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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指文烽火工作室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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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事典027试读：

前言

1581年，在沙皇伊凡四世的授意下，一支不足千人的沙俄军队，踏上了对西伯利亚汗国的东征之路。此后300多年间，历任沙皇都执行着向东扩张的政策，并最终使俄国成为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东进的巨熊——沙皇俄国远东征服简史》将回溯那段被征服者染成血色的残酷历史。

吴桥兵变是发生在明亡清兴之际的一起重要历史事件，它不光让山东地区“残破几三百里，杀人盈十余万”，还瓦解了明帝国北方地区的军事力量和社会结构，更让满清拥有了先进的火炮技术。《一只鸡导致的王朝覆灭？——明末吴桥兵变与孔有德之乱始末》试图将那段隐藏于迷雾之下的历史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在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的地中海波涛中，曾活跃着一批凶猛的“巨兽”——巨型桨帆战舰。这些战舰象征着地中海周边国家对制海权的渴望。《吞金巨兽的竞赛——希腊化时代的巨型桨帆战舰兴衰史》将揭开这些古代海上巨兽的神秘面纱与其背后的地中海霸权之争。“武王伐纣”在传统文人的说法里是一场有道伐无道、商军倒戈相向的正义之战。但在历史记载深处，也有“血流漂杵”这样的血腥记录。那么在中华民族的幼年时代里，周人克殷的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真相？这正是《“血流漂杵”的真相——探秘周人克殷与牧野之战》所要探讨的。2016年12月高飞长剑下楼兰清末阿古柏之乱和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役作者/不朽如梦

塔什干城，是今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

在乌兹别克语中，“塔什干”是石头城的意思，它位于锡尔河右岸，自公元前2世纪初建以来，一直是中亚著名的城市，也是古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商业和交通枢纽之一，这里人烟稠密，商贾云集。

19世纪30年代时，这座城市正被浩罕汗国所统治。当时，在城市中心的巴扎广场上，来自各地的商人们叫卖着各种商品，行人或采购，或游玩，走马观花，流连其中，不时有人取出钱来购买心仪的东西。而广场的角落里，曾有一位男扮女装的“巴特恰”舞童伴随着音乐在一个茶馆中翩翩起舞。只见他面容姣好，舞姿灵动，虽是少年，却有着少女都难以媲美的柔媚姿态，吸引了不少人驻足观看。

没有人会想到，这位名叫穆罕默德·雅霍甫的舞童会在30年后的西域掀起一场血雨腥风，并以“阿古柏”的汉文名字流传后世。新附旧疆

一鞭秋月度桑干，万里阳关道路难。

大碛沙来云似障，天山风起雪如盘。

弓边血影雕翎碎，笛里羌声马骨寒。

醉泻葡桃三百盏，高飞长剑下楼兰。

这一首诗乃是方希孟所著《塞上杂感十八首》其一。光绪二年（1876年），乌鲁木齐提督金运昌率军入新疆平定阿古柏之乱，方希孟作为幕僚随军出征。在征途中，诗人以昂扬的笔调，写出了从征的豪迈。

新疆，古称西域。自汉武帝派遣张骞凿通西域以来，中原王朝便与中亚地区建起了紧密的联系。在古老的丝绸之路沿线，随着商人、使节的频繁活动，中原文明与中亚文明剧烈碰撞，相互汲取着各自的优秀之处。尤其是大唐王朝，更是以其包容开放、富庶强大得到了中亚地区包括河中、费尔干纳和呼罗珊等地的倾心仰慕。当时的西域，是文明交流之地，也是文化开放之地，祆教、佛教、摩尼教、景教等各种宗教均在此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7世纪末8世纪初，阿拉伯帝国倭马亚王朝的大军越过阿姆河。他们经过20多年的征战，铁蹄先后踏遍了布哈拉、花剌子模和撒马尔罕，并一路攻入费尔干纳盆地，最终到达锡尔河流域。武力入侵的同时，征服者还强迫当地居民放弃原来的宗教信仰，皈依伊斯兰教。在这一过程中，大批历史名城遭到洗劫，许多佛教、祆教和其他宗教的庙宇和神像被焚毁，取而代之的是耸立在大地上的一座座清真寺。

倭马亚王朝很快盛极而衰，取代它的是崛起于中亚呼罗珊地区的阿拔斯王朝。747年6月，阿布·穆斯林发动起义，拥立阿布·阿拔斯为哈里发，发起了向倭马亚家族的复仇之战。750年，唐朝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见大食（阿拉伯帝国）发生内乱，趁机率军攻破昭武九姓之一的石国，占领其都城拓折城（即塔什干城），并俘虏石国国主，准备重建唐王朝在这一地区的霸权。但石国王子却侥幸逃脱，他向新兴的阿拔斯王朝求救。此时的阿拔斯王朝刚刚镇压完河中地区各国的反抗，也想以一战之威奠定中亚地区的归属。

高仙芝得知大食可能出兵的消息后，决定先发制人。他率领安西四镇兵及盟军拔汗那、葛逻禄部共计3万余人率先发起进攻，攻入阿拔斯王朝控制区域。大食方面，呼罗珊总督阿布·穆斯林派出了大将齐雅德率军迎战。751年7月，亚洲大陆的两大强权——崛起中的阿拔斯王朝与鼎盛期的大唐王朝在怛罗斯狭路相逢，唐军战败，损失惨重。不过，驻扎西域的唐军很快恢复了元气，两年后便大破大勃律国。但是不久后爆发的安史之乱使得唐军再也无法西顾。至此，中原王朝失去了在西域的立足点，也断绝了与中亚地区的直接联系，伊斯兰教则趁机在西域大举扩张。

西域本是佛教传播的沃土，在玄奘法师所著的《大唐西域记》中便记载了一系列信奉佛教的小国。其中，于阗作为佛教文化的重要中心，一直是中原佛教的源泉之一。其鼎盛时期，领土“西南抵葱岭与婆罗门接，相去三千里。南接吐蕃，西至疏勒二千余里”，为佛国乐土。不过，于阗王国最终却被信仰伊斯兰教的喀喇汗国攻灭。

喀喇汗国为回鹘人与葛逻禄人所建，其领土主要包括都城喀什噶尔所在的塔里木盆地西部绿洲、帕米尔东部、天山山区以及以巴拉沙衮为中心的中亚七河地区，历代统治者多自称“桃花石汗”。9世纪中期，回鹘汗国被黠戛斯所破，其残部分为四支向不同方向流亡迁徙：进入中原的一支最终融入汉族；入河西走廊的一支被称作“黄头回鹘”，是裕固族的先祖；西迁安西的一支后来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还有一支则远跨葱岭，史称“葱岭西回鹘”。葱岭西回鹘在征服了以巴拉沙衮为中心的葛逻禄汗国后，于9世纪末建立了喀喇汗国。喀喇汗国最初分为两支，长支定都巴拉沙衮，统治者被称为“阿尔斯兰汗”（意为“狮子汗”），幼支最初定都在怛罗斯，统治者被称为“卡迪尔汗”（意为“果敢之汗”）。之后，幼支因为被萨曼王朝击败，遂迁都喀什噶尔。萨曼王朝与喀喇汗国的对峙形势（840—950年）

喀喇汗国的统治者最初信仰佛教，但摩尼教、景教、萨满教在其统治区内亦拥有众多信徒，然而这种多宗教共处的情况随着萨曼王朝一位叛逃的王子的到来而改变。当时，萨曼王朝发生内讧，国王伊斯迈尔的弟弟纳斯尔在政变失败后，逃往喀喇汗国避难。当时幼支的卡迪尔汗奥古尔恰克接受了其避难请求，并同意在阿图什建造一座清真寺，供其以及来自中亚布哈拉、撒马尔罕等地的商人做礼拜。却不料纳斯尔趁机传教，发展了许多信徒，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位信徒就是奥古尔恰克的继子兼侄子——萨图克。在萨图克王子的支持下，汗国内大批民众皈依了伊斯兰教，他本人也在纳斯尔的诱导下，萌生了利用伊斯兰势力夺取汗位的野心。当奥古尔恰克回过神来时，伊斯兰势力已经坐大，难以铲除。双方兵戎相见，奥古尔恰克兵败被杀，萨图克则登上了大汗宝座，自称“博格拉汗”（意为“公驼汗”）。

萨图克登基后，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并以喀什噶尔为中心开始向外扩张。他先是击败了萨曼王朝，夺回了故都怛罗斯，随后发动了对长支大汗的进攻。到其子木萨时代时，幼支最终消灭了长支，实现了喀喇汗国的统一。统一喀喇汗国后，木萨于962年发动了针对于阗国的圣战。不过，伊斯兰教东扩的脚步在于阗国一代雄主李圣天及其继承者的全力抵抗下，难以前进一步，于阗国甚至还一度在佛教徒的配合下，攻占了喀喇汗国的首都喀什噶尔。但是喀喇汗国有来自中亚、西亚各地圣战者源源不断的人力补充，于阗国的精兵却越打越少。1006年，于阗最终力屈战败，千年佛国就此灭亡，于阗城也被夷为平地。一部分不愿放弃信仰的佛教徒逃亡沙州，投奔归义军曹氏政权。当时，于阗国多次向宋王朝求救，但进出西域的道路已被党项人所隔绝，中原王朝鞭长莫及，只能坐视其灭亡。伴随着于阗国的毁灭，佛教寺庙被焚烧，僧侣被屠杀，香火于阗国王供养像断绝，钟鼓噤声，伊斯兰教在西域取得了统治地位。穆斯林这样宣扬道：

我们如潮水而至，

攻陷了大小城池。

佛堂庙宇全捣毁，

给菩萨拉屎撒尿。

1041年，喀喇汗国分裂为东西两国，国力日趋衰弱，沦为赛尔柱王朝的附庸。1132年，契丹贵族耶律大石在辽国被灭后率领部众一路西迁，开始其重建辽王朝的努力。高昌回鹘迫于耶律大石的兵锋，率先表示臣服，随后，东喀喇汗国也被其降为附庸。耶律大石在巴拉沙衮建立了虎思斡尔朵，以此为根据地向四方扩张。他先后征服葛逻禄、康里、乃蛮、吉利吉斯等部，并继续向西推进，进入费尔干纳谷地。西喀喇汗国向其宗主国赛尔柱王朝求救，于是赛尔柱苏丹桑贾尔以圣战的名义联合呼罗珊、哥疾宁、马赞德兰、西吉斯坦、古尔等地的穆斯林王公，发兵救援西喀喇汗国。1141年，双方决战于卡特万草原，穆斯林圣战者被契丹人打得大败，西喀喇汗国从此成为西辽的臣属。在占领河中地区后，西辽大军又马不停蹄地攻入了位于阿姆河下游的花剌子模，使其成为西辽属国。至此，西辽疆域东起可敦城，西达咸海，南至昆仑山，北至叶尼赛河上游，国势达到极盛。

西辽王朝统治时期，西域恢复了各种宗教并存的局面，佛教、摩尼教、祆教、景教等多种宗教均在境内自由传播，社会生产也得到了极大发展，各个绿洲呈现一片繁盛景象。1211年，西辽政权被乃蛮部太阳汗之子屈出律篡夺，屈出律篡位后不久即向伊斯兰教世界宣战。他下令封闭清真寺，禁止穆斯林进行礼拜和集会，并对居民们宣布：或改信佛教，或改穿契丹人服装，二者必择其一。这一政策遭到了治下穆斯林的极力反抗，因此当蒙古大军于1218年进入西域后，他们纷纷响应蒙古人。屈出律只得弃城逃走，最后在帕米尔群山间为当地猎户所擒，后被移送给蒙古人。克孜尔的千佛洞遗址

1225年，成吉思汗分封诸子，原西辽统治的广阔地域为次子察合台所得，察合台汗国就此建立。14世纪中叶，汗国分裂为东察合台和西察合台两部，东察合台汗秃黑鲁·帖木儿是西域地区最先皈依伊斯兰教的蒙古可汗。他要求部下全部改宗伊斯兰教，拒绝改宗的则被当作异教徒或偶像崇拜者处死。1354年，有16万蒙古人集体转信伊斯兰教。在秃黑鲁·帖木儿的支持下，来自中亚的伊斯兰教士进入佛教重镇库车（即龟兹）传教，“逢人便强迫人颂清真言”，佛教寺庙亦被改建为清真寺。佛教徒们虽然奋起反抗，但被大汗的武力所碾压。暴动者或被杀害，或被驱逐，残存者则全部改奉伊斯兰教。至此，绵延千年的龟兹佛教文化就此灭绝。

明朝虽逐蒙古于漠北，但却未能恢复对西域的控制，更谈不上影响中亚腹地，甚至连忠于明王朝的哈密卫最后也被放弃了。14世纪末，东察合台汗黑的儿火者打着圣战的旗号攻占吐鲁番，该地居民被迫改宗伊斯兰教。16世纪初，东察合台王子赛依德在统治阿富汗地区的巴布尔的支持下，攻占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等地，建立了叶尔羌汗国。随后汗国向四方扩张，基本恢复了原察合台汗国的领地。信仰伊斯兰教的叶尔羌汗王再次发动圣战，西域最后的佛教据点也被连根拔起，曾经的佛国乐土只剩下残垣断壁供后人凭吊。

清朝立国初期，崛起的蒙古准噶尔部攻灭了叶尔羌汗国，建立准噶尔汗国。准噶尔大汗噶尔丹野心勃勃，企图重建游牧帝国。1687年，准噶尔大军向喀尔喀蒙古诸部发起进攻，掀开了准噶尔汗国与清王朝长达70多年的争霸战争的序幕。最终准噶尔人战败，部众或被屠杀，或被同化，最终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准噶尔人的失败也是游牧民族的最后一曲挽歌。至此，游牧民族再也无法威胁中原地区。

清军收复西域后，原先被准噶尔人扣为人质的回部宗教首领大和(1)卓波罗尼都和小和卓霍集占重获自由，并在清政府的支持下取得了在南疆的统治地位，但双方很快决裂。清王朝认为，自己作为中原正朔，对西域统治的合法性可追溯到汉唐，西域乃是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顺治三年（1646年），吐鲁番苏丹阿济汗进贡朝贺时，顺治帝便敕谕道：“念尔吐鲁番，原系元朝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受封此地，故明立国，隔绝二百八十余载，今幸而复合，岂非天乎？”将其视为国之一隅。而以大小和卓为首的回部封建主则以麦加为精神家园，认为自己属于伊斯兰世界，因此视清王朝为异教国家，不愿受其统治，企图重建属于和卓家族的神权统治。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大小和卓趁天山北路因阿睦尔撒纳之乱再次烽烟四起之际，发动叛乱。次年二月，清政府先后以雅尔哈善、兆惠为将，率大军进入西域。清军初期虽受挫于“黑水之围”，但最后还是取得了平叛战争的胜利。1759年初，兵败后的大小和卓带着妻孥逃往巴达克山。清军在招降了游牧于帕米尔地区的布鲁特（清时对柯尔克孜族的称呼）部落后，以他们为向导一路穷追。一番追击之下，大小和卓二人仅以身免，逃到了巴达克山。不久后，巴达克山统治者素勒坦沙迫于清政府压力，执杀大小和卓，将其尸首送交清朝。《平定伊犁受降图》

随着清军平定天山南北路，中原王朝在暌违近10个世纪后，再次重返帕米尔山下。广阔浩瀚的西域地区成了“新附旧疆”，简称“新疆”。乾隆帝夸耀道：“岂汉唐宋明诸代，疲中国之财力，而不能得地尺寸者可比！”

对于清王朝来说，新疆地区“东捍长城，北蔽蒙古，南连卫藏，西倚葱岭，居神州大陆之脊，势若高屋之建瓴”，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此清廷最初的设想是：在新疆地区实行内地的郡县制，将该地区纳入甘肃行省管理，设立甘肃总督兼管巡抚事，以陕甘总督杨应琚为首任甘肃总督。1759年11月，杨应琚受命入新疆考察，筹备改行郡县事宜。

在其提交的郡县制草案中，军事方面，设乌鲁木齐提督，节制伊犁、阿克苏、叶尔羌三总兵，并在各城分设副将、都司、守备等职；行政上，则实行军政合一体制，设立阿克苏、叶尔羌、哈密三兵备道，除叶尔羌道下属的喀什噶尔一府外，其余地区均设厅管理，由通判、同知等官员处理事务。但该方案被乾隆皇帝否决，他认为“伊犁及回部，非巴里坤、哈密、内地可比，即须驻兵屯田，仍当以满洲将军大员驻守，非镇道绿营所能弹压”。

1762年，清政府决定设立伊犁将军，驻节惠远城，下设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分驻全疆各地，并派驻重兵以巩固边防，实行军政合一的管理机制。全疆被分为伊犁、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四大政区。在行政上，新疆属于甘肃省，但实际上由伊犁将军统揽全局。

清政府根据各区域的实际情况区别对待，其中乌鲁木齐、昌吉等地实行郡县制；哈密、吐鲁番等最先归附清政府的地区，及游牧于新疆的厄鲁特、土尔扈特蒙古实行扎萨克制度（即盟旗制度）；而天山(2)以南，包括伊犁在内的广大地区，则“因俗而制”，实行伯克制。清政府在各城镇设阿奇木伯克一员，下设伊沙噶伯克一员作为副手，并置伯克多名分掌钱粮、商贾、诉讼、水利等事项。伯克们分别拥有三品至七品不等的品级，并可以按照各自品级占有2—80户“燕齐”(3)农奴及10—150巴特满的养廉田。不过，清政府废除了伯克的世袭制，而是改为流官，由清政府任免、升调，并规定不得在本籍任职，以避免形成地方势力。同时，为了加强对伯克的控制，清政府还规定五品以上的伯克要定期到中央朝觐。

对于当地维吾尔族信仰的伊斯兰教，清政府则有意识地削除其影响力，厉行政教分离原则。乾隆就此专门发布上谕：“阿浑（阿訇）乃回人内诵经识字者，与准噶尔喇嘛相似，从前厄鲁特等不知事体，听信喇嘛，致生变乱，岂可使回人仍因旧习？着传谕舒赫德等晓谕各城回人，嗣后诸事惟听阿奇木伯克等办理，阿浑不得干预。”

其后的历任清朝皇帝均严令禁止阿訇干预政事，明令不得在阿訇中挑选伯克。阿訇的子孙中也只允许一二人可以子承父业，其余需自谋生理。对新疆地区原先实行的伊斯兰教法，清政府则采取逐渐禁止的政策。同治元年（1862年）4月，清政府明令今后在新疆依照大清律判案，永远禁止“查经拟罪”。同时，清政府还废除了天课制度，将伊斯兰寺院土地上的“燕齐”农奴编入民籍，使之成为向清政府直接纳贡的臣民，大大削减了伊斯兰宗教的经济来源。由于准噶尔战争的影响，新疆北部地区人口锐减，出现了千里空虚的情况。为此，清政府在北疆组织了大规模的移民屯垦行动，除部分携眷前往的驻防绿营实行军屯外，政府还组织甘肃等地贫民移民实边。对于这些移民，政府不仅资助路费，提供饭费、车费、御寒衣物等，还派地方官员带队护送，沿途照料。到达新疆后，移民还可以分到住房及每户20亩的土地。受此清高宗乾隆帝朝服像优惠政策吸引，许多内地居民纷纷移民新疆，很快就形成了一个个聚居区。如乌鲁木齐到巴里坤一带，不久便有1万多户定居于此，加上驻防的八旗、绿营及其家属，各地前来做生意的商贩，该地逐渐成为边疆繁盛之地，出现了“兵戈销尽为农器，布谷催耕叫塞云”的景象。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乾嘉时期，新疆每年产粮量接近200万石，粮价之低为全国少有，有“谁知十斛新收麦，才换青蚨两贯余”之说。由于连年丰收，新疆各地仓库均囤积了大量的粮食，有些仓库的粮食甚至存储了十余年之久。

当时有人写诗这样描写垦区景色：

五种大都宜二种，麦花开后稻花香。

更看荞麦花如雪，半似燕乡半越乡。

清政府在新疆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乾隆朝《户部则例》中规定：“各城回民自种地亩，视岁收数目交纳十分之一；各城回民承种官地，岁收粮石，平分入官。”大大减轻了群众负担。乾隆帝在《回疆三十七韵诗》中也曾说道：“灭准归王化，赋十存其四。”这种休养生息政策得到了新疆各族群众的支持，道光帝亦曾不无自得地说道：“我朝平定回疆以来，各部回众，咸隶版图，纳赋交粮……回子安居乐业者，垂六十余年。”

但另一方面，清政府又以防止滋生事端为由，实行民族隔绝政策，下令禁止官兵、汉人与维吾尔族人杂居一处。其中南疆严禁汉人移住，并在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阿克苏、库车、乌鲁木齐和吐鲁番等地兴建“汉城”，供官兵与汉族民众居住。维吾尔族则居住在老城，即“回城”中。官兵和汉族百姓不许随意进入回城和回庄，维吾尔族妇女则禁止私入汉城。清政府还下令严禁当地驻军擅娶维吾尔族妇女，违者将被治罪。对于同样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和维吾尔族之间的交往，清政府严加限制，不仅严禁内地回族出关充当阿訇，私习经卷，还严禁回、维之间相互通婚。

此外，清政府还限制内地商人进入新疆，凡进入新疆的商人需领取印票。为控制人员进出，清政府在肃州、托克逊等地设立关卡检查。商人们即使领到印票进入新疆以后，也只能在汉城、回城交界处的“买卖街”才能进行交易。不过，即使有种种限制，各地商业贸易仍取得了极大发展。山、陕、江、浙等地的商人不辞险远前往新疆，到哈密地区进行贸易的民众“肩摩雨汗，货如云雾”，乌鲁木齐的各种商铺达到了500余家，而叶尔羌的商业街则长达10里。其贸易之繁荣，可见一斑。浩罕与和卓

清政府借助灭亡准噶尔之余威，在中亚地区建立起了宗藩体系，浩罕、巴达克山、博罗尔等国先后遣使入朝称臣纳贡。在《大清会典》中，理藩院徕远清吏司条下，专门有外藩朝贡一项，其中这样记载道：“哈萨克左右部、布鲁特东西部、安集延、玛尔噶朗、霍罕、那木干、四城、塔什罕、拔达克山、博罗尔、爱乌罕、奇齐玉斯、乌尔根齐诸部落汗长，皆重泽来朝，遣使入贡，或三年，或间年，无常期，厥贡罽刀、马匹。”

此时的清王朝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未能预料到危机即将来临。在清军收复新疆的同时，原先河中地区的霸主布哈拉汗国正陷入长期战乱之中，各地封建主纷纷割据自立，其中最为强大的当属立国于费尔干纳谷地的浩罕汗国。在准噶尔部灭亡后，浩罕汗国趁机填补其留下的势力真空，日益强大，并在之后的一百多年间不断侵扰着清王朝的西北边疆。

费尔干纳谷地位于天山西部，锡尔河上游。其周围崇山峻岭，唯有西面有一缺口，是为“霍占特大门”，锡尔河从此地流出，进入草原。此地物产丰富，早在唐代，路过的玄奘法师便这样描写该地：“土地膏腴，稼穑滋盛。多花果，宜羊马。”同时，费尔干纳谷地位于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的十字路口，是交通要道，也是重要的商业枢纽。无数商人以此为转运基地，贩卖各种奇珍异宝及土特产品。因其地位重要，中亚地区先后崛起的各个王国，均将其作为必争之地。浩罕汗国是由乌兹别克人建立的。当年帖木儿帝国灭亡后，乌兹别克人在其废墟上建立了布哈拉汗国。17世纪末，布哈拉汗国解体，分裂为若干个小国。其中，乌兹别克人的一支——明格部在费尔干纳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由于其定都浩罕城，这一政权被称作“浩罕汗国”。明格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蒙古西征时代。13世纪上半叶，他们曾随拔都汗远征，来到里海一带。16《皇清职贡图》中的浩罕人世纪后，他们开始迁入河中地区，并在此繁衍生息。直到18世纪初，明格部首领沙鲁赫才趁布哈拉汗国衰落之际自立为王，裂土称雄。

初期的浩罕算不上强大，其统治者仅拥有“伯克”的称号，不但依附于布哈拉汗国，还长期处于准噶尔汗国的威胁之下。1740年，布哈拉汗国第二王朝被波斯人所灭，之后建立的第三王朝实力弱小，统治者甚至自降身份为埃米尔。浩罕统治者额尔德尼趁机摆脱了依附者的身份，实现了完全独立。在随后的清军平定大小和卓之役中，浩罕与清政府取得了联系。当时，清政府担心大小和卓投奔一向与其交好的额尔德尼，便派遣使者来到浩罕，警告其不得接纳大小和卓。使团一行来到浩罕后，额尔德尼慑于清军兵威，奉表请求内附，并于1759年底派出了第一支使团来到北京朝觐，受到了乾隆帝的隆重招待。随后，乾隆帝又派遣人马护送浩罕使团回国，正式确立了双方之间的宗藩关系。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浩罕使者先后9次进京朝觐。浩罕的及时称藩好处多多，不但得到了清政府的关税优惠，其商人及商栈也遍布新疆各地，获取了大量的利益。清政府则满足于浩罕的“恭顺”，乾隆帝有一次看到浩罕国进贡的白色海东青后，还兴致勃勃地题诗一首：

霍罕部在天山右，其汗名额尔德尼。

摅诚通贡致方物，鞲来鸷鸟随译鞮。额尔德尼表面恭顺，实则野心勃勃。他企图以称藩为代价，换取清政府的支持，进而统治布鲁特诸部。布鲁特诸部对清政府来说，乃是西域的重要屏藩，其首领都接受了清政府的顶戴。因此，乾隆帝一口回绝了额尔德尼的要求。但额尔德尼还是难以遏制扩张野心，他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发兵侵占了布鲁特部控制的鄂什地区。清政《皇清职贡图》中的哈萨克人府敕谕其归还该地，否则将发兵问罪，但事实上，清政府的重心仍在于维持新疆地区的稳定，并无大动干戈发兵迫使额尔德尼就范的想法。额尔德尼一度因清王朝可能的征伐而惴惴不安，但最后还是窥破了清政府的底线。他在表现出恭敬服软的同时，却将迎送清政府使节的地点改在了鄂什。清政府并未提出异议，等于默认了这一既成事实。

随后，浩罕不断向东扩展，一方面逼迫不服从它的布鲁特部落向清王朝统治区域迁徙，另一方面则不断招徕原清政府管辖的布鲁特部落前往费尔干纳。清政府虽然清楚情况，但除了虚声恫吓外，别无其他反制措施。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浩罕进攻同样是清政府藩属(4)的哈萨克中玉兹，掠去哈萨克中玉兹汗阿布赉之妻，杀阿布赉之弟及其四子。阿布赉哀求清政府派遣大军及大炮前来支援，但乾隆帝不愿卷入中亚冲突，只是下谕命双方和好。在清政府的不干涉政策下，浩罕汗国不断扩张，嘉庆年间又攻占了霍占特、塔什干等地。于是，其疆土与伊犁、喀什噶尔地区接壤，新疆形势也随之趋于紧张。

在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大小和卓的后裔成了浩罕干涉新疆事务的重要砝码。在当时，和卓是中亚伊斯兰社会的精神支柱，各地传承着许多和卓家族的血脉。比如在布哈拉和塔什干，便各自有四个分立的和卓家族，波罗尼都和霍集占便出自其中的一支——阿扎姆家族。伴随着苏菲主义在中亚的传播，和卓因其血统和道统得到了广泛的信仰。在传说中，和卓作为现世存在的“神”，能够创造各种奇迹，甚至能使死人复活。除了平民的狂热崇拜外，当时的统治者也纷纷以其为精神导师。一位和卓曾这样说道：

没有宇宙就有我！

没有人类就有我！

先辈之先辈就是我！

哪里有真理之光，哪里就有我！

大约在16世纪中叶，和卓势力就已经开始渗入新疆地区，当时的伊斯兰苏菲派宗教领袖穆罕杜姆·阿扎姆从布哈拉来到喀什噶尔，在传教之余娶了当地女子为第三房妻子，生下一子，名为伊斯哈克·瓦里。

穆罕杜姆·阿扎姆此人代表了中亚和卓政治的顶峰，有“神学源泉”“真理的卫护者”等称号，具有崇高的威望。因此在传教过程中，他很快获得了大量当地居民的虔诚信仰。在他死后，庶出的伊斯哈克·瓦里与长兄穆罕默德·伊敏争夺教主之位失败，遂辗转来到母亲的故乡喀什噶尔。他在叶尔羌汗国统治者的支持下，在当地取得了巨大成功，其信徒被称作“黑山派”（教徒礼拜时戴黑帽）。其长兄之子穆罕默德·玉素布和卓一派势力随后也进入新疆，其信徒被称作“白山派”（教徒礼拜时戴白帽）。白山派最初在哈密一带发展势力，其后又发展至喀什噶尔。于是两派因争夺信徒爆发了激烈的冲突。黑山派因为得到了汗国统治者的支持，最初处于优势地位，而白山派直到穆罕默德·伊敏的孙子阿帕克和卓时才成功翻身。1667年，阿帕克和卓支持的尤勒巴尔斯夺取了叶尔羌汗位。在新大汗的支持下，白山派对黑山派进行了残酷镇压。黑山派自然不愿引颈就戮，也发动信徒进行反击，由此爆发了一系列的宗教战争。1670年，黑山派的支持者伊斯玛业勒取得内战胜利，夺回大汗宝座，这次轮到白山派被大肆屠杀了，阿帕克和卓也被驱逐出境。

阿帕克和卓被驱逐后，他为了寻求支持者，四处漂泊流浪，曾东游至甘肃、青海一带，在当地的门宦中留下了许多传说。最后他来到了西藏拉萨，拜倒在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座下。他哀求达赖喇嘛帮助他夺回喀什噶尔的统治权。五世达赖答应了其请求，给他的弟子准噶尔大汗噶尔丹写了一封信。带着这封信，阿帕克和卓来到伊犁准噶尔的汗廷，请求准噶尔出兵相助。噶尔丹此时已夺取了哈密、吐鲁番等地，早就对南疆地区虎视眈眈，达赖的来信正中下怀。1678年，噶尔丹率兵1.2万，以阿帕克和卓为向导，向喀什噶尔进军。蒙古人一路高歌猛进，很快便灭亡了叶尔羌汗国。阿帕克和卓也在蒙古人的支持下，成为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地的统治者，并自称“宇宙之主”。为了讨好准噶尔人，这位“宇宙之主”残酷剥削庶民，每年都要向准(5)噶尔汗国进贡10万腾格的白银，同时每月另外进贡4000腾格白银以供噶尔丹使用。阿帕克和卓废除了原先叶尔羌汗国的一系列制度，转(6)而在各地以“沙里亚法”施政，以各种宗教法官、审判官作为地方行政长官。在其宗教禁锢政策下，当地文化遭到了极大摧残，著名的喀什噶尔天文台被拆毁，学校成为念经场所，图书馆中数以万计不符合苏菲派教义的图书均被付之一炬。

为了缴纳上缴给准噶尔汗国的贡赋，同时也为了满足他本人及其家族穷奢极欲的享受，阿帕克和卓实行竭泽而渔的经济剥削政策，使人民“如居水火”，凡是异己分子，都被无情杀戮。其统治很快便遭到了辖内人民的反抗，各地纷纷爆发起义，连白山派的老巢喀什噶尔都被暴动群众所占领。叶尔羌汗国的残余势力也趁机起事，阿帕克和卓不得不狼狈逃往准噶尔人的控制区域。不过，在准噶尔大军的支持下，各路反抗者都被镇压下去，阿帕克和卓再次登上汗位。他大肆反攻倒算，四处捕杀黑山派信徒，黑山派的舒艾布和卓等首领纷纷被杀，只留下逃亡到撒马尔罕地区的达涅尔和卓一支。

1694年，阿帕克和卓为修建其陵墓大兴土木，横征暴敛，叶尔羌的黑山派再次暴动，冲进王宫将其处死。阿帕克和卓死后，其长子叶海亚与他的继母哈纳姆帕德莎为争夺统治权爆发了激烈冲突，叶海亚及其追随者失败被杀，白山派元气大伤。1696年，白山派和卓的后台噶尔丹也因为昭莫多之战战败，势力一蹶不振。叶尔羌汗室后裔阿克巴什趁机再次发起暴动，哈纳姆帕德莎在出逃途中被杀。

阿克巴什夺取叶尔羌地区的统治权后，从撒马尔罕请回了黑山派的达涅尔和卓，白山派则在喀什噶尔拥立阿哈玛特和卓为汗。此时，噶尔丹已自杀身亡，黑山、白山两派均想借此机会摆脱准噶尔汗国的控制。新任准噶尔汗策妄阿拉布坦自然不愿看到这样的局面出现，他先后发动两次远征，碾碎了和卓们的反抗。不过，准噶尔人还是继续保留了和卓傀儡政权，他们任命达涅尔和卓为天山南路叶尔羌、喀什噶尔、和田、阿克苏四城的代理人，条件是达涅尔和卓必须如往常那样支付巨额贡金，阿哈玛特和卓则被羁押于伊犁。1730年，达涅尔和卓病死，此时的策妄阿拉布坦之子准噶尔汗噶尔丹策零下令将天山南路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和田四城分别授予达涅尔和卓的四个儿子。

1745年，噶尔丹策零去世，准噶尔汗国由此陷入内乱，7年间换了4位大汗。清军也于1755年再次发起了对准噶尔的远征。黑山派和卓们见良机已至，便发动信徒将准噶尔派驻天山南路各地的官吏、驻军、商人全部驱逐。此时，准噶尔达瓦齐汗的政权正在清军的打击下分崩离析，根本无暇顾及黑山派的叛变。在黑山派和卓额手相庆之际，清军大营迎来了两位表示归顺的客人。他们是白山派阿哈玛特和卓被羁押在伊犁期间所生的两个儿子：长子波罗尼都，称“大和卓”；次子霍集占，称“小和卓”。清政府得到两人效忠后，认为“奇货可居”，决定派波罗尼都返回南疆，授予其招抚管理回部的权力。这一消息对黑山派和卓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他们集结起军队企图反抗，但在得到清军支持的白山派军队面前很快失败。黑山派和卓家族除阿布杜拉和卓外，全部被杀。至此，黑山派势力一蹶不振。

其后，大小和卓如前所说，因其迅速取得的胜利滋生出巨大的野心，但这一野心却在清军的铁腕打击下灰飞烟灭。不过，虽然大小和卓已然授首，但其后裔却始终难以割弃对新疆的野望，觊觎着这片广袤的土地。他们以圣裔自居，不甘失败，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叛乱。当时，霍集占没有子嗣，波罗尼都则有四个儿子。在战争中，波罗尼都年长的三个儿子均被清军俘获，唯有幼子萨木萨克被其乳母带往安集延。在那里，萨木萨克和他的后裔得到了浩罕统治者的庇护。阿帕克和卓的陵墓

浩罕统治者虽然在境内严厉限制、打击和卓势力，将世俗权力置于宗教权力之上，不但放逐了阿扎姆家族的和卓，还处死了许多装神弄鬼的伊斯兰教士。但萨木萨克及其后裔在浩罕统治者眼里，却是可以利用的重要工具。清政府无疑也意识到了萨木萨克可能造成的隐患，多次派人前去交涉，要求浩罕逮捕并交出萨木萨克，但都被浩罕当局搪塞过去。

乾嘉以后，清政府国势进入衰退期，对边疆的统治也日渐腐败，这给了野心家可乘之机。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以来，萨木萨克之子张格尔多次在浩罕的支持下，纠集人马越过边境侵入新疆，但前两次均被清军击退。清政府要求浩罕交出张格尔，但仍被浩罕拒绝。浩罕的爱玛尔汗（他是浩罕首个称汗的统治者）甚至还向伊斯兰教名义上的共主土耳其苏丹报告，宣称他为了解救中国异教徒统治下的诸城，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战事胜利。清政府最初并未认识到边境形势的恶化，认为张格尔只是肘腋之患，浩罕方面则借机要求再次减免关税，但被清政府拒绝。浩罕因未能满足要求，遂以圣战为名，支持张格尔发动大规模入侵。

道光六年（1826年）7月18日，张格尔纠集500余人再次窜入新疆发动叛乱。此次他吸取了前两次失败的教训，在入侵前便派遣奸细潜入新疆，四处联络，并大造舆论，蛊惑了不少民众。他这样宣传道：

但见其一面，即两世受福。

但饮其杯茗，即百虑皆忘。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庆祥派兵围剿，结果反被围困。清政府在收到边关急报后，于8月命伊犁将军长龄为扬威将军，调集各路援军3.6万余人会师阿克苏。此时，张格尔仍顿兵于喀什噶尔城下，他虽裹挟了大批民众，但却缺乏攻城能力，只得向浩罕求援，称愿将喀什噶尔割让给浩罕。在浩罕大军的支援下，张格尔终于在9月26日攻陷了喀什噶尔汉城，庆祥兵败自杀。张格尔又分兵先后攻陷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等地，建立了听命于浩罕的伪政权，并自封苏丹。但此时，各路清军已集合完毕，浩罕方面的援军则因为分赃不均已经离去。次年3月，清军发起反击，先后在洋阿尔巴特庄、沙布都尔庄、阿瓦巴特庄等地中歼灭叛军主力，于月底进抵喀什噶尔城下，粉碎了叛军的顽抗，张格尔不得不落荒而逃。至4月底，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等地已全部被清军收复。但张格尔并不死心，于道光八年（1828年）春节再次窜入新疆，但由于其入侵期间的暴虐行为，南疆群众对他深恶痛绝。他无法立足，很快便在喀尔铁盖山被清军擒获，并于当年6月被解往北京，枭首示众。为此，清政府驱逐了浩罕商人，并中断了两国之间的贸易。

张格尔虽死，但浩罕并未放弃利用白山派和卓入侵新疆的野心。很快浩罕当局便找到了替代者，他便是张格尔之兄玉素甫。道光十年（1830年）7月，浩罕大军4万余人护送着玉素甫侵入边境，沿路烧杀抢掠，再次兵围喀什噶尔，并进犯叶尔羌、英吉沙尔等地，但被清军分别击退。浩罕见无法取胜，本土又受到布哈拉汗国进攻，只得退兵。同时，清政府方面因为财政负担严重，也不得不与浩罕媾和，不但发还了抄没的浩罕商人财产，还允许浩罕政府派遣官员呼岱达进入新疆境内，管理浩罕商人并征税。大量浩罕商人进入喀什噶尔等地定居，生儿育女，并享受不被清政府管理的特权。这批特权阶层在喀什噶尔至少有6000人，成为一大隐患。

浩罕因此日益骄横，不断派兵侵扰边境，还在喀什噶尔自行对不属于其管辖的克什米尔、巴达克山商人擅自征税，甚至到各村镇委派官吏。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7月，卡塔条勒（玉素甫之子）、倭里罕等和卓后裔纠集起人马再次掀起叛乱，这次叛乱史称“七和卓之乱”。他们在喀什噶尔城内浩罕商人的内应下攻陷了回城，并再次进犯叶尔羌等地，一路上烧杀抢掠，犯下了许多可耻的罪行。清政府急调各路清军围剿，当年11月，清军在战场上大败叛军，和卓及其幸存的走狗全部被驱逐出境。在逃亡途中，他们煽动、裹挟了1万多名维吾尔族群众随其一起出逃，结果这些群众衣食无着，又遇到大雪，许多人冻饿而死。卡塔条勒因此次失败被当作了弃子，其掠夺来的大量财物均被浩罕当局没收，本人也成为囚犯，失去了自由。《平定回疆得胜图》之收复喀什噶尔之战

之后的10年间，又多次发生了和卓后裔窜入境内，企图掀起叛乱的事件，但均是小股流寇入侵。直到咸丰七年（1857年）6月，倭里罕再次掀起了大规模的叛乱。倭里罕是张格尔弟弟巴布顶之子，自幼野心勃勃，曾屡次策动叛乱，得到了浩罕当局的青睐。他在白山派大阿訇密尔爱玛提和南疆浩罕商人的内应下，打着圣战的旗帜侵入南疆，很快便控制了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巴楚、叶尔羌等地区的大片土地，清军只得据守城堡以待援军。倭里罕在其控制区域实行极其黑暗残酷的伊斯兰教法统治，每天都有几十人因违反其禁令被杀。他用砍下的头颅堆成了4座10层高的人头塔。直到9月，伊犁等地清军援兵陆续来援，解了各地之围，最终将其赶出了南疆大地。

虽然清政府平定了浩罕当局所支持的历次和卓叛乱，但这同时也暴露出了清政府在新疆统治的种种弊端。其民族隔离政策人为地阻隔了新疆各族民众与内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交流，中原汉文化难以浸润新疆地区，使它仍停留在伊斯兰文化圈，很难形成中华意识。不少有识之士纷纷上书朝廷要求改变原有政策，解除限制进入南疆的律令，允许内地商民携眷垦种，通过移民实边加强对新疆的控制，以杜绝外部势力的窥伺。

道光十一年（1831年），清政府终于颁布上谕，解除了不许汉族群众定居南疆的禁令，决定将西四城（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和田）可种之闲地，招民开垦。内地民众可以携带眷属前去定居，同时也可以耕种当地维吾尔族的土地。随着禁令的解除，各地都出现了“眷户日增，人烟日众”“出口谋生者纷至沓来”的良好局面，南疆的社会生产也有了极大发展。

不过，新疆地区吏治的日益腐败严重破坏了原本和谐的民族关系，当地官吏“文荒武嬉，复犬羊其民而虐用之”。咸丰年间出任甘肃布政使的张集馨对新疆官吏做出过这样的评价：“各城办事大臣，半系不学无术，而东三省人尤为贪悍。或奸淫回妇，竟不放归；或遇事科求，肆行洒派。”各级伯克作为土皇帝也是作威作福，他们以官府为后盾，鱼肉乡里，残酷剥削百姓，“伯克土霸，日增其富。小户回子，少有积蓄，辄为所咀嚼”。据统计，南疆257个伯克及其家族占据了当地40％的土地，库车地区的一名阿奇木伯克霸占的官田和民田竟多达42800余亩，并常年役使198户农奴为其无偿服役。除此之外，伯克们还肆行摊派：“回性贪黩，将亏取赢，是以大臣要米一石，伯克则科派数百石；要物一件，伯克则科派数百件。各庄小回，积怨入骨。”

林则徐在谪戍新疆时，在南疆地区看到的便是这样一幅景象：一路上不见炊烟，若是瓜果成熟季节还好，可以摘来充饥，除此之外，一天只有几个冷冰冰的馕饼充饥。大部分人都衣衫褴褛，不管寒冬酷暑，都是赤脚走路，连双鞋子都没有，生计十分艰难。

在这种情况下，新疆很快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众暴动。随后民众的反抗行动又被伊斯兰教上层教士攫取了领导权，导致清政府在新疆的统治秩序解体，最终为早已觊觎新疆的外国侵略者的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并引发了为祸10余年的“阿古柏之乱”。烽火连城（上）

阿古柏的兴起与帝国主义在中亚的扩张有着莫大的关系。19世纪工业革命后，西方列强瓜分殖民地的运动步入高潮。在这股殖民浪潮中，亚洲内陆，尤其是英属印度与俄国之间的地区，逐渐成为英俄在亚洲瓜分的主要目标之一，并以此为舞台展开了一场大角逐。

沙俄一向觊觎中国西北边疆。早在17世纪初，沙俄便开始侵入额尔齐斯河中游的草原地带，企图将厄鲁特蒙古变为俄国的臣民，将厄鲁特蒙古的土地变为俄国的领土，但是遭到了厄鲁特蒙古王公的一致抵制。17世纪30年代，准噶尔部崛起，沙皇政府又笼络准噶尔部封建领主，不断派出使节，赠送礼物，煽动他们投向俄国怀抱，以实现其吞并中国西北边疆领土的野心，但先后两任准噶尔首领巴图尔与僧格均严词拒绝。直到噶尔丹夺取准噶尔汗位后，他为实现其吞并天山以南地区、青海及喀尔喀蒙古，建立准噶尔帝国的野心，开始与沙俄相互勾结，大肆出卖领土、权益。至18世纪初，沙俄已占据额尔齐斯河流域大部及叶尼塞河上游，侵略矛头直指唐努乌梁海地区。1715年10月，受沙皇彼得一世的命令，布霍列茨中校率领全副武装的侵略军2900余人乘船来到亚梅什湖，企图入侵并夺取传说中的叶尔羌金矿。当时的准噶尔首领策妄阿拉布坦断然拒绝了俄国人的劝诱，他率军万人直逼俄军据点，将其团团围住，迫使俄军毁坏城堡后逃离。《乾隆阅兵图》

贼心不死的俄国人于1720年再次武装入侵。他们沿着额尔齐斯河一连航行了12天，深入准噶尔腹地，后被噶尔丹策零击败。但俄军还是沿额尔齐斯河修筑了一系列城堡，即西伯利亚堡垒线。在清军平定准噶尔的战争中，沙皇俄国又对准噶尔上层贵族进行了一系列挑唆和收买活动，并不顾清政府的强烈抗议，庇护了阿睦尔撒纳等人。1760年起，俄国人又以考察的名义深入额尔齐斯河等地，设立标记，建立据点。1764年，他们还来到中国内湖斋桑淖尔进行测绘。为此，清政府加强了边界巡视，并修建了一系列城堡，从而挫败了沙俄的入侵野心。

但是在哈萨克草原方向，俄国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沙皇彼得一世曾这样表现出他难以抑制的野心：“吉尔吉斯部（即哈萨克）……是通向亚洲各国、各地区的锁钥和门径，因此，该部需置于俄国的保护之下。”1716年和1718年，沙俄强行建造了鄂木斯克堡和塞米巴拉金斯克堡，取得了从东北方进攻哈萨克草原的前哨阵地。在沙俄的逼迫下，哈萨克中、小玉兹的一些部落被迫向其表示臣服。随后，俄军修建了奥伦堡、特洛伊茨克堡等据点，形成了一条从里海北岸沿乌拉尔河和乌依河直到鄂木斯克附近的弧形堡垒线，并与西伯利亚堡垒线相连接。1822年，沙俄政府颁布《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取消了中玉兹汗的权力，并开始向哈萨克中部和东部进军，逼近巴尔喀什湖地区。

18世纪中期，英国将法国势力逐出印度后，逐步完成了对印度次大陆的征服，并开始在南亚和欧亚大陆的地理分界线上同中国发生接触。19世纪初，英国又将位于喜马拉雅地区的廓尔喀（尼泊尔）、哲孟雄（锡金）、布鲁克巴（不丹）诸小国纳入势力范围。此时的沙皇俄国采取修筑堡垒线的方法，沿着里海到阿尔泰山一线开始全面向南推进。至19世纪30年代，俄国先后进行了14次远征，夺取了包括哈萨克草原在内的大量土地。俄国的上述行动引起了英国的高度警觉，后者随即提出了“精明无为”政策。具体而言，该政策的主要宗旨是：军事上压服与印度接壤的小国，外交上频繁向中亚派遣外交官、考察团、传教士收集情报，理顺英俄在中亚的关系，避免摩擦，消除隔阂，避免两国发生大规模冲突，争取在帕米尔、兴都库什山、喷赤河上游地区建立隔离带，防止俄国势力染指印度。

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在近东地区扩张受阻的俄国再次将侵略矛头指向中亚。一旦俄国完全控制了中亚，那么俄军既可从西北方向经伊朗、赫拉特直抵印度，亦能翻越帕米尔高原从阿富汗北面直抵印度。为遏制俄国势力南下，危及其在印度的统治，英国开始寻找代理人，并将侵略的触角伸向了处于变乱中的新疆地区。摘自《回疆志》的新疆全舆图

进入19世纪60年代以来，清政府的统治陷入危机之中：在内部，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虽然依次平息，但在西北陕甘诸省，又爆发了规模惊人的回民起义；在外部，英法联军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先后攻陷广州、天津、北京等地，将富丽壮观的圆明园付之一炬，并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出让大量主权。俄国也趁火打劫，先后逼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勘分西北界约记》，在东北夺取了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约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西北则割占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其势力大举进入新疆地区，逼迫清政府增开喀什噶尔为商埠，同意其在喀什噶尔设立领事馆。

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清政府在新疆的统治摇摇欲坠。当时新疆一年的军政开支就需要白银200万两，全靠内地各省协济，这笔支出约占当时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5％。由于内地军务未竣，度支告匮，所有新疆各城经费及军饷几乎无从筹拨，到1862年时，内地协饷全部断绝。由于得不到军饷，新疆各地爆发了军队“纠众乞饷”“胁官索饷”的事件。为筹措军饷，阿克苏办事大臣绵性在阿克苏增设盐税，规定平民每人每月交纳普尔钱两文。这种赋税称为“筷头税”，致使“庶民倾家荡产，可是催税的鞭子却仍然在他们的头上挥舞”。官府大开捐纳之门的同时，吏治也更加败坏，“他们想都没有想到怜悯百姓，忠心报国。只有钱，那些为买官而花掉的钱才是他们最关心的东西……他们像挖树根一样暗暗毁坏着伟大可汗的天下”。在当局竭泽而渔的压榨措施下，新疆各地经济凋敝，民众抗粮、抗徭的斗争也日益频繁。

当时，新疆各地还居住在大量被称作“东干人”的回民，他们的祖籍也多来自陕甘等地。在陕甘回民起事后，就有人潜赴新疆“暗相煽惑”，其中“有教首阿訇妥明者……以星禄卜筮游金积、河湟间，与各回目相识。乘乱由西宁潜出关”。虽然清政府一向严禁内地伊斯兰教士进入新疆布道，但此时其统治力衰微，已经难以控制。

同治三年（1864年），库车首先发生了民众暴动。在渭干河近旁，一批无力交纳粮赋而被迫服劳役的农民在开渠垦荒期间，有许多人因冻饿而死。不堪忍受的饥民们最终发起暴动，一个夜晚就杀死了2名官吏和15名伯克，随后又向库车城进发。6月4日，在来自陕西玉门的回民杨春的联络下，库车城外的回民在马隆等人的带领下趁机起事。“突然间，犹如祸从天降，一些东干人，一夜之间变乱谋反，放火焚烧了外厢巴扎尔（集市），杀死了异教徒的头面人物。这时英吉沙尔城阿奇木伯克的儿子阿拉雅尔伯克也率领一些含冤的穆斯林协助了他们。大家同心同德，放火烧毁了官府的衙门。”

6月6日，暴动群众攻入城中，库车办事大臣萨灵阿等官吏及8名伯克被杀。他们一开始准备拥戴库车郡王爱玛特为首领，但爱玛特忠于清政府，不愿参与其中。他这样说道：“你们是少数人，和台（泛指汉族）的百姓很多。你们无法和他们对抗。我们家族好几辈人为大汗效劳，得到了官位、财富、水、土地，我自己也曾好几次晋见过大汗。我们祖辈吃的都是大汗的盐，享受大汗给予的荣华富贵。现在，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对给过我们盐吃的大汗翻脸。虽然大汗是一位异教徒，我也要信守诺言，尊重我所吃过的盐。我不做你们的首领。你们情愿让谁做你们的首领都可以。我已经七十多岁了，再也没有奢望和追求了。”见爱玛特不愿就范，暴动的群众便将他处死了。

最后，库车人拥立了一位当地的伊玛目热西丁和卓为首领，将他扶上了白色的毛毡。热西丁登上汗位后，被称作“汗和卓”，又被尊称为“圣人穆罕默德最伟大的后裔，宇宙力量的主宰者”。热西丁将人间的一切不幸都归罪于所谓异教徒的统治，号召民众进行圣战。他这样煽动道：

几个世纪过去了，穆斯林被没有信仰的异教徒和残暴的压榨者踩在脚下侮辱和轻视，现在安拉给了穆斯林以许可和支持，给了我们力量，让我们毫不迟疑地向异教徒挥去伊斯兰的宝剑。现在最重要的工作是，只要我与你们的生命还存在，就要把它投入战争。进行圣战能为全体人民带来利益，这是安拉仆人的职守和本业，甚至可以看作是最重要的功课。

至此，这一反抗清政府的运动沦为消灭异己的工具，汉人要么被迫改宗伊斯兰教，要么被杀。随后，热西丁下令穆斯林在礼拜日做呼

(7)图白时呼喊自己的名字，为其祝福，并下令铸造刻有自己名字的普尔钱。热西丁派兵东征西讨，先后攻占了阿克苏、库尔勒、喀喇沙尔（今焉耆）等地。他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其他地区的穆斯林，天山南北各地很快形成一片烽火连城的景象。库车王府

在成功策动库车暴动后，杨春又来到乌鲁木齐，在那里他联络了当地驻军绿营参将索焕章起事。索焕章出身甘肃回民望族，其父索文曾任甘肃提督一职，在军中颇有地位。同样来自甘肃的阿訇妥明在潜入新疆后，便居住于索家，索焕章“素蓄异志”，两人一拍即合。当时乌鲁木齐都统平瑞为筹措军饷，只得加派钱粮，州役马全、驮户马八都是回民无赖，借机大肆敲剥，汉民则结团自保。双方发生械斗，马全等人兵败逃出城去。城内回民遂在南关礼拜寺集合商讨起事，“明炬议事，戈矛森然”，这一情况被遣勇朱小贵告发，但朱小贵反被索焕章以妄报军情所杀。7月15日，索焕章在当地门宦的支持下，推妥明为主帅，组织回民起事，并于7月29日攻占了乌鲁木齐汉城。提督业布冲额逃至索家，才发现索焕章是幕后主使，绝望之下仰药自杀。全城满、汉官兵及百姓1.3万余人被害。乌鲁木齐满城则在被围困80多天后，被回民武装掘开城墙后失陷，都统平瑞兵败自杀。其后妥明自称清真王，改年号为清真2893年，并排挤了索焕章，独自攫取了大权。索焕章最后郁愤而死，杨春则在围城之时因内讧被一名撒拉族阿訇所杀。

7月26日，叶尔羌城也发生了暴动，汉民7000余人被杀，残存清军只得退守汉城。7月至10月间，绥来、奇台、阜康、呼图壁等地纷纷失陷，汉族群众多遭屠戮，其中阜康地区死难群众多达4—5万人。

10年之后，帮办新疆军务金顺的幕僚周先檀经过奇台县，看到的仍是这样一幅景象：

空城黯黯悄无人，一片荒墟劫后因。

巢燕凄凉难觅主，野花缭乱不成春。

我们再看清政府方面的对策。清政府当时有驻军约1.5万人，主要分为三部分，即八旗、绿营及“伊犁四营”。其中八旗为主力，约7000人；绿营多为回族士兵，约2000人；“伊犁四营”则分别为从东北、蒙古等处调来戍边的锡伯营、索伦营、察哈尔营和东归的土尔扈特部蒙古组成的厄鲁特营，约6000人。这支驻军除守备新疆的主要城市外，还要负责驻守漫长边境线上的各个“卡伦”（满语，“哨所”之意），兵力分散之下，根本难以应付四处燃起的烽火。伊犁将军常清对此一筹莫展，只能连忙上奏，请求催调各路官兵援助新疆，以扑灭各地燃起的烽火。清政府接到急报后，迅速做出反应，免去了因贪赃枉法而声名狼藉的伊犁将军常清的职务，令伊犁参赞大臣明绪接替常清为伊犁将军，又指示新任陕甘总督杨岳斌率领所部精锐立刻赴任，接手新疆军务。清廷同时从各地调兵遣将，分别命乌里雅苏台将军麟兴、荆州将军穆图善等人分别率兵赶赴陕甘，并命令奉旨简放的各城领队、办事大臣迅速抵任治所，剿灭各地叛军。叶尔羌城

然而，新疆的局势还是急转直下。9月，布鲁特族首领思的克与回族首领金相印在喀什噶尔起兵。10月，妥明攻占乌鲁木齐满城，都统平瑞自焚，兵备道伊昌阿及部下2万余人被害。不久后，伊犁宁远城失陷，伊犁将军驻地惠远城、满营驻地惠宁城也被围攻。新任伊犁将军明绪急调锡伯营、索伦营马队800人回守惠远城，又招募汉民、哈萨克壮士3000人共同守城，才确保惠远城暂时不失。妥明军见惠远城城池高大、防守严密，遂转攻古城。入援的2万喀尔喀蒙古兵奉命解古城之围，结果一触即溃，败退的残军一路狂奔逃到科布多城。见蒙古兵战斗力低下，清政府不得不下令将其撤散。陕甘总督杨岳斌虽是湘军宿将，在与太平军的交战中屡立战功，受一等轻车都尉世职，但此时手下却无多少兵马，需回湖南募集，一时难以成军。荆州将军穆图善所部则远在湖北，即使星夜兼程，赶到新疆也需一定时日。为解新疆危局，清政府又急令湘军名将鲍超率所部霆字营出关，但鲍超的部属不愿远征，竟以欠饷为由哗变于湖北金口，朝廷竟也无可奈何。

1865年3月，在坚守了近3个月后，古城失陷，领队大臣惠庆及以下官兵连同妇女7000余人被杀。伊犁将军明绪作为新疆最高军政长官，却陷入无兵无饷的境地，各地索兵请饷，纷纷告急，“而所望者关内劲旅，奈相隔万里，缓不济急”。明绪甚至萌生了借师助剿，希望借助俄军来平定叛乱的念头。清政府最初也对俄国出兵抱有期望，但在与俄国交涉过程中，认识到俄国狼子野心，为害更大，最终放弃了这一想法。

此时，在新疆各地，除了库车的热西丁“汗和卓”政权和乌鲁木齐的妥明“清真王”政权外，伊犁地区的迈孜木杂特、肖开特、艾拉汗等人亦先后自称“苏丹”，割据伊犁河谷地一带，和田地区则由自称“帕夏”的哈比布拉所占据。他们一面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每天享用着丰美而种类繁多的各类饮食，吃着北京风味的饭菜，还有许多美丽的女人轻歌曼舞，犹如天堂的仙女降临，时刻相伴”；一面又打着圣战的旗帜，蛊惑群众，制造民族仇杀，煽动民族分裂，将新疆淹没在血泊中。为了生存，各地汉族群众纷纷结寨自保，形成一系列民团组织。这些民团“结寨堡，集精壮”，且耕且战，自屯自守，收容了各地逃来的大量难民，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将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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