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1：我穿墙过去(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正午故事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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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1：我穿墙过去试读：

一个执拗的低音

创办《正午》的几个编辑、记者，之所以留在媒体的逆流，除了别无所长，还因为我们都着迷于非虚构叙事这门技艺——在现实生活、作者和读者之间，制造出一个文字的场，三者互相牵引，紧张又优美。这一制造的过程，从发现选题、采访、研究、写作、编辑到面对读者，现实感和创造性融于一体，很有挑战，也很有乐趣。

由此产生的文体，我们简单地称为非虚构，而不再缠绕于此前的纷繁命名，纪实、特稿，等等。这意味着，只要没有事实层面的虚构，只要是好的写作，不拘任何形式。说到底，最重要的是你为读者讲述了什么，是否言之有物，又是否寻找到了合适的形式。而情书、墓志铭、学术散文、一次谈话、一段口述，都可能是充满理解力、感受力，在宽广层面的非虚构写作。

这种命名也解放了媒体逐渐建立起来的选题等级：官员、商人和热点优先，成功者的故事优先。有时，我们会捡起其他媒体弃而不用的选题，它们或者是普通人的故事，“不够重要”，或者是“不像新闻”。尽管这是我们可以感知的现实，尽管写作者对题材充满感情，但是因为不“主流”，就有不被讲述、进而被遗忘的危险。历史的书写，从来如此。

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曾经讲述自己为什么写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母亲的表弟曾经顽强地抵抗纳粹突击队，坚持到最后一刻，失败后，他和其他抵抗的民众“在行刑队面前消失了”，他的名字再也没有人提起，成了一个不存在的人。格拉斯决心让他活在自己的写作里，在他作品的碎片中，到处长眠着母亲心爱的表弟。

世界仍然生活在故事当中，以遗忘、抹灭大多数故事为代价。今天中国最主要的故事，是马云的故事（以及千千万万个变种）。为了抵御这种单一，我们应该学习讲故事。长久地凝视现实，让被遗忘的复活，赋予普通人尊严，以配得上丰富、变幻的中国。

本书所收录的，就是这些尝试的例证。《正午》郭玉洁

写给《正午》的话

我给那些想要写作的年轻朋友的建议就是：离开家。

——保罗·索鲁

通往写作的路径

文_何伟（Peter Hessler）译_黄昕宇一

1991年春天，我在普林斯顿读大三时，选修了一门非虚构写作课程，老师是约翰·麦克菲（John McPhee）。那时，我读的是英语文学，梦想成为一名小说家，因此也上了一些虚构写作的课程。在那之前，我对非虚构没什么兴趣，也从来没有在校刊上发表过任何文章。关于写作，我所喜欢的那些东西——人物性格、幽默感、营造场景氛围——在传统的新闻范畴里似乎没有位置。但约翰·麦克菲很有名，他在《纽约客》写过许多题材各异的文章，从环保主义、体育到地质地理，都有涉猎。他几乎每年都出一本新书。而他在普林斯顿开设的这门课程，口碑非常好，对年轻作家很有影响力，因此我报了名。

这堂课限定人数十六个，每周交一篇习作，麦克菲会亲自批改。在我的读书生涯中，从来没有收到过这样批改的作业。他用铅笔批注，左手书写，字迹很密；他把不合适的字眼划掉，把需要重新组织的段落勾画出来。他还在空白处写下长长的评语。他从不打分——不同于普林斯顿的绝大多数课程，他的课是没有成绩的。但如果你已得到了麦克菲的关注，这些就无所谓了。常常是交上一页三十四行的稿子，一周后发回来，有二十行都被画上批注。有一次，我写了350个字，其中80个字被标注出来，空白处还多了另外90个字评语。

这些评语也和其他老师所说的截然不同。“这里头可织不出锦绣来（You can’t make a silk purse out of this）。”在一个不可救药的坏句子旁边，麦克菲写道。另有一次，我用形容词和从句堆砌了一段话，他写道：“把嘴里那些小石子吐出来再说话。”在一篇人物

特写

第一次看见这个词，我不太确定这是什么意思。《新闻周刊》是好，还是不好？毕竟我父母也订阅这份杂志。于是在两周一次的师生单独见面时，我问他：“‘《新闻周刊》’的意思是，那是个好句子，还是个坏句子？”他很明确地说——不好，“《新闻周刊》”不是出色语句的标志。在麦克菲的世界里，传统的新闻写作是应该避免的，而非去效仿。

不过，有时候我也会受到表扬，他会在我作业的某些语句边上写道“没错”，或“啊哈”，或者“一个闪光点”。我第一次意识到，一个人的写作完全可能兼具优点和缺点，关键在于找出自己的薄弱之处，并试着改善。我一直有重复词汇和短语的倾向，但此前从没有老师留意到这点。在某一份习作的末尾，麦克菲写道：“你必须注意你的段落写作，去掉不必要的重复，让叙述更紧凑。你要仔细审读你的作品，检查出那些散落在各页中的重复。你完全有能力自己完成。”

在那堂课上，我第一次意识到，写作真的是一门手艺。我们总习惯把优秀的写作当成一种天赋，有时人们会说，写作是不能教的。但事实上，每一个优秀的作家都曾经很糟，都曾写出充满缺点和恼人瑕疵的平庸文字。他最终获得成功是因为他找到了让自己进步的方法。麦克菲的课程结束后，他的话一直伴随着我：“你完全有能力自己完成。”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必须依赖自己；我不能指望编辑或其他人来帮我改进自己的作品。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麦克菲的评论促使我在写作时大声朗读自己的作品，因为这能帮助我避免重复。这也使我得以倾听行文的节奏：当我听到自己正在写的文字时，我对一个句子如何与下一个句子相互作用、一个段落如何受到前后部分的影响，有了更清晰的理解。大声朗读的习惯一直持续到现在——当我写作时，我时不时地朗读出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正因如此，我只能在房门紧闭的屋子里独自工作。我无法在咖啡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写作，否则会打扰别人。）

更重要的是，约翰·麦克菲的课教会我以职业的态度和方式动笔——写作不再是一项学业练习，而是真正变成了我的谋生方式和激情所在。我还体会到，非虚构写作的每个环节，都和写小说一样迷人而有趣。当麦克菲的课程结束时，我依然认为自己将会成为一个小说家，但我的某些兴趣点已经开始转移了。本科的最后一年，我开始作为自由撰稿人写一些非虚构的文章，并一直持续到研究生阶段，赚来的稿费正好支付我旅行的花销。在我加入“和平队”到中国之前，我已经在《纽约时报》和其他五六家报刊发表过文章了，我也因此意识到，我的未来可能在非虚构写作。事实上，我最后一次写虚构类作品是在涪陵当老师的第一个学期。我写了个短故事，并把背景设置在我的家乡密苏里，其实我觉得那是一篇足够像样的作品。但一写完，我就意识到：我何必身处涪陵，却编造关于密苏里的故事呢？中国的现实比我虚构出来的任何东西都更有意思，更吸引人。自那以后，我的路径已定——我决定专注于非虚构写作。二

给年轻写作者提出建议，从来就不容易。作家的成长途径各不相同，大家从不同的方向进入这一领域；这不像学医的，进入医学院是一条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作为一个美国人，给中国的年轻写作者提建议就更难了。我想强调的是，对我有效的那些方法，对其他人不一定有效，每一个学习中的写作者，都必须找到自己独有的成长路径。当我谈起约翰·麦克菲的写作课时，我自然清楚，绝大多数有抱负的写作者并没有这样的机会。但重点在于，很多人可以找到替代者。如果你在大学里有机会跟一位优秀的写作老师学习，或者，如果你遇到一位很棒的编辑，仔细听听他们的建议，抓住一切机会。多和你认识的作家聊聊他们的作品。如果你没法找到一个老师，那就从你所读到的一流文章中学习。这也是我写作教育中另一个关键的部分——我经常购买那些我欣赏的作家们的作品集，研究他们的文章，弄明白那些故事是如何结构的，他们又如何把握叙述的声音、腔调和节奏。约翰·麦克菲有一些精彩的选集（The John McPhee Reader也许是其中最有用的），琼·迪迪恩（Joan Didion）的随笔集也很出色（Slouching Toward Bethlehem，The White Album）。我还会推荐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约瑟夫·米切尔（Joseph Mitchell）和苏珊·奥尔琳（Susan Orlean）的作品集。

虽然每个写作者都要找到自己的路径，但也有一些经验可能是通用的。首先，作家的成长期通常很长。年轻时，你很难认识到这点，但对于写作者来说，这也许是必须牢记的最重要的事。这个领域需要持之以恒。总有一些人迅速成功，在二十几岁就已是很成熟的作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杜鲁门·卡波特、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但这样的例子很少。更常见的情况是，一个作家得经历漫长的发展过程，有很多优秀的作家，一开始甚至经历过许多失败和否定。一般来说，一个作家到三四十岁甚至更大的年纪，才会写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约翰·麦克菲为了给《纽约客》撰稿，努力了整整十年，却不断遭拒，直到他31岁那年。在34岁之前，他没有出过一本书。他跟我说过，这不是编辑或出版社看错了，而是他那时确实还不够好。“别用颠倒的望远镜来回顾我的职业生涯。”他曾告诉我。这是常犯的错误——人们只看到成功，却看不到这条路上所经历的一切挫败。

因此，对年轻的写作者来说，持之以恒是必不可少的，他还必须具备极强的韧性。他不能因为失败而过于受挫。我去普林斯顿大学读书，部分原因就是那里有一流的写作课程，但我申请虚构写作概论课时，连续三个学期都遭到拒绝。大多数有希望的写作者，都是第一次，也可能第二次申请时就被接受了；一个严肃对待写作这门艺术的人，连续三次都被拒之门外是很不寻常的。我没有很强的高中背景，并且，我的作品确实不够优秀。幸运的是，我那时很坚持——我一直申请，直到最终被接受。这段经历对我来说可能是件好事，因为当我离开校园给各种杂志期刊投稿，大部分都被退回时，我依然保持着耐心。我从不期待这条路走得很容易，我可以获得适当的成功和不多的钱。

不过，我确实期待写作之路能带我远离家门。当我还是个大学生时，我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缺乏足够的素材，以发展成为一个作家。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我来自密苏里州，深处美国中部、没什么人关心的地方，当然也是因为我那时年纪还轻。我的人生还没什么意思。有时我会很沮丧；一些同班同学的经历似乎比我有趣、传奇得多。但随着时间流逝，我渐渐意识到，这其实是我自己能掌控的事。我无法改变编辑和读者感受我作品的方式，我也无法一夜之间成为一个成熟作家，但我可以去体验精彩的生活。我可以去旅行，认识各种人；我可以变换自己居住的地方，正在做的事。到最后，这给了我自信——我知道自己愿意置身于那些具有挑战性的处境，那些看起来陌生古怪，甚至有点可怕的地方，我却毫不担心。我也不害怕挫折或不适。事实上我的成长环境并不富裕，这很可能成了我的一个优势，因为我并不渴望变得富有。我父母也不是那种争强好胜的人，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帮助了我，他们从不向我施压，不逼我走上传统的职业发展道路。

参加过“和平队”的另一个作家保罗·索鲁（Paul Theroux）曾写道：“我给那些想要写作的年轻朋友的建议就是：离开家。”我也觉得这话说得没错——离开家会迫使你变得更敏锐，你的想法、早已形成的思维观念都将接受挑战。所有这些都会帮助你成为一个作家。在我的人生中，在感性和智识上脱胎换骨成长的阶段，并不是在普林斯顿大学或牛津大学。它们当然都是很棒的大学，尤其我还幸运地遇到像麦克菲这样优秀的写作老师。但这仍然不是我作家训练中最重要的部分。让我收获最多的地方，是涪陵。当我第一次乘船从重庆前往涪陵，我才二十七岁，我知道自己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写作者。那会儿我还没打算把中国的经历写成一本书，我知道自己还没准备好。但接下来两年发生的事却戏剧化地改变了我的能力。现在我仍清晰地记得刚开始动笔描写涪陵的时刻，那时我在“和平队”的历程即将结束。和往常一样，我一边写一边大声朗读，聆听叙述的节奏。突然，我像听到了另一个人的声音。我写作的腔调彻底变了——感觉很深沉，也更加笃定；页面上的那些字句仿佛被赋予了新的生命。这部分是因为我终于有了非常棒的写作素材——我在涪陵的经历是如此特别而迷人，我也深深地喜欢我所描写的那些人、那个地方。但更主要的原因却是我成长了。身为一个外国人，生活在1990年代中期的涪陵并不容易，有很多让人深感挫败或羞耻的时刻。但幸运地，也有很多激动人心的、愉悦的时刻。到最后，这段经历对我的影响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两年之后，我彻底变了一个人。

所以这是我给年轻作者的最后一条建议。离开家。离开你的家庭，离开你熟悉的日常，离开你舒适的社交圈。花时间跟与你不同的人在一起。学着去观察、思考和描述其他人，而不仅仅只是写你自己。不要畏惧挑战。有时最让人生畏的可能性，反而带给你最丰厚的回报。当我回看自己早期的作家之路，有两个决定下得格外艰难。第一个是参加“和平队”，那意味着我将消失整整两年，而且每个月只能挣120美元。第二个艰难的决定是1999年，我结束了“和平队”生涯，回到美国试图找新闻方面的工作。我向十几家报纸杂志递交了简历，但全被拒了。因此我决定自行返回北京，试试看能否成为一个自由撰稿人。当时，这个决定是挺吓人的，因为我不认识任何在中国的记者，也不确定自己究竟能否维持生计。但结果证明，这比留在美国接受一份工作好了不知多少，因为它使我身处一个能迅速收集到鲜活素材的位置。而且我还拥有自由——我可以自行决定写作的主题，还能依照我的方式去写，而不用听从某个编辑的建议。就像约翰·麦克菲曾告诉我的那样：“你完全有能力自己完成。”这对任何写作者都是一个经验，无论他在美国还是中国——一个写作者可以得到来自老师、编辑或者同事的多方助力，但他们能做的永远有限。最终，一个作家是由自己的努力造就的，也是由一路的失败和否定造就的。因此，慎重做出决定，并且认识到，你是被自己所掌控的，你有能力改变自己的人生。说到底，你才是那个书写自己故事的人。特写

唯一能够了解的道路是创造一个自己的世界。

——史蒂文斯

裸体朋克

文_叶三一

1994年，吴维十九岁。这一年，他的两个朋友死了，一个混帮派死在街头，另一个死在他的背上。

那晚吴维住在朋友家，朋友和他的女友两人都吸毒。吸着吸着，朋友感觉不对劲，吴维背上他往医院跑，女孩在后面拼命追。深夜，街上连出租车都没有。到了医院，医生一看，“已经死了”。吴维说：“没有啊，我们出来的时候他还蛮有劲。”

那个夜晚吴维告诉自己，不能再这样生活了，我得离开武汉。

吴维在武胜路集贤街的一个八层小楼上长大。他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家中还有一个姐姐。吴维在民间工艺职业中学念书，学的是书画、篆刻和装裱。从小他就属于同学喜欢、老师不大喜欢的那种学生。

念书时选举班长，吴维得票最多，老师把他叫去谈话：“你票数确实最高，但你学习成绩不太好，我看……”吴维没当上班长。再后来，班上一个女同学险些被班主任强奸，吴维住在班主任家附近，亲眼看见大哭的女同学衣冠不整地从班主任家跑出来。事情被校方压了下去，吴维挑头联合全班同学写信要求罢免班主任，除了当时的班长，其他同学都签了名。然而事情再一次被校方压了下去。“从那之后，我对学校，对老师，一点尊敬都没有了。”纪录片《武汉朋克》中，三十多岁的吴维晃晃悠悠地走在汉正街上，画外音这样说着。

初中到高中六年，吴维很少在家住。他说自己“室外室内都能睡”，满街都是他的混混朋友。

职高毕业，吴维被分到湖北书画院实习。书画院跟旅游局有关系，每个星期都用豪华大巴拉来一群中外游客买画。一张装裱好的仿古中堂山水装在盒子里卖给游客，少则几百，多则上千。吴维画这样一张画要三天，画完交给书画院，报酬是五元。豪华大巴来了几趟，吴维不爽。他开始正式混大街，再也不出现在书画院。

舞厅、喝酒、消夜、打麻将、打架，吴维觉得日子过得很无聊。考学深造对他来说是件特别荒谬的事。工作找不到像样的，他也不想找。于是就还是混。

那时候，吴维对音乐一点感觉也没有。当时家中有个三洋的录音机，姐姐用来听邓丽君，吴维的同学听的是小虎队，谭咏麟，张国荣，四大天王；可吴维从小只喜欢画画。某天他在书包里发现一盒朋友错放的磁带，放来一听，感觉大不一样，“有点意思，挺吸引我”。第二天朋友告诉他，这个乐队叫Beyond，香港的，唱的是粤语。朋友又找来几盒给他听。

吸毒的朋友死后不久，还是在大街上，吴维翻到一本《音像世界》，看到了北京迷笛音乐学校第一期的招生广告。“七百块钱三个月，这个不错。”他想，起码可以离开三个月。吴维跑到一家乐器行，找了个朋友咨询，“我想买Beyond弹的那个，你给我介绍一下”。对方告诉他，这个是贝司、四根弦，那是吉他、六根弦，四根弦简单点。吴维说好好好。“买什么样的？”“要买就买最好的。”“进口的好，这个，雅马哈，两千七。”——店里最贵的一把。吴维不懂雅马哈是什么，还是说好好好。找外面混的朋友们凑了些钱，买下那把雅马哈贝司，吴维揣上余下的一千块，给家里留了张字条，独自去了北京。

那是1995年的2月，阴历正月十五，正值北京萧条的冬天。

当时的迷笛学校在北京双安商场旁边，学员们的宿舍在颐和园附近，一个澡堂旁边的工人房，八人一间，四张双层床。都是十几二十岁来自各地的年轻人，凑到一起就是聊天。有人问吴维：“你喜欢什么乐队啊？”“Beyond。”“Beyond！不错，还有呢？”“啊？还有？没了吧？”“黑豹知道吧？”“黑豹？哪里的？”“……唐朝呢？”“……”“崔健？”“……”“你是来干吗的？”

没人再搭理他了。但吴维挺开心，这些人跟他以前熟悉的社会混混完全不一样，“看他们聊天说话，我就觉得，我靠，还有这种人，好单纯啊。这帮人，我很愿意和他们交朋友。”

给吴维上课的老师是“穴位”乐队的贝司手于微。下了课，吴维去找于微让他推荐乐队，于微拿了纸笔开始写，Red Hot Chili Peppers、Led Zeppelin、Pink Floyd……吴维说，老师，能不能推荐点中国乐队？于微看他一眼，说，不要听。吴维按照于微的指点，去北大附近买打口磁带，发现店里店外都是留着长头发的重金属青年。那正是重金属流行的时代。他又找到于微说，老师，能不能推荐点重金属？于微看他一眼，说，不要听。

在迷笛学校的三个月，吴维慢慢地听于微推荐给他的乐队。他还到书店里买了最基础的乐理知识书慢慢学，剩下的时间就是练琴，听同学们聊天。

三个月学期结束，吴维回了武汉。很快他发现自己没法再过那种混街头的生活，过了两个月，吴维又折回北京迷笛学校，这次，他结识了来自攀枝花的朱宁和四川人曹操，几个人随一名西昌吉他手去了西昌。

在西昌，吴维遇到了山鹰组合，他们原本是放伴奏带的，之后就邀请吴维一行人作为伴奏乐队一同巡演。那期间吴维写出了自己的第一批作品。“一个噩梦让我忘记你，一次委身我要忘记你；切，切！自己，切，切！分离，上身给你，下身给你！”这首Grunge风格的《拯救创作协会》后来被收入专辑《你是该死的》。在西昌，不可能有人听这种音乐。几个月后，曹操去了北京，朱宁和吴维回到武汉，他俩找到了迷笛的同学吉他手韩立峰。1996年底，三人阵容的朋克乐队“生命之饼”在武汉正式成立，吴维担任主唱。“生命之饼”是吴维取的名。几年前他遇到一个传教的初中同学，拿了本《圣经》，从里面读到一句话：“擘开生命之饼，充我灵饥”。二

1997年，吴维的一个朋友移民去了美国，他定期从美国给吴维邮寄各种音乐磁带，并细心地在上面注明乐队风格、乐坛地位等信息。在当时，这是非常难得的资源。朋友们在集贤街上的八楼听歌，创作，排练，吴维称之为“武汉朋克学习班”。“生命之饼”排练了两个月，吴维听说武胜路的大音琴行要在武昌米高Disco迪厅办一场大演出，他找到琴行老板试演了一次，老板同意让他们加入。演出当天，吴维才发现“原来武汉有这么多乐队”，十四支乐队里，“生命之饼”排在倒数第二上场。那是一场当地广播电视都要报道的演出，观众被隔离在舞台很远的外围。上了台，吴维对着观众喊：“你们赶快过来，赶快过来！你们不是来开会的吧？”观众呼的一下涌上舞台又蹦又跳，把现场的摄像师吓得不知所措。

演出之后，媒体从报道中把“生命之饼”删掉了。“他们觉得我们是来捣乱的。”“生命之饼”这第一次演出的收获是，吴维结识了更多的武汉乐队朋友。

从小混街头，吴维会跟各种人打交道，又喜助人，不仅“生命之饼”，其他当地乐队的演出也常常是他在操办。一次，吴维带着一帮乐手与一个酒吧老板谈合作，演出时间、收入分成种种都谈好了，酒吧老板瞅一眼坐在吴维身后一声不吭的几个乐手，悠悠地对吴维说：“我看，他们是搞音乐的，你是个商人。”—— 听得此话，吴维整整憋闷了十秒钟：“我的思绪啊，我的内脏！”那老板明明知道他是个乐队主唱。吴维用十秒钟稳定情绪，指出：“因为你是个商人，我就用商人的方式跟你对话。”说完他觉得自己挺牛逼。“其实我还有下半句：你要是个搞音乐的，我才用搞音乐的方式跟你对话。”老板挥挥手说，得了，你们到时候来吧——于是吴维把下半句咽了回去，没说。

1997年，吴维带着“生命之饼”录制的几首小样再一次来到北京，住在“坏牙”乐队贝司手刘肖家。刘肖带他去看“新裤子”的首场演出，在现场遇到了崔健。刘肖指点他去跟崔健打招呼，“崔健，你知道吗？他在中国很有名，他肯定能帮你！”“我都不认识人家也没听过他的歌，他怎么帮我啊？”“反正肯定能帮你！”吴维被刘肖推过去，只得硬着头皮开口：“你好，你是崔健吗？我叫吴维，是武汉搞乐队的，我朋友很喜欢你，他极力推荐我跟你聊一下……”他把呼机号留给了崔健。

几天后，崔健联系吴维，约在CD咖啡酒吧见面。二人在酒吧外聊天，吴维将录音小样交给他，崔健告诉他帮他们安排好了一个酒吧去演出。聊了半天颇投机，吴维认为崔健人很好，足以交个朋友，考虑了一会儿，他决定交朋友必须先说实话：“崔健，感谢你帮我们安排演出，你这个人我也有点欣赏，但我要告诉你个事儿……我没听过你的歌。”崔健愣了片刻，答，好吧好吧，到时候你们去演出吧。说完也挥挥手，转身进了酒吧。

这次吴维在酒吧外面站了很久，“我是不是说错话了？”三

1998年，武汉的四支朋克乐队“妈妈”、“死逗乐”、“愤怒的狗眼”和“生命之饼”带着自己灌录的小样开始巡演。当时《通俗歌曲》编辑彭洪武第一次提出，武汉是“朋克之都”。

这一年，张晓舟在广州《南方都市报》工作，他是当时的地下文化搞手兼写手。四月，张晓舟和广州音乐人王磊组织了当时外省乐队第一次大规模集体演出，舌头、盘古、胡吗个、张浅潜都受邀而来。在广州的壹玖酒吧，张晓舟第一次见到了吴维。“生命之饼”因成员变动临时缺贝司手，没能参与那次演出，吴维以观众的身份出现在酒吧门口——那就是一名“风尘仆仆的朋克”，张晓舟说。当天吴维身穿一件印着大麻的T恤，背着一个铺盖卷状的东西。

吴维问，可以在酒吧过夜吗？服务员一阵支吾。看完演出，吴维将酒吧的几张桌子拼在一起，铺盖卷打开铺好，爬上去睡了。

同年的圣诞节，广州又组织了一次演出，这回“生命之饼”登了台。新贝司手丑丑是吴维的表弟，用三个月的时间，吴维把他从一个白丁训练成一名能够演出的乐手。当天同台演出的还有祖咒（后来的左小祖咒）的“No”乐队。武汉朋克乐队“妈妈”的贝司手在台下听祖咒听得开心，猛灌半瓶啤酒，鼓足气，扬头喷上舞台——全喷在祖咒的脸上。

祖咒坚持唱完，下台咬牙切齿：“张主办啊，有人冲我喷屎啊！”张晓舟大笑，“你有点风度行不行？人家那是高兴，是喜欢你。”常驻北京的祖咒不习惯武汉朋克表达赞赏的方式。

那天的演出现场来了不少武汉朋克，其中包括胡娟和抗猫。“那天抗猫也是观众，她从头到尾一直在跳，不是在一个固定地方跳，是沿着酒吧的四个角跳跳跳跳。”吴维说，“她当时就是一个精力无处发泄的女孩。”几年后，抗猫在大四那一年退学，组建了朋克乐队Subs，而胡娟成为了“生命之饼”的鼓手及吴维的第一任妻子。

第二年秋天，四支武汉朋克乐队再战广州，演出完毕，十二人全住在张晓舟六十八平方米的两居室里。夜里冷没有被子盖，衣橱里所有的衣服都被乐手们拉了出来包在身上。第二天在广州大道上，当时的南都总经理喻华峰遇到了率领着十几人的张晓舟。问清情况后，喻华峰自掏腰包，去招待所给四支乐队开了几间房。

对于吴维及所有的朋克乐队来说，音乐几乎无法给他们带来收入。由于朋克音乐风格本身的粗糙、不悦耳及政治风险，很少有商业演出愿意请他们，而出版专辑和巡演至多做到不赔钱。

吴维在“生命之饼”的主页上写过：“其实我们不是一支纯政治性的朋克乐队，歌词不是纯政治性，它只是我们想要表达的一部分。我们只是做着让我们觉得舒服、高兴而力所能及的事。对我来说搞朋克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就觉得过瘾，摧毁什么权力机器或世界那不是人类力量能做到的，过过嘴瘾罢了。”

2000年，吴维和“痛苦的信仰”乐队的高虎在北京“开心乐园”办了一次演出，只有“生命之饼”一支朋克乐队作为压轴。“前面十几个乐队都是千篇一律的，说好听点，当时我感觉有点审美疲劳。”没等到上场，吴维跟乐手说不想演了，受不了。乐手们劝他坚持到最后，原定的曲目八九首，上去后接线调音花了半个小时，吴维唱了一首歌就走了，耗时十六秒。同年，“生命之饼”在“嚎叫”唱片发行了《50000》，因为是公开出版物，歌词不得不删改了许多。那之后，吴维打消了在北京发展的念头，彻底回到武汉。

那几年，“生命之饼”的排练房一直在集贤街老楼的顶层，吴维长大的地方。小房四面间墙钉满棉絮隔音，吴维还用砖头和木板做了个舞台。尽管说是“过过嘴瘾”，吴维仍坚持歌词不删不改，因而《50000》之后的三张专辑全部是地下发行。通过看电影字幕，吴维开始自觉地学习英语，以争取更大的表达空间。在《WuHan Prison》中，他这样唱：“我和我的家人生活在这个城市，感觉不到自由和安全；我们感觉像是在一个监狱里，我想要离开却找不到出路。”

2002年，吴维竖起了朋克最富标示性的鸡冠头。也是在这一年，鼓手朱宁离开了乐队，开办了live house VOX，后来，那里成为武汉朋克的一大现场演出基地。

吴维曾在1999年兴致勃勃地写，他们把自己看成是国际公民，“希望成为一支国际性乐队，去世界各地演出，那就是我们的目的！那太过瘾了！”

2004年，“生命之饼”第一次走出国门。当时计划去泰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演出，但最后只去了泰国。

第一场在曼谷演出结束后，吴维和乐手们坐了20小时的长途大巴，到了泰国和马来西亚的边境过关，停车检查签证。车上总共有四十多个游客，除了乐队四人加摄像师这五个中国人和泰国导游之外，其他都是白人，白人都顺利过了关。

边境官告诉吴维，他们持中国护照，从曼谷到马来西亚只能乘飞机，不能坐汽车和火车。吴维说，在办签证时你们的签证官没有这个要求。边境官说这是新规定，“有签证没用，你们必须坐飞机回去”。演出在当天的晚上，机票、乐器都出示了，边境官还是说“这是规定。”吴维说“规定也好、法律也好，你白纸黑字给我们看一下”。他说“没有”。吴维指着白人问为什么这些欧洲人美国人都可以，为什么只有中国人要从曼谷坐飞机去？边境官火了，把枪拔出来指着吴维。

马来西亚的演出就这么黄了。

吴维第二次被枪指是在美国。那是2009年3月，华盛顿DC音乐节邀请“生命之饼”，他们想趁此机会在东海岸巡演，计划的行程是上海飞到底特律，再转巡演第一站迈阿密。

到底特律后，一行几人被带到办公室，说他们的签证有误。北京美国大使馆看过演出材料后，给他们发放了旅游签证，美国边境官看了说不行，他们需要回中国重新办签证。“那我们的演出就错过了！”“那没办法。”吴维看他们态度坚决，便建议，把所有演出都取消，“让我们作为普通的旅游者入境，可不可以？”“那也不行。”

吴维急了，他一急嗓门就大。当时正值奥巴马当选，吴维忽然想到奥巴马的口号“It’s time to change”，他说：“知道奥巴马说什么吗？It’s time to change！什么需要change？就是你们这种办事态度和方法需要change！”边境官回答“whatever”，召来了安保人员，掏出枪指着他们，拖着行李，安排最早的一趟航班把他们强制送回了中国。

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到美国，吴维他们在海关待了两个多小时，又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回来了。

除去这些略为荒唐的经历，当国际公民在全世界演出确实“很过瘾”，虽然收入仅能赚回路费，但吴维觉得“没花钱已经很不错了”。欧洲巡演时，乐队住在当地的SQUAT（青年自治空间），接触到许多国外的朋克，吴维说：“他们有NGO组织，各种都是DIY的。不论是乐队还是个人，他们都有强烈的政治主张，这种倾向在中国就体现不出来。”这些年，吴维读书，看电影，上网查阅了很多资料。与外国朋友们聊天，谈当下中国，吴维造了个词Chinalism（中国主义），后来他以此为名写了首歌。

2008年，吴维剃掉了鸡冠头，他说“太麻烦了……睡觉不舒服。”2009年4月，吴维与胡娟结束了四年的婚姻和九年的乐队合作。胡娟的“WuHan Prison”服装店就在同名酒吧旁边，吴维是酒吧的经理。离婚时他为胡娟交了半年的房租，从此二人再无往来。

吴维一直住在武汉，他没有自己的房子，没有车，没有存款，是个彻底的无产者。

2006年，吉他手张华转而担任乐队的经纪人。2013年，他为“生命之饼”联系到了南京的一次演出。得知崔健是这场演出的压轴，吴维激动极了，1997年CD咖啡一别之后，吴维一直没机会再见崔健。“生命之饼”排在崔健前面上台，吴维打算好，演出完下台看崔健，然后去后台找他再聊两句。

演出前一天，乐队抵达南京。飞机落地，张华通知吴维，原定的十首曲目被砍到八首，吴维说“好”。第二天中午吃饭时，曲目砍到六首，吴维说“好”。乐队到后台准备了，砍到五首。上台唱完五首，台下观众不答应。吴维在台上告诉观众，最后一首我们只演奏不唱，“原因不说了”。演了半分钟，张华被台侧的文化官员推上台，吴维小声跟他说：“我们不唱，你放心吧”。一首奏完，吴维和乐队下台，两排特警夹送他们一路直通上了面包车，径直拉到酒店不许再出去。过了一会儿，张华满脸委屈地出现了，因为“阻止演出不力”，他被台下的当地文化官员直接扇了两耳光。

张华挨打的事给吴维的刺激更大。他完全忘了要去找崔健，告诉他，“你的歌我听了，很喜欢”。四

与几乎是在街上长大的吴维不同，“死逗乐”的贝司手麦巅是湖北工业大学英文系的毕业生，后来又读了武汉大学的传播学硕士。2002年，他编撰的朋克文化杂志CHAOS印出了第一期。这本传播朋克文化的地下出版物共出了五期，所刊文章由麦巅及合作者们自费翻译写作，杂志也是自费印刷，每期印数不过两百，大部分免费发放。麦癫当年认为，收钱有悖于朋克精神。

当年与麦巅合作后两期CHAOS的刘学蔚则是武大传播系的博士，她曾介绍多支国外朋克来武汉巡演，现在武大任教，生活日趋安定。麦巅开玩笑，她现在是“城市中产阶级”。麦巅出生于1978年，刘学蔚1984年，两人都一直关注着“生命之饼”和吴维。“武汉没有朋克。”刘学蔚这样说。过一分钟，她补充了一句：“如果说武汉还有朋克，那只有吴维一个。”她与麦巅合译的《朋克的哲学》还未出版，麦巅仍在修改自己的文章，他关于朋克的理念一直在变。

2015年的春天，吉祥里的大排档夜间开始客满，抱着吉他的卖唱者穿行在餐桌间，筷子上夹的是武昌鱼，食客们唱的是童安格和Beyond。晚上吃鱼白天看花，武汉大学的樱花开得浩浩荡荡，看花的人也浩浩荡荡——门票二十一张。穿过看花的人群，再走出武大的校门，迎面便是东湖。

五年前，吴维上网得知，房地产开发商华侨城在东湖圈了一块带水域的地，要填土盖作楼盘。他甚感不爽，建了一个名为“每个人的东湖”QQ群组，又给所有认识的武汉朋友群发了邮件，希望大家提供方案。在麦巅的青年自治实验室，大家开了几次会，决定找个日子，准备些旗子标语，一起去东湖散个温柔的步。

散步前一天晚上，一个电话打过来约吴维见面，他去了。两个便衣坐在车里，问他一个问题，他回答一个问题。“问的所有问题都是我们QQ、短信、Email所交流的东西。所以我都如实回答。”问完，便衣问吴维，你们明天还去吗？吴维说，你觉得我们明天去还有意义吗？“我又问他，你觉得这个事情是个好事还是坏事呢？他说，不管怎么样你们要按程序。我说，我们去派出所报批能给我们批下来吗？他又七零八落说些别的。”

吴维知道第二天再去散步不会有任何效果，活动就取消了。之后，两名武汉艺术家发起了东湖艺术计划。“之前按照我们的章法做行不通，只能用艺术的方法来让大家去关注这个事情。所以东湖艺术计划的源起就是这样。”吴维说，“从第一天得到消息，决定要做什么事，我就知道我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但是我只是想说点话，表达一下态度。”

青年自治实验室位于植物园西侧，是一座幽静的二层小楼。午后，麦巅在院子里烧落叶。二楼他的房间里还有几本文物一般陈旧的CHAOS，客房里目前住着两个美国人，一楼有个放着乐器的排练室，墙壁上贴着东湖艺术计划的讲座通知：“空间的实践——以罗马为例”、“公共性诉求”、“闲谈空间的词与物”——这大概是武汉最SQUAT的民租房了。

麦巅瘦弱沉静，戴一副眼镜，讲话语声很低。他目前所在的乐队名为“犯罪想法”，由几个中国人和几个老外组成，依然是朋克风格，一年巡演一次。吴维坐在他对面，一副敦实的中年人模样——今年五月，他将年满四十。吴维戴鸭舌帽，穿着淘来的旧衣服，衣裤上都印着他自己设计的“WuHan Prison”标志。卷起的袖子下露出一段花臂，吴维小心地端起茶杯。他们喝着茶，聊一些闲话。吴维提到，这几年他客串过一些电影中的小角色，今年在北京一个剧组里，有个副导演对他很满意，约他去广州拍一个抗战胜利纪念电视剧。“你恨日本人吧？你去演，往死里打就行！”那人这样说。“我当时就觉得恶心。”吴维与那副导演住一个房间，他连夜收拾行李离开了剧组，客串的几千块片酬也没找他拿。“不要了。”“生命之饼”的新专辑《中国来信》中有一首《献给陈怀民的歌》：“真正的抗战英雄早已被人民忘记。在你的墓碑面前我们在把你纪念……我们拿起了吉他，就像你驾着战机，我们会一直战斗，永远不言放弃。”国民党飞行员陈怀民当年战死于武汉空战，他是“生命之饼”吉他手煦别的舅爷。吴维又说，武汉现在还没有陈怀民的雕像和纪念馆。

到了饭点，吴维站起来告辞。他吃过饭，马上要去酒吧上班。

VOX位于鲁磨路上，旁边全是饭馆。香辣虾馆子的生意很不错，面目朴实的老板看到吴维进来，特地过来敬一支烟。吴维说，这个老板是蹲过大狱出来的。如今，当年跟吴维一起混大街的朋友们在黑白道上各有所成，两方都有人拉他入伙，他哪方都不想参与。晚饭时吴维没喝酒——酒要留到晚上去喝。吃过饭，经过VOX的大门，拐入胡同，就是吴维上班的“WuHan Prison”酒吧。这个酒吧六年来换了三个老板，吴维一直是经理，淡季每月工资两千多，旺季四五千。这是吴维唯一的固定收入。

吴维在酒吧里除了和客人们聊天，喝啤酒，还有就是放音乐。今天他放的是Johnny Cash。他说他在家里听巴赫。去年他又一次离了婚，“不结了”，他说。当年吴维带去广州的表弟丑丑当了上门女婿，孩子六岁，早就不碰贝司了。没事儿的时候，吴维在家写剧本，希望能赚点钱给母亲，“她年纪大了，身体不好”。

去年，一个英国女人在“WuHan Prison”找到了吴维。她递上名片，自称来自BBC，说：“两个月后，我们将来拍摄纪录片，需要采访你们一下，还要拍你们的表演。”吴维说“可以，没问题”。答应完了有点迷糊，吴维问她：“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英国女人说了句很经典的话，让我不知道说什么：‘Come on，we are BBC。’我心想：这好像是个回答，也不是个回答，只好说：‘好吧好吧，那到时见。’”

几个月后，BBC的经济事务编辑罗伯特·派斯顿发布了纪录片How China Fooled the World Again，片长五十多分钟，采访了武汉的市委书记、市长和企业高管，请他们谈武汉的经济发展。“……你可能没有听说过武汉（这是毛主席横渡长江的传奇发生的地方），”在BBC的网站上，罗伯特·派斯顿这样写道，“但它也许比中国任何其他城市更能讲述中国非凡的30年现代化和财富积累、其经济奇迹如何接近尾声的故事，以及它为什么面临一个灾难性崩溃的严重危险”。吴维说：“整个片子只有我一个人在讲反面的东西。”他记得他的观点大概包括“武汉发展得很快，但普通大众没什么收益”，“赚钱的还是权威阶层，包括这些跟政府有联系、生意的大公司，对普通大众没什么意义”，“GDP根本不代表什么”……不少人看了这部片子跑到酒吧来找吴维聊，但吴维自己还没看过，“我看不到，要翻墙才行”。“WuHan Prison”酒吧对面，鲁磨路的另一边，即将完工的大型社区立着广告牌，上书五个大字：“青年乌托邦”。五“朋克之春”演出现场藏在北京三里屯一个隐秘的工地里。想找到它，你得穿过一片工地和一群带着安全帽的工人，还得找到那架正确的货梯。一旦到了现场，事情就明白了——“嘿，今天全北京的朋克都在这儿了！”一个梳着脏辫的青年兴奋地对另一个梳着脏辫的青年说。

朋克与朋克其实大不相同。看发型、穿着、甚至鞋带的穿法，一个明眼人可以马上判断出Old school、New school、OI、Skinhead、Ska……关于这些，“顶楼马戏团”乐队的梅二是专家。“啥人还比我朋克，啥人敢比我朋克，侬老（很）朋克额（的）呶，侬老（很）幽默额（的）呶……”“顶楼马戏团”曾用上海话这样挤眉弄眼地调侃过朋克。看外表，上海人梅二不属于任何一种朋克——牛仔裤，运动鞋，双肩背包，配上光头和敦厚身材，他更像个IT男。“实际上梅二是个狂热的朋克爱好者。”张晓舟说。

梅二经营的 “敌台”可以说是网络时代的CHAOS。这个只有几百个关注者的微信公众号孜孜不倦地传播着与朋克文化有关的知识，所有文章都是梅二和朋友在网络上搜索翻译并编辑的。“敌台”的更新频率原本是每天，后来降低到每周，现在则是不定期。梅二有点气馁。真心愿意关心研究这些的人太少了，“对于某些人来说，来看一场朋克演出跟去迪厅或健身房没什么区别”。

演出已经开始了，POGO的圈子照例在舞台前。吴维还没有到，昨天他刚和北京的朋友们喝了场大酒。几个月前，“生命之饼”发布了新专辑《中国来信》，这是他们签约兵马司后的第三张专辑——这是一家允许吴维不删改歌词的唱片公司。作为今天的压轴乐队，他们将演唱十首歌。“活到二十岁，组了这个乐队，不唱感到痛苦，唱了才有些舒服，唱社会的痛处，揭历史的伤疤，只想要去表达，从没想过害怕。”新专辑中的《裸体朋克》这样唱。吴维曾说过，从开始做音乐起，他便不愤怒了。他的愤怒和不妥协全部在音乐中，“反抗精神当然是朋克必备的。在西方，最早的朋克发起就是在挑战他们的主流社会和主流价值，对不对？按照这个前提，在中国，我反对什么？我挑战什么？……我挑战我讨厌的东西。”

纪录片《武汉朋克》以新专辑中WHY WHY的一句歌词作为副标题：“我不会洒了我手中的酒，更不会松开我的拳头。”——梅二叮嘱，“看朋克演出要举拳头，不可以用‘魔鬼角’，那是金属的手势”。现在，舞台下一片拳头此起彼伏，狂躁的鼓点打着，愤怒的青年怒吼着，啤酒喷着，人群热起来了。歌词唱的什么，没人听得清。吴维从门口踱了进来，手持一瓶啤酒，一路与人打着招呼碰着杯。如今，和当年他不认识的崔健一样，吴维也被称为“大哥”甚至“教父”，音乐圈中流传着他调停分歧、主持公道的段子。

他从鸭舌帽下抬起眼睛，看看台上的乐队。那是一支日本主唱的乐队，主唱正脱下牛仔裤，露出鲜红的丁字裤，人群沸腾了。“I am HAPPY！”主唱用不熟练的英文忘情地大喊。有人挥臂，将音箱上一排啤酒全扫到地上，酒瓶清脆地碎了满地，碎片溅到瘦腿牛仔裤和运动鞋上——那是崇尚健康的新派朋克；也溅到马丁靴上——那是老派的愤怒朋克。然后各种鞋跳起来，蹦起来，把地板踏得更加肮脏。

在梅二看来，“生命之饼”一直是中国朋克界的领袖级乐队，原因是“吴维始终坚持着底层反对者的立场……或许远离北京的朋克圈子使他保留了独立坚持的特性，而不是在各种称兄道弟的摇滚豪情中折损怒火，成为娇生惯养的皮衣青年”。“一切都是有原因的。”梅二这样写过，“除了‘生命之饼’等少数乐队之外，朋克，本质上是城市中产阶级青少年发泄青春期躁动的一种方式，这种愤怒往往针对父母和学校教育，因没有根基和来源，而给人对空挥拳的无力感。成长环境轻松的青少年会选择健康积极的new school punk，学历较高的乐队则以英语创作进入国际视野，但脱离了中国的现状。”“那些乐队的存在，证明了朋克在中国更多以音乐形式和生活方式而存在，思想性和斗争性是缺失的……”梅二期待着有一天，中国最底层的农民工青年能拿起乐器，表达他们“有根基的愤怒”。

午夜两点，吴维拎着啤酒上场。十首歌的间隙，吴维说了不少话——他是现场唯一与观众有对话交流的主唱。他提到了毕福剑，抗日胜利和自己的四十岁生日。“Scream for the life，scream for the right，scream for the truth and faith，we never stop what we are fighting for，we never stop singing！”他一瓶接一瓶地灌着啤酒，花臂在红色的灯光下狰狞地流着汗，苏格兰风笛尖叫着，疯狂的观众相互推着搡着，在漫天喷射的啤酒和人群之外，咆哮的大音箱前的空地上，张晓舟和梅二——两个穿着运动鞋的中年男人——举起拳头，情不自禁地POGO了起来。

最后的文学青年

文_王琛一

阿乙前年生了病，肺部有斑点，他怀疑自己是绝症，在手上写了四个字——“是又怎样”。没事时，他就盯着手背，神经质地反复看，并就此展开各种推测，像在列小说提纲。治病要吃激素，他因此胖了几圈，下巴由尖变圆。朋友调笑说，终于有点像巴尔扎克了。

看着照片里的胖脸，阿乙很惆怅：“被气筒打气，也不至于这样。很忧伤。它不是被什么别的摧毁成这样的，就是被写作，被自己和别人的一些期待。”他自己仍说不清楚，多年过去，自己是焦虑而写作，还是写作而焦虑。

几年前还没成名，阿乙有次把小说手稿打到A4纸上，带到饭局，递给了文坛里的前辈。前辈见多了文青，接过手稿，就像接一根递过来的烟。阿乙忐忑地等着评价。可饭局终了，前辈起身走开，阿乙却发现，小说手稿被留在了座位上，但并非一无所用——至少刚刚垫了热屁股。

人生像个圈儿，历史总在打转。2015年春天，作家阿乙在单向街驻店写作，接待读者。这时也来了一个文学青年，表达了一番崇敬，打开书包，也掏出一叠A4纸，毕恭毕敬递了过去说，阿乙老师，我今天带了我的一篇小说，请您指点。

像接一根烟，阿乙也接过了手稿。他一边和周遭的人搭着话，一边翻着手上订得整齐的A4纸。隔了大半个小时，才告诉面前毕恭毕敬的文青：你不如去读读博尔赫斯，或许对你的写作有帮助。

这个回答聪明又妥帖。比起当年拿自己手稿垫屁股的前辈，阿乙令每个人都很体面——成名的作家对后辈的作品提出了具体建议，足见诚恳；亟须指路的文青得到了前辈的鼓励，言辞里自己的作品也和拉美文学大师有了一点关系，令人振奋。

每回遇到文青发作品给自己求评价，阿乙都想到过往的自己——求评价的目的很简单，就是绑架对方的表扬。有一回在网上，有个文青把诗歌发给他。阿乙客气地说，不错，你可以去诗歌圈儿混了。文青觉得阿乙的回答不符合期待，愤愤地还击。

阿乙叹一口气说，你看，文青是多么脆弱。

阿乙自己也脆弱，尤其是在三十多岁还没出过一本书时。那时他参加饭局，王小山介绍到阿乙，总加一句“我这个兄弟也是写小说的”。话一说完，阿乙就害臊得脸红了——因为一桌子人都是作家，他没出过书，觉得不好意思。

每有读者表达倾慕，阿乙总是习惯地摆摆手，看起来还是腼腆。当晚的读书沙龙，他几次站起来走动，把话筒交给嘉宾，自己不愿多说——“在中国太容易出名了，连我都出名了。”

当晚书店的沙龙主题是：“如何从县城经验出发，进行写作游戏的通关”。阿乙在江西小城瑞昌县生活了很多年，直到26岁才离开家乡。那时他并不知道，一度令他憋屈的生活会被称之为“县城经验”。在县城，他还不叫阿乙——那时他的名字是艾国柱。二

高考是离开瑞昌县城的第一个通关机会。这带给了艾国柱陪伴终生的神经衰弱。1994年夏天，文科生艾国柱毕业于瑞昌二中高三二班，当年班里只有四个人过了大专线，艾国柱是第三名。他自认那是半生最阳光的一段日子。去省城读公安专科学校，课程容易，只需混完三年，毕业后成为三级警司，分配回来，便会一步踏入小城上流社会，一劳永逸。

但他只得意了一年。第二年，班上复读的同学纷纷考取重点大学，不乏名校。艾国柱失落了，他觉得自己是游得太快的精子，本不该做警察。

1997年，在警校外的游戏厅游荡了三年，艾国柱毕业了，分配回瑞昌公安局，迎接他的是更大的失落——在随笔里，他称之为放逐。坐着豪华大巴经过南昌八一大桥，再换乘破旧中巴离开九江市西二路，放逐之旅愈发潮湿、灰暗，最后停在了县城瑞昌。他绕了一圈回来，但只待了两个月，便被公安局分配到洪一派出所。艾国柱第一次知道瑞昌还有这个地方。

公安局大院的车往县城西边出发，路过一个又一个油菜花地，在每一个小镇都不停留，后来翻过一座海拔超过千米的大山，两个半小时后，抵达洪一乡。

这是他眼中的流放之地——因为偏远，洪一乡被称作瑞昌的西藏。艾国柱下车，一眼看见了洪一乡的全景。乡政府所在地只有两排不足五十米的矮屋，一家理发店、一个破损的台球桌和一间由民居改建的餐馆。自己将要工作的派出所，初创时就在这家餐馆二楼。在后来的小说和随笔里，他一再描摹这里的场景，仅仅对街上的土路，他就在三篇文章里提到过三次——“没有一粒柏油”、“没有一颗柏油”、“没有一滴柏油”。

流放之地只有土街。夜晚，街上漆黑一团，艾国柱躺在床上听河水声，感到这是世界尽头。父亲要他忍着，告诉他虽然艰苦，但这在档案里是基层工作经验，利于以后仕途上的提拔。

但不可能有比村再往下的地方了，艾国柱要离开这儿。一天下午，他独自走向一座山峰，站在山顶看见远处是山，山后面还是山，天上只有鸟，地上只有吃草的牛。要在这里生儿育女生活一辈子吗？艾国柱发下毒誓，要离开这里，回县城，还要离开县城，去城市，去省会，去沿海，去直辖市，去首都，最后去纽约。他的脑子全是摩天大楼上飞机的影子。

爱情总是苦闷青年最好的庇护所。艾国柱继续对一名女同学漫长的单恋。香港回归，澳门回归，这些轰轰烈烈的国家大事与艾国柱无关，宇宙就是洪一乡派出所那么大，艾国柱躲在里面，不停地往外写情书。他想，只要对方轻勾一下手指，他就听从召唤，愿意去任何地方。但那些信件好像被告席上挣扎的辩护，响亮却一厢情愿，直到一次见面，对方彻底宣判爱情的死刑。

这场单恋此后仍在绵延，一直起伏八年。“天使的马车飞驰过一棵棵杨树，天使啊马车啊年龄啊都不见了，只有杨树立在那里。”他在书里总结。

1999年，艾国柱被调回到瑞昌县公安局办公室。工位在最小的房间，只有几平方米，白天也要开日光灯。在这里他遇到当初一起分配的警校同学周琪源，一起写材料——大都是通知、简报、通讯和领导讲话。每天下班后他都觉得“像被刮过一遍，遍体鳞伤”。

这就是传说中的上流社会了吗？好像对艾国柱而言，又是一个无望的深渊。下班后，他常和工作结识的朋友抽烟喝酒，看着他们烂醉。除了在外厮混，艾国柱还要陪领导打牌。他担心自己会老死在麻将桌上。在一篇随笔和两篇小说里，艾国柱三次写到同一次打麻将的经历：退居二线的老同志坐在北面，主任坐在西面，副主任坐在南面，自己作为科员坐在东面，因为某人手气不好，大家起身按照顺时针方向挪动了一次位置。于是二十多岁的艾国柱坐到三十多岁的副主任座位，三十多的副主任坐到四十多岁的主任座位，四十多岁的主任退居二线，坐到了五十多岁老同志的座位。艾国柱说，他一眼，看到了自己极度无聊的永生，就在麻将桌上，牙齿掉落，一颗种子走进坟墓。

在公安局办公室待了两年多，因为材料写得好，艾国柱被瑞昌市委组织部看中，借调过去。在瑞昌，这是一次令人眼红的升迁。在小说里，艾国柱这样形容自己的感受：“人们看着他时就像看着一个王储，眼神里带有亲密，他也习惯在这样的注视下春风得意地走。”直到有一次，见多了年轻人的组织部老司机，带着算命先生的笃定语气说：“你四十岁或许能升到副处级。”

艾国柱又想起了公安局办公室的麻将局，觉得人生寡淡，乏味到连一个司机也能推算他的命运。

哥哥艾国光的经历也刺激了他。艾国光本在县城矿产局上班，自己悄悄学了编程，在杭州找到了工作。艾国柱也想走，但觉得身无长物，小警察的身份出门“很搞笑”，担心只能做保安。艾国光鼓励弟弟，想出去就快出去，等学了技能就老了。

靠着哥哥在杭州寄回的二手电脑，艾国柱接触了网络。正值2002年世界杯，艾国柱写了些球评发到论坛。当时正是体育杂志兴盛的年月，艾国柱的球评渐渐发到了《体坛周报》《足球报》《东方体育日报》，每个月能领到一两千块的稿费。组织部收发室的人看着汇款单，惊呆了。

艾国柱开始留意着网上招聘。因为自己长于写材料，也在网上写过球评，他理所当然地关注着媒体的信息。很快得到两次面试机会，一次是天津的《滨海时报》，另一次是南昌的《信息日报》。在乌压成群的应试者里，艾国柱因不会使用电梯而羞愧，又被十几个面试官围起来审视，两次都落败而逃。他觉得，城市是个傲慢高贵的姑娘，而自己，则是被审判的羞惭乡下佬。

这段急于出走而不得的经历如此难挨，以至于在后来的代表作《意外杀人事件》里，艾国柱干脆就给主角之一取名艾国柱。文中的艾国柱出走红乌县未遂，被父亲耻笑，全家人恐惧于县城外的世界，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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