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达：传奇女画家的一生(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海登•赫雷拉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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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达：传奇女画家的一生试读：

1953年4月，弗里达·卡罗在自己的国家墨西哥举办了第一次重要的画展，此时，四十六岁的她，离生命旅程的终结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了。当时她的健康状况相当糟糕，无人指望画家本人会出席这次画展。但晚上八点，正当墨西哥城的当代艺术美术馆的门向公众敞开之时，一辆医院的救护车开来了，画家穿着她最喜爱的墨西哥服装，被人用担架抬到了一张四根帐柱的床上。这张床是那天下午放置在美术馆里的，并按她的意图作了布置，挂上了她的丈夫迭戈·里维拉——一位杰出的壁画家——的照片。还有政治偶像马林科夫和斯大林的照片。纸做的骷髅摇摇晃晃地从帐顶垂下来，一面床镜照出了画家憔悴但欢愉的脸。两百多位朋友和仰慕者逐一向弗里达·卡罗致意，然后将她的床围成圈，与她一起唱起了墨西哥民歌，一直欢闹到深夜。

这一幕是这位非凡女性一生的浓缩，也将其一生推向顶点。事实上，对许多人来说，它恰好证明了卡罗作为画家同时也作为一个人所具有的秉性：豪侠并勇于面对肉体的折磨、对惊奇和特殊的偏爱、对场面作为一种保护隐私和尊严的面具的嗜好。总之，画展开幕的场景绝妙地诠注了弗里达·卡罗的中心主题——自我。她在短暂的生命中所创作的两百多幅绘画，绝大多数是自画像。

卡罗是一位美丽的女人，稍有瑕疵也恰好增添了她的魅力。两条眉毛在前额连成一线并不断开，性感的嘴唇上依稀可见一撇胡子。杏仁状的眼睛是乌黑的，眼神稍稍有些向外睥睨。认识弗里达的人都说她的智慧和幽默就在那双眼睛里，还说她的情绪也表露在其中：或好奇或迷人，或疑虑或内敛。她的目光锐利，让人觉得无从掩饰，犹如被一只豹猫注视一样。

她大笑起来非常有感染力，或表达欢愉的心情，或是对痛苦之荒谬的认命。她的嗓音很响亮，略带嘶哑，说起话来总是急促而有力度，伴随着迅速而优雅的手势。她的笑是一种充分的、开怀的笑，偶尔是感情的尖叫。弗里达的英语说写都很流利，而且喜欢使用俚语。在今天看她写的信，一定会为她英语里使用的土语的“粗俗”而感到惊讶，好像她是从美国作家达蒙·鲁尼恩那里学来的英语。至于西班牙语，她喜欢说脏话——例如pendejo（白痴）和hijo de su chingada madre(婊子养的)。在说这两种语言时她都喜欢人们对这些土语粗话的反应，而且这些脏话是从一位如此有女人味的女人口中说出来的——弗里达总是将她竖在长脖子上的头高高仰起，像一位高贵的皇后——这更加强了人们的反应。

她总是穿着鲜艳华丽，特别喜欢穿时髦的拖地长的墨西哥民族服装。无论走到哪里，她总是那么引人注目。一位纽约人曾记得孩子们常常在大街上跟随她。他们会说“哪里有马戏？”，可弗里达一点也不在乎。

1929年，弗里达·卡罗成了迭戈·里维拉的第三任夫人。可真是绝配的一对！卡罗，纤小而热烈，犹如马奎斯小说中的人物；里维拉，肥胖而奢侈，简直出自拉伯雷的作品。他们的交际看来似乎很广。托洛茨基是朋友，至少有一段时间是。还有亨利·福特和尼尔逊·洛克菲勒、多洛雷斯·德尔·里奥及波利特·戈达德。里维拉夫妇在墨西哥城的家是国际知识界渴望去的麦加圣地，帕布罗·聂鲁达、安德烈·布勒东和塞奇·艾森斯坦等人都曾去过。弗里达曾在巴黎去过马塞尔·杜桑家做客，伊桑姆·诺古奇是她的情人，而弥罗、康定斯基、坦圭则是她的慕拜者。在纽约，她见到过施蒂格利茨和佐治亚·奥基夫；在旧金山，爱德华·韦斯顿和伊莫金·坎宁安曾为她拍照。

由于里维拉嗜好虚荣，他们的婚姻成了公众关注的话题。他们的每一次冒险，他们的爱、争吵及离婚，都曾被一家报纸作过详尽而细致的描述。人们对他们都是直呼其名，人人都知道谁是弗里达谁是迭戈：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家；她是他这座庙宇的祭司，有时却也叛逆。鲜活、聪明、性感，她总是对男人有吸引力并有着许多的情人。至于女人，有迹象表明她也曾有过同性恋情。对后者里维拉似乎并不在乎，但对前者却是强烈地不满。“我不想与别的男人共用一把牙刷。”他这样说。他还曾威胁说要用手枪去枪杀一位第三者。

如果有机会和认识她的人说上几句，那么你就会知道人们是怎样深深地爱着弗里达·卡罗的。他们承认弗里达是尖刻的、冲动的，但当人们回忆起她时总会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人们对她的鲜活记忆使她的人生听起来就像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短篇小说一样——充满乐趣和魅力，直到以悲剧收尾。但弗里达的故事实际上更凄惨。1925年9月17日，正值十八岁花季的弗里达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出了车祸，她乘坐的公共汽车和一辆有轨电车相撞。她被一根金属棒刺穿，脊梁折断，骨盆破裂，还有一只脚骨折。从那天起直至生命结束，这以后的二十九年里，弗里达一直生活在病痛的折磨之中。“我保持着做手术的记录。”她曾这样说。她还一直渴望着一个不能实现的梦想——要一个孩子，但那碎裂过的骨盆常常引发流产，以及至少三次人工流产。弗里达也因此饱受了被所爱的男人欺骗甚至抛弃的痛苦。她像孔雀一样展示其美丽的羽毛，但内心深处却藏着无奈的悲哀和自弃。“我画我自己的现实，”弗里达说，“我只知道绘画是我的一种需要，我总是画那些从脑海里闪过的东西，而没有其他的考虑。”那些在弗里达脑海里掠过并被她变成艺术的东西，恰恰是20世纪一些最原汁和迷人的意象。她画自己流血、哭泣、破碎，她万分真诚地将痛苦转化为艺术，并用幽默和幻想来调和。她的画总是那么特别、那么个性化，在视觉上相当深入而非面面俱到。弗里达用颜料所作的自传有着一种艺术的紧张和力度，因而能紧紧抓住观众的心。

她的画大多数是小尺寸的，12×15英寸是经常的事。这种小尺寸正好与绘画主题的亲密性相适合。她小心翼翼地用纤细的貂毛画笔画每一笔色彩，将形画得相当精确，让想象通过实际技能的雕饰而更具说服力。

这种效果令超现实主义画家感兴趣，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末将弗里达划入他们的行列。弗里达的画还吸引了一小部分有鉴赏力的收藏家，如爱德华·鲁滨逊、埃德加·考夫曼、小康格·古德伊尔、雅克·格尔曼，但她的画大多数长期委屈地被冷落，默默无闻地湮没在时间的长河里，直至最近才大放光彩。

1977年秋，墨西哥政府将美术宫里最大最著名的画廊用来举办一个弗里达·卡罗的回顾展。这是一种奇特的礼赞，因为展览似乎赞美画家奇异的个性和她的故事，甚于她的艺术。那些宏大的展厅里挂满了弗里达的各种生活照片，而且都是放大了的照片，这使那些钻石般微小的绘画看上去就像是标点符号一样。

不管怎样，弗里达的艺术——她自己创造的传奇——终于获得了成功。由于她的画相比于照片及画廊的空间显得那样小，观众必须站得很近方能欣赏。这种近距离的观赏反而增加了画作奇特的吸引力。这些画创作于弗里达生前的各个重要时刻，每一幅都如同一声沉闷的呼喊，画中蕴含着稠密的情感，似乎要爆发出来。这些画使那些照片的框架升格为一种建筑结构，在房间的中央显得很不稳定，零碎得像是卡片做的房子。

1978年11月2日，为了庆祝亡灵节——墨西哥最喜庆的节日之一，旧金山的弥撒教区的拉扎画廊举办了一个“向弗里达致敬”的画展。展出的作品是由大约五十多位画家（大部分是奇卡诺人）用不同艺术手段创作的作品，但都要求是在“弗里达的象征主义精神”下创作出来的。在画廊的后墙上放置了一个祭坛，点满了蜡烛，还有糖骷髅、草秆做的十字架。“死者的面包”形如人骨，一具棺材里放着糖鸟，里面的一张玩具大小的床上躺着一尊弗里达的微型塑像。其他几面墙壁则挂满了画家们的作品，有许多画家将自己的画像和弗里达的并放在一起，好像要表达对她的认同。弗里达被描绘成一位政治英雄和革命战士、一位受尽磨难的女性、一位被错待的妻子、一个没有孩子的女人、一个墨西哥的“奥菲利亚”。许多人把她看作是一个饱受折磨但又敢于向死亡挑战的人。一位画家用这样的话来表达对弗里达的尊敬：“弗里达诠释了奇卡诺妇女全部的文化含义。她激励着我们，她的作品不是自叹自怨，它们充满着力量。”

从此，弗里达·卡罗的观众日渐增多：1978—1979年间，弗里达作品回顾展相继在美国的六个美术馆展出，1982年在伦敦的白教堂美术馆组织了一次名为“弗里达·卡罗和蒂娜·莫多蒂”的画展，后来还在德国和纽约展出。对于女人们来说，卡罗那特别具有个性的形象和特有的女人气质，以及艺术上的独立性，已经变得十分有意义了。在艺术上，她既不与里维拉竞争，也不效仿他，而且有不少敏锐的评论家认为她甚至比里维拉更好。实际上，迭戈自己也常常夸耀一封毕加索写给他的信，信中是这样说到弗里达的：“不管是德朗、你还是我，都不能画出像弗里达·卡罗画的那么好的头像来。”

弗里达应当会为她身后赢得了那样丰富多彩的怀念而感到欣慰。事实上，她是她自己传奇故事的创造者，而且由于她十分复杂，且有着微妙的自我意识，关于她的神话是多切面的、含糊不明的、充满矛盾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不愿意去揭开其真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唯恐会破坏她自己创造的形象。然而，事实并不会驱散神话，在仔细审阅后，弗里达·卡罗的故事依旧和她的神话一样传奇而伟大。01 伦德雷斯街的蓝房子

弗里达·卡罗的故事开始和结束于同一个地方。从外面看，这幢位于伦德雷斯街和艾伦德街交叉处的房子与科伊奥坎——位于墨西哥城西南郊的一个古老的居民区——的其他房屋非常相似。弗里达的故居是一幢一层楼的灰泥建筑，墙壁是亮丽的蓝色，有许多绿色的窗户，整幢房子掩映在树影之中，显得颇有生气。正门上方刻着“弗里达·卡罗博物馆”几个字。屋内是墨西哥最特别的地方之一，它是女画家的家，陈放着全部的绘画和遗物，现在变成了博物馆。

入口处有两个将近二十英尺高的纸质犹大，彼此打着手势，如同正在说话的模样。再进去就是一个园子，里面种了许多热带植物，还有几眼喷泉，一座小金字塔边上站着几尊前哥伦布时期的神像。

屋内的设置引人注目，让人感到先前主人的存在赋予了所有物品和绘画生命气息。这里，弗里达·卡罗的调色盘和画笔放在她的工作台上，犹如她刚把它们放下一样；那里，床边放着迭戈·里维拉的斯泰森毡帽、工作服和矿工鞋。从卧室的窗子可以看到外面的伦德雷斯街和艾伦德街，角落处有一个镶了镜子的衣橱，里面挂着来自特旺特佩克地区的鲜艳服饰。衣橱的上面写着这样几个字：“弗里达·卡罗1910年７月７日出生于此”。那是画家死了四年后写上去的，也就在那时她的家变成了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院子里蓝墙上也刻着一行字：“弗里达和迭戈1929─1954年生活于此”。啊！多好的界定呀！观众会这样想。这里见证了弗里达·卡罗一生中的三件最重要的事：出生、结婚、去世。

但是唯一的问题是刻写的内容都与事实不完全相符。其实，弗里达的出生证显示她生于1907年7月６日。也许弗里达是为了纪念一件更重要的大事而故意将自己的生日定在1910年，因为那是墨西哥革命爆发的那一年。因为她是生活在革命年代——墨西哥城的大街上充满混乱和流血事件——的孩子，所以她决定和当代墨西哥一起诞生。

在弗里达·卡罗博物馆里，另一条刻写的内容似乎向人们述说着卡罗与里维拉婚姻的美满，但事实却稍有出入。1934年之前，也就是他们在美国居住了四年后回到墨西哥前，弗里达和迭戈只是在科伊奥坎的房子里短暂小住。从1934年至1939年，他们住在附近圣安杰尔的房子里。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迭戈更愿意一个人住在圣安杰尔的画室里，而不是和弗里达同住，更不要说他们分居、离婚然后复婚的那一年了。

那么，这些刻写的内容可以视作据于事实所做的雕饰，是美丽的花边。就如这博物馆一样，它们是弗里达传奇故事的组成部分。

弗里达出生时，那幢科伊奥坎的房子才刚建了三年。这是她父亲于1904年在一小块土地上盖起来的，是埃尔卡门庄园破产而买的地。房子面街的墙相当厚重，一层结构，平顶，Ｕ型平面，每个房间彼此相通并与中央的天井直接相连，而不靠过道连接，如此看来其风格犹如殖民时代的建筑。它离城里的中心广场和圣约翰浸洗会教堂不过几个街区的距离。弗里达的母亲在那个教堂里有着一张专用的长凳，星期天她就和女儿们一起去做礼拜。从家里出发，弗里达只要穿过几条窄小的鹅卵石街道即可到达科伊奥坎的森林公园，公园里有一条小河过。

当吉尔穆造那幢科伊奥坎的房子时，他已经是一位成功的摄影师了，墨西哥政府刚刚指定他拍摄国家的建筑遗产。这对于一个十三年前移民到墨西哥的人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功。他的父母，雅各布·海因里希·卡罗和亨丽埃特·考夫曼·卡罗，是来自匈牙利阿拉德（如今在罗马尼亚境内）的犹太人，他们移民到了德意志并在巴登巴登定居下来，威廉就是在1872年出生在那儿的。雅各布·卡罗是一位珠宝商，同时也做一点照相器材生意。他攒够了钱，打算将儿子送往纽伦堡读大学。

大约在1890年左右，威廉·卡罗的大学学业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他摔了一跤，脑部受伤，从此开始遭受癫痫的折磨。与此同时，他母亲去世了，父亲与一个威廉并不喜欢的女人结了婚。1891年父亲出钱让十九岁的儿子前往墨西哥，威廉将名字改为吉尔穆，此后再也没有回故乡。

他来到墨西哥时身无分文。依靠另外一些德国移民的帮助，他在一家玻璃店找到了一份工作，是做出纳员。后来，在一家叫作“拉珀拉”的珠宝店干活，店主是和他一起从德国来到墨西哥的同胞。

1894年他与一位墨西哥女人结了婚，但四年后妻子在生第二个女儿时死了。然后，他与马蒂尔德·考尔德伦恋爱了，她是店里的同事。弗里达是这样述说这个故事的：“父亲的妻子死的那天夜里，他叫我的外婆伊莎贝尔去，我母亲也一起去了。我的母亲和父亲在同一家店里工作。他非常爱她，后来他们就结婚了。”

不难想象吉尔穆·卡罗为什么会爱上马蒂尔德·考尔德伦。从结婚时的照片可以看出她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人，有着一双乌黑的眼睛、丰润的嘴唇、自信的下巴。“她是来自奥克斯卡的小美人，”弗里达曾经说，“她去逛街时，胸前系着漂亮的肚兜，手里提着篮子，一派卖弄风情的样子。”马蒂尔德·考尔德伦·冈萨雷斯1876年出生于奥克斯卡，是伊莎贝尔·冈萨雷斯的长女，马蒂尔德的外公是一位西班牙将军，外婆是一位来自莫雷利亚的有印第安血统的摄影师。据弗里达说，她母亲尽管没有文化但非常聪明，她用虔诚来弥补教育上的匮乏。

但是什么使虔诚的马蒂尔德·考尔德伦爱上吉尔穆·卡罗的呢？这位二十六岁的德国移民从出生来讲是犹太人，从信仰来说是无神论者，并且还患有癫痫病。但从别的方面来看，他那白皙的皮肤和欧洲文明的教养在当时定会有一些吸引力，那时都认为欧洲的总比墨西哥的好。他人聪明，十分勤劳，也相当英俊，尽管耳朵有点招风。他有着一头浓厚的黄头发，一张漂亮灵巧的嘴，一撇往外翘的小胡子，苗条而灵活的身段。弗里达说：“他非常有趣，走起路来相当斯文。”如果撇开他眼神里的那种拘谨和焦虑，他的目光可以说也是浪漫的。

马蒂尔德，当时已经二十四岁，可以说过了正常的结婚年龄，由于先前的一场变故而变得特别脆弱。弗里达记得自己十一岁时母亲给她看过一本皮封面的书，“里边保存着她的第一位男友写给她的信。书的最后一页上记着这样一件事——这些信的作者，一位德国青年，当着她的面自杀了。这个人仍然活在她的记忆里。”所以，弗里达的妈妈很自然会被另一名德国人所吸引，而且即使她不爱他——弗里达说她并不爱他——但她至少也认为是一桩好的婚姻。

马蒂尔德·考尔德伦说服丈夫从事照相业，这也是马蒂尔德父亲的职业。弗里达说她的外祖父借给她父亲一架相机，“尔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全国各地去旅游。他们拍摄了一组本土建筑和殖民建筑的照片，回来后布置了他们的第一间摄影工作室。”

这些照片是由乔斯·艾夫斯·利曼图尔——独裁者迪亚斯的财政部长——委托吉尔穆拍摄的。照片是用于1910年为纪念墨西哥独立百年庆贺而出版的一系列大型图书的插图。这项工作花了四年的时间才完成。从1904年至1908年，吉尔穆·卡罗使用几部性能优良的德国相机，自己制作了九百多片玻璃底片，将墨西哥的建筑遗产记录了下来，赢得了“墨西哥文化遗产第一官方摄影师”的褒奖。

事实上，利曼图尔的选择是不错的：吉尔穆·卡罗是一位十分考究的摄影师，对所要拍摄的对象采取非常客观和严谨的态度；他的照片，正如他女儿的绘画一样，从不投机取巧，没有半点的含糊；他总是尽可能充分地展现所摄建筑物的有关信息，小心选取最佳的拍摄角度，运用最合理的光和影来勾勒整个轮廓。一则关于他的作品的广告是这样写的：“吉尔穆·卡罗擅长于风景、建筑、室内、工厂……”虽然他也偶尔为迪亚斯政府官员乃至总统家属拍过一些很好的肖像照，但他说不太愿意拍人物，因为他不希望改善那些上帝让他们丑陋的人。

很难说吉尔穆·卡罗自己是否知道隐含在此话中的幽默，但当弗里达的同时代人说起他时，他们总是记得他的言语通常是直截了当、具有嘲讽意味。吉尔穆面无表情地说出这些话，显得无比有趣。

但这并不意味着弗里达的父亲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人。相反，他沉默寡言，而且他的沉默很有感染力，他身上有着某种痛苦的氛围。在墨西哥他从来没真正感到过轻松，虽然他很希望作为一个墨西哥人而被接受，但他改不掉浓重的德国口音。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变得越来越孤僻。弗里达回忆说：“他只有两个朋友。一位是高个子的老头，常来和父亲一起下棋喝咖啡，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那人的帽子总是放在大衣橱上面。”

1936年弗里达画了她的出生地和家谱，这幅充满想象力的有趣的画题为《祖先、父母和我》。她把自己画成一个小女孩（大约两岁），赤裸着站在蓝房子的院子的中央，手中拿着一根深红的带子，象征她的血脉，连接着她的家谱，就像拿着一根系着气球的丝带那样。她父母的肖像是根据结婚照画的，并把他们画成在天空中飘的天使，边上绕着白云的晕轮。这种老式的摄影传统一定让弗里达感到有趣：在画中，她将几位祖父母也放置于同样柔软的云雾里。印第安血统的外祖父安东尼奥·考尔德伦和西班牙血统的外祖母伊莎贝尔·冈萨雷斯在弗里达母亲的上方。在她的父亲那一旁是一对欧洲夫妇，雅各布·海因里希·卡罗和亨丽埃特·考夫曼·卡罗。弗里达·卡罗最为明显的身体特征的来源一看就很明了：她从祖母那儿继承了浓厚的、中间不断开的眉毛。弗里达说她与父母亲都很像：“我的眼睛像父亲，而我的身体像母亲。”在这幅画中，吉尔穆的眼神稍显不安但却相当锐利，同样的眼神也出现在他女儿的眼中。

弗里达根据照片原件忠实地绘下了她母亲结婚礼服上的褶皱、接缝和蝴蝶结，还不无幽默地添加了一个粉红色的胎儿，画在她母亲洁白的少女的裙子上。这个胎儿就是弗里达，这有可能是暗示母亲结婚时已经怀孕。在胎儿的下方画着一颗强壮的精子在一群稍小的竞争者的追赶下正钻入一颗卵子：此时弗里达被孕育了。附近还画了另一种受孕的场面：一朵深红的U形仙人掌花正张开着接受风儿带来的花粉。

弗里达将家置于长满仙人掌的墨西哥中央高原的原野上，而不是置于墨西哥城的郊区。远处是沟壑开裂的山脉，这是弗里达自画像的常用背景，她的祖父母的下方是一片海洋。弗里达解释说，她的墨西哥外祖父母由大地来象征，而德意志祖父母则由大海来比喻。一个简陋的墨西哥家毗连着卡罗的家，远处的田野上还有一个原始的居所，一间印第安人的土坯小屋。以一个小孩的眼光，画家将整个科伊奥坎镇归入了她自己的家，并将这个家置于荒原之中。弗里达站在家的中央，站在墨西哥的中央，也就是——让人觉得——站在了世界的中央。02科伊奥坎的童年

马格达莉娜·卡门·弗里达·卡罗·考尔德伦，吉尔穆和马蒂尔德·卡罗的第三个女儿，生于1907年7月6日上午8时30分，那是一个夏天的多雨季节，整个墨西哥高原非常阴湿但气温不高。弗里达的前两个名字是以基督教的方式来命名的。她的第三个名字是她家常用的，在德语中的意思是“和平”。（虽然她的出生证上写着‘Frida’，但弗里达将自己的名字采用德语的拼法，即Frieda，直至20世纪30年代末由于纳粹在德国的兴起她才将字母e去掉。）

弗里达出生后不久，母亲就病了，所以她由一位印第安奶妈哺乳。弗里达骄傲地对一位朋友说：“我每一次吸奶时，奶妈的乳房都要洗过。”成年之后，她曾由土著奶妈哺乳的事实变得对她很有意义，她将奶妈画成是她墨西哥血统的神话般的化身，而她自己则是那个吸她乳汁的婴儿。

也许是因为马蒂尔德·卡罗的健康关系——她已近中年，开始有一些和丈夫差不多的病痛发作——也许是因为她喜怒无常，所以弗里达和妹妹克里斯蒂娜主要是由姐姐马蒂尔德和阿德里安娜来照顾，有时也由两个同父异母的姐姐玛丽亚·露莎和玛格丽塔来照看，她们俩在父亲再婚时被送进了修道院。

弗里达出生三年后，墨西哥革命爆发了。全国各地的许多地方开始发生起义，在奇瓦瓦和莫雷洛斯地区结集了游击部队，一支由帕斯库尔·奥罗斯科、潘科·维拉指挥，另一支由伊米利亚·扎帕塔指挥。他们持续了大约十年的游击战争。1911年5月，年迈的独裁者迪亚斯倒台并遭流放。革命领袖弗朗西斯科·马德罗于1912年11月被选举为总统，但在1913年2月，在“悲惨十天”——国民大厦的反对派军队和胡亚雷斯的军队相互炮击，造成了许多破坏和伤亡，之后马德罗被韦尔塔蒙骗并遭谋杀。在北方，卡兰萨起兵为马德罗报仇。他取得了立宪军第一指挥官的职务，带领一小部分军队将韦尔塔推翻。这样险恶的争权斗争和流血冲突直到奥夫雷贡总统——卡兰萨的将军之一——宣誓就职才结束，那是1920年11月的事。

在弗里达最后十年所写的日记（现展出于博物馆）中，她不无骄傲地——并且让人觉得带有一定诗意地——回忆起自己见证了革命队伍攻占墨西哥城这场战役的经历。

我记得“悲惨十天”发生时我只有四岁（实际上是五岁——作者注）。我目睹了扎帕塔为反对卡兰萨而进行的农民战争。我记得很清楚，母亲将朝艾伦德街的窗子打开，让那些扎帕塔分子进来，受了伤的饥饿士兵翻窗进入“客厅”。她给他们治伤，给他们大块的玉米饼，这可是当时在科伊奥坎能得到的唯一食物。……我们是四姐妹：马蒂尔德、阿德里安娜、我和克里斯蒂娜──胖乎乎的那个……

1914年子弹的呼啸声不断。我仍然听得到那种特别的声音。在科伊奥坎的市场里贴着由版画家波萨达编写的革命歌谣传单，用来宣传对扎帕塔的支持。在星期五这些传单只要一分钱，我们将传单放在一口胡桃木的大橱里，克里斯蒂娜和我常常唱那些革命歌曲，而父母亲则为我们望风以免落入游击队员的手中。我记得当时看到一个卡兰萨分子跑向科伊奥坎河边的碉堡。从窗子里我还看到一个扎帕塔分子腿部中了弹，蹲在那里穿鞋。（弗里达还画了那个卡兰萨分子和扎帕塔分子的草图。——作者注）

对弗里达的父母来说，这场革命并不是好玩的恶作剧，而是给他们带来了不幸。吉尔穆·卡罗原本依靠迪亚斯政府的生意来维持一个舒适的家，但随着政府的倒台和接下来十年的内战，使他变得贫困。所有照相生意都很清淡，正如弗里达所说：“我家的日子相当难过。”

马蒂尔德·考尔德伦原以为和一个有前途的男人结了婚，日子就会好过起来。但她丈夫没有经济头脑，经常没有钱买照相材料。她发现不得不勒紧裤带过日子了。他们抵押了房子，将客厅里的法式家具也卖了，甚至接纳房客来增加收入。吉尔穆·卡罗变得更加沉默寡言和愤世嫉俗，家里的事只有妻子来料理了。斥责仆人，与店家讨价还价，抱怨送牛奶的农民，一切的琐事都由她操心。弗里达回忆说：“她既不会写又不会读，她只知道怎样算钱。”

马蒂尔德不仅能持家，她还教女儿们干家务活，给予她们传统的墨西哥家教，还试图将她的宗教信仰灌输给她们，每天带女儿们去教堂并在复活节期间让她们静修。弗里达很小就学会了缝纫、绣花、做饭和打扫——她一生中不断沾沾自喜于能将家打理得干干净净，但她与克里斯蒂娜却背叛了母亲的宗教信仰。“我母亲说起宗教简直有点歇斯底里，”弗里达说，“我们在饭前必须得祈祷。其他人都做得很认真，而我与克里斯蒂娜则相互做鬼脸，忍住不笑出来。我和克里斯蒂娜参加了一个教义问答课程，但我们跑到附近的果园里去吃山楂、草莓等果子。”

到了上学的年龄，弗里达和克里斯蒂娜一起进了学校。“我三四岁时，他们将克里斯蒂娜和我送进了幼儿园。”弗里达回忆说，“那个老师很老派，戴着假发、穿着很奇怪的衣服。我的第一个记忆就是，这位老师站在黑暗的教室前面，一只手里拿着一支蜡烛，另一只手中拿着一个橙子，向我们解释宇宙是怎样运转的，太阳、地球、月亮等。我由于太专心了所以尿了裤子。他们把我的湿裤子脱去，而将住在我家对面的那个小女孩的裤子穿到了我身上。由于这件事情，我不喜欢那女孩。有一天我将她带到我家附近扼住了她的脖子，她难受得舌头都伸了出来，这时一位路过的面包师从我手中救了她。”

毫无疑问，弗里达有点夸大自己的劣迹，但她的调皮捣蛋由此可见一斑。有一次她同父异母的姐姐玛丽亚·露莎坐在便壶上时，“我推了她一把，她与便壶全都倒翻了”。这次受害者开始报复了，“她十分恼怒地对我说：‘你不是我妈妈的女儿，也不是我父亲的女儿。你是他们从垃圾堆里拣来的’。她的话着实伤了我的心，从此我变得十分内向，只和想象中的朋友一起冒险了。”

但这些挫折并没有纠缠她多久。她甚至敢逗弄父亲了，模仿起他的德国口音叫他“卡─罗”。可见在这些姑娘们长大起来的这些日子里，在那段不太好过的日子里，弗里达在家中扮演了一个主要的角色。弗里达是这样讲述她的故事的：

我七岁时帮助姐姐马蒂尔德和男友私奔去了维拉克鲁斯，她当时十五岁。我将楼厅的窗子打开，让她出去后再关上，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马蒂尔德是妈妈最疼的女儿，所以她的出走简直令妈妈发疯了，而父亲则什么也没说……

我们有好几年没见马蒂尔德。有一天，在电车上父亲对我说：“再也找不到她了！”我安慰他，其实我是满怀希望的，因为有朋友告诉过我，“有一个结了婚的女人和你很像，她住在城里的多克罗斯区，她的名字叫马蒂尔德·卡罗。”在院子的后面长长的走廊那头的第四个房间里，我找到了她，马蒂尔德正拿着一根软管在洗澡。她和帕科赫南德斯一起住在那儿，他们已经结了婚，他们的经济条件不错，也没有孩子。我首先告诉父亲我找到她了。我去看了她几次并试图说服母亲去看看，但母亲不想去。

弗里达的母亲长久不肯原谅她的大女儿。马蒂尔德经常拿了水果、食品等礼物到家里来，但她母亲拒绝让她进门，所以只好把礼物放在了门口。当马蒂尔德走后，卡罗夫人就把东西拿进来。直到1927年，也就是马蒂尔德离家十二年之后，母亲才最终原谅了她，弗里达写信给一位朋友说：“现在马蒂到家里来了，家里获得了安宁。”

弗里达对母亲的矛盾心理——既爱又恨——在一次谈话中表露了出来，她将母亲描绘成既“凶恶”（曾将一窝幼鼠活活淹死）又“和善、积极、勤劳”。尽管随着两人年岁的增大，弗里达与母亲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不可避免地常常发生争吵，但母亲死的时候弗里达还是“忍不住掉下了眼泪”。

弗里达很小的时候是一个圆脸的淘气小女孩，下巴上长着一个小酒窝，眼睛里一股调皮的神气。她大约七岁时拍的一张全家照上却看得出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细长而不太结实；脸色是忧郁的，表情显得很内向。她独自站在一丛灌木后，好像要躲进去的样子。

这种变化的原因是生病：弗里达六岁时得了小儿麻痹症，她在房间里养了九个月的病。“开始时是右腿下面的肌肉疼痛得厉害，”她回忆说，“他们用一个小浴盆里的香樟水和热毛巾洗我的小腿。”

弗里达曾经自恋且外向，这形成了她成年后的性格特征。但小时候的这场病，使她深刻地意识到内心世界的白日梦与外部世界是极不一致的。弗里达的白日梦里有着一位想象中的朋友，一个可以得到安慰的知己，而且绝不会抛弃她，在日记中她解释了那幅双重自画像《两个弗里达》的出处，她写道：

在六岁的时候，我有一位想象中的朋友，她是一位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小女孩。当时在我卧室面向艾伦德街的玻璃窗上，我先呵上一口气，然后用手指画了一扇“门”……

怀着兴奋和急切，我通过这扇“门”走进了想象的世界。我走过了眼前的整个平原直到来到一个叫作“平佐恩”（Pinzón）的牛奶场……我从平佐恩的“o”里进去了，屏住呼吸到了大地的内部，“我想象中的朋友”总是在那儿等我。我记不得她的形象了，也记不得她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了。但我知道她是快活的——她老是大笑，但没有声音。她相当灵活，跳起舞来就像没有重量一样。我模仿着她的动作，一边跳一边向她倾诉心里的秘密和困惑。什么秘密？我记不得了。但她从我的话中知道了我的一切……当我回来时还是通过那扇画在玻璃窗上的门进了家里。什么时候回来？和她待了多久？我不知道。也许是一秒钟，也许是几千年……我很幸福。我用手将那扇“门”涂抹掉，它就消失了。我怀揣着这种秘密的喜悦跑到了院子的角落里，坐在那棵雪松下，又哭又笑，惊奇于得到了这么大的幸福和对那个小女孩的鲜活的记忆。从我体验了那种奇特的友谊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三十四年，但每一次我想起时，它就会复活并在我的内心世界里变得越来越清晰。

当弗里达能够起床后，一位医生提出了一个让她进行体育锻炼的方案，用来强健她右腿萎缩的肌肉。吉尔穆·卡罗在女儿生病时十分关心，而且脾气也变得出奇的好，于是他尽最大的努力让她参加各种体育活动，这在当时的墨西哥可是一些家庭条件很优越的姑娘才能做的事。弗里达参加了英式足球、拳击、角力等运动，还成了游泳冠军。“我的玩具，”她回忆说，“都是些男孩子玩的东西：溜冰鞋、自行车等。”她喜欢爬树、打球和在查普尔特佩克公园的湖上划船。

但是她又说：“那条腿仍然软弱无力。我七岁时还穿小尺码的靴子。开头我还以为别人开我玩笑并不会伤害我，但后来证明我的想法错了，他们的玩笑确实伤害了我，而且越来越厉害。”弗里达童年时的朋友奥罗拉·雷耶斯说：“我们的玩笑对她是很残忍的。当她骑着自行车时，我们会冲着她大喊‘弗里达，假腿！’，然后她会恼怒地大骂一通。”为了隐瞒那条腿的缺陷，她会穿上三四双袜子，右脚的鞋子也是带高跟的。其他一些朋友赞赏她并不因为残疾而远离体育运动。他们记得她穿着黑色的灯笼裤，踩着自行车像精灵一样穿梭在森特纳里奥公园里。“她简直和正常人一样优雅。走路时她会运用小跳来掩饰，看起来就像是鸟儿飞翔一样平滑。”

但她是一只受伤的小鸟，由于受伤而和别的孩子不一样，她常常感到孤独。正当她的年龄到了应当走出家庭的小圈子、去外面交“最好的朋友”的时候，却不得不待在家里。当她病好了回到学校的时候，她受到同学的嘲笑和遗弃。她说她成了一个内向的人。为了获得补偿，她得先成为一个假小子，然后成为一个“人物”。

正如那张照片上她和家庭成员分开站着那样，在画中她将自己画成一个独自在一边的小女孩（即使是那幅家谱的画也同样）。虽然这种孤独与画家创作时的心态有关，但也和她对过去的回忆有很大关系：一位孤独的成年人想起了童年的孤独。

在1938年的一幅画中，她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他们想要飞机，却得到了麦秆翅膀。”弗里达将她对童年体弱多病的回忆、对由于小儿麻痹症而造成的行动不便的记忆，以及脚部做手术而上夹板的挫折结合在一起，绘成了这幅画。迭戈·里维拉的传记作家伯特伦·沃尔夫说这画使她回忆起“父母给她穿上白长袍和系上翅膀来扮演一位天使（但由于翅膀不能飞而给她带来了极大的悲哀）”。在画中，弗里达看上去大约七岁左右，手中拿着一架飞机模型。那双她得到的麦秆翅膀悬吊在从天空中降下来的带子上，显然是不会飞的。为了更加明确主题，弗里达用一根带子缠绕自己的裙子，并将两头的蝴蝶结钉在地上。

弗里达的另一幅表达她是一个孤独的小女孩的画是《墨西哥的四个居民》，创作于 1938年。这幅画与那幅麦秆翅膀的自画像相比，在意义上更为含糊不清，初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无害的墨西哥民间传说。其实，它是一个小孩在对抗文化遗产这样一个标志物的禁忌的意象。

没有家中墙壁的护卫，弗里达坐在肮脏的地上，吮吸着中指，紧抓住裙子的褶皱，面无表情地接收着成人世界来来去去的信息。她的两侧是四个奇怪的人物：一个前哥伦布时期的纳亚里特神像、一个犹大、一个黏土制作的骷髅、一个麦秆的骑马人。四位居民都是以里维拉夫妇实际拥有的墨西哥工艺品为原型的。地点一定是科伊奥坎，拉罗西塔是弗里达家旁边的一间龙舌兰酒吧，出现在画的背景上。整块地是“空荡荡的，几乎没有人，”弗里达说，“因为太多的动乱使墨西哥变得空无一物。”出于她对祖国全部的爱，弗里达在画中表达了一种矛盾的心情，将墨西哥的苦难与自己的苦难等同了起来。

画中那位幼小的弗里达正凝视着四位居民中的一位，那个前哥伦布时期的黏土雕塑── 一个裸体的孕妇，既是墨西哥印第安遗风的象征，也暗示着小女孩作为性成熟的女人的将来。正如成年的弗里达一样，这个神是破碎了的，脚的前部没有了，头也是破碎后修补的。弗里达告诉一位朋友说将之画成怀孕的是因为：虽然她是死的，但她的内部有某种活的东西，那就是“印第安人的全部意义所在”。而画成裸体的是“因为印第安妇女对性并不感到羞耻，也不会有其他类似的愚蠢观念”。

那个犹大，身材高大、胡须满面，穿着蓝色的工装服，做的姿势犹如在散发一份檄文，并拿着爆炸装置的一根导火索，其造型好像是一根竖起了的阴茎。他是那个怀孕的神像的男性对应物，也是一位内心充满愤怒和声音而膨胀了的“领袖毁灭者”。他的影子穿过女性神像的两腿之间并投射在她的影子边上，这样把他们联系起来成为一对夫妇。他的影子还碰到了小女孩，如此她也成了家庭成员。弗里达说她在犹大这个形象中发现的幽默多于恐怖，她解释说犹大是欢乐和非理性的象征，与宗教无关。“它爆炸了，”她说，“……发出许多声响，非常美，因为在被炸得粉碎的时候获得了色彩和图案。”

那个做着鬼脸的骷髅，是墨西哥儿童在亡灵节摆弄的小骷髅的放大版本，意思是“死亡：非常快乐，一个玩笑”，弗里达说。和那怀孕的神像一样，骷髅也在小女孩的视线方向上，它也代表了她的将来。

在骷髅的后面，稍远处的中央，是一个麦秆人，也许是像潘科·维拉那样的一个革命者，头上戴着帽子，腰间系着子弹带，骑在一匹麦秆马上。他象征了墨西哥生活的脆弱和痛苦，是贫穷、骄傲和梦想的生动结合。弗里达说将他绘入画中是“因为他很弱小，但同时又是那么优雅、那么容易被毁灭”。

这是墨西哥的一个奇怪的版本，因为它提示这个国家的居民是用纸、麦秆和泥土做的，是可怕的历史中短暂的幸存者。然而这些东西对成年的弗里达有着个人的意义：如同猴子及其他一些宠物一样，它们围绕在她的周围与她组成某种意义上的家；它们在让人感到空荡荡的世界里为人提供一种熟悉的安慰。这四个居民，是弗里达的伙伴，其中三个在一幅名叫《坏了的桌子》的画里再次出现。实际上，弗里达创造了她的墨西哥人，她自己也成了第五位墨西哥居民。

弗里达花了数年的时间才将自己变成“第五位居民”。小儿麻痹症是这种变形的开始。她一生痛恨那条因为这种病而萎缩的腿，她用墨西哥长裙来隐藏和掩饰（包括其他一些病痛），所以弗里达成了最墨西哥的墨西哥人。

吉尔穆·卡罗在六个孩子中最宠爱弗里达。虽然他不是一个感情外露的人，但他还是在下班回家时低声叫唤着：“弗里达，亲爱的弗里达。”他从她身上看到了某些与他相像的东西，如压抑的感情、善于内省和不安。“弗里达是我的女儿中最聪明的，”吉尔穆常这样说，“她和我最像。”

吉尔穆是一个有着固定习惯的人，所以没有多少时间来关心孩子。他一大早出门去工作，他的摄影室在马德罗街和莫托利纳街的交叉处，在他原先干过活的珠宝店的上面一点，也是墨西哥城的中心地区。由于离科伊奥坎的家有点距离，所以他不像大多数墨西哥人那样回家吃午餐。卡罗夫人为他做好午饭后放在一个篮子里让伙计给他送去。

吉尔穆的摄影室，由一间工作室和一间暗房组成，是他的私人空间，里面主要是一些必备的照相道具（东方的地毯、法国的椅子、风景幕布），一架很大的德国相机，还有镜头和玻璃底片等。作为当时在墨西哥的一位有文化的欧洲人，他还有一些虽然数量不多但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藏书——主要是德国书籍，包括雪莱和歌德的著作，以及许多哲学著作。他曾经教诲女儿们：“哲学可以使人审慎，帮助人们来完成自己的责任。”在他的书桌上放着一幅很大的叔本华肖像，那是他心目中的英雄。

每天傍晚，吉尔穆·卡罗总是在同样的时间回家。他先是严肃又礼貌地向家里人打个招呼，然后就直接走进那间放有一架德国钢琴的房间，将自己关在里面弹一个小时的钢琴。他最喜爱的是贝多芬，其次是约翰·施特劳斯，那曲《蓝色的多瑙河》隔着厚厚的墙壁也能听得到。然后，他出来吃饭，妻子则静静地伺候他。他晚饭后又是弹琴，睡前总是看一会儿书。

尽管卡罗和孩子们不太亲热，但对他最喜爱的弗里达却非常关心。他激发了弗里达对知识的追求，借给她许多书，并鼓起她的好奇心和激情，探索自然现象——石子、花、动物、鸟、昆虫、贝类等。偶尔，弗里达还与父亲一起去附近的公园，当卡罗在公园里画水彩画时，她就到河边去拣鹅卵石、捉昆虫和收集稀有植物。带回家后就去翻书考证，进行解剖或在显微镜下观察。

当弗里达稍大一点后，父亲就和她一起分享对考古及艺术的兴趣，并教她摄影及照片放大、修改、上彩等技术。虽然年幼的弗里达并没有多少耐心，但她父亲严谨的作风以及对表面细节严苛的处理，在她以后的绘画中体现了出来。修改照片的细小的笔触被弗里达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下来，成了她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父亲拍肖像的刻板形式也影响了弗里达的肖像画法。弗里达承认父亲的艺术与她自己的艺术有一定的联系，她曾说她的绘画就像是父亲拍摄的日历插画，只不过她画的是内心世界的现实，而父亲拍摄的是外部世界的现实。如果说吉尔穆·卡罗细致入微的现实主义绘画——大多数是静物和农场的景色——没有对弗里达产生影响的话，那么他既是画家又是摄影师这一事实肯定对她产生了影响，弗里达成了某一类女画家中的又一个例子——另外的如玛丽埃塔·罗巴斯蒂（丁托列托的女儿）、阿蒂米西亚·金泰尔斯奇、安杰莉卡·考夫曼等——都有着一位鼓励着她们的艺术家父亲。

弗里达患了小儿麻痹症后，父女俩的关系更加亲密了，因为他们同样遭遇了疾病和孤独的袭击。弗里达回忆起父亲经常在夜里发病，就在她要上床之前。当她还很小的时候，父亲发病时家里不让她管，也不向她说明病情怎样，她躺在床上感到很担心，但第二天早上父亲的行动却很正常，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这常常使弗里达感到疑惑。她说：“他成了一个令人害怕的怪人，我很同情他。”后来，她经常在父亲出去拍照时陪着他，在他需要她的时候和他在一起。“有许多次他肩扛着相机拉着我的手一起走时，他会突然倒地，我学会了如何在他发病倒在街上时照顾他。一方面，我得立即让他闻酒精或乙醚让他醒来；另一方面，还要看好照相机不让人偷走。”

数年以后弗里达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我的童年还是很不错的，因为，虽然父亲有病（一个半月会发一次），但无论是做人还是工作，他都是我极好的榜样，最重要的是，他理解我的困惑。”

弗里达作为女儿对父亲的爱还体现在一幅名为《吉尔穆·卡罗肖像》的画中。该画也许就是根据吉尔穆自己拍摄的肖像而画的，画于1952年，也就是他死于心脏病的十一年之后，弗里达逝世的前两年。庄重的咖啡色、灰色和黑色表达了吉尔穆·卡罗的严肃，他皱着眉头，眼睛非常大，像他照相机的镜头一样又圆又亮，眼神狂野而又焦虑，暗示了其内心情感上的不平衡。令人惊异的是弗里达曾经用了“宁静”一词来描述她父亲，实际上，表面的平静来自自我控制和个性上的沉默寡言，而不是真正情感上的安宁。同样的，弗里达也选择将自己的脸画成一张冷漠的面具，用来掩饰内心的不安。在吉尔穆和他的相机周围，弗里达画了些放大了的细胞，里面有黑色的细胞核在漂动，犹如人的精子。难道她只是想说明他是她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祖先吗？或者说这暗示了弗里达看到了父亲与那种原始能量之间的联系？不管它们的意义是什么，那些不连贯的斑点是用来增强吉尔穆·卡罗不安的感觉的。

在她父亲的胸像下面的铭文是这样写的：“我怀着崇敬画了我的父亲，有着匈牙利和德意志血统的威廉·卡罗，画家和职业摄影家，性格上慷慨、智慧、严谨，而且他很勇敢——因为他遭受了六十年癫痫病的折磨，却从未停止工作，还反对希特勒。女儿弗里达·卡罗。”03国立预科学校

1922年，弗里达·卡罗进入了墨西哥最好的教育机构——国立预科学校。离开了母亲、姐姐、婶婶们的照顾，离开了科伊奥坎闲适的生活，她进入了墨西哥城的中心，在那里现代墨西哥正在建设之中，学生们也实际参与了这种建设。她的同学都是年轻人当中的佼佼者，父母是首都和外地的职业人士，希望子女通过预科学校升入国立大学的各个研究和专科学院。毕业后，他们不仅为母校带来了改变，还逐渐成为民族领导者。因此弗里达将自己的生日改为墨西哥革命爆发的那一年就不难理解了。如果说这个决定本身是灵光乍现，那么其背后的故事便是她在预科学校那几年的动荡生活。

预科学校刚建立时就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它建于1868年，马克西米连国王被处死之后，圣伊尔德方索的教会学校被纳入了胡亚雷斯总统建立的共和国免费教育体系之中。与其说它是一所中学，倒不如说它更像一所大学。它的第一任校长，加比诺·巴雷达，将学校的课程比喻为知识的阶梯，一步一步往上走，开始是数学，最终是逻辑学。其间，学生们将学习许多物理和生物方面的课程；语言课与科学课程同步进行——首先是法语，然后是英语，接着是德语，在最后两年里则学拉丁语。巴雷达说：“我们的校训是：自由、秩序、进步：自由是手段，秩序是根本，进步是目的。” 在预科学校校名的基石上也刻着：“博爱、秩序、进步。”

1910年，正当革命枪声在全国各省份响起的时候，迪亚斯政府的最后一任教育部长贾斯塔·西拉，创办了墨西哥国立大学，预科学校成为它的组成部分。到了20世纪20年代，进入预科学校就意味着得到墨西哥最好的教育——生物学家伊萨卡·奥乔特伦纳，历史学家丹尼尔·科西奥·维莱加斯，哲学家安东尼奥·卡索和塞缪尔·拉莫斯，文学专家伊拉斯莫·卡斯特利亚诺斯·昆托、詹姆·乔里斯·博迪特和纳西索·巴索尔斯（当时国立法律学校的校长）都是该校的教师，最后两位后来就任教育部长。进入预科学校也意味着进入了文化和政治的中心。

在迪亚斯三十四年的专政时期里，国家的进程主要是由一群律师、会计和知识分子来决定，他们被称作“科学群体”（大多数是孔德实证主义哲学的信奉者）。他们从海外的“当代欧洲”寻找文化和经济的模式，将许多墨西哥的工业和自然资源的开发交到了外国人手中——北美和欧洲。墨西哥的本土文化被鄙视，而创造它的印第安人也被贬低。圆滑的墨西哥人宁愿模仿：绘画看上去像西班牙大师牟利罗或苏洛阿加的画风，道路模仿香榭丽舍大街，美术场馆则像法国的新古典主义。迪亚斯用脂粉将自己涂白以掩饰自己只是一个稍带西班牙血统的米斯泰克印第安人。

十年的革命才使墨西哥回到了墨西哥人手中，到20世纪20年代，这场漫长的斗争所取得的成就才最终得以巩固。进行了土地和劳动改革，基督教会的权力大为削弱，并通过了将自然资源收归国家的法律。当墨西哥开始骄傲地锻造它的新形象时，他们摒弃了原先那些从法国和西班牙借来的观念和时尚，他们拥抱自己的民族文化。“理想主义者坚信共和国能得到拯救，”安东尼奥·卡索激励他的学生们，“将你们的眼睛盯住墨西哥的大地，关注我们自己的习惯和传统，关注我们的希望和梦想，关注我们的真实！”

奥夫雷贡于1920年当选总统后，任命乔斯·瓦斯康塞洛斯为公众教育部长，他是一位出色的律师，也是后科学一代的哲学家，他还参加了反对迪亚斯的斗争。瓦斯康塞洛斯的目的是要将墨西哥的教育变成真正本国化的教育。他说，墨西哥教育应当建立在“我们的血统、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人民的基础之上”。他发起了一场将墨西哥变成文化之国的运动，下令建立了上千所农村学校，并派遣了一大批教师前往穷乡僻壤去工作。他装备了许多图书馆，建起了运动场和游泳池，并建立了一些露天艺术学校。他下令以大众能够承受的价格出版一些经典作品，如柏拉图的《对话》、但丁的《神曲》和歌德的《浮士德》等。针对那些不会看书的文盲群体，他安排了免费的音乐会，或者约请一些如里维拉、奥罗斯科、西凯罗斯等名画家，以泥瓦工的酬金让他们在公共场所画上壁画，反映辉煌的墨西哥历史和文化。艺术──瓦斯康塞洛斯相信──可以激励社会变革。他的哲学是直觉的哲学，反对科学一代所崇尚的逻辑学和经验主义。“人通过他们的感觉就会变得更有适应性，”他说，“正如当人看到美丽的图形和画像或听到美妙的节奏和乐章的情形一样。”他对美洲印第安人的伟大和卓越之神秘的信仰集中体现在他的话里：“我们种族的精神不言自明。”

于是，这种热情和行动主义的氛围成了孕育弗里达的沃土。她离开自家院墙的保护，离开了熟悉的郊区生活的节奏，乘上一个小时的有轨电车进入市区的新学校。安德烈斯·伊多阿特（20世纪50年代早期国立美术学院的校长，在预科学校时就认识弗里达）说：“那是一个没有谎言、没有幻想、也没有白日梦的时代，那是一个真实的、忠诚的、充满激情的、高尚的、进步的时代，有着天上的清新和地上的踏实。我们很幸运，包括弗里达在内的这一代的年轻人：我们的生机和墨西哥的生机息息相关，随着国家在道德王国里的进步，我们也在精神上茁壮成长。”

国立预科学校的建筑结构如同殖民者的堡垒，是由棕红色的火山岩建造的，坐落在墨西哥中心广场佐坎洛（据说是建在阿兹特克人的遗址上）附近，这里有教会和政府的各种建筑物，包括民族宫等。在弗里达那个年代，这里还是大学区，预科学校的附近有许多的商店、餐馆、公园和电影院，以及其他的各种学校，例如米格尔勒多学校。每天下午五点钟，预科学校的学生就在这所学校的门口等待他们的女友出现。街头的小贩为这些饥肠辘辘的顾客供应烤肉、果汁或油煎饼，而卖唱的风琴手则将甜蜜或悲伤的阿古斯特·劳拉的音乐送入这些浪漫的年轻人的耳中。

预科学校有拱顶的校园由一个操场、一个音乐指挥台和一个竞赛场组成。体育教师喊着“一、二、一、二！”，学生们的脚步就像军人一样整齐。校园里充满了学生的喧嚣，还能听到激情洋溢的学生代表在演讲，为的是维护学生的权益或表达他们的忠诚；而在黑暗的楼梯里，几个恶作剧者在密谋调皮捣蛋的计划。这种喧哗有时会沸腾得穿过校舍流溢到街上。有一次在狂欢节时，一个男孩扮成丘比特，在街上抢了一辆汽车，驶着那“带轮子的房子”在整个墨西哥城里狂奔了一圈。有时有炸弹爆炸，于是拿着软管的火警被叫来了，有人会打枪，有一次，一颗子弹将火警队长的鼻子也打掉了。报纸的头条常常出现这样的标题：“预科学校可怕的闹事！”“骚扰教育部长！”。

弗里达进入预科学校的时候，学校才刚刚开始招收女生，所以只有少数女生入校。学校共有两千多名学生，女生仅有三十五人。有些父母在女儿答应不与男生讲话的条件下才让其注册。也许马蒂尔德·考尔德伦·卡罗反对将女儿送进这样一个不保险的地方，但吉尔穆·卡罗却毫不犹豫。由于没有儿子来实现自己想成为学者的未竟之愿，所以将希望寄托在他最喜爱的弗里达身上。弗里达，如大多数有希望的男孩子一样，在这里学习，为进一步的深造打好基础，以便将来谋得一个好职业。她顺利地通过了入学考试，这也是她大有前程的一个迹象。她选择了要学的课程，准备五年以后进入医学院深造。

弗里达当时十四岁，是一位身材纤弱苗条的女孩，但同时又是一位活力四射的青春少女，是柔弱和坚毅的混合体。一头浓黑的头发，前额的刘海一刀剪平（后来修剪成卷曲状），嘴唇饱满而性感，脸上有一个迷人的酒窝，特别是那双乌黑的眼睛在不断开的眉毛下闪着，给人以一种性急而调皮的印象。这所学校的学生不穿校服，弗里达到校时穿着深蓝的华达呢料子的百褶裙，厚厚的袜子，脚上穿着一双靴子，头上戴着一顶宽边的草帽，恰似一个德国的中学生。艾丽西亚·加兰特，弗里达的一位朋友（也是她的肖像画主题），在1924年遇到了弗里达，曾记得她穿着带金属扣子的蓝色工装在科伊奥坎骑自行车。这种非正统的装束加之男子般的发型，让富裕人家的母亲大呼：“多难看的姑娘！”但弗里达的朋友们觉得她很迷人。许多朋友都记得她总是背着一个男生用的书包，里面装了一大堆东西，有课本、笔记本、画、蝴蝶、干枯的花、水彩颜料，还有从父亲的藏书中拿来的、用哥特式书写体印刷的书。

从一开始起，这个假小子就很少出现在预科学校最大的棚顶上。这个地方由管纪律的多洛雷斯·安杰利斯·卡斯蒂略负责，如果有人不去上课的话就罚她站在这里。 弗里达认为大多数女生既粗野又庸俗，最烦她们无休止的闲聊和琐碎，她称她们为墨西哥脱毛狗。她宁愿在学校的走道里蹦来跳去，或参与一些小团体的各种活动，这种小团体赋予校园一种非正规的社交生活。有些团体专门进行某种特殊的活动——如体育运动、政治、新闻、文学、艺术、哲学等。还有搞辩论的，进行远足的和参与实际社会活动的等诸多小团体。有些人认为瓦斯康塞洛斯的大众化改革相当于民族的再生，另外的人则认为文化的民主化意味着文化的贬值；有人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有人怨恨革命和改革；激进的学生拒绝宗教，而保守的学生则以热忱甚至武力保卫基督教堂。各派系在学校的过道上及数以万计的校内出版物上进行争辩和斗争。

在预科学校里，弗里达在好几个宗派里都有朋友。在文学团体“当代人”中，她认识诗人萨尔瓦多·诺沃和散文家、诗人、小说家泽维尔·维拉鲁蒂亚。后来，她与杰出的诗人卡洛斯·佩利塞尔成了关系很深的朋友，她也认识评论家乔吉·丘斯塔（他后来与迭戈·里维拉的第二任妻子卢普·马林结了婚）。这些“当代人”（他们喜爱纪德、科克托、庞德、埃利奥特）在墨西哥文学年鉴上作为杰出的纯粹派和欧式的先锋主义而出名，他们既反对社会现实主义，也反对将本土文化理想主义化。另外一个弗里达喜欢的团体是“梅斯特罗斯”，其中有两位有相当声誉的学生雄辩家：一位是萨尔瓦多·阿兹尤拉（关于墨西哥革命的、最有名的小说《败犬》作者马里阿诺·阿兹尤拉的儿子），另一位是激进的左派作家杰曼·德·坎波。

但弗里达真正的好友是“卡丘查”一派，此派是根据他们所戴的一种帽子而命名的，这批人因他们的脑袋聪明和爱耍小花招而在学校里闻名。这派由七位男孩和两位女孩组成——迈古尔·利拉（弗里达戏称为“李中”，因为他是中国诗歌的著名学者）、乔斯·戈梅斯·罗布尔达、阿古斯特·利拉、杰瑟斯·里奥斯·瓦尔斯（弗里达称他为“风景”，因为他的姓氏里刚好有“河流和山谷”）、阿方索·维拉、曼纽尔·冈萨雷斯·拉米雷斯、阿莱詹德罗·戈梅斯·阿里亚斯，以及卡曼·贾米和弗里达，他们后来都成为墨西哥杰出的职业人士。如今，阿里亚斯是一位声望很高的知识分子、律师和政治记者；迈古尔·利拉成了律师和诗人；罗布尔达是医科大学的精神病学教授；拉米雷斯成了作家、历史学家和律师（他曾多次为弗里达和迭戈服务）。

在学校里使他们结成一派的原因不是活动或者事业，而是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他们并不参与政治（他们认为政治家的行动是出于狭隘的个人利益），他们信奉一种浪漫的社会主义，结合民族主义。作为瓦斯康塞洛斯的追随者，他们对国家的前途寄予厚望并鼓动在学校进行改革。但同时他们又喜欢在教室里制造混乱，他们搞的恶作剧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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