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故事4：制宪之路(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毕蓝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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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故事4：制宪之路试读：

1783年9月，美英《巴黎和约》正式结束了独立战争，但它没有结束美国的麻烦。英军总司令盖·卡尔顿在撤离纽约时说：“既然美国人这么想要他们自己的国家，那就由他们去好了。”哼，我倒要看看，没有国王的保护，你们能蹦跶几天。其实，早在1782年年初的时候，动乱已经开始酝酿了。动乱的根源就是大陆军。

大陆军与其说是“国家的军队”，不如说是华盛顿的军队，他们对华盛顿个人的忠诚远远超过对“国家”的忠诚。在过去的八年中，大陆军就像一个弃儿，得不到邦联议会和各州的关爱，吃不饱，穿不暖。要不是华盛顿上下周旋，大家早就散伙了。如果此时华盛顿登高一呼：“弟兄们！你们的苦日子到头了！咱们打进费城，从此当家做主，共享荣华富贵！”战士们眉头都不皱就会跟他走。邦联议会看着如日中天的华盛顿和尾大不掉的大陆军，不得不怀疑：美国真的自由了吗？

国会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很多大陆军的军官已经在窃窃私语，盼着军事强权的出现。八年的战争让他们清楚地看到，软弱无力的中央政府保护不了他们的利益。如果华盛顿像克伦威尔那样当上“护国主”，或者干脆当国王，大家的日子就好过了。

1782年5月22日，华盛顿收到刘易斯·尼古拉上校的一封信。这封信写了整整七页纸，历数共和制的弱点，建议华盛顿成为美国第一位君主。有一段话是这样的：“一些人总是把君主和暴政连在一起，但是，如果各方利益都处理得好，拥有国王的头衔也没什么不可。”意思是，“开明的专制”是可以接受的，“好国王”不是很多吗？

华盛顿看到这封信时觉得“脊梁骨发凉”，他似乎不相信有人竟会有这种念头。无论他对国会多么不满，他从没想过“取而代之”。早在1776年大陆会议授予他“独裁北方”的特权时，他说：“我将时刻牢记，剑是我们捍卫自由的最后手段，也是当我们获得自由后最先放下的东西。”八年来，他一直强调军队听命于民选政府，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与各方的权力平衡，这既是他的共和理想，也是他作为政治家的城府。

但是，显而易见，他的谨慎没能挡住别人的猜疑，尼古拉的话恐怕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意思，这是最让华盛顿感到恐惧的。他当天就写了回信，而且，破天荒第一次，他要求助理们把信另抄一份，封存起来，以便向后世证明：此心可对日月。在这封著名的信中，华盛顿写道：

先生，在整个战争中，任何挫折都没有像你的信这样带给我如此巨大的痛苦。这样的想法竟然存在于军队中，让我不得不感到事态严重。我不敢把你的话告诉任何人，唯恐玷污他们的心灵。我想象不出，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让你们认为我会危害我的国家。如果我对自己的认识还算正确的话，我相信没有人比我更强烈地反对你的这一图谋。我请求你，如果你对你的国家还有一点爱，如果你对自己和子孙还有一点关怀，如果你对我还有一点尊重，请把这种想法从你脑中彻底清除。

尼古拉收到信后，在震惊之余羞愧难当。他连写了三封信，向华盛顿道歉。这个话题就算被压下去了。

但是，过了没多久，华盛顿又收到汉密尔顿的一封信。汉密尔顿曾是华盛顿最信任的助理，虽然后来因性格不合离开了华盛顿，但两人的关系不是一般的亲密。28岁的汉密尔顿已是邦联议会的议员，大陆军出身的他对形势的认识比别人清楚得多，他跟华盛顿说话根本不需要拐弯抹角，因为他们实在太了解彼此了。汉密尔顿说：军队对国会的不满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和平协议一旦生效，军队将会“用刺刀获取他们想要的一切”。如果华盛顿领头干，他将得到拥戴；如果他不干，他将被推到一边。汉密尔顿提醒华盛顿，他的领导权正受到威胁。毫无疑问，战后的美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只有这样才能偿还外债，抚恤民生。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顺应潮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呢？

华盛顿很认同汉密尔顿的分析，他也看出来了，汉密尔顿和他代表的国会中的强硬派会支持他做任何事。历史上所有战争的结果都是以一个独裁代替另一个独裁，暴政似乎是人类必须接受的宿命。在“举目皆国王”的时代，当国王才是“正道”。如今，新大陆正是因为企图避免这种命运才陷入危机。但是，即便如此，华盛顿还是坚持他一直坚持的信念，拒绝接受任何政治上的诱惑。形同虚设的邦联不是理想的政府，但它是人民的选择。如果美国注定要为这个选择走一段弯路，那就让它走吧。自由就像人一样，是需要成长的。华盛顿再次表示，无论如何，他都不会允许他的军队凌驾于民选政府之上。至于大陆军会不会听他的约束，他说：“我相信，重感情又识大体的军官们会明辨是非。”他警告汉密尔顿：“军队是危险的利器，不要拿着它玩。”

然而，华盛顿眼中“识大体”的军官们正在策划一场阴谋。这一次事关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根本就不想让华盛顿插手。历史学家们把这件事称为“纽堡阴谋”，因为它发生在大陆军在纽约州的总部纽堡。

1783年3月，随着美英和平协议的草签，华盛顿奉国会之命，开始陆续解散大陆军。问题是，国库里一分钱都没有，别说退伍军人的抚恤金了，现役军人的工资还欠着呢。更要命的是，不但战士们的工资没着落，军官们的工资也有好长时间没发了。就算战士们还能忍气吞声，军官们可不是好惹的。他们大多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参军前有产有业。打了几年仗，营生都荒废了，正指望着工资和退休金过日子呢。邦联议会只字不提待遇的事，就想赶紧把人打发回家。华盛顿无数次请求邦联议会考虑军人的利益，但他就像在跟一堵墙说话似的，只能听到自己的回音。

国会本身就是个乞丐，没有征税权，只能依赖各州的“捐款”生存。各州说，仗都打完了，我凭什么还要给你钱？弗吉尼亚领头赖账，很快地，13个州都宣布停止供应大陆军。它们怎么就不想想，大陆军没钱，但有枪炮，一旦给逼急了，他们难道不会攻城略地，自己解决温饱问题？真闹起来，哪个州能抵挡得住这群“虎狼之师”？

军官们一看，还真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啊。哼，“要改变我们的命运，全靠我们自己！”政客们指望不上，那位总司令也指望不上。他根本不替我们着想，整天就知道维护自己的名声。他家有钱有地有奴隶，怎能体会咱们的艰辛？咱们先组织起来，找国会说理，软的不行就来硬的，看谁敢欺负咱。3月初，一封匿名信开始在军官中流传，约定在某个地点开会，商议下一步的行动。所有的军官都拿到一份，华盛顿除外。

当华盛顿得到这个消息，他明白，一场叛乱正在孕育中。如果得逞，美国将滑入内战的深渊。以前“兵变”的时候，至少军官们是跟他站在一起的。可是，现在是“官变”，他成了孤家寡人。华盛顿命令军官们把这次会议推迟到3月15号，并只能在他指定的地点举行。他也暗示，他不会打扰他们。军官们接受了华盛顿的安排。反正是迟早的事，总司令也玩不出什么花样来。

3月15日，军官们来到指定地点开会。他们正在那儿声讨国会和各州，华盛顿突然出现在会场。他显得特别孤独，身后没有一兵一卒。大家都很诧异，因为他们根本没想到他会来。华盛顿来到军官们中间，看着那一张张愤怒的脸。往日，他们对他充满敬意，可是，今天，他只看到怨恨的眼神。在令人难堪的寂静中，不善言辞的华盛顿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谈话，这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在如此敌对的气氛中进行的交流。

首先，他把自己从高高在上的总司令变成了将军们的朋友。他说：“正如我坚决捍卫我们共同的理想，正如我从未离开过你们身边，正如我陪伴你们感受每一次痛苦也见证每一次光荣，在这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你们不应该认为我对你们的诉求无动于衷。”

此时，他看到大伙的眼神开始变得柔软。他回忆了他们在一起成就的点点滴滴，赞扬了他们的爱国精神和他们为革命做的牺牲。他说，你们是好战士，更是好公民。现在，竟然有人挑拨你们拿起武器对付自己的国家，难道你们这几年的血都白流了吗？我请求你们，给国会一点时间，让它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凭着你们的尊严，你们有能力让你们的后代在回忆此刻时说：‘人世间从未见证过如此完美的谢幕。’”

华盛顿这番话把军官们抬到一个很高的道德境界，想下都下不来。但道德不能当饭吃，总要有点实惠的才行。为了证明国会的诚意，他从怀里拿出一封信说：“我给你们念一下国会议员给我的信。”他打开想念，却没出声，因为他看不清信上的字迹。就在大家莫名其妙地看着他，搞不清发生了什么事时，华盛顿做了那个被后世称为“历史性的动作”。

他用微微颤抖的手从口袋中拿出一副老花镜，一面戴上，一面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你们得让我戴上眼镜……我在为国家的服务中，不仅头发变白了，现在眼睛也开始变花了。”

就凭这一个不起眼的动作和一句接地气的话，华盛顿解除了所有人的武装。将军们发现，他们的总司令片刻间变得如此苍老。其实，当华盛顿拿出眼镜的时候，每个人都大吃一惊，因为他们从没见过他戴眼镜。华盛顿是个特别注重形象的人，总在部下面前表现强壮、威武的一面。他眼神儿一直很好，直到半年前，他发现自己眼花了。为了不影响“帅气”，他虽然悄悄地配了一副眼镜，但总是藏在抽屉或口袋里，从不在别人面前戴。今天实在没办法了，只好“献丑”。

华盛顿戴好眼镜，刚读了一句，他的声音就被军官们的抽泣声淹没了。此时，大家心里只有伤感。八年前，43岁的华盛顿就任大陆军总司令时，他拥有英俊的脸庞，运动员的体魄，行动敏捷，力大无穷，骑术高超，堪称新大陆第一勇士。八年后，51岁的他满脸沧桑，手发抖，眼发花，迅速地衰老。他一分钱工资都不要，一分钟都没背弃过理想。他为革命牺牲了什么？他为我们做了什么？就在这一刹那，将军们忽然知道了他们爱他有多深。

在军官们的眼泪中，华盛顿默默地离开。一场“准叛乱”化于无形。军官们决定听从总司令的劝导，再给国会一点时间。华盛顿立刻向国会和各州通报了情况，他威胁说：我给你们挡了一次，但挡不了第二次。如果将军们再有什么举动，你们就听天由命吧。国会和各州吓得爪都麻了，赶紧东拼西凑地弄出一笔钱，补发了将士们的工资，还一次性地发给军官们五年的薪水作为他们的退休金。风波总算过去了，美国终于没像旧大陆那样上演手足相残的悲剧。

1783年11月25日，英军撤离纽约。同一天，在13声炮响之后，大陆军进入曼哈顿。华盛顿特意请纽约州州长乔治·克林顿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最中间，他自己在旁边陪同。这一举动象征着“民选政府高于一切”。纽约回到了人民的手中，而不是军队的手中。

这一天，纽约居民看到了一个奇景：刚刚撤走的英军衣着光鲜，军容整齐，不像失败者，倒像征服者；随后进城的大陆军衣衫褴褛，个个看上去营养不良，好像在休无薪假。但是，那又怎样呢？就像一位目击者说的：“管它呢，反正我们赢啦！”

12月4日，华盛顿在弗朗西斯酒吧的二楼餐厅与大陆军将领共进午餐。分手的时刻终于到了。大约30个军官参加了这次聚会。整个进餐过程静得让人喘不过气来。谁也没说话，只听到刀叉碰撞的声音。平时饭量很大的华盛顿几乎没吃东西，实际上，大家都没吃多少。一股难以抑制的悲哀把每个人的心塞得满满的。最后，华盛顿举起酒杯，站起来，温柔地说：“今天，我以一颗充满爱和感激的心，在此向你们道别。我真诚地祝愿，你们的未来富裕美满，就像你们过去的荣耀和尊严。”

这时，华盛顿的眼中已经全是泪水，好像八年的感情倾泻而出。所有的人都被深深地感动，他们举起杯，默默地将酒一饮而尽。华盛顿说：“我无法走近你们每一个人。但如果你们过来跟我握一下手，我会感到很荣幸。”

这对他来说是个非常难得的举动。他一向最忌讳别人碰他的身体，几乎从来不跟人握手。他的领导风格就是与部下保持距离，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自己的权威。大家都知道他这毛病，平时谁也不敢碰他。大陆军中唯一整天跟他说说笑笑搂搂抱抱的人就是拉法耶特，别人都敬而远之。今天，他主动邀请将军们与他握手，只因情到深处。

第一个走上前的是诺克斯。他是华盛顿最信任的将军，也是最亲密的朋友。华盛顿拉住他的手，然后紧紧地拥抱他，并亲吻他的两颊，他们的眼泪夺眶而出。第二个是斯图本，这个在锻造山谷拯救了大陆军的普鲁士人，华盛顿给了他同样的拥抱和亲吻。接着，军官们一个一个走过去，与华盛顿握手、拥抱，每个人都泪流满面。他们将从此天各一方，再也不能同甘苦，共患难。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此一去很可能就是永别。

当最后一个军官与他握手道别之后，华盛顿走过大厅，向大家挥挥手，然后转身离去。他再也没回头。

12月19日，华盛顿来到马里兰州的首府安纳波利斯，这是邦联议会的临时落脚点，也是美国的临时首都。国会在22日为他举行了庆功舞会，这是他担任公职的最后一天。舞会办得富丽堂皇，男士们衣冠楚楚，女士们美丽动人。华盛顿心情不错，从头舞到尾，跟在场的每一位女士都跳了一曲。他似乎有点飘飘然，一改往日的严肃与冷漠，变得笑容可掬，亲切自然。女士们都以与他共舞为荣，说得更准确一点，她们都想有一次与他“亲密接触”的机会，感受那一瞬间的温柔。

华盛顿的交权仪式是在12月23日举行的，这是个每一分钟都被精心安排的程序，目的只是为了告诉全世界：什么是真正的“共和国”。差几分到中午12点的时候，华盛顿由两个助理陪着来到马里兰州议会大厅。国会的秘书查尔斯·汤普森在门口迎接他，把他领到大厅的一个角落坐下，两个助理分立两旁。国会议员们都已经在议会厅中正襟危坐，每个人都戴着帽子。旁边还有观礼的座位，坐满了来自各地的绅士们。女士们都坐在二楼。整个大厅鸦雀无声，大家都知道，他们正在见证永载史册的一刻。

当12点的钟声敲响，议会主席米福林站起来说：“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国会已准备好听取你的陈述。”华盛顿站起来，走到大厅中间。他穿着那身大家熟悉的军装，没有戴帽子。他向所有的国会议员深鞠一躬。议员们把帽子抬起来表示还礼，然后又都把帽子戴回去。这顶帽子是关键“道具”。在当时欧洲的君主国，国王出现时所有的人必须行脱帽礼，而且，只有国王一个人可以戴着帽子。现在，这个大厅里，所有的议员都戴着帽子，只有华盛顿不戴，看出谁高谁低来了吧？国会议员是人民的代表，他们把帽子戴在头上，象征着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军队必须听命于人民。

华盛顿用充满感情的声音开始了他的演讲。他说，当初，刚刚接到国会的任命时，我深感能力有限，难当大任。我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完全是靠“对理想的信念，邦联的支持和来自天堂的眷顾”。他感谢将士们的牺牲和奉献，希望国会继续给他们关怀和帮助。说到这儿的时候，他可能想起了那些受尽苦难的战士，情绪有些激动，拿着讲稿的右手开始发抖，他不得不用左手抓住讲稿的另一边，慢慢稳定下来。见此情形，有些议员的眼睛开始湿润，而很多女士忍不住落泪。

华盛顿平静了一下情绪，表达了他永远告别公众视线的决心：“奉国会之命，我奋战已久。现在，我完成了我的工作，将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我谨在此向你们告别。请收回给我的任命，接受我辞去所有公职的请求。”说完，他从口袋里拿出八年前大陆会议给他的任命书，连同那份演讲稿，一起交给米福林。

米福林代表国会做了简短的发言。他的讲稿是由杰斐逊起草的。杰斐逊自己也坐在议员席，正感动得直抹眼泪。米福林感谢华盛顿以超人的智慧和意志完成了使命。他说：“你的美德带来的荣耀不会因你军职的消失而消失，它将永远激励我们的后代子孙。”就这样，仪式结束了。华盛顿再次向议员们鞠躬，转身离开大厅。他进来时是三军总司令，出去时是普通公民，整个过程只用了几分钟。

过了一会儿，华盛顿返回大厅，与议员们一一握手道别。这里有他的老朋友，老战友，他们互相扶持着走到今天。也许，他们从此分道扬镳，各自完成人生的旅途。这是又一个让人动情的时刻，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泪珠。在所有的温情和感动之后，华盛顿出门上马，绝尘而去。

12月24日傍晚，华盛顿回到弗农山庄。房顶上，那个做成和平鸽形象的风向标似乎正在向他招手，窗前是温暖的烛光，桌上的圣诞晚餐已经摆好，玛莎站在门口，孙子、孙女正向他跑来。他下了马，抖掉所有的尘土，走进这个让他无数次追寻的梦境，走进他真正渴望的生活。

华盛顿看似不经意的选择并没有被历史不经意地忘却。今天美国国会山的展厅里挂着一幅“华盛顿辞去军职”的画，它向后世讲述着二百年前那场革命的灵魂。画家表现的是象征意义。华盛顿身后的椅子上搭着一件王袍，表示他拒绝了王权的诱惑。这可能是人类第一次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完全靠道德和信仰的力量交出手中的权力，也可能是民权第一次在没有任何保护的状态下超越了强大的军权。这一切似乎只源于一个人的一念之差。

自从美国来到这个世上，人们就说它是上帝最宠爱的孩子。它用了八年就得到真正的自由；它的老师英国用了四十年才确立“立宪君主”的制度；法国在血雨腥风中折腾了半个世纪才勉强建立起千疮百孔的共和政体；其他国家就不用说了，很多至今仍在黑暗中探索。为什么，在新大陆，革命的行动实现了革命的理想，而在旧大陆，革命的结果总是违背革命的初衷？这个问题也许可以用托马斯·杰斐逊的一句话回答：“只因一个人的谦逊和美德，就使这场革命避免了像其他革命那样颠覆它本想建立的自由。”这个人让美国成为美国。

华盛顿交出军权是美国革命最辉煌的瞬间，也是启蒙思想最动人的一刻。对华盛顿来说，这也许只是他人生中一个安详、平静的小站。此前，他统率弱小的军队打赢了八年的战争；此后，他还将带领年轻的国家走过八年艰苦的历程。但所有这些都不如他此时此刻正在做的这件事伟大。当他把人民赋予的权力还给人民，他就把一场战争变成了革命，奠定了民主与共和在新大陆不可动摇的根基。从此，人类走进完全不同的历史，他们知道了什么是对理想的忠诚，什么是对权力的漠视。华盛顿放弃了他可能拥有的一切，把所有的选择留给了美国，把无限的空间留给了自由。他身后的新大陆将不仅是让希望生根发芽的肥田沃土，更是让梦想展翅高飞的自由天空。

华盛顿的决定震惊了欧洲的君主们。战争刚结束时，英王乔治三世问正给他画像的画家：“华盛顿先生现在打算干什么？”答曰：“听说他想回弗农山庄。”乔治三世说：“如果他真的这么做，他就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没几天，华盛顿解甲归田的消息就传到伦敦。

应该说，英国人对华盛顿是“又敬又恨”。2012年4月，英国军事博物馆做了一个调查，题目是“谁是英国有史以来最可怕的敌军将领（或最大的敌人）？”结果，在30位候选人中，乔治·华盛顿以最高票当选。也许，失去北美是英国人心中永远的痛。也许，他们意识到，他们失去的，不仅是一个无法挽回的过去，还有一个不可限量的未来。

事实上，华盛顿不是个没野心的人。相反，他的权力欲和企图心一点也不比旧大陆的英雄豪杰们差，他对个人荣誉的追求几乎到了偏执的地步。但是，与别人不同的是，他不仅懂得如何精明地获取，更懂得如何优雅地放弃。他似乎从来没追逐过权力，却永远被权力追逐。他的野心可能无限大，但他把贪婪关进了笼子里。他在本可以“为所欲为”的历史关头选择了“不作为”，仅此一举就足以让他成为全世界最受人尊敬的政治家，没有之一。二百多年来，人们对他的溢美之词已经汇成海洋，可能其中最“别致”的，是清朝福建巡抚徐继畬在他的《瀛环志略》中的一段话：

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之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一个专制王朝的封疆大吏，对华盛顿的认识竟然如此深刻，难怪要为此丢官罢职呢。赞美华盛顿，后果很严重哦。“不僭位号，不传子孙”的华盛顿走了，潇洒得没带走一片云彩。美国人自由了，他们终于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他们是否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自由将给他们带来什么？请看下一个故事：《自由的代价》。053自由的代价

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美国人获得了他们渴望已久的自由。接下来，他们要决定的是：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华盛顿解甲归田，大陆军烟消云散，新大陆绝不会有独裁者，但这不是问题的全部答案。民主与法治怎样有效地实施？自由和秩序的界限在哪里？“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如何分配？什么样的政治结构能保证长治久安？在这片没有王权的土地上，人们真的有能力管理自己吗？也许，刚刚走出战火的美国人还不想讨论这些问题，他们只想大声地喊：我们自由啦！天那么高，地那么广，无拘无束的感觉，太棒啦！

1783年的“美利坚合众国”是什么样的呢？它没有统一的货币（各州发行自己的货币），没有统一的法律（各州自定宪法），没有常备军（各州自建民兵），没有统一的海关（各州自设海关），没有统一的税收（各州自行征税）。确切地说，它根本就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13个独立国家的松散联盟，叫邦联，如假包换的“乌合之众”。这个邦联是根据1777年由大陆会议通过的《邦联条例》建立起来的。大陆会议在1776年宣布独立后就开始起草《邦联条例》，1777年年底通过。1781年，《邦联条例》被各州接受，正式生效。

作为“中央政府”的邦联，没有行政权（总统），没有司法权（法院），只有一个貌似立法权的邦联议会，也叫“国会”，或干脆沿袭旧名大陆会议。邦联议会没有征税权，对各州没有约束力，它只能“指导”或“建议”各州的行为。各州要是不听话怎么办？凉拌。当初，邦联议会主要是做给老外看的，特别是做给法国看的。如果没有一个“中央政府”，人家法国不跟咱联盟，咱就玩不下去了。总要显示一下“联合”的决心吧？

那么，美国人为什么要费劲巴拉地建立这样一个弱爆了的中央政府呢？这是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得出的结论。经验是，北美殖民地在独立之前的一百七十年里一直靠“地方自治”维持和平与发展。独立之后，这个“自治权”变成了“州权”，“州权至上”顺理成章。13个州谁也不管谁，它们当然不愿平白无故地弄出个“中央”来管着自己。教训是，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意味着“暴政”，看看英王就知道了。我们革了半天命，好不容易打跑了五千公里以外的那个暴君，为什么又要创造一个五百公里以内的暴君呢？咱又不是自虐狂。中央越弱，州权越强，民权也就越强。这不就是自由的含义吗？

好吧，既然这是自由，就让我们尽情享受吧。可是，人们很快就发现，自由不是免费的。软弱的邦联不会威胁到州权和民权，但无效的政府足以摧毁这个新国家。首先，没人把“国会”当回事。1783年，一帮没拿到工资的军人包围了正在费城开会的国会，议员们吓得跑到新泽西的特伦顿，后来又跑到普林斯顿，再后来跑到马里兰的安纳波利斯，反正哪个州发善心收留他们，他们就去哪儿。你说，参加这种国会有意思吗？所有的政客都把本州事务当头等大事，谁会关心邦联呢？国会经常连“会”都开不起来，最惨的时候，只有5个州派代表来开会。过家家都快过不下去了。

欧洲人一看，什么情况啊这是？你们好意思把这叫“国家”？我借给你的钱不都得打水漂吗？于是，欧洲给美国的贷款在战后基本上就停了，但战争期间借的钱还得还。借的时候是以邦联的名义，但邦联没钱，只能根据各州的经济实力把外债摊给各州。各州正在那儿捯气儿呢。它们为了供应战争本来就欠了一屁股内债，现在又要还外债，日子没法过了。很自然地，美国开始停止支付所有债务的利息，这一下就让美国的债券在欧洲金融市场上成了“垃圾债”，一块钱面值贬到一毛钱，比今天的希腊还惨。连利息都付不起，你还指望它还本金？

还有更倒霉的。战争期间，大陆会议以“打白条”的形式征用了很多个人财产，说好了胜利后偿还。如今，人家拿着借条来讨账。国会说，对不起，俺连税都不能收，拿什么还你？找你们州要去吧。各州说，凭什么？那是“中央”借的债，跟俺没关系，俺自己这摊子事儿还没着落呢。于是，那些被“抢”了家产的人怨气冲天：这还叫人民政府吗？怎么一点信用都没有呢？

弱国无外交。本来，根据《巴黎和约》，英军应该全部撤出美国。可现在，英国说，我就占着密西西比河不走了，你能把我怎么样？法国和西班牙说，英国不走，我也不走，我占着路易斯安那的出海口新奥尔良，就不让你出海，你能把我怎么样？国会说，我向你们提出严正抗议！大陆军都解散了，俺没钱又没兵，过过嘴瘾总是可以的。

外面的事还没扯清楚，各州在殖民地时期的陈年旧账又给翻出来了，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西部的归属。《巴黎和约》把阿巴拉契亚山和密西西比河之间的地区划归美国，让美国的国土扩大了一倍，这本是件天大的好事。可是，这么大块地儿总得有主吧，它到底归哪个州呢？弗吉尼亚说，那是我们的，因为当初英王跟我们签的殖民地合同就包括这一片儿。康涅狄格说，英王跟我们签的合同还说我们的领土是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呢，当然包括路易斯安那。马萨诸塞、纽约、宾夕法尼亚、北卡罗来纳，都说西部有它们的份儿，这就吵起来了。

除了西部，好几个州之间还有边界问题，比如，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之间，马里兰和弗吉尼亚之间，纽约和新罕布什尔之间，等等，真是剪不断、理还乱。与此同时，北方还有个1777年独立的“佛蒙特共和国”，南方的北卡罗来纳边界正孕育成立一个新的“富兰克林州”（跟富兰克林没关系），眼看着北美大陆就要进入“战国时期”。面对这一团乱局，作为“中央政府”的国会一点办法也没有，它既没裁判权，也没执行力，只能耸耸肩，看着各州捋袖子，挥拳头。

最先直接感受到痛苦的是商人。每个州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关卡林立。商品从南运到北，每过一州就要交一次关税，等到了目的地，价钱翻了好几倍，谁还买得起？生意没法做了。英美之间没有最惠国待遇，英国向美国关闭了西印度群岛的市场，美国的进出口贸易受到沉重打击。该出的出不去，该进的进不来。大批商人破产，债务监狱人满为患。

事到如今，大家不禁怀念革命前的美好时光。在英王的保护下，咱有个统一的大市场，也有畅通无阻的海外贸易。一百七十年的和平稳定，一百七十年的富裕繁荣，难道都随着英帝国远去了吗？自由引导人民走向独立，自由也引导新大陆走向分裂。这就是自由的代价？

如果连有家底的商人都痛苦不堪，那些本就贫穷的农民呢？政府对战后的经济萧条无能为力，大伙只能靠自己。农民必须借钱买地买种子，指望着打下粮食还贷款。可是，等粮食打下来了，却因通货膨胀收不抵支。还不起贷款的农民被关进债务监狱，没法工作就更没法还债。大家都破产了，各州的税收不上来，陷入财政危机。很多州不得不通过更严苛的法律惩罚欠债不还的人。法庭忙死了，天天审债务案子，天天把人往监狱里送。特别是那些退伍军人。他们出去打了几年仗，回来后发现家徒四壁。邦联不发抚恤金，各州也没有补贴。好不容易借钱弄点营生，最后还是入不敷出。为自由战斗了半天，把自己战斗到债务监狱里去了。

怎样才能阻止法院的判决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不让它开庭。愤怒的人群包围了法院，你敢判我入狱，我就让你尝尝革命的滋味儿。游行示威，火烧法院，暴力抗税，殴打税官，反正当年对付英王的那一套又派上用场了。暴力行动遍及各州，日益升级。终于，在美国革命的发源地马萨诸塞州，爆发了武装叛乱，史称“谢斯叛乱”，也可以叫“谢斯起义”，就看你的屁股坐在哪一边了。

丹尼尔·谢斯本是大陆军的上尉军官，退役后回到家乡。战后的经济萧条和通货膨胀本来就让乡村的生活难以为继，1785年，马萨诸塞州政府又通过了更严厉的税法，直接把大家逼上了梁山。谢斯和另外几个人一起，先是组织和平示威，又强行关掉几个县的法院，最后干脆拿起武器，袭击邦联和地方政府，抢占公共财产。他们很快就聚集了将近1000人，声势震动各州。

马萨诸塞州向邦联求助，国会对各州说：你们大家都捐点钱帮帮忙呗。结果，没有一个州响应。马萨诸塞闹乱子关我啥事，我为什么要捐钱？国会又说：要不，每个州都出点人，咱凑一支邦联的军队，去镇压叛乱怎么样？结果，只有弗吉尼亚派来500个民兵，其他各州又没反应。国会只好对马萨诸塞说：你好自为之吧，俺已经尽力了。

马萨诸塞一看，“中央”是指望不上了，咱自己对付吧。没想到，第一批派去的民兵同情叛乱分子，他们对谢斯的诉求感同身受，拒绝向“叛军”开枪。到最后，还是一些有影响力的社会名流，比如原大陆军南方部统帅本杰明·林肯将军，出面组织私人武装，在州政府的配合下，打垮了叛军的主力。几个领头的都逃到临近各州藏起来了，谢斯跑到佛蒙特共和国，在那里待了很多年，直到获赦免后才回到马萨诸塞。“谢斯叛乱”虽然规模不大，时间不长，但影响深远。各州都感到深深的恐惧，原来人民可以拿起武器推翻他们选出来的政府。大家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美国人不是没有自由，而是自由过头了！我们光顾着防止自上而下的暴政，却忘了防止自下而上的暴乱。没有秩序的自由和没有自由的秩序同样可怕。怎样既维持有效的秩序又享受充分的自由，这是个人类从未找到答案的问题。

很多有识之士开始审视《邦联条例》的缺陷，“修改《邦联条例》”成了最主流的思潮，一个更强大的中央政府似乎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但是，“中央政府”带着一个与生俱来的原罪，就是独裁倾向。正是出于对独裁的畏惧，美国人迟迟不肯给这匹叫“自由”的野马套上笼头。在没有一个“好的法律”之前，大家很自然地想到，也许一个“好人”可以避免所有的过错。在18世纪80年代的美国，让所有的人都放心的“好人”只有一个，因为他已经用实际行动表明，他对权力不感兴趣。他就是那位已退休的前大陆军总司令——乔治·华盛顿。

自从回到弗农山庄，华盛顿享受着久违的快乐。军营生活的艰辛终于成了回忆，再也不用担心敌人的进攻，再也不必求爷爷告奶奶地给战士们弄点过冬的棉衣。他在给拉法耶特的信中把回归自然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亲爱的侯爵，我终于成了波多马克河畔的普通公民，站在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交织成的阴凉里。从军营和公职里解脱出来，我沉浸在宁静的幸福中。那些永远追逐荣誉的战士，那些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日夜操劳甚至不惜毁灭他国的政客，那些为博取王子的欢心而小心翼翼地察言观色的大臣，他们不会理解我此时的心情。我不仅退出了公共事务，也退出了内心的欲望和追求，我可以从私生活的孤独的脚步中感受到真正的快乐。不嫉妒任何人，感谢所有的人，这，我亲爱的朋友，就是我此后人生的号角。我将如此前行，随着生命之河流淌，直到与我的父辈们同眠。”

华盛顿描绘的这幅与世无争的画面是他的心境，但不是真实的生活。他的退休生活虽然惬意，但也很忙碌。弗农山庄由五个小农庄组成，共占地4.8万亩，每天大大小小的事数不清，华盛顿又是个极细致的人，难免亲力亲为。打了这么多年仗，很多事都荒废了，他的财富大大缩水。他决心重整庄园的经济，但又谈何容易？有一位朋友很幽默地描述了华盛顿对庄园的“军事化”管理，好像他还没从总司令的角色中走出来：每个小农庄都有职业经理人打点，就像他那些统领各军团的将军；每星期五，所有的经理人都要来开圆桌会议，汇报他们管理的事务，就像开军事会议；华盛顿那个一丝不苟的劲儿跟在军队时一模一样，反正谁碰上这种老板谁倒霉。

除了弗农山庄，华盛顿在俄亥俄河谷还拥有大片土地，大约18万亩，外加对6万亩土地的勘测权。像所有的大地主一样，他对土地的热爱近乎疯狂。他毫不怀疑，美国拥有地球上最富饶的土地（这一点他倒是没说错），特别是俄亥俄、密西西比和五大湖区。他这些地是战前买的，战时没工夫管，很多租种他土地的人都没向他交租金。现在，他终于腾出工夫来，不辞辛苦地亲自去西部收租金，就像个兢兢业业的收税官。其实，他就想找回年轻时的感觉，那种对探险的冲动和激情。

华盛顿天生就是当农民的好材料，他对农业由衷地热爱。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这两个大学者在一起谈论华盛顿的时候，常讽刺他读书少，对哲学和文学没什么造诣。他们说的不假，华盛顿似乎只看两种书，一是英国历史，二是农业技术。他不仅热衷于种地，对养牲口也特上瘾。他亲自指导农庄的奴隶让公驴和母马交配，培育出一个新物种——“美国骡子”，这在北美还是个创举。他对自己的这个“发明”感到特别骄傲，在弗农山庄共“造”了57头骡子，希望能把这种强壮耐劳的动物推广到美国其他地区。

但华盛顿的“农夫”生活难免被他的名声所累，这位成功地领导了革命的“美国之父”注定不可能过清静日子。打从他回家的第二天起，来自世界各地的拜访者就源源不断地涌进弗农山庄。来访者中有他的老朋友、老战友，他很高兴见到他们。但大多数是陌生人，他们纯粹是慕名而来，只为见到他们心中的“宙斯”。这些来访者把华盛顿搞得疲惫不堪，他恳求弗吉尼亚政府在路上不设或少设去弗农山庄的路标，希望大家知难而退，但还是挡不住。那时候，交通不便，弗农山庄周围方圆几十里没有旅馆。人家大老远地来了，怎么着也得招待人家吃顿饭，住一夜，哪好意思直接把人赶走。弗农山庄居然平均每年接待430多位客人，都快成“来福客栈”了，还免费吃住。华盛顿如果哪天走运可以和玛莎安安静静地单独用餐，他就会大张旗鼓地写进日记里，好像是件特别值得庆贺的事。可惜，这种日子太少了。

1784年8月，华盛顿终于等来了他最热切盼望见到的客人——拉法耶特。1781年的“约克镇战役”之后，拉法耶特回了法国。虽然隔着大洋，但他们对彼此的思念一天都没停止过。有一次，法国驻美公使访问大陆军军营，华盛顿设宴款待他。席间，华盛顿问公使在巴黎有没有见到拉法耶特，公使说：“见到了，他现在可是大英雄呢！所有的人都爱他。”华盛顿兴奋得脸发红，好像一个父亲听到别人赞美他的儿子时那样骄傲。公使接着说：“侯爵每次提到您时都充满温情，他非常想念您。”这时，他看到华盛顿的眼里泪光盈盈，他拉着公使的手说：“我从没见过像他这么高贵的人，我爱他就像爱我的亲生儿子。”

战后，拉法耶特热情地邀请华盛顿和玛莎访问法国，说国王路易十六非常想见到他，即使他以私人身份来访也肯定会受到国家元首级的待遇。华盛顿差点成行，但因庄园的事务太繁忙，玛莎身体又不好，经不起跨越大洋的艰辛，他只好取消了这次旅行。他邀请拉法耶特和夫人来弗农山庄做客，以解他的相思之苦。这一天终于到了！拉法耶特出现在华盛顿面前。26岁的他依然年轻，充满活力和热情。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都为此时此刻流下快乐的泪水。

拉法耶特在弗农山庄住了十天，和华盛顿品酒、聊天，欣赏着波多马克河的旖旎风光，一起骑马巡视庄园，他们沉醉在不知今夕何夕的“世外桃源”中。拉法耶特要去纽约上船回法国，华盛顿舍不得让他走，决定陪他去纽约，这一路上还能多说会儿话。但是，走到马里兰的安纳波利斯的时候，华盛顿决定不再往前走了，因为实在走不动了。美国人爱死了拉法耶特，他本来就是个大明星，更何况有华盛顿亲自陪同。他们所到之处受到的欢迎和款待可想而知，大大小小的宴会、舞会不断，各种各样的应酬把两人折磨得受不了，他们根本没有私人空间。这才走到马里兰，要是到了费城和纽约还不定闹成什么样呢。于是，一个清晨，他们在深情的拥抱和亲吻之后，上了各自的马车，一个向南，一个向北，越走越远，他们都没有让对方看到自己的眼泪。但华盛顿在随后给拉法耶特的信中表达了他的伤心和无奈。他说，我今年53岁，来自一个有短命基因的家庭，恐怕没几年好活了。我此生是不是再也见不到你了？拉法耶特的回信乐观多了，他说：“我们当然还会见面！我很快就回来看你！”可是，他错了。这次分离是他们的永别。当拉法耶特再次来到美国的时候，他面对的是华盛顿的墓穴。

像所有的美国人一样，华盛顿深切地感受着战后经济萧条带来的痛苦，他对邦联的认识比所有的人都深刻，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大陆军是怎样度过那不堪回首的八年。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是他的理想，但“狡猾”如华盛顿者是绝对不会在公开场合发表这种言论的，他不想让别人认为他有个人野心。事实证明，他太多虑了，没有人怀疑他的动机。他越不要权力，人们就越上赶子把权力往他手里塞。

想把华盛顿请出山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他早就多次声明，有生之年不再担任任何公职。没有合适的契机，没有充足的理由，休想让华盛顿走出弗农山庄半步。这个契机和理由需要两位天才的创造，他们的智慧将为美国开辟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路，也只有他们能再次激发起华盛顿的责任感和事业心。这两位天才是谁？他们将怎样挽救美国的危局？请看下一个故事：《制宪之路》。054制宪之路

自从1777年的《邦联条例》被大陆会议通过后，北美就在“史上最弱”的“中央政府”的领导下走过了艰苦卓绝的独立战争。这个基本无效的政府竟然奇迹般地战胜了一个强大的帝国。于是，美国人相信，他们的幸福并不依赖于政府的强大，而是取决于人民的素质。战后，随着外来威胁的消失，那种“共同防御”“联合对敌”的需求也消失了。各州再也不想维持有效的联盟，它们迫不及待地回到“地方自治”的状态，以为可以从此安居乐业，永享太平。从上一篇故事中，你已经看到，它们为这个选择吃尽了苦头，软弱的邦联既不能保护自由也不能保障安全。人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他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即使这将意味着放弃部分自由。

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是人们无奈的选择，他们是一步一步地被逼着“退”上制宪之路的，因为他们已无法前行。独立战争为美国人赢得了自由，但没有为他们赢得一个统一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充其量只能算是“地区联盟”或“共同体”，有点像今天的欧盟。当《独立宣言》的作者托马斯·杰斐逊说“我的国家”时，他指的是弗吉尼亚；当约翰·亚当斯说“我的国家”时，他指的是马萨诸塞；当战争的硝烟散尽时，那个叫“美国”的国家不存在，存在的是13个独立的“州”或“邦”。怎样把这13个“州”变成一个“国家”，这是个让人心力交瘁的历程。美国人最羡慕英国的“光荣革命”。英国人不流血就可以改天换地，美国人是否能够不流血就实现国家的统一？

美国革命是一部大片，独立战争是上集，制宪之路是下集。学者们把美国的建国史描述为：打出来的天下，谈出来的国家。“打天下”不易，“谈国家”更难。“打天下”的时候，“自由”是人们共同的目标。但“谈国家”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追求。无论什么样的政府都不会让所有的人满意。“国父”们费尽心机，前怕狼后怕虎地折腾，仍然不确定他们是否为新大陆做了一个明智的选择，甚至不确定他们是否有权为子孙做这样的选择。但他们还是硬着头皮做了，是非功过就留给后人评说吧。

在制宪之路上，有两位巨人，他们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詹姆斯·麦迪逊。他们是1787年制宪会议的先锋，也是《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没有他们，那部备受推崇的宪法不可能诞生，人类伟大的社会实践也许因此而胎死腹中。他们无与伦比的天才为世界留下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国家。但后人也许只看到他们头上的光环，却忘了他们也有普通人的情感。他们在编织“美国梦”的同时也编织了彼此间的爱恨情仇。就让他们牵着我们的手，走过那个充满激情、诱惑和迷茫的“建国年代”。

1783年，独立战争结束时，汉密尔顿28岁，麦迪逊32岁，他们是邦联议会中最年轻的议员。他们在政坛的迅速崛起标志着新生代领袖已经成长起来，开始走进权力的中心。他们不是守成者，而是开创者，因为善于学习已经远远不够。当新大陆再次站在十字路口时，它需要的是一个善于创造的民族。它很幸运，因为美利坚民族的最强大之处正是它的创造力。汉密尔顿、麦迪逊和他们代表的“联邦党人”把这种创造力发挥到了极致。他们创造的，不是一个新国家，而是一个不同的国家。他们没有前车之鉴，无法“以史为镜”，他们做的是人类从未尝试过的实验，成功或失败，都是第一次。这才是“美国”的意义所在。

汉密尔顿的故事我们已经讲过一些，参看039《剑指费城》和049《天翻地覆》。1781年的“约克镇战役”结束后，26岁的汉密尔顿退役回家。在华盛顿身边的四年虽然让年轻的汉密尔顿常感到焦躁和沮丧，但他确实受益匪浅。他起草了华盛顿所有重要的书信、文件、命令，也参与了所有的重要决策和日常事务，比如，与国会议员、各州领袖和大陆军高级将领的联系，战略规划，调兵遣将，军需供应，外交谈判，交换战俘，情报与间谍，等等。有几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能得到这种机会呢？更何况汉密尔顿还是个极会经营的人，他很快就与国会和各州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建立起关系，为以后在政坛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这四年中，他还有一个更大更重要的收获，那就是，爱情。

来自西印度群岛的汉密尔顿，两岁被父亲抛弃，13岁丧母。他不但是孤儿，而且是私生子。在那个特别看重出身门第的年代，他这样背景的人是不可能成功的。即使在新大陆，他这个无根无基的“外国人”也很难立足。战争给了汉密尔顿展露才华的机会，华盛顿不拘一格的慧眼使这个出身卑微的穷小子以最快的速度出人头地。大陆军总司令首席助理的身份让他在任何人面前都不怯场，再加上他超强的自尊心和令人瞠目结舌的天才，谁都不敢瞧不起他。也许是受华盛顿的影响太深了，汉密尔顿找老婆的口味跟他老板的一模一样：非豪门女不娶。

汉密尔顿身高1.72米左右，算不上“高”；他除了当军官的那点工资，没有任何家产，算不上“富”；他长相清秀，却算不上“帅”。但不高不富又不帅的他却很有女人缘，因为他在女人面前特绅士，特温柔。他的声音也很好听，说起话来很有节奏感，女人们想不喜欢他都难。一位朋友这样描绘社交场上的汉密尔顿：“如果满屋子都是男人，他会征服所有的男人；如果满屋子都是女人，他会征服所有的女人。”1780年，汉密尔顿终于等来了他的“真命天女”：伊丽莎白·斯凯勒。

伊丽莎白的昵称是“伊莉莎”，她是菲利普·斯凯勒将军的二女儿。斯凯勒将军曾任大陆军北方部统帅，他是远征加拿大的总指挥，也为“萨拉托加战役”做过重要贡献。斯凯勒家族是纽约最富裕的三大家族之一，拥有哈德逊河谷的大片土地。斯凯勒将军是纽约州议会的议员，有钱又有势。他有三个儿子五个女儿，这“五朵金花”个个妩媚动人，是年轻绅士们争相追求的对象。

1780年年初，22岁的伊莉莎来军营探亲。她父亲是华盛顿的好朋友，姑父是华盛顿的私人医生，两家颇有渊源，华盛顿和妻子玛莎把她当女儿看。伊莉莎是典型的大家闺秀，美丽、温柔、大方，又不失活泼和幽默，她那双深深的眼睛一下子把汉密尔顿迷得神魂颠倒。伊莉莎也被汉密尔顿的优雅和智慧征服，两人很快就难舍难分。在那段甜蜜的日子里，聪明机警的汉密尔顿好像变傻了。有一次，他去约会回来居然忘了夜间的口令，被岗哨挡在军营外。那个战士虽然认识他，但很忠于职守，说不上口令就是不让他进。可怜的汉密尔顿急得直拍脑门儿，却怎么也拍不出那句口令来。他一向记忆力超群，这回真的昏了头了。后来还是另一个战士，也是汉密尔顿的朋友，在旁边实在看不过，悄悄地把口令告诉他，他才过关。在相恋一个月后，汉密尔顿给伊莉莎的父母写信，请求他们同意把女儿嫁给他。

斯凯勒将军是个重门第的人，很难想象他会接受一个出身社会底层的私生子做他的乘龙快婿。然而，奇迹就这样发生了。斯凯勒将军完全被汉密尔顿的才华和人品吸引，不但接受了他，还跟他建立起非常亲密的“父子情”，让从小就受尽歧视的汉密尔顿找到了“家”的感觉。1780年12月，25岁的汉密尔顿“婚入豪门”，与伊莉莎结为夫妻。这桩婚姻带给他的不仅是幸福，也不仅是社会地位，它还让这个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孤儿第一次对新大陆有了归属感。不久，汉密尔顿宣誓成为纽约公民，他再也不是外国人了。

退役后的汉密尔顿决定做个律师。一般人要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三年才能完成所有的法学课程，汉密尔顿自学了九个月就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他机敏善辩，律师当得有声有色，是纽约城里的名人。他对经济学和金融学也很有研究。在大陆军的时候，只要一有空闲，他就刻苦攻读欧洲人的金融学著作，还经常写信给邦联议会的财务主管罗伯特·莫里斯，向他请教经济学问题。一来二去的，他不但成了财政金融方面的专家，还和莫里斯成了好朋友。莫里斯和华盛顿是铁哥们儿，他在华盛顿面前说话最有分量。后来，正是莫里斯保举汉密尔顿出任财政部长的。

1784年，就在英军撤离纽约市的几个月后，汉密尔顿创建了“纽约银行”，他亲自制定和起草了银行的章程。纽约银行至今仍在运营，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银行。汉密尔顿似乎看到了纽约作为商业和金融中心的未来，满怀热情地投入到这座城市的重建中。纽约银行的总部在华尔街48号，汉密尔顿和伊莉莎把他们的家安在华尔街57号。虽然他不知道“华尔街”这三个字对未来的世界意味着什么，但他坚信，新大陆的繁荣和富裕离不开高效的金融体系。在创建纽约银行的同一年，他还筹资重建毁于战火的母校国王学院，即现在的哥伦比亚大学。汉密尔顿和另一位“国父”，也是他的校友，约翰·杰伊，都是该校的校董。

虽然小日子过得不错，但汉密尔顿对政治的热情从未消减。他28岁当选邦联议会议员和纽约州议会议员。早在锻造山谷的时候，他就对邦联的弱点感到切肤之痛，他认定，新大陆迫切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战后，形势日益混乱，不但贸易得不到保障，而且有陷入内战的风险。别的不说，单单纽约州就与周围的邻居摩擦不断。纽约州最大的优势是纽约市。本来，中大西洋地区所有的进出口货物都走曼哈顿港。现在，纽约说，我不能让你们白用我的港口，都得给我交税。这样一来，新泽西、特拉华、宾夕法尼亚都怨气冲天，说你既然不仁，别怪我不义。只要你的货从我这儿过境，我就扒你三层皮。过去的朋友成了敌人，几个州恨不得打起来。

政府的无力必然带来社会的动荡。还不起债的商人，破产的农民，失去工作的店员，陷入困境的家庭，这一切都让愤怒的情绪一天天增长，暴力事件越来越多。汉密尔顿更清楚地认识到，一个自由的社会必须是有秩序的社会。并不是因为他现在地位变了才这么想，其实，他从一开始就把“秩序”作为革命的目标之一。1775年，“莱克星顿的枪声”刚打响的时候，大家热血沸腾。国王学院的一帮学生冲到他们的校长麦尔斯·库珀教士家。库珀是保王党，学生们打算把他揪出来整治一番。汉密尔顿当时也是激进的“革命派”，和一些同学组织炮队，随时准备上战场。但即使在这种“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氛围中，他仍坚持“秩序”的尊严，反对暴力和人身攻击。他挡在库珀家门口跟同学们理论，劝他们不要伤害库珀。学生们听不听他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口若悬河地在那儿说，给了库珀足够的时间从后门逃走，免受一场侮辱。汉密尔顿估摸着库珀走远了才作罢。很多人回忆起这段往事时都很佩服汉密尔顿的沉着冷静，岂不知“反革命”是需要勇气的。

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对汉密尔顿来说不是个很难接受的概念，因为他是“外来户”，对任何一个州都没有特殊的感情，反而更容易产生对“美国”的认知，而不是对某个州的忠诚。他说：“我似乎比所有的美国人都更像美国人。”可以想象，当他发现邦联议会中还有一个跟他有同样追求的人时，他是多么兴奋。此人的背景跟汉密尔顿太不一样了。他是土生土长的弗吉尼亚人，对这片土地无比依恋。他居然也是个“国家主义者”，听上去有点匪夷所思。这个人就是詹姆斯·麦迪逊。

麦迪逊生于1751年，他在12个孩子中排行老大。他的父亲老詹姆斯·麦迪逊是弗吉尼亚奥伦治县最大的地主和奴隶主，他家也是那个县最富的。麦迪逊在父亲的“快乐山庄”长大，后来继承了父亲的新庄园“蒙培利尔”，这是个法语词，意思是“朝圣者之山”。蒙培利尔一直是麦迪逊的家，直到他去世。像弗吉尼亚所有的大种植园主一样，麦迪逊一生都依赖奴隶的劳作和服务。他拥有一百多个奴隶，从没想过废除奴隶制。

然而，正是这位大奴隶主为“自由世界”设计了一部经久不衰的宪法。有一位学者甚至说：“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笔高于剑，我们现在的首都就应该叫‘麦迪逊’而不是‘华盛顿’。”可见那部宪法为麦迪逊赢得了怎样的生前身后名。

但是，这位“宪法之父”的童年看上去有点让人绝望。他先天不足，好像世界上所有的“绝症”都让他得了个遍，好几次奄奄一息，竟然没死。身子骨本来就弱的他还特别爱学习，经常整晚整晚地读书，拦都拦不住。这就叫“作死”。麦迪逊勉勉强强长到18岁，任何人见了他，第一印象就是：此人活不了多久了。他面无血色，一看就是得了痨病。他长得又瘦又小，身高1.6米，体重不到90斤。大家平时见惯了人高马大的弗吉尼亚人，比如1.88米的华盛顿和1.9米的杰斐逊，乍一看这位，还真不适应。谁也没想到，麦迪逊就这样病病歪歪地活到85岁，他是最后一位去世的“国父”。有人对他说，他活过了所有的人，他说：“不，我只是活过了我自己。”有时候，人们不得不相信超自然的力量。就像战场上的子弹从来无法靠近华盛顿，死神也从来无法带走麦迪逊，他们都安然无恙地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这就是传说中的“天佑美国”吧。

1769年，18岁的麦迪逊进入新泽西学院学习，即现在的普林斯顿大学。那个年代的弗吉尼亚富家子弟一般有两条路，一是去英国或苏格兰接受高等教育，二是去弗吉尼亚本地的高等学府威廉与玛丽学院。麦迪逊的身体不允许他远赴欧洲，威廉与玛丽学院的所在地威廉斯堡气候湿热，对他的健康很不利，新泽西相对好一点。没想到，这个看上去不得已的选择成就了麦迪逊的政治思想和哲学观点。换句话说，保守又死板的威廉与玛丽学院是培养不出未来的“宪法之父”的。

麦迪逊在新泽西学院看到的世界与其他南方子弟眼里的世界完全不同，这主要归功于新泽西学院的校长约翰·威瑟斯朋教士。威瑟斯朋是苏格兰人，他是位新教徒，也是哲学家，深受苏格兰启蒙运动大师休谟的影响。1766年，新泽西学院邀请威瑟斯朋来担任校长，但他拒绝了。后来，他碰上两个特别难缠的北美人，一个是本杰明·罗什医生，另一个是理查德·斯托克顿。罗什是斯托克顿的女婿，这爷俩都是新泽西学院的毕业生。他们超爱自己的母校，也超爱威瑟斯朋，好像觉得要是不把威瑟斯朋弄到新泽西就枉活一世了。在这俩的狂轰滥炸下，1768年，45岁的威瑟斯朋终于接受了新泽西学院的第二次邀请，带着全家移民新大陆。他是该学院的第六位校长。

威瑟斯朋是位非常能干的校长，他手中的新泽西学院既严肃认真，又生气勃勃，处处体现着对不同文化的包容。正是在他的手中，未来的普林斯顿大学开始在各方面拉近与老牌名校哈佛和耶鲁的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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