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风险管理的新视角(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黄志凌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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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风险管理的新视角试读：

按照现代经济学理论，金融交易的核心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金融交易的这一特征，内在地对信息对称性具有很高的要求，尤其是对交易对手的信用状况和履约能力的识别要求更高。但金融交易实践中，信息往往是不对称的，从而交易活动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就是所谓的风险。

面对风险，人们有三种可能的选择：一是回避，但完全回避风险，也就不存在金融交易了；二是无视风险，听天由命，这是一种赌博行为，而非科学意义上的金融交易；三是经营风险，亦即深刻了解风险在哪里，准确计量风险有多大，并进一步通过交易结构的设计来合理安排风险，通过合理的定价来有效覆盖风险，通过资本来承担风险。第三种选择，就是所谓的主动选择风险和积极经营风险的管理理念。

一、风险管理理念的演进与实践探索

积极主动的风险管理，已经成为国际领先银行普遍接受的理念并付诸日常的经营管理活动。但迄今为止，国内银行往往更习惯于或不自觉地脱离业务经营来谈风险管理，在风险管理战略、管理理念、管理工具和方法等方面均与积极主动的风险管理有较大差距，具体体现为以下几点：就驱动因素而言，风险管理的动力更主要是外生的（例如监管要求等），缺乏充分的内生机制；就风险管理理念而言，将风险看成是负面因素，片面追求风险最小化；就风险管理战略而言，习惯于采取被动防御的战略，主要使用事先回避的手段应对风险；就目标市场选择而言，习惯于定位在无风险或者极低风险的市场（获得的收益也是比较低的），风险控制优先于业务发展；就风险管理系统而言，信息系统落后，主要依赖手工操作；就风险计量技术而言，过分侧重于定性分析，缺乏成熟的定量技术支持；就风险管理工具而言，主要采用规模指标实施直接控制；就风险管理的重点而言，主要是单项交易的风险控制，缺乏组合管理的意识和工具。

在长期的国有专业银行体制时期，中国银行业本身缺乏真正的风险管理概念，其直接后果就是坏账负担沉重、恶性案件频发。在这种情况下，监管部门代表国家，引导和推动商业银行开展风险管理反而是合乎逻辑的选择。由于利率、汇率都处于管制状态，商业银行没有所谓的“市场风险”，风险管理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快减少不良贷款并建立起有效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机制；同时，受技术条件限制，商业银行缺乏先进的风险管理信息系统支撑，也没有足够的风险计量能力，管理风险的手段相当有限。因此，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活动的中心就是建章立制，并保证银行的经营管理活动符合这些政策制度的要求。这种如今看起来较为原始的风险管理模式，在国内银行风险意识淡薄、基础管理薄弱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各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数量开始大幅度减少，风险管理政策制度和组织框架得以建立。但是，这种被动防御式的风险管理，是以牺牲市场换取风险最小化，在控制风险的同时也束缚了自己的竞争力。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先进风险管理理念的引入，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基础平台不断更新换代，风险计量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于是，部分商业银行开始逐步改变过去那种拒绝风险的态度，尝试平衡业务发展和风险控制的关系。由于商业银行仍以存贷款业务为主体，其业务活动具有两个特点：一是贷款发放是以信贷授权链条为依托，在各业务单位分散开展；二是受市场环境和技术手段的限制，银行在贷款发放之后通常持有到期。不难发现，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实质上仍然是被动地接受各业务单位经营活动所产生的风险。贷款缺乏流动性，只能寄希望于贷款发放之前能够挑选好资产；保证各业务单位在分散的信贷审批中都能够找到好资产的办法，就是设定统一的风险边界即实行边界管理，以期实现风险可控条件下的利润最大化。在边界管理模式下，管理者不再以回避的态度来管理风险，而是划定可接受风险的边界，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如何保证风险边界的设定获得共识，成为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关键。在缺乏风险计量技术有力支撑和充分基础信息的条件下，风险边界往往是模糊的，容易影响经营活动的效率。从目前的实践看，这个问题已经比较严重地困扰着国内商业银行。

21世纪迅猛发展的金融市场，要求商业银行具备更高的风险管理能力以适应市场的需求，同时也为商业银行进行风险管理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例如，商业银行可以通过银团贷款、资产证券化等方式分散风险；可以通过贷款出售、购买信用保险的方式转移风险；还能够利用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对冲风险。与此同时，信息技术的进步和风险计量技术的成功应用，大大提高了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能力。例如，商业银行可以利用内部评级系统，准确地测算客户违约概率（probability of default，PD）、债项违约损失率（loss given default，LGD）等关键风险参数，由此提高客户区分能力、产品定价能力和服务响应能力。外部环境空间的扩展和内部管理精细化程度的提高，为商业银行实施以风险偏好为核心的积极主动风险管理创造了条件。

风险偏好（risk appetite）是体现银行整体风险管理战略的核心指标。建立一套规范的风险偏好体系，能够保证整个银行最大程度地获得风险调整后业绩表现（risk-adjusted performance），帮助高管层提高对不同业务风险程度的控制和协调能力。战略层面的风险偏好，明确了银行实施各个层次、各个环节、各个业务单元风险管理所要遵循的总体原则；进而，通过风险政策这一载体细化分解，具体体现为经营层面的风险偏好，即对行业、区域、客户、产品的具体选择。在明确的风险偏好指导下、立足于资产组合积极管理基础上进行的对各类风险敞口的主动安排，真正体现了银行经营风险的本质。与其说经营风险是银行的命运或天赋使命，不如说是一种现实的选择。《财富》杂志连续数十年的研究得出结论，几乎所有的行业中，基业常青的百年老店都具有优秀的风险管理能力，都是主动前瞻型而不是被动反应型，并保持了较高的赢利性，而这一点在银行业表现得尤为明显。领先银行一般都是通过对目标市场进行深入分析和选择，对银行各类风险进行整合，对敞口进行主动安排，将风险控制在可以接受的程度，使风险可预见、可控制、可接受、可应对，从而保持银行的创新发展和稳定赢利。

二、科学经营风险是银行的核心价值观

归纳银行风险管理活动与业务经营活动之间的不同观点，形成了对立论、依附论和统一论三种不同认识，进而形成三种不同的银行实践。

在对立论指导下，银行的风险管理与业务经营被看成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活动，在实践中体现为片面强调风险控制或者片面强调业务拓展的倾向。有的银行片面强调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将风险等同于损失，将风险片面看成是负面因素。在这种思路引导下，往往倾向于选择以规避风险、杜绝风险为目的的消极防御型管理策略，因而在防范风险的同时，也放弃了收益。有的银行则走向另外一种极端，片面强调业务经营的重要性，强调市场拓展，以“追求市场占比、当期利润最大化”为指导思想，形成以冒进盲动为特征的经营管理模式。尽管赢得了大量的客户，但同时也容易给银行积累巨大的风险，甚至超出银行的承受能力，导致破产关闭。

在依附论的指导下，银行倾向于将风险管理看成是为业务经营服务的手段，实际上形成口头重视但事实忽略风险管理的倾向。有的银行尽管形式上承认风险管理在银行经营管理活动中的重要性，没有将风险管理和业务经营简单对立起来，但实质上仍然将风险管理与银行日常经营管理看成是两类不同性质的活动。既然是两类不同性质的活动，那么就必然需要回答，“谁是主要矛盾”、“谁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就是要回答风险管理和业务经营究竟“谁决定谁”。最终，可能会得出“根据业务经营需要开展风险管理”的结论，在实践中造成口头重视风险管理、实际重视业务经营的结局，导致风险管理和业务经营“两层皮”。

统一论认为，应当而且必须将银行风险管理与日常经营管理有机融合起来，真正树立“主动选择、积极安排、全员参与、全流程管理”的理念。从认识论上看，统一论认为风险管理本身就是银行的核心经营管理活动，坚持了风险管理与业务经营的一重性。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银行在有效识别风险、准确计量风险的基础上，将风险与收益相平衡作为开展风险应对决策的依据，不再将风险看成“洪水猛兽”，而是以获取风险经营回报为目的，采取“主动选择、积极防御型”的风险管理策略，主动选择有利可图的目标风险，合理安排风险结构，积极实施风险转移、分散或对冲，通过有效定价获得风险补偿，以强有力的风险管理为依托，既将风险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又争取获得超额回报，真正扮演金融风险管理者角色。

其实，从银行的早期形态看，承担风险管理的社会分工，在为普通工商企业的生产经营提供便利的过程中管理好银行自身的风险，就是银行产生的根源。钱币兑换商、存款银行和票据经纪商是意大利早期现代银行的三种常见形态，它们的出现对于降低国际贸易风险、促进生产经营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例如，钱币兑换商承担货币兑换职能，方便了各国商人进行商品货币交割，大大降低货币种类繁杂可能引发的风险。又如，存款银行吸收商人交存的各种贵金属钱币并发出收据，这种收据代表了一种标准货币，大大减少各种不同货币由于面值差异、成色差异、贬损差异等因素造成的折算困难，受到商人的欢迎。再如票据经纪商为各国商人提供账簿服务，大大降低资金支付划转的风险。

尽管银行的形态不断演化，但是为客户提供风险管理服务的核心功能总是随着时间推移逐步强化。从现代银行的发展历程看，不同时期的商业银行依托新的理论，遵循新的策略，使用新的技术，采取新的组织框架，提供新的产品，表现出不同的形态，但是从根本上看，这都是为了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满足客户风险管理的需要而出现的。例如，早期的银行遵循“真实票据主义”，运用商业票据贴现，主要为工商企业解决短期生产经营性资金融通和清算等方面的风险管理服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银行遵循“预期收入理论”，开发固定资产贷款产品，为工商企业扩大再生产引发的资金流波动风险提供管理服务。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汇率和利率波动的风险日益提高，银行开始运用衍生金融工具，为客户提供利率风险管理和汇率风险管理服务。正是由于承担了普通工商企业所不愿意承担的风险，银行才能够在社会分工中获得立足之地。换句话说，不承担风险，银行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这是银行与普通企业的重要差别。

面对风险，银行应有所为、有所不为。银行是经营风险的特殊企业，但是以风险为经营对象并不意味着银行可以不加选择地承担所有类型的风险，更不代表银行承受风险的规模越大越好。面对风险，银行要考虑自身的资本实力、股东期望、监管要求和管理特长，既要有所作为，通过吸收风险、管理风险来承担社会分工职能；更要有所不为，控制好风险承担的总量和类型。“选择风险—安排风险—消化风险”是银行风险经营的主要内容。首先，银行根据一定的标准吸收风险，有选择地将外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风险内部化。在社会专业化分工中，管理这些普通工商企业和家庭所无法有效管理的风险，成为银行的社会经济功能，也成为银行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其次，银行根据不同类型风险的不同特征，采取不同的管理策略，利用风险转移、风险补偿、风险缓释和风险对冲等一系列途径和手段，主动安排风险，并通过科学合理的风险安排获取风险溢价。最后，银行还必须依托合理的风险管理组织体系、先进的风险管理工具，控制那些无法有效转移或对冲的剩余风险，通过降低银行的预期损失水平，降低风险成本，从风险管理中获取收益。因此，银行经营风险的过程就是价值创造过程，而风险回报平衡能力则是银行核心竞争力的根本体现。

三、风险选择是确定自身合格目标风险的过程

风险选择是银行立足经营环境，遵循风险偏好，着眼管理资源，以贴近市场的客户关系管理为载体，以长期可持续的价值创造为目标，按照“能够承担、可以获利、擅长管理”的基本要求，确定自身合格目标风险的过程。（一）风险选择是安全性选择，“能够承担”是基本前提

风险选择首先应该是安全性选择，要选择银行能够承担的风险，摒弃那些虽然可能给银行带来可观利润但自身无法承担的风险。2007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教训，金融机构的倒闭无一例外都因承担的风险敞口超越了自身管控水平。

能够承担包括三个层面的内涵：一是在风险总量上不能超越银行的资本实力，只能在既定的风险容忍度内开展风险选择；二是组合层面上要控制好风险集中度，必须做好区域、行业、客户、产品、期限等重要比例关系的合理规划，要能够承受系统性风险的冲击；三是在单项交易层面上要确保交易活动顺利完成，对客户对象的考察要首先着眼于能否安全归还本息。（二）风险选择是价值选择，“可以获利”是最终目标

银行的风险经营是银行依托风险识别和计量能力，在以客户和产品为载体的众多风险之中，筛选出能够识别、可以计量、有利可图的部分，采取风险补偿、风险转移、风险缓释、风险对冲、风险控制等措施，通过合理有效的风险安排获取风险溢价（risk premium）。从这个意义看，风险经营是价值创造的过程，风险选择是价值贡献的选择。值得指出的是，所谓风险溢价，不是简单的息差概念，而是银行在各项收入中扣除资金成本、营运成本、税务成本、风险成本（包括预期损失和非预期损失）之后所得到的剩余。因此，是否有利可图不能简单观察账面收入。

在目前国内经济环境下，四类客户对银行的价值贡献相对较大：一是信贷金额大的；二是谈判地位弱、贷款利率高的；三是所使用银行产品附加值较高的；四是所使用银行产品种类多的。利差收入是现阶段银行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信贷规模和利率水平决定了客户价值贡献的高低。但是，从长远发展看，单纯依靠做大规模或提高利差来获利的经营模式将越来越受到限制。除了为客户提供更高附加值的产品、更丰富的服务手段之外，银行还应当着眼于依托先进的风险管理工具、提升风险管理的精细化水平，通过降低风险成本来提高客户的价值贡献，更加充分地发挥风险管理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三）风险选择是优势选择，“擅长管理”是必要条件

银行以经营风险为生，但不同银行驾驭风险的能力则有很大差异。面对同样的客户，由于风险识别能力、风险计量水平、风险安排技巧的差异，银行获取风险溢价的能力不尽相同，所以必须着眼于自身优势，将擅长管理作为开展风险选择的必要条件。

一是要着眼于专业技能。要经营好目标风险，必须掌握管理技能，拥有专业化队伍，完成政策制度准备。也就是说，某一领域里的专门人才、成熟规范的管理制度以及在此领域具有竞争优势，是开展风险选择的重要考虑因素。

二是要着眼于客户基础。了解市场、理解客户是银行开展客户服务的前提。对于长期往来的客户，银行更易于理解其风险特征，更善于把握其风险控制要点。

三是要着眼于业务特色。金融产品是联系银行与客户的纽带，业务特色是银行服务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的集中体现。例如，中国银行以国际结算业务吸引进出口企业，工商银行以人民币清算业务吸引国内工商业企业，外资银行凭借理财产品吸引高端个人客户。银行应该尽快形成和巩固自身业务特色，以此确定风险选择重点。

四、风险选择要与风险安排相结合

风险选择与风险安排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能孤立地看待某一方面而厚此薄彼。只有糅合了风险安排的风险选择，才是有效的风险选择，才能真正为银行带来利益。比如，银行习惯上把信用评级高的客户当做“好”客户，也热衷于选择“好”客户，甚至认为抓住“好”客户就进了保险箱。实际上，信用评级只是客户选择的依据之一，真正的选择决策还必须依靠风险安排。一个客户能否为银行带来风险溢价，关键要看银行的风险安排是否科学。就这个意义而言，风险选择不能替代风险安排。

就授信业务而言，当面对具体客户时，银行不仅要回答“贷不贷”，还要回答“贷多少”、“怎么贷”。前者是风险选择问题，后者则是风险安排问题。从实践看，如果风险敞口大小合适、风险期限长短合理、风险缓释有备无患、风险要素控制得当，银行获取风险溢价就有了坚实保障；反之，如果银行仅仅关注客户的高信用评级而忽略了风险安排的合理性，这样的“好”客户带给银行的很可能是损失。因此，立足客户风险敞口、风险机理、损失分布、控制要点等特征，安排好具体交易的风险结构与选择“好”客户同样重要。

人们对于风险安排的理解，往往局限于交易结构的安排上，包括数量、期限以及风险缓释（抵押等）等结构的安排。实际上，从积极主动的风险经营的角度，风险安排还有更深层的含义。（一）通过风险分散解决集中性问题

风险分散是指通过多元化的投资来分散和降低风险的办法。“不要将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再好吃的东西也不能被撑死”等就是这个策略最通俗的解释。风险过度集中是银行经营中面临的突出的现实问题，甚至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怎样分散风险对于银行经营管理具有重要意义。通常来看，风险分散有以下几种途径：一是银行业务模式多样化，既要发展信贷业务，也要发展资金业务，还要发展非息差收入的其他金融服务，防止对信贷业务的过度依赖；二是银行信贷业务多样化，要合理搭配各种类型、不同期限的信贷产品；三是银行授信对象多样化，不应集中于同一性质（甚至同一国家）的借款人，采用客户、行业、区域等限额管理的办法，防止单一因素波动对银行造成重大冲击；四是银行负债业务应当多样化，要更多地通过大量汇集不同储户的短期、小额存款筹集资金，防止少数客户资金大规模转移对银行造成的流动性风险。（二）通过风险对冲解决相关性问题

对于集中度风险，商业银行和监管当局都比较关注，但对于相关性风险，人们往往忽视它的存在。举个例子，100个鸡蛋放在10个篮子里，好像是风险分散了，但如果10个篮子系在同一条绳子并悬在房梁上，一旦绳子断裂，10个篮子的风险与1个篮子的风险至少是一样的，甚至更大。解决相关性问题的基本方法就是风险对冲。简单来说，风险对冲是一种反向操作，是通过投资或者购买与标的资产收益波动负相关的某种资产或者衍生品，来冲销标的资产潜在损失的一种风险管理策略，是管理利率、汇率等市场风险非常有效的办法。近年来，随着信用衍生产品的发展，风险对冲也被用来管理信用风险。

金融机构的风险对冲，可以分为自我对冲和市场对冲两种类型。所谓自我对冲，是指金融机构利用资产负债表或者某些具有收益负相关性质的业务组合本身所具有的对冲特性，来对冲风险。市场对冲是指以同交易对手叙做衍生产品交易的方式对残余风险进行对冲。（三）通过支付兑价或让渡收益转移风险

风险转移是指通过购买某种金融产品或采取其他合法的风险安排技术，将风险转移给其他经济主体的风险管理方式。风险转移不是嫁祸于人，不涉及商业道德问题，而是正常的风险安排技术。由于每个人的风险偏好不同，对风险的判断能力不同，对风险的管理能力也不同，因而会作出风险吸纳与否的不同决策。尽管商业银行是专门经营风险的，但每一家商业银行都有自己的风险偏好，都有自己的风险管理专长，一旦出现与风险偏好和管理专长有出入的业务，商业银行一般都会通过支付兑价或让渡部分收益来锁定风险。

风险转移通常有以下几种常见的方式：一是购买保险。银行通过投保，以支付保费为代价，将风险转移给承保人。当保险人发生风险损失时，由承保人按照合同约定给予经济补偿。二是第三方提供担保。当风险事件发生时，银行可以向第三方求偿，实际上将借款人的信用风险转移给了担保人。三是利用资产证券化，采取“发起—出售”策略，将存在风险的资产，通过打包卖给愿意承担风险的其他市场主体，实现风险转移的目标。（四）通过科学定价实现风险补偿

风险补偿主要是指通过科学定价对不得不承担的风险进行合理补偿。对于那些无法通过风险分散、对冲或转移进行管理，而又无法回避、不得不承担的风险，银行可以采用提高风险回报的方法，获得承担风险的价格补偿。例如，银行在贷款定价中，对于那些信用等级较高，而且与银行保持长期合作关系的优质客户，可以给予优惠利率；而对于信用等级低于一定级别的客户，商业银行可以在基准贷款利率的基础上进行上浮。

对于银行而言，风险的合理定价是风险管理的重要方面。如果风险定价过高将使得自身业务丧失竞争力，从而造成业务萎缩并阻碍长期发展。如果风险定价过低可能导致自身所承担的风险难以获得足够的补偿，最终侵蚀银行资本。（五）通过风险控制的预先安排，降低风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和风险损失的严重程度

在损失发生之前，银行对所面临的风险种类和性质、风险事件发生的原因、风险损失形成的过程，对可能产生的影响及其程度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采取防范措施，以防止损失实际发生，或者降低损失发生的可能性和严重性，将风险控制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风险控制是一种传统的策略，在银行风险管理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操作风险、法律风险等风险类型，不仅难以量化管理，也无法通过市场进行转移或者对冲，风险控制策略就显得尤其重要。

五、风险经营需要借助先进工具来实现

还必须看到的是，无论是主动的风险选择还是积极的风险安排，都必须有相应的管理工具作支撑。具体而言，拥有先进的风险识别工具，能够更有效而及时地揭示风险，有利于把握市场先机；拥有先进的风险计量工具，能够更准确地为风险定价，有助于银行寻找有利可图的风险对象；拥有先进的风险监控工具，有利于及时发现客户的风险预警信号，迅速采取风险处置行动；拥有先进的风险控制工具，能够促使银行采取正确的控制措施，帮助银行降低风险成本；拥有先进的风险决策工具，有利于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风险交易结构，提高风险管理溢酬。

如上文所言，积极主动风险管理的首要工作是明确风险战略和偏好。风险偏好只有借助于风险计量工具，才能实现定量化的表达，才易于规划、实施和控制；通过经济资本的定量分配，体现风险约束和风险引导观念，实现风险战略和偏好的层层传导，使各级机构、条线更为深刻地认识到经营面临的风险责任；依靠先进的计量工具，分析和挖掘客户、产品、渠道特征，从而制定精细化的风险政策，既确保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控制在容忍范围内，又支持业务规模的合理、快速发展。

为支持客户服务精细化水平的提升，风险计量工具可以实现对客户群体的细分，对于不同客户群体的信用行为特征进行科学预测，这为研究客户生命周期的金融需求提供了关键基础。只要银行管理者确定某种潜在需求带来的收益高于预期风险，就可针对这种需求定制产品，并做定向营销，从而体现了客户策略的精细化水平。

为了达到组合管理的目标，必须借助风险计量工具计算组合风险水平，即有效解决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单个资产自身的风险对组合风险的影响，二是资产之间的相关性对组合风险的影响。将两方面信息相结合，可以判断资产组合是否合理、有效地分散风险。同时，借助组合计量结果提供的风险结构信息，允许在控制风险总量的情况下，通过结构调整，增加优质资产占比，从而进一步扩大业务规模，有效地避免了传统配置手段中主观因素过多、刚性指标缺乏灵活性等问题。

在绩效考核中如何平衡风险和收益、如何平衡即期利益和远期利益，是困扰银行精细化管理的难题。借助风险计量工具，可以在机构、产品、客户等不同的纬度科学衡量经济增加值（economic value added，EVA）、风险调整后资本收益（risk-adjusted return on capital，RAROC）等指标，这种充分考虑风险基础上的综合考核更科学、更客观，能够避免短期行为对长远发展的不利影响。通过对风险收益的精细测算，避免出现过分强调发展而忽视风险和过分强调风险防范而遏止发展两种极端倾向，在风险计量工具的支持下，决策过程综合考虑了风险、收益、成本、规模的协同效应，确保业务快速、稳健发展。在此前提下，风险收益平衡的观念可以真正变成经营风险的科学实践。

本文集反映了作者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间的思考和探索，并非简单的工作总结，而是从一个侧面记录了一位职业经理人对金融风险认知的变化过程和对管理路径的探索过程：从被动承担风险、事后处理风险向主动选择风险、积极管理风险的转变过程；从“外科手术”式的宏观应对向有效的宏观监管与微观经营并重的转变过程。这诚然是一个艰辛、痛苦的过程，犹如在迷雾中寻找前行的道路，有波折，也有反复，但我们终于从一个新的视角看到了曙光，看到了希望，感悟到了未来中国金融风险管理的发展趋势。第一编金融转换时期的风险分析与宏观应对(1)1.转轨中暴露的风险与 风险包围中的转轨

任何经济活动都存在着风险，从古至今几乎找不到没有风险的经济活动。就银行业而言，一方面，其经营活动充满着风险；另一方面，其本身还具有化解风险的功能。在西方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防范和化解风险一直都是银行家念念不忘的一本“圣经”。在过去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中，我国银行风险虽然始终是存在的，但由于体制、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原因，这种风险被计划经济紧紧包裹着，我们几乎感觉不到有什么风险能危及银行的生存，“风险”这一古老的经济词汇快要从我们的记忆中抹去了。而在90年代初，我们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专业银行在一夜之间转变成国有商业银行时，我们才突然发现银行所面临的风险是如此巨大，而且近年来还呈现不断加大的趋势，与此同时，防范和化解风险的能力又是如此的软弱。

一、目前国有商业银行的致命风险

客观冷静分析与评估形势是我们进行战略选择的前提。银行风险从总体上分为“可抗拒风险”和“不可抗拒风险”。不可抗拒风险一般为外部风险，譬如重大自然灾害、战争、政变、国际性金融危机等。可抗拒风险分为外部可抗拒风险和内部可抗拒风险，其中外部可抗拒风险虽然来自于外部，但在自身制度与机制健全的情况下是可以避免或分散的，主要包括政策风险、市场风险、社会风险等；内部可抗拒风险主要包括自身业务经营风险以及与此相关的经营管理制度、经营管理体制、人员等风险。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国有银行既没有经营自主权，也没有经营责任，也就谈不上什么经营风险了。如果说银行当时有什么生死存亡风险的话，那么这种风险几乎是全部来自于政府的外部风险。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银行商业化改革的深入，外部不可抗拒风险是可以控制的。政策、市场、社会等外部风险，近年来虽呈不断增大趋势，但由于目前国有商业银行的国有性质、国家级信誉、特有的网络系统和承担政策性任务的政策补偿，因而还处于可以承受范围之内。真正使我们感到害怕的是自身存在的巨大经营风险以及内在的抗风险能力弱化问题。

翻开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目前的可赢利资产主要是信贷资产。只要信贷资产质量较高，不出大的问题，能正常循环周转，灾难性的风险就不会发生。但我们目前恰恰是这方面的情况不妙。从动态上来看，1993年以来，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几乎是每年都以翻番的速度上升；从结构上来看，“双呆”贷款在全部不良贷款中超过1/4，其中的呆滞贷款估计有一半以上属于事实上的呆账贷款，而一般逾期贷款中，估计也有至少一半左右属于事实上的“双呆”贷款。如果这种估计基本符合事实的话，国有商业银行现有的“双呆”贷款存量远远超过实收资本金。应该看到，这种基于现有统计数据推导出来的信贷风险情况还不是银行信贷风险的全貌，还有一些因素没有加进去。

譬如，固定资产贷款都是中长期的，许多贷款已经是事实上的不良贷款，但由于贷款尚未到期，在账面上还反映不出来；还有一些贷款已经属于不良贷款，但由于采取展期的方式处理，目前的统计上也不能充分体现；当然，还有个别分支机构为了完成上级行下达的信贷资产质量指标，人为调账，或者故意漏报、瞒报。如果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风险将大到惊人的地步。

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风险不仅表现在信贷资产上，还表现在投资性资产上。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在“八五”期间，国有商业银行的投资性资金运用连年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虽然我们从资产负债平衡表上看到的投资性资产并不很大，但是如果将隐藏在其他科目、具有投资性的资产运用加起来，则它在量上恐怕仅次于信贷资产。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投资性资产的质量，除了持有的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券以外，其余都比信贷资产质量差。运用到自办实体的数以千亿元计的投资性资产和由此形成的几千亿元的负债，各级分支机构附属公司搞了上千亿元的股本投资，数万亩土地和数以千万平方米的房地产，以及几十亿美元的海外投资，还有被迫留在手里的大量企业债券，这些都处在高风险状态，将要形成的损失也是难以估计的。

过去我们总以为银行经营风险来自于资产经营风险，然而在近年来的实践中却发现，不仅银行资产业务有风险，而且负债业务同样充斥着巨大风险，甚至过去认为是零风险的中间业务，也经常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经营风险。其中有些风险造成的损失并不比正常资产经营风险损失小。

市场经济的风险在很多情况下表现为一种制度风险，而且由自身体制和制度带来的风险是触目惊心的。我们的资产风险、案件风险以及下面将要说到的人员风险，在很大程度上都与体制和制度设计有关。制度风险的实质是没有制度约束，或虽有制度但制度设计本身有漏洞。我们的制度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制度空缺风险。在商业银行正常经营管理所必须具备的若干基本规章制度中，有许多是空缺的。没有规矩的结果必然是各行其是，出现风险损失就不可避免。前些年出现的盲目投资、炒作证券期货、办公司经商以及由此造成的巨大损失，很多都与没有明确的制度规定有关。即使是我们现在经常批评的基层行违规经营，有些根本就是没有规矩。二是虽有制度，但制度设计的漏洞很多。针对制度空缺的现实，近年来各家银行普遍加强了制度建设，但问题是我们的许多制度设计，从方便自己工作的角度考虑过多，从方便客户和防范风险的角度考虑不够。为什么我们的一些决策能造成了那样大的损失？为什么外部的和内部的犯罪分子能那样轻而易举地就把我们给骗了？除了其他原因以外，制度和体制有漏洞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三是有章不循。本来就不多而且存在着漏洞的制度，在实践中也没有得到认真执行。这一点在整个国有商业银行系统中普遍存在。有的甚至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全行统一的工作纪律置若罔闻。近年来，各家银行多次对分支行会计科目的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发现普遍存在科目随意使用、账务核算混乱、会计统计信息严重失真的现象。监察系统对近年来银行各种案件的分析结果也表明，有章不循、检查监督不力是案件数量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目前，对于我们来说，还有一个致命的风险——人员风险。因为制度和体制是由人来设计的，各项工作也是由人来干的，业绩是由人来创造的，风险也是由人带来的。人员风险主要表现在：一是没有形成防范风险所要求的人员能进能出、干部能上能下、奖勤罚懒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缺乏激励、约束与监督，人的上进心、责任感就很难树立起来，好人也可能变坏，动机不纯的人则可以干成毁灭一家银行的事情。二是我们的员工队伍不纯，鱼龙混杂。一些人成为社会上犯罪分子腐蚀拉拢的对象。这两年发生的一系列案子足以说明我们的队伍有问题。三是员工队伍的专业技术水平不高，缺乏识别和防范风险的能力，更不要说运用专业技术来分散风险了。有许多风险都是很低级的，但一些业务人员和管理人员就是没有看出来；有些已经形成的风险，通过采取一定的技术方法是完全可以化解的，但由于员工队伍的专业知识不足而做不到。四是一些领导干部的责任心不强，管理粗放，甚至大撒手。从发生的问题上看，有些风险只要我们的责任心稍微强一点，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自身体制和管理漏洞百出，自组织和再生能力又存在一定的机制障碍，加上转轨时期外部环境充满风险，国有商业银行目前的状况真可谓是“漏船载酒泛中流”。更为严重的是，在风险不断加大的同时，我们的经营效益状况又十分糟糕，资产收益率不断下降，真实的财务亏损持续上升，反映出来的数字让一个银行家感到十分尴尬。财务效益不好，一方面表明目前的风险很大，另一方面说明抗风险能力低下。因此，我们实际上处在一个低效益、高风险时期。这种状况之下银行之所以还能够运行下去，主要是依托国家银行信用而源源不断增加的存款的支撑，否则早就倒闭了。过去我们一直在喊“狼就要来了”，现在可以说“狼真的来了”。

二、转轨的背景下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压力

近来，我国金融风险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从各方面分析了现实风险的成因。根据前面的分析，目前真正能够动摇国有商业银行基础的风险是自身存在的内在风险，因而从银行管理现状来分析风险的成因是必要的。但是，风险形势判断不等于风险成因判断，从实践上来看，内在风险的形成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既有现实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原因。

首先，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目前的社会环境与十几年前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不仅极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为银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市场和体制保障。但是，在一个急剧变革的时期，经济变革与社会变革往往不可能是同步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念受到了很大冲击，而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社会价值观念尚未真正形成，从而使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重要组成部分的新生商业银行体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社会风险。譬如，目前国内对经济犯罪尚未形成应有的道德谴责机制。与之不同的是，在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经济犯罪是重大社会丑闻，社会谴责声不断，个人会因此而身败名裂。正是由于存在这种对于经济犯罪的社会谴责机制，才有效地保证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缺乏对于经济犯罪的社会谴责机制，犯罪分子就没有了犯罪感，社会监督机制也就不断弱化，这直接导致银行风险加大。更为严重的是近年来社会上的经济犯罪感淡化对银行员工产生强烈的诱导作用。因为自己管钱，又加上没有犯罪感的道德约束，使本来就不太严的“金库”大门形同虚设。另一方面，对经济犯罪打击不力，司法制度本身有缺陷，也是银行风险不断加大的重要社会原因。对一些经济犯罪的处罚过轻，犯罪成本远远小于犯罪收益；对行贿处罚的力度远远小于对受贿处罚的力度，有时甚至是只处罚受贿者而不涉及行贿者；现行的司法制度，对于诈骗银行的经济案件，有时在客观上起到一种保护作用。还有一点，目前社会信用约束机制软化，债务人可以理直气壮地不还钱，债权人对此也毫无办法。当一个社会信用约束极度弱化时，受害最大的往往是银行，在目前的情况下，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更是首当其冲。

其次，历史上形成的银行政策性风险正在逐渐释放。今天我们看到的银行风险有许多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形成了，而且绝大多数是政策性因素形成的。譬如，过去固定资产贷款的不良贷款率比较低，主要是因为贷款没有到期、加上近年来每年的大量新增贷款使分母不断变大，风险没有表现出来。现在随着贷款陆续到期、新贷款投放变慢，不良贷款率一下子就上去了。况且固定资产贷款绝大部分是政策性贷款，或者是由政府指令性“点贷”出去的，在过去的决策体制和决策水平下，很多都是低水平的重复性建设项目，一些项目建成投产以后马上就停产了。这种情况在计划经济时代是如此，在90年代商业银行转轨初期也是如此，即使在目前也程度不同地存在。再譬如，目前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过去“绕规模”贷款以及信托公司的贷款并表以后形成的，是过去特定体制下的产物。这部分并表前形成的贷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为不良贷款。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的困难状况年复一年地严重，大量拖欠银行贷款本息。信贷资金不能正常循环周转，最终将使银行的支付风险不断加大。国家从80年代以来，为搞活国有企业每年都出台一些政策措施，而且今后还要不断加大力度，这些政策措施，无论是停息，还是核销贷款，最终都体现为银行的风险损失。另外，近年来国家财政日趋困难，基本上不增加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银行本身的业务又在快速发展，资本充足率严重低于安全线，抗风险能力不断下降。

再次，监管不严，已有的风险不能及时发现、堵住，同时又诱发新的风险。这种监管不严的问题，既表现为外部金融监管力度不够，也表现为商业银行自身的系统监管不力。譬如，国有商业银行系统过去发生的绕规模贷款，金融监管当局没有及时制止，商业银行的总行和各级分支行也没有意识到其中的风险问题，开始的时候是不想管，甚至予以默认，后来等到问题严重了，制止起来就困难了。过去一个时期出现的高息揽储，情况大体也是如此。现在大家都在谈论银行的“三假”风险，其实“三假”刚刚出现的时候，无论是金融监管当局，还是专业（商业）银行的上级行，应该说都是有所觉察的，但开始的时候谁也不想把它弄清，后来发现“三假”中隐藏着巨大的风险，才下决心去清理，但已经积重难返，成为银行经营管理的一大痼疾。进一步追究监管不严的原因，恐怕与我们分散化的金融管理体制和银行经营管理体制有关。在西方国家，银行的一个重要风险叫做“集中的风险”，而在中国目前的经济转轨时期，银行风险的特征正好相反，由于过度分散而形成了巨大的经营风险。因此，在解决中国当前的金融风险时，必须认真对待我们特殊的“分散的风险”问题。

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银行的经营活动是否有风险的关键是：（1）这种风险是否值得冒；（2）这种风险银行能否承受得起，所冒的风险是否超越授权；（3）在各种投资机会收益相当的情况下，这种风险是否最小；（4）风险分析手段是否科学，风险管理手段是否健全、有效。目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除了上述风险成因外，还有一个成因也应该引起注意，这就是“发展风险”。近年来有一句话一直挂在我们的嘴边，即“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本身没有错，但对于银行来说安全性是第一位的，只有在防范和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加速发展，发展这个硬道理才能讲得通。从实践上来看，我们近年来确实吃了不少只重视发展、忽视安全的亏。一是机构网点盲目扩张，扩大了管理半径，增加了内部监管难度。近年来我们出的许多问题主要集中在基层网点上。二是盲目进入了一些我们不熟悉的业务领域，一心只想占地盘、赚大钱，忽视了防范风险。回忆一下前两年的情况，国有商业银行的业务活动几乎触及所有的经济领域。交了巨额的学费以后，现在开始有所醒悟了。三是新业务风险。进行业务创新，寻找新的业务支撑点，这是银行发展所必需的。但是，任何一项新业务的开拓，既要考虑市场需求，也要设计好风险防范机制。当前尤其要对银行电子化和承兑汇票等方面可能出现的风险予以高度重视，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交了巨额学费以后才来堵塞漏洞。

三、标本兼治，在加速转轨中降低和分散风险

防范和化解国有商业银行存在的风险，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外部环境因素的改善，但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立足自身，眼睛向内，把我们自身能够控制的风险控制住，把各种内部的漏洞堵住，想办法把已经形成的风险尽量化解掉，最大限度地减少风险损失，才是现实可行的最优选择。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们因为缺乏应有的风险意识和风险防范机制，吃了许多亏，交了高昂的学费，但这个学费不能白交，一定要认真地总结，尤其是要从具体案例中寻找规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无风险的银行业务，但是一定要把握冒这个风险是否值得、能不能承担。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但要尽量避免犯重复性的错误。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吃一堑，长一智”，在很多情况下“吃一堑”是被迫的，关键是“长一智”。“长一智”，一是要“长”出风险意识，在银行的各项工作中，不论是什么业务、什么岗位，每时每事都要考虑风险问题，把防范风险作为银行家的“圣经”，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二是要“长”心眼，对任何事情都不能凭感情、凭直觉，即使是对非常熟悉的人和事，也要多问个“为什么”；三是要“长”本领，要能够及时发现风险，要精通业务和防范风险的技术。

加强管理，尤其是加强对人的管理，是当前防范风险的一项重要工作。加强对人的管理，首先是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管理，尤其是对基层行“一把手”的管理；其次是加强对要害岗位的控制；再一点就是制定职责明确的员工手册以及强制交流和休假制度。

对于防范风险，治本的办法是加快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步伐，改革与防范风险是互为表里的。改革需要有一个好的环境，风险越小，改革越容易推进；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问题比较多，存在大量的经营风险，才要求加快改革。从实践上看，近年来银行上下对于现行体制与制度上隐藏的巨大风险已经形成了共识，在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上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总的来看距离目标的要求还很远，而且还很不平衡。下一步深化改革和制度建设的任务是：要进一步完善已经出台的资金计划、信贷管理、财务会计、业务授权、计算机等制度，加快人事和分支机构改革步伐，着手建立独立的内部审计体系，建立有效、有序的内部检查制度，按照相互独立和职责明确的原则调整内设机构，抓紧填补制度空缺，根据新的形势及时修改和完善现有的规章制度等。现实的风险形势以及向商业银行转轨的历史责任，使我们在改革和制度建设上没有任何可以犹豫、等待的回旋空间。几年以前国有商业银行已经在争取和巩固市场份额的竞争中赢得了一次保持主动的机会，今天我们必须在防范风险上赢得改革和转轨的机会。

在强化商业银行防范风险能力的同时，必须进一步增强商业银行的抗风险能力，而这种抗风险能力的大小首先取决于商业银行的赢利能力。为此，必须明确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工作要以经营效益为核心，即以扭亏增盈为经营管理工作的主要目标。

在现行体制下，分支行的领导对“总行对下打算要什么，下面的领导拿什么论英雄”非常关心，而且具有强烈的导向作用。今年一些国有商业银行已经提出要以经营效益为核心，但实际上并没有成为真正的核心，也没有能够成为银行工作的总纲。在实践上，关于要效益还是要发展速度的争论从未停止过，有人认为，在现行体制下减亏增盈等于多上缴，对国有商业银行没好处。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效益状况对一家商业银行来说始终具有决定生死存亡的意义。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全行业算账处于实际亏损状态，这种状况无论对国家、对自身发展、对解决资产质量以及提高市场竞争力，都是严重的束缚。许多人认为，在目前的外部条件下抓银行效益不可能有大的作为。但从实践上来看，银行自身的效益潜力并没有得到充分挖掘。亏损行的预算约束和赢利行的成本约束都是软的，增收节支的潜力很大，积极性没有真正调动起来。这其中有总行政策导向因素，也有内外部体制因素。

积极稳妥地推进组织机构的调整与改革是防范风险和增强抗风险能力的组织保证。在机构调整与改革问题上，大的方针是坚决按照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办，但考虑目前的经济实际以及国有商业银行发展的现状与未来，不能一个模式、“一刀切”，而应区分轻重缓急。由于历史原因，国有商业银行实行分支行制，且分支行是按行政区划设置的。这种设置模式的最大问题是机构重复设置，管理半径长，运转效率低下，风险难以控制。譬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金融的深化，国有商业银行省分行与省会城市分行的矛盾日益增多，业务交叉严重，重复建设严重，形成了内部竞争风险，也增大了业务运营成本，加快二者的合并步伐是必然的选择。当然，这种合并必须以增强国有商业银行在城市的业务开拓和赢利能力为前提。还有，要缩短管理半径，从道理上说必须撤销县支行甚至一部分地市分行，这些在管理上和效益上是十分有利的，但目前真要全面撤出会面临许多外部障碍，实施起来困难不小。既然想全面撤又撤不了，说出去以后又做不到，还会增加不安定的风险，况且有些县支行也没有撤的必要（江浙地区有些县支行的业务量非常大，许多行的年实际赢利在千万元左右），可以考虑暂不提三年内一律撤销，而是改为符合标准的予以保留，不符合标准的尽快撤销，不能拖延等待。具体标准如下：（1）规模标准，即必须达到一定的业务量；（2）效益标准，即必须赢利或者两年之内可以扭亏为盈；（3）安全标准，即社会经济环境较好，自身管理健全，案发率低；（4）前景标准，即地方经济实力雄厚，未来可见的经济发展前景看好。至于各级行的内设机构与管理体制改革，应该按照管理权限，在周全设计、仔细论证的基础上积极、稳步推进。虽然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的各项改革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深化改革的任务仍很艰巨，应有紧迫感。

强化风险意识和风险管理，对商业银行来说始终是必要的，但也绝不能因噎废食。当前的经济改革、结构调整和新一轮发展，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难得的市场机遇，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应该在健全和强化风险管理的条件下，努力开拓业务市场：（1）加强市场调研，积极寻找、发现有价值的商业机会，科学甄别风险，进一步细化国有商业银行的行业市场战略、客户市场战略和产品市场战略，目前国有商业银行这方面的投入很少，力量也比较薄弱；（2）发挥大银行的集团优势和网络优势，通过总行、省分行和中心城市分行集中力量做大事，这样既可以带来规模效益，又能避免分散决策的风险；（3）在资金实力许可的前提下，对于经过详细论证又看准了的项目，要及早加大投放力度，这样既抓住了市场机遇，又增加了收息；（4）适应经济市场化和商业化的发展趋势，在大中城市分行和部分县级支行，大力开拓风险小、效益好的收费性业务。【注释】

(1)本部分基于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特定的历史环境，研究了国家专业银行在一夜之间转变成国有商业银行后所逐步显现的风险的成因及其可能的结果，进而提出一套相关政策建议。原文刊载于《财贸经济》1998年第9期，原题目为“转轨中暴露的风险与风险包围中的转轨”。为了客观反映历史，本部分完整保留原文对当时经营环境和风险状况的分析，其中的大部分问题在后续的改革中都已经解决，但有些认识和观念问题还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痕迹。(1)2.世纪之交的金融危机与 全球金融体制缺陷

20世纪人类社会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全球一体化金融体系的形成，以及金融产品和金融数量的爆炸式扩张；同样，在20世纪即将结束、新的世纪即将到来之际，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也是金融问题，即以90年代初欧、美、亚三大洲分别发生震惊全球金融界的金融丑闻和局部性债务危机为先导信号，以90年代末发生的日益严峻的亚洲（包括俄罗斯）金融危机为焦点，以可能出现的冲击纽约、伦敦等欧美国际金融中心为趋势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面对新兴市场国家大量出现的银行呆账和坏账、急剧动荡的国际金融市场、如脱缰的野马般在国际金融市场游弋的大量热钱、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以及几倍于全球国民生产总值之和的衍生交易合同，尽管目前世界各国的理论界和金融界对这些接连不断的金融地震的发展趋势及其影响程度的认识并不一致，但都认为危机暴露了现行全球金融体制的缺陷。

一、世纪末的警钟：东南亚金融危机叠加式扩散

1998年八九月间危及全球的金融风暴，其沉重影响和深远后果远远超出金融领域，对世界经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目前，危机的情势有所缓和，但危机的根源并没有消除。

此次危机的起源是1997年7月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但在1998年8月之前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幽灵只是游荡在亚洲地区，并没有造成大范围和全方位的冲击。1997年年底和1998年年初，一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东南亚金融风暴已经基本过去。华尔街股市在1998年7月17日还创下了历史新高，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蹿升到9337.97点的历史高峰。然而1998年8月因为俄罗斯金融市场全面崩溃，并立即引发了全面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金融危机突然在全球引起了连锁反应，就连美国也未能幸免。8月4日，道・琼斯指数一天下降299.43点，成为1987年10月股灾以来的第三大单日狂跌。而到8月31日，又暴跌512.61点，跌幅高达6.37%，仅次于1997年10月27日的暴跌（554点）。短短几周之内，华尔街几大证券和股票交易所的市值锐减近3万亿美元。与此同时，伦敦、法兰克福、巴黎和东京等其他主要股市，也接连多日发生狂跌。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是由俄罗斯引起的，如果单纯从金融和经济的角度去分析，似乎不可理解。因为俄罗斯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不过1%，其金融市场并不发达，与西方经济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往来并不大。俄罗斯的危机之所以能够引发全球性的危机，主要有两个因素：其一是投资者普遍的恐慌心理因素。俄罗斯政府首先是信誓旦旦地保证卢布不贬值，之后又突然宣布剧贬，并冻结外债，使全球的投资者失去信心，进而不顾一切地抛售股票和债券，造成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不定。其二是金融投机行为。美国的量子基金、老虎基金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等主要的对冲基金，最近一年多来一直潜伏在俄罗斯，进行大规模的投机炒作，不料因预测严重失误，遭到巨额亏损。在有关的合同被迫清理时，便不顾一切地抛售或再向别处借贷，结果扰乱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金融市场。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巴西、智利、墨西哥、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以及日本、中国香港地区的金融市场。拉美中巴西外资的流出额每天多达5亿至20亿美元，圣保罗股市指数下降50%，银行利息上升40%，巴西政府不得不动用数百亿美元的储备来捍卫巴西货币。美国金融市场也出现惊慌和混乱。许多投资人纷纷逃离股市，转向比较稳定的债市和货币市场。据统计，美国股票共同基金8月份的净资金流出达112亿美元，为近8年来最大的一次净资金流出。大量的投机资金流出后，也造成有全球资金“避风港”之称的美国债市动荡不安。

据《华尔街日报》统计，在1998年7月中旬到9月中旬的约两个月里，全球主要股市的下跌程度分别为：俄罗斯72.87%、巴西41.83%、德国24.05%、加拿大22.82%、法国19.67%、美国16.865%、日本16.36%、英国15.68%、中国香港12.20%。股市的剧烈动荡更是严重：1996年道・琼斯指数上下超过100点的波动仅有6次，1997年上升为52次，1998年1月份至9月份中旬就达到41次。

由于国际大炒家以豪赌的方式对金融弱势国家和地区进行金融掠夺，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家几十年积累的财富，几乎在一夜之间被金融大炒家们席卷而走，使这些新兴国家重新陷入贫穷和动乱之中，一度被看好的俄罗斯经济又遭重创。另一方面，作为国际大炒家的对冲基金不少已经陷入困境，有的甚至接近破产。如果这些对冲基金倒闭，将在美国、西欧乃至全球引发又一轮金融风波，因为它们从美国和欧洲的几十家银行和证券公司借贷巨额资金，它们的倒闭将造成这些银行至少数几千亿的呆账和坏账。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剧，金融业在全球生活中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要维护世界经济的安全，首先要维护金融业的安全。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上提出了不少应对的建议。美国因为自身金融安全遭到威胁，率先采取接连降息以刺激经济和稳定股市的应急措施。1998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华盛顿举行年会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强烈呼吁采取措施抗击全球金融危机，但双方的立场、要求和期望是很不相同的。美国和欧盟国家在总的原则上虽然比较一致，但在如何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具体问题上也有分歧。从目前的情况看，各国主要是作一些内部或地区性的调整，尽量防止金融危机恶化和蔓延。真正大刀阔斧地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尚需假以时日。

二、深层分析：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不适应性

现代国际金融发展的基本形势和现代金融危机的深刻根源，令人不得不直面陷入危机的国际金融体系，同时也呼唤新的国际金融体系。

20世纪世界经济走过了一条一体化的道路，20世纪后半期，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是如此的显著，以至于代表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主线。世界经济一体化主要表现在世界贸易自由化、生产一体化和国际金融一体化。20世纪末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重大事件就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这一发展不仅标志着一个规范化、法制化的世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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