个威震四方的大一统王朝，内有藩镇割据，外有异族寇边。陈寅恪先生则认为，这种巨变与唐朝内部的汉胡矛盾大为相关。
他在《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一文指出：“唐代中国疆土之内，自安史乱后，除拥护李氏皇室之区域，即以东南财富及汉化文化维持长安为中心之集团外，尚别有一河北藩镇独立之团体，其政治、军事、财政等于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之关系，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故论唐代河北藩镇问题必于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方能得其真相之所在也。”
由这段话可知，“安史之乱”后的唐朝疆域内，实际上分化为两个经济文化差异极大的区域。一个是拥护李唐皇室的关中及东南地区，另一个是以藩镇形式存在的河朔地区。
关中是唐朝腹心，也是当时的汉文化中心之一。不同于西魏北周隋朝时期，这里的汉胡彻底融合，以华夏汉文明为正统。东南地区从东晋到南朝时一直保留着相对纯粹的汉文化，不像长安那样杂糅了浓厚的胡风。两大区域都是多民族杂居，但汉化彻底，华夏正朔观念远强于隋朝以前。所以，这些地区虽有藩镇，但大多臣服于唐朝。
河朔地区则不然，其政治、军事、经济已经自成一体，不再受中央王朝节制。在陈寅恪先生看来，这些地区与关中、东南最大的差异不是多民族杂居，而是民间社会风俗胡化严重。在唐朝的长安、洛阳两都，来自不同国家的周边民族学习的都是汉文化。无论是日本的遣唐使，还是西域的留学生，读的都是儒学经史；无论地域背景有多大差异，思想内核仍然以汉文化为根本。河朔地区的汉人民众，反而不如长安、洛阳的胡人那般热衷研读汉学经典，思想价值观与杂居的胡人趋同。
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今试检新唐书之藩镇传，并取其他有关诸传之人其活动范围在河朔或河朔以外者以相参考，则发见两点：一为其人之氏族本是胡类，而非汉族；一为其人之氏族虽为汉族，而久居河朔，渐染胡化，与胡人不异。前者属于种族，后者属于文化。质言之，唐代安史乱后之世局，凡河朔及其他藩镇与中央政府之问题，其核心实属种族文化之关系也。”
陈寅恪先生考察唐朝史书中的相关人物记载时发现，河朔胡人家族一直保持本民族文化，而久居当地的汉人家族不但没能促进胡人汉化，自己反而渐渐“胡化”。也就是说，河朔地区的汉胡百姓已经成为一个“胡化”的文化共同体。
如此一来，经济文化相差甚远的两大区域，具有相对独立性。“安史之乱”起于河朔藩镇，而叛乱被平定后，中央王朝依然无法有效控制这块区域，双方的冲突一直持续到唐朝灭亡。
从这个角度看，“安史之乱”在一定程度上与汉胡矛盾的确有关系。然而，要是结合唐朝历史的背景来看，也不能简单地说“安史之乱”和“永嘉之乱”（导致西晋灭亡，拉开了五胡乱华的序幕）的性质相同。因为唐朝的情况不同于之前的任何中原王朝。
早在先秦时期，夏夷之防就成为古代中国的一大课题。齐桓公尊王攘夷，秦穆公伐西戎，赵武灵王驱三胡，秦皇汉武北征匈奴，都是为了解决这个基本矛盾。三国时，各种少数民族分别依附于魏、蜀、吴政权。西晋一统乾坤后，也继承了这笔遗产。然而八王之乱消耗了中原王朝的元气，导致内附的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乱华，直到数百年后才由汉胡融合而成的隋唐王朝重新统一天下。
但无论是先秦时的“诸夏”，还是秦以后的大一统中原王朝，不光有夏夷之防的一面，也有相互融合的一面。
西周灭于犬戎，击败犬戎并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阳的秦人，曾经被中原诸夏视为戎狄。而齐桓公尊王攘夷时，楚国也被看作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南蛮。中原最强诸侯晋国宗室与北狄通婚，中山国则是属于北狄的鲜虞部落直接建立的。汉武帝以反击匈奴著称于世，但他的三个托孤大臣中就有匈奴王子金日磾，而就连从“永嘉之乱”开始攻入中原的五胡，也早已在东汉时内附中原王朝，并为东汉、曹魏、西晋三朝效力。
五胡进入中原后，纷纷效法中原王朝建立自己的政权。其中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只有推动胡汉融合，才能稳固统治秩序。在北魏统一北方之前，前秦统治者苻坚曾经尝试过不分你我的民族政策，但在淝水之战失败后，各族纷纷背叛了前秦，留下惨痛的教训。直到北魏孝文帝元宏推行全面汉化的太和改制时，才真正让汉胡融合走上正轨。
唐朝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和他的前身隋朝都脱胎于北周，而北周上承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北魏王朝。从五胡乱华到南北朝的胡汉融合，是那段历史演变的现实逻辑。这使得唐朝一方面吸收了许多游牧民族的胡风，另一方面又必需坚持华夏本位的立场。唐太宗的“华夷如一”是指导思想，但在具体操作中，唐朝对不同族群的胡人往往采取不同的态度。
自唐朝开国之初，就不得不面对极其严重的边患——突厥。自从鲜卑人进入封建社会阶段后，融入了农耕文明。所以，北魏及后来的北周、北齐统治者，无论胡风多么浓厚，都像汉人王朝那样与纯游牧民族彼此对立。先是以柔然为眼中钉，突厥人打败柔然后，成为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
在隋末动乱时，包括李唐集团在内的各支反隋势力，无不以突厥为后援。唐太宗刚登基没多久，东突厥大军突然南下，好在太宗冷静应对，才避免了亡国危机。渭水之盟让他深以为耻，于是在接下来的四年中，唐朝一面积蓄力量准备反击突厥，一面不断拉拢与东突厥颉利可汗有矛盾的胡人势力。最终，李靖、李勣两位名将一举东灭东突厥，俘虏了颉利可汗。
对于如何安置俘虏的突厥部众，贞观群臣争论得很激烈。
其中，中书令温彦博建议：“请于河南处之。准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为捍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之心，是含育之道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效法汉武帝将归降匈奴迁往内地的旧例，把突厥部众安置在河南地（非今河南省而是指黄河以南的朔方一带），保留其部落编制，尊重其风俗习惯，让他们做大唐北方的屏障。
尽管不少大臣表示反对，但唐太宗打算以怀柔政策解决汉胡矛盾，于是采纳了温彦博的意见。从幽州到灵州一带，唐朝设置了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来安置东突厥部众，还有将近万家东突厥贵族迁居到帝都长安。后来唐朝的民族政策大体上延续了这个路数，史称“羁縻”政策。
以灭东突厥为起点，唐朝又对周边各族展开了一系列军事外交行动。于是西域与塞北各族都以大唐为宗主，尊称唐太宗李世民为“天可汗”陛下。从初唐开始，许多少数民族将领及其部众都为唐朝皇帝效命。例如，唐太宗时就有契苾何力（铁勒族契苾部人）、阿史那社尔（突厥人）、执思失力（突厥人）等忠勇战将。此后，历代唐皇也被周边民族称为“天可汗”。唐朝也常征发羁縻州府的各族兵马东征西讨。由此可知，唐朝盛世在很大程度上与“华夷如一”的民族政策有关。
实事求是地说，忠于大唐的胡人英豪不绝于史。例如，前述的铁勒契苾部首领契苾何力以唐朝将军的身份，西征高昌、西突厥、吐谷浑，东征高句丽，安抚铁勒九姓叛乱；百济降将黑齿常之多次击退吐蕃大军的入侵；高丽人高仙芝做安西都护时立下赫赫战功；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李光弼是契丹人。假如将这些胡人功臣剔除出唐朝历史，显然有失公允。
严格来说，“安史之乱”并不像“永嘉之乱”那样是汉胡民族冲突。叛军头子安禄山是粟特人，史思明是突厥人，其手下既有胡人也有汉人。而忠于大唐的文臣武将，不仅有颜杲卿（书法家颜真卿的堂兄）、封常清、郭子仪、张巡等汉人，也有高仙芝、李光弼等胡人。
所以，简单讲“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归结于汉胡矛盾并不是很妥当。虽然安史叛军所在的河朔地区因“胡化”而容易引发割据，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胡人都对唐朝有二心。况且，在关中、洛阳及东南地区，不同族系的胡人汉化程度很高，与河朔胡人存在较大差异，一刀切的结论未免有看问题太片面的过失。陆 历史上只有胡人被“汉化”吗
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不断的古老文明，哪怕在异族入住中原的漫漫低谷，也会凭借文化的力量反过来同化征服者。这就是所谓“征服者最终将为被征服者的文化所征服”的观点。陈寅恪先生曾以种族文化理论解释道：“精神文化方面犹为融合复杂民族之要道。”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前面提到的北魏孝文帝时期的太和改制。
太和改制，又称“孝文帝汉化”，其主要内容包括有：推行均田制，推行户调制，改革旧官制与法律，把首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南迁到洛阳，改鲜卑习俗为汉俗，等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改易汉俗”的政策。
孝文帝的全盘汉化计划从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不准朝中鲜卑贵族说鲜卑话，统一改说汉话。
这可以说是汉化计划中最重要的政策。语言不仅是日常生活的交流工具，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如果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语言，就会忘却自己的传统文化，逐渐变成另一个民族。胡人汉化就是遵循着这个规律。据《魏书·咸阳王禧传》载：“（孝文帝下诏说）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其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加降黜。”“北语”，即鲜卑话；“正音”，即汉话。孝文帝考虑到执行难度，对三十岁以上的人不做太严格的要求，但对三十岁以下的人，如果在朝堂上讲“北语”而不说“正音”，就要贬黜。
第二，把鲜卑姓氏改为汉人姓氏。
北魏王朝是鲜卑拓跋部建立的，皇族本姓拓跋，但和宇文泰同为八柱国的广陵王元欣，却姓“元”，这就是太和汉化的结果。在孝文帝的带头示范下，拓拔皇族改成了元姓，独孤改成了刘姓，丘穆棱改成了穆姓，步六孤改成了陆姓，贺赖改成了贺姓，贺楼改成了楼姓。也就是说，这几个姓氏的当代人虽然户口本上的民族成分是“汉”，但祖上有可能是汉化的鲜卑人。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后来的权臣宇文泰为了打造关陇集团，赐予胡汉大臣鲜卑姓氏，此举就是为了平息鲜卑人对孝文帝改汉姓的不满。但隋朝建立后，有鲜卑名字的汉人杨坚又恢复了孝文帝的政策。
第三，在新都洛阳修建孔庙，像汉人一样尊奉孔圣人，封赏孔子后裔，推行儒学教化。
自从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经学成为汉文化的主流。前述的山东士族大多是经学世家，有着深厚的汉文化功底，这也使得他们无论在哪个朝代，都保留着一种文化贵族的优越感。此前的北魏王朝虽然重用了不少汉人知识分子，但并没有像正统的汉人王朝那样尊儒尊孔。因此，孝文帝此举对全面汉化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
以太和改制为转折点，汉胡融合速度空前提升。至隋唐两朝，连赫赫皇族也是汉胡混血。由此可见，华夏文明海纳百川之功力。
然而，陈寅恪先生却认为，中国历史上不仅有胡人汉化现象，也有汉人胡化现象，前者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他指出：“史言‘默啜既老，部落渐多逃散’，然则中国河朔之地不独当东突厥复兴盛强之时遭其侵轶蹂躏，即在其残败衰微之后亦仍吸收其逃亡散离之诸胡部落，故民族受其影响，风俗为之转变，遂与往日之河朔迥然不同，而成为一混杂之胡化区域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东突厥默啜可汗晚年时，其部众多有逃散，但这并不意味着河朔地区的胡人力量减弱。当初东突厥复兴时，毗邻游牧文明圈的河朔地区就饱受胡人铁蹄蹂躏，而在草原帝国衰败后，逃离四散的各种胡人部落也依据河朔地区，久而久之，当地的汉人民户也受到影响，风俗由汉转胡，不同于祖上的老传统。于是这片汉地变成了混杂多民族的胡化区域。
显然，汉文化的强大消融能力在唐时的河朔地区并没有起作用。那里不但没能同化诸胡移民，反而被移民的风俗文化给同化。对于这点，唐朝名臣魏征倒是有所预见。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李靖、李勣大破东突厥，以颉利可汗为首的东突厥部众多有归降者。唐太宗召开朝会讨论怎样安置这些胡人。中书令温彦博建议将其安置在河南地（即朔方一带）。这个意见马上招致秘书监魏征的强烈反对。
魏征说：“匈奴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败，此是上天剿绝，宗庙神武。且其世寇中国，万姓冤仇，陛下以其为降，不能诛灭，即宜遣发河北，居其旧土。匈奴人面兽心，非我族类，强必寇盗，弱则卑伏，不顾恩义，其天性也。秦、汉患之者若是，故时发猛将以击之，收其河南以为郡县。陛下以内地居之，且今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后，滋息过倍，居我肘腋，甫迩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尤不可处以河南也。”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从古到今，匈奴（此处指包括东突厥在内的北方游牧民族）从没遭受过这么大的惨败，这是上天要剿灭匈奴，也是我大唐兵威神武。匈奴世代入寇中原边疆，与百姓结仇无数。陛下考虑到他们是主动归降，不可以赶尽杀绝。这样的话，可以将其遣送到黄河以北，居住在自己的故土上。这些异族人面兽心，强大时就做寇盗，弱小时就对中原俯首称臣，不顾恩义是他们的天性。所以，秦汉以匈奴为大患，常派猛将出击，将其在黄河以南的地盘收为郡县。如今，陛下让匈奴居住在中原内地，且一次就安置几万甚至十万人，而过了几年，匈奴的人口就会翻倍。他们居住在我肘腋之地，靠近京城，必定会成为大唐的心腹之患。因此，不能把匈奴安置在河南地。
温彦博则认为，如果不怜悯归降的东突厥余部，将其弃之不顾，不是胸怀天下的王者该做的事。总之，应当以宽大为怀，将其安置在河南地，并尊重其土俗。
据《贞观政要·卷九·论安边》记载，魏征并没有被说服。他说：“晋代有魏时，胡部落分居近郡，江统劝逐出塞外，武帝不用其言，数年之后，遂倾瀍、洛。前代覆车，殷鉴不远。陛下必用彦博言，遣居河南，所谓养兽自遗患也。”
魏征提到的恰恰是五胡乱华的历史教训。当初西晋王朝取代曹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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