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凤臣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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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探新：徐凤臣文集(辽宁社会科学院学者文库)试读：
作者简介
徐凤臣，满族，1940年2月生，辽宁省葫芦岛市兴城药王庙满族自治乡小徐屯人。中共党员。1965年毕业于辽宁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先后在中共辽宁省委政治研究室、辽宁人民出版社和辽宁社会科学院从事经济理论工作。在辽宁社会科学院又先后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城市经济研究所和科研部工作。1993年晋升为经济学研究员；1996年又成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2000年退休后，在沈阳市房地产研究所工作到2012年年底。他曾任辽宁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研究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科研部主任兼辽宁社会科学志办公室主任。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工业经济研究会会员、辽宁省企业管理协会和企业家协会理事、辽宁省经济信息理论研究会副主任、辽宁省消防科学理论研究会副主任、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高级职称评委会和辽宁省经济系列高级职称评委会委员、辽宁省房地产协会常务理事等。在三十多年的科研工作中，出版的个人专著和任主编并主要作者的著作有《工业经济责任制》《承包制评介与探索》《怎样搞活企业》《厂长负责制问答》《私营企业管理探索》《经济信息工作知识》《企业信息工作理论与方法》《城市经济安全管理》《消防经济学》《社科科研经济学》《社科科研选题学》《沈阳房地产三十年》《中国消防辞典》《中国房地产辞典》等多部，以及大型专题研究报告二十多部，发表学术论文三百多篇。近年来，潜心研究沈阳古今地方文化问题。业绩收录于《中国当代知名学者辞典》和《中华徐氏名人辞典》等书。
总序
时值壬辰，辽宁社会科学院走过了波澜壮阔的五十年征程。经过精心策划和编排，“辽宁社会科学院学者文库”终呈其面，令人欣喜，从中不难窥见中国学术传统的映像和传承，感知社会科学工作者栉风沐雨、砥砺研磨的艰辛劳苦，雄立潮头、凯歌行进的激情与欢乐。
社会科学研究事业于人类的生存发展意义重大。自有人类社会起，就开始了各种方式的对社会规律的探索，以叩问社会之道，寻求社会的良性发展。这些探索已成为人类探索自身的一部分。社会是人的活动域，有关这一场域的属性、构造、关系、机能等的规律性的研讨构成了社会科学的内容。康德生动、精准而有趣地表述了自然、人、社会的关联：“大自然迫使人类去加以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建立起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人类结成社会以解决来自大自然的威胁，或者说人类以社会的方式告别了自己的自然之属。从那一刻起，社会就作为人的结构的一部分而存在，它和人的关系是那样的密切，以至于建设社会就是建设人自身，研究社会就是研究人自己，在对社会的研究中寄托着人类的希望。一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社会关联着人类的未来，在马克思的理想中，“人的社会”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理想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社会“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人类未来的期许成就了社会科学研究充类至尽的学术积淀，成就了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光昌流丽、兴旺发达。
社会科学研究事业有着不可忽视的学理传统，即要着眼于基础理论的研究。人类社会代有其变，但有着基本的规律贯穿其间，对这些基本规律的研究延续在数千年来对人类社会的体认之中，其成果构成了社会科学理论的深厚传统，凝聚为人类文明的珍贵积淀，影响着各个时代、各种体制下的社会建设。“天有显道，厥类惟彰。”（《尚书·泰誓》）分门别类，彰显根本，对社会之道的追问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职责；对人类文明成果的积淀与守护，探索人类社会的运行法则和进步理念，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社会科学研究事业是与时俱进的，这是它的时代性，它由此建立起有差异的合法性、权威性，建立起与所处时代的血脉关联，并以此回应时代之问。时代精神赋予了哲学社会科学分析现实的视角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它必须与时代一同发展，葆有向新而在的敏锐性、先锋性，敏锐地在学理传统中整合进时代的质素，以此推进社会的积极发展。对于当下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而言，要处理好八种关系，即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求真与务实的关系、动机与效果的关系、调查与研究的关系、科研与科普的关系、有为与有位的关系、治学与修身的关系，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做好本职工作，积极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
社会科学研究又是一项脚踏实地的事业，它的理论不是面向空中筑楼阁，而是朝向坚实大地的实践结晶，呈具象于大地上繁衍生息的各个人类共同体之中，与具体的生活、建设、发展相联结。它的应用性体现在作为社会管理、政策制定的智库，为具体的社会发展服务。由此，社会科学研究要继续“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光荣传统。事实上，倡导调查研究是现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固有的学术传统，早在20世纪初，中国大地上开展的一系列社会调查孕育了现代形态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事业，其卓越的成果不仅构架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基架，而且为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提供了学理上的合法性依据。当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也必须在调查研究中切实致力于发现、认识并解决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把自己打造成党和政府的智囊团。这是它安身立命的价值所在，任何一种脱离了社会现实和应用的社会科学都是没有作为、没有生命力的。
辽宁社会科学院起步于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1962年，其前身是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迅速发展于改革开放之后，进而蔚为大观。五十春秋，筚路蓝缕，薪火传承，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奉献了弥足珍贵的学术成果，并作为辽宁省委、省政府的智囊团，为推动辽宁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并在此过程中，造就了一支学有专攻、术有所长的学者队伍，涌现出一批学术精英人才。以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的“十一五”时期为例。辽宁社会科学院共完成学术成果3500项，出版著作104部，发表论文、研究报告3266篇，有236项成果获胡锦涛、李长春、刘云山等国家领导人及省部级领导批示，总字数达5056万字。诸多成果不仅显示了特有的学术价值，而且被转化为新政策、新举措付诸实施，带来可观的社会经济效益。有关专家成为辽宁省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经济、金融学、社会学、民俗学、中国语言文学、东北边疆史地史、明清史、东北近现代史、区域经济学的学术带头人。
展望未来，刚刚踏入“十二五”时期的辽宁社会科学院，志在通过五年的努力，建成体制完善、机制灵活、人才聚集、学科布局合理、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在国内位居上游水平、在辽宁省内具有权威地位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研究机构，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研究和传播中心、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战略咨询服务中心、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和信息交流中心、地方党委与政府名副其实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辽宁社会科学院因时而生，为民而谋；孜孜以求，唯兴国以为宏志。共襄五秩盛典，无不鼓舞欢欣，豪情满怀。往事可追，前程在望。感慨系之，谨以为序。
自序
我对于出版文采并进入我院学者文库，深感荣幸。衷心感谢党和人民对我的培养和支持，感谢同仁和朋友们的理解和帮助。
1965年，我由辽宁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共辽宁省委政治研究室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工作。当时，我高兴得心花怒放，因为研究经济科学是我大学时代所立下的大志。可是，没想到从1966年开始了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不仅科研工作中断，而且先后被下放到辽宁省“五七干校”和昭乌达盟翁牛特旗劳动改造5年有余。1973年回沈阳在辽宁人民出版社从事经济学编辑工作。1980年到辽宁社会科学院，先后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城市经济研究所和科研部工作，直到2000年3月退休。之后，又到沈阳市房地产研究所工作到2012年年底。这三十多年正是我国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实现小康社会建设目标的伟大变革时代，是开科研之花、结科研之果的大好时机。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时代的要求，我全心全意地重新投入了经济科学与实际问题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成就。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我根据院领导和院学术委员会的要求标准，收集选编这部文集时，深深感到这些代表性成果的思想内容及其发展变化的脉络，十分清晰地反映出改革开放对我的学术思想演变影响之深刻。其中，关于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这个根本问题，从上到下先后有计划经济、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等不同阶段的不同提法。这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发展的过程，我的基本理论观点既没有也不可能有太大的超越和立新。我的这些成果恰恰是在中央上述思想指导下取得的。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体现在我的论文和著作中。这部论文集中选编的52篇论文（从1980年至2013年），多数被社会有关部门采用，获优秀成果奖20多项，是我先后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城市经济研究所、科研部以及退休后到沈阳市房地产研究所工作所取得的社会效益较好的代表性成果，是我科研实践历史过程的概貌和见证。为便于读者审读，以成果发表的时间先后为序，共分为8篇，简介如下。
第一篇宏观经济研究，共选择5篇文章。1980年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应是不完全的计划经济并与竞争长期并存、现阶段国有企业具有集体所有制性质、社会主义公有制商品经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等观点。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并行。要正确处理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十二大关系”，要防止经济过热和结构与比例失调，在提高质量的前提下争取较快发展。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建设将产生重大而深远影响等。宏观经济研究实质是对经济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是进行各方面应用理论研究的基础，因而深得其益，社会效果也较好。其中，参编的《基本国情基本路线教育读本》一书，在1990年由沈阳出版社出版后，被新疆人民出版社译成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两种文字出版，全国共发行34万多册，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第二篇企业领导体制改革研究和第三篇工业经济责任制研究，共收集了9篇论文。这两篇是以基础理论研究为基础的应用研究成果，主要内容是以搞活企业为中心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新问题和新理论研究。与之相关的是我主编并为主要作者的《工业经济责任制》（两次印刷）、《怎样搞活企业》、《承包制评介与探索》和个人专著《厂长负责制问答》四部书，我也曾应政府主管部门要求，在沈阳、抚顺、鞍山做过几次大型专题报告。这四部书均获辽宁省级优秀著作一等奖，共印发5万多册。由于文集篇幅所限，由我主编和多人合著的《私营企业管理探索》及相关论文没有收入本文集。
第四篇信息经济学研究，仅选择4篇论文，其思想内容和学术观点，均写进了《经济信息工作知识》和《企业信息工作理论与方法》两部合著中，直接发到企事业单位共1万多册。信息经济学是来自国外的新学科。我研究的特点是所获成果要经过到企业调查研究，并结合企业信息工作的实际需要得出。为便于广大企事业单位学习使用，根据主管部门的要求，用通俗的语言和论述方法写成出版，并曾在无锡举办的全国信息工作培训班和新疆石化总公司做过两次讲授。
第五篇科研经济学与科研选题学研究，选择7篇文章，是我在科研部近9年的工作期间开创两门新学科成果的一部分。当时，国内外仅有“自然科学科学学”成果，而“社会科学科学学”却不见经卷。国内只有社会科学管理概论等成果。根据我从事科研管理和科研工作的切身体会，经过调查研究，在院领导和同仁们的支持下，经合作出版了《社科科研经济学》和个人专著《社科科研选题学》，共印发2000册，主要在全国各社会科学研究院所及主管部门发行。虽然远没有经济责任制方面的成果发行面广、影响大，但从学科建设来讲，创立了社会科学科学学中的两门新学科。有的单位将其作为科研人员培训教材，使我倍感欣慰。遗憾的是原准备撰写的《社科成果转化学》没能完成，本文集只收集其中的1篇论文。
第六篇消防经济学研究，收集了7篇文章。这是在《城市经济安全管理》中的“城市用火安全管理”研究的基础上的新成果。在辽宁省消防局的指导和资助下，经过8年时间的调查研究，于1995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个人专著——全国首部《消防经济学》，全国发行1万册。出版前后，部分内容曾在沈阳和大连做过几次专题报告。尤其是出版后不久，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辽宁省消防总队政治部，于同年10月15日发出73号文，向各市消防支队、教导队推荐此书，要求“广大干部认真学习阅读”。随后，公安部消防局于12月14日发出了《关于推荐订购〈消防经济学〉的函》，即公消〔1995〕346号文，下发到武警学院，天津、南京、昆明、西安消防指挥学校，中国消防杂志社，人民消防报社。经济学和消防界专家学者共同认为此书是填补了国内外经济学和消防学空白的新学科。今天，当我收集整理文集书稿时，对公安部和辽宁省消防局领导、对亲自领我去5市36家企业进行调查研究的程世玉教授等的感激之情涌上心头，千言万语感谢不尽。
第七篇火文化研究，收集了9篇文章。这是继《消防经济学》和《中国消防辞典》（由我提出设计参编并任副主编之一）出版后结合经济学、消防学与文化学开创的新领域。《辽宁消防》杂志为此开设专栏发表27篇系列论文。有幸的是这些研究火文化的论文发表后，被消防学教授讲课时参考使用；而遗憾的是，因当时科研项目多，又加上退休前后已经无力持续研究，造成半途而废。原计划发表37篇系列论文后，准备撰写一部《世界火文化》专著的设想没能实现。
第八篇房地产经济研究，收集了11篇论文。房地产学是传入我国的新学科。我对其研究起步于1992年，1994年出席于北京召开的“第六届国际住宅问题研讨会”，做了《遵循市场供求规律 推进住房商品化》的大会发言，后被评为优秀论文编入《21世纪城市与住宅发展——第六届国际住宅问题研讨会论文精选》一书。其余10篇为2000年退休后到沈阳市房地产研究所工作期间的部分成果。我在沈阳市房地产研究所工作期间，在担任《沈阳房地产》杂志常务副主编的同时，任主编、副主编和主要作者的图书出版了7部，发表论文一百多篇，收录的这11篇具有一定代表性。
总之，三十多年来，我主要是紧紧围绕城市经济体制和企业改革进行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科研与宣传相结合的工作，同时根据实际需要，创建了消防经济学、科研经济学、科研选题学等新学科，开辟了城市经济安全管理和火文化研究新领域。科研工作的本质要求是要研究新情况，提出新观点和新理论，解决新问题。据此，我努力研究新问题，将撰写论文与著书立说结合起来，将个人研究与合作结合起来，着重创新和新学科建设，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而努力。因此，本文集的书题为《经济学探新》，比较符合实际，同时也表示我有生之年仍然在探新上继续做文章。不断学习、注重调研、搞好选题、立足创新、提高质量、面向社会、讲求实效、知难而进、苦中求乐，这是我的科研之路和行为准则。
最后，我还是要向三十多年来我院各届领导和同事，向省、市相关部门的领导及许多朋友对我的指导和帮助，向我院学者文库编委会及为我认真审稿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的王丹研究员、为本书进行大量的编辑精加工的责任编辑丁凡表示衷心感谢！徐凤臣2014年8月于沈阳科学家花园第一篇宏观经济研究[1]关于社会主义竞争的几个理论问题
社会主义竞争问题，在我国越来越引人注目。随着讨论的深入，这个问题对于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推进社会主义的经济繁荣，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仅就部分有争议的和尚未进行讨论的几个理论问题谈谈粗浅看法。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竞争理论中不包括社会主义竞争
近两年来，在我国理论界对社会主义竞争问题的讨论中，承认或否认社会主义竞争的同志，都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引文为证。这种论证方式，似乎言之有据，实则是有其片面性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竞争理论是由小商品经济的竞争理论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自由竞争理论两部分构成的，根本不包括社会主义公有制商品经济的竞争理论，但是又不能由此而否认社会主义竞争的现实。要回答社会主义竞争问题，只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研究社会主义竞争的实际情况，才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答案。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竞争理论中根本不包括社会主义竞争呢？因为，第一，他们认为竞争是私有制的产物，只要消灭了私有制，建立了公有制，竞争就会立刻消亡。恩格斯说：“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2]一切终归都会归结为竞争。”马克思指出过：“如果改变现代经济关系赖以存在的基础，消灭现代的生产方式，那就不仅会消灭竞争、垄断以及它们的对抗，而且还会消灭它们的统一，它们的综合，亦即消[3]灭使竞争的垄断达到真正平衡的运力。”第二，他们认为，只有在人们之间经济利益根本对立的条件下，才存在竞争，否则竞争将不复存在。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和人的利益并不[4]是彼此对立的，而是一致的，因而竞争就消灭了。”第三，他们还认为，只有存在商品经济才存在竞争。马克思说：“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5]权威。”在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中，已经不存在商品生产了，因而竞争将被竞赛所代替。列宁和斯大林亲身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认为社会主义时期不能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又认为它是在计划经济控制之下的。斯大林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价值规律对此起调节作用，而生产资料已不是商品，所以竞争已被计划经济规律所代替。综上，经典作家的全部竞争理论都是私有制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竞争理论，并不包括社会主义公有制商品经济的竞争在内，他们的关于竞争的一切论述中，也绝不会包含社会主义竞争的观点。我们必须完整、准确、全面地理解经典作家的竞争理论。
但是，当前有些文章或演讲，却常常引用经典作家的个别论述，直接作为社会主义竞争存在的理论根据，这是不符合经典著述的原意和理论结合实际的原则的。例如，有的同志说，马克思讲的“在大多数生产劳动中，单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从[6]而提高每个人的个人工作效率”就是指“同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7]经济无关的竞争”，从而证明社会主义也存在竞争。这段话是马克思在揭示简单协作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关系时讲的，因此，它不是与资本主义经济无关，而恰恰是剖析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的。这里不是讲竞争问题，而是讲协作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加剩余价值。“竞争心”与竞争规律不是同一概念，不能混为一谈。而且马克思预言社会主义不存在竞争了，怎能理解他在这里又讲超越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之外的“竞争”存在于社会主义之中呢？显然，这条论据是不能成立的。还有的同志根据列宁讲的“自[8]由竞争是资本主义和一般商品生产的基本特性”这句话，推论说：“既然商品竞争规律是商品经济共有的规律性，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那么竞争规律当然也会在社会主义商品流[9]通过程中客观地发生作用。”这样，好像列宁讲的“一般商品生产”也包括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在内，因而列宁也承认社会主义存在“自由竞争”似的。实际上，这是列宁在1917年4月讲的，当时正是十月革命的准备阶段，社会主义并没有成为现实，而且从十月革命胜利后一直到1920年，列宁始终为消灭商品和货币而努力，虽然后来他承认社会主义仍然要保留商品生产，但也没有讲过社会主义还存在自由竞争。既然列宁讲的“一般商品生产”不包括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也就不能由此推断出社会主义竞争，否则就会违背列宁的原意，造成理论上的混乱。
虽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竞争理论中不包括社会主义竞争，但是由于竞争的产生和存在的某些条件，它在社会主义时期还是以不同的性质、程度和形式存在着，这样就可以运用关于私有制商品经济竞争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研究社会主义竞争的现实问题。经典作家所阐述的竞争与社会分工、社会生产力水平、所有制性质、独立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成反比例规律及其与垄断的关系等观点，仍然是我们研究社会主义竞争问题的指导思想。但不能简单搬用，只根据一两个观点就作结论。
前面讲过，直接用经典作家的论述作为社会主义竞争存在的理论依据是不恰当的，同样，直接用他们的部分论述否认社会主义竞争的存在，也是不正确的。有的同志把竞争仅仅看成是私有制商品经济和人们之间经济利益根本对立的产物，而不去探讨社会主义竞争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社会分工、生产力水平等经济条件之间的关系，因此认为“竞争是历史范畴，只有在私有制商品经济条件下才存在竞争这[10]个范畴，如果说社会主义也存在竞争，就否认了它的历史性”。实际上，我们承认社会主义存在竞争，丝毫不意味着否认了竞争这个范畴的历史性，正如我们承认了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生产，并不等于否认商品生产是历史范畴一样。有的同志为了说明竞争与公有制是水火不相容的，在引用恩格斯于《反杜林论》中说的“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11]社会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这段话时，把其中“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这个十分重要的前提一笔勾销了。实际上，即使采用这种很不严肃的做法，也无法达到否认社会主义竞争存在的目的。社会主义竞争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经济学家必须说明竞争，而不能视而不见或避而不谈。
总之，社会主义竞争是商品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阶段的新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竞争理论发展到今天，已经由私有制商品经济的竞争（包括小商品经济的竞争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自由竞争）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商品经济竞争两大部分构成了完整、科学的社会主义竞争理论，现在的探讨仅仅是开始。二 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特征是社会主义竞争存在的根本原因
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商品生产，所以也就存在着竞争，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社会主义竞争与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特征有无关系呢？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新问题。前面讲过，否认社会主义竞争的往往只强调竞争是私有制的产物，承认社会主义竞争的又往往只强调竞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似乎竞争与公有制无关或者关系不大。我认为，离开一定的所有制关系的竞争是不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特征是社会主义竞争得以存在的根本原因，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只是它存在的直接原因。
首先，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条规律，二者之间不存在谁决定谁的问题，归根结底它们都是由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和与其相适应的一定的所有制形式、社会分工、商品经济等条件决定的。所谓价值规律，就是商品的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规律。所谓竞争规律，正如恩格斯曾明确指出的，就是“供和求始终[12]力图相适应，但是正因为如此，就从来不会相适应”。毛泽东同志讲过，在社会主义时期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也将长期存在下去。因此，可以说一切竞争规律都是供求规律。价值规律是通过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实现的，而这种波动又是由竞争的波动即供求关系的变化引起的。当某种商品供过于求时，其价格就下降直至下降到实际价值以下；当供不应求时，其价格就上升直至上升到价值以上。可见，除商品价值量外，竞争也是决定价格的一个因素。但价值规律只是对供求关系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而不起决定的作用，因为影响供求关系变化的还有供和求两方面各自内部的诸因素，比如自然条件、生产条件及社会条件等等。反过来，供求关系无论怎样变化，也都不会使社会总价值量发生增减，只是引起市场价格升降，影响社会价格的形成和利润的分配。所以，竞争规律也不能决定价值规律。我们说竞争是商品经济的客观规律，也不是说竞争规律是由价值规律决定的，决定竞争规律的重要经济条件说到底是由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
马克思指出：“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13]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所谓竞争，就是不同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相互争夺经济利益的斗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不同，决定了商品生产的性质不同，从而决定了竞争的性质也不相同。在小私有制商品经济条件下，竞争反映着小商品生产者之间交换劳动的平等关系。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商品经济的条件下，竞争反映着资本主义的雇佣剥削关系。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商品经济条件下，竞争反映着社会主义企业及劳动人民之间的平等互利关系。那么，为什么无论是私有制商品经济还是公有制商品经济，无论前提是根本利益对立还是根本利益一致，都存在着经济竞争呢？这是因为人们之间都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差别或矛盾。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差别是共性，是一切竞争存在的根本原因，而其利益的根本对立或根本一致，则是由所有制性质不同所决定的个性，是区别竞争性质的标志，不是竞争存在与否的条件。如果死板地运用马克思关于在私有制经济利益根本对立条件下才存在竞争的观点，而不去理解这种对立中经济利益的差别，那就势必对社会主义竞争持否定态度，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教条走上脱离实际的道路。
社会主义公有制具有与共产主义公有制明显不同的特点，即不同程度的劳动者集体所有制的性质。这是因为，目前的社会主义国家一般都是生产力不够发达的国家，通过暴力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从我国来看，现在还存在着几个不同时代的生产力，手工劳动还占相当大的比重，生产社会化程度还很不高。过去一讲社会主义就说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的，往往忽视我国现有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并没有达到全部社会化大生产的高度，这就必然出现不具备客观条件的“穷过渡”及“穷过渡”后的“穷坚持”，跟着“四人帮”走犯“左”的错误。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所限，就必须结成许许多多的规模不大的集体独立进行生产；又由于科学技术水平不高，国家或经济领导部门还根本不可能把整个社会的生产和消费无所不包地统管起来，必须采取许多层次，分级管理，企业独立经营。这样，客观上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如下一些情况：第一，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生产资料归以国家为代表的全民所有，但全民所有制企业中的职工又是国家的主人，对本企业支配的生产资料就是直接的所有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能把现阶段的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截然对立起来。第二，由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负责使用的生产资料和所生产的产品不能无偿调拨，必须以互利原则进行等价交换，反映出不同所有者之间的关系。第三，由于各企业独立经营，经济效果不同，在实行“按劳分配”原则的情况下，必须承认他们之间不同的经济利益和劳动报酬差别，他们对各自产品的占有权和支配权更为明显。这几方面在集体所有制经济中更为突出。正因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单位都具有不同程度的集体所有制的特点，都有经济利益上的差别，所以在客观上就要求尊重企业的自主权，各企业也必然比较直接地为本企业的利益彼此展开竞争。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14]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即使将来实行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只要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存在着经济利益差别，也就仍然存在着各企业间的竞争。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特点决定了社会主义劳动也具有相应的性质或特点，这就是社会主义劳动不完全是直接的社会劳动，和马克思、恩格斯预言的单一的直接社会性不同。社会主义劳动具有直接的社会性与间接的社会性，或者说间接的社会劳动与直接的集体劳动（或个别劳动）的两重性。企业职工直接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他们的劳动纳入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中，站在国家的角度上看，是直接的社会劳动；而国家又不能直接无偿地调拨全部产品，必须进行等价交换，因此它又是间接的社会劳动。从企业集体的角度看，他们的劳动成果直接与企业和个人的物质利益挂钩，这是直接的集体劳动，但这种劳动也要通过等价交换转化为社会劳动，它又是间接的社会劳动。无论怎样看，社会主义劳动具有两重属性。这就出现了集体劳动时间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差别和矛盾。当企业集体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企业可获得较多的经济利益，反之则会受到经济损失。各企业都为增加超额收入而加强经济管理、改进生产技术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是企业间竞争的主要表现和内容。
目前，我国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因此也存在着多种竞争关系。这主要是全民、集体公有制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之间的竞争关系，这三种经济内部各企业或个体之间的竞争关系，共同构成了错综复杂的经济竞争网。其中，公有制经济内部的竞争是主要的、大量的、起决定作用的竞争关系。社会主义优越性不仅一般地表现在消灭剥削上，还突出地表现在承认全体劳动者劳动贡献和劳动报酬的差别上。承认这个差别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我们应该毫不隐讳地、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竞争仍然是经济利益之争，它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中都是一股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在坚持社会主义和参加劳动的前提下，为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而展开竞争是应该提倡的。三 社会主义竞争与一定程度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仍然同时并存
1952年，斯大林同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指出，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已经“代替了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规律”。多年的实践证明，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只能代替资本主义的竞争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却不能取代社会主义的竞争和社会主义生产中的一定程度的无政府状态。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不同的重要之点在于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已经产生和发生作用，并居于主导地位，使生产无政府状态退于次要地位。这是由社会主义经济条件决定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首先，必须弄清生产无政府状态规律和竞争规律一样都是一般商品经济共有的经济规律，并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无政府状态是指各个企业的生产是有计划进行的，但整个社会的生产却没有统一的计划和领导，处于盲目状态中。从历史上看，商品生产存在七千来年了，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及生产无政府状态也就同时产生和存在了。在以私有制为前提的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每个商品生产者都是私有者，都有各自的经济利益，彼此处于对立之中，整个社会无法把他们统一起来进行生产。所以，不管他们自己的生产活动计划怎样周密，整个社会也不能有统一的计划指导，从社会角度看，他们的生产都处在盲目的无政府的状态中。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逐步尖锐化，生产无政府状态的作用及其造成的经济危机等后果更为严重。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公有制的建立为全社会统一的计划生产提供了可能性，但是由于生产力水平和公有化程度所限，社会只能控制部分主要产品的生产，而不能控制全部，所以生产无政府状态仍然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存在着。过去长期把它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与社会主义经济绝对地对立起来，从而否认它的存在，是片面的、不符合实际的。
第二，竞争与生产无政府状态是两条不同而又密切相关、互相制约的经济规律。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从没有把它们相提并论过，并明确指出过它们都有自己的对立面。如“竞争的对立面就是垄断”[15]，“无政府状态的直接对立物”是“每一个别生产企业中的社会化[16]生产所具有的日益加强的组织性”，竞争和无政府状态不仅各自都有对立面构成一对范畴，而且也反映着不同的矛盾。前者反映不同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矛盾，后者反映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因此，不能把二者等同化当作一条规律来认识和表述。恩格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占统治地位。但是，商品生产同任何其他生产形式一样，有其特殊的、固有的、和它分不开的规律，这些规律不顾无政府状态、在无政府状态中，通过无政府状态来为自己开辟道路。这些规律在唯一保留下来的社会联系形式即交换中表现出来，并且作为强制性的竞争规律作用于各个生产
[17]者”。这段论述清楚地说明了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必然出现各商品生产者为着自己的利益而展开竞争的现象。这种竞争本身就带有盲目性、自发性、无计划性，形成无政府状态。社会主义竞争也会出现盲目性，对计划经济有一定的影响或冲击作用。当前，有些企业和商业部门，在竞争中为了取得较大的经济利益，擅自提高物价，置国家计划价格政策于不顾就是明显的证明，而且这种现象今后也难以杜绝。
第三，社会主义公有制程度和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决定了计划经济不能囊括一切，相当一部分产品的生产不能纳入国家统一计划，只能是处于无政府状态。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不存在商品生产和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公有制经济，全社会可以按照“每个成员[18]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列宁和斯大林亲自经历了社会主义实践，认识到社会主义时期“完整的、无所不包的、[19]真正的计划=‘官僚主义的空想’。不要追求这种空想”。“夸大计划原则的作用，以为我们已经达到能够计划一切和调节（指计划调节[20]——引者注）一切的发展阶段，那就更加错误了”。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时期还必然存在和允许计划外的生产，也就是一定程度和范围的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不应脱离现实，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恩格斯的预言。就我国来说，领土广阔，经济部门繁多，全国工业企业有40多万个，农村公社集体经济单位有130多万个，国营和集体商业单位有760多万个，产品品种有12万多种，每年纳入国家统一计划的只有250多种，其余的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全部实行计划调节。虽然各企业可以有周密计划安排这些产品的生产，但从整个社会方面看，生产无政府状态依然存在。然而，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占支配地位，无政府状态已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统治地位退居次要地位，并且发生了质的变化，也不会造成社会经济危机了。这是比资本主义优越的地方，同时也是与共产主义相比不足的地方。严格讲，与其说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不如说是由不完全的计划经济向完全的计划经济过渡中的计划经济。否认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客观必然性，一味强调包罗万象的计划只能是纸上谈兵和幻想。
第四，实际上，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作用也有二重性，即它不单是造成损失浪费的破坏力量，同时也是促进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推动力。恩格斯在讲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的作用时说过：“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推动力使大工业中的机器无限改进的可能变成一种迫使每个工业资本家在遭受毁灭的威胁下不断改进自己的机[21]器的强制性法令。”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就是在无政府状态的破坏与推动中发展起来的。我们不能把它与资本主义画等号，也不该只看到它的消极破坏作用，应该看到在计划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允许企业行使自主权，搞些计划外生产活动，是调动积极性、开辟财源的一个途径，不能与计划经济对立起来。当然生产无政府状态也会产生一些副作用。30年来我国经济出现的几次重大的起伏与波折，与竞争和无政府状态的客观存在也是不无关系的。例如我国机床工业的生产从来就是有计划进行的，但实践中却恰恰出现了小计划大自由的半无政府状态。1973年以来，每年都超过计划一倍或几倍。1977年计划生产60700台，结果生产了198700台，等于计划的3.3倍。这除了说明计划工作不周，造成供不应求而增加了计划外生产外，还有个重要原因是机床加工工业价格偏高，利润大，各企业在价值规律推动下为完成利润等经济指标展开竞争引起的。这些计划外产品品种杂乱，质量低劣，也有积压滞销现象，这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出现无政府状态的结果。
马克思、恩格斯预测社会主义社会时期生产无政府状态将“让位于”计划调节，斯大林说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已经“代替”了生产无政府状态。今天，我们从社会主义经济运动过程的实际出发，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虽占主导地位，但它是不完全的计划经济，生产无政府状态还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地存在着。这是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在理论上，要深入研究和探讨它继续存在的条件、性质和作用；在实践上，我们要加强计划工作，充分发挥有计划发展规律的作用，同时又要在保证计划完成的情况下，允许企业计划外的某些经营活动，把经济搞活搞好。实践将会证明，我们承认无政府状态的存在，计划经济规律不会因此而退避三舍，恰恰相反，我们将会更自觉主动地为逐步实现完全的计划经济，为生产无政府状态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创造条件。四 社会主义竞争的基本特征是有限竞争
许多文章论述社会主义竞争的性质和特点时，都从它存在的经济条件、性质、目的、范围、方法和手段、作用及后果等方面与资本主义竞争逐条对比中进行阐述。这种类比分析是比较清楚的，但是，对社会主义竞争的基本特征还没有进行高度的概括。马克思、恩格斯在讲资本主义经济的竞争时常常用“自由竞争”四个字清晰地表述其基本特征。那么，社会主义竞争可否用“有限竞争”来表述呢？我认为是可以的。
当然，任何竞争都是有限的，同时又是无限的。所谓竞争的有限性是指：第一，一切竞争都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受价值规律的制约，因此必须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为前提；第二，任何竞争都在社会生产的各种比例关系的变动范围内发挥作用，而各种比例关系的变动最终反映为供求关系变化，竞争就是供求关系的表现形式；第三，竞争的性质即竞争所反映的社会生产关系，都是由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决定的。这些经济条件规定了竞争的性质和内容，并随着这些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社会主义竞争或有限竞争的表现，除上述三方面外，具体的特点还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有限竞争是不容许剥削行为存在的崭新的竞争形式。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是以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自由剥削，无产阶级自由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表明劳动人民已当家作主，这种竞争没有资本家参加，也不许任何人搞剥削活动。这是有限竞争的质的规定性。因此，应该鼓励企业之间在社会主义所允许的条件下展开竞争。
第二，有限竞争是在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居于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存在的。它虽然在计划范围内也发生作用，但受到计划的一定限制。比如计划指标、计划价格政策应该保证完成和贯彻执行，不许放弃国家计划和价格政策而放任自流搞自由竞争。它在计划外产品的生产和交换中，在调节产品数量、品种、花色、价格方面是比较自由的，在城乡集市贸易市场上就更为自由些。然而，由于计划经济的形成，劳动力、土地等不再作为商品进行买卖，这种自由活动的范围已经大大缩小，并且要受到基本经济规律的制约，受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政策的限制。因此，它再也不会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样占统治地位了，并且迟早要被计划经济所彻底代替。那么，有人说，社会主义竞争是“在计划指导下的”竞争，或者说“竞争要纳入统一计划的指导[22]之下”，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呢？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因为，用计划去指导竞争的提法，似乎计划与竞争是截然分开的两个孤立的东西，会产生计划范围内不存在竞争的误解。实际上竞争在计划生产与流通的范围内也存在并发生作用，现实中只存在无计划的竞争，不存在无竞争的计划。从这个意义上讲，竞争是比计划活动的领域还要宽的普遍现象。这是因为价值规律、经济利益差别是普遍存在的，因此竞争也就如影随形。竞争本身就是盲目的、自发的。在社会主义不完全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把它纳入到“统一计划”之中随意摆布，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
第三，有限竞争的手段和方法是和自由竞争不同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尔虞我诈，钩心斗角，你死我活，空前残酷，不择手段。有限竞争只限于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加强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平等的文明交易，不许以假充真、以劣充优、互相欺骗，一切非法交易活动都将立即被取缔和受到制裁，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
第四，有限竞争中根据“优胜劣败”的原则淘汰落后企业，对于落后者绝不允许冷眼相待、投井下石，而是积极热情帮助它们转行和促进联合，对其职工工作和生活作出妥善安排。总之，决不允许造成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任何竞争又都有其无限性，即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竞争是无止境的，具有不停止的连续性，不是时有时无的。在一定时期内，竞争的起点和高度不断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不会停留在一个固定点上。竞争不仅涉及各经济部门、一切经济领域，而且必然涉及政治生活领域及社会道德等上层建筑。社会主义的有限竞争的无限性除上面几点外，还表现在由于社会主义克服了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将不断地以新的高度和起点推动经济发展，将使99%以上的人民大众全部焕发出无限的革命热情和首创精神。我们要借助这个杠杆，把社会主义建设得朝气蓬勃、蒸蒸日上。[1] 选自《辽宁社会科学院学术论文选（1978～1981年）》，1983年12月16日，辽宁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讨会”交流；《理论与实践》1984年增刊摘发。[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612页。[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326页。[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605页。[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8，第394页。[6]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8，第362～363页。[7] 卫兴华、何伟：《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和企业间的竞争问题》，《经济科学》1980年第1期。[8]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3，第807页。[9] 高涤陈、陶琲、杜禹：《关于商品竞争规律的探讨》《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关系》（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第752页。[10] 李德华：《竞争是商品经济共有的客观规律吗》，《学术月刊》1980年第4期。[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323页。[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613页。[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102页。[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82页。[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612页。[16]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第270页。[17]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第269页。[18]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第270页。[19]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57，第473页。[20] 《斯大林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79，第42页。[21]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第271页。[22] 孙尚清、陈吉元、张卓元：《再论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与市场性相结合》，《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关系》（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第142页。[1]论中心城市间接调控与政治体制改革
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包括对地方，尤其是对企业的经济运行由以直接控制为主转变为以间接控制为主，是当前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的重要任务，也是衡量改革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由于我国300来个城市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居于决定性地位，对周围城乡的经济发展起指导性、综合性和多功能作用的中心城市地位和作用就更为重要和突出。因此，如何首先解决中心城市对经济活动间接控制为主的问题，便具有全局性的指导意义。全国60多个试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证明，要实现这种转变，必须配套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对此，本文谈谈粗浅看法。一 间接控制为主必然要求政治体制相应变革
众所周知，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要改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某些已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部分，诸如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单一化、经营管理权限的过分集中、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分配方面的平均主义，等等。这种在经济基础方面的局部变革和自我完善，必然要求上层建筑方面发生相应的变革，即必须改革那些已经不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从而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中的某些环节和方面。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解决的是经济民主的问题，那么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的则是政治民主的问题。所以，从根本上说，改革经济体制必然引起政治体制相应的变革，这是马克思主义早已揭示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
以直接控制为主的经济运行机制，实质是单纯靠行政的权力干预经济，而不是按照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服务于经济。其理论基础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与商品经济对立的包罗万象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只能都姓“公”，否则就不是社会主义；所有权与经营权不能分离，分离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等等。显然，这些“左”的理论观点是极其错误的。与此相反，以间接控制为主，实质是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和手段，使各个经济细胞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把整个国民经济搞活和提高经济效益。其理论依据主要是：（1）“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论”。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计划与商品的结合物，不是超商品经济的完全的计划经济，也不是离开计划指导的完全无政府状态的纯粹的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2）“分离结合论”。一方面，所有权与经营权可以适当分离，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国家必须做到这一点；另一方面，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必须直接结合。这种部分所有者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直接地、紧密地结合，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和形式决定的。（3）“经济主体论”。社会主义国家是劳动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是全民所有制生产资料的占有者或所有者的代表者而不是劳动者，不是生产过程中的主体。生产过程中真正的主体只能是有血有肉的劳动者。社会主义国家及其工作机构与干部，归根结底是为劳动者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服务的。因此，直接控制经济活动的不能是国家的单纯指令性计划，而只能主要是靠劳动者本身的自觉活动，所以必须变以直接控制为以主为间接控制为主。
以间接控制为主并不是完全取消国家行政系统对经济活动的某些必不可少的直接控制或调节，从而走向另一个极端，造成宏观失控和比例失调。问题的难点在于以间接控制为主应掌握到什么程度。这需要进行理论上的探讨，更需要在实践中摸索。通常情况下，只能是用概率论方法解决，很难找到绝对的度。
要实现以间接控制为主，必须建立健全和充分运用间接控制的各种手段，即运用经济杠杆，而不是只用行政手段。但是，现行的政治体制，主要是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包括党政机构设置及其工作作风等，基本上是适合于行使以直接控制为主的各种行政权力的制度，是高度集权型的政权结构。如果不进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及干部制度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以间接控制为主就只能是一句空话。二 政治体制改革要为实现间接控制为主创造条件
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变直接控制为主为间接控制为主，要求政治体制必须沿着为经济体制服务的方向进行相应改革，为经济体制改革开辟道路。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有关论述和部分城市改革的试点经验，为实现中心城市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由直接控制为主变为间接控制为主，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使党政两套组织机构分开，明确两个组织系统的职权范围。党政分开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的改革思想。目前，在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基层企业单位已经分开并见成效。但是，上级主管部门，由中央到省、市、县各级领导机关，党政分工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中央机关进行的机构改革结果也不够理想。党政不分的主要表现是各级党委对行政事务干预过多，党管一切的现象仍然存在。例如，在组织上，往往党政主要领导人是一班人马；在人事干部问题上，党委及其组织部门全权管理行政干部的任免；行政方面的重大决策及一般决策，也都必须得到同级党委或上级党委的同意批准才能实施；行政事务方面的一些涉及法律的问题或有重大分歧的问题，多由上级党委而不是由政法等有关部门进行处理。总之，对经济运行问题不仅行政手段干预过多，而且还存在党委“一元化”领导的现象。要实现以间接控制为主，首先必须解决党政不分的问题。
第二，进一步解决政企分开、各负其责的问题。当前，企业应有的相对独立的十四个方面的自主权仍然没有很好落实，厂长决定修厕所的权力都没有的现象仍然存在，有些下放给企业的权利还有很大的暂时性、不稳定性，上级行政领导机关可以随时以种种借口收回去。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年初出现的“收权”现象充分说明了这种不彻底性。在许多方面表现出行政手段干预经济及时、有力、迅速、立竿见影，而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则行动慢、软弱无力、成效不大，即“老路好走，新路难行”。所以，解决政企分开的问题是今后改革深入发展的重要问题。为此，一要撤销不必要的行政机构，即“拆庙”；二要精简不必要的行政人员，即“送神”。进行机构改革必须积极、慎重、科学和实事求是。决不能用“左”的形式砸烂不必要设立的领导机关和部门，也决不允许违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搞什么“二级局”“缩脖局”“翻牌局”，弄虚作假，自欺欺人。
第三，加强经济民主与法制。邓小平同志说：“为了实现四个现[2]代化，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与高度的中央集权管理模式相适应的以直接控制与调节经济为主的管理方式，实质是集中过多、发扬民主不够，尤其是企业与职工不能充分行使自主权，不能充分发挥主人翁作用，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一切决策都不能实行民主化，从而也就不能做到决策科学化，造成了责权利相脱节，难以调动企业和职工积极性。所以，必须创造充分发扬民主的环境和条件，而间接控制为主就是必要的条件。同时，执法不严的问题也还没有真正解决，经济失控的现象时有发生。而只有加强法律、市场调节、价格政策、税收政策、金融政策等间接控制系统和手段，才能充分发挥积极作用。所以，搞好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法制，是实现间接控制为主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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