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突厥回纥史料校注(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8-18 07:2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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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圣敏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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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突厥回纥史料校注

《资治通鉴》突厥回纥史料校注试读:

前言

新疆古称西域,地处祖国西北边陲、亚欧大陆的腹地。历史上,这里曾经是中西陆路交通的主要通道,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就是一个多元文化、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从公元前59年西汉政府设置西域都护府时起,新疆就划入了汉朝的版图,成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为了全面、深入、正确地阐明新疆历史,包括各民族的发展史和宗教演变的历史,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2005年初,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批准,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立项,决定编写多卷本的《新疆通史》,并成立了《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按照计划,《新疆通史》项目包括三部分,或称三大工程,即主题工程、基础工程和辅助工程。其中,辅助工程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组织一部分专家、学者对新疆历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做进一步深入研究,为《新疆通史》的编写工作提供参考,同时提高人们对新疆历史的整体认识和研究水平。

近代以来,在新疆广袤的土地上陆续发现了大批古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极大地充实了中国历史内涵,新疆历史研究因此广受社会各界的关注。一百多年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学术界对新疆历史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硕果累累,为《新疆通史》的编写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新疆通史》的立项,再一次为新疆历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了新的契机。我们希望,通过编撰《新疆通史》,通够出版一批包括《新疆通史》主体工程在内的学术精品,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新疆历史搭建一个新的平台,造就一批政治上强、业务素质高、有良好职业道德的各民族专家、学者。《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成立以来,我们已经邀请一些专家、学者,配合《新疆通史》的编写工作,对新疆历史上的重要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经过认真审核和甄选,我们现将其中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作为《新疆通史》项目研究丛书公开出版,以供大家参考。

鉴于我们的水平,所选著作中可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和不足,欢迎大家批评指正,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

再版序言

对于史料的搜集、考证与校注这一类工作,多年来为学界部分人所轻视,因为它不可能像一般的史学著作那样可以宏观地陈述历史,抒发个人见解,又可以借古讽今,慷慨陈词,有较多的读者和较大的社会影响。史料考订只能像匠人一块块打磨砖瓦般在那些看上去令人索然无味的故纸堆中进行扒梳,钩沉,其进度既慢,成果也大多平淡无奇,与世事离得很远,读者往往少得可怜,因此历来是很寂寞冷清的工作。

其实,在中国史学界,特别是民国以来,一直有两种治学目标的争论。简单一点说,就是“求真”还是“致用”的分别;又被称为是“科学派”和“新儒学派”的分野。“新儒学派”认为历史研究之目标是“辨是非”,是“经世致用”,他们重视对历史规律的理论探讨,把“致用”作为研究的目标。“科学派”又被称为“史料学派”,认为学术研究就是为了“求真”,方法就是实证,力求客观,不掺入个人主观意见。在具体的研究上就是重史料的搜集考证。用其代表人物,当年北京大学校长傅斯年先生的话说就是“一份材料出一份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货就是成果。也就是说,没有可靠的史料,就不要说空话,不要轻易地去评论历史。因此这个学派十分看重对史料的搜集与考证。

其实,就历史学的发展而言,这两个方面的研究都是需要的。而从近半个多世纪史学界的情况看,较多重视对历史规律的理论探讨,对史料的搜集考证则显得不足。而我们知道,历史学只有在求真的基础上,才能经得起经世的考验。如果经世的理论建立在不可靠的材料上,是不可能达到致用之目的的。所以加强史料学的研究仍是史学发展的基础。

中国是世界上古代历史文献最丰富的国家,其中绝大多数是汉文文献,其他少数民族文字的文献比较少且分布很不平衡。在各少数民族中,除了藏族等几个民族历史上的各类文献较丰富之外,其他少数民族文字的历史文献就比较少。特别是古代一些已经消失的民族,如匈奴、突厥、契丹等,或是没有本民族文字,或是本民族文字文献太过稀少,历史中的疑点和空白就很多。

再者,很多少数民族比较晚才有本民族文字,这样的民族,其早期历史的记述多存在于汉文史料中。而当时的汉族文人在记述这些异民族时,对很多事物隔膜太深,记述中多有曲解和宗教神话色彩,也有些人名地名等记述,完全根据该民族语的谐音转写成汉文,错讹模糊之处很多。这都需要后世读史者认真分析考订,以尽量复原其历史的真相。这项工作,往往需要几代人不断综合各种新的发现或见解,在史料考证上不懈努力,才可能一点点推进。

传统上中国历史的撰写,往往以中原王朝的历史为主,但有很多在文献中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民族和部落,如匈奴、柔然、契丹等虽然在历史文献中篇幅很少,却对中国历史,乃至整个中亚、东亚的历史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突厥与回纥也是这样的古代民族。

突厥、回纥的先人北狄、丁零等,早在公元前的商周时期就已频繁出现于汉文文献之中,而突厥直至公元6世纪初,才开始创制并使用自己的文字。回纥在公元840年自蒙古草原西迁前,也使用突厥文,但他们并没有留下多少突厥文的文献。突厥、回纥相继在蒙古草原上建立政权的近300年(公元552~840年)中,仅仅在不多的十几块残破的石碑上留下了一些突厥文的记述可供今人研究。这十几块石碑,少的仅有十几个词,最多的也就是几百个词而已。所以今天对于他们的这段历史主要还是依靠汉文文献来开展研究。

在西北大学历史系学习期间,我对北亚草原、中国西北和中亚民族的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毕业论文就选择了研究唐代北方草原的突厥与回纥,指导教师是以研究古代北方民族著称的段连勤和周伟洲两位教授。30年前,大学本科毕业后又追随以研究古代新疆和维吾尔史著名的程溯洛先生攻读研究生,还得到北京大学历史系田余庆、张广达和王永兴三位先生的指教,选修了他们的课程,从此开始了10年之久的以突厥、回纥和维吾尔史为主攻方向的学习与研究。

程先生是一位经学派学者,重视史料的考据。20世纪50年代,他和冯家升、穆广文两位先生合编的《维吾尔族史料简编》,是近代中国史学界维吾尔史研究的开山之作,至今在国内外的相关研究领域中仍是重要参考书。该书取材广泛,以古代汉文史料为主,也囊括了散见于各种外文和古代民族文字,如突厥文、回鹘文和察合台文等文献材料。在每部文献的介绍之后,又有编者的按语,对文献内容给以点睛式的解释,实际上可作为一部回纥、维吾尔历史来读。记得20世纪80年代,日本著名西域史专家梅村坦教授专程到程先生家中拜访,在恭恭敬敬地给程先生鞠躬之后,他告诉我们那部《维吾尔史料简编》是他自年轻时就一直在使用的参考书。让我深深感到史料整理考据工作在优秀学者中所受之尊重。

受多位老师之影响,我在突厥、维吾尔史领域的学习和研究也从史料的搜集考证开始起步。

古代有关突厥回纥的记载,散见于历代各种史书之中,如,《北史》、《隋书》、新旧《唐书》等,但在系统、全面、丰富与准确性方面,依笔者之见,《资治通鉴》是最好的一部。关于这一点,原序言中已有讨论,此处不再赘言。20年前出版的这部校注,虽然历经10年,耗费了大量精力,学界攻突厥、回纥史者不多,自然也不会有太多的读者。这样的书,没有什么经济效益,当年天津古籍出版社能够出版已属不易,只印了1000本而已。20年来,不时有国内外学界的朋友来索要该书,还有学者筹划将其翻译成土耳其文出版。可见,史料考订的成果虽然不会有一时热闹的影响,却有比较长久的生命和学术价值。

这部史料校注是我倾注了近10年心血完成的一项工作。如今旧版的书页已经泛黄,但当年年纪尚轻,精力充沛时,在图书馆的故纸堆中,在案前灯下逐条抄写和校注史料的情景,却还如昨日般历历在目。那时候没有电脑,所有的文字都是自己一笔一画抄写,把搜集到的相关史料逐条抄成卡片,在每张卡片上分别填写校对和注释的内容,又把卡片抄成可供排版的书稿。实际上每条史料至少要抄写两遍,抄了有一百余万字。在这10年中,将一条条史料反复抄写、推敲,和各种版本比对,又查阅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思考并注释其意义,虽费去大量时间精力,但也让我对这近600年间的史料如数家珍般熟悉起来,特别是一些重要的史料,已能背诵,这对我此后的研究与教学还是有明显的帮助。

现在把20年前的这本校注拿出来重新逐条审阅后,自认为还是站得住的,相信经笔者与多个版本校对过的这部600年间的史料,学者们使用时会比单纯阅读某一部史书有更多可资参考的信息,其中笔者所做的注释,虽然十分简要,但确是对这些史料经过多年推敲、深思和考证过的理解,相信也值得学者们参考。这就是笔者愿意将20年前的这部书稿送交再版的原因。

应该指出的是,本书以中华书局标点本《资治通鉴》为蓝本。注中所指“张”“退斋”“严”为张敦仁《资治通鉴刊本识误》、张瑛(知退斋)《资治通鉴校勘记》、严衍《资治通鉴补》;“章”为章钰《通鉴》(九种)简称为章十二行本,甲、乙十五行本,十四行本,甲、乙十六行本,甲、乙十一行本,傅校北宋本;“孔本”为明刊孔天胤本《通鉴》。注中《考异》为司马光原书所考。注中书名多有省略,本书从原书。

新版本在附录部分增加了几篇过去笔者发表过的相关论文,其中既有历史学角度的研究,也有民族学角度的分析,相信对于读者理解这段史料有所帮助,一并附上以供参考。杨圣敏2012年2月15日

原自序

古代的回纥人是今天我国维吾尔、裕固等民族的祖先。而回纥又是突厥诸部中之一部。突厥原是其本民族的自称“Türk”的汉文音译。在商周之际,Türk被汉译为“狄”;秦汉时期,又被汉译为“丁零”或“丁灵”。公元4世纪以后,丁灵在汉文史书中又叫做“铁勒”或“敕勒”;又以其车轮高大叫“高车”。铁勒包含了许多氏族和部落,他们分别活动于东起兴安岭,西越咸海的欧亚大草原上。

公元5世纪以后,在我国新疆准噶尔盆地东部兴起了一个铁勒人的阿史那部。公元552年,阿史那部兼并了蒙古草原上各铁勒部落,建立了统一的大汗国,汉文史书称其为突厥汗国。史书中的突厥有狭义和广义的区别,狭义仅指阿史那部,而广义则指所有的铁勒部落。在中世纪,除了阿史那部以外,铁勒人中另一个影响巨大的部落是以药逻葛氏族为核心的回纥部。回纥部最早出现于汉文史书中的时间是公元390年左右。在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历史舞台上,突厥、回纥人最强大、最活跃的一个时期是公元6世纪中叶至9世纪中叶,即中国的隋唐时期。以后,突厥诸部逐渐西移,到公元15世纪以后,他们就分别形成了今天这些操突厥语的民族。中世纪突厥、回纥的历史,几乎是当今分布于东起中国的新疆,经中亚,一直绵延至西亚的土耳其这一带几十个突厥语族的民族都追溯的一段历史,因此受到国际学界广泛的关注。

记述这一段历史的汉文史料十分丰富。在“二十四史”中就有《魏书》、《北史》、《隋书》、新旧《唐书》和新旧《五代史》等。但由于纪传体史书体例和其他条件的限制,这些记载既失之分散,也显得凌乱。在具体的年代、人物和事件的记述上,这些书籍不仅相互之间多有矛盾之处,有的书还自相矛盾。因此在系统和准确性方面,存在很多缺点。

在这几部书之后,宋英宗时,自公元1066年开始,司马光经历19年的时间,奉旨编修了《资治通鉴》,将战国至后周共1362年、16个朝代的历史,按编年体撰成294卷。其中所记铁勒、突厥,回纥的历史,日月明确,前后连贯,取材广泛,记事翔实,因此在系统和准确性方面较前面几部史书均胜一筹。《资治通鉴》的特点,首先是资料丰富、考订精细。司马光“遍阅旧史,旁采小说,抉择幽隐,荟萃为书”。特别是有关隋、唐、五代的史料,由于距其年代相近,所以前面几部书的作者所见过的史料,凡“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正集别集,墓志碑碣,行状别传”,他都能搜罗而至,并经考证对比后而采用。因此该书不仅保存了丰富的史料,而且还订正了前几部书中很多相互矛盾和讹误之处。《资治通鉴》的另一特点是融会贯通与分析判断。历史事件,大多是头绪纷繁,人物混杂,相互牵扯,因果交织。因此在史书的编写中常常出现凌乱矛盾,众说纷纭的现象。司马光对丰富的史料进行深入钻研,旁征博引,衡量情理,予以定夺,并且用敏锐的眼光和高超的笔法将纷繁的史料剪裁熔铸,条理井然地表达出来。因此《四库提要》评之为“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是毫不夸张的。

笔者自1981年起专攻突厥、回纥史。在阅读整理有关史料的过程中,深感《资治通鉴》为治隋唐五代时期突厥、回纥史最重要的一部书。为了个人学习和使用的方便,遂将其中4至10世纪有关的史料(上起公元389年,下迄公元934年)全部抄录成册。198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张广达教授见到本人的抄录,曾加以赞赏并建议我将其出版。笔者遂于读书与授课之余对这部分史料逐条进行校注,至今已9年有余矣。其中所引用的书籍,多已罗列于本书之后,而所参考的中外专著及论文,则不下数百种之多。

在校注这部分史料的同时,笔者撰写的《回纥史》一书,已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是本书的姊妹篇,可以互相参照。

笔者对这部分史料,进行了两方面的处理。一为校订,即参照其他史料,包括突厥文的史料,对其中错误之处予以订正,而有疑问的地方提出存疑,以利将来的研究。二为注释,即将本人读书的体会并综合国内外有关的研究成果,简注于史料之后,以利读者对史料的深入理解。史料后所注页数,为中华书局标点本。

本书的编撰虽历经10年,几经修订,讹误当仍难免,望读者指正。

本书的编写和出版,得到了吴肃民先生的认真指导与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杨圣敏1991年6月20日

晋纪

(公元389~418)

孝武帝

太元十四年(389)

[春,正月]甲寅,魏王珪袭高车,破之。(卷107,页3387)太元十六年(391)

[十月]及魏王珪即位,攻击高车等,诸部率皆服从,独柔然不[1]事魏。(卷107,页3401)

[1]《魏书》卷2太祖道武帝纪登国五年(390):魏王珪“次鹿浑海,袭高车袁纥部。”[1]

[十二月]自河以南诸部悉降,获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国用由是遂饶。(卷107,页3402)

[1]据《魏书》卷2,此“诸部”为“高车杂种”。

安帝

元兴元年(402)

[正月]社崙帅其部落远遁漠北,夺高车之地而居之。斛律部帅倍侯利击社崙,大为所败,倍侯利奔魏。社崙于是西北击匈奴遗种日拔也鸡(严:“鸡”改“稽”),大破之,遂吞并诸部,士马繁盛,雄[1]于北方。(卷112,页3534)

[1]社崙,柔然可汗。从此,东部高车居漠北之诸部悉役属于柔然。元兴二年(403)

[十月]丁巳,魏将军伊谓帅骑二万袭高车余种袁纥、乌频;十[1]一月,庚午,大破之。(卷113,页3554)

[1]“袁纥”,一般认为是“韦纥”的误写,韦纥系回纥的异译。义熙十年(414)

[五月]初,社崙之徙高车也(事见112卷元兴元年),高车人叱洛侯为之向导以并诸部,社崙德之,以为大人。步鹿真与社崙之子[1]社拔共至叱洛侯家,淫其少妻,妻告步鹿真曰:“叱洛侯欲奉大檀为主。”大檀者,社崙季父仆浑之子也,领别部镇西境,素得众心。步鹿真归而发兵围叱洛侯,叱洛侯自杀。遂引兵袭大檀,大檀逆击,破之,执步鹿真及社崙,杀之,自立为可汗,号牟汗纥升盖可汗(魏[2]收曰:魏言制胜也)。(卷116,页3668)

[1]步鹿真时为柔然可汗。

[2]在柔然汗国中,高车的内部事务由本部落“大人”自己治理。义熙十四年(418)

春,正月,丁酉朔,魏主嗣至平城,命护高车中郎将薛繁帅高车、[1]丁零北略,至弱水而还(魏仿汉置匈奴中郎将之官置护高车中郎[2]将)。(卷118,页3715)

[1]高车、丁零本为一族,但北魏人将该族继续在草原上游牧的部落称为高车;将已部分汉化,从事农耕的部落称为丁零。因此书中两种称呼并列。

[2]弱水,今张掖北之额济纳河。

宋纪

(公元428~472)

文帝

元嘉五年(428)[1][2]

[十月]魏定州丁零鲜于台阳等二千余家叛,入西山(魏主珪皇始二年置安州于中山,天兴三年改曰定州。西山,即曲阳西山也),州郡不能讨;闰月,魏主遣镇南将军叔孙建讨之。

[1]定州,今河北定县。

[2]西山,今曲阳县西的太行山支脉。(卷12,页3803)元嘉六年(429)

[正月]丁零鲜于台阳等请降于魏,魏主赦之(赦其去年叛入西山之罪)。(卷121,页3806)

[五月]柔然纥升盖可汗既走,部落四散,窜伏山谷,杂畜布野,无人收视。魏主循栗水西行,至菟园水(菟园水在燕然山南,去平城[1]三千七百余里),分军搜讨,东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俘斩甚众。高车诸部乘魏兵势,钞掠柔然。柔然种类前后降魏者三十余万落,获戎马百余万匹,畜产,车庐,弥漫山泽,亡虑数百万(亡,无字通)。(卷121,页3811)

[1]燕然山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杭爱山。[1]

八月,魏主至漠南,闻高车东部屯已尼陂(《北史》:乌洛侯国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已尼大水,所谓北海也。乌洛侯直濡源西北,[2]已尼陂又当在其西北也),人畜甚众,去魏军千余里,遣左仆射安原等将万骑击之。高车诸部迎降者十万落,获马牛羊百余万。

冬,十月,魏主还平城。徙柔然、高车降附之民于漠南,东至濡[3]源,西暨五原阴山,三千里中,使之耕牧而收其贡赋;命长孙翰、刘絜、安原及侍中代人古弼同镇抚之。自是魏之民间马牛羊及毡皮为之价贱。(卷121,页3812)

[1]已尼陂,即今贝加尔湖。当时东部高车游牧于贝加尔湖之南,回纥为东部高车之一部。

[2]濡源,即今河北易县西北一带,濡水发源地区。

[3]五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地区。元嘉七年(430)

[二月]魏有新徙敕勒千余家,苦于将吏侵渔,出怨言,期以草生马肥,亡归漠北。尚书令刘絜、左仆射安原奏请及河冰未解,徙至河西,向春冰解,使不得北遁。魏主日:“此曹习俗,放散日久,譬如囿中之鹿,急则奔突,缓之自定。吾区处自有道,不烦徙也。”絜[1][2]等固请不已,乃听分徙三万余落于河西,西至白盐池(五原郡有白盐池、黑盐池,唐置盐州,以此得名)。敕勒皆惊骇,曰:“圈我于河西,欲杀我也!”谋西奔凉州。刘絜屯五原河北(《水经注》:河水自朔方屈南过五原县西),安原屯悦拔城以备之。癸卯,敕勒数千骑叛北走,絜追讨之;走者无食,相枕而死。(卷121,页3815)

[1]敕勒即高车、丁零。与丁零为同名异译。此处“河西”,指今山西、陕西之间的黄河以西。

[2]白盐池即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北大池。

[四月]敕勒万余落复叛走,魏主使尚书封铁追讨,灭之。(卷121,页3817)

孝武帝

孝建三年(456)[1]

[正月]丁零数千家匿井陉山中为盗,魏选部尚书陆真(《初学记》:汉成帝置列曹尚书四人,其一曰常侍曹;光武改常侍曹曰吏部,主选举;灵帝改吏部为选部。后魏初有殿中、乐部、驾部、南部、北部五尚书,选部尚书盖此时方置)与州郡合兵讨灭之。(卷128,页4026)

[1]井陉,在今河北石家庄市西南四十里。

明帝

泰始七年(471)

[三月]魏主使殿中尚书胡莫寒简西部敕勒为殿中武士(《魏书官氏志》:拓跋邻以兄为纥骨氏,后改为胡氏。自魏世祖破柔然,高车、敕勒皆来降,其部落附塞上而居,自武周塞外以西谓之西部,以[1]东谓之东部,依漠南而居者谓之北部)。莫寒大纳货赂,众怒,[2]杀莫寒及高平假镇将奚陵(假镇将者,未得为真)。夏,四月,诸部敕勒皆叛。魏主使汝阴王天赐将兵讨之,以给事中罗云为前锋;敕勒诈降,袭云,杀之,天赐仅以身免。(卷133,页4158)

[1]武周,在今山西左云县附近。

[2]高平,军镇名,治所在今宁夏固原。[1][2]

冬,十月,魏沃野、统万二镇敕勒叛(沃野,即汉朔方郡沃野县也;统万,即赫连故都,魏以为镇,置镇将。陆恭之《风土记》:朔方故城,后魏改为沃野镇,去统万八百余里),遣太尉源贺[3][4]帅众讨之;降二千余落,追击余党至枹罕、金城,大破之,斩首八千余级,虏男女万余口,杂畜三万余头。诏贺都督三道诸军,屯于漠南。(卷133,页4166)

[1]沃野,六镇之一,在今内蒙古五原东北,当蒙古高原西部入塞冲要。正光四年(523)的六镇起义,首先爆发于此。

[2]统万,城址在今陕西横山县西。

[3]枹罕,在今甘肃临夏。

[4]金城,今甘肃兰州市及其以南一带。泰豫元年(472)

二月,柔然侵魏,上皇遣将击之;柔然走。东部敕勒叛奔柔然,[1][2]

上皇自将追之,至石碛(石碛,即石漠),不及而还。(卷133,页4169)

[1]此东部敕勒当叛逃至漠北。

[2]“石碛”当为漠南与漠北之间的大戈壁。

齐纪

(公元481~498)

高帝

建元三年(481)

[七月]初,高昌王阚伯周卒(高昌建国称王,自伯周始),子义成立;是岁,其从兄首归杀义成自立。高车王可至罗杀首归兄弟(可至罗盖即阿伏至罗,“可”当作“阿”),以敦煌张明为高昌王,[1]国人杀明,立马儒为王。(卷135,页4247~4248)

[1]据《魏书·高车传》487年,漠北高车部首领阿伏至罗率十余万落西徙至准噶尔盆地东部,建高车国,高昌国亦在其控制之下,此处年代似有误。

武帝

永明五年(487)

[八月]初,高车阿伏至罗有部落十余万,役属柔然。伏名敦之[1]侵魏也,阿伏至罗谏,不听。阿伏至罗怒,与从弟穷奇帅部落西[2]走,至前部西北(前部,汉车师前王地也),自立为王(《考异》曰:魏书高车传云在太和十一年,蠕蠕十六年。今从《高车传》。按《蠕蠕》下当有“传”字)。国人号曰“候娄匐勒”,夏言天子也;号穷奇曰“候倍”,夏言太子也(夏言,谓中华之言)。二人甚亲睦,分部而立。阿伏至罗居北,穷奇居南。伏名敦追击之,屡为阿伏至罗所败,乃引众东徙(史言柔然浸衰)。(卷136,页4277)

[1]伏名敦,柔然可汗。

[2]汉车师前王地在今新疆吐鲁番交河故城一带。永明八年(490)

[十二月]高车阿伏至罗及穷奇遣使如魏,请为天子讨除蠕蠕,魏主赐以绣袴褶及杂彩百匹。(卷137,页4305)永明十年(492)

[八月]初,柔然伏名敦可汗与其叔父那盖分道击高车阿伏至罗,伏名敦屡败,那盖屡胜。国人以那盖为得天助,乃杀伏名敦而立那盖,号候其伏代库者可汗(魏收曰:魏言悦乐也)。(卷137,页4322)明帝永泰元年(498)

[八月]魏主之入寇也,遣使发高车兵。高车惮远役,奉袁纥树者为主,相帅北叛。魏主遣征北将军宇文福讨之,大败而还,福坐黜官。更命平北将军江阳王继都督北讨诸军事以讨之,自怀朔以东悉禀[1]节度,仍摄镇平城。(卷141,页4431)

[1]袁纥(韦纥)等诸高车部先被北魏强迫徙居漠南六镇地区,此次北叛,韦纥部似逃至阴山以北,也有可能逃回了漠北。

[九月]魏江阳王继上言:“高车顽昧,避役遁逃,若悉追戮,恐遂扰乱。请遣使,镇别推检(言六镇各遣一使,令各推检一镇),斩魁首一人,自余加以慰抚。若悔悟从役者,即令赴军(令赴南伐之军也)。”诏从之。于是叛者往往自归。继先遣人慰谕树者。树者亡[1]入柔然,寻自悔,相帅出降。(卷142,页4432)

[1]柔然时在漠北,树者出降,当又返回了漠南。

梁纪

(公元508~556)

武帝

天监七年(508)[1]

[十二月]初,高车侯倍穷奇为嗒所杀(嗒国,大月氏之种类也,亦曰高车之别种,其原出于塞北,自金山而南,在于阗之西,去长安一万一百里;其王都拔底城,盖王舍城也),执其子弥俄突而去,其众分散,或奔魏,或奔柔然。魏主遣羽林监河南孟威抚纳[2]降户,置于高平镇。高车王阿伏至罗残暴,国人杀之,立其宗人跋利延,嗒奉弥俄突以伐高车,国人杀跋利延,迎弥俄突而立之。[3]弥俄突与佗汗可汗战于蒲类海,不胜,西走三百余里。佗汗军于[4]伊吾北山。会高昌王麹嘉求内徙于魏,时孟威为龙骧将军,魏主遣威发凉州兵三千人迎之,至伊吾,佗汗见威军,怖而遁去。弥俄突闻其离骇,追击,大破之,杀佗汗于蒲类海北,割其发送于威,且遣[5]使入贡于魏。魏主使东城子于亮报之,赐遗甚厚。(卷147,页4588~4589)

[1]据《魏书·高车传》穷奇号“侯倍”,犹魏言储主也。

[2]高平镇,在今宁夏固原。

[3]“蒲类海”即今新疆东部之巴里坤湖。

[4]“伊吾北山”即今新疆哈密北的库舍图岭。

[5]据段连勤《丁零高车与铁勒》,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239页,嗒攻破焉耆杀穷奇之事可能发生于498年至500年之间。天监十五年(516)

[十一月]柔然伏跋可汗,壮健善用兵,是岁,西击高车,大破之,执其王弥俄突,系其足于驽马,顿曳杀之,漆其头为饮器(弥俄突杀柔然佗汗见上卷七年)。邻国先羁属柔然后叛去者,伏跋皆击灭[1]之,其国复强。(卷148,页4629~4630)

[1]《梁书》卷五四,《西北诸戎传》:柔然于“天监中,始破丁零,复其旧土。”即指此事。此后高车国部众大部分归嗒。普通二年(521)

[八月]初,高车王弥俄突死(事见上卷天监十五年),其众悉归嗒,后数年,嗒遣弥俄突弟伊匐帅余众还国。伊匐击柔然可汗婆罗门,大破之,婆罗门帅十部落诣凉州,请降于魏。柔然余众数万相帅迎阿那瓌,阿那瓌表称:“本国大乱,姓姓别居,迭相抄掠。当今北人鹄望待拯(言鹄立而望魏拯救也),乞依前恩,给臣精兵一万,送臣碛北,抚定荒民”。诏付中书门下博议,凉州刺史袁翻以为:“自国家都洛以来,蠕蠕、高车迭相吞噬,始则蠕蠕授首(谓佗汗也,事见一百四十七卷天监七年),既而高车被擒(谓弥俄突也)。今高车自奋于衰微之中,克雪仇耻,诚由种类繁多,终不能相灭。自二虏交斗,边境无尘,数十年矣,此中国之利也。今蠕蠕两主相继归诚(两主,谓阿那瑰、婆罗门),虽戎狄禽兽,终无纯固之节,然存亡继绝,帝王本务。若弃而不受,则亏我大德;若纳而抚养,则损我资储;或全徙内地,则非直其情不愿,亦恐终为后患,刘、石是也(谓汉徙胡羯于内地,至于晋世,卒阶刘、石之乱)。且蠕蠕尚存,则高车犹有内顾之忧,未暇窥窬上国;若其全灭,则高车跋扈之势,岂易可知!今蠕蠕虽乱而部落犹众,处处棋布,以望旧主,高车虽强,未能尽服也。愚谓蠕蠕二主并宜存之,居阿那瓌于东,处婆罗门于西,分其降民,各有攸属,阿那瓌所居非所经见,不敢臆度;婆罗门请修[1]西海故城以处之。西海在酒泉之北,去高车所居金山千余里(此西海非王莽所置西海郡之西海,但言在酒泉之北,则别有西海故城也。按北史蠕蠕传,西海郡,即汉、晋旧鄣。袁翻又曰:直张掖西北千二百里。又按《晋志》,汉献帝兴平二年,武威太守张雅请置西海郡于居延,盖此即汉、晋旧鄣也。金山形如兜鍪,其后突厥居金山之阳,即此山),实北虏往来之冲要,土地沃衍,大宜耕稼。宜遣一良将,配以兵仗,监护婆罗门,因令屯田,以省转输之劳。其北则临大碛,野兽所聚,使蠕蠕射猎,彼此相资,足以自固。外以辅蠕蠕之微弱,内亦防高车之畔援(《韩诗》云:畔援,武强也。郑玄云:跋扈也),此安边保塞之长计也。若婆罗门能收离聚散,复兴其国者,渐令北转,徙度流沙,则是我之外藩,高车劲敌,西北之虞可以无虑。如其奸回反复,不过为逋逃之寇,于我何损哉?”朝议是之。(卷149,页4667~4669)

[1]“西海”即今张掖北之居延泽。普通三年(522)

[二月]高车王伊匐遣使入贡于魏。夏,四月,庚辰,魏以伊匐为镇西将军、西海郡公、高车王。久之,伊匐与柔然战败,其弟越居杀伊匐自立。(卷149,页4670)普通四年(523)

[四月](于谨)后帅轻骑出塞觇候,属铁勒数千骑奄至(高车部,或曰敕勒,讹为铁勒),谨以众寡不敌,退必不免,乃散其众骑,使匿丛薄之间,又遣人升山指麾,若部分军众者。铁勒望见,虽疑有伏兵,自恃其众,进军逼谨。谨以常乘骏马,一紫一,铁勒所识,乃使二人各乘一马突阵而出,铁勒以为谨也,争逐之,谨帅余军击其追骑,铁勒遂走,谨因得入塞。(卷149,页4673)普通五年(524)

[八月]东西部敕勒皆叛魏,附于破六韩拔陵,魏主始思李崇及广阳王深之言。丙申,下诏:“诸州镇军贯(贯,籍也)非有罪配隶者,皆免为民。”(卷150,页4683)

[十月]魏广阳王深上言:“今六镇尽叛,高车二部亦与之同[1](高车自阿伏至罗与穷奇分为二部,所谓东、西部敕勒也),以此疲兵击之,必无胜理。不若选练精兵守恒州诸要(诸要,谓要冲之地),更为后图。”遂与李崇引兵还平城。崇谓诸将曰:“云中者,白[2]道之冲(以此观之,则魏之云中,汉之盛乐县,唐之振武军节度使治所,皆云山之阳),贼之咽喉,若此地不全,则并、肆危矣。当留一人镇之,谁可者?”众举费穆,崇乃请穆为朔州刺史(请,奏请也。时云中已改为云州。“朔”当作“云”)。贺拔度拔父子及武川宇文肱纠合乡里豪杰,共袭卫可孤,杀之;度拔寻与铁勒战死。(卷150,页4688)

[1]此“高车二部”似指居于漠南的东、西部敕勒。此处胡注将居于今新疆的高车国南、北二部混同于东、西部敕勒,误。

[2]“白道”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北,为河套东北地区通往阴山以北的山间要道。破六韩拔陵起义后,曾扼守此道,屡破魏军。普通六年(525)

[六月]长流参军于谨(长流参军,主禁防。从公府置长流参军;小府无长流,置禁防参军)言于广阳王深曰:“今寇盗蜂起,未易专用武力胜之。谨请大王之威命,谕以祸福,庶几稍可离也。”深许之。谨兼通诸国语,乃单骑诣叛胡营,见其酋长,开示恩信,于是西部铁勒酋长乜列河等将三万余户南诣深降(乜,虏姓也)。深欲引兵至折敷岭迎之(《通典》作“折敦岭”),谨曰:“破六韩拔陵兵势甚盛,闻乜列河等来降,必引兵邀之,若先据险要,未易敌也。不若以乜列河饵之,而伏兵以待之,必可破也。”深从之。拔陵果引兵邀击乜列河。尽俘其众。伏兵发,拔陵大败,复得乜列河之众而还。(卷150,页4705)

[十二月]初,敕勒酋长斛律金事怀朔镇将杨均为军主,行兵用匈奴法,望尘知马步多少,嗅地知军远近。及破六韩拔陵反,金拥众归之,拔陵署金为王。既而知拔陵终无所成,乃诣云州降,仍稍引其众南出黄瓜堆(《水经注》:桑乾水与武周水合而东南流,屈径黄瓜堆南,又东南流径桑乾郡北),为杜洛周所破,脱身归尔朱荣,荣以为别将。(卷150,页4709)普通七年(526)

[二月]魏西部敕勒斛律洛阳反于桑乾西(乾,音干),与费也头牧子相联结。三月,甲寅,游击将军尔朱荣击破洛阳于深井,牧子于河西(北河之西)。(卷151,页4711)大通二年(528)

[四月]荣先遣并州人郭罗刹、西部高车叱列杀鬼侍帝侧,诈言防卫,抱帝入帐,余人即杀邵及子正,又遣数十人迁帝于河桥,置之[1]幕下。(卷152,页4743)

[1]西部高车即西部敕勒,可见当时高车与敕勒为同义,但与丁零稍有区别,丁零一般指已从事农耕或汉化较深的高车人。中大通五年(533)

[正月]魏正光以前,阿至罗常附于魏(阿至罗,高车种也。《魏书》:孝静帝兴和三年,阿至罗国主副伏罗越君子去宾来降,封之为高车王)。及中原多事,阿至罗亦叛,丞相欢招抚之,阿至罗复降,凡十万户。三月,辛卯,诏复以欢为大行台(魏方罢诸行台,今复命欢以此职,以招抚阿至罗),使随宜裁处。欢与之粟帛,议者以为徒费无益,欢不从;及经略河西,大收其用(谓救曹泥及取万俟受[1]洛干时也)。(卷156,页4832)

[1]魏正光年(520~525)以前,高车国为联合北魏以对抗柔然,常向魏遣使朝贡。524年北魏发生六镇起义后国力衰弱,再无力牵制柔然汗国,高车国即停止了对北魏的朝贡。此即所谓“阿至罗亦叛”。至此时(533年),高车国亦衰。双方出于各自的需要,再次实现了联合。大同二年(536)[1]

[二月]东魏丞相欢令阿至罗逼魏秦州刺史万俟普,欢以众[2]应之。(卷157,4872)

[1]秦州,辖境相当今甘肃定西、静宁以南、清水县以西;陕西凤县、略阳,四川平武,及青海黄河以南、贵德以东地区。可见高车国的活动地域包括了河西走廊以北的草原地带,即今阿拉善旗和额济纳旗,可随时南下进入河西甚至陇右西部。

[2]534年后,北魏分裂为东、西魏,因西魏与柔然勾结较紧,故高车国与之关系不睦,而与东魏保持着友好朝贡关系。大同十一年(545)[1]

[二月]魏丞相泰遣酒泉胡安诺槃陀始通使于突厥。突厥本西方小国,姓阿史那氏,世居金山之阳,为柔然铁工。(李延寿曰:突厥,其先居西海之右,独为部落,盖匈奴之别种也,姓阿史那氏。后为邻国所破,尽灭其族。有一儿,年且十岁,兵人见其小,不忍杀之,乃刖足断臂弃泽中,有牝狼以肉饲之;及长,与狼交合,遂有孕焉。彼王闻此儿尚在,复遣杀之。使者见在狼侧,并欲杀狼。于时若有神物投狼于西海之东,落高昌国西北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男长,外托妻孕。其后各为一姓,阿史那其一也,最贤,遂为君长。故牙门建狼头纛,示不忘本也。或云:突厥本平凉杂胡,姓阿史那氏。魏太武灭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柔然。世居金山之阳,为柔然铁工。金山形似兜鍪,借(俗?)号兜鍪突厥,突厥因以为号。又曰:突厥之先出于索国,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谤步;兄弟七十人,其一曰伊质泥师都,狼所生也。此说虽殊,终狼种也。程大昌曰:金山,形如兜鍪。其俗谓兜鍪为突厥,因以为号)至其酋长土门,始强

[2]大,颇侵魏西边。安诺槃陀至,其国人皆喜曰:(“其国”之下当更有“国”字,属下句)“大国使者至,吾国其将兴矣。”(卷159,页4926)

[1]此处的“酒泉胡安诺槃陀”,当为安姓粟特人。

[2]“阿史那氏”原为西丁零的一部,因在蒙古草原的西北方,故称之为“西方小国”。其原始居地在叶尼塞河上游的谦河流域,与黠戛斯部为邻。当地富铁矿,阿史那部的人很早就以善冶铁而著称。以后,阿史那部越过阿尔泰山进入准噶尔盆地,居于吐鲁番西北的博格达山,继续以锻铁为业。5世纪前叶,柔然征服阿史那部,称之为“锻奴”。当时,阿史那部与中原王朝尚无直接接触,一些来自中亚的粟特人首先将他们的消息带到了中原,于是中原的西魏王朝根据粟特人的介绍,将他们称为突厥,并且错误地以为,突厥是“兜鍪”,即“战盔”的意思。而在8世纪突厥人所立的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等突厥文的碑文中,却是一律自称为Türk或Türük,是突厥语“强有力”的意思。这与其他铁勒人的自称完全相同。但为什么汉文史书将阿史那部铁勒人称为突厥呢?对于这个问题,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其中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最近由匈牙利学者哈玛塔(Harmatta)提出的。他认为“突厥”一词是根据粟特语所做的汉文音译。当时,粟特商人活跃于中原与西北之间,是他们首先将铁勒阿史那部的情况告诉了中原汉人。根据粟特语,Türk的复数读为Türüt,再音译为汉文,就成了突厥(哈玛塔《牟羽可汗碑考释》,载匈牙利科学院《东方会刊》1985年第39卷)。以后,人们以讹传讹,突厥成了阿史那氏铁勒部的专称,并把他们所建的汗国称为突厥汗国。而广义上的突厥,可以包括几乎所有的铁勒人。

简文帝

大宝二年(551)

[五月]铁勒将伐柔然,突厥酋长土门邀击,破之,尽降其众五万余落。土门恃其强盛,求婚于柔然,柔然头兵可汗大怒,使人詈辱之曰:“尔,我之锻奴也(突厥本柔然铁工,故云然),何敢发是言!”土门亦怒,杀其使者,遂与之绝,而求婚于魏,魏丞相泰以长[1]乐公主妻之。(卷164,页5069~5070)

[1]541年,高车国为柔然所灭,其余众仍居于阿尔泰山之南,至此,为阿史那氏突厥部所并。阿史那突厥部初至金山之阳时,仅五百家,并高车国余众后,始强,遂叛柔然。

元帝

承圣元年(552)

[正月]突厥土门袭击柔然,大破之。柔然头兵可汗自杀,其太子菴罗辰及阿那瓌从弟登注俟利、登注子库提并帅众奔齐,余众复立登注次子铁伐为主。土门自号伊利可汗,号其妻可贺敦,子弟谓之特勒(《考异》曰:诸书或作“特勤”。今从刘晌《旧唐书》及宋祁[1]《新唐书》),别将兵者皆谓之设。(卷164,页5077~5078)

[1]突厥人之“可汗”、“可贺敦”称号,皆袭自柔然。而这两个词最早可能源于鲜卑部落。参见周伟洲《敕勒与柔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157页。承圣二年(553)

[二月]突厥伊利可汗卒,子科罗立,号乙息记可汗(考异曰:颜师古隋唐《突厥传》云:“弟逸可汗立。”今从周书及北史),三月,遣使献马五万于魏。柔然别部又立阿那瓌叔父邓叔子为可汗(考异曰:《魏书》、《北史》蠕蠕传皆云“立铁伐为可汗”,突厥传皆云“立邓叔子为可汗”。盖诸部分散,各有所立也)。乙息记击破邓叔子于沃野北木赖山。乙息记卒,舍其子摄图而立其弟俟斤,号木杆可汗(为后佗钵卒、摄图争国张本。考异曰:《周书》作“木汗”,《隋书》作“俟斗木杆”。今从《北史》)。木杆状貌奇异,性刚勇,多智略,善用兵,邻国畏之。(卷165,页5097)

[十一月]己未,突厥复攻柔然,柔然举国奔齐。

癸亥,齐主自晋阳北击突厥,迎纳柔然,废其可汗库提,立阿那瓌子菴罗辰为可汗,置之马邑川,给其廪饩缯帛,亲追突厥于朔州,[1]突厥请降,许之而还。自是贡献相继。(卷156,页5107)

[1]所谓“贡献”者,实质上是前来贸易。

敬帝

绍泰元年(555)

[十二月]突厥木杆可汗击柔然邓叔子,灭之,叔子收其余烬奔魏。木杆西破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契骨,即唐之结骨。《唐书》曰:黠戛斯,古坚昆国,或曰居勿,或曰结骨。盖坚昆语讹为结[1]骨,稍号纥骨,亦曰纥扢斯)。威服塞外诸国。其地东自辽海,[2]西至西海,长万里,南自沙漠以北五六千里皆属焉。木杆恃其强,请尽诛邓叔子等于魏,使者相继于道,太师泰收叔子以下三千余人付其使者,尽杀之于青门外(长安城东出南头第一门曰霸城门,民见门色青,名曰青城门,或曰青门。秦东陵侯召平种瓜于青门外,即其地)。(卷166,页5140)

[1]嗒,当时居于今阿姆河流域。554年以后,突厥与波斯联合,东、西夹击嗒,经数年灭之,突厥遂以阿姆河与波斯为界。波斯王曾娶突厥木杆可汗女为妻。

[2]辽海,当为今渤海。西海,当为今咸海。太平元年(556)[1]

[九月]突厥木杆可汗假道于凉州以袭吐谷浑,魏太师泰使凉州刺史史宁帅骑随之,至番禾(番禾县,汉属张掖郡,魏分置番禾郡。如淳曰:番,音盘。隋废番禾郡为番禾县,属凉州,唐天宝三年,[2]改为天宝县),吐谷浑觉之,奔南山。木杆将分兵追之,宁曰:“树敦、贺真二城,吐谷浑之巢穴也,拔其本根,余众自散。”木杆从之。木杆从北道趣贺真,宁从南道趣树敦(树敦城,在曼头山北,吐谷浑之旧都也。周穆王时,犬戎树惇居之,因以名城。祭公谋父所谓“犬戎树惇,能帅旧德”者也)。吐谷浑可汗(章:十二行本“汗”下有“夸吕”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张校同)在贺真,使其征南王将数千人守树敦。木杆破贺真,获夸吕妻子;宁破树敦,虏征南王;还,与木杆会于青海(吐谷浑中有青海,周回千余里,海中有小山。每冬冰合,以良牝马置此山,至来春收之,牝马皆有孕,生驹,号为龙种,必多骏异,日行千里),木杆叹宁勇决,赠遗甚厚。(卷166,页5152~5153)

[1]凉州,今甘肃武威,突厥当沿武威北之石羊河穿越沙漠进入河西走廊。

[2]南山,即今祁连山。

陈纪

(公元563~588)

文帝

天嘉四年(563)

[九月]初,周人欲与突厥木杆可汗连兵伐齐,许纳其女为后,遣御伯大夫杨荐(《唐六典》曰:后周天官新置御伯中大夫二人,天子出入则侍于左右,大祭祀盥洗则授巾。武帝改御伯为纳言,盖侍中之职也。宣帝末,又别置侍中为加官)及左武伯太原王庆(左武伯,盖侍卫之官,注见后)往结之。齐人闻之惧,亦遣使求婚于突厥,赂遗甚厚。木杆贪齐币重,欲执荐等送齐。荐知之,责木杆曰:“太祖昔与可汗共敦邻好,蠕蠕部落数千来降,太祖悉以付可汗使者,以快可汗之意(事见一百六十六卷梁敬帝绍泰元年),如何今日遽欲背恩忘义,独不愧鬼神乎?”木杆惨然良久曰:“君言是也。吾意决矣,当相与共平东贼,然后遣女。”荐等复命(《考异》曰:《典略》在保定二年。按《王庆传》云,是岁乃兴入并之役。故置于此)。

公卿请发十万人击齐,柱国杨忠独以为得万骑足矣。戊子,遣忠将步骑一万,与突厥自北道伐齐,又遣大将军达奚武帅步骑三万,自南道出平阳,期会于晋阳。(卷169,页5236)

[十二月]周杨忠拔齐二十余城。齐人守陉岭之隘(《唐志》,代州雁门县有东陉关、西陉关。陉,音刑),忠击破之。突厥木杆、地头、步离三可汗以十万骑会之(木杆分国为三部:木杆牙帐居都斤山,地头可汗统东方,步离可汗统西方)。己酉,自恒州三道俱入。时大雪数旬,南北千余里,平地数尺。齐主自邺倍道赴之,戊午,至晋阳。斛律光将步兵(章:十二行本“兵”作“骑”;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三万屯平阳(拒达奚武之兵也)。己未,周师及突厥逼晋阳。齐主畏其强,戎服帅宫人欲东走避之。(卷169,页5237)天嘉五年(564)

春,正月,庚申朔,齐主登北城(晋阳北城也),军容甚整。突厥咎周人曰:“尔言齐乱,故来伐之。今齐人眼中亦有铁,何可当邪!”

周人以步卒为前锋,从西山下去城二里许。诸将咸欲逆击之,段韶曰:“步卒力势,自当有限。今积雪既厚,逆战非便,不如陈以待之。彼劳我逸,破之必矣。”既至,齐悉其锐师鼓噪而出。突厥震骇,引上西山,不肯战,周师大败而还。突厥引兵出塞,纵兵大掠,自晋阳以往七百余里,人畜无遗(谓晋阳以北七百余里)。段韶追之,不敢逼。突厥还至陉岭,冻滑,乃铺毡以度,胡马寒瘦,膝已下皆无毛;比至长城,马死且尽,截矟杖以归。(卷169,页5238)

[六月]是时,周人以前攻晋阳不得志,谋与突厥再伐齐。齐主闻之,大惧,许遣护母西归,且求通好,先遣其姑归。(卷169,页5242)

[八月]周遣柱国杨忠(章:十二行本“忠”下有“将兵”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会突厥伐齐,至北河而还(《水经》:河水东径沃野故城南,又北屈而为南河出焉。河水又北,迤西溢于窳浑县故城东,又屈而东流为北河,东径高阙南)。(卷169,页5242)

[九月]突厥寇齐幽州,众十余万,入长城,大掠而还。(卷169,页5243)

[九月]突厥自幽州还,留屯塞北,更集诸部兵,遣使告周,欲与共击齐如前约。闰月,乙巳,突厥寇齐幽州。

晋公护新得其母,未欲伐齐;恐负突厥约,更生边患,不得已,征二十四军及左右厢散隶秦、陇、巴、蜀之兵(二十四军,六柱国及十二大将军所统关中诸府兵也。安定公泰相魏,左右各十二军,并属相府。左右厢,禁卫兵也,兼有秦、陇、巴、蜀之兵,散隶于左右厢者)并羌、胡内附者,凡二(张:“二”作“三”)十万人。冬,十月,甲子,周主授护斧钺于庙庭;丁卯,亲劳军于沙苑;癸酉,还宫。[1](卷169,页5245)

[1]沙苑,在今陕西大荔县。

[十二月]杨忠引兵出沃野,应接突厥,军粮不给,诸军忧之,计无所出。忠乃招诱稽胡酋长咸在坐(此稽胡与离石稽胡同种,散居银、夏之间),诈使河州刺史王杰勒兵鸣鼓而至,曰:“大冢宰已平洛阳,欲与突厥共讨稽胡之不服者。”坐者皆惧,忠慰谕而遣之。于是诸胡相帅馈输,军粮填积。属周师罢归,忠亦还。(卷169,页5249)天嘉六年(565)

二月,辛丑,周遣陈公纯、许公贵,神武公窦毅、南阳公杨荐等(魏收志:朔州有神武郡,领尖山、树颓二县。《水经注》:树颓水出沃阳县东山下,西南流,右合诰升爰水。其水左合中陵川。后魏置神武郡于神武川,治尖山县,隋为神武县,属马邑郡)。备皇后仪卫行殿,并六宫百二十人,诣突厥可汗牙帐逆女。毅,炽之兄子也(炽时为柱国。周主既诛宇文护,以为太傅)。(卷169,页5249~5250)

临海王

光大二年(568)

[二月]突厥木杆可汗贰于周,更许齐人以婚,留陈公纯等数年不返(纯等逆女,见上卷文帝天嘉六年)。会大雷风,坏其穹庐,旬日不止。木杆惧,以为天谴,即备礼送其女于周,纯等奉之以归。[1]

三月,癸卯,至长安,周主行亲迎之礼(古者天子娶于诸侯,使同姓诸侯为之主。恒八年,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杜预注云:祭公来,受命于鲁,是也。周主行亲迎,与突厥为敌国之礼)。甲辰,周大赦。(卷170,页5273)

[1]当时突厥人信奉萨满教,萨满教敬天。

宣帝

太建四年(572)

[十二月]是岁,突厥木杆可汗卒,复舍其子大逻便而立其弟,[1]是为佗钵可汗。佗钵以摄图为尔伏可汗,统其东面;又以其弟褥但可汗之子为步离可汗,居西面(梁世祖承圣二年,突厥土门可汗卒,舍其子摄图,立其弟俟斗[斤],称为木杆可汗。褥但既佗钵之弟,盖小可汗也)。周人与之和亲,岁给缯絮锦彩十万段。突厥在长安者,衣锦食肉,常以千数。齐人亦畏其为寇,争厚赂之。佗钵益骄,谓其下曰:“但使我在南两儿常孝,何忧于贫”(在南两儿,谓尔伏,步离二人,所部分西北,皆南近中国)。

阿史那后无宠于周主(《考异》曰:《周书》曰:“后有姿貌,善容止,周帝甚敬焉。”按房玄龄《唐高祖实录》云:“武帝纳突厥女,陋而无宠,太穆皇后劝帝强抚慰之。”今从之),神武公窦毅尚襄阳公主(神武郡公,拓跋魏置神武郡于尖山),生女尚幼,密言于帝曰:“今齐、陈鼎峙(齐、陈及周,三国鼎峙),突厥方强,愿舅抑情慰抚,以生民为念!”帝深纳之(此女后适李渊,是为唐高祖窦皇后)。(卷171,页5314~5315)

[1]突厥汗位,实行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制。太建五年(573)

[十二月]是岁,突厥求婚于齐。(卷171,页5332)太建九年(577)[1]

[二月]绍义还保北朔州周东平公神举将兵逼马邑(神举,即宇文神举),绍义战败,北奔突厥,犹有众三千人。绍义令曰:“欲还者从其意。”于是辞去者太半。突厥佗钵可汗常谓齐显祖为英雄天子,以绍义重踝,似之(腿两旁曰内外踝),甚见爱重;凡齐人在北者,悉以隶之。(卷173,页5375)

[1]绍义,北齐定州刺史。577年北齐亡。

[二月]周师之克晋阳也(克晋阳,见上卷上年),齐使开府仪同三司纥奚永安求救于突厥,比至,齐已亡。佗钵可汗处永安于吐谷浑使者之下(纥奚,虏复姓。魏收《官氏志》:北方诸姓有纥奚氏),永安言于佗钵曰:“今齐国已亡,永安何用余生!欲闭气自绝,恐天下谓大齐无死节之臣;乞赐一刀,以显示远近。”佗钵嘉之,赠马七十匹而归之。(卷173,页5376)太建十年(578)

夏,四月,庚申,突厥寇周幽州,杀掠吏民。

戊午,樊毅遣军渡淮北,对清口筑城。壬戌,清口城不守。

五月,己丑,周高祖帅诸军伐突厥(周主以是役殂于军中,故书其庙号),遣柱国原公姬愿(原,古国名)、东平公神举等将兵五道俱入。(卷173,页5387)

[五月]齐范阳王绍义闻高祖殂,以为得天助。幽州人卢昌期,起兵据范阳(《五代志》:幽州治蓟城涿县,旧置范阳郡),迎绍义,绍义引突厥兵赴之,周遣柱国东平公神举将兵讨昌期。绍义闻幽州总管出兵在外,欲乘虚袭蓟,神举遣大将军宇文恩将四千人救之,半为绍义所杀。会神举克范阳,擒昌期,绍义闻之,素衣举哀,还入突厥。(卷173,页5389)

[十一月]突厥寇周边,围酒泉,杀掠吏民(《五代志》:张掖郡福禄县,旧置酒泉郡)。(卷173,页5391)太建十一年(579)

[五月]突厥寇周并州。六月,周发山东诸民修长城(修齐所筑长城也。齐筑长城,见百六十六卷梁敬帝太平元年)。(卷173,页5398)太建十二年(580)

[二月]戊午,突厥入贡于周,且迎千金公主(周许以千金公主[1]妻突厥,事始上卷上年)。(卷174,页5404)

[1]所谓“入贡”者,纳聘礼也。

[五月]坚恐诸王在外生变,以千金公主将适突厥为辞,征赵、陈、越、代、滕五王入朝(五王就国,见上卷上年)。(卷174,页5409~5410)

[六月]周遣汝南公神庆、司卫上士孙长晟(汝南,古郡名)送千金公主于突厥。晟,幼之曾孙也(按《隋长孙晟传》及《唐宰相世系表》,晟,长孙稚之五世孙。稚,字幼卿。生子裕,子裕生绍远,绍远生览,览生敞,敞生炽,炽生晟,非曾孙也。若书稚字,“幼”下亦阙“卿”字)。

又遣建威侯贺若谊(建威县侯。《五代志》:建威县属武都郡)赂佗钵可汗,且说之以求高绍义。佗钵伪与绍义猎于南境,使谊执之。谊,敦之弟也(贺若敦,弼之父也)。秋,七月,甲申,绍义至长安,徙之蜀;久之,病死于蜀。(卷174,页5415~16)太建十三年(581)

[十二月]突厥佗钵可汗病且卒,谓其子菴逻曰:“吾兄不立其子,委位于我(事见一百七十一卷太建四年。《隋书突厥传》作‘庵罗’)。我死,汝曹当避大逻便(大逻便者,木杆之子。杜佑曰:突厥以勇健者为‘莫贺弗’,肥麄者为‘大逻便’。大逻便,酒器也,似角而麄短,体貌似之,故以为号。此官特贵,唯其子弟为之)。”及卒,国人将立大逻便。以其母贱,众不服;菴逻实贵(《隋书》作“庵罗母贵”,当从之),突厥素重之。摄图最后至,谓国人曰:“若立菴逻者,我当帅兄弟事之。若立大逻便,我必守境,利刃长矛以相待。”摄图长,且雄勇,国人莫敢拒,(摄图为小可汗,统东面部落,又逸可汗之子,故长)竟立菴逻为嗣。大逻便不得立,心不服菴逻,每遣人詈辱之。菴逻不能制,因以国让摄图。国中相与议曰:“四可汗子(四可汗,谓逸可汗及木杆可汗、褥但可汗、佗钵可汗),摄图最贤。”共迎立之(《考异》曰:《隋突厥传》云:木杆在位二十年卒,佗钵在位十年卒。按《周传》,魏废帝二年,三月,科罗献马,木杆犹未立。建德二年,佗钵献马。然则木杆以承圣二年立,太建四年卒,佗钵以其年立,十三年卒也),号沙钵略可汗,居都斤[1]山。菴逻降居独洛水,称第二可汗(都斤山、独洛水,皆突厥中地名。第二可汗,言其位次沙钵略也)。大逻便乃谓沙钵略曰:“我与尔俱可汗子,各承父后。尔今极尊,我独无位,何也?”沙钵略患之,以为阿波可汗,还领所部。又沙钵略从父玷厥,居西面,号达头可汗。诸可汗各统部众,分居四面。沙钵略勇而得众,北方皆畏附之。[2][3]

隋主既立,待突厥礼薄,突厥大怨。千金公主伤其宗祀覆灭,日夜言于沙钵略,请为周室复仇(周遣千金公主嫁突厥,见上卷十二年)。沙钵略谓其臣曰:“我,周之亲也。今隋主自立而不能制,复何面目见可贺敦乎!”(突厥之君长称可汗,其妻称可贺敦)乃与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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