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下人力资本投资与就业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董芳,周江涛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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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常态下人力资本投资与就业研究试读：

引论

习近平同志在当选总书记后的第一次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明确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要让中国人民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让我们的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其中位于前两位的是有“更好的教育”和“更稳定的工作”。“更好的教育”和“更稳定的工作”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两大领域，“更好的教育”涉及人力资本投资问题，“更稳定的工作”涉及就业问题。人力资本投资与就业问题，是学术界一直关注的重点话题。

中共“十八大”提出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为实现这一激动人心的目标，需要顺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转方式、调结构过程中不断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以提升劳动者素质，从而不断优化就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本书分析了影响我国实现“更高质量就业”的几个主要因素：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及失业保险制度等，并据此设定了研究框架。本书第一编从人力资本投资角度进行研究；第二编从经济新常态下劳动力就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入手，围绕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同优化进行研究；第三编就失业保险与就业联动方面开展研究。

国内外有关人力资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本存量估算、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等方面。从研究内容看，对人力资本分性别进行研究的成果较少；从研究的区域范围来看，有关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人力资本投资研究成果更少，因此，第一编所探讨的经济新常态下的人力资本投资研究，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第二部分是立足全国，对性别人力资本存量进行了估算，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性别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的动态响应；第三部分立足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对该区域的人力资本投资等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从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人力资源配置、激励，到该区域的人力资本投资等进行了详尽分析。

国外发达国家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十分关注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动态变化关系。在我国转方式、调结构的大环境下，许多学者开始关注各个省份乃至全国各个地区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动态关系。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同样面临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就业结构需要进行相应调整等问题。然而，有关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同优化研究可谓凤毛麟角。为此，第二编围绕该区域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同优化研究而展开劳动力就业研究。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同优化的研究综述及理论分析。第二部分是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同优化研究，以该区域开发建设的主战场滨州市和中心城市东营市为代表城市，研究了该区域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同优化现状，进而在此基础上依据计量经济学协整理论，对该区域的产业结构与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协同优化以及产业结构影响就业的门限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第三部分对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同优化进行扩展研究，基于我国270个地级市数据，采用面板VAR方法，实证研究人力资本、产业结构与城市就业的动态关系。

失业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之一，从劳动者失业角度反映了就业问题。失业保险制度既要向处于失业状态的劳动者提供基本生活帮助以维护社会公平，又要防止失业者的道德风险并促进其再就业。为了充分发挥失业保险制度的促进就业功能，实现失业保险制度与就业的良性联动，基于国内外有关失业保险制度与就业联动的相关研究成果，第三编将失业保险与就业联动机制研究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是失业保险与就业联动理论探讨；第二部分是失业保险与就业联动现状及国外经验；第三部分是失业保险与就业联动实证分析；第四部分是失业保险与就业联动实践探索；第五部分是在上述基础上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本书研究脉络具体如下图所示：

第一编 经济新常态下的人力资本投资研究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首次系统阐述了“新常态”。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面描述了经济进入新常态的九大趋势性变化，提出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

经济新常态的基本内涵是具体而明确的：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趋势性变化来看，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是指中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方式更加合理，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成为主体；经济结构更加优化，服务业和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经济发展动力更加强劲，创新驱动成为经济增长的主体；经济发展目标更加科学，广大民众成为享受发展成果的主体。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核心是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宁可主动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也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长远发展问题，把提高增长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放在第一位。从时间维度上看，经济新常态指的不是短期的一两年，也不是长期的二三十年，而是一个中期的概念。

经济学家将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点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经济增长放缓，从过去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下降到7%～8%的中高速增长；第二，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加速；第三，需求结构调整，扩大内需成为驱动增长的重要动力；第四，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变为创新和效率驱动；第五，劳动力成本和环境成本等上升，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将成为常态。

经济新常态为人力资本投资带来新要求。我国经济摆脱旧常态、迈向新常态的过程，既是宏观经济层面潜在增速回落的过程，也是微观层面结构调整的过程。在经济新常态下，需要实时监测人力资本的变化、人力资本投资的变化以及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中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同发展的状况和人力资本管理等方面的变化。

不同性别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所差异，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各有不同。不同区域的人力资本投资情况各异，在当前人才竞争愈演愈烈的背景下，为了促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了能够更好地配置和激励人才，针对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人力资本投资研究、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不可或缺。

第一章 人力资本投资研究述评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发生的变化之一，便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劳动力资源条件发生变化。我国经济已经进入转型期，转型的过程既是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也是实现从劳动力驱动到人力资本驱动的转变过程。因而，本书对人力资本及其投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评价，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顺应新常态，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人力资本投资建议。

一、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存量估算研究综述

巴罗（Barro）和李（Lee）提出了一种用人们所接受教育的多少来对人力资本进行估算的、较为正式的方法。其主要思路是：不同受教育年限的人具有不同的人力资本，受教育年限的多少反映了人力资本多寡。经济学家凯西·B．穆里根（Casey B．Mulligan）和泽维尔萨拉伊马丁（Xavier Sala-I-Martin）提出了一种将教育与劳动力收入相结合的人力资本测量方法（Labor-Income-Based Human Capital，简称为LIHK），这种估算方法仍然认为教育是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他们还运用LIHK方法估算了美国52个州、四个人口普查年份的人力资本数量，并进行了州与州之间的人力资本比较分析。

张帆估算了中国的物质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计算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率，并同美国进行了比较分析。张军、吴桂英、张吉鹏等考虑到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历史数据的几次重大补充和调整，根据戈登·史密斯（Gold Smith）在1951年开创的永续盘存法，对各年投资流量、投资品价格指数、折旧率P重置率等指标数据进行了处理，估计了中国大陆30个省区市1952—2000年各年末的物质资本存量。徐现祥、周吉梅、舒元采用永续盘存法，将物质资本存量的估计细分到省区各产业，系统地估计了1978—2002年中国省区三次产业的物质资本存量。

宋美丽、孙健采用2006年山东省17地市的横截面数据，从教育与培训、科研开发、医疗社保和综合四个方面构建了人力资本投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对人力资本投资水平进行评价。钱雪亚等借鉴物质资本存量相对成熟的估算方法——永续盘存法对中国人力资本存量水平进行了重新估算，在遵循与物质资本估算基本一致可比的原则基础上，形成了人力资本存量估算的系统方法，并运用新的人力资本存量估算方法对1995—2005年全国各省市的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及全国人力资本效率水平做了实证估算。在其估算报告人力资本投资时，不考虑小孩的抚养支出、研究开发支出项目。钱雪亚系统梳理了学界提出的人力资本水平估算方法——成本法、收入法、教育成果法等，通过比较各类方法的理论基础、估算思想、操作实践等，全面总结和反映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

由于我国前期的统计数据的不完整和口径不一致，造成现有文献中对物质资本存量的估计差异较大，因此为了增强以物质资本存量估算为基础的宏观经济研究的可靠性和稳健性，李宾总结对比了诸多学者关于物质资本存量的估算方法，其主要结论是在资本存量估算的四个环节中，折旧率的选取对于估算结果的影响最大。李海峥等基于中国国情，使用微观层次的家庭调查数据并结合Mincer方程，来改进居于国际主流的人力资本计算方法——Jorgenson-Fraumeni（简称J-F）方法来测度中国人力资本，构建了人力资本指数，并对未来人力资本水平进行了预测。廖远甦、朱平芳依据上海人口系统的开放性和异质性，采用不同的数据和方法对上海市从业人员人力资本存量进行了分类估计，估计了本地从业人员和外来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存量，进而利用估计的人力资本数据对上海的经济增长作了实证研究。柯善咨、向娟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确定了永续盘存法所依赖的四个关键参数即固定资产投资建设周期、固定资产价格加权指数、加权折旧年限和初始资本存量，并根据各城市行政区变化调整了统计数据，估算了1996—2009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等级城市资本存量，为后续应用研究提供了数据基础。柏培文分别使用教育年限法、生产函数法、人力资本特征与收入法、终生收入法与人力资本回报法估算中国1989—2007年中国人力资本水平，通过多角度的比较分析，验证了生产函数法估算的各年相对人力资本水平更为可靠，并按照该方法估计了1952—1978年全国人力资本存量和各省1952—2008年的人力资本存量。

朱平芳、徐大丰针对中国城市人力资本估算中的困难，在关于人力资本估算思想的启发下，明确提出单位人力资本的概念；在对技术进行适当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关于人力资本估算的可实现的框架。然后运用中国行政地级以上城市的统计资料，对中国各城市的人力资本进行了估算。

岳书敬、刘朝明提出一种新的测算TFP增长的思路，即考虑人力资本的前提下，用生产前沿函数模型对经济增长进行分析，与不考虑人力资本的情况对比后，发现不考虑人力资本存量时，所测算的TFP增长率要偏高，同时低估了效率的提高程度（30个省份的效率变化指数普遍升高），而高估了期间的技术进步指数（技术进步指数大部分下降），得出了与不考虑人力资本基本一致的结论：TFP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决定，而不是效率提高。

二、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研究综述

何菊莲、李军、赵丹用构建的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测评的指标体系，采用我国2000—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分别得到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因子，按照年份分别对主要因子变量进行OLS回归，得出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高等教育人力资本的存量和质量还不能满足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程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需求。许长青研究基于1978—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在新古典经济学生产函数框架下，应用协整分析、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以及VAR模型探讨了广东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长期均衡和动态关系。实证研究表明：广东实际GDP、实际高层次人力资本、普通人力资本及物质资本投资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广东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具有内生性，并且这两个变量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广东普通人力资本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高层次人力资本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黄海军、李立国利用1996—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对我国研究生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实证分析，采用改进的索罗增长模型、索罗人力资本扩展模型、卢卡斯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等，采用固定效应法、随机效应法对面板数据进行估计。研究结果是，研究生教育或者说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物质资本的贡献率，忽略研究生教育的作用将会导致高估物质资本而低估人力资本的作用，我国研究生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弱于美国研究生教育的影响作用，但是该研究没有解释省级面板数据中个体的异质性。

姚先国、张海峰应用动态面板数据方法（system-GMM估计）和传统的固定效应估计考察了教育对地区收入差异的影响。一方面，长期来看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将影响资本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地区往往更容易吸引物质资本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就样本期间的回归的确表明，教育对人均产出的贡献远没有资本投资重要，换言之，人力资本必须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率，其价值才能得以体现。赫克曼（Heckman）和克列诺（Klenow）利用跨国数据的截面回归估计发现，在控制了平均工作经验以及代表技术水平的预期寿命后，教育的社会收益率从33%下降到了10.16%。教育外部性可能具有门槛效应，即教育程度低于某一水平时，教育的私人和社会收益率都是很低的，而一旦超过这一门槛，更高的教育便具有较高的私人收益率和社会收益率。

三、人力资本、就业与产业结构研究综述

范勇采用协整和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我国人力资本、技术进步与就业增长之间的均衡关系，人力资本投资对就业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而技术进步则对就业产生了挤压效应。余源源等运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对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进行实证分析，认为技术进步在短期对就业具有收缩效应，在长期对就业具有扩张效应。黄犚利用2003—2010年面板数据，分别以总就业、高人力资本需求为解释变量，采用固定效应截面加权广义最小二乘法（EGLS）进行回归分析，考察技术进步对我国就业和就业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

杜传忠、韩元军、杨成林采用包含人力资本贡献的卢卡斯内生增长模型作为基础计量模型，对中国东、中、西部三个区域建立影响就业的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经验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结论：首先，中国三个区域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并不完全匹配，西部的经济增长能显著带动其就业增长，而东、中部却不明显，这说明了奥肯定律在中国各区域适用的差异性；其次，影响中国就业增长的因素存在明显区域差异，出口比率、投资比率、物质资本、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政府规模能显著影响东部的就业增长，工资、投资比率、物质资本对中部的就业增长影响显著，而西部地区中显著影响就业的因素是经济增长率、出口比率、人力资本、技术进步；最后，各区域就业影响因素的不同决定了中国需要采取具有不同区域特色的发展战略来促进就业增长。

李萍、谌新民基于微观问卷调查的“东莞市职业培训现状与发展趋势调研”项目数据库，采用多项logit分析就业稳定性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效应，认为产业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投资和就业稳定性之间既可相互促进，也会相互掣肘。产业升级可以提高劳动者的就业稳定性，因此，企业和劳动者都愿意积极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促进产业升级。反之，企业和劳动者不愿意进行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不利于生产率的提高，产业很难升级，这是一种低效循环状态。

金相郁、段浩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重新估算中国各区域的人力资本存量，使用1998—2005年历年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的人口受教育数据来度量各地区的人力资本和教育发展水平，将人力资本存量分为初级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存量，在此基础上采用扩展的卢卡斯模型使用面板数据分析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结果表明，即使物质资本和劳动力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呈显著正相关，但是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也具有正面影响，尤其是高等教育水平的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具有更重要的作用。由于人力资本的复杂性，在此只考虑了影响人力资本存量积累的因素之一——教育，对于其他影响因素则没有给予更多关注。

李德煌、夏恩君从教育、劳动力再培训、劳动力身心健康和劳动力合理流动四个维度建立人力资本综合测量体系，采用1990—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根据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Y（GDP）、资本投入（资本存量）K、劳动投入L以及人力资本存量H等指标，通过因子分析法对人力资本综合水平进行了衡量，利用扩展Solow模型，并结合最新人口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正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逐渐减弱。

高素英采用河北省1978—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将人力资本分为一般人才和高层次人才，运用时间序列VAR模型研究了河北省高层次人才、一般人才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动态相关性，运用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了这三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运用该模型的方差分解技术分析了河北省高层次人才、一般人才和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中的各变量的贡献率。其中一般人才的指标是用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占总人口的比重近似代表，高层次人才是用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占总人口比重近似代表。采用的人力资本指标比较单一。

罗良清、尹飞霄采用1996—2010年中国30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参考有关门槛模型的思路构造教育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单一门槛回归模型，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先运用F检验和Hausman检验确定了全国、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回归模型，分析了一个包含教育、健康和迁移在内的人力资本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刘文利用1978—2006年的数据，采用教育年限法和永续盘存法估算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和物质资本存量，分别使用有效劳动和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物质资本（K）、人力资本（H）和人力资本水平（h）有关数据进行线性回归，对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的各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比较研究。刘文、罗润东、房光婷利用有效劳动和人力资本外部性经济增长模型对环渤海五省市1978—2006年的GDP、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力资本等变量的回归分析表明：人力资本越来越成为推动该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五省市人力资本的直接贡献率和间接贡献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刘文在改进的卢卡斯模型的基础上利用1978—2006年的数据，对山东省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刘文的分析结果表明，物质资本对山东省经济增长呈显著正相关，人力资本对山东省经济增长具有正面影响，但是，人力资本的间接贡献率小于人力资本的直接贡献率。

连玉君在分析了影响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显著因素——初始人力资本存量、地区间人力资本流动以及人力资本的激励制度差别的基础上，认为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需要进行长期人力资本积累，提出了西部地区进行人力资本积累的两阶段模式。魏巍、李强以1990—201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在控制劳动、资本及对外开放等因素后，通过建立静态和动态面板模型，研究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分别检验了人力资本对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高彩梅、朱先奇、史彦虎等以我国28个省市为研究对象，选取1986—2010年为样本区间，运用门槛模型的估计方法，构建线性面板数据模型，并综合考虑人力资本水平、FDI及金融发展程度等变量因素，对人力资本与区域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了检验与分析。

温涛、王小华、董文杰通过运用2001—2011年西部地区40个区县的面板数据，就金融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投入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计量分析选取核心指标有：城乡收入差距（GAP），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金融发展水平（FD），即金融发展效率代表，以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与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比率来量化；人力资本投入水平（EI），选取西部地区40个区县的财政支出中教育支出的比重作为衡量指标。卢馨以深、沪两市2007—2009年的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采用横截面数据，检验了企业人力资本、R＆D支出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研究现阶段人力资本和资本投入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产出效率的不同影响，并认为高新技术企业员工、高管的人力资本、R＆D费用能够有效驱动企业自主创新的产出。以企业员工中技术人员占员工总数的比例来衡量企业员工技术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小，以企业披露的本科以上学历员工人数占员工总人数的比例来衡量企业员工的受教育程度，认为高管薪酬水平反映高管人力资本价值的大小，以高管平均薪酬作为替代变量。

阚大学、罗良文研究了当人力资本存在差异时FDI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不同影响，并加入了人力资本和外资的交互变量，产业结构I用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来测度，外资F用实际利用FDI额来测度，人力资本H用平均受教育程度表示。用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增长R用人均GDP衡量；就业率J使用就业人数与经济活动总人数的比值来衡量；城市化水平C采用城镇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重；对外贸易T用贸易开放度来测度，即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

四、人力资源质量与经济增长

1．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Human Resources，简称HR），又称劳动力资源。人力资源一词是由当代著名的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于1954年在其著名的《管理实践》一书中提出来的。人力资源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中，处于劳动年龄、未到劳动年龄和超过劳动年龄但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之和。

2．人力资本

亚当·斯密曾定义，资本的主要构成要素是一个国家所有的居民的非先天获得的有用能力，被认为是当代经济发展理论中对人力资本这一名词的最早定义。舒尔茨从概念上对人力资本提供了更全面权威的研究，清晰地划定了人力资本的范围并详细介绍了其内容，运用人力资本的学术理论对技术进步进行补充和发展。贝克尔则阐述了形成人力资本的各类投资及其产生的收益。本书认为人力资本是与物质资本相对应而言的，体现在人身上的智慧、健康、技术、经验、道德修养及其表现出来的各种能力的总和。由于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在形态上的不同以及人力资本的直接所有者的特征，使人力资本在其外在表现上与物质资本有较大区别。人力资本具有其特殊性：如具有主动性、累积性、资产专用性和依附性等特征。

3．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的区别与联系

资源和资本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却有着本质的区别。人力资本可以看作所投入的物质资本在人身上所凝结的人力资源，人力资本存在于人力资源中。它们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两者所关注的焦点不同，人力资源关注的是价值问题，人力资本关注的是收益问题；两者的性质不同，人力资源所反映的是存量问题，人力资本所反映的是流量与存量问题；两者研究的角度不同，人力资源是从人的潜能与财富关系来研究人的问题，人力资本是从投入与效益的关系来研究人的问题。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相互依赖，人力资源是被开发、待开发的对象。人力资源得不到合理开发，就不能形成强大的人力资本，也就无法可持续发展。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主要靠教育。

4．人力资本投资

人力资本投资的形式主要包括教育、培训、健康保健、劳动力迁移等，本书主要从教育和卫生两方面入手。教育方面，主要是通过学历水平来反映人力资本的存量，表现为人力资本构成中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从而通过劳动者接受学校教育的具体时长、劳动者的受教育结构，更彻底地将一个地区的人力水平与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进行分析比较。培训方面的投入是为了取得某项专业上更为全面和权威的技巧，更为精准的技术水平而进行的投资。这种方式的投资看中的是人力资本构成中技术技能的比重。用于医疗保障的投资也是人力资本投资的内容之一，是通过延长寿命和降低死亡率来实现人力资本的增加。（二）人力资源质量与经济增长方式研究

早在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指出，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其中之一就是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在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建议中再次重申了这一点。当前，全国上下都在大力倡导并推行技术创新。然而，归根结底，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离不开技术创新，而劳动者又是技术创新的直接推动者，人力资源是技术创新的推动者和实现者，故人力资源质量的提高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决定性力量。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人是社会生产力中最能动、最活跃的因素。在人口学领域，人力资源是一个广义的范畴，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一切能够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人的总称（包括16岁以下有潜在劳动能力的未成年人和男60岁以上、女55岁以上的超过劳动年龄的人），这一定义基本与劳动力资源相同；而在管理学领域，人力资源的内涵更丰富，但外延较小，其内涵是指社会活动、政治活动、经济活动中正在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人的一切能力，包括体力、知识、技能、经验这些天然与后来生成的能力，而其外延缩小为处于劳动年龄内的范围。

1．经济增长方式简析

经济增长通常被描述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所生产的产品和所提供的劳务在总量上的增加和质量上的提高。经济增长作为社会再生产的运动过程，必然有一定的运动方式，这种运动方式即为经济增长方式。可见，经济增长方式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的方式，其实质是依赖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通过什么途径怎样实现经济增长。

一般而言，根据西方经济学中的生产理论，按照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来源，经济增长方式可以分为粗放型与集约型两种。然而“粗放”与“集约”概念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年），他在研究级差地租问题时把级差地租分为两种，一种是由“粗放经营”产生的“粗放地租”，另一种是由“集约经营”产生的“集约地租”。

粗放型经营和集约型经营最早用于农业经济的分析，是指对土地的不同利用方式，分别取广种薄收和精耕细作之意。发展经济学借用了这组概念，引申为两种性质不同的要素利用方式。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划分超出农业生产领域而被广泛应用于其他国民经济部门，扩展到用于划分整个社会生产方式，从而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粗放与集约的概念。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通过外延的扩大再生产来实现经济增长，片面追求产值和产量，不注意节约资源、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开发新产品，不注意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不注意保护环境，因而也被称为数量型、速度型、外延型的增长方式。

集约型增长方式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向结构要效益，向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要效益，向科学管理要效益，因而被称为质量型、效益型、内涵型的增长方式（其增长动力主要依靠科技进步、技术创新以及劳动者素质的改善，通过内涵扩大再生产，提高综合生产率来实现经济的增长）。

可见，从劳动力的使用角度来看，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与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本质区别在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依赖生产要素的数量扩张来实现经济增长，因此强调的是劳动力数量的投入；而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则更注重于强调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科技进步（当然科技进步最终还是通过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来实现的）。

2．人力资本及其相关理论（1）人力资本的思想、观点、学说、理论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意识形态的人力资本思想或观点或学说或理论的提出与完善也不例外，而且深受当时所处的经济和社会文化背景之影响。

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7年）在其《理想国》中就隐约包含“为了保证后代有良好的素质（为奴隶主阶级从事生产——作者注），国家应干预婚姻”的思想。

一般认为触及“人力资本”思想的第一人是中国明代的丘浚（1420—1495年）。他认为，“世间之物虽生于天地，然皆必资于人力而后能成其用。其体有大小精粗，其功有深浅，其价有多少，直而至于千钱，其非大则精，必非一日之功所成也”。在其后200多年的时间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才明确提出了人力资本思想。

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年）在其1662年出版的《赋税论》中提出了“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的著名论断。他还写道：“一个人如果技艺高超可以和许多人相抗衡……一个印刷工人所印出的册数会等于一百个人用手抄出来的册数。”

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创立者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年）认为：“学习一种才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须做学徒，所费不少。这样费出去的资本好像已经实现并且固定在学习者身上。这些才能对于他个人自然是财产的一部分，对于他所属的社会也是财产的一部分。工人增进熟练的程度可和便利劳动、节省劳动的机器和工具同样看作是社会上的固定资本。学习的时候固然要花一笔费用，但这种费用可以得到偿还，同时也可以取得利润。”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9—1883年）在其著名的《剩余价值理论》一书中论及了人力资本问题。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从生产发展的角度把劳动看成是资本的观点给予了充分肯定。在《资本论》中，他把劳动分为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认为复杂劳动是指经过专门培养训练、具有一定技术专长的劳动，在同样的时间里，复杂劳动是“倍加”的简单劳动，“在同样多的时间内物化为较多的价值。”（2）人力资本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于1959年在其《人力投资：一位经济学家的观点》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人力资本概念。1960年12月28日他在其就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的第73届年会上以《人力资本的投资》为题系统地阐述了人力资本理论。他在1961年出版的《人力资本投资》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舒尔茨明确指出，人力资本投资的“四驾马车”为教育、培训、保健和迁移。“经济的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存量的多寡。”另外他还采用收益法则测算了人力资本投资中最重要的教育投资对美国1929—1957年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继舒尔茨之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在自己的研究中进一步证实了人力资本理论的正确性和有效性。他经过相当长一段时期的观察认为，西方国家的发展过程表明，在国民收入的增长中物质资本的贡献率由45%降到25%，而人力资本的贡献率由55%提高到75%。

舒尔茨首创人力资本理论，但真正给人力资本投资做出明确定义的是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贝克尔在其《人力资本》（1964年）一书中明确指出：“所有用于增加人的资源并影响其未来货币收入和消费的投资为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的这一定义至今仍然被广泛地认同。贝克尔还提出了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人力资本储量的增长，他还进一步指出教育投资是生产性投资，对经济增长有巨大影响，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途径是教育。此外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Denison）等也具体分析了各种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认为教育是美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之一。

3．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

经济增长理论按其发展的脉络和内在逻辑关系可分为三个阶段：资本决定论、技术进步论、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内生决定论，并在每个理论中各自提出了相应的生产函数和经济增长模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是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索洛模型和新经济增长理论的罗默模型及卢卡斯模型。（1）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的表达式为：G＝S/C

其中：G为经济增长率；S为储蓄率；C为资本产出比。

由于该模型假设C不变，所以经济增长率G唯一决定于S。可见，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并未考虑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典型的资本决定论模型。（2）索洛模型。针对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中忽视技术进步这一缺陷，以美国经济学家索洛（R．Solow）的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强调了技术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该模型将技术进步引入到理论框架之中，认为通过技术进步，资本和劳动可以相互替代从而实现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增长。

然而，新古典增长理论仅仅强调生产过程中的“物”的因素而忽视了“人”的因素。为此，舒尔茨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从而补充和发展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但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中，人力资本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也没有提出一个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式。当步入知识经济时代后，索洛模型便遇到了许多难以解释的事实，其保持了20多年之久的经济增长模型正统地位也逐渐被新经济增长理论所取代。（3）新经济增长理论。尽管新经济增长理论完全接受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分析方法，也采用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来建立它的经济模型，但它把技术进步视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因而亦称为“内生增长理论”。

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兴起以保罗·罗默（Polo Romer）于1986年在美国《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收益递增经济增长模型》一文为标志。该理论在古典生产函数模型中加入了人力资本，从而确立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地位。而将人力资本因素真正内生化为经济增长理论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卢卡斯（R．E．Lucas）。

卢卡斯的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经济增长模式。1988年，经济学家卢卡斯运用更加微观化的个量分析方法，将舒尔茨的人力资本与索洛的技术进步概念结合起来，具体化为“每个人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并且认为只有这种特殊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积累才是产出增长的真正源泉。卢卡斯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进行：一是通过脱离生产的正规、非正规学校教育，使经济活动中每个人的智力和技能得以提高，从而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通过学校教育获得人力资本能够产生人力资本的“内部效应”）。二是通过生产中“边干边学”（即不脱离生产岗位，不通过学校教育）、工作中的实际训练和经验积累也能够增加人力资本（通过实践中的学习获得人力资本则可以产生“外部效应”），即他吸取了阿罗的关于“边干边学”的思想，研究的是通过在实践中学习获得人力资本的情形。在这种方式中，卢卡斯认为，专业化生产某种商品的人力资本是通过“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获得的。

罗默收益递增的长期经济增长模式。1986年，罗默继承了阿罗“干中学”的思想，提出他的第一个模型。他把知识作为一个变量直接引入模型，同时强调了知识积累的两个特征：一是专业生产知识的积累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而增加；二是知识具有“溢出效应”，专业知识的积累会导致社会知识总量的增加。在该模型中，他把知识作为最主要的投入要素加以内生化，而且把知识分为各企业拥有的专业知识和一般社会总知识水平。各企业拥有的专业知识可以产生内生的经济效应，给个别企业带来垄断利润，又为企业提供研究与发展的基金；一般社会总知识水平可以产生外生经济效应，使所有企业都能获得规模收益，从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

1990年，保罗·罗默提出了他的第二个内生增长模型。在该模型中，他提出了一个有别于他第一个模型的观点，即专业化的生产知识并不是企业投资的附属物（专业生产知识的积累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而增加），而是一种需要特别付酬的。在该模型中，罗默将经济分为三个部门，即研究部门、中间产品生产部门和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生产投入主要包括有形资本、非技术劳动L、人力资本H和技术等四种。该模型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将技术进步直接纳入模型的同时又将人力资本内生于模型，从而用来解释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他认为，技术革新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而技术革新是研究开发活动的结果，是由研究部门的人力资本推动的。当然，尽管罗默的收益递增模型有一定道理，但也有其明显的不足之处，即假定一国的人力资本存量不变和封闭经济环境。显然，这一假定在现实中难以成立。

总之，新经济增长理论通过将人力资本间接和直接内生于增长模型中，揭示了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4．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方式的关系（1）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在当前的知识经济背景下，在各生产要素中，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因素；人力资本的质量和积累等在一定程度和方式上加速或延缓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而加速或延缓经济增长，进而影响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而经济增长又会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人力资本的存量。（2）人力资本与生产。“生产”可以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决定人口发展的最终因素，人类自身生产（这里主要是指用于提高人力资源质量的简单再生产即原有人口生命的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它对物质资料生产起加速或延缓的作用；从根本上讲，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结构的优化等最终还取决于以经济增长为特征之一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3）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方式。不同的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相结合从而会产生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和增长方式转变乃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础。（4）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求有相应的人力资本质量、存量或积累等与之相适应，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

5．当前提高人力资源质量、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途径和措施

我国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国，然而还不能称得上是人力资源强国，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并采取适当的人力资源发展战略与对策。（1）牢固树立人力资本投资意识，确立人力资源发展战略。常言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物质资本可以购买或引进，而经济发展需要的大量人才则需要自己培养，引进只能是少数。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科学技术的创新周期和知识更新周期正在日渐缩短，这就要求人们必须树立人力资本投资意识并不断地学习。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可见，经济的发展要有战略引导，人力资本投资也要有战略保证。（2）加大教育投资，改善教育结构。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途径，教育的发展直接决定人力资本的存量的质量，从而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速度。具体地，要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允许的范围内加大教育投资的同时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在加大普通教育投资的基础上，要特别注重在职职工的职业教育；要利用专业化和非专业化的、脱产的与业余的技术练兵和学习更新知识等多种形式与手段，使人力资本得到保值与增值。（3）建立和完善劳动力市场体系，发展人才市场，搞活人才交流。要实现人力资本和生产资料的有效结合，达到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的优化配置，都离不开一个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体系，而且，劳动力市场体系的健全、完善与否直接决定着人力资源发挥功效的大小。因此，国家要从财力上支持劳动力市场的建立与发展，从法规上规范劳动力市场的健康运作，通过促进劳动力的市场化配置来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力资本的潜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第二章 性别人力资本研究

在国内外人力资本存量估计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章侧重于从性别角度研究人力资本。以现有统计年鉴中逐年完善的相关原始数据为依据，估算我国三次产业的性别人力资本存量，全国女性和男性的受教育年限，并在此基础上分别分析了性别人力资本对三次产业发展的影响差异，以及全国女性、男性平均受教育年限与产业结构的动态响应，为促进男女平等教育、平等就业，充分发挥女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提供现实依据和决策支持。

一、问题的提出

美国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尼古拉斯·D．克瑞斯托夫（Nicholas D．Kristof）和雪莉·邓恩（Sheryl Wudunn）提出了“女孩效应”，即让女孩接受教育并进入职场后，职场女性的晚婚、晚育和少育，能够为整个国家带来“人口红利”，而且还能提高国民储蓄率。毛泽东1968年提出并被我们今天所倡导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同样说明了女性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是这些提法或论断都普遍缺乏数据支撑。估算我国三次产业的性别人力资本存量，旨在为性别人力资本存量的积累和变动进行及时有效的监测，为重视性别差异并推动三次产业健康发展提供依据。

二、研究述评

随着国内外有关人力资本方面的研究逐步深入，重视人力资本及其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探索，并开始触及性别人力资本。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采用不同方法对人力资本存量的估算研究。劳动力存在异质性，不能将不同类的人力资本简单累加，并构建了基于未来收入的人力资本存量估算模型。朱平芳、徐大丰对中国各城市的人力资本进行了估算。肯德里克（Kendrick J．W）将人力资本区分为有形和无形人力资本，从人力资本投资支出角度估算了美国各类资本存量。巴罗和李研究了129个国家的人口受教育年限，并将男性和女性受教育年限划分为四个等级；家庭投入和学校资源都与教育质量有很大相关性，其中，家庭收入、父母的教育和小班教学等对教育产出具有较强影响；对25岁以上不同受教育年限的男性和女性分别与经济增长做了回归，考察了性别对经济增长的不同作用。王金营采用“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乘以“从业人员”的方法估算了1978—1998年中国三次产业从业人员的受教育水平；而李仁君估算了经过指数调整后的1986—2007年中国三次产业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存量；廖远甦、朱平芳估算了上海市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存量，钱雪亚运用永续盘存法估算了中国1995—2005年人力资本存量水平。

二是关于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纳尔逊（Nelson）和菲尔普斯（Phelps）研究了人力资本投资、技术扩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人力资本借助于技术进步间接推动经济增长。卢卡斯认为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投入到生产中直接促进经济增长。罗默·保罗（Romer Paul M．）认为同质性和异质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同。刘智勇基于1996—2004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别对卢卡斯和纳尔逊费尔普斯机制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发展确实存在不同的作用。

三是对女性经济社会地位与性别人力资本方面的研究。潘锦棠首次提出性别人力资本的概念及其主要思想；张春霞定性分析了性别人力资本投资的差异，解释了女性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低于男性的具体原因；山西行政学院理论研究中心课题组在山西省第三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基础上，分析了山西女性经济社会地位的特点。

国内有关人力资本存量估算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全国、各城市及其三次产业，但对三次产业就业人员人力资本分性别进行估算的研究较少。现有关于性别人力资本方面的研究主要从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角度进行研究的较多，采用的方法比较单一，以实地调查和问卷调查为主，从经济学角度采用数理统计和计量分析的研究凤毛麟角。本书不同于以往研究之处在于：对人力资本在三次产业中的性别差异进行系统研究，分别估算三次产业中的男性和女性人力资本存量，并且进行比较研究，然后采用描述统计和多元回归分析，研究性别人力资本对三次产业发展的影响差异，并提出针对性建议。

三、数据来源以及三次产业中的性别人力资本存量估算方法选取

1991—1996年的《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0年前称之为《中国劳动工资统计年鉴》）中并没有统计全国人口和分性别的受教育程度构成；1997—2002年的《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未统计全国分行业、分性别城镇就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构成；而在2003年的《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全国分行业、分性别城镇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与分行业城镇单位女性就业人员年末人数的行业划分标准不统一，男性和女性在三次产业中的受教育程度没有统计计入。只有2004—2013年的《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分性别、分行业的受教育构成数据统计口径一致，基础数据也连续。目前，估算人力资本存量的方法主要有教育存量法、收入法和成本法。

教育存量法，基于“人力资本是通过多年正规教育而形成”的假设，采用国民受教育年限估算人力资本存量，即国民受教育年限越长，拥有的知识和技能就越多，人力资本存量也越大。收入法是基于人们收入的高低取决于人身上的知识和技能的大小，通过计算未来和当前收入现值之和来估算人力资本存量。成本法是基于人身上的知识和技能的大小取决于人力资本投资的总花费，通过对人力资本投资在劳动者身上的有关教育、培训、保健等支出进行加总求和来估算人力资本存量。

考察男性和女性在三次产业中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以及相应的人力资本存量，究竟采用何种估算方法，应该根据研究目标、指标的科学性和数据的可得性全面考虑。由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的男性和女性在三次产业中的受教育程度构成数据比较完备，所以本书采用教育存量法估算全国三次产业中的性别人力资本存量，其中性别人力资本存量等于平均受教育年限乘以相应产业中的男性或者女性从业人员总数。国内外学者对于平均受教育年限计算的对象、受教育等级的划分和受教育年限的设定各有不同。本书采用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法计算的对象是各次产业中的城镇女性就业人员和男性就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按照文盲或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和研究生等7个等级划分，各级教育的受教育年限设定为0、6、9、12、15、16、19年。

四、中国三次产业分性别人力资本存量估算

三次产业性别人力资本估算所用原始数据来自2004—2013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根据该年鉴对三次产业的统计口径，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是指采矿、制造、电力燃气及水生产、建筑业；第三产业是指第一、二产业以外的其余行业。由于我国1998年实施高考扩招，2002年研究生招生规模骤增，而此前研究中均不单独计算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城镇就业人员的受教育年限，2005年起，研究生毕业数量的增加对就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已经有明显拉升。因此，本文考虑了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城镇就业人员的受教育年限，并将各级受教育程度权重分别定为：0、6、9、12、15、16、19。

1．第一产业的女性人力资本存量估算

第一产业的城镇单位女性就业人数记为F；1

其中：

则第一产业女性就业人员在不同教育程度下所对应的就业人数：

第一产业的女性受教育年限：

第一产业的女性人力资本存量：

2．第二产业的女性人力资本存量估算

第二产业的城镇单位女性就业人数：

第二产业内第j个行业的女性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受教育构成比例：

其中：

第i行表示第i种受教育程度，i＝1，2，3，4，5，6，7；第j列表示第二产业第j行业内城镇单位女性就业人数，第二产业所包括的采矿、制造、电力燃气及水生产、建筑业四个行业，分别对应j＝1，2，3，4。

第二产业女性就业人员在不同教育程度下所对应的就业人数：

第二产业的女性受教育年限：

第二产业的女性人力资本存量：

3．第三产业的女性人力资本存量估算

不同受教育程度权重为：W＝（0，6，9，12，15，16，19）；第一、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余14个行业诸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均属于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的城镇单位女性就业人员人数F＝（f，31f……f）；214

第三产业内第j个行业的女性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受教育构成比例记为b，其中：ij

第i行表示不同的受教育程度，第j列表示第三产业第j行业内城镇单位女性就业人数，j＝1，2，3……14。

第三产业内女性就业人员在不同教育程度下所对应的就业人数：

第三产业的女性受教育年限：

第三产业的女性人力资本存量：

根据以上（1）（2）（3）三个方程，可以估算出2003—2012年中国女性在三次产业中的受教育年限和女性人力资本存量。（二）2003—2012年全国分产业城镇单位女性受教育构成分析

为了能够进一步考察分产业女性的受教育构成在2003—2012年的变化趋势，将全国分产业的女性受教育构成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表2-1所示：表2-1 2003—2012年全国女性受教育程度构成及其在三次产业中的变化趋势资料来源：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4—2013年）。

由表2-1可知，2003—2012年全国女性就业人员在第一产业中的受教育程度构成及其变化趋势是：初中占比最大，小学次之，其中初中平均数占比为47.4%，小学平均数占比为37.0%；高中和专科占比基本呈递减趋势，本科及研究生学历占比非常小，变化趋势不明显。

2003—2012年女性就业人员在第二产业中的受教育程度构成及其变化趋势是：初中占比最大，高中次之，其中初中平均数占比为49.8%，高中平均数占比为24.3%，高中占比呈递减趋势，专科、本科及研究生学历的占比均呈显著递增趋势。

2003—2012年女性就业人员在第三产业中的受教育程度构成及其变化趋势是：专科、高中和初中占比基本接近，其中专科平均数占比为28.6%，高中平均数占比为26.4%，高中和专科基本呈递减趋势，本科及研究生学历的占比均呈显著递增趋势。

从2012年分产业女性受教育构成的截面数据来看，我国第一产业中女性就业人员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比重排序分别为：初中（50.0%）、小学（38.9%）、文盲及半文盲（6.1%）、高中（4.5%）、专科（0.5%）、本科和研究生近乎于0；第二产业中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比重排序分别为：初中（53.2%）、高中（19.3%）、小学（12.4%）、专科（9.4%）、本科（4.3%）、文盲及半文盲（1.0%）、研究生（0.4%）；第三产业中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比重排序分别为：专科（26.4%）、初中（22.8%）、本科（22．%）、高中（21.4%）、小学（4.7%）、研究生（2.3%）、文盲及半文盲（0.4%）。综上可知，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城镇女性就业人员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三）男性人力资本在三次产业中的估算

男性人力资本在三次产业中的估算与女性的估算过程基本相同，2004—2013年的《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都有第j行业内男性就业人员总数和受教育构成数据，数据挖掘分析分别如表2-2和图2-1、图2-2、图2-3所示：

全国第一产业中男性就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分布情况为：文盲及半文盲人数占比呈逐年递减趋势，由2003年的6.5%下降为2012年的2.3%；接受过小学教育的人数较为稳定；接受过初中教育的人数逐年递增，占比由2003年的49.4%上升为2012年的56.7%；接受过高中教育的人数占比由2003年的10.8%下降为2009年的9.3%，之后年份逐年升高，2012年又下降为8.2%；接受过大学专科及以上教育的男性就业人员比重并不明显。第一产业中男性就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以初中为主，小学次之。图2-1 2003—2012年全国第一产业男性受教育程度分布资料来源：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4—2013年）。图2-2 2003—2012年全国第二产业男性受教育程度分布资料来源：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4—2013年）。

第二产业中，男性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的分布趋势是：文盲及半文盲人数占比非常小，并呈显著的逐年递减趋势；接受过小学教育的人数比较稳定，接受过初中教育的人数逐年递增，占比由2003年的48%上升为2012年的54.3%，接受过高中教育的人数占比由2003年的29.8%下降为2012年的22.7%；接受过大学专科教育的男性就业人员占比在2005—2011年间显著递增，但是到了2012年又回归到2003年的水平；接受过本科教育的男性就业人员占比逐年递增，由2003年的3.34%上升为2009年的5.9%。总之，第二产业中男性就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以初中为主，高中次之。图2-3 2003—2012年全国第三产业男性受教育程度分布资料来源：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4—2013年）。

第三产业中，男性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的分布趋势是：文盲及半文盲的人数占比已经很小；接受过小学及初中教育的男性就业人员占比呈波动式变动；接受过高中教育的男性就业人员占比递减明显，由2003年的30.2%下降为2012年的23.9%；接受过大学专科教育的人数变动不大；接受过大学本科教育的男性就业人员逐年增加，占比由2003年的15.1%上升为2012年的20.3%；接受过研究生教育的占比显著递增，由2003年的0.9%上升为2012年的2.3%。总之，第三产业中男性就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以初中、高中、专科和本科居多，本科和研究生等高学历占比在第三产业中是最高的。（四）全国三次产业中的女性和男性人力资本存量估算表2-2 2003—2012年全国三次产业中的女性和男性人力资本存量估算资料来源：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4—2013年）。

一是2003—2012年第一产业中城镇女性和男性就业人员数量均明显减少，但是人力资本质量均有了显著提高，其中男性就业人员数量减少得更为明显，女性人力资本质量提高得更加显著。

2003年，第一产业中城镇女性就业人员总数是176.1万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88年；男性就业人员总数是308.4万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937年。到了2012年，第一产业中女性就业人员总数是125.1万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54年，比2003年的女性就业人员总数下降了28.96%，但是受教育年限却提高了15.4%；男性就业人员总数是213.7万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13年，比2003年的男性就业人员总数下降了30.7%，但受教育年限却提高了7.8%。

二是2003—2012年第二产业中城镇女性和男性就业人员数量均有所增加，但是人力资本质量均有小幅下降，其中男性就业人员数量增加得更加明显，但人力资本质量下降得更为迅速。

2003年，第二产业中女性就业人员总数是1633.5万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08年。2012年，第二产业中女性就业人员总数是2107.2万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1年，比2003年女性就业人员总数增加了30.0%，但是受教育年限下降了0.02%。2012年男性就业人员总数为5140.8万人，比2003年的2966.6万增加了73.3%，平均受教育年限由2003年的10.24年下降为2012年的10.11年，下降幅度为1.3%。

三是2003—2012年第三产业中城镇女性和男性就业人员数量均有所增加，女性就业人员数量增加得更为明显，女性受教育程度有了小幅提高，但男性受教育程度基本没有变化。

2003年，第三产业中城镇女性就业人员总数是2346.5万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2.5年；男性就业人员总数是3538.6万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2.5年。到了2012年，第三产业中的女性就业人员总数是3226.6万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2.82年，比2003年女性就业人员总数增加了37.5%，但是受教育年限提高了2.97%；男性就业人员总数是4422.9万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2.5年，比2003年男性就业人员总数增加了25%，但受教育年限变化不大。

从城镇女性就业人数在三次产业中的变化可知，城镇女性就业人数在第一产业中逐渐减少，在第二和第三产业中迅速增加，尤其是在第三产业中增加得更为明显。女性受教育年限在三次产业中逐渐递增，女性人力资本存量在三次产业中依次递增。

从男性就业人数在三次产业中的变动情况可知，较之女性有很大差异，主要表现在男性就业人数在第一产业中逐渐减少，在第二和第三产业中迅速增加，在第二产业中增加得更为明显。男性受教育年限在三次产业中逐渐递增，第一、第二产业中的男性受教育年限明显高于女性受教育年限，但是在起初的2003年，第三产业的男女受教育年限相当，到2012年女性受教育年限则超过男性。图2-4 2003—2012年全国性别人力资本存量在三次产业中的分布及变动趋势资料来源：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4—2013年）。

综合上述比较研究，2003—2012年，全国第一产业的女性人力资本存量略低于男性；第二、第三产业的女性人力资本存量均明显低于男性。（五）2003—2012年城镇单位女性的就业结构与全国就业人员的就业结构之对比分析

全国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由2003年的49.1∶21.6∶29.3调整为2012年的33.6∶30.3∶36.1，2003—2012年全国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为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逐渐降低，第二产业就业比重逐渐增加，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也在逐渐增加，由“一、三、二”转变为“三、一、二”。图2-5 2003—2012年全国就业人员在三次产业中的就业结构变化

全国女性城镇就业人员在三次产业中的构成由2003年的4.2∶39.3∶56.5调整为2012年的2.3∶38.6∶59.1，2003—2012年全国女性城镇就业人员在三次产业中的构成为：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持续降低，第二产业就业比重逐渐增加，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也在逐渐增加，“三、二、一”型结构进一步优化。通过进行对比发现，全国女性城镇就业人员在三次产业中的分布优于全国就业人员在三次产业中的分布。可见，在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过程中，女性的城镇就业结构对于全国的就业结构的优化起到了重要拉动作用。图2-6 2003—2012年全国女性城镇就业人员在三次产业中的就业结构变化

计算可知，在2003—2012年，全国第一产业的女性受教育程度都是最低的，而第三产业的女性受教育程度都是最高的。

五、性别人力资本对三次产业发展影响差异研究

为分别考察三次产业内的男性和女性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在生产函数中加入女性人力资本和男性人力资本两个变量。假定生产函数为：

在上述函数表达式中，Q、K、L、MC及FC分别表示产出水平、资本投入量、劳动投入量、女性人力资本和男性人力资本，A为常数。（二）数据来源

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提取全国2003—2012年的三次产业构成、三次产业的就业人数构成、三次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以及三次产业的女性人力资本和男性人力资本等数据。其中，三次产业的构成分别用变量yb、rb和sb表示，三次产业的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分别用变量l、l、l和k、k、k表示，三次产业的女性人力资本123123存量和男性人力资本存量分别用变量fc 、fc、fc和mc、mc、mc123123表示。为了保证数据的平稳性，对每一个变量均取自然对数。（三）线性回归分析

1．第一产业

以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作为被解释变量，以第一产业中的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以及第一产业中的女性人力资本存量和男性人力资本存量作为解释变量，进行OLS估计，得到如下方程：2

R＝0.878，DW＝3.083，残差序列负相关，方程中的各个系数均不显著，因此删除lnfc系数为负的变量后，新调整的方程为：12

R＝0.796，DW＝2.54，残差序列负相关，方程中的lnmc的系1数不显著。

第一产业中劳动力数量的对数变动1个单位，第一产业产值比重的对数增加43.3个单位，第一产业产值的增加主要依靠劳动力数量的增加，而男性和女性人力资本的作用并不显著。

2．第二产业

以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作为被解释变量，以第二产业中的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以及第二产业中的女性人力资本存量和男性人力资本存量作为解释变量，进行OLS估计，得到如下方程：2

R＝0.849746，DW＝3.06，残差序列负相关，方程中的lnl和2lnk的系数均不够显著，因此删除lnl和lnk变量后，新调整的方程为：2222

R＝0.821131，DW＝2.48，残差序列负相关，方程中lnmc和2lnfc的系数都比较显著。第二产业中男性人力资本存量对第二产业产2值的影响为正，而女性人力资本存量对第二产业产值比重的影响为负，说明女性人力资本积累不足。

3．第三产业

以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作为被解释变量，以第三产业中的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以及第一产业中的女性人力资本存量和男性人力资本存量作为解释变量，进行OLS估计，得到如下方程：2

R＝0.915108，DW＝3.192，残差序列负相关，方程中lnk和3lnmc的系数均不够显著，因此删除lnk和lnmc变量后，新调整的方

333程为：

通过进行线性回归分析表明，女性人力资本存量对全国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的影响为显著的正影响，并且大于劳动力数量的投入对全国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的影响。女性人员就业多集中在教育、培训、金融、会计等第三产业中，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显著提升了女性人力资本存量，从而对第三产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4．结论与建议

从性别人力资本存量在三次产业中的分布特点可知，城镇女性就业人员数量在第三产业增加得更为明显，女性受教育年限在第三产业提高得更为显著，女性人力资本在第三产业中无论数量还是质量方面均有显著提升，而男性就业人员数量则是在第二产业中增加更为明显；无论男性人力资本存量还是女性人力资本存量，均是按照第一、二、三产业的顺序依次递增。

因此，立足我国国情，多措并举促进男女平等教育、平等就业，充分发挥劳动者的性别优势，对于我国经济社会转方式、调结构、稳增长、促发展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要切实提高第二产业中的性别人力资本存量，并积极推动劳动者在第二产业中的平等就业；要积极提升第二产业的科技创新能力，从而有助于对传统制造业等进行优化升级；要充分发挥女性在第三产业中的性别人力资本优势，鼓励并帮扶女性在第三产业中就业创业。

六、全国男性和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动态响应

采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6—2012年的有关数据，首先从每一年找出全国就业的年末人数和全国就业人员男女比例，计算出全国就业人员中的女性就业人员总数和男性就业人员总数，其次找出全国女性就业人员受教育构成和全国男性就业人员受教育构成。

女性平均受教育程度的计算方法：全国女性就业人员总数（f）乘以全国女性受教育程度构成比例，可以分别得到全国女性不识字、小学、初中、高中、大专、本科和研究生等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人数。同时将各级受教育程度权重定为：0，6，9，12，15，16，19。

全国女性就业人员总数记为C，则女性就业人员受教育构成比f例：

其中：

则全国女性就业人员在不同教育程度下所对应的就业人数：

全国的女性受教育年限：

按照此公式，具体估算结果如表2-3所示：表2-3 1996—2012年不同受教育程度下女性所对应的人数

全国就业人员总数为C，全国女性就业人员总数记为C，则全国f男性就业人员总数记为C，男性就业人员受教育构成比例：m

其中：

则全国男性就业人员在不同教育程度下所对应的就业人数：

全国的男性受教育年限：

按照此公式，具体估算结果如表2-4所示：表2-4 1996—2012年不同受教育程度下男性所对应的人数

从男性和女性受教育程度来看，1996—2012年以来，男性的受教育程度一如既往地高于女性受教育程度，但是男性和女性受教育程度的差别在逐年缩小。（二）全国男性和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与产业结构的动态响应

1．研究方法

向量自回归模型（简称VAR模型）由克里斯托弗·西姆斯（Christopher Sims）提出。该模型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从而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由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克服了传统的计量经济方法以经济理论为基础来描述变量间关系的缺陷。VAR模型已逐渐成为分析与预测多个相关经济指标的最易操作的模型之一，常用于预测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数据及分析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冲击，从而解释各种经济冲击对经济变量形成的影响。本书采用多元协整的方法构建VAR，从而考察产业结构调整与全国男女人力资本之间的响应关系。

2．数据来源和指标选取

数据来源于1996—2012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这17年的年鉴中均统计了分地区全国受教育程度构成、分地区男性受教育程度构成和分地区女性受教育程度构成。全国男性和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按照上文方法进行计算。产业结构升级（sc）选取第二、三产业比重之和。

从上面的趋势分析看，全国男性平均受教育年限一直高于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自2005年以后，全国男性和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距在逐年缩小。其原因是高考扩招以来，高等院校的毕业生人数增多，大专以上学历的就业人数在逐年增加。图2-7 1996—2012年全国女性和男性受教育程度对比折线图图2-8 1996—2012年全国女性和男性大专以上就业人数对比图

男性受教育程度环比增长速度，使用男性大专以上就业人数的逐期增长量与其前一期的男性大专以上就业人数之比。女性受教育程度环比增长速度，使用女性大专以上就业人数的逐期增长量与其前一期的人数之比。通过图2-9比较发现，在2005年之前，男性和女性受教育程度环比增长率具有明显的波动性，2005—2010年之间，男性和女性大专以上就业人数的环比增长率具有了明显的增长趋势，并且女性的环比增长率均略高于男性的环比增长率。2010年之后，虽然男性和女性的环比增长率均具有了明显的下降趋势，但是依旧是女性的环比增长率稍稍高于男性的环比增长率。图2-9 1996—2012年全国女性和男性受教育程度环比增长速度对比折线图

高校的扩招对于提高女性就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女性大专以上就业人数在明显地快速增长，女性大专以上就业人数的平均发展速度为12.51%，男性大专以上就业人数的平均发展速度为10.11%，男性和女性受教育程度的差距在缩小。

3．实证分析过程（1）数据的平稳性检验——ADF检验

单位根检验方法是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只有平稳的时间序列，才能进行相关的计量分析，否则会出现伪回归现象。这里主要采用ADF检验方法考察各时间序列是否符合同阶单整的条件，为后面的协整检验和格兰杰检验打基础。本书运用EVIEWS6.0软件，通过ADF计量检验得到结果如表2-5所示：表2-5 女性和男性平均受教育年限（f、m）与产业结构（sc）的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通过表2-5的ADF检验值的结果可以看出，原始序列f、m和sc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非平稳序列，无法进行协整检验；经过一次差分以后可以看出，原始序列f、m和sc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非平稳序列，均为一阶单整平稳序列，存在长期稳定关系，满足进行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2）女性和男性平均受教育年限（f、m）与产业结构（sc）的协整关系检验

对于多变量时间序列的协整关系检验，一般采用Johansen-Juselius协整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6所示。表2-6 女性和男性平均受教育年限（f、m）与产业结构（sc）Johansen-Juselius协整检验

从表2-6中可以看出，采用最大特征根迹统计量来评判的JJ检验结果，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在原假设是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前提下，迹统计量大于5%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p值小于0.05，拒绝原假设；在原假设是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的前提下，迹统计量大于5%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p值大于0.05，接受原假设。综上，也就是说在5%水平下，变量f、m和sc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女性和男性平均受教育年限（f、m）与产业结构（sc）的协整方程可以记为：

该方程（1）说明，女性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产业结构升级1.52%；男性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产业结构升级2.69%。（3）女性和男性平均受教育年限（f、m）与产业结构（sc）的VAR模型的估计

由于女性和男性平均受教育年限（f、m）与产业结构（sc）数据是选取了1996—2012年共17年的数据，时间序列足够长，可以通过构建时间序列的VAR模型来反映女性和男性平均受教育年限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之间的动态关系。

使用EVIEWS6.0软件运行VAR模型估计，得到以下VAR（3）模型的矩阵形式：

通过对该模型的平稳性的检验，sc、f和m之间的VAR模型的全部特征根在单位圆曲线内（见图1），这三个变量比较稳定。（4）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主要用于分析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其基本思想为：若在包含了变量X、Y的过去信息的条件下，对变量Y的预测效果要优于只单独由Y的过去信息对Y进行的预测效果，即变量X有助于解释变量Y。表2-7 女性和男性平均受教育年限（f、m）与产业结构（sc）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检验结果显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当滞后阶数分别为4阶时，fc是sc的格兰杰原因，而sc是mc的格兰杰原因。男性人力资本是产业结构升级的格兰杰原因。产业结构升级是女性人力资本的格兰杰原因。（5）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分析

应用VAR模型，主要是观察系统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脉冲响应函数法，是分析VAR模型受到某种冲击时对系统的动态影响，即描述的是在某个内生变量的随机误差项上施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后对所有内生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所产生的影响。

女性和男性平均受教育年限（f、m）与产业结构（sc）的脉冲响应函数如图2-10所示：图2-10 女性和男性平均受教育年限与产业结构的脉冲响应函数

第3期降至最低为0.008，开始增至0.018，从第4期开始逐渐减少为0.016，男性平均受教育年限对产业结构的冲击总体为负；第2期为最小－0.016，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对产业结构的冲击总体为负；第2期为最低－0.02，第2—4期逐渐回升－0.008，第4—5期开始减少，第5—6期有所增加。

利用方差分解的基本思想分析女性和男性平均受教育年限对产业结构变动的贡献程度，结果如图2-11和表2-8所示。图2-11 方差分解女性和男性平均受教育年限对产业结构变动的贡献表2-8 女性和男性平均受教育年限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差分解

男性平均受教育年限对产业结构调整的贡献率：在第1期到第3期增加至最大为15.43%，从第3期之后略有下降，但相对比较平稳。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对产业结构的方差贡献率呈现了逐期稳步递增的趋势，第6期达到最大为23.02%。整体来看，男性平均受教育年限对产业结构的贡献均比较稳定，各期方差贡献率均在14%左右，而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对产业结构的贡献在逐步显现。通过对比男性和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差贡献率，在第3期之后，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对产业结构的方差贡献率大于男性平均受教育年限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差贡献率。

因此，应该促进男女平等，赋予男女平等受教育的权力，对于当前转方式、调结构过程中实现“更有质量的就业”，实现产业结构的顺利转型升级，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不可忽视，产业结构的自身调整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因素，产业政策的稳定性和方向性对全国的产业结构调整非常重要。

第三章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人力资本投资研究

在国内外人力资本存量及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基础上，本章侧重以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为例来研究人力资本投资。本章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展开了对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宏观方面，研究了该区域的人力资本投资现状，分析了人力资本投资存在的不足，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改善该区域人力资本投资的建议。微观方面，从该区域的企业培训、人力资本配置和人力资源激励机制三个方面来研究人力资本投资的典型问题。

一、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分析

根据2008年山东省政府出台的《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内容，黄河三角洲地区地域范围包括东营和滨州两市全部以及与其相毗邻，自然环境条件相似的潍坊北部寒亭区、寿光市、昌邑市，德州乐陵市、庆云县，淄博高青县和烟台莱州市。共涉及19个县（市、区），总面积2.65万平方公里，占全省的1/6。

中国国务院2009年11月23日正式批复《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中国三大三角洲之一的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到2015年，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人均GDP翻一番，达到90000元，单位GDP能耗降低22%，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降低2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000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2500元，基本形成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的高效生态经济发展新模式。到2020年，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高度融合，率先建成经济繁荣、环境优美、生活富裕的国家级高效生态经济区。自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围绕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讨相继开展。

高效生态经济是指具有典型生态系统特征的节约集约经济发展模式。在产业类型上，形成由清洁生产企业组成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在产业布局上，形成由若干生态工业园组成的生态产业群；在生产工艺上，做到无废或少废，实现生产过程再循环、再利用，最终表现为整个经济体系高效运转，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

针对“非生态产品驱逐生态产品”的市场扭曲现象，本书依据制度经济学原理挖掘生态经济问题的制度性根源，运用经济博弈论建立双价生态产品交易的完全不完美信息的动态博弈模型并进行分析，认为建立有效的生态经济机制，从而协调生态产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切身利益，已成为当务之急。（二）生态经济机制博弈设计及交易分析

生态经济问题的制度性根源主要体现在市场失灵、政府失效和社会机制缺失等三个方面。其中，生态问题中市场失灵的根源主要涉及有限理性、公共物品、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等。在生态经济问题的信息不对称中，主要涉及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两种类型。以消费者购买生态产品为例，在缺乏生态产品标志认证等相关制度的前提下，当消费者面对琳琅满目的生态产品和非生态产品进行选择时，由于非生态产品相对便宜，而消费者难以区分某种产品是否采用了生态环保技术，结果往往会购买非生态产品，从而出现“非生态产品驱逐生态产品”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最终可能导致整个生态产品市场的非正常运营甚至瘫痪。

本书通过运用经济博弈论有关理论，对“非生态产品驱逐生态产品”的现象进行博弈分析，从而为生态产品市场的良性发展提供对策思路，对生态经济体制的设计提供有益借鉴。

1．双价生态产品交易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分析

依据经济学中的生产论和效用论，生产生态产品的企业——最终卖方（为分析需要，本书假定生产者即是最终卖方，在产品销售中没有更多的中间销售商，生态产品生产者同时也是生态产品销售者）——往往根据产品质量和市场供求状况调整价格，而作为生态产品消费者的买方则并不了解生产者在第一阶段的生产决策，主要依据自身购买力，或者购买力的对立面——商品价格，以及产品质量等做出是否购买的决策，所以，买方是不完美信息市场中的博弈一方。由于卖方（生产者）和买方（消费者）都对对方不同策略下的最终得益信息完全了解，因此，该博弈模型属于完全信息博弈。由于生产者和消费者是分步骤、彼此先后做出决策的，因此，该博弈模型属于动态博弈。综上所述，本书所建立的双价生态产品交易的博弈模型属于完全不完美信息的动态博弈模型。

假设在第一阶段，生产者可以选择生产生态标志产品项目（eco-products，简称为e），还是生产非生态产品项目（non-eco-products，简称为n）；对于消费者而言，购买到生态产品的效用，即购买到生态产品的满足程度为V，购买到非生态产品的效用为W，显然，V＞W。在第二阶段，卖方不只在生产生态产品时可以选择要高价（假定为P）还是要低价（假定为P），在生产非生态产品时同样hl可以选择要高价还是要低价。生产者在消费者购买商品时，会综合各种因素，决定卖高价（P）还是卖低价（P），显然，P＞P。hlhl

假设生产者只有在生产非生态产品而又想卖高价时，才需要对产品进行伪装，从而产生伪装费用（假定为C）。

根据经济博弈论原理，在上述前提假设下，可建立如下博弈树：图3-1 生态产品交易完全而不完美动态博弈模型

根据分析需要，进一步假定V－P＞W－P＞0＞W－P。该不等hlh式意味着高价购买生态产品比低价购买非生态产品要合算（即消费者用高价购买到生态产品所带来的满足程度大于用低价购买到非生态产品的满足程度），而低价购买非生态产品还不至于吃亏（即消费者低价购买非生态产品得到的满足程度大于零），但如果用高价买到非生态产品就要吃亏（即消费者高价购买非生态产品所得到的满足程度小于零）。通常这比较切合实际，也符合“理性经济人”假设。当然，在上述生态产品市场的完全而不完美动态博弈模型中，对于消费者而言，还有一种更为理想的可能性，即消费者低价买到生态产品的效用比用高价买到生态产品时的效用还要大，也就是V－P＞V－P，这只lh能说他侥幸，或者可以将其界定为经济分析中的偶然性，不能纳入双价生态产品交易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分析。

在生态产品市场中，买方要做出交易决策，必须根据对方策略（取决于自身得益和对方策略等）和经验（比如生态产品和非生态产品的比例），并利用贝叶斯法则进行“判断”。在该双价模型中，如果C接近于0，即卖方在销售非生态产品时，几乎不用花费成本进行伪装便能将其非生态产品冒充为生态产品销售而不会被买方看穿，则所有卖方都会要高价，因为要低价相对要高价而言是绝对的下策。在双价生态产品交易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分析中，可以证明当C＞P时，h该博弈会实现最理想的均衡——市场完全成功的完美贝叶斯均衡。在该均衡中，价格完全反映产品质量，生产（或产销分离时的销售）生态产品的卖方会要高价，非生态产品的卖方自觉要低价，而消费者则买下全部（货真价实）的生态产品。

根据逆推归纳法，作为买方的消费者来讲，若卖方要的是高价，则消费者作为买方选择购买的期望得益为P（e/h）×（V－P）＋hP（n/h）×（W－P）＝V－P＞0，其中P（e/h）是指卖方要高价时hh销售生态产品的条件概率，P（n/h）是指要高价时销售非生态产品的条件概率；若卖方要的是低价，则选择购买的期望得益为P（e/l）×（V－P）＋P（n/l）×（W－P）＝W－P＞0，其中P（e/l）是指卖方lll要低价时销售生态产品的条件概率，P（n/l）是指要低价时销售非生态产品的条件概率。上述两种情况下，消费者选择不购买生态产品的得益都是0，因此，购买生态产品相对于不购买生态产品是绝对的上策。

作为卖方的企业来讲，当销售生态产品时，因为P＞P，当然要hl高价；反之，由于P＞0＞P－C，此时，要低价才是合理的。因此，lh上述策略确实是其序列理性的唯一策略。这时的市场类型是完全成功的市场，属于最有效率的均衡。下列策略组合和判断就是唯一的完美贝叶斯均衡（当C＞P时）：h（1）卖方在销售生态产品时要高价，销售非生态产品时要低价；（2）买方买下卖方出售的所有产品；（3）买方的判断为P（e/h）＝1，P（n/h）＝0，P（e/l）＝0，P（n/l）＝1。

其中，四个条件概率依次为卖方要高价时销售生态产品、要高价时销售非生态产品、要低价时销售生态产品、要低价时销售非生态产品的条件概率。

上述理想的市场均衡并不是非常普遍，在其他情形下，主要是当C的情况变化后，或者还有其他不利因素影响时，很可能会出现较差的市场均衡，甚至是市场完全失灵。若C＝0，即厂商以次充好而完全没有伪装成本时，只有傻瓜才会卖低价，高价已完全不说明生态产品的质量优良，如果这时满足P×（V－P）＋P×（W－P）＜ehnh0（其中，P是指卖方销售生态产品的概率，P是指卖方销售非生态en产品的概率），即买方选择购买的期望得益小于0，则买方必然只选择不购买，卖方自然也就卖不出任何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实际上也就完全瘫痪了，卖方最后只好全部撤出市场，这便迎合了所谓的“柠檬原理”——非生态产品会把生态产品逐出市场。

2．双价生态产品交易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分析

上述双价生态产品交易模型中，实现较为理想的市场均衡有两个关键条件：其一，销售非生态产品的卖方将非生态产品伪装成生态产品的成本必须存在，而且其伪装成本较高。其二，市场上非生态产品的比重不是很大，而且消费者万一购买到非生态产品的损失还不至于太惨重时，市场还能实现部分成功类型的均衡，因为此时的消费者不会因噎废食，而且还会积极参与市场交易。

应当指出，第二个条件与第一个条件密切相关。因为当非生态产品的伪装成本较低时（严格来讲，应为销售非生态产品的代价不大时），销售非生态产品的卖方能获得比销售生态产品的卖方更多的利润，这样就会促使更多的卖方选择生产经营非生态产品，结果会使得市场上生态产品的比重下降，从而使第二个条件不能满足。因此，第一个条件，即伪装成生态产品的成本C相对于价格的大小是决定市场类型的最关键因素，改善市场均衡的目标可以通过提高C或者降低生态产品的价格来实现。（三）相关对策建议

通过建立双价生态产品交易的完全不完美信息的动态博弈模型，本书认为，可以从政府和企业，以及社会等方面着手，建立科学高效的生态经济机制。

1．对生态产品市场上以次充好的卖方进行严惩重罚

广义的伪装费用C，是指生态产品市场上以次充好的卖方弄虚作假的全部代价和成本，包括交易之前的清洁、整修费用和交易后一旦被发觉会被追究责任或受到索赔等的代价。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可以通过对生态产品市场上以次充好的卖方进行严惩重罚，从而提高C的水平，促进市场向良好的均衡发展。

2．加强对生态产品标志的认证和监督，强化认证标准

生态标志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产品的信誉度和质量水平。不少企业会投机取巧，以次充好，给非生态产品甚至假冒伪劣产品贴上生态产品的标志，欺骗消费者。生态标志是消费者识别生态产品的重要手段。政府对生态标志的认证和监督关系到企业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能够有效改善生态产品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况，有效解决生态产品交易过程中的“非生态产品驱逐生态产品”现象。只有强化认证标准，加大对企业违规使用生态标志的打击力度，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政策，才能保证生态产品市场的健康发展，实现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企业构建生态营销渠道，促进生态市场健康发育

企业构建生态营销渠道，让消费者更多地了解企业的生产、决策以及销售过程，改善消费者的不完美信息，有助于生态产品的规范交易。企业努力培育生态市场，开发生态产品，增加生态产品在同类产品市场中的比重，有助于改善消费者购买产品的效用值，从而改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信息不对称状况。企业应尽可能要求供应商提供清洁生产的各种原材料及辅料，要求分销商及时安全地将生态产品送达广大消费者，在生态产品的运输、存储和销售中避免对产品的污染，切实保证生态产品的质量，保证生态消费顺利实施，促进生态市场健康发育。

4．企业可以做出“昂贵的承诺”

对于那些诚实经营生态产品且质优物美的企业而言，可以通过给消费者以质量保证，实行生态产品包退、包换、包赔等包满意措施，并且加大对生态产品的生产、运输和销售等环节的全方位、全过程宣传，以提高消费者消费生态产品的效用，留住并扩大生态产品的消费群体。当生产经营生态产品的企业采取上述措施后，生产经营非生态产品的企业如果采取同样措施，由于其产品质量一般，包退、包换、包赔的成本必然很高，独特的生态产品生产技术、特殊运输方式和专有销售渠道等也会提高成本，从而将其拒之门外，将非生态产品逐步淘汰出市场。该举措的实质是让卖方对其销售产品的质量做出保证和承诺，一旦发生质量问题，卖方必须付出昂贵代价，因为只有让企业做出“昂贵的承诺”，设立并遵循生态经济机制，才能让唯利是图的卖方变得诚实，从而净化市场环境，规范市场行为，真正实现生态经济。

二、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人力资本投资现状

区域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离不开资本、劳动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支持。本书关于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研究从该区域的人力资源现状、人力资本投资及相关问题展开。在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整个版图中，滨州市是该区域内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行政区，是开发建设的主战场；而东营市是我国第二大油田胜利油田的所在地，产业基础雄厚，发展势头迅猛，是开发建设的中心城市。两市合计占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总面积的66.1%，总人口的57.1%。因此，下文均以滨州市和东营市两个地级市的数据为例，分析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人力资本投资及相关问题，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具有较强的区域代表性和说服力。由于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内，部分县域经济的统计数据不完整，个别数据的统计口径还不完全统一，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均来自《滨州市统计年鉴》和《东营市统计年鉴》、《山东省就业人口统计年鉴》等。（一）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人力资源现状

人力资源现状可以通过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来共同反映，适度的人力资源规模是经济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1．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人力资源数量（1）就业人口，如表3-1所示：表3-1 2012年滨州市和东营市人力资源数量资料来源：《2012年山东省就业人口统计年鉴》。

表3-1反映了黄河三角洲区域就业人口比重与全省平均就业水平的比较，2012年，无论是东营市还是滨州市，都较全省平均水平偏低，全省平均就业人口比重为67.68%，东营市的就业比重比全省低了五个百分点，说明黄河三角洲地区就业人口比重不足。就业人口的数量直接影响人力资源的数量。（2）各级学校数和毕业生数。各级学校数和毕业生数反映了一个地区不同教育程度下的人力资源数量。如表3-2所示，2012年黄河三角洲地区的普通高等院校和专科院校的学校数均较少，说明黄河三角洲地区的高等教育机构数量较少。表3-2 2012年各级学校数和毕业生数

2．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人力资源质量（1）科技人员情况。科技人员受教育程度较高，有较强的知识运用和创新能力，是社会生产过程中进行技术创造、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和高新技术产业水平、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科技人员基本情况反映了一个地区技术创新能力，体现了人力资源的质量。

表3-3显示，从黄河三角洲2012年的科研人员情况中（以东营市和滨州市数据为例），可以得出高层人才比重较小，博士生占科研人员的比例较低，尤其是滨州市，博士生比重为1.41%，与全省平均水平的差距较大，研究生比重为5.09%，远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0.86%。相比来看，东营市尽管博士生比重也较少，但研究生比重较高，体现了东营市越来越重视高素质人才的引进。表3-3 2012年科技人员情况（2）卫生机构与医护人员：表3-4 2012年医疗卫生情况表数据来源：《2012年山东省科技教育文化统计年鉴》。

从表3-4可以看出，黄河三角洲的医疗卫生机构数量较少，占全省资源的6%不到，而注册医师和护士数量的偏低更是影响着黄河三角洲地区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3）专业人才与基础人才比重：

专业人才比重＝高等院校毕业生数/总人口，基础人才比重＝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数/总人口，图3-2为滨州市专业人才与基础人才比重对比图。图3-2 滨州市专业人才与基础人才比重

以滨州数据为例，从人才比重变化的折线图中则可以明显看出。基础人才比重和专业人才比重在2000—2002年之间变化不大，无论是专业人才比重还是基础人才比重在2002—2007年间都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增长趋势，但是基础人才比专业人才比重增长幅度还要大。专业人才比重明显较低。这说明人力资本结构不够完善，应该提高专业人才比例，提高整体人力资本的质量。（二）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人力资本投资状况

人力资本投资形式包括教育、培训、保健和劳动力流动。科技教育与医疗卫生支出都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根据相关数据的可得性，本书选取2012年截面数据——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内所涉及的几个地级市的教育科技、医疗卫生支出在公共财政支出的比例，整理对比如图3-3，滨州市和东营市的教育支出和医疗支出占各自财政支出的比重都普遍偏低。图3-3 教育科技、医疗卫生支出比重

如图3-4时间序列数据表明，滨州医疗卫生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医疗设备正在逐步完善，1978—2008年间，卫生技术人员数、医生人员数和卫生医疗机构的床位数增长较为缓慢。2009年以后，卫生技术人员数、医生人员数增长和卫生医疗机构的床位数都在迅速增长，其中卫生技术人员数的增长速度最快，医生人员数的增长速度居中，床位数增长相对卫生技术人员数和医生人员数要缓慢一些。图3-4 滨州市医疗卫生投资情况（三）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人力资本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

1．人力资本的数量偏低

一个地区人力资本数量的多少体现了该地区可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人力资本的多少，因此人力资本数量是评估区域人力资本状况的首要指标。本书通过对黄河三角洲地区人力资本存量的计算，分别从就业人口数量、各级学校数量、科研人员数量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黄河三角洲地区人力资本数量呈递增趋势，但同国内发达地区相比，仍有一段距离，人力资本数量在全省处于偏低水平。

2．人力资本的质量偏低

从人力资本质量来看，黄河三角洲地区高等院校数量不多，且重点高校更是寥寥无几。由于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未来将是提高人力资本质量的主力，是科技进步、技术创新的主导，地区教育水平的高低与该地区人力资本质量关系密切。教育水平高，接受教育的劳动力获得的知识和掌握的技能就更为丰富和先进，可有效提升区域人力资本质量，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对于黄河三角洲地区来说，有必要对高等院校的财政扶持力度加大，把现有的高校打造成更为综合性的重点学校，加大师资投入力度，扩大招生，增加在校生人数，充分利用高素质人才。黄河三角洲地区受初等和中等教育程度的劳动力比重较高，但高素质劳动力比重较少。从人力资本结构图也可看出，专业人才比重较低，同时科研人员中高素质的硕士学历和博士学历人数较少，体现了黄河三角洲地区的人力资本质量仍偏低。因此，从整体上看，黄河三角洲地区人力资本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3．人力资本投资不足

人力资本投资的多少对人力资本形成、人力资本质量提升具有重要作用。黄河三角洲地区目前的教育发展不平衡，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都还有足够的上升空间，是增加人力资本存量的潜在要素，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投入应加大力度，它决定了地方发展的未来。黄河三角洲地区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主要依赖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入，由于这部分经费有限，因而投入数量上不能满足地区教育水平发展需求。对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依赖性，弱化了其他来源教育经费的投入。从长期发展来看，教育经费投入状况使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不利于人力资本存量和质量的增加与提升。此外，科研经费投入也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从地方性财政科技拨款和科研经费状况来看，这两种科研经费投入都明显不足，与位于全国前列的地区之间有较大差距。目前存在的人力资本问题无疑会限制黄河三角洲地区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拉大与经济发达地区之间的区域差距，不利于黄河三角洲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因此，深刻认识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解决人力资本面临的问题对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

4．人力资本结构不合理

人力资本结构指人力资本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的比例关系和组织状况，反映了人力资本系统各组成部分间的稳定联系。本书主要从基础人才和专业人才的比重分析研究黄河三角洲的人力资本结构。不难发现，不同的人力资本结构对于生产效率的高低是起着一定作用的。黄河三角洲地区专业人才比重偏低体现了人力资本结构的不完善，将会制约地区经济增长的水平。要想实现经济增长，完善的人力资本结构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正是由于黄河三角洲地区人力资本结构的不合理才使得专业人才的优势不能充分发挥，人才供需出现问题，从而限制了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四）完善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人力资本投资的对策建议

1．加大教育投资力度，合理调整教育投资结构

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中至为重要的部分，通过对黄河三角洲地区人力资本存量的测算发现，教育投资仍然低于我国发达地区，各地区间教育投资的内部投资结构也有所不同，城乡差距较大。应该加大教育的投资力度，包括加大政府对教育事业经费的财政投资和完善对高素质师资队伍引入的优惠政策，通过税收优惠等积极政策措施鼓励企业和社会加大对于教育和职工职业培训的投资力度，改革和完善教育经费拨付机制，努力实现教育经费较多地真正投入教育投资当中以及普及教育致富与科教兴国的理念。

2．完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增强健康资本的投资

医疗卫生保健的投资由于能够增强个人的体魄和健康水平，有助于提升人力资本的运行效率，因而医疗卫生保健投资也应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部分。完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扩大医疗卫生保障体系的覆盖面。要积极完善包括城镇职工及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在内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完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既要能够扩大医疗卫生保障体系的覆盖面，努力覆盖农村地区和较为偏远的城镇郊区，使得更多地区居民能够享受这一福利；同时，这一体系也应包含更多的保障内容，尤其应该将地区性常出现的疾病病症和重大疾病类别以及相关住院费用与常出现疾病的用药费用纳入保障体系中。

3．政府努力扩大就业，引导企业进行就业培训

扩大就业人数，增加经济活动人口数量，是提升人力资本存量的重要途径。政府应该把扩大就业摆在发展的重要位置。首先，确立就业优先的政策引导，支持鼓励就业，帮助就业，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小企业作为吸收就业人口的主力军，政府应给予政策性的支持引导；其次，建立农村市场经济机制，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将就业问题从城镇扩大到城乡统筹的范围；最后，加强教育培训的同时，引导企业对就业人口进行培训，主要包括就业前培训，使员工上岗后能更高效地发挥人力资本潜能，在职人员的培训可以适应技术革新，减少失业人口。通过完善就业体制机制，提升黄河三角洲的人力资本存量。

4．提升人力资本存量，优化人力资本结构

提升人力资本存量，分别从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着手。首先，加大投资力度，增加学校数量，提升毕业生人数的同时，增加医疗卫生机构的数量；其次，努力提高各方面专业人才比重，重视高等教育，提高对高等教育投资比重，吸收引进外来专业人才，完善人才引进机制和绩效薪酬机制；最后，合理调整人力资本结构，提高专业人才的比重，合理的人力资本结构和数量能够有力推动经济增长，要将人力资本的结构与产业结构有效对应。

人力资本结构合理与否，从宏观方面看，一要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要求，二要能够满足国民经济建设主要部门的需要，三要能够取得良好的宏观经济效益，四要能使国民经济持续发展。从微观上讲，则要求各微观组织能够形成多层次人力资本协同作战的能力，形成一个集体力，同时要保持人力资本结构的动态性，通过各层次人力资本的互相影响，使人力资本在不同层面上能够持续增长，从而达到人力资本结构的不断优化。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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