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熙国,李翔海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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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中国文化研究(2015/总第4辑)试读：
特别策划
中国道路与中国文化：李宗桂、丰子义、傅有德先生中西马高端对话
2014年1月7日主持人：杨河教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理事长）
主讲人：李宗桂教授、丰子义教授、傅有德教授
主办：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地点：北京大学英杰服务中心阳光厅
摘要：探索中国道路和中国文化的关系，是为了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论述，在时间上大大延伸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文化渊源，在空间上大大拓展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在深度上大大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文化内涵。在新的形势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要增强方法论的自觉。研究的根本目标是形成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促进真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同时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导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这就需要突出中国特色，突出中国问题研究，这是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逻辑的一个必然要求。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关注社会现实，面对当代中国的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生态环境，科学发展等重大课题开展研究。中国文化是一个多元整合的有机整体，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中创造、积累起来的一套价值体系。从性质上讲，它是中华民族、中国社会长期发展不断积累的精神支撑和智力支持；从结构上讲，它是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思想文化等在内的一整套有机的系统；从内容上讲，它是以汉族为主，包括诸多少数民族在内的多元一体的，独特的民族文化。从思想因素发展的阶段来看，呈现为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乃至清代的朴学和新学等。从学术流派来看，表现为儒家、道家、墨家、法家、佛家、阴阳家、纵横家、名家等诸多的流派。从载体来讲，它是包括经史子集在内的典籍，也包括风俗习惯、人们的生活方式。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道路的历史化支撑和文化精神支撑。中国特色、中国表达、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底蕴和根基就在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对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应该有一个理性的态度。西方文化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源头，即所谓的“两希文明”，一个是希腊哲学，一个是希伯来宗教。尽管现代西方文化并不完美，但它仍然具有较大的、顽强的生命力。怎么认识西方文化是我们在文化建设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西方文化的精髓，西方文化的灵魂，西方文化的走向，仍然需要我们不断研究和探讨。这个问题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所以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学习。
关键词：中国道路 中国文化 中国问题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特色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两希文明
主持人：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举行这个中西马高端对话会，主题是中国道路与中国文化。
为什么要以中国道路和中国文化作为主题呢？昨天郭建宁院长给我们讲了，就是要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我们知道，党的十八大为中国道路做了概括说明，说：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与人们幸福。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探索民族复兴道路是极为艰巨的任务。90多年来，我们党依靠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努力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党的十八大以后，在2013年3月17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历史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讲话。他说：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我们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我们也能够继续拓展和走好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沿着正确的中国道路奋勇前进。
我觉得，习近平总书记这个新的理论概论，第一是在时间上大大延伸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文化渊源，第二是在空间上大大拓展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第三是在深度上大大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文化内涵。把握新的理论概括，需要我们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和历史高度，进一步梳理和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我想，这就是本次“未名论坛”和今天的中西马高端对话将主题确定为“中国道路和中国文化”的基本考虑。
今天中西马对话的三位主讲人是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宗桂老师，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傅有德老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丰子义老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聆听三位专家的真知灼见，在这过程中，在座的老师和同学们可以思考问题，也可以提出问题。
首先，有请丰子义教授演讲！大家欢迎！
丰子义：今天能够参加中西马对话，我感到非常荣幸。我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因为是个对话会，我希望把这个题目讲得稍微宽一点，讲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目标和路径问题。
大家知道，经过多年来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该说取得的成就是很大的，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有大大的拓展，而且在研究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路向。
我感觉主要有这么几个路向。第一种路向，就是文本研究式研究路向，即马克思主义的文献整理和研究，是文本思想的研究。第二种是问题式的研究，主要围绕当代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来展开，这里边产生了一些新的领域哲学，或者叫作部门哲学、分支哲学，像文化哲学、政治哲学、发展哲学，等等。因此，现在的马哲不是过去的传统概念，它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泛。第三种研究路向，是对话式研究路向，就跟今天我们这个主题有点关系，涉及中西马对话。但是这些年马哲的研究可能更偏重与西方哲学，即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话的研究，主要对过去传统的教材的反思，以及对马克思哲学在不同国家跟地区的形态的形成进行研究。第四种则主要是涉及马克思主义形态学的研究，就是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形态。我觉得大致有这么几种路向。应该讲，这些路向的探索是非常有意义的，产生了一批很重要的研究成果，而且这些研究都是互补的，是相互促进的，所以在这方面应该肯定。但是也应该看到，在这些不同研究的路径和路向之中互有微词，甚至发生了一些争执，这是总的研究情况。当然，看到它的发展繁荣背后，我觉得这些年马哲研究的局限，就是研究相对散一点，重点太宽，这是一点；再一个是真正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也不是很多；再一个是社会的关注度不是很高。
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这是个大课题，现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增强方法论的自觉。方法论的自觉这方面很重要，涉及目标和路径的关系问题。现在研究的路径是多种多样的，刚才讲到了那几种，实际上还可以开拓出其他路径，路径可以多种多样，但是目的一定要明确。研究的目标、目的究竟是什么？我觉得，就一般意义上来讲，当然是要深化或者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但是从根本意义上来讲，还应该是形成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同时，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导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无论何种路径的研究，尽管它研究的重点不一样，研究的内容、研究的形式不一样，但是最终的指向和目标还是要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离开了这样一个大的目标，其他研究就失去了基本意义。实际上，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的研究都不可能是纯粹的，它多少具有自己的时代的特色，民族的特色，它总是以不同的方式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社会发展服务。我们经常讲，黑格尔哲学最思辨，但是严格地讲，黑格尔的哲学是什么？他是思想着的时代，也就是思想把握着的时代。他是以比较晦涩的语言，以思辨的方式来反映他那个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应该是这样。所以，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全面的理解。它目前是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下属的一个方向，是在马院系统里的一个学科。但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方面，是一个狭义的理解。实际上，它应该做广义的理解。我国全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都应该指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形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又是一个我们追求的目标。它不仅是一个分支学科，是一个研究方向。既然我们的研究目的，或者说目标，就是形成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自然就需要突出中国特色，突出中国问题研究，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或者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逻辑的一个必然要求。如何使问题研究贴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之中？我想从各个路径和问题研究的关系讲一些看法。现在好像是谈到问题研究的时候，主要归结到前面问题式研究的那个路径，好像只有问题式研究路径才可以关注当代中国问题，关注于问题研究，而其他几种路径完全可以撇开中国问题、现实问题。我觉得，这个理解是片面的。下边我就分别来说一下。
第一点，先看看这个文本研究和这个问题研究的相互关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离不开文本研究，离不开原著的解读和理解，也离不开马哲史的研究和理解。要不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失去了基本的依据，没有根基。但是同样的文本，在不同时期和历史条件下，它研究的旨趣、关注的焦点肯定是不会一样，这个研究的重心肯定也会发生重大的转移。也就是说，同样的文本在研究上往往打上不同时代的烙印，不可能有一个固定不变的研究模式。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个格局呢？这主要是由当时所面临或面对的问题，尤其是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所决定，就是随着时代主题的发展，随着时代重大课题或者重要问题的提出而变化。这样的话，文本研究的主题，文本研究的内容，肯定要发生相应的转移和变化。因为时代主题发生变化，研究的主题不可能老是一成不变。所以有的学者提出，对于《共产党宣言》，过去都说的是阶级斗争，这些年都说的是世界历史、人的发展、和谐社会，这好像是有点实用主义的解释，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解读方式。我觉得，如果在今天还把阶级斗争作为我们关注的重点、研究的主题，这是严重的时代错位。你说阶级斗争理论是不是《共产党宣言》的内容？肯定是，毫无疑问，马克思论述“两个必然”这个重要内容肯定是不可少的。但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它关注的重点肯定需要调整。刚才讲到的人的发展的理论、和谐理论、世界历史理论，这也是《共产党宣言》里边提到的。就是今天发展问题的提出，对这些思想资源我们给予高度的关注、格外的关注，应该都是自然的，这是顺理成章的。同一个思想资源，它在不同时代条件下可以有不同的立论方式。所以说，这个研究并不是反常，实际上是正常的。版本的考证、文献的整理固然是必要的，但是这绝不是文本研究的全部，它只是一个方面。刚才讲，文本研究一方面是文献整理、版本的考证，这是固然。任何一个学科都是如此，像中国哲学，里面有考据学、文献学，也有义理学，这都并行不悖。所以说，在这个方面，不要轻视它，或者排挤它，它是必要的。而且，在特定历史时期里面，文本里面，我们关注的问题并不是文本自身决定而是由现实的社会问题来引起的。所以，离开问题来探讨文本研究，只具有文献意义，没有多少思想性的价值。当然，对于现实问题，并非意味着可以根据需要任意地解读。现在解读文本的文本学研究有两个趋向：一个是诠释不够，一个是诠释过度。这两个趋向都是需要防范的，避免的。文本研究是一个严肃的工作，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不能有半点浮躁。
第二点，我想讲一下基础理论研究和问题研究的关系。按照通常的理解，基础理论研究主要是研究基本概念、基本范畴、基本原理，研究这些问题，它性质上是属于基础性。既然是基础性就可以完全不理会现实问题，一旦涉及现实问题这个研究不是基础性的，就不基本了。这种看法实际上是把基础理论研究和问题研究看成是两张皮，彼此难以兼容。实际上，我觉得不能这么狭义地看，片面地看。这里面主要是涉及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基础理论研究。我感觉，对马哲而言，基础理论研究应该有这么两个特点。第一，基本理论并不是完全固定，固化的，而是发展变化的，它随着研究对象的发展变化，尤其是作为社会历史研究对象的发展变化，研究的内容也必须要不断调整，也得与时俱进，而不能说，已经形成原理了，固定不动。所以随着对象发展变化，原理也需要推进，需要发展，因此基础理论的所谓基础也是个相对的概念，这是一点。再一点，基本理论并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要不断接纳新的材料、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研究成果，从而使原有的理论得以修订完善，这是基础理论研究必须遵循的原则，也是内在的要求。第二个我主要是讲它的开放性问题。就是马哲的研究也不是封闭的，自我循环的，它也需要接纳新的研究成果。就我们今天来讲，中西马是必须打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年就是在接纳新的文化成果基础上创立起来的，今天也需要这样吸纳人类文明的优秀文化成果。所以这个基本理论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作为动态体现，无论是历史性也好，开放性也好，最终都是由社会发展实践的变化引起的，是在问题的探索中形成的，离开对现实问题，主要包括对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探索和关注，这些特性都无从谈起。所以，要使理论成为活的理论，发展的理论，就绝对不能离开对现实的关注，这是我讲的第二点。
第三点，再来看看对话研究和问题研究的关系问题。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及西马的对话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点一环。这些年来，这个研究的发展是非常强劲的，尤其是在中青年的学者里面。西马研究和西方哲学的对话的研究成为马哲研究的亮点和重点。应该讲，尤其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文化的交流日益增强，以至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不可回避的一个路径。而且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实不能关起门来研究，加强对话势在必行。如何进行对话？我想以下这么几个问题是需要考虑的。一个是对话的目的。我们现在所讲的，要强调对话，但是对话的目的也应该明确。我们对话是要干什么？实际上，尤其是涉及西方哲学的层面，并不是为对话而对话，而是为了能够吸收借鉴它们有意义的成果，为我所用，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要使这个对话能够有效地开展起来，能够对起来，首先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有话可对，没话可对那就死活对不起来。这里面就涉及一个对话的出发点的问题。过去我们都在讲，强调对话，强调比较研究。这个大方向没问题，谁也不质疑。但过去我们对话，往往首先是从一种哲学、对象性质出发来考虑问题。首先看是西方哲学，是唯心主义，还是人文主义，还是其他。照这样考虑问题的话，就没法对话。因为我们知道西方哲学，或者西方马克思主义，尽管流派很多，思潮也很多，但大同小异，好多都是人文主义的，你要给它定性是唯心主义的，这样话就没法对了。它只能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不可能成为对话的主体。这样对话就很难真正地开展起来。对话的出发点应该是关注问题。首先从问题出发，不是指定对象是什么性质的哲学。从问题出发，就是看它提出什么问题，它是怎么思考问题的，怎么分析问题的，它提出来哪些思考问题的办法。然后我们进行对话，哪些是可取的，哪些是不可取的。这样才能真正对话。过去我们的研究往往是这样，主要是批判，捡大话说，这些话不利于对话的真正开展。当然，我这样讲并不是要违背哲学的基本立场，哲学的一些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立场、观点和一些话题。我说的，首先是应该从问题切入进去，所以你在批判的过程中，你肯定回避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这个绝对不能走向极端，为了强调问题，把这些东西可以排除不管。这个我是觉得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了。所以我是想，要是真正有对话的意识，必须得关注问题。另外，这些年和西马的对话，对话问题不少，但是好多的问题不是中国问题，是跟着人家的问题跑，所以有的也是说得极端一点，我们现在的研究成了西方哲学问题的跑马场，人家研究什么问题我们跟着研究什么问题。所以这个东西，完全是研究人家的老问题，不是新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方面还是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在和西方哲学对话的过程中，我觉得应该注意两种倾向：一种是求同，一种是求异。严格说来，这两种倾向都不是可取的。什么叫求同？所谓求同就是寻找马哲和西方哲学共同点，相通地方，力图用西方哲学的观点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求同的倾向。还有一个求异的倾向，求异的倾向是什么呢？就是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根本不同和差异，主要的目的就是划界，这样一划界难免就把自己封闭，由此也封闭了对话交流的渠道，就是为了划界，这个是什么哲学，那个是什么性质的哲学，划完界了就完事，我觉得这样不利于对话真正开展起来。合理的对话方式应该着眼于对重要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加以探讨和研究，通过问题的聚焦，在对话中看西方哲学究竟怎么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在这方面看看他们哪些观点和哪些方法可取，哪些不可取，这样才有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这是第三个方面。
第四个我再讲一下关于形态学的研究和问题研究的关系。就是刚才讲的，这些年来，在学界里面，马克思主义形态学的研究成为研究的一个方向，一个路径。社科院哲学所出了一套书，就是马克思主义形态学研究，六卷本，就是研究形态的发展史。实际上，目前形态学的研究主要是从两个维度展开，一个是从纵向来讲，就是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再生形态。原生形态肯定就是马恩的经典，然后次生形态，再生形态，这是纵向的。横向来看，主要是各个国家，民族的不同发展的形态，有西马的形态、有苏联的形态、有中国的形态。所以这一套书应该讲开启了一条新路，而且他们还提出要构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当然这个问题的提出实际上还是有争议、有看法的。什么叫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这个新形态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原来的形态就不管用了，要推翻了，所以是有看法、有歧义的。这个争议先不管，实际上建立马克思主义新形态，意图是可以理解的，主要从对过去原有教科书的反思和当代社会的发展出发，增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和现实感，调整那些旧的东西。应该讲这个意思可以理解，但是这里边究竟如何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形态，我感觉形态学的研究也离不开问题研究。首先形态学这个概念的提出，它本身就是问题。从问题出发，就是因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提出了很多值得思考的重大理论问题、现实问题，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态问题进行反思，因为有一些理论需要发展完善，这是一点。再一点就是新形态体系的建立也是以现实的社会实践为基础的，无论它研究的内容也好，研究的方法也好，都应该体现出非常强的理论穿透力和较强的解释力。如果这个体系建立起来了对中国重大的现实问题没有任何影响，缺乏深刻的解释力和穿透力，我觉得即使这个体系建立起来也没有多少价值。形态新不新，不在于在原有体系上做了多大的调整，做了多大的重新排列组合，关键是能不能说明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所以说形态新不新不在于这个体系怎么翻新，怎么建构的问题，关键是能不能对重大问题做出理论的回答，所以我觉得形态学的研究也离不开问题的研究。
刚才我主要从这几个方面，围绕学界研究的路径和问题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为什么突出问题研究？这主要是从目标讲起的，因为我们现在的目标是要建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既然要建立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肯定回避不了中国当代问题的研究。所以无论路径有多少，不可能回避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研究。关于路径研究问题，还是要学习马克思的方法，马克思当年创立新哲学，主要是跟思辨哲学、经验哲学决裂。今天我们不能再走回头路，必须走出思辨哲学的体系，面向社会现实，就是关注社会现实，我们要从这个方面真正做出应有的贡献。当然中国问题研究，研究哪些问题是另一大话题。当代中国有很多需要研究的问题，我不能在这儿详细展开，大致来讲，公平、正义的问题，民主问题，自由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科学发展等一大堆问题，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不展开来讲了，只是讲这么一个理念。我就先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主持人：丰老师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哪里着手，方法论从哪里考虑？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到底是什么？从路径达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目的突出什么主线？不管文本研究、基础研究、形态学研究还是对话性研究，都必须把握问题实质，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有存在的价值。讲得非常好，把这些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做了很好的梳理。有一点丰老师也讲到但没有展开，就是问题研究，特别从哲学角度，应该怎么研究中国问题，哲学应该在哪些问题上高屋建瓴，这次丰老师来不及讲，但是让我们去思考。谢谢丰老师！现在我们请李宗桂老师讲话，大家欢迎。
李宗桂：主持人、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参加这个对话，接受思想的触碰。这个话题很大，中国道路、中国文化，非常宏大也非常重要，作为学术对话，我们从具体问题切入。我今天发言不可能就这个问题做全面探讨，甚至探讨中国道路、中国文化的关系也不可能全面展开。为了把问题具体化，我自己拟定了一个题目，叫作《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道路》，主要对中国优秀传统问题的看法，简略说一下它和中国道路的一些关系。我们这个对话叫作中西马高端对话，我接到邀请就在想什么叫高端？是我们年龄高、学历高、学位高、职称高还是收入高，还是我们学术含量高？我们展示了当代中国学术的前沿水平，我觉得对于这个还需要深入思考。在这样一个高端对话的过程，怎么把谈论、对话转化为现实成果，这也是需要通过实践来验证的。我想了很久，想结合我研究的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的一些体会，谈一些感受。我从几个方面谈一下我的理解。刚才，丰子义教授谈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研究的看法，我很赞成，我觉得他真正看到问题实质所在，也想到了比较恰当的解读路径和方法。因为我在中山大学，现在是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教师，同时是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的专职人员，我们的马哲所是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创办的时候我就加盟，当了多年副所长，所以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深为喜爱而且非常关注。据我对学术界的了解我觉得丰老师谈的问题确实是问题，我表示一个看法，我们中国哲学的研究，中国文化的研究，照样应该有问题意识，我们研究中国哲学要解决什么问题，简单地把经史子集印一遍，翻译一遍，宣扬一遍？还是我们要解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的现实问题？
我今天看到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的材料，它的宗旨是：立足中国实际，弘扬中华文化，吸收外国文化，推动文化创新，建设当代中国新国学，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我觉得我们整个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哲学研究，都应该是这样一个宗旨、这样一个目标，我深为认同。带着这样一种认识，我谈一下看法，一些感受。
我第一个问题想简单说一下什么是中国文化？有些概念觉得很清楚，细细想来却很难道明。今天讲中国文化，大概有两个情况，一个认为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古代文化，就是儒学，这是多数看法，特别国学热起来以后；还有一个就是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实践性的一种文化。我觉得这两种看法各有所长，但是不全面。简单来说，我觉得中国文化是一个多元整合的有机整体，从本质上理解中国文化就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中创造、积累起来的一套价值体系。从性质上讲，它是中华民族、中国社会长期发展不断积累的精神支撑和智力支持；从结构上讲，它是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思想文化等在内的一整套有机的系统；从内容上讲，它是以汉族为主，包括诸多少数民族在内的多元一体的，独特的民族文化。从思想因素发展的阶段来看，呈现的不同形态表现为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乃至清代的朴学和新学，等等；从学术流派来看，表现为儒家、道家、墨家、法家、佛家、阴阳家、纵横家、名家等诸多的流派；从载体来讲，它是包括经史子集在内的典籍，也包括风俗习惯、人们的生活方式。不能一讲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经史子集，它是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是不同时代民族精神的展现和彰显。我想这样才是一个比较清晰的，相对全面、合理的关于中国文化的解释，既包括传统也包括现代，既包括理论也包括实践，既包括典籍也包括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应该全面多元化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否则就流于偏颇。这个我在《学术研究》发表的《试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有具体论述，同学们有兴趣可以去看。
第二，我觉得中国道路的历史化支撑是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研究中国文化解决什么问题？在我看来，我们要解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国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历史性主题以及面向世界文明、拥抱世界文明、融入世界文明，而且逐渐地引领世界文明，在这个情况下、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来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觉得中国道路我们要坚持，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里面有一个重要历史文化支撑，就是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国有数千年的深厚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我们今天要坚持中国道路，我们要依托传统，创造新的财富靠什么？靠的是优秀的传统文化。
第三个我觉得我们今天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说白了就是我们要坚持文化的民族性，坚持一元化意识形态指导下的多元化价值观。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特色、中国表达、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等等，它的底蕴在哪儿？它的根基在哪儿？我觉得它的底蕴和根基就在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讲很多中国特色、中国表达、中国气派、中国精神，我觉得很深厚的根基就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比如我们2008年奥运会，它的开幕式，一看就表达了中国元素，不是美国的、英国的、德国的、日本的。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坚持并弘扬中国文化，在本质上就是坚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价值体系。
第四，我觉得我们今天对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应该有一个理性的态度，就是不要偏颇，不要简单化，不要要么全盘否定、要么全面继承，这都是片面的。我们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研究领域，在方法论上曾有过激烈的讨论和深刻的反思，早在1950年代北京大学就召开过轰动全国的中国哲学方法论讨论，出过两本书。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也有多次研讨，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了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中国文化的评价方法。有人认为，在中国古代，是尊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五四以后是激烈的反古，激烈地批判中国历史文化。尊古的时代五四就结束了，但是反古的时代也结束了。进入80年代以后是什么呢？是释古，确实做了很多工作，特别90年代国学热以后，大量的经史子集，没有选择的不加辨析的重复利用、反复利用。这要解决什么问题？电视屏幕里那些国学大师，我们从来没听说过，我们研究中国文化30多年从来没听说过，大谈国学。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怎么会有明晰的态度呢，这就是他们所谓的解释吗？我的看法是这样，进入90年代以后，特别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随着对民族文化的自我反思，文化自觉意识的增强，我们今天应该是用古的时代——尊古的时代结束了，反古的时代结束了，释古的时代也结束了。简单地罗列现象，简单地去翻译传播古籍那个时代结束了，今天应该用新时代的精神，用现代的科学理论方法和平衡心态研究中国文化，发掘中国优秀文化的现代价值，把它用于今天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建设，用于中国文化的创新，用于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拥抱世界，这样一个重要现实目标。我们要善用中国优秀文化，我们今天应该是用古的时代，这个古是代指中国传统文化的。简单地反古、简单地尊古都不好，当然简单地释古也有片面性，我觉得我们要用古，善用中国优秀文化，这样我们才能弄清楚中国文化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怎么办？那就超越了传统的经学方式。我觉得现在释古还是停留于传统的经学方式，我注“六经”，我们今天应该是我用“六经”，创造新经。就是要营造文化竞争意识，我们中国文化本身就有一个悠久的传统，“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这是《尚书》里面讲的，端正人品，善于利用条件，丰厚我们的人生，追求和谐，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面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是十分浩瀚的传统文化，我们怎么运用它，需要去辨析，很好的发掘，这是对待中国优秀文化的态度，我觉得我们得用，善用。
第五，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哪些主要内容？这个题目很大，我简单说一下。我们认为，什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曾经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对民族发展进步发挥过积极作用，在今天仍然具有生命力，经过赋予时代精神、创造性转化、批判性诠释，能够成为我们当下生活、当下价值体系重要内容的这样一个积极的方面，这就是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有这样一些内容可以看作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第一个是大家所熟悉的“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第二是“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第三是“天人合一”的协调精神，第四是“以民为本”的人文精神，第五是“贵和尚中”的和谐精神，接下来是“彰往察来”的历史精神，接下来还有“与人为善”的仁爱精神，还有真善美统一的理想，还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家国意识和民族情感，等等。这些思想、这些文化精神、价值理念，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在今天仍然为我们所认可。经过创造性诠释、批判性转化，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应该可以成为新的文化精神、文化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仅仅停留于传统是远远不够的，研究传统是为了走向未来，研究传统是为了更好的映照现实，所以我的第六个感受要谈一谈当代中国的优秀文化。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继承性，有很强的民族性，民族性已经超越了特定的历史阶段，不断的延伸、发展，在新的条件下会转化，创生出新的文化。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30周年，我想有这么一些很好的文化精神或者文化价值观。一个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自立精神。一个是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的超越精神，既自我反省自我批判我们历史传统中的不足方面，又自我反省自我批判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不足，并做自我超越。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说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就是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治国理政中的经验和教训两面的深刻反思，做的自我反省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还有美己美人或者叫自美美人的平和心态，我们肯定自己、肯定自我，肯定我们的国家民族和文化，肯定我们社会发展的成就，肯定我们民族的基本价值理念，也就是我们这些年讲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作为民族自身我们有自信，我们有充分的自信；另一方面我们不妄自尊大，不强加于别人，我们也承认并真诚学习别的国家的优秀文化，即便我们认为别国文化不优秀或者不怎么优秀但是我们不强迫别人接受我们国家的文化。我觉得这在今天这个社会，在全球化态势中显得非常重要。这也就是和而不同的现代含义。费孝通先生晚年曾经提出一个文化发展理念，各美其美，各自肯定自己，赞美自己美好的、有成就的方面；美人之美，肯定他人的长处和优点；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总之，我们要用平和心态肯定自己也肯定别人，这样才能共存共荣。另外我们还要有和而不同的发展精神。要发展自己，快速发展，持续发展，均衡发展，协调发展，长期发展，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复兴，同时我们对别的国家文化也予以尊重。我们的发展不是为了图霸，我们不称霸，我们是和平崛起。同样在国内，发展在不同省份，不同地区也是这样。也正是这样使得我们获得了良好的增长态势。还有在当代文化中不言而喻的，就是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30多年来我们持续高速稳定的发展跟我们充分发扬，弘扬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有密切的关系。没有改革创新时代精神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当然，不仅贯穿30多年，甚至贯穿新中国成立以后60多年中华民族、中国社会发展历程的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振兴中华的民族意识。我是全国恢复高考1978年读大学，当时胡耀邦同志担任总书记，提出了实现四化，振兴中华。就是要民族振兴、国家富强，这极大地激励和鼓舞了整整一代人，当年很多同学是来自边疆农村工矿爬煤洞子的，当时有一首歌叫《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里面有句歌词“同心干四化、风流人物多”，每当播放这首歌的时候，宿舍里都会应声唱起来。所以振兴中华这个思想意识非常深刻地影响着大家。我觉得这些都是当代中国的优秀文化。这样一个优秀文化，是衔接了传统优秀文化，是传统优秀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和时代进步。
我的第七个感受就是，我们中国道路的文化精神支撑是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国道路的文化精神支撑涉及很多方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深厚的家国意识和民族情怀，我们甚至可以说百年来中国社会不断地进步、不断发展，屡经坎坷，灾难深重，但最后我们走向复兴、走向繁荣富强，我觉得这同深厚的家国意识和民族情怀是有关系的。在一定意义上讲，它超越了阶级、党派、特定历史时期，这体现了深厚的民族意识，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更是把它发挥得淋漓尽致。另外一个就是振兴中华的宏伟大愿。深厚的家国意识和民族情怀和振兴中华的宏伟大愿，我认为是中华儿女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的最大公约数。不同政党，不同阶层可能对追求目标有所不同、内在动力有所不同，但这两条，我认为是大家共同接受且实际发挥了作用。我们中国道路文化建设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具有中国特色，建设文化强国的崇高理想。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文化强国，这是空前的。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从来没有这样提出过要建设文化强国，提出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工业化强国，没有提出过建设文化强国，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我觉得这是我们党执政能力提高的体现，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坚持中国道路就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还有一个我们今天中国道路文化建设就是我们正在培育践行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几个方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个人层面，这样一些理念我觉得是吸收了优秀的传统文化，立足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实际，同时也吸纳并转化了西方的优秀文化。比如说民主性，五四以来，我们要民主，要独立。我想这都是我们中国道路重要的文化建设支撑。
最后一点，我们今天探讨中国道路，中国文化，其中有一个很重要方面就是我们怎么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今天我们探讨中国优秀文化，探讨中国道路，中国精神，我们要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让中国走向世界。这其中很重要的途径是文化，通过文化的方式让世界了解中国，接受中国。当然经济方式以及其他方式都是必要的，我觉得能起很大作用的，能持续发挥影响力的当然是文化方式。我们不是搞文化输出，而是要融入世界，我们让世界了解中国，我们让世界走进中国的同时让中国走向世界。我个人认为21世纪从整体上讲是中国文化走向复兴的世纪，中国不断强盛，不断发展，中国梦逐渐实现，加速实现的过程，但不是中国称霸世界的世纪，21世纪也不是中国文化的世纪，有学者说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我当时表示过不同看法，我觉得学术谈论没有禁区，没有忌讳，没有权威，是平等的。我认为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从鼓励国人的信心，在增强文化自信、民族自信的角度来讲有它的合理性。但如果说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别的文化都不行，唯我独尊，我觉得不符合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中国文化强调中庸内敛，谦虚谨慎，韬光养晦，不是要虎视眈眈，气势汹汹，张牙舞爪。而且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我们逐步走向世界，世界也在了解我们接受我们，但不是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我们想怎么就怎么，一会儿说中国不高兴，一会儿说中国可以说不，这一类博取眼球简单炒作的喧嚣，不是学术的理性的态度。21世纪中华文化走向复兴，但是21世纪不是简单地说是中国文化的世纪，我们要看到自己的弱点和不足，我们在世界上还是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包括国民素质离我们的崇高理想，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还有很大距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都要有清醒认识，不要妄自尊大，不要图嘴上一时痛快。刚才丰老师谈到中西马互动，这里做个简单回应。中西马互动对话是个现实问题，很早就有人关注，在北京大学工作的张申府先生，他是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张国焘、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张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曾经写文章提出，未来中国的新文化是三合一的，孔子的仁，他认为这是中国好的文化，但他认为中国文化重综合而缺分析，所以需要学习西方的长处，例如罗素的分析哲学，但即使这样也还不够，还需要加上列宁的辩证法，这三合一就是未来中国的新文化。用我们今天的学术语言，就是中西马的关系。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还没得到解决。在今天来讲，我们在指导思想上，不能搞多元化。当然有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可怀疑，毫不动摇。但在这样一个指导思想下，从学术层面讨论中西马的互动应该是个长期的过程。我们中国道路一个重要历史支撑是中国文化，但这中间不是仅有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就足够了，还要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没有这几种良性互动，包括未来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有机整合，我们的发展就不会很顺。谢谢大家。
主持人：李老师非常全面地讲了一下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大家知道去年习近平总书记讲了这么一句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必须要走，一定要走，而且只能这样走，为什么呢？他讲了三点，第一个是独特的中国国情，第二个是独特的中国历史地位，第三个是独特的中国文化传统。这三个独特是我们今天之所以走这条道路、必须走这条道路的原因。刚才李老师从独特的中国文化为什么使我们能够走上复兴道路做了很好的表达和阐释，他从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怎样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类，21世纪中国优秀文化的发展，讲的非常全面。要想全面认识中国文化，还需要从中西马三个方面来进行。但这里还留下一个问题，这就是刚才李老师讲的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这是话语权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讲：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现在看来我们在这个方面还需要走很多的路，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大家知道我们在国际话语权上还是非常弱的，要改善这个话语权需要从多方面加以努力，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再次感谢李老师。
下面我们有请傅有德教授为我们做演讲，大家欢迎。
傅有德：尊敬的主持人杨教授，在座的各位教授、老师、同学，上午好，非常高兴参加这次北京大学举办的未名论坛。刚才听了两位教授的发言，学了很多东西，因为对话也包括我们之间的交流，我能不能先就两位老师的演讲提出一个问题，然后再讲。刚才我认真听了两位老师的演讲，也有所考虑，所以向两位老师提一个问题，然后讲我个人的一些想法。李宗桂老师谈到中国传统文化，他归结成九个方面，不光谈到传统，还谈到现代，就传统文化归结九个方面优秀的内容，我非常赞同，但是您在做那样一个判断的时候，把这些优秀文化挑选出来作为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时候您背后有什么支撑或者判断标准是什么？一会儿我们做一个讨论。丰子义老师讲很多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现状，尤其我受启发最大的是丰老师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对话也应该围绕问题展开，我向丰老师提两个小问题，一个是我们当时学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批判一种理论——大家谈到思想文化起源的时候讲到地理环境决定论，讲到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这种理论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的，我们应该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但是我这些年考虑一般文化问题，思想、宗教、哲学的起源问题，感觉地理环境在思想文化文明产生过程当中或者我们往前追溯会发现它起的作用很大，能不能谈一下地理环境在文明当中的作用，如果坚持地理环境决定作用的话在多大程度上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的观点，这是一个小问题。还有一个小问题谈到我们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时候以及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阶级斗争理论，包括早期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思想，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和我研究的东西有一点联系，就是马克思对未来社会描述，或者人的全面发展，全面解放，这样一个思想，这样一个未来的描述在马克思主义系统当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我先提出这两个问题，向两位老师请教。今天我来参加这个论坛考虑了一个题目——雅典与耶路撒冷西方文化的流源及其生命力，这其实和刚才李老师谈的看法有一点关系。前些年有一个著名学者包括一些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都认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李宗桂老师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但这表明一个问题，人们感觉西方文化没落了，中国文化应该取而代之。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西方有一个历史思想家斯宾格勒写了一本《西方的没落》，他站在反西方中心论的立场上来勾画整个人类文明、各种文明发展，提出了西方文明走向没落的大趋势，这跟我们前些年说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事实好像并没有完全走向没落，而且西方现在也有哲学家、思想家有相反看法，前两年英国一个著名学者唐·库比特写了一本书叫《西方意义》，在这书中他有这样的说法，他说关于西方不论多少人公开宣称痛恨它，它的文化优势依然没有受到任何有效的挑战，甚至最为仇恨西方的那些人也没有其他选择，只能从它那里借用手段并通过这些手段与西方抗衡。他是说西方文化并没有没落而且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他文化对它不高兴，但还要学习西方文化，还要利用西方文化与之相抗衡。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到底我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西方文化是否还有生命力，如果有生命力，它的生命力根源何在？
在谈西方文化是否还有生命力或者生命力何在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对西方文化做一个大致梳理，从历史的发展和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格局对西方文化做一个总体性把握。所谓西方文化，实际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源头，即所谓的“两希文明”，一个是希腊哲学，一个是希伯来宗教。刚才我谈到地理环境对于文化的决定性作用，实际上我前些年去伊斯坦布尔开世界哲学大会之后，专门到希腊哲学的发祥地看过，带着一个问题：为什么在那样一个环境之下产生了希腊哲学？大家知道，那个地方位于爱琴海的东侧，常年干旱少雨，农业不是很发达。但那个地方同时靠海，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海边有很多很多小的岛屿，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不需要拥有非常发达的先进技术，比如造很大的船只，就可以在各个岛屿之间穿梭。在这样一个地理环境之下使得小亚细亚的哲人们把目光投向了对自然（包括对海洋）、对商业的认识，由此发展出一种海洋文明，或者说以商业贸易为重心的希腊哲学。我们当时学西方哲学的时候读一些希腊哲学的残篇，我记得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写的题目都是“论自然”，说明他们开始面向自然并试图发现自然背后的原因或规律。赫拉克利特说过“如果能找到一个事物原因的解释，比作波斯人的国王还好”。后来希腊哲学的重心逐渐从爱琴海东侧转移到雅典，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大思想家，但是他们还是遵循同样的思维模式，即面向自然，同时又要超越自然的现象以发现现象背后的实在，比如逻格斯、共相、理念等，由这样一种思维的进入来发展自己的哲学。于是就产生了苏格拉底通过追问、诘难的辩证法来给事物下定义；于是产生了柏拉图通过对概念的界定、概念之间的推断以及丰富的比喻来建构丰富的、完备的哲学体系。柏拉图的哲学包括理念论、知识论、政治、道德的哲学以及宇宙发生论等非常完备的体系，这一体系产生之后被公认为哲学的范式确立起来，发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以至20世纪的哲学家怀特海说过这样的话：“整个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史，无非都是柏拉图哲学的注脚”。后来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的衣钵，提出“实体论”，继续从思维的进入来探讨事物背后的实在，当然知识论、伦理学也都包括在他的体系当中。此外，我觉得亚里士多德非常重要的贡献是他的逻辑学。以前虽然柏拉图、苏格拉底都在运用逻辑学，但是都没有把逻辑作为一个学问提出来，而亚里士多德提出了系统的作为思维工具的逻辑学，这样传统逻辑和基本定义方法、推理规则就确定下来，这对人类思维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当然，亚里士多德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他涉及了几乎所有哲学领域，包括天文学、地理学、动物学、植物学，等等，所以亚里士多德可以说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哲学家、思想家、伦理学家或者自然学家。希腊哲学经历了这样一种思维的进入的哲学体系的发展，它作为西方哲学的重要源头，被称为“理性主义”的哲学，或者“唯智主义”的哲学。这个哲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预设了人的理性存在，而且不加任何证明地认为人的理性能够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背后的规律、理念、一般性的原则，拿着这些原则和理念来指导我们的生活，能使人过上好的生活。英文中有两个词，“being”和“wellbeing”。我们每个人作为一个human “being”存在着，不仅如此，我们还要“wellbeing”，就是要活得好，要过上一种幸福的生活。靠什么过上幸福的生活呢？在希腊人那里，就是要靠我们的理性，靠我们理性的知识，靠我们理性地去认知获得真理，然后运用到生活，这样我们就能够过上幸福生活。这样，理性、认知的取向在希腊哲学那里确定起来，而且影响了整个后来西方哲学，这是一个源头。
另一个源头是希伯来的传统，即希伯来的宗教，这与产生希伯来宗教的地理环境有关系，大家知道希伯来的宗教也就是早期的犹太教，产生于西奈半岛，根据《圣经》上讲，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逃出埃及，逃脱埃及法老的统治，在西奈半岛驻扎长达40年时间。西奈半岛是现代埃及的一部分。从埃及逃出来的以色列人，仅青少年就有60多万，再加上妇女儿童，共有100多万人，在荒山野岭，缺少水源，缺少农产品，没有现成的很好的可以耕种的条件，在那种情况下辗转40年。这样一种情况，毫无疑问就产生了对自然界既依赖又恐惧的感觉，这种感觉经过超验的投射会产生对上帝的信仰，于是就产生了所谓的“摩西律法”。“摩西律法”按照《圣经》的解释是，摩西在山顶接受了上帝的启示，这个启示被他写下来成为犹太教律法，而律法的核心是“摩西十诫”。早期的犹太教律法体系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一个是对上帝的信仰，一个是上帝启示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再一个与此相联系的是以色列人的概念——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也就是说，有一个超越的上帝信仰，然后又有一个超越的上帝给古代的以色列人律法，给他们以法律，然后以色列人作为一个特殊的子民被上帝挑选出来履行这样的律法。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对于虔诚的犹太教信徒来讲，他们所做的是接受上帝的信仰，然后在生活中履行上帝的律法，因为律法来源于上帝是神圣的，上帝本身是至高无上的、超越的、神圣的存在，律法来源于上帝也是神圣的律法，犹太人是被挑选出来的神圣的民族，这样，“神圣性”就贯穿在犹太文化当中。所以和刚才提到的希腊哲学的理性取向、认知真理、恢复理智的生活不同的是，在希伯来宗教这里，在古代的以色列人这里，信仰上帝，遵循律法，因行律法而过一种神圣的生活，这就构成了希伯来宗教的一个基本取向。
犹太教的发展一开始是从西奈半岛产生，大约在公元前1000多年开始建立王国。这样重心就从原来的西奈半岛转移到了耶路撒冷，就像希腊哲学先是在爱琴海东岸的小亚细亚，后来转移到雅典一样。正因为如此，现在一些西方哲学家就用雅典来代表希腊文明，就用耶路撒冷来代表希伯来宗教，希伯来宗教后来发展衍生出了基督教。基督教创始人是耶稣，耶稣提出上帝的国就要来了，对传统有很多反叛。后来经过保罗的发展，使得犹太教超出了自己民族的范围。保罗打破犹太教的民族性，开始向外邦人传教，使得犹太教变成具有普世意义的基督教。基督教以后的发展经过教父、哲学家的努力，把希腊哲学中理性的因素和希伯来传统当中信仰的因素融合在一起，构成了非常系统的基督教神学，如创世说、原罪说、道成肉身说、三位一体说。这样就把理性主义的希腊哲学和信仰主义的希伯来宗教传统结合在一起。到中世纪，基督教一统天下，主要是信仰起决定性作用，正如我们通常所说，在经院哲学当中哲学是神学的婢女。其实基督教内部从来都是信仰优先，理性只能起到一个辅助作用。再往后，西方近现代经历了理性主义哲学的发展，当然包含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张扬。如果说中世纪基督教占绝对主导地位，那么后来，近代西方哲学和文化发展中理性则日益起重要作用，尤其是启蒙运动的价值越来越被西方人接受，基督教和犹太教传统就会有一些式微。但是这两者之间并没有说一方吃掉另一方，理性主义尽管发扬光大，被很多人接受，而且理性主义哲学的发展衍生出了现代科学技术，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包括其民主法治的制度等，但是宗教一直是西方文化当中重要的一部分。也就说历史发展到近现代，西方文化实际有两个主要方面构成，一个是理性主义哲学和理性主义哲学发展出来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理性的民族制度，再一个方面是犹太基督教信仰传统，这两者并驾齐驱，有时候有一方面会占据主导方面，另一方面占据次要地位，但是两者是同时并存的。这一点可能有些人不一定注意到，因为我们大学时学西方哲学主要是学西方哲学史，学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哲学，学黑格尔哲学，以及之后的尼采，不太关注基督教和更早的犹太教的源头和现代犹太教和基督教在西方发生的影响。
关于希伯来宗教传统和希腊传统两者之间的关系，我将在这里做几点总结。以此对西方文化传统做一个由表及里的粗略透视。第一，我们看到西方的近现代文化是一个整体。它源于希腊哲学和希伯来宗教这两个传统。这两个传统作为两个部分，或者说两条河流，构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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