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勤华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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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时代发展清洁能源国际比较研究试读：
前言
随着气候变化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挑战日益突出，世界各国清洁发展的压力不断增大。清洁发展的关键是低碳发展，因而一场蓬勃兴起的低碳革命成为影响国际能源形势的重大因素。低碳经济在金融危机中逆势兴起的直接动因，虽然主要是基于缓解温室气体排放所造成的气候变化压力，对于不少国家来说也是基于应对金融危机、刺激经济、拉动内需、扩大就业的现实需要。
尽管化石能源仍然存在巨大的发现潜力与发展空间，但是开发难度越来越大，开发成本越来越高。廉价油气的时代已经终结，高价油气的时代已经到来。化石能源的粗放利用给人类生存环境造成了灾难性破坏，国际社会必须切实加大对清洁能源开发利用的努力，实现能源消费结构的革命性变革，要在清洁能源的开发上加大投入、加强合作，争取早日实现清洁能源的规模性开发利用，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的能源永续安全问题。
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件以后，世界能源界普遍认为，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世界能源发展将依然以化石为主。但是十几、几十年后，如果世界主要国家清洁能源的发展规划得以实现，目前以油气为主的世界能源消费结构将会发生极大的变化。因此，低碳发展将是世界能源发展的必由之路。快速发展的清洁能源，化石能源的高效、清洁利用，是构筑清洁能源产业体系的根本，清洁能源发展的产业政策、清洁能源发展的投资以及清洁能源发展的国际合作则是全球发展清洁能源的核心。
本书写作的目的就是在比较分析全球主要国家发展清洁能源现状与特点的基础上，探寻一种适中的发展清洁能源的产业政策、融资制度、国际合作模式，以便为中国发展清洁能源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
全书共分六章，第一章由许勤华、张璋供稿，第二章由张璋、许勤华供稿，第三章由张璋供稿，第四章由饶瑶供稿，第五章由许勤华供稿，第六章由许勤华、饶瑶供稿；全书由许勤华统筹并统稿。第一章 导论
清洁能源是指在使用中对环境无污染或污染小的能源，即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零排放或排放很少的能源。随着全球化石能源日益减少、环境污染日益加剧以及气候变暖等问题的出现，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推进清洁能源革命、加快清洁能源的广泛应用，已成为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保护全球环境的重大战略选择。2003年英国发表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提出要用低碳基能源、低二氧化碳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替代当前的化石能源发展模式。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政府都给予了清洁能源产业以高度重视，从美国奥巴马政府推行“绿色新政”，到德国的“绿色复兴：增长、就业和可持续发展新政策”；从巴西大力发展绿色能源，到韩国“低碳绿色增长”的经济振兴战略，都可以看出清洁能源产业在当前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石油对外依存度的快速上升，清洁能源将是未来中国能源安全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一、研究背景
根据国际能源机构（IEA）《2012世界能源展望》预测，2020年中国对于煤炭的需求将达到顶峰，并将维持到2035年。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烟尘排放量的70%、二氧化硫排放量的90%、氮氧化物排放量的67%、二氧化碳排放量的70%都源自于燃煤的燃烧。如何既维持如此巨大的能源资源量，保持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又要降低能源消耗带来的对环境的破坏，不仅是中国，也是全世界将要面对的巨大难题。胡锦涛总书记说：“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人类文明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伴随着能源的改进和更替。”清洁能源将是21世纪的主导能源，谁在清洁能源的发展上占据制高点谁就有希望在未来世界经济技术新一轮调整中占据主导和主动地位。特别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更是将清洁能源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更为紧迫的高度。
能源作为各国重要的战略产业，其重要性并不仅仅局限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国家建设的关键领域，更体现在其对塑造社会形态所能产生的巨大影响上。从第一科技革命到第三次科技革命，传统能源煤、石油的发现与大规模利用以及一次能源电力都成为技术发展的强大动力。换句话说，全球几次科技革命发生历程，也是能源工业发展的流程图：人类从火的发现和利用，到生物质能源（biomass）的利用和畜力、风力、火力等自然动力的利用，到化石燃料的开发和热的利用，再到电的开发和大规模利用，直至原子核能的发现开发利用。能源已经成为了一种战略性资源--成为经济国家和文明民族兴衰的一个因素。在全球变暖的时代背景下，清洁能源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其并不仅仅指新的能源形式，从一个更为宏观的角度来看，它可以理解为建立在清洁能源基础之上的新社会组织形态、政治经济体系等制度，将涉及社会运转中的方方面面。
如上所述，最近几年世界主要国家对发展清洁能源重视度越来越高，投入越来越大，清洁能源的发展势头越来越猛，对中国这样一个第一大能源生产与消费大国构成的压力越来越大，如何在调整中的国际能源体系中夺得先机、占据有利位置十分重要。清洁能源发展关系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和崛起前景，但是中国清洁能源发展起步较晚，技术基础相对薄弱，需要充分利用国外技术，借鉴国外经验，尽可能获取国外发展资金，这就需要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为了更好地开展国际合作，有必要对世界各主要国家的能源发展状况进行比较研究，从中找出规律性的发展模式，为中国制定清洁能源发展战略确定路径。同时，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找到中国清洁能源国际合作的优先领域。本课题首先将对厘清中国清洁能源国际合作战略的实践范畴和理论范畴、战略重点和战略布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具有一定理论贡献，其次对于国与国之间的具体合作也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发展清洁能源是中国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选择，也是中国对全球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巨大贡献，而发展清洁能源战略及政策的确立是发展清洁能源的前提和基础。一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发展清洁能源历史比中国要长，汲取其战略、政策及政策执行各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为我所用，能使我们无论在技术还是商业运作领域都占有有利地位，这就需要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二、已有成果
西方发达国家学术界对清洁能源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的内容、重点及研究主体随着世界能源形势的发展不断变化着。与其他研究不同的是，清洁能源研究的主体不是个人，而是政府、机构、国际组织（政府间及非政府间）还有能源企业，这是因为发展清洁能源的研究投入巨大、周期长、见效较慢。研究清洁能源发展的国际组织主要有：世界能源委员会（World Energy Council，WEC），其较早涉及该研究领域的成果为《国际能源可持续性发展理论》（the Global Energy Sector: Concepts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WEC 1998），对风能、太阳能、核能、低热能等不同行业的发展、技术运用、政策推动及风险预测进行了讨论；国际能源机构研究的角度一般专注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下简称“经合组织”）34个国家的能源效率情况，如其报告《美国能效政策2008》（Energy Efficiency Policy in US 2008）把美国政府的能效政策及执行进行了分析；除此以外，还有亚太能源研究中心（APERC）等国际能源组织则更多地从清洁能源的某个行业如发电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其2004年的报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区域内新及可再生能源》（New and Renewable Energy in the APEC Region）和2005年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区域内的可再生电力》（Renewable Electricity in the APEC Region）在对亚太地区2004年以前清洁能源和清洁能源发展情况进行研究的基础上突出该地区清洁能源发电的发展状况。能源研究机构如美国能源部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LBNL）等多以能源经济学的方法对不同国家之间清洁能源的成效进行比较。随着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费结构的调整和改变，各国政府相继出台了相关的研究报告及政策规范。
国内有关清洁能源发展的文献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类：①技术类，属专业技术研究，如《锅炉能效中的清洁能源利用》等；②探讨中国能源安全及能源发展战略的著作，如《谁能驱动中国：世界能源危机和中国方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机不可失：中国能源可持续发展》（中国发展出版社2007年版）、《能源改变命运》（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等，它们都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遭遇前所未有的能源需求重压以及切实感受到由于能源消费带来的环境保护紧迫感后出版的，给人们以重新思考中国能源安全及战略定位的启迪；③对中国能源发展历史进行梳理的研究成果，如《中国能源五十年》（中国电力出版社2002年版）里用专门的一章对清洁能源在中国发展的目的和意义、分类和特性、开发利用的历史现状及前景和政府政策等进行了总结与回顾；④行业协会的报告，如中国资源利用协会清洁能源专业委员会每年推出的清洁能源各个行业的年度报告，其《风电行业与资本市场的研究》对国内风电行业进行了评价以及重点企业的分析；⑤一些专业能源期刊上的文章，如《完全突破政策瓶颈发展清洁能源》（载《能源思考》2008年2月刊），又如《国内外清洁能源政策综述与进一步促进我国清洁能源发展的建议》（载《清洁能源》2006第1期），既有从宏观上探讨如何发展清洁能源的，也有介绍国外先进经验的，但后者的文献相对来说很少；⑥对中国业已实施的清洁能源各项实践的绩效考核，如清洁能源行动办公室组织编著的《清洁能源促进政策应用与分析》（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该书将清洁能源发展的促进政策进行了分类，通过对中国清洁能源行动试点城市政策的研究总结，综合评价和分析了各试点城市的促进政策；⑦政府部门的相关立法、规划以及能源管理部门战略规划司做的对国别的发展政策的研究，如《清洁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国家改革发展委员会 2007年8月）给清洁能源的中长期发展确立了指导思想、发展目标、重点发展领域等，又如原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主持的对各国清洁能源战略的编译（内部材料）。
中国与国外进行的清洁能源合作已经有了实质性的进展，无论是发达国家在中国的大学投资设立研发基地（如清华大学），还是与中国企业合作（如日本出光与中国神化集团的合作）等都较有成果，但是形成书面的研究报告还是比较少。主要相关的文献有：《中国可持续能源：实施“十一五”20%节能目标的途径与措施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中国能源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都是美国能源基金会、大卫与露茜•派克德基金会、威廉与佛罗拉•休利特基金会共同资助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的研究成果，这些报告以定量和定性的方法分析了中国能源发展面临的挑战、机遇及对策，给读者以各种能源发展的情景参考。
尽管目前国内对外清洁能源的研究已有诸多成果，但大都缺乏从整体上对当今世界主要地区特别是重点国家发展清洁能源战略及政策的综合比较，更无从谈及从比较中获得对中国发展清洁能源的启示。此外，国内学界对有关国际能源合作的理论研究，才刚刚起步。而传统能源的国际合作与清洁能源国际合作，合作内容由于品种不同，因而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发展清洁能源的研究严重缺乏国际问题研究的战略视角。三、概念界定
能源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物质资源。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对能源的需求不断增长，一方面人类能源的使用量呈几何指数增长，另一方面人类对能源开发使用的种类也在迅速增多。世界能源委员会推荐的能源类型分为：“固体燃料、液体燃料、气体燃料、水能、电能、太阳能、生物质能、风能、核能、海洋能和地热能。”由于划分角度的不同，能源也分为不同类型。
根据能源的自然形态及生产方式进行划分，能源可分为一次能源、二次能源。一次能源是直接来自自然的、天然产生的能源，没有经过加工或转化，如石油、煤炭、天然气、水能、风能、地热能、海洋能、风能等；二次能源则是指由一次能源直接或间接转换成其他种类和形式的能量资源，如焦炭、电力、汽油、柴油、沼气、洁净煤等。
将一次能源进一步分类，按照是否能在较短时间内再生，可分为清洁能源与非清洁能源。水能、风能、海洋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均为清洁能源；石油、天然气、煤炭为非清洁能源。
根据能源在使用过程中是否对环境造成污染，可分为污染能源和清洁能源，污染能源包括石油、煤炭等化石燃料，清洁能源包括水力、电力、太阳能、风能以及核能等。
根据能源开发利用的发展程度，又可将能源分为常规能源和新型能源。常规能源是应用比较普遍、开发利用技术较为成熟的能源。常规能源包括水力能源、石油、煤炭、天然气等资源，既包括一次能源，也包括非清洁能源。在近期开发利用、尚未投入大规模使用的能源称为新型能源，包括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生物能、海洋能、氢能以及致密油和页岩气等能源。
通过本书课题组成员的调研，我们认为目前对能源品种的分类存在一定的问题：①一些能源分类的界定不清晰，造成难以归类的现象，因为按照已有定义并不能明确其界定；②上述的能源分类都是从单一角度进行分类，缺少一个整体性、全面性的能源分类标准。
一个综合性的能源分类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能源利用开发的理念和愿景，特别是该能源品种的开发、生产以及使用的前景。因此，必须对本课题的研究对象有一个十分清晰的概念界定。通过认真思索及分析，我们认为：①“清洁能源”是指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开发、生产、使用以及后续处理各个环节）均是对环境友好的，且是可持续的、不会枯竭的能源资源。因此，本书研究的“清洁能源”主要包括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潮汐能、地热能和氢能。②“发展清洁能源”包含两个层面，既是指对清洁能源资源的开发、生产、利用，也是指对传统能源资源的清洁利用技术的发展和实践。
本书研究的重点是“全球主要国家清洁能源发展现状及趋势比较研究”、“主要国家发展清洁能源的核心战略及基本政策比较研究”、“中国发展清洁能源的战略框架”以及“中国与世界主要地区/国家清洁能源国际合作的战略重点及相关政策建议”。第二章 全球清洁能源发展现状及趋势
尽管化石能源仍然存在巨大的发现潜力与发展空间，但是开发难度越来越大，开发成本越来越高。廉价油气的时代已经终结，高价油气的时代已经到来。化石能源的粗放利用给人类生存环境造成了灾难性破坏，国际社会必须切实加大对清洁能源开发利用的努力，实现能源消费结构的革命性变革，要在清洁能源的开发上加大投入、加强合作，争取早日实现清洁能源的规模性开发利用，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的能源永续安全问题。一、清洁能源发展现状
清洁能源在近10年来表现出了高速的增长势头，生产规模不断扩张，生产能力迅速增长，生产成本不断下降。过去10年的实践表明，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使人们看到了重要的商机，其产业增长率几乎类似于电话、计算机、互联网等技术革命初期所具有的增长势头。据清洁边缘公司（Clean Edge，Inc）的研究，太阳能光伏的全球市场规模已经从2000年的25亿美元扩张到2010年的712亿美元，其年均环比增长率达到39.8%。全球风能市场规模从2000年的45亿美元扩张到2011年的675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16.7%。同时，与清洁能源技术相关的其他产业领域也展现了巨大的增长潜力，如混合动力汽车、绿色建筑、智能电网等均有相似的增长速度。目前，清洁能源消费量已占全球能源消费总量的16.7%，且份额仍保持稳步上升。
风能产业是发展时间较长的清洁能源产业之一，近2年由于受天然气价格降低的影响，风能产业公司的销售预期也做了一定的下降调整。虽然在较为不利的情况下，风能产业制造能力依然在显著增长。2010年美国新投入设立了14家涡轮制造厂，现估计总共约95家制造商在生产100kW（千瓦）或更小的风能涡轮，2001年此类制造商的数量仅为60家。据美国《2011年风能技术市场报告》显示，2011年美国风能发电装机容量新增约6 800MW（兆瓦），全国累计风能发电装机容量较2010年增加了16%，比2000年增加了超过18倍。2011年美国仍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风能市场之一，风能发电占当年美国新增电力的32%，风能领域新增投资140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制造的风能设备也显著增长，2011年美国风电场新装设备近七成为美国国内生产，是2005年的2倍。表2-12000—2011年清洁能源技术应用
欧洲大量投资沿海风力设施建设，由桑顿银行投资在比利时兴建的迄今为止最大的6MW风能项目是欧洲2010年新增的9个沿海风力农场之一。得益于新的上网电价优惠政策，东欧的项目开发更加迅猛，例如2010年乌克兰至少有10个风能项目在同时进行。小型风能发电也持续扩张趋势。据北欧民间中心（Nordic Folkcenter）统计，现有29个国家的106家企业在生产50kW或更小的风能涡轮。在英国，小型风能发电的装机量在2010年增长了65%，有超过20家国内制造商和一批外国制造商活跃在市场中。在中国有约80家制造商在本国国内销售涡轮设备，并且出口到了蒙古。从全球整体发展水平看，2010年平均风能涡轮大小已达到1.6MW，2007年为1.4MW。
生物质能产业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应用的数量上，更重要的是生物质能的应用水平已经得到了质的提高。在早期，生物质能多是开发应用于发展中国家分散的家庭或边远农村地区，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大规模的商业生产阶段，例如部分国家已经开始主动种植生物质能原料植物。也就是说，生物质能产业从以前重点处理废弃物的应用问题转变为主动的能源生产。德国生物质能公司在巨大的国内需求以及沼气上网价格的优惠政策刺激下已经进入了规模生产和项目开发阶段。截止到2010年，德国有约6 800个沼气生产装置投入使用。
全球太阳能光伏电池和组件的产量在2010年实现了2倍的增长速度，约达239亿瓦电池和200亿瓦组件。光伏生产成本也在持续下降，组件价格下降了14%，而成本下降主要是因为多晶硅等晶体原料的充足供应。虽然光伏薄膜的市场份额下降了13%，但是光伏薄膜产量在2010年达到了32亿瓦，增长了63%。同时，光伏薄膜的生产商也实现了多元化。2011年全球新增太阳能光伏发电装机28.3GW。
太阳热能产业在近年有突出的表现。虽然太阳热能产业的市场仍旧集中在西班牙和美国，但是市场注意力已经开始转移至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埃及、摩洛哥以及中国等新兴和成长型市场，市场规模的扩大必将实现产业的规模增长。图2-1全球风能装机容量图2-2全球太阳能光伏装机容量图2-3全球乙醇和生物柴油产量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全球清洁能源发展现状呈现了以下几个特点：（1）清洁能源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成本随之降低，部分技术逐渐进入性价比较高的商业应用阶段。（2）清洁能源开始进入了企业合并阶段。一方面拥有传统优势的能源企业开始强势进入清洁能源领域；另一方面，近年来，以前单一角色的制造厂商开始进入项目开发领域，在产业链中承担更多的角色。（3）在清洁能源产业中存在为时甚久的全球化趋势仍然在蔓延，各个国家和地区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4）清洁能源成为全球新兴投资增长点。虽然世界经济没有走出危机的阴影，但清洁能源产业依然保持了迅猛的发展趋势，全球清洁能源市场持续扩张，许多国家加速发展清洁能源以期应对经济危机。二、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特点
2011年全球风能产业市场较2010年同比增长6%，新装机容量为40.5GW，新增投资约680亿美元。尽管在全球性萧条的经济环境下，风能产业累计市场仍增长了20%。2011年全球在清洁能源领域的总投资额达到创纪录的2 570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17％，是2004年的6倍，也比世界金融危机到来前的2007年增长了94%。这种增长是在清洁能源设备价格迅速下降和世界经济持续不景气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幅削减相关财政预算的背景下实现的。这一切都说明，清洁能源产业已经进入了一个稳定增长非逆转性的发展阶段。发展至今，全球清洁能源产业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合并趋势增强
清洁能源产业进入了企业合并阶段。一方面拥有传统优势的能源企业开始强势进入清洁能源领域；另一方面，近年来，以前承担单一角色的制造厂商开始进入项目开发领域，在产业链中承担更多的角色。2008年太阳能光伏产业中的产业链垂直整合现象开始出现。在日本，太阳能光伏产业的制造商开始涉及产品销售、安装和售后服务。表2-2清洁能源典型技术特征及成本续表2-2
一些传统能源企业也开始在清洁能源产业扩张其业务范围。沙特阿拉伯的卡凯尔（KA-CARE）能源公司于2010年开始建设10MW的脱盐发电设备，沙特阿美石油公司（Saudi Aramco）与太阳能前沿公司（Solar Frontier）联合发展1—2MW的电力设施。传统优势公司的进入也表明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度过起步阶段，开始激烈竞争。（二）全球化脚步加快
在清洁能源产业中存在为时甚久的全球化趋势仍然在蔓延。全球风能涡轮制造商均在瞄准中国市场，而中国的太阳能光伏发电产品在欧洲市场实现了越来越高的销售份额。同时，针对清洁能源产业的政策也出现了负面和不确定的影响，如美国的生物柴油、西班牙的太阳能光伏装置。
在风能产业中，增长机会集中在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市场。美国通用风能公司（GE Wind）为巴西提供涡轮装置；西班牙歌美飒公司（Gamesa）2012年在中国市场增加了3倍的投资。中国深圳市瑞能实业有限公司和印度苏司兰（Suzlon）公司均与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分别签署了合作协议。在英国，大约有55%的小型风能设备出口到国外。
在太阳能光伏产业中，制造商也在不断进入新的地区、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德国太阳世界公司（Solar World）宣布与卡塔尔政府合作投资5亿，在2012年开始生产多晶硅设施。韩国汉华公司（Hanwha）获得了中国江苏林洋清洁能源49%的股份。中国尚德公司100%控股日本MSK公司，成为中国第一家在美国建立生产基地的公司。（三）成为新兴经济增长点
虽然世界经济没有走出危机的阴影，但清洁能源产业依然保持了迅猛的发展趋势，全球清洁能源市场持续扩张，许多国家加速发展清洁能源以期应对经济危机。2011年全球清洁能源新增投资总额达到2 600亿美元，增长5%，比7年前2004年所实现的536亿美元相比增长了近4倍。其中，太阳能领域的投资成为最主要的驱动力量，远远超过了风能。据彭博清洁能源财经数据的观察，2004—2011年全球累计清洁能源投资已经超过了1万亿美元。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为了尽快地走出经济衰退，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和经济体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加快发展清洁能源产业，将清洁能源产业作为新兴增长点。2009年2月美国通过了《经济复苏法案》，宣布美国政府拟投资超过230亿美元支持清洁替代能源的研发与推广；同样在2009年，日本颁布了《新国家能源战略》，计划在2020年前，将太阳能发电规模在2005年的基础上扩大20倍；2009年欧盟委员会制定了一项名为“环保型经济”的中期规划，其规划时间为5年（2009—2013年）。这项中期规划的主要内容包括，欧盟计划筹措金额达1 050亿欧元的款项，用于打造领先于国际水平、具备极强的全球竞争力的“绿色产业”，将“绿色产业”扶持为欧盟刺激经济复苏的重要支撑点。三、清洁能源产业发展趋势
清洁能源产业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①规模化；②高科技化；③高风险化。这三点意义是内在互相联系的。（一）规模化
根据产业经济学的定义，产业规模化是指扩大生产规模引起经济效益增加的现象。产业规模化形成规模经济，表现的是生产要素的集中程度同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
清洁能源产业规模化一方面是指扩大清洁能源产业技术的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是指综合发展多种清洁能源产业技术，以实现清洁能源产业的多样性。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规模化特点至关重要，只有实现了清洁能源产业的规模化发展，才能够提高能源可获得性、能源可支付性，从而保障能源供给安全的重要途径。
1.清洁能源产业规模化是提高能源可获得性的保障
能源安全是指一国能够以可以承担的价格在任何时间得到充足、可靠的能源供应，并且避免对环境的影响。常规的能源安全观点单纯强调了可获得性和可支付性。可获得性是指始终能够保证最终消费的充足能源供应，既要求充足的清洁能源生产（例如，充足的风力、太阳能等），也要求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将能源产品运送到最终用户那里。这就意味着需要建立一个完整的、无障碍的供应链——太阳能板、风车涡轮、水电站、精炼厂、运输管道、传统电站、气/热电网、输电网等。
没有任何一种能源资源是完全不中断的，因此保证能源可获得性的关键就是实现能源资源组合的多样化。战略性地将能源组合多样化不仅要实现能源资源的多样化，还要实现每一类能源资源供应渠道的多样化。构成能源组合的选择必须考虑到各种能源资源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输渠道的相互关系，能源组合中的运输方式不存在直接的相关影响，才能通过多样化能源组合来增加能源安全，资源间才能实现互补，降低能源组合的整体风险。
2.清洁能源产业规模化才能实现清洁能源的优势
非清洁能源和清洁能源资源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存储、提炼需求、对气候影响的敏感程度、供应链的本地化等方面均有不同（见表2-3）。表2-3非清洁能源与清洁能源的本质区别
清洁能源面临较少的供应风险，规模性发展清洁能源能够提高能源的可获得性。与非清洁能源相比，清洁能源很难大量地、长期储存。例如，清洁能源所产生的电力如果没有及时入网就只能白白流失。因此，清洁能源的出口国家没有较高的经济动力去减少能源供应，清洁能源的进口方面临“政治武器”的风险就会较低。非清洁能源需要大型专业设施开采、提炼、加工，而清洁能源能够在自然过程中直接获取。非清洁能源的供应链中通常会出现瓶颈，例如运输管道或港口。一个关键设施的失灵或毁坏将会导致严重的能源供应短缺危机。例如，2010年，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发生的洪水灾害冲击了该国的煤矿产区，导致了全球煤炭的供应紧张。同样的情况也曾出现在美国，2005年，由于美国丧失石油提炼能力，油价急速上升。（2011年，日本海啸造成的核电站危机不仅使电力供应大规模中断，还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直接危害人类健康）相比之下，清洁能源各项技术基本都能够因地制宜、分散安装，因此，某个地区发生的自然灾害或人为破坏事件对整体能源应用系统造成的影响将会很小。
3.清洁能源产业规模化是提高清洁能源产品可支付性的前提
清洁能源产品在现阶段较为昂贵。但是随着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部分发展时间较长的清洁能源技术已经实现了成本的快速降低。太阳能光伏在某些地区已经达到了零售电价的竞争点。新西兰风能在没有特定支持机制的条件下实现了大规模应用。在偏远地区缺乏电网供应服务，独立的清洁能源应用设施通常有较高的经济性价比，并且对环境更为友好。当然，仅仅依靠单一的、经济性价比最高的清洁能源技术，同样会使能源结构缺乏多样性，从而降低能源的可获得性，因此不能单纯独立地考虑能源的可支付性。从以上成功的个例可以发现，只有实现清洁能源产业规模化才能够降低清洁能源产品成本，提高能源可支付性。
考虑到能源安全性分析能源的可支付性，对其产生主要影响的另一因素为价格波动程度与价格的不确定性。价格波动程度是指市场价格在一定时期内变化的范围。价格波动程度衡量了价格偏离平均价格的程度。价格的不确定性，是指平均价格的变化不稳定。化石能源技术需要化石燃料的输入，因此其产出价格会受到化石燃料价格的影响。清洁能源技术不需要有价格的原料输入，因此其技术产出价格不会受到原料价格影响。研究表明，美国和欧盟地区出现10%的油价上涨会造成0.5%的GDP损失。2009年全球对清洁能源的支出仅达到5 700万美元，是上述GDP损失的7.3%。非清洁能源价格波动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主要是因为对单一能源的高度依赖，更多采用清洁能源则是减少对单一能源依赖的关键途径。如，在交通运输工具中采用生物质能或电力将减少对石油的需求；又如，清洁能源热能可以开始代替天然气、煤的消费，而清洁能源发电将缩减天然气和煤电市场规模。
在2010年世界能源展望报告中，石油价格低于90美元/桶，而2011年的报告中，石油价格已经达到135美元/桶。能源需求的急速扩张正在无限推高能源价格。世界普遍对非清洁能源的价格前景持悲观态度。2010年世界能源展望报告提到“廉价石油的时代已经结束”。随着新兴经济体的能源需求呈几何指数式增长，世界市场的所有非清洁能源市场都将面临巨大的需求压力（如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发展清洁能源产业是降低对非清洁能源依赖程度的战略选择，从而降低非清洁能源价格不确定性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清洁能源的可再生性、可持续性决定了其需求与供应能够保持较好的平衡，因此能够保证较为稳定的价格水平，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要实现清洁能源产品的稳定价格必须首先实现清洁能源产业的规模化，才能够以合理的供应价格满足对清洁能源的需求。在没有实现清洁能源产业规模化之前，不仅清洁能源产品成本较高，也难以满足巨大的需求，且不具有价格稳定性的优势。（二）高科技化
发展清洁能源技术的最初动力是保护环境，实现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可融性。实现能源消费对环境的低消耗或零消耗的目标对技术有着极高的要求，这是一个崭新的、正在不断探索的技术领域，面临着极大的未知性和不确定性。清洁能源技术可以实现对资源进行去碳化处理、提高能源利用率、增加能源转化率等，通过发展及提高这些相关技术水平能够实现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对环境的保护作用。清洁能源产业高科技化发展特点是通过发展清洁能源产业保护环境的保证。
高新科技创新水平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也是一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高科技化特点有利于提高一国的科技创新水平，从而获得行业领先地位。许多清洁能源产业领先的国家，例如德国、丹麦和日本长期将工业和经济发展作为支持清洁能源技术发展的核心目标。这些国家鼓励产业集群发展，为清洁能源产业创新提供稳定的、可行的政策框架，同时提供可观的投资支持。清洁能源技术研发是知识密集型的，因此这些国家由于清洁能源产业的经验积累在产业创新方面走在了世界前端。对清洁能源技术研发的产业政策支持策略使得这些国家在技术出口扩展的过程中获得了先发优势和利益。图2-4各国清洁能源专利技术份额比较
一国拥有的产业专利所占的世界份额是一国技术专业程度、未来市场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从图2-4可以看出，德国和丹麦在风能技术领域占据了较多的专利份额，美国、德国、日本则在太阳能光伏领域实现了最多的专利份额。欧盟地区的成员同样也在清洁能源技术领域实现领先，德国、丹麦和西班牙在生物燃料、生物发电、风能、太阳能发电技术方面实现了最大的专利份额。（三）高风险化
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规模化、高科技化特点对投资的需求极为巨大。据麦肯锡咨询公司统计，平均每个清洁能源技术企业的创业资金约需1 400万美元，中期投资在1亿—2亿美元，并且需要更大规模的清洁能源基本建设与之配套。在清洁能源产业吸引大量投资的同时也伴随着产业内盲目投资、恶性竞争、效益较差、偿债能力不足等一系列问题。如果不能做到及时预警，有效化解这些问题，清洁能源产业将面临巨大的金融风险。
清洁能源科技及生产制造技术基础较为薄弱，项目开发的风险大。清洁能源产技术开发失败率较高。例如，2011年11月22日，谷歌宣布放弃“比煤便宜的清洁能源”（Clean Energy cheaper than coal）计划。谷歌于2007年开始对能降低能源价格的技术进行投资和研发，把重点集中在发展太阳热能、地热以及有趣的高空风系统。在计划初期，谷歌对于项目的成功有巨大的信心，也一直都致力于研发清洁能源技术，根据谷歌当时拥有的技术，想要提高太阳能热电厂的效率是轻而易举的。同时，谷歌重金投资于电子太阳能（eSolar）和明亮资源（Bright Source）的集中太阳能热系统。为了推动项目进展，还专门成立了“谷歌能源”部门。但是谷歌强大的技术和资金基础仍然没有能够成功完成该项目。由此可见，即使清洁能源开发商具备较高的技术水平、充足的资金支持，在清洁能源产业市场不成熟、未知性高的环境下，依然面临着极高的失败风险。
清洁能源产业的高投资需求、高金融风险以及项目开发的高失败率说明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具有突出的高风险化特点。为了顺应清洁能源产业规模化、高科技化的发展特点，实现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优势，必须通过清洁能源产业政策来解决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高风险化。第三章 产业政策及政策绩效国际比较
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还未全面复苏，欧债危机便再一次打击了脆弱的经济形势。世界各国均对未来一段时间的经济发展充满担忧。虽然各国着手解决暴露出的问题和缺陷，如加强对金融体制的监管、减少政府负债。但是在处理这些问题的同时，经济并没有呈现积极的好转趋势。其原因在于，世界经济陷入困境的根源问题是缺乏有效的经济增长点。工业革命之后，经济的繁荣总是伴随着一个产业的强势崛起，经历了信息时代之后，世界需要新的产业带动经济的再一次繁荣。清洁能源产业是最符合此需求的新兴产业。清洁能源具有多方面的特性，涉及一国能源安全、环境保护、经济可持续发展、世界战略地位等方面，其重要性毋庸置疑。现在世界上有约90个国家拥有清洁能源产业政策，根据本国的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发展途径和目标选择适当的清洁能源产业政策将能够提高本国的综合竞争实力。一、清洁能源产业政策的定位与范畴
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产业的崛起需要前瞻性的、有效的产业政策的扶持，造就信息时代的正是各国政府实施的从研发、生产到推广应用的一系列产业政策。现阶段为了发展清洁能源产业，同样需要适当的产业政策以支持、实现产业的提升，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清洁能源产业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已经达到一定的技术水平和应用规模，并展露出其愈来愈重要的经济性和战略性，运用产业政策大力推动清洁能源产业已成为各国的共识。本章基于理论与经验研究，分析了清洁能源产业的现状与特点，归纳相应的产业政策措施，总结出不同类型国家发展清洁能源产业的产业政策组合并对政策的绩效加以评述，并总结了清洁能源产业政策的三种类型，意为中国发展清洁能源产业的政策选择提供借鉴。
产业政策简单来说是政府出台的与产业相关的一切政策的总和。下面通过综述国内外有关产业政策的研究，总结各产业政策定义的差异，以明确本书论述的清洁能源产业政策的定位及范畴。
美国卡默斯•约翰逊提出，产业政策是政府有关活动的总体概括，政府活动包括在国内支持或者限制各类产业，通过这些活动从而取得在全球的竞争力。由于产业政策是政府的相关活动，它形成了政策体系，作为对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补充，构成了“经济政策三角形的第三边”。这一定义首先指出了政策具有双面性，可能促进产业发展，也可能限制产业发展。同时，该定义将产业政策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并列，产业政策的范畴较窄。
日本宫本惠史指出：“产业政策是国家或者政府为了实现某种经济和社会目的，以全产业为直接对象，通过对产业的保护、扶植、调整和完善，积极或消极参与某个产业或企业的生产、营业、交易活动，以及直接或间接干预商品、服务、金融等的市场形成和市场机制的政策的总称。”在该定义中，产业政策的范畴不仅包括直接干预，还包括间接干预。同时，该定义中已经指出了政府对市场形成和市场机制建设的行为是包含在产业政策中的。
日本小宫隆太郎提出：“产业政策是政府为改变产业间的资源分配和各种产业中私营企业的某种经营活动而采取的政策。”换句话说，它是促进某种产业的融资、投产、科研、工业化、现代化而抑制其他产业的政策。对产业实施保护性关税，对消费品克税，是在该定义中的产业政策的较为常用的手段。小宫隆太郎在后期把产业政策的内容扩大了，增加了产业基础设施政策、产业组织政策的内容。
宫本惠史和小宫隆太郎对于产业政策的定义，是从微观角度阐述了产业政策的对象和手段。定义中主要强调的是产业政策对资源配置的导向功能，同时指出了产业政策有时会以贸易政策的形式表现出来。
国内研究中，苏东水教授认为：“产业政策是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或地区政府为了其全局和长远利益而主动干预产业活动的各种政策的总和。”在该定义中，政府实行产业政策的动力着眼于一国的全局利益、长远利益，因此在该定义中的产业政策具有国家战略性。
芮明杰认为：“产业政策的目标是政府需要修正市场可能出现的市场失灵或纠正市场方向所进行的活动，对产业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组织所采取的各种经济政策的综合，以优化经济发展。”该定义的主要特征是将产业政策看作对市场失灵的纠正、调整。同时，产业政策仅限于经济政策。
杨治提出：“产业政策应是遵照市场客观规律来改变市场资源配置结构。政府制定产业政策要遵循本国的国情，明确定位其经济发展的阶段，将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作为基础作用，对国民经济的资源配置结构进行调整，或者辅助其合理结构的形成。产业政策通过科学、必要、适时和适度的引导和调控，从而不断优化资源配置结构，达到持续提高国民经济整体效益的目的，并寻求最大限度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该定义强调了产业政策的实施需要遵循市场规律，是对市场的辅助和补充，在对产业政策与市场的定位方面与芮明杰的定义有本质的差别。同时，在该定义中，产业政策仅限于经济政策的范畴。
欧新黔认为：“产业政策是国家为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由政府对经济的资源配置结构及其形成过程，进行科学、必要、适度和适时的引导和调控的经济政策，是政府实行经济调节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是国家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定义与上述杨治的定义有较多相似之处，都是从宏观角度对产业政策进行了界定。
周叔莲认为：“产业政策是指国家（政府）系统设计的有关产业发展，特别是产业结构演变的政策目标和政策措施的总和。它是国家干预或参与经济的一种较高级形式，核心是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问题。”在该定义中，产业政策有双面性，可以是对市场的干预，也可以是遵循市场所进行的参与活动。同时，该定义强调的是，产业政策关键在于调整一国的产业结构，是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对产业政策进行的描述。
李贤沛、胡立君等认为：“产业政策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背景下，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政府校正、引导、调整产业运行时所运用的法律法规、行政措施等手段的总称。”该定义与其他定义最大的不同在于，在该定义中产业政策完全不涉及经济措施，而是由法律法规以及行政措施构成的。
总结国内外文献研究成果，本书认为产业政策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次：①产业政策是政府有目的的行为，具有宏观战略性质，是实施国家战略的必要途径之一；②产业政策需要明确其与市场的定位。长期以来，“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两者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影响，经过长期的经济实践，已经不能简单地做出结论走经济自由主义道路或实行国家干预主义，而是应该将两者的主张有机结合。将这一理念落实到产业政策与市场的定位问题上，市场“看不见的手”是在完美的前提假设下生效的，但是我们现阶段的市场存在着许多不满足有效市场假设的条件，在此阶段下产业政策应遵循市场规律，为创造更高效的市场提供良好的环境。在明确了产业政策的目的、产业政策与市场的定位后，就能够明确产业政策的措施即产业政策的范畴。本书定义的产业政策的范畴较广，既包括对产业的直接干预，也包括间接影响，具体来讲既包含经济、金融和财税手段，也包括对法律规章制度的制定、行政措施以及对民众的教育与引导。二、清洁能源产业政策构成
所谓“清洁能源发展（促进）政策”，是指各级政府为了推动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而采取的一系列有利于清洁能源行动的活动和措施。
清洁能源发展政策由“清洁能源产业管理部门”、“清洁能源研究机构”、“相关法律法规”、“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目标”及“各项激励措施手段”组成。（一）管理部门与研究机构
统一高效的政府管理机构是保障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如为了加强清洁能源研究开发和示范计划的综合协调，提高资金的效率，2002年在首席科学顾问的倡议下，英国政府批准筹备成立了“国家能源研究中心”，并建立了由政府有关部门、外部专家以及私营部门代表组成的“清洁能源政策办公室”。该办公室负责既定战略方针的实施监督和评价，并适时顺应形势进行战略修订，为政府出谋划策。又如，印度政府早在1981年便在科技部下成立了一个“补充能源委员会”；1982年，印度又成立了一个完全独立的部门“非常规能源局”；该部门在1992年更名为“非常规能源部”。这些新型、高效、精干的管理机构，不仅行使清洁能源发展领域的行政职能，而且协调技术、金融、培训和市场等方方面面，推动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二）法律法规
为了从法律上保障清洁能源的发展，很多国家都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律。如日本有1997年发布的《关于促进清洁能源利用等基本方针》和2003年4月推行的《清洁能源法》。德国制定了《电力法》要求电力公司必须购买清洁能源电力，并向清洁能源电力生产厂家支付消费者电价的65%—90%。1992年美国制定的《能源政策法》是指导清洁能源发展的基础，也是制定清洁能源发展纲要和规划的基本依据。丹麦制定了《清洁发电法》，在鼓励电厂投资建设风电场、规范私人电场方面有一系列规定。英国制定了《电力法》，并据此制定了颇有特色的《清洁能源公约》，有力地推动了清洁能源的发展。除了带根本性的大法之外，有些国家还制定了一些相关的法规或条例支持清洁能源的发展。如美国《公共事业管理政策纲要》和《联邦电力纲要》，要求公共事业用户应以“可避免成本”比率从“合格的”清洁能源电厂（低于80MW）购买电力等。这些法律法规的出台确定了清洁能源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三）发展战略与目标
很多国家在清洁能源领域都有非常明确的发展目标。如，欧盟于2001年发布了《促进清洁能源电力生产指导政策》，要求到2010年欧盟电力总消费的22%来自清洁能源，并规定出了各成员国要达到的目标，如德国为12.5%、丹麦为29%、瑞典为60%、意大利为25%；2009年欧盟委员会制定了一项发展“环保型经济”的中期规划，其主要内容是，欧盟将筹措总金额为1 050亿欧元的款项，2009—2013年的5年时间中，全力打造具有国际水平和全球竞争力的“绿色产业”，并以此作为欧盟产业调整及刺激经济复苏的重要支撑点，以便实现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的两大目标；2011年3月，美国政府高调发布《未来能源安全蓝图》，宣布计划激发创新精神，加快清洁能源开发，通过激励民间资本投资，使民众在能源独立和清洁能源计划中受惠得益。（四）激励措施与手段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不同国家根据各自的能源状况在发展清洁能源时，选择了适应本国情况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有的规定在输出火电力时支付较高电价或制定所谓绿色定价的价格手段，有的实行投资补贴，也有的国家主要通过税收调节。这些国家先后采取了配额制、强制购买、有限竞标、绿色证书、特许经营等激励政策。2008年11月23日，法国总统宣布建立200亿欧元的“战略投资基金”，主要用于对汽车业、能源业、航空业等战略行业企业的投资。这些优惠政策成为各国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初始动力。
从行业整体水平看，清洁能源产业中一部分较为领先的技术已经能够达到大规模开发应用阶段，产业内部出现了垂直整合，进入到产业发展的新的阶段；全球化步伐也在逐步加快，市场规模逐步扩大。清洁能源产业中领先技术的成功发展为其他尚处在起步阶段的清洁能源技术提供了经验，适当的产业政策的支持对清洁能源产业发展至关重要。三、清洁能源产业政策成因
清洁能源发展政策形成的动力有两种：①为了摆脱能源供应安全困境；②为了促进发展。能源供应安全困境具体包括：能源可获得性低，能源价格高且能源价格不稳定。为了摆脱能源供应安全困境的国家必须着手改善其对单一能源的依赖，增加自身能源生产，通过多样化能源供应结构来提高能源安全保障。因此，这类国家所采取的清洁产业发展政策会侧重于清洁能源产业的产业链后端——清洁能源产品的大规模应用。促进发展的动因包括：提升本国经济发展，抢占行业科技水平领先地位，制定行业规范以获取先发优势，改善本地及全球环境。致力于促进发展的国家所采取的清洁能源发展政策一般会侧重于清洁能源产业的产业链前端——清洁能源技术的研发。（一）发展清洁能源两类动力矩阵
每个国家发展清洁能源的动力是多样的，因此清洁能源发展政策也各异，但又有共性。结合一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国家能源战略，本研究试图通过矩阵分析方法对全球不同国家的清洁能源发展政策进行分类，并加以说明。图3-1清洁能源发展政策动力分析矩阵
图3-1是根据上述发展清洁能源的两类动力所构建的矩阵：①能源安全关注程度，能源安全关注程度描述的是国家对未来能源发展战略的选择；②GDP总体水平，GDP总体水平描述的是一国对清洁能源发展的投资能力，即是否有足够能力进行技术投入。
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统计，1990—2009年各国清洁能源产业的增长率代表了各国的政策选择：能源进口国更倾向于开发清洁能源技术，国家GDP水平则影响着清洁能源的应用程度。当然对能源安全的考量以及GDP水平这两个指标并不是绝对和排他的，产业发展政策的确立背后因素众多，但“对能源安全的考量”和“GDP水平”确实是影响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分析，清洁能源产业增长与GDP的相关性为p＜0.003 5，能源进口国清洁能源的增长率显著高于出口国。那些GDP水平较高，或者对能源安全性关注较高的国家更有动力推动清洁能源产业发展。GDP水平同样影响着清洁能源品种和技术的选择，欠发达国家往往关注成本较低、较为稳定、风险较小的技术，如生物质能和地热能。
综合上述分析，本书将清洁能源发展政策分为“技术型清洁能源发展政策”、“消费型清洁能源发展政策”、“生产型清洁能源发展政策”。“技术型清洁能源发展政策”是指政策的目标是为实现某产业内技术的领先地位、获得先发优势而制定的一系列产业政策，包括大力投入研发资金、扶持科研机构、形成技术产业园区或核心区等。“技术型清洁能源发展政策”将帮助本国掌握清洁能源产业的核心技术，获得制定行业标准的能力，并通过技术创新带动多项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提高本国的综合竞争能力。“消费型清洁能源发展政策”是指产业政策目标为改变能源消费结构、提高能源自给率、以清洁能源应用为重点的产业政策组合，包括实施上网电价、税收补贴、义务应用等措施。“生产型清洁能源发展政策”是以扩大清洁能源产品的生产能力、以清洁能源产品参与国际贸易、提高一国国民收入的产业政策组合。生产型清洁能源发展政策关注清洁能源产业的生产制造环节，依靠本国的资源禀赋优势，以更低的成本大规模生产清洁能源产品。三类清洁能源发展政策代表了不同发展模式下的国家对清洁能源发展政策组合的选择。（二）清洁能源产业政策的具体成因
近些年，清洁能源产业出现了一股投资热潮。2004—2009年，在清洁能源领域的新增投资增长了5倍，达到了16 000万美元。虽然现阶段无法综合全面地统计全球能源领域的投资，但是据国际能源机构初步估算，清洁能源技术的投资占总投资的15%—20%。市场的大规模扩张已经帮助部分清洁能源产业技术达到成本曲线的拐点，开始进入大规模商业应用阶段。
影响清洁能源技术应用的因素主要有两点：①清洁能源技术本身的成熟度；②清洁能源技术的外部性是否被内化以及其内化的程度。外部性在经济定义中指一个人的行为直接影响他人的福祉，却没有承担相应的义务或获得回报，亦称“外部成本”、“外部效应”或“溢出效应”。在本书中，清洁能源技术的外部性主要指其对生态环境产生的正外部性。如果没有内化清洁能源技术的外部性，那么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将会面临一系列的经济壁垒。另外，非经济壁垒也在阻碍着清洁能源产业的自然发展，需要产业政策的支持。归纳清洁能源产业所面临的壁垒是制定有效产业政策的前提。
清洁能源产业面临的壁垒可分为“经济壁垒”和“非经济壁垒”。
1.经济壁垒
经济壁垒是当清洁能源技术产生的正外部性并没有被内化后所形成的障碍，包括进入壁垒和盈利壁垒。非清洁能源长期垄断能源领域，非清洁能源在未实现规模化之前成本较高，难以以能源市场平均成本提供产品，进入市场的难度较高。盈利壁垒是指清洁能源较高的生产成本、没有被内化的正外部性均导致了其价格被扭曲，在现阶段市场竞争中难以盈利。
2.非经济壁垒
非经济壁垒是指完全阻碍了清洁能源技术的应用（无论使用者愿意支付多高的价格），或者不必要地提高了技术应用的成本。由于清洁能源技术是起步较晚的技术，在应用实践中，各国更关注对经济障碍的克服，但是清洁能源产业同样面对许多非经济壁垒。非经济壁垒将影响清洁能源产业持续发展的能力和空间。
非经济壁垒可以进一步划分为：（1）规章制度和政策的不确定性壁垒。例如较差的政策规划，政策、立法缺乏连贯性、缺乏透明度等。（2）组织机构壁垒。包括缺乏强大的专业机构，缺乏清晰的责任划分以及复杂、缓慢且不透明的许可过程。（3）市场壁垒。例如不一致的价格结构对清洁能源产生影响，信息不对称，化石燃料的替代作用以及尚未将社会和环境成本内生化的影响。（4）金融壁垒。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缺乏为清洁能源产品开发的金融产品。（5）基础设施壁垒。主要是指能源系统的灵活性，例如电网是否能够接入清洁能源的发电。（6）知识与人力资源壁垒。缺乏清洁能源的相关知识，缺乏相关产业技术人员。（7）公众接受程度和公众意识壁垒。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必然对非清洁能源产业造成挤压或替代的影响，在非清洁能源产业就业的劳动者面临着失业、再就业的挑战。另外，清洁能源产业现阶段较高的应用成本也需要公众意识的配合。（三）克服壁垒的相应产业政策
非清洁能源技术已经经历了150年的系统研究和学习，所形成的技术知识积累远远高于清洁能源技术。虽然如此，清洁能源技术的成本也在短期内实现了快速降低，这表明推动清洁能源技术的大规模应用是降低清洁能源技术成本的直接方式。
清洁能源产业政策主要通过直接调控清洁能源产品供给和需求来达到市场规模增长的目的。产业政策可以为清洁能源创造特定的收入渠道，或者强制市场使用某项特定的清洁能源产业技术，以克服清洁能源产业面临的壁垒。现阶段，创造特定的收入渠道的最普遍的措施是上网电价。在少数国家也在进行清洁能源强制许可制度，这类许可制度通常与配额制相关联，许可制度规定必须使用特定技术达到规定的比例，同时辅助以许可交易系统为清洁能源产业技术创造收入渠道。
具体来说，为克服经济壁垒，清洁能源产业政策主要有三种具体措施：上网电价、与配额制相配套的可交易绿色凭证系统以及招标。另外，为实现清洁能源产业技术的大规模应用，还会使用税收激励和现金奖励等政策措施。
1.上网电价
上网电价保证了清洁能源发电以固定的价格被购买。这个价格维持的时间段很长，通常为20年。在规定时间内，除了因为通货膨胀而进行价格调整外，上网电价会保持恒定不变。
除了恒定的价格外，随着实践的进展，上网电价出现了溢价获利。清洁能源发电方在市场中卖出电力并得到溢价。这个溢价可以是固定的，也可以依据电力市场变化，例如，电力市场总收入和溢价是确定在一定的范围内。一些政府对从上网电价中获得的利润规定了每年的最高限额。
现在对上网电价进一步的发展是被称作“关联定价”（Breathing Cap）的定价方法，在德国用于太阳能光伏发电的电力定价，并将价格与上一年度太阳能光伏的应用量相关联，太阳能光伏安装得越多，价格下降得越快。
2.绿色交易凭证系统
绿色交易凭证系统的建立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将电力与它的“绿色”效应分解开。电力在普通市场上销售，清洁能源发电厂可以卖出一定额度的、代表以清洁能源生产电力的证书。这类证书可以在一个独立的市场进行交易。电力消费者或零售者被要求购买一定数额的这类证书。证书数额的总量就是每年清洁能源生产电力的上限，因为如果证书供给过多，证书的价格会迅速下降。绿色证书交易系统还规定了惩罚措施，对于那些没有购买足够的证书的企业，需要缴纳规定数额的罚款。在多数情况下罚款率决定了证书的最终价值。
在最初的交易系统中，证书没有按照不同的技术进行区分。但是现在交易系统中开始更多关注某些技术的证书，这些技术虽然生产电力价格较贵，但是更有发展潜力，能够加速清洁能源技术的应用。
3.招标
在招标计划中，政府宣布其项目需求，说明安装一定容量的特定技术或者安装配套设施。清洁能源项目开发者投标承接项目并且在标书中标明最低价格。政府对投标者通常有特定的要求，如投标者必须是本地生产商，具备相关技术资质。投标者中竞价最低的中标。通常合作双方签订长期合同，如电力采购协议。招标措施克服了两项清洁能源产业面临的壁垒：招标为清洁能源开发者提供了有保证的需求，并且在理论上保证了投标者收入将高于其成本，降低清洁能源产业面临的风险。
4.税收激励
美国联邦政府尤其依靠税收刺激手段支持清洁能源产业应用，要实施税收激励政策的前提是税额能够在美国境内交易。如果风能发电厂产出了价值100美元的扣税额度，发电厂拥有者可以将这项扣税卖给其他公司用来减免税。
5.直接现金拨款和返还
直接拨款购买某项清洁能源技术生产的电力，是最直接、最简单的确保清洁能源技术能够盈利的方式。在美国，第1603条“资助计划”这样规定：清洁能源产业项目的开发者可以得到其项目成本的30%的现金返还。现金返还降低了清洁能源技术电力的价格，使得这类技术在市场中更有竞争力。当2009年经济危机造成上述的税收激励政策崩溃后，直接现金拨款和返还成为了更有效的支持方式。四、清洁能源产业政策及绩效国际比较
清洁能源产业在各方面都具有极高的重要性：在经济方面，清洁能源是新的经济增长点，极有可能开创继信息时代之后新的经济繁荣时期；在国家战略方面，发展清洁能源是提高一国能源自给能力，确保一国能源安全的主要途径。因此，发展清洁能源产业是每个国家不容忽略的战略目标。但是，由于各国的资源禀赋、经济发展状况、社会政治结构等因素的不同，发展清洁能源产业的动力、目标也各有不同。（一）技术型清洁能源发展政策——德国
1.技术型清洁能源发展政策的特点
技术型清洁能源发展政策是指产业政策的目标是为实现某产业内技术的领先地位、获得先发优势而制定的一系列产业政策，包括大力投入研发资金、扶持科研机构、形成技术产业园区或核心区等。技术型清洁能源发展政策将帮助本国掌握清洁能源产业的核心技术，获得制定行业标准的能力，并通过技术创新带动多项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提高本国的综合竞争能力。
适合实施技术型清洁能源发展政策的国家主要的特征是：经济水平较高，能源可支付性较高；更为关注环境保护、技术创新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关注能源安全，也就是产业政策动力矩阵中的右下角部分，见图3-2。图3-2技术型清洁能源发展政策动力分析矩阵
2011年德国GDP排名世界第四，经济表现良好。虽然2008年经济危机发生时，德国是最早受经济衰退影响的国家之一，但由于其良好的经济结构、合理的复苏政策，其经济复苏速度却远远超过了欧盟其他国家。2011年，德国的失业率达到20年来最低，对欧盟内部的出口创近年高位，经济保持着繁荣的活力。
据德国政府官方数据，2010年该国17%的电力需求由清洁能源提供，2011年上半年这一比例升至约20%。其中，风能占比最大，满足了德国7.6%的电力需求，居于支柱地位。德国在风能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是依靠产业政策的多方位支持实现的。
2.技术型清洁能源发展政策的机制及实践
技术型清洁能源发展政策是以清洁能源产业的前期研发为政策目标，以提高本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为目的所实施的产业政策。由于清洁能源产业并未发展成熟，其科研投入面临着较大的风险，加上大多数清洁能源产品成本高于替代产品，企业对清洁能源产业进行科研投入的动力较小。但是，清洁能源产业的创新技术代表着未来的发展方向，掌握了清洁能源产业核心技术，就能够掌握未来产业的话语权，获得更长远的经济利益，并能够实现国家产业综合实力的上升。
技术型清洁能源产业的运行机制包括直接参与与间接影响。直接参与是指设立科研机构，培养科研人员，进行基础性、非盈利性的科学研究，为技术开发奠定基础。间接影响是指政府为科技研发提供良好的经济、政治及人力资源环境。通过直接参与与间接影响，技术型清洁能源发展政策从整体机制上为清洁能源前期研发创造了良好的发展基础和空间。
德国联邦政府于2003年制定了促进清洁能源开发的《未来投资计划》，迄今已投入的科研经费约为17.4亿欧元。目前，德国政府每年投入6 000多万欧元，用于开发清洁能源。政府的其他部门，如联邦环境部、联邦经济技术部、联邦研发技术部，通过实施科技计划来推动清洁能源的技术研究。如联邦经济技术部设立、实施创新联盟计划，国家高技术战略框架中的促进计划，支持中小企业研究联盟的计划，尖端技术和领域的计划，精英团体计划，联邦研发技术部推动的250MW计划，联邦环境部设立的海上风电基金会，等等。
在政府产业政策的支持下，德国风能研究所处于行业前沿。德国塞克森政府为了支持风能行业在1990年专门成立了风能研发机构——德国风能研究所（Deutsches Wind Energie Institut，简称DWEI），该机构位于德国北部的威廉港，主要从事项目开发咨询、技术培训、风机技术研发、风场评估、海上风机研发等工作。德国风能研究所已在全球30多个国家建立客户服务，参与实施60多个研究项目，与其他国际机构合作完成相关国际标准的编制并且成为指导委员会的成员。德国风能研究所目前举办的课程及讲座已经超过150次，在全球35个国家已有超过2 500位学员接受培训。近年来，德国风能研究所的主要工作方向由最初的课题研究工作向风电服务业务转变，目前公司超过75%的利润来源于风电服务业务。德国风能研究所提供的技术服务咨询包括经济性研究、电场规划、项目认证、在线监控、负载评估、风机动力性能分析、联网、噪音等。2003年，德国风能研究所风机认证及海上风能公司（DWEI-OCC）在德国库克斯港成立，德国风能研究所开始进入风机认证这一重要领域，同时在积极准备进入充满挑战的海上风能领域。
德国风能和能源系统技术研究所（Fraunhofer-Institute for Wind Energy and Energy System Technology，简称“Fraunhofer-IWES”）隶属于德国也是欧洲最大的应用科学研究机构Fraunhofer。该研究所主要从事清洁能源战略应用方面的项目研发，其中大型风电场的并网问题是他们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德国风能预报系统和并网技术均来自于该研究所。
由德国奥登堡大学、汉诺威大学和不来梅大学联合建立的风能研究所（For wind），整合了超过25家团体和研究所，是德国风能和能源系统技术研究所的战略合作伙伴，主要从事海上风机的尾流、气动、湍流等方向的研究，该风能研究机构参与了德国3个风场的建设。
德国政府将汉堡打造为世界风能研发中心，充分发挥了其区域集聚优势。汉堡是德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也逐渐发展成为了德国乃至世界的风能研发中心。在汉堡落户的企业占全球最先进的15家风能企业中的一半，如：西门子（Siemens）、印度风电巨头苏司兰的德国研发中心位于汉堡；丹麦的风机制造商维斯塔斯（Vestas）和美国能源公司皮博迪（Broadwind）的欧洲总部建于汉堡；德国风能开发商瑞能（REpower）及恩德（Nordex）也在汉堡设立了总部。
汉堡成为风电企业聚集地主要归因于三点因素：①汉堡经济发展较好，有较强的经济实力，而风能产业较为昂贵，需要优厚的经济基础；②汉堡的辐射半径囊括德国北部地区，是德国风电产业发展比较集中的地区，创始于1989年的胡苏姆（Husum）国际展距汉堡约150公里，是风能领域的行业风向标；③政府的定位和扶持到位。汉堡市政府在多年前便将目标定为建设国际环保示范城市，其中引进国际风能开发商是其主要内容。在常规招商引资的基础上，各类经济促进机构还针对风能行业的特点，通过深入周到的一站式特色服务，吸引风能开发商落户汉堡。
3.德国技术型清洁能源发展政策的成效
德国清洁能源发电量占全国发电总量的17%，其中风能贡献最大，供电比率接近8%。目前，德国风电累计装机和发电量稳居欧洲第一位，约占全球份额的20%。据全球风能协会的统计显示，2010年德国新增958台风力发电机，合1 917MW，总装机量高达27 694MW，在欧洲风电市场保持领先地位。表3-1德国各年风电累计装机容量（单位：MW）
德国风电设备制造业世界领先，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全球风能市场的不断增长，德国风电设备的制造和出口均呈现稳定上升趋势。在全球风力发电设备市场上，德国所占份额高达22%，拥有10多家致力于研发风能发电的大型跨国企业，风能行业从业人数已突破90 000，年节能产值高达250亿欧元。全球十大风电设备企业有3家来自德国。
此外，德国的海上风电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德国第一座海上风力发电站阿尔法文图斯（AlphaVentus）已于2010年11月投入使用，总装机容量达60MW，可满足50 000个家庭的用电需求。目前，德国在建及已批准的海上风电项目多达29个。
德国在风能产业的突出表现主要得益于该国技术型清洁能源发展政策的支持。充足的科研资金为风能技术研发奠定了技术基础，帮助企业减少了科研投入的高风险；汉堡形成的风能研发中心的区域集聚效应帮助德国吸引了世界各国最先进的风能技术和行业参与者。（二）消费型清洁能源发展政策——日本
1.消费型清洁能源发展政策的特点
消费型清洁能源发展政策是指目标为改变能源消费结构、提高能源自给率、以清洁能源应用为重点的产业政策组合，包括实施上网电价、税收补贴、义务应用等措施。
选择消费型清洁能源发展政策的国家特点为：能源自给率极低，迫切关注能源安全；经济水平较高，有一定的能源可承担性，但是仍需要快速降低能源使用的成本；以往能源结构需要大幅度调整。图3-3消费型清洁能源发展政策动力分析矩阵
2011年日本GDP排名世界第三，GDP增长率为-0.9%。2011年日本能源自给率为16%，如果去除能源结构中的核能则日本的能源自给率仅为4%。
2.消费型清洁能源发展政策的机制及实践
消费型清洁能源发展政策是以清洁能源产品的后期推广应用为政策着眼点，目标在于提高能源自给率，改变能源消费结构。由于清洁能源产品相对于其在市场中的替代品来说价格普遍偏高，大部分产品没有具备相应的市场竞争力，因此消费型清洁能源发展政策需要通过立法、行政干预等手段帮助清洁能源产品的规模化应用。
消费型清洁能源发展政策主要为直接干预，间接影响的作用较小，但也不容忽视。直接干预主要包括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及强制应用；间接影响包括倡导大众主动选择清洁能源产品。
福岛核事故迫使日本改变能源结构。日本2010年GDP总量排名世界第三。福岛核泄露事件后，日本不得不迅速改变能源结构。按照日本核事故之前的能源计划，到2020年日本核电将占到总能源的45.4%，事故之后核能的比例必将下降，只有清洁能源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补充核能减少的比例。但是清洁能源的大比例上升必将带来电价的再度高企，日本经贸工业部（METI）估计电价将会上涨20%。因此实施针对清洁能源应用的产业政策十分必要。
日本长期坚持运用产业政策支持太阳能光伏产业的应用。日本最早推行太阳能产业政策，多年来始终坚持运用产业政策支持太阳能光伏产业的应用。1974年日本制定了“阳光计划”，该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利用太阳热能，降低太阳能电池的成本以及推广屋顶并网系统设施，计划的初始补贴达到了太阳能系统造价的70%。
1997—2004年，日本政府向用于住宅屋顶上的太阳能电池板安装工程投入了1 230亿日元的辅助金，除了对太阳能生产企业的补贴以使其降低成本之外，日本政府对清洁能源消费者（建筑物业所有者）、能源管理企业进行直接补助，对本土居民安装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提供投资补贴，补贴额度起初为100%，使太阳能电池板用户越来越多，由此收回了成本，拉低了市场价格。随着太阳能光伏产业的逐渐成熟和市场化，补贴额度逐渐降低，并于2005年取消了该项补贴，以此来激励太阳能发电产业实现完全市场化运作。
从2006年开始，日本环境省实施“太阳作战”计划，对家庭用户的太阳能发电设备以消减二氧化碳排放为目标，通过发放补贴，大规模且有系统地推动太阳能发电产业。补贴的具体规定是，以太阳能发电设备所生产的电量为基准，从替代电网电量的概念计算二氧化碳消减量，对消减量进行补贴。根据发电设备的大小，确定补贴期间（基本为3年），并对安装费用予以补贴。
2011年日本经济产业省制定了新的“阳光计划”，计划在2030年将太阳能发电量增加至目前的15倍。按照这份计划的预计，随着太阳能电池技术的不断成熟以及市场的扩大，到2030年时太阳能发电成本将缩减为现在的1/6，与火力发电成本相当。此外，该计划将通过在所有符合条件的房顶上安装太阳能电池的举措，到2030年时实现将2009年底的262.7万kW设备容量增至15倍的目标。
2012年日本政府颁布了新的上网电价补贴计划，在2012年7月1日—2013年3月31日期间实施，针对非住宅用户，达到10kW以上的系统按照40日元/（kW•h）（约合50美分）的价格补贴20年，并同时实施额外的消费税，以平衡现有税率；而对于住宅用户，小于10kW的系统将以42日元/（kW•h）（约合52美分）的价格进行10年补贴，并对超出的发电量制定了税率和上网减价补贴政策。目前日本的上网电价补贴率分别为55美分/（kW•h）（小于10kW）和52美分/（kW•h）（大于10kW），系统规模上限为500kW（预计这一限制将在新法实施后被废除），并含有自用住宅补贴模型。
日本产业政策引导太阳能光伏研发关注应用成本的降低，以促进应用规模的增长。在技术研发方面，日本也更加注重太阳能光伏的应用技术，目前的研究开发重点放在低成本大规模生产技术的开发方面。为了使日本的太阳能发电系统的引进规模在2020年增长到目前水平的20倍，2010年6月30日，日本清洁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NEDO）开始实施为期5年的“下一代高性能太阳能发电系统技术开发”国家项目。期望实现晶体硅、薄膜硅、CIS复合系统、染料敏化和有机薄膜等太阳能电池进一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同时对太阳能电池的发电量、可靠性等指标评价技术以及新材料等相关技术进行研发。项目目标为到2020年各种太阳能电池能够产业化。
政府建立示范区，实验推广太阳能光伏技术的应用。日本政府为了推广太阳能发电，正在努力建设示范区。在日本关东地区，东武伊势崎铁路线的太田车站西北5公里处，有一座小小的卫星城，里面都是新型住宅。一看屋顶就会发现，所有的房子都装有太阳能电池板，这是日本经济产业省的太阳能发电试点区。各家除了太阳能发电设施外，也装有一般的输电线，夜里、阴天太阳能发电不够用的时候，电力公司可以供电。相反，阳光强烈、太阳能产生的电力用不完时，又可通过电线把剩余的电力输送给电力公司。
政府还颁布法案等规章制度，为太阳能光伏产业的应用提供法律环境。2000年，日本颁布了《绿色购入法》，各电力公司设立了绿色电力基金用来购入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等的清洁能源的剩余电力。
2011年8月，日本通过《清洁能源收购法案》。按照该法案，日本从2012年7月起正式推行“全量能源购买制度”，由电力公司向企业收购库存能源，促进太阳能产业成长。鉴于该法案推行在望，不少日本企业纷纷大规模布局太阳能产业，以期抢占市场先机。
3.日本消费型清洁能源发展政策的成效
虽然日本目前太阳能电池产量次于中国和欧洲，但已占据了太阳能电池产业链条的制高点。在光伏产业利润最丰厚的上游多晶硅原料七大生产厂商中，有3家是日本企业，第一位的美国公司也有2家日本企业持股。日本还拥有全世界前两大电子级多晶硅生产商，两者占据全球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来看，日本厂商对光伏产业链的影响举足轻重。（三）生产型清洁能源发展政策——巴西
1.生产型清洁能源发展政策特点
生产型清洁能源发展政策是以扩大清洁能源产品的生产能力、以清洁能源产品参与国际贸易、提高一国国民收入的产业政策组合。生产型清洁能源发展政策关注清洁能源产业的生产制造环节，依靠本国的资源禀赋优势，以更低的成本大规模生产清洁能源产品。生产型清洁能源发展政策的重点在于支持、鼓励原料生产供应、工厂建设及出口支持。
选择生产型清洁能源发展政策的国家特点为：经济水平较低，处于发展中阶段，主要专注点为实现经济持续增长；能源自给率不高，本身有保证能源安全的需求。
2011年巴西GDP世界排名第六，GDP增长率为2.7%。在能源自给率方面，巴西热能或机械能自给率达100%，电力自给率达95%。图3-4生产型清洁能源发展政策动力分析矩阵
2.生产型清洁能源发展政策的机制及实践
生产型清洁能源发展政策是以清洁能源产业中期阶段的生产为目标，注重产品的大规模生产及出口。生产型清洁能源发展政策的目的是将清洁能源生产作为一国经济收入的来源，以提高国家经济水平。由于生产型清洁能源产业机制的目标在于大量出口，因此其产品必须具有国际竞争力，要尽可能压低从原料到出口关税等一系列成本及阻碍。
生产型清洁能源发展政策机制包括直接干预与间接影响，两者同等重要。直接干预包括对原料生产给予补贴或税收刺激，直接投资生产制造方，运用法律规章制度强制一定比例的生产。间接影响包括，培养产业生产技术人才，通过区域合作、国际协议等方式创造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1）巴西长期运用产业政策鼓励乙醇和生物柴油原料的种植及生产。巴西制定了一系列税收激励和津贴发放政策。以鼓励巴西北部及东北部地区（特别是半干旱地区）的小农户种植生产生物柴油的原料。巴西联邦政府对生物柴油产业链上所有的产品都不征税。
巴西实施对种植甘蔗和生产乙醇的个人和单位提供低息贷政策，同时实施由国有石油公司收购燃料乙醇的政策以调动农民和乙醇生产商的积极性。另外，还对生物燃料实行低税率政策（如圣保罗州的乙醇税率为12％，而汽油税为25％）。
巴西生产的生物燃料具有价格优势。巴西以甘蔗为原料，蔗汁用于生产蔗糖和乙醇，蔗渣用来发电供糖厂生产蔗糖，多余电力上网供给当地居民或企业。这种蔗糖—乙醇—热电联产的综合利用方式使得乙醇生产成本非常低廉，约为0.2美元/升；而美国以玉米为原料，年产量80亿升，成本为0.25美元/升；欧盟以小麦为原料，成本为0.48美元/升，而利用纤维素生产乙醇则成本高达1.4美元/升。（2）巴西政府推动乙醇产业国际化，扩大乙醇市场。具体举措如下：
招商引资，为本国乙醇生产注资。在大力发展国内乙醇产业的同时，巴西近年来还积极推行乙醇产业的国际化，大力开展招商引资，以解决国内资金短缺的难题。而不少国外企业也看好巴西乙醇的市场潜力，通过收购股份、合作经营、新设厂房等方式不断增加对巴西的投资。法国是最早进入到巴西乙醇产业的国家。法国的食糖及乙醇生产企业TEREOS集团和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公司自2000年起对巴西进行投资，目前各经营乙醇工厂有3个和5个。美国最大的农产品流通企业嘉吉（Cargill）公司于2006年收购了巴西乙醇企业Cevasa的60％股份，成为第一个投资于巴西乙醇行业的美国企业。之后，阿第克公司公司2007年6月宣布将投资10亿美元在巴西新建乙醇工厂。由欧洲投资者基金成立的无限生物能源（Infinity BIO-Energy）于2007年收购了巴西的2个乙醇公司，开始挺进巴西。日本的三井、三菱、丸红等综合商社也积极推进与巴西国营企业的大型合作项目，比如三井与巴西国营石油公司Petrobra合作计划建设乙醇运输网和40个乙醇工厂。另外，印度的BHL公司和新加坡的来宝（NOBLE）集团也已分别宣布5亿美元和2.5亿美元的投资计划。
在国际上推广乙醇应用，为出口打开市场。巴西与美国合作设立了美洲乙醇委员会，通过美洲开发银行、美洲机构等奖励在中美及加勒比海地区使用乙醇的行为；2007年巴西与中国、印度、南非、美国、欧盟等共同设立了国际乙醇论坛，就乙醇的国际市场的形成达成合作协议。
通过双边合作，强化乙醇的研究开发。2006年，巴西与日本国际合作银行达成协议，计划引资13亿美元，用于乙醇生产技术的开发及工厂的设立；2007年，与美国缔结了乙醇同盟，探索乙醇的开发及扩散的多层面的合作方案。
制定生物燃料标准，建立认证体系。巴西建立了严格的生物燃料标准以确保燃料乙醇和生物柴油在市场上的规范化使用。同时参考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对生物燃料可持续性的认识建立认证制度，保证生物燃料以可持续的方式生产并且满足减排温室气体的需要，为乙醇进入国际市场向工业化国家出售奠定了基础。
注重联产的综合利用生产方式。巴西重视培育和推广甘蔗优良品种，甘蔗平均单产为78—85吨/公顷，高于国际平均水平15%—20%，甘蔗含糖率为14%—15.5%，高于国际水平1.5%—3%。巴西在乙醇生产过程中注重降低能耗，蔗能利用率高达71%。乙醇生产企业多采用蔗糖—乙醇—热电联产方式，蔗汁生产蔗糖，蔗渣和蔗叶均被综合利用转化为机械能、热能和电能。因此，这些企业基本实现了能源自给。
3.巴西生产型清洁能源发展政策的成效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巴西实行“国家乙醇燃料计划”，大力发展生物燃料。历经30多年，巴西业已发展成为全球甘蔗乙醇生产和利用大国，2006年，巴西初步实现能源的进出口平衡，在国际乙醇出口市场上举足轻重。甘蔗乙醇生产也使巴西成为外国投资者眼中的热土。目前，巴西乙醇的生产量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而出口量位居世界第一，每年节省了大量外汇，取得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巴西现有乙醇燃料加工厂500多家，生产工艺和加工装置的技术水平位于世界前列，年产乙醇可达180亿升。巴西5家最大蔗糖与酒精企业产值占行业总产值的17.4%。
中国GDP总量排名世界第二，但是人均GDP水平较低，石油等不可再生性能源资源的国内自给率有逐年降低的趋势。中国的经济社会特点决定了选择将技术型清洁能源产业政策、消费型清洁能源产业政策和生产型清洁能源产业政策有机组合更符合中国国情及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在技术型清洁能源产业政策的推动下，中国能够借助清洁能源产业技术的创新提高中国科技水平，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国际竞争能力；在消费型清洁能源产业政策的支持下，中国能够实现清洁能源技术的推广应用，从而缓解中国能源进口的压力，提高能源自给率，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并且改善中国自然环境条件；在生产型清洁能源产业政策的支持下，中国能够可以生产型清洁能源产业政策增加清洁能源产业的制造厂商，并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为解决中国就业问题、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提供更多的途径。
当前中国国内的清洁能源年产业呈几何式增长的态势。仅在个人清洁能源领域，2011年全年行业规模以上生产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已超过1 000亿元，同比增长26.53%。相信在汲取了世界上其他国家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及产业政策的经验及教训后，清洁能源产业在中国将更加蓬勃地发展。同时，借清洁能源发展之势头，中国在新一轮的国际发展格局中将能占有与其大国地位相对应的地位并积极发挥其作用。第四章 发展清洁能源融资制度国际实践
清洁能源革命不仅正在改变人们对能源的开采利用方式，同时也改变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环境。就中国而言，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势头正旺，处于进一步壮大发展的阶段，故而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同时，清洁能源企业的融资存在方方面面的困难，如大型企业面临融资监管不足、规范不够的问题；中小企业由于规模限制和信用风险很难从银行及证券市场筹集资金。这些问题让我们看到，随着清洁能源产业在能源体系的份额逐渐提升，过去支撑传统能源产业为主的融资制度已不再适应目前的清洁能源产业发展，从而产生了制度变迁的需求。一、融资制度及制度变迁理论
融资制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融资制度是指各相关主体之间在调节资金的供给、需求和以此带动的生产要素流动和配置（或金融资产交易）过程中的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程序和约定的行为规范；而狭义的融资制度指资金配置方式的制度安排。
从市场的角度出发，融资制度可区分为资本市场主导型融资制度和银行导向型融资制度，在世界融资制度的历史上，前者以英美为代表，后者以日德为代表。在资本市场主导型融资制度下，资本市场在融资体系中占主导地位，这其中又以股权融资作为首选方式。与之相对的，银行发挥的作用就相对较小了。这种企业和银行之间的融资关系被称作“保持距离型融资”。在资本市场主导型融资制度中，金融资本的定价和配置由市场决定，而非通过合约来完成。银行仅持有企业的少量股份，银行对企业外部监督的有效性非常有限。对企业的外部监控被各种市场中介组织、信息处理机构、具有不同专业领域的公司和法律机构所分担。而银行导向性融资制度则恰恰相反，银行融资成为企业的主要融资方式，银行与企业之间通过融资与持股建立联系，故又称之为“关系型融资”。关系型融资作为一种制度化现象，在东亚最为普及。青木昌彦认为银行对长期租金的寻求形成了关系融资的激励机制。
从企业的角度出发，按照企业融资来源，融资可分为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分别指企业内部经营活动产生的资金和企业外部筹集的资金。其中，内源融资是企业不断将其储蓄，包括留存盈利、折旧和定额负债转化为投资的过程。相较于外源融资，内源融资不存在因融资引起的信息外露风险，也不存在所有权转移的风险，更不存在机会主义的道德风险。因此，它属于交易成本最低、风险也最低的一种融资方式。在发达国家，企业首选的融资方式即为内源融资，尤其是对于中小企业而言。除日本外，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中小企业的内源融资基本上都占其融资总额的55%左右，其中美英达82%以上。但在中国，内源融资的比例过低，只有企业融资总额的30%左右。对于现代企业而言，自我融资能力是评价其成长能力的关键指标，企业通过内部积累与资本的内部转化，实现“资本投入—生产—流通—产出—资本扩张”的良性循环。
进一步细分，按照企业融资渠道的公开性可将外源融资划分为公开融资与非公开融资。这一分类取决于资金是在公开的、竞争性的金融市场上筹集，还是通过非公开的、有限竞争的渠道筹集。与公开融资相比，一切在有限范围内向特定投资者出售债务或股权的外部融资行为，都是非公开融资。比如银行贷款就是企业与一家银行（特定资金提供者）之间非公开交易的融资行为。（一）相关理论
具体而言，以企业作为研究主体的融资理论是在MM理论的基础上不断延伸和拓展的。
1.MM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莫迪格安尼和米勒于1958年发表的《资本成本、公司财务与投资理论》一文中提出了最初的MM理论，该理论认为，公司价值取决于投资组合，而与资本结构和股息政策无关。在完善的市场中，即在没有企业和个人所得税、没有企业破产风险、资本市场充分有效运作等假定条件下，企业资本结构与企业的市场价值无关。但由于MM理论的假设前提与现实有较大程度的不符，在实际操作中并不可取，仅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
2.权衡理论
在MM理论提出之后，诸多学者在此模型的基础上做出了修正，提出了完善后的新理论，代表之一即为权衡理论。权衡理论通过放宽MM理论完全信息以外的各种假定，考虑在税收、破产成本、代理成本分别或共同存在的条件下，资本结构如何影响企业市场价值。权衡理论认为，负债企业的价值等于无负债企业价值加上税赋节约，减去与其破产成本的现值和代理成本的现值。公式表示为：
V（a）＝Vu＋TD（a）－C（a）
其中，V表示有负债的企业价值，Vu表示无负债的企业价值，TD表示负债企业的税收利益，C是破产成本。a是负债企业的负债权益比。而最优资本结构存在税赋成本节约与破产成本和代理成本相互平衡的点上。
3.优序融资理论
梅耶斯和麦吉勒夫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考量融资引致的企业成本。他们认为，由于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较之于市场上的投资者而言，管理者了解更多企业内部的信息。在这种机制下，投资者通常认为发行新股是企业运营不善的表现，因而会压低股票价值，即股票融资并非是一种优先的融资方式。按照这个理论，企业融资的顺序依次为：内部融资、债务融资、股票融资。（二）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清洁能源产业融资制度的研究还十分罕见，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融资制度的研究和能源融资的研究。这些相关研究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宝贵的分析思路和借鉴意义。
1.关于融资制度的相关研究
较之大型企业而言，中小企业在融资过程中存在着自身的劣势，如规模限制、信息不透明、信贷风险等。所以，很多学者以中小企业作为研究对象，目的在于不断完善面对中小企业的融资制度安排。马骥、王心如在《中小企业融资制度的最优安排——基于新融资优序理论的思考》一文中以新融资优序理论为基点，结合中国正式金融制度安排难以满足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实情，探讨信息不对称背景下非正式金融在中国中小企业融资结构中的特殊地位。他们认为完善非正式金融制度安排，合理规范非正式金融行为，是解决中国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关键所在。其中，新优序融资理论是国外的2名学者梅耶斯和麦吉勒夫在考察信息不对称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时提出的融资理论，进一步强调信息对企业融资结构和融资次序的影响。该理论认为，企业偏好的融资顺序应为：先考虑内部融资，后考虑外部融资；不得不进行外部融资时，则应首先选择债务融资。纪敏认为，信息不透明是影响中小企业融资效率的一个最根本的因素，并决定了其融资方式的非公开性。大多数学者将中小企业难以公开上市融资归结于其过小的融资规模与资本市场过高的融资费用之间的冲突，他认为问题的实质在于企业信息透明度的不足。
在前面融资制度的分类中提到，从市场的角度出发，融资制度可区分为资本市场主导型融资制度和银行导向型融资制度。针对这两种融资制度各自的优劣以及适应的条件，一些学者也提出自己的看法。张宗新在《融资制度：一个国际比较的分析框架》中通过对资本市场主导型和银行导向型融资制度的形成机制及经济绩效进行比较分析，指出不同制度的适用性与宏观经济及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政府的介入程度、特定的制度环境等息息相关，并预测随着金融国际化与金融自由化的演进融资制度的相互融合将成为趋势。在青木昌彦提出“关系型融资”的概念之后，王跃生以东亚经济为对象，讨论金融压抑和金融自由化条件下企业融资制度的特点及其变化。他指出：作为制度化现象出现的关系型融资并非市场交易的结果，而是政府主导型融资或银行导向型融资制度以更为市场化和更为一般的形式的延续。而且关系型融资制度会加剧金融自由化后的融资道德风险，所以约束性金融政策是必要的。
针对中国现行融资制度，学者们通过不同角度的审视，发现其存在的缺陷，并提供相应的改善意见。沈伟基、李国民从融资制度功能的角度出发认为，内生于经济增长的融资制度应具备筹资功能、降低交易成本功能、价格发现功能、流动性功能和风险转移功能五方面的功能。他们从这五个方面对中国现行融资制度功能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中国融资制度的缺陷在于：资本转化率低，金融市场发挥的作用有限，资本运用的效率不足，市场的价格发现能力较弱，存在较高的交易成本等。吕博、刘社芳则采用国际比较的方法，通过对美、日、韩三国中小企业融资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其异同，借鉴其成功经验，指出中国应该在完善相关法律及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方面做出努力。
关于融资制度的相关研究，对于本书清洁能源产业融资制度分析的开展有基础性的作用。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制度的研究对于清洁能源产业中小企业群体的融资难题提供了微观分析思路。而融资制度的性质、功能等问题的探讨则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宏观分析思路。但由于这些研究都并非基于某个特定产业层面，所以研究面较广，对产业特征方面造成的差异考虑较少。本书可对其细化处理，具体应用到实体经济的某个领域，更具针对性。
2.关于能源融资的相关研究
对清洁能源产业融资的研究集中在融资渠道的创新方面。不同学者侧重的重点有所差异。（1）第一类学者较为提倡项目融资的方式。Joy Dunkerley认为，传统的融资方式已不能满足发展中国家能源产业日益增长的资金需求，项目融资是金融支持能源产业的重要路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来自国际石油公司的资金在传统能源产业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急速增长的资金需求也要求其外部融资不断增长，发展中国家能源产业必须引入“私人投资者”。Gerald Pollio分析了能源项目融资过程中项目承办者、商业银行、东道国政府三方的利益关系权衡，指出项目承办者、商业银行、东道国政府均存在项目融资风险，并进行相关防范措施的建议。蒋先玲、王琰、吕东锴在《清洁能源产业发展中的金融支持路径分析》中，分析了传统融资方式对于清洁能源产业的不适用性：上市门槛高限制了清洁能源企业的股权融资，技术障碍和退出障碍使风险资本的投入有限，商业银行对清洁能源产业采取谨慎或限制的授信政策；并进一步指出，项目融资作为一种新兴的融资方式，扩大了清洁能源项目的融资渠道，而且提高了清洁能源产业的经济效率。（2）第二类学者指出建立区域性金融机构是创新的重点。郝冬莉指出，银行贷款是煤炭工业的主要融资途径。但信贷资金的特点及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的要求决定了贷款难以满足煤炭工业对资金的需求；而开发性金融实现政府发展目标、弥补制度落后和市场失灵的特点正好能够弥补商业性金融的不足，因此建立区域开发性金融是必要的。付俊文、范从来从产业政策、金融服务及风险防范三个方向进行全面研究，其文《构建能源产业金融支持体系的战略思考》在融资方面的创新是提出了建立区域开发型金融机构、引入能源投资信托金融产品及实施能源资产证券化的举措。（3）第三类学者关注其他新型融资渠道，如风险投资、清洁能源基金和能源服务公司等。李彬在《我国清洁能源融资分析》中，分析了当前中国清洁能源产业融资的现状，指出目前国内能源工业的融资过度依赖于银行，且信贷出现较高的行业和企业集中度。而清洁能源融资方面，存在以下特点：银行融资困难，民间风险资本活跃，风险投资不活跃，政府支持较为成功。他提出清洁能源融资可重点发展风险投资和建立清洁能源基金。A.Derrick认为融资制度是制约清洁能源发展的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并以太阳能行业为例，构建适合该行业发展的融资制度体系，提出该融资体系应考虑清洁能源的加工商与最终使用者的需求，形成整个供应销售链的整合融资，实质是类似于能源服务公司（Energy Service Companies，ESCO，即节能服务公司，又称“能源管理公司”）的理念，以更好地促进清洁能源的广泛利用。Huang Liming以中国和印度的农村为例，分析了这些地区对清洁能源的金融支持状况，旨在研究发展中国家落后地区的融资方式，提出了一些适用于农村清洁能源发展的融资渠道，如获得低利率长期贷款、成立专业性的清洁能源服务公司、合资等。（4）另外一些学者的研究主要是在能源金融的大框架下探讨能源产业与金融产业之间的互动关联，而融资支持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块内容。Ryan H. Wiser、Steven J. Pickle分析得出，能源政策与融资成本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机制。如果能源政策不是长期稳定的，或者忽略投资决策的影响，将会进一步增加融资成本，甚至严重降低融资效益。相反，有效的清洁能源政策会减少融资风险成本。何凌云、刘传哲在《能源金融：研究进展及分析框架》中，从能源金融的广义角度出发，研究能源产业与金融产业的关联机理、能源融资、能源金融风险控制及能源金融政策等。具体在能源融资方面，他们认为：①体现能源产业的主动性，包括能源企业上市、能源企业发行债券、吸引海外投资三个方面；②体现金融产业的间接主动性，指通过政策引导金融支持能源产业，包括引导创投资本、开放民企投资能源、建立政策性的能源金融机构等。蒋松云、曾铮将能源效率（EE）和清洁能源（RE）联系起来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指出，制度安排上可以通过加大对研发资金的投入，加大对消费者的信贷支持和通过一些有效的财务激励手段来增加对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领域的金融支持，同时通过金融方式鼓励资金投入，如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简称“印尼”）政府采用了BOT（Build-Operate-Transfer）方式开发当地风电厂。另外，通过清洁发展机制、联合履行机制和排放贸易等制度，也能促进资金在能源利用领域更为有效的配置，如欧盟积极履行《京都议定书》，并建立欧盟温室气体排放贸易机制（EUETS），规定实体可从清洁发展机制（CDM）和联合履行机制（JI）上获得配额。二、清洁能源融资的现状、特点与要求
根据国际能源机构在2008年世界能源展望中提出的参考情景即碳排放550ppm和450ppm情景，2008—2030年为了达到排放量的限制标准，需要投入数万亿美元的金额用于清洁能源的开发和能源效率的提高。一些机构也做了相应的估算（见图4-1），表明全球范围内清洁能源产业的资金需求是十分巨大的。图4-1清洁能源年度投资的估计金额（2008—2030年）（单位：10亿美元）资料来源：清洁能源财经
在清洁能源产业迅速发展的大势之下，各种形式的清洁能源发展却表现不一。1995—2009年这15年间，风能和乙醇燃料的消费保持快速稳健的增长，随后的是地热能，呈现平稳小幅前进，太阳能在2006年之后开始表现出较快上升的势头，而水电、木材和废物的消费相比1995年反而减少了。根据数据显示，2004—2008年，全球的风力发电由4 700万kW增加到1.2亿kW，太阳能光伏发电由原来的不足400万kW猛增到1 900万kW，生物液体燃料也由原来的不足2 000万吨增加到5 000多万吨。因此，不同形式的清洁能源所需的投资需求也就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形成了一种混合型的清洁能源融资制度结构。表4-11995—2009年全球清洁能源分类消费情况资料来源：《EIA 年度能源报告2009》（一）清洁能源产业的投资规模日益壮大
在市场需求和政策引导的双向作用下，众多投资者都被清洁能源领域的发展潜力所吸引，清洁能源的各个市场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资金青睐。国际咨询机构安永年度报告中指出，自2004年以来，清洁能源投资一直保持较高速的增长。2009年金融危机影响，该年度投资增速有所下降，仅有4%。2010年全球对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增长30%，达到创记录的2 430亿美元。说明尽管国际金融危机对该领域吸引投资的影响犹存，但各国仍非常注重发展清洁能源，其中风能和太阳能领域为清洁能源中的投资重点。全球国家中，中国、美国对该领域的投资继续领先。图4-2全球清洁能源投资地区数据（2004—2010年）（单位：10亿美元）注：其中，“ASOC”代表亚洲大洋洲地区；“EMEA”代表欧洲、中东、非洲地区；“AMER”代表美洲地区。资料来源：中国清洁能源学会（二） 清洁能源发展融资手段日益完善
清洁能源的融资体系也趋于完善，从非常早期原始的对新兴技术的投资，一直到大型、声誉卓著的公司在公开市场上筹集资金。全球诸多跨国公司在推动清洁能源的市场增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英国石油（BP）、通用电器、夏普和丰田汽车等在太阳能、风能、乙醇—电力混合动力汽车等领域均有大量投资活动。此外，诸多国际金融机构也纷纷将目光集中到了清洁能源领域，同时越来越多的私人资本开始流入，清洁能源市场成为各种形式投资的聚宝盆。据清洁能源财经的数据统计，2004年投资于清洁能源产业的股票型封闭式基金只有10家，由Triodos、可持续资产管理公司和Impax这类专业性资产公司经营。到2007年底，可供非专业投资者选择的基金超过了30个，其中一些由知名机构管理，如德意志银行、荷兰银行、汇丰银行和巴克莱银行。到2008年10月，这些基金所管理的资产规模已超过420亿美元（见图4-3）。图4-3按地区划分的清洁能源和气候变化基金（2008年）（单位：百万美元）注：数据截至2008年10月；数据是指总资产管理规模。其中“ASOC”代表亚洲大洋洲地区；“EMEA”代表欧洲、中东、非洲地区；“AMER”代表美洲地区。资料来源：清洁能源财经
清洁能源产业的高回报率是它之所以能吸引众多投资机构和个人的根本原因，但相应的也具有高风险性。通过2003—2011年清洁能源全球创新指数（NEX）与纳斯达克、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美国证券交易所石油的波动比较，可以发现清洁能源股票波动性一直高于其他行业的股票，但其回报率一直较高，经风险调整后依然有较大的预期收益率。清洁能源全球创新指数的表现良好也得益于近些年来清洁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图4-4清洁能源全球创新指数与主要波动比较（2003—2011年）资料来源：中国清洁能源学会（三） 发展清洁能源的融资要求
下文欲通过对传统能源与清洁能源产业的行业和企业特点做出对比，指出支持传统能源发展的融资制度体系已不适应于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清洁能源产业融资有新的要求。
笼统地说，国内传统能源工业融资主要依赖于银行贷款和政府支持，近些年来股权、债券融资开始占有一定比例，但信贷资金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反映出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从融资渠道的角度，体现出以下特点：（1）能源企业由于资源、资金丰富，内部经营活动产生的资金流动较大，因而将其储蓄，包括留存盈利、折旧和定额负债转化为投资的能力也较强，即进行内源融资的条件充分，所以企业自身有一定能力解决融资的问题。（2）由于传统能源行业的垄断性特征，传统能源企业大多具有垄断优势，更容易获得信贷资金，在政府支持方面也有更大优惠。（3）传统能源企业大都为大型国有企业，企业规模大，盈利能力较强，因此可以通过发行企业债券的方式进行短期融资。南方电网、国电集团、华电集团、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华能集团、国家电网都相继发行了企业债券，融资规模达上百亿元人民币。据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金融市场处处长纪敏介绍，企业短期融资的成本比贷款更为低廉。以华能一期的一次一年期融资为例，其发行额为人民币45亿元，收益率则为2.92%。给承销商的钱为5‰，信用评级机构的开销在30万—50万元。总的融资成本也就在3.1%，相比一年期贷款利率5.58%大大降低。（4）吸收海外资金成为传统能源行业融资的另一有力武器。国内能源企业以“市场换资金”与国外大型投资机构或能源企业进行合作。 2005年初，来自新加坡的投资机构淡马锡以2.28亿港元收购了中电国际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3%股权，并与中国燃气控股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巴西淡水河谷公司（CVRD）、美国亚美大陆煤炭公司已分别在河南省、山西省参股当地煤矿，美国英美能源集团和JP摩根则分别购买了神华能源公司和兖州矿业集团的H股股份。世界头号煤炭企业博地能源也到中国市场开展业务。
从行业上来细分，不同能源行业由于能源产品、产业链、能源安全程度及战略意义的不同，其融资模式也呈现出不同特点：煤炭行业基本形成了银行、外资和社会多元主体的混合型融资结构模式。然而，碍于中小企业的规模和风险，仍然难以获得银行贷款，贷款投向集中于大中型企业，民间资本正在成为中小煤矿融资的主要渠道；油气企业融资面向的不再是过去单一的政府和银行，而是充满竞争的有多种多样资金资源集合的市场。但目前油气行业融资仍然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贷款和自筹资金仍是融资的主要来源，债权和股票融资逐渐占据一定份额。中国油气企业相比国际油气企业，资产负债率偏低；电力企业开始更多地采用市场化的方式进行多元化融资，电源投资主体多元化已经初步形成，但与油气行业相似，在资金来源结构中银行贷款和自筹资金仍是主要融资方式。目前，直接融资开始成为电力工业重要的融资方式，不少电力企业纷纷在国内、国外资本市场上发行债券和股票。资金来源已经多元化，资金来源结构中主要为国内贷款和自筹资金，但在电力供应业国家预算也占有一定的份额。
对比传统能源产业，新能源产业的融资具有新的要求：（1）目前，新能源发展有巨大资金需求。根据美国能源基金会和国家发改委联合预测，2005—2020年，中国需要能源投资18万亿元，其中新能源、节能、环保需7万亿元。（2）与人类开发利用传统能源的悠久历史不同，新能源的开发利用仍然处于研究与开拓阶段，某些能源开发技术并不纯熟，因而具有一定的风险。对于商业银行这种低风险的投资者而言，对此类新能源项目的开发仍持谨慎态度。（3）在中国新能源市场中民营中小企业很活跃，尤其是在风电和太阳能光伏行业。但中小企业的规模有限，资源资金不足，且具有信息不透明的特点，基于中国现有的信贷和上市制度，它们难以通过银行信贷和发行股票的融资方式满足其资金需求。三、清洁能源产业融资制度的变迁动力和路径选择
在结束了对融资制度变迁的必要性研究之后，下一阶段是审视变迁的可行性。在研究融资制度变迁的可行性时，我们需要确定变迁产生的条件，即动力，什么能促成变迁的开始；继而是变迁的路径，怎样的一个过程能保证变迁的成功。（一） 制度变迁理论
由制度内涵的梳理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制度的不断演进是其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当组织、环境发生了改变，维系其正常运作的“规则”或者说是不同组之间博弈所产生的均衡结果也将随之产生变化，以维持系统的稳定。所谓“制度变迁”，可以简单定义为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
1.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理论
对于导致制度变迁的原因，不同学派的学者有自己的看法，我们将其归于三类：技术因素、交易成本与效率以及自发过程。（1）技术因素。在马克思看来，制度可比作“生产关系”，而技术则比作“生产力”。因而，根据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经典表述，他指出从静态的角度来说，制度变迁的动力来源于技术变迁；不过动态考量之下二者显然具有互为因果的关系，是一个不断互相推进的过程。在马克思看来，技术变迁应当是长期内解释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这一看法，与其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密切相关。
老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凡勃伦也认为技术因素是制度变迁的原因。他的分析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认为社会制度同样经历着进化、选择和淘汰。同样，他也因此认定人类社会只有渐变而不存在突变。凡勃伦在分析制度和制度变迁时应用的是一种“累积因果论”，即制度演进的每一步由以往的制度状况所决定。至于变迁的机制，凡勃伦强调技术进步导致环境变化，环境压力产生变革现有制度的动力。在这里，个人的理性选择并不是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是环境压力导致集体行动。另一学者阿里斯也认同凡勃伦的技术决定论，阿里斯一方面接受凡勃伦的制度/技术二分法，另一方面又将凡勃伦的技术概念延伸至所有有实际效果的知识，于是制度变迁就成为带来制度变化的知识进步或技术连续统一体的进步问题。他认为技术是一种有益的、主要的推动社会变化的力量。（2）交易成本与效率。米契尔认为，作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的变化与货币化过程密切相连。他强调替代实物和劳动支付的货币交换的增长所带来的交易费用的降低和效率收益。在发展的过程中，实物不断被货币所取代，交易费用降低而交换效率得到提高。然而，生活习惯是与当时的货币化水平相关，并且改变缓慢。在长期的货币化过程中，最终制度发生变化，金钱化的市场关系不断取代原有的交易制度。
杨小凯强调亚当•斯密的分工思想，利用超边际分析技术，杨小凯及其追随者希望在个人主义方法论上发展出代替马歇尔体系的微观经济学基础，形成了新兴古典经济学，并据此进行制度分析。从中间品、迂回生产程度等概念出发，新兴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企业的存在取决于交易效率，而企业内部的制度安排则与分工程度相关，而非单纯的交易成本。（3）自发过程。康芒斯不满足于凡勃伦等人将制度的来源归结于生活习惯这样的解释，也不希望利用本能、生物学的观点来加以解释，而追究到更为根本的经济动机。康芒斯进而认为制度变迁也是制度下的个体不满足于当前制度的分配结果而产生的自发行为。这种不满，可能来源于外生的经济冲击，也可能来源于内部利益集团的偏好变化。
诺思在新古典成本—收益分析范式基础上指出制度变迁的原因是相对价格的变动。当相对价格发生了变化，企业家就会认为在某些边际上改变现存的制度框架会使他们的境况更好。同时他强调行动者常常根据不完全信息行事导致无效的路径。这个观点与康芒斯的自发调整论调有相近之处。
哈耶克认为，社会中行动的个体不可能全然了解自己，也不可能充分吸收所有信息，所以基于完全理性而进行的制度构建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相反，真正的社会制度不管是产生还是变迁都是自发的结果。
2.制度变迁的路径理论
从制度变迁的路径来看，制度变迁大致可分为渐进式与突变式制度变迁两种情况。渐进式制度变迁，通常来说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主要是对原有制度的不断修改与完善，在长期的不断演化过程中实现新制度对旧制度的更替。而突变式制度变迁，具有激进的性质，其原因多数来源于强制力量，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新旧制度之间的跨越较大，制度的延续性相对来说没有渐进式那么明显。
在制度变迁的路径特征方面，诺思提出了著名的“路径依赖”。诺思认为，“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事物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这是因为，经济生活与物理世界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制度一旦建立就会开始产生报酬递增。在交易成本约束下，一段时间之内只有此前的制度会胜出，而更有效率的其他制度不能够成为变迁的结果。而对组织来说，一种制度形成以后，会形成某种既得利益的压力集团。他们对现存路径有着强烈的要求，他们力求巩固现有制度，阻碍选择新的路径，哪怕新的体制更有效率。这就是所谓的“锁定”或“路径依赖”，比如古埃及的奴隶制度和中国的古代封建制度，就是这样的典型。报酬递增将产生四种自我强化机制，使得制度变化呈现惰性：规模经济、学习效应、协作效应以及适应性预期。打破路径依赖，需要内部利益集团识别到足够的获利机会，并在意识形态的帮助之下克服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不相等。（二）清洁能源产业融资制度的变迁实践
理论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的思路，但只有将理论运用到实践的剖析中才能实现其意义。下文依据产业的发展现状和融资环境的特点展开分析，并有效结合上述理论。
1.清洁能源产业融资制度变迁的动力分析
根据以上关于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理论，结合清洁能源产业自身的特点、对于融资的要求以及中国目前融资的大环境，分析促进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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