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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钱念孙,胡发贵主编

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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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文化的当代价值试读：

出版说明

2016年11月5日至6日，第二届君子文化论坛在安徽合肥举行。论坛由光明日报社、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社会科学院主办，安徽省君子文化研究会、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君子文化研究中心承办，浙江大学君子文化研究中心、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君子文化研究中心协办。参会专家学者一百五十余人。

本次论坛主题为“君子文化的当代价值”。《光明日报》编委张碧涌，时任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安徽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刘飞跃分别致辞。本次论坛是继2015年12月在浙江大学举行首届论坛后的又一次盛会，其间近百位学者提交、发表论文，论文观点鲜明，各有侧重，思辨精深，展示出君子文化研究的蓬勃生命力。因本论文集篇幅有限，对此次论坛所收到的论文未能悉数刊载。

本书分为三个专题，一是《

君子文化价值与当代社会发展

由于时间仓促，编者水平有限，难免出现疏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君子文化价值与当代社会发展

君子形象的当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超越时空、跨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弘扬起来”。君子形象、君子精神和君子文化正是这种需要弘扬并使之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

一、民族文化的独特标识

君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君子人格是中华儿女的理想人格；君子形象是中国人的代表形象；君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君子形象所体现的高贵品质和传统美德，已成为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为民族文化的遗传基因。《周易》有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贲卦·彖传》）君子形象就是中华文明几千年人文化成的结晶。中华君子优秀的道德品质、深厚的家国情怀、积极的文化担当、严格的自我修养，凝炼成入世有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文质彬彬的高尚品格，成为中华民族的理想人格。她是中国人民的集体创造，是中华文化不可多得的独特资源，是中华文明特有的文化标识。

做人做君子是中国人数千年形成的共同价值追求，也是中华儿女独有的人生理念。西方人讲贵族精神、绅士风度、牛仔形象，日本讲武士道，中国人则讲君子。君子的形象更真实、鲜活、可爱，亦更长久。

西方有贵族精神，崇尚高贵，独立担当；中国则有君子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贵族精神有三大支柱，即独立的意志、责任的担当和文化的教养，还有高贵的地位和高傲的心灵。中华君子也源自贵族，早期的君子文化也是贵族文化，因而君子文化与贵族文化有许多相同、相通之处。君子也十分看重人格的独立、社会的责任，更讲究文质彬彬。在被孔子转型后的君子文化中，君子更追求道德的高尚而不看重地位的尊贵；更注重仁爱之心而不强调心灵的高傲；更注重彬彬有礼而没有贵族那种傲慢的做派。同时，西方社会随着贵族的消亡，贵族精神也日渐式微，并被资本主义精神所替代，而中华君子在贵族衰落之际则转变为士人君子、精英君子，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并延续至今。

英国人讲绅士风度，彬彬有礼，文明优雅；中国人则讲君子风范，谦和有礼，温文尔雅。由充满侠气与英雄气概的“骑士”发展而来的绅士是西方特别是英国人的人格形象，绅士以风度为最显著的特点，绅士风度是英国民族文化的外化，其衣冠得体，谈吐高雅，彬彬有礼，知识渊博，举止优雅，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贵族文化精神，体现了自重自爱、尊重他人的人格之美。中国也有士绅、乡绅一说，但最有代表性的还是君子。君子与绅士一样，注重自身形象，温文尔雅，注重礼仪，但君子更加注重仁义道德，注重人格形象，强调“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相对于偏重风度仪表的绅士，中华君子更看重道德修养和彬彬有礼的统一，注重人格的完善之美。

美国人崇尚牛仔形象，自我奋斗，勇于创新；中国的君子形象则是阳刚劲健，厚德载物，坚韧不拔。代表美国精神的牛仔形象体现的是一种年轻的文化，其主要特征是崇尚自由、张扬个性，展现为自我奋斗、勇于冒险、敢于创新的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彰显了美国文化的特质。中华君子自强不息、奋发进取、载物担当的品质完全可以与之相媲美。但与“牛仔”相比，我们的“君子”多了一份涵养、隐忍、谦和、仁爱的素养，也少一点“唯我”、张扬、我行我素的霸气。

日本人重武士之道，忠诚侠义，勇敢尚武；中国人则有君子之道，仁义道德，贵和尚文。体现日本民族品性的武士之道，内有忠诚、廉耻的涵义，外扬尚武、侠气的个性，崇尚信义、勇敢、名誉，代表了日本的文化精神。中国早期的君子也崇尚文武双全，武士中亦有君子，但在孔子实现君子文化转型后，士君子成了君子文化的主体，尚文成了君子的文化色彩。日本武士道有两个根本性不足，一是没有绝对价值的概念，其忠诚、信义是在对绝对效忠相应的武士集团的前提下，既没有中华君子的道义价值观，也没有中华君子的家国天下情怀；二是日本武士无法承受失败，以剖腹来逃避现实，体现其内心的脆弱，这与中华君子以身取义、以身殉道的本质不同。从更深层次看，武士道中无恕道，狂暴、残忍是其人性的本质，这与中华君子的仁爱之心、忠恕之道更有天壤之别。

有比较才有鉴别。可以说，中华君子涵盖了人类的美好品德和文明风范，并且独具特色。比如说，贵族、绅士、武士乃至牛仔所体现的文化仅仅是一部分人或一段时期的文化现象，中华君子的形象穿越千年、生生不息，已成为中国人的集体人格。君子精神一以贯之，君子品质与时俱进。再比如说，西方的贵族、绅士所崇尚的自由、平等、博爱是建立在上帝的基础之上而形于外的，中华君子的仁义礼智则是根于心而发于内的；美、日的牛仔、武士的勇敢、奋斗的本质是尚武、张扬而富有排他性，中华君子的厚德仁爱的特征是尚文、贵和而富有包容性，中华君子这种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崇尚和平、和而不同的人格特征，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品格，成为民族文化的独特标识，成为中华文明的软实力。

二、文化自信的主体形象

以中华文明优秀传统为主体的文化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深厚而坚固的底色，也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我们的文化自信，不仅因为有悠久的历史积淀，有丰富的人文内涵，还在于有一个具有永恒魅力的主体形象——君子。君子人格是中华民族的理想人格，君子形象是中国人的集体形象，它集中体现了中国的文化精神，体现了中国人的价值追求，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虽然传统君子具有精英文化的特质，但其体现的人文精神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并得到社会大众的广泛认同，做君子是中国人共有的人生理念和价值追求。今天，我们的文化主体是人民，当代君子的形象代表的是中国人民的集体形象。君子人格体现的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品格，体现的是当代中国人民的集体品格。做人做君子仍然是最广泛的社会共识，说明当代君子这个文化自信的主体形象既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又有广泛的人心底蕴，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鲜明的时代特征。

君子形象具有独步中外的特有优势。文化自信是在中外文化对比的基础上形成的。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主体形象，君子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形象。如前所述，与西方及日本的人文形象相比，我们的君子形象不仅毫不逊色，而且更胜一筹，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君子形象是中国文化能够拿得出手且很有生命力、竞争力的主体形象。当今，面对多种文明的激荡交锋，特别是西方文明咄咄逼人的浸淫，以君子形象为标识的君子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竞争中站稳脚跟的基石和蓄能发力的利器。君子形象不仅有生命力而且有竞争力，面对各种西方文化，她具有强大的包容能力、消化能力和同化能力。君子形象源于中国已在中华文化圈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在世界文化竞争中，君子形象不仅能守住主体地位，而且这个主体形象必将通过孔子学院等渠道载体走向世界，创新人类的价值形象，为世界文明做出新的贡献。

君子形象具有穿越时空的永恒魅力。君子形象逾千年不亡，至今仍神采奕奕、魅力无穷。首先，君子文化是传统文化的精华，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文化即君子文化，中华文明的历史传承，中国的礼仪之邦，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中国的精英文化，集中体现在君子文化之中，乃至中华民族崇尚文明、崇尚道德、崇尚礼仪、崇尚精英的民族性格，都与崇尚君子的优秀传统密切相关。其次，君子精神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君子品质是民族伦理的基本要素，君子文化也是几千年来推动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主旋律和正能量。君子形象所代表的仁爱、正义、礼仪、诚信、宽容、恭敬、廉耻等传统美德，已成为中华民族的血液，流淌在每个中国人体内，已成为中华文明的遗传基因。最后，君子文化虽然是精英文化，亦有相应的时代局限性，但由于几千年来的积淀、浸淫和传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大众，已成为大众文化。君子概念妇孺皆知，君子言论大众耳熟能详，君子形象深入人心，君子精神影响深远。尽管人人知道君子而又说不清什么是君子，但君子之道是“百姓日用而不知”，几千年来，中国人都受到君子的影响，这又是不争的事实。君子精神激励人，君子形象影响人，君子人格感召人，君子文化改变中国人，这就是文化的魅力所在，也是文化自信的精髓所在。

君子形象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特征。君子形象之所以能够独步中外，穿越时空，之所以富有永恒魅力，根本在于君子的与时俱进品质。君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辉光日新、与时偕行。君子形象历久弥新、永葆青春，就在于具有日新自新、自我更新的优秀品质。最初的君子是贵族成员，是身份高贵的精英。春秋战国时期，贵族阶级分化、没落，孔子实现了君子文化的转型，由贵族君子转变为士人君子，由重身份转变为重道德，从高贵人格嬗变为高尚人格，并形成了系统的君子理论。此后，不同时期的君子亦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反映了相应时代的时代精神。两汉君子厚重高远的风格、魏晋南北朝君子清俊率性的气度、大唐君子飘逸潇洒的气象、两宋君子雄厚伟岸的深远、明清君子穷理明心的修炼、近代新儒家君子忧国忧民的探索，乃至当代君子为民族解放、复兴的奋斗，各个时代的君子无一不代表相应时代的精神和风貌，而一以贯之的则是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高尚品质和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

在当代，君子文化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抓手。君子形象所体现的传统美德和人格魅力，仍是解决当今多种社会问题的良方，它可以很大程度上根治当今社会面临的道德滑坡、诚信缺失、行为失范、戾气蔓延、物欲横流等社会痼疾。君子文化既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又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象载体和重要抓手。当今社会亟须一面兼具时代精神和民族特征的人格文化旗帜。君子则是这样的人格旗帜，君子文化当堪此大任。作为传统文化的精华，君子人格之神韵与核心价值观之精神相融合，君子形象将更加生机勃勃；君子文化之根与时代精神之干相嫁接，既可使君子文化这株千年大树开出新的时代花朵，也可以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了形象载体而形成最广泛的价值共识，引发中华民族的精神共鸣。

三、辉光日新的人格形象

当今，我们处于一个多元共生、包容发展的社会。面对世界一体化的历史趋势，面对市场经济大潮的荡涤裹挟，面对西方文化思潮的冲击挑战，各种社会现象错综复杂、乱象环生、沉滓泛起。道德水准的滑坡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时代在呼唤、社会在呼唤！急需一种既具中国特色又兼备人类优秀品格、既有深厚人文涵养又彰显时代精神的人格形象来导引社会风尚，重塑国人形象。当代君子呼之欲出，当之无愧！这，既是弘扬君子文化的现实意义，也是君子人格形象的当代价值。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当今我们面临的是物质层面现代化的高歌猛进与精神文化层面的迷惘低落的剧烈反差形成的激烈矛盾。很多人富起来了，但有的人则是富而不贵、富而不仁、富而不义、富而无礼，物质上的富有和精神上的贫穷共存成为其人性异化、人格低下的主要表征；很多人走出去了，但有的人把历史上的陈规陋习和近年形成的不良嗜好也带出去了，破坏了中国人的整体形象；我们的国力强起来了，但我们的文化软实力还没有跟上去，如果硬的更硬、软的更软则更加令人担忧；我们的对外开放有声有色，但我们的文化免疫力也应该增强，中华文化的主体形象不能丢、不能弱。

以当代君子的人格形象来导引社会风尚，有很强的现实需求，也有广泛的社会共识。君子是自古以来形成的民族人格，至今仍被绝大多数国人认可，做君子不做小人可以说是覆盖最广大人群的“最大公约数”。以时代精神塑造的当代君子，可以是市场大海搏击者眼中的灯塔，是现代竞争中立身处世的人格坐标，是社会转型中道德行为的典型范式，是中外文化竞争中无往不胜的主体形象。同时也要看到，我们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转型必然包含文化的转型。因而，君子形象当代价值的实现，必须实现君子文化的传承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这应作为君子文化传承创新、实现当代价值的根本性指导思想。

提炼新标识，重塑新形象。每一种文化形象都会打上时代的烙印，每一种文化的发展都要体现时代的变化、展现时代的精神。千年君子，必有其长生不老的生命基因，但千年风霜也必然会使其老态龙钟、步履蹒跚，这就需要来一番强身健体的有氧运动，以时代阳光壮骨补钙，用时代精神活血化瘀，让传统君子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因而，传统君子要在保持优秀品质的前提下，坚持与时俱进，从书斋中走出来，走进广阔的社会生活；从半空中落下来，投身火热的社会实践；从精英的象牙塔中脱开来，融入最广泛的社会大众，成为朝气蓬勃、真实鲜活的当代君子，成为有德、有能、有为且有格的全面发展、自我完善的人格形象。这样的君子才会接地气、有人气、长生气；这样的君子形象才会可望亦可即、可信亦可爱、可敬亦可做；这样的君子文化才会风生水起，展现时代风貌。

坚守好传统，彰显新内涵。中华君子“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君子的品格笃信诚实，行为刚正健进，每日都在辉耀其光芒以使其品德更新。君子这种日新自新、与时俱进的品格特征，体现为优良传统的坚守和时代精神的弘扬。君子文化是有根的文化，实现君子形象、君子文化的创新，并不是刨根断底，也不可伤筋动骨，而是要固本培元、深耕厚植。中华君子与时俱进的品质要坚守，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要发扬，讲仁爱、尚道义、重礼仪、崇智慧、守诚信的美德要光大，温文尔雅、文质彬彬的形象要焕发。与传统君子相比，当代君子生活于全新的时代，君子文化之根必然吸收时代土壤的滋养，当代君子必然具有时代精神的丰富内涵。比如，君子要弘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自强精神在当代就是要体现独立自尊、自我超越的精神，投身改革、体现人生价值的精神，创业、创新、创造的精神；载物精神在当下就是要体现为包容万物的宽广胸怀、知晓万物的广阔视野、承载万物的责任担当，还要有消受万物的役物能力；厚德精神则可体现为光大勤勉奋发的劳德，弘扬宽厚包容的恕德，增厚虚己受人的谦德，践行诚实守诺的信德，发扬仁济众生的善德，提倡当代文明的公德，树立敬畏天地的仁德。这些，都是当代君子精神的新内涵。

直面新问题，创建新学科。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君子学就是这样的“绝学”，创建一门君子学科就适逢其时、很有必要。在中国，君子概念妇孺皆知，君子形象世人景仰，君子文献汗牛充栋，君子言论俯拾即是，但君子理论的系统探讨、君子学术的专门研究、君子文化的深入挖掘，仍是一个学术空档、学科空白。时代需要一门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积极文化传承和鲜明时代色彩的君子学，君子文化应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乃至当代文化的一个专门学科。

当代君子要以崭新的时代风貌展现其人格魅力来引领社会风尚，君子文化研究就要坚持经世致用的发展方向，直面现实问题，从问题开始坚持理论创新，“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实现君子形象的传承创新，有许多与现实密切关联的问题需要研究、解决。比如，做人与“成人”：生而为人之人还是成长为人之人，即君子是什么样的人？道德与人格：道德君子与人格君子的异同；传统与现代：君子传统与时代精神的关系；德性与德行：君子的道德修养与道德实践问题；精英与群英：君子与社会大众的关系；欲望与道德：当今时代如何对待欲望；利益与道义：如今什么是正确的义利观；竞争与和谐：竞争社会争不争、如何争？品质与风范：当下什么是君子的文质彬彬；善其身与济天下：独善其身的现代含义；等等。这些问题是我们研究当代君子无法回避的问题，同时也说明创建君子学科既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又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当然，传承“绝学”、爆热“冷门”，创建新的学科绝非易事，更不可一蹴而就。但我们在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致力于复兴中华君子的优秀传统，一定会有益于伟大的时代，也有益于自我的人生。当前我们能够做的也应该做的，就是要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开好头、起好步。为此，坚持两个回归是必要的，就是回归经典，回归实践。回归经典，就是要回归传统经典作品，深刻、准确地把握古代圣贤的本初意蕴，并以此为基础，回归社会实践，这就是要高扬时代精神，走进生活实际，贴近社会大众，直面现实问题，概括出当代君子的新实践，提炼当代君子的新内涵，实现君子文化的新发展。

君子文化及其当代价值

一、君子人格的内涵和演变

我们谈君子文化，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是它在“尊贵者”与“高尚者”之间建立的连接或一体化。《说文》曰：君，尊也。这是一个会意字，在字形上，从尹从口。“尹”表示治事，“口”表示发布命令。“君”本来指发号施令，“君子”则是对统治者和贵族男子的通称，指地位高的人。而在道德的意义上，则指人格高尚的人。“君子”一词，后来使用时，人们更多地注重它的道德意涵，它的丰富内涵尤其向道德意义的侧重，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即格外重视为政者自身的表率作用。因为责任大，所以要求高；既然是尊贵的人，就该是高尚的人。即使是庶人平民，也要修身守礼，领导者更应严于律己。它充分显示了中国文化的特征，体现着中国管理哲学的精髓。

二、君子文化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

君子文化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君子是人格养成的目标。孔子把人分为五类：庸人，士，君子，贤人，圣人。孟子说人只要加强修养，都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圣贤。所以，曾国藩的座右铭是“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受到梁簌溟等人的追随。而成圣成贤首先要摆脱平庸，成为士人，进而追求君子人格。无论孔子以前的王官学，还是孔子创立的儒学，都是以诗书礼乐造就士人，培养君子。

第二，君子是政治品格的境界。从社会责任与担当的意义上理解时，“君子”一词又与“小人”相对，于是，“君子”又被赋予了社会引领者、示范者的意涵，有时则成为“社会精英”的代名词。正因如此，在政治品格的意义上，孔子儒家对此进行了充分论述，如“君子之德风”“凡治君子，以礼御其心”“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达诸民之情”“恺悌君子，民之父母”等等。

第三，君子是为人处世的风范。“君子”是一种理想的道德人格，在视听言动等方面都有具体要求与体现。因此“君子”在《论语》中就出现了107次，而且大多属于精神与道德的层面，这些论述展现了无忧不惑无惧的君子形象，做到这些，就内心充盈饱满、胸怀坦荡宽广、目光睿智机敏、待人谦虚有礼。孔子说“礼者，理也。君子无理不动”，君子有仁德，言必忠信，行则笃敬。

三、君子文化的当代意义和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中“君子”论内涵丰富，而以孔子儒家的论述最具有代表意义。孔子说“君子怀德”，又说“君子怀刑”，这句话很有价值。“怀德”与“怀刑”相互呼应，“刑”与“型”相通，意思是法式、榜样、典范。孔子告诫人们，君子应该有正确的处世原则，有恰当的行为标准，应将道德规范内化于心，有型有范走正道，有模有样做好人。

中国古代政治特别注重“刑百官”，“刑百官”就是“正百官”。“刑”的重点在于目的而不是手段，“刑百官”包括两个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层面：第一，为百官树立标准、提供型范；第二，对百官救偏补弊、端正行为。就这二者而言，前者显然更为紧要，也就是规范官吏的行为，使他们具有正确的是非、荣辱标准，做万民表率。

对于一般民众，“君子怀刑”要求明理修身，循道而行。违背法度，为何行动？不合规矩，怎么能做？但在日常生活中真正做到无礼不动并不容易。许多违法乱纪、作奸犯科的人，许多违背道德、损人利己的事，都与“君子之风”的要求相去甚远，可以说大相径庭。今天，我们要大力弘扬君子文化，就是要“润物细无声”地使人有爱心、有情怀、有担当、求上进，将规范与典则深深滴刻在人们内心深处。

制高点 融汇点 落脚点——君子文化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

一、君子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制高点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流派众多，成分复杂。西汉刘歆《七略·诸子略》就把先秦和汉初的诸子思想，分为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等诸多流派。然而，学派林立，枝繁叶茂，到西汉武帝时却删繁就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在此后两千余年的演进历程中，主要呈现出以儒学（儒家思想）为正统和主干的局面。

什么是儒学？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考察和归纳，无疑会有不同回答。其中一种观点说得很干脆：儒学就是君子之学。如海外著名学者余英时在《儒家“君子”的理想》一文中开宗明义即说：“儒学具有修己和治人的两个方面，而这两方面又是无法截然分开的。但无论是修己还是治人，儒学都以‘君子的理想’为其枢纽的观念：修己即所以成为‘君子’；治人则必须先成为‘君子’。从这一角度说，儒学事(1)实上便是‘君子之学’。”国内学者孔立德也指出：“孔子作为伟大的思想家与教育家，开创了以文化教养引领社会风尚的文明之路。孔子认为，社会秩序的好坏取决于人们的文化教养程度。文化教养的表现就是内心之德与外在之行的统一，具有这种文化教养的人即为‘文质彬彬’的君子。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学是君子之学。儒学的社会价值就是先培育尽可能多的君子，再通过君子的言行与修为引领社会风(2)尚。”上世纪初，担任北京大学教授的辜鸿铭还断言：“孔子的全(3)部哲学体系和道德教诲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即‘君子之道’。”

这种观点之所以值得重视，就在于它并非简单地仅从语言逻辑归类上定义儒学，而是从儒学的目标追求和功能作用上说明儒学的特质。一般《辞典》《辞海》和《百科全书》都从语言逻辑归类上解释儒学，多说儒学是尊崇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学派，或说儒学是相对于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的一种学说，等等。这样的解读和定义自然非常正确，对社会大众了解和认识儒学也一直产生着良好的效果，但对儒学的内在特点缺少开掘和展露。与此不同，说儒学是君子之学，是一种研究型和探讨型的定义把握，是对儒学内在精神和目标追寻的一种揭示和认识，对于我们如何理解儒学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性质，如何在今天继承和弘扬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传统文化，都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君子”一词早在西周时期已经流行，主要是对执政者和贵族的专称。《说文》曰：君，尊也。这是一个会意字，在字形上，从尹从口，“尹”表示治事，“口”表示发布命令。“君”本指发号施令，“君子”则是对统治者和贵族男子的通称。《尚书》卷十二：“君子勤道，不作无益害有益，功及成”；《国语·鲁语上》：“君子务治，小人务力”；《诗经·大雅·桑柔》：“君子实维，秉心无竞”；等等。如郑玄所签注：“君子，谓诸侯及卿大夫也。”

春秋末期，孔子在构思和传布自己的儒家学说时，做出一个重大调整和贡献，就是把“君子”从古代专指“有位者”的旧义中解脱出来，而赋予其“有德者”的新义。尽管《论语》中所谈论的“君子”，有些语境下仍然专指“有位者”，但总体倾向却是对“有德者”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与描述。“君子”一词在《论语》中共出现107次，是使用频率相当高的一个核心概念。翻开《论语》，从开篇《学而》里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到末篇《尧曰》里的“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从头至尾二十篇，每一篇章都以若干段落从不同方面对君子形象不断刻画、反复雕塑。冯友兰曾说，孔子一辈子思考的问题很广泛，其中最根本最突出的就是对如何“做人”的反思，就是为人的生存寻求精(4)神上的“安身立命之地”。如果说，孔子思想的核心是探求如何立身处世即如何“做人”的道理，那么他苦苦求索的结果，或者说最终给出的答案，就是做人要做君子。

为了让世人认识和理解自己悉心设计的“君子”，孔子睿智地在《论语》里采取比较排除法，同时论述了比君子高大的“圣人”和比君子矮小的“小人”。关于圣人，他对弟子把他奉为“圣人”做法，表示反对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他还明确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述而》）关于小人，他在与君子一系列对举和比照中予以贬责和否定，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述而》）；“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路》）；“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颜渊》）等等。这就告诉我们，君子既不是难以见到、难以企及、仰之弥高，乃至高不可攀的圣人，也与目光短浅、心胸狭隘、见利忘义、斤斤计较的小人判然有别。君子作为孔子心目中的崇德向善之人格，理想而现实、尊贵而亲切、高尚而平凡，是可见、可感、可学、可做，并应学、应做的人格范式。

文化的重要功能是文以化人，其最深层的积淀和影响是对人格的培养。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数千年漫长发展中不断塑造和培育的正面人格，或者说集体人格，就是被历代中华儿女广泛接受并尊崇的君子人格。李泽厚在探讨儒学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深刻影响时说，儒学是一种融化在中国人行为、生活、思想、感情中的某(5)种定势、模式，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如果说，这种“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是深层的、内在的，那么其外在表现或者说典型形态，就是最能代表中华民族集体人格的君子人格。

儒家学说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其中很重要的内容是阐扬仁、义、礼、智、信，以及忠、孝、廉、悌等众多为人处世的伦理和规范。这些伦理规范或者说美好品德，最终都聚集、沉淀、融入和升华到一个理想人格即“君子”身上。作为中华民族千锤百炼的人格基因，君子是数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和推崇的人格模式，最能体现和代表中华民族深层精神追求和独特精神标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君子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制高点。所谓“制高点”，本是一个军事术语，指能够俯视和控制周围地区的高地或建筑物等。这里借用它来描述君子文化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是指君子文化不仅吸收、汇聚、容纳和概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和精要部分，能够把传统文化的精华提纲挈领地拎起来；而且从这个点、这个视角去观察和把握儒学及整个传统文化，仿佛孔子当年“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尽心上》），站在君子文化的峰峦之上俯瞰悠悠千年的传统文化，自然更易领悟和掌握其目标追寻和精神实质。

二、君子文化是传统文化的融汇点

君子文化不仅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制高点，还是一个关键融汇点。

孔子塑造的君子人格，伴随《论语》的问世而流布四方，逐渐为人们所认识、理解并欣赏。儒家学派的后继者如孟子、荀子等，对君子人格竭力张扬申说，可谓不遗余力。“君子”一词，在《孟子》里出现82次。其中“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公孙丑上》），“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孟子·尽心上》），“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等，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言。在《荀子》中，“君子”一词多达304处，如“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荀子·劝学篇》），“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荀子·君道篇》）等，也向来被人们所推崇。在孟子、荀子看来，一个崇尚德治和礼法的社会，如果缺少君子这样品行端正的人来参与和维护，那将会失去构建德治和礼法社会的基本前提。

与儒家学派有颇多论争的墨家学派和法家学派，虽然在某些方面不满儒家学说，但对君子人格却津津乐道。如墨子说，“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四行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墨子·修身》）；“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镜于水，见面之容；镜于人，则知吉与凶”（《墨子·非攻》）。韩非子说，“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恶”（《韩非子·内储说上》）；“礼为情貌者也，文为质饰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韩非子·解老》）。如此等等，无不表明他们对君子人格的高度肯定。

影响深远的道家学派，虽然诸多思想观念与儒家学派迥然相异，但在如何看待君子人格这一点上，两者却颇为一致。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道德经·三十一章》）庄子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庄子·山木》）他还说，“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庄子·天下》）凡此种种，不也表明道家学派对君子人格同样颇为认同和称许？

不过，我们说君子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融汇点，并非只是以上所述道家、墨家、法家等与儒家思想颇多抵牾的流派，都曾在肯定的意义上使用过“君子”概念，论述过君子人格的内涵，尽管这些确实也是非常过硬的证据和理由。君子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融汇点，还有另一突出表现，这就是儒家设计的君子人格在传播、推广、扩散的过程中，以其自身魅力和包容性所产生的巨大磁场效应，吸收和容纳了其他流派的思想成果，从而形成了以儒家为主，儒道互补，兼容墨家、法家、佛家的独特景观。譬如，汉武帝采纳董仲舒之说独尊儒术，但汉初道家的黄老思想也颇受推许，随后佛教也从印度传入中国，至三国魏晋时期，君子文化已较为明显地呈露出在儒家基础上融会诸家的特色。诸葛亮有一句箴言在中国家喻户晓：“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诫子书》）这里一方面强调君子之行要“明志”“致远”，明显表现出积极有为的愿望和追求，儒家热心济世的倾向昭然若揭；另一方面又强调要“澹泊”明志、“宁静”致远，这显然是道家思想的体现；至于“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则多少有些佛家甚至墨家的色彩。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君子人格及君子文化由孔孟原典儒学侧重个人－社会道德，经过以阴阳五行为框架的汉魏儒学，尤其是以心性本体为框架的宋明理学，逐步呈现出以个体人生境界为核心的儒道互补及儒道佛合流的倾向。如果说，在原典儒学里最能体现君子人格特质的是《易经》中的两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卦），那么经历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及一些民间宗教信仰的渗透与改造，君子人格到唐宋以后已较多融入道家和佛家的因素。这固然与儒家原典中的君子本身内蕴较为丰厚、较有弹性有关，虽渴望和期求积极救世，却也讲“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等等；更与孔孟所阐扬的君子文化伴随时代变迁确实接受和掺杂了其他多种思想学术，尤其是与道家和佛家的思想密切联系。君子人格和君子文化在衍变发展中，既有保持刚健有为、热心济世的主脉，也有偏向申述道家及佛家清净自守思想的颇有影响的支流。后一点，《菜根谭》中有关君子的评述便是典型反映。

作为一部讲述为人处世之道的简明读本，《菜根谭》初次刊刻于明代万历年间，历代不断翻刻重印，至今畅销不衰。该书共16000多字，“君子”一词就出现41次。其所谈论的君子可谓别有风貌：“澹泊之士，必为浓艳者所疑；检饬之人，多为放肆者所忌。君子处此，固不可少变其操履，亦不可露其锋芒。”“标节义者，必以节义受谤；榜道学者，常因道学招尤。故君子不近恶事，亦不立善名，只浑然和气，才是居身之珍。”如此立身处事，虽然保持了君子洁身自好、束身自修的品格，却消磨了自强不息、勇于担当的家国情怀，明显过于明哲保身、韬光养晦，过于世故和消极了。然而，这确为君子人格流变过程中的一种现象。朱光潜先生谈《菜根谭》，说它是“融会儒(6)释道三家的哲学而成的处世法”。其实，《菜根谭》中的君子形象，与孔孟塑造的君子形象已是名同实异的两回事了。这也表明君子人格作为中华民族的集体人格，与现实人生一样具有丰富性和复杂性，虽然同为值得接纳和包容的正面人格，却有的偏向儒家、有的偏向道家、有的偏向佛家，或亦儒亦道、亦儒亦佛、亦儒亦法，甚至亦儒亦墨等，各有不同的侧重和气象。不过，这正表明君子文化（包括君子人格）是中华传统文化不同学派和流派的一个重要融汇之点。

三、君子文化是传统文化的落脚点

儒家学说乃至整个中国经学史和哲学史，更多的是一种面向现实人生的伦理哲学。有学者说：“儒学不仅是形而上之学，而且是形而下之学，两者融突和合，相得益彰，但儒学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是其形而下日用之学，儒学的发展在于日用，它的生命也在于日用。”(7)儒学及中国传统哲学的这一特点，与西方哲学明显大相径庭。西方哲学家，不论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等，都热衷于构造一个能够解释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关系的严密理论系统，热衷于探寻抽象性、反思性、普遍性的规律，即认识论、方法论、辩证法问题等。中国哲学家，从孔孟、老庄、墨荀，到程朱、陆王、颜李等，其学说虽然也包括对认识论、方法论和辩证法的思考，却并不抽丝剥茧，层层追问“是什么、为什么”，而只是直截了当地告诉你“做什么、怎么做”，并且其所探寻的问题多半集中在社会人生方面，主要涉猎生活方式、人生态度、价值取向，以及个人与群体、与社会（国家）的关系等。因此，西方哲学家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与实际生活拉开较大距离，纯理论本身就有价值和意义。但中国哲学家却基本都反对这种为学态度，而是十分注重学以致用、(8)知行合一，所谓“礼者，履也”，就是强调儒家礼义道德，重在躬行实践。

儒家这种不仅讲究“学”，更看重“用”，不仅讲究“知”，更看重“行”的理念，在有关君子及君子文化的论述中尤为突出、显著。“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孔子家语·颜回篇》）等等，无不鲜明体现出儒家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洋溢的“实用理性”精神。这种重行动、轻言词，重实践、轻思辨的观念，使历代士大夫知识分子（包括儒家及其他学派、包括绝大多数朝代的统治者）都不是把仁、义、礼、智、信及忠、孝、廉、悌等仅仅作为一种理论或学术来讨论，而是作为一种值得遵循并应该遵循的伦理规范推向社会、推向大众。其结果，就是在社会各阶层中大兴君子文化、大倡君子之风、大行君子之道，培育和塑造君子人格。我们之所以说君子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落脚点，就因为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一种面向现实人生的伦理哲学，其最终落地的成果就是让尽可能多的人“做人做君子”。(9)

我曾撰文说：“君子是中华民族千锤百炼的人格基因。”之所以这样断言，是因为自汉至清两千余年来，历代王朝都把儒家经典作为做官求仕的入门初阶或必修课程，甚至作为开蒙识字的蒙学教材和私塾读本。由此，儒家学说及传统伦理不仅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而且成为士大夫知识分子思想言行的根基。更重要的是，通过不同朝代各层次士大夫知识分子以身垂范的影响，以及他们编纂、注释和阐发的各类著述，如“四书五经”、《孝经》、《急就篇》，一直到《三字经》《千字文》《菜根谭》《弟子规》《围炉夜话》《增广贤文》及各种自记善恶的“功过格”等等，还有发挥很大作用的各种“家训”“族规”“乡约”“里范”等等训诫条文及规矩律令，使儒家思想及传统伦理的基本观念在一代又一代的灌输和解读下，逐渐成为整个社会思想意识、政教体制、公私生活、民情风俗的导向和规范。不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不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不管是识字或不识字，不管是自觉或不自觉，大凡中国人都在骨子里深受儒家思想及传统伦理的浸润和熏染。这种浸润和熏染的结果，就是君子文化成为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绵延数千年地传承下来，而且历朝历代都传得众所周知、传得深入人心。

正是如此，即便我们近百年来经历了多次排山倒海般反传统狂涛巨澜的冲击，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打倒旧文化，如“文化大革命”横扫“四旧”、横扫“牛鬼蛇神”等等，但君子文化及传统文化所主张、所传布、所激扬的那些做人做事的“规矩”“道理”“准则”，或如老百姓所说的“良心”等，仍然如冻土下的暖流、岩石边的野草，默默而顽强地延伸着、生长者。最显豁、最生动的例子，就是几乎涉及人们做人做事（或者说世道人心）方方面面的君子格言和俗语，即便在传统文化遭受严重冲击、备受冷遇的艰难岁月，也一直活在人们心中、挂在人们口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成人之美”；“君子不夺人所好”；“君子动口不动手”；“先小人，后君子”；“防得了君子，防不了小人”；“行行出君子，处处有能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量小非君子，德高乃丈夫”；“明人不做暗事，君子不说假话”；“有恩不报非君子，忘恩负义是小人”；“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有事但逢君子说，是非休听小人言”；“宁愿得罪君子，不能得罪小人”；“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小人(10)报仇从早到晚”……这些嵌入历代中国人心灵，活在当今中国人口头的君子格言和俗语，已不同程度地成为中华儿女立身处世的人生信条乃至处世习惯。每一个中华儿女身上都传承着君子人格的干细胞，它以一种习用而不察、日用而不觉的方式，规范和调整着我们观察事物、思考问题、行为处事的视野、心态、作风与格调，影响着人们做人做事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准则。

君子人格作为凸显中华文化“精气神”的典范人格模式，彰显着中华民族深沉精神追求和独特精神标识。君子文化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以水滴石穿、润物无声的方式，在每个中华儿女身上都植入了文化的DNA（基因），或者说在每个中华儿女心底都埋有一颗君子的种子。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从中吸取丰富营养。通过挖掘和弘扬君子文化，在全社会大兴君子之风、大行君子之道、铸造君子人格，必将使君子文化这株传统文化浩瀚森林中最为郁郁葱葱的千年老树，在新时代抽出新的枝条，长出繁茂绿叶；同时也使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获得君子文化庞大根系扎根传统的丰厚滋养，在当代社会竖起一面具有深厚传统底蕴和时代精神的文化旗帜，取得传承创(11)新的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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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余英时：《儒家“君子”的理想》，载《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三联书店，2004年，第271页。

(2) 孔立德：《儒学是君子之学》，载《光明日报》2015年2月2日。

(3)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第50页。

(4) 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第四章论孔子部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4～172页。

(5) 参见李泽厚：《为儒学的未来把脉》，载马来西亚《南洋商报》1996年1月28日；又见李泽厚：《初拟儒学深沉结构说》，载《世纪新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12～127页。

(6) 朱光潜《一九三四年我所爱读的书》，《朱光潜全集》第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358页。

(7) 张立文《日用儒学与国民精神》，载《光明日报》2016年7月21日；又见《新华文摘》2016年第20期。

(8) “礼者履也”，是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里对“礼”解释，强调礼不是用来思的，也不是用来说的，而是用来付诸行动的。

(9) 参见拙文《君子：千锤百炼的人格基因》，载《博览群书》2016年第5期。

(10) 此类君子格言俗语多达近百条，参见钱念孙等选著：《君子格言选释》“君子俗语”部分，黄山书社，2016年10月，第351～355页。

(11) 参见拙文：《君子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载《光明日报》2014年6月13日；又见《新华文摘》2014年第19期。

君子：中华文明的人格象征

一、君子人格的内涵和演变

中国古代的君子，其内涵有着很大的变化。起初，君子主要是个政治概念，如西周时期，借以指称诸侯国的统治者，或世卿世禄的士大夫，他们身居高位，手握大权，劳心而不劳力，有着优厚的俸禄，衣食无忧。此一时期，“君子”主要与“小人”对称，后者是劳力者，即耕田服役的劳动者，是被统治阶级。此后的春秋时期，君子的政治权力和阶层含意渐淡，而德性品格之意日益凸显，更多的指称那些有着“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建树的杰出人士。在孔子的《论语》中，君子不仅频繁被言说，而且多侧重于人品和操行上来讨论；更为重要的是，孔子心仪的诸种优异人格中，“君子”居于重要的地位，且也是孔子所喜爱和青睐的“有德者”。自孔子后，“君子”政治权位含义淡化，品格德性之意成为社会认知共识，君子庶几成为优秀人品的代名词。二、君子文化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

由于最初君子指称的是有爵有位有禄的权势者，即所谓的上流社会，故而自问世起，“君子”一词就有尊贵、体面之意；其后的德性化和品格化，使“君子”增添了人文之意，成为人之为人的一种典范和表率，所以孔子有“君子德风”之喻，即君子有引领社会风尚之责，成为社会正义和良知的担当者与实践者，成为社会理想的探索者和辩护者，成为社会良善治理的中流砥柱；这一表率还体现在“君子喻于义而不是喻于利”，即君子应为社会正确利益观树立模范，推动社会向善向上，拒绝恶俗与低级趣味，成为人文化成的正能量，不断使社会治理与社会文明达致新的境界。故在古代中国，君子既是社会进步的风向标，也是引领这一进步的重要精神力量。如果说，绅士是西方明的化身的话，那么，中华文明的人格象征则当属君子。三、君子文化的当代意义和价值

传统的君子，构成了中国文化特有的人格符号与偶像代表，也成为国人文化记忆中亲切而庄重的道德形象。在当今时代，君子是我们精神家园中一种颇具感召力和号召力的人格力量，它为我们树立了做人的榜样，激励我们行为君子，言为君子，做一个立德、立言、立功的有益于社会和人民的人；它提示我们“求达而不求闻”，注重养心修性，涵养自身的品格，提升为人的品位和境界；它鼓舞我们不论自己境遇如何，不忘初心，不放弃向善的追求；它更警示我们，为成为一个德智勇兼备的人，“勿以善小而不为，勿应恶小而为之”。君子不是空谈得来的，而是来自现实的人伦日用，来自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谈举止，来自于我们闲居燕息的一念一意之间的修为。在我们这个物质高度发达，社会急剧发展的时代，传统的君子文化，使我们能更好地懂得我们从哪儿来，又到哪里去；君子是我们的良师益友，近之则温，随之则明。(1)

君子文化的现代价值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会上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他还指出，“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君子文化是儒家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主流，“君子人格”是儒家思想追求的理想人格，君子文化体了中华民族以仁为本、修诚养性、与人为善、爱而好礼等优秀文化传统和伦理思想，对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君子文化的渊源及其历史演变

君子文化起源于西周，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主流。君子文化从孕育到发展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和两次重大变革。

第一阶段：从西周到孔子论君子之前。西周是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君子文化处于孕育萌芽状态。“君子”一词的本意是指“君之子”，从《尚书》《易经》等典籍的有关内容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君之子文化”已初见端倪。《尚书》《易经》的有关内容已经表达了“君之子”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内涵，如《尚书》中“君子勤道，不作无益害有益”，《易经》中“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谦，亨，君子有终”“君子几，不如舍”。这些论述中都包含了君子要警惕忧患，自强不息，要秉持中正，审时度势。这些是对君子品质的要求，是初期君子文化的内容。这一阶段，“君子”一词的范围是狭小的，指向也不是很明确，人们对君子的意识也很模糊。

第二阶段：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这一时期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动荡不安，诸子百家思想异常活跃，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等各家思想相互争鸣、融合，推动了君子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在“百家争鸣”中孔子的贡献最大，他创立了新的君子学说，实现了君子文化的第一次大变革。孔子沿用原有的“君子”称谓，把“君之子”与“有德者”联系在一起，在逻辑上进行从“君子是君之子——君子是有德者”到“有德者是君子”的命题转换。经过孔子在《论语》中的充分发挥，君子被赋予深刻而丰富的内涵。随着孔子君子思想的传播及不同学派间争鸣的展开，思想家们的君子意识逐渐浓厚。在孔子的私学教育推动下，社会的君子文化舆论和价值认知逐步显现。

第三阶段：从西汉王朝并延续至整个封建历史。这个阶段，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把君子文化的精华提升为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和封建社会的价值体系。从此，以孔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的君子文化，从民间走向官方，实现第二次大变革，君子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主流地位得到进一步确立和巩固。

二、君子文化的内涵

君子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君子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概念，也是中国人独特的理想人格。君子是炎黄子孙共同推崇的理想人格的代表，是中华儿女在五千年文明史中独特的集体创造。君子文化是儒家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伦理的基本要素和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做君子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价值标准和人生追求。中华民族繁衍昌盛，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正是源于伟大的君子精神。君子是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宝贵财富。君子文化的内涵具体体现在仁、义、礼、智、信等方面。（一）“仁”是君子修身的核心与根本“仁”是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是对美好品德的高度概括，是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最高境界，也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通过对樊迟提问的解答确定了“仁”的含义，“樊迟问仁。子曰：爱人。”(2)首先说明了仁是一种内心的情感，通过言行举止，形成一种外在的表达。更具体一点，孔子又说到“刚，毅木，讷，近仁”，不为外力所屈服，不因欲望而妥协，内心质朴而坚定，嘴上不夸夸其谈，拥有这些品行，那就接近仁了。这些品行和表现，都是个人内在的“仁”通过外化而形成的一种行为。冯友兰认为：“作为四德之一的‘仁’是一种道德范畴伦理概念，作为全德之名的‘仁’是人生的一种精神(3)境界。”“仁”不但是修己治人的根本原理，还是实践道德的最高原理。“仁”是儒家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4)道也”。“仁者爱人”，仁是人存在于社会所应具备的首要道德，“爱人”是仁的表现，具体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忠，即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孔子所提倡的“仁”是一种推己及人的利他情怀。“夫仁(5)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第二，恕，即己所不欲，勿(6)施于人。“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情愿的事情不要强加给别人，以忠恕之道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就能够实现爱人的仁德之心。“仁”落到个人的具体修养上，就是“君子”人格的培养。（二）“义”是君子道德价值的准则“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7)哉。”“质”就是本质，根本原则；义就是适宜的、合宜的。朱熹认为：“义者，制事之本，故以为质干。而行之必有节文，出之比以(8)退逊，成之必在诚实，乃君子之道也。”君子做事情必须正当适宜，这是君子言行的根本原则。君子在行为、语言上要适宜恰当、礼貌谦虚，由本及末，自内向外，最终以诚信的态度来完成事业，成就顺其自然的事情，不能本末倒置，要和而不同、无过不及、不偏不倚，选择适宜的行为方式践行仁礼道德。

在对待义与利的关系上，君子要做到追求物质利益合于义的准则。义是人对于道德义理的精神追求，利是人对于富贵利达的物质欲望。追求物质财富是人的生存欲望，本无善恶区分，《荀子·大略》：“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君子人格的特点，就是不去单纯地追求物质利益，而是在追求物质利益时，必须合于义的准则，做到见利思义。先义后利的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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