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画文人肖像／副刊文丛(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罗雪村

出版社：大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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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画文人肖像／副刊文丛试读：

“副刊文丛”总序

设想编一套“副刊文丛”的念头由来已久。

中文报纸副刊历史可谓悠久，迄今已有百年行程。副刊为中文报纸的一大特色。自近代中国报纸诞生之后，几乎所有报纸都有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副刊。在出版业尚不发达之际，精彩纷呈的副刊版面，几乎成为作者与读者之间最为便利的交流平台。百年间，副刊上发表过多少重要作品，培养过多少作家，若要认真统计，颇为不易。“五四新文学”兴起，报纸副刊一时间成为重要作家与重要作品率先亮相的舞台，从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郭沫若的诗歌《女神》，到巴金的小说《家》等均是在北京、上海的报纸副刊上发表，从而产生广泛影响的。随着各类出版社雨后春笋般出现，杂志、书籍与报纸副刊渐次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但是，不同区域或大小城市，都有不同类型的报纸副刊，因而形成不同层面的读者群，在与读者建立直接和广泛的联系方面，多年来报纸副刊一直占据优势。近些年，随着电视、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崛起，报纸副刊的优势以及影响力开始减弱，长期以来副刊作为阵地培养作家的方式，也随之隐退，风光不再。

尽管如此，就报纸而言，副刊依旧具有稳定性，所刊文章更注重深度而非时效性。在电台、电视、网络、微信等新闻爆炸性滚动播出的当下，报纸的所谓新闻效应早已滞后，无法与昔日同日而语。在我看来，唯有副刊之类的版面，侧重于独家深度文章，侧重于作者不同角度的发现，才能与其他媒体相抗衡。或者说，只有副刊版面发表的不太注重新闻时效的文章，才足以让读者静下心，选择合适时间品茗细读，与之达到心领神会的交融。这或许才是一份报纸在新闻之外能够带给读者的最佳阅读体验。

1982年自复旦大学毕业，我进入报社，先是编辑《北京晚报》副刊《五色土》，后是编辑《人民日报》副刊《大地》，长达三十四年的光阴，几乎都是在编辑副刊。除了编辑副刊，我还在《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南方周末》等的副刊上，开设了多年个人专栏。副刊与我，可谓不离不弃。编辑副刊三十余年，有幸与不少前辈文人交往，而他们中间的不少人，都曾编辑过副刊，如夏衍、沈从文、萧乾、刘北汜、吴祖光、郁风、柯灵、黄裳、袁鹰、姜德明等。在不同时期的这些前辈编辑那里，我感受着百年之间中国报纸副刊的斑斓景象与编辑情怀。

行将退休，编辑一套“副刊文丛”的想法愈加强烈。尽管面临互联网等新媒体方式的挑战，不少报纸副刊如今仍以其稳定性、原创性、丰富性等特点，坚守着文化品位和文化传承。一大批副刊编辑，不急不躁，沉着坚韧，以各自的才华和眼光，既编辑好不同精品专栏，又笔耕不辍，佳作迭出。鉴于此，我觉得有必要将中国各地报纸副刊的作品，以不同编辑方式予以整合，集中呈现，使纸媒副刊作品，在与新媒体的博弈中，以出版物的形式，留存历史，留存文化。这样，便于日后人们可以借这套丛书，领略中文报纸副刊（包括海外）曾经拥有过的丰富景象。“副刊文丛”设想以两种类型出版，每年大约出版二十种。

第一类：精品栏目荟萃。约请各地中文报纸副刊，挑选精品专栏若干编选，涵盖文化、人物、历史、美术、收藏等领域。

第二类：个人作品精选。副刊编辑、在副刊开设个人专栏的作者，人才济济，各有专长，可从中挑选若干，编辑个人作品集。

初步计划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编选，然后，再往前延伸，直到“五四新文学”时期。如能坚持多年，相信能大致呈现中国报纸副刊的重要成果。

将这一想法与大象出版社社长王刘纯兄沟通，得到王兄的大力支持。如此大规模的一套“副刊文丛”，只有得到大象出版社各位同人的鼎力相助，构想才有一个落地的坚实平台。与大象出版社合作二十年，友情笃深，感谢历届社长和编辑们对我的支持，一直感觉自己仿佛早已是他们中间的一员。

在开始编选“副刊文丛”过程中，得到不少前辈与友人的支持。感谢王刘纯兄应允与我一起担任丛书主编，感谢袁鹰、姜德明两位副刊前辈同意出任“副刊文丛”的顾问，感谢姜德明先生为我编选的《副刊面面观》一书写序……

特别感谢所有来自海内外参与这套丛书的作者与朋友，没有你们的大力支持，构想不可能落地。

期待“副刊文丛”能够得到副刊编辑和读者的认可。期待更多朋友参与其中。期待“副刊文丛”能够坚持下去，真正成为一套文化积累的丛书，延续中文报纸副刊的历史脉络。

我们一起共同努力吧！2016年7月10日，写于北京酷热中

以纯真情怀为文人画像

雪村兄半年前退休了，要见上一面，不容易。再过半年，我也该退休了，要再见上雪村一面，恐怕更不容易了。这不免让人想起清代的一副名联：“相见亦无事，不来忽忆君。”

过去每逢春节，文艺部总是会将退休的老编辑们请回来与我们相聚。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叙友情，传帮带，一种文化传承尽在其中。这几年被叫停了，说是可能违反什么规定。从此，年轻编辑再也没有机会与前辈编辑相聚畅谈了。90岁高龄的老主任袁鹰先生，甚至提议，可否由退休老编辑出钱，请大家春节相聚？他的理由很充分。因为，共事许多年的同人，每年就期盼着一年一度的相聚，年岁已高者，尤其珍惜。袁鹰其情之深，其意之切，令人感慨。可是，如今盛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谁还在乎一个单位的文化凝聚力、情感感召力？对于工作多年的地方，离开之后，如果不再留恋它，不再想它，它还是具有文化氛围、富有人情味的地方吗？淡漠如此，何其悲哀。

一个延续多年的好传统，如此这般烟消云散。每念及此，多少有些惋惜。

20世纪90年代初，雪村从世界知识出版社调到文艺部，彼此共事20余年。很少有人如雪村性情如此纯真、透明，感觉有时他活在一个只属于自己的世界里，身边许许多多鸡零狗碎的东西、纷纷扰扰的东西，不入他眼，不在他心，与他无关。

纯真、透明，当然也就十分较真。每周一部门例会，谈论上周版面。一次，谈到副刊发表的一首诗歌，一位口无遮拦的编辑脱口而出：“什么狗屁诗，太差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一个作品的评判各不相同，也是情理之中的，只是这位编辑语气过分，措辞不当。未料想，责任编辑恰好就是雪村。他当场气得满脸通红。我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第二周，依旧例会，认真的雪村再次提及诗歌话题。原来，那次例会之后，他分别找了几位诗人、作家，请他们谈对这首诗的印象，大家均给予不错的评价。他一一念出，以此来证明自己作为责任编辑，并不失职。雪村就是这样认认真真对待自己所做的一切，任何事情，对他而言，必须弄得清清楚楚，水落石出，不然，决不罢休。

由于这一别扭，两位脾气都很特别之人，好几年见面都不讲话。直到一次婺源之行，借着酒劲，我将他们两位拉到一起，碰杯畅饮，过往不快，被酒化解。

酒的确是好东西。第一次见雪村喝多，是庆贺袁鹰先生八十大寿。一杯又一杯，劝都劝不住。一次在上海，我们一行人坐在衡山路边喝啤酒，雪村微醺状态，主动要求讲他年轻时在上海的偶遇，不停地讲，我们说，已经讲过，不要再讲了。他说：“不，不，我还要讲。”所谓故事，真假不知。性情中人，由酒浇灌而开花。年轻同事如果说到雪村，总是会提到每天晚上，他牵着妻子的手在院子里散步。退休后，他搬走了，院子里从此少了这一让人羡慕的浪漫一景。

刚到文艺部，雪村在美术组当编辑。每逢开会，他很少言语，手却从来没有停过。他不停地画会场速写，画坐在身边的同事。如到外地采风，他也不停地画，有几次，因为等他，出发总要耽误一些时间。大家熟知他，理解他，从来没有因为他的迟到而不快。在文艺部，勤奋如斯者，雪村首屈一指。

雪村一画就是20年。他笔下的人物肖像，简洁而越来越有神。有幸与他同事，他为我画过好几幅。有一幅，简单几笔的勾勒，见过的人都说特别传神，我珍藏至今。

从美术组调到副刊组，可以说是雪村做出的一个最好选择。编辑副刊，可以接触更多的文人，他的天地为之一宽。与文人交往，他坦诚相交，闲聊与阅读，文化情怀愈加浓郁。20年，画像不止，他学习了丁聪的肖像风格，又形成了自己的特点。雪村很用心，他经常请那些文人在其所画的文人肖像上题跋，包括我所熟悉的不少老人，如萧乾、季羡林等。前几年，他将这些肖像与题跋集中在一起，曾办过一次展览，观者为之赞叹不已。

在为许多文人画像的同时，雪村也开始写作。他体味文化，留意为文人画像的过程。20年，他笔耕不辍，对历史、对笔下人物体味颇深，颇有见地，其文字也越来越干净利落，恬淡而隽永。

早在几年前，我与雪村说，一定想办法为你编选出版一本文人肖像集。如今，这一愿望终得实现。

雪村所画文人肖像甚多。我建议他，最好每幅肖像能配上简略的文字，叙述笔下人物的印象。雪村非常认真地写下几十篇。这样一来，只好忍痛割爱，先将所写第一批人物的文章与肖像，结集为第一册。希望以后，他的这一系列还会继续编选出版。当然，这不只是为了雪村，更是为了文人群体，为了我们共同经历的一个时代。我们在雪村笔下的文人肖像与文字的呼应中，感怀历史，将流逝岁月留存。

很高兴雪村兄给我这个机会，为他的第一本文人肖像集写下这些话。同时，借此与工作长达29年的部门，做一个告别。

一个部门或许不再令人留恋，同人之间的情怀，却值得珍惜。

继罗雪村退休半年之后，与我同样属猴的邵剑武兄，将在5月1日退休。再过五个月，就该是我。

倒计时开始。

退休的好日子，终于快到了！写于2016年4月20日，北京

他听见了天堂的钟声

那是20世纪80年代，一天，我随父亲去北京火车站东边看他的老战友张杰伯伯。未想，这位老红军竟认识艾青。随后，他的家人带我去了附近的丰收胡同，见到了这位大诗人。不久，我还幸运地得到了他惠寄的题字。一晃过去30年了，我还珍存着这幅写在巴掌大纸上的墨笔题字：“上帝与魔鬼，都是人的化身。”

那时年轻，不大懂这句话的意思。

后来，我在《人民日报》1980年7月10日副刊上看到艾青以《花与刺》为题发表的十几首短句，除“上帝与魔鬼，都是人的化身”外，还有“时间顺流而下，生活逆水行舟” “朝向光走的时候，不要忘记后面有影子”……

待我有了一把岁数，也有了一点阅历，再回味这些短句，似咂摸出些许难以尽言的人生况味。

作为诗人的艾青，他留下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等名篇，饱含年轻炽烈的情感。

而人老近佛性。当诗人年迈时，历经了太多的磨难与变革，把人世看穿看透后，他很少写诗了。可后来见过他的人都说他头脑仍清楚，说话仍诙谐幽默。这时候的诗人，更像一位智者，所想所写，多了直戳人性的参悟与思辨。晚年，他让人们记住的多是这些带有诗性的短句和蕴含哲思的道理。就像他写的“上帝与魔鬼，都是人的化身”。想想人忽而天使，忽而野兽，人性大体就是这个样子。

1986年的一天，他说：“天堂的钟声敲响了，我听见了钟声。”10年后，他去了天堂，而魔鬼去了地狱。

他的灯，也挂在了树枝上

在他晚年的《随想录》里，我看到这样一个巴金。

那是1965年6月，时任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叶以群组织他写《评〈不夜城〉》的文章，他一再推辞，但最终还是答应了。因为他知道了那是宣传部的意思，当时的宣传部部长正是张春桥。

动身去河内采访前夕，他和夫人萧珊走到柯灵家，向他说明：“我写了批评《不夜城》的文章，但并没有提编剧人的名字。”此外，他什么也没讲，但已感到相当狼狈，虽讲不出道歉的话，可心里却有歉意。以至后来，他不愿再看那篇批评《不夜城》的文章，甚至连文章的标题也一直说不清楚。

他还讲过自己在1958年“大跃进”时跟着别人说谎吹牛……运动中，他也曾跟在别人后面扔石头……

这些摘下面具、掏出良心的忏悔，让我看到一个少有的善良的人！

出于善良，他思考自己的软弱。他看清楚了，革命胜利后，必然要镇压所谓的敌人。他恐惧，他屈服了，选择了忍辱负重，就像他笔下的觉新，内心清醒、矛盾，所以痛苦；他又不是觉新，晚年，他不再沉默，当人们都表白自己是“文革”的受难者时，他要自我忏悔，要偿还欠债……

我曾从武康路的巴金故居向西，沿着梧桐树下的便道走向复兴西路的柯灵故居，想起巴金说过的：“托尔斯泰好像在路旁树枝上挂起了一盏灯，给我照路……”其实他也是一盏灯，在为活着的人照着路……

人家写大漠原野，他只写一团草

鲍尔吉·原野话不多，语速慢，多在想事，总站在人群边儿上……听说他和一群同行去俄罗斯采风，人家都去写大漠原野，他却只写了一团草。

一次到襄阳开会，晚上在汉水边散步，同伴发现了正站在渡口外的他。这时，一只渡船刚巧靠岸，游人鱼贯而出。再看他，一动不动地倚着栏杆，呆呆地盯着从面前匆匆而过的人影……不知谁说了句：这就是作家，爱观察人。

就是那次襄阳行，我不经意间认识了这位蒙古族作家。

蒙古人好豪饮，而他滴酒不沾，说喝伤了。

看他抽烟时吞云的情状，就会想到悠悠漫漫的草原。

兴起时，他想唱歌，就唱了首草原上的《摇篮曲》，是他父亲唱过的。他唱歌时，身体一直在摇晃。他的低音很厚，像马头琴……

他一直是手写文章，不用、也不会用电脑。

他说他怕跟有心眼儿的人打交道。

他出版了一本新书，叫《像神一样生活》，他说，原书名是《像鸟一样生活》，编辑改了一个字。他说：“神很累，而鸟多自由自在呀！”

我为他画过几幅肖像，他说线条那幅“真画出我了，那个肩膀、额头都是有思想的”。他说素描那幅“有种悲天悯人的苍凉感……从画上看出一个人美好的品格——善良、专注于远方”……

这些年，他常应邀在各地旅行采风。但我还是喜欢他写的关于草原的作品，如《我的蒙族老爸》《鄂温克诗篇》《民歌中的草原》……我觉得他写出了草原的魂。

他已经定居在沈阳，却形容自己像一粒沙子在异乡的城市飘浮。他对我说：“想来想去，只有故乡最真实。”他的魂，也许就从没有离开过天边的那片大草原。

那个年代，我们都有梦

我没见过北岛，但心动他对20世纪80年代的记忆。

他说：“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我也是从那个年代一路踉跄欢笑着过来的。和他一样，小到对恋爱、家庭、工作、文学、艺术，大到对社会、自由、尊严、国家、未来……都有梦！那会儿的人呀，刚从漫长的寒夜好不容易熬到天亮，顾不上身心的伤口还在疼痛淌血，就扑向回春温暖的阳光！

就那个年代，各种新的思潮，都在这块解冻了的大地上钻出嫩苗，不管懂不懂，都让人兴奋，让人目不暇接。听说西单有个民主墙，我还跑去看过。也记不清当时是买过还是在哪儿看过《今天》，我还模仿它在我单位里办了几期橱窗板报，也叫《今天》……后来听说北岛他们还在玉渊潭公园一块松树林环绕的土坡上举办过诗歌朗诵，观众由几百人到上千人……这样的情景也只有那个年代才会出现。

只可惜，那个年代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

所以，每每回想那个年代，也有一点儿“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的感伤。

几年前，一次去牛汉先生家。他说：“北岛刚走，来送两本新书。”还说：“北岛给人以冷静、深沉、挺拔的感觉。”

虽没见过北岛，可从他的目光里，我似能读到他那一代人除了回忆，还有对今天冷峻的思想。就如芒克所写的：“他两眼直视，眼珠子微凸，就像两颗石头子儿随时都可能弹射出去。”

而从他冷峻的外表，似能读到他内心的孤独。就如他的名字，据说是一位诗友在那个年代为他起的：生长在冷酷的北方，如一座孤独的岛。

写诗应该根据最普遍的人性

1998年9月，我寻访三座门《文学季刊》遗址，想向卞之琳了解当年他编《水星》的旧事。曹辛之夫人赵友兰告诉我，他精神不好、行动困难、手也颤抖得厉害……次年2月，他写了封信来，谈了他1979年陪香港友人找到三座门，还回忆了他与章靳以编《水星》的前后经过……200多个字，有一些难以辨识。想象他晚境的艰难，我很感念他！

1938年他去过延安。之前，他和李广田、何其芳合出了《汉园集》，都成了名诗人。我编副刊时，一位作者写过一篇《战士卞之琳》，照片上的诗人一身戎装。可这段时间很短。他没有像何其芳那样写《我歌唱延安》，也和我见过的一些延安时期的文艺家不一样，他一直沉静地安于一隅，去从事翻译和研究莎士比亚的剧作。这位写下“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的诗人，后来却很少再写诗。但有人会记得他这句话：“诗是人写的，写诗应该根据最普遍的人性……不该抱了写诗目的而过某种生活。”他对诗歌的见地与理想，让我明了——谁，该是诗人？诗，该为什么而活？

国家不幸诗家幸

20世纪40年代，曹辛之是诗人，以“杭约赫”作笔名，发表了诗歌《仇恨的埋葬》《拓荒》《黎明之前》等，为受苦受难的民众呼喊。他和几位同代诗友被称为“九叶诗人”。

1949年后，不知为何他终止了写诗，转身于书籍装帧。在后来与他的交往中，我忽略了求得答案的机会。

2008年的一天，曹辛之夫人赵友兰来看望我父母，闲谈时讲到1958年曹辛之被打成右派。临近春节前，她到中苏友协门前送别老伴儿到北大荒农场去劳动改造。在一同落难的三四百人里，她看见了老友吴祖光，还见到了也来送行的新凤霞。“我觉得台下的凤霞嫂落落大方，十分美丽。大家相见在这种场合，说不出是高兴还是难过。而在此一别，是漫长的改造与等待……”

后来，曹辛之成了公认的书籍装帧大家，所设计的作品，有淳厚的书卷气和诗的韵味。我留心过他设计书籍封面的过程：铅笔草图画得规规整整，效果图的色彩涂得干干净净，还有书名，甚至连5号字的出版社名字都要一笔一画写出来。我保留着一本他设计的《战地》杂志的封面设计稿，所设计的效果图与正式印刷出来的封面一般无二。

还有他的篆刻、书法，都达到了某种极致。想想他那一辈文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那个动荡的年代里，却多有大成。这真应了那句老话：国家不幸诗家幸。

人生识字忧患始

2014年巴金诞辰120周年时，得其惠赠《巴金全传》。他这辈人与巴金的交往，就像巴金那一代人与鲁迅的交谊一样，令人艳羡。

这本大书，写出巴金坎坷不平的经历，也写出巴金或说那一代知识分子为改良社会，为使人变得善良、美好、幸福而上下求索，继而有过的迷惘、坠失……从中略窥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些侧影。我觉得，他写下的文字，也多少投射了他的影子。

听说陈丹晨年轻时是作家里的美男子之一。80多岁的他，仍身材板正，衣着得体，身上散溢着好像已经不属于这个时代的优雅。有时聚会，我爱坐他旁边，因为他一出口就是一串文坛掌故。但他更愿聊一些当下的事。一次他讲起一个90后大学毕业后不工作，谈了女朋友不结婚，还跟父母要车、要房……他说，现在的年轻人，在追求什么？想来想去想不明白……

陈丹晨老来衣食不愁。但像巴金那一代人一样，他这辈的人也多是不以一己之乐而乐——人生识字忧患始——这或许也是能被称作知识分子的人，其一生总会感到痛苦的缘由所在。

越难点着的煤，燃烧得越久

2013年12月18日，我参加了陈荒煤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会上，听到几件有关陈荒煤的故事。

老作家袁鹰回忆，陈荒煤晚年在给他的信里，流露出自己因为全心全意扑在工作上曾被诬为“夏陈路线”，又因为全心全意扑在工作上而放下了写作的复杂心绪。

老作家从维熙讲了一件事。那是他被打成“右派”关进大墙内20余年刚刚放归的时候，除了几位难友，唯一走进他8平方米小屋的就是陈荒煤。“他知道我劳改挖过煤，这位在‘文革’中也受过迫害、坐过监牢的老人就讲起他的名字，说煤的价值不一样，烟儿煤一点就着，很快就会灭；可越难点着的煤，燃烧得越久。”

文艺评论家白烨也想起一件事，在他还是小年轻的时候，发表过一篇反批评的文章，引起高层领导的不满，甚至把他与白桦等同。所幸陈荒煤出面说话，保护了作者。那时陈荒煤并不认识白烨其人。

那天的这些追忆，让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文化官员”，一个有人情味儿的好人。

另外，那次纪念会的请柬信封上印了我画的这幅陈荒煤肖像。那是1993年12月9日，《人民日报》文艺部召开一个座谈会，他来了，坐在我对面。我便拿起笔速写。他发现我在画他时，谦和善意地点点头……

1997年的一天，我随父亲去木樨地看望他的老战友，顺便去了同居一楼的陈荒煤家，见到他夫人张昕女士。她也是老延安，导演过电影《百合花》。那天，她跟父亲说了一句话让我很感慨，她说：“我们参加革命时，有些东西没有觉得什么，现在看，都是那么美好。比如那时人与人之间，尽管不认识，却是那么亲密无间。”

我想，人们怀念他，或许也是怀念一个逝去的亲密无间的美好岁月。

听着鸡鸣狗叫写小说

陈忠实一脸沧桑，他的脸极易让人联想到黄土塬上的沟谷褶皱。

记得2010年3月中国作协在重庆召开第七届全委会五次会议，他作为副主席坐在主席台上。一散会，他一边拿出一支“咸阳雪茄”一边说：“憋坏了！”

看着他的一脸沧桑和背后索菲亚大酒店富丽华贵的水晶宫，感觉有点儿拧巴。

想象他脸上的那一道道褶痕，该是被黄土塬上的风吹皱的。

1942年，他生在关中农村，并在那里长大。20年后他在农村小学、中学当教师，又在公社和区上工作，他说这让他进入了一个范围更广大的农民社会。40岁后，他索性搬回祖居地——白鹿原……他说，他和农村天然的联系，已经无法剪断和舍弃。

塬上的风吹皱了他的脸，也让作为作家的他，获得了对中国农民和农村社会的了解和体验。他说，每天，伴着鸡鸣狗叫声，他文思潮涌……

他曾在我为他画的一幅肖像旁题写道：“魂系绿野跃白鹿，身浸滋水濯汗斑。”还在另一幅肖像旁写了句：“白鹿原头信马行。”

他说过，一个50年都生活在农村的人，意向和感觉自然是农村，包括美好的和不大美好的东西，这种情感很难轻易改变，如果能轻易地说变就变忘得一干二净，这人可能有肝有肺就独缺了心。

方比圆好

从维熙在肖像画旁写道：“圆者自转，方者自安。”他说：“做人行文，方比圆好。”

在与他的交往中，我渐渐对这圆与方有了一些领悟。相比一些文人在“文与仕”互动的外力驱动下，像陀螺一样旋转，展现瞬间的漂亮姿态；方者做人，则有棱角，不偏，不斜，不会左右摇摆。他记得60多年前孙犁对他说的一句话：“不要追风，文学是有情物，只表达生活对你和你对生活的感情。没了情字，也就没了文学……”而孙犁在那个盛行文学作品图解政策的年代，不在政治的季候风中追风变形，依然秉持自己清纯的人文精神，这正是方者自安的写照。我记得以前学画画时老师也讲过宁方勿圆，其道理应该是相通的。

这许多年里，他以自己20余年的劳改经历为原点，不断回忆，不断延伸思考……当过去早已变成历史，他还牢牢咬住黑暗的尾巴，将被掩饰的罪恶拖拽到世人面前。于是，本是个人的创伤经历，变成了与人的良知相接连的群体记忆。

有时看他悠然安闲地抽着烟的神情，就想起他描写过的：“天塌地陷后岩浆筑成的山峰，外表平静而荒芜，可它的山腹，被埋进岩浆下的葱茏草木已然变成乌金王国，蕴藏着能量极大的炽热地火……”

2008年的一天，他送我《走向混沌》一书时，听到他半自语地说了句：“等我走了，这本书会留下来。”我心想：会的。他留下来的不仅是书，还是一段人的受难与复活的历史。

一想到他就要落泪

在老报人、作家袁鹰书桌的玻璃板下，一直放着邓拓抄录的那首诗——《告别人民日报诸同志》：“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袁鹰还记得1959年邓拓离开报社的那天下午，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念了这首诗……“我反复吟咏，咀嚼这首诗，尤其是‘文章满纸书生累’这七个字，感到五味俱陈……”2012年2月，在中国作协举办的邓拓百年诞辰纪念会上，袁鹰发言，说他作为老邓的一个老部下，40年来一想到他就要落泪……后来，袁鹰在我画的邓拓肖像旁写下：“千古文章文字狱”。

我还记下报社一些老同志对邓拓的琐屑记忆。

孟宪谟1950年到报社图书馆工作。“1951年初的一天，正上夜班，老邓进到我办公室，说写社论看看资料。他跟你谈话，没有他在上边你在下边的感觉。他还跟我讲：写文章跟打仗一样也需要武器，图书馆就是我们的武器库。”

老副刊编辑、作家姜德明也讲道：“那时馆藏图书后面都有一张借阅卡片，有好多次我填写借书卡片时，前边都有邓拓同志亲笔填写的名字和日期。”他还清晰记得那年毛泽东当众斥责邓拓是“书生办报” “死人办报”后，邓拓回到报社时戴的帽子都歪了，可见他当时的心情……

报社印刷厂的李文辉也跟我讲过这样一件事：“50年代，一天骑车上夜班，到了大门口，抬着自行车上了几级台阶，刚要用胳膊肘拱门，那扇很沉的大门突然由里面打开了，抬头一看：呦，是老邓呀！他冲我一笑。我当时呼哧呼哧直喘气，连声‘谢谢’都没说。”

这样的记忆碎屑还有很多。只是，如今再难有这样办报的“书生”了……

宽恕但不会忘记！

认识杜高前，就知道他早年是一位真诚而热情地为新中国献出了青春和才华的剧作家，却无端获罪，受了20多年的磨难。而一些与他一同落难的好友没有熬过来。

可我不解：当杜高听到宣布给他戴上极右帽子、批示对他严加处置送去劳改的两个人在“文革”中惨死的消息后，他为其悲叹；一个阴雨的日子，他赶往八宝山，为一位整肃过他、后在“文革”中被鞭打致死的人送别；饥馑年代的劳改营，他的窝头被一个犯人抢走吞食，饥饿中的他，只是长叹一声……

见到杜高时，他一身西便装，衬着颀长的身材，风仪儒雅；而几盅老酒后，他脸上便漾满微醺的惬意……

对于我的不解，杜高只是轻轻地说了句：“他们，也很可怜！”我被他这句话重重地击了一下。我也经历过“文革”，那些斗争，那些运动，受到伤害后的怨愤，淤积在心里常常透不过气。心冷了，忽然被他这句话焐暖了；也忽然明白：人是可以这样面对曾经的苦难。

由杜高，我看到一种高贵的力量——宽恕。

杜高已经八十有几了，还经常邀约朋友“碰一杯”。他活得幸福、健朗。有医学研究显示，善良和宽容会使人身心受益。

这几年，杜高相继出版了《又见昨天》《生命在我》等书。在书的扉页上，他写道：“我时时记在心里的，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句话：我最担心的一件事，是怕我配不上自己经受的苦难。”

这就是我想画出来的心目中的杜高——宽恕但不会忘记！

跟书打交道，过了愉快的一生

许多人都知道范用有“三多”，除了酒多、书多，就是朋友多。他的朋友了得：杨宪益、黄苗子、郁风、丁聪、方成、叶浅予、王世襄、吴祖光、汪曾祺、冯亦代……这些人大多经过大灾大难，但不失真性，越到老，越好玩儿，越可爱。

有一次，我告诉他，刚和方成去看了丁聪。他眼睛一下就亮了：“好久不见了，丁聪腿也摔了……”我随口说：“找个时间，接你一块儿去看丁聪。”他马上欢快起来：“太好啦！丁聪家在昌运宫……还有杨宪益，能去看他们，太好啦！都是老朋友……”

只可叹，岁月不饶人。“我的朋友都走了，我现在生活还有什么意思？”他也老了，开始嗜睡，不再出门，不再留意仪表。

后来，他也走了。

我保存着他2008年在画像旁的题句：“从梦想到现实，我跟书打交道，过了愉快的一生。”我想，与其说他跟书打交道，莫如说是跟书后面的朋友打交道，过了愉快的一生。

漫画是骂人的！

方成年轻时说话啥样不知道，老了就是这样口无遮拦：“别人看什么顺眼画什么，我是看什么不顺眼画什么。” “我就画骂人的。”此话话糙理不糙，何况这年头，谁不是说好听的。

可说归说，你看那些利己小人、贪官孬官，在他笔下无不可憎又可笑。他的笔从不带脏字，而且每根线条、每个造型，都极富韵味与机趣。画《武大郎开店》，缘起他一段被压抑的经历，自古至今像武大郎这样的人从未绝迹。他把笔锋戳向那些唯我独尊、以权压人、嫉贤妒能的人，而幽默文雅的笔调又让人会心一笑。所以，看他的漫画，心里不舒服的少。

生活中的老方，一个字：逗。一次，我请他写自己的闲章，他立马答应：“行，我一写出来，准逗！”然后又来一句：“我写好喽，到时一敲锣——‘哐哐’一响，你就来拿。”嘿，他拿我的姓抖了个包袱。有一次上门，见他正在吃花生，我便打趣道：“您牙口真好！”他回了句：“反正牙也不是我的。”老方八十几时，还骑自行车呢。一次路遇，见他拄根拐棍儿，不由得好奇，他便自嘲道：“我不拄棍儿，他们不把我当老头儿……哈哈哈！”

但了解老方身世的人都知道，他也曾饱经生活与政治磨难。正因他天性乐观，所以，他骂人也好，逗人也罢，皆怀善意，自然于人于世于己有益。怪不得他长寿，活到望百之年，还能写能画。这不，他儿子发来微信，上有老方新作《大肚弥勒佛》，旁有打油诗：“人生本来事就多，鸡毛蒜皮一大箩；谁有弥勒胸襟阔，笑看平地起风波。”落款：2014年12月9日九七叟方成画并题。

八十后，还想着重踏天山路

老领导范敬宜尊称冯其庸先生为“宽堂学长”，他们早年都就学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我就是奉老范之命去冯老家取稿之后，与他有了交往。

冯老的学问，我无法望其项背，因此每次去看他，心里都有点儿发怵，觉得难以对话。所幸冯老跟我从不谈学问上的事，就闲聊一些社会见闻，有时也说一些家常的话题。

冯老坐在沙发上，腿上盖着毛毯，扶手边放着一根拐棍。他讲过自己早年的生活，“一到秋天，南瓜就是一家人的口粮”。也许就因为穷困，他的腿被汽车撞伤，有个好心的医生要给他看病，可他不好意思白让人家看，白拿人家的药。医生说，等你老了，会难受的。结果现在一到晚上，腿就疼……

一次，冯老讲到杨宪益，说杨宪益有段时间比较落寞，他就托艺术研究院的一个熟人给杨宪益捎去两瓶好酒。杨宪益收到后打电话说了两句话：“酒收到。我明白。” “我知道杨宪益那样做是为这个国家，他是一个纯粹的人。”冯老感慨道。

又一次，他说，想寻找一位小学教师。原来，有一位叫李山的宜昌小学教师仰慕他，让女儿代他来看望冯老。恰巧那天访客多，冯老没有与那位教师的女儿说上几句话。后来教师女儿打电话来，他误以为是一个不喜欢的商人来纠缠，就在电话里训斥了几句，等醒悟过来电话已经挂断了。他感到愧对那位小学教师，就写了首诗代寻人启事登在宜昌的报纸上……

在与冯老闲聊中不经意间听到的这些小事，让我感受到这位学者寻常的一面，以及曾经的贫苦对他为人治学的影响。

我为冯老画的这幅肖像，承情不弃，他在画旁自题诗云：“风雨相摧八十年，艰难苦厄到华巅；平生事业书诗画，一部红楼识大千。七上昆仑情未了，三进大漠意弥坚；何时重踏天山路，朔雪严冰也枉然。”冯老这年八十又二，仍心存壮志。

最美的死亡

在纪念冯至先生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我听到一个故事。

1993年，冯至先生病重，所在单位中国社科院的一位领导去医院探望时问他：最后还有什么要求？这是一个惯例，以体现组织上对病人和家属的关怀之意。令他颇感意外的是，冯至先生并未谈及一点一滴个人及家庭的事，而是用尽气力讲了此时的所思所想：过去读过的文学作品里，对死亡的描写都显虚妄，现在自己躺在病床上，对死亡有了切身的体验，就想写出来……

多少年后，这位领导忆及此事，仍不免动情地说：“冯至先生直到最后，仍没有忘记文学，他是一个真正的诗人、纯粹的诗人！”

人，少有不惧怕狰狞的死神的。但这世上，也确有例外。

那天，戏剧家童道明也无限感慨道：“人的死亡也可以是美丽的。歌德将死前，让把所有的窗户打开……契诃夫垂危时，喝了一杯香槟酒……冯至先生临终前，说他想写一首关于死亡的诗……这是最美的遗嘱！也是最美的死亡！”

冯至先生一生留下许许多多的作品。而他的死亡，如西方古代传说中天鹅临死时发出的最后的美妙歌声一样，也是诗人最后的“天鹅之歌”。

我一定要等到妻子去世后再走

关于高莽，有些小事印象很深。

在一个文学活动的开幕式上，主持人舒乙逐一介绍嘉宾，当介绍高莽时，怎么也瞅不见他，最后扬着脖子才看见躲在人群外的高莽，“噢，他在那儿画速写呢！”顿时响起一片掌声和笑声。

丁聪讲，高莽一来他家，除了谈天就是翻阅书架上的画册……能感受到他的勤奋。一次，高莽来我家，我在厨房忙活，半天没听见他的动静，原来，他跑到书房捧着《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在看，还掏出一个本来，说：“我得抄一句话。”

高莽在20世纪50年代画过不少油画，他家里挂着他画的母亲、夫人及女儿的油画，色彩造型功力很强。可后来不知何故他主要画钢笔画和水墨画了。一次，听他夫人闲聊中讲，她对油画的调色油过敏……原来如此！夫人失明后，一直是他和女儿照顾。他说：“我一定要等到妻子去世后再走，哪怕晚一天、一个小时。”对家人如此，对师友也一样。有人听说他有茅盾、巴金等作家的书信手稿，找上门要收买。他说：“我就是穷死也不会卖的。”

高莽望九了，女儿也叫他“高老”了。他一度背弯了，精气神儿差了，还蓄上了胡子。漫画家方成笔下“整天咧嘴大笑，老远一看像个大小伙子”的高莽哪儿去了？

但我知道，高莽不会轻易退休的。2015年10月，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即刻就听到高莽向记者谈他对获奖者和其作品的印象与评析。

高莽87岁时，在他的“人文肖像画展”上，充满自信地对大家说：“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但活一天就不放下笔，因为绘画、写作和翻译，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高老不会老！他又把胡子刮掉了。哈哈——上帝还不待见他！

去掉人旁不做官

这幅高士其坐着轮椅的肖像，是依据我父亲遗存的一帧照片画的。

忘了父亲是怎么认识的高士其，但记得父亲讲高士其打克朗棋的趣事。高士其自己不能走，得由护士晃悠他，然后一推，才能走两步，连木偶都不如。在他家打克朗棋，先给他拿好杆儿，摆好棋子儿，护士又使劲儿晃悠他，然后他才能打一下。吃东西也得晃悠晃悠喂一口……母亲说她第一次见到高士其时还有点儿害怕呢，他只能“嗯嗯喔喔”地跟人打招呼。他家里净是红领巾和奖状……

我是在很久以后读到高士其之子高志其的一篇文章，才更多地知道了他的经历。最初，高士其在美国学的是化学，因为姐姐得了流行性传染病而死，他转而攻读细菌学和公共卫生学。在一次实验中他不幸感染，病毒进入了他的小脑……即使这样，他仍坚持学完了全部医学博士课程。1930年他回到上海，在进行性瘫痪的困扰中，他为国人翻译了《细菌学发展史》等著作，同时开始了科普写作。

他一度出任南京中央医院检验科主任一职，待遇不薄。但当他目睹官场社会如此腐败糜烂后，便辞掉了官职。他在发表科普作品时，将原名“高仕钅其”改成了“高士其”。何意？他说：“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读到这段文字，我不禁心生一叹：像高士其那一辈文化人，现在到哪儿还能找到呢？

我喜欢欧化的诗

2015年9月25日，妻子说：“昨天是顾城59岁生日，网上有人写文章纪念他……”顾城小我一岁，他若活着，也是老人了。他走了那么多年了，还被人们记着、怀念着……

我记得“文革”后期，父亲老战友的儿子介绍我到朝内小街文化部宿舍史习习家学画石膏像。后来，我把顾城也带去了。晚上，六七个人围在一起画大卫，边画边唱《马赛曲》。间歇，拉上窗帘，或听黑胶唱片的外国乐曲，或传看一些如《印象画派史》之类的“禁书”，并热烈地讨论艺术……有个叫马克鲁的大朋友突然问顾城：“你喜欢什么诗？”顾城答：“我喜欢欧化的诗！”一片哄笑中，顾城一脸的认真。

顾城个儿不高，剃个小平头，穿身旧军装，特有礼貌。

后来，我们仍常在一起画画。再后来，都大了，忙着立业，联系就少了。他的诗，我读的不多，但有一首小诗我特喜欢，名字不记得了，诗里写道：“天是灰色的，地是灰色的，楼是灰色的，雨是灰色的，在这一片死灰当中，走来两个小孩，一个鲜红，一个淡绿。”它让我回忆那个灰色年月时，眼睛一亮。

1989年的一天，忽然收到他的一封信。信里除忆及“一起到河边写生，去画两个金眼睛的小姑娘……”的旧时光外，还写道：“人干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合乎本性。”他又提起“写诗仍用些纸条边角，在国内最好的是用退稿笺的背面”的事，让我想起他有一段没工作，挺难的，为了挣稿费，连县级刊物都去投稿。

作家王安忆描述后来的顾城：戴着牧羊人的帽子，烟囱似的，像是从旧牛仔裤裁下一截，这成了他的标志。于是想起他以前送我的一张照片：他从火车车窗里探出身子，仰头做呐喊状，那时的他就挺标新立异的。

我也一直没弄清楚，他是活在真实的世间里，还是梦幻的人生里？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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