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2008年卷(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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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2008年卷试读：

演讲·论文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新闻出版工作

自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来，全国新闻出版战线在学习、宣传、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上做了大量工作，总体上看，思想认识明确，贯彻积极努力，落实不断深入，取得一定成效，积累了一定经验，为进一步用科学发展观武装思想、推动工作、指导实践创造了条件。但是，这与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统领新闻出版工作、指导新闻出版业健康发展还存在不小差距。

我们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深入推动学习实践活动的开展。一、解决制约新闻出版业科学发展的主要问题

从初步调查的情况看，影响和制约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主要问题有五个：

一是思想不够解放。我们行业在发展上反映出许多制约科学发展的问题，诸如不利于科学发展的陈腐观念、影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阻碍科学发展的规章制度等等。比如，对我们行业体制外已经形成的新的文化生产力关注不够，甚至排斥，几次调研把这些问题弄清了，但在结论、政策方面总是放不开。再如，随着行业的改革发展，有不少规章制度明显不能适应当前工作的需要，但相关的配套政策却跟不上，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发展。这些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主要是我们有些同志思想里总是30年前那些条条框框，“左”的思想观念占了上风，思想解放不了。

二是对发展是第一要义还没完全理解。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在当代中国解决一切问题都要靠发展。例如，我们行业许多问题解决不了，就是因为发展不够。像学术论文问题，经调查，全国每年因博士硕士毕业，各种行业晋升职称要发表学术论文至少410万篇，而我们提供的平台只能发表100万篇，有300万篇没地方发表，于是不正之风、学术腐败、买卖版面等问题就接踵而来，显然是由于我们行业发展不够造成的。党的十七大提出，要让全国人民成为文化创造的主体，我们连最基本的要求也解决不了，何谈让人民成为主体？再比如，进口音像制品在市场上所占比例太大的问题，光靠把关是解决不了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我们自己要发展，要使国内音像产品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这又是发展的问题。所以，要通过这次学习好好把类似这样的问题解决好，用发展的思路来解决问题,指导工作。

三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不得力。一些同志科学发展观基本理论学了，会议上也用了，但落实上不得力。如对新闻出版行业需要调控总量、调整结构、科学布局的问题，早都认识到了，但在落实上却不够得力，审批项目上就没有坚持，所以造成了产业依然分散、集中度低、经济效益差、增长方式粗放。一些同志一讲发展就是办报办刊要书号，而不是在提高质量效益上下工夫。实际上，目前我国平均每个书号的印数在逐年下降，每个刊物、报纸、音像社，并没有完全发挥出自己的生产力，而是在盲目地铺摊子。十七大提出要建设文化产业群、产业带、产业园区，要求我们的行业实现集约化发展，目前我们还没有很好落实。

四是改革力度不够。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是建立在20多年深化改革的基础上的，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文化产业发展不快是由于文化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就我们新闻出版业而言，目前经营性新闻出版单位改制仅仅完成了三分之一，公益性出版单位的改革还处在试点阶段，没有全面推开。市场上存在的条块分割、地区封锁、垄断经营等问题没有完全打破，旧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新的垄断又出现了。为什么会出现高定价低折扣，价格虚高？就是垄断经营的结果。市场主体不到位，行业竞争不充分，造成我们行业远远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不少单位几乎还在计划经济轨道上爬行。

五是行政能力不强。统筹兼顾做得不到位，是我们行业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世界性技术革命使传播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挑战，互联网信息的传播已无国界边界，体制外新闻出版活动日益增多，许多错误思想借助网络传播；“公民记者”利用博客、播客发布新闻，严重干扰新闻秩序，影响社会舆论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如何解决，直接反映新闻出版管理能力，实事求是地讲，我们还不适应当前形势需要。群众长期呼吁的买卖书号、收版面费、摊派发行、不良广告等问题，虽经整顿，仍时有发生，这说明我们新闻出版管理部门行政能力还不够强。

以上这些问题说明影响我们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因素还有不少，针对目前这种情况，我们要继续在学习上下工夫，弄懂弄通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尤其要在实践上下工夫，只有突出实践特色，联系实际才能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行业的发展，使学习实践活动见实效。在具体的学习实践中一定要解放思想。新闻出版是个特殊行业，首先它属于意识形态领域，新闻出版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其次，它是经济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我们是实体产业，经济属性很明显，目前我们行业共有48万个企业，年产值约有8000多亿元，今后几年将直奔万亿元；同时，新闻出版又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传播渠道。所以它政治性、经济性、文化性都很突出。要做好这项工作，思想一定要解放，适应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不能只从一个方面看问题。许多同志过去形成的政治上的高度敏感，是个优势，但如果不看形势，只讲斗争，不讲发展，不能使其在其他方面发挥作用，就落后于时代、做不好工作。今天很多同志仍在管、卡、压方面下的力气大，在发展方面用的心思不多，对基层怎么发展更是考虑得不多。我们要通过学习实践活动，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深化改革、科学发展。二、着力推进三大转变

在这次学习实践活动中，我们要把推动三大转变作为重点，这是深化改革、科学发展的关键。

一是转变政府职能。要由权力型、审批型政府转为服务型政府。这次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三定”方案和机关机构改革，已经突出了这一点，实行集中审批，建立阳光政务大厅，这些工作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下一步，我们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依法行政上来，解决长期存在的重审批轻监管问题。

二是转变制约行业发展的体制机制。要在三年内基本完成经营性单位转企改制任务。现在出版社有500多家，完成转企改制任务的有180多家，报刊社上万家，转企改制的才十分之一；发行系统深化改革的任务艰巨；印刷企业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要求也还没有完全达到。随着体制问题解决，新的机制也要形成。地方上已明确，改革交给省委、省政府管，中央部委和高等院校所属出版社这两块要作为目前推进改革的重点。报刊改革要加快进度，投融资制度改革也要大力推进。

三是要转变增长方式。要从粗放型数量扩张型增长方式向质量型效益型科技型增长方式转变，利用传媒领域高新技术，构建新的发展平台和出版业态，使传统出版单位向数字出版方向发展，大力培育新闻出版新业态，发展产业群、产业带、产业园区，形成新的增长点。三、着力构建为民服务的文化体系

以人为本，就要大力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维护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

下列五大工程是我们的重点：

一是大力实施“农家书屋”工程。今年财政拨款六个多亿已经下来，正进入落实计划阶段。这项工作一定要抓好，这是惠及64万个行政村、7万家社区、9亿人口的重要工程，必须当成头号工程，抓实抓好，抓出成效。

二是大力实施重点出版工程。文化传承的重点工程，如《中华大典》的出版等，要继续做好；主题出版工程，如今年的迎奥运、抗震救灾、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等，要全力做好。要用好国家设立的出版基金，组织生产精品力作，给民族文化宝库留下我们这个时代的珍宝。

三是大力实施惠及民族地区的“东风工程”。进一步加强对西藏、新疆、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产品供应，形成传播先进文化的网络，要使所有少数民族地区的新闻出版保障水平超过汉族地区。组织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协作区，提高产品生产供应的能力。

四是大力实施全民阅读工程。目前这项工程日渐成熟，各地都很重视，省、市、县、工厂、学校都组织了不同形式的阅读活动。我们要借鉴各地读书节、读书日、读书周、读书月活动的经验，继续加大力度推进，通过全民阅读，传播先进文化，树立核心价值观，提高公民素质。

五是大力实施文化环保工程。目前文化市场上的文化环境污染是现实问题，群众反映强烈。一方面是敌对势力的渗透、国外不良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队伍中也有唯利是图，为赚钱出版发行低俗文化垃圾的问题。“扫黄打非”、版权保护、市场监管的任务很重。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对反渗透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依法加强文化市场的管理，清理文化垃圾，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四、继续落实五大战略

实施下列五大战略是推进行业健康发展的战略选择，是新闻出版业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措施，必须认真落实。（一）大力实施精品战略

各个产品门类都要突出精品。一个时代的新闻出版工作不能给时代留下精品是个遗憾。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创造，我们也要有时代精品。要从选题规划、产品推广、国家政策扶持上突出精品意识，不能单纯追求数量。联合国每年发布影响世界的一百本书中没有中国的，这与我们的大国地位不相称。我们要把更多的力量放在精品生产上。（二）大力实施集团化战略

集团化是集约化的主要途径。按照党中央的要求，三五年内要形成三五个中国一流、世界知名的新闻传媒集团公司。要加快兼并重组股份化的进度，打破地区行业限制，培育大型文化企业集团，使大集团成为市场主体和战略投资者，在左右文化市场，参与国际竞争中发挥更大作用。（三）大力实施科技兴业战略

这次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机构改革，专门设立了科技与数字出版司，就是要加大推进科技方面的创新。目前，整个新闻传播和出版业发展到了关键时期，正在由传统出版向数字化出版方向转变。与国际水平相比，我们的出版业在传统领域没有优势，但数字化与别国同时起步，一定要抢占先机，中国就有可能引领数字传播潮流。数字出版基地要加强，数字出版自主创新行业要加强，要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不能受制于人。科技创新上一定要下工夫，在新一轮竞争中，我们要争取主动。（四）大力实施人才战略

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在人。所以行业发展方面要培养人才，培养领军人才、高技术人才、优秀记者、编辑家、出版家、出版商。要打破行业界限，扩大用人视野，从各方面选拔优秀人才进入行业，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五）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走出去”作为国家软实力竞争的重要方面，已提出多年，但落实的劲头不足，所以要进一步把“走出去”战略落实到创意、生产、销售、发行活动的各个环节。思想要解放，办法要创新，善于用国际渠道和国际名牌企业输出中国产品，用自主品牌参与市场竞争。要精心组织每届国际书展和博览会，树立中国国际形象，文化奥运精神要进一步发扬。明年我们是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主宾国，一定要精心设计，及早动手，尤其要多出能与世界其他国家竞争的产品，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地位。

通过改革发展、服务体系建设，落实党中央对新闻出版工作的总体要求。在新闻出版业要最终形成两个格局、三大体系，即形成一个以国有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产业格局，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世界先进文化的开放格局；构建面向基层、服务人民的公共文化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覆盖全面、传输快捷的传播体系。这些目标达到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真正取得了实效。〔柳斌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发展壮大党报事业

非常感谢中国传媒大学举办此次党报论坛，为党报工作者提供了一个研究问题、倾听观点、畅谈想法的机会和平台。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来，我国新闻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党报和其他主流媒体的体制机制改革日益深化，舆论引导能力进一步提高，新闻传播力进一步增强，事业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局面。

当前，我国新闻事业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处于一个改革发展的历史关口。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构建国际一流媒体、打造与国情国力相适应的现代传播体系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深化新闻事业的体制机制改革，深化党报体制机制的改革，发展壮大党报事业和整个新闻事业，已成为新闻界乃至全社会普遍关心关注的重大课题。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建立健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制度、体制和机制，切实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从目前的实际状况来看，我们党报的体制机制离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从服务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的战略高度，推进党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我们要通过改革创新，使党报的体制机制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更加有利于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提高国际传播能力，提高主流媒体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以此来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科学、健康发展。

借此机会，我谈四点想法，请大家指正。

第一，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努力掌握话语权，赢得主动权。

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考察人民日报社工作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党报必须坚持党性原则，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舆论引导正确，利党利国利民；舆论引导错误，误党误国误民。正确导向是新闻宣传的灵魂和永恒主题。

当今时代，信息传播渠道日益多样，各种社会力量都力图发出自己的声音，舆论格局深刻变化，舆论环境空前复杂。能不能切实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牢牢掌握话语权，显得尤为重要。面对重大突发事件和人们普遍关心的重要问题，党报和其他主流媒体要努力做到不失语、不乱语，早说话、敢说话、会说话，要努力用积极健康的主流舆论引领社会舆论场和网络舆论场，用鲜明正确的主流观点帮助人们认识和把握当前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用中国特色、中国模式、中国发展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切。

第二，把增强传播能力作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重点，努力建设国际一流媒体，构建现代传播体系。

传播力决定影响力。当今信息社会，谁的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大，谁的价值观就能广为流传。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打破西方媒体垄断格局和话语霸权，已经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现实任务和重大战略课题。而体制不活、效率低下、资源配置不合理，是制约我国媒体做大做强的主要障碍。因此，要建立健全符合新闻传播规律的体制机制。

一是进一步推进采编体制改革，打造新闻平台。前几年，人民日报实现了采编分开，由总编室编辑新闻版，其他专业部门主要进行新闻采访和周刊编辑，取得了一定成果。现在，我们正在研究，扩大采编分开成果，积极推进报网融合，打造新闻平台，为释放新闻生产力、提高核心竞争力提供体制保障。

二是实施扩大品牌战略，打造现代大报。去年，我们梳理了《人民日报》的名牌栏目，构建出品牌体系。现在，我们正推广品牌战略成果，优化版面资源，调整版面结构，按照现代一流大报的要求，不断增强新闻报道的针对性、时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说服力、亲和力，创新报道方式，创新文风，尽量少一些结论和概念，多一些事实和分析；少一些空泛说教，多一些真情实感、人文关怀；少一些抽象道理，多一些具体细节、鲜活事例，使新闻作品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

三是推进报网互动，把党报的权威性和互联网传播力有机结合起来。现在我们正在研究《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增加国际新闻版面，加强国际评论和报道，以增强国际传播力的问题。同时，以人民网为龙头，积极建设和发展新兴媒体，加快人民网外语国际频道建设，加强网络视频建设，加快“走出去”步伐。通过联合制作等方式，加强与外国著名网站合作，推动海外落地，努力实现“由以党报为主、兼顾新媒体，向报网融合发展转变；由以国内发展为主、兼顾国际，向国内国际并重发展转变。”将“中国声音”更广泛地传播到世界各地、千家万户。

第三，建立健全符合集团化发展、集约化经营、制度化管理的体制机制。一是加快集团化建设。现在，人民日报社有3家中央媒体，20多家社属报刊，一家出版社，还有相关影视企业。加快集团化建设重点是进一步办好中央媒体，把《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网办成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际一流媒体；同时，组建相应的社属报刊集团公司，遵循市场规律，负责经营性的纸质媒体的全面发展。二是加强集约化经营。集约化经营是集团化建设的有效保障。这需要我们完善新闻采编系统；建成统一高效的财务系统；建立并完善行政服务系统，积极推进后勤社会化进程；建立并完善党群、干部人事管理系统；建立并完善国内外分支机构的管理系统。报社投资3000多万元建成报社信息管理系统，正是对这一工作的有力推动。三是要规范制度化管理。在集团化、集约化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相应的组织制度保障体系，深化“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改革，强化让制度管事、让制度管人、让制度说话、让制度发挥效益。

第四，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市场经济是党报发展的现实环境，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破除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适应、不符合的体制机制，促进党报事业的大变化、大发展。一是要大力推进党报体制机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在报纸发行上，要继续深入贯彻“存量靠动员、增量靠市场”的方针，巩固提高“存量”的数量和质量，破解“增量靠市场”的难题，提高党报驾驭市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逐步加大市场供应量，经受住市场的锻炼和考验。二是要大力推进所属媒体和相关文化产品在传媒市场、文化市场中的发展壮大。在这个方面，环球时报积累了经验，实现了发行、广告双赢利的良好局面，成功地在市场上走出了一条新路，环球网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环球时报》英文版即将推出。《环球人物》创刊两年多来，也已经在市场上站稳脚跟。中国汽车报的形势也很好，它们已有一报四刊，两个网站，通过这些年的辛苦经营，已经初具规模。三是要大力推进营销网络建设和发展。要改变以往那种重报道、轻读者，重版面、轻营销，重供给、轻需求的现象，积极探索符合市场运作规律的营销方式，建立营销网络，切实做到报纸发行到哪里，营销网点就延伸到哪里。四是要大力推进现代资本运营进程。要借鉴和吸取媒体融资上市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探索利用资本市场，扩大融资渠道，增强融资能力，增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保证安全，促进相关企业上市。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经营管理模式、资本运营方式、财务结算方法，减少上市风险成本，提高市场收益率。

深化党报事业体制机制改革，是新闻界一项共同的任务，也是一项长期、复杂而又艰巨的系统工程。各兄弟新闻单位在长期的摸索和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形成了许多好思路、好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现在，以胡锦涛总书记考察报社为契机，人民日报社进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期。尽管我们也面临着这样和那样的困难和挑战，但我们有中央的正确领导和亲切关怀，有以张研农社长为班长的编委会带领大家团结奋斗，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有雄心，把《人民日报》建设成为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际一流媒体！

衷心感谢大家对人民日报社工作的大力支持！热切盼望着大家对人民日报社的改革发展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何崇元：人民日报社副社长、高级编辑，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

从北京奥运会新媒体的版权保护，谈到中国版权保护的几个问题

2008北京奥运会圆满成功举办，电视、广播和新媒体的转播工作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奥运会的电视、广播和新媒体的转播收入占奥运会收入的50%以上，如何保护奥运转播权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办好奥运会的关键问题之一。北京奥运期间，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国家版权局、广电总局、公安部以及工业和信息化部几个部门成立了工作小组，对奥运会的新媒体转播情况进行24小时的实时监控。根据国际奥委会的监测，在奥运会期间，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新媒体盗播案件发达国家占80%左右，其他发生在亚非国家（其中不到10%发生在中国）。我们对发现的非法转播行为，依照快速反应机制在最短时间内予以删除（其中用时最短的一宗案件，从发现到处理完毕只用了20多分钟），一共在奥运会期间查处案件100多件，得到了国际奥委会的高度评价，认为“中国政府出色的反盗版工作为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奠定了基础，也为全球奥运反盗版工作树立了榜样”。奥运新媒体版权保护的成功案例，在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版权保护的进步。借此机会，我想谈谈与版权保护有关的几个问题：

一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版权事业取得巨大进步。30年前，中国很少有人知道版权。1979年1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同志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美国，中国国家科委主任方毅与美国能源部长施莱辛格签署了《中美高能物理协定》，其中有涉及保护版权的条款。1979年4月，一份关于起草版权法并逐步加入国际版权公约的报告，由国家出版局呈报国务院，国务院副总理耿飙转请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耀邦审批，胡耀邦同志批复：“同意报告，请你们尽快着手，组织班子，草拟版权法。”从而拉开了人民共和国建立现代版权保护制度的帷幕。在这30年里，我国的版权事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道路，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建立起一套符合国情又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著作权法律体系，建立了一个由司法和行政并行的版权保护双轨体制，在打击侵权盗版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版权公共服务、社会服务框架基本建立，版权国际合作与交流不断加强。奥运新媒体版权保护工作充分说明了我国的版权保护水平，特别是充分体现了我国版权保护双轨体制的特色，发挥了版权行政执法及时、快捷、高效的优势。

二是版权保护要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版权保护水平要适度，打击目标要突出。奥运版权保护工作做得很好，但并不是说对任何领域的版权保护我们都有能力实施这样的保护，因为我们的执法力量还严重不足，长效防范机制还没有建立。这与我国尚处转型期、又是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还不完善的发展现状有关。用科学发展观指导版权工作实践，首先要从中国版权保护的实际出发，做到准确定位。中国的版权保护时间短，起点低，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侵权盗版问题，这是中国处于现在这个发展阶段不可避免的。因此，当中国达到国际条约保护的基本门槛时，应当给中国一定的时间，逐步推进。要求中国现在就要达到发达国家的保护水平，这既不现实，也不可能。认清中国的复杂国情始终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但我们决不能用自然主义的眼光对待版权保护，决不能以发达国家经历了上百年的版权保护历程来为我们设定一个漫长的保护期限，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改革开放30年，我们已完全走出封闭，按照国际规则与世界的发展融为一体；二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创新型国家，都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以更好地激励全社会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现在，一方面我们的成绩很大，我们的立法水平是与国际衔接的，但另一方面版权执法水平还有待提高。当前我们的执法重点是少数恶意侵权的盗版分子，而不是公众。我们开展了反盗版百日行动、天天行动，查破了一批侵权盗版大案要案，极大地震慑了盗版分子。我们也要注意防止那些打着公众利益的旗号牟利的非法使用者。对于大量的个体、对个体作品使用中出现的纠纷，应通过协调或民事诉讼的途径去解决。我们要坚持不懈地开展版权教育，特别是对公众的版权教育。对于公众中一些人从眼前的好处与实惠出发购买或使用盗版物，应当加强教育，而不是查处。

三是要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对版权工作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已成为生产财富、推动发展的重要资本。中央提出要转变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从依靠资金、能源、自然资源的高投入拉动经济增长，向依靠知识投入拉动经济增长转变，从自然资源驱动型增长向知识要素驱动型增长转变。这对知识产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强调，未来世界的竞争根本上是知识产权的竞争。只有拥有更多自主知识产权，才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知识产权三大类中，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专利和商标（被称为工业产权），版权被称为文学产权。实际上，版权的范畴超出了文学的领域。随着版权的广泛使用，版权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美国把电影业、出版业、软件业都纳入版权产业，这些产业形态都依托于受版权保护的智力作品的制造、复制、传播的基础之上。版权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从创造、管理、保护到使用的全过程，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对版权工作提出了很多新要求。从政府这方面来讲，对版权的创造和使用这两方面的关注还是不够的。应当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四是要善于运用版权来解决文化发展中的新问题。这不仅仅是要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还要解决我们的管理问题。前一段时间，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研究怎样发挥版权在网络管理中的作用，认为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大有可为。互联网传播的丰富性，从社会进步来说，是有利的，需要正面对待、正面引导，把它用好。另一方面，它也带来很多新的问题，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出现了很多我们传统管理方式难以应对的大量不良信息，低俗、夹杂淫秽色情、违反社会公德等很多问题集中在网络中反映。按照现行的管理方式处理，需要大量的人力，需要进行繁复的法律程序鉴定，并且由于网络信息海量且流动性很快，我们的管理效率不高，非常麻烦。而通过版权管理是一个简捷的方法。从2005年开始，国家版权局和公安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原信息产业部）连续四年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的专项行动，查办了一批网络侵权案件，关闭了600多个非法网站。依照《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我们查处案件的标准是网络传播的作品是否经过权利人许可，并不对具体内容进行审查，这是一种非常快捷的网络管理方式。

最后，谈一下版权与媒体的关系问题。从国家版权局的角度来看，就是政府部门怎样对待媒体。近几年来，我们的党报特别是《人民日报》，在版权宣传方面起到了很大的、重要的作用，在此表示感谢。但由于版权是一个新事物，很多人包括一些媒体还不了解，比如卡拉OK收取版权费问题，现在大家都认识到这是保护知识产权的必然要求，但前两年有些小报炒作得很厉害，我就感觉到政府在发挥媒体作用、提高透明度方面工作还不到位。现代政府将是一个民主和透明的政府，要求民众有非常广泛的知情权，媒体在其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传播作用和监督作用。版权作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媒体应该积极客观地报道，特别是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应该让各方通过媒体发表不同的看法，把不同观点放在一个平台上大家讨论，通过讨论讲透道理、提高认识，也是对版权的一种宣传。同时，媒体要善于利用版权，因为版权就是从出版萌发的，先有了出版物，才有了版权，版权与媒体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媒体是智力作品的重要使用者，版权制度能够激励创造更多的好作品，同时也为媒体使用好的作品提供了便利。我国的著作权法规定了报刊转载、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录音制品法定许可制度，这有利于作品的使用传播。当前，颁布实施《广播录音制品法定许可付酬办法》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希望我们版权部门与媒体单位多多联系，一方面探讨如何更加便捷地利用好版权制度，传播好的作品；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媒体对版权这样一个新生事物给予热情的关注、支持和批评。〔阎晓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国家版权局副局长，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

党报的时代使命

在全党全国人民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活动到达高潮之际，“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第五届（2008）年会的举办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是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2008年6月20日考察人民日报社工作时重要讲话精神的继续和深化；是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党报新闻宣传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共同研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创党报建设新局面的深入交流和有力动员。

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舆论引导正确，利党利国利民；舆论导向错误，误党误国误民。不仅要坚持正确导向，而且要把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还指出：“必须加强主流媒体建设和新兴媒体建设，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以舆论引导为贯穿全篇的关键词，从指明各个媒体要恪守党性原则，着力提高自身舆论引导能力，到整合各类媒体形态，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是党中央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准确把握意识形态领域和舆论传播环境深刻变化的新形势新条件，对新闻舆论工作提出的极具针对性、纲领性的指导意见，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于新闻宣传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新闻舆论处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沿，党报又居于主流舆论的主体地位。以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为重点加强党报建设，以党报为中坚力量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是党和人民赋予党报的义不容辞的新的庄严职责，也是党报立足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必须履行好的时代使命。

党报是我们党的重要执政资源，是我国主流舆论的核心成分。深入分析和准确把握意识形态领域变化的特点和趋势，是党报致力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基本依据，也是以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舆论引导能力推动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的重要前提。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30年间，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上层建筑也在相应变革，意识形态领域总体态势良好，主流积极健康向上。同时要清醒看到，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社会思想多元多样多变的趋势日益明显，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舆论引导的难度日益增大。还要清醒看到，“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并未根本改变，各种敌对势力正加紧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活动，而且组织越来越周密，方式越来越多样。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上述变化，进一步把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善于用一元化指导思想引导多样化社会意识，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差异中谋共识，形成正面舆论引导强势，进而整合各种媒体形态，打“组合拳”，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以更加强大的公信力、影响力和主动权挤压各种负面信息言论、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传播空间，不断提升影响国际舆论的能力和成效，就成为党报建设的重中之重。

科学技术进步引发的舆论传播方式和舆论传播格局的历史性变化，也对新闻舆论工作提出了严峻挑战。互联网、移动通讯的日益广泛应用，不仅带来了传播方式的革命性飞跃，正在成为信息社会的基本工具，而且带来了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成为推动文明进步的强大引擎。目前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4亿人可以使用新兴媒体进行交流、对话，正在催生着跨媒介、跨产业传播新格局。顺应各类媒体将在数字时代融合的可以预见的趋势，按照党和政府“积极利用、大力发展、科学管理”的方针，将建设新兴媒体进一步纳入重要议程，引导其更好地凸显传播优势、承担社会责任、发挥社会功能，自觉地、主动地促进弘扬主旋律的舆论引导新格局形成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以党报为中坚力量的主流媒体肩上。

如何履行好党报的时代使命？胡锦涛总书记全面、精辟地指明了正确途径。作为一名党报工作者，学习中体会最深的是：坚持以人为本，遵循新闻规律，勇于改革创新，抓紧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一、党报姓“党”，办好党报必须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坚持以人为本，一切以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依归，是做好党报新闻宣传的根本要求，也是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根本要求。在新闻宣传中要更好地把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和提高舆论能力结合起来，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主流媒体建设和新兴媒体建设整合起来，形成舆论引导主导力量。在新闻报道中下力找准党心和民意的“共鸣点”、兴奋点，在同群众平等交流中形成社会共识，在加强信息服务中开展思想引导，进一步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切实做到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和加强改进舆论监督相统一，推动有关地方、部门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党报工作者要转变角色、放下架子，真心实意地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把笔头、镜头更多对准书写历史、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变良师为益友，变硬性灌输为“巧指路”，变套话“官腔”为鲜活的群众语言，润物无声，循循善诱。要进一步践行“三贴近”原则，转变作风、改进文风，到群众性实践的第一线去“捉活鱼”，只有让群众喜闻乐见，才能充分发挥党报主导社会舆论的导向作用。二、党报的新闻报道必须遵循新闻规律

一是充分认识透明度决定公信度，并贯穿于新闻宣传实践中。在信息化时代，坚持及时准确、公开透明是提升新闻公信度、提升舆论引导能力的唯一选项。今年新闻宣传中，党报以及其他主流媒体最显著的进步就是在及时准确、公开透明方面有了实质性突破。这表明按新闻规律及时准确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既是新闻的制胜之道，更是国家大步迈向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我们的力量在于说真话。”二是充分认识传播力决定影响力，并贯穿于新闻宣传实践中。传播力即媒体实现有效传播的能力，媒体之间的竞争实质上是传播力的竞争。党报的品牌和权威性决定了它的品质，但要实现传播力制胜，就要更多推出事关大局大势、传达党的声音、体现人文关怀、视角新颖独特的新闻、通讯和言论，克服时下党报内容趋同化、写作公式化、多报一面的现象，在追求有效传播效果上下工夫；就要整合党报集团各种媒体形态，各展所长优势互补，专注于打造无可取代的传播力优势。三是充分认识话语权决定主动权，并贯穿于新闻宣传实践中。话语权实质上是对舆论的引导力和控制力，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取得了主动权。“3·14”西藏事件前期报道的失语被动，同汶川大地震报道全程用好话语权、赢得主动权的实例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党报的话语权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必须通过报道和评价新近发生的事实，在打牢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为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在营造健康向上、真实生动的主流舆论，在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必须在主动设置议题、主动发出声音，妥善引导社会热点、善于因势利导上下工夫。同时要改变新闻传媒的作用仅表现在对发生的事件进行被动报道的传统观念，树立现代信息社会传媒应筹划说什么、怎么说、何时说的新观念，由旁观者、报道者变为组织者、参与者、实施者。三、党报要勇于改革创新

改革创新是新闻战线的永恒主题。我国在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变革过程中，党报事业短期内困于这样那样的矛盾，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正常现象。正视并逐步解决困难和问题的正确途径就是改革创新。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要坚持用时代要求审视新闻工作，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党报要改革创新，首先要求重视实践中形成的观念创新新经验。观念创新，既要坚持客观性原则，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在巩固的前提下创造；又要坚持科学性原创，重视已有新观念的总结提炼，而不是盲目地标新立异；还要坚持统筹性原则，真正做到在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内宣外宣两个工作格局的统筹中发挥整体作用。继续解决“不贴近”问题，真正转向为人民服务；改变报道“模式化”问题，鼓励生动活泼的形式创新；要学会用事实说话、用典型说话、用数字说话的报道方法；还要创新管理机制，激发广大新闻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性，用漂亮的“自选发挥”完成重大的“规定动作”。四、党报要抓紧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

党报拥有政策资源、人才资源、新闻资源、技术资源等优势，已经创办了大量都市类报刊、重点新闻网站和手机报，应加强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统一组织协调，率先催生覆盖面更广、传播速度更快、表现手段更多样的舆论引导新格局。主管部门也应从社会舆论多层次的实际出发，把握媒体分众化、对象化的新趋势，以党报以及电台、电视台等主流媒体为战略重点，整合都市报类媒体和新兴媒体的宣传资源，积极抢占新媒体阵地制高点。奥运因素和3G加速，已把中国推向全球网络信息发展的最前沿，党报只有适应新媒体的挑战才能赢得主动，引领构建定位明确、特色鲜明、功能互补、覆盖全球的舆论引导新格局。〔张虎生：原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高级编辑，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

“皇甫平”文章引发的一场思想交锋

记忆的车轮将我带回17年前的春天。1991年，由四篇“皇甫平”评论文章引发的一场思想交锋，成为中国新一轮思想解放的前哨战。人们看到，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后，一场新的思想解放是怎样兴起来的；看到历史伟人在重要关头是如何拨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航向的；同时也可以看到新闻媒体是如何在党的领导下为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而勇于承担、冲锋陷阵的。一、邓小平发话了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治理整顿已经进行了两年多，加上国外的经济制裁，经济发展速度明显下降。“八九风波”的阴影尚未从人们心头消除，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给人们带来更大的震撼和困惑。当时国内是一片反和平演变的声音，一片清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热浪。

1990年底，在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同志召集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提出“要善于把握时机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强调“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推进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他还强调“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根据邓小平同志这个谈话精神，江泽民同志在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开幕式上重申，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是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政策。他还提出要大胆利用一些外资进行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技术改造，“即使冒点风险，也值得干”。

接着，在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邓小平同志到上海过春节。这是从1988年开始他第四次来上海过春节了。与前几次不同，这一次他频频外出视察工厂、参观企业，在新锦江饭店旋转餐厅听取有关浦东开发开放的汇报，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深化改革的谈话。他强调：“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习惯，二是怕，怕出问题。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他又一次着重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他还强调“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好多障碍阻挡着我们。说‘三资’企业不是民族经济，害怕它的发展，这不好嘛。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他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

17年前听到这些话，我激动了好几天。凭长期从事党报工作培养的政治敏锐性和责任感，我深感邓小平同志的谈话分量非常重，非常有针对性，显然不仅是对上海说的，而是有意识地就全国的改革开放作一番新的鼓动。

我深切感到，中国又走到一个历史的重要关头。是继续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重提阶级斗争，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走回头路？中国共产党人在90年代初的确面临着一个“向何处去”的现实课题。

在这种情况下，《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带头阐述邓小平同志关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最新思想，是理所当然、责无旁贷的。二、“皇甫平”文章应运而生

按照《解放日报》的惯例，每年农历大年初一都要发表一篇小言论贺新春。1991年春节前夕，我觉得只写一篇小言论不足以宣传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最新思想。因此在小年夜我找来了评论部负责人和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一位处长共同商议，决心合作写几篇联系上海改革开放实践，阐述邓小平改革开放新思想的评论文章。开篇就是2月15日（辛未羊年正月初一）发表在《解放日报》头版、署名“皇甫平”的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

文章对辛未羊年作出前瞻后溯，提出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交替点上。“十二年一个轮回。回首往事，上一个羊年——1979年，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开创中国改革新纪元的一年。”“抚今忆昔，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唯一道路，没有改革就没有中国人民美好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评论开笔这些话今天读来也许平淡无奇，但在17年前却让人眼球为之一亮。因为当时报纸几乎都在集中火力抨击“资产阶级自由化”，已有19个月没有用这种口吻谈论80年代的改革开放了。文章提出“1991年是改革年”，这是针对当时有人提“1991年是质量年”。还有那八个字“何以解忧，唯有改革”以及“我们要把改革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改革开放贯穿全年，总揽全局”等话，都是直接引用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传达贯彻七中全会精神和邓小平同志视察上海谈话时的原话。

3月2日第二篇“皇甫平”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发表。这篇文章的点睛之笔，是提出90年代改革的新思路在于发展市场经济。文章传达了邓小平同志视察上海时的谈话精神：“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并批评“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文中鲜明提出“在改革深化、开放扩大的新形势下我们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并指出这种“新的思想僵滞”表现为，“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把利用外资同自力更生对立起来，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等等。同改革开放初期“思想僵化”不同，对于深化改革发展市场经济，有些同志主要是害怕被人批判为搞资本主义，因此我们经过推敲认为用“思想僵滞”要委婉一些。

3月22日，第三篇“皇甫平”文章《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发表。针对开放会不会损害民族工业、会不会使上海变成“冒险家的乐园”等担忧，阐述了邓小平关于“开放不坚决不行”的思想。这篇文章鲜明提出“增强扩大开放意识,就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抛弃任何一种保守、僵滞、封闭的观念，形成与一个先进的国际城市相称的开放型软环境”，“90年代上海的开放要迈出大步子，必须要有一系列崭新的思路，敢于冒点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例如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实行进入自由，免征出口税等带有自由港性质的特殊政策，对于这类被称为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这篇文章之所以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引起那么多的责难，就是因为文中提出了“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趑趄不前，难以办成大事”。

第四篇“皇甫平”文章《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于4月12日见报。这篇文章是根据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中全会上关于干部问题的讲话精神写的，文中引用了战国时期思想家荀子说的一段话：“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我们在文中对这段话展开了论述，强调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要破格提拔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皇甫平”四篇文章相互呼应，围绕解放思想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个中心，宣传了邓小平90年代初提出的改革开放新思想，形成了一个鲜明推进改革开放的完整的舆论先导系列。三、难忘的激烈交锋年“皇甫平”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党内外反响强烈。每篇文章发表的当天，总有不少读者打电话到报社问文章作者是谁，并说读了文章很有启发，有助于进一步解放思想，认清形势，打开思路，坚定信心。《解放日报》驻京办事处也收到很多电话，打听文章背景，说这些文章以加大改革分量为主旋律，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当时，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事处人员接到当地领导人电话，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还派出专人到上海来了解发表背景。文章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说这是“吹来一股清新的改革开放春风”。

当年4月，新华社《半月谈》杂志发表评论，呼应“皇甫平”文章，公开表示支持不能对改革开放任意进行“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当时海外媒体也迅速作出反应，有的报道文章内容，有的进行评论，还有对文章发表背景作出种种猜测。好几家外国驻华媒体的记者打电话给我，要求采访“皇甫平”文章写作背景。应当说，一家地方媒体几篇署名评论文章，引起海内外媒体如此广泛关注，确很少见，出乎意料。

与此同时，国内有些媒体发起了责难和批判。就在这一年4月，有一家刊物发表文章质问“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然后自己回答说，在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日子里，曾有过一个时髦口号，叫做不问姓“社”姓“资”。结果呢？“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的邪路”，诸如经济上的“市场化”、政治上的“多党制”，还有意识形态上的“多元化”。在列举了这一系列恶果之后，文章说“不问姓‘社’姓‘资’，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

接着又有一家杂志发表更加“上纲上线”的文章，说什么“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本来是‘精英’们为了暗度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还说“一切不愿做双重奴隶的中国人，有责任也有权利问一问姓‘社’姓‘资’”。另一家杂志则对准“皇甫平”一通乱射：“至今仍有此论者把‘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问指责为‘保守’、‘封闭’的观点，主张予以抛弃”，“对于那种不许问‘姓社姓资’的观点，人们也不妨问一问，它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笔者完全不能理解，‘不问姓社姓资’的口号，究竟符合党章的哪一条款呢？提倡‘不问姓社姓资’，那么在政治上还要人们问什么呢？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难道需要和可以改变吗？”总之，“皇甫平”文章罪莫大焉：“引向资本主义邪路”，“断送社会主义事业”，“不合党章条款”，“改变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如此等等。更令人注意的是，有的文章公然提出批判“庸俗生产力论”、“经济实用主义”，等等。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哪里是批判“皇甫平”文章，矛头分明已指向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当时，看到那些歪曲文章原意，无限上纲讨伐的“大批判”，我们本想进行反击。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理解我们的处境，为保护我们，指示要淡化处理，不搞争论。我们顾全大局，不与批评文章展开辩论，但却承受着重大压力。但是，我心里明白，宣传邓小平思想没有错，终究会明辨是非的。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一位领导将“皇甫平”文章及那些批判材料，送给了邓小平身边的一位同志，转交给邓小平同志参阅。

当一些媒体喧闹批判的时候，我国经济理论界发出了声音。1991年7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片在经济学家刘国光同志主持下，召开了“当前经济领域若干重要理论问题”座谈会，吴敬琏、戴园晨、周叔莲、卫兴华、樊纲等经济学家就“姓社姓资”这一敏感问题坦陈己见。他们对批判者的“高见”不予苟同。吴敬琏指出“从全局上说，从战略上说，一定要保证我国整个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从具体问题来说，不能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对外开放用了一些社会化大生产通用的作法，如果问‘姓社还是姓资’，这些做法都不能用了。如果这样的话，从根本上说来，是妨碍社会主义经济繁荣的，甚至是破坏社会主义繁荣的。”卫兴华说了五点：第一，实行改革开放不能不问“姓社姓资”；第二，不能乱定“姓社姓资”；第三，不能对什么事情都一定要问“姓社姓资”；第四，问“姓社姓资”，不是排斥和否定一切姓“资”的东西存在；第五，不要用不正确的“社”“资”观去胡乱批评正确的理论思想。他认为，有人批评薛暮桥“神化”商品经济就属这一类。

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情况，我们没有发表文章进行正面交锋，但是也并非沉默不言。我们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坚持真理的决心。如1991年8月间，当时已有不少报纸杂志集中火力批判“皇甫平”文章，这时北京一家大报发表《筑起抵御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评论员文章，全国大多数报纸都转载了，而《解放日报》没有转载。我们认为这篇评论把反和平演变局限在意识形态领域，矛头指向广大知识分子，这与党中央精神不一致。防止和平演变，主要在政治领域，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要防止，重点在党内进行教育。另外，防止和平演变，要“建筑钢铁长城”，这种提法欠科学。这是我们在不能正面反击批判文章的情况下，以不转载“反和平演变”评论文章来表明对当时一些批判“皇甫平”文章的态度。

此外，在1991年下半年，我们仍然继续坚持宣传邓小平同志谈话精神，表明我们没有放弃“皇甫平”的主张和信念。1991年8月31日，即在前苏联“八月变局”后的一个星期，我们发表《论干部的精神状态》评论员文章，明确提出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能动摇，坚定地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绝不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只有振奋精神坚持改革开放，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这年10月份，我写了一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长篇文章，着重论述只有把生产力搞上去，才能在和平演变的挑战中岿然不动。文章明确提出前苏联的“红旗落地”，并非在于“卫星上天”，社会主义国家唯有经受住新科技革命的挑战，红旗才能举下去，才能更高飘扬。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对前苏联的衰变和解体的深层教训作一个与当时主流舆论不同的阐述，其基本精神与“皇甫平”文章是一脉相承的。

这一年的12月，我从内参材料上看到，一位某大报认为的“坚定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在给中央“上书”中公然宣称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转向低潮情况下，中国抵御西方“和平演变”的阴谋困难重重，而坚持改革开放恰恰会为西方“和平演变”势力所利用，因此提出不要冒改革开放的风险，先集中全力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以增强反和平演变能力，这才能保住社会主义阵地。

这是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也是当时对“皇甫平”种种责难批判倾向的集中反映。我们就此召开了一个形势座谈会，请徐匡迪、华建敏、刘吉、王沪宁、李君如、施芝鸿、王新奎、王战、周汉民等沪上一批坚持改革开放的人士，对这份内参展开讨论。后来，我就把这次座谈会大家发言的意见，整理成两篇评论员文章即《改革要有胆略》、《再论改革要有胆略》，在《解放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严肃批评了反对冒改革开放风险，认为坚持改革开放就会被西方和平演变势力所利用的错误观点。这就是在激烈交锋年，我们力所能及地做的针锋相对的交锋。四、大音稀声扫阴霾

在1991年就“皇甫平”文章展开的交锋中，据说有句话在北京流行着：“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邓小平同志冷静地、不动声色地观察和思考了1991年这场思想交锋。

1992年春天，他老人家出山了。1月18日至2月21日，小平同志以88岁高龄不辞劳苦进行南巡，足迹遍及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反复强调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搞市场经济，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谁不改革开放，谁下台。

邓小平同志抓住了1991年思想交锋的要害，尖锐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还提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这个角度看问题，“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邓小平同志用“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简明生动词句，激励我们“把握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针对1991年思想交锋中暴露出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尖锐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邓小平同志的南方重要谈话，为党的十四大召开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所高度评价的：“今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地回答了这些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谈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和建设，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真是“大音稀声扫阴霾”啊！1992年2月4日，又一个大年初一，《解放日报》又在头版显著位置率先发表题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的署名评论文章，拉开宣传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的序幕。文章发表后，同样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与一年前发表“皇甫平”文章的遭遇大不相同，当时舆论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华社向全国转发了《深圳特区报》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全国各地报纸以南方谈话为中心纷纷发表报道和评论。我们也与一年前“皇甫平”文章侧重于鼓动改革开放不同，1992年则侧重于阐述南方谈话的重要思想观点。我们以“吉方平”署名连续在《解放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论走向市场》、《论加速发展》、《论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论“换脑筋”》四篇文章。这几篇文章的命运，也与一年前“皇甫平”文章大不相同，为国内许多报纸转载，尤其是被曾经批判过“皇甫平”文章的中央知名大报所转载。

曾几何时，那些抨击“皇甫平”的人纷纷收起他们手中的大帽子，旗偃鼓息了。在1992年年中，上海和全国的好新闻评奖活动中，“皇甫平”评论以高票获得一等奖。实践证明，真理愈辩愈明，道路愈争愈清。坚持改革开放是人心所向，发展市场经济是大势所趋，加快发展提高生活水平是众望所归，与时俱进不断解放思想是必走之路。

作为在党的宣传思想战线上工作了40多个春秋的一位老兵，我心依旧。舆论一定要在社会历史的紧要关头发挥先导作用，一定要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勇为前驱，成为时代晴雨表、社会风向标。这是党和人民的新闻工作者应尽的社会责任。〔周瑞金：原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高级编辑〕

做好主题宣传 壮大主流舆论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领导高度重视主题宣传，宣传部门积极组织主题宣传，主流媒体大力开展主题宣传，先后推出了“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 促进和谐”、“高举旗帜科学发展”等主题宣传，为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找到一个新载体、好抓手，也为新闻宣传工作增添了一个重点、亮点。一、关于主题宣传的基本认识

主题宣传，是有“主题”的宣传，是对“主题”的宣传，是以特定“主题”为报道对象、报道内容和报道重点的新闻宣传活动。具体来说，就是以党和政府的重大战略思想和重要决策部署为主题，集中、连续开展的重大宣传报道活动。其特点是：围绕主题，分专题进行报道；精心策划，成系列隆重推出，力求中央精神与基层实践上下贯通，理论政策宣传与实际工作经验虚实结合，主题思想与新闻要素有机统一。这就是主题宣传的基本定义，也是主题宣传的主要特点。

主题宣传同典型宣传、成就宣传、热点引导、舆论监督一样，是新闻宣传的重要形式和有效载体，区别在于报道内容、报道对象、报道重点有所不同。要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就要统筹协调好主题宣传、典型宣传、热点引导和舆论监督，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主题宣传近几年兴起和流行，是新闻宣传战线自觉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崭新实践，对于更好地把宣传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巩固壮大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舆论，动员和激励干部群众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具有重要作用。（一）主题宣传是传达党的主张的重要途径

新闻媒体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有效工具，是联结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担负着把党的声音传遍千家万户的重要任务。十六大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深入推进，我们党的理论发展也不断开辟出新境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推动建立和谐世界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如何迅速让这些重要理论创新成果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所掌握，是新闻宣传工作面临的重大课题。我们认真总结过去大型系列采访报道的经验，提出用主题宣传这种新方式、新办法，分专题、成系列地对中央提出的重大理论和重大政策进行集中、连续宣传，组织新闻媒体深入细致地阐述和解读，把道理说充分、把内涵讲明白，使党的主张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党的十七大以来，新闻宣传战线把学习宣传贯彻十七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促进全党全社会兴起了学习宣传贯彻十七大精神的热潮。按照中宣部统一部署，从2007年10月开始，中央主要新闻媒体开展“学习宣传贯彻十七大精神”主题宣传，在重要版面和时段集中推出《党的十七大报告解读》、《高举旗帜 科学发展》、《说句心里话》三大专栏。其中，《高举旗帜 科学发展》专栏既全面展示十七大对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作出的重大部署，又及时反映各地各部门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的新思路、新举措、新进展、新成效。《说句心里话》专栏则着眼于民生视角，让新闻当事人直接站出来说话，充分反映广大干部群众对十七大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衷心拥护和对贯彻落实十七大政策的殷切期盼。《党的十七大报告解读》专栏刊播大量具有权威性的解读文章，深入阐释十七大提出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和重大工作部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准确把握十七大精神实质，把思想认识和实际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二）主题宣传是推动实际工作的有力手段

从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到生产生活的具体实践，这中间有一个理解精神、结合实际、转化为现实的复杂过程。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使命就是通过新闻报道，树立典型，推广经验，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把政策贯彻落实好，从而推动实际工作取得进展。推出主题宣传，就在于它能够迅速掀起宣传高潮、营造浓厚氛围，把零散的、分散的报道在一段时间里集中起来，在主流媒体的重要版面、重要时段推出，使之变成多角度、系列化的主题宣传，壮大主流舆论报道，形成政策宣传的声势和规模；在于它能够连续不断地推出先进典型，系统地介绍各地各部门的好做法、好经验，用典型事例、先进单位为全国提供大量可以学习的榜样和可以借鉴的经验，通过立标杆、树目标的方式推动各地各部门在比较中学习、在学习中竞赛，更好地贯彻落实各项政策措施；在于它能够形成强大的社会推动力，借助持久不断地表扬先进、鞭策落后，让人们在比较中找到差距，在对照中明确方向，从而激发旺盛的斗志和干劲。这些年的实践证明，主题宣传之所以引起比较强烈的社会反应，就是因为紧密结合各部门各地区的工作实际，结合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对实际工作起到实实在在的推动作用。2007年，中宣部组织中央新闻媒体推出“节能减排”主题宣传，大力宣传中央关于节能减排的方针政策和重大部署；刊播解读文章，帮助广大群众了解政策出台的来龙去脉；刊发评论员文章，宣传做好节能减排工作的重要意义；通过消息、综述等多种形式，报道各地各部门推动节能减排的新思路、新举措；加强舆论监督，对个别地方盲目追求豪华、浪费电能的现象进行曝光批评。这些报道形成了强大舆论声势，有力地推动了节能减排工作深入开展。（三）主题宣传是动员组织群众的有效方式

任何好的政策措施，只有真正赢得人们的理解，并切实转化为自觉认识和实际行动，才能对现实生活产生作用。新闻媒体必须通过生动鲜活的报道，帮助广大人民群众理解、掌握党和政府政策措施，增强人们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和信心。之所以推出主题宣传，是因为它能够赢得人们的广泛理解，通过集中、连续的宣传报道，把改革发展的必要性、重要性讲清楚，把政策措施的时代背景、主要内容和重大意义讲透彻，从而引导群众深刻理解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举措，吃透精神、掌握实质；是因为它能够争取群众的大力支持，通过集中、连续的宣传报道，把政策措施中有关群众利益的安排讲明白，用生活中的变化、事实，深入浅出地阐释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改革措施，让人们在充分理解政策的基础上大力支持中央的政策举措；是因为它能够动员社会的积极参与，通过集中、连续的宣传报道，让群众充分了解其他地区的具体做法，在统一认识、激发智慧的基础上，广大人民群众就会主动行动起来，自觉地投身到改革发展的实践中。2006年“落实科学发展观”主题宣传中，中央媒体围绕社会普遍关注尤其是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130多个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报道和分析解释，具体生动、入情入理。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专题中，中央媒体正面回应境外对我国装备行业的批评质疑，播发了《冲击世界装备技术巅峰》、《中国制造需靠“中国脑”》等60多篇重点报道，用沈阳机床、华中数控等先进企业的创新成果展示我国装备行业自主创新的显著成就，推动广大企业积极创造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不断壮大市场竞争力。（四）主题宣传是形成舆论强势的重大举措

现在媒体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媒体对象化、分众化带来了社会舆论的“碎片化”、离散化，使舆论态势变得空前复杂。我们整合各种传播资源，集中开展大规模、持续性的主题宣传，正是着眼于在社会舆论多元多变的情况下提高舆论引导水平，推动形成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舆论。主流媒体集中开展主题宣传，倾力打造出一批富有社会影响的名牌栏目，可以很好地将主流声音传播开去。大量的报道通过都市类媒体、网络媒体转载和传播，主流声音得以不断地放大，并辐射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总之，重大主题宣传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有效形式。主流媒体要肩负起反映党和国家主张、引导社会舆论的重要职责，就要精心组织重大主题宣传，不断深化对主题宣传的认识，不断推动主题宣传实践。二、关于主题宣传的策划组织

主题宣传作为重大的新闻实践活动，几乎包括了新闻宣传的所有流程和各个环节。从策划组织角度来说，可概括为五个“化”。（一）内容设计专题化，突出主题宣传的针对性

策划主题宣传就要将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政策措施中的关键内容分解成若干专题，分别进行深度报道和具体阐释。“科学发展观”是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内容丰富、内涵深刻，体现在党和国家工作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2005年，围绕“落实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主题，分专题、分阶段地展开报道，先是推出“东部新跨越”、“中部崛起”、“东北振兴”、“西部大开发”等专题报道，随后推出“区域协调”、“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等专题报道，既有对实际行动的生动展示，又有对典型经验的系统总结；既有立足全局、视野开阔的全景式报道，又有以小见大、动感很强的现场短新闻。（二）报道推出系列化，体现主题宣传的纵深感

组织策划主题宣传，就要从现实生活中撷取生动具体的事例，多层次地揭示重大理论、重大政策的思想意蕴，多侧面地展现重大理论、重大政策的巨大力量。这就决定了主题宣传是持续性的展开过程，是系列化的报道形式。2006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主题宣传活动，全年分五个阶段推出系列报道：第一阶段，集中宣传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突出报道各地各部门贯彻落实的新思路新举措；第二阶段，组织新闻采访团赴各地进行大规模集中采访，主要反映地方的实际工作；第三阶段，集中刊播国家相关部委领导同志访谈文章；第四阶段，统一推出系列政策解读文章；第五阶段，配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集中宣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这五个阶段，次第推进、有序展开，形成一波推一波、一浪高一浪的效果。（三）表现形式多样化，增强主题宣传的吸引力

形式生动活泼，群众喜闻乐见，看得进、记得住，主题宣传才能真正入耳入脑，起到教育引导的作用。《人民日报》坚持“内容抓重点、形式求出新、言论加力度、版面要突出”的策划方针，形成了阶段性专题配发评论员文章，重点典型配短评，次重点典型加按语，自主选择典型配“记者感言”，调查性报道配“基层之声”等灵活多样的报道形式。新华社把电视脚本的写作方法引入主题宣传，通过“现场见闻”、“数据看点”、“背景插播”、“声音回放”等形式，把长篇报道分解成既有记者目击又有系统分析，既有新闻背景又有精辟观点的报道组合，通稿采用率大大提高。《光明日报》把解析文化现象、促进文化建设作为主题宣传的重点，通过“采访手记”、“背景图示”等形式增强对新闻事实的解析和引导。《经济日报》在主题宣传中形成有高度、有深度、有趣味的“报道品牌”，通过“对话”、“笔谈”、“采访日记”、“故事会”、“多维坐标”、“百姓身边事”、“专家观点”等形式推出专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采用述评结合方式提升报道的思想性，还进一步强化报道“可听性”的关键元素，在音响运用上下工夫，报道中既有记者的现场口播，也有采访对象的声音；既有主题采访声，又有背景介绍音，构成层次鲜明的音响氛围，使得整个报道富有时代和生活的气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等栏目设置了“链接”、“关键词”、“记者感言”、“全景”、“聚焦”、“心声”、“新数字”、“新视角”、“新起点”等小板块，有时采用动画表现形式，使一些难以实际拍摄的内容变得直观、可感。中央电视台记者在报道“东北振兴”时摄制的“玉米树”节目，图文并茂、一目了然，堪称主题宣传的精品佳作。（四）重点栏目品牌化，扩大主题宣传的传播力

近几年，新闻媒体大力实施品牌战略，把主题宣传和专栏报道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主题宣传内容丰富和专栏报道展示灵活的特点和优势，精心包装，倾力经营，细化主题内容，细分受众需求，打造了一批在社会上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品牌专栏，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重点栏目品牌化，成了组织重大主题宣传、提升正面宣传效果的有效方式。一方面，着力推出主题宣传品牌专栏。如反映中国共产党人奋斗历程和英勇事迹的《永远的丰碑》、反映中国共产党光荣历史和红军长征重要史实的《红色记忆》、反映各条战线建设成就的《经典中国》等专栏，都成为广大读者听众所熟知的主题宣传品牌专栏，产生了积极的品牌效应。另一方面，新闻媒体利用已有品牌栏目进行主题宣传。新华社的《新华视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纵横》、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等都曾大量刊播主题宣传稿件和节目。地方媒体也是这样。《解放日报》、《湖北日报》、浙江广电集团就分别以《解放》系列专栏、《记者走基层》专栏、《卫视七姐妹》专栏承担多项主题宣传任务，使不同的主题内容在品牌专栏中实现新的整合与提升，以品牌战略推动主题宣传实现新的跨越。（五）营造声势规模化，提高主题宣传的影响力

从十七大闭幕至今年“两会”前，中央主要新闻单位350多名记者组成“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主题采访团，分赴31个省区市集中采访。从2007年11月6日开始，各媒体在重要版面和时段，集中推出《高举旗帜 科学发展》专栏报道。《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中央主要报纸的专栏报道有一半以上是在头版头条刊发。中央电台、中央电视台在《新闻和报纸摘要》、《新闻联播》等重点节目中推出主题宣传专栏，平均时长分别达到四五分钟、两分半钟。新华社采写大批有深度、有分量的主题宣传通稿，被各级各类媒体广泛转载。新华网、人民网、央视国际、中国广播网等中央新闻单位网站加强策划，纷纷在网站首页突出位置开设“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专题，采用嘉宾访谈、专家解读、系列报道、网民论坛、专题链接等多种方式，利用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媒体形式，主动设置议题，吸引广大网民关注和参与，在平等讨论、互动交流中有效引导网上舆论。地方党报、电台、电视台、晚报都市报、新闻网站和中央新闻单位子报子刊也积极参与主题宣传活动，结合各自特点，主动安排，精心策划，推出大量有分量、有影响的报道。三、关于主题宣传的改进创新

近几年，主题宣传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和经验，但与中央的要求、人民的期盼还有不少差距。今后，要按照“高举旗帜 围绕大局 服务人民 改革创新”的总要求，积极推进主题宣传内容、形式、手段的改进创新，使主题宣传更具吸引力，更富感染力，更有影响力。（一）从强化新闻要素入手，提高主题宣传的实效性

主题宣传思想性强、政策性强、指导性强，容易突出宣传价值而忽视新闻价值，强化新闻要素、突出新闻性是提高主题宣传实效性的重要办法。

第一，善于把重大方针政策的精神实质转化为具体鲜活的新闻事实，从大局着眼，从具体入手，努力做到用微观典型透视宏观政策，用新闻语言转化文件语言，用新闻报道代替政策阐释，使之符合生活逻辑，符合人民群众的思维方式和阅读习惯。

第二，善于从非事件性材料中寻找“事件性因素”，从渐变过程中发现带有突变性的因素，从正常状态中找出有别于其他事物的新鲜之处、特殊之处，重过程、重事例、重细节，提升主题宣传的新闻性、时效性。

第三，善于捕捉党和政府方针政策、决策部署与大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利益元素”，抓住与普通群众直接利益和具体利益的结合点，从百姓视角分析这些政策对群众生活的影响，缩短重大时政新闻与普通老百姓之间的距离，提高主题宣传的吸引力、亲和力。

第四，善于从各地政府决策中找亮点，从现行政策中找热点，从大众百姓的生活中找故事，把重大主题“化严肃为活泼”、“变抽象为具体”，切实增强主题宣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二）从丰富传播载体入手，扩大主题宣传的覆盖面

主题宣传要形成强大声势、形成规模效应，就必须丰富传播载体，吸纳众多媒体加盟，搞大合唱，形成主题宣传的整体合力。

第一，主题宣传要在新闻网站占有更大分量，新闻网站要对主题宣传投入更大力量，使主题宣传在网上形成舆论强势。还可引入博客播客、短信彩信、手机电视等新型传播方式，进一步提高主题宣传的生动性、吸引力。

第二，都市类报刊应把主题宣传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摆上议事日程、列入工作计划，结合自身特色，精心策划组织，在都市报上形成主题宣传强势。同时，都市类媒体可以在参与主题宣传中大展身手，通过主题宣传加速转型升级。

第三，要推进报纸、通讯社、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协同联动，形成整体合力。特别是新闻网站可以转载、集纳中央媒体刊播的重要稿件、重点文章，并根据网络传播特点进行整合和挖掘。这样，各级各类媒体上下联动、报网互动、台网互动，多方位、多角度地聚焦主题，使主题宣传在更广的范围产生影响，发挥作用。（三）从扩大受众参与入手，提升主题宣传的亲和力

主题宣传不仅要让群众看得进、记得住，还要吸引群众积极参与，把需要群众认识的问题融入与群众平等交流互动中。网络媒体最具互动性，在扩大受众参与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在互联网这个开放自由、富有活力的思想文化交流平台上，受众的参与不仅是主题宣传的一个部分，而且是对报道主题的深化和延伸，能增强主题宣传的效果。在“落实科学发展观”主题宣传中，新华网、人民网、央视国际、中国广播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吸引网民交流讨论。中央媒体及时收集整理反馈意见，在《报网互动》、《大家谈》、《网友评报》等多个栏目中刊播，形成了多媒体的同频共振，推动了新闻舆论和社会舆论的交流互动。在“构建和谐社会”主题宣传中，央视国际互动专题“‘大城小事’——看身边的和谐社会”；在“节能减排”主题宣传中，中国经济网征集“节能节水节电小窍门”等活动，都受到网民广泛关注，也吸引网民踊跃参与到主题宣传中来。江苏广电总台在“和谐社会 春满江苏”主题宣传活动中，由记者和相关厅局干部组成采访调查队，与群众真诚交流，提升了主题宣传的互动性和亲和力。（四）从建立沟通机制入手，增强主题宣传的推动力

主题宣传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其中重要一点，就是要广泛报道各地各部门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的新思路、新举措、新进展、新成效。这就要求新闻单位加强与经济、政法、教科文卫各职能部门的联系，健全沟通协调机制。一是及时掌握有关部委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的总体思路、具体举措和进展情况，对一些重大政策的出台，可以邀请有关部委的领导撰写解读文章或制作访谈节目，并请相关部委提出宣传预案和采访报道线索。二是对一些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主动设置议题，采取“受众出题目，媒体作解答”的方式，有针对性地回答问题。也可以请有关部门负责人做客中央主要新闻网站，与网民在线互动交流。三是适当开展舆论监督，推动党和政府各项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请相关部委提出监督重点，提供采访报道线索。新闻报道既指出问题之所在，又促使问题得到解决，成为推动工作的强有力的舆论力量。（五）从创造良好环境入手，建立持续开展主题宣传的激励机制

主题宣传是一项常抓不懈的长线工作，若要既持续不断又出新出彩，就需要相应的制度、机制和环境来保障：

第一，完善选人用人机制。做好主题宣传，既要有较强的政治素质，又要有较高的业务能力。要选择那些具有较强综合素质、对主题宣传有浓厚兴趣的编辑记者来策划和采编重大主题宣传。

第二，完善学习培训机制。要结合开展主题宣传，把“三项学习教育”活动进一步引向深入。还可以借助“四个一批人才”平台，开展大练兵活动，培养大批适合做主题宣传的名记者、名编辑。

第三，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对参与主题宣传的编辑记者在津贴、奖励、评选好稿等方面适当倾斜，鼓励更多的编辑记者积极参与主题宣传，不断创新主题宣传。近两年已有10件左右的主题宣传稿件或节目获得中国新闻奖，这对有关采编人员是巨大的鼓舞和激励。

第四，建立完善科学的效果测评体系。可以通过社会调查的方法、科学量化的指标来评价主题宣传的社会效果，既为改进创新主题宣传提供标准和依据，又对编辑记者的工作业绩进行较为科学准确的衡量，不断提高主题宣传的质量和水平。〔胡孝汉：中宣部新闻局局长，中国记协副主席〕

“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第五届（2008）年会祝辞

岁末年初，辞旧迎新。我们非常高兴地迎来了“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第五届（2008）年会。我谨代表中国传媒大学向参加论坛的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2008年在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程中是很不寻常、很不平凡的一年。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斗，成功夺取抗击南方地区罕见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斗争重大胜利，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成功完成了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成功举办了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沉着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了经济又快又好发展的势头，社会大局稳定，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进一步提高。

在这一系列的重大任务和重大事件中，我们欣喜地看到，广大新闻工作者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真实记录了共和国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生动展示了中国人民奋发向上的时代风貌，唱响了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人民军队好、人民群众好、伟大祖国好的时代主旋律，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凝聚了党心民心，为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作出了新的重大的贡献。在此，请允许我，向来自一线的新闻工作者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问候！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前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吹响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指引全国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上阔步前进。改革开放要迈开步伐，关键就在于能否解放思想、实事求是。1978年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党报为首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蓬勃兴起，势如破竹，极大地促进了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党报与改革同步，与党休戚与共，与人民同行。党报既做好党的舆论宣传工作，自身又不断改革创新，呈现无限生机。“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年会，是业界同仁梳理工作思路和前来传经送宝的交流会，也是激励学界同仁不断研究新问题的思想交锋会。本次年会的三个论题可谓高屋建瓴，政治高度和学术高度兼备：“汶川大地震与新闻改革”涉及新闻信息的公开、舆情的引导等话题；“北京奥运会与传媒”涉及国家形象、对外宣传等话题；“改革开放30年与党报”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等的宣传报道等话题。我们相信，在座的新闻业界的领军人物和新闻学界的资深学者，通过学术思想的碰撞，必将进一步成就前景更光明、更伟大的中共党报事业。

中国传媒大学是新闻人才的摇篮。我校是教育部直属的国家“211工程”重点大学，致力于广播、电视、电影、报刊、出版、网络及新媒体等高层次传媒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是中国信息传播教育的知名学府。学校始建于1954年3月，现已发展成为一所文、工、艺、管、理、经、法、教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综合性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是全国硕士学位研究生首批招生单位，学校现有13个学院，拥有4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4个博士点，48个硕士点，3个专业硕士类别。学校现有全日制在校生14488人，其中普通全日制本专科生9172人，博士、硕士研究生3606人；继续教育在读生15472人。此外，学校通过合作办学在南京设立了本科层次的独立学院——南广学院，设立32个本科专业，现有在校生9000余人。

我校现与200多所国外知名大学、科研与传媒机构建立了交流合作关系。学校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媒介与女性”教席单位，建有亚洲传媒研究中心、欧洲传媒研究中心等国际学术研究机构。由我校主办的亚洲传媒论坛、中国传播论坛，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等高层次学术会议，已成为国际传媒界、高教界交流的重要平台。

值得指出的是，2002年初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成立以来，以丁俊杰副校长、王武录教授为首的团队，以党报党刊研究为己任，逐步形成博士、硕士、本科以及博士后、留学生的培养和科研体系，多次承担了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的科研课题，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专著、论文、教材。从2004年起，我校与人民日报社等新闻单位联办“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五届，已经在全国形成党报研究的“金字招牌”！这是我校师生的骄傲，也是党报同仁的骄傲！借此机会，再次感谢各位领导和专家对我校党报党刊研究工作的关怀和支持！

最后，预祝年会圆满成功！〔苏志武：中国传媒大学校长、教授〕

新媒体格局下媒体的共存与融合

众所周知，新闻媒体随着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体制环境、社会条件、科学技术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而变化，自身存在的形态和作用迅速拓展：从传统的报刊、广播、电视，又拓展到网络和手机；信息已经成为经济和文化的构成要素，政治和外交的有力武器，新闻媒体已经由过去的国家战略附属地位上升到国家战略主导地位。特别是随着互联网和以手机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出现、数字传媒的信息传播，由报刊、广播电视的线性结构传播发展成为网状结构传播，由单向传播变为双向互动传播，使得信息传播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

互联网在中国经过15年的发展，截止到2008年6月，大陆网民总数达到2.53亿，手机用户突破6亿，移动电话普及率每百人拥有41.6部。这种对传统媒体来说带有颠覆性的变化，说明网络时代的来临，新闻和信息的即时性、互动性改变了媒体的生态，新媒体应运而生。拿2001年和2006年中国内地报纸和网络读者日到达率比较，报纸从70.6%降到65.4%，网络从38.7%上升到72.4%；日读报时间从53分钟降到38分钟，日上网时间从10分钟上升到60分钟，这种状况还在继续。当然，改变的不仅仅是信息传播方式，连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交往方式都在改变。

近来不断从西方传来百年报馆停刊的消息。怎样看待当今媒体的基本生态？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菲利浦·迈尔教授给出了报纸消亡的时间表，他认为，“到2044年，确切地说是2044年10月，最后一位日报读者将结账走人”。国内也有人计算过报纸消亡的时间等。综合媒体和专家学者的意见，我认为现在在中国谈纸质媒体的消亡为时尚早，一个是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平衡，纸质媒体还有生存空间；再有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关系，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共存、互补、融合、创新应该是当今媒体基本生态。

当今高新技术的发展使传媒生产、存储、传输、接收、使用诸多环节数字化，从而使传媒融合成为可能。各类媒体可以在数字化的基础上自由组合、相互渗透；高新技术还在发展，可以继续为媒体进一步融合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受众从媒体融合中获得好处，又有新的需求被激发出来，又为媒体进一步融合提供受众和消费市场，这就是媒体共存融合、可持续发展的路线图。

如果把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共存融合放到整个文化产业大背景下来考量，共存融合应该走以内容为王、科技为先、资本为翼的道路。内容为王，就是内容决定需求，新闻信息采集是传统媒体的强项，新媒体和传统媒体融合完全可以做到内容一次采集、多格式生成、多介质发布、集约化经营。科技为先，就是追随高新技术的发展，实事求是地选择发展道路，选择融合的切入点。媒体不能认为，一切新技术都是适用的，盲目效法、盲目跟进，不考虑实际情况，缺乏对新技术、新媒体运用风险的评估和对新的赢利模式的把握。一定要充分考虑技术的成熟度；考虑世情国情、社情民意、未来可持续发展谋略；考虑受众人群的分布及阅读方式，研究分众化、精准化、专业化的可行性以及市场发展前景；还要考虑资金链等因素来谋篇布局。资本为翼，就是资本决定市场规模，规模决定传播，传播决定影响力。

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共存融合，主要路径有三条，即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在传媒终端、传媒生产和传媒机构环节上的共存与融合。

关于传媒终端的融合。高新技术催生的媒体终端，当前主要指的是互联网、移动终端、数字电视等，传统媒体要与之融合。

互联网基本上对目前已有的各种传媒功能进行了整合，有网络报刊、网络电视、网络电影、网络广播、网络出版、网络游戏、网络电话、电子邮件等，还有传统媒体没有的，如搜索引擎、虚拟社区、播客、博客、维客、网上论坛等，以其各种各样的信息、服务和娱乐，以及交互性、便利性等吸引大量用户。宽带接入业务当前每年有20%-30%的增速，业内人士估计，很快将达到800亿元规模。中国的网络游戏萌芽于1995年，2007年玩家达到2600多万人，市场规模已达到上百亿元，到2010年预计将突破300亿元。

移动终端主要包括手机、掌上电脑、便携阅读器、车载楼宇接收设备等，传统媒体与之融合也势在必行。其中，手机已经从通信终端发展成为多媒体终端和多媒体生产工具，无疑是最重要的终端，在伊拉克战争中，手机已经成为战地报道工具。2007年国内手机报付费用户已经超过2000万，但是随着中国内地3G标准商用时代的来临，手机报面临着诸多考验。一是在内容上，与传统媒体趋同，与其他手机报大同小异，信息资源同质化；在形式上，不能满足个性化需求，也未能让受众参与，缺乏互动，没有体现出手机的优势。二是在运作模式上，手机报主要由移动运营商或第三方公司与报社签约，媒体受制于人，内容发送时间比较固定，不能及时刷新。三是随着3G商用时代的来临，传输速度加快，收费下降，移动互联网免费信息资源日益丰富，更有高速无线上网、掌上宽带运用和GPS定位导航技术下的精准信息传播，意味着手机多媒体时代即将来临，人们完全可以通过手机上网去获得更多信息，互联网上的门户、搜索、博客、播客等也都会加入到手机媒体市场的竞争中来。因此，当前的手机报正面临用户分流、优势变弱的挑战，急需拓宽思路，整合传播技术，融合传播媒介，变革运营模式。

数字电视，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在不久的将来，电视在家庭中发挥广泛的多媒体功能和管家功能将成为可能。随着北京奥运会的举办，2008年是有线数字电视的高速增长年，到2010年整体转换大体完成，有专家预测，到2015年，国内数字电视市场规模将达到5000亿元，而机顶盒蕴藏的市场机会将达到上万亿元，可以代为完成现在人们跑银行、跑邮局要办的很费时间的交水电费、电话费等琐事。这两项加起来，市场份额将达到15000亿元。

关于传媒生产的融合。随着数字化的发展，国内不少报业集团、广电集团，利用自有的信息生产优势，近年来陆续开发了网站、彩信手机报、网络数码杂志、电子报和公共新闻视频等，实行资源共享、做大做强，正在向多媒体传播集团转型。

随着数字化的发展，记者开始成为多媒体、全媒体移动记者，出去采访能摄影、写文章、拍视频，发到网站上，放到电子阅读器上，编发到报纸或手机上等等。

随着数字化的发展，媒体正在把自身一个个独立分散的管理系统，诸如内容生产、广告发行、行政管理、决策分析、客户管理等形成数字软件，整合到一个数字平台上进行综合处理，从技术层面讲，这些已经越来越成熟。

特别是随着数字化的发展，媒体生产环节的改革创新永无止境。2007年4月15日，《广州日报》在发行电子报、已拥有1.36万用户的基础上，作了一个用微波发送电子报的可行性尝试，这在全国是第一家，据说在世界上也是第一家。他们通过电台，把《广州日报》电子文件6.5兆，发给接收器，与接收器连接的阅读器只用1分50秒就把报纸下载完毕，成本大概就几分钱，很低廉，这是优势。不过这样发送的《广州日报》还不能互动，并且受到微波差转站网布局的限制，有的地方收不到，或信号弱收不全等。但是这种多媒体融合试验很有意义，随着技术的进步完全可以进一步完善。现在有的媒体运用数字化优势，将内容分类打包，用电子杂志方式呈现给读者，能够满足个性化、专业化需求，很受人们欢迎。但是由于技术还不成熟，下载比较慢，文件比较大，不够方便快捷，随着技术进步，这种分众化、专业化、人性化的信息发布与获取的市场前景令人鼓舞。

关于传媒机构的融合。传媒机构的融合，包括合作、联盟、合并，应该说，这是一股世界潮流。国外许多传统媒体几年前就开始开展并购策略，试图让传统媒体的优势通过整合转移到新媒体中去，实现产业模式多元化、赢利模式多元化。比如，默多克的新闻集团通过种种整合手段，业务涵盖了现代传媒所有形态，电影娱乐占25%，电视占22%，有线电视网占11%，直播卫星电视占10%，杂志占4%，报纸占17%，图书出版占6%，因特网等业务占5%，默多克认为他的新闻集团拥有最好的商业资产组合和公司结构，东方不亮西方亮，从而让资产发挥了最大效用。

对我们来说，新闻集团的经验值得借鉴。在当前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形势下，运用市场机制，建立一批多媒体经营、跨地区发展的大型文化企业集团，提高产业集中度和集约化经营水平。因此，我们要着眼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对我国文化传播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审视和反思，清醒认识存在的问题、差距和不足，大力推动文化传播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增强文化创新能力，不断提高文化生产传播水平，让全体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赵晨伃：中国记协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

从人民网看改革开放以来新媒体的发展

自1994年4月20日中国首次接入国际互联网，互联网在中国就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短短15年间取得了巨大发展。以人民网为例，199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网络版正式上线，短短的11年，人民网由三五位初创人员发展为由编辑、记者、技术、美编、市场、经营、人力资源等600名专业人员组成的大团队，网站内容也由最初的《人民日报》网络版，逐步发展为拥有10种语言文字、数十种发布手段和互动手段、每日发布新闻信息数万条的主流媒体。人民网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因为改革开放为其创造了发展的契机。

作为我国重要的网络媒体之一，人民网的发展历史代表着从普通的网络载体，发展到网友高度参与的互动平台和文化平台，成为最具活力和发展潜力的新媒体的历史。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主要表现在四个角色的转变上。

第一是从简单的信息“传声筒”向丰富的新技术新应用转变。20世纪90年代，各大传统媒体的网站和商业网站纷纷问世，报道形式主要是以文字、图片以及简单音视频等多媒体手段进行报道，论坛、留言、网上调查等互动形式虽已出现，但报道形式和技术相对单一。进入本世纪后，网络媒体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特别是在报道形式报道手段上取得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以人民网“两会”报道为例。1998年，人民网（当时是《人民日报》网络版）的“两会”报道，是将《人民日报》关于“两会”的报道集纳在一起，形成一个报道集，并在网站首页放置了一张照片和几条“两会”最新消息。这几条“最新消息”并不是来自现场的实时报道，而是当天《人民日报》的重要稿件。1998年也是政府换届之年，当年人民网抢得了一个先机，第一个报道朱镕基当选为国务院总理，是所有媒体里最快的，比中央电视台还早3分钟。当时的情况是，网站的编辑在后方做好预案，然后由前方在人民大会堂的《人民日报》记者打手机，及时通报现场情况，现场投票结果一公布，网站就抢在第一时间将原先的预发稿发布出去。

而在10年后的2008年，人民网的“两会”报道已今非昔比，仅是形式上就综合运用了26种网络手段来实时、全方位、立体化地报道“两会”，包括动漫播报“两会”要闻的“小白闪报”、虚拟亲身体验“两会”的“两会有我”，还有“手机记者两会二人转”、“手机网上开两会”、“两会调查”、“我有问题问总理”、“我给总理支一招”、“有话网上说”、“听民情答民意”、“‘博’在两会”、“两会掘客”等等，这些新颖的报道方式，极大丰富了我国重大事件报道，很受网民欢迎。

第二是从传统媒体的附属体向独立媒体、主流媒体角色的转变。网络媒体的初创时期，包括报纸、期刊、电台、电视台在内的各大传统媒体，都陆续在互联网上建立了自己的网站。这些新闻网站一般是传统媒体的附属体，除了发布母媒体的新闻信息，对重大新闻事件，也发布少量的原创新闻，但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作为传统媒体的补充，而没有真正把它作为一种新的第四媒体给予高度重视，影响力和影响范围都很小，商业网站也是如此。经过短短15年的发展，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以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等重点新闻网站为代表，开始出现大量原创新闻，成为很多新闻信息的来源地；人民网更以独立的评论和见解，在网络媒体中独树一帜。目前互联网的影响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在中国有76.3%的网民承认，重大新闻一般都是首先从互联网上看到。例如人民网2008年的“两会”专题，初步统计“两会”专题收到手机网友的反馈（短信、评论、留言）近50万条，关注人民网“两会”的手机用户多达2.5亿，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新媒体的主流价值和力量。

值得指出的是，新闻网站在成为独立意义上的媒体后，并没有与它的母体脱离，而是成为母媒体的延伸和提升，人民网与《人民日报》的关系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人民网使得《人民日报》从平面媒体变为立体媒体，使得《人民日报》的定时报道变为即时报道。从今年的抗击冰雪灾害、“两会”、“3·14”拉萨事件、“5·12”汶川大地震报道，到奥运、“神七”报道，《人民日报》前方记者的最新报道、滚动报道，都是通过人民网首先发布，通过人民网，《人民日报》的影响拓展到了各个层次，人民网使《人民日报》的影响面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拓展。

第三是从单向传播向网友高度参与的互动平台、服务平台的转变。经历了初创时期的单向传播的模式后，网络媒体的平台功能、服务功能日益显现出来。人们不仅可以及时了解更多的信息，也能通过互联网发表个人见解、为社会发展出谋划策。从每年的两会，去年的十七大，到今年奥运会、“神七”发射等等，近年来的众多大事都少不了网络和大量网友的参与。

博客、播客、维客、掘客这些基本上完全建立在群众参与基础上的新形式，以及互联网上广泛存在的论坛、跟帖、调查等互动方式，每天吸引着千百万直接参与的网民。我国有2亿多网民，6亿手机用户，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这个平台，成为信息的制造者、提供者、传播者。2008年在反击西方某些媒体对拉萨“3·14”事件的歪曲报道的斗争中，网民成了最中坚的力量，发挥了强大的舆论反击作用。

第四是从信息的传播者向承载更多先进文化的传承者转变。人类进入现代文明以来，建设和传播文化的平台很多，但是没有哪一种比互联网更具有广泛性和丰富性。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和网友进行了在线交流。他指出：“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平台、促进人们精神生活健康发展的广阔空间。”互联网作为一个群众参与性最高的文化建设和传播的载体，不仅在信息传播方面拥有强大的生命力，成为一个宣传的新兴力量，它也使原来的媒体覆盖面无限地往下延伸，人群也在扩大，从少年儿童到老年人，都成了覆盖的对象，使得一些原来不太容易接受媒体传播的人群，现在也被划到被传播的对象里，这使得互联网在传播先进文化的时候可以面面俱到，无往不利，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

更重要的是，网络更是成为凝聚民族精神，传递中华文化传承的集中体现。从南斯拉夫大使馆被轰炸事件后强国论坛的兴盛，到西藏拉萨“3·14”事件后网上一片“红心”；从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捐款行动、寻亲活动，到奥运圣火传递过程中的网友自发行动……每个人，不管年龄身份，不论身在何方，都通过互联网聚在了一起，共同谱写着一曲《中国人》，这也许是互联网带给我们最重要的东西。2008年亿万民众在中国各网络社区对西方媒体歪曲报道拉萨事件表达强烈愤慨，让我们看到互联网的力量，通过互联网，中国民众的声音在国际上响亮起来。

可以说，通过以上这四个角色的转变，网络媒体已经成为最具活力、最具潜力的媒体。

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蔡名照同志说过，在互联网的新闻传播方面，中国绝对世界一流，全球第一，当之无愧。中国的媒体网站乃至非媒体网站，在党和国家重大活动期间，如“两会”，会动用上百人，用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动漫、调查、论坛、博客、播客、跟帖、短信、WAP等近30种报道手段进行报道。这在国外是绝无仅有的。目前国外许多传统媒体网站，除了《纽约时报》等少数网站以外，基本上还是在传统媒体的网络版的基础上，做一些传统媒体之外的新闻，手段和内容比较单一，严格地说，相当程度上还仅仅是网络版的扩大化。

中国网络媒体为什么会在全球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呢？

首先，改革开放为我国建立了开放的意识基础。上个世纪末，经过改革开放20年的锤炼，无论是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还是我们的人民群众，开放意识和开放心态已经形成。当国外的互联网、新技术和新应用来临的时候，我们就会主动地去迎接它。可以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今天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其次，改革开放为互联网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30年，给经济发展、国力增强提供了强大动力，也为互联网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和物质基础。截至2008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2.53亿，网民规模跃居世界第一位，其中宽带网民数已达到2.14亿人。与此同时，运营商的支撑能力也不断增强，中国互联网国际出口带宽数达到49.3万兆，年增长率为58.1%。正是由于这些因素，中国的互联网得以快速的发展。

最后，改革开放为互联网的发展提供了体制和机制保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而互联网包括网络媒体的发展，与市场和资本是紧密相随的，需要灵活的适应市场的体制和机制，应该说，网络媒体的大发展，与体制机制的完善密切相关。例如人民网，虽然是事业单位，但人民网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成立了发展有限公司。公司的成立，使人民网得以采用规范化、市场化操作模式，并促使人民网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最近人民网成立的两个公司：人民在线和人民网日本株式会社，就是在适应市场的体制机制下谋求发展的举措之一。

改革开放推动了新媒体的巨大发展，但相对于互联网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潜力来说，互联网包括网络媒体仍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更多应用、更大发展还有待我们去发现去创造，这是网络媒体未来发展的希望，也是我们无时不在的压力所在。〔何加正：人民日报社人民网总裁、高级编辑〕

中央党报与行业报“互补”，打造行业报群

2000年，《中国汽车报》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下属的全国性行业报。8年来，《中国汽车报》得到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其发展方式符合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原则。一、《中国汽车报》近年来的发展情况

在永远追求创新的理念下，瞄准“中国第一，世界著名”的战略目标，着眼于核心竞争力的打造，取得了超常规发展。

规模上：从一报发展到一报五刊两网。

收入上：从2000年2500万的年收入发展到2006年突破1亿元，2007年达到1.2亿元，2008年有望达到1.5亿元。

品牌价值上：2006年8月被新闻出版总署评为“最具竞争力行业报”；2007年6月被世界品牌实验室评为“500最具品牌价值报纸”，品牌价值为10.3亿；2008年6月第二次评时，已经升到13.2亿，品牌增值达到30%。

具体地说，编采创新形成了编采核心竞争力：

改版：2003年“日改周”；2005年“编采分开”；2007年“大改小”。

改与不改：不改定位，而且强化；改运行机制、改组织架构、改形式（频率、大小等）。

经营创新形成经营核心竞争力：市场细分、主体多元。

管理创新形成管理核心竞争力：2007年通过ISO9000认证。二、这种发展态势的必然性：优势互补、良性互动

我们认为，这样的发展态势是必然的，而不是偶然的。

加入人民日报社后，人民日报社为《中国汽车报》的发展提供了许多独特资源，主要表现在：

离中央精神更近了，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能和中共中央机关报同步、在第一时间获得中央最新宏观政策精神，第一时间获得中央最新宣传精神。过去行业报有一个普遍误区，认为行业报离行业很近，离政治较远，因而政策意识较淡，政策水平不高。加入人民日报社后，我们的观念完全转变了。更主要的是，人民日报社的领导理论水平高，政策水平高，在他们的引导和督促下，我们的政策意识和政策水平都提高了一大步。前不久，我还就行业报的舆论引导问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发在《新闻战线》上，受到了新闻界人士的好评，获得了中国产经好新闻新闻论文奖的一等奖。

离新闻专家更近了，可以“无边界学习”。人民日报社办报高手云集。他们办报非常有经验。加入人民日报社，使我们有了无边界学习的机会。比如，我们先后请何崇元副社长（当时是《环球时报》总编辑）、米博华副总编（当时是评论部主任）、杨振武副总编（当时是记者部主任）等许多业务高手到《中国汽车报》讲课。我们的编辑记者能够聆听这些高手的切身体会，感受非常深，提高非常快。

在业务扩张上，获得了人民日报社的极大支持，拓展了产品序列，形成了初具规模的专业传媒集团。加入人民日报社这几年，我们先后创办了《汽车与运动》、《家用汽车》、《摩托车趋势》、《商用汽车新闻》四本杂志，占据了汽车领域的各细分市场，及时抓住了汽车行业大发展的历史性机遇。

提供巨大的报道空间：所谓“既在行业之内，又在行业之外”。“在行业之内”，因为我们还是汽车行业的权威报纸；“在行业之外”，因为我们不属于机械、汽车行业的某一个部门。“在行业之内”，使我们能够拥有汽车行业的各种资源，包括人脉资源、新闻资源、广告资源，等等；“在行业之外”，使我们没有了对各种报道的不合理的限制，可以超脱于各种复杂关系之外，这为新闻报道提供了最大的自由空间。这几年，我们对中国汽车行业的发展成就与经验进行了大规模的报道和宣传，但同时，我们对中国汽车行业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特别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方面，也进行了大量深入的剖析，甚至是批评。对于后者，如果没有宽松的环境，是做不到的。

品牌嫁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拥有巨大的品牌价值，这是一笔在国内报业无与伦比的无形资产。《人民日报》的品牌具有高端、严肃、权威、负责等内涵。这是党中央机关报的特有定位赋予的，具有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通过加入人民日报社，成为人民日报社的一分子，我们实际上嫁接了《人民日报》母品牌，进而提升了《中国汽车报》子品牌的价值。

与此同时，加入人民日报社后，《中国汽车报》也为人民日报社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有益补充”：

壮大党报的经济实力：现在，《中国汽车报》已经成为人民日报社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汽车报》的资产，就是人民日报社的资产；《中国汽车报》的发展，也是人民日报社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今年，我们《中国汽车报》及所属媒体的产值已经接近1.5亿元，这在行业报中已经不算一个小数目了。但我们认为，有人民日报社的支持，有中国经济及汽车行业发展的大背景，再加上自身的努力，我们完全可以走得更远。即便是在目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我们也提出了明年的增长目标：比GDP的增长还要高一点。

实现党报的品牌与影响力延伸：我个人认为，《中国汽车报》加入人民日报社后，《人民日报》在中国汽车行业的品牌影响力增大了。《人民日报》在全国的政治影响力和新闻影响力巨大，但具体落实到汽车行业，可能就没有那么明显。有了《中国汽车报》，明显就不一样了。《人民日报》通过《中国汽车报》实现品牌延伸，扩散了自身的品牌价值。

为党报提供重要的舆论阵地：这几年，《中国汽车报》作为中国汽车行业舆论领袖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和确立。我们以引导中国汽车产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己任，为中国汽车自主品牌的崛起鼓与呼，为建设和谐的汽车社会摇旗呐喊，起到了“以优秀的舆论引导人”的目的。换一个角度看，这也是《人民日报》舆论影响力的延伸，在一定程度上担负起了《人民日报》在汽车行业的舆论引导任务，是《人民日报》强大舆论引导力的一个有益补充。三、“优势互补、良性互动”模式的必然性

我认为，《中国汽车报》加入人民日报社后的发展模式，实际上是中央党报与全国性行业报“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先考察一些当前主流的“党报—子报模式”：中央党报与都市报

中央党报办都市报，目前主要有人民日报社办《京华时报》、光明日报社办《新京报》。这两份报纸都在北京。

这两份报纸都办得不错，但中央党报如想在都市报领域继续拓展，则面临很大困难，包括：异地办报的体制性障碍；异地运行方面的监管障碍；市场容量几近饱和的市场障碍。而北京市场又已经饱和。所以，我认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央党报办都市报，不具有可能性。《京华时报》的成功经验，难以复制。相反，办都市报，是地方党报的优势——地方党报与都市报

目前大多数都市报实际上都是地方党报主办。地方党报包括省级党委机关报和地市级党委机关报。自上世纪90年代起，在四川日报社办《华西都市报》的带动下，省级党委机关报办都市报蔚然成风，《南方都市报》、《楚天都市报》等一大批省级都市报崛起。同时，在省级都市报的带动下，地市级党报也纷纷创办都市报（不是90年代以前出现的城市晚报），比如杭州日报社办《都市快报》等。省级都市报覆盖面积大，包括以省城为中心的全省地区；地市级都市报覆盖面积小，但新闻资源更集中。不过在局部地区（特别是省会城市），常常处在短兵相接的竞争状态。总体上来说，省级都市报与地市级都市报各有优势。这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办都市报，不是中央党报的优势。那么，换一个角度看，地方党报办行业报呢——地方党报与行业报

一些优秀的地方党报，为了拓宽报道领域，也零星地办起了行业报（或专业报）。行业报一般不受地域限制，实际上它先天是全国性的。所以我认为，地方党报办地方性行业报不符合行业报的发展规律。就像《北京汽车报》、《上海汽车报》难有大发展一样（实际上它们都是企业报），其他地方行业报也是如此。而地方党报要办全国性行业报又面临资源劣势，不具有全国性的行业资源、产业资源。

那么，行业报应该由谁来办呢？中央党报！中央党报与全国行业报

我认为，中央党报办全国性行业报是最有前途的。虽然中央党报办全国行业报，目前数量还不是很多，但大有发展潜力。

行业报是窄众媒体，普遍规模不大，但具有精准方面的先天优势。它们定位精准、营销精准，以专业和深度见长，这在传媒急剧扩张，受众日益细分的今天，更能满足日益变化的受众需求；而在都市报崛起、新媒体崛起的全新传媒生态环境下，也更具有适应挑战的独特优势，是受新媒体冲击最小的报业品种。

中央党报办全国性行业报，就像人民日报社办《中国汽车报》一样，可以在政策资源、新闻资源、品牌影响力、舆论影响力诸方面实现优势互补，相得益彰！何乐而不为？四、加大整合与创新力度，在中央党报里崛起行业报群

行业报属于细分媒体，占领的是一个窄众市场。但许多细分媒体在一起，就好比是许多窄众市场在一起，就能形成一个大市场，就能做成一个完整的蛋糕。

这么做，对行业报来说，就能形成一个行业报群。

在产业界，有一种发展模式叫集群模式。比如在汽车行业，就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产业集群。这些产业集群，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或纵向或横向延伸，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以其经济规模和经济活力，在区域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可以上海汽车或广州汽车为例）。

行业报群与企业积聚后形成的产业集群非常相似。具有产业集群运行的一般机制和一般优势,包括资源共享的优势、规模与成本的优势、互相学习的优势等等。同时，行业报群形成后，还有利于舆论引导的协调，能够降低协调成本，形成舆论合力，具有舆论引导的巨大优势，并且和中央党报在宣传声势上形成互动和互补。

中央党报如何形成行业报群？我认为有两条路径：

第一，吸纳更多的行业报进入中央党报。

在过去中央部委办行业报的办报体制下，涌现了一大批全国性行业报，一个部委至少有一份报纸。这些报纸在报业管理体制转变以及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发生了分化。目前，大多数报纸经营情况不是太好。但这些报纸在各自的领域内拥有丰富的行业资源。如果在一个好的环境下能得到充分利用，完全可以办得更好。甚至可以像《中国汽车报》这样，以一份行业报为龙头，在行业内深耕细作，衍生出更多更细分的媒体，形成一个个专业的传媒集团。

第二，在可能的情况下针对现有市场空隙，创办新的行业报。

随着国家机构的变革（比如国家能源局的成立），会产生新的行业，也产生新的行业报需求；随着我们的社会和经济转型，会产生许多新的领域，也随之产生新的行业报（或专业报）需求。所以，在大的社会和经济格局分化、重组的变动中，行业报的格局也在随之发生变动。这为我们寻找市场空隙，创办新的行业报提供了市场机遇。

另外，行业报以特定领域为报道对象，以深耕细作为报道及经营方式，这就决定了行业报在自身领域具有裂变功能，形成以行业报为龙头，各“再细分”媒体为支撑的多媒体发展格局。换一句话说，行业报不仅仅是一张报纸，而是一个专业传媒集团；行业报社也不仅仅是新闻内容的提供商，而是全方位的行业信息提供商。

总之，只要我们对行业报形成客观的认识，对中央党报办行业报的优势形成新的认识，加大整合与创新力度，就有可能在中央党报的大树庇荫下，产生许多行业报的小树，它们虽然单独看起来很小，但许多小树在一起，也能“组合”成一片森林——这就是我所说的行业报群！〔李庆文：人民日报社《中国汽车报》社长、高级编辑〕

如何提高主流媒体传播力和影响力

作为传媒大学的兼职老师，借出席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主办的“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第五届（2008）年会之机会，我想就党报党刊党网“如何提高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问题谈几点想法：

第一，作为主流舆论阵地的党报党刊党网要处理好传播与宣传的关系。传播要履行宣传的职责，宣传要借助传播的渠道。作为新闻媒体，党报党刊党网当然要遵循新闻规律，符合传播学的要求，要客观、要真实、要讲究时效和研究接受心理。但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媒体它又逻辑必然地承担着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任务。这两者会有冲突否？有人有这样的担心，怕不强调这类媒体姓“党”的性质，遭到边缘化的指责，又怕不强调传播规律，受到读者的诟病。其实，只要辩证地对待和处理，问题就会妥善解决。强调它姓“党”，是说它的宗旨与内容，具有神圣的“宣传”职能，强调它又姓“新”，是说这种职能则必须借助传播学规律的运行来实现。换句话说，两者的区分只是在概念分析和逻辑判断中，而在现实中，两者实际上是交融在一体的，媒体离开宣传则会失去方向，宣传离开媒体则会陷入“空挡”。

就党报党刊党网彰显宣传功能讲，就要长期自觉地担负起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与灌输的神圣职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包括的五个方面：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改革创新理念，还有社会主义的荣辱观等等，这应该成为民族魂，甚至成为类似一个民族宗教那样法力的精神崇拜。无论我们要建设怎样的全面小康社会，要实现怎样的伟大民族复兴，要从大国发展成为强国，精神的维系作用不可或缺，不可弱化，而党报党刊党网则肩负着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向全社会宣传普及，使其深入人心，历久弥新的神圣职责与使命。从党报党刊党网诞生的历史看，可以说它们就是为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应运而生的，尽管当时的提法没有今天这样充分；从党报党刊党网的影响与品牌看，它们正是在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新闻传播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提升的；从党报党刊党网的性质看，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宣传和灌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它的生存方式与成长路径。

而且党报党刊党网宣传和传播核心价值体系也有着相当紧迫的现实需求，现在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焦灼的不良社会风气，道德沦丧，腐败不止，犯罪率上升包括学界的不正学术之风等问题，主要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缺位和弱化造成的，也有不真实宣传的因素所致。

第二，究竟如何来宣传和普及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呢？我以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解和宣传要兼顾政治性、文化性两个方面，努力做到政治性和文化性的辩证统一。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强的政治性，这是毫无异议的，也是大家所共同认可的，但对其文化性的理解和宣传，似乎显得很不够，至少是有较明显的缺失。就这个体系的内容而言，无论是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共同理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作为民族精神的爱国主义，作为时代精神的改革创新，包括“荣辱观”，都是很强的文化元素，都有很深的文化渊源，都尽可能地吸收和凝聚了人类文化、人类文明最积极的成果，包括底蕴深厚的优秀民族文化，甚至语言。我们要学会不仅从政治的角度，而且从文化的角度，甚至更多地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和弘扬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比如，如果从文化的角度来深化“三项学习教育活动”，来进行“荣辱观”宣传，来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可能会比单从政治角度有更好的结果。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体现着很强的文化追求和对民族精神家园的遗产继承。如果我们不是简单地急功近利地来贯彻文件精神与上级指示，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结论去追溯它形成的自然历史过程，它其中凝结的人类对自身发展各种有益理论的否定之否定式的扬弃，它本身所包含的文化底蕴与文化张力，那么就容易使这种宣传得到宣传对象的认可，产生共鸣且达至积极理想的效果。又比如我们宣传若干英雄模范等先进人物时，能否也深入地描述他的文化追求或揭示他的人文品位。中国革命史上那些由富家子弟成为革命先驱的，多有着很好的文化修养与理论品格。新时期出现的不同层面的英雄模范人物，也各有较好的文化修养与文化品格，关键是如何去反映。

另外对在注重其文化性的同时，也应注意如何将对核心价值体系宣传的观念性与实体性相结合这一问题。核心价值体系是我们党在充分地总结了我们在这一方面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它的理论内涵，当然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在不同场合进行宣传和普及，但还需在它宣传的载体上下工夫，这有点把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结合起来的味道。比如，我们现在强调爱国主义精神，可是对我国历史上为国家、为民族捐躯的烈士的宣传纪念就很不够，缺乏具体载体。清明时节有多种民间的祭祀活动，但针对烈士英魂的纪念就显弱，也没有一个庄严肃穆的烈士节。一些媒体对于烈士精神的弘扬产生的影响远不如过度消费主义、过度娱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对人们的影响力。总之在这方面要有具体的规划和实在的举措。达到精神的目标需要用物质的手段，升华内容的神圣需要有形式的保证，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第三，对主流舆论或主流舆论的弘扬要兼顾革命性和科学性两个方面，注意感性和理性的辩证统一。比如报道一场史无前例的全民族的抗震救灾的伟大斗争，不可能没有激情，不可能不表现出极强的革命性和极强的革命英雄主义。这些报道和记录已经和正在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瑰宝和财富，并且将延伸和派生出更多的瑰宝和财富。但是，还有另一方面的问题，这就是对科学性或理性方面的关注。比如，我们在宣扬大无畏的救死扶伤的精神的同时，对我们社会存在着的“认真文化”的缺失现象就缺乏深度分析和相应的报道（受灾某市的一位教育局副局长说，抗震标准是7级，实际上能达到6级等）；再比如，我们在确认这次8.0级地震预防、预报的相当难度的同时，对我国地震预报科学的体制、机制及责任的强调似乎就不太充分；还比如，我们讲到地震灾害的原因时，更多地强调是客观的地壳运行等不可抗因素，而没有或很少说到主观方面的某种缺位和责任，等等。这些都不利于我们民族深刻地总结此次震灾的得失，从中得到我们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所应该得到的教训及经验。如果说抗震救灾之初，我们还不宜过多地讲这些问题和不足的话，那么随着抗震救灾进入到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和生活的阶段，我们不仅有理由，而且也有可能对这些问题和不足给予足够的重视。我们在震灾预防体系的科学构建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其实就革命性和科学性而言，也有不少要说的话。存在着对革命性宣传弘扬不够的问题，在潜意识里似乎革命性只是革命党的特征，成为执政党以后就不怎么需要了，于是乎关于革命的文学小说淡出了人们的视野，革命战争与新民主主义时期的英雄模范人物似乎也只有历史的价值。只有对于财富的追求，对利润的青睐才是市场经济的真谛，真是大错特错，陷入误区了。其实革命党时期形成的精神瑰宝，恰恰是我们党执政的坚实基础与取之不竭的精神源泉，主流舆论要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同时，也存在着对科学性的宣传与弘扬不够的问题。也要作深度反思：比如当前我们对国学、对传统文化、对历史悠久的民族精神家园的弘扬，对于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纠正与克服确有必要，但是似乎又陷入一种对传统文化过度的痴迷之中，这是应该予以警惕的，在我们发思古之幽情之时，更应强调向前看，面向未来，面向科学，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也有对科学技术排斥的糟粕。

第四，对传播力和影响力的追求应兼顾强和弱的两极，注意对度的把握。

仍以2008年抗震救灾的新闻宣传为例。在灾难发生的最初阶段，为了取得主动的话语权，为了最大限度地做到透明、客观、准确、真实，也为了赢得国内民众及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我们的主流舆论阵地（主流媒体）或实行一天24小时连续滚动播出，或是网络媒体的海量信息轰炸，全天候、全空间地覆盖，抑或是主要报刊的全版面席卷等等，这都极大地彰显了我们主流媒体、主流舆论阵地的超强的传播力及穿透性的影响力。靠着这种传播力和影响力，我们把全国各族人民，把全球的各国人民充分地、空前地动员起来，关注和支持灾区和灾民，灾区人民在物质上得到了巨额的捐赠和援助，在精神上被空前地激励，形成了一种压倒震灾而决不被震灾所压倒的英雄气概。这正是我们这次新闻宣传的成功之道。但是从两分法的观点来看，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强弱失当的不足。比如对悲惨场面高强度地、高清晰度地、长时间地，甚至翻来覆去地在荧屏播出，在广播中传出，就有某些个简单化的倾向，就有某种直线思维的痕迹，如果说开始几天确有很强必要性的话，那么后来几天则确有某种过头的现象。事实上到后来几天，不少干部、群众已经有了“心理难以承受”的感觉，有的表示了某种担忧，也有的提出了适度控制的建议。

这就是“物极必反”的道理。中国历史上的黄老之学强调“知其雄，守其雌”的做事方略，其实是一种“以柔弱胜刚强”方法论主张，这对于我们从效果的角度来理解和把握提高主流媒体的传播力与影响力，不无裨益。〔郝振省：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改革创新，着力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党的十七大向全党提出了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的重要历史任务。在十七大精神指导下，新华社把提高新闻报道的舆论引导能力作为改革创新的出发点和着力点，积极探索在国内外传播环境和传播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形势下有效引导国内舆论、积极影响国际舆论的方法和途径，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一、服务大局，突出重点，将加强和改进正面报道、重大突发事件报道、舆论监督、热点引导和对外报道作为五个主要突破口，着力提高舆论引导的主动性

围绕中央的重大决策和工作部署，主动设置议题，是新华社引导社会舆论的最重要职责，因而成为我们改革创新最重要的契机。在2007年的十七大报道以及之后的学习宣传十七大精神、贯彻科学发展观报道中，在2008年“两会”、北京奥运会圣火传递、抗击雨雪冰冻灾害等重大战役性报道中，我们都始终强调开拓思路，千方百计“在老油田里找新油”，从报道选题、采编角度、稿件内容、写作形式等各方面出新出彩，编发了一批既有新闻看点又有思想深度的稿件，被媒体广泛采用，较好地发挥了在服务大局、引导舆论中的“龙头”“压阵”作用。

人物正面报道改革的主要做法是：注重从普通人群中发现先进楷模，从凡人小事中挖掘思想内涵，从感人故事中提炼新闻视角，从人物的丰富情感中升华精神境界，从人性的全面展示中增强典型的可信程度。新华社用这种创新思路报道了王顺友、方永刚、邓平寿、任长霞等一系列感人肺腑的时代典型，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弘扬和引领了社会正气。

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时，大量信息瞬间爆发、迅速传播、广受关注，在这种情况下，舆论引导任务紧迫，难度很大。在这方面，改革创新主要抓了三个层面：首先，强调尽可能在第一时间、从第一现场、发出第一声音，揭示事件真相，力争引导好“认知性舆论”；其次，要以冷静沉稳的报道和及时全面的信息服务稳定社会心理，引导好“情绪性舆论”；第三，通过及时、深入、多方位的后续报道，体现态度和立场，引导好“价值观舆论”。在山西洪洞矿难、拉萨“3·14”事件、贝·布托遇刺、泰国政变及其他国内外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中，争分夺秒抢快讯，不断跟进揭真相，深入剖析追原因，并根据国际舆论斗争需要，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

在舆论监督报道改革中，一是坚持从“党和政府明令禁止”与“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结合点上去选好反面“靶子”；二是坚持采访要深入、事实要准确、报道要客观全面；三是坚持科学监督、依法监督、建设性监督的原则；四是坚持与其他监督部门沟通协调，把舆论监督与其他各种社会监督结合起来，形成监督合力。

社会热点也是新华社舆论引导的重点。对教育、医疗、社保、食品安全、农民工保护、股市、楼市、车市等百姓关注的问题，在及时反映动态的基础上加强深度报道，力求以权威信息、正确立场、准确判断、全面分析掌握话语主动权，做到舆论引导既不“缺位”也不“越位”，既不“失语”也不讲“过头语”。

中央明确要求新华社成为对外宣传的主渠道。为增强影响国际舆论能力，我们在对外报道中积极探索新路：第一，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前提下，按照对外传播规律，突出对外报道的特点，突出不同对外专线的特色；第二，发挥自身优势，将中国新闻作为改进对外报道的突破口，将亚太地区确立为与西方大通讯社竞争的主战场；第三，调整对外线路结构，开设了中文亚太专线、英文亚太专线、英文非洲专线，增强了对不同区域报道的针对性；第四，深入研究海外受众思维方式和语言特点，加强中外语言体系的对接，抓住国际社会关心的环保、人权、军事、民生等热点问题，主动设置议题。目前，新华社对外稿件的境外落地率达到95.5%以上，为树立和维护我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营造客观友善的国际舆论环境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二、深入认识和把握新闻规律，紧紧围绕提高新闻首发率、原创率以及加强解释和评论等三个关键环节，着力提高舆论引导的有效性

新闻舆论的引导，必须按照新闻规律办事。近年来，新华社在新闻采编业务改革中，不断深化对新闻传播规律的认识，努力提高时效以增加首发、强化采访以扩大原创、加强解释和评论以拓展深度。

时效是形成舆论引导力的重要元素，从某种意义上说，时效就是影响力。为了改进时效，加强了对可预见性重大事件的组织策划，提前制定较详细的报道预案；在国内外建立多层次、多渠道、多手段的信息监控预警系统；一旦发生突发事件，立即启动应急机制，迅速进行“热策划”，以最快速度派遣记者或当地报道员赶赴现场，组织好各方面报道。2007年，新华社国际新闻时效超过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西方三大通讯社，首发稿件近200条。

不仅强调增加自采新闻数量，而且更要求通过采访“还原感性”，使我们的原创新闻生动再现真实生活，从而让报道中多一些感性细节、少一些抽象概念，多一些人文色彩、少一些生硬说教，客观真实而又鲜活生动，让群众喜闻乐见。

解释性、言论性新闻，作为高层次报道，在引导舆论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近年来，围绕我大政方针以及国内外热点问题等，新华社一方面做好动态报道，一方面进行比较详尽的解读，并有针对性地发表时评，在实践中形成了“新华视点”“国际观察”“中国聚焦”等以深度报道见长的名牌栏目。目前，深度报道已成为新华社引导舆论的重要武器，这些深度稿件的采用情况远远高于其所在线路平均采用家次，如十七大特稿《肩负起党和人民的重托——新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诞生记》被446家媒体采用，2008年“两会”“新华视点”《最高法院回应四大“敏感”话题》一稿采用达326家，受到广大用户和受众的一致好评。三、在服务中引导，在引导中服务，将服务广大人民群众、满足用户合理需求、扩大新闻舆论阵地作为新闻改革创新的落脚点，着力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

近年来，新华社不断增强为群众、为用户的服务意识。根据不同用户的需求，大刀阔斧地对新闻线路和新闻产品进行改革，创立了以通稿新闻线路为主，以服务新闻、社会文化新闻、财经新闻、专特稿等不同供稿专线为辅的“1+x”线路服务模式。

深入研究群众思想活动和信息需求的新变化，适应媒体分众化、对象化的新特点，用权威发布、深度解读、事件跟踪、生活服务、知识科普、文化教育、专供信息等多种类型的报道，用文字、图片、图表、音频、视频、网络、手机短信、流媒体等多种形式的新闻产品，满足国内外受众多层次、多样化的信息需求，在提供新闻服务中引导舆论。

积极广泛地开展了采编与营销的互动，通过吸收用户和受众合理意见建议，找亮点、找差距、找需求，增强报道的贴近性。群众和用户满意不满意、支持不支持、拥护不拥护，已经成为新华社新闻改革创新的落脚点和衡量标准。四、适应舆论变化的新形势，创新新闻报道的机制体制，推动舆论引导能力不断取得新发展

首先，改进和加强了以总编室为核心、以各编辑部和各专线主动协调配合的日常报道策划机制，将总编室的汇报会由总社有关编辑部扩展到国内各分社，又由国内扩展到国外总分社和有关大分社。其次，建立了时评报道联席会、涉外舆情分析和报道策划联席会等机制，增强了言论报道和对外报道的主动性。第三，将分散在一些部门的中央新闻报道力量整合后组建了中央新闻采访中心，提高了中央新闻报道的水平。第四，成立了长三角采编中心，同时加强东三省、西北五省、珠三角等区域协作报道。第五，在对内对外各条专线建立总监会制度，加强以线路为中心、跨部门报道的统一协调和组织指挥机制。第六，动态考核机制在近五年实践中逐步完善，对新闻报道提高整体工作效率和人力物力资源有效运用起到积极作用。五、创新传播载体，拓展传播渠道，充分利用网络等新媒体，着力抢夺舆论引导的新制高点

以高速发展的网络技术为依托，紧密结合国内、国际舆论热点，在以新华网为主要平台的新媒体报道中着力改革创新。首先，建立健全了发展新媒体业务的四个机制：一是积极深化新华网与中国政府网、中国文明网、中国平安网、中华新闻传媒网、振兴东北网等承办网站的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的网群联动机制。二是强化新华网总网与地方频道在重大战役性报道和日常新闻报道中的采、编、发环节的整合互动机制。三是进一步扩大政府信息报道资源，利用高层访谈、权威发布等报道形式，加强与国办、各部（委办局）的长效合作机制。四是扩大与中国移动、百度合作范围，形成手机短信、彩信、WAP以及网上搜索引擎链接等多渠道、多角度的舆论“辐射”机制。

其次，在加强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原有报道形式的基础上，强化了访谈、调查、论坛、直播、短信等互动传播方式，拓展了博客、手机报、网报、网刊、网络游戏等新的传播渠道，形成集纳21种网络传播形式的立体化舆论引导模式。

再次，创新利用Web2.0技术，吸收网民意见，进行7次网页改版，同时推出“互联网”等新频道和“新华E刊”“民生专区”等新专栏，主页展示量提高3倍以上。

第四，针对网络采访力量不足的情况，加强网络原创评论、网络视频节目主持人和独立制作人才队伍建设。

另外，还加大采编营销互动，迅速占领铁路、公路交通流媒体及户外大屏幕等舆论阵地。

从2007年底的统计数据看，新华网继续保持在国内新闻网站中“一路领先”的势头，日均更新量1.2万余条、点击次数7.7亿、页面访问量1.6亿、访问人次2218万、访问人数911万；手机短信、手机视频等报道始终保持全球最大手机新闻短信“内容提供商”的地位，取得了十七大手机报累计发行1.5亿份、2008年“两会”手机报累计发行3.6亿份等显著成绩；2008年“两会”期间，共有10个铁路局下属的120个车次近200辆列车、30个省区市20000辆公交车、9个省区市的大量广场大屏幕和街道屏幕上滚动播发新华网快讯，将“两会”盛况最新动态和解读输送到每一个角落。这些查之有据的数字虽表面枯燥，却是现代传播模式促使报道立体化从而达到传播效果最大化的生动写照。

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国际舆论斗争中“西强我弱”的态势仍然严峻，改革创新的压力很大，空间也很大。必须更加自觉、主动地适应时代潮流，在新闻实践中勇于改革、善于创新，唯此才能在提高新闻报道的舆论引导能力上不断取得新进步。〔刘江：新华社副总编辑、高级编辑，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

新闻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最近，西方一些主流媒体对中国西藏发生的打砸抢烧暴力事件的报道，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干扰视听，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激愤，也引起人们思考。为什么一向标榜“真实客观”的西方新闻界和媒体，竟然如此违背新闻职业道德制造出歪曲事实的新闻报道？难道仅仅是其偶尔失误和不慎造成的吗？从西方一些主流媒体在这次歪曲失实报道中的种种手段来看，这绝不是偶尔失误和不慎。其实，西方一些主流媒体的这次拙劣的表演，是受西方意识形态和新闻观支配的，这是西方新闻观虚伪性、欺骗性的一次大暴露，对所有正直善良的中国人是极为深刻的反面教材，对那些崇拜西方新闻观、不加分析地相信西方新闻报道真实性的人是一个警醒。为此，有必要弄清新闻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并由此打破对西方新闻观的迷信，搞清为什么在我国的新闻实践中绝不能盲从西方的新闻观。一、新闻是什么，新闻的本质是什么

新闻是什么？在新闻学上有各种各样的定义，如，新闻是新近发生的、能引人兴味的事实；新闻是最近报道的事情；新闻是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报道；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新闻者，最近时间内所发生，认识一切关系人生兴味、实益之事物现象也；新闻是报道或评述最新的重要事实以影响舆论的特殊手段。从这些定义中可以看出，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范围内认识新闻事物、现象，会对新闻做出不同的解释，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强调新闻是事情的报道，或者说是事实的报道。也就是说，真实性或者说客观性是新闻的一个本质属性。关于新闻的客观属性的认识，是人们从近代新闻发展中得出的一个普遍性结论。在近代新闻发展史上，尽管西方新闻媒体出现得要早些，但是，关于新闻的真实性的理论认识并不是西方新闻学的专利。遵守新闻的客观性，是新闻工作的通则。但是，仅仅认识到新闻的客观真实性是不够的，新闻产生于人们沟通和了解情况的社会需要，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新闻媒体从其产生之日起就逐步成为各种政治理论、社会集团的宣传手段和舆论工具，这就是新闻的意识形态属性。新闻的意识形态属性，是新闻机构在新闻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政治倾向、价值立场，即反映一定政治集团的意志，维护某种政治理论、社会集团所代表的利益。长期以来，西方新闻学和舆论界不愿公开承认新闻的意识形态属性，而用所谓“客观公正”标榜自己。这不过是为自己取得最大新闻效应和利益而进行的包装。

新闻的意识形态属性，是新闻的重要本质属性。一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总是以各种形式代表或反映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的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

新闻媒体自出现以来，从没有超出意识形态属性，一个统治集团、一个政党等总是利用自己有利的政治地位和雄厚的物质力量，通过或明或暗、直接间接的办法，影响、掌握、控制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网站等新闻机构，通过新闻和评论，传播本阶级的、本集团的、本政党的意识形态或政治理论，力图使之成为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现代社会中，新闻媒体既是政党和政府实现政治目的、进行统治的一种重要工具，也是公民表达民意、实现政治社会化功能的一条主要渠道。西方媒体自我标榜的“新闻自由”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它们都不可能孤立于社会意识形态。当今西方的主流媒体就是所谓“主流社会”的舆论工具。这个“主流社会”当然是西方国家的统治阶级，而不可能是全体人民。

新闻的真实性或客观性是新闻的本质属性，不讲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不尊重新闻的真实性，是错误的。但是，真实性或客观性并不是新闻本质属性的全部。新闻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它的意识形态属性也是它的本质属性。看不到或不承认这一点，也是片面的，错误的。二、客观性并不代表西方新闻的本质属性的全部，也不能反映西方媒体的根本立场

近些年来，有些人只强调新闻的真实性或客观性，而不讲新闻的意识形态属性。一提起西方新闻，一讲到西方媒体，不少人就以为，在西方国家，新闻媒体是独立于政党，独立于政府或利益集团的“第四种权力”（新闻媒体是作为一种政府三权——行政权、立法权与司法权以外的“第四种权力”，用以监督政府、防止政府滥权）；新闻报道遵循的是客观性原则，是自由的；西方新闻没有意识形态属性。有些人虽然认识到西方新闻是为西方意识形态服务，但却不承认它的意识形态属性。这么看待西方新闻和西方新闻媒体，既不客观，也不正确。1.西方媒体表面上“独立”，实际上是执掌政治和经济权力者的代言人

西方新闻媒体的产生几乎与资本主义萌芽同步，是催生资本主义的重要工具。在西方，是先有国家后有政党。新闻媒体要求所谓“新闻自由”，是资本主义早期对旧统治者的权力抗争，而不是针对它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本身。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以后，新闻媒体并没有所谓真正的独立性，在现实社会中，它是只代表资本主义社会中部分人的利益，而从根本上说，它不会代表全体人民，更不会代表弱势群体，只会成为所谓“主流社会”的工具。正如哈佛大学教授罗杰·希尔斯曼所言：“他们（新闻界）想当政府的批评者。他们竭尽全力避免成为政府的工具，但他们明白，白宫、国会议员和行政官员在利用他们，而他们对此无能为力。官员是他们的消息来源，反过来官员又利用他们的语言把这些消息公之于众。”西方执政党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可以比较容易地通过“加工”新闻，隐瞒、掩盖消息来控制舆论。伊拉克战争中的新闻不就是由军方一手掌控的吗？

在美国，由于政党和媒体都有左、右两派，民主、共和两个政党不管哪个上台执政，都会有一种和它的政治理念相对立的媒体。媒体看似相互监督，实则是为不同政党服务的工具，目的主要不在真正解决社会问题，而是为政党轮替服务。其他西方国家，例如英、法、德、意等国，都是左、右两种理念的政党轮流执政，而这些国家的主要媒体，也是按照这两种理念而分野的。这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西方标榜的所谓“客观公正”实际上并不真正存在。2.西方新闻标榜“真实客观”，但这并不代表西方新闻的本质属性

西方新闻学中的客观报道理论标榜的新闻报道要“不偏不倚”，“超越阶级和党派利益”，“客观公正”地反映新闻事实。但这只是说说而已。因为新闻传播媒介和新闻从业者无不受到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包括党派的烙印和影响。西方新闻一方面竭力否认新闻报道的立场和倾向性，标榜“中立”、“不偏不倚”；另一方面，在新闻实践中却尽量罗列一些互不相干的社会现象，大肆宣传自己的政治观、价值观。这种所谓“客观主义”的虚伪性在国际报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西方新闻现象的核心是，批评在意识形态上与自己相异的国家、政党和政府时，毫无客观公正可言。当今世界，由于国际新闻报道基本上为西方跨国通讯社所垄断，因此，绝大多数国际新闻的内容是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观点、经济利益、文化传统和新闻价值观来筛选的，他们对发展中国家的报道，往往采用“双重标准”，多是片面的、有偏见的，甚至是有意歪曲和严重失实的。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西方媒体在对我国2008年3月14日拉萨的打砸抢烧暴力事件的报道中，就出现了严重的歪曲和失实。比如，一些西方媒体这样介绍西藏的历史背景：“西藏在1951年被中国正式吞并”或者“西藏在中国入侵前享有事实上的独立”。这些完全错误的“历史介绍”是对历史的蓄意编造，是对不了解西藏历史的西方普通读者的恶意误导。又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英国BBC等大量的报道来自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而根本不是现场的采访。再如，一些西方媒体为了渲染所谓的“镇压”，甚至将拍摄于尼泊尔的图片硬安到中国头上。这种违背事实的恶意采用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的造假报道，既暴露了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政治偏见，也揭露了西方媒体一向标榜“客观报道”的虚伪本质。西方一些媒体这次的严重失实和歪曲报道，引起了全世界有正义感的人们对他们使用双重标准的不满，“做人不能太CNN!”这句网上流行语，就很直观地表达了人们对西方媒体造假的愤怒和对其标榜的所谓“客观公正”原则的嘲讽。3.西方鼓吹的所谓“新闻自由”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和虚伪性“新闻自由”被西方一些媒体和政府大肆鼓吹。这一理念的提出和实施，推动了近代西方新闻事业的迅速发展，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并成为资产阶级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西方“新闻自由”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那么美好和完善。西方新闻媒体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属于私人所有的企业。随着竞争和垄断的加剧，这些私营企业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垄断资本家、垄断报系和垄断财团手中，成了他们赢利的工具。例如，美国有100多个报业集团，其中最大的13家报业集团，控制了美国的大多数报纸。这些集团的后面是金融资本财团，它们的经济实力极为雄厚，拥有无可抗争的控制力，这些财团或直接收买、或控股参与，控制多家传播媒介机构集团，使它们成为为自己表达意见、赢得利润的最佳通道。在西方，垄断资本家由于拥有了新闻媒体，也就有了“新闻自由”，即打击不符合他们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国家和人民的“自由”，为达到自己的利益诉求，无所不用其极。这充分说明他们的“新闻自由”是对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民和国家进行诋毁、诬蔑的“自由”。他们从未用这样的手法对待过自己的国家和政府。这种“自由”是非常不道德的，是把自己的自由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可见，西方的“新闻自由”，并不尊重客观事实，而是一种任意裁剪事实、不遵守新闻职业道德、歪曲事实的自由。此外，西方标榜的“新闻自由”根本不是普遍的自由，具有很大的相对性。比如美国宪法就明文规定，在非常时期，新闻媒体必须绝对服从政府；日本政府没有管理新闻的机构，但在新闻自律机构内部却有严格的审查制度。

西方对外总是宣称其“新闻自由”是彻底的、绝对的、超阶级的自由。但是，我们透过伊拉克战争的硝烟就会发现，美国等西方国家所谓的“新闻自由”不过是在不损害其资本主义统治和国家利益的前提下的歪曲事实、置生命和人权于不顾的新闻自由。比如，伊拉克战争前，西方媒体大量报道所谓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庇护基地组织，结果根本是子虚乌有。但伊拉克战争却使几十万伊拉克人民死于战火。由此也可以看出西方所标榜的“新闻自由”是多么虚伪。

在西方社会中，私有制使新闻事业几乎被垄断财团所控制，各财团之间为了经济政治等利益展开激烈的权力斗争，西方新闻媒体之间的相互争论、攻讦、揭短，甚至谩骂的现象就是西方权力斗争的反映。这种现象给人以极端民主和绝对自由的假象，西方称此为“新闻自由”，其实这正是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治国在新闻上的反映。不过，西方新闻媒体内部无论斗争多么激烈，有一点是始终坚持的，就是不危及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统治。在这一点上，所有新闻媒体的立场是一致的。4.所谓媒体是“第四种权力”，并不能掩盖西方新闻媒体为资产阶级政府和政党服务的工具性本质

从西方新闻史来看，尽管在法律上规定报纸的独立和言论自由受到保护，但在相当长时期内，报纸并不是单纯传播和报道新闻的媒介，而是政党之间进行争权夺利的工具。特别是在西方政党报刊时期，各个政党为了夺取国家政权，纷纷通过拉拢、供养报纸的方式来发表自己的言论。正如美国学者布莱耶所说：“报纸继续作为主要政党机关报，它们的主要目的是讨论政治问题而不是刊登新闻，报纸反映并加剧了政党政治的恶斗。”在政党报纸的巅峰时期，每个政党几乎都豢养了大量的报纸作为自己的传声筒。在政党的操纵下，报纸之间的争斗甚至从“文斗”发展到“武斗”。这充分体现了报纸只是政治斗争的一种工具，新闻宣传只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

即使到了今天，西方绝大多数新闻机构都归私人资本家所有，是私人经营的产业和经济实体，表面上新闻媒体已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第四种权力”，既不属于政党，也不属于政府（如美国的两大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没有自己的机关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闻媒体不为政府和政党服务。资本主义制度下纯粹的商业化运作使得新闻媒体的“第四种权力”的独立地位有名无实。比如在美国，新闻媒体的垄断经营愈演愈烈，时代华纳、迪斯尼和新闻集团三大传媒巨头几乎分割了美国的绝大部分传媒机构。这些传媒巨头为了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政策上的支持，往往与政府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媒体很难保持完全的“独立”，是不会对政府提出严厉批评的。从根本上说，这是由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决定的。在当代西方社会中，新闻媒体是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统治者根本利益服务的工具，只不过他们在对外宣传和交往中千方百计地掩盖和否认新闻媒体的这种工具性，鼓吹其享有所谓不受任何政党和政府控制的“第四种权力”地位。5.在利益的驱动下，西方一些媒体常常把奇异性和爆炸性新闻作为其报道重点，媒体的市场属性很浓

西方新闻媒体是为私人资本家所有，实行的是以赢利为主要目的的商业化、垄断化的新闻体制，这使得西方新闻、言论丧失了公正、独立、客观的原则。在市场化、商业化、垄断化日盛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新闻媒体为追求赢利，大量刊发黄色、庸俗、低级、暴力等内容，严重危害公共道德和社会风俗；绝大多数媒体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滥用“新闻自由”，不能真正履行对公众承担的社会责任。这是西方新闻体制造成的痼疾。在这种新闻体制下，西方媒体常常把冲突性、奇异性、爆炸性新闻作为其报道重点。这在美国“黄色新闻”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一时期新闻报道形成两种突出的倾向：一是渲染消极现象。一些媒体为了追求轰动效应、戏剧效果，往往把注意力放到暴力、色情、金钱、丑闻和怪异现象上，越是消极现象，就越是得到大肆渲染，于是，“报忧不报喜”成了正常现象，“坏消息就是好消息”。二是忽视深层问题。媒体一味追求眼前发生的昙花一现而有轰动效应的新闻，无暇顾及社会深层存在的弊端和痼疾，只有等到这些弊端和痼疾经年形成爆炸性问题后才得到报道。这些倾向的出现是西方新闻界滥用“新闻自由”的必然结果。三、西方新闻观已对我国的新闻宣传造成了不少负面影响

粉碎“四人帮”后，长期左右我国新闻宣传的极“左”新闻理论和灌输模式被破除，一段时间里，新的新闻理论和宣传模式尚未确立起来，致使我国新闻理论领域出现了部分真空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伴随着对外开放，西方新闻理论和新闻观涌入中国，在实践上给我国的新闻宣传造成了负面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其一，以所谓“客观公正”为新闻理念，淡化新闻的意识形态功能，不能正确地坚持和理解弘扬主旋律的时代要求。“以正面宣传为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必须遵循的一条极其重要的指导方针。坚持这个方针，就是要准确、及时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事求是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主流，让人民群众用创造新生活的业绩教育自己，形成鼓舞人们前进的巨大精神力量，就是要造成一个有利于稳定局面的舆论环境。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一些媒体受西方所谓“客观公正”等新闻观的影响，对我国提倡的正面宣传不屑一顾，认为正面宣传是“奉命作文”，不是“真正的新闻报道”；有人认为，正面宣传不能真正发挥媒体舆论监督的功能，从而弱化了媒体功能。实际上，正面报道一样要遵守新闻规律，一样需要激情和热情，一样需要深入和改进。但是，在一些人那里，由于淡化新闻的意识形态功能，在对待正面宣传上，总是简单应付，敷衍了事；在改进正面宣传上，不肯积极主动，下工夫不多，致使正面宣传千篇一律、万人一面的情况时常出现。

其二，媚俗、炒作、造假屡禁不止，使媒体的社会公信力大打折扣。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都市报和网络媒体的兴起，我国媒体逐渐进入市场化的轨道，在此过程中，国内一些媒体把西方的所谓“新闻自由”奉若神明，在市场化的利益驱动下，大肆刊发媚俗报道，竞相“刨粪”，炒作所谓新闻热点，不少报纸成了低级庸俗趣味的传播场所。比如，2007年从“杨丽娟事件”到“华南虎事件”，国内一些新闻媒体制造的这一系列所谓热点，都难脱媚俗、炒作之嫌。一些媒体掉进了西方那种靠搞猎奇性、煽动性的轰动效应来吸引读者的泥沼中。此外，有偿新闻、虚假新闻现象屡禁不止，这从近年披露一些重大虚假新闻中可见一斑。从根本上说，媒体中的这些媚俗、炒作、造假的现象严重损害了媒体的社会公信力，反映的也是新闻观问题。

其三，追求新闻娱乐化，迷失了应负的社会责任。“新闻娱乐化”是西方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市场理念的驱动下传媒实务领域发生的变化。其具体表现为，西方媒体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上将名人趣事、犯罪新闻、暴力事件、灾害事件、体育新闻、娱乐新闻等软性内容作为报道的一个重点，强调故事性和事件的煽情效果，用戏剧或文学创作的手法描述新闻过程，片面追求报道的刺激性和趣味性。在西方的这种新闻观的影响下，近年来国内一些媒体也出现了盲目追求“新闻娱乐化”的倾向。比如，2007年年初国内一些媒体跟进报道的“钉子户”事件，就有“新闻娱乐化”的倾向。一些媒体在此事的报道中偏离了正常舆论监督的轨道，把严肃的舆论监督沦为娱乐新闻，用词从“拆迁户”到“钉子户”、“最牛的钉子户”再到“历史上最牛的钉子户”不断升级，过分炒作和煽情，使报道的娱乐化淹没了事件本身的严肃性。在此事件的报道中，我们看不到媒体作为舆论引导者的社会责任，倒能读出些许舆论上的误导。

其四，一些媒体常刮“唱衰”之风。西方媒体一向标榜“新闻自由”，鼓吹媒体是“社会的公器”、“第四种权力”，为发挥其所谓“环境监控”与“社会预警”的功能，往往睁大眼睛搜寻阴暗面，把报道社会负面作为新闻报道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种西方新闻观的影响下，国内一些媒体也打着所谓“客观报道一切”的旗号，极力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大肆刊发负面新闻，常刮“唱衰”之风，好像不能从大好形势中挑出毛病来，就是“失职”，没有负面效应就失去了其“公正性”。可以说，这已经成为一些媒体奉行的一种所谓“媒体价值论”的核心。

以上这些错误的新闻观和消极现象的出现说明，进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非常必要，树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观非常重要。四、尊重新闻规律，树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观，加强和改进新闻宣传工作

在我国，新闻事业与我们党休戚与共，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可以说，新闻工作就是政治工作，是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所系的工作。新闻舆论对于服务大局、维护社会稳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在新闻宣传中，媒体如果对新闻观把握不当，那么就无法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因此，树立科学的新闻观是关系到媒体能否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一件根本性的大事。1.坚持解放思想，破除一切“左”的和右的教条

树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观，首先要求我们要解放思想，破除一切“左”的和右的教条。我国的新闻宣传曾受前苏联那一套“左”的新闻理论和宣传模式的影响比较大，一味地强调“灌输”，搞“假大空”宣传，甚至为狂热的浮夸风呐喊助威。“文革”中，媒体更是成了“大批判”和阶级斗争的重要工具，丧失了发扬真理主持正义的职业精神，改变了党的喉舌和人民喉舌的性质。我们树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观，要吸取极“左”时期的教训，从思想上坚决抵制和破除过去那一套“左”的做法和观念。

另一方面，我们更不能一味地跟在西方人后面跑，唯“洋教条”是从。我们承认西方是现代新闻的发源地，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理论和有效的经验，其中不少也反映了新闻的一般规律，如新闻的真实性、时效性等等，这些是值得我们借鉴和认真把握的。但是，西方的那一套理论和做法并不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更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过去，我国的新闻界是从学习西方开始的，西方的一些新闻理论和新闻观对我们产生过很大的影响，直到今天，还有不少媒体人把西方的那一套当做“金科玉律”。但是，多年的实践告诉我们，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要按中国的国情来办，也就是说，我们既要自觉按照规律办事，又要正视不同国家中新闻的特性。因此，树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观，必须坚决地破除一切“洋教条”，即在实践中不能按照西方的套路走，必须在我国的实践中进行探索和总结。2.树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观，必须强化“中国主体意识”

树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观要求我们在新闻宣传中不断健全“中国主体意识”，这就要求我们的媒体要注意运用中国自己的理论和逻辑来分析中国的问题，即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逻辑来解释中国的发展问题，否则就不能明辨是非。比如，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巨大发展，西方世界存在着这样一种典型的中国观，即认为中国发展是不可思议和不合逻辑的。在这些人的潜意识里奉行这样的逻辑：“自己是爱国主义，中国是民族主义；自己的是哲学思想，别人的是意识形态。”对于这样的观点和逻辑，我们的媒体应予驳斥。与此同时，健全“中国主体意识”，还要求我们的媒体要不断打破西方的“话语霸权”。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凭借着其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强大，形成了一种以强凌弱的“话语霸权”，肆意地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动辄以所谓“人权”、“环保”为幌子，蛮横指责发展中国家这也违反“人权”，那也破坏“环保”，以达到破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目的。这实质上反映了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偏见。对于这一点，我们的媒体应有清醒的认识。3.树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观，必须强化“政治家办报意识”

当前，我国一些媒体的新闻从业人员中政治意识不强。这主要表现在导向意识上还不够强，政治性、政策性的问题把关不严；政治理论的素养不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功底不深；群众观点、实践观点还不够深入，普遍存在着肤浅、浮躁的现象；自觉遵守宣传纪律的态度还不够坚决，违规操作时有发生；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的机制还不够完善，编辑、记者对自己要求不严，标准不高，在舆论监督方面，个别记者的发稿动机还不够纯正，甚至假公济私，以稿谋私，把个人的好恶、恩怨掺杂其中。解决这些问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强化坚持“政治家办报”意识。“政治家办报”，不是一句口号。它要求媒体人在工作中要讲政治，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具备很强的政治鉴别力、政治洞察力和政治敏锐性，明辨是非，把握全局。4.尊重新闻规律，着眼于为改革发展服务，为社会稳定大局服务，加强和改进新闻宣传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事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已成为我国社会的“雷达”、公众舆论的“晴雨表”、民主政治的“推进器”，体现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状况和文明素质；新闻媒体在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所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日益增强。但是也应该看到，我国新闻宣传工作中也面临着一系列新课题。比如，面对我国社会利益格局、社会关系、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化模式、社会控制机制、社会承受能力等诸多方面的深刻变化，对现代信息发达的法治社会中新闻传播规律还缺乏系统探究，新闻的采集报道方式创新不够，新闻媒体趋同现象依然存在，新闻的时效性不强，对受众阅读需求了解得不细，媒体受众定位模糊。又比如，一些人把“新闻自由”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专利，看不到我国的“新闻自由”与西方新闻的根本差别，更看不到社会主义“新闻自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有些地方，害怕媒体监督，对有些事件和问题，不及时地向媒体说明事实真相，而一味地采取“封锁”或“捂盖子”的简单做法，结果往往延误了时机，造成了不良后果。针对这些情况，新闻宣传工作需要不断改进，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信息需要，尊重人民群众的知情权，才能更好地为党和政府的大局服务。我们的新闻自由，是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上的，而不是凭主观意志，想怎么自由就怎么自由。

这次西方一些主流媒体对中国西藏发生的打砸抢烧暴力事件，大搞歪曲和失实报道，这进一步促使我们要加强国际传播领域方面的工作。一方面，要揭露西方媒体的违反职业道德的所作所为，看清其意识形态属性。在国际传播领域，西方新闻报道是靠严格的主题设计和对不同主题设计的不同报道方式来实现其政治目的。如美国媒体在制造“中国威胁论”时，主要把中国发生的新闻事件按照一定的主题来分类处理的，即对中国当前的事物做出了中国盗窃美国军事机密、谋求亚洲地区的“霸权”、对美实施贸易战、践踏人权、迫害宗教与信仰自由等话题的设计。最近几年，美国和西方大多数国家对中国的报道都围绕这几个主题展开。这些主题不仅具有引导性，而且多是规范性的，即报道中国时的叙述语气、风格、角度、背景和评论等，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记者依据这些规范来报道，编辑也以此为准则来编发稿件。根据这些主题设计而在西方媒体上出现的中国国际形象，是被严重歪曲和“妖魔化”的，误导世界公共舆论，损害了中国在西方各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也损害了中国的国际战略地位。因此，如何将一个和平、开放、发展和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的中国介绍给世界，让世界认识中国，理解中国，接近中国，这是在进行国内时事对外报道时需要认真思考和加以解决的问题。扭转西方媒体的歪曲报道，我们首先需要对西方媒体关于中国“妖魔化”主题的设计有充分的认识，从而设计出自己的话题，并引导国际媒体围绕我们所设计的话题对我国进行公正的报道，树立起我国良好的国家形象。为此，要把握宗旨、服务大局，进一步搞好中国的对外政策报道，努力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在加强对重大事件和活动的报道上，确定思路、明确导向，根据受众情况确定选题，针对国际舆论动态确定报道内容，策划好相应的配合性报道；为在国际舆论斗争中占据主动权，时事报道需要根据国际时事动态，主动策划一些报道内容；要善于运用独特的表现手法，要选择好对外报道的角度，做好报道事件、人物的背景交代，力争让外国人客观地说中国事；要努力增强报道实效，利用各种媒体的整体优势，拓展报道渠道，丰富报道内容。加强和改进我们在国际传播领域方面的工作，任务重，责任大，需要培养一批既具有中国主体意识，又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很敏觉，在全球传播环境中举措有方。〔梅宁华：北京日报社党组书记、社长，北京日报报业集团社务委员会主任〕

用改革创新理念做好科学发展观宣传

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与提出，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本质、发展模式及发展策略的最新思考，是坚持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给新闻工作带来深刻变革，为新闻报道开拓了新的视野，倾注了新的内涵，增强了新的功能。在全党上下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今天，全面正确地宣传、贯彻科学发展观，是党报及所有新闻媒体都必须承担的光荣使命。下面，我就《新疆经济报》秉承改革创新理念进行党报宣传报道科学发展观的探索和实践与新闻界的同仁和专家们作一交流。一、加强理论宣传，用理论指导科学发展实践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理论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指导作用，高质量的理论能够在社会和读者中产生广泛的影响。作为一张一直致力于改革的党报，一方面要做好党的重要喉舌，同时，理论的写作也必须跟上去，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才能赢得市场、赢得读者。在市民报和网络媒体以快捷和全面挤占读者视线的今天，我们传统党报的出路在哪里？我认为，党报的优势是它有一批高水平的采编队伍，并通过这个队伍，联系到一批高水平的专家和作者队伍为报纸服务，我们要把这个优势发挥出来，充分利用言论对新闻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做解读，对党的方针政策做深入探讨和说明，让读者真正从思想深处认同它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这样，才能达到统一思想，并自觉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去行动的目的。

　“理论立报”是我们的目标，《新疆经济报》采编人员学理论的氛围很浓厚，几年来，每周我们都安排半天的理论学习时间，坚持不懈的业务培训和写作让《新疆经济报》有了一个坚实的理论写作群体，采编人员靠“新闻、理论两条腿走路”，不断提高理论写作水平，报社还联系了一批优秀的理论专家，共同建立起了高效和深度兼具的理论写作队伍。他们能打硬仗、能打快仗，是一个战斗力很强的群体。这支成熟的理论宣传队伍在报纸科学发展观的宣传中发挥出了强大作用。

在科学发展观的宣传报道中，《新疆经济报》充分发挥了自身的栏目和版面特色，率先在一版开设了“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专论”专栏，先后推出《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全党》、《科学发展观的先进性》、《科学发展观造福人类》、《科学发展观提高执政水平》、《科学发展观是一种新文化观》、《强化对科学发展观的实践》等十多篇有针对性和指导性的系列专论，对科学发展观的意义和深层次的内涵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和阐述。

同时，《新疆经济报》的“思想文化”版是一块整版进行理论探讨和写作的版面。这个版在科学发展观的宣传中更是大显身手，树立了自己的品牌形象。在宣传科学发展观期间，我们利用这个版，连续推出整版理论文章，如《科学发展观倡导理性精神》、《科学发展观带来社会的和谐》、《科学发展观是一种动态发展观》、《实践科学发展观必须摒弃小生产者意识》、《科学发展观是发展哲学》、《科学发展观是一种新的价值观》、《社会进步需要发展思维》等几十篇理论文章，开创了以系列整版来宣传科学发展观理论的先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新疆经济报》在办报过程中，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理论是报纸的灵魂所在，在报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现阶段，只有真正重视和抓好理论宣传，报纸才会有活力、影响力和魅力，才能吸引广大读者，从而不断提升报纸的公信力、影响力和权威性，形成核心竞争力。

长久以来，许多报刊上的理论大多都是人云亦云，套话满篇，或者没有新思想、新见解，让读者觉得空洞无物；或者语言枯燥、干涩，让读者没阅读兴趣。我们则认为，再深邃的思想也需要好的形式和语言来表现，我们的科学发展观理论文章力求做到以轻松的语言来表达深刻的思想，不停留在泛泛的表面宣传上，除了要带有思辨色彩，还一定要有新的见地，对读者有一定的启发作用。所以，我们要求记者在写每一篇此类文章时，力求写深写透。不是在对“科学发展观”进行无谓的重复，而是去主动思考，力图以创新的宣传手法，使得读者乐于读我们的报纸。

经验证明，用理论做先导的宣传工作才能达到统一思想和营造浓厚舆论氛围的最终目的。以质取胜的理论是报业竞争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法宝”，而质和量并重的重大理论宣传更能产生品牌效应，在启迪读者、引导舆论、推动社会发展上大显身手。二、紧扣“以人为本”进行宣传报道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群众既是国家的主人，也是新闻事业的主人，他们既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又是社会舆论的主体。党报是办给人民群众看的，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是为人民服务，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脱离了人民群众，党报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党报应该自觉地把“以人为本”作为办报的一个重要原则。当然，我们讲“以人为本”，绝不能把它同党性原则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党性原则，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根本原则，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党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是党报，就必须既要坚持党性这个根本原则，又要牢记“以人为本”这个重要原则，并把它们一道贯彻落实到新闻工作中去，落实到宣传科学发展观的报道中去。

在计划经济时代，报纸报道的重点是典型的人、典型的事、典型的单位，是社会上政治、经济领域中的精英。“以人为本”的提出，使我们《新疆经济报》产生了新的新闻理念。精英只是社会人群中的一个部分，群众才是社会的报道主体，从精英转向大众，这是新闻理念的一个重大转变，随着这一理念的转变，随之而来的就是新闻资源的极大丰富。改革开放这些年，中国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五颜六色，日新月异，每个人都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历史发生的巨变，如果我们不能把如火如荼的人民生活反映到报纸上来，读者对报纸就会有意见。我们发现，在读者来信中就有人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我们也感觉到了这方面的问题，但却不知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有了“以人为本”的新闻理念，对这个问题一下子就豁然明朗了，因为包括科学发展观在内的党和国家的一切方针政策都要靠广大人民群众来实践，并要在广大群众的生活中表现出来，而且这些表现都是生动的、形象的、深刻的，我们都可以用这些事实来表现党的政治主张和政策主张。在这个问题上，精英与普通群众的区别，就在于精英在实践中有更强的自觉性。因此，我们《新疆经济报》从“以人为本”的新闻理念，进而推出“人人皆有新闻”的创新新闻观点。

在宣传报道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我们也始终紧扣了“以人为本”这个核心，强化了亲民意识，变媒体本位为受众本位，把人民群众作为新闻报道的主体，把笔触伸向了鲜活的个人，并强调要深入挖掘人的个性特征，个人的独特经历，尽量避免雷同。我们开设了“科学发展在身边”、“商海与人”等栏目，所有这些栏目的报道对象都必须有个性色彩。比如，《张文强带五道“门槛”去招商》一文讲的是和布克赛尔县委书记张文强在招商引资工作中始终将可持续发展放在首位，以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去审视招商引资工作，坚决放弃那些不符合环保要求的项目。再比如《雷洪董事长办公桌上的三瓶水》一文讲的是博湖苇业董事长雷洪在办公桌上放了三瓶水，分别是企业治污前的水、治污后的水、其他企业现在排出的污水，雷洪借这三瓶水时时提醒自己要重视环保问题，从而主动地去消除环保隐患，为企业健康持续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这些宣传科学发展观的报道由于都将笔触伸向鲜活的个人，不仅生动、形象，而且都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因此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同时，我们在宣传“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宣传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宣传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宣传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可持续发展，宣传生产、生活、生态相统一的文明发展之路时，也要求不能只见物不见人，只顾眼前不顾长远，不能顾此失彼，而应统筹兼顾，全面宣传。

原来我们在贯彻新闻要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这个“三贴近”的原则时不得要领，报纸内容总不能表现出如火如荼的时代色彩，原因是“精英新闻”局限了我们的新闻视线。现在我们从这个局限中解脱出来，用新的理念观察世界时，我们就和读者拉近了距离。贴近群众是“三贴近”的中心，中心问题解决了，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就迎刃而解了。这一点在《新疆经济报》关于科学发展观的宣传报道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三、发挥网络优势，报网联动做好科学发展观宣传

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上网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状态，网络以其传播速度快、信息容量大、涉及范围广的特点，影响着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正因为网络的力量如此巨大，所以传统纸质媒体必须借助网络来实现自己的扩张和新生。

2008年8月1日，新疆经济报系凭借所属10报5刊强大的媒体新闻资源、600多人的记者编辑队伍、千余人通讯员作者队伍和大量的媒体进行了信息互换，以及专业化的软硬件配置，斥资1200万元创建的新疆新闻综合门户网站“亚心网”也正式上线运行，亚心网是新疆经济报系于2000年成功创建中亚商业资讯专业平台——亚心网·中亚以及全俄文商务网站——“中国工厂”后的又一重大的战略举措。

亚心网在上线运行的短短时间里，就在新疆网络界迅速占据了一席之地，在广大群众心目中的公信度和影响力不断攀升。这些都为报系实施报网结合，通过网络多样化的手段和平台，更广泛地宣传科学发展观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宣传报道科学发展观中，《新疆经济报》联手亚心网在第一时间推出了《落实科学发展观 促进新疆大发展》专题页面，通过设置“中央精神”、“最新动态”、“地州动态”、“厅局动态”、“亚心访谈”、“亚心网专稿”等栏目，系统而全面地宣传了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学习实践活动的重要指示精神和重大决策部署；及时报道了自治区学习实践活动的进展情况、成功经验和实际效果，及涌现出的先进典型和理论研究成果。这些工作有利于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引导和推动全区学习实践活动健康顺利地开展。

在网络的诸多特点中，互动性是它的最大优势。科学发展观理论如果不能以有效的形式到达普通群众中，它就是空理论，不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利用好网络的参与性这个特点，就可以让群众真正把自己融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来，增强他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亚心网设置的“新疆如何科学发展，向你征求意见”是专题页面众多栏目中最能体现网络互动功能的一个栏目。这个栏目一经推出，立刻引起共鸣，网民纷纷留言，献计献策。群众通过网络，把自己的建议和意见反映了出来，这是民意和科学发展观最佳的结合，问政于民的最好体现。如果说报纸反映的多是自上而下的声音，那网络反映的就是自下而上的表达，报网联动，让这个传达的渠道更为畅通和便捷。“亚心访谈”是《新疆经济报》联手亚心网精心打造的一个品牌栏目，请自治区各地州及有关部门领导莅临，通过访谈的形式畅谈科学发展观，通过访谈，使公众能全面了解学习实践活动的进展情况、成功经验和实际效果。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党委书记李湘林、昌吉回族自治州党委书记李学军、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党委书记闫汾新等先后做客亚心网，引起了网民的极大热情。

发展不是简单的经济增长，还包括生活方式的改变、人居环境的改善、人的道德水平和体能素质的提高等等。如果只有经济增长而没有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那么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导致生态环境恶化、资源枯竭、贫富悬殊，在社会领域产生诸如犯罪率上升、道德水准下降、公共卫生问题突出等种种弊端。因此，强调发展，不仅要促进经济增长，还应当确保人与自然、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了端正大家对发展的认识，亚心网开辟了专栏，系统介绍新疆经济发展成就和发展过程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通过报网结合宣传科学发展观，我们认识到，网络是新闻宣传战线上不可或缺的一员，必须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认真落实好中央要求，通过准确及时的网络新闻宣传报道科学发展观，努力赢得话语权、掌握主动权，不断提高公信度、扩大影响力，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充分运用网络的先进技术手段，更广泛、更有效地传播主流声音。要着眼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了解公众需求，把坚持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在促进政府与普通民众的相互交流中达成共识。

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如火如荼开展的今天，宣传报道好科学发展观是摆在我们党报及所有新闻媒体面前的一个新课题、一项新任务。我们在宣传报道科学发展观中必须不断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手段，在继承中创新，在巩固中提高，不断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努力营造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浓厚氛围，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苏继赏：新疆经济报社党委书记、总编辑〕

书业转型与战略重塑

当前，我国书业在全球化、产业化、市场化的宏观背景下，已经进入了全面转型期，教材竞标、改企转制、组团上市等作为分水岭，标志着书业传统秩序和利益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行业资源的重组整合正在向全面纵深推进，行业主体的选择性震荡调整正在加快进行，中国书业发展走到了历史的交叉路口。随着整个行业全球化、产业化、市场化观念和规则的逐步确立和强化，中国书业已经进入一个大变革、大洗牌、大转折时代。

审视当前我国书业，可以发现整个产业的宏观走向，呈现出“八个转变”的显著特征：一是产业形态由封闭循环转向全面开放。2001年我国加入WTO，到2006年底五年保护期正式结束，书业的政策性门槛已基本取消，游戏规则逐步与国际接轨，公开化、平等化。二是产业经济由“黄金时代”转向微利时代。市场竞争的开放加剧和教材教辅政策的市场化，使行业整体赢利能力大幅下降，产业经济增长整体趋缓。三是产业改革由试点探索转向全面推进。书业改革发展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已明确，政策性壁垒已不存在，产业体制改革正“加大力度、加快进度”向纵深推进。四是产业发展由实业模式转向资本运作。编印发供各环节都在朝股改上市这一方向努力，资本市场已经出现出版第一股——“新华第一股”。资本的力量将加速产业的发展。五是产业运营由传统手段转向现代科技。数字出版、电子商务、信息网络发展迅猛，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大大提升了书业运营效率。六是产业标准由参差不齐转向逐步统一。产业链上下游战略合作的深入、区域壁垒的逐步打破，有力推动了产业流程、信息等的标准化建设。七是产业营销由强调“二八定律”转向注重“长尾理论”。小社、小店、小众、小量的需求越来越引起书业的重视，图书品种规模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八是终端市场竞争由遵循既定规则转向创新商业规则。以价格战为标志，终端市场的竞争手段日益多样化、开放化，炒作、广告、返点、打折等商业营销手段开始引入书业竞争。

对中国书业来说，当前阶段既是一个重大战略机遇期，也是一个充满变数与挑战的阵痛期。加快实施产业升级和业态创新，完成书业的战略性重塑，已成为大势所趋、发展所需。衡量产业升级的标准有三个：一是看市场掌控力。看整个出版发行产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有多大，微观企业个体在市场的占有率有多大，有多少强势的市场主体；二是看资本吸附力。看看这个产业吸引了多少战略投资者，多少资本流入这个产业。市场“喜新厌旧”，资本“嫌贫爱富”，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三是看文化影响力。看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任务完成得怎么样，企业自主品牌塑造得怎么样，老百姓是否充分享受到了文化发展的成果。书业的战略性重塑是当前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大环境和书业自身发展诉求内外部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书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面对的一项历史性任务。实施产业升级，必须完成“四个再造”：

一、市场主体再造。即搭建集团化组织架构，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按照系统论观点，结构决定功能，功能决定效率。所以说，企业有什么样的组织运营架构，就有什么样的运行效率和发展效率。中国书业这些年的改革，主要路径就是按现代企业制度的标准，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体制性难题和深层次矛盾，推进构建集团化组织运营架构，打造现代化的新型市场主体。实践证明，这步棋谁落得快，谁就发展得快。

二、赢利模式再造。即从经济结构、经营业态、经营战略、营销策略等方面入手，优化市场运作效率，重构有市场竞争力的赢利模式。无论对整个行业，还是对企业个体，赢利模式都是决定生死的根本性因素。没有一个与时俱进、动态稳定的赢利模式，即使股份上市，也很难吸引到好的战略投资者，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存发展和做强做大的问题，早晚都要垮掉。拿新华书店来说，目前的赢利模式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现在来看存在三个方面的硬伤：一是不稳定。特别是受政策因素影响大，一有风吹草动就变得很脆弱；二是结构单一。过度依赖教材教辅，缺乏其他的利润支撑；三是赢利能力弱。运营成本高，市场运作效率低，利润空间日益萎缩。对现有赢利模式的战略性重塑，要做到“三管齐下”：一是巩固教材教辅生命线。继续争取政策支持，营造和谐外部环境，改进加强服务水平，努力拓展发展空间。二是调整产业结构。通过连锁实现集约化经营，逐步提高一般图书与音像制品的经济比重，同时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渠道扩容和增值利用。三是提升经营管理效率。优化整合人、财、物、业务资源，提升企业内部运营质量和外部市场效率，实现渠道配置最优化、效益最大化。通过三措并举，在强化发行主业竞争力的基础上，打造一种全新的关联性、复合型赢利模式。

三、运营体系再造。即实施人、财、物、业务的联动管理，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管理效率，打造一体化管理体系。通过制度化建设，解决企业经营管理的质量和效率问题。特别是以市场为导向，大力深化三项制度改革，真正建立干部能上能下、人员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激励约束机制。

四、企业文化再造。即改造企业人的价值观和行为，增强企业凝聚力，塑造企业核心价值体系。文化企业与生俱来的双重属性，决定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效统一”必然是出版发行企业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双效统一”落实到企业价值观上，可以用“三弘”来界定，即“以书弘道、以书弘商、以书弘人”。这也是我们山东新华书店集团总结确立的企业核心理念和价值观。“以书弘道”体现的是“做事业”的责任和信念，反映了意识形态属性。出版发行企业的使命，可以概括为：传承文明、传播文化、传递信息、传导价值。所以我把出版发行企业称作“布道士”或者说“传教士”。“以书弘商”体现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做企业、做产业”的态度和目标，反映了产业属性。每一个书业企业都应该有志于做大做强，做行业的领军者，在全球化竞争的舞台上，做“民族文化产业的脊梁”。“以书弘人”体现的是“做书”的终极意义和“以人为本”、“以文化人”的核心价值取向。“弘人文化”是“弘道文化”和“弘商文化”的落脚点和支撑点。出版发行业是书的文化，更应该是人的文化，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充分享受到文化产业改革发展的成果。“三弘”理念以弘书为表征，构建了弘道、弘商、弘人三位一体的企业文化价值体系。我认为这是书业对“双效统一”的最好阐释。

近几年，基于对书业形势的宏观判断和产业重塑的战略要求，山东新华书店集团不断加快推进业态创新和产业升级，确立了“重组改制、增量扩股、优进劣退、上市融资”的总体改革思路和“组团、改制、上市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努力克服各种客观因素的局限和制约，积极推进改革改制各项工作。2008年，我们的改革一年迈出“两大步”。先是组建了“山东新华书店集团”，标志着我们由店时代进入集团化时代，由国有独资的企业制转为国有独资的公司制；接着成功实施股份制改造，联合北京中金国科文化投资公司、大众报业集团、山东广播影视集团，成立了“山东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山东国有文化企业中第一家经省委省政府和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股份制公司，实现了与资本和传媒的双重对接，一跃进入全国发行系统改革的第一方阵，山东新华发行事业迈进新的历史阶段。

通过组团改制的成功实施，我们确立了“一母三子N个分公司”的组织架构和“两大单元、十大板块”的经营布局。“一母”即集团公司，“三子”即集团控股的山东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全资的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和青岛东图公司。第一个单元是主营业务，主要包括教育图书发行、图书音像和报刊发行、网络图书销售等三大板块；第二个单元是多元业务，主要包括现代物流配供、远程网络教育、资产经营开发、文化用品经营、影院传媒开发等五大板块。

我们的发展目标，是通过与战略合作伙伴强强联合，实现由传统文化企业向现代文化产业集团的转变，由图书经销商向现代传媒运营商转变，由单一书业营销向多元化营销转变，由出版物营销向文化资本运作转变，切实提升渠道价值和企业价值，最终建设成为跨区域、跨行业、跨所有制，体制科学、机制灵活、业态先进、实力雄厚、核心竞争力突出的综合性文化产业集团，力争到“十一五”末销售收入突破80亿元，并争取早日跨入百亿集团行列。〔刘强：山东新华书店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党报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路径选择——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

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日报社考察时强调指出：“要把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放在突出位置。”总书记的这番话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重要时代命题：新形势下党报如何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在新的历史时期，整个社会出现了多角度多层面的大变革大发展，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都对党报如何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在党报不断探索改革的整体氛围下，《新华日报》面对新问题，抓住新机遇，不断强化评论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强调典型报道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增强民生报道的亲和力和吸引力，加强事件报道的主动性和准确性，为提升党报舆论引导能力作出了多方面积极有效的探索。一、释疑解惑，以党报评论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是党报工作的首要任务，也是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关键所在。胡锦涛总书记在如何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方面重点阐述了五点意见，其中把坚持党性原则，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摆在第一位。评论作为党报的“旗帜”与“灵魂”，担负着对党性原则的正确阐释与有效传播的重任。提高党报评论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是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提高党报舆论引导能力的重要路径。

2008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宣传任务十分繁重，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等都是重大的新闻宣传主题。如何澄清模糊思想，统一认识，振奋精神，就成为党报评论所肩负的重要任务。党报要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阵地意识，提高理论洞察能力，在复杂现象面前保持清醒头脑，通过评论在引导舆论上抢得先机、争取主动，既释疑解惑，又对各种错误认识、模糊认识给予纠正，使读者能够遵循党报的引领思路来正确认识事物本质。

党报宣传十七大精神的核心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江苏一直是中央寄予厚望的沿海发达省份，江苏在全国首先提出全面小康指标体系，又是当前全国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三个试点省份之一。回顾江苏发展的丰硕成果，无论是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90年代开放型经济的突飞猛进，还是进入新世纪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全面小康社会的成功实践，每一轮发展都是以解放思想为先导的，因而，解放思想既是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回响，更是新起点上催人奋进的时代号角。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面对历史赋予江苏科学发展的重大使命，只有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思想解放，只有在继续解放思想上迈出更大步伐，才能从容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挑战，才能有效破解发展进程中的种种难题。江苏的发展历程决定了解放思想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在认真思考、全面分析、厘清认识的基础上，从2008年4月11日开始，《新华日报》推出了以“解放思想永无止境”为主题的系列评论，鲜明地亮出“只要我们坚持解放思想，我们的事业就能打破坚冰，顺利前行；越是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越需要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的观念。以后又陆续推出《不为过去的成绩而自满》、《不为既有的经验所束缚》、《不为传统的模式所局限》、《不为目前的小富而停滞》等多角度多层面的系列评论文章。这组系列文章立论深刻地阐述了新一轮解放思想的重要性紧迫性，为江苏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鼓与呼。文章的每一个标题与主题都带给人们一次全新的思想冲击。《新华日报》还以此为契机，有力地推动了以“深入解放思想、推动科学发展”为主题的思想解放大讨论。通过这次实践，党报评论因为不断增强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阵地意识，而真正起到了在舆论引导上“先声夺人”的作用。二、典型引路，以典型报道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胡锦涛总书记在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五点要求中还提到一点：“必须不断改革创新，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典型报道作为党报引导舆论的重要手段，堪称“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有效法宝之一。

2008年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原料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上升、银行信贷从紧、人民币升值幅度加大、出口下降，企业生存和发展面临严峻考验和挑战。通过有说服力的典型报道，引导企业克难攻坚，走出困境，理应成为党报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题中应有之意。

2008年以来，在国内外经济环境趋紧的形势下，企业优者更强、劣者更弱，两极分化、优胜劣汰的现象尤为明显。但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高新技术产业还是传统产业，无论是大型企业还是中小企业，无论是出口企业还是内销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有品牌的不仅没有受到影响，而且掌握了定价的主动权，赢得了发展的新机遇，拓展了市场的新空间；反之，则步履维艰甚至难以为继。江苏是制造业大省，企业数量多，产业规模大，但自主知识产权和自有品牌偏少，江苏企业必须尽快改变这种局面才能获得更大发展。发达国家企业和江苏优势企业的发展经验表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转变企业经济发展方式最关键的举措，也是企业应对各种经济风险和挑战最有效的办法。为借“他山之石”推动江苏的自主创新，《新华日报》把调研目光投向了国外，并最终选取了韩国和以色列作为深入采访的对象。

江苏和韩国资源条件、土地面积相当，但江苏的经济总量只有韩国的35％，个人经济收入水平只相当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的韩国。以色列是一个资源有限的小国，其人口数量仅与江苏省会南京相当。但在科技创新上，韩国与以色列都走在了世界前列。《新华日报》自2008年6月4日起推出的“科技创新域外行”系列报道，相继刊发了记者采写的15篇关于韩国与以色列在科技创新经验方面的深度报道，从政府制度体系、企业创新体系、社会服务体系、文化价值体系等多个方面，对韩、以两国在科技创新上的经验与做法作了具体、生动的报道与解读。这组报道得到了江苏省委的高度重视，省委书记梁保华专门作了批示。中宣部新闻阅评小组认为，报道立足我们国家正在大力推动科学发展、自主创新的大背景，结合江苏实际，以新闻记者的视角，用新闻报道的形式，抓住了两国的创新特色和最新动态，深入细致地完成了这份调查报告，为江苏乃至全国深化改革、科学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的一句话堪称宝贵：对于世间万物，“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也就是说，我们只有获得“内向”与“外向”的双重观照视角，才能拥有最为全面、客观的认知水平。在获取了国际视野这一参照系后，《新华日报》又目光内转，致力于在江苏省内挖掘宣传一批自主创新的典型。从2008年7月28日起，《新华日报》在头版开辟专栏，推出一组8篇包括《梦兰：从“绣花针”到“中国芯”》、《沙钢，为自主创新装上“发动机”》、《江苏奔出一“神马”》等省内的自主创新典型系列报道。

开篇报道的是“好孩子”。“好孩子”是昆山一家生产童车的企业，去年以35亿元销售额成为“童车大王”，产品销往70多个国家和地区。“好孩子”发展壮大的核心经验就是通过战略合作，整合全球资源，建立持续创新的能力，而不是靠与国内同行进行价格竞争，结果产品顺利进入国际主流通道和主流市场。2008年7月5日，温家宝总理到昆山视察。听说在出口面临诸多不利因素的情况下，“好孩子”不但上调了产品价格，一季度出口还增长了56%，温总理高兴地说：“企业发展根本靠创新。看了你们厂，我觉得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他幽默地说：“今天中午我可以多吃一碗饭了。”《新华日报》及时采写了题为《看了你们厂，我觉得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的通讯，很好地起到了典型引路的作用。

在这次典型报道的实践对比中，一组主“外”，一组主“内”，视角迥然，视野开阔，涵盖连缀成读者最关心的点面境况。王国维认为“入乎其内，故能写之”。但新时期优秀的党报报道应不仅仅是会“写”，要像这组报道一样，在整体上能够形成一种多层次多角度的舆论引领之势，则需在“出乎其外，故能观之”上多加领悟。三、关注民生，以民生报道的亲和力和吸引力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这是胡锦涛总书记对新闻队伍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提出的另一个要求。新形势下，党报能否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更好地激励人民信心百倍地创造美好生活，是体现其能否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又一关键因素。

2008年关乎民生的话题不断，物价上涨、CPI居高不下、城乡居民生活成本和压力增加……在今年经济发展遇到新的困难的形势下，如何让人们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是城乡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围绕民生问题，《新华日报》展开了一系列的报道，并努力增强报道的亲和力与吸引力，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党报在受众中的舆论引导力。

物价牵动千家万户，可谓民生问题的一个焦点。2008年4月初以来，粮油制品一直在涨价。我们认为，在物价上扬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兼顾农民和城市居民两方面利益，重点是兼顾种粮农民和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利益。为此，2008年4月10日，《新华日报》刊发述评《如何看待粮油涨价》。报道提出，政府应掌握必要的基础数据，了解城市低收入群体的真实情况，研究食品涨价对人们生活的影响，采取切实的救助保障措施，让千家万户安心生活。文章发表后引起高度重视。江苏省政府和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系列扶助政策，切实对种粮农民和城市低收入市民作出相关补助，并在医疗、教育收费、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政策等许多方面，相继推出了备受欢迎的惠民举措。

提出并回答民生建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新华日报》增强民生报道吸引力的重要一环。《新华日报》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早在三年前，位居南京百强村前列的高淳县古柏镇江张村，就已完成南京首个康居示范村规划。然而，这个让城市规划设计师动足脑筋、让镇村两级无限向往的乡村规划，却由于“起点太高”、“拆建成本太大”，一直束之高阁，被江张村村民讥为“纸上谈兵”。后来，江张村村委会不得不废止该规划，重做了符合本地实际和村民意愿的一份乡村规划。《新华日报》编委会敏锐地发现这个问题关系到新农村建设中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很快在重点栏目“新华观察”中刊发了《村民为何扔掉“城里人”的乡村规划》。报道一经刊出，《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即刊登了题为《建设新农村 先听农民意愿》的评论文章，认为《新华日报》这篇报道触及新农村建设的民生热点，彰显了党报舆论以人为本的理念。四、聚焦热点，以突发事件报道的主动性和准确性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胡锦涛总书记在考察人民日报社工作时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要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健全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机制，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提高时效性，增加透明度，牢牢掌握新闻宣传工作的主动权。”总书记的这一讲话精神，是党报关注社会热点，在突发事件报道中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重要指南。

在突发公共事件面前，党报绝不能“失语”，而应积极主动出击、及时准确报道，充分发挥对社会舆论的引导功能。

2008年1月下旬，江苏遭遇和南方许多地区同样的雨雪冰冻灾害。《新华日报》编委会果断决策，紧急组织记者投入抗击雪灾的报道。报道很好地体现了“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的原则，始终以新闻视角，凸显报道的“第一时间、第一现场和第一当事人”，及时、准确、全面地反映了江苏干部群众和驻苏部队抗雪抢险、保证交通和供应的情况。这期间，精心策划推出《抗击雪灾》特刊，连续四天，每天四个版，设置了“抗击雪灾·保畅通”、“抗击雪灾·保供应”、“抗击雪灾·保安全”、“抗击雪灾·保稳定”四个整版。这种特刊报道方式在《新华日报》抗击自然灾害报道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新华日报》这次抗击雨雪冰冻灾害的报道，由于第一时间传递了权威资讯、以“高分贝”发出了主流媒体声音，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充分肯定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在突发事件报道中，《新华日报》还注重新闻的精心策划，以达到宣传报道准确性和有效性的最大化。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新华日报》立即组织策划，第二天就推出了四个整版的抗震救灾报道，在报道内容上进行了分阶段部署：一开始将报道重点放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正确指挥，放在军队、武警、消防官兵、社会各界和江苏干群对地震受害群众的救援上，着力反映“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风尚和人间真情，而不是渲染惨烈的受灾场面和受灾群众的痛苦。5月底以来，《新华日报》贯彻中央精神，将报道重点转到“两手抓”，在一版开辟“一手抓支援抗震救灾，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专栏，在二版开辟“破解新难题，培育增长点”专栏。有评论认为，报道为夺取抗震救灾和经济发展“双胜利”营造了良好舆论氛围，表现了较好的新闻策划应变能力和舆论引导能力。〔周跃敏：新华日报报业集团总编辑〕

“笔走龙蛇二十年”——追记丁一岚回忆邓拓对党报的深情

2008年6月15日是《人民日报》创刊60周年纪念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报社采编队伍、经营管理队伍后浪推前浪，新人辈出，事业兴旺;人民日报社自身的内部建设也随之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在事业兴旺的今天，更令我们回忆起人民日报社的创始人之一、老社长邓拓及其夫人丁一岚。

上世纪90年代时，我在人民日报社老干部局任职。正赶上1995年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日。按照中央指示精神，报社委托老干部局筹备纪念活动，经过局里研究，我们准备筹办“忆峥嵘岁月 爱锦绣中华——人民日报老同志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展览”。为此，我和老干部局的同志走访、慰问了许多老同志。

1995年5月的一天，我与老干部局赵沈平、吴京忠同志及老干部左录同志到丁一岚同志复兴门茂林居的住处慰问，同时向她借展览活动的有关资料，并约其届时参加报社的纪念活动。丁一岚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丁一岚与邓拓于1942年3月结婚，原也在党报工作，1945年因工作需要调新华广播电台工作。丁一岚同志说：“人民日报是老邓（指邓拓，下同）最喜欢的地方，也是我最热爱的地方，因为那是我们俩并肩战斗的地方，是我们的‘娘家’。”这次，丁一岚同志听说人民日报社要举办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展览，非常支持，便把儿女都叫了回来。丁一岚扶着梯子，让女儿从阁楼上把珍藏多年的邓拓同志的部分遗物取了下来，掸了掸上面的土，擦了擦灰尘，她说：“‘文革’和‘运动’把我吓怕了，老邓的‘宝贝’，我只好藏在家中最隐蔽的地方。老邓的最好年华是在人民日报社度过的，人民日报是我们的‘娘家’，‘娘家’需要什么，我都提供。”说着，她挑选了邓拓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照片和有关抗日战争时期的诗篇手书，她小心翼翼地打开，让我们看后，又小心翼翼地包好交给了我。

其中，邓拓老社长为《晋察冀日报》即将合并为《人民日报》而作的纪念诗让我记忆犹新，他在1948年6月《晋察冀日报》终刊上是这么写的：晋察冀日报终刊之时，深夜发稿将竟，题诗一首登于报端，为永久之纪念：毛锥十载写纵横，不尽边疆血火情。故国当年危累卵，义旗直北控长城。山林肉满胡蹄过，子弟刀环空巷迎。战史编成三千页，仰看恒岳共峥嵘。

丁一岚同志指着这首诗，给我们讲述了邓拓同志1937年秋到达解放区后在《晋察冀日报》工作的情况;讲述了随着解放区形势的发展，《晋察冀日报》奉命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的情况。1948年6月14日，《晋察冀日报》出版了最后一期，共出版2854期。

丁一岚同志说，1949年至1959年，邓拓同志在人民日报社任职，其间，曾与范长江、吴冷西等同志一道共事多年。1959年邓拓调往北京市委工作，2月12日下午，人民日报社举行了全体欢送大会，老邓与同志们难舍难分。吴冷西同志主持了欢送会，请老邓作临别讲话。与会同志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老领导作“临别赠言”。老邓讲话后，随即朗诵了一首诗。说着，丁一岚同志把这首题为《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的诗拿给我们看：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老邓离开了人民日报，离开了人民日报的全体同志。但他到北京市委工作后，还十分关心人民日报的工作，十分想念这个集体。十年‘文革’刚刚拉开序幕时，大灾大难就落到了老邓的头上。1966年5月10日，姚文元发表《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紧接着5月16日，各报又发表戚本禹为《红旗》杂志写的文章，其中有一段是：‘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已查明他是一个叛徒。在抗日时期又混进党内。他伪装积极，骗取党和人民的信任……’。邓拓看了，把报纸重重地摔在地上，他再也不能忍受这种凌辱，他向北京市委、向中央申诉，以铁的事实驳斥了对他政治、历史的诽谤和诬蔑，详细讲述了两次被捕的经过和在狱中不屈的斗争，要求搞清他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发表的171篇文章中究竟哪些有问题，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最后，他给我和孩子们留下话，永别了。1966年5月18日他以死向党和人民表白了自己对‘四人帮’的怨愤和对党的忠诚。”随着丁一岚同志哽咽的诉说，我们不禁深感痛心和悲愤。

之后，丁一岚同志又讲述了粉碎“四人帮”后，她写了一份关于邓拓同志有关历史情况说明的材料交给人民日报社，报社立刻刊登在《内部情况》上，很快送到中央，并得到批复，交由北京市委调查处理。最后，邓拓同志的冤案终于得到了昭雪。说到这里，我们才看到丁一岚同志脸上露出了喜悦，我们为此有说不尽的高兴，也有说不出的遗憾。悲喜交加，用什么方式能表达我们晚辈对老社长的敬仰和悼念呢？丁一岚同志看出了我们的心思，她提议说：“我们在老邓手书的毛主席《卜算子·咏梅》和老邓的照片前合个影吧!”大家欣然同意。

毛主席《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邓拓同志手书得那样潇洒，那样刚劲有力，这是他的心声，他的向往，他的精神寄托和希望，更是一个党的老新闻工作者优良品格的再现。

临别时，丁一岚同志对我们说：“今天你们带着人民日报社领导和同志们的感情来看我，我非常高兴，深表感谢。老邓若在黄泉之下有知，看到人民日报社的事业这么繁荣，看到国家这么昌盛，也一定很欣慰，很高兴!老邓过世多年，报社领导和同志们还惦记着他，还请我参加报社的活动，太感谢了!我和老邓对人民日报有说不完的感情，我一定去。到报社创刊60周年活动时，我还要参加庆祝活动。”说着，丁一岚同志眼里涌出了激动的泪水，我们紧紧握住了她那饱经沧桑的双手……

1995年7月5日上午，报社大院阳光灿烂，彩旗招展。丁一岚同志最早来到报社举办的老同志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座谈会会场。不一会，张磐石老社长来了，吴冷西老总编来了，秦川老社长来了，人民日报社在世的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老同志来了……邵华泽社长、范敬宜总编辑及其他编委会成员，偕报社各部门的领导和代表隆重出席展览仪式。丁一岚同志见到了抗日战争胜利前参加革命的108位老战友和报社的许多老同志、老朋友，她兴奋地与大家一一握手、叙旧，还参加了其他各项纪念活动。会后，她参观了报社有关部门，多次说“很好，很好”。她看到人民日报社的变化，看到报社同志的精神面貌，非常满意。她无比激动地说：“我期待着人民日报创刊60周年纪念日。人民日报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遗憾的是，丁一岚同志因病不幸于1998年9月16日离开了我们，未能实现她生前的愿望。丁一岚同志离开我们走了，但她和邓拓老社长对党的新闻事业的忠诚，对人民日报的热爱，对人民日报全体同志的关切，将永远铭记在人民日报社全体职工的心中!〔琚平和：原人民日报社老干部局局长、人事局局长〕

突破计划经济的艰难起步——记30年前一次关于农村改革的采访

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以农村改革为起点逐步展开的。30年前，亿万农民以非凡的勇气，奋起冲破“左”的重重壁垒，挣脱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种种禁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改革的道路很不平坦。那几年里，我在人民日报社农村部工作，对此进行了多次采访与报道，作为一个记者，我见证了这场深刻变革的一些风风雨雨。

我的农村改革采访，是从乡镇企业问题开始的。乡镇企业的崛起，是农村改革的前哨战。乡镇企业过去叫社队企业，它是70年代中期开始在农村出现的一个新事物。大凡新事物，多是为了生存和发展，经过激烈的反抗和斗争，才逐渐成长起来，争取到自己的生存权。乡镇企业的发展就是这样。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单一的计划经济，在农村又推行了“以粮为纲”的方针，它像一根粗大的绳索，捆住了亿万农民的手脚，农民在生产和经营方面完全没有自主权，粮食是统购统销，流通领域是国营商业一统天下，农民从事副业和其他生产活动，则被斥之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计划经济和“以粮为纲”，把广大农民挤到了一个“独木桥”，逼到了绝路上，民间流传着一句民谣：“以粮为纲，穷得精光。”

在这种情况下，在一些原来有些商品经营传统的地方，有些农民就悄悄地搞起了乡镇企业，在不影响农业的情况下，创办工副业生产，并且自主经营，自行销售，突破了计划经济的老框框。实践证明，这个新办法有强大的生命力，凡是乡镇企业办得好的地方，各项生产事业蓬勃发展，农村面貌迅速改观，农民收入显著增长。它大受广大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欢迎。

可是，这个新生事物的成长很不顺利，它诞生不久，就受到社会上一些人的重重围攻。反对者主要是握有经济大权的国家计划部门、国营工业企业、国营商业部门等等，还有不少抱着旧观念不放的干部，包括不少地方的领导干部。当时中央还没有关于乡镇企业的红头文件，因此他们认为搞乡镇企业不合法。当然，也有不少干部支持这个新生事物，特别是了解农村实际情况、关心农民疾苦的农村基层干部。究竟创办乡镇企业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一条发展农村经济的新路？这个问题，一时间在社会上形成了一场激烈的大争论。

反对乡镇企业者给办企业的农民扣上的帽子是很吓人的。国家计划部门指责他们“破坏国家计划”，“以小挤大”（“大”即国有工业企业）；国有商业部门指责他们“破坏社会主义流通渠道”；一些国营大厂由于人才流失到乡镇企业而指责他们“挖社会主义墙脚”；还有人指责他们搞不正之风，等等。在农业部门内部认识也不一致，有些抱着传统观念不放的人，认为搞农业就得“以粮为纲”，农民只能终年脸朝黄土背朝天，一心搞粮食，发展乡镇企业是“不务正业”。总之，各种批评纷至沓来。当时，这场争论也反映到了《人民日报》编辑部内部，有些同志受到经济管理部门一些干部反对乡镇企业论点的影响，也认为我们不该支持发展乡镇企业，有时双方争论得面红耳赤。

当时，江苏无锡是乡镇企业发展最快的一个县，各方面对它的压力也特别大。批评与指责他们的，都是有权有势的部门，而他们手上又没有中央文件可以保护自己，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他们给人民日报社来信，迫切希望得到党中央机关报的理解和支持。收到来信后，农村部的同志经过研究认为，面对这场关系农村发展前途的大争论，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支持乡镇企业这个新生事物。我们的看法，得到了编辑部领导的认可。

1978年3月，我奉命来到无锡县，由当地干部陪同，到全县一些公社（当时还是人民公社体制）和大队做了比较深入的调查。“北京人民日报社派记者来采访啦!”这个消息，很快在一些乡镇传开了，有些干部主动找上门来，向我诉说苦衷。他们说，无锡县兴办乡镇企业，县委是支持的，但他们也挡不住来自上头一些部门的压力；至于北京，更没有人下来过，办乡镇企业似乎成了一件名不正言不顺的坏事；办企业中遇到的种种困难，一些有关部门不仅不伸手帮助，反而还加以阻挠。从他们的诉说中可以听出，他们是多么迫切地希望得到社会的支持。对我这个记者的来访，这些乡镇干部流露出了明显的喜悦之情，由此也使我增加了自己肩上的责任感。

到无锡县后，我首先去采访了安镇公社，这是全县闻名的困难社，粮食生产在全县倒数第二，社员生活困难。困难是因何造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单一的“以粮为纲”，只抓粮食生产，不准搞工业，副业也很少。这个公社地面上耸立着一座胶山，有丰富的石灰石资源，却长年沉睡，无人敢动。贫穷压得他们走投无路，几个大胆的干部带着社员向胶山发起进攻，开采石灰石，办水泥厂、水泥制品厂，生产石英砂，围绕着胶山大做文章，工业越办门路越多，公社办，大队也办，同时又大办副业，前后三年时间，这个出了名的穷社开始富裕起来了。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公社正修桥铺路，建造了8座新桥，还建起了农机站，一派生机。三年里农田基本建设的投资，超过了过去二十几年的总和，乡镇工业开始显示出它的威力。

我们还去调查了玉祁公社的民主大队。这个大队人均只有5分多耕地，过去叫它“三靠队”，即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吃粮靠供应，国家每年给这个大队统销粮食30万斤。这个大队的穷根就在于人多地少却单一抓粮食。这两年，他们兴办起不少乡镇企业，开办磷肥厂、粮食加工厂、大型养猪场……大队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工业收入跃升到总收入的50%，副业收入占20%，农业收入占30%。如今，“三靠队”变成了“三贡献队”，向国家贡献工业品、农产品、副产品。1977年遇到严重自然灾害，仍然向国家交售粮食38万斤。

我还调查了其他一些社队，情况大致差不多。以上所述一社一队的变化，大体上也是无锡变化的缩影。经过深入调查后，我的总印象是：发展乡镇企业，确实是农村一个可喜的改革，是在现有条件下全面发展农村经济一条可行的路子。特别是对人多地少的江南农村，更是一剂有效的治穷良方。

我去无锡县的时候，正是江南春寒料峭的3月初，我冷得披着棉被趴在县委招待所里连夜写稿，写出了一篇社论和一篇调查报告的初稿。1978年4月4日，《人民日报》在一版显著位置发表了我执笔的题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的社论和题为《农业高速度发展的途径——江苏省无锡县社队企业调查》的调查报告。社论在送审时得到了党中央有关领导人的肯定。

社论和调查报告发表后，受到各地农村干部的普遍欢迎，他们纷纷给报社来信，表示支持。无锡县的干部和农民更是兴高采烈。当然，我们也听到了一些批评意见，认为报纸的报道背离了“以粮为纲”的原则，是一个不小的错误。不过，当时国内的政治环境已经开始改变，扣帽子、打棍子已不再吓人。报社农村部同志依然坚持我们的观点，我觉得自己在无锡县是做了深入调查的，事实并无出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

乡镇企业的崛起是我国农村走向市场经济的第一步，也是向计划经济体制发起的第一波冲击。这次冲击中，迈出第一步的是无锡县农民。

这次的无锡之行，我的粗浅体会是，作为一个记者，最重要的是要“唯实”，即尊重事实，尊重实践，而不可“唯书”、“唯上”。这是老革命家陈云同志的一贯主张。当然，我们要重视学习党和国家的有关文件，认真听取领导同志的各种意见，但更重要的是要眼睛向下，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向实践在第一线的干部和群众请教。30年前我国农村改革的成功，正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真正贯彻群众路线的结果。无锡之行，也使我感受到记者责任的重大，感受到新闻舆论的威力。

改革的道路总是不平坦的，必然会出现新旧观念、改革者与保守势力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新闻记者应当运用手上的笔，为改革鼓与呼，推动社会的进步，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季音：原人民日报社农村部主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民日报》的农村宣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民日报》的农村宣传工作，是个很大的题目。《人民日报》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受到中央的表扬，确实有许多内容好讲。但题目很大，就我们自己的经历和水平，无法概括和总结，只能谈几点自己的粗浅体会。

三中全会以来，农村中心问题是落实生产责任制。关于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宣传，我认为基本经验是尊重群众，尊重实践，积极引导，启发自觉。在三四年的实践中，全党、广大农民群众对这个问题认识基本上趋于一致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不是哪一个人想出来的，是在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由群众摸索、创造出来的。它是我们党在农村中纠正“左”的倾向，拨乱反正的一个很大的成果。

对农村责任制的宣传经历了一个由不认识到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国广大农村被“农业学大寨”一套“左”的政策所禁锢。中央领导同志提示我们：过去我们在农村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要恢复。在调查研究中我们了解到，长期“左”倾农业政策，使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尊重生产队自主权、恢复发展社员自留地、发展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是广大社员的愿望和要求，是复苏农村社会主义经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迫切需要。于是，我们要抓住典型，针对河北省沧州地区一个县扣着社员的自留地不放的问题，发表了题为《县委大还是宪法大》的记者来信，反映了群众的强烈呼声。这封来信在一些地区成了农民要求自己经营自留地的“武器”。三中全会以前，关于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最早从安徽开始，安徽省委有六条政策规定。我们在发消息同时，先后发了一些评论。当时的指导思想是：靠过去的一套不行了。但究竟应该怎么办还不清楚，在宣传上只是提出了一些值得考虑的问题。到三中全会，党中央制定了一个重要文件——《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解决了农村中的一系列问题：如农业投资、农副产品提价、农业经济结构和作物布局的改革等等，中心是肃清“左”的影响。《人民日报》主要抓住肃清“左”的倾向这个总的精神，写了七八篇评论，从政治上思想上批判“左”的思想，联系实际论述“左”的危害，对农村干部的思想解放起了很大作用。在责任制的问题上，当时主要宣传了“三个可以”。最后一个是可以联产到组、包工到组。三中全会的精神传达下去以后，在实际工作中，有些地方已经搞包产到户了，大部分地区是联产到组，开始改变吃大锅饭、搞“大呼隆”的做法。当时，我们在宣传中还不太明确包产到户是不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但是我们在“政策上要放宽、思想上要解放”这方面造了些舆论。这里也有失误。1979年3月15日在头版上发表了河南洛阳地区一封来信，还加了编者按，是反对包产到户的。这样处理，引起各地强烈的反映。有些人担心又要批“资本主义”了。我们发觉这封来信挫伤了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压抑了农村刚刚兴起的思想解放运动，于是赶紧想办法弥补，发表了不同意那封来信的意见，慢慢把这场风波平息下来，挽回了影响。当时，包产到户这个问题，有的干部怕得厉害，也顶得厉害。有关部门领导干部的认识也不一样。但总算开了个口子。到1980年9月时，中央还提出在一些边远地区、贫困地区可以搞包产到户。但放得还不够宽。一直到1982年1月，这个问题被中央正式肯定。按群众形象的说法是，给“双包”（大包干、包产到户）立了社会主义户头。“双包”这种深受广大农民欢迎的生产责任制，从理论上和政策上说明，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农村经济的好形式，农民群众创造处理的这种责任制形式，既能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又能发挥农民个人积极性，很快就在广大农村推广开来，成为农村生产责任制的主要形式。

从不准联产承包到联产承包；从有条件的开放、到大开放，到后来的“长期不变”。从这一过程中看出，我们党的政策随着实践在不断地完善。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农业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党中央不断总结群众实践的经验，用群众的实践来充实、完善党的政策。这也是逐步认识、逐步完善、逐步提高的过程。

从中央的方针、政策到报纸的宣传，我体会有以下几点：（一）关于责任制的宣传，坚持用事实启发人、教育人。不像过去搞政治运动那样，大造声势，一声令下，各地都得照着办。实际上那是表现在宣传工作中一种“左”的东西，是搞形式主义，形而上学。因为我们国家这么大，干部水平参差不齐，不论什么工作，中央也好，各级党委也好，作一个决议，下一道命令，过几天就很快地实现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事物发展有个过程，人的认识也有个过程。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在这次宣传中，注意多从思想上讲道理，用典型、用讨论的方式进行引导，不强制任何人，也不批判任何人，更不给人随便扣什么帽子。坚持强调因地制宜、多种形式、民主选择，不搞一刀切。现在看来，这样做是对的。慢一点、稳一点，逐步提高大家的认识，统一思想、统一步调。思想基础牢固，工作就扎实。在宣传中有些拿不准的问题，我们就多组织讨论，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坚定的，就是根据中央精神，批“左”的东西；要思想解放，尊重群众的愿望、尊重群众自主权，把生产搞起来。在宣传上采取逐步深化的方式，注意掌握宣传口径、分寸，不强加于人，主要靠讲道理，靠事实、靠典型说服人。（二）在吃透中央精神的前提下，不拘泥于某些具体条文。包产到户从不许推广，到有限制地开放，到大推广，报纸宣传起了推动作用。这里有一个矛盾，就是中央文件某个具体条文，被实践所突破，显得不那么完善，不那么正确了。在这种情况下，报纸宣传应该怎么办？我认为，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不能与党中央的政策唱对台戏，文件是中央制定的，不对的地方应该由中央来纠正。但在中央没有修改以前，报纸宣传也不能把某项具体规定视为“禁区”。应该根据总的政策精神，从不同的方面加以讨论，发一些实际的东西，说明这样做效果好，利多弊少，试试看行不行？启发大家参加讨论。采取这样一种宣传方式，既贯彻了中央总的政策精神，又可以弥补不足之处。我们的宣传，要讲究方式。当然，讨论也是有倾向性的，到时机成熟了，中央有了新的规定，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扩大宣传，群众也就不会感到突然。（三）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一时不能为某些地方的干部所接受怎么办？我们从大跃进以来（更不用说“文革”中了），多是采取往下灌、造舆论、施加压力的办法。你想通想不通也得干，不然要受到批评和斗争。这次，我们吸取过去的教训。思想认识问题靠施加压力是解决不了的。在宣传中，要讲清具体情况，说明具备了哪些条件，采用了什么样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步骤，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在文章、评论中，讲清为什么这么做比较好，为什么过去那一套不行。最重要的，是要拿出典型来，我们搞了不少典型，贫困地区的、平原地区的、山区的、大城市郊区的、机械化程度高的地区的、经济富裕地区的，用典型、用有说服力的事实，来启发人、教育人。有一篇稿子，说耿长锁也要搞联产承包责任制了。过去这位老模范思想不太通，现在也逐步认识到联产承包的很多好处。如果人家思想还不通，硬逼着他搞起来，也不能持久，有点风吹草动，又想退回来，因为他在思想上没解决问题。慢一点，思想确实通了，你不叫他搞，他也要搞。党的一个政策，各项工作任务，布置下来以后，从落实到完成，总会遇到一些困难、挫折。党委的工作、领导人的工作就是怎样克服这些困难，说服大家，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落实政策，完成任务。这些工作做得好不好，反映了党委或领导人的思想水平和工作水平。如果中央命令一发，两三天之内、一两个月之内，大家都按中央要求做到了，那还要各级领导干什么？中央提出一个问题、一个任务，大家不可能在一段时间内，认识都一致。因为事物是千差万别的，人是千差万别的。党委的工作、我们宣传报道的任务就是为了把中央的方针、政策，宣传到干部、群众中去，把一些地方好的经验、好的办法、好的思想、好的作风介绍出来，为那些工作搞得不大好的地方所接受，这得有一个过程。宣传艺术就在于：你思想不通，我通过宣传，能够使你接受了。事物的发展，有先进、有后进，是不平衡的，我们多年来有这个体会。公社化时，一夜之间，多少地方公社化了。二十几年以后的今天，不是还得回过头来搞包产到户吗？有些是一种假象，它不反映实际。现在确实是反映实际，我们宣传工作，就是要使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先进的东西，贯彻到下边去，普及起来，我们采访就是访问这些事、介绍这些事。一件事，总得有起伏、有波澜，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不然，平平淡淡，就没意思了。马克思说过：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我们坚信党的政策是正确的，是深得群众欢迎的。我们也就坚信，有些同志虽然一时思想不通，只要我们善于做宣传工作，加上本人在实践中受到教育，总有一天会觉悟起来的。因此，为谁宣传，为什么宣传，要解决什么问题，报道是对谁讲的，都有针对性。所以，我个人认为，除了积极宣传、引导外，有些事情还要善于等待，留有余地，启发自觉，这样，宣传才能收到实际效果。（四）真正好的报道要从实践中来。现在我们流行一种做法，就是向有关领导要题目，认为背上个题目下乡，写出来的报道见报才有把握。这种情况，是“文革”中遗留下来的毛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当记者的时候很少有这样的事。那时，领导只是给报道精神、报道提示，从来不给报道题目。一个报社几十个记者，都向领导要题目，没那么多。如果硬是给出个题目，那也是主观主义的东西。因为谁也不是神仙，脑子里能装几十个题目，而且都那么准，都能见报，这不可能。问题要从实践中来。刘少奇同志说：记者要成为调查研究的专业人员，报上的一切文章都应当是调查研究的结果。我们搞报道就是考察党的方针、政策在实践中贯彻执行的情况。实践是检验党的政策正确与否的标准。一项政策可以在实践中使之不断发展和完善。如果经过调查研究，感到哪个地方不足，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供中央和上级党委参考。责任制报道就有这种情况。我们到基层要吸收地方党委、群众很多好的工作方法、好的经验、好的思想、好的观点。而且，有些比较好的报道，只有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才能写得出来。记者也只有在深入调查中，掌握大量材料，通过分析研究，才能形成自己的见解、看法，真正把中央的精神、党的政策和实际结合起来，这样才大有文章可做，这才是记者的真本事。背上个题目，带着个观点，到下边去找例证，这不能算调查研究。因为社会现象错综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某些例子和材料来证明某个论点。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情况：有的人，你反“左”，他给你找出“左”的材料；你反右，他又给你拿出右的例子。迎合某个领导人的观点，不尊重客观，不尊重实际，这实质上不能算是尊重领导。只要从实际出发，真正做好调查研究，你到每一个地方去，都可能写出有特点的东西来。我们的新闻报道只有面向实际、立足于实际，才能搞出比较扎实、有指导意义的东西来。

农村形势好，但还有好多问题。总的说，这些年，不论是经济发达地区，或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生产都有较大的发展。但我们农村经济还不够发达，我国广大农村要实现现代化，任务是相当艰巨的。因而我们的农村宣传工作任重而道远，这需要我们每个搞农村宣传报道的新闻工作者，继续努力，不断实践和探索，为深入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早日实现“四化”作出新的贡献。（注：此稿取材时间段为1978年冬至1984年夏）〔安子贞：原人民日报社农村部副主任、《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忆江西农村改革报道的往事

我是农民的儿子，是放牛娃出身的记者，与农民有一种血脉相连的联系，所以对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特别关注。

中国农民既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又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主力军；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中国改革开放，也是发端于农村，从农村起步，风起云涌，推及各行各业、各个领域，从农村扩展到城市，从经济基础延伸到上层建筑。

我们这一代新闻工作者，曾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的苦难，这是人生的大不幸；我们又目睹了30年的改革开放巨变，我们是其参与者、宣传者、鼓动者，这又是人生的大幸。

但中国改革并不是风平浪静的，特别是农村改革，遇到了极“左”思潮的干扰，其激烈程度，超出了人们的预料。

1981年，我奉命去江西筹建《人民日报》驻江西记者站，开始叫记者组。出发前，我找到农村部主任李克林大姐，她告诉我，农村改革问题上斗争很尖锐，具体就是围绕农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究竟是“社会主义阳关道”，还是“资本主义独木桥”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老大姐嘱咐我，下去以后一定要头脑清醒。

当时的江西，围绕农村改革会上会下争论尤其激烈。无论白天黑夜，有很多人找我谈话，反映情况，我的方针是只听不说，只采访不表态。这年5月初，我经抚州到吉安再到赣南采访一个多月，跑了十多个县市，特别是在吉安呆了近20天，采访了吉安地委、八个县委和众多生产队，深入田间地头与农民促膝交谈。掌握第一手资料以后，我心里有底了，决心用手中的笔，坚定鲜明地支持农村搞以“双包”（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于是在吉安连夜写稿子。当年6月13日，《人民日报》登载了我写的长篇通讯《跟上群众前进的步伐——吉安地区干部在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中的思想变化》。这是江西省第一篇明确支持“双包”责任制的新闻报道，在全省引起了很大反响。《江西日报》总编辑姜惠龙说：“老高，文章写得好，我想全文转载，鉴于形势，又不敢。”为什么不敢？因为江西（包括省委内部）围绕“双包”责任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双包”责任制，真正使农民有了种田的自主权，使国家、集体、农民个人利益相结合，深受农民欢迎，所以发展势如破竹。一种意见则认为“双包”是分田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于是省和一些地区采取“压”和“堵”的办法。江西省委也几次派工作组去赣南、吉安等地区“纠偏”。赣南有个会昌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曾10次到会昌，邓小平同志曾任过会昌中心县委书记。第五次反“围剿”时，毛主席在这里写了壮丽的《清平乐·会昌》。就是这个会昌，群众搞“双包”积极性高着哩！有关方面派工作组去“纠偏”，工作组下午一走，晚上又恢复了，前后派了五次工作组，规定“五清五不允”，即凡搞“双包”的队或户，清理乱砍滥伐，清理投机倒把，清理副业单干，清理超支欠款，清理归还农贷；一不允许分给土地，二不允许子女上学，三不允许享受政府物资供应，四不允许亲属在社队企业工作，五不允许入党。群众把这五次“纠偏”和“五清五不允”称为对“双包”责任制的“五次围剿”。像这种“五次围剿”在全国也是罕见的。所以，江西新闻界，对“双包”责任制“噤若寒蝉”并不奇怪。

但作为中央党报驻省记者，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支持农民的改革呼声，支持农民的改革实践和改革创新，用自己的笔宣传、推动农村“双包”责任制的发展、巩固和完善，这是自己的政治和职业责任。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通讯在江西从上到下引起强烈反响。在省委一次常委扩大会上，一位领导同志站起来发言说，当记者，就要像《人民日报》高新庆同志那样，旗帜鲜明地支持改革，支持群众的创造，支持新生事物。当时，这位领导同志还不认识我，当知道我在场时，特意跑过来跟我握手。这年10月，我随江西省委副书记、省长白栋材（不久后任省委书记）去吉安时，吉安地委书记王书枫（以后调任江西省委副书记，主管农业）一见面就紧紧握着我的手说：“老高，真诚地感谢《人民日报》，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你们支持了我们。”原来，当时省委一位主要负责同志五六月间去吉安视察，严厉批评吉安搞“双包”，一时人心惶惶，思想波动。王书枫说：“在我们挨批时，你的文章登出来了。大家说《人民日报》代表中央说话，‘双包’没有错，‘双包’责任制于是巩固下来。”停顿一下，他又神秘地说：“你知道我们今年夏粮增产多少？”他伸出两个指头说：“两个亿呀!”他拍拍我肩膀说：“这两个亿，有《人民日报》的功劳，有你一份功劳!”

从1981年10月5日开始到11月初，我随白栋材考察吉安、赣州地区，主要是考察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特别注意“双包”责任制在发展中如何巩固、完善的问题，基本是白天陪同考察，晚上写稿，在《人民日报》一版至四版发了一系列新闻、通讯，回到南昌又连夜突击，以白栋材视察讲话的形式，全面阐述如何巩固、完善责任制的问题，《江西日报》一版头条全文发表，《人民日报》一版摘要发表，这样使江西各地托底了，推动江西全省农业生产责任制从发端、发展，走向稳定、巩固、完善的阶段。

1982年7月，我陪同当时报社主要领导在江西调查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当时对“双包”责任制责难很多，什么“分田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挖社会主义墙角”等等。还有些原来反对“双包”的，现在拼命主张联合。因为小平同志说过，“双包”是治穷的好办法，有人认为富了就不能搞“双包”了。我们就是要通过调查，以事实回答这些责难，富了能不能搞“双包”？多搞几年有什么问题？农村“双包”责任制要长期坚持。

吉安地区当时90%以上生产队都建立了大包干责任制，并且从农业发展到林业和多种经营，去年取得了大丰收，今年又战胜了特大洪灾。我们对大包干夺取大丰收以后，农民更加想集体、想国家，把国家、集体利益摆在第一位，以及大灾面前展现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舍家救人，亲帮亲、邻帮邻的大爱精神和干群团结，共渡危难的新气象特别感兴趣，写了一篇新闻和一篇评述性通讯，还配发一篇评论《用新眼光认识新问题》。新闻和评论登载在1982年7月13日《人民日报》一版重要位置，通讯登在同日《人民日报》四版。主要回答大包干以后，农民是不是更自私？“大难临头”是不是各自飞的问题。评论特别指出：大包干责任制“是一种适合当前农村实际情况、简便有效又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好责任制”。“在这次战胜特大水灾的斗争中，大包干责任制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和崇高的精神力量，怎么能说大包干是最低级最危险最缺乏生命力的分田单干呢？”

在赣南调查时，赣南地委书记杜昭介绍说：所有工作，计划生育工作最难，有的群众说，计划生育让我断子绝孙，抵触情绪大着哩！这里有个别强迫命令问题，也有政策问题，过去按人口分粮，人越多，粮越多，不利于计划生育。现在人增，承包田不变，他自己就不愿多生。我们又写了一篇评述性新闻，并配了评论。稿件登在1982年7月29日《人民日报》一版。评论不仅全面回击了对大包干的各种责难，而且肯定它是群众的伟大创造，是被实践证明，深受群众欢迎的生产责任制。评论指出，这种责任制并不是十全十美，需要继续健全，继续完善。但是广大农民和干部当前最大的顾虑是怕变，生怕刚刚好了又改变，要求肯定它。因此，健全和完善要在肯定的前提下进行，健全和完善的目的是为了使大包干责任制更加稳定，更加发挥它的优越性，而不是损害它的优越性；不要强行把它改变成另一种责任制，或人为地“提高”到什么“更高级”的责任制。这段文字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评论最后两段指出：“大包干的优越性最主要的是社员真正做了主人，真正有了生产和经营的自主权。我们就要尊重这种自主权，如何进一步健全，如何进一步完善，只能尊重农民的意愿。那种总是按老框框想问题，总想按老路子办事的办法，那种好心好意的强迫命令和主观随意性的东西，千万不能再搞了。”“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一系列的农村政策得到全国农民的热烈拥护，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发展生产、争取生产自主权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包干就是广大农民贯彻执行三中全会政策的一个伟大创造。”

万里同志在一次全国农业书记会上指出，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是哪一个人想出来的，而是广大农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导下，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来的。它是纠正“左”的错误，拨乱反正的成果，是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产物。中央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及时集中群众的智慧，总结群众的经验，推动责任制不断发展，逐步完善。回顾三年来从不联产到联产，从包工到包产再到包干，并且成为全国大部分地区主要的责任制形式，这个变化多大呀！这是一个政策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发展，不断充实，不断完善的过程，也是一个集中群众意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过程。

万里同志这个总结非常准确、到位。

列宁有句名言：“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以大包干为主体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正是亿万农民群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方针指引下，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改革实践中的伟大创造，它是有生命力的，是生气勃勃的。不但引起了农村的巨变，而且带动了各个部门、各领域的改革、发展，引起全国发生史无前例的巨变与进步。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决定，提出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这就是说要在稳定土地基本经营制度上，允许土地合理流动，允许农民有偿转让土地使用权。这是一个使农民从小康走向富裕小康的大政策；也是一个加速农业现代化，实现城乡一体化，逐步消灭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的大改革。这个改革的要旨，是使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的流转权益切实得到保护，从而更加有力地激发农民的创业积极性，更加有力地解放农业生产力。在新一轮农村改革中，相信中国农民还会有许多新的创造，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勃勃前行。“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回答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方针、路线指引下，是农民，是亿万勇于改革创新的中国农民!〔高新庆：人民日报社退休干部、高级记者〕

2008重大传媒事件

这里所说的“传媒事件”，特指与传媒报道活动相关、并已形成热点的有广泛社会影响的重大事件。一、汶川地震报道成为“开放性报道”的标志性事件

事件回放：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县发生8级地震，死伤及财产损失惨重。地震发生后，全面放开让记者采访，从中央媒体到地方媒体、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都派出强有力的队伍集结地震现场，100多家境外媒体的300多名记者也进入灾区，不断发出灾情及抗灾救灾的信息。中央电视台24小时播放，各网站的网络新闻不断滚动翻新。由于国内外各类媒体发挥各自的优势和以不同的视角进行全方位的报道，使广大受众能够完整地看到灾情和抗震救灾的全貌，为凝聚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目光，激发人们参与救援行动，夺取抗灾救灾的胜利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国际舆论对中国抗灾行动和传媒的表现予以高度评价。点评：汶川地震震惊中国、震惊世界；而政府的救灾行动和媒体的开放性报道又震撼了中国、震撼了世界。我们过去对突发事件的公开报道时紧时松，而这次的地震报道的开放度是前所未有的，是灾难性报道的重大突破，主要体现在：少见的突发事件现场的大规模记者群云集，从未有过的多媒体联合作战显现多视角、立体式的报道。而贯穿在整个报道中的人性化报道理念更值得称颂。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这次抗灾信息的全方位公开是一次成功的演示，汶川地震报道成为中国“开放性报道”的标志性事件。二、北京奥运显示大传媒新格局的重大影响力

事件回放：北京奥运会，国际奥委会首次将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作为独立转播机构，并对新媒体的转播权进行了授权拍卖，这标志着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一起被列入奥运会的转播体系。央视网利用这一机会，联手新浪等8家商业网站实施联合转播，并与合作伙伴人民网、新华网等174家网站进行公益性联合推广，创建奥运史上规模最大的新媒体传播联盟，成为新媒体发展中一个重要里程碑。此外，还有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合作——新浪、网易与三大世界级通讯社法新社、美联社、路透社合作；传统媒体在新媒体领域的合作——中央电视台与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联合为新媒体制作互动奥运节目。点评：奥运使中国媒体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丰富多彩的传媒使世界更加了解中国。胡锦涛总书记在考察人民日报社时说“以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为主，整合都市类媒体、网络媒体等多种宣传资源，努力构建定位明确、特色鲜明、功能互补、覆盖广泛的舆论引导新格局。”北京奥运报道的多形式和快速、强势的传播，展示了大传媒新格局的强大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振兴中华民族的强大力量。三、网络“公民外交”反击西方某些传媒对“3·14”事件的歪曲报道

事件回放：2008年3月14日，西藏拉萨发生了打砸抢烧的严重暴力事件，引起了全球媒体的广泛关注，西方某些传媒进行了歪曲性的报道。3月17日英国广播公司（BBC）在网站上刊登题为“藏人描述持续骚乱”的报道，配的图片是西藏当地公安武警协助医护人员将骚乱中受伤的人员送进救护车的场景，而照片说明却是“拉萨目前有大量军队”。CNN甚至把暴徒袭击军用车辆的图片剪裁成军车威胁路人的画面。这种恶意歪曲事实的行径，引起了中外受众对西方某些传媒的所谓客观性的强烈质疑。国内的网民和在国外的华人通过博客、视频等，搜集各种证据驳斥不实报道，在网上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声讨行动。“做人不能太CNN”，成为当时的网络流行语。歪曲性的报道被澄清之后，国际舆论向有利于中国方面发展，CNN不得不发表声明向中国人民正式道歉。点评：在这场捍卫新闻真实性和中华民族声誉的舆论战中，各类媒体以各种方式揭露了西方某些媒体移花接木、混淆视听等背离新闻真实性原则的丑行。由于新兴媒体技术的特殊手段和特殊作用，网络媒体的表现更是令人刮目相看。网络媒体的抗议是非官方的，这种来自网民自发的民间力量，使我们从中看到了网络渠道的“公民外交”的巨大作用。四、三鹿与地方政府联手“管控”媒体管出“负面影响”的放大

事件回放：2008年9月8日，传媒不点名指出某牛奶导致婴儿结石，各地相继曝出饮用同一品牌牛奶的“结石婴儿”病例。随后上海《东方早报》记者率先点名曝光三鹿牛奶。11日，新华社发表消息指出三鹿奶粉的问题。接着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认自检发现8月6日前出厂的部分批次三鹿婴幼儿奶粉受到三聚氰胺的污染，并发布产品召回声明。奶粉事件愈演愈烈，涉及伊利、蒙牛等国内知名企业。出现问题奶粉非一日之寒，早在几个月前三鹿陆续接到了一些泌尿系统结石病患者的投诉，8月1日三鹿也已查明不法奶农在原料奶中掺入了三聚氰胺，但三鹿公司遮遮掩掩，8月2日在给石家庄市政府的报告中写道：“恳请市政府帮助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请政府有关职能部门严查原料奶质量，对投放三聚氰胺等有害物质的犯罪分子采取法律措施；二是请政府加强媒体的管控和协调，给企业召回存在问题产品创造一个良好环境，避免炒作此事给社会造成一系列的负面影响。”石家庄市政府采取内紧外松办法，直至9月9日才向河北省政府报告三鹿奶粉问题。点评：在“三鹿奶粉”事件中，企业与当地政府联手“管控”媒体，按三鹿的说法“避免炒作此事给社会造成一系列的负面影响”。说穿了，他们所讲的“负面影响”，指的是对当地企业和政府利益、形象的所谓“负面影响”，至于对国家、对全社会、对广大民众造成伤害的更为严重的“负面影响”，竟然可以全然不顾了。由于信息迟缓公开和处置的拖延，错过了最佳化解危机的时机，受害范围扩大，国家形象也严重受损。顾及自身的所谓“负面影响”，却将“负面影响”放大到了全社会。而三鹿和当地政府想控制自身“负面影响”的目的也未达到，反而陷入极其难堪、极其被动的困境中。五、“QQ广东第一号”直面网民彰显“新闻执政”理念

事件回放：2008年3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到深圳进行专题调研时，欣然接受了腾讯赠送的QQ号码，网友们称之“QQ广东第一号”。在这之前，有网友在奥一网发帖邀请汪洋“网聊”。省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南方都市报》记者向汪洋转达网友的建议。2月3日，汪洋和省长黄华华通过奥一网等新闻网站，发布了《致广东网民朋友的一封信》，表示愿意就共同关心的话题与大家一起“灌水”，对于工作和决策中的不完善之处，也欢迎大家“拍砖”。奥一网“捎给汪洋书记的话”走红网络，两三个月内共有500多万人次点击，留言近2万条。这当中，《南方日报》与南方网、南方日报网推出的《十问东莞》、《南方都市报》与奥一网推出的《岭南十拍》给汪洋留下深刻印象。4月17日汪洋、黄华华邀请“拍砖网虫”面对面座谈交流。点评：“新闻执政”，是成功的政治和治国的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网络上虽有谎言，但也有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真实，通过平等、交互的网络及时听取民意诉求，有利于执政者全面了解情况，提高决策的水平和效率。正如汪洋说“与其被动接受，不如主动介入……各级党委政府不能高居网络之上，要以平等的心态积极参与，有效引导，推动网络民主发展。”领导者敢于直面网民，体现了“新闻执政”理念的提升。六、“瓮安事件”推动人们观念转变，敏感群体事件也要迅速公开

事件回放：2008年6月22日，贵州瓮安县中学生李树芬死亡。“瓮安事件”暴发的前期当地政府不作为，真相扑朔迷离，致使不少人相信民间和网上谣传的“奸杀”。6月28日下午，县公安局、县政府受到冲击，发生“打砸抢烧”的群体性事件。贵州省委书记亲自出面调研，怒斥一些干部的不作为。7月1日贵州省举行了“瓮安6·28严重打砸抢烧突发性事件”新闻发布会，发布真相，澄清谣言，并决定对尸体进行复检。与此同时，对不作为的领导采取组织措施，对操纵这一事件的黑恶势力予以坚决打击。全国许多媒体也几乎毫无阻力跟进采访报道。由于信息的透明公开，很快使群众明白了真相，突发事件得到了妥善处置，当地秩序恢复。经过贵州权威法医专家组连续8天尸检，再次确认死者系溺水死亡。点评：“瓮安事件”最终得以妥善处理，与贵州省委、省政府下决心公开信息以引导舆论密切相关，这应推动我们观念的转变，敏感群体事件也要迅速公开。过去对群体事件不报道的理由：太敏感！有人担心报道后会像“瘟疫”一样传染开来，影响社会稳定和国家形象。在信息不发达的年代，也许能掩盖住。但在新媒体高度发达年代，境内不公开，境外公开；传统媒体不公开，网上公开；权威信息不公开，谣言满天飞。正因为敏感，所以更要公开，不然付出的代价更大。七、南方“雪灾”呼唤政府与媒体共建预警机制

事件回放：2008年1月10日起，中国南方发生了严重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给社会经济和群众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正值春运期间，多处铁路、公路、民航交通中断，旅客滞留站台。灾情严重的广州，有200万人滞留在广州火车站广场以及周边地带。京珠高速公路因大雪积盖，致使上万辆车在路上无法动弹。政府部门和媒体互相配合传递信息，发布气候和春运积压状况，引导群众理性地选择交通工具，并传递政府和企业的关怀，号召和组织外来人员留在本地过春节。抗灾救灾取得重大胜利，但在某些阶段、某些方面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明显的是预警机制不足，信息传达不到位，造成某些方面的被动。点评：反思南方雪灾，我们可以看到方方面面的“应对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其中，在传播信息方面，政府相关部门和大众传媒共建预警机制十分重要。两者对环境监测、灾害预警，应充当重要的角色。异常的环境会使信息传递变得困难重重，这需要先进传递手段，也需要传统的传播手段。这次雪灾，“衰退”的广播竟大显身手，给被困高速公路的司机、乘客通报信息，协助有关部门疏导交通。如果我们只是习惯于常见性的灾害预警，没有从高难度考虑灾害的发生，会造成很大被动。政府部门应将发挥各类传媒的功能纳入预警机制，开发传统媒体的空间，挖掘新媒体的潜力，与媒体共建灾害预警机制。八、“艳照门”拷问媒体的道德底线

事件回放：2008年1月26日起，网上传出陈冠希与一女明星的不雅照片，随后众多女星被牵扯。随着传统媒体的不断报道，事件的影响力日趋扩大，数百张艳照公之于众。“艳照门”带来了一场低俗的“网民狂欢”，成为互联网上点击率最高的关键字，国内各大门户网站也第一时间迅速跟进。某知名论坛社区赫然出现回复量高达2000万以上的帖子，多家新闻网站都做了专题策划关注此事。香港警方先后逮捕9名犯罪嫌疑人，并警告传播照片的人将会被起诉。最终，随着陈冠希出面公开道歉，并宣布退出香港娱乐圈，事情暂告一段落。点评：“艳照门”事件的报道中，负责任的媒体对这一热点进行了理性的分析，并发出抵制不雅照片传播的呼声。有的媒体虽然也刊发了某些照片，但有严格的限制和掩盖。然而相当一部分媒体报道行为失范，大暴露的照片出现在版面上，网络更是泛滥成灾，忘记了媒体从业人员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规范。在现实中，网络比报纸更为开放，受众也对网络更为宽容，但是这种开放和宽容也是有底线的。媒体所坚守的责任和道德底线怎能突破？！九、舆论热议“许霆恶意取款案”推动重审改判

事件回放：2008年3月31日下午，广州市中级法院对“许霆ATM机恶意取款案”作出重审判决，认定许霆盗窃罪名成立，但犯罪情节比较轻微，改判5年有期徒刑。事发2006年4月21日，许霆在银行ATM机取款取出1000元后，银行账户只被扣了1元，许霆连续取款5.4万元。回到住处后告诉同伴郭安山，两人随即前往连续取款。许霆先后取款171笔，合计17.5万元；郭安山则取款1.8万元。郭安山于2006年11月7日投案自首。经天河区法院审理认定其构成盗窃罪，考虑到其自首并主动退赃，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许霆则潜逃一年将赃款挥霍一空，广州市中院以盗窃金融机构罪判处其无期徒刑。一时舆论哗然，焦点聚集在“量刑是否过重”上，大多数传媒客观报道了不同观点的交锋。最终，许霆案被最高法院发回重审，改判了一个各方基本能接受的判决。点评：可以想象，如果不是传媒公开报道讨论，施加影响，许霆一审的判决也许已成定局。有些人总爱用“干预司法判决”、“媒体审判”来指责媒体。其实，一个成熟的法制社会，司法是独立办案的，媒体有其议论的权力，但司法怎么判是司法的权力，并不受其他权力的干预。如果媒体舆论影响了案件的判决，也许就是因为原有的判决不当。如果判决适当而迫于媒体的压力改判，只能说明“独立办案”的观念树得不牢。只要明确了媒体与司法各自的权力和责任，让媒体热议一些案件，能促进司法更加透明、公正和更准确办案。十、“周老虎”已现形，舆论责疑迟迟未消停

事件回放：随着2008年9月27日陕西省旬阳县法院对周正龙案的公开审理，“周老虎”已完全现形，但“虎戏”的台前幕后仍疑点重重，媒体及社会舆论欲罢不能，责疑背后有无指使者、参与者。“周老虎”事件起于去年10月12日，陕西省林业厅公布了镇坪县文彩村周正龙于10月3日拍摄到野生华南虎照片的消息。10月15日互联网责疑这是假新闻，陕西省林业厅予以驳斥。周正龙宣称“拿人头担保”。10月22日，中科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傅德志指出虎照有假，并称要和周正龙“赌脑袋”。此后，随着年画虎的出现、六方专家鉴定的出炉，舆论普遍认为关于虎照的真伪之争已明朗，但曾称虎照有假就辞职的陕西省林业厅副厅长朱巨龙称“不后悔”。点评：其实，“周老虎”早在去年就现形了，众多由专家、网民组成的民间“打虎派”早就揭穿了虎皮。只是官方迟迟不作为、不表态，甚至某些政府部门的官员仍强硬“挺虎”，致使“周老虎”一再逃脱。政府诚信缺失，加上周正龙作案的台前幕后的确疑点重重，这就怪不得舆论一再责疑，使“虎戏”难以落幕了。十一、西丰警察进京挑战上级主管的舆论“喉舌”

事件回放：2008年1月1日，中央政法委主管的法制日报社下属的《法人》杂志，刊登了记者朱文娜一篇题为《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的报道。文中叙述了辽宁西丰女商人赵俊萍因不满西丰县政府对其拥有的加油站的拆迁补偿处理，编发短信讽刺县委书记，被判诽谤罪。1月4日下午，西丰县多名警察来到杂志社，称朱文娜的报道涉及西丰县县委书记，涉嫌诽谤罪已被立案，要将其拘传。7日被媒体披露后，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中国记协在听取朱文娜的陈述后，表示“要维护记者的合法权益”。9日下午，西丰县委派人赴京向朱文娜和其单位表示道歉，西丰县公安局做出了撤销对朱文娜的立案和拘传的决定。2月5日，辽宁省铁岭市委宣布西丰县委书记在“进京拘传记者”事件中“法治意识淡薄，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西丰县委书记被责令引咎辞职。点评：非法进京拘传记者，无非是想封住不利于自己的舆论喉舌。按传统的说法，《法制日报》应是中央政法委的“喉舌”，法制日报社下属的《法人》杂志也应该是个小“喉舌”了，系统内的最基层警察竟然敢进京去封最高主管部门的“喉舌”，可以说胆大妄为。当然，警察是按指令行事的。这很难不使人怀疑，在远离京城的地方，这些下指令的人不会干出比“封喉”还愚昧的事出来。十二、真假记者齐领“封口费”

事件回放：2008年9月20日，山西霍宝干河煤矿一名矿工在矿内被闷死，矿方未及时向上级报告。9月25日晚，《西部时报》驻山西工作人员戴骁军在干河煤矿拍下了各地真假记者云集、领取矿方发放所谓“封口费”的场景。该消息经媒体刊登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山西省新闻出版局派出调查人员进行调查，并于10月29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就初步掌握的情况做了通报。领取“封口费”的除了真记者外，还有不少混迹其中的假记者。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新闻报刊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将继续进行调查，对于新闻单位的记者和工作人员收受钱财或进行新闻敲诈等行为将严肃处理，直至清理出新闻队伍；对于管理不严甚至鼓励记者搞“有偿新闻”的单位要发“黄牌”，停业整顿；对于假记者要加大打击力度，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点评：在这一事件中，不管真假记者的比例各有多少，有真记者参与是肯定的，而且类似的事已发生多次。透过假记者的行径，也可看出我们传媒队伍中的真问题。那些假记者的手法是从哪里来的？先有媒体人的不检点和道德的败坏，让他们看到打着记者的名义竟然能诈骗到钱财。我们如不加强队伍的建设，严处内部的道德败坏者，还会有更多的假记者跟随而来，打着真记者的名义诈骗。〔范以锦：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原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社长〕

北京奥运与传媒力量——兼谈《人民日报·奥运特刊》如何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北京奥运，举世瞩目，举国关注，全球两万多名记者同台竞技，规模之宏大，内容之丰富，在我国传媒发展史上前所未有。各家媒体尽其所能，把奥运报道做到了各自水平的极致。

在家门口报道奥运会，对我们多数编辑记者来说，的确是一场没有彩排的演出，也可能是一生中唯一的机会。它让我们在这场奥运大战中经受了洗礼，给我们的职业生涯留下了珍贵的记忆。

这里仅结合自己作为《人民日报》奥运编辑组副组长、在参与组织编辑《奥运特刊》期间的体会，谈谈奥运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为奥运做了什么？奥运给我们留下什么？奥运让我们看到什么——传媒竞争陡然加剧 报纸一展大家风范

北京奥运会为中国传媒业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使传媒业的竞争力得到全面提升。报纸、网络、电视、广播、杂志、手机，都为全世界了解奥运信息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展示了强大的力量。“无与伦比”的北京奥运会，理所当然有媒体的一份功劳。

事实上，现代奥运会一经诞生，就有媒体如影随形。时代不断进步，采访奥运会的媒体规模也越来越大，竞争越来越激烈，这使奥林匹克运动已不仅仅是一种体育竞技，还是一场传媒大战。

早在1892年，顾拜旦在复兴奥林匹克运动的演讲中，就惊讶于传媒的跟进。他说，一种关心帮助体育界的专业刊物诞生了，无数报刊应运而生！希腊奥林匹亚的奥林匹克博物馆存有1896年在雅典举行的首届奥运会媒体报道的资料，证明当时就有记者做现场采访。我国媒体与奥运的首次接触是在1904年。当时传媒形式只有报刊，几家国内报刊简短报道了在美国圣路易举行的第三届奥运会。比如当时的《大公报》，曾在一篇关于博览会的报道中提及同期举行的“亚力必嬉赛力会”（即第三届奥运会），这应该是我国媒体对奥运会的最早报道之一。

电视记者是1936年柏林奥运会出现的。他们在场上用摄像机拍摄图像，然后回电视台进行编辑。随着电视转播技术的进步，1956年意大利冬奥会第一次有电视实况转播，不过信号只能覆盖本地区域。直到1964年东京奥运会，卫星技术让发达国家的人们通过卫星电视欣赏到奥运会赛场盛况。1976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奥运会上，运动员6000人，媒体记者达6800人，首次超过运动员人数，新闻竞争异常激烈。2008年北京奥运会共有媒体人员22000多人，电视观众突破40亿人次。

看今天的中国传媒业，每一种媒体都有各自的竞争优势。如果说电视为观众提供了一场视听盛宴，那么报纸为读者送上的就是文字大餐。尽管如今几乎人人都能享受电视直播，但许多人仍无法舍弃报纸，因为报纸在提供深度报道的同时，也为喜欢阅读的文化人提供了文字享受，并承担了信息筛选的职能。从这个角度来讲，它使人们获得了更有效的信息。

相对于电视和报纸，网络天马行空，想听就听，想看就看，想说就说。报纸和电视是我说你听，而网络提供了一个无限的平台，无论想看想听还是想说，只需敲敲键盘按一下回车。国内互联网第三方数据监测机构万瑞数据发布《网民奥运媒体选择及网站评估报告》，调查显示，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超过90%的中国网民把互联网作为获取奥运信息的首选媒体，在网民群体中互联网的奥运传播力超过电视。这个调查也许不一定很准确，但它说明在北京奥运会信息传播中，网络的作用急剧增强。

还有手机新媒体，也在北京奥运这个平台上武装起自己。手机作为终端的突出优点是携带方便，可以随时随地看奥运。于是，手机短信、手机电视、车载媒体等移动传媒纷纷亮出新面孔。特别是奥运期间的手机电视，虽然普及的面不够广泛，但巨大的优势让它的前景一片光明，被业内人士誉为3G时代的“新杀手”。

作为传统媒体，报纸在这场新闻大战中，坚守了自己的领地，展示了自己的实力。相对于电视在国际赛事方面的表面化、网络虽海量但难免粗疏而言，报纸选择独家角度，提供专业观点，表现出大家风范。报纸还主动与网络联姻，报网融合搭建的平台使报纸的强项更强。奥运期间，《人民日报》记者将100字内的短信发手机报，300字左右的消息供人民网，分析性报道给自己的主报，使新闻原创力最大限度地辐射出去，将新闻生产力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在这次新闻竞争中，不独《人民日报》，其他各类报纸都做得很漂亮，不少文章引人入胜，许多图片精彩纷呈，为后人留下了北京奥运的独特记忆。

可以说，这次北京奥运会全面引爆了多元传播格局下各类媒体的竞争，它对我国传媒市场格局的深远影响，在不久的将来会进一步显现。我们为奥运做了什么——全面报道赛场内外风云，努力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举办奥运会，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期盼。报道好奥运，引导好舆论，是传媒尤其是党报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这在学界和业界已成共识。而舆论引导，首先要解决传播力的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重要讲话中说，要“在报道新闻事实中体现正确导向，在同群众交流互动中形成社会共识，在加强信息服务中开展思想教育。”总书记这些话，是对新闻传播规律的深刻阐释。报纸是新闻纸，首先要报道好，才能引导好；报道是前提，引导是目的；报道不准确、不生动，就不能实现舆论引导的目的。

奥运报道期间，也正是全国新闻界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时候。作为《人民日报》，怎样在奥运报道中努力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对我们是一个考验。《人民日报》编委会高度重视奥运报道，提出要具有国际视野，彰显现代风格，增强服务意识，展开立体报道，在内容、形式和运行机制上积极创新，实现“有特色、高水平”的目标。

早在北京奥运会倒计时1000天之时，我们教科文部就推出《全景奥运》专版，集中组织迎奥运的报道，每周1个版。2008年1月起又增加为每周2个版，由体育组的编辑记者承担编采任务，共刊出97期，2008年6月底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7月1日起，报社创办《奥运特刊》，每日2个版，7月21日起增加到每日4个版。8月8日到8月25日，《奥运特刊》扩大为每日12个版，而且这12个版都是彩版，这在《人民日报》历史上是第一次。无论从版面的规模还是到稿件数量，都是《人民日报》前所未有的。

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在版面安排上，我们努力把握好以下三个关系：

——赛事报道与非赛事报道的关系。奥运报道中赛事报道是重点，但为了对奥运进行全景式记录，全方位展示国家形象，必然要进行大量非赛事报道。《奥运特刊》共12块版，前8块版报道赛事，后4块版报道赛场服务、志愿者等赛外情况，体现我国作为东道主为举办奥运会所做的努力；

——主赛区与分赛区的关系。在报道好北京主赛区的赛事和活动时，也报道了香港、上海、青岛、天津、秦皇岛、沈阳等分赛区的赛事和活动，保证各赛区均有关注，体现全国共同参与奥运、共享奥运；

——国内报道与国际报道的关系。注意充分体现世界性，《奥运特刊》四版每天整版报道外国运动员参赛情况，特刊8个版更是每天一个主题，集纳式报道外国运动员的方方面面，如8月15日《有些奖牌，足以让一个国家狂欢》等，关注体育小国、角度独特。据统计，奥运会期间，报道了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加比赛的情况以及国际社会的反响。关注国际奥委会等对北京奥运的积极评价。

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在稿件选择上，我们努力把握好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于热点事件既敢触及，又不跟风。不跟风炒作，在刘翔退赛的事件中体现得比较充分：8月18日刘翔退赛，19日《奥运特刊》一版头条刊发《今日伤别离 明朝再奋起》，并推出《网民看刘翔》。从正面引导公众情绪，而不纠缠他的一些退赛细节，更不像一些媒体那样口水满天飞。这组报道基调把握准确，引导得力，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

二是对各类赛事不加预测。主观预测是新闻报道的大忌，预测今天应该得几块金牌，明天应该谁得金牌，这本身就有悖于新闻规律。奥运第一天，有的报纸出版豪华彩页，预测首金应该杜丽夺取，但结果事与愿违，这恐怕和有些媒体大肆炒作，使杜丽心理压力过大不无关系。同类的金牌预测消息在整个奥运报道期间时有发生，但我们《奥运特刊》坚持不搞预测，完全以事实说话，做到客观准确，维护了党报的形象和权威性。

当然，奥运会关注度最高的无疑是金牌。但金牌绝不是体育的全部，更不是奥林匹克的全部。《奥林匹克宪章》中写道，“奥林匹克主义将体育运动与文化和教育融为一体”，我们在前期策划和后期制作时，都十分注意引导读者树立“大奥运”的理念，在关注赛事角逐的同时，也关注赛外的文化、教育、科技等内容。我们希望经过了北京奥运会后，“鸟巢一代”更具有互助、参与和奉献精神，更懂得在法律和道德的框架内去竞争。作为奥运会东道主，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胸怀；作为东道主国家的大报，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眼光。

组织编辑《奥运特刊》，重在体现一个“特”字,就是说不仅要有别于本报前面的要闻版，还要有别于其他报纸的奥运专刊、特刊。我们紧扣这个“特”字，努力在两方面彰显特色：

一是编辑定位有特色。面对电视直播和网络信息快捷海量的现实，我们不再简单主导前方记者做泛泛的信息综合和一般的场面描述，而是着重抓独家、抓细节，在报道中讲故事、见精神，如8月13日特刊7版《84小时，“鸟巢”成功变身》，既有时效又不失生动；抓当日热点，进行动态策划，如特刊一版全程关注赛事热点，中国男篮力拼“梦八队”、男子百米大战、刘翔退赛等，都及时给予关注，成为版面亮点；紧扣动态消息，策划专题报道，如8月14日特刊5版《游泳进入破纪录时代？》围绕游泳赛场当日5破世界纪录的新闻，分析装备、技术等的作用，集专业性、可读性和资料性于一体；还精心设计观赛知识栏目，针对读者感兴趣的问题释疑解惑，如《撑杆跳的变迁》、《左撇子选手和逆时针跑道》等，配合人物通讯，介绍项目科技发展史，视角专业，针对性强，可读性高。

二是版面编排有特色。好的内容应有好的形式。《奥运特刊》一开始就明确了版面风格：大标题、大图片，每版不超过5000字。按照这个原则，我们的主编们积极创新，图文混排、厚题薄文、适度留白，标题再三锤炼、文字删繁就简，努力出新出彩。如8月20日特刊2版《小鹏重振翅》、《邹凯再奏凯》，巧妙运用人名，简洁而有韵味。8月15日特刊一版《泳坛新秀双凤齐飞》、《射场老将一箭风流》等，文字对仗工整，准确生动，彰显了竞技体育的特性；图片幅面大、数量多、处理巧，富于美感。在这次奥运报道中，有的版面图片数首次超过文章数。许多版面还增加了新的视觉元素，如把新闻图片再制作，或把一张新闻图片中的人物抠出来，剪掉其余部分，增强人物呼之欲出的感觉，或将几张主题相关的新闻图片剪掉多余部分再叠加起来，形成一张组合图……这些手法都强烈表达了奥运的动感、激情和魅力，版面形态更有活力，使版面风格更加现代。

组织编辑《奥运特刊》，也为今后组织日常报道和周刊策划积累了几点经验：

——提前策划与随机策划相结合。新媒体时代，独家新闻越来越少，我们需要强化策划意识，将同主题报道在纵向上做深做活，在横向上做宽做广。同时注重新闻时效性，提高即时策划的能力，形成独家优势。

——项目责任与集体合作相结合。一方面责任要明确，每一篇报道的催稿和编稿任务都要落实到具体的人，注重发挥每个编辑的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强调集体荣誉感，强调协作意识，遇到两个版打通、调整版序和重新整合稿件时，大家都不计名利，分工合作。

——规定动作和独家选题相结合。《人民日报》的指令性稿件历来最多，这是党报性质所决定的。尤其是在奥运报道中，如何把“规定动作”做出新意，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同时又不失时机地抓独家，提高《人民日报》的新闻竞争力。在如今资讯发达、几乎没有独家可言的情况下，抓独家，就要把着力点放在追求独特视角、独特形式、独特手法上，在第一时间准确提炼出新闻亮点，从独特的角度切入，以独到的观点取胜。

——用好稿件和美化版面相结合。记者在新闻现场千辛万苦传回的稿件，编辑在后方一定要编好用好。同时，好的内容也需要美的版面吸引读者：利用多种版面元素，发挥图片的新闻报道功能；做大篇幅，增强视觉冲击力；精心制作标题，方便读者阅读；注重版式创新，增强现代感，提高视觉吸引力。奥运给我们留下什么——传媒结构重塑曙光在前 主流报纸找准历史方位

北京奥运会已经尘埃落定，我们在反复思考、反复追问：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为我国各个领域都留下了许多财富，那么，它给媒体留下了哪些精神财富？

从整个传媒业来说，北京奥运会为中国传媒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性发展机遇，使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竞争力都得到了提升。中国传媒的格局也在发生悄然变化，新老媒体在竞争的同时正在走向合作。有人说，我们将进入“融媒”时代，各种传媒实际上将融合为数字化传媒，只是外在形态为适应不同人群或同一人群不同时段的需要而有差异。

从纸质媒体的角度讲，北京奥运会使得报纸的影响力在这场空前的媒体较量中受到了严峻考验。报纸尤其是党报强化了危机意识，明白了要想在以后的媒体竞争格局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必须弥补报纸在即时传播和与受众互动方面的弱势，尽快走向与网络融合之路；通过这次奥运会，纸质媒体也增强了自信，因为我们看到，在新闻大战中报纸并没有被边缘化，而是在第二落点开拓了更广阔的空间，依靠它大批的资深编辑记者，发挥传统优势，从专业的角度挖掘信息背后的故事，在深度报道和弘扬中华文化价值观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人民日报》的层面看，通过报道北京奥运，《人民日报》进一步认识到作为“国家队”的重任和核心作用，在增强舆论引导能力方面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实战练兵，在信息多元传播中始终坚持主流文化方向，在推动文化价值观的提升中一定能做大做强。回首2008年，不独奥运报道，实际上包括后面的残奥报道、神七载人飞船发射，前面的雨雪冰冻灾害、汶川大地震，可以说几乎整整一年，媒体都在马不停蹄，没有喘息。这一个个新闻突发事件和重大新闻报道，历练了我们，也教育了我们，让我们认清了自己的历史方位。

从自己负责的《奥运特刊》编辑工作看，我认为北京奥运会留给我们的，还有三种精神——创新精神、合作精神和共享精神。在前后两个月尤其是比赛16天的紧张日子里，我们前方记者绞尽脑汁写好稿，力争稿件及时准确生动，但求出新出彩不出错，遇到一人完不成的稿件，大家协同作战；后方编辑不拘一格筛选好稿、规划版面，办出一块块以“大图片，大标题，短消息”为特色的创新版。前方后方共同分享着奥运带来的快乐和喜悦，大家虽然都是来自不同的部门，不同的领域，但都精诚合作，守望相助，充分体现了“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奥运报道是百年一遇的新闻大战，也许一些具体的做法在日常报道中不能全盘继承，但在奥运报道期间迸发出的这三种精神，是奥运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总的来看，我国媒体的格局本来就在发生着悄然嬗变，恰逢北京奥运的东风，更加速了这种格局的变化。我们相信并期待，后奥运时代的中国传媒，将从报业结构、发展态势等方面有一个质的突破，由此开创出中国传媒的新时代。〔温红彦：人民日报社教科文部副主任、高级编辑〕

在重大突发事件中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2008年5月12日发生的汶川大地震，举世震惊。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救灾难度最大的地震，四川日报报业集团立即成立了集团抗震救灾宣传应急协调组，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按照省委宣传部的部署，统一指挥集团各报刊网站，第一时间奔向灾区、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第一时间发出主流舆论声音，把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及抗震救灾的决策部署传递给灾区干部群众，把灾区干部群众奋勇抗震救灾的情景展现给全国人民，唱响了抗震救灾主旋律，弘扬了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仅《四川日报》在地震发生后百日内，就刊发有关抗震救灾的稿件近1万篇（幅），为抗震救灾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受到中央和省委领导的充分肯定，7次受到中宣部《新闻阅评》的表扬。一、坚持改革创新，做好重大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

胡锦涛总书记在2008年6月20日的讲话中指出：“要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健全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机制，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提高时效性，增加透明度，牢牢掌握新闻宣传工作的主动权。”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每年发生一些突发事件并不奇怪，关键是要建立健全突发事件新闻报道机制，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在及时报道、用好话语权的同时，切实把好关，把好度，有效地引导舆论。

汶川大地震刚发生，面对这一突发灾害，四川日报报业集团按照中央宣传部和省委宣传部的要求，立即启动重大突发事件宣传报道应急机制，从集团层面优化配置新闻资源和人力资源，迅速派出得力记者第一时间赶赴地震灾区，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及时报道灾情变化。在抗震救灾期间，集团每天有200多名记者在一线采访，仅四川日报社每天就有60多名记者在汶川、北川、青川等重灾区采访。5月12日下午，集团所属网站“四川在线”在震后20分钟，就将第一条有关地震的消息发上论坛，并且很快推出了汶川大地震的专题。5月13日，《四川日报》就推出5个《万众一心抗震救灾》的特刊版，其中川报记者的自采稿件占80%。从5月13日至7月初，《四川日报》平均每天推出11个版的抗震救灾特刊，在第一时间对各个重灾区抗震救灾的情况进行了强势报道。由于我们的媒体对灾区抗震救灾的报道非常及时、全面、客观，极大地震撼了国内外读者的心灵，让全世界人民从我们的媒体上看到了灾区人民的坚强、中国人民的力量，感受到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为此，5月21日中宣部《新闻阅评》第200期以《行动迅速 先声夺人 重点突出——〈四川日报〉强势报道抗击汶川大地震》为题，从三个方面高度肯定了汶川大地震后《四川日报》抗震救灾报道，认为《四川日报》作为抗震救灾所在省的党报，不辱使命，自觉承担报道重任，在大灾面前，紧急动员，紧急行动，派出大量记者奔赴灾区。他们不畏艰苦、不顾安危，在最危险的地方采写，以多个整版集成刊出，及时而全面地反映了气壮山河、惊天动地的抗灾情况，对动员广大干部群众抗击天灾、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接着，6月4日、6月5日、6月9日、6月20日、6月26日、7月2日中宣部的《新闻阅评》连续对《四川日报》抗震救灾的报道给予了表扬。在抗震救灾的报道中，集团还注重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互动融合，提升了宣传效果。由于我们的媒体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报道全面、及时、准确、客观，有效地引导了舆论，舆论引导的能力也有了很大提高，为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二、坚持“三贴近”，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是加强和改进新闻宣传工作的着力点，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有效途径。《四川日报》是党报，党报姓党，同时是报。只有坚持“三贴近”，把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结合起来，才能吸引读者阅读，达到宣传的目的。《四川日报》在近几年的连续改版中，注意新闻性与导向性的结合，既受到了省委的肯定，也得到了读者的认可。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政府信息向所有媒体同时发布，新闻现场向所有媒体同时开放，党报不再独享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四川日报》找准定位，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策划视角上站在全局的高度，在采访上深入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用群众喜爱的方式，及时准确宣传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对抗震救灾的决策部署，充分报道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等中央领导深入重灾区指导抗震救灾的感人场面，展现了党和政府对灾区人民的深切关怀。同时，用大量的版面全面展现了坚强的灾区人民和支援灾区的解放军官兵、医务工作者、救灾志愿者大量可歌可泣的感人场景，动人故事，唱响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深深打动了所有读者的心。当每天的《四川日报》送到救灾部队的驻地和灾区群众的安置点时，立即被抢一空，大家都被《四川日报》报道的一个个故事而感动。

在做好正面宣传的同时，针对灾区群众的疑惑，以及影响群众稳定的谣言，《四川日报》及时刊发党和政府的权威声音，报道有关专家的解疑释惑，消除群众的恐慌心理，稳定社会秩序。在地震后的第二天，成都流传“自来水被污染”的假消息，引发市民大量抢购矿泉水。《四川日报》及时采访有关部门，于5月15日迅速刊发了《谣言制造者被警方挡获》的报道，有效地阻止了流言的散布，维护了社会稳定。在大地震后余震不断的情况下，有部分群众产生了恐慌心理，《四川日报》记者及时采访了地震专家、建筑专家，推出了系列访谈，消除了人们对地震的猜测性和对建筑安全性的疑虑，稳定了群众的情绪，让群众放了心。三、加强队伍建设，是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根本保证

要提高舆论引导的能力，关键是要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纪律严的新闻宣传队伍。在汶川大地震的巨大灾难中，我们的新闻队伍在灾难中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我们集团的一大批记者，包括刚到报社不久的“80后”年轻记者，当灾难来临时，不辱使命，英勇顽强，争先到最危险的重灾区采访。当他们到达灾区，在通讯中断、与报社联系不上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人后退，而是冒着生命危险，勇敢地深入重灾区现场，千方百计把灾情和灾区抗震救灾情况发回报社。5月12日下午刚刚地震后，《四川日报》记者李晓东就挤上一辆抢险车赶到北川县，13日凌晨到达北川中学救援现场，是率先进入北川的文字记者，及时采写了大量抢险救援的报道。阿坝州理县是紧邻汶川的另一个重灾区，第一批进入理县县城的记者是《四川日报》记者李燕华、王代林、松涛和《华西都市报》记者杨涛。他们在交通中断的情况下，徒步翻山越岭6个多小时，于13日下午2点到达理县，迅速将当地的灾情，通过林业防火电台传到阿坝州，再传到成都。还有毕业到四川日报社工作还不满一年的女记者陈碧红，地震后不到两小时就奔赴重灾区绵竹市汉旺镇，采访中遭遇车祸导致身体多处擦伤和轻微脑震荡，在短暂昏迷醒来后，坚决留在灾区继续采访，写下了感人的独家报道。在抗震救灾紧张的日子里，我们的记者们冒着生命危险，在余震不断的重灾区进行采访，同时还参与了大量抢救生命的救援工作。通过这次灾难的考验，我们集团涌现出一大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有99名年轻记者在火线中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以自己的亲身实践，证明了我们的新闻队伍是一支不畏艰险、敢打敢拼、能打胜仗的队伍，是一支党和人民放心的队伍。

汶川大地震带来了灾难，也锻炼了我们的新闻队伍。在抗震救灾的日子里，我们的采编人员既宣传了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又具体实践了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既宣传了抗震救灾中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人物，又有很多人成为英雄模范人物群体中的一员。我们相信，经过艰险磨炼成长起来的新闻队伍，是党和人民信赖的队伍，是我们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根本保证。〔陈云华：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

新媒体的发展态势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

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说：“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建设、运用、管理，努力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平台、促进人们精神生活健康发展的广阔空间。”（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见2008年6月21日《人民日报》第4版）

总书记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判断，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党的执政能力。大家知道，新媒体的发展对信息传播格局和社会舆论产生了深刻影响，使得传统的社会道德、文化观念、文化内容和文化主权受到挑战，表现为：其一，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已深入到新闻传播业的各个环节，使新闻传播的产品形态、运作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二，“新闻”、“新闻传播”和“受众”的概念发生了改变；新闻传播活动的主体及其传受关系发生变化，新闻传播的大众化和中介地位动摇，“受众即传者”的时代来临。其三，新闻宣传与舆论调控体制面临困境，规范化和法制化建设的矛盾日益突出。

今天，党的执政能力包括驾驭新媒体的能力。由于特定的世界环境和新的科技运用，给党的传媒政策带来空前冲击与挑战。换言之,随着世界信息网络化，我们已步入网络时代，传播手段日益丰富。过去的媒体——报纸、广播电台、电视台，是单维的、直线的、平面的；如今的新媒体，是全方位的、立体的、多维的、互动的。它变得更及时、更形象、更生动，也就更具渗透力。每一个网民都可以成为信息的传递者，每一个网民都是一个准记者。网络时代新媒体信息扩散能力日益强大。单论时效，报纸时代，散播信息的速度以日计算；广播电视时代，散播信息的速度以时计算；网络时代，新媒体散播信息的速度以秒计算。如今新媒体散播信息的能力，不是以地区、城市而是以国家、世界来体现。因此，今天执政党新闻宣传的最大挑战来自网络。在传播如此迅速、海量和分散的情况下，原来的堵、封、压，必须向疏导、沟通和顺势而为演变。靠堵，堵不住，堵不及，因为传播无孔不入。靠压，压不了，压不动，因为传播的商业利润具有巨大的吸引力。靠封，可以封报纸、书籍、电视台、电台，但封不住短信、[1]互联网和卫星。可以封一时，封一角，但是封不了全部。

运用这样的视点、视界、视角，学习、领会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有关新媒体的论述，深感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重大。二、把新媒体作为重要执政资源来对待

我国是1994年接入国际互联网的。从此，在数字与网络技术、通信技术基础上发展的网络媒体、手机媒体、IPTV、楼宇电视、移动视听媒体，一发而不可收。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这些新媒体的即时播发、多媒体传播、双向传送、信息自由流通、个性化服务态势愈来愈明显、强烈。本课题组成员中有的在1998年就已经开始了网络媒体对于人类社会包括现行国家制度、传媒与文化政策的影响的研究［参见王武录、吴亚明：《知识经济与新闻工作》。原载1998年第3期《新疆新闻界》杂志（新疆新闻工作者协会、新疆日报社主办）、1998年第7期《新闻实践》杂志（浙江日报社、浙江省新闻研究所主办）、1998年第10期《新闻与写作》杂志（北京市新闻学会、北京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北京日报社主办）］，发现国内外学术界有人认为网络媒体会解构现存的社会体制，使得舆论管控失效，网络虚拟社会形成的交往关系会冲击现存社会的体制；也有人认为网络社会将成为人类社会交往的一部分，执政党可以利用网络媒体为己所用，正如运用报纸于动员组织人民群众一样；还有人认为，随着通信技术发展、手机介入信息特别是新闻传播，使舆论主体的离散化、多元化现象更为突出，主张直面社会舆论多层次的现实，以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为抓手，发展、壮大执政党掌控的主流媒体。

显然，这些看法见仁见智，科学性多寡不一。

所幸者，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把新媒体作为重要的执政资源来认真对待、着力经营。如：顺应新媒体发展态势，在新闻宣传上把体现党的意志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运用一元化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社会意识；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引领多样化思想观念，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达成共识，在同群众交流、提供信息服务中展开思想引导；变单向说教为双向交流，变文件语言为群众语言。无论是报道重大事件，还是报道突发事件；无论是热点引导，还是舆论监督，都着力寻找党心和民意的“共鸣点”。

这一切，在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通讯社等主流媒体“5·12”汶川大地震的报道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本课题组成员还欣喜地看到：我们的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通讯社近年来积极顺应新媒体发展态势，在管理上力争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如着力解决本单位经营机制与市场体制不完全适应的问题，以办报办刊、办广播电视、出书等为主业，促进平面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良性互动，进军数字书报刊业，提供信息增值服务；优化新闻与传播资源配置，形成定位准确、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媒体格局。

这一切，其突出例证，莫过于近年来纸质媒体《人民日报》与新媒体人民网间的报网互动日益精彩。早在1995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便在全国报纸家族中率先将自己的版面搬上互联网。1997年元旦，《人民日报》网络版正式服务于网民，2000年更名为人民网。从最初的内容拿来、资源共享，到今天的报网相互借力，新媒体提高了党报覆盖面和影响力，已是不争的事实。目前，人民网每天24小时滚动发布新闻，日更新量万余条。除中文外，人民网还有英、日、法、俄、西班牙、阿拉伯文版，境外日点击率达1500万到2000万之间，涉及140多个国家，占人民网总流量的五分之一左右，[2]成了我们国家开展对外宣传不可或缺的力量。三、探索新老媒体并存的工作规律

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希望新闻传播业界、学界“以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为主，整合都市类媒体、网络媒体等多种宣传资源，努力构建定位准确、特色鲜明、功能互补、覆盖广泛的[3]舆论引导新格局。”唯此，我们要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大力探索新老媒体并存的工作规律。

我们要直面国内外新媒体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比较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优势与劣势，与时俱进，顺势而为。一方面，对新媒体的崛起熟视无睹，不积极做好应对准备或对新媒体的发展态势抱悲观态度，不可取；另一方面，把新媒体的发展与党和政府的社会治理对立起来的观点,也是片面的。从历史角度看，新媒体是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而出现的新型媒体形态和传播方式，代表了媒介的新的发展方向；从传播角度看，传播符号、传播媒介和传播科技的发展始终呈现叠加状态，新媒体总是和旧的媒介形式并存，并互动互助、共演共进；从现实角度看，新媒体拥有观念优势、技术优势、传播优势，传统媒体拥有资源优势、品牌优势和人才优势。

我们要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基点，以“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为途径，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寻求媒体规律、执政规律和文化传播规律的有机结合。

我们要对有代表性的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商业网站等做大量实证研究。对新媒体内外环境、上下游产品、相关非相关产业，做全方位考察，进行新老媒体传播主题、传播方式、传播倾向比较；要了解新媒体受众的人口统计特征、比例、受传方式、受传习惯，了解新媒体对人们工作、学习、生活的影响，了解人们对新媒体形式和内容的意见、建议。

我们要进一步顺应新媒体的发展态势——媒体汇流趋势；新媒体与社会结构交融趋势；新媒体文化创新趋势；新媒体技术涵化趋势，从理念、技术、制度和机制、法制、人才、品牌建设、社会文化和未来发展等层面来探索党的新闻传播事业在新媒体发展态势下的对策——树立与新媒体传播相适应的新理念，加强新媒体的科技创新和技术转化；重构新媒体舆论引导与调控的运作模式；深化新闻传播领域的管理体制改革，加快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传播业的机制创新；重视新媒体传播的品牌建设；建设高素质的新媒体传播队伍；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在新媒体领域占据应有的地位。〔课题组成员：丁俊杰、王武录、金梦玉、詹新慧、梁小建、王卫

明、闫永栋、李晓平、成文胜、张晓红、黄玲、王彤、鞠立新〕[1] 叶皓：《政府新闻学》，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2] 《人民日报》2008年6月25日，第2版。[3] 《人民日报》2008年6月21日，第4版。

“震”出来的新闻公开？——汶川大地震报道初探

2008年1月1日，《人民日报》一篇社论的标题——《喜迎伟大的2008年——元旦献词》，成了海外一些媒体的新闻。他们不明白，公元纪年中普普通通的365天而已，何以能用“伟大”来形容？

即使再了不起的预言家，包括社论的写作者都不可能想到，对中国而言，这个2008年实在是太异乎寻常了。甚至就是放到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这个年份也会如一个巨浪，顽强地跃上风口浪尖，让后人牢牢地记住。

国人期待的欢乐祥和的奥运年，接连插入不愉快的事件甚至灾难。本就拥挤的春运，遭遇共和国罕见的大雪灾；举家团圆的春节，却有来自香港的“艳照门”事件，颠覆了某些伦理秩序及道德规范；本该昂扬友善的火炬全球传递，也在西方国家遭遇不和谐的干扰和阻挠；还有“藏独”的捣乱、火车的相撞、股市的狂泻，这一切都让人焦首煎心。然而到了5月，让天府之国地动山摇的8级大地震，其凶悍残忍和悲壮慷慨，让上述所有的灾难都似乎成了预演和铺垫。

关于汶川大地震的一切，迅速成了共和国有史以来，或者说是古老华夏有史以来，信息最为密集、报道手段最为全面、持续时间最为持久的一次新闻“轰炸”。甚至，我们也可以形容为面向13亿人的一次级数奇高的“新闻地震”。

这是一次看似奇异的、几乎让海内外所有人猝不及防的一次规模空前的新闻公开，将之称为“震”出来的新闻公开，不能说不确切。但是，如同一次地质上的强烈地震，是由于地球表面大陆板块的相互碰撞、地底活跃的能量逐渐蓄积，终于在地表最薄弱的地质断裂带冲冠一怒一样，这一次共和国灾难报道的新闻公开，也并非横空出世，而有其“前因”与“后果”。一、前因：决策层的开明、舆论反复吁求、网络时代的技术支持

现在，经常有人批评中国的新闻改革滞后。其实，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新闻改革曾经是率先开始的，并且是推进各领域改革开放一步步向前的重要力量。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回望30年前，正是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在内的一些主流媒体锲而不舍的努力与呼喊，才达成了“四五运动”的平反、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和“两个凡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奏响思想解放序曲，为改革开放扫清了思想障碍。在改革不断遭遇保守势力狙击时，又相继有《人民日报》、《辽宁日报》等媒体发表《分清主流与支流 莫把“开头”当“过头”》等报道，《解放日报》发表“皇甫平”系列评论，等等，渐次澄清了思想迷雾，保障和引导着改革走向纵深。

即使在新闻界本身，改革也早早就闪亮登场。早在80年代中期，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决定制定《新闻法》，集结了一批新闻法学的初创者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起草小组，从事相关研究。

特别是在灾难报道领域，我们曾有过的一些教训，从反面印证了新闻公开的必要。如“非典”事件、松花江污染事件等，起初某些地方领导刻意隐瞒，造成了人心恐慌，谣言满天飞，更招致境外媒体的众多负面报道，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形象。而对南丹矿难报道、孙志刚事件报道，等等，一次次局部的、或深或浅的新闻改革和公开尝试，不但震撼了受众的心扉，更推进了中国信息公开的进程，并进而强有力地促成了行政体制改革及官员问责制的实施。在新闻舆论和社会舆论的反复吁求下，灾难报道的新闻公开已经呼之欲出。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近年来决策层对民主政治、信息公开以及舆论监督的反复强调。这一强调的力度几乎是一浪高过一浪，许多崭新的提法令人耳目一新。其源头盖出于党和国家新一代领导人郑重奉为执政宗旨的“以人为本”四字。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凡是得民心、顺民意的事情，都要竭尽全力去做；凡是失民心、背民意的问题，都要雷厉风行去改。”

为了得民心、顺民意，早在党的十三大之际，就做出了“重大事情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的承诺。

为了得民心、顺民意，中共十七大报告极其醒目地提出对“四权”的保障：“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信息智力支持系统，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原则上要公开听取意见。”

为了得民心、顺民意，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施行，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些重要信息该让人民知道而政府不予公开，百姓是有权起诉的。从此，“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有了法律依据。

上述3个标志性提法，渐次加大力度，使信息公开也包括新闻公开一步步浮出水面。

第一步是“让人民知道”，决策层开始重视人民的知情权。但一个“让”字，显示了信息公开的主动权，仍然在政府手中。早在1959年，毛泽东就曾给时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胡乔木和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写过一条批示：“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政府救济，人民自救，要大力提倡。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17页）当时的决策层就已经意识到对灾情“一点也不要隐瞒”，会有“唤起人民全力抗争”的力量。然而，在更多的时候，为了“安定团结”，共和国曾经在很长时期内，对灾难报道是讳莫如深的。以至于唐山大地震那震惊世界的伤亡数字，都是在时隔3年之后方公之于众。而更多的细节和实质性内容的公开，甚至迟至二三十年之后。

第二步是依法保障“四权”，开始重视法律对民众知情与监督权利的介入。

第三步，在法律的框架下，变成了公众“让”政府必须公开重要信息。这是一个从“人治”走向“法治”的过程，也是公民社会逐渐确立的过程。

而网络的迅速普及，带来了网民群体、网上舆情的迅速扩张，带来了政府部门办公自动化、网络化、数字化以及全面信息共享的大势所趋，也带来了传统媒体的网络化及与受众互动的方便有效。这一切，给信息公开、新闻公开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说白了，在网络时代，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秘密可言。

当地球在网上成为一个“村庄”，重大事件如果没有权威、公开而及时的新闻发布渠道，必定会给谣言留下广袤而肆无忌惮的空间。2008年3月的拉萨骚乱暴力事件，中国媒体的报道起初显得迟缓与不充分，一些西方媒体趁机大量发布带有偏见的失实报道和评论，使不少海外受众受到先入为主的影响。即使后来中国媒体提供了大量真实的新闻图片、录像和详尽报道，仍然难以挽回某些海外受众业已形成的偏见，干扰了随后进行的北京奥运圣火的传递。西方媒体带有明显偏见的无礼冲撞，在某种程度上也加速了中国新闻公开的进程。

可以说，如果缺了以上几个重要环节，光有此次川西北地震波的冲击，仍然无法撬动新闻公开。二、过程：灾情迅速公开，主流媒体“扬善”，网上舆论“惩恶”“5·12”大地震的烈度在共和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它几乎让整个中国在一瞬间坐上了颠簸的“摇篮”。民众的集体性恐慌刚刚形成，谣言正欲飘摇起飞，对灾难信息的极度饥渴，使平时很少受到关注的一些地震局网站，因瞬间蜂拥而至的点击量而瘫痪。一无所获之后，人们又转向各大门户网站、新闻网站疯狂刷屏，希望尽早得知确切而权威的消息。

然而，这一次，中国的媒体没有让公众等上3年甚至30年。

有关震情的权威发布，震后十多分钟便迅速在网络出现。相关新闻不断刷新，伤亡人数也在不断实时更新。中央电视台当天便彻夜直播震情，让全国人民在真切而惨烈的画面前，一次次遭受强烈的情感冲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灾区电视信号中断、网络中断、报纸更无法递送，唯有广播信号犹存的关键时刻，连续24小时不间断播出“汶川大地震特别报道”，沟通了灾区与外界的联系，稳定了受灾民众的心情，给了他们巨大的精神支持；众多的报界同仁，在第一时间奔赴重灾区，冒着生命危险，用最原始、最真实，也最震撼的徒步采访方式，发回一篇篇、一幅幅饱含血泪的文字与图片报道……

一时间，“废墟”与“废墟中的人”布满了曾经花团锦簇的电视画面，“敬礼男孩”、“可乐男孩”、“最美的笑容”、“史上最牛的校长”等灾区众生相一一坦呈于公众面前。胡锦涛拉着灾民的手表示来自中央的关怀，极大地温暖了灾区人民；而温家宝总理向着废墟中的孩子喊话的镜头，则一下子揪住了全国人民的心。废墟中的紧急生命搜救、解放军排除万难进村入户营救群众、伤员收治情况、学校垮塌惨状和相关争议、堰塞湖险情实时播报、失事直升机及搜救报道……所有这一切，都迅速地进入牵肠挂肚的公众视野。

更值得一提的是，境外媒体也几乎是无条件地被允许进入重灾区，向世界发出来自第一线的翔实报道。

公众在第一时间就如潮水般涌来的灾难信息面前，悲伤着、感动着、行动着……

中国，在这样一个国难当头的非常时刻，沉静下来，感受新闻公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震撼与凝聚力。

可以这样说，公开准确的信息披露与新闻公开，是巨大灾难之中的公众情绪的最好镇静剂，甚至是一剂最有效的减灾良方。因为，在灾难中，信息就是生命的线索！

这一次，党和政府及新闻媒体，让灾难中的人们肃然起敬。

从主流新闻媒体的震区报道脉络，大体可以梳理出这样几个阶段，其间，来自网上的舆情也相应地具有不同特点：

第一阶段，直击生命搜救过程：这是最震撼人心、给受众带来巨大感官冲击的阶段，地震之初的一周，不知多少人彻夜不眠，流着热泪收看央视的灾区直播报道。可以说，数以十万计的志愿者倾一腔热血大举入川、海内外的捐助狂潮与爱心如海，与这一阶段媒体对生命救援细节的披露、与温家宝总理的灾区现场办公的详尽报道息息相关。特别是灾难中大批遇难的孩子，更引起公众极大的关注度。在网上，一时间要求彻查校舍质量、要求认养地震孤儿的呼声高涨。

第二阶段，主流媒体一方面转入对灾区次生灾害如堰塞湖之危引发的受灾群众再次转移、疫情预防、余震伤害的报道，另一方面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国家哀悼日及其意义，宣传抗震救灾中涌现的英雄人物和表现突出的党员领导干部。各地方媒体则开始重点关注本地区入川救援队、医疗队、志愿者及地震捐助情况的报道。而网上舆论则开始关注并评点灾区一些“另类”人物与“另类”现象。如“范跑跑”的是非之争，灾区救灾物资分配问题，一些灾区官员不孚众望的表现，张贴所谓捐款排行榜……

第三阶段，开始转入灾后重建报道，如报道帐篷及活动板房的生产及建设情况，灾民补贴的发放，灾民生产自救，“帐篷学校”中的书声琅琅，“一省帮扶一个县”的落实情况，等等。而网上舆论则开始对一些地方抗灾能力与救援能力进一步反思，并延续对第二阶段“另类”人物的关注。

反观这3个阶段，新闻公开最为醒目、最为充分、意义也最为重要的，当属第一阶段。

最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第一阶段的充分报道和相关评论的强有力的铺垫，有强烈“亲民”色彩的本届政府，终于由国务院依《国旗法》做出决定，将传统的为逝者做“头七”的日子，即从震后第七天的5月19日起的连续三天作为全国哀悼日，下半旗向死难者致哀，并暂停奥运火炬传递。

人民共和国的旗帜，终于为平民的群体性遇难而降。《人民日报》评论道：五星红旗缓缓落下，生命尊严冉冉升起。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遇难者都是共和国烈士，每一家如实报道灾情的媒体都值得尊敬，因为他们催化了国家民主政治的进步，加快了以人为本的步伐。

不太确切地做个分类：主流媒体重点是“扬善”，而网上舆论则更多地关注“惩恶”。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分工，也可以说是民间监督力量的一种拾遗补阙。

以笔者在灾区参与采访报道的亲身经历，最深切的感受之一，是志愿者大军的惊人力量。这力量不仅表现在无私奉献了精神关爱和物质支援，还表现在几乎是无孔不入的网络舆论监督。志愿者与灾民不同，他们来到灾区第一线，身后有强大的网络支持，本身更具有表达见闻的能力与强烈欲望。

比如，在绵阳市安县的一支志愿者队伍，就与医疗队及媒体记者联手，将大山深处伤亡惨重的茶坪县的灾情尽快送出，引来了救援队伍；另一支志愿者队伍则制止了基层政府对一位五保户老人的轻慢，后者因照顾不周而险遭不测。还有志愿者第一时间发布了“四川省卫生厅一官员殴打志愿者”的消息，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最终以该官员书面道歉收场。甚至绵阳市委书记谭力的笑容也成为网上热议的焦点，以至于这位官员不得不诉诸媒体，解释自己的“哭与笑”……

可以说，凡是有志愿者出没的灾区和灾民安置点，就等于捎带了外界监督的眼睛，举凡救援物资的公平分配、活动板房的合理搭建等尽收眼底，且很快就会上网公布，使有些不太敬业的基层官员也不敢太过造次。不过，也因此引来了一些抵触情绪。一些基层官员甚至希望志愿者尽快离去。

当然，也有人指责中国媒体的震区报道还不够全面和客观，特别是对一些负面现象的报道和反思不够。

公允地说，主流媒体在灾难报道中把握尺度，主张不过于渲染血腥场面，防止对公众心理，特别是青少年群体造成过分强烈的负面影响，这并非中国所独有。在美国“9·11”事件中，就从最初的有闻必报，到禁播对感官冲击过分强烈的部分视频。甚至为了避免对美国民众造成重大心理冲击，美国电台还暂时禁播了百余首含有“爆炸”、“炸弹”等字眼的歌曲。

当然，灾难报道的尺度究竟该如何把握，确实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灾难报道中，只关注“恶”而轻慢了“善”，会伤害抗灾的信心与勇气；而只“扬善”而忽略“惩恶”，也会使丑恶现象有恃无恐，并缓慢消解人们的抗灾信心与勇气。

看似不同的片面，带来的伤害是一致的。区别在于，一个是“急性发作”，一个是“慢性消耗”。三、影响：公民社会确立，领导人声望如日中天，国家形象大幅提升

信息公开、新闻公开，都是公民权利发展的产物。

中国数千年来都深陷于孔夫子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和舆论钳制之中，封建王朝统治者甚至视信息公开为洪水猛兽，高度垄断信息资源。

从这个角度来看汶川大地震之后中国呈现出的前所未有的新闻公开态势，其意义堪称是惊蛰雷鸣第一声。它直接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影响。

——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确立公民社会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我曾经在采访一位市长时，听到这样一句话：很多重大事件的信息，我比公众可能也只早知道几个小时而已！这样的情形，在改革开放之初，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只有当公民意识觉醒、公民权利特别是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及监督权被充分尊重的社会，才可能被称之为公民社会。而在地震中的新闻公开，是公民社会初见雏形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从政治学的角度，公民社会被这样诠释：公民社会是指由自由的公民和社会组织机构自愿组成的社会。与此相反的概念是以武力维系的国家，无论这样的国家实行何种政治制度。而公民社会的成员，通常包括了慈善机构、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妇女组织、宗教团体、专业协会、工会、自助组织、社会运动团体、商业协会、联盟和利益团体等等。

由于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信息资源和拥有较充分的行动自由度，在这次抗震救灾中，由各个民间组织和团队自发组成的庞大的志愿者队伍，以及由慈善机构、非政府组织、企业、宗教团体等组织的救援与捐助行动，都让人看到了公民社会的力量。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声望如日中天。

胡锦涛、温家宝数度抵达灾区现场办公，甚至冒险，在余震不断的重灾区走访灾区群众，视察堰塞湖险情，为灾区学生“上课”……他们的言行，经新闻媒体的充分报道后，让灾区民众和全国公众十分感动。而此次新闻公开的实践、对境外媒体的开放，也使海内外舆论以很大篇幅褒扬本届政府亲民、开明、勇毅的思想境界和工作作风。一些灾民甚至表示，像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哪怕是孤身深入灾区，一个随从都不带，他们也是绝对安全的。万一有了余震或什么风险，老百姓绝对愿意舍身相救。

很多灾区群众还很自然地将身边的官员与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的亲民作风相比，给了当地官员不小的压力和动力。

——在国际上重塑了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

与西方媒体在拉萨骚乱事件及奥运火炬传递时几乎一边倒的反华声浪不同，这一次对汶川大地震，绝大多数境外媒体对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人民解放军的紧急救援，对中国此次新闻公开的力度，均表示赞许。很多媒体很自然地将汶川地震的救援与缅甸海啸灾难相提并论，一褒一贬，中国不再被妖魔化。

有人说，“一个国家的秘密越多，并不意味着越安全”，诚哉斯言！

汶川大地震之后前所未有的新闻公开力度，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凝聚力和前所未有的捐助灾区热潮，它印证了一个新闻公开的铁律：最大限度地公开重要信息，当公众确信自己正在同步见证重大灾难的发生过程，方能唤醒公众的主人翁意识，释放蕴藏在民众中异乎寻常的力量，守望相助，心魂相守，共纾时艰，重塑国魂。〔李泓冰：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

从《北京工作》看内部印行党刊的若干侧面

党刊是党的重要理论武器和舆论工具，一部党刊史也就是一部党的历史。以《北京工作》为例，该刊创刊于1949年4月30日，当时是由中共北平市委办公室编印，第一期定名为《北平工作》；1950年4月，从第三期开始更名为《北京工作》，改由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编印；1954年10月，出版单位为中共北京市委员会，由市委办公厅负责编印。《北京工作》历史上有两次停刊，一次是在1951年11月到1954年10月，停刊3年。另一次是在1966年5月，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北京工作》被迫停刊，这次长达15年之久。直到1981年7月才正式复刊。2004年后，经由市委决定，《北京工作》恢复内部印行的方式，免费赠阅至全市各处级以上单位和基层党支部，业务进入稳定发展期。近几年来，《北京工作》坚持“宣传政策，服务决策，交流经验，指导工作”的办刊宗旨，在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达中央、市委的决策部署，总结交流基层工作经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推动首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回顾《北京工作》的这段办刊历史，可以得出一个带普遍意义的观点：党刊与党休戚与共。

党的内部刊物乃至整个党刊的命运，是和党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党刊姓党，党兴则党刊兴。党刊随着党的事业发展而发展，随着党的成熟而成熟。解放初期，市委领导的关心、支持和指导是办好《北平工作》的关键。《北平工作》得以诞生，离不开当时北平市委主要领导彭真、叶剑英同志的大力倡导。而到近年来，历届市委领导同志对办好《北京工作》都做出过重要批示，这对该刊的成熟、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目前，《北京工作》已刊出一千多期，每期赠阅数量达到26300多份，基本覆盖全市所有处级以上单位和近一半的基层党支部，成为全国党刊中有影响的“常青树”。

党刊必须坚持政治家办刊。党刊的办刊方针，首先是要坚持党性原则，明确党刊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是党的整个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党刊，特别像《北京工作》这样的内部印行刊物，是党内信息沟通交流的主要渠道和权威载体，是指导工作、推动实践的重要途径，亦是新形势下推进党务公开、党内民主的有效形式。由此，我们认为，党刊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主要负责人，必须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党、忠于人民。由政治家来把握刊物方向，才能确保党刊充分体现党的意志。放眼世界，我们还可以看到，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机关刊物，经过剧变之后，大多偃旗息鼓或改头换面。这说明意识形态阵地一定要坚守。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日益频繁的交流、交融、交锋，面对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首先要承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思想文化的一元性，这是党执政兴国之本。党刊的领导权若被别有用心的人夺得，其结果只能导致割断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削弱党的执政能力，何谈党兴、党刊兴？

党刊应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任何时候党刊都要服从党的斗争需要，都要为全党的工作大局服务。目前，中国共产党党刊虽只占内地刊物总数的很小的一部分，但由于中共是执政党，党刊对全国媒体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传播先进文化，仍然起着排头兵作用。党刊的根本属性是党的执政资源，党刊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大量事实证明，思想文化阵地，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去占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去占领。从上到下的一切思想文化阵地，包括理论、新闻、出版、报刊、小说、诗歌、音乐、绘画、舞蹈、戏剧、电影、电视、广播、网络等，都应该成为我们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的阵地，决不能给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违反改革开放政策、违反党的方针政策的错误观点，以及危害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东西提供传播渠道。”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特别是思想文化建设的任务日益艰巨，难度不断扩大。党刊应有所作为。从办刊60年的历史经验和近几年的工作成就看，作为北京市委唯一一份党内刊物，《北京工作》向全市广大党员传达了市委的声音，反映了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全貌，成为读者喜闻乐见的刊物，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过程中，发挥了与其内部印行党刊的身份和地位相称的职能和作用。二、无条件地宣传党的路线和政策，主动灵活地宣传党的主张，是党刊的根本任务

据我们调查了解，在我国四大直辖市中都存在由市委主办、市委办公厅承办的机关内部刊物，如天津市的《天津工作》，上海市的《上海工作》、《一周要讯》、《信息快报》、《专报》（动态反映），重庆市的《新重庆》。各省（自治区）委也大都办有党的内部印行刊物。作为当地党委的媒体和喉舌，这些刊物为迅速宣传发布、贯彻落实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推动当地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对《北京工作》的观察，我们可以从个别到一般地了解到内部印行党刊的普遍办刊思想、共同经验、工作原则和应该进一步坚持的功能。

内部印行党刊的核心优势在于政治优势，《北京工作》在人无我有的重大政策信息公布方面占得先手。无条件地宣传党的路线和政策，主动灵活地宣传党的主张，这就是党刊的根本任务。我们可以从《北京工作》所办的“本刊特稿”、“常委会信息”、“领导批示”、“大事记”等栏目中看出这一特质。《北京工作》的一大成功之处在于充分发挥自身独特优势，在人无我有的重大政策信息公布方面先声夺人，占领舆论制高点，收权威、准确、及时、有用之效。在这中间，作者、编者不是简单照搬或转载、摘录中央和市委的文件以及市领导的重要讲话，而是首先学习、研究、吃透文件精神和领导讲话精神，再精心撰写每一期有分量的卷首语，以及每一期重要特稿，详尽讲解文件起草过程和出台背景，论述大政方针的基本思路，阐释主要内容，进而完成了宣传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的政治使命。《北京工作》在围绕中心，服务北京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品牌。据我们观察，围绕重大战役，全力以赴，服务北京，是《北京工作》的又一成功之道。即：不但宣传贯彻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而且进一步寻找北京市各区县、各部门、各单位的工作亮点和特点，回应、印证并补充、丰富政策内涵，以促进北京这一首善之区的各方面建设走在全国前列。2008年《北京工作》的“奥运筹办”、“热点透视”等栏目刊登了诸多专题，交流各区县、各部门、各单位筹办北京奥运会的工作进展，汇聚各方智慧，促进协调运转。特别是第8、第9期合刊——《奥运专辑》全方位多角度报道奥运盛况。同年第6、第7期发表的《汶川：我们和你在一起——北京市支援四川灾区抗震救灾纪实》、《支援什邡市实现跨越式发展》等调查报告，突出报道北京市委、市政府在抗震救灾中的感人场景，及时通报了对口支援什邡市的计划部署和工作进程，为广大党员干部战胜地震灾害提供了精神动力和行动指南。进入11月后，《北京工作》又把策划重点放在北京市各区县、各部门、各单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活动上，成为思想交流平台。面对国际金融海啸的冲击，《北京工作》每期都围绕“扩内需、保增长、促发展”的中心工作展开集中宣传，有力地增强了广大党员干部打好应对危机的硬仗，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信心。

着力增强对条条块块实际工作的指导性，也是《北京工作》的成功经验之一。人们浏览近年的《北京工作》可以发现，很多文章是围绕北京市条条块块建设的具体问题展开的，如：社会治安问题、民生工程问题、生态文明问题等等，这些是各区县、各部门的工作，但由于它们是制约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北京工作》不回避，努力寻找破解之道，增强指导有关工作的对策性、思考性和前瞻性。特别是近年来《北京工作》又进一步把市委、市政府制定的“人文北京、绿色北京、科技北京”的三大建设理念，反映到办刊工作中，组织强势版面，加大报道力度，起到了指引方向、纠正失误、集思广益、探索出路的作用。

也正是基于以上独特资源和宣传优势，《北京工作》取得了好成绩，获得了各级领导干部及普通党员读者的支持。在北京市西城区，《北京工作》实现了赠阅覆盖全区，党政机构、医院、学校、派出所、社区居委会等各机关、企事业单位，都能看到该刊。昌平区百善镇不仅将《北京工作》列为镇党委理论中心组的必读书目，还将刊物推广到全镇19个基层党支部，目前每期刊物的阅读量达到900余人次。三、党刊要出思想、出精品、出人才，党刊事业大有可为《北京工作》也有内部印行的党刊普遍存在的不足方面，如通讯员供稿多，本刊工作人员独立采访少；单向发布政策信息的稿件多，反馈落实情况的稿件少；谈经验成绩的稿件多，讲问题不足的稿件少。这“三多三少”既是目前的缺憾，又促使我们思考——党的内部刊物应如何出思想、出精品、出人才？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中指出，与报纸相比，杂志的优点是“它能够更广泛地研究各种事件，只谈最主要的问题。杂志可以详细地科学地研究作为整个政治运动的基础的经济关系。”这里所说的“问题”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错误”或“缺点”，指的是现实课题或一个话题，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就党刊而言，其第一要务，或者说办刊的着力点，就是在既服务大局又服务读者、既体现党的主张又反映群众心声的“最主要的问题”上，宣传理论，引导舆论，分析情况，正本清源，指导工作。党刊在办刊过程中应用事实说话、用典型说话、用数字说话，用群众亲身经历的事情、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群众生动鲜活的语言，回答广大干部群众关心的问题，解释好这一“最主要问题”。由此，我们认为，党刊用武之地广阔，事业大有可为。

就《北京工作》所代表的内部印行的党刊而言，应进一步在普及理论政策与提供内部情况之间，在交流工作成果与监督建设发展之间，在关注问题覆盖面与探究问题深度之间的平衡点和共振点上，下工夫，做文章，努力探索党的内部印行刊物发展的新途径：

——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追求理论宣传的科学性、权威性、准确性，提升贴近性。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否具有吸引力、凝聚力，在于它是否关切当代中国经济社会中的重大课题，是否能回答群众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其中的关节点在于打破程式化的宣传套路。党的内部印行刊物的理论宣传工作要把理论与群众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特别要针对读者思想实际展开宣传，要着力把理论的先进性与广泛性结合起来，把理论的科学性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程度结合起来，把文章的思想性、学术性和文章的吸引力、感染力结合起来。

——加强政策宣传的实效性。党的内部印行刊物的政策宣传不能从概念到概念。在宣传过程中，要以富于时代特征的现实事件和群众普遍关注的实际情况为依托，将重大方针、政策传递给党员干部和普通读者。在这里，既要有自上而下的传导，更要有自下而上的回应和验证。刊物工作人员应深入基层，加大调研力度，根据上级党委的工作重点和基层需求热点，组织精干队伍深入一线，了解社情民意，发掘鲜活经验，倾听基层心声，吸取宝贵经验。

——在指导工作方面，既要坚持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又要突出问题意识。指导工作需要的是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这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工作，而是一个漫长而又艰辛的过程。实际工作中有文章可做，但党的内部印行刊物上的稿件和文章不等于实际工作汇报材料。在宣传先进典型、介绍先进经验的同时，应突出“内部性”，针对现实问题进一步加大思考力度，增强忧患意识，着眼未来，着眼大局，突出前瞻性。

——锤炼精品，避免同质化。在保证重要稿件上水平的同时，刊物要提升信息量，突出选题策划，围绕重点战役展开全方位、多角度的宣传。应进一步突出本刊的办刊特色、地域特色、服务特色，多出一些有影响、受关注、读者能记住的好稿件。

——建立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编辑记者队伍。党刊事业成熟的标志之一是自身队伍建设上水平。刊物应努力培养和造就一批爱岗敬业、能吃苦、有作为的名编辑、名记者，为党刊事业发展和进一步提高党刊舆论引导能力,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和人才支持。〔课题组成员：王武录、魏彧、巩勇、闫永栋〕

彰显旅游特色 服务发展大局——从《黄山日报》实践看改革开放与党报

1979年，在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之际，一个伟人将一个伟大的机遇带给了黄山，同时也将对黄山的挚爱惠及一张地市级党报。今天，当我们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深情回望走过的历程，我们清晰地看到一代伟人邓小平徒步登山的足迹，听到小平同志“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那振聋发聩的声音。

1979年7月，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以75岁高龄徒步登上黄山。其时，改革开放的宏图大业在小平同志胸中酝酿，中国旅游的发展蓝图已在小平同志心中绘就。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指出“黄山是发展旅游的好地方”。“要有点雄心壮志，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要做一系列的工作。工作人员要实行按劳分配，年终利润多还可以发奖金。九亿人口收入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总是有的地区先富裕起来，一个地区总是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你们的物产很丰富，这里将是全国最富的地方之一。”

钟情黄山，更钟情黄山人民。“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一个划时代的声音，留给了雄奇的黄山，从此拉开了黄山乃至整个中国旅游经济发展的历史大幕。《黄山日报》的前身是1953年创刊的《徽州报》，“文革”中停刊，1981年复刊，1987年徽州地区改为黄山市后更名为《黄山日报》。1988年5月11日，小平同志欣然命笔，为《黄山日报》题写报名。他一连写了三张，最后选了一张满意的，还派专人专程送往黄山。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邓小平同志年谱》记载，这也是小平同志唯一一次为全国地市级党报题写报名。

18年后，李鹏同志第二次到黄山视察，也为《黄山日报》亲笔题词。

从《徽州报》到《黄山日报》，一张地市级党报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此关怀与厚爱，激励着《黄山日报》一代代报人栉风沐雨，为党的新闻事业兢兢业业，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一、彰显旅游特色 “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

作为中共黄山市委机关报，《黄山日报》伴随着黄山旅游发展的前进脚步，以积极的心态，主流的姿态投身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实践，见证、参与了黄山走向世界的进程。

小平同志为黄山开山壮行，推动着黄山旅游迅速发展。近30年来，黄山大打“黄山牌”，做足“徽文章”，从偏居一隅到走向世界，黄山市加快建设现代国际旅游城市，争做“安徽旅游龙头、华东旅游中心、中国旅游名牌、世界旅游胜地”，着力推动旅游国际化。近30年来，《黄山日报》以报纸产品为之鼓与呼，积极宣传黄山的改革开放、旅游发展、遗产保护，积极宣传黄山各条战线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城乡面貌的巨大变化，积极宣传黄山人民群众生活的显著改善以及全市人民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

近30年来，《黄山日报》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打好新闻主动仗，圆满完成胡耀邦、江泽民、李鹏、杨尚昆、朱镕基、李瑞环、吴邦国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采访报道，鼓舞激励黄山人民努力把黄山建设得更加美好。1995年秋天，吴邦国同志来黄山视察，本报记者随团采访，期间记者每天每时都跑在最前头，不怕山高，不怕路远，并将途中吴邦国同志的黄山讲话录音整理，据此做了黄山松精神的独家报道。紧接着，又用通讯的形式充分报道了黄山松精神的提出及全过程，揭示了这一激励全市影响全省的“黄山松精神”的内涵。

2000年3月，《邓小平论旅游》专题文集正式出版，这是小平同志视察黄山20多年来首次由中央权威部门公开发表小平同志的黄山讲话。事情缘起1999年7月安徽省暨黄山市隆重纪念小平同志视察黄山20周年活动，本报记者一直与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人保持热线联系，因而提前介入，及时策划并实施了报道方案，为本报在全国第一时间集中、深入报道《邓小平论旅游》专题文集出版这一历史事件奠定了基础。此间本报特邀中央文献研究室权威人士专门撰写了《中国旅游业的腾飞》特稿，在全省率先刊发了省长许仲林为此而做的署名文章，在全国报刊最早全文刊发《邓小平论旅游》，还作为唯一一家地市报在京与中央各大媒体同步采访报道了该文集首发座谈会的盛况，配发的社论《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获安徽省新闻奖。

及时充分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国家部委对黄山发展所给予的关怀和厚爱，极大地鼓舞了黄山人民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推动黄山人民更好地实现小平同志的嘱托“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二、着眼黄山发展 本土新闻品牌化

近30年来，黄山人毅然决然打开山门，改革开放，旅游牵头，成为全国唯一拥有两处世界遗产和一处世界地质公园的地级市，黄山风景区领全国风景名胜区改革开放风气之先，不仅成为中国旅游第一支完整概念股，并且荣登中国十大风景名胜之首，跻身全国首批5A级旅游景区，荣获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称号，并获亚洲唯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梅利娜·迈尔库里文化景观保护与管理国际荣誉奖。

黄山的每一点发展，每一点进步，《黄山日报》都是忠实的记录者，积极的参与者，长年累月，《黄山日报》成了黄山品牌的忠诚营销者，《黄山日报》的黄山新闻日益品牌化。

2000年12月26日，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委会在黄山隆重举行纪念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15周年暨黄山入选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10周年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一致通过了由黄山发起、中国27个世界遗产地经过充分酝酿的《中国世界遗产地保护与管理跨世纪联合宣言》（又称《黄山宣言》）。对这一重大新闻，《黄山日报》不惜版面，动用一切资源掌握第一手资料，当天以四个版的篇幅刊发相关消息、图片、大会发言摘要，在通栏标题下，浓墨重彩，报道了《中国世界遗产地保护与管理跨世纪联合宣言》，将中国义无反顾、竭尽全力保护世界遗产的庄严承诺迅速传播。第二天，本报又深度挖掘，刊发长篇通讯《黄山宣言诞生记》，并配发中国27个世界遗产地风光照片及保护经验，既鼓舞士气、开阔视野，更形成品牌，做到一报在手，应知欲知尽有。当期报纸一时洛阳纸贵，为不少读者所收藏。

2003年春节刚过，黄山市代表团首赴位于巴黎埃菲尔铁塔附近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UNESCO”的醒目标志在每一个黄山人心中重似千斤。多年来，黄山人致力于保护世界遗产，为世界遗产地的保护与管理作出了突出贡献，宾主双方排除当时美伊战事的干扰，进行了坦诚的交流沟通。世界遗产中心负责人巴达兰·弗兰西斯科当场表示，“黄山真正体现了《世界遗产公约》所要达到的目的，体现自然与文化遗产和谐的平衡。黄山市既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又有西递宏村文化遗产。中心注意到当地政府、当地居民对保护高度的重视，对此我很高兴。”“希望将黄山保护与管理好的做法在即将召开的世界遗产苏州会议上真正体现出来，相信通过黄山的经验可以促进中国其他遗产地的保护。”

沟通会晤的每一个细节，《黄山日报》都没有错过。记者在现场录像、录音、摄影、记录，所有情况完整、真实、准确地反映在《黄山日报》上。这组报道以消息、通讯、照片等形式,生动记录了黄山人走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足音，《走进世界遗产中心》等文章产生强烈震撼。

2006年5月19日至21日，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参观考察黄山。这是安南先生的首次黄山之旅，被其誉为“一次非常独特的体验”，“是一次伟大的经历”。对于安南的到来，《黄山日报》提前做了大量准备，包括人物背景，与黄山关联资料等无不烂熟于心。安南夫妇登上黄山当天，《黄山日报》即打破常规，刊发安南在黄山的工作照及其夫妇黄山留影，图片主打，消息变成了辅助说明，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连续三天，《黄山日报》跟进安南在黄山的行程，每天动态消息、侧记、特写、通讯、照片、题字均在头版占据大量篇幅，标题字体也较平日超大超粗，形成了每天头版的视觉中心。《安南夫妇访西递》、《安南夫妇黄山行》等稿件被人们争先传看。三天连续即时报道，随即转送联合国。后来外交部转来的致谢信中还专门提到了这些生动的报道。

彰显旅游特色，服务发展大局。近30年来，《黄山日报》牢记小平同志嘱托，“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不断增强针对性实效性，用舆论引导和激励全市人民努力加快建设现代国际旅游城市。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黄山日报》始终抓住地方特色，致力形成品牌效应，努力提升地方党报的竞争力与影响力。近30年来，黄山与美国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瑞士少女峰结为友好公园和友好山，黄山市与境外13个城市和地区建立友好关系或开展交流；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拜访或会晤奥委会终身名誉主席萨马兰奇、新加坡资政李光耀以及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弗朗加利，黄山获得亚洲唯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梅利娜·迈尔库里文化景观保护与管理国际荣誉奖，成为世界遗产地杰出代表。黄山走向世界的每一精彩瞬间，都成为《黄山日报》新鲜芬芳的新闻产品，也成为《黄山日报》永恒亮丽的风景。2008年，《黄山日报》跻身中国地市报百强行列，荣获中国地市报十佳社长、总编单位等称号。〔李跃梅：安徽省《黄山日报》总编辑、高级编辑〕

在重大事件报道中掌握舆论主动性

2008年是中国大悲大喜的一年，也是国内新闻界经历考验的一年。党报党刊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不断创新的职业精神，立场坚定、反应迅速，以客观公正、形式多样的报道内容，发挥了强大的社会舆论引导作用，为中国参与和争夺国际舆论话语权抢得了先机，赢得了主动权。

下面以《中国经济周刊》为例，以《中国经济周刊》在2008年多项重大事件中的报道表现为事实，来说明党报党刊在引导社会舆论和掌握话语权等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和扮演的重要角色。一《中国经济周刊》是中国的官方主流财经媒体，是国务院新闻主管部门指定的中央级重点新闻单位，由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每周的周一出版。作为以政经为主的综合经济类期刊，周刊的定位是“领导决策的经济参考”，为中央、地方及企业的领导层提供最有决策借鉴价值的资讯。“做中国经济转型的真实记录者、中国经济国际化的理性观察者、中国经济复兴的历史见证者”是周刊肩负的社会责任和神圣使命。

坚持正确的社会舆论引导、提高报道的社会影响力、增强宣传的传播力，是我们在采编工作中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和不断探索创新的努力方向；而如何创新政经新闻的报道形式，让政经新闻有故事、有人物、有新意、有深度、有意义，充分满足读者的新闻需求和阅读习惯，是我们实现新闻影响力、传播力和掌握话语权的根本途径。二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全面展现中国30年所创造的经济奇迹，深刻回顾和总结中国30年间的大胆探索和伟大历程，是党报党刊承担社会责任、发挥舆论引导作用和掌握舆论话语权的职责和任务。但什么样的报道形式和报道途径，才能最大范围和最高效率地实现我们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经过对多种报道宣传方案的分析和对比，我们最终选择了举办一个全国性活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经济百人榜系列评选，即“经济百人榜”。“经济百人榜”活动从2008年年初启动，评选活动期间，100多家新闻媒体对评选活动进行了报道，近百位专家发回问卷，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网网友和数十万计的《中国经济周刊》读者踊跃投票，媒体、专家和公众广泛参与。这种全社会、各阶层的参与，不仅保证了评选活动的权威性和公正性，更重要的是，它引导社会各界正确、深刻地认识改革开放，充分感受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并以30年间涌现出的具有推动力和影响力的中国经济界精英为榜样，更积极地参与到未来的改革开放大潮中。

历经一年的全社会参与，“经济百人榜”终于在2008年12月20日隆重揭晓，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颁奖典礼。包括成思危、厉以宁、倪润峰、王永民、李东生、刘永好、张朝阳、宗庆后、段永基、朱新礼等在内的100多位获奖的国内经济界重量级人物相聚北京，500多名国内各界精英参加颁奖典礼，100多家海内外媒体进行了现场报道。

事实证明，依靠这种创新的报道形式，通过读者喜欢、乐于接受的宣传方式，评选活动全面展现了改革开放30年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宝贵经验，提高了宣传的影响力和传播力，积极主动地掌握了舆论话语权。同时，通过这一重大社会活动，通过真实、客观、生动、鲜活的新闻人物和新闻事实等新闻报道形式，《中国经济周刊》也在读者心目中树立了负责、权威、高端的品牌形象，提高了周刊自身的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三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发展，以及国际经济格局的不断变化，“国际舆论战”也愈演愈烈。面对如此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党报党刊承担着争夺国际舆论话语权的职责和重担。

每年一次的“共和国党报论坛”是个非常好的平台，召集全国知名的学者专家和资深媒体人，一起交流和探讨如何创新报道形式、提高报道宣传的影响力和传播力，探讨如何把党报党刊办得更好更成功。本届论坛将2008年发生的几件新闻大事——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改革开放30周年等，确定为论坛交流的主话题，非常有必要和有意义。

回顾2008年，面对这些重大新闻事件，特别是突发性新闻事件，党报党刊反应快速果断、报道真实客观、影响积极广泛，不仅在国内发挥了舆论的正确引导作用，更在国际舆论话语权方面争得了主动权。

如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国经济周刊》第一时间派出记者分两路赶赴震中，前线记者和后方编辑紧密配合连续作战，当周推出了中国期刊界第一本抗震特刊——《抗震大救援》，其后又连续推出《志愿者》、《灾区新家园》，以及《科学家在灾区》等特刊或封面报道。再如在奥运报道方面，《中国经济周刊》从刊物定位出发，跳出体育和赛事的常规报道思路，着力关注奥运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影响，连续推出了“谁赞助了奥运”、“奥运舞台上政府营销”、“奥运志愿者”、“外媒眼中的奥运”等系列特刊和专题报道，拓宽了体育报道的视野。《中国经济周刊》对抗震救灾、北京奥运等的及时全面充分的报道，受到中宣部等部门的表扬和充分肯定；报道所产生的广泛的社会影响，证明了期刊同样能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发挥重要作用。

实践证明，党报党刊有能力面对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的新挑战。在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宣传中，以勇敢面对现实、理性报道现实、建设性解读现实的职业态度和精神，确保正确的舆论导向和一流的舆论引导水平，以权威性、公信力和影响力赢得国际舆论话语权。〔杨眉：《中国经济周刊》主编〕

在突破中彰显特色——京报集团旗下各报奥运报道评析

百年梦想，今朝实现。众健儿在奥运赛场进行着世界一流的竞技角逐，各媒体则在传播领域展开了一场空前火暴的新闻大赛，真可谓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京报集团旗下的《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京郊日报》、《北京晨报》、《北京娱乐信报》、《北京商报》、《竞报》（简称日、晚、郊、晨、信、商、竞）等诸报，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不同程度的突破，堪称异彩纷呈，令人耳目一新。借用一句对奥运会的评价语就是：“有特色，高水平。”一、在形式方面的突破1.标题制作精且短，妙趣横生

从新闻到图片，从专版到专栏，上述各报中的二字题、三字题、四字题、五字题、六字题、七字题比比皆是，精练简短，一目了然，富于节奏，朗朗上口。各报能够发挥汉字独有优势，运用双关、比喻、拟人、对仗等多种修辞手段，妙趣横生。如《壮举》、《杠上开花》、《魔鸟出巢》、《泳破纪录》、《筷夹·筷乐》、《扬帆吐气》、《刘欢莎拉什么味》、《谁言韩箭不败 张弓一矢破的》等。2.图片选用多且大，锦上添花

日、晚、郊等报都能够适应快节奏现代生活及读图时代的读者要求，体现奥运会报道形象化强的特点，注重视觉冲击力，多用图，用大图，用图说话，抓人眼球。

在奥运期间，这些报的图片刊发量均创历史纪录，单版发片量在10张以上的不在少数。而且，日、晚报几乎每天都刊有占半版以上幅面的图片，还有的近乎占满整版甚至跨双版，把北京奥运会的精彩瞬间，用清晰而有气势的图片形式凝固报端，不仅吸引住了读者的目光，而且留下了永久的历史记忆。3.版式设计新且美，疏朗大气

京报集团各报，特别是日报奥运期间在这方面的突破和创新尤其明显，给人一种判若两报的新鲜感。各报关于奥运会开、闭幕式的版面，日报的《图话》、《你所不知道的志愿者》、《以菲之名》等专版，晚报的《今日风光》专版，都可以算做版式设计上的精品，疏朗大气，图文并茂，在提供新闻信息的同时，还使读者从中获得了美的感受。4.传播方式添新品，丰富多彩

日报在办好本报的同时，抽出精兵强将，打造了受到广泛赞誉的29届奥运会中文官方会刊。晚报特意为奥运期间的晚报着了新装——用铜版纸精心印制的封套及若干期号外。晨报印发了很有特色的奥运会官方海报。这些传媒新品种的推出，增加了信息量和热烈气氛，也进一步扩大了京报传媒的影响力。二、内容方面的突破1.完成了若干重大选题的成功策划

2008年8月9日的日报以“记住这一刻 收藏这一天”为主题，全景报道奥运会开幕式盛况，版式新颖，文字生动，图片精彩，既具有较高的新闻价值，又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从而获得了当月京报集团阅评最高奖——重大集体特等奖。

2008年8月9日晚报的《开幕解码》也是成功策划的范例，在努力采集和整合新闻资源基础上，对开幕式进行全方位解读，回答了一系列读者关心又不解的疑问，读起来很解渴，有鲜明的晚报特色。此外，日报的《魅力六城 协力北京》、《奥运观赛指南》、《你们为祖国争光》，晚报的《完全观赛手册》、《北京故事》、《我和你交响曲》等都可以算做重点选题的成功策划，在奥运报道全局上起到重要作用。2.打造了若干有特色的栏目

奥运会期间，诸报都精心打造了各具特色的栏目，沿着各自的主线进行连续报道，形成一定规模，产生较大影响。如日报的《图话》、《星光》，晚报的《彩眼看奥运》、《大话科技说奥运》，郊报的《乡间人文奥运走览》等均被评为好栏目。

在集团领导的大力倡导下，奥运会期间日、晚、郊三报新辟评论专栏全面开花，其中读者反映最好的是晚报《悟金》专栏中的评论，认为其选题在行，言之成理，不温不火，发人深省。3.推出了一些有分量的深度报道

奥运期间，各报派出的骨干记者凭借自己深厚的业缘关系和采访功底，采写出多篇有分量而又具有本报特色的深度报道，成为奥运报道中各报的核心内容和“镇报之宝”。比如日报徐雪梅的《向世界展开中国画卷——北京奥运开幕式诞生记》、李学梅的《奥运提升北京》、王涛的《国运盛，体育兴——中国获得金牌总数第一的思考》，晚报廖雁的《我在鸟巢15天》、孔宁的《一幅中国画卷的幕后》、陈赢、李远飞的《魔鸟出巢》与《维尔布鲁根评北京奥运：非常成功非常完美非常满意》、赵李红的《黄永玉84岁夺金牌》等，可以算得其中的代表作。

正因为这些有分量的深度报道，赢得了各界和业内的好评，中宣部新闻阅评组的评价是：“见牌见人见精神，有助于提升报道的深度和影响力。”4.采写了一批饶有情趣的独家特色新闻和花絮

这些独家报道具有实效性强、现场感强、故事性强、趣味性强、可读性强的特点，形成各报的独有特色。这些作品主要是：日报的《T3航站楼趣事多》、《京城尽飘“中国红” 国旗销量一个月猛增30倍》、《“提问北京”变成“祝福北京”》、《72个孩子让出开幕式门票》、《六岁娃娃首博讲老礼儿》等；晚报的《打工子弟力挺中国第六金》、《老布什一气买7件真丝睡袍》、《奥林匹克联结生命奇迹》、《鸟巢前“一分钟快照”火了》、《喝下的“秘密武器” 揭秘中国运动员的特殊饮料》、《鸟巢里有位“爷爷”志愿者》、《劳伦拥抱姚明 难舍北京真情》等；郊报的《延庆“菜保姆”呵护奥运菜》、《奥运花卉新品种》、《奥运阅报栏建到村民家门口》等。5.抓拍到一些高水平、高质量的新闻照片

这些精彩镜头新闻性、艺术性俱佳，形象直观，且内涵丰富，为各报增色不少。其中的代表作有：日报的《“月亮”之光》、《雨大，您别淋着》、《摸门钉》、《对话》等；晚报的《伤别离 刘翔因伤退出比赛》、《两主席相约在北京会见自己》、《比尔·盖茨观赛》等。三、奥运会中文会刊应获第303枚金牌

众所周知，第29届奥运会的金牌总数为302枚。这里所说的第303枚金牌，是建议授予第29届奥运会官方中文会刊（简称会刊）的。因为，如果以此届的奥运报道为主体对国内诸报进行评选，这份中文会刊夺金有望，夺金无愧。

我之所以建议把这枚金牌授予该刊，理由主要有五：（一）首创

在距离第29届奥运会开幕还有14天之际，2008年7月25日，奥林匹克历史上首份官方中文会刊正式创刊。就像许海峰取得的那枚金牌实现零的突破一样，这是奥运史上官方中文会刊的零的突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种首创性，这种里程碑的意义，孰报可比？（二）唯一

这是会刊有别于“首创”的又一个NO.1：“首创”是首开先河，史无前例；“唯一”则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号。第29届奥运会组委会独家授权，确定了这份中文会刊的唯一性，从而也决定了其所发布的相当一部分观点及信息的唯一性，这也是其他任何一家报纸不可相比的。（三）权威

打开会刊，一版报头上的三组信息赫然入目：一是“29th奥林匹克运动会官方会刊”的报名，二是“第29届奥林匹克奥运会组织委员会授权”的字样和奥组委的CI标识，三是“北京日报报业集团出版”的字样和京报集团的CI标识。会刊的权威性从中可鉴，不容置疑。

在创刊号上分别登有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奥组委主席刘淇，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写的发刊词。此后还陆续刊发了国际奥委会主要成员、各体育专项委员会主席的祝词和照片，并刊载了从火炬传递到奥运会开幕以来的一系列新闻及图片，这种“权威发布”使会刊的权威性得到更充分的体现，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可想而知。（四）专业“显示出极高的专业水准”，这是北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部长王惠给予奥运会刊的赞语。应当说此评价恰如其分，也很专业。

谈及会刊的专业性，我认为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1.奥运官方会刊所赋予的专业性

所谓奥运官方会刊，就相当于奥运会的机关报，要符合奥委会的宗旨、规制、工作部署及总体要求，符合本届奥运会的工作安排和推进节奏，在新闻宣传方面给予积极配合和舆论服务。在这方面，会刊做得很到位。比如从报头到各版版题及主要栏目的栏题，从发刊词到头版《祝福》、3版《漫·话》及11版的《艺术与奥运》中的内容，都采用了中英文对照的双语方式，非常符合国际性中文会刊的专业化要求。2.“新闻纸”所要求的专业性

既然是一张报纸，就要具备newspaper所要求的新闻性，按照新闻规律办事。在这方面，会刊做得很出色，从新闻实效和信息量的把握，到版式设计、标题制作乃至出版印刷，都达到了相当高的专业水平。3.“体育专刊”所要求的专业性

奥运会官方会刊的定位，决定了会刊必须具备以竞技体育为核心内容的类似于“体育专刊”的专业性，赛事报道、选手介绍、项目解读、看点评析、观赛引导等，均须更加准确、科学且具有知识性和专业水平。在这方面，会刊不仅做到了，而且的确优于其他平面媒体。因此可以说，100%版面都服务于29届奥运会的专业性报纸，唯“会刊”是也。（五）精彩

会刊的精彩，表现为高起点、高水平、高品位、高质量的纸介新闻传播的新式组合。1.信息量大，含“金”量高

相比其他各报，会刊所刊发的有关本届奥运会的信息量是最多的，所谓含“金”量则是指其所发信息的新闻价值高。从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国政要的相关活动到奥运赛场的拼搏风云，从每枚奖牌的诞生记录到各界人士的即时评价，会刊都有反映。在会刊的24个版中，除以图片和导读为主的一版外，每版新闻的条数均超过14条，通常都在20条以上。在“视点”版、“聚焦”版，不仅有“每日之星”夺金的重点报道，也有背景介绍和各方评论,还有当日各项赛事的最新信息以及花絮趣闻。信息量最大的公告版尤有特色，不仅设了“总奖牌榜”，而且为展示各国体育健儿风采开设了“金牌选手”、“金牌搭档”的图片窗，至于“公告”版中关于各项比赛和选手情况的详细介绍以及“资讯”版上关于当日天气、今日看点、观赛路线，甚至电视直播等信息的发布，及时、具体、实用，堪称形象、生动、准确的观赛指南，体现了“心中有读者，心中有观众”的办报理念。

为增大信息量，会刊着力进行新闻整合，在以独家新闻为主的前提下，对集团所属各报、国内外其他媒体乃至网络博客上的有价值信息也有选择地汇集刊中，从而奉献给读者一份份丰富多彩的信息大餐。2.图多文短，标题醒目

会刊能够适应现代生活的快节奏及读图时代的读者要求，体现奥运比赛新闻报道的特点，注重视觉冲击力，多用图，用大图，用图说话。文稿精短，标题醒目，一目了然，抓人眼球。

会刊在头版、“聚焦”、“赛场”等重要版位几乎每期都有一幅占半版以上篇幅的大幅照片，以体现当日、当版的主题。其他各版每期的图片用量通常也都在8幅以上，最多的达30余幅。

会刊文稿的字数几乎均在千字以下，通常为三五百字，百字以内的短讯比比皆是。至于标题制作，更显示出功力。如《我来了》、《城里的海》……生动精练，格外醒目。二字题、三字题或四字题配说明文的方式，是会刊题目制作的一大特点。如《绽放》、《妈妈》、《老朋友》、《主席观赛》、《剑胆琴心》、《亚洲骄傲》等标题与说明文的巧妙结合,既具有很强的冲击力，又符合具体、准确的新闻要求。3.有虚有实，相得益彰

会刊不仅刊发了大量关于赛事安排、奖牌争夺、纪录刷新等“奥运新闻干货”，也配发了评论（1版的《五环晨话》）、感言（3版的《漫·话》）以及博客上的留言和调侃（16版的《博客》），对“奥运新闻干货”进行解读和评析，不仅增强了会刊的深度和厚度，而且丰富了内容，调剂了气氛。尤其每日一篇的《五环晨话》，有的放矢，言之成理，观点鲜明，发人深省，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4.一张一弛，节奏得当

会刊在报道激烈赛事的同时，特设了《文化》和《赛城》等专版，对我们为配合本届奥运会所开展的各项文化活动，对北京城的古韵风情进行全方位的扫描和展示，不仅可以使广大读者特别是此次来京的海内外宾客，在观看比赛之余，得以了解和享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北京风情的典雅浪漫，也使会刊本身形成张弛有度的鲜明节奏，从而使读者减轻阅读疲劳，增强阅读快感。5.版式美观，疏朗大气

从报头的精美设计，到图文的巧妙搭配、色彩的总体把握以及字号字体的选择变换、各式图表的精心绘制乃至用竹简、羊皮纸做文字衬底的新颖创意，都显示出会刊版式设计的专业水平和独具匠心。尤其是图片的大小配合，版面的疏密有致，成功地打造出美观、大气、明快、舒展的版式风格，特别是主打照片几乎占据整版的大胆使用，大量图片的精心剪裁和镂抠处理，新闻摄影和手绘美工的有机融合，以及版面留白的技巧掌握，均被业内同行津津乐道，广为效仿。6.印制精美，赏心悦目

从纸张选择、油墨调配到上机印刷、成品叠合，会刊印制的各个环节切实做到精益求精，从而使会刊编辑部的编辑思路、设计理念得以最终落实，得以将一份图文并茂、赏心悦目的newspaper精品呈现给读者。为此，京报集团印务中心功不可没。

读者是最识货的。正因为是精品，中文会刊一经面世就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欢迎，发行量一路走高，屡创佳绩，而且得到中央、北京市以及奥组委领导的高度评价。李长春同志的批示是：“会刊办得好，信息量大，印刷精美，编排生动，引人入胜。”

会刊的成功离不开京报集团和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和亲临指挥，离不开会刊编辑部这支过得硬的团队的智慧和汗水。读者会记住他们的，会感谢他们的。因为，他们荣获了第29届奥运会上的第303枚金牌；因为，他们为奥运会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丰厚遗产。四、值得注意和改进的问题1.为追求标题俏、亮而失之准确

8月19日日报《外国政要不爱包厢爱“普席”》的标题很抢眼，也有分量，但仔细一看，“普席”中的所谓“政要”只有一位美国财长保尔森，统称“政要”颇为勉强，而文中写到的梁家辉只是影星，与政要更不沾边儿。

同一天晚报26版的《叶菲 把科比从男厕救出来》的标题，也犯有题文不符的毛病。明明是女志愿者叶菲叫另一位男志愿者把科比从男厕中救出来，却做出如此与事实不符的标题，有故弄玄虚之嫌。还有的标题用词不当，如称牙买加队员为“牙帮”，我队战胜了某国队员，称“要了×××的命”等，均带有对外国选手的贬义，值得推敲。2.为追求版式疏朗而锐减信息量

这是编辑感到困惑、较难把握的难题，但为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是办报之本，版式创新不应以大幅度减少信息量为代价。在这方面日报“奥赛”中的第5版比较典型。通常整版中只是一篇短文配一至两幅照片加一个奖牌榜，留白过多，给人以浪费版面之感。3.新华社通稿的过多使用弱化了本报特色

适当采用新华社稿件无可厚非，特别像奥运这种大型活动我们人手有限，难免有落空之处。但整版整版地用新华社稿填充，见不到几篇本报记者的稿件，难免弱化本报特色，对本报记者的积极性发挥及工作量的完成恐怕也有影响。况且其中不少新闻、图片、评论并无特殊难度，本报记者完全是可以采写和拍摄到的。4.个别稿件的选用与安排似欠稳妥

8月21日晚报《碧霞元君罩着咱呢》一文基本立论不妥，关于风水福地之说，关于娘娘庙和碧霞元君的保佑作用，应属探讨和调侃范畴，如此做通栏题大张旗鼓地在报上宣传，值得商榷。

8月17日晚报《明星奥运时》头条刊发胡紫薇的文章欠妥。胡为扬家丑搅扰央视直播闹得沸沸扬扬，且有对北京奥运之微词，选她来为晚报奥运文化专版写头条，似有不妥，而且胡作为普通的电视主持人，加以明星桂冠也显牵强。

德国运动员施泰纳勇获金牌泣悼亡妻的场景十分感人，值得报道。但将该图片用多半个版的篇幅放在日报头版头条是否合适，值得推敲。

纵观奥运期间京报集团各报，气势恢弘，色彩斑斓，京报员工用智慧和汗水创造了本报历史上的多项第一，绘就了美轮美奂的新闻长卷，无论在京报集团还是在北京乃至中国报刊史上，都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具有里程碑意义。〔刘霆昭：北京日报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北京市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高级记者〕

危机事件中的信息公开与媒体报道策略分析——以“5·12”汶川特大地震灾害报道为例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省汶川县发生8级地震。这是一次震动了半个中国的强震，北京、上海、天津、重庆、云南等20多个省、市、自治区都有震感，多数地方的民众都不约而同地感受到了这场天灾的威力。然而，这次强震并没有造成社会恐慌。北京、上海等有过震感的地区都很快恢复了常态，社会秩序井然，人们在强震面前保持了冷静和理性。

显然，这种理性归功于及时的信息公开和透明、通畅的信息传播，政府和媒体在这次危机事件中迅速、高效地承担起了自己应负的社会责任。就在地震到来那一时刻起，各类媒体进行了及时充分的报道，直到笔者写作这篇文章时，中央电视台已经持续直播报道了近200小时，主流网站也在不断刷新着灾区传来的各类信息。这次危机事件的信息传达和报道非常客观、及时，获得了国内外各界的一致赞扬。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记者安德鲁·雅各布斯在《中国对地震的回应异常公开》一文中盛赞道：“尽管世界很多地区有大量这样的灾难场景，但对于一个有着隐瞒自然灾害历史的国家而言，电视上不断播放[1]的救灾工作是了不起的。”《国际日报》也发表评论文章说，由于中国政府在灾害发生后的迅速行动和媒体信息的迅速公布，使得西方[2]媒体对汶川地震几乎都成正面性的报道。

那么，这次危机事件的媒体报道缘何能够得到国内外的一致好评？它有何经验或得失？媒体在应对此类突发性危机事件时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角色，采用何种报道策略呢？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一、危机事件与信息公开

在危机传播领域，危机一词已被限定了多种规定性。巴顿（Barton，1993）把危机规定为有这些特性的状态：一是惊奇；二是对重要价值的高度威胁；三是需要在短时间内做出决定。弗恩·班克思（Fern-Banks，1996）把危机定义为“对一个组织、公司及其产品或名声等产生潜在的负面影响的事故”。芬克（Fink，1986）则把危机定义为“在确定的变化逼近时，事件的不确定性或状态”。斯格（Seeger，1998）等认为危机是“一种能够带来高度不确定性和高度[3]威胁的、特殊的、不可预测的、非常规的事件或一系列事件”。

这些定义分别强调了危机的不同的侧面，可以据此总结出危机事件的四个特点：第一，有一个非预期性事件发生。比如，尽管像地震、飓风这样的自然灾害的实际发生程度有可预测性，但是其影响的范围与严重程度还不可能完全预测。第二，危机传播状态的存在，会使组织制度的重要价值及其秩序受到严重威胁。第三，危机传播代表着一种时间性很强的状态。个人或组织没有充足的时间对危机事件作出反应，无法照章办事，需要立即对大众做出解释。第四，一个危机传播状态包括在一个急速变化的环境中，具有动态的和多维关系的倾向，危机事件的报道应该是不断变化、多维的，而不是静止的、一维的。

作为政府与公众中介的媒体，对危机事件的应对策略成为遏制危机扩散、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澳大利亚危机管理专家罗伯特·[4]希斯（Robert J.Heath）将媒体的作用概括为：

第一，提供信息，指导公众在不同的危机情境中行动；第二，增强公众的危机意识；第三，危机发生时警示公众；第四，为危机管理者提供信息，关注利益相关者的情绪，可以理解和分析较大的危机；第五，提供有关做什么、去哪里、联系谁及采取什么措施的信息，以控制并解决危机。

根据以上分析，我国四川地区的特大地震灾害是一次典型的危机事件，而媒体应当在这次事件中承担起从危机处理中的状态评估、信息传递、利益相关者的调节，到危机恢复期的形象塑造的主导角色。我国在“非典”和南方雨雪冰冻灾害中的一些报道失误已经证明，应对危机事件不可能由政府单独完成，传统的“全能政府”思想应当得以重新审视并进行转变。同时，互联网、手机媒体的发展和普及，也使得危机事件的传播速度和范围呈现出病毒式扩散的典型特征，此时仅凭权力压制媒体的做法，反而会加大信息传播中的噪音，使真实信[5]息的传播受阻，为危机爆发埋下祸根。二、危机事件中的媒体报道策略

如果参照罗伯特·希斯对危机事件中媒体作用的描述，结合我国这次地震报道的实际，媒体在危机事件的报道中应当采取以下策略：（一）第一时间反应，最权威媒体发布

这次地震灾害报道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媒体反应极其迅速，并选取最权威的媒体进行信息发布，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信息传播中的噪音，为客观准确地传递灾情、避免恐慌抢占了先机。1.电视媒体的直播报道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在地震发生后32分钟首发新闻，52分钟后即推出直播特别节目《关注汶川地震》，而央视一套和新闻频道的常规节目播出被打破，实现了同一主题无间断播出，报道汶川地震的最新情况。在地震发生后两个半小时，中央电视台第一批记者就跟随温家宝总理赶赴灾区；5月13日，第二报道梯队分别赶往四川汶川、都江堰、北川、绵竹等重灾区进行采访，由央视新闻、专栏节目和直播等系统组成的前方报道团队近50人。在后方，新闻中心也紧急从各个部门调配人手，形成直播梯队，服从新闻中心的统一调度。

与以往的直播报道迥然不同，央视这次的报道思路是“跟着事实走”，即人先进去再考虑播什么。一位负责人表示，“最重要的是先把人送过去，然后是直播车以及器械的进入，最后才是考虑节目内容的问题……这时候‘播’是首要的，而‘播什么’则是在第二位才要[6]解决的问题。”

与此同时，张泉灵、白岩松、赵普、康辉等近十位主播也在前后方悉数上场，投入到紧张的“全天候”直播。在一向苛刻的天涯论坛上流传着一个题为《张泉灵，好样的——看CCTV直播的感受》的帖子：“刚才换白岩松来主持了，感觉节目的节奏一下子好起来了，介绍的东西都是我们老百姓关注的，感觉到他的有感而发，真正关心和思考过了，言之有物。先表扬和佩服一下，确实有水平。然后，就是工作在前方的张泉灵连线了，她介绍得清楚、实际，又都是大家关心的实质性内容。听得人精神振奋。知道她刚从雪山回来，马上又投入了救灾报道，她的声音很动情，但一点也不矫情，真的谢谢她，佩服她。”可见，央视在震灾发生后迅速的反应、透明的处理，得到了舆论的好评。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家电视机构转播或部分使用了央视的直播信号，包括BBC、CNN等境外新闻机构。2.主流新闻网站的滚动式密集报道

汶川地震，更是体现了网络媒体在新闻报道上的速度优势和强大的影响力。尤其是主流新闻网站，在地震发生后，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积极主动地开展网评工作，引导网民理性地看待地震，最大限度地压缩小道消息、政治谣言和攻击性言论在网络上的传播空间。表1

就在民众因为大楼摇晃而纷纷奔跑下楼躲避地震的同时，网络媒体便发布了汶川7.8级地震的消息。14点46分，国家地震局迅速通过新华网发布了权威消息“国家地震局测定：四川汶川发生7.8级强烈地震，北京通州发生3.9级地震”。从地震发生到消息发布，也就18分钟的间隔时间。紧随其后，荆楚网等地方新闻网站纷纷跟进，积极转载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权威媒体发布的稿件，及时发布大量权威信息，批驳各种不实传言。主流新闻网站以其权威性和公信力，集中对危机事件加以政治判断和舆论引导，稳定了民众的恐慌心理，有力地配合了救灾工作的顺利展开。3.报纸的充分报道

与电视直播和网络媒体的实时动态更新报道不同，报纸在信息发布的时效性上要弱很多，它们多围绕这一危机事件进行多角度、多体裁的充分报道，在报道的全面性和深度上下足工夫。下表为《人民日报》分别在5月13日和17日的相关报道，其中既有灾情最新进展、营救行动介绍，也有抗灾知识介绍和对捐助的倡导，涉及消息、通讯、评论员文章、图片新闻等多种体裁。表2

报纸中除了救灾的进展介绍，也不乏感人的故事。以《人民日报》几则新闻标题为例：《“没有路，肩膀就是通道”》（2008年5月14日），《那一刻，他张开双臂护住4个学生》（2008年5月15日），《“赶快救人！”》（2008年5月15日），《孩子别哭，我们在一起》（2008年5月16日），《搜寻每一丝生命气息》（2008年5月16日），《不放弃，不抛弃》（2008年5月17日），《“喊”回来的一条生命》（2008年5月18日），《柴刀劈出生命路》（2008年5月18日）；《生命挺过150小时》（2008年5月19日），《一心想着村民的羌族书记——记理县通化乡卡子村党支部书记张朝军》（2008年5月20日）。这些新闻，光看标题，就让人感动，当中所描述的催人泪下的情节，让读者同情心倍增。

如果我们将上述媒体的报道内容综合起来进行考察，会发现它们普遍具有两个特点：

第一，没有回避震灾的严重和救灾时遇到的困难。此次震灾破坏力之强、破坏范围之广以及救助难度之大，都是以往的危机事件无法相比的。媒体在报道中敢于突破，将营救北川中学师生、打通前往汶川的公路时遇到的困境通过视频直播和图片报道的形式展现出来，使观众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感。例如，中央电视台在5月13日晚上的直播报道中，电话连线身处震中地区映秀镇的阿坝州应急办主任何飚，电话那端心急如焚的情绪通过直播展现在亿万观众面前：“这里两万人的大镇，周围的基础设施道路桥梁、通电彻底崩溃了，我们老百姓在那里苦等，等待救援，现在一支救援队没有，现在急需药品、食品、水，已经过了24小时，但是现在没有任何救援！……”整段连线过程充斥着“完了”、“瘫痪”、“崩溃”等悲观性话语，虽然没有现场画面，但是大多数观众仍然感受到了这次震灾的严重，对灾难认识也更加客观和理性。

第二，突出政府的救援效率，尤其注重反映政府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动员最大的人力投入救灾。震灾发生后，中国政府迅速从全国各地调集专业救援人员、解放军武警部队、医务人员以及大量的救灾物资，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展开救援。有些国外媒体惊叹，就效率和速度而言，恐怕没有一个国家赶得上中国，它们甚至建议美国学习中国经验，[7]也应在重大自然灾害发生时，动用军队投入救灾。可见，国内媒体对救援工作的及时、客观报道对国内外舆论产生着重要影响。（二）与谣言“赛跑”，信息发布及时准确1.信息传播渠道不畅是流言扩散、危机加剧的主要原因

我们常说“天灾人祸”、“怨天尤人”，天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后面的人祸，美国卡特里娜飓风、缅甸风灾之后，由于没有畅通、透明的信息传播途径，导致当地谣言四起，社会动荡不安。

危机事件面前，我国有些政府部门往往对媒体、社会公众持怀疑、惧怕的心理，使得自己不仅要面对突然而来的危机事件，更要分出精力来应对媒体、公众这些“假想敌”，其工作的难度、应急处理的效果可想而知。封锁信息的可怕之处更在于，隐瞒真相、设立采访关卡，使得媒体报道的真实性和效力大为减弱，既影响了媒体与政府形象，还难免造成谣言滋生、蔓延，使得危机扩大，后继损失严重。

2003年“非典”开始蔓延时正值“两会”召开期间，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一种保守、求稳的思想占据了上风，使得疫情没有得到及时公布。这就为谣言提供了滋生蔓延的温床，民众无法获得准确的信息，“非典”病毒的迅速蔓延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心理骚动，导致诸如板蓝根、食醋甚至各种食品的抢购风波。真正采取措施应对危机，是从有关部门采用技术手段监控、屏蔽流言短信时才开始的。此时，距危机的爆发——流言短信的发布已经过去多日，政府错过了危机应对和辟谣的最佳时机。“非典”疫情初期个别地方封锁信息造成严重后果的沉痛教训不可忘记，媒体在危机事件中的失语也和误导一样，往往是造成谣言扩散、社会恐慌和危机加剧的主要原因。谣言一旦与公众的价值观念、历史记忆、物质利益、心理因素发生碰撞，在危机所导致的外界环境的激烈变化中便会激起种种议论，难免出现怨天尤人的社会普遍情绪。倘若能将更多的真实信息暴露在阳光之下，同时辅以舆论引导，使之形成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健康舆论，也有利于提升政府公信力，引导激发民众同政府共同战胜危机。2.及时准确的信息披露是消除恐慌的“定心丸”

可见，灾难与抗灾工作的透明是稳定人心的基石。实际上，汶川地震发生后，社会上就立即出现了多种流言，政府和权威机构迅速通过媒体加以应对和化解：

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后谣言即出，北京当晚将发生余震的短信在市民手机中迅速传播，重庆网上传言晚上会有余震，上海也谣传沪浙交界处发生5.7级地震。当地地震局都在一两个小时之内进行了辟谣。

5月13日，公安机关查获3起借地震在网上造谣案件，并对4名造谣人员分别处以治安处罚或训诫。他们出于恶作剧或为提高个人网上空间点击率等目的，编造“北京将有比较强的地震”、“汶川地震系人为”等谣言，并在互联网相关贴吧里发帖，造成了不良影响，触犯了有关法律。

5月14日，中国地震局驳斥瞒报地震预测结果说法，称所谓为了保证奥运前的安定局面而瞒报地震预测结果的推测“是没有道理的”。该局进一步解释道，三大因素决定地震预测是世界难题：第一是地球的不可入性，第二是地震孕律的复杂性，第三是地震发生的小概率性。

5月14日，中国环境保护部指出，互联网上流传的“都江堰市一化工厂发生危险化学品泄露、污染成都市饮用水源”之说属谣传。成都市环境监测站连续两天的水质监测数据显示，市民饮用水质没有异常。

5月14日，救援部队有关负责人指出，“网上流传的空降汶川伞兵死亡4人、失踪10人纯属谣言！”

……

可以说，正是这些信息及时准确的披露，成为民众情绪的镇静剂。各政府职能部门学会了利用媒体，赶在公众恐慌之前公布真相，保证信息的顺畅传播，使得谣言不攻自破，人心很快趋于安定。3.注重发挥网络媒体和手机短信在辟谣中的独特作用

截至2008年3月，我国网民已达2.21亿人，手机用户更是达到5.74亿户，用户数均居全球各国之首。网络和手机信息便捷迅速、覆盖面广、受众人数多，已经成为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现代传播手段，这种传播手段在涉及广泛公众利益的危机事件中的影响力尤为突出。5月12日汶川地震后，包括贵州、广西在内的多个省市有震感，引发一些群众的猜测和不安。针对这种情况，当地有关部门迅速通过手机短信和新华网等现代媒体，及时告知公众当地“处于非地震带”和“此次地震对贵州没有大的影响”等安民信息，有效地抵制了不实传[8]言的流行扩散。

今年5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体现了政府信息“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要求保证政府信息公开的准确、及时。政府部门应当善于利用网络、手机短信等新媒体方式传播涉及公众切身利益、为公众所关心的各类问题，保障危机的顺利过渡和妥善解决。（三）以人为本、以情感人

纵观此次汶川地震的媒体报道，经历了一个由救人、捐款再到举国默哀的过程，而这样的过程穿插着同一个主线，即以人为本、以情感人。

温家宝总理赶到震灾现场，就随即表示当时的第一要务是救人，“房子裂了、塌了，我们还可以再修。只要人在，我们就一定能够渡过难关，战胜这场重大自然灾害。”总理在抗灾前线的感人话语，不知疲倦地奔走、慰问于震灾现场，经过媒体的放大，感动了无数国人。当一个个鲜活灿烂的生命成了一张张让人揪心的画面，当死亡的阴影在四川灾区的残垣废墟上徘徊游走，当汶川、北川悲怆的消息像潮水一般涌来，当一位中学生被压在水泥堆下手腕上牵着根输液管，脸庞尚留血渍，当66岁的温家宝总理不慎摔倒手臂受伤出血，但为了抢救遇险群众把要给他包扎的医务人员推开，当受伤战士跪求“让我再救一个孩子！我还能再救一个”，人们哭了。

央视的主持人赵普在直播中也哭了，在一句“为什么我们能够这样（爱心救助），是因为这片土地的人民懂得互相守望和帮助”的解说后，他眼含泪水，忍不住哭泣。然而，这一次没有人责怪他，此刻作为主持人的职业性和感情的自然流露并不矛盾。看着他那泪眼蒙眬的画面，很多观众也忍不住哭了。灾难牵动着亿万中华儿女，每个人都忍不住动容。

在经历了72小时的救人“黄金时间”之后，被成功救出的群众逐渐减少，此时灾民的安置和灾后重建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各大电视媒体、主流网站一边坚持滚动报道灾区受灾情况、救援工作最新进展，一边带头为汶川人民捐款捐物，倡议广大民众为灾区踊跃捐款。其中既有《爱的奉献》等募捐晚会，也有支付宝、手机银行等电子支付手段，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媒体的力量。《人民日报》、新华网还及时跟进报道社会各界的捐赠情况，制作企业捐赠榜单，借此呼唤民众的心灵，带动社会各界踊跃捐款，共克时艰。

灾后国民信心的恢复同样是一个重要方面。在国务院宣布2008年5月19日至21日为国家哀悼日后，中央电视台直播了19日天安门广场的升旗、降半旗仪式，以及天安门广场、都江堰抢救现场、北川灾区、哈尔滨火车站和沪港澳等地的默哀仪式。天安门广场默哀仪式后群众高呼的“中国加油！”、“汶川挺住！”等口号，连同一张张悲伤而坚强的脸庞被传播到了全国各地，在寄托哀思的同时，民族的凝聚力也空前增强。正如《人民日报》在社论中所说，“因为每一个公民都是国家的主人，失去任何一个生命，都是国家的损失，都是民族的哀伤。尊重生命，铭记苦难，将使一个国家在挫折中奋起，会让一个[9]民族在磨难中前行。”三、小结

汶川地震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不幸中的万幸是，面对这场灾难，政府和媒体没有再次失语，而是联起手来加以应对。与“非典”、冰雪灾害带来的危机相比，这次的媒体报道是一个飞跃，不仅能够依法及时地公开信息并加以全方位报道，而且整个过程从动员到指挥都是快速统一的。在强震震动了半个中国的危机下，避免了震后社会恐慌的蔓延。

当然，媒体对于这次危机的报道也不是非常完美的，其中仍有一些弊端和疏漏需要我们加以研究应对。例如，地方媒体反应迟钝。汶川大地震后，中央电视台的反应相当快，及时报道有关情况及各方反应和动态。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当地的四川卫视，基本上处于失语状态。地震发生在四川，人们除了从国家电视台了解有关情况外，更想从当地媒体了解事发地情况。而四川卫视12号下午除了播出几条相关新闻外，更多的是在播放一些不相干的节目，晚间甚至还在播放电视连续剧。地方媒体在危机事件中的应对策略和协调机制应当成为我们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

再如，过多地报道灾情，缺乏必要的反思报道。在经历了72小时的救人“黄金期”之后，媒体除了应转向募捐、致哀报道之外，还应意识到同步反思的重要性。例如，在年初的南方雪灾之后，网络论坛、个人博客上就出现了一些反思性评论：《雪灾不仅仅是灾区的事》，《透过特大雪灾看中国国家战略的必要调整》，《反思雪灾：灾[10]前防范比灾后抗击重要》，提出了一些富有启迪价值的意见。如果主流媒体能够进一步解放思想，在震灾后报道一些反思性的文章，必能提高危机事件报道的整体影响力，使得民众更加理性地看待此类危机。

对于我国的媒体而言，严重的危机事件是一场考验，也是一次锻炼。我们没有选择是否接受危机的权力，但是可以选择对待危机的态度。相信，随着我国信息公开的法制化进程和信息传播意识的转变，媒体在危机事件报道中的作用会日益凸显。〔严三九：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 《西方媒体赞中国式救灾：军队神速 媒体透明》，《国际先驱导报》2008年5月16日。[2] 《西媒对汶川地震报道成正面性》，中新网5月16日电。[3] 高世屹：《美国危机传播研究初探》，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http：//www.zjol.com.cn/gb/node2/node26108/node30205/node169344/userobject15ai1745157.html[4] 罗伯特·希斯：《危机管理》，王成等译,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第191页。[5] 吴璟薇、陈力丹：《突发事件让媒体发言——从危机传播管理看突发事件应对法第57条的修改》，传播学论坛，http：//www.chuanboxue.net[6] 武青：《央视报道四川地震：这是一场不知道终点的直播》，《法制晚报》2008年5月15日。[7] 《外国惊叹中国救灾效率和速度没得比：美国也应学习》，中新网5月16日电。[8] 赵鹏、刘文国：《善用手机短信传播安民信息》，引自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5/12/content_8154229.htm，2008年5月12日。[9] 人民日报社论：《悲痛中凝聚不屈的力量》，2008年5月20日。[10] 董天策、何裕华：《媒体应当如何面对自然灾害——以南方雪灾报道为例》，载中华传媒网，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5594

时代新起点下党报工作的新使命——兼谈国家文化安全中的党报责任

新世纪以来，国际意识形态和文化文明冲突进一步加剧。以网络与卫星通讯为核心的数字化信息技术，推动了全球社会结构变迁、经济利益重组和权力格局的演变。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变迁与体制转型，使其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风险社会”。包括国家信息传播在内的信息文化安全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当代中国重要的安全隐患。以党报为核心的主流媒体在确保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信息文化安全方面，如何从更广泛的国际社会视野和更深层的内在文化理性去观察与思考，以营造有利于当代中国人的心理潜质和价值判断的舆论环境，推动中国公民政治文化认同和行为取向的最终实现，是新世纪党报工作的新使命。一

怎样看待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可以从各种社会风险类型的关系中加以分析。对社会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之间的复杂关系，我国著名社会学者郑杭生、洪大用有过深入的研究，他们将这种关系以图表形式展示（见图1），即“一个社会的外部环境因素，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它们对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及社会安全都会造成影响。在一个社会系统内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与社会[1]安全也是相互影响的。”图1 经济安全、政治安全与社会安全的复杂关系模型

那么，文化安全与上述三种安全是怎样一种关系呢？笔者认为，如果把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和社会安全视为社会系统外在安全现象的话，那么，文化安全则位于社会系统内在的核心安全区域（见图2）。图2 经济格局、政治认同、社会认同与文化信仰的复杂关系模型

在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均对政治、经济、社会三种子系统安全产生作用的条件下，文化安全居于核心信仰的位置，是一种深层次的理性价值取向。在风险社会理论中，通常认为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非常重要，特别是经济安全。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一些国家安全的被破坏，往往不是由经济恶化造成的。除军事入侵外，政治安全问题也未能使一个主权国家彻底颠覆。而恰恰是文化信息的软力量，常常使国家安全受到严重破坏。

诚然，中国现代化发展已进入高风险社会，但从上述风险要素来看，中国最大的风险是基于经济、政治、社会三大安全要素之上的文化安全问题，即中国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解构问题，这是中国当前最大的风险。

这一观点已被中外学者反复印证。日本学者堺屋太一在《历史的波澜》一书中认为，世界上还没有出现过因经济恶化而崩溃的体制。他列举了太平洋战争后期的日本，经济极端困难，却没有因为经济困难而投降，越南和柬埔寨及前苏联也是如此。他强调，任何政权只有在两种情况会发生毁灭。那就是丧失维护治安的能力和人们不再信任支撑它的文化。他强调指出，前苏联体制崩溃本质上是文化崩溃，也就是人们不再相信它的观念和领导层的决策与人品。

这种断言，虽然有危言耸听之嫌，但我们也不能不引起警觉，要有忧患意识。当我们从更深层的文化视角，结合政治、经济、社会和历史因素综合考察时，这种观点还是耐人寻味的。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历经30年，面临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既有全球风险社会的共性特征，更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与民族文化安全面临的挑战。在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化过程中，未来10年，中国改革开放将面临国内外两方面的重压。一方面，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是巨大的能源消耗，以“世界加工厂”著称的中国企业以低端产品进入国际市场，靠降低工人工资为成本优势，导致中国在20世纪末世界产业结构重组中，远离了高端的研发中心、品牌战略等优势。同时，社会管理方面面临的矛盾也加大了这种压力，如人与自然的矛盾、资源与人口比例的矛盾、城乡发展关系中的矛盾、财富分配方面的矛盾、公共服务体系的矛盾、政府消费与公共财政规模的矛盾、公权与私权的矛盾、政治行政体制方面的矛盾、社会期待与改革进程的矛盾、行政主张与管理现实之间的矛盾、执政管理目标与具体实践方式的矛盾等。

上述种种矛盾，作为潜在的社会风险，一旦处理不好，将会转化为社会危机，进而触动文化信仰危机，这将直接威胁国家文化安全与政权的稳固。另一方面，在国际经济政治领域，美日联手干涉中国台海局势。在油价和汇率方面，油价高升，美元贬值。中国是石油进口大国，又是美元储备大国，这一升一降，使中国面临利益双重流失。

在意识形态方面，继2004年美国利用所谓“民主”输出，在前苏联国家发动“颜色革命”，实施软性政变后，2008年5月18日，布什在华盛顿表示，美国将在下一年度预算中拨款1.24亿美元，组建专门用于策反的“快速反应工作组”，以帮助那些向所谓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据统计，布什在位5年来，美国总共已花费46亿美元，用于“援助世界各地的民主改革。2006年，这方面开支将达13亿美元。”布什甚至直接告诉人们该如何进行革命。他在“国际共和政体研究所”举办的午餐会上发表讲话说，这个所成立20年来，“一直站在100多个国家的民主变革的最前沿”，“近18个月来，我们成为‘玫瑰革命’、‘橙色革命’、‘紫色革命’、‘郁金香革命’和‘雪松革命’的见证人。”他同时宣布：“这还仅仅是个开始。在高加索、中亚和大中东地区，人们希望变革。这种变革已为时不远。”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该研究所培训外国民主运动领导人，支持民主政党，监督各国选举”,“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称国际共和政体研究所是一个以‘人文和教育计划’为掩护、在原苏联地区策划‘天鹅绒革命’的组织。”综上所述，文化因素在很多关于风险社会研究中被看做是一个“余项”或“加权”因素，许多研究者也忽略了文化因素在社会风险评估的关键性作用，恰恰是这个可有可无的因素，已经成为位居武力之上的软性政变的重要力量。甚至布什也承认，“要想推广民主，仅有武力是不够的。” 包括文化信仰在内的国家文化信息安全问题，一旦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安全问题交织在一起，所导致的必然是国家和社会凝集力的丧失。因此，加强中国民族文化安全和信仰研究，防止主流文化解构，是中国现阶段最大的风险问题。这种文化风险和国家文化信息安全，主要来自文化信仰失落，即政治信仰“冷漠化”，民族信仰“极端化”，个人信仰“非社会化”和社会信仰“金钱化”。可见,在复兴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重建道德权威的艰巨任务中，大众传媒新闻工作者肩负重大的历史文化重任。二

从风险文化研究中可以发现，国家信息文化安全问题作为最为重要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复兴民族文化传统，化解文化信仰危机，追寻公众的政治认同和行为取向上。有学者认为，文化信仰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不同层次，一是民族文化信仰，它主要解决国家认同或国家主权合法性问题；二是政治文化信仰，主要解决政治认同和政权合法性问题；三是心理文化信仰，以解决个体认同或生命认同问题。党报作为中国主流文化重要载体之一，要在宏观与微观上加强对上述领域的研究与报道。在制度建设上加强以党报为核心的文化领域事业和产业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定的科学化和权威性。

从宏观上看，党报要将加强民族文化信仰列为当前新闻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以民族文化复兴为己任。

首先，要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加强民族文化信仰教育，其中尤以国情、国史、国学教育为核心内容。国情教育的目的是寻求国家与社会的理解和沟通，国史教育用以寻求中华民族的共识和凝聚力，国学教育用以寻求中华民族精神的张扬与认同。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文化复兴，都是以民族文化信仰为基础的，应该充分利用民族精神和向心力，以完成民族文化复兴的大业。

其次，强化文化安全意识，加强政治文化认同教育。党报新闻工作者要研究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做到不仅要与主流意识形态合拍共振，更要强调媒体对中华文化历史与现状的研究、整理与传播。就社会凝聚力而言，首先要考虑政治文化信仰问题。从全球化进程历史考察，常常出现现代化驱动和加速推进往往需要政府权威来引导的问题，可一旦现代化启动之后，公众个人权利伸张在增大，在某一转折时期，政府权利合法性也将受到质疑。如何导泄这种社会不良情绪，加强社会凝聚力，化解多种危机，防止现代化进程中断，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应当建立重大危机事件反应机制，分清多种社会危机问题的性质，制定若干应对机制。

第三，强化国家政权安全意识。应该仔细研究苏联国家解体中《真理报》作为党报所丧失的舆论安全意识和文化整合功能，特别是国家文化信息安全方面有哪些经验与教训。以前车为鉴，制定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意识形态、思想文化以及经济基础等安全与危机应急报道机制。中国现代化需要几代人的良好经济发展软环境的保障。为防止中国发生分裂，要排除政治剧变、环境灾难和战争的干扰。以党报为核心的主流媒体应为此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从微观上考察，党报传媒的历史文化责任还在于对子孙后代的福祉负责，从而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协调发展和民族文化复兴。在微观报道上，主要有以下几点需要给予关注：1.政治宣传领域

党的十七大提出执政能力建设和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以及自主创新的治国方略,是党中央从新世纪前20年战略机遇的角度，从中国进入高风险社会层面，全面调整施政纲领的重大举措。执政党对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要求，虽然是绝对的，但在不同的治国思路下，形式却大不一样。党中央和本届政府对维持政治稳定有两大特色：一是更加注重公平，致力于贫困阶层的生活改善；二是强化新闻宣传和舆论导向对维持政治稳定的作用。党报传媒应紧密配合党中央，注意在未来20年中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趋势。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重点放在破除阻碍经济发展的部分，政治改革的总体框架应该是政治上集中的体制与经济上分散的市场体制相搭配。在政治上实行共产党执政，新闻传媒适当管控，政府信息逐步放开，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前提下,干部实行间接选举为主。大众传媒应充分认识政治上较为集中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解决双重转型过程中形成的诸多复杂难题，为维护和保持国家、民族的团结与统一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2.经济报道领域

如今我国在高风险社会运行中，许多问题已不再局限于经济问题，一些经济问题已演化为政治问题，如分配悬殊的阶层对峙；而无论腐败现象还是两极分化，均涉及或弱肉强食或公平正义的社会稳定和伦理问题。因此，党报传媒应密切关注宏观经济走势，研究未来影响中国发展的国内外因素。党报作为执政党和政府的智囊与外脑，在新世纪传媒不仅仅是舆论机关，更为重要的职能是，它是一个具有研究机构性质的社会舆论机关。当前，对“科学发展观”和“构建自主创新与和谐社会”两大治国方略，要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调整两方面进行对应的研究，体现并发挥党报传媒机关作为国家思想机器的角色与作用。3.文化复兴与道德权威领域

如前所述，我国最大的社会风险是文化风险问题。由于中国现代化远未完成，谨防现代化进程中断是当前中国头等大事。要实现现代化，要有几代人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以十多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在数十年时间要追赶、实现西方发达国家用上百年时间已实现的现代化，可见其难度之大。只有凝聚全国民众的人心和智慧，启动举国一致的精神力量，才可实现这一宏大目标。这种精神力量就是民族的共同文化信仰。这种信仰是“国魂”，是国家兴旺、人民走向幸福的凝聚力之所在！中国近几年的国际影响力随着经济崛起而明显增长，但我国以文化复兴和道德权威重建以及传媒为主体的“软实力”建设，还没有完全跟上经济崛起的步伐。对此，以党报为核心的主流媒体，作为国家和民族“软力量”的主要载体和文化信源，肩负着极其重要的文化和历史重任。中国和平发展，必然要求中华文明全面复兴，并在全球化语境中展开文明对话。对此要对我国传统的文化资源进行整合。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儒家文化传统，有学者认为 ，儒家文化是解决精神层面问题的一把钥匙，“打天下”不用儒家，“守天下”才用儒家，儒家主要解决人心向背的问题。中华文明的复兴，光有经济发展是不够的，还必须解决精神层面的问题。在文化传播上注重吸取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之科学合理成分，这正是我国以党报为核心的主流媒体肩负的历史文化责任之所在。〔刘卫东：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1] 郑杭生、洪大用：《中国转型期的社会安全隐患与对策》，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卷2004年第6期。

党报要加大加快迈向市场化步伐

人们常常用“叫好不叫座”来形容大报，《南方日报》也曾面临这样的窘境。《南方日报》作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主报和“旗舰”媒体，其发行量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在全国省（市、区）党委机关报中雄踞第一。发行量无疑是衡量一张报纸的重要指标，但在报业发展市场化程度很高、市场竞争异常激烈的广州地区，报纸广告收入长期徘徊不前，始终是南方报人的一块心病，“叫好不叫座”的阴影挥之不去。因此，《南方日报》毅然决然地加大加快迈向市场化步伐：从2002年8月6日以来，该报依据“高度决定影响力”的核心理念，成功地实施了六次改版，始终站在全国省委机关报改革的最前沿，在激烈的报业竞争中，不仅夺得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摆脱了只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处境，而且巩固并拓展了党委机关报的地位，为全国党委机关报的壮大发展闯出了一条新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媒体发展受到严峻考验，《南方日报》的发行量和广告收入却双双逆市飘红，其广告实收更是突破1．8亿，创出历史新高。一、高度决定影响力：提升核心竞争力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旗下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和《21世纪经济报道》，无论在业界还是在市场，都是声名赫赫的品牌。1984年创刊的《南方周末》是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一个响当当的老品牌，在全国周末类报纸中堪称一纸风行、一骑绝尘；1997年1月1日正式公开发行的《南方都市报》引领中国都市类媒体风气之先，2006年、2007年连续获得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布的全国晚报都市类报纸竞争力第一；《21世纪经济报道》是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新锐力量，是中国商业报纸的领跑者。业内曾有人调侃，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主报讲导向，子报打市场。殊不知，饱受“叫好不叫座”这一问题困扰的《南方日报》，一直在思考和探索走市场之路。

如何改进党报的宣传报道，这十几年来大家都在不断摸索，曾经有一段时间，有的同行提出要“软些软些再软些”，试图以社会新闻、明星绯闻来增加党报的可读性，从而走进千家万户。由于党报的性质和它所承担的任务，要完全做到这一点不可能，也不可取。特别是在先有晚报、后有都市类报纸的市场冲击下，就是想以此取胜也难以做到了，反而愈加显得苍白和尴尬，进退失据，左右为难。

在此情况下，《南方日报》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和探索发现，党报的自身优势恰恰在于权威性、公信力，在于时政新闻、经济新闻和权威的政策解读，独到的视角、独特的思考和独特的观念，才是我们高人一筹、赢得读者、赢得市场的立身之本。《南方日报》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高度决定影响力。高度，指的是做主流新闻，更权威、更有高度和深度。而影响力，则来自主流新闻所吸引的主流读者，即影响到有影响力的人群，进而增强报纸的核心竞争力。

我们以权威必读打造政经媒体，以高度贴近服务目标读者。“高度决定影响力”，与坚持“三贴近”原则是一致的。我们的理解是，落实好“三贴近”原则是对党报改进宣传报道的必然要求和努力方向，“高度决定影响力”则是党报固有的特色和优势所在。这就要求我们，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党和人民喉舌的性质不变，坚持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政治家办报原则，以全新思路抓好主流新闻，在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中扩大党报的社会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从而能有效地影响舆论、引导舆论。二、六次改版、循序渐进、精益求精的改革历程

回顾一下《南方日报》六次改版的基本路径，可以看出一个循序渐进、精益求精的改革历程。

2002年8月6日第一次改版，明确市场定位，以全新的思路抓主流新闻，打造华南地区权威主流政经媒体，提出“高度决定影响力”的办报理念，实行差异化竞争战略。

2003年8月6日第二次改版，增加投资证券、IT通信、汽车、健康、成才及旅游六大专业周刊，更专业、更实用、更市场，进一步强化政经媒体的特色，培育有效的目标市场。

2003年12月12日三度改版，实施梯次发展战略，增加珠三角新闻板块，常规计周一4版，周二到周五每天8版，强调做必读的民生新闻，更都市、更生活、更贴近。

2005年5月30日第四次改版，用“有高度的贴近”进一步梳理整合资源，通过“高度+本土+整合”的思路，提升信息加工的档次，让《南方日报》从过去简单的资讯提供者转变为“资讯管家、时事顾问、意见领袖”智慧型资讯提供者。

2006年3月28日第五次改版，进一步理顺版面结构，加强时政报道，强化政经主流大报特色，同时加强娱乐休闲和体育报道，加大对广州、佛山、东莞、深圳等中心城市本地新闻的报道力度，进一步贴近、服务于我们的主流目标读者，以更坚定的步伐走向市场。第五次改版的口号是：成熟的力量。

2007年10月26日，《南方日报》在前五次改版的基础上推出第六次改版，对报纸内容、形态做进一步的完善和创新。这次改版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在激烈的竞争面前确保党报的市场主体地位和舆论主导地位，进一步提高党报的社会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坚持“高度决定影响力”的办报理念，以“进一步明确定位，坚定不移地实施差异化战略，办一份严肃的主流政经媒体，加快党报走市场步伐”为指导思想，进一步理顺报社内部架构，调整版面结构，完善考评机制，创新、提高新闻品质。三、以全新思路经营好主流新闻

在具体操作和内容安排上，我们从以下8个方面入手，以全新思路经营好主流新闻：

1.在突出新闻性上下工夫。要让主流新闻吸引人，就要按新闻规律办事，在突出新闻性上下工夫，用新闻手段做宣传。

2.在强化信息意识上下工夫。改版以来，我们的会议报道增加了许多读者关心的信息，编辑在做标题时注意用眉题、主题、副题、摘要题标出来，使整张报纸给人以信息量很大的感觉，这是观念转变、采访模式转变的结果。

3.在概念包装上下工夫。要让主流新闻吸引人，我们就要在概念包装上下工夫。就事论事不高明，只有对事物的本质进行概括和提炼，包装好概念，别人才会刮目相看。当然，我们的包装离不开新闻，它建立在深入采访的基础上，是对新闻理解的升华。

4.在发挥组合报道的威力上下工夫。要让主流新闻吸引人，就必须摒弃简单的新闻思维，改变一篇消息或一篇通讯就交账的做法，充分发挥组合报道的威力。每逢重大政策出台和重大事件报道，我们就在一版发消息、图片和导读，再链接到后面做专题、做专版，用深度报道、图表、相关背景等各种新闻手段，把新闻的深度、广度、厚度一网打尽，效果很好。

5.在介入社会生活上下工夫。要让主流新闻吸引人，就必须充分利用省委机关报的政治优势，抓住一些新闻事件，积极介入社会生活，扩大党报在社会上的影响力。

6.在吸引读者参与互动上下工夫。要让主流新闻吸引人，就必须突破习惯上单向灌输式的宣传，找到读者的关注点，用鲜活的形式表现出来，吸引读者参与互动，这样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

7.在加强新闻策划上下工夫。精心组织新闻策划，把主流新闻做足做活做透。

8.在突出服务性上下工夫。贴近离不开服务，有高度的贴近是更深层次的服务。去年元旦推出4个版《新年的阳光》、春节前出24版《春运一册通》；6月初又连续推出《非常时期正常高考》等专刊。这些特刊专刊，以权威的信息提供全方位的高质量服务，从内容到形式都真正做到了权威性、指导性与贴近性的统一。《南方日报》之所以非常注意将自身的改版理念与贴近性紧密结合起来，就是要从根子上解决机关报的“落地”问题，不能让“高度”悬在半空中，不能让报纸只叫好不叫座，而是要以党报应有的权威和高度，以贴心贴肉的内容，来打一场贴身的阵地战，使党报在舆论市场上占据更大的空间，保持名副其实的舆论主导地位。

六次改版是《南方日报》的主动求变，是一种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明智选择。必须强调，在党报走市场的过程中，各级党委、政府对新闻工作和新闻事业发展需要进一步转变观念，遵循新闻规律和报业发展规律，指导与加强舆论引导和把关，促进党的新闻事业发展，这将大大有利于保持主流舆论强势。目前，对于党报走向市场化这一做法还存在不同看法，认为党报不宜参与市场的直接竞争。我们认为，党报走市场，是在坚持机关报性质的前提下进行的市场化包装，在定位和内容上并没有改变其原有的性质，扩大市场份额与巩固舆论阵地是相辅相成的，只有让党报参与市场竞争，走市场化道路，才能及时、敏锐察觉社会发展动态与趋势，贴近读者的需求，从而占领市场，实现正确导向，形成主流舆论强势，切实提高党报的舆论引导能力，否则党报就将被边缘化。〔雷渡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新闻研究所副所长、高级编辑〕

《真理报》、《消息报》今昔及今日俄罗斯报刊体系

社会主义苏联时期，曾有两份党报以高居世界首位的发行量，超群的影响力蜚声海内外，它们是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和苏联最高苏维埃机关报《消息报》。这两份报纸地位非常高，特别是《真理报》，作为苏联新闻理论的最高领导者和最忠实的实践者，它将党报作用发挥到了极致，是苏联“报纸中的报纸”。

但是，因为意识形态的长期禁锢，两份报纸只是宣传工具，并不具备传播新闻的正常作用，因此被苏联人戏称为：“《真理报》上无真理，《消息报》上无消息。”

下面我谈一谈解体前后这两份报纸所经历的转变，透过它们的变化，简单介绍俄罗斯报刊领域的现状。一、《真理报》今昔

苏联共产党的前身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真理报》并不是第一份俄国社会主义报纸。第一份报纸是《火星报》，由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在国外创办，并通过它统一思想，创建了俄国第一个工人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期，党内分歧导致以列宁为首的党内多数派（布尔什维克）和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党内少数派（孟什维克）的形成。《火星报》被后者（孟什维克）把持，于是列宁退出《火星报》编辑部，着手创办新的布尔什维克报刊。

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决定创办一份大型的、全国性的、宣传布尔什维克革命主张的报纸。1912年5月5日，《真理报》在彼得堡问世。为纪念这一不平凡的日子，5月5日后来成为苏联的新闻节。《真理报》是第一份在俄国国内合法出版的工人大众日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报，列宁从未担任过报纸的主编，但他几乎每天都为报纸写稿。1912-1914年和1917年武装起义前，斯大林曾是《真理报》的主编之一。《真理报》抨击沙皇专制制度，积极推动工人解放运动，因此不断被当局追查和封锁，1917年二月革命胜利后，《真理报》得以在俄国复刊，成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阵地。

十月革命胜利后，1918年《真理报》编辑部搬迁至莫斯科。党的“七大”后，《真理报》成为苏联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同时成为苏其他国家机关的官方出版物的还有《消息报》——最高苏维埃的机关报，《劳动报》——总工会机关报，《共青团真理报》——共青团机关报，《少先队真理报》——苏联少先队机关报。

在众多的苏联报刊中，《真理报》获得至高无上的待遇。1929年，斯大林曾明确指示，《真理报》“可以审查监督其他报纸”，这奠定了《真理报》“报中之报”的核心地位。苏联时期的报业体系像一个巨型金字塔，《真理报》雄踞塔尖，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形成了一个层层监控严密有序的新闻体系。《真理报》绝对是苏联新闻理论的最高领导者和最忠实的实践者，将党报作用发挥到了极致。《真理报》靠国家财政拨款的充足经费生存，全盛时期的发行量居世界前茅，日销量达到1100万份，《真理报》的经典报头是：列宁勋章、十月革命勋章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几个大字。作为苏共的头号党报，《真理报》有严格的选题计划，所有文章事先都要经过党委和主编的层层研究审定。重头文章通常提前一周、一个月甚至一个季度以前就已确定，大部分的篇幅都是提前两天以上安排好的。头版专门用来刊登党的新闻、社论、经济成就和外国贵宾来访的消息；少有即时新闻;完全不登广告。

1991年8月22日，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发布总统令，宣布解散共产党，没收其全部财产，包括《真理报》。《真理报》被勒令停刊。但是，紧接着出台的《俄罗斯联邦大众传媒法》使《真理报》死里逃生。法律规定境内所有的苏联时期报刊都可以继续存在，但需重新登记注册。重新登记后的《真理报》面目全非：不再属于任何党派，成了集体所有独立经营的政治性报纸，总编换人，报名旁边的列宁头像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字样消失，主旨改为“坚持中派立场，支持社会的民主改革，成为公民和睦的报纸”。1992年经济危机中，《真理报》一度因经济窘境停刊。不久后在一位据说亲共产党的希腊实业家的资助下得以复刊，但已失去独立报刊的地位。复刊后在报头冠以“5”以示区别，名为《真理报-5》，为周末报，观点温和。

1993年，《真理报》编辑部再度发生分裂，两位前主编各拉人马另起炉灶，办起两份《真理报》。这两份报纸均带有鲜明的反对派色彩。一份执左派观点，另一份更倾向于民族主义。很快后者在联邦政府的压力下停刊，但在1999年1月，其编辑部开设了“《真理报》在线”网站（http：//www.pravda.ru/），组建了第一家俄文网上报纸。

如今，俄罗斯有两份《真理报》：纸质《真理报》和“《真理报》在线”。前者曾经的赞助人希腊实业家亲共产党，在他的资助和久加诺夫的率领下，《真理报》再度成为今天俄罗斯杜马党派之一的俄罗斯共产党的代表报纸。而“《真理报》在线”则完全是一份与之风马牛不相及的通俗娱乐报纸。两家《真理报》还曾经因争夺冠名权而闹上法庭，但不了了之。今天市场上仍然可以见到的《真理报》，列宁头像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又赫然出现在刊头，是一份具有倾向性的报纸，是左派思想发展的公开讨论阵地。据2008年6月的统计，该报目前发行量有10万份。相比苏联时期1100万份的历史，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如今打破垄断的俄罗斯报刊市场上，也算站住了脚跟。二、《消息报》今昔《消息报》曾是苏联时期的第二大报纸，1917年3月13日在彼得格勒创刊。当时称《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控制的报纸。十月革命后归布尔什维克领导。1918年3月随苏维埃政府迁至莫斯科，成为苏联最高苏维埃机关报。1977年改用现名。

1991年苏联解体，《消息报》比《真理报》幸运，没有进入叶利钦钦定的停刊名单。经过重新注册登记后，它也脱离了国家机关报，成为集体所有的独立报纸，并成立了“《消息报》有限责任公司”。在1992年接踵而来的经济危机中，《消息报》同样不得不投身于金融寡头的怀抱，将大部分股权卖给卢克石油公司。1990年代后期，《消息报》成为政治和金融寡头们争夺的重点报纸。在一场激烈的斗争之后，《消息报》51%的股票转卖给了奥涅克西姆银行。之后不久，主编Игорь Голембиовский离开《消息报》，在当时的财阀别列佐夫斯基赞助下成立了《新消息报》。2005年，《消息报》51%的股份被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传媒集团Газпром收购。至今俄罗斯市场上活跃着两份消息报：《消息报》和《新消息报》。前者在2007年的调查中排名16，日发行量达20多万份。后者则要逊色许多，以网络版和播报娱乐新闻为主。

相比其他多数改头换面成为娱乐报纸的苏联机关报（比如《莫斯科共青团报》），《消息报》的转型是一个相对成功的范例：它没有消亡，没有改变自己严肃报刊的基调（今天主要内容仍是国内外主要事件，分析评论，经济和商业，文化和体育等新闻报道），而且仍能跻身于俄国主流报刊的行列。这归功于它及时地改变办报理念，采用国际化的管理方法，同时也因为它的幸运（有实力强大的大企业大银行帮助它渡过经济危机）。目前的《消息报》主要以大量转载塔斯社和国外通讯社的新闻为主，评论性较少，观点温和，但品位不俗，属于严肃报刊。三、今天的俄罗斯报刊体系

苏共执政时期，苏联几乎所有的报纸都是党报。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俄罗斯政党发展进入高峰期，各党派纷纷创办自己的报纸，于是，1992年俄国曾有1200多种代表各种政治派别的报刊。

经过近20年的混乱和整顿，如今俄罗斯仍然党派林立，不少政党也都有自己的报刊，但这些报刊主要限于内部信息传递，影响面很小。俄罗斯已经不再是政党报刊独占鳌头的时期。主流报刊中几乎没有政党报刊的身影（《真理报》算不上主流报纸），尽管有些报刊明显表现出亲某个政党的立场，如《苏维埃俄罗斯报》亲共产党，许多报刊亲杜马第一席位党——统一俄罗斯党（执政者普京率领的党派）。

今天的俄罗斯报刊业有以下几个特点：1.多种所有制并存模式

苏联时期的报刊全部被国家垄断。如今俄罗斯已形成多种所有制并存模式。按所有者可划分成国有报刊，政党报刊和商业报刊。其中政党报刊可忽略不计，商业报刊指属于不同内外资媒介集团的报刊。至于国有报刊，据统计，目前将近20%的全国性出版物和约80%的地方出版物（还有80%电子传媒）属于国家所有。但是，今天国家所属的概念较之苏联时期有所不同，国家控制报刊的方式多种多样，直接创办管理是少数，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1）政府或国家大企业创办独资传媒公司，通过它管理和控制部分传媒，例如Газпром_медиа传媒公司，它是《消息报》的大股东。（2）通过国家企业买断传媒股份。例如俄罗斯统一能源系统有限公司是“Рен-ТВ”电视台的大股东。（3）政府直接创办和控股（主要指电子媒介，如俄罗斯国家电视台TV-1，政府一直占51%的股份）。（4）通过亲政府的组织和个人控制传媒，例如《莫斯科共青团报》在莫斯科市市长卢日科夫控制下。2.全盘商业化

苏联时期，报刊经费全部来自政府预算拨款，如今，国家虽然是许多报刊的主人，但在经济上对它们实行全面“断奶”。事实上，到2002年底，除了少数国家传媒（主要是地方传媒）多少还能得到一定的国家拨款资助外，大部分传媒成为自谋出路、自负盈亏、追逐利润的经济动物，其生存主要依赖广告收入。3.政治化严重

俄罗斯报刊虽然彻底商业化了，但在政治问题上却不能彻底服从市场规律。国家作为最大股东主要从宏观上调控核心媒体的政治倾向。表面上看俄罗斯报刊的自由度相当大，平时从形式到内容都不受约束，可以骂政府，取笑总统，刊登色情图片，各色娱乐信息……国家对它们的控制更多是为了控制大选。在这些特殊时刻，报刊的自由度就大打折扣，所属关系就彰显出威力了。

总之，俄罗斯目前的报刊舞台算得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消息报》《真理报》这两份拥有悠久历史的老牌报纸也仍然以不同的方式活跃在这个舞台上。至于今天的俄罗斯报刊体系，它有别于美国式的完全商业模式，因为国家还是不少报刊合法的创办人和拥有者。它也有别于欧洲的公共模式，因为国家在这里的作用远不只是提供资助，还时常要行使其他的权力。这是一种新型的、俄罗斯特色的、国家资本主义式的报刊模式，是一种政治-商业报刊模式。国家作为最大股东主要从宏观上调控核心报刊的政治倾向，报刊的主要经济来源正在从依赖国家和企业资助走向依赖市场和广告创收。正如前俄罗斯传媒寡头别列佐夫斯基所说：“今天的俄罗斯传媒虽然没有获得充分的政治自由，但经济上正在走向独立。”只要不去触动政治安全和国家安全那根敏感的神经，俄罗斯报刊基本上是自由的。《真理报》《消息报》也不例外。〔李玮：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殊途同归——电视人眼中的报纸媒介

作为大众传播媒介，报纸已经存在和发展了400年，而电视走进人们的视野不过80余载。对于报纸而言，电视显然是“后生晚辈”，但其发展之迅猛、普及之迅速，令人咋舌。回顾历史，伴随着技术的进步，每当一种新的大众传播媒介诞生的时候，就会引起传播学界的议论和猜想——广播会取代报纸么？电视会取代广播和电影么？互联网诞生后，其他媒介形态还能存活多久？今后谁还将代替谁？事实证明，没有哪种媒介被取代，只是它们相互借鉴、各司其职，在现今的信息传播网络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罢了。

电视和报纸同为大众传播的媒介和社会公众接收信息的重要渠道，是两种媒介和两种形态。电视是视听结合的动态信息传播媒介，具有直观性强、冲击力和感染力大的特征，人们能够亲眼见到并亲耳听到，如同在自己身边一样的各种活生生的事物，这就是电视视听合一传播的结果。同时电视的“一过性”传播特点，决定了信息瞬间传达、观众被动接受、无法停留和重复的缺点。报纸传播具有信息量大、说明性强、选择性大、易保存、可重复的特征，读者能够随时随地了解信息，并对关心的内容进行有选择的阅读。但由于报纸作为纸质媒介，依赖文字、图片和版面设计，又受限于印刷出版周期，导致信息的生动性、鲜活性较电视差，且时效性弱。

电视与报纸两者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的传播特质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在它们共同发展的历史中我们不难发现，为了更好地传播信息，适应公众不断提升的审美口味和接受习惯，两者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的现象也并不鲜见。比如电视借鉴了报纸和杂志的编辑思路，推出了杂志型栏目；学习了报纸善于挖掘深度和理性思辨能力强的特征，开发了深度报道和时评类节目。而报纸则借鉴了电视画面语言的长处，重视和强化报纸的视觉吸引力，增加了图片的质量和数量，并在版式和标题的设计上越来越灵活多样，力争在视觉效果上能首先吸引读者。

互联网等新媒体兴起之后，社会的信息传播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以数字化、网络化为特征的新兴媒体日渐成熟，“颠覆”了原有的信息流动格局。信息传播开始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不受任何接受形式的束缚，更快速、更海量地在媒体与公众、公众与公众之间穿梭。可以说真正的信息爆炸时代到来了。报纸和电视作为传统媒体，需要共同面对和解决很多问题。在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中，我们看到了两者共同的轨迹。一、“速度时代”催生“速读时代”和“易读时代”

目前的电视，我们很难再现当年的“万人空巷”和家里老老小小端坐电视机前认认真真、仔仔细细看电视的场景了。在快节奏的现代化生活里，电视的作用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生活化的伴随状态，人们开着电视做着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也许在聊天、打电话、上网、读书看报，或者在干家务……人们的注意力只是偶尔被电视中的内容吸引一下而已。信息选择的多元化让公众将电视作为信息接收中的一个寻常渠道，而不是唯一渠道时，对于电视的关注度和专注性就自然降低。于是，人们的注意力只会被最闪光的内容所吸引。所以电视中的“新、奇、特”内容往往最受瞩目。遥控器就成了公众手中“投票”的工具，人们在频繁地拨动手中的遥控器，挑选最能吸引眼球的频道停留下来，如果其节目内容不能在几分钟内有足够的吸引力，继续换台就成为必然。人们看电视的时间越来越短，换台速度却在不断加快。可见，社会公众对电视内容的选择已经进入了“速读”或者说“扫读”时代。

当下的报纸，对于“读图”还是“读标题”两者哪个更重要，曾经展开过热烈的讨论。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也都是“速读”的缩影和外化。人们在拿到报纸时，首先是被报纸的版式设计所左右，根据图片的排版方式和标题的大小，判断事件的重要程度，再根据个人的喜好从最关心的内容开始阅读。所以，报纸的版式设计往往决定了一份报纸在报摊售卖时能否脱颖而出，成为买报人在短暂挑选时间内的首选。而对于报纸的内容，除了公众格外关心的信息之外，报纸中的大部分文字内容都会被掠过。对于不甚关心的信息，人们经常是看看标题就算了。这种现象我们姑且称之为“后读报时代”——似乎没有人再逐字逐句地阅读报纸了，报纸的版式设计越来越抢眼，标题也越来越大，充分迎合公众“略读”和“扫看”的读报习惯。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里，人们的生活节奏在加快，得到信息的渠道也无处不在，直接导致了对媒介的专注度下降，无论是对报纸还是电视，人们都产生了“速读”的现象和趋势，而各路媒体为了迎合公众的阅读习惯，不断调整内容和形式，“将吸引放在首位”、“将易读进行到底”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无论是新闻报道还是电视艺术创作，电视大多是在讲述着真实的或是虚构的关于人和人们的故事。电视的口语化语言、直白的报道和感官体验，充分展现人际交流方式在大众传播中的巨大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正是电视魅力的最高境界。电视成为没有任何门槛的开放式媒体，对观众几乎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人们只要能正常地看和听，打开电视机就都能迅速了解信息。也就是说，电视传播已经将信息的解码难度降到最低。而报纸的门槛略高，因为文字是它信息传播的主要工具，它要求读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缺乏读写能力的人（包括儿童）都被排除在外。两相比较不难发现，报纸的“易读性”稍逊。不过，我们回顾历史，报纸文章风格从传播教义时代、政论时代、白话文时代到如今的现代文体逐渐地发展演化。同时，语言风格从古文、骈文、政论文、白话文至今也越来越趋同于口语化、生活化，也许是电视的语言风格给了报纸重要的启示。当报纸去掉华丽的辞藻、生涩的词汇、冗余的修辞技巧之后，表面上看似乎是文字的魅力在减退，但实质上是报纸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报纸最首要的功能是快速便捷地传递信息。直白的、感官式的、简明扼要的语言风格，符合现代信息传播快速简捷的要求。面对公众的这种信息诉求，电视先走了一步，而报纸也主动迎合了这种趋势。

可以说“速读时代”的到来，正是“速度时代”的必然结果。对于未来信息社会而言这种趋势只能是更为明显，“速读”将在未来电视和报纸中更为凸显。而如何将“易读”进行到底，可能会是电视和报纸共同面临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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