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铁仙,刘富勤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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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试读：

江苏历史悠久，钟灵毓秀，人文荟萃。历代名人的奋斗业绩已经载入史册，动人的传奇故事已经广为流传。他们是江苏人的代表与骄傲，是中华民族连绵不断的历史文化长河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也留下了不少遗憾和期盼。

江苏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六朝以来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镇的独特地位，为杰出人才的涌现创造了条件，为他们施展自己的才华提供了广阔天地。早在唐代，大诗人韦应物就已这样赞许：“吴地盛文史，群彦今汪洋。”到了明代，国人更是公认“苏郡为士之渊薮”，人才灿若群星。据有关统计，在我国古代、近代著名作家中，江苏籍作家占27．5％；在明清时期则高达37．5％，如清代文学家1741人中有599位是江苏人。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作者施耐庵、《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红楼梦》作者曹雪芹，都是江苏人。明清两朝状元人数、当代两院院士人数，江苏均为全国第一。

江苏历代名人或立德，或立功，或立言，在政治、军事、思想、文学、艺术、教育、实业、宗教等各行各业卓有建树。他们中间有农家子弟、因参加秦末起义而创立了西汉王朝的刘邦，精通佛教律宗学说、“何惜生命”而东渡的文化使者鉴真，徒步跋涉考察祖国地貌地质并且写下山水风光游记的作家徐霞客，鸦片战争中视死如归抗击外国入侵者的民族英雄关天培，可歌可泣的抗倭、抗日军民群英谱，近代民族工业的先行者、教育家张謇，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瞿秋白，留下《背影》、《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散文名篇的现代作家朱自清，新中国总理周恩来，画家徐悲鸿、刘海粟，戏剧家梅兰芳、赵丹，数学家华罗庚，等等。

江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以他们的思想光芒和人格力量为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榜样。充分开掘这座蕴藏丰富的精神矿藏，可以进一步激发我们建设美好江苏的热情和斗志，也可以进一步激活我们构建理想未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诗画书法均佳的“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以诗言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以及关注百姓的真情真趣：“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同时，也以他们的智慧给了我们丰富的启迪。刘禹锡不仅写过“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那样相信新生事物的名句，还留下了阅尽沧桑变化之后的沉思：“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是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对优秀文化传统的开掘和弘扬。江苏在经济社会各方面的较快发展，是与江苏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密切相关的，层出不穷的人才群体为江苏的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坚强的智力支持。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已经成为江苏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成为江苏全面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率先推进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支撑。

弘扬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是江苏建设文化强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内容。在为江苏和民族作出重要贡献的杰出人才身上，凝聚着许多宝贵的品质，那种敢于承担历史重任的坚韧风骨，那种百折不挠的顽强气概，那种为民族文明进步甘于奉献的高尚人格，是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思想家顾炎武主张学术经世致用，倡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史学家赵翼发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感慨。对他们的思想和精神追求进行系统整理和大力阐发，既可以满足江苏人民对文化生活的精神需求，也可以提升江苏人民的文明素质、道德风尚、精神境界。从而激励人们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增进对伟大祖国的文化认同。

这套书的编写工作是从十卷本《江苏通史》出版前夕开始启动的，由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江苏省文史馆及高校有关学者参加。计划在2020年前完成“江苏历代名人传记丛书”100本的编写与出版任务。通过历史名人这个特定的视角，揭示江苏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弘扬江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增强江苏人民的凝聚力、创造力和对家乡的热爱，也让中国、让世界对江苏有更多的了解。《江苏历代名人传记丛书》的编纂出版，从一个侧面系统整理了江苏历史文化发展脉络，展现了江苏悠久、深厚、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文明成就。这有益于了解与弘扬江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知省情，有利于提升江苏人民的文明素质和精神境界。介绍、宣传江苏历代名人，不仅是对历史的梳理和传统的厘清，更有展示江苏文化大省的形象，提升江苏在全国的地位、影响以及国际知名度的重要意义。

江苏历代名人值得我们纪念和怀念。今天，我们重温这一令人骄傲的历史记忆，将增强江苏人民的自豪感、自信心和凝聚力，激励江苏人民更好地开拓进取、争先创优，更好地规划与建设家乡。先贤的辉煌属于历史，现实的奋斗还期待着我们。我们要在江苏杰出的历史人才身上汲取智慧和力量，在建设美好江苏的大业中，涌现出更多的杰出人才、顶尖人才与领军人才，铸就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的辉煌！宋林飞2013年5月第一章家世与学堂一、仕宦之家

1899年1月29日，瞿秋白诞生在江苏省常州府阳湖县（1912年并入武进县，今属常州市）一个世代相传的仕宦之家。

瞿秋白说自己的家族属于“士的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他幼小时还“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他认为“士”是古代贵族的最低一级，可称为封建社会中的“半治者阶级”，近代中国逐渐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后，破产的“士的阶级”处于畸形的社会地位。

瞿秋白的祖父瞿廷仪（字贞甫）、叔祖瞿廷韶（字赓甫）。瞿赓甫从同治庚午（1870年）起，历任宜昌知府、湖北按察史、布政史，曾被赏头品顶戴，入都陛见，召对三次。他辅佐湖广总督张之洞推行新政，被委办织布、矿务、缫丝、炼铁各局厂，思想比较开明，成为瞿氏家族中参与新政的显要人物。瞿秋白的祖父瞿贞甫及其后人都先后受到他的护持。瞿赓甫也为瞿秋白的父亲瞿世玮捐了一个“浙江候补盐大使”的虚衔。瞿贞甫亡故后，瞿赓甫将贞甫全家接到武昌，供给生活所需。寄住的还有其他的瞿氏亲戚。他维持了瞿氏大家庭。1903年瞿赓甫在湖北布政史任上去世，从此家道逐渐衰落。只有瞿贞甫的长子、瞿秋白的大伯父瞿世琥还做着知县（民国后为“知事”），直到1912年。

这个家族的人，不仅代代研习经史子集，而且许多人深谙琴棋书画，多才多艺。瞿赓甫和瞿世玮都擅长绘画。三伯父瞿世璜善于篆刻。

瞿世玮字稚彬，号一禅、道号圆初，以字行。行四又行七，家里人称他为“七少爷”，外边人则尊称他为“瞿七爷”。他作为幼子，奉兄辈命在家侍奉母亲，从未外出谋事，一直没有职业，与世无争。他除了研习经史子集，还爱读老庄，信奉道教，学过剑术，懂得医道，善绘画，中华书局1929年5月出版的《中国画学全史·当代画家介绍》和1981年出版的《中国美术家人名词典》均载有他的条目。瞿秋白自幼看父亲作画，心领神会，也爱作国画；又从六伯父瞿世璜那里学习治印；还认真学过书法，临摹魏碑，因而他的字体一直带有魏意，舒畅而流丽。父亲虔诚地钻研道家思想，对他也有较大影响。

瞿秋白的母亲金衡玉出身江阴名门，1875年9月27日出生。外祖父金心芗原任广东盐大使，致仕回籍后，应侄子金翰如（广东按察史金国琛之孙，时任十乡总董，瞿秋白的大姑夫）之请，居江阴贤庄乐在堂。金心芗视金衡玉为掌上明珠，自幼延师教读。金衡玉熟读诗书，对诗文有相当高的鉴赏能力，还能填词，写信、作文落笔成章，并能书写一手娟秀的小楷。她为人温良贤淑，娴静自如，同情穷苦人，且又傲骨珊珊，忧闷不形于色。她主持家政，平日常教给子女易诵易记的唐宋的短诗、小令，讲《聊斋志异》中富于人情味的故事以及《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等经典作品，使他们度过不少美好时光。瞿秋白幼时对文学的热爱，大半是受了母亲的影响。

在瞿秋白的父辈中，大伯父瞿世琥与瞿秋白一家关系最为密切。瞿世琥受到瞿赓甫的培植，经过科举进入仕途，历任浙江桐乡、山阴、常山、长兴、黄岩、嵊县等县知县，民国后任江苏丹阳、泰兴知事。在瞿秋白的亲伯父中，只有他做了官。他为官清正，不善钻营，因而几十年未获升迁。后寄寓浙江杭州。晚年只在钱塘尹衙门做过一段时间的书办。瞿秋白的祖母庄太夫人长期由瞿世玮夫妇侍奉，因而瞿世琥按时给瞿世玮钱款，实际上也资助了瞿世玮一家。

在家族同辈中，瞿秋白属“懋”字辈，谱名懋淼，字熊伯。出生时，父母发现他的发际呈双螺旋形，于是给他取乳名“双”，叫他阿双。后来上学读书后，学名为“瞿双”，有时把“双”写成同音字“爽”、“霜”。他又自起别号瓠舟、秋白、涤梅（又作铁梅），其中“秋白”，直接从“霜”字演化而来。此后，“秋白”成了他最常用的名字。显然这个名字最能表达他自己的人格追求，像霜雪一样洁白纯净，清明晶莹，不随流俗。

瞿秋白在13岁左右，曾写过一首咏菊诗：今岁花开盛，栽宜白玉盆。

只缘秋色淡，无处觅霜痕。这首诗里很自然地嵌入了自己的名和字：“霜”、“秋白”，寄情耐寒的菊花，表达对高洁品质的追求，还隐约透露出生不逢辰、恶浊难敌的悲感。母亲看了点头称好，父亲却不然，顿觉怆然，认为诗里充满不吉利语，叹息道：“此儿恐不得善终”。

瞿赓甫诸子在其父病故后，回常州析产，原来就属于借住的瞿秋白一家离开八桂堂，搬到西门织机坊（今延陵西路）星聚堂住了一段时间，因为付不起每个月7元钱的房租，在族人歧视的眼光下，住入了城西瞿氏宗祠。

5岁的瞿秋白进入庄氏塾馆读书，塾师庄怡亭是瞿秋白的堂舅父，时为20岁的青年，却具有严师风范。瞿秋白天资很高，又活泼机敏，学习认真。他入塾馆之前，母亲已经教他识字。入学第一天，庄先生拿出四个方块字：“聪明伶俐”。瞿秋白竟然脱口念出，先生大为赞赏。

清朝末期，中国出现了西式学校教育，与科举制双轨并行。这时，常州有识之士与时俱进，创办新学堂，其中有1905年春庄苕甫创办的西门冠英小学堂。

1905年秋天，瞿秋白6岁，转入冠英两等小学堂，读一年级下学期。学校所设课程，除了国文课外，有算术、博物、历史、地理、格致、体操等课程，瞿秋白对自然科学的新知识很感兴趣。他成绩名列前茅，门门皆优，国文尤其出色。老师常把他的作文作为范文，让学生们传阅。瞿秋白的作文《说蟹》生动地描绘蟹的形象，又用“横行无忌”等语讽喻世态，颇为精当。老师阅后，认为连成年人也难以达到这个程度。瞿秋白另有一篇《论伯夷、叔齐》一文，分析透彻，见解独到，语言生动。老师看后很兴奋，特地呈送校长室。校长也极为赞赏，又称其字迹工整，卷面清洁，竟然在百分后再加5分，一时传为佳话。

学校的日本教习上生理解剖课时，当堂解剖小狗的尸体，讲解内脏器官的位置。瞿秋白回来说给小伙伴听，并兴致勃勃地在纸上描画，讲述心和胃的位置，还低声说：“我母亲平常总对我说，为人心要放在当中。其实没有一个人心在当中的，可见古人不了解心的位置”。一次做算术题时，瞿秋白问小伙伴：“为什么3乘4是12，4乘3也是12？”小伙伴说：“老师教的。”瞿秋白摇摇头说：“老师教的，我们也要问个为什么。”可见他学习时用心之深，并且能够独立思考了。

1910年春，11岁的瞿秋白考进常州府中学堂，先是插入预科一年级下学期，同年秋天开学时，升入本科一年级上学期。一年级学习的国文、算学（代数、几何）和外语（英语）为三门主课，其后随着年级升高，课程也随之增加，课业很重。外国历史、外国地理和物理、化学等课程还采用英文教科书。

学校同时开展多种多样的课余文化活动。设有图画、篆刻、昆曲、军乐、柔术、标本、园艺、测量、地图绘制、摄影、手工、拳术、体操、击剑等项目，学生可根据自己的爱好自由参加。这些活动引起瞿秋白的浓厚兴趣，参加游艺部活动时，他一改平时沉默寡言的样子，显得很活跃。他在精通音律的国语教员童斐（后任校长）的指导下，学习昆剧《拾金》，在念唱间体会其中的韵味情趣。童斐还教授笛、笙、箫、唢呐、二胡等，瞿秋白最喜欢吹洞箫，箫声婉转凄楚。一年后，瞿秋白改学篆刻，刻了不少印章。

这所学校的首任校长常州人屠宽（字元博），早年在日本留学时参加了同盟会，教师中也有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前，屠宽暗地联络青年教师朱雅竹等16人秘密结社，自任总干事，以推翻清廷为宗旨。他常向学生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讲述邹容、秋瑾等人的英雄事迹，激发学生爱国忧民之心，并组织学生进行军事操练。常州中学堂成为反清革命的秘密据点。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消息传来，12岁的瞿秋白非常兴奋，与学校的几个同学率先剪掉了脑后的辫子。他奔跑回家，在天井里欢呼雀跃：“皇帝倒了，辫子剪了！皇帝倒了，辫子剪了！”他高举着剪下的细辫子，得意地给大家传看。父亲闻讯大惊失色，急忙出来，斥责他如此鲁莽，因为当时一般人并无动静，还在观望呢。

辛亥革命后，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但是，辛亥革命的胜利并没有带来民主和光明，袁世凯很快获取权力，实行独裁。此前还发生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原中学堂兵操教员赵乐群在常州光复后，在常州军政分府任职，与参加辛亥革命活动的陈士辛（常州中学堂学监）发生矛盾，赵乐群竟然瞒着时任常州军政分府参谋长屠宽等人，秘密杀害了陈士辛。几个月后，赵乐群被黄兴设计拘留，经会审判处死刑。1912年2月驻军撤走，4月学校复课。6月，学校隆重召开追悼大会，悼念陈士辛和参加辛亥革命军事活动牺牲的两名同学。

1912年“双十节”，教育部下令全国学校放假三天。常州各学校由校长率领全校学生到县议会行礼庆贺。有的学校为“国庆”扎制松柏匾额，镶成“民国万岁共和纪念”匾额，张灯结彩。

瞿秋白却很反感，偏偏在自家（借住的祠堂）侧门上悬起一盏白灯笼，上书“国丧”二字。他对同学说，孙中山已退位，袁世凯当了大总统，并且抓着兵权，“民国”已经名存实亡了，还有什么可庆祝的呢！妹妹瞿轶群怕会招祸，急忙摘下来，瞿秋白却又重新挂上。

瞿秋白的反叛精神在平时也有所表现。中学堂管理严格，校训为“整肃”，上课、饭前、睡前都要点名。学生一律寄宿，星期六晚上自修后，家居城里的学生可以回家；其他学生星期日早餐后，要先到门房摘下名牌，到学监处记名，方准出校。中午一律返校。后来连城里学生周末离校也要告假，否则要受到惩戒。过于严厉的管束，引起学生的反抗。一天晚餐后，瞿秋白独自一人闯入舍监室，取下家居城里学生的名牌，扛着出室，大声说：“今晚全体告假”。数十名家居城里的学生也同声高呼。学监目瞪口呆。

瞿秋白在一篇作文里，赞颂敢于反抗官府的农民，流露出他对社会现实的不满。教授国文的陈姓老师，经常咒骂革命党人是“乱贼”。他看到瞿秋白这篇作文时，惊诧不已，写了大段批语，予以“纠正”。瞿秋白竟然在后面也写一段批语，加以驳斥。陈老师向学监告状，结果瞿秋白受到记过处分。

瞿秋白阅读范围广泛，读了不少经史子集和诗词。他对友伴羊牧之说：我们起码要懂得中国的文学、史学、哲学，要知道五经、汉赋、建安至南北朝文学、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特点，对史学和先秦诸子学、汉代经学、魏晋南北朝佛学、宋明理学等，都要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否则怎能算一个中国人呢？

瞿秋白喜欢野史、稗史，如《太平天国野史》、《中国近代秘史》，喜读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谭嗣同的《仁学》、严复的《群学肄言》等“新学”著作，常常与同学谈论。一些揭露帝王的腐败、官吏的暴行与记载百姓的疾苦和反抗斗争的书籍，宣传新知和开启民智的书，当时是被视为无聊的“闲书”或被列为“禁书”的，瞿秋白却看得津津有味，甚至上课时也偷偷地阅读这些“禁书”。《水浒传》里犯上作乱、劫富济贫的好汉，他很欣赏，对同学说：“现在就是没有梁山泊聚义的地方，我虽不能做拿着双斧的李逵，至少也好做一个水边酒店里专门接送好汉的酒保，做个那样的酒保也是很有意思的”。

瞿秋白体质羸弱，头发深黄，脸色苍白，言语也不多，不大喜欢活动，休息时偶尔打打乒乓球，很少和人争执。他常常身着蓝布衫，进校门时才换上校服，为此常受到富家子弟的嘲笑。他只是微露怒容，掉头而去。他不愿与富家子弟亲近，却同情被人看不起的穷校工费金生，这是受善良而富于同情心的母亲的影响，也与自己家境贫困有关。他较早地感受到旧社会的世态炎凉，愈加显得少年老成。

瞿秋白也有一些比较要好的同学，如任乃讷、任乃誾兄弟和吴南如、李子宽、张揆让等。张太雷在校时名张复，比瞿秋白迟进校，因表兄张揆让的关系，与瞿秋白相识。

瞿秋白欲超脱浊世，与同学的任乃讷、任乃誾、吴南如、李子宽等组织了诗社“希坚”。李子宽因未得其门径，不久退出。瞿秋白乐此不疲，竟写了二三百首诗词，抄录成帙。爱好传统文化，仰慕先贤名士，寻觅古迹名胜，这些成为瞿秋白少年时代业余生活的一大乐趣。常州的天宁寺、红梅阁等文化名胜之地，是他常去的处所。

瞿秋白后来说，读中学的时候，因为“死的科学教育——敌不过现实的政治恶象的激刺，流动的文学思潮的堕落。我江苏第五中学的同学，扬州任氏兄弟及宜兴吴炳文都和我处同样的环境，大家不期然而然同时‘名士化’，始而研究诗古文词，继而讨究经籍；大家还以‘性灵’相尚，友谊的结合无形之中得一种旁面的训育”。瞿秋白这时的厌世、怀古和“名士化”的情绪，与他对袁世凯独裁后的社会现实不满有关，也与他过早饱尝世态炎凉有关。

从小学到中学，瞿秋白与同时代许多学子一样，所受的教育带有新旧两重色彩，既打下了比较宽厚的国学基础，也吸取了英文、数学、艺术等外来新知识和新观念。虽然，瞿秋白不满意中学时代欧化式“死的科学教育”，但是常州中学校开设的许多科目和注重开拓智力的课外活动，以及参加辛亥革命的校长的反抗封建专制、鼓吹民主共和的思想意识，都对他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中学读书期间，瞿秋白曾因病在一年级下学期和四年级上学期未参加期终考试，故留级，直到1915年7月读完四年上学期课程。此后，因家贫辍学，未能毕业而离开了江苏省立第五中学校。二、家庭悲剧

在假期里，瞿秋白常随母亲去江阴贤庄去玩，那里是大姑母和外祖父的住处。后来瞿秋白对那里的一切一直留着美好、温馨的记忆。

瞿秋白和母亲去贤庄金宅探视时，住在宅内的中间厢房楼上。金宅的藏书颇丰，让瞿秋白欣喜不已，他常常独自在屋里读书、写字和绘画。他画各色花卉，生动逼真，贤庄的许多女孩子向他索画，他也很乐意送给她们。

瞿秋白的大姑母有四子四女，四女依此为：金君娴（仙仙）、金君敏（明明）、金君兰（珊珊）、金君怡（全全，瞿秋白则称为“纤纤”）。瞿秋白与表姐妹、表兄弟们捉迷藏，讲故事。其中金君怡聪明、美丽，尤喜欢与瞿秋白一起玩耍。后来瞿秋白离家远行时，特意为金君怡绘画写字，并赠以折扇留念。瞿秋白赴苏俄之前，登门拜访在北京的表姐妹，不禁回想起儿时在贤庄游玩的快乐情景：“有豆棚瓜架草虫的天籁，晓风残月诗人的新意，怡悦我的性情”，“亦有耳鬓厮磨哝哝情话，亦即亦离的恋爱，安慰我的心灵”，“环溪的清流禾稼，也曾托我的奇思遐想”。

辛亥革命失败了，中国继续沿着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沉沦。有一次，一起长大的羊牧之送来一篮芋头，瞿秋白留他吃午饭，还是早上剩下的白粥。他感慨地说：“我们原来天天盼望孙中山，可是革命胜利了，老百姓生活还是改不了。”接着用筷子敲敲碗说：“我还有点粥吃，乡下还不知多少人连粥都吃不上呢！”

一些中学同学时常来找瞿秋白，其中有在常州府中学堂里相识的张太雷。张太雷幼年丧父，母亲为人做针线活，为富户帮佣。张太雷原名曾让，字泰来，上小学时，学名为张复，寄寓“复兴中华”之意。瞿秋白和张太雷有着相似的处境，瞿秋白身体瘦弱，言语不多，不与人争论，但有主见，曾自号“铁梅”，寓意坚强贞洁；张太雷身体健壮，活泼开朗，爱好体育活动，自号“长铗”，以战国时期的义士冯驩自期，以示铲除人间不平之志。虽然他俩性格不同，但因共同的志向，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挚友。他们常在一起切磋学问，议论国事，共抒报国之情。

母亲一直早已为全家生计发愁，左思右想，不愿眼睁睁地看着一家老小活活饿死，就下狠心劝说心灰意冷的丈夫外出干事，并在她与丈夫商量后，征得杭州瞿世琥的同意，将婆婆送到瞿世琥家去，希望减轻家里的经济压力。婆婆不愿离开常州故土，上船离去时，大骂儿媳妇不贤不孝。瞿秋白母亲长久地呆在河边，听着渐渐远去的婆婆的骂声，掩面哭泣。

瞿秋白母亲是在百般无奈之下，顶住顽固的世俗偏见、可怕的歧视，咬牙承担起巨大的压力，而被迫采取这个办法的。但是事与愿违，她的一切努力皆成为泡影，不仅未能给全家带来一线生机，而且背上了“不贤不孝”的罪名，就是丈夫的无力谋生的短处也被说成是她的责任。顽固的封建礼教和家庭伦理、社会鄙视和“人言可畏”的霜雪摧残，再加上借债度日的煎熬，犹如磐石死死地压在她的心头，最终逼她早早走上了黄泉路。

这时，瞿秋白一家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全家只能靠典当和借债度日。1915年中秋节，前来讨债的人不断闯进瞿氏宗祠，家中房门后粘贴的账单约有一寸厚，这些账多半是为祖母治病拖欠的。上门讨债的人言辞尖刻，有的还一屁股坐下不走。瞿秋白母亲只好再三求情，苦苦哀求再宽限几天。可是限期到了，又拿什么来还呢？看着面前一大堆的借据，母亲无处诉说，只能暗暗流泪。她伤心地说：“要等到我70岁，才能还请这些债啊！”而这时她还不到40岁。

1915年7月，瞿秋白在中学上完最后一堂课，无奈地离开了校园，他仅差半年就可以拿到毕业文凭了，但是被一个“穷”字无情地剥夺了。其实，他能够读到中学四年级肄业，已经很不容易，因为这所学校收费甚高，学费、宿费、膳费、杂费加在一起，每年须交几十元，这对瞿秋白家来说是很大的负担。瞿秋白聪明好学，父母很疼爱他，把中兴家业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现在他辍学了，母亲的心底犹如死灰一般。她总觉得对不起自己的爱子，苛责自己，时常对人叹息地说：“阿双本来是可以造就的，现在弄得他连中学堂也没有毕业，实在可叹！”

瞿秋白很理解父母的苦衷，默默忍受着失学的痛苦，不思茶饭，有时甚至出现低热，原来话就不多，现在变得更加寡言少语，大部分时间都在自己房里读书、写字。深夜，在昏暗的油灯下，他还在凝神看书，忘记了周围的一切……母亲看在眼里，心如刀割。她想为儿子找一条出路，想到了瞿秋白的表姐夫和表姐秦耐铭、杨庆令夫妇。

表姐夫秦恩培，字耐铭，一字讷敏，受过高等师范教育。秦耐铭夫妇生有四子一女，全靠秦耐铭微薄的教师薪水维持生活，但仍然竭尽全力帮助瞿家，给瞿秋白留下深刻印象。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中提及秦耐铭夫妇困难家境，称秦耐铭也是“破产的‘士的阶级’”。秦耐铭辗转托人，为瞿秋白在无锡江陂国民学校谋到一个教员的位置，月薪10元。这点月薪对于全家来说是杯水车薪，但是母亲还是强颜欢笑地说：“阿双有了事做，每月可得些钱，家用渐渐有希望了”。

1916年初，阴冷的气氛笼罩着瞿氏宗祠。临近年关了，逼债的人又找上门来，都被瞿秋白母亲连求带哄地打发走了，这时家里已经无东西可典卖了，只是凭着老关系，在米店、裁缝铺里赊欠点，还有舅舅金声侣家里给予一些帮助。

1月下旬，秦耐铭夫妇应邀来作客，瞿氏宗祠有了一点生气，饭桌上也出现了酒菜，这让瞿秋白弟妹有点惊奇。瞿秋白母亲对秦耐铭夫妇特别客气，并要他们夫妇带瞿秋白到无锡居住。她又对瞿秋白说，你在无锡过年吧，不必回常州。常州与无锡仅百里，来去方便，每隔两星期，你尽可回来看望。一直听从母亲话的瞿秋白，点点头同意了，他还以为母亲希望他不要丢掉小学教员的职位，哪里知道母亲已经决意自尽，而有意支开他。母亲决意自尽，一方面是因不断应付咄咄逼人的债主而愁肠百结，无法自遣；另一方面，当年为要使丈夫外出谋事而送走婆婆，给她带来的“不贤不孝”的罪名，使她痛苦不堪。她曾对人说：“我只有去死，我不死，不会有人来帮助我，孩子就不得活。”

春节前夕，瞿秋白父亲从湖北回来，母亲原指望他能带一些钱来，稍稍缓解家里的困境。但是父亲两手空空，只是叹息，钻进书房里，沉湎在书画里。母亲失望至极，却没有责备他，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临近春节，市场上的柴米油盐都涨了价，但是母亲还是设法做了一顿丰盛的年夜饭，孩子们都乐了，个个吃得很高兴。母亲看看孩子们，独缺阿双，流露出强烈的思念之情。母亲说了一些吉祥如意的话语，希望孩子们尊敬父亲、哥哥，兄弟姐妹和睦相处，还举起酒杯，与父亲对酌。酒酣时，母亲伤心地说了心里话：“爸爸去世后，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疼我、保护我了……”

子夜时分，门外的鞭炮响声一阵接一阵，母亲在昏暗的油灯下守岁，为女儿群群（瞿轶群）改制了一条棉裤，为幼子阿谷（瞿坚白）的狗头帽缝上“福”、“禄”、“寿”、“禧”四个银字，最后留下了她对子女的万般慈爱。

子夜时分，瞿轶群睡眼朦胧中，看见哥哥的房里有灯光，她好奇地起床看看，只见母亲在油灯下疾书，神情严肃，隔壁房间里传出父亲的鼾声。她睡了一会，又依稀看见母亲过来为阿谷掖紧被子，在另外几个孩子床前转了一会，也曾到自己床前俯视。她这时没有觉出母亲有什么异样，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凌晨，宗祠里突然传出绝望的叫喊声，瞿轶群被父亲急促的叫喊声惊醒了，父亲脸色青白，大声痛哭。“娘娘——”瞿轶群和弟弟们也呼喊起来，哭作一团，他们的慈母已服毒多时了。

原来母亲昨夜在瞿秋白的书房里含泪书写的几封请人照顾、扶助儿女的遗书。她清理好平时爱读的书籍，以及各种借据、当票，整整齐齐地放置在案头，然后用半瓶虎骨酒吞下一粒粒用桃花纸包好的红磷火柴头。红磷头的毒性发作，腹痛如绞，曾在床上乱滚，身边地上还散落着不少未服的火柴头……

第二天上午（2月9日），在无锡秦家的瞿秋白突然接到父亲的急信，说是母亲病重，接信速回。瞿秋白急速赶到常州。在瞿氏宗祠侧门前，瞿秋白看见了一堆烧化的东西，心头一阵颤抖，一进门，看见气绝的母亲，“扑通”跪在床前，扑在母亲的遗体上，悲痛地大声呼喊着母亲，恸哭倒地……

父亲与舅舅料理丧事，17岁的瞿秋白帮着张罗向亲戚借钱，买了一口棺材，草草入殓。前来吊孝的人很少，只有瞿秋白的舅舅金家、表舅母陆家、表姐夫秦家。舅舅金声侣送来一副挽联：“我妹非如人妹，傲骨珊珊男子相；伊女就是我女，……”（“伊女”指瞿轶群，她曾寄养于金家）。父亲的挽联中有“受尽讥谗全大局”之句，后怕得罪亲友，改为“受尽饥寒全大局”。其实原句颇能说明母亲生前遭受重重压力的困境，透露了破落封建家族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

清理母亲遗物时，瞿秋白和父亲打开朱红漆小拜匣，清点了母亲遗留下的当据欠账，有厚厚一叠。为了还清米店的债，瞿秋白典当了家里两口衣柜，但裁缝铺的钱再也力支付，只好拖欠。1920年秋天，瞿秋白赴苏俄前夕，还记得遗留的债务，苦涩地说：“母亲死时遗下的债务须得暂时有个交托，——破产的‘士的阶级’大半生活筑在债台上，又得保持旧的‘体面’，不让说是无赖呵！”

家里再也没有值钱的东西可以典当了，无资安葬母亲，她的灵柩不能入土为安，只好停庴在瞿氏宗祠东屋西廊内，用麻布连成布幔，与卧室隔开。一个“破产士大夫”大家族的儿媳妇最终竟落个如此悲惨结局——死无葬身之地，这对于瞿秋白是一个极为残酷、沉重的打击，在他的心中一直是挥之不去的阴影。

几个月后的清明节，瞿秋白回常州探视母亲灵柩，羊牧之闻讯去看望时，瞿秋白出示了他的《哭母》诗：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泪痕新。

饥寒此日无人管，落上灵前爱子身。这首诗，表达了他对母亲通彻心肺的思念。他说：“我的母亲为穷所驱，出此宇宙。只有他的慈爱，永永留在我心灵中，——是他给我的唯一遗产。”他痛恨这个势利的社会，扭曲的人性，指出在破产的士大夫家族里，“好的呢，人人过一种枯寂无生意的生活。坏的呢，人人——家族中的分子，兄弟，父子，姑嫂，叔伯，——因经济利益的冲突，家庭维系——夫妻情爱关系——的不牢固，都面面相觑戴着孔教的假面具，背地里嫉恨怨悱诅咒毒害，无所不至。‘人与人的关系’已在我心中成了一绝大的问题。”

对于慈母之死，瞿秋白并没有一味怪罪父亲。当母亲孤立无援、苦苦支撑全家时，父亲还在书房里迷恋着黄老佛道、儒学经籍、书画医术等，却始终不闻不管家里柴米油盐，这些当然使瞿秋白不满。但是父亲在贫困中有尊严，不与污浊合流，清介自守，竟至潦倒终身，还是让瞿秋白一直深深怀念的。父亲的个性，还或多或少地影响了瞿秋白。而母亲给予他的善良、克己和柔情，则始终贯穿了他的一生。少年瞿秋白和父亲瞿世玮合影

后来瞿秋白动情地说：“我母亲已经为‘穷’所驱逐出宇宙之外，我父亲也只是这‘穷’的遗物。”父亲“在中国这样社会之中既没有阔亲戚，又没有钻营的本领，况且中国畸形的社会生活使人失去一切的可能，年纪已近半百，忧煎病迫，社会还要责备他尽什么他所能尽的责任呢？”

慈母撒手离世，全家的支柱轰然倒塌，一家星散，寄住各方。大弟云白先后回六伯父世琨（自幼过继给六伯父）家里，瞿世琨病逝后投奔浙江瞿世琥，后又回常州，1917年9月，随瞿秋白到北京。16岁的瞿轶群带着最小的4岁的弟弟坚白前往舅舅金声侣家，1919年前后，她又带着瞿景白和瞿坚白到杭州瞿世琥家寄居。1923年春天，瞿秋白到杭州开会时与妹弟重聚。此时瞿景白在杭州读书，瞿秋白带他到上海，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瞿秋白也曾想让瞿轶群跟随他去上海参加革命工作如送信之类，但是四伯父不同意，说一个女孩子家怎能到外面去乱走？便没去成。小弟瞿坚白在1938从浙江辗转奔赴延安，参加了革命队伍，1943年在抗日烽火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瞿世玮料理丧事后，带着精神不甚健全的三弟阿垚，仍然去黄陂周家，翌年到山东，先在平原县知事堂弟瞿世玖处管账，继而又带着阿垚投奔济南同乡王璞生，当家庭教师糊口。最后在山东美术学校教书，住在“正宗坛”一类道教团体的公房里，再也没有回过伤心之地——常州。瞿秋白赴苏俄之前，特地赶到济南看望父亲，写下了感人的文字，留存至今。从苏俄回国后，瞿秋白再次去看望父亲，还曾寄钱物接济。瞿世玮于1932年6月19日病逝。那时，瞿秋白在上海，正处于国民党白色恐怖和党内无情斗争的“内忧外患”之中，即使知道父亲病逝，也无法前去吊唁。三年后他身陷囹圄时，草拟的《未成稿目录》中还列有《父亲的画》一节。

瞿秋白当年办好母亲的丧事后，戴着孝，又来到无锡。他任教的小学，位于无锡江溪桥东堍，一般称“江陂国民学校”或“杨氏国民学校”（因该校前身是1906年南宋理学名儒杨龟山后裔在南祠堂创办的“杨氏书塾”）。充当教室的“新厅”，也是三开间，供奉杨氏祖先牌位。

小学校设有国文等好几门课，但教师很少。国文老师是一个迂腐、古板的老先生，整天不说一句话。学生只有几十人，编成复式班上课。学生程度低而不齐。教师批卷以“佳哉可也”四字分等级。每天上下午各上三节课。瞿秋白要教算术、唱歌、图画等，统称“术课”。算术仅为加减法，音乐课简直无法上，因为学生连简谱也学不会，硬把1、2、3、4的音符，当作阿拉伯数字念。瞿秋白虽认真教学，也难有效果。

尽管窗外春光明媚，但在吵吵闹闹的孩子堆里，瞿秋白哪有什么好心情。更何况置身于似曾相识的祠堂里上课，周围布幔遮掩着供案和牌位，不能不使他联想起凄惨的瞿氏宗祠。但他知道应尽长子的责任，减轻家庭的负担，只好强迫自己暂时屈身于这环境里。

乡间也不太平，常发生匪徒盗寇的抢劫案，瞿秋白经常听到农民被肆意欺压的各种消息。即使是比较清高的教育界，也是弊端丛生，如有一个地方的学务委员和学董吞吃学款，被乡人控告。原拟在这里“避世”的瞿秋白，好像“精神上判了无期徒刑”，社会动荡、民生凄惨、国家沦危的现实不断刺激他的心灵，使他发现了无数的“？”。他这时曾与羊牧之谈起贫富不均的社会问题，认为“自古以来，从冲天大将军黄巢到天父、天主、天王洪秀全，做的都是‘铲不均’。孙中山提的‘天下为公’，也是为了平不均。可见当今社会，必须从‘均’字着手”。

随着探求社会出路的内心要求愈益强烈，加之经济上、生活上等多种原因，他不想再在这里待下去，慢慢消耗自己宝贵的青春年华。任教一个学期后，放暑假了，瞿秋白毅然辞职，返回常州。

瞿秋白先是到舅舅金声侣家里小住，后回到常州瞿氏宗祠，与弟弟瞿景白、许氏阿妈住在一起，为母亲守灵。偌大的宗祠空空荡荡，没有生气，锅里煮的蚕豆菜粥，难以果腹。他写信给堂兄瞿纯白（瞿世琥的长子），准备离开故乡。

几个月前，他曾绘赠姑表妹金君怡一幅山水画《江声云树图》，并题录谢灵运《登池上楼》诗句：“潜虬媚幽姿，飞虹响远音。薄宵愧云浮，栖川怍渊沉”。以此抒发远大志向。第二章人生新旅程一、二元的人生观

1916年，瞿秋白在瞿世琥的长子瞿纯白的帮助下，到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求学。但到了那里不久，了解到这所学校实际状况并不好，难以满足他的求知欲望。这时，瞿纯白应聘赴京到外交部条约司通译科任职，瞿秋白萌生了去北京上大学的念头，便随瞿纯白北上。

瞿秋白面临着人生道路的选择。他原来希望考入北京大学，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但瞿纯白难以承担他读大学的费用，他建议瞿秋白先去应聘文官考试，如能通过，便可解决饭碗问题，随后再考虑读书深造。

文官考试黑幕重重，没有靠山的瞿秋白未被录取，实在意料之中。暑假还未结束，京城各个学校已经开始招生宣传，瞿纯白与瞿秋白商量后，挑选了北京政府外交部所属的俄文专修馆，因为当时俄文专修馆入学无须交学费，毕业后也便于找到合适的工作。7月底，瞿秋白前去崇文门东总布胡同10号（今改23号）俄文专修馆报名，填写履历。瞿秋白在中学最后一年因家贫辍学，没有毕业证书，幸而校方允许达到中学毕业程度者也在招生范围内。1917年9月，瞿秋白如愿进入俄文专修馆。他返回常州，将还在读私塾的瞿云白带出来。途经山东时，去看望了父亲。先是，瞿秋白离开武昌后，瞿世玮也带着阿壵离开周家，投奔在山东平原县任知事的堂弟瞿世玖，当账房先生。平时他要照料阿壵，很辛苦，细心的瞿秋白看在眼里，就将瞿壵白带到北京瞿纯白家里。由于增添了两张嘴，给瞿纯白带来了更大的经济压力，这让瞿秋白从心底里感谢堂兄的深厚情谊。

瞿秋白开始了在俄文专修馆的学习生活。俄文专修馆是为外交部训练外语人才的高等学校，校舍是一座西洋式的平房建筑，原为中东铁路学堂，1912年改称为俄文专修馆，学制三年。瞿秋白很珍惜这个读书机会，他聪慧过人，学习刻苦，并显露出学习语言的天赋。他的俄语成绩非常出色，名列前茅。除了主课俄语，瞿秋白还自修英语、法语。瞿纯白为了多挣钱养家，一度在一个法语补习班中兼课，编写了一套法文教材。瞿秋白利用这个条件，自学法文。几个月之后，他的法文水平，竟然超过了补习班的正式学员。

每星期日上午，俄文专修馆开设文课，全体学生都要参加。瞿秋白的文科素养深厚，并写得一手好文章，他的作文经常作为范文，被油印传观。他的学习兴趣广泛，书架上摆放着各类书籍。每天夜深人静，他在灯下专心学习，直到凌晨两三点钟。每天不论多忙，定要完成自修表上所列的功课。所学的《汉书·艺文志》、《盐铁论》等书上，多用朱笔小楷书写眉批，详加考评。

时间长了，同学们发觉瞿秋白一年四季都穿着一套黑制服，这是学校统一发的，也是瞿秋白当时最体面的外出服装。北京的冬天寒风刺骨，他身穿单薄的夹衣，不停地搓手，眼睛却还停留在书本上。从入北京到五四运动之前，共三年，是我最枯寂的生涯。友朋的交际可以说绝对的断绝。北京城里新官僚“民国”的生活使我受一重大的痛苦激刺。厌世观的哲学思想随着我这三年研究哲学的程度而增高。然而这“厌世观”已经和我以前的“避世观”不相同。渐渐的心灵现象起了变化。因研究国故感受兴趣，而有就今文学再生而为整理国故的志向；因研究佛学试解人生问题，而有就菩萨行而为佛教人间化的愿心。这虽是大言不惭的空愿，然而却足以说明我当时孤独生活中的“二元的人生观”。一部分的生活经营我“世间的”责任，为自立生计的预备；一部分的生活努力于“出世间”的功德，做以文化救中国的功夫。我的进俄文专修馆，而同时为哲学研究不辍，一天工作十一小时以上的刻苦生涯，就是这种人生观的表现。当时的中国，各派军阀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张勋复辟，黎元洪出走，段祺瑞重掌大权，善观风向的徐世昌就任大总统，真所谓“你方唱罢我登台”。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京城黑暗现实，使瞿秋白受到“重大的痛苦激刺”。国家、民族的危难与他的家破人亡、寄人篱下的穷困生活交织在一起，使他更加憎恨这个吃人的世界。他试图在各种思想流派里寻找先进思想武器。这时他所接受的是庞杂、多元化的思想，包括清末以来流行的各种学术思想和社会思潮。

瞿秋白常去北京大学旁听。北大内外种种新文化和新文学观念，都引起思维敏捷的瞿秋白的强烈兴趣。

瞿秋白早期的哲理观念中，尚一直带有佛学的印迹。他喜欢“利他普渡大众”的大乘教，因而产生“菩萨行的人生观”，即“上求菩提（觉悟），下化有情（众生）”、“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但他并非佛教徒，而是把佛学作为一种人生的理想和道德的规范，有时把它作为自己行动的准则。他后来谈到赴俄的动机时，就说要“以整顿思想方法入手，真诚的去‘人我见’以至于‘法我见’”，抛弃私心，专门利人。他认为自己“日常生活刻苦惯的，饮食起居一切都只求简单节欲。这虽或是我个人畸形的发展，却成就了我入俄的志愿——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他从“小我”的克己发展到承担“大我”责任的过程，确实伴随着对佛学的哲理性思辨。在深刻反思这段时间的思想时，瞿秋白认为，自己存在着“二元的人生观”，即关注“小我”与关注“大我”的矛盾。而关于“大我”，他又觉得“佛教人间化的愿心”的美好愿望，只是“大言不惭的空愿”，思想中充满着矛盾。

大约在1917年底或1918年初，在苦闷和彷徨中，瞿秋白写了一首诗以抒心怀：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伴醉眠。不过，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民主和科学的新思潮热流涌动，冲击着瞿秋白原来所受的儒、道、佛等传统文化的影响，促使他去阅读了不少宣传民主主义以至社会主义的新书刊，逐渐从传统思想和沉闷的精神状态中解脱出来，“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

1919年春天，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胜的协约国一方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属于战胜国一方的中国的权益，蛮横拒绝中国外交代表提出的废除原来中日协约（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等不平等条约，悍然决定将战败的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转交给日本。中国外交代表竟屈从列强，准备签字。消息传到国内，激起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原来对巴黎和会抱有幻想的许多人也开始觉醒。二、投身五四运动

震撼全国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传遍京城，传遍全国各地，觉醒的中华民族在怒吼！反动当局逮捕爱国学生。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瞿秋白义无反顾地投入运动，被推选为俄文专修馆的学生“总代表”（另一名代表是耿济之）和学联评议部的评议员。他和大家一起营救被捕的学生。

瞿秋白与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等所在的几个学校的爱国学生都组织参加了北京学联。他们常一起活动，形成一个团体，一同被五四大潮淘洗，一样激昂爱国，但也有争论。瞿秋白被认为少年老成，对许多问题看得比较远，比较深刻，还显示出策划、组织和宣传能力。郑振铎后来回忆说：“秋白我们之中成为主要的‘谋主’，在学生会方面也以他的出众的辩才，起了很大的作用，使我们的活动，正确而富有灵活性，显出他的领导的天才，越到后来，我们的活动越困难，北大、高师都无法开会了，只好到东城根的‘汇文’去开。开的时候，老在夜间。悄悄的个别的溜进来开会。散了会之后，也一个个的悄悄的溜出去”。

为躲避警察，俄专、铁路管理学校和汇文学校的学联会议常在东城根的汇文学校开会，时间也安排在晚上。趁着夜幕，瞿秋白、郑振铎等悄悄地溜进会场，散会后，又一个个分散离去。反动军警也变得很狡猾，常常化妆成小贩、车夫、鞋匠，在学校附近监视学生的行踪。有时他们故意叫一声学生的名字，只要学生回头答应，就立即上前捉走。瞿秋白就曾经被盯梢，他上电车，特务也跟着上；他机警地跳上人力车，特务仍然紧紧跟着。幸好他熟悉地形，故意转弯抹角兜几个圈子，甩掉了那个特务。此后，瞿秋白和同学们外出活动时，总是三两个人结伴同行，互相有个照应，以免发生意外。

在全国民众的强大压力下，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绝在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民众叫好。这时，已经历五四洗礼的瞿秋白想得很多，挥笔写下《不签字后之办法》一文，发表于7月17日《晨报》第6版。这是迄今能看到的瞿秋白最早发表的文章。这篇文章简明扼要地分析了拒签巴黎和约后中国政府所面临的国际局势，提出了作为主权国所应采取的三点应对策略，希望中国政府在外交中“须有手段，有眼光，勿再蹈……失败之覆辙”，“更万勿再与日本订立自丧主权之条约”。同时，他也知道“所望太奢”。他说，北京政府“注定是个软骨头的政府”，这在全国民众面前已暴露无遗。

奔波忙碌，作息失常，饮食无规律，斗争高潮过后，他大口吐血，病了数月。表姐夫秦耐铭写信慰问，他复信说：“干了这平生痛快事，区区吐血，算什么一回事！”

五四大潮催生了许多新社团，出版鼓吹新思潮的刊物多达400多种。各种外国的思想文化流派和学说纷至沓来，人们互相论辩。论辩的范围涉及政治、经济、哲学、文学各领域。瞿秋白的思想也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他迎取各种外来思想观点，热心研究各种社会问题。他与郑振铎等人创办了《新社会》旬刊，以改造社会为己任。1920年，瞿秋白与《新社会》同仁在北京留影。左起：瞿秋白、郑振铎、瞿世英、耿式之、耿济之《新社会》为四开一张的小报纸形。创刊号上面刊登了瞿秋白的《欧洲大战和国民自解》、瞿世英的《中国人的劣点——中国社会不进步的原因》和郑振铎的《北京的女佣》。瞿秋白的文章认为国人要有世界和历史的眼光，希望国人“彻底觉悟，真能有精确的辨别力，实在的责任心，真能有坚毅的志向，明敏的智能，真能有爱惜光明的心，慎重办事的心”，认为“中国新社会的基础就建筑在这上面”。

创刊号问世后的第一个星期天，郑振铎与耿济之带着刊物到箭杆胡同，向陈独秀征询关于该刊的意见。陈独秀认为，现在很需要有专门给劳动界和商界看的周刊和日报，以灌输新知识于工商界。他希望他们考虑将《新社会》略作调整内容，变成这样一种通俗的报纸。并就社会改革问题作了很精彩的论述。

瞿秋白听郑振铎、耿济之谈了陈独秀的意见后，在《新社会》第3期上，发表了《革新的时机到了！》一文，认为当前社会改造应采取六项措施：“一、竭力传播德谟克拉西；二、竭力打破‘君子小人’主义；三、竭力谋全人类生活的改善；四、到穷乡僻县——远至于西藏、蒙古、新疆——去，实施平民教育；五、实行‘工学主义’，‘学工主义’；六、研究科学，传播科学”。此文综合和引申了陈独秀和郑振铎的意见。瞿秋白是《新社会》编辑部的中坚力量，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有时一期上还有两篇。《新社会》共出版19期，他先后发表评论、随感、散文和译文二十多篇。

1920年元旦的第7期起，刊物改为16开，扩大了容量，版式也有所变化。刊物影响越来越大。新方针确定后，瞿秋白的文章，愈来愈激进。他在《小小的问题——妇女解放的问题》、《读〈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托尔斯泰的妇女观》、《社会与罪恶》、《文化运动——新社会》等，对妇女解放、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等问题，作了深入的思考。瞿秋白后来说，《新社会》时期，“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19世纪40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

1920年元旦，《每周评论》发表了李大钊《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一文，指出社会主义的学说是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而产生的。稍后，瞿秋白撰文说，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派和历史派，两派的较量“胜败虽然一时分不出来”，但“世界的进步着着向着社会主义发展”，这种“趋势是很明了的”；新村运动向往“世外桃源”，而“我以为历史派的——马克思主义派的直接运动不可少的”。虽然他对马克思主义派的具体观点还了解不多不深，但是他选择了马克思派的科学社会主义。这年3月，李大钊等在北京大学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瞿秋白也参加了该研究会。《新社会》影响甚广。从上海、济南、长沙、温州、杭州到四川、广东、广西和东北，以至日本东京，都有代办处。1919年11月27日，浙江省督军卢永祥、省长齐耀珊密电声称：“《新社会》、《解放与改造》、《少年中国》等书以及上海《时事新报》，无不以改造新社会、推翻旧道德为标帜，掇拾外人过激言论，”“当此邪说横行，不啻众流就下，防范之法，尤应加严”。12月2日，北京政府密令各省督军、省长、都统、护军使下令：“此种书报，宗旨背谬”，“立予禁止刷印邮寄，毋俾滋蔓，以遏乱萌。是为至要！”《新社会》于1920年5月被查封，罪名是“主张反对政府”。《新社会》为瞿秋白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印下他早期思想变化的踪迹。他逐步倾向社会革命，转向广大劳工阶级；从杂糅的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等初步转向科学社会主义。这是重大转变，是不久后赴俄的思想基础。

瞿秋白后来评论说：“我们中当时固然没有真正的‘社会党’，然而中国政府，旧派的垂死的死神，见着‘外国的货色’——‘社会’两个字，就吓得头晕眼花，一概认为‘过激派’，‘布尔塞维克’，‘洪水猛兽’——于是我们的《新社会》就被警察厅封闭了。这也是一种奇异现象，社会思想的变态：一方面走得极前，一方面落得极后。”《新社会》被封后，瞿秋白和郑振铎等还想继续办刊物。为了免遭查禁，郑振铎提出把新月刊定名为《人道》，以为温和一些。瞿秋白则认为，现实是严酷的，在军阀残酷统治下根本谈不上什么人道。《人道》创刊号于8月5日正式问世，与原来《新社会》的激进立场有了落差。瞿秋白曾与郑振铎等为此发生过争论。郑振铎后来说：“秋白那时已有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倾向，把一切社会问题，当作一个整体来看。我们其余的人，则往往孤立的看问题，有浓厚的唯心论的倾向。有的还觉得他的议论‘过激’。我则具有朦胧的社会主义的信仰，而看的书却以无政府主义的著作为多，因此，就受了他们的影响”。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坚实有力的部分是“文学革命”。瞿秋白自幼喜爱文学，自觉地译介俄国文学作品和一些文学理论，这是他五四时期的一项重要活动。

俄文专修馆的教材中有不少是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等著名俄国作家的作品。瞿秋白自己又找来其他作品阅读。普希金的诗句，托尔斯泰的“忏悔”，屠格涅夫对社会和人生的冷静观察，契诃夫对专制制度的揭露、嘲讽和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描写，为他开启了一扇世界文学之窗。他和耿济之，还有好几位俄专同学，1919年起步翻译。

1919年9月15日出版的《新中国》第1卷第5期，发表了瞿秋白翻译的托尔斯泰的小说《闲谈》，这是现在所知的他发表的第一篇文学译作。此后陆续发表的译作有果戈理独幕剧《仆御室》、托尔斯泰小说《祈祷》、法国都德的小说《讨过工钱之后》、果戈理的小说《妇女》等。

瞿秋白在翻译后常写下译者按，介绍果戈理的艺术追求与作品的现实主义美学风格，称他为“俄国写实派的第一人”。他热情评价普希金及其短篇小说，借用俄国批评家的话说，其小说无意之中，为后来的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开一先河”。他注意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融合，借鉴果戈理推崇普希金时所说的“民族的文学”，思考中国的问题。“希望研究文学的人，对于中国的国民性，格外注意”。1920年春，北京《新中国》杂志社拟定出版耿济之、沈颖等翻译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第1集，瞿秋白、郑振铎分别写了序言。瞿秋白写这篇序言的前一天深夜，还为沈颖翻译的普希金《驿站监察史》写了序言。另与耿济之合译了《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

文学作品的翻译也引起瞿秋白对俄国以至西欧政治、历史、哲学的兴趣，因而也渐作新思潮论的译介。托尔斯泰的一封信转述了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马志尼的看法：真信仰决非教义之学说，要“活”在心里，才是“不死”的信仰。瞿秋白深有同感，就翻译了《马德志尼论‘不死’书》。托尔斯泰的《告妇女》、《答论驳〈告妇女〉书》（节录）、《论教育书》等论文也是这时译的。

托尔斯泰是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同时又是社会思想家。瞿秋白颇受其影响，后来自云当时是一个托尔斯泰无政府主义者。托尔斯泰无政府主义含着悲观主义、无抵抗主义，追求“爱之福音”、“永恒的宗教精神”。这些引起瞿秋白的共鸣，以“爱”为核心的文化观，渗入他早期的人生观。他曾撰写《社会与罪恶》等文，叙述了对“爱”的理解，包括对爱的含义、爱的存在、爱的标准、爱的价值的理解，以此来探索社会和人生问题，构筑美好社会的蓝图。瞿秋白转向科学社会主义后，开始以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托尔斯泰“爱之福音”的无抵抗主义等思想。他在《托尔斯泰的妇女观》一文中指出：“托尔斯泰的学说，大概是消极的，破坏的，批评的性质居多，而积极的，建设的，讨论的性质较少。”

瞿秋白对于俄国文学、社会思潮的译介和反思，促使他的文学观发生重大转变。他此时认识到社会生活对文学的制约，这种制约作用是经由人们思想而产生的。他说：“只有因社会的变动，而后影响于思想；因思想的变化，而后影响于文学。”同时他也了解到欧美文学中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象征主义诸流派之间的关系和发展，这些都有助于他重新审视中国文学史，展望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趋向。他由原来沉醉于吟诵旧体诗词以排遣个人积郁的积习，转向对现实的社会和人生的关注；由“小我”的苦闷转向对“大我”的思考。这对他以后的文学写作，从主题的拓展、题材的选择、结构的安排、语言的运用，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五四新文学的先驱者翻译的欧美和印度、日本等国的文学作品，都曾不同程度影响了中国新文学的建设。其中，希望通过俄国文学来认识伟大的俄罗斯民族和俄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在知识分子中间成为一种风气。瞿秋白精辟地解释了这个风气形成的原因，他说：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在中国确已似极一时之盛。何以故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响。大家要追溯他的远因，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于俄国，都集于俄国的文学；而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要来讨论研究俄国。于是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这个论断，后来成为不刊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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