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广明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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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产业生态网络的经济研究试读：
前言
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正在经历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改革开放几十年里工业化与城镇化为国家的强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也带来了严重的资源环境乃至社会问题。传统的经济学范式并未将自然资源和环境纳入其理论与研究框架，而是重点研究资本增值的过程，仅仅把自然物质当作一种经济媒介，只是承担资本增值的载体，物质产品消费完成后就好像不再存在一样，没有将其作为经济学重要的研究对象。
以此经济学范式演绎而成的大量生产、大量出口、大量消费和大量排放的经济发展模式，造成了资源能源消耗过快、污染物排放过多、水质和空气污染过重，大大降低了我国的自然资源储备，严重破坏了自然环境并降低了居住环境的舒适性，显著减少了国家的自然资本和环境资本存量，在总体国有财富的意义上甚至一定程度降低了国家未来的整体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某些大都市的灰霾天气、某些河流水质的恶化、某些重要产粮区土壤的重金属污染、某些地区极端天气的频频出现等，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加以遏制，任其发展，则有可能演变成21世纪的重大公害事件。推动产业体系的生态化转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处理好投资、消费与进出口的关系，都将成为我国近期发展的重要课题。
随着“循环经济促进法”、“节约能源法”、“环境影响评价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等法规的出台，循环经济的发展方式在我国已经深入人心，其实现的基础是产业生态化转型与发展。也可以说，产业生态化是我国乃至世界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基石。而产业生态化改造、转型与发展的主要途径是生态产业园、生态产业集聚、产业生态网络和更加基础性的清洁生产。区域产业生态网络有希望成为未来产业生态化发展的最重要途径之一，因为其不要求参与厂商之间的地理相近性，而只是基于交通、信息、诚信和市场交易而构造的区域产业共生网络，以实现产业副产品的交换、“分解”、循环和再利用，从而达到低消耗、低排放、高产出的生态化发展目的。
迄今为止，国内外对产业生态化的研究主要还停留在概念辨析、案例研究、形成原因、影响因素、绩效考核、可应用的领域及其可行性等方面，只是近期才出现了针对理论模型构建、概念深化延伸、绩效定量分析等研究趋势。大部分的研究都没有把产业生态网络作为一个独特的模式，而只是把它作为生态产业园的一部分或一个特例来处理。国内有关产业生态网络的研究往往从网络组织、系统论、工业过程等角度展开，研究其运作管理模式、形成和构建机理、网络演化、网络技术、稳定性、治理对策等。作者认为，产业生态网络是一个经济现象，只有遵从市场的逻辑，才能得到有效的构建和发展并得以生存下来，因此，很有必要从经济学的视角进行研究和探索，这样才能将社会和环境问题与经济学的货币价值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将三者放到一个理论框架下进行分析、研究和计量核算。正是基于上述考虑，作者才有了撰写一本关于区域产业生态网络的经济学研究的著作的想法。
本书采用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区域产业生态网络进行了较系统的经济研究。在对区域产业生态网络的概念、内涵和特点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基于自然资源和环境价值的经济学计量方法学，以人力资本法为例，阐述了环境价值的计量模型与方法，并探讨了人力资本、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对区域产业生态网络形成的前提条件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归纳与总结。然后从热力学的角度对区域产业生态网络的形成机理和理论进行了大胆的尝试性探索。基于资源环境经济价值评估理论，分别从社会福利和厂商利润最大化的角度，构建了理论计量模型，研究了区域产业生态网络的成本、效益和有效规模。用生命周期评价的方法探讨了区域产业生态网络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绩效。基于上述这些理论、模型和方法，研究了城乡产业生态网络、旅游产业生态网络、县域经济产业生态网络构建模式、有效规模和可持续发展管理等相关问题。最后，提出了区域产业生态网络构建的方法论框架和政策建议。作者2013年4月9日于深圳燕晗山1区域产业生态网络的概念、内涵与研究发展现状1.1研究意义
世界各国工业化过程中都曾经或正在面临着自然资源耗竭、环境损害过快和配置效率低、经济社会发展受到资源环境约束等一系列问题，以致自然界的生态系统严重退化，直接影响人类居住环境，制约社会经济各行业，特别是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面对这些日益严峻的挑战，人类逐渐认识到“增长的极限”，致力于寻求未来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迄今为止，已经出现的环境保护、清洁生产、工业生态、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等领域获得了迅速发展。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在一定程度上它们已经成为解决上述问题卓有成效的经济模式和发展策略。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工业生态的理念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学术界很多研究者对其理论和内涵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使得该模式获得了很快的发展，在理论上主要表现在绿色制造、去物质化、物质流和能量流的分析、生命周期评价、产业共生、产业代谢和产业生态系统等方面；实践环节则主要体现在生态产业（或工业）园（EIP）在一些国家的成功出现，在实现资源减量化、资源再使用或循环使用、废弃物资源化和污染物减排等目标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理论和实践证明，工业生态的原理和方法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然而，生态产业园的建设需要将现有产业体系内的或新建的企业集中到一起，不但更多地占用了日益稀缺的土地，增加了企业搬迁成本、专用设备或资产的沉淀成本，还必须大大增加园区周边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同时也可能带来二次污染等问题。而且生态产业园也不能完全解决整个区域现存产业体系的资源环境问题。有些学者近年来提出了产业生态网络（EIN，又称为生态产业或工业网络、虚拟生态工业园、虚拟生态产业园等）的概念，即不要求通过这种网络互相联系的企业全部处于一个固定的园区或场所，只是利用交通、信息等途径将企业联系在一起，互相形成产业共生耦合关系，就像构建了一个虚拟的生态产业园。产业生态网络可以克服生态产业园的上述缺点，节约大量成本，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并部分取代生态产业园的功能。目前，虽然在欧美国家也有个别成功案例，但对产业生态网络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对构建网络的理论、模型、方法及其规律或形成机制等都还没有较系统的研究，更未达成共识。各国的实践证明产业生态网络切实可行，且对于废弃物再资源化、污染物减排、资源综合利用等均具有很大的应用潜力。显然，对产业生态网络这一交叉学科领域的研究，对日益面临资源环境问题的我国乃至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它可以极大地推动生态经济、资源环境经济与管理、工业技术经济、环境保护等学科，特别是工业生态学和可持续发展学科的发展，是构建未来人类经济—社会—环境生态大系统的理论基础之一，因而又具有重大的科学理论意义。1.2概念界定
由于发展时间不长，相关概念、定义和理论不成熟，关于区域产业生态网络的概念界定要从产业生态发展开始。有关生态发展的研究文献多而零乱，涉及宽广而多层面的思想，并处于不断演化中（Spiegelman, 2001）。产业生态发展的宽广性表现在其定义的多样性及其不同侧重的分类。Research Triangle Institute（2001）根据行为主体的属性和侧重点对产业生态发展进行过如下分类：（1）单一副产品交换模式或交换网络；（2）循环业务的集群，如资源循环、循环企业；（3）环境技术公司的群体集合；（4）制造绿色产品的企业集合；（5）以单一的环境主体设计的工业园，如太阳能产业园；（6）带有环境友好的基础设施和建筑的园区；（7）多功能用途结合的发展，如工业、商业和住宅。
而Trillium Planning & Development Inc. （2003）在可行性研究中强调产业生态发展的四个概念，最适合于美国的规划区：（1）以生物为基础的产业集群，生产替代燃料、润滑油和副产品，提升玉米、大豆类农产品的价值；（2）较高绩效的仓库和配送中心，用于批发零售的物流分部，通过互补的配送渠道使企业成堆选址；（3）技术研发园区，致力于研究成果商业化；（4）生态园区，根据生态发展的原理进行生态工业园规划、打造品牌和进行营销，包括企业对企业、企业对社区的网络，能源资源效率，环境保护，可持续的土地利用和建筑等。
Chertow（2002）曾经基于产业生态活动的规模和地理范围将产业生态发展分为五类：（1）“通过废弃物交换”，企业内循环或将回收物料销售给其他厂商，如废钢经营商；（2）“限于一个企业内部”，产业生态活动发生在大企业内部，可能是不同企业的集合，也可能是沿生命周期链条的各业务环节的纵向整合；（3）“限位于生态产业园内的企业之间”，位于固定地理区域内的各企业之间交换物质、能源，共享信息和服务（如交通）；（4）“在分散的当地企业之间”，依靠现有企业，要求新厂商通过产业生态发展创造新的协同效应，不要求严格的地理相近；（5）“虚拟产业生态园”，允许各地企业共享废物流，但远距离的企业之间进行协同是不可能或没有效率的。
Musnikov和Schlarb（2002）将产业生态活动分为四种类型：（1）产业生态园，采用传统产业园的模式，将几个重要的企业集中到一起；（2）改造型产业园，按照产业生态发展原理将现有的产业园改造成产业生态系统；（3）虚拟产业生态网络，在某一个区域内各产业之间建立物质流和其他联系，而不需要企业搬迁；（4）各形式的结合体，同时采用上述两种或三种产业园形式。
从有关产业生态发展的分类方法的研究文献可以看出，产业生态发展的定义和边界尚不明晰，尚无法判断哪一种模式更适合于产业生态发展。显然，大部分的分类法都包含了产业生态园和产业共生网络的概念。有关产业生态学和产业生态发展的文献都同时用到了这两个概念，而其他文献则介于二者之间。尽管生态产业园的术语被广泛采用，但产业共生关系不一定就存在于园区内（Harper & Graedel, 2004）。因此，生态产业园是产业共生的一部分（Chertow, 1999）。根据产业生态学和产业生态发展的概念，产业共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Mangan和Groberg（2005）认为这个手段已经存在好多年，但曾经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方式，例如副产品协同、绿色孪生、零排放或100%循环使用、摇篮到摇篮的生态制造。产业共生网络寻求提高商业绩效，减少污染与排放（Cohen-Rosenthal, 2004）。Korhonen和Strachan（2004）识别出产业生态学和商业研究最清晰的联系是产业共生，该概念迄今最容易理解，是自然生态系统原理在工业系统中应用最普遍的一种形式，也是企业实际环境管理中最有潜力的手段。当两个以上的商业通过互相适应彼此的副产品或废弃物而实现合作或联合时，就实现了产业共生。这不仅增加了利润并获得了竞争优势，同时也由于减少了废弃物排放和自然资源的消耗而保护了环境。
Chertow（2002）基于产业生态活动的规模和地理覆盖范围对产业生态化发展的分类是最有效的方法。Musnikov和Schlarb（2002）及Roberts（2004）采用了类似的分类方法。而Trillium Planning& Development Inc. （2003）及Research Triangle Institute（2001）比较注重产业和特殊性，把概念复杂化了。特殊性导向的分类不利于发展普遍性方法，而以产业为导向的分类限制了副产品交换，不利于产业共生的发展。Korhonen（2002）认为产业共生需要在系统内存在多元化的参与者来实现副产品协同。因此，基于产业生态活动规模与地理范围的分类是最有利于产业共生关系发展的。Chertow（2002）认为其分类法中最后三种产业生态活动属于产业共生，即（1）厂商选址接近实现设施共享和共生（生态产业园）；（2）厂商选址不集中，不需要严格的地理相近性（产业生态网络）；（3）厂商之间通过虚拟网络（虚拟生态产业园或网络、产业共生网络）可以远距离实现共生，例如区域网络。
现有工业园改造型在Musnikov和Schlarb（2002）的分类中归为“灰地发展模式”，是产业共生的重要组成部分。Chertow（2002）分类法中的产业生态园包含新建（绿地发展）和现有改造（灰地发展）两种类型。
基于上述讨论，Agarwal和Strachan（2006）提出了更加理性的分类法，没有基于产业考虑，强调了产业系统的多元性，这是产业共生的根本特征，也包含了设施共享和跨产业的共生：（1）绿色孪生（单一的物质能量交换）；（2）生态产业园（绿地发展）；（3）产业生态园（灰地发展）；（4）产业生态网络（对地理相近性无要求）；（5）虚拟产业生态网络（网络在大的区域内铺开，如区域网络）；（6）网络化的生态产业系统（跨区域联络的宏观层面发展）。
本书研究的区域产业生态网络主要涵盖这个分类中的后三类，即产业生态网络（对地理相近性无要求）、虚拟产业生态网络（网络在大的区域内铺开，如区域网络）、网络化的生态产业系统（跨区域联络的宏观层面发展）。这三类产业生态发展模式具有相似的本质特征，即不要求共生企业选址的地理相近性，废弃物或副产品的交换、企业或产业之间的共生关系可以通过信息网络和交通运输网络实现。三种模式的差别主要是产业生态活动的规模和涵盖的地理范畴不同。理论上讲，区域产业生态网络的地理范畴不受限制。
考虑到本领域研究较少，文献中所用专用术语较多且略显混乱，为简化起见，本书对“虚拟生态产业园”、“虚拟生态工业园”、“虚拟共生网络”、“区域副产品交换体系”、“生态产业网络”和“生态工业网络”等不加区别，视为同义词。本书中主要采用“区域产业生态网络”的提法。1.3内涵与特征图1-1 传统工业园（IP）、生态产业园（EIP）、单体企业（☆）、社区（C）和产业生态网络（EIN）之间的关系注：根据石垚（2011）修改。
如图1-1所示，生态产业园（EIP）由一系列单体企业或社区通过共生耦合而成，比主要通过产业集聚体现收益的传统工业园有更好的资源环境绩效，可以在更广的范围内实现“3R”原理（即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但对入园企业的要求较高，如果企业不能实现清洁生产，或者不能通过共生耦合消化副产品污染物，就不符合入园标准。而产业生态网络（EIN）则不要求企业或其他成员位于固定的场所，成员之间的物质流、能量流可以通过信息技术平台进行信息交换，通过运输网络实现物质、能量的实物交换。
虽然生态产业园在近20年获得了较快的发展，被认为是实现产业生态化和循环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但生态产业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见表1-1）。中小企业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生产规模相对较小，不一定能够达到入园的要求。受地域所限，园区为了经济效益可能放宽入园标准，只好让环境绩效达不到要求、不能与其他企业有效共生的企业入园，降低了园区的整体环境绩效和稳定性（郭莉等，2004）。表1-1 生态产业园和产业生态网络的主要区别注：笔者根据资料整理。
产业生态网络和生态产业园有本质的不同，具有其自身的突出特点，不能作为生态产业园的特例来处理。前者不仅建立了企业之间的共生关系，还建立了三次产业之间的副产品交换和共生关系，又突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地理位置不在一起的企业也可以通过信息交换平台和交通运输体系形成共生和交换关系，而且选择成员的范围宽广，在企业、政府、社区、中介组织和消费者之间建立了更大范围的共生和副产品交换关系。如果产业生态网络的运营成本（主要体现在交易成本、交通运输成本、信息交易平台开发与维护成本等）小于获得的循环回收的资源价值和环境价值，无论物理空间距离多远，理论上都可以形成并持续发展。因此，产业生态网络是区域产业生态化和循环经济发展的较为理想的模式。
因此，产业生态网络中企业之间的空间距离较远，企业的共生关系遵循不同的规律，企业具有不同的共生模式，共生关系也有不同的形成机理。例如，企业经理人之间的熟悉程度、文化差异的影响等，在产业生态网络内可能就不再像在生态产业园内那么重要，更多的是基于市场机制进行交易，更多地取决于信息的透明度和交易平台的完善程度。
产业生态网络内企业之间空间距离远，需要通过交通运输体系完成物质流的交换。如果距离过远，则交通运输费用过高，可能超过了副产品交换体系的收益（包括环境收益、资源循环收益），使得产业生态网络在经济上不可行。因此，可能存在一个合理的规模边界。
如果企业迫于环境规制和公众舆论的压力，具有搬迁进入位于另一个区域的生态产业园的动机，但可能丧失原有客户群体，也可能远离相对廉价的生产原材料供应地，或者企业经营环境不像原来那么有利，那么其决策过程就可能受到影响。由于生态产业园内企业数量受到限制，提供给“分解者”企业的副产品来源数量有限，一旦技术、政策或市场发生变化，上游企业的变化就有可能影响共生链的稳定性。故生态产业园有其局限性，并不容易形成稳定的区域生态产业体系。而产业生态网络上游企业有较好的多样性，则可以较好地回避该问题。
因此，产业生态网络是一种“产业和产业、产业和社会、产业和环境间横向耦合、纵向闭合、区域融合和社会整合的系统关系，是实体空间（园区实际占用和规划占用土地以及园区外围的生态服务用地）和虚拟空间（园区产业向外部拓展所占用或共生的非连续空间以及物态经济向服务经济、知识经济和总部经济转型的非物质空间），物态空间（资源、环境、市场）和生态位空间（生态利导和限制因子、生态优势和劣势、生态基础设施和服务功能）的系统整合”（刘晶茹等，2011）。产业生态网络具有高的生态效率、强的生态整合力、小的生态足迹、丰富的生态多样性和低的生态风险（Lowe, 1997）。
由此可见，已有研究基本上都没有将产业生态网络作为一个独特的产业生态学问题进行研究，而是把它视为生态产业园的一种模式，没有研究其特殊性和有效性，世界范围内关于产业生态网络的成功实践案例也比较有限。因为产业生态网络和普通的生态产业园有共性，关于后者的研究取得的一些理论、模型和研究成果，也有值得前者借鉴之处。美国Texas的Brownsville生态产业园和North Carolina的Research Triangle Park是世界上虚拟生态产业园较成功的典范，它们就是通过建立模型和数据库，为各类型企业提供了合作平台（刘晶茹等，2011）。“三钢集团”计划建设国内首个虚拟生态产业园，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也提出建设农工复合型虚拟生态产业园（陈书雪等，2011；刘晶茹等，2011），说明国内的有关应用实践才刚刚开始。为了推广应用这种区域产业生态化的模式，有必要就产业生态网络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更深入的研究。1.4国外研究与发展现状
关于产业生态网络，国外学者对其概念界定、内涵、特征、本质及其与产业生态发展或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有较深入的研究，其余则多数是从现实存在的生态产业园或网络中寻找有用的知识和经验（Tudor et al. , 2007）。但经过对产业共生网络多年的总结、归纳和探索，近几年来，国外的研究者很多都把注意力转到了更深和更广的理论研究层面。总的来讲，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1）关于生态发展理念的产生和历史演化。
Cote（2000）将生态发展看成是通过环境与资源管理达成协作而寻求更好资源环境绩效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群体。生态发展战略在商业中已经实践了几个世纪，以保护有价资源、鼓励创新和实现财务利润最大化（Trillium Planning & Development Inc. , 2003）。Cohen-Rosenthal（2003）认为产业生态联系总是存在于各种商业和社区之中。Desrochers（2002）通过19和20世纪以来的文献展示了历史事实，表明企业之间的循环关联是过去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但来自于产业生态和相关领域的大部分评判者（Simonis, 1994; Ayres, 1994; Cote & Smolenaars, 1997; Frosch， 1995; Lowe, 1997; Ehrenfeld & Gertler, 1997）都忽视了这一点。Desrochers（2002）认为原因有二：一是缺少有关企业之间循环联系的同步形式的研究；二是20世纪对资源回收的市场扭曲和制度障碍的逐渐积累。他列举了大量的历史证据，反驳过去的经济发展属于“开采—使用—废弃”的线性模式的观点。生态发展战略不属于一个新的思想，过去它由于受技术水平和制度障碍所限，仅仅在较小的规模上实践。其创新之处表现在对这些战略的多目标综合应用，以实现财务效益最大化、商业与社区联系的强化以及环境损害的降低。Trillium Planning & Development Inc. （2003）， Cohen-Rosenthal（2003）及Sterr和Ott（2004）则认为过去较小规模上对生态发展战略的实施可能是无意识或不够系统的。Cohen-Rosenthal （2003）认为，如果是有意识的或系统的，能为股东、利益相关者和环境带来价值，对应的利益相关者就知道如何调整以适应新的市场、技术和原材料，而产业生态发展的现状表明并非如此。产业生态领域的进步，特别是产业生态从物质流和能量流向人力资源、战略管理与政策期望转化，对于深化认识、系统化及其进一步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况且已有文献确认这些产业生态活动（规划的和未规划的）是为股东、利益相关者和环境带来增加值的。（2）关于产业生态活动或发展模式的分类和特征。
Roberts（2004）用不同的方法将产业生态发展分为三个不同层次，即企业层面、产业生态园或产业共生网络、网络化的产业生态园。企业层面应用产业生态原理可以取得可观的运营效益，但因回收成本的约束而受废弃物和副产品的数量规模及品质的影响。根据Laybourn（2002）的报告，“产业生态园”和“产业共生网络”涵盖了比较多的要素，包括企业的能量和物质平衡，生产工艺和产能，基础设施和功能支持的需求，人力与知识资本等，在网络公司直接沟通的基础上寻求长远而连续的合作关系。类似地，Mirata（2004）认为产业共生网络可以改善不同资源和产能的效率与效能，超过企业个体各自为政时的情形。Roberts（2004）认为“网络化的产业共生系统”是产业共生网络的集群，比产业共生网络要高一个层次，代表了产业共生网络宏观层面的发展，跨区域地与其他产业共生网络之间存在战略性的关联或联盟。
产业共生和其他工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相比有一定的优势（Altham &Van Berkel, 2004）。Kalundborg案例被文献反复引用表明产业共生是很成功的手段，而成功的案例不多则表明产业共生网络不容易规划、开发和管理。Kalundborg网络共生的建设是基于6个生产企业、1个废弃物处置企业和Kalundborg市政之间的网络化合作，这些企业可以成功地以商业化开发彼此的副产品或残余物，减少污染和自然资源的消耗。这种产业共生是从过去25年间逐渐演化而来的，没有预先的总体设计，因为企业为寻求副产品的经济利用，降低了遵守新的和日益严格的环境规制而带来的环境成本（Ehrenfeld & Gertler, 1997）。尽管获得了有形的环境收益，废弃物的双边交换却主要是通过经济收益来激励的（Christensen et al. , 2000）。（3）各国生态产业园形成的原因、动机和识别方法。
Desrochers（2002）研究了丹麦的Kalundborg和欧美国家的典型生态工业园，认为产业共生的主要成因是通过副产品获利或原材料循环使用带来生产成本降低的企业家行为；产业共生是历史上很普遍的现象，只是被现代研究者所忽略而已，因此以废弃物交换为基础的生态工业网络是可以获利的，并能由企业自发形成的。Chertow（2007）对追求产业共生关系的激励和途径进行了历史性的回顾，认为产业共生包含物质、能量、副产品和水资源在多元化的企业之间的物理交换，发现现有的产业共生比设计建设生态产业园的做法更能够带来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他对美国总统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建议的15个项目进行分析，并与另外12个自组织形成的项目进行比较，就如何识别和挖掘现存的产业共生关系“内核”提出了对策，就如何发现有发展前景的潜在的更大的产业共生关系的苗头提出了政策建议。（4）成败和现状评价研究（Chertow, 2000; Lamber & Boons, 2002；Chertow, 2007）。
迄今为止，比较重要和普遍达成共识的一个发现是，政府部门的产业或区域发展规划、政策法规、政府补贴等引导性行为对虚拟生态工业园（网络）的启动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最终要通过市场机制才能促进其纵深发展和获得成功，并实现良好的资源环境绩效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Desrochers, 2004; Heeresa et al. , 2004）。另一个较重要的发现是，在比生态产业园更大的区域层面上进行区域副产品交换，构建生态工业网络，有一定的可行性（Desrochers, 2002），也存在成功的案例（Sterr & Ott, 2004），但区域内参与企业之间的沟通、诚信、合作关系构建有困难（Lamber & Boons, 2002）。（5）产业生态实践和生态产业园存在的问题、影响成败的因素、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办法、政府部门的协调引导作用等（Lamber & Boons, 2002；Mirata, 2004）。
Desrochers（2002）研究了本地区层面和区域之间形成城市与企业之间物质循环联系的经济激励机制，认为当前培育生态产业园和产业生态网络的地理范畴过于狭隘，而公共规划不可能比企业的自组织行为更加有效。从Kalundborg生态产业园获得的最重要经验是其规制框架的柔性。
Sterr和Ott（2004）研究了德国Rhine-Neckar产业区域作为生态工业发展载体的问题，认为和生态产业园相比，规模相对较大的区域可能更适合物料闭环，构建可持续产业生态系统，但同时也带来其他问题，例如建立区域生态体系成员之间必要的信任和协调、数据的收集和规范化、减少搜寻合作伙伴的交易成本等。IT工具和软件是生态产业发展的支撑，可以加强工业企业之间的正协同效应。
目前生态工业园仍存在许多问题，并没有进入大发展的阶段，没有形成成熟的运作模式（McManus1 & Gibbs, 2008），对其形成机制也没有统一的认识（Gibbs & Deutz, 2007）。有些学者还将产业生态学原理应用于城市规划、区域景观设计等领域（Yang & Lay, 2004），并深入探讨其对可持续发展的意义（Korhonen, 2004）。
Gibbs和Deutz（2007）对欧美国家的16个生态产业园（EIP）进行了深度的访问和调查，发现企业和工业过程之间通过废弃物或物料循环建立的网络联系很有限，这些园区仍然处于发展的起始阶段，所谓的联系仅仅是想法。建立全新的生态产业园的较现实的做法是：在同一地点基于现有的和可能的联系，通过积极主动的政策，建立园区。Tudor等（2007）对EIP进行了评价，认为生态产业园存在固有的限制，需要克服，提出了EIP成功构建并长期生存的改进建议和措施。（6）社会与人文因素对产业生态网络建构的影响。
Andersson和Sweet（2002）研究了厂商在参与产业网络后必须进行的战略调整及其产生的问题，Domenech和Davies（2009）应用社会网络分析与网络理论于产业共生，分析社会侧面的影响，而Jacobsen（2009）分析了社会因素对厂商参与产业共生的影响。（7）资源环境绩效及其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意义（Gibbs et al. , 2005）以及产业生态网络潜在的应用领域和效益（Cohen-Rosenthal& Galliard, 1996; Deppe & Cohen-Rosenthal, 1999）。（8）产业共生和产业生态网络的理论框架与建模。
Boons等（2011）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政府部门、厂商、NGO都在试图推进产业共生，但这个概念及其应用缺少一个综合的理论框架。他们提出的框架可以作为区域产业系统改变产业关联以减少生态影响的动力学基础。产业共生的概念框架包含两个层面，即区域产业系统层面和产业共生概念扩散的社会层面。他们将两个层面的动力学与生态影响的变化和制度能力的提升关联起来，并基于理论框架内的变量及其基本关系，提出了研究路径。研究的路径是：制度的能力在区域产业系统中是如何随时间而演变的，这些系统如何影响产业生态，对产业共生的诱导和阻碍因素是否可以通过传播机制来理解，这些机制如何相互作用以创造出产业共生的不同扩散模式。
Chertow和Ehrenfeld（2012）基于生态学、生物学、组织理论和系统理论提出了一个产业共生的不连续三阶段模型。这个模型从随机形成阶段就包含了大量的厂商进行物质与能量交换，有意识、有意图地追求网络收益，将信念和习俗制度化，以构成成功的合作行为。因变化多，故不存在一个独特的路径达到这个结果。对收益的认可是推动这些自组织系统发展的迫切特征。
Lombardi和Laybourn（2012）根据产业生态学的本质和生态学的哲学分析了产业共生的术语，提出了一个新的产业共生概念，有助于推动创新性的绿色增长。产业共生涉及网络中的大量组织、培育生态创新与文化的长远变化，网络中的知识创新与知识共享为产品带来了互惠的有利交易，为副产品带来了实现增加值的平台，而商业与技术过程得到改善。尽管地理相近性与产业共生经常相关，但不是充分必要条件，物质资源的交换也不是重点。
Cimren等（2011）开发了一个决策支持工具用于分析副产品协同效应（BPS）网络，后者涉及在区域产业群内的物质加工与运输。数学编程技术用于决定最佳网络设计与物料流，以使总成本或环境影TM响最小化。这个方法学被镶嵌到图形软件版EcoFlow中。该工具用于模拟和分析Missouri Kansas市BPS网络中的各种协同效应。通过对TM一个不存在协同效应的基础案例与EcoFlow找到的最佳解进行比较，结果表明，当网络中的厂商以合作的态度谋取系统利润时，每年可节省的费用高达1500万美元。BPS方法可以减少29%的总成本、25.8%的平均企业成本、30%的二氧化碳排放和37%的固废。该模拟方法可以拓展，以更好地表述工业与生态过程。
总而言之，产业生态网络中产业（或工业）共生耦合关系既可能是企业或组织自发形成的，也可能是由政府部门、中介组织、企业、当地社区或投资商主动设计、引导、培育或促进而成。后者对产业共生网络的协调和促进作用在很多文献中都有提到（Mirata, 2004; Cote & Smolenaars, 1997; Burstrom & Korhonen, 2001）。但根据国外部分学者的研究，基于成本考虑，使利润最大化的市场机制自发形成的虚拟生态工业园（网络）更有效率，例如著名的Kalundborg工业园、奥地利的Styria、德国的Ruhr、芬兰的JyvaÈ skylaÈ地区、美国洛杉矶的石化联合企业和加拿大的Houston、Sarnia工业园都是长期自发形成的（Desrochers, 2002）。1.5国内研究与发展现状
国内有关产业生态网络的研究较少，且多以定性分析为主，缺乏较严谨的定量和实证研究，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产业生态网络（EIN）或虚拟生态产业园的概念、内涵和应用（金涌等，2003；周宏春、刘燕华，2005；王如松等，2006；冯之浚， 2004；于秀娟等，2003）。（2）虚拟生态产业园（或副产品交换体系）的特征、意义、运行条件、构建的可能性和影响因素分析，工业园区中产业生态网络构建的影响因素和途径，构建企业生态链条、完善管理机制和案例分析或实证研究等。高丽峰等（2005）从副产品交换的实质出发，提出了副产品交换的五大特征、影响因素和潜在问题。韩天锡和兰友根（2004）阐述了虚拟生态工业园建设的必要性及构成环境和运行条件。邓云等（2005）提出我国制造业基于制造商驱动模式构建虚拟生态产业园的观点，对其资金、功能和运营的可能性进行了定性分析，分析了通过制造企业改造、现有资源整合等途径，改善企业现状，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曹英姿等（2006）认为，构建珠江三角洲区域生态工业网络是必要的和可行的。宏观上，应进行合理布局，重点考虑入网行业、地理分布、试点行业和园区；微观上，解决如何更好地构筑企业共生体和生态工业链、提高生态工业网络的竞争力和稳定性等关键问题；管理上，注意完善机制，建立有效的内部管理机构，保证充分的信息沟通；政府层面上，充分发挥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作用等，以保证生态工业网络稳定运行。
刁晓纯、苏敬勤和康宇航（2009）通过测度产业生态网络，识别内外部环境要素，对其与产业生态网络构建之间的作用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提出企业在信息共享、合作时间、交易方式和投入资源方面与网络成员开展一体化合作，以及与不同网络成员在不同领域开展多元化合作形成构建产业生态网络的具体途径。研究结果表明，直接经济利益、风险管理、技术因素、信任、环境保护和政策支持是影响产业生态网络构建的内外部环境要素，从而在环境决定组织模式的范式下研究了如何在工业园区中构建产业生态网络的核心问题，为实现区域经济和环境“双赢”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3）区域副产品交换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产业生态化发展的路径选择。郭莉、苏敬勤（2004）通过对区域副产品交换和生态工业园两条路径的形成规律分析以及在管理手段、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上的对比分析，揭示了在区域副产品交换和生态工业园基础上建立的产业生态网络将是产业生态化发展的路径选择。郭莉等（2008）分析了产业共生和技术创新的悖论，认为产业共生与技术创新协同进化，产业共生可以促进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也可以促进产业共生的发展。（4）经济可循环度。衡量某一经济领域发展循环经济的现实能力。“废弃物”的价值密度、收集和运输成本、分离成本、再加工成本以及固定成本的大小决定了其经济可循环度（郭庆方，2008），通过经济可循环度决定的数学模型表明，如果某一“废弃物”的价值密度较高，收集和运输成本、分离成本、再加工成本或者固定成本较低，其经济可循环度就比较高。为了提高某一经济领域的经济可循环度，不仅需要在企业、园区和社会等不同层面大力发展范围经济，还需要健全循环经济的产业组织形式、推进技术进步和完善税收等各项政策措施。（5）对生态产业园区构建的系统分析和集成方法研究、信息流生态分析、联合企业型生态工业系统的分析和案例研究等（胡山鹰、李有润、沈静珠，2003；沈静珠、王韬，2003；冯久田，2003；胡山鹰、梁日志、房鑫，2003）。（6）产业生态系统稳定性（张萌、胡军，2007；吴志军，2006）。吴志军（2006）认为，工业共生网络作为生态工业园内的企业组织形式，其稳定性和安全性决定了生态工业园的存亡。就目前来看，生态工业园内一些企业采取投机行为，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严重威胁着工业共生网络的成功运行。因此，对投机行为进行治理迫在眉睫。另外，他还对生态工业园工业共生网络中的投机行为进行了研究，并结合工业共生网络的特点，提出了四种治理范式且进一步研究了每种治理范式的特点、应用范围和适用条件，同时也提出了相关对策和建议。张萌、胡军（2007）认为，对工业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定义来源于生态系统基于初始状态的水平和非平衡范式的稳定，“抵抗力”和“恢复力”成为表征工业生态系统稳定性的重要内容。工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是一种开放的、动态的、相对的、整体的稳定。通过对大量国内外文献的研究分析，筛选出影响工业生态系统运行的结构型、技术型、外部条件等三大类17项可能影响因素，这些因素的识别对于维持工业生态系统的良好运转并获得成功至关重要。基于生态种群增长规律的Logistic模型和基于合作博弈的利益分配模型为定量研究工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条件提供了技术支持。关于工业生态系统稳定性的评价体系研究少有涉足，这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广阔空间。张萌、姜振寰和胡军（2008）认为工业共生网络是生态工业园内企业生态合作的主要组织形式，能否稳定运行至关重要。从生态工业园工业共生网络组织结构出发，将其运作模式分为依托型、平等型和嵌套型三种；运用生物学中描述不同种群共生现象的Logistic模型，求解不同运作模式下企业共生的稳定性条件。由于工业共生网络运作模式不同，其面临的风险和具有的效率就不同，因而网络运作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各有差异。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治理措施，为实现生态工业园工业共生网络的稳定运行提供了参考。（7）产业生态网络演化的路径与影响因素。刁晓纯、苏敬勤（2008）认为工业园区产业生态网络的不断进化能够更加有效地促进工业园区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在回顾产业生态网络及其进化的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探测性因子分析识别出系统开放、网络柔性、要素均衡和价值增值是产业生态网络进化的关键变化因子，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促进产业生态网络进化的对策措施。
刁晓纯、苏敬勤（2008）基于交易费用理论和企业资源理论，论述了不断提高生态效率和固化核心能力是产业生态网络演进的两种方式，并结合协同中序参量的识别方法以及我国部分地区产业发展数据，对两种演进方式进行比较，认为基于生态效率的产业生态网络演进方式是促进我国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郭莉、苏敬勤、徐大伟（2005）对中国产业生态系统演化机制的研究是生态工业领域的一项探索性工作。他们运用自组织理论中的哈肯模型，建立了产业生态系统演化方程，以北京、上海等21个省市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反映环境科技进步的环保生产率是产业生态系统演化的序参量，从而从自组织理论角度增强了生态工业主要依靠技术创新这一结论的可信度和说服力。（8）工业园区产业生态网络绩效测度。刁晓纯、苏敬勤（2008）论述了工业园区产业生态网络的系统构成和网络特性，并借鉴网络组织绩效评价的基本框架，提出园区产业生态网络的绩效可以从网络适应性、网络增值性、网络开放性、网络和谐性等四个方面进行测度。同时，运用问卷调查与实证数据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测度工业园区产业生态网络的指标体系和指标权重，力图从园区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视角结构化地评估工业园区产业生态网络的绩效。（9）产业生态网络的组织和运作形式、企业行为与驱动力分析。孙广生、田海峰（2006）认为环境治理的组织形式既可以是单个企业的末端治理，也可以是具有纵向关系的企业间合作治理。后一种环境治理组织方式因在激励机制、节约信息成本和治理成本等方面具有优势，已经越来越成为政府环境治理和企业提高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他们试图借助交易费用理论，从供应链的视角考察具有纵向关系的企业间合作环境治理的组织形式与结构，并进一步探讨供应链上环境治理的驱动者与驱动方式的选择问题。分析表明，面向供应链的环境政策是末端治理政策一个很好的补充与替代，但面向供应链的环境政策必须能够降低供应链上企业环境治理的交易成本，并依据纵向关系或供应链的组织特征而有所差异，才能提高企业的环境治理效率。
王兆华、尹建华（2005）认为工业共生网络是生态工业园内企业合作的主要组织形式，但由于生态工业园形成的路径不同，工业共生网络运作模式也各有差异，不同的运作模式面临的风险和具有的效率也不同，最终会影响整个共生网络运作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并结合国际范围内生态工业园发展趋势提出的依托型共生、平等型共生、嵌套型共生和虚拟型共生四种最具代表性的工业共生网络运作模式，分析了其形成机理、运作特点和存在的风险，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我国顺利进行生态工业园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肖忠东、顾元勋、孙林岩（2009）从卡伦堡产业共生体系实例着手，用农业和工业两个核心角度分析产业共生体系中的产业结构，其中把以工业为核心的产业结构分为物质型共生、能源型共生和混合型共生三种类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共生产业之间生产规模的内在联系，并运用上述理论对Kalundborg产业共生体系进行反思，认为该共生体系具有较大的刚性，由此带来共生体的脆弱性，主要表现在对原材料数量和种类的过分依赖，会导致共生体系内部经济机制运行的不合理。最后得出产业共生体系应该遵循的四个基本原则。
刁晓纯、苏敬勤（2008）基于组织维度理论并使用SPSS统计软件对303家工业园区的样本企业进行统计分析，基于合作的多样化和紧密策略两个维度识别出自主型、互动型、整合型和松散型四种结点企业参与产业生态网络合作的模式，并进一步通过方差分析法证明了不同的结点企业参与模式对应的产业生态网络柔性存在差别。
张迪、张象枢、陈禹（2009）在概述发展循环经济对企业要求的基础上，讨论了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行为及其驱动因素，并由此建立了分析框架：在经典的“结构—行为—绩效（SCP）”范式基础上，借鉴了“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的外部驱动机理，提出适宜于分析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结构—驱动力—行为—绩效（SMCP）”模型。它可用于分析与评价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驱动力、行为及相应绩效，为政策研究提供系统的分析工具。（10）生态产业共生网络运营成本。袁增伟、毕军（2006）从构成生态产业共生网络的微观要素——企业环境责任入手，开发了基于企业环境责任市场化机制的生态产业共生网络运营成本模型，并对模型假设做了改进研究。模型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责任代理企业的环境责任履行成本是影响生态产业共生网络运营总成本大小的关键要素，而环境责任委托企业和中间物流企业的各种参数对生态产业共生网络运行总费用的影响相对较小。基于这种认识，最后又探讨了影响代理企业运营成本的主要因子，并对费用优化模型做了应用研究。
唐晓华、王广凤、马小平（2007）认为，生态工业是一种旨在促进资源、环境和经济协调的发展模式，此模式得以顺利运行的关键因素是生态产业链的形成与稳定性。他们认为上下游企业间合作是生态产业链形成的微观基础和保障，与以经济利益为目标的“经济人”相比，生态效益目标的追求更有利于上下游企业间在废物利用中的合作。通过上下游企业间的动态非对称信息讨价还价模型的构建和分析，对这一命题进行了理论证明，并以大连开发区生态产业链为例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为促进循环经济的顺利实施提供一个有效的发展思路。
李广明、黄有光（2010）基于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分析表明，区域产业生态网络带来的效益主要是指从排放的废弃物中回收的有价组分的市场价值、减少开采而保存节省的自然资源的市场价值、稀缺租金（或市价以外的机会成本）和减少废弃物排放而获得保护的环境价值，以及节省的土地和其他成本等。对参与企业来说可以获得政府优惠政策（如在税收方面）或补贴、金融支持等收益。产生的主要成本则体现在废弃物的堆放、仓储和交通运输成本，废弃物的收集、分拣和加工成本，废弃物加工产生的二次污染成本，参与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以及产业生态网络的设备投资折旧与运营维护成本等。区域较大时，总边际效益将随着产业生态网络的区域半径的增大而减少，总边际成本则呈现递增的走势。产业生态网络的可行性主要体现在上述总成本与总效益的均衡，影响成本效益的因素都将反映其中。影响最优区域产业生态网络的区域半径的主要因素是能源价格、道路运输条件、废弃物毒性、环境损害特征常数以及所收集的废弃物数量或运载量，而企业之间的诚信合作关系构建的难度、信息透明度、交易成本、政策法规和市场机制的完善程度等对其也有影响。（11）产业生态网络的宏观和微观系统动力学模型。李守伟和钱省三（2006）从复杂网络的角度提出了产业网络三个层次的复杂性水平：要素、联系和系统动力学。通过对三个层次复杂性水平的分析得到，企业在产业网络中的地位是不同的，而且产业网络是一个具有无标度特性的复杂网络。另外，还给出了产业网络的宏观和微观系统动力学模型，同时应用中国半导体产业网络对复杂性进行了实证。最后得出结论：成员之间联系的本质和动态特性是产业网络复杂性的关键因素。（12）产业生态网络的实际应用。张楠楠等（2008）在探讨企业发展循环经济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企业构建工业共生模式是发展循环经济的有效途径；根据铅锌冶炼行业发展现状，指出铅锌冶炼行业构建工业共生模式的必要性，并以某企业为例进行了案例分析，剖析了工业共生模式的共生关系，产业链关系及经济、环境效益。结果表明，构建工业共生模式，可以提高企业的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物排放，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获得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同时也应注意工业共生关系构建中新的环境污染。张芸等（2008）基于生态工业技术构建了“以废治废”生态产业链。该产业链的特点是：产业链一端输入的是园区的废物，另一端输出的产品用来处理园区（或区域）排放的污染物，具有提高废品资源化率和减少污染物排放的双重作用。利用循环经济和生态学原理，构建了包含小循环、中循环、大循环以及“以废治废”产业链的钢铁工业园区生态产业复合共生网络，并对“以废治废”产业链引入前后效果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以废治废”生态产业链可以有效提高钢铁工业园区的生态效率。袁飚、陈雪梅（2009）认为，西江流域是南中国一条重要的内河流域，具有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美、产业基础扎实以及经济互补性强的天然优势，是发展流域经济的绝佳地段。然而，迄今为止西江流域尚未形成规划统一、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产业经济带，流域沿线的省份和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后劲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共筑西江产业带日渐引起学术界和官方的重视。他们以产业生态网络基本理论为基础，结合西江流域上、中、下游的资源禀赋、产业集群特征，探究集群之间的网络共生关系，尝试构建西江流域产业生态网络模式并提出其实现机制。
由上述分析可见，关于产业生态网络成本、效益、覆盖范围和合理规模的研究很有限，现有部分文献结合各国各地区的具体实践，讨论了区域产业生态网络的可能性、物质—能量—信息流特征、园内企业之间的决策联系和信任关系的建立、信息系统和沟通技术的作用、与传统生态产业园的异同等，对影响成败的因素进行分析和总结，但总体来看，研究层次比较肤浅，未发现专门针对区域产业生态网络的经济分析或成本效益模型的研究，更没有该领域的系统理论和产业网络构建方法等的系统研究成果，本书将从经济学的视角对相关理论和方法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寻求建立系统的产业生态网络体系的理论和方法，并为实践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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