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昝廷全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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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就是零距离试读：
前言
一个学者的首要任务就是探索真理，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世界发展的规律，提高人类的社会福利水平，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并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发现美、体验美。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一直集中致力于系统经济学的筹创工作，试图建立一个独立于西方经济学体系、符合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流派。到目前为止，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系统经济学哲理框架的构建工作，得到了上百个具有数学形式的新结论，开拓了三个与国际上已有定评的工作具有可比性的研究专题，这三个专题分别是制度的拓扑模型、资源位理论和特征尺度理论，并于2001年开始在郑州大学基础数学专业名目下招收“非线性分析与系统经济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得到了国务院学位办的认可，目前已有4人获得了系统经济学的博士学位。
从2002年开始，我试图把系统经济学与传媒经济学研究结合起来。到目前为止，已经在中国传媒大学招收了5届传媒经济学的博士研究生。令人喜出望外的是，通过这几年的思考和探索发现，“传媒是经济系统的构造性元素”，这样就丰富和加深了人们对经济系统的认识。同时，加深了我们对于传媒经济学的理解及其重要性的认识。根据系统经济学观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经济系统。在此基础上，整个经济学的图景都可能发生变化，这可能就是学科交叉带来的收获。
出版本书的目的是想纪录我对系统经济学的探索过程，和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些思维火花，以及在此基础上扩展的关于人生和社会的思考。对于一个善于思考的人来说，也许过程比结论更重要。随笔科学与艺术： 探索真理的两条不同途径
北京广播学院今年成立50周年。在隆重庆祝这个50华诞到来之际，非常感谢学校出版社给了我这个机会，向我约稿，谈谈治学之道。平心而论，我的确认为自己真正的学术研究才刚刚开始，但我还是愿意借此机会谈谈个人的一些体会和看法。一、我的追求与梦想
典型的人生道路有三条：一是做政治家，二是做企业家，三是做学者。我一直把自己定位为读书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坚持用数学家兼哲学家怀特海式的方式进行系统经济学的探索和研究，即首先提出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然后再不断地修改和完善它。
我非常赞成一位朋友向我说过的一句话：“学术研究不仅要insist，更要focus”。十几年来，在我心目中一直努力试图只做一件事，即同时从哲理、数理与技理三个层次对经济科学的理论大厦进行认真的反思和探索。到目前为此，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系统经济学的哲理框架的构建工作，得到了几十个具有数学形式的新结果，并将理论研究结果应用于将近二十个具体案例，同时，发展了三个与国际上已有定评的工作具有可比性的研究专题：制度的拓扑模型，资源位理论，特征尺度理论与系统战略。但是，从总体上来讲，系统经济学目前还处于草创阶段。
人是社会的缩影。一个人的成长能够映射出那个时代的发展轨迹。令人庆幸的是，我一生的最好年华赶上了祖国科学的春天。正是科学探索的实践，使我对科学、对社会、对人生不断有新的认识、新的理解与新的追求。我大学读物理，硕士读冻土热力学，博士首先读生态，然后再读产业经济，同时喜欢系统哲学和数学,我的多篇论文被《美国数学评论》摘要转载。这种文理兼顾的知识结构构成了系统经济学探索的有效支撑系统，也许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知识的结构性优势。
个人能力是社会相应能力的体现，从本质上讲是非个体性的。根据亚里士多德“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系统观点，社会的知识和能力大于任何个人的知识和能力。但是，大海是由一滴滴小水滴汇聚而成，社会知识和人类文明是由每个人的智慧和创新集成所致。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说，每个人的生命就像涓涓细流，最后都要融入大海。随着系统经济学探索的不断深入，自己的人生境界不断得到升华，从喜欢“淡泊名志，宁静致远”到喜欢“真水无香”。从事系统经济学研究一直都是我的个人爱好，从来没有作为功利性目标。进行系统经济学研究的过程本身就使我愉悦和兴奋。系统经济学已经成为我的一种基本生存方式，有时确实能够体会到“人·学”合一的和谐境界，特别是在完成“系统时代·系统经济·系统管理”相对自成一统的学术思想体系之后。从我自己的真实感受来讲，一个人的学术价值最终取决于我们有多少真正具有原创性的思想融入了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我试图站在这样的历史高度来看待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工作，这也是我的追求与梦想。会见来访的澳大利亚科廷大学专家二、探索真理的科学模式
我所受的科班教育横跨理科和文科。从物理学到地理学、生态学，再到经济学，学科特点有很大的差异。其中一个最大的差异就体现在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上。物理学是一门比较精确的学科，定量研究占据很大的分量；而在地理学和经济学中，定量研究所占的比例相对较少。而且，即使在经济学家之间，在对待定量研究的态度上也还有分歧。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定性分析重要，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定量研究重要。正是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使我首先得出了探索真理的科学模式(该项工作发表在《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杂志2001年第12期上)，在此基础上，再加上艺术在探索真理中的作用就得出了探索真理的一般模式。
根据恩格斯的观点，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进一步地，我们把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都看做是一个系统。对同一层次的系统或相同层次的问题而言，一般来讲都是从定性分析走向定量研究，从哲理层次走向数理层次，即
哲理层次(Pn)→数理层次(Mn)
这里n表示系统或问题的层次。通过对不同层次的经济系统，或同一经济问题的不同层次的深入研究，我们发现了不同层次研究之间的关系与转化规律。每一个新的研究方向的出现，最早都是因为在原来的层次上数理模型无法解释现实图景时所诱导出来的，即
数理层次(Mn)→哲理层次(Pn+1)
也就是说，当第n层次的数理分析出现局限性时，就会要求在更高层次(第n+1层)上的哲理突破，提出新的哲理框架以扩大原有理论的解释范围，化解原来层次上理论的局限性。纵观整个科学发展的历史，基本上都是沿着下述这样一种轨迹展开的，即
哲理(Pn)→数理(Mn)→哲理(Pn+1)→数理(Mn+1)→哲理(Pn+2)→……
我们把上述结论称做探索真理的一般科学模式。在自然科学中，最典型的范例就是物理学，物理学是兼顾哲理、数理与技理最好的学科。这对整个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包括传媒经济学，都具有一定的示范和启迪作用。根据这个模式，笼统地说是定性分析重要，还是定量研究重要是没有意义的。对同一层次的系统或问题而言，从定性分析走向定量研究是研究深入的表现。恩格斯的“一门学科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成熟”的观点，也只能放在这种背景下去理解。对于不同层次的系统或问题来讲，应当说第n+1层次的哲理(Pn+1)要比第n层次的数理(Mn)更先进。
根据上述模式，要想从第n层次的哲理(Pn)上升到第n+1层次的哲理(Pn+1)必须要经过第n层次的数理(Mn)。现代数理逻辑奠基人和分析哲学创始人之一弗雷格曾经指出，一个好的数学家，至少是半个哲学家；一个好的哲学家，至少是半个数学家。显然，这种说法有失偏激，但它确实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我们认为，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应有较好的哲学修养，并具有较高的数理思维水平。对于没有数理背景或数理功底薄弱的经济学家来讲，是不是就没有可能完成这种升华呢？不完全是，他还有另外一条道路可以选择，那就是艺术的途径。三、科学+艺术：探索真理的一般模式
我自己是学理科出身的，后来又学了经济学，对艺术学科一直比较陌生，甚至存有偏见。但是，从2001年开始我彻底改变了对艺术的看法，认为它是不同于科学的、探索真理的另外一条途径。我的这个观点的转变是从认真研读了丹纳的《艺术哲学》后开始的。
在丹纳的《艺术哲学》中包含有非常丰富的系统思想。他通过对艺术哲学的论述，实际上阐发了大量的非线性系统分析的思想。其年代要比系统科学家们得出相同的结论的时间早上五十年以上。在我读到他的这些论述时，简直可以用震惊两个字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对丹纳，或者通过丹纳的《艺术哲学》对整个艺术学科产生了深深的敬慕之情。顿时觉得应当把艺术与科学并列，它们都是探索真理的途径。在某种意义上讲，艺术比科学一点也不逊色。由此我们得出探索真理的一般模式如下：
根据这个模式，对于没有数理背景或者数理功底不够好的经济学家来讲，虽然无法通过数理(Mn)实现由哲理(Pn)到哲理(Pn+1)的升华，但完全可以通过艺术(An)的途径实现这种升华。
必须指出，科学途径与艺术途径具有不同的特点。科学途径的特点是严谨和可靠，艺术途径的特点是直接和直观。二者各具特点，相互补充。电动力学中的电磁场方程就是通过审美的方法得到完善的(参见《爱因斯坦文集》)。科学美的观点最早也是由爱因斯坦提出的。
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我对学习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学生提出了如下的必读书目，以改善学生的知识结构，这些书目包括：大学语文、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美学、世界通史、中国通史、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普通逻辑(形式逻辑)、地理学等。当然，不要求他们对这些学科有多深的研究，但至少要达到概论的水平。另外，数学、英语和计算机是必备的基本技能。在专业之外，具备这种知识结构可以为下一步从事原创性的学术研究提供较好的知识平台。——写于2004年5月北京广播学院成立50周年学术创新与学术价值的终极评价标准
2004年是北京广播学院成立50周年的大庆之年，我在为之应邀所写的治学短文中写下了最近一段时间最想说的一段话，即
一个人的学术价值最终取决于我们有多少真正具有原创性的学术思想融入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而博士、教授、博导、特聘教授、终身教授、院士，甚至诺贝尔奖，从本质上讲，都属于功利性指标的范畴。
当时，由于害怕引起个别人的不快，在正式提交给出版社印刷的时候，我又把上面这段话的后一句删掉了。但是，这段话确实是我的真实想法，真有不吐不快之感。这又使我想起了2003年年中和郑州大学的一个外语老师的一次谈话。当时，我是郑州大学商学院院长，同时兼任MBA中心主任，这位外语教师是我们从外语学院聘来为MBA学员上外语课的，我有意把她调到MBA中心来。当然，对她来说，这是一件大事，用我们系统经济学的话来说，是一次人生分岔点上的选择，属于临界战略的范畴。她非常正式地约我谈了一次话。在那次谈话中，我推心置腹地讲了我自己的追求与梦想就是，期望在哲理、数理与技理三个层次上对经济学进行认真的反思和探索，进行相对系统的原创性研究，逐步形成并完善“系统时代·系统经济·系统管理”相对自洽的学术思想体系，最终能够融入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真正对人类文明的进步有所贡献，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世界。她听了之后对我说，没想到到了现在还有我这样理想主义的人，所以她断定在我的内心深处是孤独的。我想，对于任何一个从事学术创新和科学探索的人来讲，内心深处都是孤独的，因为你从事的是创新，没有人做过相似的工作，自然也就没有人能够与你进行真正的学术对话。我们经常可以听到有人讲，做学问要耐得住寂寞。实际上，这里所说的寂寞不是指自己孤孤单单一个人，周围没有其他人，而应当是指内心深处的寂寞，是内心深处没有人与你可以在同一个思想平台上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交流所引致的寂寞，而你的周围可能有很多人，有很多朋友，非常热闹。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真正的学者不能不寂寞。与寂寞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往往又特别渴望得到理解和与人进行思想沟通。实在做不到的话，就降格以求，希望有忠实的听众和倾诉对象。这也许可以部分解释所谓的“风流才子”现象。1990年在成都
当然，我说上面这段话的意思并不是要否定博士、教授、院士这些称号的意义。我想说的是，我们要正确对待这些称号，不要迷信，甚至去单纯地追求这些称号。昨天，我乘飞机从北京飞郑州参加2004年博士生招生命题。在北京机场书摊上，我在吴敬琏主编的《比较》杂志的第12期上看到了许成钢先生写的一篇文章，文章所写的内容与我最近的一些思考属于同一主题，读了之后很是痛快，就连飞机延误这种每位乘客都不希望发生的事情我也觉得是善解人意，真希望飞机延误的时间再长一点，这样我就可以在登机前把这篇文章看完。许成钢先生这篇文章的题目是：“科学研究的目标：市场竞争还是认识世界”。他认为，在学术领域，简单地把顶尖杂志和一流大学作为竞争或评价的标准可能误导中国的科学研究。排序和评比竞赛的机制是市场运作的重要方式。学术，尤其是最有原创性的那些工作，一定意味着在它刚出来的时候，只有很少的人能够有判断，大多数人即使是所谓的专家也没有能力去判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就不能很好地运作。许成钢进一步认为，如果把研究的目标定在竞争取胜上，就意味着你不是以探索的兴趣决定你要研究的问题，而是要做别人都在做的事，努力在别人都做的事上做得比他人好。既然竞争的一个条件是能竞争的东西一定是相似的，创造性是很难竞争的。因此，当一个机制特别依赖竞争，就一定特别引导人们去做相似的、趋同的工作。这至少可以部分解释为何改进性的学术论文容易发表，而真正创新性的论文却很难发表。因为改进性的论文做的是和别人相似的工作，便于评价和排序，而创新性的工作和别人所做的工作不相似，无法简单地与别人所做的工作放在一起进行排序。从这个意义上讲，过分的竞争是不利于学术创新的。我想，可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许成钢认为简单地把顶尖杂志和一流大学作为竞争或评价的标准可能会误导中国的科学研究。针对这种情况，在系统经济学的研究中，我们采取了这样一种学术战略：在系统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完成之后，选择一些与国际上已有定评的工作(如获奖的工作)具有可比性的专题进行研究。
许成钢在文章的最后提出，应当树立“为了认识世界而不是为了市场价值”的价值观，学术研究的基本动力是研究者对学术探讨的无止境的好奇心。所有这些，我真是感同身受。我所提出的“一个人的学术价值最终取决于我们有多少真正具有原创性的学术思想融入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的观点是从结果来描述学术评价的，许成钢更多的是从过程来描述学术评价的。总之，我认为，要有这样一种思想境界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学者。当然，要成为一个好的学者仅有这种境界还不够，这种境界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作为一个好的学者，还要有毛泽东所说的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同时，还要有但丁在《神曲》中所说的“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的傲骨。写于2004年5月17日学者的评价标准与学者的社会角色一、学者的评价标准
一个学者是不是一个好的学者，用什么指标来衡量？我们认为衡量的标准是他有多少真正具有原创性的学术思想溶入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而其他的一切衡量指标，包括职称、头衔等等，都是世俗的，功利性的。但是这个标准往往不容易操作，因为这是一个学者内心自我完善过程，外界不便于识别。所以现实中评价指标往往都是一些急功近利的，比如说某人是不是博士毕业，是不是博导、是不是院士。又比如，毕业生找工作，很多用人单位首先都是要看毕业生的学历。
目前整个社会都太过于急功近利，不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在追求眼前的利益，尤其是大众媒体还在其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学术界也一样，过分的看中职称，甚至过分的看重论文的篇数。正是由于衡量指标的畸形，导致了现在抄袭现象严重。还有一个就是学术界的“跑项目”，要做一个重大项目就是要跑的，这跟官场上的“跑官”是没有区别的。因此我们要搞清楚怎么样来衡量一个学者，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只有搞清楚这个问题，才能使得我们的学术界健康的发展。我们认为评价指标不是拿多少科研经费，也不是拿多少科研项目，而是一个学者有多少思想被人类文明接纳。二、学者的社会角色
在80年代，一个台湾的华人说过：学者的任务就是给政府提意见。我们现在的大学基本的任务主要有三个：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出学术成果，或者出思想；第三是服务社会。我想这些里面，出思想是最关键的，因为没有思想怎么培养人才？没有思想怎么服务社会？但是我们现实的状况有一点扭曲，我们的学者越来越庸俗化，追求世俗的利益。比如经济学研究院，里面有很多的学者，成果很多，人气很旺，旺到一定的程度，就开始到处做报告，拉些课题去挣钱，我们可以看看前几年经济学界比较活跃的人，现在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新的成果。我国现在的拜金主义太严重了，可以说是物欲横流，但在学术领域，至少对我们学者来说，要坚持最后一块阵地。《经济学动态》杂志里的一个王老师曾经讲了一个事情：有一个老板问：“我给你多少钱能发表一篇我的文章？”王老师说：“多少钱我都不发，这是最后的一块净土了。”三、谈谈希望
我想现在我国处于转型时期，正在建设创新型国家，这确实是很及时的，我希望有更多的同学愿意做学者，不要太过急功近利。大家知道，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世界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我国是倡导科教兴国的国家，可到目前为止，诺贝尔奖这种世界性的最高科学奖在大陆获奖者是没有的。这说明我们整个民族的理论思维是有问题的，是达不到国际水平的。
另外，我以前读过江泽民的一次讲话，他说，理论上成熟，是政治的保证。只有理论上成熟，政治上才能真正的坚定。也就是说，我们真正的学术思想的创新，才能影响久远，才能真正实现一个民族的长期发展。而有些人有一点学问之后就开始耍脾气、耍大牌。其实真正的学术大家应该是平易近人的，应该是平和的，随时愿意学习新的东西，学习人家的长处。古希腊哲学有几个典型的传统，其中一个就是“真理性辩论人才”，是说如果一个学者拒绝跟别人讨论，认为自己什么都高人一等的话，其实就拒绝了成长。另一个传统就是重视科普，我国要建设创新国家，就要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只有全民族的科学思想提高了，我国的国家创新才是有基础的、长久的。不是说几个高等院校几个科研院所来做科研，就是创新国家，这是无源之水。要真正建设创新国家，就要重视科普，提高每一个人的素质。
最后我引用曹丕在《典论·论文》中的一首诗来与大家共勉：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长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意思是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荣华富贵随着生命的结束而终止，而学术成就却可以流芳千古，嘉惠后人。在这个市场经济下物欲横流的社会，我们要呐喊一下，希望更多的人来真正愿意做学者，并希望学者更加像学者，按照规范去做学者。社会形式认可与真实水平：传媒的作用
由于我国教育制度的改革和大学扩招，大学生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于是各单位在招聘人员时，也纷纷提出一些硬性条件：英语四级证书、学位证等等。在这种情况下，缺少这些证件的同学难免会有些抱怨：难道证书就能代表其真实水平吗？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很难准确地判断出每个人的真实水平，于是只好通过社会形式认可去逼近其真实水平。比如很多考试真的就能代表考生的实际水平吗？但在没有更好地检测手段时，我们还要依据考试的结果来进行判断。
在理想的状态下，社会形式认可应该与真实水平保持一致，但这也只是理想情况，在现实中，社会形式认可与真实水平往往存在差异，要么社会形式认可优于真实水平，要么真实水平优于社会形式认可。在当今社会，如果想提高社会形式认可，传媒的作用不可低估。也正是基于这方面的原因，有人称传媒是改变世界的第三方力量。
假如政府喜欢某位学者，则会为他提供各种机会，给予其在公共场合或媒体上的露面机会，这样一来，学者的社会知名度必然提高，随之而来的便是社会形式认可水平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学者的社会形式认可就有可能优于其真实水平。但是我们也经常会听到一些怀才不遇的人，虽然很有能力，但由于没有适合展示自己才能的舞台，自己的水平也只有自己知道，没有得到别人的认可，社会形式认可肯定会劣于其真实水平。一个人的真实水平与社会形式认可是两码事，而传媒在改变社会形式认可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适当利用传媒的威力，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形式认可水平，以期与真实水平相一致。
在社会生活中，不仅人有社会形式认可与真实水平不一致的问题，其实很多事物都是这样的。也正是由于人们的认知与商品的真实性能存在差异，才给营销传播留下了极大的空间。为了提高消费者对商品的认知水平，营销者不惜重金在媒体上频繁播放广告，借传媒的作用改变消费者对商品的认知，提高商品的社会形式认可。这里又涉及到传播伦理的问题，在进行广告宣传时，必须为消费者提供真实的信息，而不可为了利益的驱使而向人们提供虚假信息，也就是我们所说虚假广告。通过做虚假广告，可能会暂时欺骗消费者，提高商品的社会形式认可，但终究会被人们所揭穿，而等待他们的只能是更大的损失，商品可能会遭到彻底的排斥。所以从长远发展来看，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提高商品的社会形式认可，必须掌握一个度的问题，这个度就是商品的真实性能。在系统的边界上更能反映系统的本质
最近，我在阅读余秋雨的散文时，读到这样一段描述，大概意思是说，“不能坐车，要步行，当你累得疲惫不堪的时候，才能真正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的和谐美感”。当时，读到这一段的时候，立刻引起了我的思考，为什么要在累得疲惫不堪的时候才能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呢？在艾南山教授家中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探讨事物的本质有两种典型的方法，其一是通过不同类型的事物(系统)之间的比较。其二是探讨事物(系统)在其边界上的行为变化。我们知道，分类是认识事物的一个基本方法，随着分类的不断加细，标志着人们对事物认识的不断深入。这背后的深层原因就是随着分类的不断加细，事物的类型越来越细，不同类型事物之间比较的层次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丰富，其差异性不断突现出来。
第二种方法的本质就是在事物(系统)的边界上更能反映系统的本质。根据这种观点，自然就可以理解余秋雨提出的上述观点。中国有句谚语，“患难见真情”，因为在患难的时候更加接近人性的边界。很多打动人心的文学作品都是描述在危难情况下人性的变化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人生的极限状态生死边界上更能反映人性的本质和感悟人生的真谛。这也可以看做是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原则。
实际上，很多学者和科学家都是在系统的边界上探讨事物的本质的。拓扑学的基础是开集。与开集相对应的是闭集。二者的一个重要区别就体现在集合的边界性质上。物理学家提出的理想气体、理想液体、理想刚体等概念都是在极限情况下的物质模型。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完全竞争理论和完全垄断理论。完全竞争和完全垄断都是现实中很少出现的极限情况。现实经济状况往往处于上述两种极限状态之间。经济学家首先对这两种极限状态进行深入研究，然后用这两种极限状态作为思维参证框架的两个坐标轴，现实经济状态在这两个坐标轴上都有投影。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把对性的研究推到极致，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与性欲有关，提出了泛性性欲学。写于2004年10月18日黄灯、制度边界与制度弹性
今天在长安街上开车，在十字路口等红灯的时候突然想起黄灯的作用是什么。我们知道，“红灯停，绿灯行”是车辆行驶的基本规则。有了红绿灯制度就已经可以保证车辆交通的有序运行，那么为什么在红绿灯转换之间还要加上一段黄灯呢？实际上，黄灯的设计有着很深的制度经济学含义。黄灯的存在使得红绿灯制度具有了弹性，更加有利于道路资源的充分利用，增加交通流量。
根据系统经济学观点，黄灯的存在对应于制度的拓扑模型中的制度边界，也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所说的制度的“灰色地带”。按照制度的拓扑模型，在制度边界的内部属于制度允许的行为，对应于绿灯；在制度边界的外部属于制度不允许的行为，对应于红灯；黄灯对应于制度边界。制度边界的存在是设计黄灯的制度经济学基础。
根据系统经济学观点，制度是规范和约束行为的一套规则系统。但是，制度设计不是针对每一个具体的行为，而是针对行为空间的等价类。也就是说，制度设计是在行为空间的商空间中进行的。这是系统经济学对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按照这种观点，制度边界的存在是必然的。科斯在唯象层次上提出了制度灰色地带的存在，我们可以从理论上严格证明制度边界即制度的灰色地带的存在。这正是黄灯存在的制度经济学依据。
现在我们来考查黄灯的作用。经常开车的人可能都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哪里有警察，哪里就有塞车”。警察不是指挥 、疏导交通的吗，情况怎么会这样？原因就在于，和交通灯系统相比，警察指挥交通只具有红绿灯的作用，要么允许通行、要么不允许通行，缺少了黄灯的功能。我们知道，黄灯亮时，已经过线的车辆可以继续行使。这个时候，各位司机对道路资源的利用是通过协商(negotiation)自主解决的，或者说是通过各位司机之间的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机制解决的。在红绿灯转换之间，加上这样一段时间的自主协商机制，更加有利于道路资源的充分利用。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黄灯的存在使得红绿灯制度具有了弹性。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讲，我们把制度边界与制度内部的比值称为制度弹性。显然，制度弹性越大，制度边界就越大，自主协商决定的行为就越多。
从制度操作的层面上讲，应当尽量减小制度的灰色地带，尽量减小制度边界。但是，根据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如果制度设计完全是刚性的，没有任何弹性的话，也不利于资源的充分利用。因此，制度边界的存在不仅必然而且必要。于是，问题就转化为最优的制度弹性是多少。在交通灯系统中就相当于黄灯的时间为多久是合适的，这中间有个度的问题。这个度的大小即最优制度弹性可能随着具体制度的不同而不同，这在目前仍是一个开放问题。(2005年12月27日)随机性与确定性：描述系统状态的两种基本方式
我们知道，“微观多变，宏观少变”是不同层次系统性质的一种简要描述。稍微深入的分析将会发现，微观上的随机性是宏观上确定性的基础，只有在微观上具有随机性，才能涌现出宏观运动的确定性规律。系统宏观性质的确定正是系统微观运动不确定性的体现。如果系统的微观运动是完全确定的，则在受到外界环境干扰的情况下，各个受到不同干扰的子系统将按确定规律运动，则必然也是一种同样无规律的运动，由此精确叠加，系统在宏观上必定随着环境的涨落而变化无常。
由此不难看出，随机性与确定性是针对系统的不同层次而言的，而且适用于任何类型的系统，其当然也适用于经济系统的描述。关于在动态环境下经济系统的描述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前沿课题，由此也可以得到一些启发。一个组织如果真正鼓励创新，就应当在微观上允许个人行为的多样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造就创新性的组织。其道理在深层上都是相通的。写于2005年10月3学术是一种思想实验
一般认为，伽利略开创了近代物理，其标志性工作就是所谓的伽利略实验。但是，我们知道，在伽利略以前，早已具备了做伽利略实验的物质条件，为什么别人没有做这样的实验，而伽利略做了呢？因为伽利略有思想。
我们知道，牛顿是19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有人认为，牛顿因为看到了苹果落地才创造了万有引力定律。但是，苹果落地现象有太多的人看到了，为什么只有牛顿创造了引力定律呢？因为牛顿有思想。写于2005年3月19日人界与神界：不同的拓扑结构
一般认为，古希腊人发明了政治理论。实用主义是古希腊思想家思想的主要特征，其起源于思想与行动的密不可分，思考事情是为了如何做事，或者如何把事情做得最好。这个思考的起点就是荷马史诗。荷马史诗由《伊利亚特》(Iliad)与《奥德赛》(Odyssey)两部史诗组成。这两部史诗几乎解答了人应该如何待人和人应该如何待神的所有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讲构成了一个荷马体系。
在荷马世界中，自然界、人界和神界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构成了一个层级结构，其最典型的特点就是神的阶层反映在人的阶层上。每个人、每个英雄都在奥林帕斯山上有一个保护神。和人界一样，保护神之间也有竞争，也有政治活动，而且神以英雄为战场。神与人或者英雄的最后区别在于死亡，神是不会死的，而人或英雄可能在政治活动中严重受损甚至丧命。神与人关于死亡的区别是本质的，正是这种区别决定了人界和神界对应于不同的拓扑结构。
神是不会死的，也就是意味着在神界里，神与神之间是不可完全接近的。用拓扑学的语言来讲就是，每个神周围都存在一个最小邻域，不同神的邻域之间是不相交的。设B(i，ε)和B(j，ε)分别表示神i和神jij的不可接近的最小邻域，则有
B(i，ε)∩B(j，ε)=Фij
从拓扑空间的分离性上讲，这正好对应于T3拓扑空间。
在人界中，人或英雄是会死的是指人或英雄之间是可以无限接近的。用拓扑学的语言来讲，在人界中，每个人或英雄周围不存在不可接近的最小邻域，也就是说，人界的拓扑结构属于一般欧氏拓扑空间。
神与神之间竞争有一个极限，这个最后极限就是不可接近的最小邻域，所以神是不会死的。在人界中，由于人或英雄周围不存在这种不可接近的最小邻域，因此，人或英雄是会在政治竞争中致死的。神以英雄为战场是因为人与神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正是这种关系把神与神之间的竞争传导为人与人或英雄与英雄之间的竞争。
荷马史诗中，没有讲述人与神之间的竞争，从数学上讲这也是可能的。这时，其所对应的拓扑结构为T2拓扑空间，即每个神的周围都存在一个不可接近的最小邻域，而人周围则没有这样的最小邻域。这就从本质上决定了这种混合情况的复杂性和最终结局。
我们认为，拓扑结构不同是人界与神界的本质区别，而且这种区别是清晰的和严格的。我们可以对这种思想做一些引申性的理解。可以把人与神理解为相对的。只要在对待死亡的意义上讲，任何人只要有一个不可接近的最小邻域，即被认为是不会死的，就可以被认为是神，或者说具有了神的品格。例如，在中国古代，“刑不上大夫”，这就使得“大夫”在某种意义上有了神的品格。在现实世界中，一个人达到了某种临界层次以后在终极的意义上讲也是不会死的，即可被认为进入了神界。神以英雄为战场。这种意义上的神往往通过驱使自己保护的英雄违法乱纪来达到自己的某种不法目的。在这种情况下，被保护的英雄也可能因为自己有神的保护而无法无天，殊不知，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最后遭殃的还是英雄，因为神是不会死的，而英雄是会死的，神失去的至多是他的不法目标无以实现，而英雄失去的将会是生命，归根结底，神有一个不可接近的最小邻域。只要神位在，可以等候下一个英雄，真可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成熟的法治社会中，将会人神共通、遵从共同的根本游戏规则。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里区别人与神的死亡做广义的理解，比如，理解为思想上或精神上的死亡。这样的话，就可以从本文的讨论中引发出更加丰富的学术内容。论和谐社会与科学决策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一项意义重大的战略举措。坚持科学发展观和科学决策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保证。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把和谐社会建设作为“十一五”规划的重要内容，充分体现了党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政治智慧与战略眼光，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树立了更高境界的目标，必将对未来中国产生十分深远的重要影响。
什么是和谐社会？ 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根据这一特征性概括，为了加深对和谐社会的认识和理解，我们可以将和谐社会划分为“绝对和谐社会”与“相对和谐社会”两种类型。所谓绝对和谐社会，是指每个社会成员都拥有相同的价值观念，这显然是一种理想状况，在现实世界中难以实现。在现实实践中真正具有可操作性的和谐社会是“相对和谐社会”。所谓相对和谐社会，是指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具有共享的价值观念。相对和谐社会建立在社会分层和阶层划分的基础之上，是一种相对宏观的概念，是对社会成员的一种粗粒化处理。党中央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指的就是这种具有可操作性的相对和谐社会，其核心内容就是要协调好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需求，从本质上讲，就是协调好人与人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陆学艺研究员主持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明确提出：一个现代化社会分层结构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已现雏形。他们勾画了当代中国社会十大阶层和五种社会地位等级组成的社会分层结构。十个社会阶层分别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五种社会等级为社会上层、中上层、中中层、中下层和底层。因此，相对和谐社会可以更具体地描述为上述十大阶层之间拥有共享的价值观念(假设各阶层内部的价值观差异可以忽略不计)。尽管就微观层次及社会各阶层内部而言，价值观可能存在差异，但就宏观层次即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来说，共同的价值观念是可能存在的。把每个社会阶层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是一种宏观的思维方法。正是这种宏观的处理问题的方式，才使得相对和谐社会具有了现实的可操作性。
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说不同的社会阶层拥有了共同的价值观念呢？我们可以借用数学上的极限概念予以表述。在一维情况下，当某一点的左极限与右极限存在且相等时，我们就可以判定该点极限存在。在二维情况下，平面上每一点的方向极限有无穷多，只有在所有这些无穷多个方向极限存在且相等的情况下，才称该点的极限存在。将数学上的这种极限思想推广至价值观的描述，所谓不同的社会阶层拥有相同的价值观，是指每个社会阶层从不同的角度逼近某一个共同的价值观。这种不同的社会阶层都能够逼近的某一共同价值观念的存在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价值基础。也就是在这一点上，使得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了严格的科学意义。
因此，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就是如何协调和引导不同阶层的价值观念，使之逼近和形成整个社会共享的价值观。为了建设和谐社会，应当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实行科学决策，将构建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有机统一起来。协调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相互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理顺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切实保障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推进社会公平、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和分配不公的问题；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保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加强思想文化建设，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坚实的精神保障支撑。
要协调好上述这么多关系，科学决策就显得十分重要。按照建设相对和谐社会的基本思路，我们认为，科学决策的本质就是能够使得社会不同阶层利益的交集最大化。也就是说，科学决策要最大限度的满足不同社会阶层的共同价值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决策和和谐社会建设是一致的。因此，科学决策和坚持科学发展观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保证。和谐社会的认识论基础
所谓和谐社会，是指构成社会的各个部分，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的状态。根据系统经济学观点，和谐社会指的是一种关系，首先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广义的和谐还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要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满足相容性。从数学意义上来讲，相容关系是一种半等价关系，它具有良好的性质和广泛的应用。设R为非空集合A上的关系，如果R满足自返性和对称性，则称R为A上的半等价关系或相容关系。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满足自返性和对称性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一、自返性
自返性要求每个人都能正确地认识自己，保证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这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前提。人要重新审视自己，认识自己，否则如果自己都不能正确确定自己的位置，甚至不清楚自己是认识主体还是认识客体，从自己出发不能回到自己的话，这样就谈不上和谐。克里希那穆提在《重新认识你自己》一书中指出：“你自己，这个身为人的你究竟是什么？没有任何人或任何东西可以为你解答这个问题，因此你必须先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是智慧的开端。”克里希那穆提是印度哲学家，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纯洁的心灵。二、对称性
对称性是科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性质之一，它是指经过某种变换后保持不变的性质。人与人之间的对称性是指人与人之间可以将心比心。有了对称性，才能讨论两个不同个体之间的关系。因此，认识是建立在对称性基础之上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自返性和对称性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由此决定着和谐社会建设的起点和方向。企业文化——决定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变量
在研究企业文化之前，先研究什么是文化。关于文化的定义很多，按照我们系统经济的观点，文化是一个系统的概念，是通过一组文化要素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我们称之为文化。这一定义更加强调的是不同文化要素之间的关系。
例如日本文化，它的文化要素大部分不是自有的，而是从西方文化和中华文化中吸收过来的。而这些外来的文化要素通过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后，显示出日本文化的独特的性质。由此可以看出，文化作为一个系统的概念，更应该强调的是不同文化要素之间的关系，这才是文化的核心。
对于企业文化，也是同样的道理。从整体上看，各个企业的文化要素不可能相差太大，但每个企业的企业文化都不一样。每个企业的文化要素的不同组合和要素之间的关系不同构成的文化系统是有区别的。
从哲学上来说，企业所有员工所共享的价值体系就是企业文化。正如和谐社会可以分为绝对和谐社会和相对和谐社会，对于企业文化可以分为绝对的企业文化和相对的企业文化。企业所有员工拥有完全相同的价值观念，这样的状况叫做企业拥有绝对的企业文化，或者是理想状态的企业文化。但这种状态是很难达到的，不可能要求所有员工的价值观完全相同，而是每个员工的价值观要有交集。企业文化形成的标志是不同员工的价值理念的交集部分足够大，达到了某一临界值。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文化形成了，员工的行为具有了整体性与相对于企业目标的一致性。从这意义上，企业文化是企业实现目标的根本保证。只有形成这样的企业文化，企业员工的行动才具有整体性，才相对企业目标具有一致性。没有企业文化，各位员工各自为政，则无法实现企业目标。
对于企业文化的本质，归根结底它属于软资源，是一种慢变量。所谓慢变量，就是说企业文化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的形成是一个缓慢的社会历史过程，要在大于企业的特征尺度的范围内进行。
系统科学最新成果表明，决定系统最终状态的关键变量是系统的慢变量。企业文化属于慢变量，根据这一观点，我们可以说企业文化是决定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变量。而厂房、设备等都是快变量，都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得，但这都不是决定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变量。《基业长青》([美]詹姆斯·C·柯林斯等)这本书中有这样一个观点：美国通用电器(GE)的成功不是取决于它的“全美最受尊敬的CEO”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而是GE本身良好的系统架构。这个观点是有道理的，如果没有GE的基本架构，就不会出现杰克·韦尔奇这样杰出的CEO。真正的基业长青在于能系统制胜，制度设计合理，能够让杰出人物脱颖而出是比任何杰出人物更根本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GE企业文化合力。由此也可以看出，决定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在于企业文化。
系统科学认为，当系统化水平低的，决定系统发展的关键因素是个人，即所谓的英雄决定历史。中国封建社会就是一个典型系统化水平低下的社会，国家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者是否开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经济的发展，系统化水平也不断提高，这种情况下，任何个人在系统发展中的作用都要降低；当系统化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即在系统的环境下，决定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是系统架构是否良好，制度是否合理。
以美国为例，美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大市场，它的系统化程度较高。这种情况下，总统个人对美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非常小。虽然总统四年一次的政府换届选举会对经济产生一定的波动，但波动非常小，就是因为美国有一个非常好的系统架构，支持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中国市场经济的改革也是同样道理。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初期具有重大意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整个国家形成了一个大市场，国家系统化完成后，任何个人的影响力将大大降低。
对一个政党来说，对舆论的控制也在逐渐降低。过去，权威就意味着对舆论的控制，现在传媒出现了去中心化现象，即每个个体都成为信息的投放者，权威对信息失去了控制。
因此，企业要保持长期持续的发展，必须建立好企业的架构，设计好企业的制度，形成良好的企业文化，这才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根据系统经济学中资源整合机制原理，任何硬资源作用的发挥，都需要软资源的启动。资源的整合要以软资源为中介。企业文化是软资源，也是企业要充分整合企业的内外资源的中介。没有良好的企业文化，企业的厂房、设备、技术等要发挥良好的作用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企业是企业系统化的一个中介(media)。
进一步来说，企业文化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宏观的企业层次，二是企业员工层次。有人说企业的每一个员工都必须是企业的一个窗口，也就是说企业文化最后要体现在员工的行为上。员工是企业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硬资源与软资源的复合体。企业是软资源，因此也可以说人力资本是硬资源与文化资源的复合体。每个员工既有生物意义上的人力资源，又有软资源意义上的文化资本。企业文化要以员工的行为为载体，每个企业员工身上都带着企业文化的标记，员工层次的企业文化也受到企业层次的企业文化的影响与约束。
企业文化包括企业理念、企业制度、企业员工行为和企业的视觉系统。理念的形成要以制度为保证，员工的行为受到制度的约束，而视觉系统则属于物质层面的。
正如前面所说，每个员工的价值观不可能完全相同，企业文化的建设要采取科学发展观，即在文化的建设上要让不同的员工共享的价值观最大化，主要体现在企业制定一系列的规范制度，即制订员工手册，而每个员工都必须严格按员工手册行动，使得共有部分价值更大。但只是被动层面的外在约束。最成功的企业文化建设是将企业的整体目标转化成每个员工的自觉行动。这一过程要求着重处理好三大基本关系：
一是局整关系。企业整体目标是整体的，员工的个人行为是部分的，企业文化的建立过程中必须要处理好这两方面的关系。
二是因果关系。将企业目标转化成员工个人的行为，这一转化过程就是一个因果关系的转化过程。
三是生克关系。生克关系是古代哲学中天才猜想与主观臆想的结合。我们批判的继承了生克理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形成了自己的模型。从生克关系上讲，企业文化的建设是一个行为再调整与利益再分配的过程，因为员工个人的行为可能与企业的整体目标相违背，必须调整员工的个人行为，使之与企业文化相一致。
举个例子，一个生产电视机的大型企业,它生产的电视机的开机噪音已经达到了国家标准，但是该企业的技术研究人员还在努力的改进技术，以期进一步降低开机噪音。很多人对此不解，技术人员有这么一句话：企业的最终目的是利润最大化，而不是国家标准。噪音越小，对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的贡献越大。这就是企业文化的力量，它成功的将企业目标(利润最大化)转化成自己的行为。这是企业文化的最高目标。
企业的理念的提炼是一个具体的过程，受到国家背景、行业特征、地区物质、产品特征、企业历史等许多因素的影响。根据不同的理念，才能造就不同的企业文化。美、审美模式与美感的三个层次
真善美是最基本也是最高的哲学问题。东西方社会在对待美的问题上有着显著的差异。在西方哲理中，美是通过真来体现的；在东方哲理中，美是通过善来体现的。
但是，美有一点是共同的，即美是美感客体相对于美感主体而言的。同一个美感客体相对于不同的美感主体其审美的结果往往是不同的。从本质上讲，审美是一个评价过程，因此，我在系统经济学中提出的经济系统评价的一般模式同样也适用于审美过程，即审美过程涉及到审美主体、审美客体、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的关系、审美中介手段、审美环境等五个因素。因此，我们得出审美的一般模式为：
美=f(审美主体、审美客体、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审美中介手段、审美环境)
上述五个因素中任何一个发生变化都会导致不同的审美结果。“孩子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反映的就是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之间的关系对审美结果的影响。
所谓美感，就是美感客体在美感主体中的一种反映，使美感主体达到一定的动情水平，而产生的愉悦的感觉。根据审美评价模式，我们不难得出美感的三个基本层次：
1. 审美客体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在审美主体中的反映，使审美主体到达一定的动情水平而产生美感，可形式化地表示为：
P0←P
这主要表现为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个体的单向欣赏。但是这并不保证反向欣赏的存在，即并不保证审美客体也同等程度地欣赏审美主体，恋爱中的“单相思”就属于这种情况。
2. 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通过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一个系统，这个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在审美主体中的反映，使审美主体达到一定的动情水平而产生美感，可形式化地表示为：
P0←(P0←→P)
在美感的这个层次上，审美主体自身也对象化为审美客体的一部分，它和原来的审美客体一起构成了新的审美客体，即新的审美对象。对于恋爱中的情侣来讲，这个层次的美感是指，情侣间的和谐关系对恋爱双方所产生的愉悦感觉。例如，《天仙配》中的董永和七仙女之间的爱情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但是他们之间的结局是悲剧性的，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与环境未能协调一致，未能达到美感的第三个层次。1986年在庐山参加全国统计生态学会议
3. 审美主体、审美客体和审美环境共同构成一个系统，这个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在审美主体中的反映，使审美主体达到一定的动情水平而产生美感，可形式化地表示为：
P0←((P0←→P)∪E)
这里E表示审美环境。这个层次的美感是指，美感主体和美感客体作为一个系统与审美环境能够很好地协调一致，提升整体的资源位和对社会资源的观控能力，这种协调一致又被对象化为新的审美客体，而使审美主体达到一定的动情水平而产生美感。一些政治婚姻，通过联姻来提高个人的资源位和对社会资源的观控水平，进而使当事人产生满足和美感，应属美感的这个层次。很多贫贱夫妻无法和谐终老就是因为无法实现第三个层次的美感。
同时实现这三种美感是最为理想的状况，但现实往往很难尽如人意。
所有的认识主体都可以作为审美主体。最重要的认识主体是个人，在不同的情况下，个人、家庭、集体、民族、国家等都可以作为评价主体。东西方社会的审美差异正是源于审美主体的层次性。论新闻的真实性
新闻报道具有很多个衡量指标，但是真实性是这众多指标中最重要的一个。有人讲，耳听为虚，眼见为真。我们认为，新闻的真实性原则远非如此简单，眼见的也不一定为“真”。青海湖鸟岛(昝廷全摄，1989)
从真、善、美的层次上讲，真更多的与规律相联系。新闻的真实性可以划分为唯象层次和规律层次。唯象层次上的真实性应当服从于规律层次的真实性。反之，如果唯象层次的真实性违背了规律层次的真实性，一般就认为违反了新闻的真实性原则。简言之，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是指规律层次上的真实性。
照这样理解，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就从本质上决定了新闻事件的选择，要具有代表性，要能代表事物发展变化的主流，反映事物的本质。换句话说，新闻报道不仅从唯象层次上进行就事论事式的报道，更主要的是能够反映蕴藏在唯象层次之下的广泛的因果关系网络。这可以被称之为新闻真实性的系统化原则。这也正是区别新闻选择水平和新闻报道质量高低的最重要客观标准之一。
举个例子来讲，新闻报道是“冰山一角”，但其要能够反映蕴藏在背后的整个冰山。再举一个例子，“大河向东流”是规律，但在局部看，在某个时刻在某个局部可能会发现有“回流”现象，但若新闻报道仅仅局限于“回流”，就可能得出违反自然规律的结论。
一般地讲，新闻的真实性应当放在广泛的系统背景之下来理解，这也可以被称为是新闻真实性的全息性原则，亦即局部包含整体的信息。
广义来讲，新闻真实性的系统化原则和全息性原则也可以看做是现在教育界广泛采用的案例教学的两个基础性原则。这两个原则是案例选择的两个指导性准则，由此决定了什么样的事件可以选作教学使用的案例，什么样的事件不可以选作案例。文学创作就是构造一个理想的社会模型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说，文学不是简单的实录证词，文学要能反映事实背后的因果关系。这是对文学创造的一个很高的要求。我们认为，文学创造就是构造一个理想的社会模型。这个模型首先建立在对社会现实的模拟基础之上，是某种社会现象的缩影。模拟和缩影是严格的系统科学概念，如何建立模拟和缩影关系在系统科学中有一套具体的办法，这套办法可以用来指导具体的文学创造。
其次，模型又不能是对社会现实的简单模拟，必须要有扬弃，即所谓“来于生活，高于生活”。在上述模拟和缩影关系的基础上，要根据某种价值取向进行扬弃，颂扬我们希望的东西，舍弃我们不期望的东西。由此构造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就相当于建立一种理想的社会模型。如何进行扬弃体现着作家的思想水平和价值取向。
衡量一个文学作品或者相应的理想的社会模型的重要指标包括两个：第一，看它是不是相应社会真正的缩影；第二，看它是不是能够真正反映相应社会现象或社会演化的深层结构。所谓深层结构，是指支撑社会现象或社会演变的主导因素及其之间的关系，而且这些因素在所描述的社会现象或社会演变的时间尺度内是不变的。当然，这些主导因素最终也是变化的，因此，主导因素的选取取决于作品的时代和所反映的社会现象及其演化的时间跨度。一旦超出这个时间界限，这些不变的主导因素就变成了其它因素的函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创作或相应理想社会模型的构造考量着每一个作家的思想深度和战略眼光。本文写于2005年10月22日文学、案例教学与历史研究方法
高行健指出：“实录证词提供的事实如此之少，并且往往掩盖住酿成事件的原因和动机。而文学触及到真实的时候，从人的内心到事件的过程都能揭露无遗，这便是文学拥有的力量。”
根据他的这种思想，我们可以对时下中国MBA教育中过分强调案例教学的现象有一个清醒而全面的认识。如果案例教学仅仅局限于个案分析而不能揭示个案发生的深层原因和当事人的心理变化过程，则案例无异于“实录证词”，这也对案例教学提出了基本的要求。图-1 经济系统的非线性演化示意图
实际上，真正的文学和案例教学都与正确的历史研究方法密切相关。我们在系统经济学中，根据非线性系统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提出了非线性经济系统的一般演化模式：经济系统的演化受若干控制参数的影响。当控制参数λ的数值在一定范围内时，经济系统的演化途径是惟一确定的；当参数λ达到某一临界数值λ 时，经济系统处于一个分叉点上，面临多种可能的选择途径。这时，就需要人们根据自己的知识、偏好和对未来的预期，在多种可能的途径中选定其中的一条。然后，经济系统就沿着这条选定的途径演化，直至控制参数达到下一个临界值λ ，这时经济系统又处在新的分叉点上，又面临新的多种可能选择……，以此类推，以至无穷。我们可以把上述这个过程表示为图-1的形式。
经济系统演化的这种非线性模式对于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向我们提示了历史研究的一般方法：历史研究(包括文学和案例分析)不仅要注重事物发展的真实过程，这里的真实过程就是实际选定的演化途径(图中的实线部分)，同时还要注重揭示在系统演化过程中存在哪些控制参数，存在哪些临界点、在每个临界点上系统存在哪些可能的分叉，以及系统在多种可能的演化途径中是如何选定实际的演化分支的。惟有如此，才能真正揭示系统演化的全貌和历史的真实状况。从这里不难看出，纯粹的“实录证词”和案例描写确实不能揭示系统变化的全部信息。
本文提出的历史研究方法具有广泛的普适性，既适用于描写一个人的成长历程，也适用于研究一个家庭的变化过程，更适用于研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人类的演化历史过程。
最后，顺便指出，案例分析的目的是从个案中找出一般的规律，这就要求案例分析中的控制参数要具有一般性，否则这种案例分析就没什么启发性和示范性，从而也就失去了作为案例的意义。学会用出世的心态入世
我曾经同时在两个大学里面当院长，这两个大学都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一个是郑州大学，我2001—2004年期间担任郑州大学商学院院长；另一个是北京广播学院(现已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我从2002年5月开始担任媒体管理学院院长，实际上，媒体管理学院是我具体负责创建的，自然我也是首任院长。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说心里话，我的真正兴趣是学术研究。在系统经济学的创建过程中，我渐渐体会到了“人·学”合一的和谐美感。但同时也为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得不到保证而担忧。于是，我曾经认真思考过这样一种说法：如果你什么领导职务也不担任，你会有足够的学术研究时间，但可能拿不到做学问的支撑条件；如果你担任领导职务，你肩上的责任自然就变大了，虽然有助于获得做学问的支撑条件，但可能又没有了做学问的时间。直到现在也没有为这类现象找出一个最优解，这是由于这种现象的存在有着许多深层次的原因，有些原因来得如此遥远，以至根深蒂固，因而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
但是，就个人层面来讲，这个问题还是有解的。对于一个学者来讲，创新是学术研究的生命。所谓创新，就是没有人做过与你相似的工作，所以你必须具备这样两个品质：第一是耐住寂寞，这种寂寞实际上是指没有人能够真正在一个思想平台上与你进行学术对话所引致的寂寞；第二是要有但丁在《神曲》中所说的“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的大无畏气概。这两点品质的交集，实质上就是要具备某种意义上的出世心态。
俗话说，小隐隐于山,大隐隐于市。
当然，对于一个学者来讲，完全的出世做不到，也没有必要，但是，我们必须要有某种超脱世俗的心态，对名、利、权、情保持适当的距离，学会用出世的心态入世。入世是为了获取生存条件和研究条件，学术研究是我们的生命。学会用出世的心态入世，是每一个学者应有的品格和处世风范。实际上，这样做，也有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学会用审美的心态生活离散空间与系统势力
在系统经济学中，我们用经济系统资源位集合的测度来描述资源位的高低大小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与贡献。根据测度理论，资源位集合的测度具有两个极限，一个是无穷大，另一个是零。无穷大分为实无穷和潜无穷。随着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的不断增强，可以有条件地认为经济系统的资源位是潜无穷的。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经济系统的资源位至多是实无穷。人们可以对实无穷进行操作，而潜无穷是一个过程。
经济系统资源位测度的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测度的最小值为零。其实，零这个概念可以包含非常丰富的内容，并不象初看上去那么简单。广义地讲，我们可以把所能到达的最小值定义为广义零值。一个集合的测度为零，但这个集合不一定是空集。例如，整个数轴上的有理数有无穷多个，有理数集显然不是空集。但是，全部有理数的测度却为零。这是因为有理数在整个数轴上的分布是离散的，没有“连成一片”。用系统经济学的观点来说，就是不能形成系统势力。当经济系统的资源位表现为广义资源空间中的“离散点”，或者说是由广义资源空间中的“离散点”构成的集合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说经济系统的资源位没有系统势力。在经济系统的资源位的测度大于零时，即经济系统的资源位在广义资源空间中“连成一片”时，我们就说经济系统的资源位具有“系统势力”。
从系统势力的定义可以看出，上述关于系统势力的定义具有非常确切的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讲，系统势力是一个严格的数学化的概念，也就是说，经济系统要想拥有系统势力，其资源位的测度必须大于零，而测度的概念具有非常严格的数学定义。
稍微细心的观察不难看出，从本质上讲，系统势力和资源整合的思想在深层意义上是一致的。即使一个经济系统拥有很多离散的资源点，如果这些资源点不能“连成一片”，其也无法拥有系统势力，其对经济系统的发展的贡献将是非常有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不考虑整合外部资源，仅对经济系统自身的资源位的合理利用和配置来讲，资源整合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自然也是“系统时代，整合为王”思想的题内之意。根据这种思路，可以把资源整合划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经济系统自身资源的合理利用，主要表现为自身资源的优化组合；第二种是如何通过把自身资源位结构打造成凹集来整合不属于自己的外部资源。由此自然诱导出“系统致胜”的应用理法，这是系统经济学在技理层次的直接应用。其实，在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很早都已经潜在地意识到了这种思想，只是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比如说，区域经济合作、各种利益集团和政党的形成在深层意义上都可以看作是“系统致胜”思想的直接应用。我们甚至可以按照这种思路展开对企业形成原因的不同于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科斯的研究工作。系统战略： 发展经济的第三方力量
在系统经济条件下，合作竞争正在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竞争方式。我在2003年提出了合作竞争的一个系统经济学模型，该模型的大致意思包括以下三点内容：第一，合作竞争涉及两个层次的经济系统，第一个层次的经济系统是指参与竞争的各方，第二个层次的经济系统是以参与竞争的各方作为经济元所构成的较高层次的系统；第二，合作的目的是为了构成这个较高层次的系统，原因是通过构成这个较高层次的系统可以把“蛋糕”做大，这对竞争各方都可能有利。第三，由于竞争各方的最终目的还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最终还要围绕这个做大的“蛋糕”展开竞争。这种竞争与传统意义上的竞争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合作前提下的竞争。这也是系统经济学对于合作竞争的解释。
从上面的论述容易看出，虽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竞争各方无可厚非的目标，但也不能一味执著于竞争各方的利害得失，纯粹以博弈策略来谋求自身发展。这样做至多可以增加自身的短期利益，却有可能伤及自己和竞争各方共同的长期利益。一种基于系统经济的哲学道理渐渐展现出来：自我发展的根本障碍在于自己，以及整个人类在自然面前的无知、愚昧和野蛮，因此，发展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竞争各方相互学习、相互配合(信息交流和资源整合)，以构成更高层次的系统，不断提高这个更高层次系统对世界的观控能力，使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更加自由。
这个由竞争各方所构成的较高层次的系统相对于竞争各方而言相当于第三方。这种着眼于提高第三方力量的战略从本质上讲也是一种系统战略。系统战略所要面对的问题也是竞争各方需要共同克服的问题，它所探求的是发展经济的根本出路。一旦采用系统战略，就会自然突破竞争各方的本位主义和极端立场。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讲，竞争各方又是无形的联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也把系统战略称为发展经济的第三方力量。
有时，甚至为了认清自己，也要站在对方和第三方的立场上。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有时甚至需要旁观再旁观。站在第三方的立场上，相当于我们在系统经济学中所提出的层级战略。层级战略的基本思想就是，如果需要处理第n层次的问题就要站在第n+1层次的角度和高度。层级战略是应对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完备的有力武器。
从真善美的层次上讲，东方哲学是通过善来体现美的，而西方哲学主要是通过真来体现美。中国古典哲理认为，“小善修身，大善求道”。也就是说，小善讲究的是自身的修为，大善讲究的是对世界规律的探讨。或者说，大善讲究的是求真。结合上面关于合作竞争的论述，我们提出关于小善和大善的系统经济学定义：小善是为了系统(集体)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大善是既满足系统(集体)利益，又满足个人利益。只要愿意，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小善，而要做到大善就需要更多的“求道”做基础。 由此不难看出，“小隐隐于山，大隐隐于市”与这里小善和大善的思想具有某种程度的暗合。写于2005年2月6日2时论文的写作方法第一部分：文章的写作程序
论文首先得要有个题目。接下来：
第一步：写综述(REVIEW)。
综述，首先要论述这个问题最早是在什么时候提出来的，由谁提出，以及他提出这个问题的背景(CONTEXT)。任何问题的提出都有一个背景。有了问题提出的作者，年代和背景，然后应该综述围绕这个问题研究的演化过程。一般一个问题提出之后，会有很多学者跟着继续研究这个问题。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建曾说过，“诗歌的作用在于激发更多的诗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到这样的话，高行建是华人诺贝尔奖得主，因为某种原因，大陆没有宣传他。我们写综述也是一样，一个问题提出之后，可能不光是问题的提出者在做相关的研究，还会激发许多其他相关的学者来做后续的研究。那么，我们在做综述时要注释清楚这个后续的研究轨迹。比如有哪些后续研究人员，他们的观点是什么，与先前的观点有哪些区别，这些观点的演变过程以及他们争论的焦点在哪。
一直综述到你写文章时的状态、引用最新的资料，这个最新的资料就称为前沿。综述这些最近、最新的资料是以哪些学者为代表的，有什么样的观点，属于哪个学派，研究的背景又是什么样的。这些就是学术前沿。
综述部分就到学术前沿，但是学术前沿问题往往是我们写作的重点。因此大家必须弄清楚你所研究的问题的前沿观点是什么，这些观点与现实又有什么样的差距，这也就是你为什么要选这个问题来研究，正是因为这些观点还不能完美的解决现实问题。也正是由于这个差距的存在才使得你研究这个问题有意义。大家知道一个理论在理论领域本身是找不到它的价值所在，特别是经济学、管理学。只有通过理论与现实的联系，才能找到理论的价值。这样我们就能找到理论的意义，这在理论的内部是不能充分展示它的意义的。只有通过理论与现实的联系的关系上才能找到它的意义。这是联系的观点，是理论价值判断的标准。大家在读诗歌散文时也能读到类似这样的话——“一个人的生命只有与另外一人连起来的时候，生命才具有意义”。就像很多情书上写的“我的生命只有和你的名字连在一起时才有意义”。所以说，理论只有在联系现实、解释现实、指导现实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它的作用。这就是说，一个理论需要发展，就是因为它在联系现实上不能完美的解释现实，还存在着问题。这个存在的问题就构成了你写这篇文章的动因，你再提出从哪些方面来弥补这个问题。
可以说，综述的意义就是基本上奠定了文章的格调。因此，综述对于成功的论文写作是相当重要的。一篇好的文章就应该有综述，它能使读者对这个问题的演变，来龙去脉看的很清楚。读者一看就能知道这篇文章是研究什么问题的，有什么样的观点以及作者是在怎样的背景下研究这问题的。
这是综述的一个意义，另一方面，综述也是为了尊重他人的劳动。尤其是我国有些经济学院的学者写文章，不管别人已经写过什么，上来就乱写一通，而事实上，有些东西别人早就说过，而且即使是重复，也可能重复不到人家那水平。这就造成我国国内人文社科的研究的大量重复，这样也就出现了很多的争议，但这种争议根本就没有意义。因为重复不扎实，我们往往只是在原来的水平上徘徊，无法进步。就像好多研究国外早已研究过，由于我们人文社科文章不重视综述，不知道人家已经演绎到哪儿了，所以写文章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查有关的文献，明确你研究的问题别人有没有研究过，或者已经研究到什么程度了，你只能在别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研究，而不是在原始起点上研究。这是对他人劳动的尊重，也是我们的基本学风。
第二步，就是要提出你自己的观点。
通过综述，我们知道别人已经研究到哪儿了、前沿在哪、存在问题在哪；接下来，就可以提出自己的观点或理论。这个阶段的最重要一步——寻找证据——就是用求证法。我们可以吸纳这三个传统，①真理在辩论中产生，②辩论是求证的思想，③重视科普。我们可以看出来，要发展科学理论就要强调“创新”。我们对“创新”的理解不能太偏面，创新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在别人基础上的创新。如果某个问题别人已经研究过，而你再去所谓的“创新”，这是浪费时间，也不是创新。所以，创新也应该有综述，要知道前沿在哪里。
观点，我们可以随意的提出，但是观点经不经得起考证，这就要有求证的过程。求证可以从两方面入手，可以是理论上的，也可以是经验上的。求证，可以根据已经被证实为真理的，或者相对来说是成立的科学的结论来进行推理。这是理论上的求证过程，而经验上的求证，可以拿一些事例用归纳的方法来求证。经验求证法现在运用的比较多，就像大家知道的那样，经济学上的理论(特别是发表在国际上经济杂志)，一般都会附上一些案例来支撑自己的观点。
第三步：结论(concluding remarks)，就是评价性的结论。
在评价性结论里，我们可以说通过这篇文章得到了什么样的结果，这个结果的使用范围，还有哪些问题还没有研究清楚，等待将来进一步研究的，以及文章的意义在哪等等。第二部分：文章的安排
以上所讲的是文章的写作程序，另外还应该考虑文章在量上的安排。
文章的安排一般采用“三三制”。所谓“三三制”就是要有1/3的常识，1/3是前沿性的最新的成果，另有1/3是你自己的创新。1/3的常识是为了让一般的非专业的读者以及具有中等水平的读者都能读懂你的文章。这1/3的常识也可以是内业的常识，比如经济学的论文就可以写一些经济学界的常识，使经济领域的读者都能读懂。这样的篇幅安排很方便读者阅读，即使是普通的读者也能从中得到收获。即使他读不懂你创新的观点，他也可以从1/3的常识中学到入门知识，而且也可以从1/3的最新成果那儿了解到目前关于这个课题的最新研究趋势。
这些都是很务实的东西，通过这样的训练，大家起码在文章的架构上不会有问题。这种方法不仅适用于我们写论文，而且对写政论性文章，对演讲都有很大的帮助，具有相当的普适性。就业、办学模式与政府宏观管理
今年，毕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整个就业形势都比较紧张。紧张的原因有很多种，其中一个是扩招的原因。从宏观上说，就业紧张可能是持续时间相当长的一个问题。一方面是我们中国的人口持续增长，增加了就业的供给；另一方面，科学技术高速发达，使得机器代替了很多人类劳动，从而使得需求减少。一方面供给增加，一方面需求减少，因此供求关系变得紧张。但是就业问题具体到每个人的时候还和很多其他的因素有关，例如所学的专业，个人的偏好，个人的期望值等等，更有甚者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机遇、运气，或者说取决于个人关系。这就可能产生一种现象，上学期间成绩最好的人不是找到最好工作的。这样很多人就会觉得，要不要读书，读书好还有没有用？甚至有人还会拿出比尔·盖茨的例子，比尔·盖茨大学没毕业成了世界首富，学习还有什么用？还有一个例子，有一个人小学没毕业但是成了很有名的作家，他写给自己的墓志铭是：一个著作等身的文盲。这些现象从数学上说都属于小概率事件。我们从办学上不能以小概率事件为参考，只能以大概率事件做依据，按照总体的变化和规律来确定办学模式。所以说，课程设计要科学，要有质量，强调好好学习，认真读书。这是从就业的问题到办学模式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政府宏观管理的问题。今年就业形势紧张，很多人都在反思，中国的经济发展最大的问题是人才问题，还有资金技术问题，这是从宏观上说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毕业工作这么难找，是不是我们大学生多了，这是不是矛盾？一方面我们国家人才短缺，一方面我们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这种现象我们经过思考，提出政府宏观管理原则，即当微观层次上的供求关系紧张的时候，政府就要从宏观上进行平衡。这样的平衡是需要一定的资源的，所以国家才需要税收。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就是供求紧张，这个时候政府从宏观上进行平衡。第一，刺激需求，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第二，调整供给，比方说人口控制；第三，调整高等学校的布局甚至高等学校专业的设置，包括培养模式，我们专业是不是跟社会需求对口。很多公司需要的是马上能投入工作的，这个时候就宁愿要高级技工而不是一个博士或者教授，因为任何企业、家庭和个人都是倾向于急功近利的，都倾向于只考虑短期利益。但是政治家应该从中观和宏观上考虑问题，应该考虑中长期目标。根据这个观点，在就业问题上，政府不是直接提供就业机会，而是在宏观上进行平衡。
从系统经济学考虑，每个人都是经济系统的一分子，只有每个经济系统的组成分子都有业可就，也就是资源充分利用的时候，才能实现每个子系统每个家庭和个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同时每个系统的每个个体都有事可做，也是系统从宏观上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政府宏观管理原则是普遍适用的，比方说分配问题，一个社会，如果贫富过分不均，社会是不稳定的，所以说一个合理的社会财富的分布一定是正态分布的，很穷的人少，很富的人少，中产阶级很多，这时候财富分配是合理的。但是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调整是不能达到这一点的，市场经济存在马太效应，穷的越穷，富的越富，所以完全的市场经济是不行的，是需要政府调整的。政府把最富的那部分人的收入拿一部分出来给最穷的人，这就是政府转移支付问题，或者称为财富的再分配问题。这样我们就会理解在供求关系出现紧张的时候，政府应该做什么。当就业问题出现，也就是人才的供求关系紧张的时候，政府就要从宏观上进行管理，从宏观上进行平衡。生克之道2003年在杭州
生克之道和中庸之道从本质上讲是贯通的，都是中国古典哲理的精华。从某种意义上讲，金庸是中国古典哲理的集大成者，具有深厚的中国古典哲理功底。当然，也可以认为金庸是一个宗教专家。综观金庸的武打小说“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可以发现，凡是杀气很重，立志要成为武林霸主的人最后都成不了武林霸主。相反，那些心地善良，不愿意随意杀生的人最后反而武功高强。这就说明一个道理：武功越好代表杀气越重，大杀需要大善与之相克才能进步。只有具备慈悲为怀的大善心态的人，武功才能登峰造极。
这种“生生克克，层层升级”的思想具有广泛的普适性。商界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或者说是向社会索取。按照“生生克克，层层升级”的思想，要想有大的索取，必须用与索取相反的给予来相克，以实现索取和给予的层层升级，最终实现企业和社会的双赢、多赢，同时也取得了企业经营的最大成功。
学术研究的情况也是一样。如果一个人每天想着评教授、当博导、争院士，他的心态往往就会比较浮躁，不能安下心来好好做学问，当然很难做出一流的学术成就。反过来，一个人如果不那么急功近利，把做学问定位在探讨自然规律，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世界和认识世界，反而能够做出一流的学术研究工作。人生：成熟定律【成熟定律】成熟就是经历过的深刻。
人生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往往存在若干分叉点。在每两个分叉点之间，人生的道路相对确定和平坦。而在分叉点上，人们面临若干道路可供选择。这时就需要人们根据自己的知识、信息、偏好和对未来的预期作出选择。这种分叉点上的选择就是对人生的“宏观把握”。在系统经济学中，我们也把这种分岔点上的选择称为临界战略。它决定着人生的命运和总体价值。正如柳青所言，人生的道路固然漫长，但紧要处往往只有几步。柳青所说的“几步”，指的就是人生分叉点上的选择。
人是社会的缩影。一个人的成长可以映射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特征和演变历程。人生是短暂的， 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稍纵即逝的细流。但是，一种崇高的思想和事业可以使一个人的精神和思想越过时空跨度走得很远很远……。
一个人的成长，首先要迎合时代的需要，正所谓“时代造英雄”。其次，要有明确的人生目标，并有为达到目标而百折不挠、持之以恒的奋斗精神。为了达到目标，我们要优化奋斗路线、优化奋斗手段，主动创造条件和机会，追求事半功倍，甚至事半功万的奋斗效果，但随时要有事万功一，甚至事万功负的惨斗的思想准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也许奋斗者多，成功者少。但是为了成功，奋斗中的苦乐是丰满的，这与成功时的欢乐一样令人迷醉。
人生是由一段一段的时间组成的。每一段时间都有自己的价值，不会真空，总体来说，就是人生的价值。要站在历史的高度来俯视人生的每一段时间历程中所处的时期。在一定的时期做与之相适应的事情。最宏观地讲就是，该做什么事情就做什么事情，该读书时读书，该工作时工作。这样，即使眼前遇到暂时的困难，也会坦言面对。从微观来看是个很大的困难，从人生的历史高度来看可能是一个很小的波折，甚至算不上是什么困难。“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这样，在处理事情和人际关系时才会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这就是系统经济学中层级战略的思想。
人各有志，人各有尺，人各有势。应到自己的优势区去做自由人，不应到自己的劣势区去抢争装好汉。但可以通过在优势区的成功影响和诱导劣势区使其转化为优势区，以达到触类旁通的效果，使优势区不断扩大。这里的优势区就相当于战争年代的“根据地”。对个人来讲，“根据地”指的就是“人生的支点”。人生的支点就是人的心之归处。对人生来讲，最悲惨的莫过于心无归处。世间本无成败，成败在于人心。网络：网络定律【网络定律】人人都处于一定的网络之中，天天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动网悟道。
随着现代交通和信息技术的发达，小小寰球趋于一村。著名现实主义学者亨利·基辛格在担任美国国务卿期间曾指出：“世界在经济、信息交流和人类精神方面已经变成相互依赖了。”美国学者Robert O.Keohance和Joseph S.Nye以更明确和肯定的口吻宣称：“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
由于人类固有的“趋群社会性”，集团是人类生存的一种强化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这从本质上决定着网络是自然和社会的基本结构。根据万有引力定律，宇宙中的天体是密不可分的网络。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家族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网络。对个人来说，有人际关系网络。对企业来说，有市场营销网络和物资供应网络等。对一个国家来说，有以“建立外交关系”为核心的国际关系网络。对全球来说，有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等。
现代数学的基础之一就是牛顿微积分。牛顿等人发明微积分的一个直接背景就是为了描述“质点”的状态和运动。以微积分为工具，质点力学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多体”问题，即使是“三体”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这是否提示我们，三角形是世界上最基本的网络，牛顿微积分只适合于描述自然界中属于质点型的一类现象。为了描述以网络为基本结构的复杂现象需要从数学的基础概念开始新的探索。这也许为现代数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增长点。
在现实中，有些网络是明显的，有些网络是潜在的，而且很多关键性的网络都是潜在的。对于潜在的网络，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把它显化出来，然后对其进行分析和运筹。
作为一个政府首脑，首先应该理清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的网络结构，其次应当理清楚位于职能网络职能之上的“人”所构成的人际关系网络。认清职能网络的意义在于掌握政府职能的运作过程和机制。认清人际关系网络有利于观控政府目标和政府职能的实现。从系统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人人都满意的“总统”是不存在的。一个政府或政府首脑只能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这就自然诱导出政府目标与一小部分人利益之间的分歧和冲突。因此，作为一个政府首脑，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保证政府目标的顺利实现。
在系统经济学中，我们对“大多数人”和“小部分人”有一个严格的数学描述：“小部分人”的会议是指这部分人的测度为零；“大多数人”是指在总人口中减去小部分人之后的剩余人口。
为了认清职能网络和人际关系网络，必须有意识地使这两个网络“动”起来，在“动”的过程中悟出其“道”，即所谓“动网悟道”。在中国政界高层人事变动之前几个月香港报刊往往就报道出了人事变动具体人选，当然这可能是一些坏人的煽动造谣，但是否也有可能是中国政府有意试探民意，出于一种“动网悟道”的心态。如果民意可以接受，几个月之后就真的照此变动；如果与民意相违，就做另外打算。这种做法，也不失为政府运作的一种技巧。
在政府职能网络的运作过程中，即“动”的过程中才能了解各职能部门的关系是否合适，整个网络是否高效，政府部门如何设置更为合理，政府与民众、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军队、政府与政府之间等应当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等。
动网悟道的思想也适宜于人际关系分析。“名、利、权、情”是人生的四大目标。每个人都是社会化的人，都处于一定的人际关系网络之中。为了认清一个人所处的人际关系网络，可以对其输入各种信息，观察他对名、利、权、情四个指标的反应和与他有关的网结(人)及网线(关系)的变化。如此反复多次，就可以把一个人的本质和他所在的人际关系网络显化出来。
自然界中最基本的网络是三角形。三角形与数学上的点有本质的区别，它具有了力学上的稳定性。古人讲：“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就是上述思想的前科学形式。一般来讲，网络由网结(节点)和网线(节点之间的连线)组成。对政府职能网络来讲，每一个政府部门都是网结，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就是网线。在人际关系网络中，每个人都是网结，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关系、血缘关系、供求关系、利益关系、生克关系等都是网线。
网络被显化出来之后，就面临如何对其进行分析和运筹的问题。第一种方法就是将其进行聚类。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从本质上讲就是按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优惠权大小进行的聚类分析。设A为人的集合，f为A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原始信息集合，并设“β”表示“某种相同利益关系”，则β通过f把人的集合A分为若干利益集团(A/β)。在每一个利益集团内部，人与人之间具有β意义上的相同利益关系，不同的利益集团中的人与人之间不具有β意义上相同的利益关系。当然，在β意义上具有相同的利益关系，而从其他方面来讲，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可以是冲突的。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为人处事要杂于利害。从这种观点出发，就可以很自然地理解“具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合作”，因为尽管这些国家在其他方面是对立的，但在某些方面利益是共同的。对于位于同一条街道上的两个百货公司，从相互争夺顾客的角度讲，他们是相克的；从有利于这条街道形成商业街的角度来讲，他们又是互利的。管理：管理定律【管理定律】管理是为了实现目标而进行的观测和控制(简称观控，OBSERVE-CONTROL)。
权力是进行管理的前提和必要条件，管理是权力的实现过程。
管理的本质，是为了实现某种目标而进行的观测和控制。一般来讲，观测是指探取或获得对象事物状态的情况和信息；控制是指改变对象的状态。观测和控制统称为观控。这里的对象事物是指被管理者或称为观控对象，观控主体就是管理者。管理者观控水平的高低与他拥有的权力成正比。
观测和控制往往是同时进行的，二者无法分开。量子力学中关于基本粒子的海森堡“测不准关系”，从本质上讲是由观控的不可分性造成的：为了测量基本粒子的位置和速度，就要用仪器去靠近它，这又干扰了它的位置和速度，使得测量出来的数据具有了无法消除的误差，这个误差就是Boltzmann常数h。这就是海森堡测不准原理的来源和内容。为了动网悟道，要先给一个人输入各种信息，然后观察他在“名、利、权、情”四个指标上的反映，这里观测和控制也是结合在一起的。
实际上，一个人的观控能力是“非个体性”的，它是社会相应能力的缩影，再加上个人能动性的发挥。它可以借助于社会、组织、一种坐标系、一种观念等，如果管理者是一个政府首脑，他还可以借助政府来进行观控。观控的方式、方法、机构等简称观控模式。
人不仅是简单的观测对象，而是在观控结合中观测对象，同时还观控这种观控过程，观控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观控这种观控模式的效果。作为社会化的人，他的观控具有社会价值观，包括善恶观、功利观和运筹目标等。这就从本质上决定了任何人的观控都具有感情色彩。
对一个系统或网络的观控最简单和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将其进行分类。从宏观上讲，观控分为直接观控和间接观控两种。对越是重要和庞大的系统和网络来讲，间接观控就越重要。发展市场经济就更要加强中央对国民经济系统的间接观控。2004年在上海目标与手段：目标定律【目标定律】(1)手段应当为目标服务；(2)目标与手段的关系不应死锁；(3)应当根据目标反索手段，手段的选取和律定受到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的约束。
生活在大转变的年代，各种机会与诱惑很多，往往使人分不清自己的坐标方位，有时甚至把手段当目标去奋斗。这种问题一定要在宏观上把握好，步步向目标逼近，方能达到目标。
根据目标定律第(1)条，手段应当为目标服务。做任何事情首先要分清什么是目标，什么是手段。对于一个政府来说，为人民服务、提高全民的社会福利水平应当是目标，其他方面的东西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从本质上讲，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都是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方式和手段。
这里我们顺便指出，原则和“警句”的区别。例如，在战争年代提出的“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如果作为方针显然是不妥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这样的“警句”，对于团结人民、孤立敌人无疑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目标定律第(2)条指出，目标与手段的关系不能死锁。也就是说，为了达到某一目标，不能不顾一切地一定要选用哪一种手段。例如，以富国强民为目标，凡是有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制度、体制、方针、政策、管理模式，而不管它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都应当吸收和利用。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是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方式和手段。当一种制度和体制有利于富国强民时我们就应当采用和借鉴，否则就应当放弃和改进。
目标与手段不能死锁还意味着，坏人用的手段也可以被好人用来实现好的目标。不能因为有坏人过桥而不修桥，也不能因为有小偷进过的商店而不进。我们不主张武力侵略，但不能没有武装力量；我们反对首先使用核武器，但不能没有核武器。同样的武装力量，既可以被用来保卫祖国，也可能被坏人利用来镇压人民。实际上，大多数手段都是中性的，既可以用于好的目标，也可能被坏人利用。
根据目标定律第(3)条，应当根据目标反索手段，手段的选取和律定受到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的约束。目标反索的依据是系统经济学的因果小环境原理。任何一件事情都有一定的“前因条件”和“后果”(包括在因果链条上的扩展)。事情的前因条件和后果构成以该事件为中心的因果小环境。在繁杂的人际关系网络和具体事务中理清楚每件事情的因果小环境对于正确处理和运筹事情十分重要。
手段的选取和律定受到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的约束。有些手段虽然可以帮助达到目标，但却可能是个人的价值观念所不能允许的。阿谀奉承和努力工作都可能使人得到提升。有人格有自尊的人，宁愿不晋升也不会使用前一种方法。方法和手段的选择有时还受到社会习惯和社会心理的影响和约束，同样的做法在西方社会认为很平常，东方人却可能难以接受。反之亦然。权力：权力定律【权力定律】 (1)权力的基本来源有5个：暴力、财富、知识、信息和人格。权力的二级来源包括继承和分配。
(2)权力的运用主要体现为权力的集中与分散的关系。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认为，权力的来源有四个：暴力、财富、知识和信息。我认为，权力的来源应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权力的基本来源，除了包括托夫勒所指出的上述四个来源之外还应当包括人格。实际上，一个人的人格魅力对权力的取得往往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权力的第二个层次的来源是指在权力基本来源的基础上所发生的权力的世袭(继承)和分配。权力运用主要体现为权力的集中与分散。
暴力是权力的基本和古老的来源之一。从父亲打儿子第一巴掌开始，暴力就意味着权力。毛泽东曾经指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最直接明了的说法。任何一个政治首脑都对代表武装力量的部队予以特别的关注。过去的皇帝都亲自掌管军权。从世界范围来讲，每个国家武装力量在全世界所占的份额决定着世界的格局，左右着全球的局面。但是，暴力这种权力的来源只能用于惩罚，不能用于奖励。
权力的第二个基本来源就是财富。与暴力相比，财富既可以用于惩罚，也可以用于奖励。中国有句谚语：“有钱能使鬼推磨”系对财富是权力的来源的形象比喻。只要你愿意出足够的钱，总可以找到人为你服务，按照你的意愿去行动，正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从现实来讲，各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决定着一个国家在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地位和分量。
知识是权力的第三个基本来源。如果你的知识比别人多，其他人就要听你的指挥。对于医生和病人来讲，因为医生拥有病人所不知道的医疗专业知识，所以病人就听从医生的指挥。科学知识的反馈加速增长，正在改变和左右着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甚至决定着人类未来的发展道路。
信息是权力的第四个基本来源。从本质上讲，权力就是控制，信息是控制的根本。没有信息就无从控制。控制和观测往往是连在一起的，统称为观控。观测的本质就是获取信息。特别是在当代信息社会里，谁掌握了信息谁就等于拥有了相当的权力。
权力的第五个基本来源是人格。一个人做人的道德品质、个人修养和行为举止都具有感召力，都是权力来源的组成部分。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战场上，在最后只剩下一个将军和一个士兵时，士兵宁愿牺牲自己保卫将军，这时起关键作用的就是人格的力量，而不是军衔的高低。
上面所讲的是权力的基本来源。权力的二级来源包括继承和分配。皇位的世袭、政治现象中的裙带关系等都属于权力的继承。在一个集团或政治党派取得政权之后，就要将权力在其内部进行分配，以便于权力的运用和巩固。
权力的运用主要体现为权力的集中与分散。这包括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的内容。从静态来讲，如果权力过于集中，凡事都要由掌权者决断，掌权者事必躬亲。由于掌权者的精力、时间、信息有限，如此运用权力的结果肯定不会理想：一方面掌权者疲于应付，决断难以正确；另一方面难以调动下属的积极性。全球范围内计划经济的失败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如果权力过于分散，各行其是，也很难从总体上保证实现目标。因此，权力运用的关键就是在上述两“极”之间找到合适的“中庸之道”。
从权力运用的动态方面去考察，一种集散关系往往诱导出其他的集散关系。从财政政策上讲，财政权力的集中往往也导致财政困难的集中。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权力集中在国家，但他的包袱也是由国家来背。麦科特集团各下属总公司都是独立法人，权力相对分散，但是各个总公司的困难也都是由自己承担，集团不用承担。一般来讲，权力集中往往导致困难集中、矛盾集中，当然，也导致信息、资源和人才的集中等。任何一个政府首脑运用权力的过程中都必须充分考虑到集散关系转化这种普遍现象，并要分析清楚这种集散转化的因果链条的长度和范围。生克与极
人的本质特性之一就是人的社会化。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之中。系统是人的一种基本生存方式。任何经济或社会系统都可以看做是由若干子系统组成，包括子系统之间的各种关系，即
经济系统=({子系统}，{子系统之间的关系})
一般来讲，经济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和作为其组成要素的子系统的目标是有区别的。一个典型的事实是，整体最优，局部不一定最优。在社会财富为一定的情况下，每个人追求自己福利最大化与全社会福利水平最优往往就存在着矛盾。这就是局部与整体的生克关系。一个形象的说法就是“人人都满意的总统是不存在的”。经济学的两大基本问题之一就是财富分配的局整生克关系问题。
一个系统或子系统的目标本身往往是多方面的。从数学上讲，目标要用多个指标来衡量，其构成一个目标系统，这些不同的子目标之间也存在生克关系。“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和“既想做婊子，又想立牌坊”就是目标系统自身之间的生克关系的形象描述。比如说，经济系统的当前快速增长与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做学问和挣钱之间的关系，等等，都是生克现象的典型例子。
运筹生克现象的最佳方案就是首先理出生克的“极”，然后利用“中庸之道”找出最佳的折中方案。从学术研究上来讲，“极”的状况是理想情况，不一定真正存在，但比较容易研究清楚，然后可以以此作为参证框架来分析现实问题和逼近现实。实际上，许多学术研究都是这样做的，比如，物理学中的理想气体和刚体，经济学中的完全竞争和纯粹垄断都是理想状况，都属于“极”。先把这些“极”的规律研究清楚，然后再在此基础上研究真实气体和实际情况。
根据这种思想，纵观整个经济学，研究的基本上全部是“极”的状况：完全竞争和纯粹垄断，以及寡头(竞争和垄断的中间情况)。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可以在理想气体与刚体模型间找出一种逼近模型。在兰州大学校园电视连续剧《大染坊》中的系统经济学思想《大染坊》中有这样一个片段，男主角陈寿亭先生与其红颜知己沈远宜小姐有这样一段对白，沈小姐在向陈寿亭先生介绍她的恋人霍长鹤将军时说：“地形越复杂，他就越有本事”，陈寿亭先生回答说：“打不过日本鬼子，就是没本事”。这段对白非常经典。陈寿亭先生的回答所使用的就是我们在系统经济学和系统管理模式中所提出的“层级战略”思想。听了沈小姐的介绍之后，陈先生没有就事论事地纠缠霍长鹤是不是地形越复杂越有本事的细节，而是站在更高的层次上看问题，在能不能打败日本鬼子的这个更高层面上进行思考，他也根本不需要知道霍将军对待不同地形的本事的详细信息，而是从宏观上直接判断，所以就直接回答“打不过日本鬼子，就是没本事”。从这种意义上讲，这段对白可以看做是层级战略的一个应用案例。《大染坊》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日本商人腾井先生在评价陈寿亭先生不愿与他合作办染厂时说：“国家太弱，个人太强是会吃亏的”。这段话所揭示的正好是系统层级结构和不同层级系统之间关系的思想。在系统经济学中，我们曾经指出，低层次经济系统的发展和变化要以高层次经济系统为背景来展开，高层次经济系统对低层次经济系统具有一定的约束和制约作用，为低层次经济系统的发展和变化提供了一定的时空框架约束，同时高层次经济系统的行为要以低层次经济系统为载体来体现。
在这个片段中，“个人”相对于“国家”来讲，个人是低层次系统，国家是高层次系统，个人的发展和变化要受国家这个高层次系统的约束和影响。所以，腾井先生所说的“国家太弱，个人太强会吃亏的”这段话所蕴含的正好是系统经济学中不同层次系统之间的制约关系和观控关系。
剧中还有一段对白，腾井先生向陈寿亭先生说，他身后是整个帝国，其意所指与上段对白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系统经济学中，我们曾发展一种思想，有些问题在低维空间中无解或者无最优解，而在高维空间中就有解了或者有最优解了。一个直观的例子就是，用6根火柴棍在平面上摆出4个三角形，怎么摆也摆不出来，也就是说在二维空间中这个问题无解。同样的问题在三维空间中就有解了，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用6根火柴棍在三维空间中摆出4个三角形。《大染坊》中有这样一个情节，陈寿亭先生引进德国三色印刷机后，由于其学工没有掌握印刷技术而向上海六合印染厂求助，甚至忍痛答应上海六合印染厂仅以技术入股而占40%的股份，合同有效期持续5年的非分要求。陈寿亭先生满怀诚意，怀揣汇票赴上海拜见上海六合印染厂董事长林祥荣先生。林董事长年轻气势，财大气粗，恃“财”傲物，一味玩弄商业技巧，约好与陈先生会面，却故意一拖再拖，意在杀杀陈先生的锐气。当时的情况是，上海六合印染厂拥有陈先生的宏巨印染厂不具备但急需的技术，所以，陈先生对林董事长的故意拖延和冷落一忍再忍。如果把思维局限于陈先生和林董事长两个人所构成的系统，则陈先生只有耐心等待与林董事长的会面才能使自己面临的技术难题有解。幸运的是，就在等待与林董事长会见的过程中，林董事长自己不愿平等地陪陈先生吃饭，而只让自己的下属技工去陪陈先生吃饭。这时，陈先生在与六合厂技工的谈话中自然地将思维的范围由原来仅限于林祥荣和他本人扩展到了林董事长的技工。当把技工一起考虑进来的时候，他的技术难题不需要与林董事长合作也有解了，而且代价更低，也根本用不着让给林董事长为期5年40%的技术干股。这时，他只需付给技工比六合厂更高的工资即可。
在系统经济学中，我们应用这个思想解释符号经济的起源：有些经济问题在“实物(商品和服务)”系统上无解或无最优解，于是人们就从实物系统扩展转化到“实物+符号”系统上去求解或求最优解。这也为金融，乃至整个符号经济的起源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视角。关于建立“中华文化论坛”的几点设想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发展都应有其独特的定位和主题，这是发展战略层次的问题。战略定位的正确与否对于一个地区和一个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世界范围内，这首先体现为国际产业分工，例如美国是世界新经济的火车头；德国专长于生产工业机械；英国定位于为世界各国提供金融服务；日本主要生产中档最终消费品；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主要生产中、低档最终消费品。
从国内经验来讲，在2008年以前，北京市的主题就是奥运会，上海市的近期主题就是世博会。尽快确定郑州市的主题对于郑州市的发展，特别是郑东新区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然，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发展主题和战略定位最终取决于其区域资源位。所谓区域资源位是我们在系统经济学研究中所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是指在广义资源空间中，一个地区或城市能够实际或潜在利用、占据或适应的部分。根据这种思想，结合郑州市和河南省的情况，我认为，可以把建立“中华文化论坛”和“文化郑州”“文化河南”作为郑州市和河南省的发展主题，其龙头就是“中华文化论坛”。
我们知道，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而河南可以被认为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这里有七朝古都开封，这里有九朝古都洛阳，这里有中华文化最早的安阳殷墟等，这里是诸多闻名世界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军事家和科学家如老子、孟子、诸葛亮、张衡等人的故乡。......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建立“中华文化论坛”的区域资源位优势，这是任何其他城市都不具备的。20世纪90年代，由于“亚洲小龙”的经济腾飞，世界上一些跨国公司和海外华人开始委托台湾的大学和培训机构对他们的员工和子女进行中华文化培训，但台湾的大学和培训机构自感底蕴不够，中华文化的根在大陆，而且根系的主脉在河南。
在郑州建立“中华文化论坛”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1)建立“中华文化论坛”使郑州市和河南省的发展有了自己的主题，主题明确、战略定位准确是一个城市和一个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保证，这就是经济学中所讲的差异化战略，这也为郑东新区建设提供了最为急需的发展主题，无疑对郑东新区建设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为了树立“中华文化论坛”的权威性，可以邀请世界范围内的著名政要和成功人士来做主题报告，例如邀请新加坡前总统李光耀、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等，另外还可以邀请全国政协、已经退位的国家领导人、著名科学家和企业家等。在杭州
(2)建立“中华文化论坛”对河南省旅游兴省战略和“三点一线”的旅游战略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用“中华文化论坛”来统率全省的旅游景区。讲到中华文化，其发源地不仅有“三点一线”，还有安阳的殷墟，南阳的诸葛亮、周口的老子等等，都可以统率在中华文化论坛的名义之下。这样，就真正把旅游兴省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全省发展战略，不仅仅局限于三点一线，而且上升到了更高的层次。
(3)通过建立“中华文化论坛”，使得郑州市和河南省在世界上具有了出现权。因为华人大约占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而这占世界总人口五人之一的华人的文化根源就在河南，他们自然要到河南“寻根”，而且越是成功人士，其“寻根”的愿望越强，而不管其从事何种职业，不论是企业家、政治家，还是科学家和教育家等无一例外。因此，“中华文化论坛”的建立可以使郑州市和河南省成为世界华人都向往的地方。人气的汇集自然带来消费和投资，这一方面可以带动旅游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必将带来大量的外商投资，还将带来世界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进而带动全省的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
(4)建立“中华文化论坛”，可以实实在在地提升郑州和河南省的地区形象。当人们认识到河南是自己的文化根源的时候，其对河南省必然会有一个新的认识。例如，许多外国著名科学家见到河南籍中国古代科学家张衡的雕像都顶礼膜拜，这样一来，河南的地区形象的提升自在其中。
(5)建立“中华文化论坛”，正好迎合了世界范围“人文回归”的潮流，满足市场需求。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大量的外资企业纷纷进入中国市场，很多外国公司都希望给他们新进入中国的员工进行中华文化的培训，以便更顺利地在中国生活、工作和进行经营活动，这方面的需求正在逐步形成规模，很多海外华人也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有机会接受中华文化的训练和熏陶。实际上，国内的很多成功人士，包括企业家、政府官员、科学家与教育家对中华文化训练的需求也在逐步上升。
如果能够把海内外的成功华人都汇聚到郑州，汇聚到河南，这对于郑州和河南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原载《大河报》2002年8月9日散论六记1.正确区分处理他人不足的两种情况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学会正确地处理人际关系，对于建立良好的人际环境、保持自己的心理健康和心情愉悦，具有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事业成败。对于领导同志来讲，学会正确地处理人际关系的意义更加重大。处理人际关系的核心是要正确区分他人不足的两种情况：
情况一：能力足够，因一时疏忽而造成工作上的失误；
情况二：由于能力不济而导致工作上的不足。
对于第一种情况的不足，只需稍作提示即可，他就会马上改正，也有能力改正。我们不能就此认为情况一的行为者能力不行或水平低。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原型。有些很著名的学者或科学家有时也会犯一些低级的错误，我们不能就此认为他的学术水平差。我曾经听说过一个故事，说“文革”中有一位清华大学数学系毕业的高才生，有一次在给中学生讲课的过程中将未知数X写成了“)(”，当时学生在课堂上大笑，他发现后说，我背着手也能写X。像这位清华的高才生所犯的错误就属于他人不足的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是他人确实由于能力不济而造成的。这种情况就不能用直接提示的方式来处理。而只能用婉转的方式从侧面劝其改变目标去从事他力所能及的事情，或者是通过学习或进修再来从事原来的事情。如果从正面直截了当地指出他的不足是由于其能力不济而造成的往往会挫伤其积极性和自尊心，甚至导致他对你的敌对情绪。2.“滚动”理论
人与动物的区别之一是他的高度社会化。人的生物属性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升华，并反过来律定他的属性基因，特别是当代connecting people的技术越来越发达，个人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越来越便利，更加使得一个人的属性只有在他与社会的联系中才能得到阐发，能力只有在他与社会环境的联系中才能得到发挥。
从系统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个人或集团都是社会的元素或子系统。一般来讲，个人的价值目标与社会的价值目标往往并不完全一致。这时，个人的行为应当与社会一起协变，或者说“与社会一起滚动”。滚动的原则是既不与社会对抗、同时又不失去自己的特性，具有“出污泥而不染”的品质，在滚动中体现自己的价值和自尊，实现自己的价值目标。我们将这个原则称之为“滚动理论”。
当前处于世纪之交的转折点，社会观点杂化、社会思潮杂化、社会心理环境杂化、社会伦理价值观点杂化，社会现象复杂多样：有献身科学的科学家、有甘为人梯的人类灵魂工程师、有挥金如土的暴发户、有隐藏于共产党内的“大蛀虫”、有乐让人养的二奶、有夜夜歌舞升平的三陪小姐……，处在这样的转折点上，机遇与陷阱同在，天堂与地狱也许就在一念之差。往往使人分不清自己的坐标方位，有时甚至把手段当目标去奋斗。有的人目标很好很神圣，但却因为不善于运用滚动理论，不能正确地认识多种社会现象，不能很好地协调自己的价值目标与社会不同现象的关系而碰得头破血流。滚动理论不是让人随波逐流，而是在与社会一起滚动的过程中坚守自己的个性和人格特征。3.制度
制度的渊源可以说与人类社会的历史一样久远。自从人类从自然界(动物界)异化出来之后，为了协调人们之间的行为，保证人类社会的有序运行，就出现了制度。从形态上讲，一般地把制度划分为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等。关于什么是制度，到目前为止至少有1000种定义。每种定义都有自己的偏重点和不同的适用条件(边界条件和初始条件)。
在系统经济学中，我把制度一般性地定义为经济系统对它的经济元和子系统的约束和影响，以及这些不同的约束和影响之间的关系总和，这也就是经济系统的制度安排。
上述关于制度的定义涵盖了各种类型和各个层次的制度概念。在这里充分体现了经济学中的科学美(Einstein关于科学美的简单化原则)。当我写下这个定义时，在心灵深处产生了深切的科学美感，或者经历了一次非常愉悦的美感体验。
在系统经济学中，根据组织水平的不同，我把经济系统划分为家庭经济系统、企业经济系统、产业经济系统、区域经济系统、国家经济系统和全球经济系统(将来如果在其他星球发现经济活动的话，则还会有星际经济系统)。因此，按照前述制度的定义，经济系统的层次性自然派生出制度的层次性：家庭经济系统对它的成员或子系统的约束和影响就构成了家庭制度；企业经济系统对它的经济元或子系统的约束和影响就构成了企业制度；类似地，我们有区域制度、国家制度和全球制度等概念。
著名系统哲学家拉兹洛最近指出了人类社会目前所面临的三大问题，其中一个就是全球化问题，而其核心是金融全球化问题，相继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及其在世界范围的扩散，使得人们逐步认识到了金融全球化问题的严重性和现行全球金融制度的缺陷，或者说危机。最近在瑞士达沃尔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的主题就是讨论国际金融制度的改革问题。出席会议的有一千多位商界领袖和政治领袖。他们都认为若要全球经济继续繁荣，实施开放的经济制度是惟一的解决方法。但就国际金融制度的改革方案并未达成共识。我认为，在讨论全球经济制度和全球金融制度时，必须以全球经济系统为基础。没有建立在全球经济系统理论基础之上的全球经济制度和全球金融制度不可能是“系统的”和“科学的”。这也为解决当前急迫的全球经济制度和全球金融制度的改革问题指明了努力方向。
根据上述关于制度的一般化定义和经济系统的层次性，我在系统经济学中给出了制度环境的一个精确而简洁的定义：
所谓经济系统的制度环境，是指比它层次高的经济系统对它的约束和影响以及这些不同的约束和影响之间的关系总和。因此，制度环境的概念也具有层次性：国家经济系统的制度环境主要是指全球经济系统对它的约束和影响；区域经济系统的制度环境不仅包括全球经济系统对它的约束和影响，同时还包括国家经济系统对它的约束和影响；企业经济系统和家庭经济系统的制度环境概念可以以此类推。
从经济学来讲，个人是最小的经济元。因此，家庭、企业、区域、国家和全球都对个人产生一定的约束和影响，这些不同层次的约束和影响的总和就构成了个人的制度环境，这也是求解人生方程式的边界条件之一。4.特征尺度
著名物理学家波尔兹曼曾经说过，一位音乐家在听到“几个音节”后，就能辨认出莫扎特(Mozart)、贝多芬(Beethoven)或舒伯特(Schubert)的音乐。同样，一位数学家或物理学家也能在读了“数页文字”后辨认出柯西(Cauchy)、高斯(Gauss)、雅柯比(Jacobi)、赫姆霍兹(Helmholtz)、克尔基霍夫(Kirchhoff)的工作。
上面这段话转引自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的文集。杨振宁教授写这段话的本意是讲述科学家的风格。而我在这里是从另外一个侧面来看这段话，其中“几个音节”和“数页文字”是关键词，它揭示了“特征尺度”的概念。
在系统学和系统经济学的研究中，我引进了“特征尺度”的概念，它是指能够反映系统(包括经济系统)特征的最小时间尺度和最小空间跨度。特征尺度概念对于理解复杂系统的形成和演化规律非常重要。一般来讲，人们研究任何问题都是在一定的时空框架内进行的。系统变化的时空尺度和人们从事研究工作时所选择的时空尺度是两回事。为了使研究工作有效和具有科学意义，后者必须与前者相匹配。
从预测科学的角度来讲，人们所选择的资料系统的长度一定要大于或等于其特征尺度的长度才能做出有效的预测。一般来讲，高层次系统的特征尺度要大于低层次系统的特征尺度。因此，高层次系统的预测所需要的资料系列要比低层次系统预测所需要的资料系列长。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宏观经济预测和微观经济预测相比，前者所需要的资料系列的长度显然要大于后者。
从某种意义上讲，系统的特征尺度是衡量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宏观尺度制度标准或者说是基本制度单位。也就是说，为了描述可持续发展问题，要把时间除以特征时间长度后所得出的“量子化”时间作为测度可持续发展的指标。因而，在系统变化时间区间小于特征尺度的范围内讨论可持续发展问题是没有意义的。由于特征尺度是系统的客观属性，由系统的本质属性所确定，因而，不同系统的特征尺度是不同的，
对于经济学来讲，我们知道，很多经济过程都具有一定的“时滞”(time-delay)。正是“时滞”的存在，导致了经济问题的复杂性。一项经济政策或经济措施的出台，眼前可能产生积极的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在因果链条上的扩展可能在某一时间之后产生消极的结果。也就是经常听到人们讲的，一项措施的出台解决了眼前的小问题但可能导致日后更大的问题。这里“时滞”的大小就取决于特征尺度的长短。这里的特征尺度越大，其“时滞”就越大。作为这类现象的一个例子，在亚洲金融危机初期，中国一些经济学家宣称，中国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所以亚洲金融危机不会影响到中国。这就等于说，现在街上流行感冒，我家有许多感冒药，所以不会被传染一样幼稚。亚洲金融危机初期没有对中国产生影响，并不代表日后也不对中国产生影响，不过这里存在一个“时滞”和特征尺度问题。
对于一个人的认识也存在一个特征尺度问题。对于一个陌生人接触时间太短、达不到特征尺度所要求的最短时间长度，是很难真正了解一个人的。中国古代有句谚语：“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这里的“路遥”指的是特征空间尺度，“日久”指的是特征时间尺度。人的感情过程是一个典型的不可逆过程，其也存在一个特征尺度问题。因此，处理感情世界的Partner问题同样要注意特征尺度问题。5.朋友和同路人
社会化是人的本质属性之一。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与各种各样的人发生联系，在这些人当中，最容易混淆的就是朋友和同路人。
朋友是人们生存的支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不带有任何功利或急功近利的目的，而仅仅是由于志趣相投或心理距离较近。而同路人则与此不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目的，只是在“同路”的那一时段内相互提供工具性支持作用。如坐一列从广州开往北京的火车，里面坐着许多旅客。从广州上车的旅客有的目的地是长沙，有的目的地是武汉，但在火车上同路的时段内他们是同路人。但火车行到长沙时，目的地是长沙的旅客就要下车，而同时还会有另外的旅客上车，正所谓：同路人结识又分手，只有朋友相伴千秋。但在生活中人们往往混淆朋友与同路人的区别。当然，也有同路人同路久了变成了朋友，但这应该另当别论。6.科学、科学家与科学精神
真善美或者说真善美禅是一切哲学问题的基础，西方哲学侧重于对真的追求，其善是通过真来体现的，东方哲学更加强调善，其美是通过善来体现的。从另一方面来讲，西方哲学强调分析，通过解剖系统的元素来达到认识系统的目的；东方哲学强调天人合一和整体观。这也许可以为中国为什么在近代科学史上落后于西方提供部分解释。
从事科学研究的主体是科学家。从社会学意义上讲，科学家是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它有自己独立的社会角色和社会需求。科学精神的精髓是创新，它不仅要求科学家具有敏感的洞察力和深邃的思想能力，同时还要求科学家要有一个勇猛斗士的品格，不仅要为了科学耗费心血，还要随时准备对付邪误的侵袭。
由于科学家面临的主要是创新问题。所有的创新都是有风险的，这就要求一个宽松的科学环境并为科学家提供必需的物质保证。把科学研究看做谋生手段是很难作出优秀科学成果的。因此科学的目的是创新和求真，越是大的科学创新，其特征尺度就越长，这与急功近利的目标是不协调的。我在系统经济学中曾经提出了技术创新的一般原理，其对科学研究同样是适用的。
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来讲，科学家的任务是为政府提供各种方案和对现行政府提出多种改进意见，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一个成熟的政府应当有勇气并欢迎科学家提意见，这也是社会成熟和健康发展的标志。代表性学术论文[1]经济学研究的三个基本层次：哲理、数理与技理——兼论经济学家的标准与分类一、引言
如果从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的1776年算起，经济学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学家们围绕每个时代的主要经济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有的侧重于经济学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有的侧重于经济学的数学模型，有的侧重于经济理论的应用。与之相对应地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经济学流派和学术理论体系。
为了正确认识和理解这些经济学家的学术工作，以及这些大师们的工作在整个经济学大厦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和角色，本文把所有的经济学研究内容划分为三个基本层次，即哲理层次、数理层次和技理层次。按照这种观点，可以很方便地把历史上所有经济学的工作“投影”到这三个基本层次上。这样一来，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哪些经济学家的工作侧重于哲理层次，哪些经济学家的工作侧重于数理层次，哪些经济学家的工作侧重于技理层次。有些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研究的两个层次或三个层次同时具有贡献。二、经济学研究的三个基本层次：哲理、数理与技理
通过认真的探讨和思考，我们认为，似乎可以把所有的经济学研究划分为关于经济系统的哲理、数理与技理这三个基本层次的研究。经济学研究的哲理主要是指经济学研究的系统化的世界观，其生命在于创新、普适性、宏观战略性与启迪思维的功能。传统哲学追求普适性，即探讨各种各样的“对所有的x而言，满足P(x)”。经济学研究的数理强调模型、定量和确切性，主要追求各种各样的“存在x，满足P(x)”。我们把经济学的哲理与数理统称为经济理论。经济学研究的技理主要研究经济理论的应用，准确地讲就是经济学研究的技理主要研究经济理论的应用方法、技术与具体的应用理法(rationales)。
如果用P、M、T分别表示哲理层次、数理层次与技理层次的研究，用E R表示经济学研究，则可以把所有的经济学研究“投影”到哲理层次(P)、数理层次(M)、技理层次(T)上，即有ER=P∪M∪T
为了便于直观理解，我们可以用哲理(P)、数理(M)和技理(T)作为三个坐标轴撑起一个三维笛卡儿坐标系，则任何经济学研究都可以看做是上述三维笛卡儿坐标系中的一个向量，可以表示为ER=ER|＋ER|＋ER|PMT
这里ER|、ER|和ER|分别表示经济学研究ΕR在哲理、数理与PMT技理三个坐标轴上的投影。根据每个经济学家的工作在这三个坐标轴上的投影情况，我们就可以很方便地辨认出每个经济学家属于哪一种类型：是偏重于哲理层次，还是偏重于数理层次，还是偏重于技理层次，或者是跨涉不同层次的“百科全书式”的经济学家。
不仅对整个经济学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实际上，对一个具体的经济问题(Q)的经济学研究(ER)也可以划分为哲理、数理与技理三个层次，都可以相对地按照哲理(P)、数理(M)与技理(T)这三个层次来展开。三、哲理、数理与技理之间的关系与转化
昝廷全(1993)论述了系统学研究中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之间的关系。该论述也适用于经济学，那里的定性分析对应于本文中的哲理层次，那里的定量研究对应于本文中的数理层次。定性分析是定量研究的基础。没有定性分析，定量研究就会失去方向；没有定量研究作支撑，定性分析就会显得苍白无力。这也是经济学的哲理研究与数理研究之间的基本关系。
对同一层次的经济系统或对相同层次的经济问题而言，一般来讲都是从定性分析走向定量研究，从哲理层次走向数理层次，即有
哲理层次(P)→数理层次(M)nn
这里n表示经济系统或经济问题的层次。通过对不同层次的经济系统或同一经济问题的不同层次的深入研究，我们发现了不同层次研究之间的关系与转化规律。每一个经济学新的研究方向的出现，最早都是因为在原来的层次上数理模型无法解释经济现实时所诱导出来的，即
数理层次(M)→哲理层次(P)nn+1
也就是说，当第n层次上的数理分析出现局限性时，就会要求在更高层次(第n+1层)上的哲理突破，提出新的哲理框架以扩大原有理论的解释范围，化解原来层次上理论的局限性。纵观整个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基本上都是沿着下述这样一种轨迹展开的，即
哲理(P)→数理(M)→哲理(P)→数理(M))→……nnn+1n+1
在自然科学中，最典型的范例就是物理学，特别是理论物理学，是兼顾哲理、数理与技理三个研究层次最好的学科。这对整个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也具有一定的示范和启迪作用。
我们把哲理和数理这两个层次的经济学研究称为经济理论，即
经济理论=哲理(P)∪数理(M)
经济学研究的哲理、数理与技理三者之间的关系，除了包括上面所论述的经济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哲理与数理之间的关系，还包括经济理论(哲理(P)∪数理(M))与技理(T)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经济理论的目的在于解释和指导经济实践，并最终接受实践的检验。前面已经指出，经济学研究的技理层次是经济理论应用于经济实践的桥梁和中介。对于经济理论来讲，其所对应的技理层次的研究和突破对于它的实践功能的发挥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从另一方面来讲，经济理论也只有经受实践的检验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科学理论，经济实践是经济理论发展的不竭动力。这有点类似于理论物理和应用物理之间的关系。杨振宁和丁肇中的基本粒子理论只有在实验物理学家吴健雄在实验室证明之后才变成一种真正的科学理论而被世人承认并获得诺贝尔奖。
综上所述，经济学研究可以划分为哲理、数理与技理三个层次，即
经济学研究(ER)=哲理(P)∪数理(M)∪技理(T)
经济理论包括哲理和数理两个层次，即
经济理论=哲理(P)∪数理(M)
应用经济学主要属于技理层次的范畴。经济理论(或称为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技理层次)之间的关系类似于理论物理与应用物理之间的关系。四、经济学家的标准与分类
根据本文的研究，我们提出经济学家的如下标准：
所谓经济学家，应当在经济学研究的哲理、数理和技理三个层次上，或者至少在其中的某一个层次上具有相对系统的原创性研究。严格来讲，只在其中的某一个层次上具有相对系统的原创性研究只能称得上是经济学专家。可以将这一思想粗略地表示为
经济学家=哲理(P)∩数理(M)∩技理(T)
经济学专家=哲理(P)∪数理(M)∪技理(T)
根据这个标准，我们可以很自然地区分出哪些人够得上“经济学家”的称号，哪些人自称或被媒体称为“经济学家”的人其实并不具备经济学家的资格，或者至多算得上是一个“经济学专家”。一般来讲，人们通常把经济学家和经济学专家通称为经济学家。
现代数理逻辑奠基人和分析哲学创始人之一弗雷格(G.Frege)曾经指出，一个好的数学家，至少是半个哲学家；一个好的哲学家，至少是半个数学家。显然，这种说法有些偏激，但是它确实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根据经济学家的标准，参照这种说法，我们认为，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应有较好的哲学修养，并具有较高的数理思维水平。
根据上述经济学家的标准和本文的研究，我们可以对经济学家进行分类。首先，把经济学家划分为理论经济学家和应用经济学家(技理经济学家)两大类，而理论经济学家又可以细分为专长于哲理研究的经济学家和专长于数理研究的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学家的分类，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和评价经济学家的类型和角色。
参考文献
昝廷全：《产业经济系统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
昝廷全：《关于系统学研究的几个问题》《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1993年第6期。
昝廷全：《系统经济学》(第二卷：理论与模型)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
昝廷全：《系统经济学》(第一卷：概念、原理与方法论)北京：经济与法律出版社1995年。关于系统经济学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
诺贝尔奖得主普里高津(Prigogine)曾经指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大转变的年代；我们必须寻求和探索新的资源，更好地了解我们的环境，并与大自然建立一种较少破坏性的共存关系；我们的时代是以多种概念和方法的相互冲击与汇合为特征的时代。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系统经济学应运而生。
所谓系统经济学(Systems Economics)，是指利用现代系统科学的思想与方法，并吸收中国传统哲理的思想精华，去研究经济系统的形成和演化规律及其与人类需求之间的价值关系。从本质上讲，系统经济学属于系统科学、数理科学、经济学、生态学等的交叉科学。
我们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采用数学家兼哲学家怀特海式的方法进行系统经济学的创建工作，试图从哲理、数理与技理三个层次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进行深刻的反思和认真的探索，到目前为止，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系统经济学哲理框架的构建工作，得到了几十个具有数学形式的新结果，形成了与国际上已有定评的工作具有可比性的若干个研究专题。1、经济系统的定义与特点
在系统经济学的探索过程中，我们逐步形成了“系统时代·系统经济·系统管理”相对自成一统的学术思想体系。具体一点来讲就是，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系统时代，系统时代的最大特点就是系统已经或者正在成为人们的一种基本生存方式，任何个人、企业，甚至国家都处于一定的系统层级结构之中；在系统时代的背景下，一种崭新的经济形态正在出现，这种崭新的经济形态就是系统经济；系统管理是与系统经济相对应的观控能力更强的新型管理模式。系统是这一整个学术思想体系的核心词汇。相应地，经济系统是系统经济学的基础和关键概念。
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看作是一个经济系统是系统经济学的基本观点。经济系统是系统经济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经济系统是系统科学思想在经济学中的反映，或者说它是经济学吸收现代系统科学思想的结晶。所谓经济系统是指由一组经济元及其它们之间的关系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可以形式化地表示为
经济系统=({经济元}，{经济元之间的关系})
这里经济元是指具有一定功能的所有组织水平上的经济实体，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以是参与资源竞争和分享的个人、家庭、企业、产业、地区、国家甚至整个人类。经济元的一个特点就是，当把一个经济实体作为经济元去构成一个经济系统时，人们把它当作一个“黑箱”来看待，不考虑它的内部结构，只考虑它的功能，即它与环境的关系。
上面关于经济系统的定义是递归性的，只要准确地定义了经济系统的内核(经济元)，就可以通过不断的递归和复合，把经济系统的外延推得很广，同时又不失确切性。这样就从根本上保证了关于经济系统的研究既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又具有可操作性。能够兼顾精确性和普适性是任何一门学科追求的目标。作为经济系统递归性的例子，对于国家经济系统而言，个人、家庭、企业等都是它的经济元；对于全球经济系统来讲，每个国家又都是它的经济元。
经济系统的递归性定义本身蕴涵了经济系统的层次性。经济系统的层次性是系统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之一。按照组织水平的不同，可以把经济系统划分为个人、家庭经济系统、企业经济系统、产业经济系统、区域经济系统、国家经济系统和全球经济系统等七个层次。其中，个人是最基本的经济元，全球经济系统是到目前为止最大的经济系统组合(目前尚未发现除地球之外的其他星球上具有经济活动)。
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认为，不同层次的物质具有不同的运动形态、性质和规律。一般来讲，较高层次的经济系统以较低层次的经济系统为载体，高层次经济系统的功能通过低层次经济系统来体现；低层次经济系统是高层次经济系统的子系统或经济元，高层次经济系统制约和支配着低层次经济系统的状态和行为，也就是说，低层次经济系统的发展和变化是以高层次的经济系统作为其背景来展开的。高层次经济系统对低层次经济系统的这种约束和支配作用就构成了广义的观控制度。1986年在开封2、资源位理论
资源位理论是我们在研究系统经济学的过程中为了完善经济学的理论架构所做的一种努力。提出资源位概念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把可持续发展问题内生在经济学的理论内核中，而不是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增长的外在约束。
著名系统哲学家拉兹洛指出，人类社会目前面临三大问题：一是全球化问题，尤其是金融的全球化；二是和平与发展问题；三是可持续发展问题，主要是指人类在地球上生存与发展的可支持性条件。其中，全球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都与经济学密切相关。从系统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全球化的本质就是人类活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大系统化，包括系统深化和系统广化。但是，利用传统的经济学词汇是无法准确而深刻地描述与揭示可持续发展的本质与规律的。为此，必须拓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了资源位理论。
众所周知，资源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资源位所对应的主体就是经济系统。所谓一个经济系统的资源位，我们是指在广义资源空间中，能够被该经济系统实际和潜在占据、利用或适应的部分。设G={gi=1,2,…,n}为不同经济系统的集合，R=ΠR为广义资源空间，即ii由广义资源因子所撑起的高维空间，经济关系为fog=R×G，则对于经济系统g∈G来讲，fog即为经济系统g的资源位数学模型。假设在某ii种环境条件下，空气湿度为20%～80%，某经济系统(例如光学精密仪器生产企业)正常生产所要求的空气湿度范围为40%～50%，则它的资源位范围为40%～50%，而小于40%或大于50%的范围便是该经济系统的非存在资源位。
与经济系统的层次性相对应，我们可以自然地得出资源位的层级结构：个人资源位、家庭资源位、企业资源位、产业资源位、区域资源位、国家资源位和全球资源位等。经济系统的层次越高，其资源位水平也就越高。
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讲，传统经济学通过效用最大化对经济系统的产出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而对经济系统的广义资源投入并没有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这是由传统经济学中经济过程的局限性造成的。在系统经济学中，我们把经济过程从传统的只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的非闭路循环扩展为包括“资源→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环境→资源”六个环节的闭路循环。因此，资源位概念的提出把可持续发展问题内化在了经济理论的内核之中，而不再作为一种强加在经济发展之上的外在约束条件，这是在系统时代的背景下经济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交换。交换的各方必须用属于自己的东西去交换，因此，所有制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根据这种逻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决定一个企业甚至一个国家经济绩效水平的关键因素就应当是企业或国家在所有权意义上所拥有的资源的多少。在系统经济条件下，情况发生了重要变化，决定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国家经济绩效水平的关键因素不再是他们在所有权意义上所拥有的资源的多寡，而主要取决于他们能够整合到多少在所有权意义上不属于自己的资源。因此我们说，系统时代，整合为王。
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经济系统的资源位凹集模型：把经济系统的实际资源位结构构造成凹集是整合在所有权意义上不属于自己的资源的必要条件，这为如何发展系统经济指明了方向；根据这个模型，我们推广了国际贸易理论的Heckscher-Ohlin定理，提出了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和如何在国际分工中获得最大的国家利益的对策性建议和必须进行的观念转变。在对科斯企业理论进行认真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业凹集模型，进一步指出在系统经济条件下，整合资源的能力是企业家的核心能力的新理念。
根据经济系统的资源位凹集模型，把经济系统的实际资源位构造成凹集是实现整合在所有权意义上不属于自己的资源的必要条件。这一结论对于发展系统经济和整个系统经济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3、制度的拓扑模型
最近十年之内，诺贝尔经济学奖三次授予了制度研究的经济学家。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是制度改革。我们在制度研究方面的工作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制度的概念化工作，日本学者青木昌彦认为，虽然经济学家在关于制度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在制度的概念化方面基本上还是空白。青木昌彦利用博弈论方法，在制度的概念化方面作出了一批成果，引起了国际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他的基本学术思想是，首先把经济过程类比为一个博弈过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制度既包括博弈的参与人、博弈规则，也包括博弈均衡状态的制度观点。我们认为，有些经济过程可以类比为一个博弈过程，但并不是所有的经济过程都可以类比为博弈过程，因此青木昌彦的制度观点具有先天的局限性。从本质上讲，制度是一个系统性概念，孤立存在的一个个体无所谓制度。而博弈论只在n比较小的情况下才能得出有效解，在n趋于无穷的情况下博弈论的说服力非常有限。对于真实的经济系统来讲，n通常是无穷大的。
根据系统经济学观点，要定义制度，首先要定义经济系统，经济系统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对他的子系统和元素的约束和影响就称为该经济系统的制度安排。所有层次较高的经济系统对该经济系统的约束和影响就称为该经济系统的制度环境。因此，学术界笼统的争论制度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在不指明具体经济系统的情况下是没有意义的。比方说，《公司法》对于我国的企业来讲，显然属于外生的制度环境，而对于我们国家来讲，又属于内生的制度安排。在系统经济学中，关于经济系统的定义是递归性的和形式化的，非常便于定量描述，使其既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又具有一定的精确性。因此，在此基础上定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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