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与中国学派(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玛雅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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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与中国学派试读：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以来，中国一直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特别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中，努力寻求既发挥市场活力，又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势的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的崛起。怎样将中国的发展经验进行系统梳理，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体系，让世界理解中国的发展模式？怎样正确总结改革与转型中的经验和教训？怎样正确判断和应对当代世界的诸多问题和未来的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都是对中国理论界的重大挑战。

为此，我们关注并支持有关中国发展道路的学术中一些有价值的前瞻性研究，并邀集各领域的专家学者，深入研究中国发展与改革中的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编辑和出版反映与中国道路研究有关的成果，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的系列丛书。《中国道路丛书》的定位是：致力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模式的研究和理论创新，以此凝聚社会共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立足中国实践、通达历史与现实、具有全球视野的中国学派的形成；鼓励和支持跨学科的研究和交流，加大对中国学者原创性理论的推动和传播。

本《丛书》的宗旨是：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

始终如一地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总结中国经验、探讨中国模式，应注重从中国现实而不是从教条出发。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正确认识中国的发展方向，都离不开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通过实践推动认识的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世纪奋斗历程中反复证明了的正确认识路线。违背它就会挫折失败，遵循它就能攻坚克难。

毛泽东、邓小平是中国道路的探索者和中国学派的开创者，他们的理论创新始终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同时因应世界的变化。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他们从来不生搬硬套经典理论，而是在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摒弃无所作为的思想，拒绝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只有实践才是真知的源头。本《丛书》将更加注重理论的实践性品格，体现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鲜明特点。

坚定不移地践行中国道路，也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理论挑战，例如将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彼此割裂和截然对立的评价；例如极力推行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等错误思潮。道路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们的改革目标和道路是高度一致的，因而，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百年兴衰、大国博弈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从积贫积弱的状态中奋然崛起，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成就斐然，道路独特。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一定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路，这是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

推动社会科学各领域中国学派的建立，应该成为致力于中国道路探讨的有识之士的宏大追求。正确认识历史，正确认识现实，积极促进中国学者原创性理论的研究，那些对西方理论和价值观原教旨式的顶礼膜拜的学风，应当受到鄙夷。古今中外的所有优秀文明成果，我们都应该兼收并蓄，但绝不可泥古不化、泥洋不化，而要在中国道路的实践中融会贯通。以实践创新推动理论创新，以理论创新引导实践创新，从内容到形式，从理论架构到话语体系，一以贯之地奉行这种学术新风。我们相信，通过艰苦探索、努力创新得来的丰硕成果，将会在世界话语体系的竞争中造就立足本土的中国学派。

本《丛书》具有跨学科及综合性强的特点，内容覆盖面较宽、开放性、系统性、包容性较强。分为学术、智库、纪实专访、实务、译丛等类型，每种类型又涵盖不同类别，例如在学术类中就涵盖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战略学、传播学等领域。

这是一项需要进行长期努力的理论基础建设工作，这又是一项极其艰巨的系统工程。基础理论建设严重滞后，学术界理论创新观念不足等现状是制约因素之一。然而，当下中国的舆论场，存在思想乱象、理论乱象、舆论乱象，流行着种种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安定团结的错误思潮，迫切需要正面发声。

经过60多年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基和30多年改革开放，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迫切需要形成中国本土的理论创新和中国话语体系创新，这是树立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在国际上争取话语权所必须面对的挑战。我们将与了解中国国情，认同中国改革开放发展道路，有担当精神的中国学派，共同推动这项富有战略意义的出版工程。

中信集团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曾经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它不仅勇于承担大型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同时也勇于承担政治责任。它不仅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同时也是中国道路的践行者。中信将以历史担当的使命感，来持续推动中国道路出版工程。

2014年8月，中信集团成立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构建平台，凝聚力量，致力于推动中国改革发展问题的研究，并携手中信出版社共同进行《中国道路丛书》的顶层设计。

本《丛书》的学术委员会和编辑委员会，由多学科多领域的专家组成。我们将进行长期的、系统性的工作，努力使《丛书》成为中国理论创新的孵化器，中国学派的探讨与交流平台，研究问题、建言献策的智库，传播思想、凝聚人心的讲坛。作者简介

玛雅，生于南京，长于北京，籍贯湖南。当过兵，当过国家公务员。1990年赴澳大利亚学习英文，1992年转赴美国留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2002年加盟凤凰卫视集团，任《凤凰周刊》副主编、执行主编，现为凤凰卫视出版中心主笔。著有《战略高度——中国思想界访谈录》《当代中国思想界国是访谈录》（海外版）《亲历美利坚——家庭写真、社会绘本、政治影像》《道路自信：中国为什么能》，主编《聚焦当代中国价值观》《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美国的逻辑——意识形态与内政外交》《美国的逻辑，中国可否复制？》（海外版），在美国出版英文论著《中国民主转型中的国家与社会》（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s Democratic Transition, Routledge, New York）。序我们为什么唱响中国玛　雅一

一百年后，当后人打开今天的历史画卷，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这样一个人类社会剧变的壮观场面——苏联东欧在20世纪末的轰然坍塌和中国在21世纪初的震撼崛起。不久，始于美国的金融海啸又席卷全球，裹挟着整个世界经济一泻千里……风雨飘摇中，有一个身影趔趄了一下，却依然站立。这就是曾经被西方打倒在地，却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中国。

一百年后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会发现，苏东的坍塌和中国的崛起，是“二战”结束半个世纪后世界上影响极为深远的两大事件。两个事件共同改写了历史，改变了世界——前者宣告了一条道路的失败，令“历史终结论”者欢呼不已，而后者证明了另一条道路的成功，打碎了“历史终结论”者的梦幻。两条道路之间，存在着无法割裂的血脉联系。两者的区别在于，能不能与时俱进，能不能从具体约束条件出发，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通向理想境界之路。

正如中国领导人一再强调的，自1949年以来的中国发展历史不可割裂。中国之所以成为今天的中国，既与邓小平等领导人开创的改革开放道路有关，也与毛泽东那代领导人建构的国家制度框架有关。毋庸讳言，60多年来，在意识形态的浅层、在国家工作重心和目标上、在与世界主要大国的关系等方面，中国上演过数次左右“变脸”。然而，中国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的“底色”始终没有变，那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探索实现社会主义的“人间正道”。直到今天，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走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

在这条路上，60多年来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也经历过一次次挫折、震荡和损失。但不论怎样跌宕起伏，都未构成对方向本身的否定，而只是告诉世人：一种理想和理念，要从经典作家的书本走到现实，绝不可能是一条直线，其间必然经历曲折和反复，需要在不断试错中校正偏差，掌握进度，走向成功。

从1949年到今天，人民共和国走过了一甲子时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从积贫积弱的穷国发展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强国。建国头30年，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为后来的经济腾飞打下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不仅创造了持续30多年接近两位数高速增长的奇迹，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没有发生战争，没有对外扩张掠夺，内部保持了稳定。这在人类现代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精彩一幕。

今天，我们之所以要唱响中国，是为了以事实和分析告诉自己的人民，60多年来中国经历了什么，创造了什么，收获了什么，坚定我们人民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激发和增强追求中国梦的正能量。我们之所以要唱响中国，也是向世界表明，中国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以自己的方式，从另外的起点和路径，同样走近了世界文明的制高点。条条大路通罗马，不同的道路，对应着不同的历史轨迹、文化脉络和现实国情。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有权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各国唯有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才有希望、有未来。二

当今世界，中国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由于中国的崛起，世界已大不相同。美国人一向认为，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21世纪仍将是美国的世纪。的确，过去半个多世纪美国强大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它扶持并成就了一个发达的西方；有能力“输出富裕”，这是它软实力最坚实的根基所在。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的这种能力在衰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部分取代了美国的这种角色。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在国际关系领域意味着，谁能够创造财富，推动世界经济增长，谁就能拥有话语权，拥有制定规则的权力。按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本来还不足以担当这种分量的角色，但由于中国人多体大，由于共产党有上下动员的能力，由于举国体制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长，所以中国可以提前参与到划分全球蛋糕的游戏中。这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制度优势所在，是社会主义中国能够影响世界、对人类有所贡献的根本所在。当然，前提是，中国能够保持自身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同时要具备与所希望拥有的话语权相对称的自我保护能力——经济上的、军事上的、思想上的。

如今，中西方思想界都在检讨现有的制度模式，探索新的制度模式。在这当中，一方面，中国模式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对非西方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具有吸引力。而另一方面，中国模式尚存在许多不足，有些方面还很脆弱，正面临国内国际各种严峻的挑战。我们国内的问题很多，困难重重，诸如思想上对道路、制度和方向认识不一致，经济上进入了结构调整的困难阶段，社会建设也遇到大的阻碍，尤其是，腐败正严重侵蚀执政党的肌体，破坏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国际上需要我们与其他国家相互适应，寻求建立新型国家关系，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创造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在这个时候，终结了“历史终结论”的中国模式能否经受住历史的考验，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梦能否实现，成为中国严肃的思想者们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如何完善中国模式，建立“后西方话语时代”的中国话语体系，也成为中国严肃的思想者们的理想与追求。

这就是本书产生的背景和所要表达的立场。笔者采访了9位当代中国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战略思想家和相关领域的专家，总结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经验，分析中国在今天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地位以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展望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和中国将为世界所做的贡献。全书分为道路篇、理论篇、制度篇三个部分，从事实和理论层面阐述中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依据所在。

选择与这些学者对话，是因为，他们是以“中国立场”在思考，在探究，在求真，他们的思想具有国家战略意义和政策参考价值，也有助于启迪心智，培养家国情怀。出版这本访谈录，就是要为这样的中国思想的表达、积累和传播做一件有益之事。

在此，笔者感谢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信集团前董事长孔丹先生。感谢他搭建起这个思想和话语平台，让“中国学派”能够放大自己的声音，与那些否定中国道路、试图引导中国走西方道路的思想展开意识形态之争。中国正在崛起并且改变世界格局，在今天，中国思想界当仁不让的使命是，从对“中国特色”的研究提升到对中国模式及其世界意义的探讨——在这里，很可能揭示出未来人类可以走得更远、行得更稳的另一种历史选择。

笔者还要感谢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刘长乐先生。感谢他一直以来的理解和支持，以及他积极、善意、建设性新闻理念的启发，使笔者得以在一个浮躁喧嚣、充满诱惑的社会里，不趋炎附势，不随波逐流，坚持做一个有自觉、有理想、有担当的新闻人。

笔者特别要感谢参与本书的每一位专家学者。感谢他们与广大读者分享其思想成果，并成就了笔者作为一个新闻人和政治学人的心愿与追求——为建立“后西方话语时代”的中国话语体系尽绵薄之力。

历史没有终结，未来对世界每一个国家来说都存在挑战。每个国家的战略重心，都应该是办好自己的事，走好自己的路。1954年在第一届人大开幕词中，毛泽东指出：“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在经历了60多年的努力奋斗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成功而独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样的成功和独特告诉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没有理由被唱衰的国家，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没有理由对自己国家的未来感到悲观的。恰恰相反，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接近百年复兴的伟大目标，“两个一百年”的使命将在我们这代人手中完成。2015年9月于北京道路篇

• 中国之路：人民共和国的现代化之路——专访胡鞍钢

• 中国发展模式及其理论体系构建——专访林毅夫

• 经天纬地大文章：新中国60年外交的战略考量——专访章百家没有投资，劳动生产力水平怎么提高？

玛雅：中国目前的政策打破了传统的靠投资和出口来拉动增长，转为靠国内消费来拉动增长。你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仍然需要投资拉动，不能靠消费。为什么？

林毅夫：我觉得这基本上是一个误解，其实我们的消费增长一直很快。我查了一下数据，从1979年到现在，我们平均每人的消费增长达到7.6%。这一增长速度比世界平均水平高，比发达国家高两倍以上，是很高的消费增长率。尤其这几年，2008～2012年，我们的消费增长每年达到9.2%，比原来更快。因此认为我们消费增长慢，是缺乏对具体事实的分析。

我们的投资增长确实更快。我们的消费比重在下降，并不是消费增长慢，而是因为投资增长更快。那么投资增长快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觉得总体来讲是好的。因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前提必须是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交易费用不断降低。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取决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而这些必须以投资为载体。交易费用降低当中很多是基础设施的改善，也必须以投资为载体。所以总体来讲，投资是发展中国家维持经济快速发展所必须采取的一个措施。

当然，投资必须投到有效率的地方，投资的效率是可以改善的。但认为我们应该从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变为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我觉得这是一个误导，或者是没有对问题深入分析的结果。消费当然重要，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活的不断改善是我们经济发展的目标。但是提高消费水平的前提是什么？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而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必须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必须以投资为载体。没有投资，劳动生产力水平怎么提高？而且，如果在劳动生产力水平没有提高的前提之下去增加消费，那么就会增加负债。开始的时候负债很少，借钱人家会给，可是积累多了以后，如果没有收入水平的提高作支撑，到最后还本付息还得起吗？那就是危机的来临呀。2008年发生危机的美国和南欧国家，不都是过度消费造成的吗？

我们的投资是可以改善的，使它的配置更有效率一点，这是对的。但是认为我们必须放弃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变为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这不但是对我们消费增长一直也非常快的事实的误解，而且如果真这样做的话，也可能会步发达国家的后尘。这已经有太多前车之鉴了。

玛雅：保罗·克鲁格曼2013年7月撰文称，中国模式遇到了大麻烦。投资目前正遇到收益骤减的情况，无论政府做什么，投资都将大幅下滑。国内有关研究认为，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率越来越低，质疑依靠投资能否有效拉动增长。

林毅夫：应该这么说，我们这几年从一个层次到另一个层次的基础设施，比如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港口、飞机场，改善得很多。前面我讲过，我们的高速公路已经达到98 000公里，密度非常高，那么在这上面继续投资的空间当然就小了。基础设施的回报率多高取决于它的使用密度有多高，如果使用密度不高，那么投资回报率就不高。使用密度多高取决于经济增长有多快，如果经济增长慢，那么使用密度就低；如果经济增长快，那么使用密度就会高。比如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的高速公路只有4 800公里。那几年我们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高速公路就从4 800公里增加到2002年的25 100公里，增加了5倍。刚开始的时候，很多高速公路的使用效率也很低，但是那几年我们的经济增长非常快，所以到今天，当时建设的高速公路已经车满为患了。

所以我觉得，这些基础设施的回报率是高还是低不能取决于现在的使用密度是高还是低，而是取决于我们未来经济增长的速度是快还是慢。如果我们未来经济增长的速度降低到跟发达国家差不多的水平，每年2%、3%，那么现在的很多基础设施投资可能确实回报率不高。但如果我们能够维持8%左右的增长，那么大部分投资还是好投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现在城际之间的基础设施是比较多的，跟发达国家可以比较了，但是城内的基础设施还是非常不完善的。你今天来北大是搭地铁来的？地铁拥挤不拥挤？尤其上下班时间拥挤不拥挤？

玛雅：有些线路很拥挤。据报道，2013年7月12日北京地铁各线客流量突破1 100万人次，刷新历史纪录。

林毅夫：那就说明基础设施还存在不足啊。如果那些线路得到改善，回报率低吗？所以，我们讲基础设施投资，并不是说重复原来的那些投资，而是根据实际情况，找到瓶颈在什么地方，然后去改善那些瓶颈。那么我觉得，可以改善的地方，尤其是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包括地铁、各种地下管网，还有环境，可以投资的地方非常多。而且那些投资，不管是社会回报还是经济回报，应该都是非常高的。比如环境，环境要怎么改善？不投资能改善吗？当然是要投资啊。

玛雅：说到环境，有人认为，即使中国经济能够维持高增长，也是以消耗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的，是低质量的高增长。那么我想问，高增长和低质量是必然的因果关系吗？

林毅夫：有必然吗？好像没有吧。应该说，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转型中国家，问题肯定不少。但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是因为我们增长过快，还是其他因素造成的？如果我们增长变慢，那么这些问题存在不存在？比如环境污染，这确实是个问题。那么对这个问题应该怎样看待？它的根源是什么？要把问题弄清楚。从经济发展阶段来讲，任何国家在发展早期基本上都是以农业为主的，生产非常分散，现代的技术用得非常少，排放就非常少，所以都是青山绿水。但如果想要经济快速发展，就必然要转到以制造业为主。制造业能源使用多，排放多，而且地点相对集中，在这个阶段污染必然比较严重。然后慢慢进入高收入阶段，又从制造业转到服务业。服务业能源使用少，排放少，污染源就少。而且收入水平提高了，也更有能力利用更多的资源来治理改善环境。

发达国家普遍都是这么走过来的。比如伦敦，以前被称为雾都。德国的慕尼黑等城市曾经也都污染严重。不仅老工业化国家是这样，有些新兴经济体，东京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污染非常严重，首尔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也是如此。它们都这样走过，背后的道理就是我前面讲的。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能不能跳过这个阶段？如果我们还是维持低收入，以农业为主，我想这个问题大概会小一些。但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能不能跳过制造业阶段，直接进入服务业阶段？我想很难。比较中国和印度，印度的信息服务业发展得比较好，但是直接创造的就业只有200万人。由这200万收入比较高的人对消费等需求而增加创造的就业总共大概是700万人。印度也有十多亿人口，这700万人就不能解决就业问题，它的就业增加、收入水平提高就比我们慢多了。1982年的时候，我们的人均收入大概刚过200美元，印度将近300美元。现在，我们的人均收入6 000美元，印度1 500美元。

再有，污染的问题在加尔各答或者孟买同样看得到呀。所以我觉得，对这个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地分析它产生的根源是什么。既然这个发展阶段是我们不能逾越的，既然提高收入水平是我们国家现代化所要追求的目标，那么我们能谈的就不是怎么去逾越，而是怎么去改善。比如，环境的标准我们是有的，但是各地在执行的时候基于地方利益，还有企业自身的利益，经常落实不到位。这方面我们是可以改善的，也应当加强。资本项目开放应更为审慎为妥

玛雅：最近，经济学界余永定、巴曙松等人就资本项目开放的问题展开争论。你认为，现在开放时机是否成熟？是否存在风险？

林毅夫：我个人比较支持余永定的看法。首先从以下两点来看：第一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重要的是实体经济的发展，从而使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断提高，那它当然必须投资，投资当然必须有资本。这种资本是长期的，在长期资本上我们对外国直接投资一向都是很积极的，那些资本进来没有什么障碍。资本账户开放最主要是短期资本的流动。一般短期资本流入不会进入长期投资，因为它有投机性，所以通常会进入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不会进入生产领域。如果短期资本流入得太多，那么很可能出现昙花一现的虚假繁荣。

第二点，如果短期资本流入太多，汇率会升高得非常快。这样，出口的竞争力就会丧失，出口降低，实体经济就会受到不利影响。等到国内经济受到不利影响，外国投机家就会开始唱衰，又有大量的资金外流，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如果短期资金流入得太多，把一部分用于长期投资，那么当发生经济波动，外国资本大量外流时，也可能还不起钱，因为缺少外汇。这样的状况之下就很容易引发各种金融危机。这是从经济的属性来看。

实际上，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在资本账户开放的时候，通常隔几年就会出现金融危机，所以对资本账户的开放是要相当谨慎的。对资本完全不管制的话，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就非常大。尤其是在目前，我觉得时机不好。因为发达国家在推行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国际上有很多流动资本。那些流动资本很容易带来资金的大进大出，从而对我们的经济造成管理上的困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过去一直都是资本账户开放的主要推动者，但最近政策变了，它认为在发达国家推行数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时候，发展中国家在必要时可以对资本账户进行管制。连主张资本账户开放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都改变了，我们在资本账户的开放上更应该采取一种审慎的态度。

玛雅：长期来看，资本项目开放是大趋势吗？人民币国际化是不是一个双刃剑？

林毅夫：当中国变成世界最大经济体、最大贸易体时，人民币在国际经济中的作用会越来越上升，人民币国际化可能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如果我们的人均收入跟美国一样高了，那么我们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4倍，人民币一定是国际化了。

人民币将来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前提是必须能够完全自由兑换。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判断，有一个利和弊、长期和短期的权衡，要审时度势。现在是不是进行资本账户完全开放、人民币完全国际化的好时机？我认为目前还是应该更为审慎为妥。解读中国经济必须有新的模式

玛雅：中国经济到了结构性调整的困难阶段，增长速度放缓。国内多数经济学家对未来一段时期的经济形势不乐观，认为增长将继续下滑。有研究估计，经济增长将下跌3个百分点，至6%左右。你本人也看到房价高涨、收入分配不公、腐败、环境污染等问题对民众信心的影响。但是你对中国发展前景仍然感到乐观，可以说是知名学者中最乐观者之一，这是为什么？

林毅夫：我一再讲我不是乐观主义者，我是客观主义者。乐观主义者忽视问题的存在，只讲可能性，把可能性当成现实性。悲观主义者只看到问题，看不到机会，变成“中国崩溃论”。客观主义者是说，潜力我们知道，问题我们也承认，然后看看这些问题有没有可能解决，怎么解决。你也说了，我看到了目前一些问题对民众信心的影响，我并不回避问题。所以我不认为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是一个客观主义者。

当前出现的增长放缓，我认为主要是周期因素。一方面，外部环境不好，发达国家还没有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欧洲国家二次探底，美国经济虽然有所复苏，但增长非常缓慢。另一方面，中国自2008年以来的反周期的积极财政货币政策，经过四年时间，基本上接近尾声了。在这种状况下，国内的投资需求相对下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放缓。所以，我认为增长放缓主要是周期因素，不是结构因素。

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没有结构性的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转型中国家，肯定会有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但是当前的问题到底是结构性的还是周期性的，我想明显的更多是周期性的问题。不然为什么跟我们同一个发展阶段的其他经济体，像巴西、印度，经济下滑的幅度比我们还大？不能说它们跟我们都有同样的问题。因此我觉得，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玛雅：你在《解读中国经济》一书的前言中指出：国际上通常以国外现有理论为框架来解读中国经济现象，非但不能客观地进行分析判断，其观点还经常掺杂着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偏见。我们知道，西方模式是“自由市场+民主政治”。西方学界很多人多年来质疑、批评中国改革，不仅是因为中国没有采用他们所主张的“休克疗法”，还因为中国没有如他们所愿实行西方式民主。

林毅夫：很多西方学者认为，现代民主政制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制度条件。事实上，即使是欧美老牌发达国家，宪政民主政制也是逐步演进而来的，在工业化早期，英国和美国只有少数拥有资产的男性公民才有投票权。19世纪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直接照抄美国宪法的拉美国家，以及“二战”后摆脱殖民统治、直接继承英美民主政制的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还有许许多多非洲国家，不但没有迈向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反而长期深陷中等收入陷阱或低收入陷阱的泥沼之中。与之相反，“二战”后仅有的两个从低收入跃升为高收入的经济体——韩国和中国台湾，恰恰是在追赶过程中没有复制西方宪政民主政制。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福山最近有篇论文《什么是治理》，他指出，宪政民主既不是好治理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宪政民主是好治理的必要条件的看法，其实“仅为理论上的而非得到实证支持的事实”（more of a theory than an empirically demonstrated fact）。

不论发展水平如何，一个国家作为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安排都是内生的。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和交易规模的扩大、人民财富的普遍增长，相应的规范市场交易和人与人、民众与政府之间互动的制度安排也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尤其像中国这样一个转型中国家，经济体制中还存在着旧体制遗留下来的各种扭曲，需要在转型过程中根据可能性和必要性不断深化改革，经济才能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但是，一个国家即使到了高收入发达阶段，有了相应的现代宪政民主体制，也不能保证一劳永逸持续发展。日本在1991年以后长达20多年的停滞、2008年美欧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都说明，即使有西方学界所认为的理想的现代民主政制，也不能保证这些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不被利益集团绑架，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玛雅：你在那本书的前言中还坦言：解读中国经济并非不能有模式，只是必须有新的模式。你的这本书即是在提出新模式来解读中国经济上所做的一个努力和尝试。这个表述可不可以理解为，中国模式不但存在，而且应该以中国的理论和话语来加以总结，做出解释？

林毅夫：可以这么说。始于1979年的改革开放是在中国政府的领导下以渐进式的双轨制方式进行的。当时许多政策一出台即遭到国际学界的普遍批评，但是中国经济却在一片非议声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让世人为之惊叹的成果。恰恰相反，20世纪90年代苏联和东欧国家根据当时国际普遍接受的理论进行政治改革和“休克疗法”，却导致国家解体、经济崩溃和长期停滞。70年代末中国开始进行改革的同时，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国际发展机构的指导下，按照当时流行的理论和共识进行各种改革。但是30多年过去了，虽然经过多方努力，这些国家却未能达到预期目标，经济增长率比改革前还要低，原有的经济、社会危机也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愈发加重。

以上经验事实说明，目前国际上尚缺乏成熟的理论，可以用来指导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有效推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发展和转型，使这些国家既快又好地实现现代化。

玛雅：对于中国学界来说，这种理论缺失是否意味着一个挑战，同时也提供了一个理论创新的机会？

林毅夫：是的。社会科学理论本质上是一些简单的因果关系逻辑体系。社会科学理论是否适用于某个国家，取决于其理论的前提假设是否和该国重要的社会经济条件相一致。从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中找出关键的条件变量，从而建立一个简单的因果逻辑体系，通常只有生活在这个社会、对这个社会的历史文化有深刻了解的社会科学学者才能做到。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摆脱一味去“西天取经”的思维定式，在政治、经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积极研究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过去一百多年来现代化探索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以及当前国内国际社会的现实，创造性地构建出一套能够揭示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本质、面临的限制和机遇的新的理论观点、思想体系。只有中国的知识分子才能以其科研成果引领社会思潮，以其教学活动培育一批又一批了解中国国情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问题解决之道的高素质人才，掌握未来发展中出现的机会，克服改革中存在的问题，真正实现民族复兴大业，使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玛雅：人们通常认为，模式是可以被模仿借鉴的。中国的发展模式及其理论体系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否具有借鉴意义？

林毅夫：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不仅是中国人的梦想，也是占世界总人口85%的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梦想。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总以为发达国家有一本“真经”，把这本“经”取回来虔诚念诵，就可以使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现代化。然而，这样的“真经”并不存在。以现代经济学为例，任何盛行一时的理论思潮总是被后来的学说所扬弃。由发达国家发展出来的理论在发达国家都难于“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在发展中国家就更难于“放诸四海而皆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若想帮助本国实现现代化，需要自己去探索，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象和问题中了解背后的理论，而不是简单地拿现有的发达国家的理论来看发展中国家的现象和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认识世界，帮助发展中国家改造世界。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在本质上较为接近。理论的适用性取决于条件的相似性。能够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困难，把握中国发展的机遇，推动中国较好较快地实现现代化的理论，对于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发展中、转型中国家来说，必然要比发达国家学者创造的理论更具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因此，在社会科学领域进行有益于中国现代化的理论观点、思想体系的创新，也将对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转型和现代化做出巨大贡献。这些理论观点的创新者和新的思想体系的提出者，也将成为引领国际学术思潮的大学者。章百家

中国外交史专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主要著作有《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革命·建设·改革：中国共产党三部曲》《冷战与中国》等。经天纬地大文章：新中国60年外交的战略考量

自1949年建立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复杂多变的国际风云中搏击奋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曾经积贫积弱的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昂然站立起来，不仅解决了挨打和挨饿的问题，而且已经成长为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世界大国。今天，面对国际上“中国威胁论”的喧嚣，中国坚定地发出了“做负责任的大国”、“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的声音。

在中国共产党90诞辰之际，回顾党的历史，不能不回顾新中国的外交史。60多年来中国外交经历了怎样一个演进过程？外交战略如何服务于国家利益？在每一次重大外交决策的背后，有着共产党领导人怎样的时局判断、理论指导和利益考量？在中国经历了60多年的独立自主与和平发展，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从“请进来”转而开始“走出去”经略世界的今天，中国外交面临哪些新情况、新问题？中国人认定的历史使命和目标

玛雅：一国的外交和战略与其国家利益相联系。比如美国，它的国家利益包括国家安全、持续成长的经济、“普世价值”的传播，以及由美国推进的国际秩序。美国的外交政策始终是围绕它的国家利益展开的。那么在你看来，中国的国家利益是什么？

章百家：与美国这种政治经济制度定型的国家不同，中国自近代被卷入世界体系以来，长时期是一个充满革命性变化的国家，因此它的国家利益似乎不那么稳定。特别是每次政权更迭，都会打断对外关系的连续性。即使是在1949年以后，中国的外交与战略也不乏戏剧性的变化。但是从跨越百年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几代中国人为之奋斗的事业以及所追求的目标，这些目标反映的就是中国最基本的利益诉求。

这些民族目标或者中国人认定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四项：一，实现现代化；二，恢复大国地位；三，完成国家统一；四，实行社会变革。这四项目标决定了中国基本的国家利益，构成了支配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大战略的要素。中国领导人在考虑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社会、文化各方面的问题时，这四项目标的影响几乎无所不在。就对外关系而言，这四项目标也是推动其发展变化最主要的内在动力。

玛雅：关于60年的中国外交史，通常的观察是以领导人的代际来划分阶段的，比如毛泽东时代外交、邓小平时代外交、江胡时期外交。你作为一名研究者，从中国对外关系的演进来看，是怎么划分阶段的？

章百家：著名外交家乔冠华曾总结说，中国外交是“十年一变”。即20世纪50年代“一边倒”，60年代“反两霸”，70年代“一条线”。这当然是大致而言。从那以后，我看可以再加上80年代“全方位”。从这时起，“十年一变”的周期也被打破了，中国外交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玛雅：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边倒”，主要是因为中共与苏共之间的历史渊源？

章百家：有历史原因，但更主要的是现实原因。“一边倒”所根据的主要是中共领导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的判断。“二战”后期，毛泽东、周恩来最初估计，美苏继续合作将是战后国际形势发展的大趋势。在此条件下，国内可能出现国共合作、和平建国的局面。因此他们主张，中国应与美苏都保持友好关系，成为“美苏之间的桥梁”，缓和它们在亚洲的冲突，从而维护世界和平与合作。然而，战后不久，美苏关系严重恶化，国共也爆发了内战，这使得中共领导人不得不重新判断形势，选择新的战略。

1946年下半年，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两个阵营、一个中间地带”的理论。他认为，战后世界将分为以社会主义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和以美国帝国主义为首的反动阵营；在美苏之间隔着一个辽阔的中间地带，由欧、亚、非三洲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构成。美苏之间不会爆发战争，美国极力突出美苏矛盾的目的，是力图控制和侵略包括中国在内的中间地带国家。

这一理论随后成为新中国制定外交方针的指导思想。1949年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形势的基本估计是，中国革命所具有的反帝性质和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力量的增长，使我们可以采取和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而帝国主义绝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这是他决心采取“一边倒”战略的重要原因。美国为什么不肯承认新中国

玛雅：我读美国外交史了解到，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分析中苏关系后推断，中苏尽管意识形态相同，但最终必将分道扬镳。美国只有放弃蒋介石，承认中共政权，才能有效利用中苏矛盾，对苏联加以遏制。杜鲁门政府曾一度表示，将不再干涉中国局势的演变，这为中共攻打台湾打开了方便之门。然而，就在此时，朝鲜战争爆发。美国警觉地意识到，斯大林支持的朝鲜一旦胜利，将导致自由世界和共产世界在亚洲的力量对比倾向于苏联。美国如不采取军事行动，必将助长苏联进一步扩张的野心。美国随即调整了遏制战略，将遏制苏联的目标扩大为遏制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共产主义世界。这一政策调整，给中美关系带来了严重后果：美国和中国之间长达22年的尖锐对峙。

章百家：“二战”结束前后，由于维护战后和平要靠美国对蒋介石施加压力，因此中共对与美国的关系非常重视。1944～1946年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反复对美国人说：中共希望战后中国成为美国和苏联在亚洲的桥梁，以避免它们发生矛盾和冲突。1946年，美军观察组离开延安后，谢伟思曾提出“失去的机会”，认为中共当时非常愿意和美国搞好关系，但是这个机会失掉了。今天来看，我认为这个机会失掉并不奇怪，因为这是一个成功概率非常低的机会。“二战”结束后美国曾提出，到底在中国怎么办？当时美苏对华政策的一个基本的共同点是，要使中国避免内战。因为中国一旦发生内战，美苏之间的矛盾将更不好调和。而且对它们来说，中国不是最重要的地方，最重要的是欧洲。美苏的基本政策是，支持以蒋介石为主统一中国。国民党在联合政府中占大头，但是要容纳其他党派，共产党要有一席之地。后来国共内战爆发，美国的态度，用邹谠先生所写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中的说法，是在政治上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但是给予有限的援助。这说明美国对中国的干涉是十分有限的，这同后来干涉朝鲜、越南没法比，因为中国毕竟是个大国。最后，美国政府在1948年8月发表了白皮书，主要目的是推卸责任，说中国的事我们管不了，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时，美国国内有很多讨论，要不要承认共产党？美国当时采取的是观望政策，“等待尘埃落定”。就是说，当一棵大树倒下时，尘土会扬起来，一时什么都看不清，需要等待。但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就不再观望了，而是立即采取行动，这就导致了“一边倒”格局的固定化和长期化。如果没有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以及中美在朝鲜交战，“一边倒”的局面可能不会持续那么长的时间。美国的行动后果是严重的，它在关键时刻打断了中国统一的进程，使中国失去了解放台湾的有利时机；美军在朝鲜又越过三八线，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致使中国不得不应战。中美关系由此持久地陷入僵局，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也难以取得突破，中国对外经济联系被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在这个过程中，冷战大格局的影响是主要的，中国实行“一边倒”只是一个相对次要的因素。

玛雅：我的印象是，建国初期，中美关系先后有几次可能出现缓和，但都“阴差阳错”地失去了机会。

章百家：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的对华政策确实出现了摇摆，但当时美国承认新中国的可能性其实很小。一个基本原因是，美国是一个全球性大国，它的全球性政策必须协调一致，不可能在欧洲实行反苏反共的遏制政策，而在亚洲却向一个新生的共产党政权示好。这在美国国会是通不过的。所以，如果说那个时候不是一个中美交善的机会，这是最根本的原因。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要取得彻底的民族独立，肃清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因此，中共也不会谋求同美国妥协。

朝鲜停战后，中国领导人最初的估计是，国际局势将趋于缓和。为此，中国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外交行动。周恩来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万隆会议上都明确地向美国做出了缓和的姿态。1956年8月，毛泽东在审阅中共八大政治报告时，专门加了一段话：“为了和平和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相信，这一点，总有一天会要做到的。”中共八大期间，他又说，等我们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后，我们进入联合国，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更好。我们的门是开着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后不久，中国政府宣布取消不让美国记者进入中国的禁令，又在大使级会谈中就消除两国的贸易障碍、促进人民往来和开展文化交流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和草案。然而，中国政府的这些努力，没能得到美国政府的回应。

玛雅：美国对华这种态度，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原因？

章百家：可以这么说。冷战时期，两大阵营都把对方视为一个敌对的国际势力，那种敌对不同于我们现在也会遇到的两个国家之间的矛盾。具体到中美关系，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台湾，在冷战的大环境下，美国的意图是牢牢控制住台湾，制造“两个中国”。

美国有学者曾经跟我说，1944年“二战”快要结束时，美国国会曾经讨论，要不要把台湾交还给中国？当时美国国务院力主把台湾交还给中国，但是后来形势有变。蒋介石在大陆失败后，杜鲁门曾一度犹豫，打算放弃台湾。美国国内一部分人主张放弃，一部分人不主张放弃。这取决于后来形势的发展，假如共产党有能力一年半载把台湾解放了，中美之间的障碍也就消失了。如果共产党因为军事力量不行，短时间内解放不了台湾，等到你海军空军建设起来，蒋介石在台湾已经站住脚了，解放台湾就不容易了。而只要共产党解放不了台湾，那美国就不会甘心。在美国看来，台湾对它整个东南亚的防御作用非常重要。从海洋地质来说，从中国大陆到台湾之间的沿海基本是浅海，过了台湾就是深海。从军事上说，台湾的价值非常高。所谓台湾是美国“不沉的航空母舰”的说法其实是误传，美国人当时说的是，如果中国得到了台湾，那么共产主义世界就得到了向东南亚扩张的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美国认为，中苏已经捆绑在一起，一时半会儿无法分开，而且很担心共产主义扩张，所以尽管中共做出了缓和姿态，美国仍然拒不承认新中国。

中共八大以后，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很快改变了中国领导人关于国际形势正趋于缓和的判断。1956年的波匈事件和苏伊士运河事件，促使中共提出要重视“国际阶级斗争”。1957年，由于美国没有意愿同中国缓和关系，毛泽东决定放弃缓和尝试，并表示：对西方主要国家，我们“现在主要是和他们斗争”。1958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并且通过炮击金门来提高全国人民的士气。他还要求外交工作克服保守思想，导致当时提出了“搞臭南斯拉夫，巩固社会主义；打击美国，搞垮帝国主义；孤立日本，争取民族主义”这种全面出击的口号。至此，中国对外政策的发展方向被锁定了。前一阶段比较稳妥、务实的外交政策被一种充满革命豪情但脱离现实的政策所取代。由于决定关起门来搞建设，所以外交也就只需为国际政治斗争服务了。

玛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偏向？

章百家：我认为有三个原因：第一，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出现了错误。那时，判断国际形势的思维还有些简单化，就是问国际形势到底是紧张了还是缓和了？其实，在美苏两极世界里，这两极既不能让国际形势太紧张、太危险，也不能让形势太缓和，太缓和拢不住自己人。所以，国际形势呈现周期性的波动，一会儿紧张一会儿缓和，但美苏矛盾始终是最基本的。第二，中苏之间出现了矛盾。中苏两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不同，发展阶段和需求也不同。中国是个刚刚完成革命的国家，革命的劲头还没过，统一任务也没完成，因为在台湾问题上和美国针锋相对。而苏联已经开始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自己的发展上去，不太愿意支援世界革命，想同美国搞缓和。所以，中共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与苏联很不一样。那时亚非拉革命还很旺盛，中国是亚非拉的一员，必然要支持亚非拉革命。第三，中共那时对如何处理内政与外交的关系还缺乏足够的经验，而外部环境又很动荡。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一些主管外交工作的领导人，如张闻天，就提出，外交工作主要应该为国内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但当时人们对这种认识难以达成共识。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不愿意解除对中国的封锁，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一些邻国仍处于争取独立统一的斗争之中，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独立国家很难袖手旁观，特别是对周边国家共产党的斗争必须给予支持。当时的外部环境对中国道路的选择影响非常大。“一边倒”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

玛雅：对中国的内政和外交而言，1958年都是一个转折之年。

章百家：1958年是很关键的一年。上述这些因素使得中国开始向左转，随后中美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中国和苏联的关系也开始恶化，造成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

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时的政策是不是错了？我不赞成对建国前期的这段历史简单地用对或错来衡量。一个重大决策往往有得有失，中国敢于同美苏两个大国对抗的结果是什么？是中国的基本原则最终被国际社会接受了。比如“一个中国”的原则，所有国家跟中国建交都必须承认一个中国。另外和苏联分道扬镳，使中共摆脱了与苏共的特殊关系，中国由此真正成为国际上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

玛雅：说到中苏分道扬镳，这两个社会主义盟友从亲密无间到尖锐对立，经历了怎样一个转变过程？

章百家：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比较复杂。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使得苏共在中共内部有很大的影响力；长期以来中共和苏共的特殊关系，又使得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很不正常。从建党直至建国初期，我们党内讨论什么事儿都要告诉苏联，苏共党内出了什么大事也都告诉中国。但是从上层的角度来说，中共和苏共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毛泽东并非真心愿意和苏联保持那么密切的关系。抗战时期，苏联认为中共力量太弱，所以从它的国家利益出发，更为重视国民党，把主要援助给了国民党。跟国民党相比，苏联给共产党的援助数量是非常小的，虽然对中共来说不是小数目。我做过这方面的研究，苏联抗战时期在对国民党的援助就绝对数字和效用而言，都是超过美国的，而美国的援助主要是在内战时期。

苏联对中共的支持一方面是道义上的，另一方面是苏共对各国共产党的干涉。这种干涉引起了中共的不满和抵触，毛泽东很担心苏联给中共党内带来的影响。中苏之间存在矛盾，这个事实是中苏分裂后毛泽东、周恩来谈到的。毛泽东就曾担心，苏联要在中国搞政变。党内好多事与这个有关联，比如庐山会议。从这个角度来说，中苏分裂，使苏联成了一个外部国家，在中国国内再也不具有原来那种影响力。你看李鹏回忆录，20世纪80年代中苏实现关系正常化时，苏联非常希望恢复原来那种盟友式的关系，但是中国领导人对这一点抱着极度的警惕。这和中国的民族心理有重要关系。

玛雅：我记得一件事，根据1949年达成的《中苏友好条约》，苏联必须在规定时间内交回中长铁路和旅大特区的控制权，同时交回旅顺口军港。但是到了1958年，苏联又提出了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中苏建立联合舰队的问题，遭到毛泽东的坚决反对。毛泽东的回答是：你把中国拿去，我上井冈山！毛泽东的强硬立场使苏联当局做出了让步。

章百家：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向中国做了很多让步，20世纪50年代中期是中苏关系发展最好的时候。在我看来，赫鲁晓夫是苏联领导人中唯一一个把自己的命运押在中苏关系上的人。“一五”计划期间大规模地向中国提供援助，把旅顺以及许多合资工厂都交还给中国，苏联在斯大林出兵攻打日本时从中国拿到的权益，他也放弃了。苏联在“二战”中损失巨大，到20世纪50年代时经济状况并不好，但他在这个时期向中国提供的援助在世界工业史上都是比较罕见的。从目前公布的档案看，苏共党内对此是有争论的，很多人都不同意，但是赫鲁晓夫做了，所以那个时期中苏关系是非常好的。

玛雅：这样说来，“一边倒”格局的形成，不仅是新中国根据形势所做的政策选择的结果，也是外部世界，尤其是美苏，对中国革命所做出反应的结果？

章百家：是的，这种格局的形成是一种互动的结果。不过，我想补充说明一下，作为具有全局意义的大战略，“一边倒”的提出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新中国成立前后，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是，选择什么样的对外战略才能有利于新生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在这方面，民国初年中国外交所遭受的两个重大挫折，给了中共领导人深刻的历史镜鉴。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有两个目标：一是争取世界各主要国家对中华民国的承认；二是使各国逐步免除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两个努力都失败了。1912年2月清帝宣布退位后的第二天，孙中山辞去了大总统职位，让位于被列强看中的袁世凯；中国在收回国家权利、废除不平等条约方面遭受的挫折更为惨重，最突出的事件是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

这些失败给中国对外关系带来两个结果：一是经过十月革命建立的苏联日益成为对中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二是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逐步演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革命运动。中国革命者把自己的期望转向苏俄是毫不奇怪的。1919年，正当中国人为在巴黎和会上遭到的屈辱义愤填膺而又感到孤立无援之时，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表示，愿意放弃沙皇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尽管这些允诺后来并没有兑现，但强烈的对比使中国人相信，苏俄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挚友。

玛雅：对于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来说，这样的历史记忆是刻骨铭心的。

章百家：新中国成立之时采取“一边倒”方针，一方面，强烈地反映出中共要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告别百年屈辱历史的决心。中共领导人认为，新中国要建立起新型的对外关系，就必须迅速割断同旧中国屈辱外交的联系，肃清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洗刷半殖民地政治地位留下的烙印。可以说，中国革命的本质决定了新中国和西方大国之间的冲突是难以避免的。

另一方面，中共在外交上面临三个急需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得到国际社会对新中国的承认。毛泽东当时说，如果新中国成立三天没人承认，就会有问题。其次，要保障新生国家的安全。最后，为恢复经济，争取到必要的外国援助。在美国仍在顽固地支持国民党，不可能转而承认新中国的情况下，解决这三个问题，只能寻求苏联的帮助。因此，把同苏联的关系置于首位，主动站在苏联一边，就成为最有利也最可能获得成功的政策选项。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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