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大卫·艾杰顿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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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科技的全球史试读：
导论
大多数的科技史是为各个时代的男孩所写，这本书则是为所有性别的成人而写。我们已经和科技共同生活了漫长的时光，整体而言，我们对科技已有相当的认识。从经济学者到生态学者、从古玩爱好者到历史学者，人们对周边的物质世界及其变迁皆有不同的看法。然而太常出现的状况是：在讨论科技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时，议程是由那些提倡新科技的人设定的。
这些人高高在上地向我们宣扬科技，使得我们只想到新奇与未来。过去数十年来，“科技”一词和“发明”（创造出新的观念）与“创新”（新观念的首度应用）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在谈论科技时，重点总是放在研发、专利以及初期的使用，用来指称后者的术语是“传播”（diffusion）。纵使科技史有许多不同的断代方式，但其依据都是发明与创新的日期。20世纪最重要的科技常常简化为航空（1903）、核能（1945）、避孕药（1955）与因特网（1965）。它们告知我们变迁的速度越来越快，而且新科技越来越强大。大师们坚称，科技正使世界进入新的历史纪元。据说在新经济新时代，在我们这个后工业与后现代情境里，关于过去与当下的知识越来越无关紧要。即使在后现代，发明家仍旧“超越他们的时代”，社会则仍受到过去的束缚，以至于出现所谓太慢采用新科技的情况。
太阳底下有新鲜事，世界确实正在剧烈转变，但上述思维方式却仍一成不变。强调未来让人觉得似乎很有原创性，但这种未来学其实相当老套。认为发明家超越了他们的时代，而科学与技术的进展速度超过人类社会的应对能力，这样的观念早在19世纪就已经是老生常谈。20世纪初提出“文化滞后”（cultural lag）这个标签，让上述说法获得学术界的采用。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一个人可以大言不惭地宣称“未来就深植在科学家的身上”；到了20世纪末，未来主义已经是陈腔滥调。“具有科技感的未来”很长时间里其实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知识分子宣称“后现代”建筑预示着新的未来，但这种新的未来却是那改变一切的旧式科技革命或工业革命带来的。
就科技而言，炒冷饭的未来主义吸引力历久不衰，即使它的不合时宜早已公之于世。科技的未来一如往常迈步向前。举例而言，2004年3月27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X-43A太空飞机首度试飞成功，虽然飞行时间只有10秒，依然成为全球新闻。报纸新闻报道：“从小鹰镇到X-43A，是一个世纪的持续进步……（速度）从每小时7英里到7马赫，是过去一百年来飞行能力进展的惊人标志。”我们很快就能再次享受从伦敦到澳大利亚的即时旅行。
在这光鲜的表象背后有着另一个故事，会让上述这个老掉牙的故事漏洞百出。在1959年到1968年间，B-52轰炸机每隔几星期就会从加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机翼下搭载着X-15太空飞机。当B-52抵达高空时，X-15就会发动火箭发动机，由穿着银色加压宇宙飞行服的“研究飞行员”驾驶，以6.7马赫的速度飞抵大气层即将接触太空的边缘。当时共有3架X-15以及12位研究飞行员。这些工程师—飞行员（engineer-pilots）嗜酒成性，大多是退役的战斗部队军人，登陆月球的尼尔·阿姆斯特朗也是其中一员。正如汤姆·沃尔夫在《太空英雄》（The Right Stuff）一书中描写的，他们看不起一般航天员，称后者为“罐头牛肉”（spam in the can）。航天员后来声名大噪，而精英的X-15飞行员则如其中一位所说，只能感叹在20世纪90年代初他仍旧是“驾驶过全世界最快飞机的飞行员。我年纪已经大了，应该要让年轻人享有这样的殊荣”。过去与现在还有更直接的关联，把X-43A与其辅助火箭载上高空的，正是X-15研发计划中所使用的B-52轰炸机，这是目前全世界役龄最老的轰炸机。B-52轰炸机是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制造的。不仅如此，X-43A所使用的关键科技是超音速燃烧冲压式喷气发动机〔scramjet，冲压式喷气发动机（ramjet）的超音速版〕，这是已有数十年历史的技术，最早用在20世纪50年代设计的英国“警犬”（Bloodhound）防空导弹上，此导弹则一直服役至20世纪90年代。换言之，X-43A的新闻故事也可说是：“用20世纪50年代的飞机，发射了超音速燃烧冲压喷气式无人飞机，其速度比60年代‘太空英雄’飞机稍微快一点点。”◎◎◎
以“使用中的科技”（technology-in-use）作为思考的出发点，将会出现一幅完全不同的科技图景，甚至也可能形成一幅完全不同的发明与创新图景。整个隐形的科技世界随之浮现。过去的科技地图是根据创新的时间轴绘制的，思考“使用中的科技”则会引领我们重新思考对地图上的科技时间（technological time）的看法。它带来的历史无法套用一般的现代性框架，并且反驳以创新为中心的说法背后的某些重要预设。更重要的是，“使用中的科技”新视角会改变我们对何者才是最重要的科技之认定，它会产生一部涵盖全球的历史。至于以创新为中心的历史，虽然号称具有普适性，其实仅局限于少数地方。
此一新史观之不同以往，会令人诧异。例如，蒸汽动力向来被认为是工业革命的特征，然而它在1900年的绝对重要性与相对重要性，都远高于1800年。即使在率先工业革命的英国，蒸汽动力的绝对重要性在1900年后仍持续增加。英国在20世纪50年代的煤使用量，远高于19世纪50年代。全世界在2000年所消耗的煤，远高于1950年或1900年。2000年世界上的汽车、飞机、木制家具与棉织品也都多于以往，全球海运吨位持续增加。我们仍在使用公共汽车、火车、收音机、电视与电影，而纸张、水泥与钢铁的消费量是越来越高。纵使计算机这项20世纪晚期关键新科技出现已有数十年，书本的印行量依然持续增加。后现代世界拥有年纪40岁的核电厂与年纪50岁的轰炸机。这不只是科技怀旧风而已：后现代世界有新的远洋邮轮、有机食物以及用复古乐器演奏的古典音乐。甚至已经过世的20世纪60年代摇滚歌星，其作品仍有巨大销售量。而今天的小孩仍旧爱看他们祖父母小时候观赏的迪斯尼影片。
以使用为中心的历史，并非只是把科技时间往怀旧的方向推移。正如布鲁诺·拉图尔适切地点出，现代人所相信的现代，从未存在过。不论是前现代、后现代或现代，时间总是混杂一气。我们用新的器物也用旧的器物工作，同时使用铁锤与电钻。科技在以使用为中心的历史中不只会出现，还会消失与重新出现，进行跨世纪的混搭。自20世纪60年代晚期以来，全球每年自行车的生产量都远超过汽车。断头台在20世纪40年代一度令人胆寒地重新登场。20世纪50年代走向没落的有线电视，在80年代卷土重来。所谓落伍的战列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与的战役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此外，20世纪还出现一些科技倒退的案例。
以使用为基础的历史不只会扰乱我们那整齐划一的进步时间轴，我们心目中最重要的科技也会因之改变。我们对重要性的评估是以创新为中心的，也结合了有关现代性的特定说法——此说法视某些科技为关键。在新的科技图景中，20世纪不只有电力、大量生产、航空与航天飞行学、核能、因特网与避孕药，也包含了人力车、避孕套、马匹、缝纫机、织布机、哈伯—博施法、煤炭氢化、硬质合金工具、自行车、波纹铁皮、水泥、石棉、DDT杀虫剂、电锯与冰箱。马匹对纳粹征服战役的贡献远大于V-2火箭。
以使用为基础的历史以及新的发明史，其核心特征是几乎所有的科技都有替代品：世上有多种多样的军事科技、发电方式、汽车动力、信息储存与处理的方式、金属切割法以及建筑物屋顶施工法。平常所见的历史书写方式却对这些替代选择视若无睹，以为它们并不存在或是不可能。
以使用为基础的历史有个特别重要的特征，那就是它可以是真正的全球史，涵盖所有使用科技的地方，而不是少数创新与发明集中出现的地点。在以创新为中心的叙述中，大多数的地方并无科技史；以使用为中心的叙述，几乎所有地方都有科技史。以使用为中心的叙述带来和全世界所有人都有关的历史，因为世界上大多数的人口都是穷人、非白种人，而且有一半是女人。使用的观点指出20世纪出现的新科技世界之重要性，而这个世界在过去的科技史中却无一席之地。这些科技当中，最重要的是穷人的新科技。它们之所以被遗漏，是因为一般认为贫穷世界只有传统的本土技术，缺乏富裕世界的科技，或受害于帝国的科技暴力。当我们思考城市时，我们应该同时想到贫民的“油桶城”和科幻的“未来城”；我们不应该只想到勒·柯布西耶规划的城市，也要想到没有规划的贫民区，后者不是由大承包商建造，而是数以百万计的人各自经年累月搭建的自建房。这就是我所谓的克里奥尔科技的世界，这种科技从起源地移植到其他地方从而获得更大规模的使用。图1 大约介于1900年与1910之间，在叙利亚阿勒波（Aleppo）附近的柏林—巴格达铁路兴建工地，一只骡子在铁轨上拖着器械。不论是富裕国家或贫穷国家，骡子和铁路在20世纪都是极为重要的科技。
这种新研究取向带来的结果之一，是我们的注意力从新的科技转移到旧的科技、从大型科技转移到小型科技、从壮观的科技转移到平凡无奇的科技、从男性的科技转移到女性的科技、从有钱人的科技转移到穷人的科技。然而其核心是重新思考一切科技的历史，包括富裕白人世界大型、壮观、男性的高科技之历史。尽管有种种的批判，事实上对于20世纪的科技与历史，我们还没有一套连贯的生产主义的、男性的、唯物论的解释。我们仍有一些有待探讨的大议题，某些大问题悬而未决的程度令人惊讶。
以使用为中心的叙述，也反驳了以创新为中心的历史中某些根深蒂固的结论。例如，国家创新会决定国家是否成功，这个预设的立论基础就会站不住脚；20世纪最创新的国家并不是发展最快的国家。或许从使用的角度所产生最令人惊讶的批评是，以创新为中心的历史无法充分解释发明与创新。以创新为中心的历史把焦点放在某些后来变得重要的科技的早期历史上。然而，发明与创新的历史必须把焦点放在特定时间内的所有发明与创新上，不论它们后来成功或失败。它也必须关照所有的科技发明与创新，而不能偏好那些因为名声响亮而获得偏爱、被视为重要的科技。传统以创新为中心的历史会写到比尔·盖茨，但发明与创新的历史也应该包括靠大量生产销售木制家具而致富的英瓦尔·坎普拉德。他创建了宜家家居公司（IKEA），有些人认为他比盖茨还有钱。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历史应该为那些大多以失败收场的发明与创新留下一席之地：大多数的发明从未为人所使用，许多的创新以失败告终。
以创新为中心的观点也误导了我们对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看法。科学家与工程师将自己呈现为创造者、设计者、研究者，这种史观也加强了这样的印象。然而，大多数科学家与工程师主要从事的是物品与工序的运作和维护工作，他们关心的是物品的使用，而非发明或开发。以往我们谈论科技时，以创新为中心的未来主义一直占据重要地位，考虑到这一点，历史特别能够成为我们重新思考科技的强大工具。历史揭露出，科技未来主义大致上没有随时间改变，目前我们对未来的愿景呈现出令人惊讶而又无自觉的缺乏原创性的特征。就以承诺会带来世界和平的那一长串技术为例：交通与通信科技，从铁路与蒸汽船到无线电与飞机，以及现在的因特网，似乎都让世界变得更小，也让人们团聚，因而确保了长久的和平。用作毁灭的科技，像是巨大的铁甲战舰、诺贝尔的火药、轰炸机和原子弹，是如此强而有力，以至于它们会迫使世界各国修好。解放受压迫者的诸多新科技：在新科技用人唯才的民主要求下，旧的阶级体制将会萎缩；少数族群会得到新的机会——在汽车时代担任司机，在航空时代担任飞行员，在信息时代担任计算机专家。从吸尘器到洗衣机在内的新家用科技将会解放妇女。科技超越国界，国族的差异将会随之消散无踪。随着世界各地不可避免地使用相同的科技，政治体制也会趋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世界将合而为一。图2 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农业国家之一，部分要归功于创造出高度机械化却由动物提供动力的农业。在这张1941年拍摄于华盛顿州瓦拉瓦拉县（Walla WallaCounty）的照片里，一位农夫驾着由20匹骡子拖拉的收割机在麦田里作业。某些区域在25年前就已经用拖拉机取代了马和骡子。
上述论点要有说服力，就必须否认这些科技各自的真实历史，在相当惊人的程度上人们也的确这么做了。即使是晚近的历史，也在持续而系统地从我们记忆中抹去。例如在1945年，轰炸机不再是一种创造和平的科技，原子弹取代了其位置。当我们想到信息科技时，就忘了邮政系统、电报、电话、无线电和电视。当我们赞颂在线购物时，邮购目录就消失无踪。在讨论基因工程的优缺点时，好像都忘了还有其他的方法来改变动物和植物，更别说其他增加食物供给的办法。一部关于过去的做事方式以及过去的未来学如何运作的历史，会让当代大部分关于创新的主张站不住脚。
我们必须警觉到，过去的未来学影响了我们的历史。我们因而把焦点放在发明与创新以及那些我们认定为最重要的科技上。这样的文献是二三流知识分子和宣传家的作品，像是韦尔斯的书以及NASA公关人员的新闻稿，我们从那里得到的是关于科技与历史的一套陈腔滥调。我们不应把这些说法当成有凭有据的知识，因为它们通常不是；而应该把它们当作提问的出发点。哪些是20世纪最重要的科技？世界真的变成一个地球村了吗？文化真的滞后于科技吗？科技的政治与社会效应是革命性的还是保守的？在过去一百年间经济产出的急剧增加是新科技带来的吗？科技改变了战争吗？技术变迁的速度是否越来越快？以上是本书尝试回答的一部分问题，这些问题常常是在以创新为中心的框架中提出的，但它们无法在这一框架中得到解答。
如果我们不再思考“科技”，而是思考各种“物品”，那么这些问题会变得容易回答多了。思考物品的使用，而非思考科技，会联结到我们熟知的世界，而不是那个“科技”存在的奇异世界。当我们说“我们的”科技时，它指的是一个时代或整个社会的科技。相反，“物品”不适用于这样的整体性，也不会联想到那种人们常以为是独立于历史之外的力量。我们像成人般地讨论物品的世界，却像小孩子似地讨论科技。例如，我们都知道物品的使用广泛分布于各个社会。但是物品及其用途的终极控制权，却高度集中于少数社会或社会中的少数人手里。一方面是所有权以及其他形式的权威，另一方面则是对物品的使用，这两者相当彻底地分离了。世界上大多数人住在不属于他们的房子里，在别人的工作场所使用别人的工具工作，事实上他们表面上拥有的许多物品都是靠信贷协议得来的。国家或某些小团体在社会中拥有不成比例的控制权，一些社会拥有的物品比另一些社会多得多。世界上许多地方的许多物品是外国人拥有的。物品以特定方式属于特定的人，科技则非如此。第一章重要性
历史上避孕套是否比飞机还重要？我们都知道科技对20世纪的历史影响重大，但到底影响有多重大是很难或无法评估的。同样很难评估的还有“科技是在什么时候产生最大效应的”。我们能够区分科技变迁和其他的变迁吗？衡量重要性（significance）的恰当标准是什么？它是种量化的指标比如说经济影响，还是某种社会和文化效果的质性评估？比如根据电影、报纸版面以及知识分子著作所呈现的科技，来衡量其文化重要性？如果一种科技在这些层面没有产生回响，我们能够觉察到它的重要性吗？以此种标准来看，飞机在文化上非常重要，避孕套则不重要。一旦我们开始严肃思考这些问题，就会为20世纪科技史带来许多新的洞见。
许多表面看来极为权威的故事告诉我们哪些科技在什么时候最重要。他们把焦点放在少数的个案上。通常认为1940年之前电力、汽车和航空是最重要的科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则是核能、计算机、航天火箭与因特网的时代。这些叙述有时也纳入了某些生物科技，像是新的食品、医药与避孕药，还有一些化学物质。这些说法大同之中当然会有小异。因此有一种说法是，1895年到1940年是电气化时代，1941年到20世纪晚期是摩托动力化的时代，而接下来是经济计算机化的时代。
上面的说法就像是还没进行历史分析就先主张其重要性的离谱说法。1948年有位分析者论称，世界已经历了特定科技所带来的三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依靠的是铁、蒸汽和纺织，第二次工业革命靠的是化学、大型工业、钢以及新的通信方法，第三次工业革命在1948年时仍在进行，这是“电气化、自动机械、生产过程的电子控制、航空运输、无线电等等的时代”。第四次工业革命正要展开：“随着原子能和平流层超音速航空的来临，我们面临更为惊人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在20世纪50年代，有些人相信在最初的工业革命之后，接下来发生了一场“科学革命”。这场革命发生在20世纪早期到中期，和飞机、电子学及原子能有关。还有人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警示牌”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其基础是核能和电子装置的自动化。苏联的“科学技术革命”观念注重自动化，并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成为苏共的教条。晚近的分析者则强调，他们从数字计算机和因特网的作用，看到了工业社会彻底转变为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某些经济学家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出一种观念，认为经济史是由少数“通用科技”塑造的。按照时间先后最重要的通用科技分别是：蒸汽动力、电气以及现在的信息与传播科技。图3 火箭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非常公众的科技。它的公众能见度带来夸大其历史重要性的观念，在20世纪40年代与50年代尤其是如此。这张照片记录了1950年7月24日，在日后被称为卡拉维拉尔角的地点进行的第一次火箭发射。此型火箭是胜利2型火箭（Bumper V-2），这是V-2火箭的改良型。
我们该多认真地看待关于这些科技及其在特定时期重要性的这些看法？答案是：这些说法反映了我们自以为是的想法，其基础却不如所想那般稳固。它们的年表明显是以创新为中心的，这类年表蕴含着一种观点，即科技的影响是伴随着创新与初期的使用发生的。这不是唯一的问题。选择这些通用科技是根据什么基础？这些基础坚实吗？例如为何选择蒸汽动力？为何不是包含蒸汽机、汽油与柴油机乃至天然气与蒸汽涡轮在内的热机？同样，电气意味着什么？它显然包括照明与牵引，或许也包括工业用途。不过它包括电子产品吗？电子产品几乎没有什么替代品。如果没有电气，我们能设想电话、电报、广播、雷达和电视吗？然而如果电气包含上述这些科技，那电气和信息传播科技有何区别？这引发的问题是，到底信息传播科技的精确定义是什么？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也得追问为何其他科技不在名单上。有许多无所不在的科技，从处理金属的技术（车床或是铣床或许是很好的案例）到有机化学或冶金，都可以纳入选择。
这些选择虽然有足够的一致性而显示出共同的理解，但日期和论证却有相当差异，这表明这些选择并非基于对重要性的详细分析。尽管如此，标准入选名单并没有引起任何惊讶，这显示了把这些科技相连接的其实是高文化能见度，亦即长久以来人们一直宣称它们是20世纪的关键科技。以往的科技宣传太轻易就成了我们的物质世界史。
广播节目、杂志或报纸，有时会请读者或专家挑选史上最重要的发明，结果选择结果常常很奇怪、容易受到挑战而且往往很愚蠢。例如，某个宣扬科技的英国老套广播节目，请听众票选1800年以来最重要的技术发明，结果选出的是自行车。获选为最有益于人类社会的科技是净水和供水系统，洗衣机则当选最重要的家庭科技。这种票选活动的好处是让我们聚焦思考，对什么是最重要的科技共识提出挑战。评估科技
要如何评估科技的重要性？首先必须区分创新和使用。在大多数情况下，重要科技的选择不只高度偏颇，而且在决定该科技在什么年代最重要时，往往高度以创新为中心。有时发明、开发与创新的过程所费不赀；有时成本能够回收且还有利润，但其效益只有在后来使用时才会出现（有时成本也会增加）。发明、开发与创新通常要过好几十年之后，才会出现大规模的使用。例如，现在离汽车与电气的创新已经超过一个世纪，但其使用量还在增加。有时在回答下面这个有趣的问题时，这些议题会部分地受到注意。富裕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乃至90年代，要比50年代和60年代的长荣景时期来得缓慢，然而每个人都说新科技正在彻底改变事物。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说，信息科技影响了一切，除了生产力数据。对此的反应之一是宣称生产力数据错了，无法显现出信息科技带来的转变。早已习惯于将质性改变列入考虑的统计局，仔细检讨其预设与方法，但结论还是：这确实记录了科技的效果。另一种反应是宣称，信息传播科技就像电气一样，产生影响的时间其实晚于以创新为中心的研究方法所宣称的时间。换言之，对革命时间点的判定有误，或许误差了数十年。然而，年代日期只是问题的开端，因为问题不只在于时间，也包括判断哪种科技重要以及该科技的影响有多大。使用是不够的
重要不等同于普遍或有用。根本重点是要区别使用（use）与有用（usefulness）、普遍（pervasiveness）与重要（significance）。研究科技的经济史学者就做到了这一点。他们主张某种科技的经济重要性，在于使用此种科技与使用另一种最佳替代科技的成本效益差异。因此，罗伯特·福格尔在评估19世纪美国铁路的重要性时，并非预设没有铁路就无法运输人员和货物，而是把铁路和运河及马车等其他交通模式和工具做比较。他发现粗略估计下，在1890年因为铁路而增加的美国经济产出，小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由于那时美国经济增长非常快速，这等于是说，如果没有铁路，美国经济得等到1891年或1892年，才能达到1890年的产出。20世纪的摩托动力化、电气化或是民用航空的功能，并未受到如此详细的评估，然而我们能够想象一个没有汽车或飞机，却仍具有生产力的世界，虽然在某方面可能难以设想一个没有电气而还有生产力的世界。20世纪五六十年代，核能和火箭被认定是改变世界的科技，因而深受钟爱。但如果我们计算所有的成本效益，很可能会发现它们让世界变得更贫穷，而非更富庶了。
有许多人反对这种虚拟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将探讨某些没有发生的事情），认为这无法令人满意。确实如此，但如果我们要合理评估科技的重要性，就无法避免这种假设。因为大多数的评估都隐含着虚拟的预设，这是论证的关键。
把使用等同于重要性，背后隐藏的虚拟预设是没有其他的选择。用两个信手拈来的例子，就可说明这一点：媒体刊登一篇文章，想象这个世界如果没有计算机会变成什么样子，结论是那几乎无法运作，因此计算机极为重要。这等于是问，如果现有的（电子数字）计算机都突然停止运作，将会发生什么事。另一个例子是20世纪晚期某个电视节目，主角是位日本管理大师，他相信因特网将会带来新的全球公民时代。为了展示这点，节目通过因特网访问远在旧金山的这位大师。结果联机一直中断，而且传输质量很差。主持人稍微嘲笑了这位不幸的大师，但却错过了真正的笑话。英国早就拥有能够和旧金山进行通信的能力：19世纪晚期可以通过电报来通信，20世纪早期就有长途电话了。所谓世界公民或无国界市场等说法，早就可以用在电报和电话上。
20世纪最戏剧性的价格变化是电子通信的价格，带来了实质电话费的大减（大约减少99%），这一变化使得大量数据的传输得以可能（就像因特网一样）。同样，没有计算机的世界这个例子，默认了没有替代计算机的科技；然而，我们会使用其他的选择并且用其他方式来做事。当然，计算机会比其他的科技做得更好，而且计算机的许多用途或许没有替代选择，而这正是我们需要找出的。问题不在于计算机能做什么，而是它做得有多好，以及哪些事情是计算机能做而其他科技不能的。
正因为有这么丰富的发明，因此有许多足堪匹配的替代选择。在计算机之前有其他的计算器：打孔卡机用于大规模数据处理，数学运算是由一组“计算员”（computers）用机器来进行的，通常用的是电子机器。计算尺是设计工坊的重要工具：大型的工业用计算尺和学校用的计算尺大不相同。在数字电子计算机之前就有机械模拟的计算器，包括潮汐预测器与微分分析仪。电子模拟计算器和数字计算机，对二战后数十年间的复杂系统设计，共同发挥了重要作用。电信在因特网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二战结束多年后，电报仍旧承载大量的远距通信。电话和无线电得到广泛使用。有线电视与高频无线电传输已有数十年历史。在CD之前有其他的录音方式：蜡质圆筒、虫胶唱片与黑胶唱片以及录音带都能录音。不论是打仗或生产能源，达到目标的方法不止一种。即使替代选择已经存在，通常也难以想象。我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询问过一班工程专业的学生：能用什么来替代卫星进行长途通信？结果他们想不出来。那时正当全世界再度铺上电缆——不是电报全盛时期有中继器的铜缆线，而是光纤缆线。替代选择无所不在，然而人们对此视若无睹。发明及人类善用发明的能力，意味着我们应该比较各种替代选择。不过由于世界变迁的方式如此之多，很难拿现在的世界和过去的世界或别种世界比较。“没有其他选择”这种没有言明的虚拟预设比较极端，更常见的预设是，没有足堪匹配的其他选择：新科技要比它所取代的科技远为有效、更有效率、更强大而且更好。然而，一样物品之所以被广泛使用，并不用比受取代者好很多：只需要比替代选择稍微好一点就可以了（我们暂时假设是比较好的科技取代了比较不好的科技）。我们有时候可以毫无困难地理解这点，虽然这类事情常被认为没什么价值。回形针无所不在并不是因为它是惊天动地的重要科技。其实，它的无所不在、数十年不变的简单设计，以及它运作的速度不快，也不会消耗大量的能源，似乎都指出它是个不重要的科技。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没有回形针也不会怎么样。由于人类的发明能力，我们有不少替代回形针整理纸张的科技，每一种都有特定的用途。有许多办法可以把纸张放在一起：把纸钉在板子上，用订书机，打孔然后用装订绳装订，用透明胶带粘贴，装入活页夹或其他文件夹或装订成册。我们这么常使用回形针是因为就许多用途而言，回形针比其他选择稍微好一点点，而且我们很清楚这一点。科技选择
认为新科技远优于老科技是很普遍的预设。19世纪晚期所谓的输电系统战争，交流电系统（AC）被认为比直流电系统（DC）好很多。某些方面确实如此，但并非完全如此。不论如何，这个重大选择并不是因为无懈可击地证实有一种系统比另一种系统好，而是因为人们相信交流电系统最后会比直流电系统好，这样的信仰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虽然事实并不全然如此：直流电系统仍旧运作了好多年，而且仍有新的直流电系统设立。某些特殊领域仍在发展它们。一般推论交流电系统的主要好处是传输的成本较低，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例如水底传输，我们使用的是高压直流电系统，包括跨越英吉利海峡的第一道和第二道电线，其年代可以追溯到1961年。
认为新科技显然优于老科技，这样的假设导致一个重要推论：要解释为何没有从老科技改用新科技，理由常归因于“保守主义”甚至愚蠢或无知。“抗拒新科技”成为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乃至历史学家必须探讨的问题。然而“抗拒”这种说法要有理，就必须不存在其他的替代选择。在我们所置身的世界中，如果个人或社会本来就无法完全接受所有提供的创新或产品，这种情况下，谈论对科技或创新的抗拒是很荒谬的。抗拒是必要的。在选择一种科技时，社会必然抗拒许多“旧的”与“新的”替代科技。在这个意义上，许多科技甚至大多数的科技都是失败的。然而，许多科技其实只是增添选择的科技。例如轰炸机并未取代陆军和海军；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数字计算机并未取代模拟计算机。
把问题焦点放在科技选择的历史学者，一再指出替代的竞争科技。例如20世纪早期的美国曾有短暂的时期，蒸汽汽车或电动汽车要比汽油动力汽车更普遍——事实上电动汽车曾是芝加哥的主流。电动车后来找到利基市场：在1907年到1918年之间，电动车占柏林出租车的20%左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消防局强烈偏好用电动消防车来取代马匹消防车。20世纪中期出现工业用电动车的发展，英国独特的电动牛奶车将牛奶送到家家户户。虽然电动车代表着一个可行的替代选择，但它普遍输给了汽油动力汽车。原因之一是输电网络范围外的使用问题，以及电池维修碰到的特定问题。在汽车的世界中有着不同的发动机——柴油、汽油与二冲程；有不同的车体材料，例如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汽车使用大量木材，也有汽车使用合成材料。特拉班特这款车是个好例子，它由东德开发出来，并在特殊环境下生产了多年，该车的车体是由树脂和羊毛制成，并使用双汽缸二冲程发动机。20世纪有许多互相竞争的道路建材，包括沥青与水泥。
航空也有许多不同类型的发动机和飞机。有汽油机与柴油机，苏联则在20世纪30年代努力发展蒸汽航空发动机。汽油机有许多种类：旋转式的、放射状的与直列的（inline）。喷气式发动机则发展出涡轮螺旋桨（turbo-prop）、涡轮喷气（turbo-jet）与涡轮风扇（turbo-fan）等种类。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飞机机体建造从木材转为金属，这提供了一个如何做出选择的有趣例子。改用金属常视为技术进步的指标——金属显然比较好，设计师越快改用金属就越凸显出他们的先进。相反，到了后期还使用木材则被视为某种怪癖。然而，木材不如金属这样的假设是站不住脚的。相信金属是未来的材料，因而必然更适合建造飞机，是推动从木材改为金属的动力，航空史学者后来也相信这套意识形态。然而成功的木制飞机仍在生产，二次世界大战英国的蚊式轰炸机就是著名的例子。值得注意的是，电动车又东山再起；而飞机的结构现在使用“复合材料”，这种材料的原理类似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飞机所使用的胶合板复合材料。
另一种看见替代科技的办法，是注意那些所谓的备用科技，这是在首选的科技故障时拿来使用的。由于系统日益可靠，在富裕国家这些科技现在较不常见。然而，即使在富裕而稳定的国家，家庭仍旧备有石蜡灯乃至蜡烛。除了煤气炉或电炉之外，也还备有一个煮饭用的小型煤气炉。船只有备援的手动操舵装置，以备主要操舵装置故障时使用；船只携带使用桨和帆的救生艇。汽车仍旧带着备胎，通常比一般的轮胎来得原始。这些备用科技通常是较古老而简单的科技，虽然不必然都如此。在危机时刻，回到较早、较牢靠及或许较低阶的科技，可能有趣地反映了对科技的演化思考模式。旧的科技，或毋宁说那些被认定是旧的科技，在许多正式场合占有一席之地─从晚餐使用烛光到阅兵时穿的19世纪制服乃至武器，以及葬礼使用的马拉的灵车。
有时情况会迫使人们使用备用科技。1960年左右的英国人偏好的自杀方法是使用含有一氧化碳的民用煤气。到了20世纪70年代早期，由于甲烷取代了煤气，他们就再也没办法这样做了。结果，使用汽车尾气自杀变得越来越流行，在1990年这一度是最常见的自杀方法。但其使用率后来又快速下降，部分原因是催化转化器的普遍使用，这使得汽车尾气不再那么致命。接着越来越常用的是上吊，到了20世纪末这成为最重要的自杀方法，但这次并非迫于必要：女性偏好吞服固态与液态的毒药。评估航空与核能
私人和公共机构很早就想要评估各种计划，通常是在计划执行之前就进行评估。因此负责美国水利工程的美国陆军工程兵团，在20世纪早期为了替其计划辩护，便在成本效益分析的发展上扮演了关键角色。长久以来临床试验就对医师和医疗体系很重要，但此外还有一些较为粗糙的评估方式。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有位医师宣称，如果英国不用卧床休息来治疗常见的腿部溃疡，而改用弹性绷带这项新产品，那就可以省下1.67%的年度国民所得。我们不清楚这样的节省效果是否有达成，但如果是，那么弹性绷带显然会是英国20世纪最重要的科技发明之一。
20世纪的战争提供了评估科技重要性的重大案例。在对其他社会作战时，重要性评估针对的是特定的系统、原材料供应、工业等。怎样才能最有效地令敌人瘫痪？摧毁它的运输？摧毁它的能源供应？或是摧毁它的整体或特定工业？要达成这样的毁灭效果，必须选用怎样的手段？这类评估有两个重大案例，它们处理的是20世纪最著名且被认为改变了世界的科技：航空与核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空军人员相信，空中进行的新式战争将会是毁灭性和决定性的。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陆军航空军对欧洲大陆进行的战略轰炸，以及美国陆军航空军对日本的轰炸，都来自这一信念。其主要的论点是，现代社会即便只遭到轻微的轰炸都会崩溃（此一论证后来转用到火箭与核武器上）。战争进行时，有些人就注意到空中武力不必然具有毁灭性或决定性，于是就轰炸这种做法或是其攻击目标，发生了激烈的争辩。有时这些讨论强调某些特定工业的战略重要性。因此有人主张应该攻击滚珠轴承的生产，该项生产集中在少数的工厂，而汽车没有这项产物就无法行驶；或是攻击合成油工厂，因为如果没有燃料，德国就无法战斗；或是攻击发电厂等等。诺曼底登陆前夕出现了如何协助挺进部队的争论。该攻击什么目标？是整体的德国工业、石油工业还是交通运输？如果是后者，那该怎么攻击？该攻击道路和铁路桥梁，还是该攻击车辆调度厂和维修厂？前者很难摧毁，后者很容易击中却很快可以修复。1942年到1945年间的英国轰炸部队指挥官阿瑟·“屠夫”·哈里斯否定精准轰炸特定工厂或特定工业的重要性，认为这是靠不住的“万灵丹”；他主张唯一有效的目标是整个城市。
还有一个更广泛的问题：轰炸机有多重要？阿瑟·哈里斯爵士在1945年宣称：“重型轰炸机对于赢得这场战争的贡献超过任何其他武器”，他还补充说，虽然未来战争的关键科技会改变，“但最快赢得战争的方法，仍旧是毁灭敌人的工业，从而毁灭其作战潜力。”这位英国指挥官在他最后的急报中，使用一系列投弹吨位的表格和图形来支持其论点。他指出英国皇家空军投了将近100万吨的炸弹，其中约45%是投在“工业城镇”。成功的指标是德国目标区“整体被摧毁的面积”：战争结束时，目标区有48%被英国皇家空军的炸弹“破坏”或“摧毁”。哈里斯并没有提供轰炸影响工业生产的任何数据或图表信息，也没有攻击合成油工厂或交通运输之效果的信息，后两种都是他所反对的攻击目标。除了以下两个例子之外，他也没有考虑替代战略。他宣称在1944年4月到9月之间，当轰炸机部队在诺曼底登陆时转去攻击德军运输与部队，而偏离“其适当的战略角色”，德国因而能够重新组织生产并增加武器的供应，特别是新式武器。其次，他宣称如果没有轰炸，德国就能够将200万名工人投入防空部队及武器制造，而非从事修复轰炸的损坏。靠着被捕的德国装备部长阿尔伯特·施佩尔提供的证据，他宣称如果没有轰炸，德国的反坦克火炮与野战火炮的产能将提高30%左右。施佩尔在审讯时宣称，在1944年德国30%的火炮生产、20%的重型炮弹、50%~55%的“电子科技产业”以及30%的光学仪器产业的产出，都使用在防空火炮上。
然而，在一场有史以来最了不起的事后科技评估中，哈里斯的主张受到毁灭性的攻击。当陆军挺进到轰炸过的地区时，美国战略轰炸调查组（USSBS）的调查员也一同前往。领导调查工作的是英国保诚保险公司的负责人：此一庞大的工作动用了350名军官、300名平民与500名征召人员。美国战略轰炸调查组得到的结论，抵触了英国皇家空军区域轰炸的主要做法，但特定的报告则支持对运输及合成油产业进行轰炸。调查宣称，轰炸城市对生产的影响很轻微，但瘫痪运输与合成油的生产则直接打击到德国的战争机器。和战略轰炸重要宣称相抵触的证据比比皆是，例如，在1944年德国（75厘米以上的）重型火炮当中，只有约13%是防空火炮。此外和1943年相比，防空火炮所占的比例是下降的，这点和英国空军及施佩尔充满自信的说法完全相反。图4 1951年初，一架B-29型轰炸机在轰炸朝鲜山区。虽然美国没有使用B-29对朝鲜军队丢原子弹，但它们仍旧摧残了这个国家。令人遗憾的是，注意力大多放在这场战争中并没有使用原子弹，而非轰炸所带来的可怕后果。然而，进行了这么大的破坏，美国仍旧没有赢得朝鲜战争。
美国战略轰炸调查组对于轰炸日本的评估特别令人吃惊。轰炸日本本岛的猛烈程度比不上对德轰炸：在日本投了16万吨的炸弹，在德国本土则投了136万吨的炸弹。然而，造成的损害却差不多，因为对日本的轰炸时间更为集中，投掷也更为准确。遭到攻击的66座城市，有40%左右的建筑物被摧毁。但是，轰炸在经济上的效果却不是很明显，因为日本当时还受到另一种形式攻击的影响─封锁。美国战略轰炸调查组报告指出：“日本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被摧毁了两次，第一次是切断进口，第二次才是空中攻击。”即便没有进行任何轰炸，日本的军需生产到1945年也会只剩下一半。
美国战略轰炸调查组对日本受到的传统轰炸与两次原子弹轰炸进行比较，其结论令人震惊。他们评估投在广岛的原子弹所造成的损害，相当于“220架B-29轰炸机携带1200吨的燃烧弹、400吨的高爆弹与500吨的破片人员杀伤弹”，而投在长崎的原子弹则相当于“125架轰炸机携带1200吨的炸弹”。使用另外一种度量方法得到的结论是，原子弹“将一架轰炸机的破坏力提高了50至250倍”。这使得一颗原子弹相当于500吨到2500吨的TNT，而非一般所说的1万吨到2万吨TNT。之所会出现这样的差距，是因为原子弹巨大的爆炸力量并没有针对任何特定的目标。报告显示原子弹轰炸造成的损害，相当于一次传统的大型轰炸，这顶多只占对日本轰炸造成损害的几个百分点而已。原子弹的设计者不会因此感到惊讶。1945年5月在洛斯阿拉莫斯举行一场关键的委员会会议指出：“对一个兵工厂投下一颗原子弹所造成的效果，和任何目前规模的美国陆军航空兵团轰炸所造成的效果，不会有太大的区别。”此一认识对于目标的选择影响重大，因为原子弹的潜在攻击目标必须“在明年8月之前不太可能会受到攻击”；会议提到“除非有意外状况发生，美国陆军航空军愿意保留五个目标让我们使用”。最后会议选出四个目标（京都、广岛、横滨及小仓兵工厂）并且提出“保留这几个目标”。原子弹之所以能展现其破坏能力，是因为没有动用其他的轰炸方法。然而，原子弹不只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是“大规模恐惧性”武器，我们不应该低估这一点。
原子弹是个工业产品，耗费了接近20亿美元（相当于1996年的200亿美元）。花10亿美元来摧毁一个只要花少许经费就能用传统轰炸方式摧毁的城市，其实是很不划算的。另一个看待这件事情的方式是，制造4000架左右的B-29轰炸机花费了30亿美元，这类轰炸机纯粹是用在对日本进行远距离轰炸，包括投原子弹。这个金额包含了它们的备用零件，但不包括维修、燃料、武器及人员的费用，也不包括机场建造与营运的费用。另一个指标是制造原子弹的经费相当于多制造1/3的坦克或5倍的重型火炮。不难想象，如果多出数千架的B-29轰炸机、增加1/3的坦克或5倍的火炮或是其他的武器，会增加盟军多大的战力。难道这不会可观地缩短战争的时间吗？换言之，我们也可以论称，原子弹计划由于减少了可用的传统作战原料而延长了战争，造成更多的人命损失。我们之所以没有看出这一点，部分原因是战后精心编造的神话，宣称原子弹使得战争很快就结束，因此至少拯救了100万条美国人命。这一神话建立在可疑的假设上：宣称如果没有原子弹轰炸，日本会坚持作战下去，而唯一打败日本的方法是入侵其本土，而这至少会带来100万条美国人命的损失。换言之，这个论点的预设是，相对于原子弹，封锁和传统轰炸是无效的。然而，在投原子弹之前，日本已经快要投降了。导致日本想要投降的关键因素是苏联加入对日战争，以及改变向日本提议的投降条件，此一投降条件在原子弹轰炸之后才又更动。原子弹或许让日本更愿意投降，但并没有让日本更快投降。它们并没有带来战争的终结——太平洋战争不是因为原子弹而结束的，也没有吓阻未来的战争。
德国的V-2火箭计划是另一个巨大的战时努力，同时它在经济上与军事上也是非理性的，当时有些人已经清楚地看出这一点。英国的科学情报显示德国当时正在建造约10吨重的火箭，携带约1吨重的弹头。此一评估证实是正确的，但它的争议性在于，建造射程200英里的火箭来投射1吨重的爆炸物，不符合成本效益，相同成本可以建造多架飞机来携带10倍的炸弹，其航程更远而且可以反复使用。然而德国还是做了这样的事情。V-2火箭在1942年10月试射成功。两年后，开始进行实战发射，而且德国每天大约建造20枚V-2火箭。历史学者迈克尔·诺伊费尔德说，V-2“是个独特的武器，死于其生产过程的人多过被它打死的人”：至少有1万名奴工死于V-2的生产过程，而大约有5000人被它炸死。德国总共生产了大约6000枚V-2火箭，因此粗略地说要花2条人命来制造一枚V-2火箭，而每枚火箭则杀死1个人。评估指出，如果不生产V-2，德国可使用相同的资源来生产24000架战斗机。
开发与生产V-2的所有费用大约是5亿美元，这是美国原子弹计划的1/4。然而所有V-2火箭加起来的破坏力，小于英国皇家空军或美国陆军航空军的一场城市轰炸。对抗轴心国的26个同盟国及后来的加入者，在1942年被称为“联合国”；它们应该感激维尔纳·冯·布劳恩、阿尔伯特·施佩尔以及希特勒支持V-2火箭科技，这些都消耗了德国自身的战力。然而，轴心国更应该感激格罗夫斯陆军准将以及原子能科学家创造出有史以来最昂贵的爆炸物。在此有个可怕的对称性，因为美国在二战期间只制造了4颗原子弹，每颗原子弹的破坏力相当于一场传统轰炸——换言之，其成本效益相当于用5亿美元来摧毁一个城市。当然如果战争持续久一点，这种做法在经济上会比较合理些，因为资金成本已经投入。假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真的根除了世界上的军国主义，而且所有的武器发展也随之终止，那么火箭和原子弹也不会被视为是未来科技的先兆，而是战争与军事科技可怕的非理性例子的终结。
二战之后，在前所未有的和平时期军国主义的背景下，火箭和原子弹后来开始有些道理了。将火箭结合毁灭能力远超过原子弹威力的氢弹，在成本效益上比较合理，因为其毁灭力量大幅提升。就此而言，原子弹和V-2的例子显示，只把注意力放在科技的早期发展是短视的（虽然这两者在战时都有巨大的生产规模）。换言之，这个例子指出，特定时间的效率和一长段时间之后的效率有所差别，经济学家称此为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
然而美国战后的核弹计划，包括轰炸机和导弹，虽然能够产生巨大的破坏，却不便宜：在1940年到1996年之间，花费了接近6万亿美元（1996年的币值）。这大约是美国这段时间所有国防支出的1/3，而略低于美国这段时间所有的社会保障支出。这一武器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它无法使用；就这点而言，我们必须放弃以使用来评估重要性的标准。如果核武器有任何用途，那就是防止其他人的某些行动。可是对于对手而言，核武器只不过是“纸老虎”，虽然他们自己也制造核武器。副产品
指出特定科技并未具有其所宣称的强大效用时，最常见的反应之一是，这些科技具有重要的次级效应，而这是直接评估遗漏掉的。因此，听到主张铁路对经济发展没有那么重要时，其中一种反应是指出它对其他产业的刺激效果，像是工程、钢铁与电报。“副产品”这个名词就是用来描述这样的效应。副产品的重要性未曾受到适当的评估，因为这是一种宣传的论说，有识之士很少会严肃看待。副产品论点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论点常关联到其他的科技，而这些科技因为其他原因而被认为具有根本重要性，但这种关联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航空、火箭和核能都是重要的案例。
一个最有名但带有点戏谑意味的例子，是美国太空计划带来的特氟龙（Teflon）这项副产品，这个涂料具有制作不粘锅的重要用途。这种论证有其重要性，因为直到不久前，民用的太空计划都还没有任何经济用途。当然，非军事的太空计划有其他的目的，像是提供娱乐、宣传以及让人暂时挣脱紧要却乏味的问题——不过这些科技的提倡者并不会强调这类目的。特氟龙很难为太空计划巨大的开支辩护。
有趣的是，特氟龙或聚四氟乙烯的起源和太空计划一点关系都没有。早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数十年间，特氟龙就已经为人所知和使用，甚至已经用在不粘锅上面。杜邦公司在1938年发明了它，在1945年将它命名为特氟龙并首次开始销售，战时主要用于炸弹生产计划。特氟龙不粘锅是1954年马克·格雷瓜尔在法国发明的，并且由一家名叫特福（Tefal，特氟龙加铝：TEFlon+ALuminium）的法国新公司在1956年推出；到了1961年，特福单在美国一个月就销售100万口锅。NASA有个网站，同时也出版一本名叫《副产品》（Spin-off）的杂志，但里面从来没有提到特氟龙，NASA倒是宣称，无线电动工具、菱格泳衣、心脏起搏器的重要改进、激光血管成形术、数字信号处理、烟雾报警器、自行车头盔、婴儿食品及其他一些林林总总的产物，均起源于太空计划。
虽然乍听之下颇不寻常，但某些副产品其实对国家的财富有负面效应。英国在1956年开始使用核反应堆来发电，主要目标是要生产钚以制造核弹。讹传之后它成了世界上第一座商用核反应堆并受到了外界的称赞。英国早就有全世界最具野心的民用核能计划，而且在接下来的十年会比其他任何国家都生产更多的核能。英国第一个核能计划是以镁诺克斯型反应堆为基础。时至今日它们当中有些还在运转，预计在2010年会全部除役，因此这些反应堆的寿命大约有40年。早在1965年，英国就做出关于下一代反应堆的决策，并且选择了改进型气冷反应堆。英国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建造这些反应堆；第一座在1976年完成，最后一座在1989年完成。它们目前仍在运作，而最后一座预计在2023年停用。相较于其他类型的核能或非核能科技，改进型气冷反应堆计划极为昂贵，也给英国带来损失。与假想中的压水式反应堆计划相比较，以1975年的价格来估计，损失大约有20亿英镑。当电力工业私营化时，镁诺克斯型反应堆卖不出去；而英国政府实际上是免费将改进型气冷反应堆赠送给民营业者。
20世纪60年代第二个衍生自军事前身的大计划，是英法合作的“协和式”超音速客机；根据成本效益分析，这也是个巨大的金钱浪费。协和式飞机的原型在1969年开始飞行，而其商业飞行（如果这是正确的形容）则在1976年开始。有任何回报吗？航空公司说就算把协和式飞机免费赠送给它们，还是赚不了钱，英国航空和法国航空营运协和式飞机30年左右，果然无法收回成本。协和式飞机计划或民用核能计划很难找到任何有价值的副产品。图5 兴建中的希平波特核反应堆。这是美国第一座商业运转的核反应堆，它位于俄亥俄河旁，距离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市大约25英里（约40千米）。这座反应堆的原型本来是为航空母舰设计，这是典型的衍生科技！军事科技运用于民间用途。这是一部长寿的机器，它在1957年建造，一直使用到1982年。然而“核能时代”从未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是庞大而有争议性的科技，由国家出资、组织与采用。结果导致很多人认为国家总是会做出坏的、可怕的科技判断；相较之下，民间社会尤其是市场会做出更好的决策。在民间社会，重要性的问题会由许多无名的计算者来考虑。然而，大型企业有很大的决策力量，而许多彼此竞争的决策者不见得会带来更好的结果，因为他们是根据已知数来做判断，但他们对这些已知数本身却可能没有任何的控制能力。和替代选择相比，许多这类小型决策加总起来可能带来更加负面的结果。这种效应很难计算，也较少有动机进行这样的计算。其中一个例子是，让大量的人拥有汽车来造就摩托动力化的世界，并不是最好的资源使用方法。公共运输可以达成更好的结果。小科技大效应
谈到避孕科技，脸红之余最先想到的是口服避孕药。之所以认为避孕药重要，不只是因为这是个强效的避孕方法，也因为人们常常认为它带来了性革命。富裕国家的性革命是货真价实的，因此我们可以宣称，合成类固醇激素的使用带来了性革命，正是小而平凡的科技如何引发巨大改变的一个惊人例子。然而，避孕药究竟造成了什么其实并不清楚。把它直接联结到性革命，可以轻易看出背后的预设是：没有可以取代避孕药的避孕方法，或是其他的方法差很多。相较之下，这些其他方法的历史几乎不为人知。避孕药是大量文献的主题，但避孕套及其他许多寻常的节育科技则很少成为避孕史的重点。然而避孕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例子，来证明长久以来存在许多替代技术，来呈现没落中的科技、消失中的科技的重要性，乃至正在重现的“老”科技的重要性。
长久以来人们使用不同的方法来控制生育并避孕。20世纪有好几种节育技术，包括堕胎、结扎、体外射精、各种用橡胶做成的避孕器材以及化学避孕法。20世纪的大多数时候，有些避孕方法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是非法的，而且几乎都隐藏在公共视线之外，很难知道实际状况或是获得这些方法存在的迹象。
最重要的避孕方法之一，似乎是避孕套。避孕套曾经让人联想到理发店、军营以及疾病预防；多年来它一直是种半地下产业的产品。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用玻璃模子浸入乳胶溶液就有办法大量生产避孕套。它们的产量以数十亿计，生产成本低廉且轻巧，自然成了一次性产品。美国在1931年避孕套的日产量是140万只，而且快速增长，因此战后避孕套在美国广泛使用。部队发放避孕套给士兵，二战之后避孕套的使用无疑因此大为增加。例如，英国每年的销售量稳定增长，从1949年的4300万只，增加到20世纪60年代晚期的1.5亿只。然而，大多数的性行为显然并没有使用避孕套。
避孕套只是众多避孕科技当中的一种。还有各种女性使用的避孕科技在半地下的市场贩卖——这些产品包括堕胎药、杀精剂、冲洗阴道及结扎。20世纪30年代这类科技在美国的销售量跟避孕套差不多。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英国和美国活跃的著名节育运动者玛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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