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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法)若米尼

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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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艺术试读：

译序

安托万·亨利·若米尼（Antoine Henri Jomini，1779.3.6－1869.3.22），军事理论家，法国拿破仑时期的将军，俄国步兵上将。

1779年，若米尼出生在瑞士帕耶纳市的市长家。若米尼从小就对军事十分向往，其父母有意将其送往军校学习，但因种种原因没有达成。而后，若米尼供职于银行。

当时，拿破仑在军事上取得的一系列成功，激发了若米尼对军事的热爱，若米尼毅然放弃了原有的工作，转而执着于对军事理论的研究。

若米尼曾多次参加拿破仑战争，在拿破仑一世的司令部任职，卓有功勋。后来，因为自己的才华遭到拿破仑的参谋长贝蒂埃的嫉恨，若米尼转而投奔俄国，分别给尼古拉一世和亚历山大一世做过军事顾问，时间长达二十年之久。

若米尼的著作主要有《论大规模军事行动》《法国大革命战争军事批判史》《拿破仑的政治和军事生涯》《战争的艺术》（又名《战争艺术概论》）等，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这本《战争的艺术》。《战争的艺术》最初是用法文撰写，于1897年发表，后来很多国家对其进行了翻译、出版，更是受到一些著名军事人物的重视。在美国内战时期，《战争的艺术》成为美国南北两军将领必读的书。

曾经有这样一段有趣的传闻，日本的一位海军军官秋山真之到美国进行深造，向著名的军事家马汉请教关于海军的知识，而马汉只是劝他先去学习一下若米尼的《战争的艺术》。秋山真之对马汉的这一举动十分费解，直到后来，马汉才对他说，自己正是认真地研究了《战争的艺术》后，有所领悟，才创作出了《海权论》（又名《海上实力对历史的影响》）。

从学术价值来看，《战争的艺术》完全可以和孙武的《孙子兵法》以及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相提并论，而若米尼本人，更是被奉为“19世纪上半叶资产阶级军事科学的两大代表之一”，恩格斯则评价若米尼是军事理论方面“全世界公认的权威人士”。《战争的艺术》通篇引用中外著名的战例，涉及的著名军事人物有五百余人，重要的地名超过一千个，信息量极为丰富。

本书总结了拿破仑时期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战争经验，奠基了18世纪末期和19世纪初期战争理论基础；同时提出了许多关于未来战争的很有远见的想法，这些想法对当代战争来说仍然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

·战争史与军事理论间的关系

·战略与战术间的关系

·进攻与防御间的关系

·正面闪击和侧面迂回理论

·分割包围、逐个击破理论

由于本书写成的年代较为久远（19世纪上半叶），以及译者水平有限，虽然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力求准确表述作者的本意，但难免有疏漏之处，希望本书的广大读者可以谅解，并且欢迎指正。盛峰峻2013年3月于哈尔滨

现代战争理论及其作用（原序）

我写《战争的艺术》这本书，最初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写给皇太子作为教材使用，后来我又对这本书进行了补充。对于这本书的内容和价值，我是满意和充满自信的。

为了更好地说明出版这本书的目的，我认为有必要讲述我的军事理论在我的脑海里是怎样形成的，这样更有利于我来传达自己的思想。

我在以前发表过的文章中曾说，战争的艺术是永远存在的，尤其是战略。无论在什么年代，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但是，这种艺术仅仅存在于众多名将的头脑中，在以往的著述里很难找到。以往的著述，内容往往是战争中一些最次要的细节，实际上，战术却是战争最重要且又没有规律可循的部分。

福基耶尔、福拉尔和皮塞基尔都是著名的军事理论家。但是，他们的理论研究，我个人认为还不够深入。要想了解18世纪中叶关于战争的艺术，则应该研读萨克森元帅的《幻影》中的序言。

该序言说：“战争是蒙着阴影的艺术，在这阴影之下，人们每走一步都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果你认为战争的艺术源于一些既定的法则和观念，那只能说明你对战争是多么的无知。“科学有自己的规律，而战争则没有规律。那些伟大统帅们的著述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既定的战争法则。要领悟战争的艺术，必须要有丰富的经验。“古斯塔夫·阿道夫创造了一种法则，但很快便被人们摒弃了。因为他把战争视作一成不变的。可见，过去的方法只是对当时的情形管用，而其背后的艺术，我们都是一无所知。”

该序言写于“七年战争”的时候，遗憾的是，尽管萨克森元帅认识到了战争毫无规律的道理，可他还是成为了一位墨守成规者：他麾下的士兵仍旧穿着毛料短衫，排成四排，第二排的士兵手持长矛……“七年战争”之后，出现了许多好的军事理论著作。显然，腓特烈并不满足于当一个伟国王、一个统帅、一个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为自己的将领们编写了一本关于军事训练的著作，从而进入了军事理论家的行列。此外，梅兹鲁阿、吉沙尔、蒂尔宾、梅斯尼尔他们对古今的战术进行了一番论战，也根据这些问题发表了一些引人注意的论证著作。蒂尔宾对蒙特库克利和韦格蒂乌斯做了评论。戴西里瓦侯爵在皮埃蒙特，圣克鲁茨在西班牙，也成功地对军事上的某些领域进行了讨论。戴斯克列维尔写了一部很有价值的战争艺术史。但是这样也没有扫除在丰特努阿时胜利者抱怨的那种阴影。

在这之后又出现了吉贝尔、格里毛尔和劳埃德。前两个人把战术和战争勤务向前推进了一步。劳埃德在其有趣的回忆录中谈及了战略的一些重要问题，但不幸的是，在他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都带有一些有关战术部署和战争哲学的一些细节问题。尽管劳埃德没有把他所理解的任何问题很好地联系起来，让它们变成一个体系，但是我要在这里说句公道话，应该承认他是第一个指出了正确的道路的人。他写的一本关于七年战争的书，尽管只有两个战局，却比他以往所写的一切著作都更有意义。

在七年战争与法国大革命战争之间的一段时间里，德国出现了许多关于战争艺术的述记著作，这些著作或深或浅地对战争艺术进行了一定的论述，但是最终也没有解决实际的问题。蒂尔克和费施在萨克森发表了两部著作。霍尔岑道尔夫男爵出版了一部关于机动战术的著作。在奥地利，科文秀列尔伯爵出版了一本野战和围攻战规则集。但是，对于军事科学的高级领域，所有这些著作都还没有提出任何一个令人满意的见解。

后来，米拉博从柏林回国，发表了一篇关于普鲁士战术的巨著。这本书阐述的内容非常枯燥，重复排队形和线式队形变换规则，过去的人过分地轻信腓特烈的大部分胜利都是这种排列的功劳。如果这种书能使这种谬论加以扩散，那我们必须承认这类书也能使1791年的机动条令得以完善，而机动的结果也只有在这一类书中才能推测出来。

19世纪初的战争艺术就是这样的，当时波尔别克、文图里尼和比洛发表了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头几个战局的小册子。特别是比洛曾在欧洲轰动一时，因为《现代战争精神》是他发表的。这部书是一本天才之作。但是这本书只是一个草稿，对劳埃德最初阐述的概论并未增加多少内容。就在同一时期，在德国也出现了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是拉罗什埃蒙，标题谦逊，名为《军事艺术初探》。这本书是非常有价值的，对于除战略以外的战争艺术所有领域来说，的确是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尽管这本书的缺点是几乎没有提到战略，但是这本书仍然是最全面、最值得推荐的著作。

我在瑞士的时候离开军队，开始自学充实自己，那个时候我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后来我开始研究战史，想从伟大统帅们的办法中找到这些作家所不能给予我的答案。腓特烈大帝的作战报告已开始使我们发现他在莱顿大获全胜的秘密。我个人认为这个秘密是很简单的，就是用全部的兵力去攻打敌人的一翼而已。这一观点得到了劳埃德的认可。我又从拿破仑在意大利初期胜利中发现了同样的秘密。这让我意识到，如果在整个战争局面上都能从战略上采用腓特烈在战场上所采取的原理，那必将发现全部战争科学的枷锁。

后来我研究了第雷纳、马尔波罗等人的著作，我深信自己已经掌握了研究战争理论的不二法门。为了发现战争的规律，摒弃其他人在这方面总是那么模棱两可很不肯定的观点，我开始像一个狂热的新教徒一样从事我自己的工作。

1803年我写了一卷，先送给俄国驻巴黎公使馆秘书德乌布利二看，后来又送给了内伊元帅看。但是当我看完比洛关于战略的著作后，我又有了别的想法。结果我放弃了我的第一本著作，打算重新开始工作，把劳埃德未写完的《七年战争》写完。这非常符合我的愿望，当时我只有二十四岁，经验明显不足，而要唐突的却是很多持偏见的人和一些多少是盗名窃誉的人，因此我需要做很多事情作为强大的后盾，可以说，我要让这些事情本身为我说话，所以当时我就开始实施我认为最适合各种读者的这个最后的计划。毫无疑问，一部教学理论著作，不论从其总目的来看，还是从对其阐述军事学科的组成部分来看，都应该是最受欢迎的著作。因为我认真地读过一本详细讲解战局的著作，也细读过许多本因循惯例的著作。

几年后，奥地利卡尔大公在其闻名的佳作中写了一篇幅很长的关于大规模战争的前言，其中已谈到了军事巨匠方面的天才。大约就是那个时期，出现了一本关于战略的小册子，作者是当时在奥地利军队供职的瓦格涅尔少校。这是充满理智观点的概论。随着时间的推移，作者将使这一概论表述得更加完善。

在我第一部著作《论大规模军事行动》出版十年后，卡尔大公的一本重要著作出版了，卡尔大公在这一重要著作中结合运用了教学理论叙述法和历史叙述法，而且他先出版了一卷，后来又出版了四卷。第一卷的内容是战略基本原则，后四卷写的是各种战局的批判史，其目的是阐明战略基本原则的实际运用。这部著作使这位杰出的大公如同赢得一场大战一样获得了崇高荣誉。

在拿破仑垮台的时候，很多爱好科学的人又重新获得了希望。罗尼亚将军从某种程度上攻击了拿破仑的冒险体系，主张恢复军团或第一共和时期的师的体制，所以引发了许多争论。

在俄国，奥库涅夫将军编写出一部非常重要的关于论三兵种联合作战和独立作战方面的著作，这是作战的理论基础，作者认为对青年军官做出了实际的贡献。

当时我根据自己的经验确信，我的第一部论著不能像卡尔大公一样在他的著作的前言中充分地阐述基本原则，这促使我在1829年出版了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分析评论概述。在这本概论里面，我增加了两章节十分有价值的内容。

我利用这一机会为我在作战线的那章节里说到的原理进行了辩护，因为有很多作者对我们这个原理理解得还不够全面，不够透彻。这场论战也承认了集中作战的优点，也使其他的许多定义变得合理了。

这本分析评论出版以后，普鲁士的将军克劳塞维茨去世了，他在去世之前把自己的遗愿告诉了他的妻子。他希望把尚未完成的草稿作为遗著进行发表。这本书曾经在德国轰动一时，但是让我感到遗憾的是，克劳塞维茨将军在写作之前并没有看我写的《战争的艺术》，而且我相信我的这本书对他来说有很多用处。

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否认克劳塞维茨是一个学者，但是他的笔法有时候太过玄妙了，尤其是教学法的讨论有些过于自负。而且他对军事上的一些问题持有的怀疑态度，也稍有一些过分了。在他的著作中，他用非常夸张的手法反对一切战争理论。

我承认，在这部概论的大部分章节中，我对所阐述的问题极少赋予绝对规则，对这一点可能有人表示异议。我非常高兴地承认这种指责的正确性。但是，这并不代表这里面什么问题都没有。

当克劳塞维茨努力地挖掘着这些军事理论的时候，在法国却出现了一本和他对立的著作，作者是在英国供职的法侨德泰尔内侯爵。这个作品是当时最全面的战术著作。

通常情况下，对那些勇于为科学献身的人，以及那些勤勤恳恳工作的人，我们是不会用自己的笔墨去玷污他们的，也不会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如果我们不赞同他们的学说，可以公平公正地去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做到这一点。

有人试图撰写从古到今的战争艺术史，并涌现出了很多作家。看到这么多现代作家，我可以说，如果萨克森元帅今天能够复活，他对我们今天军事著作的丰富状况一定会感到非常惊喜，而且不会再抱怨笼罩着军事科学的阴影了。所以到了今天，对于那些比较喜欢学习、刻苦钻研的人来说，不再缺乏好书了。

但是我要说的是，我们要让理论更加完善起来，这样我们就还缺少一种工作，即继续研究七年战争体系、法国大革命初期战局体系、拿破仑大规模入侵的体系，等等。我在书中各章节中也没有做详细的论述，这样的详细论述是留给那些有着坚定意志愿意去研究的人的，况且他们有很多的空余时间可以来研究这个。

对于以我的概论和我的第一本论著为对象的这一论战，我暂且正式声明，将结束我的这一简要概述。要把所有的赞成和反对都做一个比较，我认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我提出的一些原则，有很多作家并不了解，有些人则完全应用错误，对此我并没有过多地去理会，因为我是一个将军，参加过很多战争，我知道战争是一幕伟大的戏剧，有上千种精神和物质因素在里面起着不同程度的作用，因此它是不可能用数字计算的方式来解决的。

但是我还是要说，这个是我这二十年的经验，它使我坚定以下信念：“战争的确有几条为数不多的基本原理，若是违反了它们，就一定会发生危险；若是能好好地运用它们，则差不多总是可以成功的。“从这些原理中引出来的应用规则，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条，尽管根据不同情况，有时需要加以修改，但是一般情况下，在混乱和动荡的战争中，却可以当作是一个指南针，指导军队的统帅去完成困难而复杂的任务。“毫无疑问，一个天才，由于他得天独厚的灵感，对那些原理的运用，也可能做得像经过了反复研究的理论的指导那么好。即使是一个简单的理论，只要不是绝对化的公式，而且可以言简意赅地指出基本原理，那么它对于天才来说也还是有用的，而且还可以促进天才的发挥，提高天才的灵感和思维。“在所有的战争艺术理论中，唯一合理的理论就是以研究战史为基础的理论。这样的理论都具备规律性，但可使一个最伟大的天才，在战争的一般指导中，发挥最大的自由，而不受一些固执的规则所束缚。“通常最能压抑天才的就是那些充满学究气的理论，其基础是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战争是真正的科学，一切行动都可以用计算的方式来解决。有些作家的著作都是些形而上的怀疑论，也不强求任何人相信战争是毫无规律的，因为他们的著作毫无证据，并不能推翻以当代最光辉的战斗事件为依据的原理，而有些想反对这些原理的人所发表的意见却又恰恰证明了这些原理是正确的。”

我希望在承认上面说的这些问题后，大家不要再指责我，我是想把战争艺术变成一个装有固定转轮系统的机器。我认为学问的主要问题不是在于博，而是在于精。在这里我也衷心希望热爱军事科学的读者们能够喜欢我的这部作品，我也相信，我的这本书无论是作为皇太子的教材还是政客的军事教材都是最合适的选择。安托万·亨利·若米尼

什么是战争的艺术

战争的艺术，通常由五个部分组成，依次是战略、大战术、战争勤务、工程艺术和基础战术。但是，还有一项往往是容易被我们忽略的，那就是战争政策。虽然看起来战争政策和政治家的关系要比和将领们的关系更为密切，但是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部分内容对一个下级军官来说，没有什么用处，但是对一个统帅来讲，是很有必要的。所以，战争政策也在我们的研究范围之内。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战争的艺术包括以下六个部分：

一、战争政策；

二、战略，入侵别人和包围本国的全局指挥的艺术；

三、大战术，针对某一战役和战斗的指挥艺术；

四、战争勤务，对于指挥作战的实际操作；

五、工程艺术，对于阵地、要塞的攻坚、防御的艺术；

六、基础战术。

我们在这里还可以加上哲学或者战争精神等方面的内容，但我还是认为这些和政治放在一起是最合适的。

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前四部分，因为我们的任务不包括研究属于独立学科的基础战术和工程艺术。

如果只是为了做好一个指挥，那就不需要精通这四部分，但是为了成为一个优秀的参谋人员，这些知识是必不可少的。精通这些知识的人是幸福的，能够很好地运用这些知识的政府也是幸福的。

第一章 战争的政治决策

战争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进步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因素，自人类出现以来战争就一直伴随着我们。一场战争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实力。本章的内容，目的是帮助判断战争是否正当、是否符合时机、是否必要，从而做出准确的判断，以达到战争预想的目的。

国家之间要进行战争，其目的主要有：（1）保卫或恢复某些权利；（2）满足国家利益，比如商业、工业利益和一切能使国家繁荣昌盛的利益；（3）援助对本国安全或者对保持政治均势具有必要关系的邻国；（4）履行攻守同盟的义务；（5）推行、保卫、压制某些运动或者学说；（6）扩大国家的实力和影响力；（7）保证国家主权独立自主，不受到侵略和威胁；（8）雪耻和报复行动；（9）满足侵略和征服欲望。

不同目的的战争，其采取的军事行动、战争的性质、所需要投入兵力的数量，以及作战的范围都会不同。

战争充满着变数，有时进攻的一方因为某些原因失去主动，变成了防御的一方；而防御的一方，因为准备充分，谋划得当，从而转守为攻。战争，可以是进攻，也可以是防御。有时，因为双方的地位不同，还会产生一些复杂的情况：（1）可以是两个独立的国家进行交战；（2）可以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和一些联盟的国家进行交战；（3）可以是一个联盟和一个单独的敌国进行交战；（4）一个国家可以是战争的主力，也可以是辅助；（5）一个国家可以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就参战，也可以在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参战；（6）战争可以在本国领土，也可以在联盟国或是在敌国；（7）如果是侵入敌境，侵入的距离可深可浅，可以是盲目入侵，也可以是非常理智地占领；（8）战争可以是我们与反对我们的敌人之间的民族战争；（9）战争也可以是国内战争和宗教战争。

战争一旦开始，我们就必须按照战争的原理进行，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战争的起因都是不同的，遇到的状况也都是不同的，所以各种战斗的特点就会有差异。举例来说，西班牙团结一致、奋起抵抗二十万法军的时候，他们的行动完全不同于向维也纳进军的时候，也不同于让对方接受不平等条约而向其首都进军的时候。就拿这二十万大军来说，他们在进行斗争的时候，对莱茵河与因河之间、多瑙河与易北河之间的各国政府和人民置之不理吗？他们还要一意孤行向维也纳进攻吗？对整个军队来说，每一场斗争都是一样的，每次作战采取的方法也大同小异，但是对一个军队的统领来说，就应该另当别论了，统领对一个军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还有仅属军队统率方面的其他考虑，我们把这种考虑叫作“军事政策”或“战争哲学”。它们不完全属于外交领域，也不属于战略领域，但是对政府的计划和军队统率计划来说却有着重要的意义。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关于外交政策的考虑。

第一节 捍卫权利而发动战争

一个国家在决定发动一场战争的时候，要先评估这场战争会给本国带来什么样的利益，或者会有什么样的伤害，要准确地权衡利弊。很多时候，不一定非要依靠武力来解决问题，要懂得适当地变通。

只有为了恢复不可争议的权利而进行的，能使国家获得最大正当利益的战争才是最正确的战争，才是最明智的战争。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争议的事情太多，可以提出异议的权利也太多，比如：遗嘱权、婚姻权、继承权，等等。正是因为这些权利的存在，导致了一些战争看似是为了争取这些权利，实则是为了让自己获得最大利益。就拿路易十四当政时来说，他是按照遗嘱行事并有着家族关系的支持，继承西班牙王位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更是西班牙人民的共同愿望。但是正是因为这个王位继承权在欧洲引发了空前的争论，并且还出现了一个反对法定继承人的全欧联盟。

腓特烈二世在奥法两国交战的时候，趁机在档案馆里面找出了一批古老的文件，并根据此文件率领士兵进入并占领了西里西亚，使普鲁士帝国的势力增加了一倍。腓特烈这种做法是双面性的，假设他没有成功，这次行动就是个错误，腓特烈也会受到人们的指责。但是他成功了，我们可以说腓特烈的这次行动正合时机，这样就使腓特烈的突然袭击的错误降到了最低，并且可以得到人们的原谅。

对于这样的战争，我们是没有规律可循的，全部的战争艺术就在于善于伺机而动。在战争开始时我们就应该明确战争的目的，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采用怎样的战争手段也可以根据作战的情况而定，比如说可以根据双方的兵力和具体情况来决定作战方案。在众多因素中，作战双方的军事装备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作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对邻国做出相应的保证，不要引起其他国家的猜忌，防止他们援助我们要进攻的国家，给我们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第二节 政治上主守，军事上主攻

每个国家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领土问题，有些邻国借口有权收回某块土地而发起进攻。通常来说，被进攻的国家不会坐以待毙，他们对自己国家的土地和自己的权利有着坚定的信念，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土地，从而会用全部的力量去捍卫这片土地。这样的战争必定是先下手为强的战争，必须先发制人。首先战争应该在敌国的领土上进行，这样可以减轻我国人民的压力，把伤害降到最低。从军事的角度来看，这一切都决定于双方所处的位置。

在战争中，发动入侵战争是相对有利的，但是也有少部分战争是在自己国土上进行的。一个强大的国家，内部没有民族矛盾以及民族纷争，就没有了后顾之忧，在国外不用担心第三国的进攻。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敌国的领土上进行战争是最好不过的了。这样自己的国家可以免受战争的迫害，而敌国需要承担战争带来的后果。在敌国的领土上作战还可以长自己军队威风，灭敌国军队士气，让他们产生惶恐。但是，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看，一支军队如果在本国的领土上作战，也是有许多优势的，他们比较了解本国的环境、地形，并且可以得到全国、全民和各级政权的帮助和支持，做到真正的天时地利人和。

上述的这些道理，对于所有战争都是适用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如果说战略原则是不可变动的，那么就绝不能说战争政策也是不可变动的，因为战争政策会受到很多方面的影响，比如民意、地理环境、领导人以及当地局势等。基于这些因素，战争政策经常会发生变化，就是这样的变化会经常蛊惑人心，让人们相信那些粗浅的、错误的论断。

我们要向大家表明的是，军事科学是有自己的原理的。当和强敌交锋而欲免遭失败时，绝对不能违反这些原理，但是这些原理是绝对不可能有把握地预计到的。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对各种可能性进行有把握的预测。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去修改军事行动计划，但是在执行这些计划的时候，我们必须按照战争艺术原理实施。如果我们要制订对土耳其或者任何其他东非国家的作战计划时，必须区别于制定对俄国、奥地利、法国等国家的战争计划，因为前者的军队虽然人数众多，比较勇猛，但是他们的军队缺乏纪律性，没有秩序，不能在战争失利的时候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做不到沉着冷静地应战。

第三节 战争的目的

战争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争权夺利，就拿腓特烈二世入侵西里西亚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来说，都是为了夺取利益。

这种争权夺利的战争一般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利用某些手段，阻止对自己有危险的敌人力量的增长，或者是减弱具有危险性的敌人的力量；第二类，一些强国利用自己的实力，去夺占有利的位置，以取得政治或贸易上的优势。实际上第一类战争一般是不会发生的，这类战争属于武装干涉，很少有国家可以不借助外力单独去对一个敌国进行进攻，这种战争通常是以联盟的形式进行的，并且这种联盟的纽带就是国家和国家的利益关系发生冲突。

鉴于所有问题都与政治有着重大的关系，比与军事的关系更大，而军事行动的问题又将在下面有关部分进行阐述，有些问题就不在这儿一一说明了。

第四节 有无同盟国参战

如果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一场有同盟国的战争会比没有同盟国取胜的概率大很多。这样是完全符合自然规律的。然而如果两个各方面都比较弱的国家联合起来和一个比较强大的国家进行斗争，那可能还是这个强大的国家获胜的可能性大一些。但是谁都知道多一个帮手就多一份力量，有其他国家的支持总比自己孤军奋战要好许多。这样可以削弱敌人的气势，增加自己的兵力，因为敌人不仅要动用很大一部分军队来对付我方同盟国的援军，还要去防备本来不可能遭到进攻的安全领土。我们在下一节会告诉大家：这个世界上没有弱小的国家，也没有弱小的同盟，一个国家无论有多么强大，也不能忽视这些弱小的存在，否则一定会受到教训。所以不要试图去推翻这些真理了，因为历史的教训是刻骨铭心、不容置疑的。

第五节 干涉性战争

干涉性战争是指在一个国家可能进行的所有战争中，最适合的和最有利的，是在战斗已经开始的时候发起的战争。这个原因也是显而易见、非常容易理解的，这样进行干涉战争的国家，可以把自己的力量和其他同盟国的力量放在一起，可以改变力量对比，随时参加斗争，也就是上面说的最适合的和最有力的时机。

干涉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某国在适当时机干涉邻国的外交；第二类，某国力图干涉邻国的内政。

通常干涉邻国的外交是比较正常的，也是合法的。但是一个国家是否可以随便干涉别国的外交，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如果甲国把国家纷争扩大化，对乙国产生了一定的危害，那么乙国对甲国进行外交干涉的理由就是绝对正当的。

对于干涉别国内政，政治家们从来都没有表示过一致的意见。我们也就不对干涉别国内政是否合理来进行讨论了。我们只是指出，这种情况在战争中是经常出现的。罗马人的辉煌业绩有一部分就得力于干涉别国内政。这种干涉内政的办法是具有双面性的，成功与失败的概率是并存的，俄国干涉波兰内政，曾经使波兰的国家实力得到了提高。而奥地利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干涉法国内政，结果却恰恰相反，差点使自己遭到覆灭。

要想介入邻国的外部战争有三个理由：（1）为了避免使已经爆发的战争产生对自己不利的后果，并能从中获取一些利益；（2）为了保持所谓的政治均势——为了维持几世纪以来的局势，这种局势看来极其平常，但往往被那些本应该特殊维护的人们所忽视；（3）攻守同盟可能要求干涉，有义务支援盟国。

历史上有无数的例子可以证明，有些国家之所以会灭亡，就是因为它们没有记住这个真理：首先我们要确定的一点是，从政治观点来看，干涉性的战争是有利的，如果一个国家任由自己的敌国自由发展，这个国家就会逐渐走向衰弱，而其他的国家，即使是一个二等的国家也会因为运用恰当的时机，成为一个有发言权的国家。

从军事观点来看，对战争有着决定性作用的就是作为第三方力量参加已经开始的战争的这支军队。这个军队力量的大小，将取决于它对已经开展两军所处地理位置是否有利而定。

在1879年的冬天，拿破仑渡过维斯瓦河，并且冒险直抵克尼斯堡城下，导致后方受到了奥地利的威胁，而前方正面对沙俄帝国的全部力量。如果当时奥地利派出十万人的军队，我想拿破仑就彻底走投无路了。当时他的军队如果能回到莱茵河地区就算是幸运了。但事情却不是这样。奥地利并没有对其进攻，而是坐等时机，养精蓄锐。两年后，奥地利把自己的军队增到了四十万人，这才发动进攻。但是结果是不尽如人意的，进攻失败了。这个例子告诉我们，选择适当的作战时机才是最为重要的。如果当初奥地利能及时发动战争，结局会是另一番景象。

由于外交干涉和内政干涉，又产生了以下几种不同的战争：（1）一个国家可以在战争未开始的时候进行干涉，也可以在战争爆发以后进行干涉；（2）一个国家作为主力参加战争的时候，其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弱小国家，保证其土地上的人民不受迫害，要把战争的地点转移到离自己国家较远的地区；（3）当几个实力都比较强的国家联盟对付一个实力比较强的国家时，那些地理位置接近战争区的国家，也可能作为主力参加战争。（4）一个国家按照条约规定，参加干涉性战争只是一个辅助性的参与，要按照兵力大小规定编组，只能派出辅助军队。

如果你在这场战争中派出的是辅助军队，那么在整场战争中你就处于辅助的地位。而作战的指挥权是属于主要进行战争的国家的。如果在战争中我们一同盟国派出了大军进行干涉时，那我们的地位就另当别论了。

在这些战争中，军事上的幸运是不同的。在七年战争中，俄军实质上是奥、法两国的辅助力量。在俄国占领旧普鲁士以前，它是北面作战的主力。当费尔莫尔和萨尔特科夫率军进入勃兰登堡后，他们就只是为了奥地利军队的利益而行动的。这些远离自己基地的军队，只能依靠于同盟国的军队行动。

这种远离自己基地的远征军队，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也是极其危险的，他们只能依靠同盟军的行动，没有别的出路，而且远征的军队的统领也是非常难当的。在1799年和1805年的战局中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对这些远征军进行详细讨论。但是用远征军的形式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的，比如战争距离本国比较远，减少了本国的危险，减少了国家要承担的战争后果。一般来说，这对军队的统领会有非常巨大的压力，但是对国家来说是有利的。

在这类远征战争中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一定要选择一个正确的领导者，这个才是至关重要的。他应该是一个在政治和战争艺术方面都是专家的司令，必须明确地与各同盟国确定各自在军事行动中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保障自身的利益，拟定一个双方共赢的作战计划，设立一个符合共同利益的作战目标。历史上也有很多例子，就是因为同盟国之间没有协商好，忽略了一些必要的措施，导致了战争的失败和一些不和谐因素的存在。

第三类干涉性战争，也可称为时机有利的战争，因为不仅可以全面参战，还可以接近本国国界作战，所以说是一种时机有利的战争。奥地利在1807年遇到过这样的机会，但没有有效地利用。后来在1813年，它又获得了一次这样的机会，它与萨克森接壤，当时拿破仑刚刚在萨克森集中了兵力，它只要从后方对在易北河地区的法军进行正面实施突击，就有百分百的把握赢得战争的胜利。在这样的情形下，奥军投入了二十万兵力，可以说是稳操胜券的。在两个月之内，它恢复了对意大利的统治和对德国的影响，而这些都是它已经丧失了长达十五年之久的权利。奥地利的这场干涉性的战争获得了很大的利益，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是最后的赢家。

维也纳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胜利，就是因为这次干涉战争属于我们第三节提到的一种干涉战争，因为这种战争可以在本国的国界作战，这样的战争一旦展开，对战争是很有利的，我们可以不断地增加自己的兵力；而且，这次战争是在战争已经爆发的情况下进行干涉的，这样还可以选择最佳的参战时机。单凭这两种优势在战争中就会产生决定性的意义。这种作战方式不仅适用一些实力比较强的大国，对一些实力较弱的小国也一样适用，只要选对了时机，善于把握局势，在战争中就会取得优势。

下面我们就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观点。在1552年的时候，选帝侯莫里斯·萨克森公然起义反对查理五世，尽管查理五世当时是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国的统治者，曾经打败过法兰西一世，控制过法国。这次武装起义，一直把战争引向蒂罗尔心脏，制止了这个统治者吞并一切的野心。在1706年，萨瓦公爵、维克托·阿梅杰对路易十四宣战，从这时候开始改变了意大利战争的进程，迫使法军从阿迪杰河退至都灵城下，遭到了失败，但却使欧根·萨瓦亲王永垂不朽。我想很多国家的领导者在面对这两次战争的领导人或者是策划人的时候，都是相形见绌的。

第六节 侵略性战争

在侵略性的战争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有两种区别很大的入侵，第一种入侵就是入侵比较遥远的国家的领土；另一种入侵是入侵邻国的领土。第一种入侵是有一定困难的，我们需要越过一些辽阔的地域。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许多困难，也许你路过的国家对你表示赞成的态度，也有些国家对你的做法持敌对的态度，事情就变得比较复杂。

亚历山大、恺撒和拿破仑业绩的一半就可以证明，出于征服欲望而进行的入侵战争，并不是最不利的战争。这种利益也是会受天然的制约，并不是没有限度的，超出了这种限度，就会离危险近一步。

大流士同斯基泰人的作战、冈比西在努比亚的作战、克拉苏和朱利安皇帝同安息人的作战，以及拿破仑对俄国的远征，这些都是用鲜血换回来的真理。但是征服的欲望并不是促使拿破仑发动战争的唯一原因，他的个人地位和对英国的战争，迫使他不得不铤而走险。他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取得战争的胜利。虽然他喜欢冒险和战争，但他还是考虑了其他方面，最终使他发动战争的原因就是如果战争没有胜利，就得向英国投降。也许我们会说拿破仑来到这世界上就是要向我们说明一些道理的，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元首是非常重要的，要让领导者知道自己应该去避免什么样的问题。他的胜利告诉我们，做事情要灵活，善于思考，要积极勇敢地去面对；他的失败又告诫我们，做事情要小心谨慎，要经过深思熟虑再做出最后的决定。

如果一场战争没有适当的理由，就像成吉思汗的侵略战争，这样的战争就是对人类的犯罪；如果一场战争有它发动的理由和它能带来的利益，即使这场战争得不到大家的赞同，最终也会得到原谅。

在1808年和1823年法国先后对西班牙进行了两次侵略战争。两次战争的性质无论从目的还是结果来看都是不同的。第一次侵略威胁了整个西班牙民族的生死存亡，绝对是一次贪婪的、诡秘的侵略。这次入侵的结局使入侵者本身也遭到了不幸。第二次入侵是一次符合共同利益的入侵，都是为了打倒一种危险学说而进行的。这样的战争会得到当地人的支持，其结果是取得了胜利。在这里我们不用拟定自然法则的观点来评论这些入侵。我们之所以要提出这些问题，只是想说明，入侵并不是成吉思汗所为。我们所提到的这些入侵中，第一次入侵致使拿破仑垮台，第二次入侵则恢复了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邦交关系。

当然，我们并不希望入侵战争的发生。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主动入侵别的国家，比等着别的国家入侵自己要有利。所以我们要克制征服者的野心，但我们也必须承认，最可靠的方法还是善于选择时机，找最适当的时机进行斗争。

如果决定好了要展开一场入侵战争，那么在确定这场战争的规模时，要考虑到战争的目的，考虑到作战企图和作战中我们会遇到的一切问题和阻碍。除去要征服一切的野心和欲望，我们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合理的战争理由。

如果在入侵一个国家的时候，那个国家的人民奋起反抗，而且还有比较强大的国家给予帮助，那么这样的入侵就很困难了。拿破仑对西班牙进行的战争就很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真理，还有1792年、1793年和1794年的法国大革命的几次战争也能说明这一真理。法国受到了几乎整个欧洲从陆地到海上的攻击。法国虽然没有像西班牙一样遭受突然的占领，但没有一个强大的同盟国愿意援助。我们说了这么多的例子，就是为了从这些伟大的历史事件中总结出一些经验和规律。

在俄军对土耳其的战争中，也同样激起了人民的愤怒。但是这次情况和以往的情况还有所不同，虽然奥斯曼土耳其是因为仇恨异教徒而拿起了武器，但是他们的这种做法并没有得到被他们征服的希腊人的支持。土耳其全国的人民都是伊斯兰教的信徒，如果土耳其人能像法国人一样聪明，善于把希腊人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就能得到希腊人的支持，从而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土耳其只有在靠近边境的地区才受到尊重，因为他们在国内日趋没落的时候，在这些地区集中了最多的民警部队。拿破仑在对意大利、奥地利、普鲁士进行入侵时，就不必对当地居民有所顾虑，决定一切的就主要是应予重视的战略法则。

如果不是入侵邻国而是入侵遥远的国家，我们在途中必定会经过许多国家，我们要考虑到我们的做法会不会引起这些国家的反感，会不会引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入侵成功的一半靠的是外交，而不是战略。入侵这样的国家时，我们一定要让这个国家的邻国成为我们的同盟国，让他们成为我们坚实的后盾，这样我们才不会在战斗的时候受到威胁，也防止了战争开始后邻国会帮助自己的敌国。这样做既减轻了我国的外患，也强大了我们的军队，还可以把邻国当作我们的临时基地，必要时给我们提供可利用的可靠掩蔽地区。所以我们必须得到这种国家的支持。如此，我们就必须找到共同的出发点、共同的利益。这会成为入侵的关键所在。

对于长距离远征，政治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这样绝不意味着政治对于邻国的入侵没有影响，因为充满敌意的干涉行为会阻止取得辉煌胜利的进一步发展。法军在1805年和1809年入侵奥地利时，假使普鲁士能适当予以干涉，结果可能会完全相反。法军在1807年对北德意志的入侵就是如此，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维也纳内阁。其次，1829年法国对鲁米利亚入侵的时候，如果采取了英明适当的政治措施予以保障，如果不重视利用谈判来消除干涉的可能性，那么后果就会变得很严重。

第七节 信念之战

人们常常会把信念战争、民族战争和国内战争弄混淆，它们之间其实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的。所以我们必须把以上几种战争分开论述。

信念战争可分为三种：（1）局限于外部冲突，这样的情况很少出现，但是也有；（2）既是内部斗争，也是外部斗争；（3）局限于内部斗争，也叫作国内战争。

这种在两个国家之间进行的信念之战，或者说是学说战争，也是一种干涉性战争。战争的起因可能是因为想用自己的思想学说，去打败邻国的学说；也可能是想把自己的学说强加在邻国身上，在这两种情况下发生的战争都属于干涉战争。

这样的战争，结果通常都是很惨烈的，无论是因为宗教教义的不同，还是政治信仰的差异。因为这样的战争很容易让人们产生一种复仇心理，这是一种残酷的欲望和可怕的情绪。十字军远征的战争、三十年战争、回教徒的战争和神圣联盟战争，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具备了这个特点。

宗教其实并不是单单的一种信仰，有的国家可以利用宗教夺取某些政治权利，宗教有时候会被用作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战争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有的时候这些利益是和宗教利益息息相关的，而文化利益本身也包括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宗教方面的利益。

在世界战争史上，宗教对战争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宗教曾经是反对战争热爱和平的，也是许多战争的重要起因，并且作用于战争的进程。很显然，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关心宣传《可兰经》不如关心扩张他的帝国，同样毋庸置疑的是，腓力二世之所以支持法国的神圣联盟，并不是因为罗马教廷的胜利。

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教义只是一种手段，因为这个交易可以达到双重目的，宗教战争是战争中的一个类别，宗教战争也是宗教斗争的一种形式。在西方国家，宗教战争是常见的现象，相对来说东方国家就比较罕见了。三十年战争在一开始是罗马帝国内部的新、旧教派发生了争执，起因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镇压境内的新教徒，激起了波西米亚新教徒的叛变，并意图寻求独立。后来随着瑞典、丹麦等国的参战，逐渐演变成了全欧洲的大战争。

政治性的信念战争得到支持和抵抗的机会差不多是均等的。例如，1792年出现的那种荒诞的社会现象，实际上是想在全欧洲取消著名的《人权宣言》，各国的政府都处于惶恐不安之中，他们当时的想法只有一个，便是拿起武器铲除火山口上的熔岩，并且把喷熔口堵上。但是其办法并不尽如人意，因为对于医治因一时极度冲动引起的狂热情绪而造成的病痛，用战争和入侵的办法并不是一个好的措施，越是狂烈，持续的时间就越短。只有时间才能抑制狂热的感情。一个有教养的民族，它可以出现狂暴分子的捣乱，但是风雨过后总会有彩虹出现，理智必定会战胜冲动。想要凭借外国的武力来平定一场骚乱，就像是在地雷刚要爆炸的时候去排雷，这样会把自己炸得体无完肤。其实最明智的办法就是，让地雷自己爆炸，之后我们再去把弹坑填平，这样比在炸弹旁边被炸死强得多。

对法国大革命的深入研究，让我深信如果不是对吉伦特派和国民议会实行武力威胁，那么他们永远也不敢把大不恭的手伸向软弱的却是令人尊敬的路易十六身上。而且，如果没有迪穆里耶的惨败和外敌入侵的威胁，那么吉伦特派永远也不会被山岳党人击败。而如果放任各党派这么随意地斗争下去，那么很有可能国民议会不会让位于可怕的国民公会，还会依据情况的需要和法国历来的传统习惯而逐步地恢复温和的君主政体。

从军事的角度看，战争是非常可怕的，那些军队在进行侵略的时候目标不仅仅是那些军队的士兵，如果有民众进行反抗，他们也会毫不留情地屠杀他们。可见战争是多么的残酷。可能这么说有些人会不认同，因为一方的暴力行动往往会引起另一对立面给予被攻击者的支持，这样的结果比宗教战争要肯定得多。如果被激怒的一方拥有强大的兵力、有利的地形，还有民众的支持，那么并不具备这一条件的另一方会怎么样呢？就像是十万名法国西部保皇党人和十万名联邦派分子那样，在1793年的联盟中他们到底做了什么？

历史上能证明这种斗争的就只有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斗争。这些斗争告诉我们要想攻打一个有着爱国主义精神的国家，一个民族凝聚力十分强大的国家，是一件多么愚蠢、多么危险的事情。当然，不善于采取军事行动也是导致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当法军在迪穆里耶溃退后，如果联军不以炮火破坏并亲自占领那些要塞，就不会有仇恨的存在，而另一方面又率领二十万大军直取巴黎，如果采取这样的行动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呢？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掩护他们向莱茵河退却，他们很有可能全军覆没。这样的问题对那个时候来说应该是相当棘手的，因为这样的情况没有发生过，没有有经验的人可以来主持大局，这时候，一切都决定于法国民族和法国军队所采取的决心。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难以解决的设想。1793年战争仅在一个方面解决了这个问题，而另一方面却不是轻易就可以解决的。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只能依靠经验。

信念战争的军事规模与民族战争的军事规模大致相同。但是，前者与后者有一个主要的不同之处，在民族战争中我们必须去征服另一个民族，要有压倒式的优势，对其要塞必须加以包围和夺取，对其军队必须加以歼灭，对于他们的一切我们都要征服。

在信念战争中，我们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征服敌国，而是要尽全力去实现自己的目标，达到战争的最终目的。在作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拟定好作战计划，决不受细节问题阻挠。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我们一定要避免敌方人民因顾虑其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受到威胁而激起反抗心理。他们一旦产生了这种心理，对我们作战是十分不利的。

在前面的章节我们提到，1823年西班牙战争与法国革命战争是相反的，可以把它们当作证明真理的例子。但是，这两种战争的条件还是有所不同的。因为1792年法国军队的成分比莱昂岛的激进党人的军队更为可靠。法国大革命的战争既是信念战争，也是民族战争，还是国内战争。而1808年的第一次西班牙战争则完全是民族战争，1823年的西班牙战争并不完全是信念战争，只有一部分是信念战争。毫无民族性质，所以其结果也就有很大的差异。

从实施的技术来看，总的来说，安古林公爵的远征是成功的。他的军队就是完全按照这个原则进行战斗的，他的军队从来不攻占要塞。因为他们深知，由于已获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这样分散行动是没有任何危险的。所以他们采用了一到埃布罗河后就分散行事，攻占敌人的基地的策略。如果他们按照内阁的指示，一步一步去攻占敌国的领土，攻占比利牛斯山脉与埃布罗河之间的全部要塞，以获得作战基地，我想最后的结果是不会令大家满意的，或者说这次战争会成为一次永远的教训，会流更多的血，会使这次战争变得持久。

他深知这是一场政治性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他采取了适当的手段，获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并尽快地结束了这场战争。如果在这场斗争中他企图占领这个国家，那就会像1807年那样再次激起西班牙人民进行反抗的民族热情。他的这次行动与1793年联军的行动是完全不同的。他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就到达了加的斯城下。所以我认为凡是要指挥这一类远征战役的人，都应该研究他的行动，向他学习。

从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政治上未能善于利用取得的成功，未能善于建立适当的巩固秩序，这个错误只能归结到西班牙政府，和西班牙的军队没有关系。费迪南德作为两种敌对利益的裁判者，没有做好自己的本分，轻易地倒向了一派，表面上是为了国家而忠心耿耿，其实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些利益，为自己服务，不关心他人的死活。西班牙政府就这样服从了反革命分子的劝说，却没有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人们也因此分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激烈的情绪也许会平息下去，双方的接近也就会变成可能。历史不只一次地告诫我们，革命和暴力的反革命是建立不起来的，也不可能得到巩固。而这个教训在这个美丽而不幸的国家里，没有人认真对待。其实在这个时候应该出现一个皇帝，他应该是一个强有力的，可以受到尊重的，可以得到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的支持的领导者，他把国家利益看作一切。最终这个王位要能够把这个不可思议的西班牙民族重新联合起来。这个民族是一个美德与瑕疵共存的民族，我们一直以来也不能恰当地予以评价。

第八节 民族战争

在谈到干涉性战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提一下民族战争。民族战争也称为人民战争，是所有战争中最可怕的一种战争。人民战争指的是全民都参加的战争，或者是全民精神振奋而决心捍卫自己独立的、多数人参加的战争。如果进入了这样的军队，能控制的就只有其所驻地点，只能用武力获取补给，每占领一寸土地，都必须经过斗争。

全民参战的现象是很少见的，如果真的出现了某些能够引起轰动的伟大事件或英雄业绩，那么随之而来的结果会是相当可怕的。出于对人类利益的考虑，这种战争还是永远不要出现为好。

有时这种战争的起因也是人们想不到的，可能是被奴役的人在政府的带领下一哄而起，也可能是这些人的主人以身作则，带头发动起来，这时支配他们的是对本国的统治者和对祖国的高尚的热爱感。还有一种就是非常迷信的，这些人的迷信思想都已经根深蒂固了，可以在别人的煽动下加入斗争。再一种就是人们处于对某种政治的信仰，为了保护自己认为宝贵的东西而参战。

制海权对入侵的结果有很大的影响。拥有了制海权，或者是与一个拥有制海权的强国缔结了同盟，并且这个民族的人民是团结一致的，那么这个国家的抵抗力量就会增加几十倍，这不仅是由于起义的烈火便于得到支援，也不仅是由于敌人可能在所占领的地方受到袭扰，还由于敌人从海上输送给养比较困难。

在人民战争中，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地形也是很重要的，第一是有着辽阔的土地或森林的国家，还有就是山路比较多的国家，这两类都是敌人比较害怕的。

俄国人在征服高加索民族中所经历的困难，以及蒂罗尔人的再次起义、瑞士人反抗奥地利和反抗勃艮第公爵的斗争，都证明了山地比平原的优势大很多，它们的差距就在自然条件上。隘路深林和悬崖绝壁一样，都有利于防御。法国西部旺代地区的地形（该地区地形经过依法认真改造，所有田地和草地均为树木围隔）也证明，所有地形崎岖不平的国家，即使仅有横断的围墙、峡谷和沟渠，只要人民愿意英勇捍卫，就都对防守有利。

在我们所说的例子中，像荷兰人反抗腓力二世的斗争和美国人反抗英国人的斗争，都表明了正规的军队在信念战争和民族战争中，可能会遇到很多棘手的问题，对一个军队的统领来说任务也是相当艰巨的。还有一些例子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如旺代反抗取胜共和国的不平凡斗争，西班牙、葡萄牙和蒂罗尔反抗拿破仑的斗争，以及摩里亚人反抗土耳其和纳瓦拉人反抗克里斯蒂娜女王的斗争等都是更具有说服力的例证。

要进行这样的战争还是比较困难的，特别是当敌对民族拥有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作为抵抗核心时，更是如此。对于入侵者来说，这样的战争是十分危险的，他们参加战斗的只有自己的军队，可以控制的地区也是少之又少，离开了这个地区也许会遇到未知的危险，要想给敌人造成威胁很困难，而且他们要面对的是一个团结的民族。

如果敌国的地形比较复杂，山地较多，障碍纵横，那么这次入侵更是寸步难行了。因为这个民族的每一个人都了解熟悉这些地形，即使是一条林间小路他们也了如指掌。如果他们遇到了困难，也能及时地找到援助的人。而且他们在自己的领土上可以很好地控制敌军，可以很快地了解敌人的动向，有充足的时间制定出比较好的对策来毁掉敌人的作战计划。相反，入侵的军队就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得不到任何情报，对地形和环境都不了解，还需要时间去摸索。他们不敢轻易开战，他们只有紧紧地握住手中现有的武器，因为他们再也找不到别的办法。无论进行什么样的行动，都会犹如盲人一样，所以入侵的军队每一步都有可能落空。在经过似乎是周密协调和精确计算的调动之后，当完成快速的急行军时，入侵的军队一定会认为他们有机可乘了，结果突然发现敌人除了他们营火的余烟之外已经无影无踪。这种情况和堂吉诃德的境遇十分相似，费了很大的力气，冲过去对付的却是一盘风磨；而这时你的对手正在破坏你的交通线，并歼灭交通线上的警卫部队，袭击你的辎重队和仓库，并给你一场灾难性的反击；在这场战争中，久而久之，你必不可避免地要被拖垮。

我在西班牙斗争中亲眼看到了两个相当可怕的例子。当内伊的军队在科罗尼亚接替苏尔特的军队时，我把炮兵辎重队各连安置在贝坦索斯和克罗尼亚之间的舍营里，即在四个旅的配置地的中央，各旅距这些连队为二至三古法里（8～12千米）。在二十古法里（约80千米）周围当时没有发现西班牙的任何部队。苏尔特仍占领着圣亚哥德-科伯斯特拉，莫里斯在埃尔佛罗尔和卢戈，马尔尚师在可多尼亚和贝坦索斯。尽管如此，在一天夜里，这些辎重连队，包括人员和马匹，竟全部失踪。而我们却一直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只有一个受伤的军士得救，从他那里我们得知，他们都是被教士和僧侣带领的农民杀害的。

四个月后，内伊元帅亲率一个师去征服阿斯图里亚斯，沿维纳河谷而下。与此同时，克勒曼则由莱昂出发，沿着通向奥维耶多的道路前进。而防守阿斯图里亚斯的德拉罗曼军的一部则冲向维纳河谷周围高地的另一面，离我军纵队不超过一古法里（约4千米）的地方。但是内伊元帅对此却一无所知。当他进入吉荣时，德拉罗曼的军队便向为警卫整个吉利西亚而分散行动的马尔尚师各独立团发起猛烈进攻。这几个团当时面临被各个歼灭的危险。最后由于内伊元帅迅速退向卢戈，他们才脱险。在西班牙战争中，像上述有趣的情况不胜枚举。把墨西哥的全部黄金都用上，法国人也得不到任何情报，即便得到了，那也是假的。敌人故意欺骗法国人，使其陷入他们早已布下的天罗地网中。

如果在战争中碰见一个比较强大的民族，无论你的军队被训练得多么有素，想要取胜也是非常困难的。如果在入侵之前有十足的把握取胜，可以掩护自己的交通线，而且有着强大的军队，这种情况就另当别论了。如果敌方也有旗鼓相当的实力，而且地方的军队和你们军队也是旗鼓相当的，那么你们在这次入侵战争中也许也能取得一点优势，给你自己找到一点保障。

为了评价一个军事统帅或某些英勇部队在征服或占领这样一个奋起反抗的国家所遇到的各种障碍，需要特别研究一下伊比利亚半岛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武装起来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约有三十万至四十万之众，支援他们作战的也有威灵顿、贝雷斯福德、布莱克、拉罗曼纳等人的正规军，面对这样的敌人，拿破仑、马塞纳、苏尔特、内伊和舒舍等人的军队竟能整整与之对峙达六年之久，这需要何等的耐心、勇气和忍耐力？

在此类战争中，想要取胜的手段是相当复杂的。首先必须根据预期的抵抗和可能遇到的一切障碍来扩充军队；必须使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来安抚人民的情绪，使他们的情绪慢慢地稳定下来；广泛采取恩威并用的手段，特别要坚持公正。这都是为取胜而必须首先坚持的一些原则。亨利四世在神圣联盟战争中的战例，贝尔维克在加泰罗尼亚、叙舍在阿拉贡和瓦朗斯以及奥什在旺代的战例，虽然情况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根据具体情况取得了成功。季比奇和帕斯科维奇将军在后来的战争（1829年）中所指挥的军队，都有良好的秩序和严明的纪律；这种良好的秩序和严明的纪律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他们远征的成功，可以作为值得我们仿效的范例。

在企图侵略别的国家的时候遇到困难是在所难免的，途中会遇到许多阻碍，这个时候有些人就会想投机取巧，钻个空子。他们一定是不希望再有这样的战争发生。如果他们的这种想法成真了，要想征服一个国家就更难了。所以对有野心的人来说，这样的战争就失去了诱惑力。

这样的想法我们看似是有道理的。只有唤醒了人民的民族斗争精神，才能承认这种想法所产生的后果。所以如果要进行一场战争，我们始终要相信，这场战争是正义的。我们也应该相信只有征服性的战争才能胜利，目的只是为了保持政治均势或捍卫社会利益的合法性，而属于次要的战争，则将永远消失。这样我们就不会知道战争会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发生。十万德军要渡过莱茵河进入法国的时候，他们征集所有阿尔萨斯人、洛林人、香槟人、勃艮第人，不分男女老少都让他们参军，他们最初的目的只是反对法国政府比利时，而对法国没有什么企图。如果他们认为这样是对的，那他们把每个小城都变成萨拉戈萨，从而用压制手段，对全国进行掠夺烧杀也是对的吗？如果是这样，则难以担保德军不会在这个过程中占领别人的领土，虽然当初德军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战争是不断变化的，可能每天都会有变化，所以我们也不能轻易下一个定论。

我们提出上面那样的问题，谁也没有办法很好地解答并给出定论，我们只能说是有人在利用战争。有时人们也想找到别的办法来对抗这样的侵略战争，但是好像无从下手，只能用民族战争来对抗外敌的侵略。人们认为这种战争只是全民战争和常备军折中的办法，也许他们认为国家后备军是没有办法保卫国家的。这里的后备军指的是响应国家的号召，自愿参军的人组成的军队，他们的作战也是合法合理的。

如果要问我的看法，我对这两个问题也是持肯定的态度。上面说到的两种情况，如果用混合体制，我想五万人的军队再加上来自东部各省的国民自卫军的援助，一定可以打败德军。如果要想达到这种折中的目的，我想我们一定要制定一些规章制度，从人民队伍中为军队准备精良的预备队。这种做法有很多优越性，不仅可以减少平日的开支，还可以在战争开始后保卫国家的安全。1792年法军所采用的就是这种体制。后来有人把这种体制当作目标对其发动进攻，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在归纳这种想法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绝对不应该做空想家、慈善家，也不应该做雇佣兵；仍然可期望消耗战能从国际关系的法典中消失，而正规警察部队在政治联盟的帮助下所维护的国防今后足以保障国家的独立性。

从我作为一个军人的角度看，忠实的具有侠士风度的战争比有组织的屠杀好多了，如果可以让我选择生存的时代，我宁愿生存在慈善的现代也不愿生活在充满战争的古代。就像丰特努一样，英法两国的士兵都曾彬彬有礼地邀请对方首先开火，但是在现代，妇女、教士，还有儿童，在西班牙到处组织屠杀散兵。

我认为这两种体制中间确实有我们可以接受的折中办法，这种体制必须满足人们的一切要求，就是因为我提出了这样的体制，所以才惹来大家攻击的目光。

第九节 宗教战争和国内战争

在中世纪，各封建集团之间发生的冲突是由于不同的政治或宗教派别而引发的，与国外纠纷无关，主要是意见上和思想上的冲突。而最值得我们研究与讨论的是宗教战争。对于一个政府而言，令人难以理解的行为是那些承认外国教皇的最高权力，以及为了其目的，迫使他们统一使用法语或拉丁语祈祷。至于一味地剥削和镇压人民的王权，以及政治上的反对党的自相残杀，这种做法我们还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我们想给这样的战争几个准确的定义，那么这种想法一定是很荒谬的。我们应该明智地承认，它只有一个。应该把两个教派或者是两个党派联合起来，先把插手他们纠纷的别国的人赶走，然后他们再进行会谈，在相互制约的情况下，让双方都得到自己想要的利益。如果第三方介入纷争，那么它的野心是毋庸置疑的，没有其他的理由可以解释这种现象。

有时候我们会认为有的国家可能是出于好意才来干涉本国内政的，这些过分的政治狂热的信念会威胁社会秩序。虽然平常这种害怕比较过分，而且常常只成为一种借口，但是我们避免不了有的国家真的会去相信它，相信自己的国家可能因此受到威胁。但是在神学的辩论中，这样的情况是永远不会发生的。所以说，腓力二世对神学联盟的干涉没有其他的目的，只是为了去分裂或者制服法国，方便以后的进一步瓜分。

第十节 同时进行两场战争和两线作战的危险性

有一条闻名于罗马人的古训，人所共知，众所公认，那就是千万不要同时进行两场大规模的战争，否则具有极大的危险性。

一个政府、一个国家可能会被迫和两个邻国同时作战，但是出于自卫，保护自己的安全和维护政治的平衡，如果找不到一个可以帮助自己的同盟国，那是极其不幸的。不过将进攻的两个邻国结合起来，它们对战争的兴趣却不一定完全相同，也许其中一方并不尽全力，而是以一种助攻的姿态，那么这种战争和普通战争没有太大区别。

法国的路易十四、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俄皇亚历山大和法皇拿破仑，都曾和欧洲的联军作战。假使这种群起而攻之的情况是由于某一国家的侵略野心所引起的，那可以说这是错误的决定，不值得同情。若是一个国家非要与几个国家同时作战，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应对办法就是寻求同盟国，利用一定的均势手段，来抵消敌方的优势。

路易十四之所以会受到欧洲联军的攻击，表面上是因为西班牙的问题导致的，但实际上是他的侵略野心已经威胁到其他邻国，让他们感到惶恐不安。腓特烈大帝仅仅得到了英国的经济援助，却经历了与欧洲三个最大王国的战争，只是由于这三个国家相互不配合，以及兵力不足等因素，腓特烈大帝才勉强渡过了难关。

这两次战争以及俄皇亚历山大在1812年所遭遇的战争，似乎都是不可避免的。

1793年，法国遭遇了整个欧洲的攻击，由于雅各宾派制造了各种离奇曲折的混乱场面，接着又是两个党派的对立局面，之后又由于吉伦特派的妄想造成了种种混乱。吉伦特派的荒谬行动导致局面混乱，他们甚至宣称，蔑视世界上所有在英国舰队支持下的国王。然而法国却在这次行动中不了了之。

从某一方面来讲，在近代各国的统治者当中，只有拿破仑一个人，曾经自主地发动两方面甚至是三方面的战争，对西班牙、英国和俄国。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认为奥地利和普鲁士会伸出援助之手，更相信土耳其和瑞典会给予更大的帮助。虽然大家都觉得他冒了很大的风险，但是拿破仑本人却对自己有着极大的信心。

由此可以看出，两种战争的差别是极大的。一种战争：一个国家只会对另一个国家作战，而有一个第三强国以辅助者的姿态帮忙同敌人作战。另一种战争：一个国家同时从两面对两个强国作战，投入其所有兵力震慑对其造成威胁的任何敌人。例如，1809年拿破仑如果只是以辅助的姿态按照条约派遣兵力协助奥地利一国作战，而不是与英国所支持的奥地利以及西班牙两国分别作战，也许情况会得到改善。这种形式的战争与真正的两面作战并不相同，只不过是比普通的战争略复杂了一些。

因此，一般来讲，应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真正意义上的两面作战，应该是尽量设法避免的。若是这两个国家同时都具有开战的理由，那么最好采取忍辱负重的态度，等到有了适当的机会，再雪耻。不过，这条规律也是有例外的，双方的实力、兵力对比、地形条件、当时的情况，以及同盟国的关系，这些情况都会对战争产生影响。如果我们想完成自己的任务，要做的就是既指出这种战争的危险性，同时又找到避免这种危险性的办法，这样才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

第二章 军事系统或战争哲学

在本书的前面，我们已经对军事政策或战争哲学的含义做过解释了，一切与军队行动有关的精神手段都包括在其中。我们刚刚谈到了一些政治手段，如果这些政治手段也属于影响作战方法的精神因素的范畴，那么还有一些既不属于战略手段和战术手段，也不属于外交的其他手段。这些手段我们赋予它们最合适的名称就是军事政策或战争哲学。

就“军事政策”“战争哲学”两个名称来看，“哲学”可以划归战争范畴，就像其可以划归形而上学的思辨范畴一样，但我们对于哲学这一概念毕竟没有固定的解释，所以同时来谈战争哲学和军事政策，容易给大家造成困惑，那么，我们就先来谈谈第一个名称——军事政策。我们要区别“战争政策”和“军事政策”，“战争政策”就是外交与战争之间的一切相互关系，而“军事政策”则仅指政府和统帅采取的一切军事手段。

军事政策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除了外交政策和战略性质的手段之外，有关战争计划的一切手段都囊括其中。这时大家可能关心还有什么手段，我想要强调的是，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全面分析所有和军事政策相关的问题，而只是要指出这些问题与军事行动的联系，所以我们不能脱离我们的目的，不能超出概论的范围，关于有关战争计划的种种手段我们在此就不一一详述了。

实际上，军事政策这个范畴内，可以包括敌对民族的战斗意志、军事组织、现役兵力、预备兵力、经济资源，以及他们对本国政府或国家制度的忠诚程度。此外，还必须考虑政府或军事委员会在首都对战争所施加的影响，以及国家领袖或军队长官自身的特性与才干；更有必要了解敌军总参谋部遵循的主要作战原则、双方军队的兵力编成和武器装备、所企图入侵国家的军事地理和军事实力统计、一切可能遇到的阻力及一切可利用的资源。这些既不属于外交，也不属于战略的所有重要问题，才是需要我们研究的。

有人会问，关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是否有固定的法则，答案是否定的。在这里唯一能够告诉大家的是，政府在制订战争计划时必须充分考虑这些问题，绝不应忽视对所有这些情况的详细资料的获取。现在我们探讨的仅是在这些方面必须遵循的一些基本观点。

第十一节 军事统计学和军事地理

对假想敌国的实力和资源，要想进行彻底的了解，就得利用所谓的军事统计学这门学科。我们主要说说军事地理研究的对象：战争区的战略形势和地形；可能遇到的各种天然或人工障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国家边界或国家全部幅员所形成的要点。所有这些情况，内阁、统帅和参谋部都应该了解。否则，在计算过程中一定会出现严重的失误。虽然，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很多国家在统计学、政治学、地理学和地形学等各个学科方面都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这种情况依然经常发生。下面我们可以用两个例子来证明这一说法。1796年，莫罗将军带领军队入侵所谓的黑森林时，很多人想起了古代可怕的赫尔西尼亚，因此他们以为该地区会存在可怕的大山、隘路和森林。可事实是什么呢，当法军登上与莱茵河相望的这片辽阔台地的陡坡之后，他们惊奇地发现，从多瑙河发源地到多瑙佛特，全部都是辽阔富饶的平原，头脑中的山只不过是这些山坡和坡地。

再来看看距离现在非常近的第二个例子，时间来到了1813年。拿破仑这位伟大的统帅以及整个军队，都坚定地认为波西米亚内部山地纵横，然而，行军之后他们却发现，在整个欧洲再也找不到一个像波西米亚这样地形平坦的国家了。

在估计巴尔干山脉以及奥斯曼土耳其人真正实力这件事上，几乎所有欧洲的军人都犯有此类错误。他们认为这一山脉是土耳其帝国不可克服的屏障和壁垒，甚至觉得这似乎像从康士坦丁堡发出的命令一样，因此无条件地遵守着。但是我作为阿尔卑斯山的居民，却一直不同意这个错误的认识。由于有这样的错误认识，他们会觉得，土耳其人民一定能组成一支可怕的军队，进而抵抗到最后，因为印象中这些人民是普遍武装的。经验证明，在多瑙河沿岸各边境城市居住的都是土耳其的近卫军士兵，这些士兵非常强悍，致使这些城市的居民比帝国内地的居民尚武，然而这仅仅是沿袭古时的规定。实际上，土耳其边境地带只不过是一道精神屏障，没有任何力量支撑。一旦俄军穿过这道屏障，想象中的幻影就会消逝了。有人也许会问，苏丹马哈茂德曾经不是放弃了古代的那套体制，并想出了一套改革措施吗？这确实有过，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实施新的措施，就遭遇了敌军的攻占。战争的经验表明，哪怕武装到牙齿，一群乌合之众还是不能形成一支精良的军队，无法保障国家的疆土。

看完了真实的例子，我们再回到主题，研究一下为什么必须熟悉军事地理和统计学的问题。这门学科虽然被提出来了，但还缺乏理论基础，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劳埃德在其《回忆录》的第五部分，提出了从地理上概述欧洲各大国边界的经验，但是这些见解和预言并没有得到证实。其中有一处，奥地利在蒂罗尔至帕绍市之间沿莱茵河的边境被劳埃德说成是不可攻破的。而实际上，就像大家都知道的那样，在1800年、1805年及1809年，莫罗和拿破仑曾率领十五万大军对这一地区实施机动，并且打败了奥地利人。劳埃德大部分的这些观点都同样遭到了批判，因为在他眼中似乎到处都是障碍。

军事地理和军事统计学的相关知识还没有达到全面普及的阶段，但在欧洲各国总参谋部的档案馆里，应该有很多足以供总参谋部的专门学校和机关学习之用的珍贵资料。希望善于钻研的军官，能够利用所有资料——发表的和不曾发表的，站在共同利益的立场上，编写出更好的军事地理和战略地理著作；同时希望伴随着现代地形学的巨大进步，以及最近二十年来各国出版的一些很好的地图，军事地理这一空白部分能得到添补。地形学在法国大革命开始的年代还处于萌芽时期，地形性质的地图非常少，除了卡西尼的半地形图性质的地图之外，只有巴肯堡的一些地图才有资格算是这一类地图。反观现在，未来统帅的前辈们从未见过的非常重要的材料频频出现，比如不久前在维也纳、柏林、慕尼黑、斯图加特和巴黎出版的地图，以及在布里兹高的弗里堡闻名的赫德尔专科学校所出的地图。另外一些学校也正在建立，比如奥地利和普鲁士总参谋部已经创办了很好的学校，并且在后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对于军事统计学，相信一般人和对军事地理一样不够了解，军事统计学中很多内容都影响着军事结果。目前关于军事统计学只有一些表面化的、不全面的图表，这些图表上简略、胡乱地标记着一些关于国家军队和军舰数量的资料，以及关于国家预期收入的资料，但是这一切还远不足以构成完全适应联合作战需要的科学。在这里我们不打算对军事统计学相关的重要问题做深入的探讨。

第十二节 影响战争胜败的其他因素

战争过程中有一个极易成为大敌的因素，这就是在人民中激起的过分的激情。这种激情必须加以克制，军队统帅和政府都应该竭尽全力来平息这种激情。这个问题在前面人民战争那一节已经谈过，在此不再详谈。

另一方面，军队统帅应该激起战士的激情，使自己的战士在战争过程中保持振奋的状态；相反，当敌军的战士有这种激情时，则应尽力抑制。其实，任何一支军队都有可能具有这种激情，只是激发这种激情的原因和手段可能有所不同，而造成这种不同主要还是因为各国人民的特性不同。军事上的雄辩术是许多著作研究的对象，在这里我们只把雄辩术作为一种激发激情的方法来提出。我们熟知的拿破仑和帕斯克维奇将军都宣扬古代统帅及苏沃洛夫在训导其军队时使用的训词，简明有力，堪称典范。以相反的办法取得了同样效果的有西班牙政务会的雄辩术，以及马顿纳·德尔·皮拉尔创造的奇迹。那么鼓励军队士气，并促进军队取胜的强大武器是什么呢？其中必然包括与人民有密切关系的战争起因和具有常胜威名的统帅。

有些军人喜欢在战斗中保持坚定不移、沉着冷静的态度，对上文提到的激情带来的好处持否定态度。我不能否定任何一种观点，因为必须承认，二者各有优劣。激情能使部队建立伟大的功勋，但激情不能长久，军队一旦失利，战士中间就会出现沮丧情绪，进而失去勇气，整个军队很快就会溃散。

在决定战争胜败的因素中，双方军队司令官的积极性和无畏精神也至关重要，但其关系的大小却是没有定律的。任何政府和统帅，都应该随时考虑自己军队的内在价值，并能把自己军队的力量和敌军进行比较。一支士兵勇敢却无组织无纪律的军队，会被一个俄国将领带领一支在欧洲算是纪律严明的军队，在开阔地区轻而易举地战胜。“一致”和“秩序”“纪律”三者关系密切。“一致”可以产生力量，“秩序”可以保证一致，而“纪律”又是秩序的先导。如果没有纪律和秩序，想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仍然是那支战士都很勇敢的军队，这次他们在训练和纪律上大致与俄军相似，仍然是那位俄国将领，再次发生战争时，俄国将领的行动就要谨慎小心，否则最终未必能够取胜。就像对马克将军那样的统帅作战能够取胜，而对拿破仑作战却会惨败。

在很大程度上，政府及政府对军队的影响决定了军事行动的勇敢程度。一场战争中，一方的统帅可以完全自由地行动，而另一方的统帅却要受制于二百古法里以外的最高军事委员会，其天才和行动都受到约束。在这种情况下交战，前者相较后者一定处于极大的优势地位。

一场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最可靠的保证之一是统帅高超的指挥艺术，尤其是交战双方在其他条件完全对等的情况下，这一点就更加突出。有人会说历史上也常有一个庸才打败一个伟大统帅的例子，但个例不能形成一条定律，我们一定要承认统帅的魅力。还有一种情况，当统帅的命令被部下误解，或者出现偶然情况时，原本能够带来成功的有利条件，可能转化为不利条件。这是一种既不可预见，又不可避免的偶然性。然而，我们能因为这种偶然就否定在一般情况下原理和科学对作战的影响吗？当然不能。因为偶然性本身就是原理的胜利。

但是可否由于承认这些理由，而得出结论反对科学呢？这也是坚决不行的，因为军事科学是一门艺术，它能使所有可以预见的幸运变得有利于自己一方，但这种艺术不能适用于变化多端的偶然。哪怕由于偶然性而获胜的交战次数多于由于调度得当而获胜的交战次数，也一定要坚持我的论断。

经过上述文字，我们都已知晓统帅的才能是决定胜利的最主要因素之一，那么对统帅的选择，就应该成为国家管理科学中最复杂的问题之一，也是国家军事政策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可是事实呈现给我们的却是另一番认识，选择统帅时，影响较多的是偶然性、年龄、私人好恶、党派倾轧和嫉妒竞争，并不是我们所想的是否符合社会利益，是否正确。因为这个问题至关重要，本书将以专门章节进行详细分析。

第十三节 军事制度

有关支配军队的制度是政府军事政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很多事实证明，在一个才能平庸的司令官指挥下，一支精锐部队能够创造出战场奇迹；在一个充满智慧的统帅的指挥下，一支并非精良的部队，也同样能创造出战场奇迹。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如果总司令官有超人才能，并有一支精良部队匹配，一定能创造出更大的奇迹。

在这里，我要指出，想使军队达到完善的程度，有十二个条件是必须具备的：（1）良好的兵员补充体制；（2）良好的军事组织；（3）组织良好的国民后备军体制；（4）部队和军官在机动、内务和野战勤务方面，都有良好的训练；（5）严厉但不带屈辱性的军纪，以信念为基础，而不是靠形式主义的队列勤务所培养起来的服从和执行命令的精神；（6）有效的奖励和竞赛制度；（7）特种兵（工兵和炮兵）有充分良好的训练；（8）尽可能在武器装备方面，包括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保持着对敌人的优势；（9）一个总参谋部，既善于利用上述一切因素，又善于很好地组织军官的理论和实践训练；（10）一个良好的仓库、医院和一般行政管理体系；（11）统帅部和高级领率机关都有健全的组织体制；（12）善于提高士气。

上述十二条都是非常重要的，想要获得重大胜利，避免巨大的损失，这任何一条都不能忽视。给大家举两个例子：1806年，普鲁士的军队训练精良，纪律严明，但是缺少一位杰出的统帅，又没有国民后备军的支持，结果在拿破仑的突击下，普鲁士十五天内就被击败了。再来看一个拥有精良军队的国家的例子。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马其顿之所以能够以少数精兵征服波斯和印度，就是因为他们善于建立和训练方阵，善于使群众迅速机动。值得一提的是腓力二世的父亲非常重视训练士兵，其结果就是一支能够完成国王一切企图的军队诞生了。

军队的重要性大家可想而知，一个政府如果轻视军队，哪怕它的借口多么冠冕堂皇，也会受到后人的谴责。因为一旦政府轻视军队，不仅会使国家和军队遭受无尽的失败，更会给国家和军队带来耻辱。在这里我并不是想传达政府应该为了军事牺牲一切的信息，因为这种主张也是荒谬的，我的意思是军队一定要成为政府经常关注的对象。这就对国家的统治者提出非常高的要求，国家的统治者如果没有接受过军事教育，那么他在这方面就很难达到他应该达到的目的。遗憾的是，国家统帅缺乏军事教育这种现象经常发生。那么，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就需要建立起英明、富有远见的制度，其中首先最应建立的是良好的征兵制度以及良好的国民后备军制度。

实际上，因为政府形式的限制，一些国家元首不被允许采取最好的军事体制。如果罗马共和国的军队，甚至法兰西共和国的军队、路易十四的军队和腓特烈大帝的军队都能证明，哪怕各国政府的组织原则不同，也能够有良好的军事组织和英明的作战指挥，可惜没有。那么我们还是要认可，现代的风尚、现代的政府形式，在促进国家军事力量发展、提高国家民兵真正的军事价值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当一些代表地方利益或代表狭隘小集团利益的人操控国家的财政权时，行政当局的各种军事考虑就会受到非常严格的限制，哪怕是一些细节问题也是完全有可能被否决的。这种情况会产生误解，许多人会认为这样的政府无法代表全国利益，是与人民为敌的。人民滥用所谓的自由同样能引起这种恶果。正因为有以上两种可能存在，一个哪怕最有远见的政府，本来能够根据国家的最大、最长远利益行事，甚至面对敌人时也已拥有充分的准备，面对突然侵略也能组织抵抗，却也不可能针对大战事先做准备了。

民选立法院的代表们，其中多数并不是里舍利厄、皮特、鲁瓦的门徒，他们被纳税人授予了权力，所以总是想着如何讨得纳税人的欢心，进而以达到一些经济目的为借口，其实很可能他们自己也不懂这些经济目的，就来削弱为建立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大军所必需的制度。他们利用最富诱惑力的乌托邦——过于慈善行为的成果——来让自己相信，并且让选民相信，眼前和平带来的愉悦，远比最英明的军事和政治的预见要好很多。

以上言论并不是说国家每天都要为假想的战争做准备，人民每天都要在剑拔弩张的状态下生活，如果真是这样，那对全人类来说都是最大的悲哀和祸害，而且从现在各个国家的情况来看，这种情况也是不可能出现的。我想说的是一个文明国家的政府在军备上绝对不能懈怠，以便在战争开始时让自己处于有利的位置。要达到这个目的，政府当局就要心怀远见，时刻保持良好的军事制度和完善的军事政策。

在立宪政体的大环境下，立法议会在一定程度上会牵制政府的一些行为，以致政府在建设和完善强大的军事体制方面，可能表现得不够有力。但是有一点我们一定要承认：这种咨议性议会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往往可能发挥另一种作用，可能使国力得到更大的发展。然而，历史上还是有一些非常少见的例子，如国民议会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为了拯救国家和自己的首领，很可能采取非常行动来振奋精神。这种非常行动如果是借口保护自由和私人财产而剥夺自由和没收私人财产，那就是实行独裁统治，或者是完完全全地、骇人听闻地篡夺国家政权，尽管其形式是咨议性议会。这种议会，有时却促进了国力的增长。比如罗伯斯庇尔和他搭建的公安委员会垮台后，在国民公会里发生的一切，就能够证明这一点。同样，1815年的议会和葡萄牙群众起义（由摄政委员会一份公告所引起的）也都是明证。此外，当国家面临大危机时，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独裁权力很可能是最后一个靠山。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在政治和军事上，凡是控制在民选议会手中的国家，较之君主政体要弱，尽管从其他的一些内部关系来看，前者拥有无可争辩的优势。

因为本书篇幅的限制，或者是本人个人地位的限制，在本书中我没有谈及一些微妙的问题，仅仅提出了简单的“拥护”和“反对”的理由，没有做出彻底的结论，希望读者能够原谅我。在这里我所谈的一切问题并不想影射当代的一些事件，我只是想揭示一些真理，尽管这些真理是以猜测的形式出现的，但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的真实情况还是通过这些真理得到了反映。希望我提出的这些问题能供政界要人参考，为其行事提供借鉴。

保持军队的战斗力非常重要，尤其是在长期的和平年代，因为在和平年代军队的战斗力最容易退化。那么如何保持军队的战斗力呢？最重要的是通过举行大规模演习训练来保持军队的士气，虽然演习无法完善地比拟真正的战争，但必须承认，这是训练军队准备战争最有效、最实用的方法。另外，还应让他们经常参加一些有益于国防的劳动，以培养其吃苦耐劳的作风。

有的军队被习惯性地分散成一个团一个团，驻扎各地作为守备部队，其实这是一种最坏的制度。在俄国和普鲁士，军队都是按师、军固定建制的形式编组，集中驻防，这比起前者似乎要好很多。我们来看看俄国，其实它有很多制度对别国的军队来说是毫无用处的或根本无法实施的，但仍然要承认，它确实有很多好的东西值得学习，一般来说，现今的俄军在很多方面都堪称典范。

在平时的奖励和晋升问题上，年资是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但是提醒大家，功绩是绝不容忽视的。每年办理奖励和晋升时，总人数当中应该有四分之三的军官按职资晋级，另外四分之一，按照选拔的原则，则应根据个人的才能和勤奋程度来决定。以上说的是和平年代。当战争爆发时，按职资晋升的办法应该完全停止，起码应该减少，仅让三分之一的人凭借职资得到晋升机会，另外三分之二则应从能力出众或战功卓著的人员中进行选拔。

战争胜利的机会可以靠武器装备的优势来争取，但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单有武器装备的优势，未必一定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它只是一个促进的因素。能够证明武器的重要性的战例非常多，我们应该都记得，法国人在艾劳和马伦戈由于非常缺乏炮兵而遭受的重创，法国重骑兵采用了过去长期拒绝使用的胸甲后取得的重大胜利。最后，我们来看看长矛带来的利益：当散开作战时，枪骑兵不如骠骑兵条件优越，这是众人皆知的；但是当在线式作战时，却是另一番情境。因为对长矛抱有成见，认为使用长矛不如使用马刀方便而拒绝使用长矛，无数的骑兵勇士在战场上牺牲。

而今，武器正在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发展。举两个例子：有一种叫作康格里夫的火箭，据说奥地利人已经能够控制其飞行和运动的方向；另外有一种叫作什拉普耐尔的榴弹炮，在其射程内可以喷出弹流；还有一种叫作珀金斯的气枪，能发射出整整一个营能发射的弹药。伴随这些武器的发展，杀人的机会似乎也可能成百倍地增加，但在艾劳、博罗季诺、莱比锡和滑铁卢等会战中发生的大屠杀事件中，似乎并没有杀死过多的欧洲良民。

毁灭性武器令人生畏的危害必须关注，世界各国必须联合举行会议，达成限制所有毁灭性武器的发明的协议，如若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只好将全部陆军的一半都变成装甲骑兵，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摧毁这些机器。对于步兵来说，很可能会重新使用中世纪的盔甲，不然完全有可能被全部歼灭，因为在到达敌人的阵地之前已经迎来了敌军毁灭性武器的打击。因此，闻名于耳的宪兵队即将重新出现，其所用的马匹极有可能全部戴上铠甲。

目前来看，这种情况离我们还很遥远，但是完全有可能出现。我们确信，如果炮兵和所有这些杀人武器以现在的趋势继续发展，我们就必须考虑改变纵深战斗队形，哪怕这是被拿破仑经常使用的。在“战术”那一章我们将就这一话题展开阐述。

接下来我们就来归纳一下一个英明政府所应采取的基本军事政策的要点。（1）一个国家的君主在接受政治教育的同时也接受军事教育。另外他自己还要成为一个政客或军事家。因为在君主众多的谋士中，物色到精明的行政长官相对容易，但要找到一个政客或军事家就比较困难。（2）一个国家的君主最好能亲自统率军队，如若不能，找到一个称职的代理人就显得尤为重要，也就是说要将国君的职责和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委托给在指挥军队方面最有才干的将军。（3）国家的常备军应该经常处于备战状态，还要能够在必要时利用早已适当准备的后备队进行扩编。同时军队的训练和纪律都要与先进的编制相匹配。其次，军队的武器至少要与邻国一样完善，当然要力争超过邻国。（4）全部物质器材都必须优良，并且要有储备。要善于发现和尽量采用邻国发明和采用的一切有益的新东西，避免因一些不必要的民族自尊心而带来无谓的损失。（5）要保护和奖励军事科学研究，就像每个民族都会褒奖和发扬勇敢、勤奋的精神一样，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想要从军队内部吸收具有专长和功勋的能干人才，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对有军官热心研究军事科学的部队，给予尊重和荣誉。（6）非战争时期，总参谋部也应竭尽全力做好战争准备。在总参谋部的资料室里应储存有大量的战史资料，以及各种统计、地理、地形和战略方面的文件。在和平时期，总参谋长和分军官常驻首都的时候，在建立必要的保密室以专门保管对初级军官保密的文件之外，军事资料室应当成为所有参谋人员的资料室，这一点非常重要。（7）一定要重视搜集有关邻国军事地理和军事统计的情况，用以了解敌人在进攻和防御方面的物质能力和精神能力，同时在战略形势上对敌我双方的优劣做出判断。由于这一点非常重要，并具有科学性，所以必须交给各方面都最为优秀的军官，同时对出色完成工作的军官给予奖励。（8）制订计划非常重要。当决定进行战争后，要尽可能制订出详细的作战计划（要有这种计划，但是并不可能经常有），如若不能，至少应制订出一个概略计划。按照计划执行，明确作战目标，并保障建立作战基地，供给一切必需的物质器材，从而保证整个战争的胜利。（9）上一点提到的概略作战计划在制订时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战争的目的；即将面对的敌人的特点；敌我双方的自然及物质条件；敌我双方民族本身及军政领导人本身的特性；战争过程中敌人用以对付我们的，在进攻和防御方面的物质能力和精神能力。其次还应注意战争期间可能争取与之缔约的同盟，敌我双方的都应关注，因为这一点会影响预计成功的概率。（10）一定要清楚掌握国家的财政状况。对财政状况及决定战争胜负的其他军事因素要一视同仁。但是根据腓特烈大帝的《我的时代的历史》来看，现在如果仍像他那样经常重视财政是行不通的。这是因为，在他所处的时代，志愿兵是军队士兵的主要来源，最后一个埃居也只能雇到最后一个士兵。但是，在现在军队组织良好的国家，金钱对军队的影响已经大大降低，至少对一两个战局是如此。英国向我们证明，金钱可以提供士兵和辅助军队；法国则向我们证明，提供士兵的也可以是爱国心和荣誉感，而且必要时还可以“以战养战”。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法国暂时找到了威力的源泉，这源泉就来自本国的财富和领袖们的鼓励。但是，绝对不可以把这种源泉作为一种制度的基础，尽管它能达到令人惊异的效果。伦敦内阁，特别是戴维诺伊斯，几乎每年都在散布谣言，谣言的内容就是法国政府因为财政困难即将垮台，但事实是拿破仑在正常地支付国家开支和军饷的同时，还储藏了两亿法郎在他的杜伊勒丽宫地下室里。

按照常理，富有黄金的大国，其国防能力应该会很强，但有的时候并不是这样。历史已经证明，最强大和最幸福的民族并不一定是最富有的民族，因为如果把军事力量当作天平，那么钢铁和黄金在重量上起码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就忽略财富的作用。我们应该毫无疑问地承认，要是一个国家具有强大的国力，并能接受长期战争，就必须同时具有英明的军事制度、爱国精神、大量财富和社会信用，并将这些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

如果一个国家想利用黄金或者钢铁顺利发展国家威力，那么弄清什么情况下可以以战养战，恐怕需要一整卷的书来说明。要达到这种结果的唯一办法，就是派遣自己的军队进入别国领土；不过也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对进攻者提供同样的补给。

不过，在这里，我们只能按照原计划，指出与战争计划相关的因素，不可能深入地来研究与战争艺术无直接关系的其他所有问题。那么由于环境和地域不同而引起这些因素的变化的问题，我想应该是那些政客应该了解和掌握的。

接下来我们将要谈谈战略问题，不过在那之前，我们先来谈谈统帅的选择、高级作战领率机关和军队的尚武精神，并以此作为关于国家军事政策的叙述的结尾。

第十四节 军队统帅和高级指挥机关

国王亲自统率军队对国家利益是有利还是有害呢？关于这个问题看法很多。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假如这位国王具有卓越的能力和天才，可以和腓特烈、彼得大帝或拿破仑比肩，那么他应该自己去完成伟大的事业，毫无必要交给下属将领去做，让下属将领去获得这份荣誉。只有这样，才是重视自己荣誉和国家利益的表现。

人们有的时候也在争论，爱好和平的国王和爱好战争的国王，哪一个能更好地保障人民的幸福。我想说的是，这样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在本书中不是我们讨论的任务，也不是我们研究的对象。在这里我们应该指出的是，两类国王在具有同样优势和成功条件的情况下，兼任统帅的国王要比不兼任统帅的国王更占优势。我们就来说说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在战场上，国王可以对自己的全部行为负责，能够做到毫无顾虑地勇往直前；另一方面，由于国王深信自己掌握着一切国家资源，可以为他达到目的来服务，自然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此外，由于他掌握着类似奖惩和宽恕这样强大的权力，一切忠诚和自我牺牲精神都将帮助他完成他的使命。嫉妒心不能破坏他的计划，即使可能，也是很少，而且只有在离他遥远的次要地方才有可能。

我们可以确定，国王因为以上各种原因就会在他认为时机合适，而且斗争又需要的时候，下定决心，亲自统率军队走上战场。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清楚，如果这位国王没有坚定的意志，容易受到其他人或事的影响，那么亲自统率部队这件事不仅不会给战事带来益处，反而会给部队带来不利；在军队中每个将领都会将自己的计划部署呈报给国王，但是因为国王缺少经验，而这个经验恰恰能够帮助国王下定决心，于是国王无法在将领的计划中辨别好坏，故而容易受到左右亲信的影响。这样一来，在他领导下的将领在各种行动中都有可能受到无理干涉，在作战过程中也会受到限制，那么这位将领将一事无成，哪怕他具备进行战争所必需的才能。也许有人反对这种看法，并提出了另一种主张，认为国王只是随军作战，可以不对统帅的职权加以限制，反而能够利用自己的最高统帅权来帮助统帅，给予统帅完全的信任，让统帅在作战过程中将自己的军事能力淋漓尽致地发挥。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国王随军有时会对战斗有利，但在很多时候往往也会造成很大的困难。比如，一旦敌人把军队包围，并将交通线切断，要求军队强行突围时，由于国王在大本营，很可能等待整个军队的将是一个悲惨的结局。

假设国王一方面感觉自己有亲自统率军队的能力，而另一方面又感觉自己指挥军队的信心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方法就是学习普鲁士政府和布吕歇尔曾采用过的方法。这个政府选派了两名能力最强的将领，一个善于执行命令，另外一个足智多谋，并将此二人配备在国王身边。如果国王和这两位将领能够协调一致，那么这三位一体的制度，就会迎来一个非常好的局面，为战争胜利奠定基础。

还有一种方法可以采用，那就是国王指派一个王子去统率部队，当然这位王子要有足够的能力。自路易十四时代起，这种办法经常被采用。然而事实上，由王子统率的部队中指挥作战的往往是王子的顾问，王子本人很可能只是名义上的统帅。起初，奥尔良公爵和马尔森在著名的都灵会战中是如此，后来布尔衮公爵和旺多穆在奥德纳德会战中也是如此。我甚至认为，费迪南德大公和马克也是如此。

其实后面这种方法是很无奈，也很可悲的，因为如果采用这种办法，军队很可能陷入无人负责的状态。我们都知道，在都灵会战中，奥尔良公爵在判断情况方面，其洞察力远远超越了马尔森元帅，因而马尔森元帅只能通过使用国王秘密授予的全权来违反奥尔良公爵的意见，致使会战失败。乌尔姆会战发生的情况也是这样，马克无论在指挥艺术上还是作战胆略上，都比费迪南德大公逊色不少，然而，马克却被指定为费迪南德的良师。

如果这位王子能够天赋异禀，拥有卡尔大公的天才和经验，那么指挥的全权就可以交给他，让他有全权自由选择自己的部属。相反，如果这位王子没有这份能力，那么给他指派一个极富素养的参谋长和一个有经验的顾问则显得尤为重要，但对这二位顾问不能授予其他权力，只能给予其发言权，这是无论如何不能违背的。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作为国王，如果不能亲自统率军队，选择一个优秀的代理人就成了他最重要的责任，然而事实却让人嗟叹，想达到我们说的目的往往是不可能的。早一点的我们不说，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时代的一些较近的例子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了。欧根亲王是当时最伟大的统帅，然而却去了敌方，这是因为当时全凭外貌来判断其才能。鲁瓦死后，塔拉尔、马尔森和维里鲁阿便代替了蒂雷纳、孔代和卢森堡。再往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萨克森元帅被苏比兹和克莱蒙代替。有一个时期，在一些沙龙里善于乔装打扮者能被予以重用，比如后期被证实来自蓬巴杜和克莱蒙两个沙龙里的官员。到了拿破仑时期，剑士又受到了追捧。这两个时期一定经历了很多不同的阶段。因为人类存在不同的弱点，这些弱点往往让人才的选拔发生不同形式的变化，其实，一个稍微明智的政府完全可以公正地任用人才。在现实中，有的人狡猾而随和，有的人谦虚而羞怯，当这两种人同时希望受到合理使用时，前者往往更容易实现自己的愿望。

其实，摒除由于人类心灵的天性所产生的一切偶然性，我们不得不承认，选贤任能并非一件易事，哪怕我们把这个任务交给最热心于为国家谋福利的国家元首。如果想要选拔出真正的将才，负责选拔的人首先必须是善于分析判断的军人，否则，在进行人才选拔的过程中，难免会受到各种派系的干扰，将一些庸才纳入帐下。假设目前是一位过去打过多次胜仗的名将在主持选拔工作，那么，这种困难就会减少。不过曾经打过一次胜仗的将军未必是伟大的将军，而且有些国家确实找不到常胜将军，例证就是茹尔当和洛雷尔。经历过长久的和平时期后，在整个欧洲也许都找不到一个曾担任过总司令的将军。在这个前提下，想要根据个人的表现来断定哪个将领更加出众，还是比较困难的。同时，判定他是否为伟大的将军这件事情也值得思考。有的人因为服役时间长，以致资历最老，也获得了统率军队所需的官衔，可是，这样的人一定是担任军队总指挥的最佳人选吗？

此外，因为国君特殊的身份，与部下接触时机少，接触时间短，在用人这一问题上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不当的情况。一个国君在选择人才时，哪怕不再以貌取人，哪怕他本身具有高尚的思想，也有可能出现错误，不过这也是不容非议的。

为了避免在选拔人才时出现错误，我们应该采取一种非常可靠的办法，但是这种方法可遇不可求，恐怕只有实现费内隆极具代表性的小说《泰勒马克》中所描写的那样，找到费洛克莱斯这种可靠、忠实而豁达的朋友。这位朋友在国王和竞相争夺军队指挥权的将领们之间活动，与公众接近较多，为国王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就变成了可能。但是，哪怕是这样可靠的朋友，难道没有受个人好恶影响的可能吗？难道苏沃洛夫不是由于外貌而被波将金否定了吗？难道要授予能为其军队增光者军衔而可以不需要叶卡捷琳娜的全部洞察力吗？

有部分人认为，对某人的认识，公众的意见是最好的指导，但实际上这个是最没有把握，最不可靠的。我们来看个例子，被公众认为是恺撒大帝一样的人物——迪穆里耶——根本对大战一窍不通；还有差点按照民意被选为意大利军团总司令的波拿马，如果不是因为两个领袖人物了解他，将会铸成大错。但是我们还是要承认，有时公众意见会存在错误，但我们却不能忽视，尤其是当公众经历过严重危机而具有判断时间的经验时，更应如此。

一个军队总司令永远要具备以下几项主要的素质：（1）必须具备顽强的性格或勇敢的精神，并以此为基础保证自己能够做出伟大的决定。（2）冷静沉着，或具有体魄上的勇气，不怕任何危险。（3）具备学问，我们不能做瞎子，要承认仅排在第三位的学问能够起到有力的辅助作用。此外，我们一直在说，不是博学之人才是有学问之人，知道得少而精才是最妙的，特别是应该深刻而透彻地掌握指导原则。

素质谈完了，我们再来说说个人品质问题。一个优秀的统帅必须是一个勇敢、正义、坚定和公正的人，面对别人的功绩能做到尊重而不是嫉妒，并且能够巧妙地利用这些功绩来为自己增加荣光。这样的统帅不仅将成为优秀的统帅，甚至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伟人。遗憾的是，能够正确对待别人功绩的人实在太少了。那些思想品质不高尚的人，不喜欢选择能力高超的助手，因为他们总是不由自主地心生嫉妒，只有选择能力差的助手，才能防止助手领导自己的状况发生。其实，他们不懂得，统率军队的总司令可以承受一切胜仗的光荣，哪怕这位总司令可能没有亲自参加这些胜仗，或者参加很少。

有这样一个问题经常被人们提起：对于军队统帅这一职务，究竟是一个富有经验并善于指挥军队的将领合适，还是一个不善于亲自领兵，但来自参谋部或其他专业兵种的人合适呢？其实答案很简单，一个本身并未指挥过对敌作战的指挥官，完全可能巧妙地计划和指挥大军联合作战，因为大战本身就是一门特种科学。彼得大帝、孔代、腓特烈和拿破仑都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可以说，和其他人一样，来自参谋部的将领，也可以成为伟大的统帅。但这并不是说，作为幕僚资历深厚的人就可以担任高级统帅，只有具备军事天才和应有的素质的人才有能力担任高级统帅。故而哪怕是一个出身步兵或骑兵的将军，也和一个有学识的战术家一样，有担任军队统帅的机会。

由上述可见，这个问题是很难有绝对的答案的，重要的还是个人的品性和素质。要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采取中庸之道，认可以下几点：（1）条件完全相等的前提下，一个出身参谋、炮兵或工兵，同时指挥过师、军的将军，相较一个仅熟悉一个兵种或一个专业的人更占优势；（2）已经担任部队领导同时对战争又有较深研究的将军，同样可以胜任统帅职务；（3）在总司令身上应该具备的所有品性当中，顽强的性格是最主要的；（4）丰富的理论知识与顽强的性格如果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那么，这个人就是一个伟大的统帅。

说起参谋部，鉴于合理选拔合适的司令比较困难，故而人们联想到需要给总司令增设一个得力的助手，参谋部就是最好的形式；为了使参谋部能真正对作战过程产生影响，可以采用会议的形式。毋庸置疑，一个能保持优良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的参谋部军官团，将永远是一个最有益和最成功的机关。但是必须注意，为了避免这个机关成为无用的废物，一定要让机关中的人物正确理解理论原则，灵活运用。腓特烈大帝创办了波茨坦军事学院，但是在创办初期，恐怕他本人并没有想到，他会把一切归结成布吕歇尔将军的“右肩向前”一条原则，斜形战斗队列也成为最可靠的取胜护身符在所有交战中使用。其实从伟大到谬误之间往往是一墙之隔、一步之差。

总司令和参谋长在战争中是非常关键的两个角色，所以尽力避免二者之间发生冲突就变得尤为重要。总司令是军队中的中枢，参谋长是他最好的助手，尽管参谋长要从参谋部最优秀的军官中选拔，总司令也应该有权力选择一个他认为能够跟他完美合作的人来担任参谋长一职。当部队出现无组织状态时，很有可能是总司令身边被派遣来了一个反对他意志的参谋长。反过来，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总司令如果被赋予过大的权力，能够全凭个人的意志选定参谋长，其实很有可能产生更大的危害，因为假使他是靠恩遇或机遇而侥幸中选的，而他其实根本就庸碌无为，那么他也许就会从那些盲目崇拜他的人中选拔一个一事无成的人物。有一个折中的方法可以避免出现此类不良现象，那就是由上级给总司令提出几个德才兼备的将军，让总司令从这几个人选中最终选定目标。

为了更加重视对作战行动的指挥，几乎所有的军队都会召开军事会议，以期来帮助总司令。如果总司令是一个很平庸的统帅，比如苏比兹、克莱蒙或者是马克那样，那么军事会议往往会提供给他意见，而他自己也无法提出更高超的意见，甚至参与会议的每个人几乎都可以定下比他更好的决心。但是，假如作战计划是由代言者执行，而不是由制订者执行，那它究竟能带来多大的胜利呢？假使总司令因为计划不是出于他自己，他对这个计划理解得并不深刻，那么又怎么指望他执行这样的计划来获得胜利呢？

我本人就曾给总司令部充当过顾问，这真是一个可怕的经验，基于自己的经验，我敢说没有人能够比我更好地给予这种作用应有的评价。这种角色在军事会议进行中间会显得很荒谬，尤其是出席会议的人越多，军阶越高，便越难办，因为当出现哪怕一点分歧的时候，真理和理智都很难再占上风。

我们可以大胆地想象一下，假使拿破仑以顾问的身份参加军事会议，并就向阿尔科莱进军，实施里沃利会战计划，越过圣贝尔纳山口的行动，以及在乌尔姆或格拉和耶拿实施机动等问题提出建议，那么将会有什么情况发生在这次军事会议上呢？有两种情况，胆小的人可能认为这些行为是鲁莽的，甚至是疯狂的，而另一些人虽然胆子不小，但没有坚定的意志，认为执行这些建议时会遇到重重阻挠，最终的结果就是所有人都可能否定拿破仑的建议。如果情况与此相反，拿破仑的建议被军事会议采纳了，但是执行人不是拿破仑自己，而是由别人去执行，那么这些建议注定是要失败的。

所以我认为，对于总司令来说，军事会议的帮助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只有二者意见完全一致的情况下，军事会议的作用才是有益的。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总司令才能相信他的部下已经彻底地领会了他的意图，一定能尽全力让他的意图得以实现，故而更加坚定自己的决心。这才是军事会议作为一个永远只能起咨询作用的机构所能带来的唯一的益处。但是，假如在这种会议上不仅不能统一意见，反而发生分歧，那么最后留下的只能是不幸的后果。

据前面所述，我认为，在无法找到一个经过多次战争考验，积累了一定经验并富有天才的伟大统帅时，组织军队的统帅部最好坚持的原则便是以下几种：（1）担任军队指挥官的人必须是一个在战斗中勇敢果断、在危险面前坚定不移、经历过战争经验考验过的将军；（2）给总司令指派的参谋长，必须是一个具有高度能力和坦率性格的人，同时这个人必须能与总司令保持完全协调一致的行动。胜利是无上荣光的，胜利者的荣誉同样是相当大的，大到足以把其中一部分分给有功的朋友。布吕歇尔就是这样与格乃泽瑙和谬夫林格合作的，并获得了荣誉，这种荣誉是他单独一个人所无法取得的。可以确定的是，这种双重指挥绝不可同腓特烈、拿破仑或苏沃洛夫的指挥相提并论。但是，如果找不到一个具备伟大统帅的全部条件的人，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这可能还是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

在这些重要问题讨论结束之前，另一个有关作战指导的问题我们还要再来说一说，这便是有关政府在首都设立的军事会议的问题。长期在巴黎指挥路易十四军队的鲁瓦，取得了成功；在巴黎指挥过共和国军队的卡尔诺，在1793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并拯救了法兰西，1794年虽然在后期偶然改正了错误，但最初的行动很不成功，1796年他就完全失败了。不过鲁瓦和卡尔诺都没有召开军事会议，都是自己亲自指挥战斗的。

经常执行指挥军队作战任务的只有设在维也纳的枢密院会议。欧洲各方面的意见都认为之所以造成可悲的后果，正是由于这种指挥。关于这种意见正确与否，只有奥地利的几个将军才能给出正确的答案。

对于这一问题我认为，这种会议唯一的职责应该就是通过一般的作战计划。通过前面的陈述，大家应该已经知道，这种计划如果对整个战局的进程规定过细，就束缚了将领们的行动自由，则必将招致失败。我认为这种计划所决定的范围应仅限于下面几个方面：规定作战目标、作战性质（攻势或守势）；规定保障战斗初期需要的物质器材的数量，保障预备队的需要，保障当敌人入侵时全国民兵的需要。必须承认，政府所召集的将领和大臣会议可以，甚至是应该对所有这些问题加以讨论的。但是，这种会议的活动应该仅仅以此为限，因为如果命令向维也纳或巴黎进攻，给军队规定为到达目标所采取的机动方法被会议认为是自己的权力，那么这个总司令就是不幸的，是注定要失败的，而远离敌人二百古法里外的那些人就是应该为这一失败负全责的人，他们觉得自己有权指挥现在本来就很难指挥的军队。

第十五节 民族的尚武精神和军队的士气

人民的尚武精神非常重要，哪怕政府为建设军队采取了所有最好的措施，但如果没有采取培养人民尚武精神的措施，那么一切也都是徒劳。如果真像人们所形容的那样，在伦敦旧城的金融中心区，一个军功勋章获得者和一个最富有银行家头衔的人相比，后者更加为人们所尊重，那么培养人民尚武精神的情况就只能发生在靠强大海军保护的岛国。一个大陆国家一旦染上伦敦旧城金融中心区或巴黎交易所的风气，那被邻国征服就是迟早的事。人民的勇敢精神和生物精神使罗马人及罗马国家变得强盛，然而，后来他们遗失了这种美德，服兵役不再被视为光荣的义务，他们甚至把服兵役的义务转交给了充当雇佣兵的哥特人、埃卢尔人和高卢人来执行。持续一段时间后，罗马帝国迎来了不可避免的灭亡。我们不能忘记或忽视一切能够增加国家实力的因素，哪怕是平凡而勤劳的人们，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才是促使国家繁荣的主要因素。但这一切做法都要服从能形成国家力量的伟大制度，并且是永远服从。而鼓励果断和英勇的精神正是实现这一点的重要途径。政策和公道在这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只要不怕牺牲，像恺撒大帝那样，就比那些利用国家危难之时来中饱私囊的庸人要光荣得多，不管布瓦洛怎么说，事实就是如此。在一个国家里，假如那些为了保卫祖国而牺牲生命、财产和健康的勇士们，还不如那些纳税者和交易所的生意人受到尊重，那么这真是一个可悲的国家。

鼓励尚武精神的方法有两个：第一，就是使军队受到普遍的尊重和关怀；第二，提高曾为国家服役的人的待遇，比如，当政府官员出现空缺时，享有优先候补权，甚至可以规定某些职务必须由服役满多少年者来充任。近代社会出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就是乌托邦者反对军官参与社会活动，他们认为军官应转任文职，主张政府的一些高级职务应由那些能说善辩的人来充任。一个严重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等待我们慎重考虑，那就是要把罗马的古代军事制度同俄国和普鲁士的制度加以比较，然后再把所有这些制度同上述乌托邦主义的最新学说加以对比研究。

毫无疑问，很多职务对专业知识有很高的要求。军人其实一样可以在服役期满后继续为一些专业献身，只要他利用和平时期相当多的时间来学习。假使规定只有大尉以上的退役军官才能改任文职，那么就可以大大鼓励军人们去争取这个官衔，可以促使军人们在营区里不仅仅考虑看戏、喝咖啡，更要考虑别的消遣方式。

军职转文职这种现象，在有些人看来，对提高士气来说，有害而无利。他们认为与此相反，让军人没有任何可能在军外谋求职业，才是巩固事业的手段。埃及中世纪的近卫兵和土耳其帝国的精兵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有的国家则教育被买来充作士兵的七八岁的孩子，让他们树立终身服役的理想。比如以自己的权利而自豪的英国人，甚至以终身服役为荣；同时看看俄国，它也规定军人的服役期限为25年，这同英国的终身服役制度制定的期限几乎相同。

就像在以志愿兵役制为基础的军队里一样，军人不被允许转任文职，这种做法的确可能有益。然而在服兵役为居民的临时义务的国家里，则应做另外一种考虑。在罗马的法律里有这样的规定，在军团里服兵役必须满十年者，才有转任各种文职的权利。这种方法可以用来保持旺盛的士气，特别是争取物质福利的热情在整个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时代。

然而不管怎样，我总认为，一个英明的政府，无论实行的是什么制度，有一个宗旨是必须贯彻到底的，那就是：为了培养居民的光荣感和英勇精神，必须提高军职的地位。否则，这个国家就会遭到和拜占庭帝国一样的命运，并受到后世的谴责。

上面我们一直在说要在居民中提倡尚武精神，其实这是远远不够的，在军队中也必须鼓励尚武精神。哪怕公民做到了尊重军人，哪怕提高了作为公民义务的服兵役的地位，但是如果军队本身并没有这种英勇精神，实际上并不能带来多大的好处。如果真的发生了这种不好的情况，那么，国家的军队很可能会变为没有价值的警察部队，仅仅是人数众多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激奋精神和尚武精神不能混为一谈，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性质，虽然它们可以产生同样的效果。激奋精神，前面我们说过，从某种程度来说，它是一种政治或宗教信仰，以及爱国心等暂时感情冲动的结果。而尚武精神呢，是统率领导艺术和英明军事制度共同作用产生的，环境对其影响较小，它是任何具有远见的政府都应该重视的。

正因为这样，英勇精神必须得到尊重和钦佩，军人必须得到尊重，纪律和信念必须深入思想，不能仅停留在表面。

自我牺牲精神、英勇精神和责任感，毋庸置疑都是美德，这一点军官和一般干部都必须坚信；如果没有这种美德，所有的军队都将失去尊重，失去荣誉。人人都要懂得，失败时的坚定不移与胜利时的精神振奋相比，前者更为可贵，因为攻占敌人的阵地靠勇气就能实现，但是面对占据上风的强大的敌人的进攻，英雄主义才是必需的，他们能够完成艰巨的退却，并不制造出混乱，反而凭顽强的抵抗，给敌人造成无限的阻力。面对这一次巧妙的退却，国王的天职就是，像奖赏辉煌的胜利一样奖赏这次退却中的功臣。

在平时的训练中，士兵就应该养成吃苦耐劳的精神，切忌庸庸碌碌，无事可做；应该使军队永远具有优势，并且是一种压倒性的优势；应该让士兵意识到伟大功勋具有荣誉感。简单来说，鼓励勇敢，惩罚懦弱，把胆怯视为可耻，是提高军队士气的有效方法。

让我们看看罗马军团衰亡的主要原因，难道不是娇生惯养吗？在西庇阿时代，那些士兵穿戴甲胄，在非洲的烈日下作战，却未表现出疲累，这难免让人望而生畏。可是后来到了日耳曼和高卢的凉爽的天气下，他们反而渐渐觉得甲胄过重，罗马帝国的末日也就来临了。

我曾经说过，敌人的力量是绝对不可以过分轻视的。一旦遇到敌人顽强的抵抗，因为过分的轻视，自己的军队无法接受事实，士气就可能动摇。拿破仑在耶拿会战之前，对拉纳军训话时，一方面称赞普鲁士骑兵的英勇，另一方面更强调了普鲁士骑兵终究抵挡不了他的埃及士兵的刺刀。

统率还必须善于逐级警告。首先是军官，再由军官警告士兵，要他们预防突然恐惧的冲击。要知道秩序就是安全的保证，假使纪律不严格，又意识不到这一点，那么即使这是一支非常勇敢的军队也可能出现突然恐惧的现象。就像不缺乏勇敢精神的十万土耳其大军在彼得拉登之被欧根·萨瓦亲王击溃，在卡古尔之被鲁缅采夫击溃。之所以发生这样的情况，是由于敌人很容易就粉碎了他们无秩序的攻击，各自逃生的士兵成了乌合之众。惊慌失措的军队，丧失了秩序，个人的意志便无法协调一致，于是纪律紊乱，军心涣散，指挥官的命令不能得到贯彻，要恢复战斗的命令都无法执行后，唯一的出路就是狼狈可耻地逃跑了。

什么样的民族最容易受到这种恐惧症的感染呢？就是那些怀有强烈幻想的民族，南部各国的民族几乎都是如此。想要战胜这种危害，必须拥有稳定的秩序和卓越的统帅。虽然法军在良将的指挥下在作战时有着毋庸置疑的英勇精神，但往往也不能例外地出现这种看似笑话的恐惧症。大家应该都记得维拉尔元帅的步兵在弗里德林根会战取得胜利后，还莫名其妙地出现过丧魂落魄的恐惧症。更夸张的是，拿破仑的步兵在瓦格拉姆胜利后，在敌人全部退却的情况下，也曾出现过这种情况。此外，更让人匪夷所思的，还有第九十七旅围攻热那亚失败后，有一千五百名士兵却突然袭击并攻占了迪亚曼特要塞。可大家知道吗，这一千五百人竟然是当时面对一个小分队的骠骑兵就落荒而逃的士兵，事过两天，这一千五百人就创造了历史上著名的最大胆的行动。

当遭遇部队被打散时，落荒而逃与重新迅速组织起来一致进行抵抗比较，前者更容易遭到伤亡，这一点，看起来很容易使勇敢的士兵相信。在这一方面，俄军做得非常好，堪称欧洲各国军队的典范。所有生生需要退却情况的战争中，他们都表现得非常坚定，这一方面是由于民族性格，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是由于他们具有严格的纪律条令。实际上，军队思想活跃并不完全是引起恐惧现象的原因，军队平时没有维持秩序的习惯，长官没有采取预防措施的经验也是原因之一，并且占有很大的比重。有些时候大多数将领在这方面的疏忽大意，让我感动惊讶。当一些小部队或分散人员迷失方向时，他们竟然不采取任何预防措施，不规定任何信号，这样自然就无法保障有些分队可能由于突然恐惧或无法抵抗敌人的冲击而陷入混乱时能够集合起来。当有人想建议他们采取此类预防措施时，他们居然还会抱怨。然而，关于部队迅速恢复集合这件事，有时依靠最大的勇气和最严格的纪律未必可行，但往往可以依靠部队信号。毋庸置疑，使用任何人力的方法都不能维持秩序的情况是经常会出现的。例如，有时当士兵因为体力上受到极大的痛苦而对任何指示都置若罔闻时，长官想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就非常困难了，无论采取何种措施。1812年法军撤退时，就曾有这种情况出现。假设平时能养成维持秩序的良好习惯，采取巧妙的预防措施，并有严格的纪律，当然排除一些特殊情况，但一般情况下是能够帮助军队改变这种状况的，哪怕不能完全避免惊慌失措，迅速恢复秩序也是可以实现的。

因为我对以上这些问题原拟只做简要概略的分析，所以研究到此告一段落，接下去研究的将是纯军事性的问题。

第三章 战略

定义和基本原理

我在前面的章节里，简明介绍了战争艺术的几个组成部分。除此之外，据我前文所讲，它还包括战略、大战术、战争勤务、基础战术和工程艺术五个部分。这里，我们首先研究战略、大战术、战争勤务这三个部分。如果要对这三部分进行研究，就必须先研究其定义。

如果想更加详尽地研究其定义，我们就要对军队首长在对敌宣战时会产生的与此相关的问题按照顺序进行阐释。不过，我们首先需要研究的问题，是关于作战计划。所以，关于研究顺序，研究战略与研究战术恰恰相反。究其原因，是因为研究战术的程序，应该先着眼于细节，其次才是研究大部队的编成和使用。

我们就此进行假想：此时有一支即将参战的部队就在我们面前，首先需要这支部队的总司令注意的问题，是对马上开始的战争性质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且，在这一点上，要与政府保持一致；其次，需对战场的情况进行仔细研究，并根据政府首脑的要求，参照本国、同盟国边境的相关情况，选定作战基地，这个作战基地，必须是最适合部队的。

作战基地辅以预定的作战目标，据此二者即可确定作战地区。待作战地区被确定之后，总司令就应该明确军队的首个作战目标，并根据此作战目标选择作战线，此作战线可以是临时的，也可以是不变的，但必须是能达到这个作战目标的。在选择作战线时，要选择最有利于部队的，能保障部队规避大危险，并最大可能取得胜利的作战线。

部队在沿着这条作战线移动时，会遇到两个正面：即作战正面和战略正面。如果部队在此正面后方遇到一条可作为敌人依托的防线，那么部队在行动时应小心谨慎。同时，如果作战线或防线上的临时阵地被部队占领，那它则会变成战略阵地。

军队在接近它预定的第一个目标的过程中，如果遇到敌人的抵抗，那么军队对敌人的攻击要及时展开，也可以机动作战，以击退敌人。想要实现这一作战目的，提前预定一条或者两条战略机动线十分必要，但是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与一般作战线有所偏离，所以不要将其与一般作战线同样看待。

联系战略正面和作战基地，除上述条件之外，根据军队前进的情况，恰当建立宿营地线、补给线、补给站等设施也是十分必要的。

有这样一种情况：当作战线过长地纵深延伸，同时，在可以对军队产生威胁的距离中有部分敌军存在。就此，我们提供了两套方案供部队司令进行选择：（1）攻击此部分敌军，强迫他们撤退；（2）对此部分敌军置之不理，继续按原定计划行动，同时，对敌军的后续支援部队进行监视乃至无视。

如果决定采取第二套方案，后果就是军队将面对战略正面和大部队正面的双重正面。

军队渐渐接近预定的作战目标，这时，敌军也将采取抵抗行动，战斗就此打响：如果这次的战斗没有分出胜负，双方会进入暂时性的对峙，对峙之后，战斗会重新打响；如果此次战斗中军队获得胜利，军队将会继续进攻，直至攻占第一个预定目标，或者继续按照预定路线前进，直至实现第二个预定目标。

如果以夺取一个战略要塞作为开始作战的目标，那么一场围攻战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可是，当军队去进行围攻后，所剩兵力不足以继续进攻，那么，我们应该在准备夺取的要塞附近攻占一战略阵地，这样就可以对负责围攻的军队继续掩护。1796年，当时的意大利军团兵力不足五万人，就因为上述原因不能越过曼图亚抵达奥地利的心脏，于是，意军便无视在曼图亚的二万五千名敌军，专门对付在蒂罗尔和弗留尔这一双重作战线上的四万奥地利军队。

当然，如果军队本身有足够的兵力，就可以继续扩大胜利果实；要是已经没有需要继续围攻的要塞，就要向着下一个既定的战略目标继续前进。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此战略目标距此过远，建立中间依托点就势在必行了，这样可以保障军队的后续行动。在建立中间依托点也就是中间基地时，我们可以选取一两个已经被我们占领且确定不会突然被敌人攻破的城市，如果没有，就要临时搭建建筑物作为中间基地，同时辅以小型战略预备队，作为后方的掩护部队，并对中间基地、部队补给进行警卫。在行军过程中，遇到大江河时，军队在渡河之前，桥头堡必须尽快建立起来。如果桥的那头位于四面有墙的城市中，为加强防御，就必须建筑一些筑垒工事，这样中间基地的力量会得到加强，那些配置在此的战略预备队的力量也会相应加强。

如果战斗遭遇失败，就要退回中间基地，这样可以休养生息，吸收留守在此的军队，并依靠要塞和营垒，增强自己的抵抗力量，阻止敌军继续前进，或者以此分散敌军兵力。

如果冬季到来，军队就要转移进入冬季营舍。当然，一方如果已经取得决定性优势，可能会继续发起战斗。作战中，如果未遇到敌方防线的严重阻碍，同时，又想要进一步扩大战果，冬季作战就在所难免了。面对冬季作战，交战双方的困难都是巨大的。但是深究起来，相对于普通作战，冬季作战并无特殊之处，只不过需要更大的决心与毅力，才能战胜对方，取得胜利。

以上就是一般战争的过程，我们研究各种作战问题需要遵循的程序也在于此。

总体来说，凡是涉及战争整体的问题，都归属于战略范畴。分析战略，可发现战略包含以下内容：（1）对战争区及战争区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进行调查、明确。（2）根据战争区及战争区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决定战略战术，并在所有选择中确定最有利的作战方案。（3）选择地点建立固定的作战基地及作战地区。（4）对预定的进攻目标或防御目标进行选择。（5）对作战正面、战略正面及防线进行确定。（6）对军队的基地、作战目标乃至军队占领的战略正面的作战线进行选择。（7）为本次作战选择一条最佳战略线，以包围战略线的各个部分为目的，实施行军及机动。（8）建立一个短期的、临时的作战基地和战略预备队。（9）研究部队的机动行进问题。（10）处理好补给中心跟军队行动的协同关系。（11）对要塞的战略意义、军队的掩蔽部和军队移动的障碍等方面进行研究；对如何实施和掩护军队围攻要塞方面下工夫。（12）对需要时在什么地方建立营垒、桥头堡等工事做出决断。（13）对牵制性进攻及派出大支队的有利时机或必要时机进行研究。

以上13点原则，是在战局初期制订作战计划时拟定的。而在这些内容之外，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一些从方向上看属于战略内容，从执行角度看又属于战术的混合性行动，例如：冬季宿营、渡河、突袭、登陆、后退，以及护送车辆运输，等等。

战术是战争艺术的第二部分，指的是军队投入冲击的各种部署及在战场上的机动。

战争勤务是战争艺术的第三部分，别称为军队移动的应用艺术。战争勤务包括遂行行军、编组战斗队形和宿营等技术性细节问题，也就是指战略和战术的实际执行。

有很多无结果的争论是针对在一种科学的所有不同部门间确立绝对的界限问题，对此，我曾经说过，战略是在地图上进行战争的艺术，是研究整个战争区的艺术。在冲突发生的现场并根据当时的实际条件进行兵力配置的艺术就是战术，在战场中的各点合理分配使用兵力也是战术，这些点多数时候分布在十六到二十公里间。而十六到二十公里，正是多数时候作战部队接受和执行命令的地方。战争艺术的第三部分——战争勤务，正是针对战争准备阶段的一门科学。有人对这种定义表示怀疑，但是又找不到更好的定义对其进行代替。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战略行动决定了战争的胜负，甚至有的交战本身就是战略行动，这种情况仅仅适用于分散的军队，这也是一种例外情况。

因此我认为，战术所研究的对象，除了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措施之外，还应该具备以下内容：（1）采取积极的战略防御；（2）选择正确的阵地和防线；（3）两军行军遭遇交战和不预期交战；（4）为攻击敌人防线，可采取多种多样的战斗队形和基本机动样式；（5）对全军范围的突然袭击；（6）明确军队进行战斗的号令；（7）攻击阵地和营垒；（8）采取突然袭击。

在战争中，例如运输、饲养、前卫或后卫的局部战斗等，属于小规模战争的具体细节行动。换言之，凡是由师或者独立支队采取的单独行动，不应该算作是大规模战争的范围而进行研究，而是都应该归属此类。

战争的基本原理

证明存在一条适用于所有战争的军事行动的基本原理，正是本书的主要目的。这条原理，必须对一切军事计谋进行支配，目的是使其变成巧妙的计谋。该原理的主要内容为：（1）通过战略计谋的运用，以此将军队的主力向战争区域投递，并且尽量保证将这些军事力量投向敌人的交通线，与此同时还要保证自己的交通线不受袭击。（2）实施机动，这样就能保证主力部队可以对敌军部分部队作战。（3）在交战的时候，也应该采取同样的办法，做好战术机动，让主力部队用在对战场具有决定意义的点上，或者用来攻占敌军的战线要点。（4）在具体的战斗中，主力部队不仅要用在决定点上，而且应该保证这些主力部队在决定点上能够顽强一致地投入到战斗中去，从而取得战争胜利。

对于这样一条普通的原理，有些人认为太过简单，因此受到了一些批评。有人对我的观点表示反对，提出把主力用于决定点上并使其适时投入战斗这样的建议，是非常容易的，不过能够认清这些决定点才是战争的艺术所在。

对这个简单而又有些天真的真理，是不需要争论的。不过我也承认，如果只是提出这样一个普通的原理，而不对此加以必要的解释，以有效地帮助读者能够在具体的情况下进行运用，怎么说也是可笑的。因此我尽最大的努力，以便让每一个好学的军官能够很容易地在战略或战术的棋盘上找到这些决定点。读者可以在下面的第十九节中，找到各种决定点的定义，而在第十八节、第二十二节中，则可以知道在一场战争中这些决定点跟各个方面的联系。如果一些军人，对上述章节进行过认真研究后，还是不能准确地确定这些决定点，那以后就永远不要再想研究战略了。

实际上，一个主要的战区只有三个区域，分别是左、中、右三个区域。同样的道理，在每一个区域，每一个作战的正面，每一个战略阵地，每一条防线和每一条战术战斗线，都具有中央和两端这三个部分。我们总能够从这三个方向中，找到一个对我方达到既定重要目标有利的方向，一个次有利的方向，以及一个比较不利的方向。由此看来，在确定了这一目标跟敌人阵地和地理上的各点的关系之后，可以将每一个有关战略动机和战术动机的问题，归结为一个问题，那就是决定向右、向左还是向正前方机动。要从这三个方向中做出这样一个简单的选择未必会成为一个难题。

但是我认为，战争的艺术绝不仅仅在于选择一个有利的方向，好指导大量军队作战；当然这一点至少是战略的本质，我绝不否认。仅仅能拟定和准备英明的计划还远远不够，还应该能够很好地执行计划，要有技能，能够坚持下来，还应该有远见。

接下来的内容，我们会首先将这一原理应用在各种不同的战略和战术手段中，并且用二十次著名的战役来证明这一点。只要能够运用这一原理的战役，绝大多数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而忘记这一原理的人，最后难免遭遇到最大的失败。

第十六节 作战体系

战争在不可避免即将产生的情况下，我们必须确定的首要问题：这场战争是一场进攻战争还是一场防御战争？为了确定这一问题，就必须准确理解进攻和防御的含义。

首先说说进攻。进攻一般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假使即将进攻一个大国，目标是这个大国的大部分领土乃至全部领土，那么这次战争应该被定义为一场入侵战争；假使即将进攻的是一个省，或者只是一个有限的防线，那么这次战争应该被定义为一次普通的进攻；又假如这次进攻的只是某个敌军的阵地，也就是说只是进行一次作战，那么这次战争就可以称为“主动运动”。回顾上一章，我们已经了解到，不论是从精神观点，还是从政治观点看，有利的往往是进攻方。这是因为，进攻会把战火烧到敌方的国土之上，避免自己的国家遭到战争破坏；从资源角度讲，敌方资源会因此减少而我方资源会因此增加；从士气上看，进攻可以提升我军士气，同时，进攻往往会给敌人带来恐惧感。不过，从另一角度看，有时候进攻反而会令敌军的反抗情绪高涨，这种反抗情绪，往往伴随着爱国情感，当他们觉得自己的行动已经关乎国家命运的时候，这种情绪会愈发高涨。

如果换一个角度，从军事角度看，进攻则有利有弊。在战略层面上，假如这次进攻的程度是入侵战争，那么进攻方也就是我方的作战线就在敌人的国境内，这自然会给我军带来危险。因为，敌人国境中的山川、河流、关隘、要塞等障碍，是有利于敌人进行防御的，也就是说，不利于我军进攻；同时，对方的国民和政府也一定会对我方即他们眼中的入侵者抱有强烈的敌对情绪，从而不会听从我方摆布为我方服务。但是如果我们成功地完成了进攻，那么就能直捣黄龙，打击敌军心脏，夺取敌军军事资源，而这些，是促使战争早日结束的重要条件。

从战略方面来看，如果为了争取战争主动权而实施进攻，即采取一次小规模的作战行动，那么这样的进攻就是有利的。实际上，如何把军队的主力用到决定战争胜负的点上，就是战争艺术，而要实现这一点，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夺取战争主动权，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夺取了主动权，就能清楚地明白我方的行动目标，也就能率领主力部队到达可以对敌军实施突击的地点。换言之，如果只能待在一处，等待敌人的进攻，那么，我方也就被动了。敌人的进攻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是各个击破，还是攻其一点，我们对此是不清楚的。如果不知道敌人的进攻方式、进攻方向，我们也就无法找到最恰当的防御方法。

从战术方面来看，虽然进攻在战略方面的益处很大，但显然战术的益处不如战略中的明显。这是由于在较小的作战区域内，即使一方夺取了战争主动权，但是无法将自己军队的行动完全隐蔽，那敌人还是可以快速识破我方军队的行动，随后针对这些行动做出部署，并派出实力强大的军队来进行防备。除此之外，想要到达敌人的战线，进攻军队一定要越过中间的地形障碍，这些地形障碍，多数是不利于进攻军队前进的。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进攻对于战术来说，利弊其实是相当的。

但是，无论对战略、政治来说，进攻的利益有多大，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军队是无法总是保持进攻状态的。原因是战争以进攻开始的话，绝对会转入防御。

这也正如我们在前文中说到的，如果经过周密的计划、详细的部署，防御战争如进攻一样，也有着其有利的一面。防御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惰性防御，也可称为消极防御；另一种是积极防御，就是要防御遭到突袭。消极防御经常具有危害性，反观积极防御，则会给防御方带来巨大的胜利。实施防御战争，其主要目的是在于一方希望在尽可能长的时间中，抵抗敌人进攻，保护国家部分领土不受威胁。因此，防御战争中的所有作战，目的都在于阻止敌人前进，令敌人在行军过程中遭遇困难，同时，避免我军遭受严重损失。一般来说，进攻方是具有某种优势才敢于发动进攻，而在进攻中，又希望可以尽快结束战斗。有时进攻方不得不调整兵力部署、行军路线或者遭遇其他困难，军队也因此疲惫不堪，并受到严重削弱，此时，与进攻方恰恰相反，防御方应该尽量推迟战争的结束。

如果遭遇到失败，或者敌人的兵力优势十分巨大，那么军队才应该采取消极防御。而在消极防御中，军队可以利用自身的地形优势，利用天然的或者人工制造的障碍，尽可能地达到与敌军相当的实力，同时制造所有有利于抵抗敌军的障碍。

在防御体系中，消极防御也有有利的一面，前提是不走极端。而如果想造成这样的局面，前提是指挥官已经认识到自己是被迫采取防御的，同时具有非常正确的作战思维，也就是说，不仅仅是简单地采取消极防御，换言之，就是绝对不会消极地等待敌人来攻击自己，而在一个固定位置静止不动。恰恰相反，他应该利用更加活跃的作战行动，积极争取主动，抓住敌人弱点，动用自身的一切手段进行进攻。

曾经，我把这种战争称为攻势防御战争，因为在战略上抑或是战术上，这种战争都是有利于我方的。我们可以利用攻防两种优势，采取这种作战行动。原因是战场的中心部位已经做好准备，我们位于其中，也就是本国资源和依托点的中央，就既能争取战争的主动，又能抓住有利时机对敌方进行突袭。

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战争中，最初的三次战争都采取了具有侵略性的行动，在之后的四次战争中，才真正创造了典型的攻势防御。对此，我们也必须承认，是敌人给了他机会，帮了他的忙，给了他完成这个成就的机会，因为是敌人让他顺利夺取了战争的主动权。

将军威灵顿，纵观他一生的多数活动，如在葡萄牙、西班牙和比利时的时候，攻势防御也起了极大的作用。回视他当时所处的环境，采取这种作战方式，确实是最为正确的。因为他是在盟国领土上作战，这样就不需要考虑自己国家的首都或者正在遭受威胁的领土的安危，所以就可以只对战争的实际情况进行考虑，但是这样，经常会成为非比阿斯。

究其根源，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作为一个将领，最大的才能、智慧，就是可以将上述两种作战体系进行灵活交替运用，特别是在防御交战最激烈的阶段，重新将战争主动权抢夺过来。

第十七节 战区

战区，即战争区，一般包括两个大国间展开交战的所有地区。这些地区可能包括这两个国家的国土，也可能包括它们相关盟国的国土，甚至还包括一些因为恐惧或者想争取某种利益而被牵扯进战争的次要大国的国土。如果这场战争还包括海上作战，那么情况会更加复杂，这样，战争区就不会仅仅局限在某一国境内，极有可能会涉及两个半球，这种情况从当年的路易十四战争一直延续到后来的英法战争，从未改变过。

综上所述，战争区的范围其实并不是十分固定的，战争区很容易被偶然情况影响，因此，切记不可以把一般战争区与战区互相混淆，原因就在于战区并不一定受所有这些复杂情况影响，而是由每个军团占领的范围决定的。

就像法奥之战为陆战，仅仅只有意大利成为战争区。假如德意志各邦全都加入到这场战役中，那么战争区肯定不会只有意大利，德国也要加入进来。

有时候，几个军团可能彼此协作进行作战；有时候，也可能是各个军团独立进行作战。如果是第一种情况，就应该把整个战区作为一个棋盘来看，为了达到既定目标，可以在这个棋盘上运用战略调动军队；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各个军团就会有各自单独的战区，彼此独立进行作战。

对于一个军团来说，战区包括该军团所要夺取的全部地区，当然，也可能是该军团必须防守的全部地区。如果这个军团是在独立进行作战，则这个战区就是它的棋盘，尽管军团的三面同时被围时，军团也能撤离，但是这种情况下，对机动的考虑往往就不会十分周密，原因是这时无法提前计划好自身与在另一棋盘上的作战军团的配合，也就无法共同行动。而假如是几个军团按计划进行作战，则各个军团的棋盘事实上就是一个总战争区中的一个作战区，即一个大棋盘；在这个棋盘之下的所有军团的行动是为了达到一个共同目标而进行的。

不管是一个军团，还是数个军团，也不管地形如何起伏，战区都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1）固定的作战基地；（2）防线、作战正面及战略正面；（3）有一个主要的作战目标；（4）确定作战地区和作战线；（5）确定临时战略线和交通线；（6）准备各种天然和人工障碍物，用以克服、阻止敌方；（7）确定战争中应该攻占或防守的战略要点；（8）确定需要在作战目标和主要基地间建立的临时基地和中间基地；（9）确定行动失利时可以掩蔽军队的地方。

为使上述论点更加形象，我们可以假设，法国将要入侵奥地利，兵力为两到三个兵团，由一个总指挥官统一指挥。这几个兵团分别从美因茨、上莱茵、阿尔卑斯或萨瓦出发，进入奥地利。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兵团会经过不同国家，但是不论经过的是哪个国家，都会成为总战争区下的一个作战区。不过，如果不越过阿迪杰河是意大利军团规定的行动范围，同时，该军团不与莱茵军团彼此合作、协调的话，意大利军团的唯一战区，也就是唯一的棋盘，就是总计划中所规定的作战地区的范围。

综上所述，自己的特别基地、行动目标以及作战地区，是一个战区应该普遍具备的，这样，在进攻时己方就会拥有从基地到作战目标之间的作战线，也会拥有从作战目标到基地之间的作战线。

对于分布在战区各方向上的物质点或者地形点，有很多关于军事的书籍已经针对它们在战略或战术上的种种特点及特性进行了探究、讨论。一直以来，许多人争论的对象为道路、江河、山脉、森林和城市，也就是那些能提供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障碍，当然，还包括战争要塞等，可是，虽然见解很多，但是多数人的论点并不十分高明。

对于这些名称，有些学者赋予了它们许多莫名其妙的含义。比如说，一些军事书籍喊出了这样的口号：最优良的作战线就是江河！但是类似这样的一条作战线，一定会有两到三条道路，以便在其作战地区内运动的军队行动，这其中，还只要有一条退路存在。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今天的穆瓦兹们竟然主张将江河作为退却线，甚至是机动线使用！在我看来，最合理、最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江河本身并不是一条作战线，而应该是一条良好的补给线，是一种有助于建立良好作战线的有力工具。

有些观点让我们感觉十分奇怪，一些著名作家认为，假如想把某个国家建设成一个良好的战争区，则不用必须在这个国家修建交会道路，原因是交会道路有利于敌人的入侵。貌似一个国家可以没有首都，也可以没有经济发达的工商业城市，事实上，所有代表国家全部利益的城市，似乎不应该成为道路的汇聚点！根据某个作家的想法，也许会把德国变成一片沙漠，从而使它成为一个战争区，这样的话，就会重新出现一个商业城市，而国家的主要城市仍然可以得到复兴，这样，道路会再一次在这些繁华的中心交会。在这里，顺便回顾一下，1796年，卡尔大公能轻而易举击败茹尔当的原因，最终就归功于交会道路。事实证明，这种道路对进攻比对防御更加有利。假如两支军队各自沿着交会于一点的道路撤退，则他们会比追击他们的两支敌军先会合在一起，这样，他们的实力就会大于分别追击他们的敌军，也因此有可能将追击他们的敌人各个击破。

还有些作者认为，山地国家中战略点更多一些，另外有些作者却反对这个观点，他们的论据是阿尔卑斯山中的战略要远远少于谷地中的战略点，可是也正因为少，这些战略点才具有更加重要的、决定性的意义。

有些作者有这样的观点，不管对于谁来说，崇山峻岭都和中国的长城一样，不可逾越。但是拿破仑在谈到雷蒂凯山时曾说：“凡是人能涉足的地方，军队就有办法通过。”

有的将领，山地作战经验并不少于拿破仑，他们态度一致，都非常赞同拿破仑的意见。他们补充说，其实在山地中进行防御战非常困难，不过，有一种例外是正规军与民兵互相配合。在这种配合中，民兵可以在山顶进行警卫，同时对敌人进行不间断的袭扰，正规军在大山谷交会之地与敌军作战，也就在决定点上与敌人一决胜负。

在这里提出这些矛盾的论点，并不是我们要吹毛求疵，这样做的唯一目的，是希望向读者说明一个问题：战争艺术发展到今天，还没到尽善尽美的地方，值得我们继续探讨的问题还有很多。

在这里，我们不会谈在战争区内的各种天然屏障和人工屏障的战略价值，在本章的其他各节中，我们将对一些最主要的障碍的战略价值进行分别评述。但是，总的来说，统帅的机智和智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种价值。伟大统帅拿破仑，曾经跃过圣贝尔纳山口并命令军队通过斯普吕根，他绝对不相信这些山脉军队无法跨越，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一条令人厌恶的、浑浊的小河和一堵围墙竟然改变了滑铁卢之战的结果，也同样改变了他的命运。

第十八节 作战基地

有一个良好且可靠的基地作为保障，是作战计划实施的基本要求。作战基地，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全部或部分领土，这个国家的军队可以从作战基地中获得战争中需要的物质器材和增援部队。当军队准备采取进攻时，可以把这里作为进攻起点；在必要时，军队也可以在这里找到掩体；如果军队的任务是对本国国土进行防守，则可以把这里作为依托。

如果一个国家的边界是一个良好的天然或者人工屏障时，军队就可以将此边界作为一个良好的进攻基地；如果这个国家想要预防敌人的入侵，此边界还可以成为一条良好的防线。

而在后一种情况，也就是成为防线时，这个国家还应在第二条线上建立一个良好的基地。虽然军队可以在本国境内的各个地点得到支援，但是我们应该知道，某些地区实际上根本不具备军事要点和军事器材，这里既没有武器库，也没有要塞，更没有仓库等军事设施，而某些地区则恰恰相反，这类资源十分丰富，军队轻易就可以得到。

对于一支军队来说，拥有数个逐次分布的基地是十分必要的。举个例子，在德国境内作战的法军，它的第一基地就是莱茵河，而它的第二基地就是莱茵河后面所有有盟军的地区，也可能是一条具有非常大的优势的防线。可是，当法军被迫退至莱茵河的左岸时，法军则可能在马斯河或者摩泽尔河找到新基地；而法军的第三基地可能设置在塞纳河，第四基地也许会设置在卢瓦尔河。

为什么我要在此处提及上述这些连续的基地呢？我绝不是想说明这些基地应该完全或者几乎相互平行。恰恰相反，我们有时候还得改变它们的方向。比如说，当法军撤退，渡过莱茵河之后，法军也许在贝尔福和贝桑松地区，也许在梅济埃尔和色当地区，都有找到新的主要基地的可能。当年，俄军撤离莫斯科之后，沿着奥卡河以及南部诸省建立了新基地，而放弃了东面和北面的基地。这些侧面基地，与防御正面互相垂直，这样就经常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至少可以说，这样的侧面基地可以长时间地阻碍敌人，使敌人行动迟缓，也可以阻止敌人深入到本国的心脏地区。

如果一个基地依托于一条宽广、湍急的大河，这条河的两岸可以凭借坚固的越河工事加以控制，那么毫无疑问，这个基地将会是一个最佳基地。

基地的正面设置得越宽，对基地的掩护效果就越低。但是，相对来说，敌人也就越难将我军和这个基地的联系切断。

如果一个国家的首都或者国家中心距离国界过近，那么在一场防御战争中，它作为作战基地的优势就远远低于首都远离国界的国家了。

作为一个完善的基地，必须拥有两到三个要塞，这些要塞要有足够的面积，供军队建立兵站和仓库等设施。如果基地中有不能徒步通过的江河，那么至少要对应占领一个桥头阵地。

以上我们刚刚提到的与基地相关的特性问题，大家的意见十分统一。但是，对于一些关于基地的其他问题，大家所持意见的分歧还是比较大的。有人认为，作为一个完善的基地，必须与敌人的基地平行。我的意见则恰恰与之相反，作为一个基地，与敌方的基地垂直才最为有利，如果有两个边几乎相互垂直，则效果更为明显，特别是二者构成一个凹角，效果就更好了。如果有必要，可以把这种基地作为双重基地使用，这样，既能对战区的两个边进行控制，又可以对两条彼此距离较远的退却线进行保障。如果战局正处于转折关头，这种基地有利于改变作战线。

大概三十年以前，我就曾经在我写的《论大规模军事行动》这本书中指出过，边界的方向对作战线及基地的方向一定是有影响的。在分析各种各样不同的战争区时，我一直运用这一命题，并将这些战争区与那些或者依靠一个中立大国或者一边靠海，会构成许多不可克服的障碍的战区进行比较。在那本书中，我是这样表述我的思想的：“战争区的一般外形对作战线的方向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因此，对作战基地也有非常大的影响。”

现实中，如果将一个战争区比喻为一个棋盘，或者比喻成一个等边正方形，则也许会出现下面的情况：战局甫一开始，我方军队只占领了敌方的一个边，有时是两个边，敌方占领了第三个边，那么第四个边就成了不能克服的障碍。针对这种战争区，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占领方式，在此，我们提供了一些不同的设想和计谋供大家参考。

为了更好地阐述此思想，我们在下面举例进行说明。如图所示，是用来表示1757年至1762年间法军在威斯特巴伐利亚的战争区，以及1808年拿破仑的战争区。

先看第一个战争区，AB边代表北海；BD边代表威悉河义县，就是费迪南德公爵的基地；CD边代表美因河一线，也就是法军的基地；AC边代表莱茵河一线，当时由路易十四的军队进行防守。

根据这幅图，我们可以看出，法军采取的是攻势，占领了两个边，同时可以利用北海也就是第三个边的优势。所以，法军可以实施机动作战，攻击并占领BD边，对全部四个边进行控制，也就控制了上图中显示的敌方基地以及全部的交通线。

法军E从基地CD出发，希望攻占作战正面FGH，从而切断敌方盟军J与它的基地BD的联系。当J军不得已需要撤退，退向由莱茵河、埃姆斯河和北海岸在埃姆登构成的LAM角时，法军E则一直与美因河与莱茵河上的基地保持着联系。

1806年，拿破仑在萨勒河上的机动，其实就是完全依照上述设想进行的。当时，拿破仑在耶拿和瑙姆堡占领了FGH一线，随后军队越过德绍和哈雷，使普鲁士军J被迫退向AB边，而AB边靠海，这样的结果就不言而喻了，法军大败普鲁士军。

综上所述，赋予作战线正确方向的伟大艺术，就在于如何合理协调它的行动，在不丧失己方交通线的前提下，夺占敌人的交通线。显而易见，FGH一线的地理位置具有延伸性，同时，与敌方一翼的尖端构成了一个钩形，这样就可以始终保持它与基地CD的交通联络。这种正确的机动就是在马伦戈、乌尔姆和耶拿实施的。

如果战区不与海岸相连，而是与一个中立大国边界相连，那么这个中立大国会在自己的国界上设置防线，将这个四方形的一边封锁住。毋庸置疑，这个防线不会像海那么难以突破。可是，如果战败的军队向其撤退，还是很危险的，相反，如果把战败的敌军赶向这种障碍却有利于己方。因为如果一个国家拥有十五至二十万的军队，别的军队想要进入，就一定会受到它的制裁。假如这支军队战败了，却还是想进入这个国家，则这支军队会被其切断与基地之间的联系。

如果一个小国在战区的边界上，那么这个小国有极大的可能会被并入战争区，于是，这个正方形的一边就会逐渐推移至一个大国的边界或者海岸线。

有时候，边境的地势会将这个四边形的形状改变，大家可参照下图，有时候会变成长方形，有时候会变成梯形。

如果遇到这两种情况，将其中两个边控制住的军队就可以在那里建立双重基地，这样做的好处是很明显的，原因在于这样做会轻而易举地将敌军与短边之间的联系切断。正如1806年的普鲁士军，他们位于BDJ边上，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那时，莱茵河、奥得河、北海和弗兰肯山地构成了这个长方形。

1813年，波西米亚基地的情形和上述情况相同，这些例子十分明确地证明了我意见的正确性。当时，同盟国军基地的方向与法军基地彼此垂直，正是这个原因，同盟国军才使拿破仑之前在易北河之战中获得的巨大优势化为乌有。1812年的俄军也遭遇了相同的情况。当时，俄军在奥卡河和卡卢加的基地与敌军基地彼此垂直，仅仅由于这个原因，就完成了向维亚济马和克拉斯诺耶的敌军的进军。

如果要确信上述这些真理，我们就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如果我方的基地能够垂直于敌方基地，那么我方的作战正面就可以平行于地方的作战线，如此，我军就能十分便利地对敌人的交通线和退却线发起进攻了。

在前文中我已经表述过，从前文的两幅图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相互垂直的基地确实对作战十分有好处，因为这样就可以得到双重作战线。不可否认的是，有人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说这个论点与我在第二十一节中的论点有矛盾之处，即边界向地方突出并不一定有利，将兵力平分以适应这种双重作战线也并不是一个好办法。

这种反对意见并不准确，也没有根据，因为互相垂直的基地所具备的最大好处正是其形成了一个突出地带，这个突出地带可以从翼侧和后方获取部分战区。此外，如果基地占领了两个边，就不要求同时对这两个边以重兵把守。恰恰相反，只需要在其中一个边上设置少数工事，同时派少数的部队进行监视就可以了，而主力部队应该集中把守另一个边。1800年和1806年的战局中就是上述这种情况。莱茵河在康斯坦茨湖到巴勒和巴勒到克尔间地形近似一个直角形，这样，莫罗将军就有了两条战线，其中一条平行于敌人的基地，另外一条垂直于敌人的基地。莫罗将军在第一条基地上，也就是左边到克尔间的基地上仅仅驻扎了两个师，用以转移敌人的注意力，而他本人，亲自率领九个师转移到与沙夫豪森边垂直的那个边的顶点，所以在行进了较近的路程之后，军队直逼奥格斯堡城，随后，第一条基地上的两个师与其会合。

拿破仑在1806年也有一个双重基地，即在莱茵河和美因河上构成了一个近似凹入的直角。他和莫罗将军一样，也在莱茵河上，就是平行的那一边上，让莫蒂埃部留下，自己却亲自率领大部分军队抵达垂直边的顶点，进而将普军向格拉和瑙姆堡的退路切断。

以上这些大量的事实似乎足以证明，如果具有两个边，且其中一个边与敌人的基地几乎垂直，那么这种情况是最有利的。同时，我们还应承认，当不具有这种基地时，就应该改变战略正面，以便可以适当弥补这一不足。这一点的内容，我们会在第二十节中详细阐述。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即赋予海岸作战基地最佳方向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常常导致人犯重大的错误，这是由于这种基地对于作战的一方优势越大，对于另外一方的劣势就越发明显。这一点从前文所讲的内容就可以得到证明。一个陆地国家的军队，如果被迫被赶向海岸，是十分危险的，所以我对有人说海岸基地是十分有利的观点感到非常奇怪。不过，海岸基地倒很适合岛国军队。当年威灵顿将军率领舰队去援助西班牙和葡萄牙时，选择的最佳基地正是里斯本，可以这样说，最佳基地就是托雷斯-维德拉斯半岛，这是因为托雷斯-维德拉斯半岛可以掩护该首都靠近大陆一边的唯一一条道路。军队在这里不仅可以依托塔霍河岸和海岸掩护它的两翼，同时，还可以保障它依靠舰队实施撤退时的道路。

大多数将军，一般来说，都具有较高的学问，但是他们经常不会探究原因，只看到战争结果。因此他们只看到托雷斯-维德拉斯这一著名的营垒对英国将军提供的优势这一表象，而没有进行进一步的探究，这导致他们对除了海岸线基地以外有可能还有其他具有优势的基地不抱有希望，更加开始对方便给养输送和防止翼侧遭受袭击的掩护产生了较大的非议。1812年，普尔夫将军曾主张，俄军的天然基地应该位于里加，一个将军竟然迷惑到这种程度，真是难以想象。甚至有法国一位著名的将军也讲过上述同样有悖于战争原理的话，这是我曾经亲耳听到的。

卡利昂·尼札上校受这种思想影响较深，他甚至曾经著文说，1813年，拿破仑应该将他的普通军队驻扎在波西米亚，而将另外十五万人转移至易北河口，也就是向汉堡行进！他完全忽视了一点，对于一支陆地国家的军队来说，选择基地的首要原则，应该是以远离海的正面为依托，也就是以能保障军队处于军事力量和民众的中心位置的正面为依托。假使在这方面犯了大错，即背海进行战斗，这支军队就会被敌军孤立，其退路也会被切断。

反之，当在陆地上作战的是一个实力雄厚的岛国时，则应该与陆地军队做相反的考虑。但是他们应该遵循同样的要求：建立基地的各点。目的是要能保证有得到一切军用物资的资源，与此同时，还要有非常可靠的掩蔽部。

只有那些在海上和陆地上都强大的大国，他们的舰队才足以对邻近战区的地区加以控制，海岸才可以成为少量军队，即四至五万人的作战基地，才能够使良好的隐蔽地带和各种补给得到有效的保障。但是有一种情况值得我们注意：当敌军是一支十五万人的陆军，并且纪律十分严明，训练十分有素，就算这个时候他们以海岸作为基地，这种行为也是十分疯狂的。

但是，不管任何原则，例外也是不可避免的。有的时候，我们不遵循上述原则作战，而是背海作战，也有可能找到对我军有利的时机。这种例外的情况出现的条件如下：拥有绝对的制海权；从海上补给比从国家腹地补给更加容易；敌人在陆地上不会形成很大的威胁。虽然要同时具备上述三个条件十分困难，但是这种情况还是在1828年和1829年的土耳其战争中出现了。当时俄军对舒姆拉则进行监视，几乎全部的注意力都用在了瓦尔纳和布尔加斯上。如果作战对象是欧洲的军队，采取这种办法是非常危险的。即使能控制海，失败的风险也是非常大的。

尽管有一些非常自大的旁观者，自以为能够支配自己的命运，对这次战争说三道四。虽然这次战争也犯了一些错误，但还是进行得非常好，当时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掩护自己一方的军队，在攻占了布拉伊洛夫、瓦尔纳和锡利斯特拉要塞之后，还在这个地方准备了伏击战。基地刚一建立，便向安德里诺波尔挺进，这被很多人认为是一种疯狂的行为。1828年，如果好天气没有持续两个月，那么远征的距离也不会那么远，所有的一切都有可能在第一个战局中就全部结束了。

有一种暂时性和偶然性的基地，是在永久性基地之外的。永久性基地常常在本国建立，或者至少是建立在可靠的盟国境内。暂时性和偶然性的基地的建立，总要根据敌国境内作战的进展情况来决定。但是这种基地只能是一种暂时性的依托点，为了避免名称概念的互相混淆，我们将在第二十三节进行详述。

第十九节 战略点和战略线

战略点和战略线有各种不同的类别，永久性地理战略点是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对战区的不同价值而命名的。其他的一些点，叫作机动战略点，主要是因为敌军主力的配置和我军欲对其采取的行动有所不同而具有不同的价值，这完全是一种偶然性的要点。最后，有一些战略点和战略线是次要的，而有一些战略点和战略线则具有永久性的价值，这一种战略点就是我曾经提到过的战略决定点。

我想方设法按照我的设想来论述这些关系，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容易。

地区性的或者地理性的战略点，它们在战区上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一般而言，交通中心或者重要的军事设施、筑城，也就是对战略棋盘有直接或者间接影响的所在地，都是战略点。

有人曾经对此提出过反对意见，他是一位著名的将军，在他看来，并不是所有具有上述条件的点都可以成为战略点；要成为战略点，一定要对正在计划中的作战有利。我的看法与他完全不同，希望读者能够理解。战略点的形成，一定是以它本身的性质为基础，甚至一些战略点在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基本没有多少价值，并且距离作战区很远，一旦战局突然发生变化，它的重要性就会显现出来。因此，在我看来，需要更加明确说明的一点是，并非所有的战略点都是决定点。

战略线也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由于临时机动决定的，而另一种是由于地理位置决定的。后一种战略线，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永久重要性的，是属于战区的决定点；另一类是因为连接了两个战略点而具有战略价值的线。

为了不使这两个术语彼此混淆，我们将在单独的一节中具体论述有关计划机动的战略线问题；在这里，我们只研究作战地区的作战目标和决定点。

这两点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原因是作战目标必然是战区的一个决定点，然而对这种决定点又必须加以区分，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决定点都能够同时成为作战目标。因此，在这里我们首先需要研究决定点的准确定义，这对我们选择作战目标非常有用。

在我看来，可以称为“战略决定点”的是对整个战区或者是某一次战役具有很大影响的点。那些由地理位置或者人为造成的优势，对作战正面或攻防有利的每个点都可以称为“战略决定点”，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是大型要塞和屯兵场。

由此可以看出，有多种类别是战争区的决定点。在这些点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地理上的点或者线，由于战争区本身的配置，因此它们的价值通常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从法军在比利时的战争区来说明这一点。当时，谁要是能够控制马斯河一线，谁就具有了攻占这个地区的绝对优势，因为一方面可以避免自身被全歼的危险，另一方面还能够将敌人封锁在马斯河与北海之间。在多瑙河谷上有很多战略要点，正是这一点让它成为了南德意志的锁钥。

能够控制住河谷中的几个会合点，或者是能够对主要交通枢纽进行控制的一方，也就具有了地理上的决定点。比如，法国的里昂就是一个重要的战略点，因为它控制着罗纳河跟索恩河这两个河的河谷，不仅如此，它还位于法国跟意大利中间，是法国南方与东部之间的交通中心。但是它还必须具备要塞、营垒或者是桥头堡，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地成为一个决定性的点。

莱比锡是德国唯一的中心，因此它无疑是一个战略点。如果这个城市能够将防备做得更加坚固，然后又位于一条大河的两岸，那么它必定会成为国家的锁钥（如果一般国家有锁钥的话，或者是别的什么名称，而不仅仅是指决定点）。

所有国家的首都无疑都是战略的决定点，这一方面是因为上面所说的原因，另一方面还是由于能提高它价值的其他经济和政治原因。

当然，出于上面所说的点，在那些山地国家中，还有一种军队唯一能够通过的隘路；这些地理上的点，都有可能是该次作战的决定点；虽然只有少量的堡垒的掩护，但是巴尔德隘路在1800年起了多大的作用众所周知。

第二种决定点，是由机动而偶然产生的，它的价值是相对的，这也受到了双方军队部署的制约。例如，1805年，马克将他的兵力集中在乌尔姆方向，然后在那里等待从摩拉维亚来的俄军，他选择进攻的决定点就是多瑙佛特或者下来希河。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知道，如果敌人比自己先到达这里，敌人就会切断他向奥地利撤退的路，还能切断前来援助他的俄军，进而孤立他。而1800年克赖也在乌尔姆这个地点作战，但是前来援助他的是在意大利所向无敌的来自蒂罗尔的梅拉斯的军队，而不是来自波西米亚。因此对他进攻的时候，决定点就在沙夫豪森而不是在多瑙佛特了：只有在这里，才能够逼近他作战正面的后方，进而切断他的退路，逼迫他向美因河撤退，将他跟辅助他的军队和基地切断。在1800年的整个战局中，拿破仑的首要目标就是越过圣贝尔纳，然后猛烈进攻梅拉斯的右翼，以便攻占他的交通线；非常明显，圣贝尔纳、伊夫雷和皮亚琴察能够成为交通线上的决定点，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梅拉斯的军队在向尼斯行进。

从这里可以得出一条非常普遍的原则：机动性的决定点是在敌方正面的翼侧，从那个地方我们能够很好地切断敌人跟基地以及援军的联系，而我军还能够避免冒着同样的危险。对着海洋的侧翼能够方便将敌军赶下海去，因此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如果跟我们作战的不是一个有着明显劣势的岛国陆军，那我们也有着同样被赶下海去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力求切断敌人跟他们舰队的联系，虽然这样做也同样具有危险性。

如果敌人的兵力在正面延展过宽，进行分散布置，那他们的决定点就是其中央，这个时候向敌军的中央进攻，就可以让敌军的兵力变得更加分散，从而让他们变得更加弱小。毫无疑问，这样敌军就会被分散击破，直至被全歼。

总而言之，战场上的决定点主要由以下几点决定：（1）地形；（2）我军的战略目标跟确定的地点的结合情况；（3）双方军队的部署情况。

为了不将叙述的顺序打乱，不过早在这里谈论战术问题，因此有关的这些问题，我们将会在“交战”那一章进行详细介绍。

作战目标一共有两类：机动目标和地理目标。一个重要的要塞、一条大河、一个能为今后的行动提供可靠防线或者良好依托点的作战正面，都可能是地理目标。然而，既然对一个地理目标的选择也是实施机动范畴的问题，因此可以确切地说，某些地理目标只与地区点有关，而剩下的地理目标只是跟占领这些地区点的敌人的兵力有关。

从战略上来讲，作战目标是由战局的目的决定的。如果这个目的是进攻，那么敌国的首都或者军事要地就成了作战目标，如果敌人失去了它，就会被迫求和。在入侵的战争中，侵略者的主要目的常常是对对方的首都进行侵占，不管怎么说，这个首都的地理位置、战争双方与各自邻国的政治关系、交战双方拥有的资源——从实质上讲，跟战斗的科学性并不相关，但是它们跟作战计划的联系都非常深刻，它可以影响到能不能占领敌国的首都。

如果最后的决定并不是以攻占帝国的首都作为目的，则某一部分作战正面或者其中的一部分防线（其中有重要要塞）就可能成为其作战目标；对这部分作战正面或者防线的占领，能够保障军队控制所占领的领土，法奥战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如果法军侵入意大利，那么它们的第一个作战目标就应该是提契诺河和波河一线，曼图亚和埃奇河一线则是之后的作战目标。

在防御战中，作战目标是想要掩护的点，而不是想要夺取的点。因为一个国家实力的中心是首都，所以首都自然会成为主要的防守目标。但是还有一些更近的防守目标，例如第一道防线和第一个作战基地。因此，如果法军当时没有办法凭借莱茵河进行防御的话，那么防止敌军渡河就是他们的第一个作战目标。如果敌人渡河成功，并且包围了阿尔萨斯州要塞，那么法军的主要目标就是援救这些地区。第二个作战目标是，对设在马斯河或者摩泽尔河上的第一作战基地进行掩护，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需要采取侧面防御或者正面防御的手段。

说到机动目标，尤其是要消灭或者瓦解的敌军目标，我们已经在由于机动而产生的决定点这一部分讨论到它的重要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统帅善于选择这种目标，是他最可贵的才能，也是取得伟大胜利的最基本的保证。大家都非常清楚，拿破仑在这一方面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他不仅仅满足于攻下一两个要塞，或者占领一个不是特别大的边境省份，他推翻了那些陈旧的理论。他深知，分割和消灭敌人的军队才是创造伟大战绩的最主要的办法。在他眼中，不管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省份，一旦它们失去了组织的部队，一定会自行陷落。从而他会正确而迅速地对战区内的利弊进行判断；将主力集中到一个最为有利的作战地区；对敌军兵力的配置进行真正的了解；如果敌人的兵力分散，就会以闪击的速度对敌人的中心进行猛烈的攻击；假如从敌人两侧切断他们的交通线，就方便实施迂回分割，然后向敌军的侧翼突击；敌人一旦败退，就应该立即追击，逼迫其向离心的方向退却，直到将他们全部打败或者歼灭——这就是拿破仑进行头几个战局提供出来的最好的办法，或者是他非常所惯用的那种办法的基础。

尽管后来，拿破仑在对俄国人民采用这种机动方法的时候，并没有像在德国那样取得成功。但我们还是得承认，尽管这种战争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情况，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适应这种战争，但是获得成功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并且这种可能性是以能够切实运用战争原理作为基础的。就算拿破仑对这一方法的运用不是很恰当，但是也不能够否认这种方法的真正优点；不过要对有限的目的和自己行动范围完全适应交战双方的兵力对比，以及包括邻国在内的各个方面的情况真正把握。

我们在有关决定点的那一部分中，几乎已经完全谈到上述那些重要战略行动的原则，我们还会在有关战线选择部分（第二十一节）继续阐述。

作战目标的选择，一般都是由战争的目的、战争的性质或者是政府的企图，还有两方所拥有的兵力和武器决定的。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避免风险的理由都是充分的。在这里，如果将作战目标仅仅局限于获得某些局部利益，这样的决定是慎重的，比如说军队仅仅攻占区区几个城市，或者将敌国较小省份内的敌人肃清。要不然，如果像拿破仑那样以消灭敌军作为作战目标，就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冒险取胜。而如果一支军队，它只是以围攻安特卫普作为作战目标，那么像在乌尔姆和耶拿会战中所采用的那种机动方法它当然就不需采取。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不应该采取这样的机动方法，像法军越过涅曼河远离本国国境五百里的那种方法，这是完全基于另一些原因，而采取这种冒险手段，也是弊大于利、得不偿失的。

还有一种特种作战目标必须提到。它的决定因素多数时候属于政治上的考虑，而不属于战略上的考虑，虽然这种目标也是一种军事目标。值得我们特别提到的是，这种目标发挥作用较大的时候，是在几个国家联合作战时，不管是对军事行动抑或是政府部门，都有较大的影响，因此，这种作战目标也可以被称为政治性的作战目标。

事实上，除了政治和战争之间有深刻的内在联系之外，在绝大多数的战局中，很多军事行动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进行的，这些军事行动往往都很重要，但是也常常很不合理。我们从战略观点来看这些战争，会发现这并不是一场值得发生的战争，它们反而会让我们犯严重的错误。我在这里只举两个例子。笫一个例子，发生在1793年，当时约克公爵对敦刻尔克进行远征，这场战争是英国人受到旧的海权和贸易目的影响而发动的。在这次远征中，同盟军的行军路线是沿着离心方向，结果导致了失败。如果从所有相关的军事观点来看，这次远征的作战目标本身就不正确。第二个例子，发生在1799年，是约克公爵在荷兰的远征。而这次远征被发动的指导思想，是与奥地利希望夺取比利时的计划相吻合的，这也是伦敦内阁持有的观点。但是，这次远征在发动之初就注定是要失败的，原因是这次远征促使卡尔大公从苏黎世向曼海姆行进，所以，这次远征与当时联盟军队所追求的共同利益是彼此矛盾的。

根据上述事实，在选择政治性作战目标时，我们应该服从战略要求，在军队以武力还没有解决战争之前的最主要问题，就是这个问题。

总体来说，上述问题比较广泛且复杂，因此我们没有办法归纳总结出几条简单的规则，而唯一一条能够说明的规则，就是上面我们刚刚提及的。如果要将这条规则加以贯彻，我们就必须保证在战局中确定的政治性作战目标与战略原理保持一致，否则，就应该等战局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后，再实施这种政治性作战目标。反观上述两个战例，如果我们把这一准则运用于其中，就能看出康布雷或法国中心就是1793年攻占敦刻尔克和1790年解救荷兰时的政治性作战目标。所以，联盟的全部力量应该被我们联合起来，并将其统一用于边境的决定点上，这样就可以在那里实施强大的突击。换句话说，所有此类远征绝大多数属于牵制进攻，我们将在另一节阐述这一点的相关内容。

第二十节 作战正面战略正面防线和战略阵地

有一些名词在军事科学中的含义是非常相似的，这就导致它们虽然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却仍然经常会被混为一谈。“作战正面”“战略正面”“防线”和“战略阵地”都属于上述这类名词。在下文中，我们即将阐述的是这些名词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这是十分重要而密切的。因此，我们把这几个术语编入一节中进行说明。作战正面和战略正面

不管是为了进攻还是为了防御，一支军队都要配置在它应该包围的战区里的作战地区，多数时候是要占领战略阵地的。下面，我们将对此具体说明该如何理解这一点。

敌人的正面是战略阵地所要包围和面对的，这个正面被我们称为战略正面。根据我们的估计，如果敌人从战区里的一部分地区出发，经过一两天的行军，就可以到达这个战略正面。那么，这一部分地区就被称为作战正面。“作战正面”和“战略正面”这两个名词十分相似，所以有不少军事家经常把它们混为一谈，他们有时候用这个名词，有时候又会用另一个名词。如果我们能对二者细加思考，就可以十分明确地看出，被军队实际占领的阵地，就是所谓“战略正面”；而两军之间的地区，其两翼距双方战略正面的两翼的距离大概有一至数日的行程，也可能就是两军交战的地带，就是所谓的“作战正面”。

就算还是有人指责我，说我过于迷信术语，对这两个定义的使用我也决不会动摇，对于我来说，这样做理所应当。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很可能有的人还是会将这两个定义混为一谈，也有可能仍然用这两个术语来表述同一个含义。不过，令我十分满意的是：在本书中，我不仅指出了这个差异，而且在今后的实践中我还会继续坚持区分这个差异。

当战争开始的时候，两军之间肯定有一方是为进攻敌军做好准备的。因此，这一方就必须保证自己能够事先准备好一条防线；这条防线或许在战略正面的后面，也有可能与战略正面在同一条线上。正是因为如此，战略正面有时候同时也就是防线，例如1795年和1796年战争中的莱茵河一线就是如此。这条线一方面是奥军和法军的防线，同时也是双方的战略正面和作战正面，这就常常造成人们将这三个概念混淆起来。那是因为这三个概念所表述的东西在某些时候指的是同一位置，但实际上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不是每支军队都有自己的防线，特别是当他们侵略别国时；当他们在一个营内集结时，就没有战略正面；但是作战正面总是有的。

为了更加明确地区分上面几个概念，我们可以再举两个例子。1813年，拿破仑重新恢复对敌行动时，他的总作战正面开始是从汉堡延伸到威腾堡。他就是从这里沿着盟军的战线一路进攻到格洛高和布雷斯劳的。又因为他的右翼在勒文贝格，最后他从波西米亚边界上撤退到德累斯顿。在这一宽大的正面上，他将军队分作四部分配置，其中内线或中央是战略阵地，而且呈现出不同的三个面。后来，他被迫退向了易北河，将自己的防线仅仅保持在威腾堡和德累斯顿之间，在向马林堡推移过程中，军队是一个钩形机动的，那是因为汉堡和马格德保已经被他排除在战略棋盘之外了。此时，他如果还把战端向该地转移，等待他的肯定是灭顶之灾。

第二个例子是1796年，拿破仑的军队在曼图亚周围的阵地。从贝加莫山延伸到亚得里亚海是他的作战正面，不过根据当时的需要，位于加尔达湖到莱尼亚诺之间的阿迪河一线才是他的实际防线，而后来却发生了改变。到了佩斯杰拉和曼图亚之间明乔河一线，相应地，他的战略正面也随着阵地发生了变化。

如果一直纠缠于这一点，似乎对读者显得不是十分尊敬，我们已经对这三个概念的差异进行了阐释，接下来就应该分别进行研究，给读者总结出几条对各个概念不同特点的一般原则。

所谓的“作战正面”是两军战略正面之间的地理空间。一般而言，它们是跟作战基地平行的，这也是它们可能交战的地区。实际上，作战正面所占据的空间比可能或者预想的作战正面要小一些；在一个方向上，战略正面必须横穿主要的作战线，并且尽可能地向两边延伸，这样才可能掩护主要的作战线。

不管怎么说，战略正面的方向都有可能随着敌军进攻的情况和指挥官对情况的理解而发生变化。一般而言，这个战略正面都会跟基地垂直，跟原来的作战线平行。

战略正面跟战略基地垂直，有利于对战区上的两个面进行控制，因此有利于我军把握有利机会，从而从两个方面对基地进行保障。因此，战略正面的变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动。

这一特点在拿破仑对艾劳作战时的战略正面中得到了反映。当时，华沙和托伦是他的作战枢纽，而维斯瓦河就变成了一个临时性的基地。这一正面恰好和纳雷夫河平行，而拿破仑依靠着塞罗茨克、普乌图斯克和奥斯特罗文卡，从右翼进行机动，迫使俄军向埃尔宾和波罗的海撤退。在这样的情况下，只需要在新的方向找到一个依托点，那么我们刚刚指出的优点就会在这个战略正面上得到反映。不过我们在实施机动的时候，千万不能忘记军队在需要的时候一定要能够重新到达自己的临时性阵地。也就是说，该基地必须在战略正面得以延伸，并得到很好的掩护。拿破仑在由纳雷夫河一线经阿伦施泰因，也就是奥尔兹丁向艾劳前进时，将左翼后面的托伦作为一处要塞。后来，当其战略正面在向前推进的时候，他将左翼后面的普拉加和华沙作为桥头堡。如此一来，他的交通线就有了全面的保障，并且迫使贝尼格森与其正面为敌，这时战线正好与波罗的海平行，导致他跟基地的联系被切断了，无奈只好退回到维斯瓦河口。1806年，拿破仑在从格腊向耶拿和瑙姆堡进军的过程中，巧妙地变换了战略正面。莫罗在1800年以其右翼向伊勒河之线到奥格斯堡和迪伦根推进时也做过类似的变换；他从正面转向多瑙河和法国之后，便迫使克赖从著名的乌尔姆营垒撤出。

对战略正面方向的改变，以便使其与基地垂直，需要的时间不过几天而已。因为他只是为了某一战役而急速掉转部队的运动方向；如果为了一半的目的而实施这样的机动，就可能需要很久的时间，以便利用一些地区的有利地形实施坚决的突击，或者使自己有一条良好的防线和有利的作战枢纽来做保障，其价值跟真正的基地不相上下。

一些军队常常被迫有两个战略正面，这一方面是由有些战争地区的地形和其他特点决定的，也可能是由攻击作战线向纵深延伸需要保障翼侧决定的。如果是第一种情况，就能以土耳其和西班牙的边境作为例子。如果军队想要越过巴尔干山脉或埃布罗河流，就很有可能被迫有两个战略正面，其中第一个正面，其作用就是在多瑙河谷地对自己的军队进行保障；而第二个正面，就是用来对付来自萨拉戈萨或者莱昂的敌军。

如果作战地是在一个稍微辽阔的国家，就会时常出现需要有两个战略正面的情况。例如，法军的作战地在多瑙河谷地中，或者在波西米亚那边，或者在蒂罗尔那边，这样就会经常出现两个战略正面。当奥军针对法军在这些省份投入大量兵力，从而使法军面对严重威胁时，拥有两个战略正面就非常必要。只有例外的情况是战区在与敌国接壤的边界很窄的国家，原因是当军队撤退时，会将部分军队留守在那里以便威胁敌军翼侧，但是这些军队很容易被分割俘虏。对于进攻军队来说，这种有两个战略正面的局面，是一个最严重的缺点，因为它会分散军队的大量兵力，而这样做经常会造成一定的危险。而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我们会在下文中进行阐述。

上文中所说的一切，都是针对国家间的正规战争而言的，这是因为在民族性战争或国内战争中，全国范围内几乎都会有敌对行动，所以不可能采用上述的作战方法区分战略正面。但是，一般来说，每支军队都会有一部分强大的兵力，为了达到某种作战目的，而脱离军队主力来独立作战。这部分强大的兵力，多数时候都会有它特殊的战略正面，而这种战略正面是根据地形特点和敌军配置的情况来决定的。在这里，我们以西班牙战争为例，在这场战争中，叙舍在加泰罗尼亚，马塞纳在葡萄牙，二者都有其特殊的战略正面，而这支大军的其他军队，就都没有固定的战略正面了。防线

一般来说，防线也有多种，包括战略防线和战术防线。其中，战略防线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永久性防线，这种防线是国家防御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如说边境筑垒线等；第二类是临时性防线，这种防线只与一支军队暂时占领的地域有关。

如果天然和人工障碍同时在一条边境线上出现，比如说山脉、大河和要塞等，一个协调良好的体系由它们构成，则这条边境线本身就构成了一条永久性防线。举个例子，皮埃蒙特和法国之间的阿尔卑斯山脉就是一条永久性防线，原因是阿尔卑斯山脉拥有可以对军队构成巨大障碍的要塞或堡垒，更有着十分便利的通路。阿尔卑斯山脉的峡谷出口建有强固的工事，可以对皮埃蒙特的谷地形成掩护。根据一些观点，莱茵河、奥得河和易北河都可以被视为永久性防线，这是因为它们都具有重要的掩护作用。

关于上述防线与要塞体系的关系比与作战行动的关系更加密切的问题，我们会在本书中关于要塞的那一节，也就是第二十六节里进行研究。

我们可以说，对于那些可能的防线，任何有相当宽度的河流、山脉，以及那些大的隘路，如果在它们的易接近处修筑一些野战工事，这些地点就可以作为战略性和战术性防线使用，因为它们可以在数日之中阻止敌人前进，甚至可以迫使敌人偏离既定的方向，转而去寻找较为方便通过的通路。在这种情况下，明显的战略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反之，当敌人从正面进攻，企图以显而易见的兵力来夺取它们，那么，它们在战术上的优势就被显示出来。事实上，如果一支军队想要击破一支凭借河流固守、具有强固的天然或者人工工事的军队，比进攻一支暴露在平原的敌军要困难许多。

但是不管怎样，我们对这种战术的优势也不应该做过高的估计，因为如果过高的估计这种优点，那么军队就会陷入一个泥坑，这个泥坑就是导致很多军队覆没的僵硬教条主义。因为无论防御工事被修筑得如何坚固，只是躲在工事里消极地等待敌人的进攻，那么最终势必会被敌人击败。此外，任何依傍天然形势险要的强固阵地，虽然表面上难以攻入，但相对地，里面的军队也是难以攻出的，所以敌人可以针对此弱点，以少数兵力警戒阵地的各个出口，更可以用比我军少得多的兵力，将我军封锁在防御阵地内，使其无法机动。这种情况，撒克逊人在皮尔纳和维尔姆泽在曼图亚都曾遇到过。战略阵地

有一种军队的配置位置如果被称为战略阵地可能更加恰当，因为它明显区别于战术阵地或战斗阵地。这里提及的战略阵地，指的是一支军队在一定时间内占领的阵地，而选一个范围比实际战斗地点更大的作战正面就是占领这一阵地的目的。各个师之间要间隔一定的距离来进行防守，只要是在江河后面的或在防线上的阵地，都属于战略阵地。过去，这类战略阵地指的是：拿破仑军队在里沃利、维罗纳和莱尼亚诺布置的阵地，目的是警戒阿迪杰河，还有，1813年在萨克森和西里西亚设置的在其防线前面的阵地。1814年，英普军队在利尼会战中，在比利时边境上所设的阵地，以及1799年马塞纳军队在阿尔卑斯沿里马塔和阿勒所设的阵地。甚至还有一些军队，它们占领的土地面积并不大，既没有停战保障，又处于敌人视野之内，这也属于战略阵地。例如，1807年冬季，拿破仑在帕萨格河之线所设的冬营，就是这种战略阵地。军队在敌人到达不了的地区每天行军所占领的阵地就属于这种战略阵地，有时，还特指那些为改变运动或便于运动而延伸的阵地。

由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知道，那些军队为掩护很多点或为构成监视线而设置的所有阵地都可以称为“战略阵地”，这一名称也适用于一切待机阵地。沿防线延伸的阵地，以及配置在双重作战正面的各个军队，或为掩护大部队从另一方向行动而进行围攻时所设的阵地都属于这种战略阵地。总而言之，大部分大支队的阵地都属于这类阵地。

从上述各点内容，我们可以归纳出为数不多的准则，这是因为作战正面、防线和战略阵地等，绝大多数时候都要根据当地环境而定，而这些环境又是十分复杂的。

无论如何，被大家公认的第一条原则，就是它们的配置地都必须与作战线上的各点保持着可靠的交通联系。

在进行防御的时候，天然障碍或人工障碍都应该出现在战略正面和防线的正面及两翼上，以作为军队的依托点。我们一直提及的“战略枢纽”指的就是在战略正面上的依托点。战略枢纽指的是局部性的临时基地，但是作战枢纽与战略枢纽二者决不能互相混淆。举个例子，1796年发生的一次战局中，拿破仑在曼图亚周围整整八个月期间所采取的行动中，维罗纳就一直是一个极好的作战枢纽。1813年，德累斯顿也是拿破仑当时一切运动的枢纽。对于这些点来说，它们都是暂时的或短时的基地、要塞。

留在一个以占领为主要目的的点上的快速部队就是机动枢纽。机动枢纽的使命是保障主力去完成它的主要作战任务。例如，当年拿破仑通过多瑙佛特和奥格斯堡，切断马克的退路时，布置在内伊的那个军就是个机动枢纽。这个军的兵力多达五个师，围住乌尔姆，防守多瑙河左岸就是它的任务。后来，机动结束，这个机动枢纽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对于作战枢纽来说，它是一个实质的点，在战略和战术两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它也是整个战局过程中的一个依托点。

在我看来，一条最理想的防线当然是越短越好，这是因为，当防线越短，被迫采取防御的军队进行防守时就更加便利。一个战略正面的范围不能过大，而应该有一定限度，这样才能迅速地将部队集中到对自己军队有利的点上。不过，这一原则对于作战正面来说却不适用。这是因为，当作战正面过窄时，进攻的军队就很难就此实施战略机动，也就无法保证取得大的胜利；反之，作战正面过宽时，在战略性进攻战役中也不利于军队取得胜利。如果作战正面过宽，即使不会导致敌军拥有一条良好的防线，但至少也会使敌人在逃避我军实施周密的战略机动时拥有相当宽阔的空间，如此，我军的机动效果就大打折扣了。例如，1812年时，拿破仑在俄国这样辽阔的战争区未能取得预期的战果，而在马伦戈、乌尔姆和耶拿都打得十分精彩，原因就在于敌军虽然被拿破仑的军队切断了主要的退路，但是敌军可以在放弃原来占领的作战地区之后，重新找到一个新的作战地区。

对于战略阵地来说，几乎也有着与上述同样的问题。所有这些战略阵地的主要条件都是：相对于即将对付的敌人阵地，它们应该更为集中；各部队都应该具有便于自己机动的集中的安全道路，这样可以阻止敌人阻碍自身的集中。因此，当交战双方的兵力接近或者相等时，所有的中央阵地或内线阵地，都要比外线阵地对自身更为有利，这是因为外线阵地的正面一定是比较宽的，往往会有兵力分散的危险。但是如果占领这些阵地的部队拥有高度的快速反应能力，那就不仅让自身更加安全，而且对比敌人来说，优势也更加明显，原因就在于他们可以将兵力用在战略棋盘的任何一点上。如果一支军队对占领一两个预先选定的战术阵地不重视，那么它就没有确定的把握去占领任何战略阵地。集结军队，迎击敌人，在敌人的企图充分暴露后全力投入战斗，正是占领战术阵地的目的。当年，拿破仑在里沃利和奥斯特利茨，威灵顿在滑铁卢，卡尔大公在瓦格拉姆，都是按照上述方法来准备他们的战场的。

当一支军队驻扎在营地，或者是在阵地附近寻找一些密集的营地来配置其一部分兵力时，对于指挥官来说，他应该特别密切注意：必须防止这些阵地的正面过宽。如此一来，最佳的做法就是将军队驻扎在一个三面几乎彼此相等，可以被称为战略方阵的面积上，这样每个师能够经过相同的距离，从方阵上的任何一点，运动到预定的共同中心点，以便针对敌人的突袭还以迎头痛击。

但是由于战略阵地与战争的所有问题都有关系，所以在本书的大部分章节里都论述了关于战略阵地的问题。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在这里我们就不再对这一问题做过多的阐述了。

研究这些课题时，往往容易互相混淆，因此在进行研究之前，我必须就战略防线的问题再谈几句。毋庸置疑，任何战略防线在其发展中都必须有一个特别集合点，以便在敌人越过我军战略阵地的正面时，我军可根据这个特别集合点进行战术防御。例如，当一支军队的防守目标是一段相当长的河流时，如果军队的兵力不足以在全线配置同样强大的兵力，那么，这支军队就必须在防线中央的后方有一个预先经过周密选择的、可以集合监视的战场，以便这支军队集中全力来抵抗渡河之敌。在此，我不想对战斗阵地有所涉及，因为这个问题属于战术范围，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第三十节进行研究。在此，我必须谈的是战略防线的问题。

在此，我们再提出一点关于战略防线问题的意见。一支进入他国的进攻军队，不论它的目的是长期征服抑或是短期占领，也不论其最初的战果是如何巨大，这支军队也一定要准备一条防线，目的是准备在局势逆转时用以扭转局势。归根结底，这种防线与设置暂时基地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将在第二十三节对这种基地进行详细研究，只是为了问题叙述的完整性起见，在这里简单提及而已。在军事科学上，这种重复的现象是在所难免的，因为很多东西彼此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第二十一节 作战地区和作战线

什么是作战地区？我的定义是一支军队在战争区单独作战或联合作战时，必须通过一部分地区，他们这样做是有特定目的的。例如，在1796年战局的总计划中，右翼军团的作战地区就是意大利，中央军团的作战地区就是巴伐利亚，而弗兰肯则是左冀军团（桑布尔河-马斯河军团）的作战地区。

一个作战地区，常常会受到作战地形和道路数量的影响，有时候只能够提供一条作战线。不过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一般而言，一个作战区有很多条作战线，它们的数量是由统帅的计划和可用的交通干线来决定的。

但是，如果就此得出结论，每条道路本身就是一条作战线那是不正确的。不过随着战争的变化，一些一开始并不是作战线的道路也可能暂时成为一条作战线。由于这种道路只能够供侦察支队使用，其位置在主要作战地带以外的方向上。所以要将这种道路与真正的作战线混为一谈，是非常荒谬的事情。此外，如果有三条相互相距一到两天行程的良好道路都通向同一个作战正面时，就认为它们会构成三条不同的作战线，那就是错误的。因为作战线必须是这样的一个空间，可使一支军队的中央和两翼都能在该空间有一个从每翼移动一至两日行程的范围。因此想要达到这一点，在这个空间里面，至少要有三至四条通向作战正面的道路。

根据上述我们可以看到，直到今天，人们还常常把“作战地区”和“作战线”混为一谈，甚至将它们代替使用，而且也经常把“作战线”“战略线”和“临时交通线”混淆。

我认为所谓的“作战区”应该用来表示整个战争区的大部分地区。“作战线”这个术语应该用来表示军队在这个大部分地区中沿其中的一条或者是几条道路执行任务的那一部分地区，而“战略线”表示的则是连接战争区各个点之间以及军队作战正面之间的几条重要线。同样的原因，一支军队为了到达一个决定点，或者为了能够更好地实施一次坚决的机动，他们使用主要作战线时所使用的路线，也能够被称作是“战略线”。我们用“交通线”这个术语来表示配置在作战地区内各部队之间的通行道路。

为了能够更好地进行说明，我还将举一个例子。1813年，奥地利参加了反对拿破仑的联盟，然后派出三支联军进攻，这三支联军分别以萨克森、巴伐利亚和意大利为入侵目标。因此，萨克森就成了主力部队的作战地区，因为它位于德累斯顿、马格德堡和布雷斯劳之间。在这个作战区内，一共有三条作战线通向作战目标：波西米亚军队是第一条作战线，经德累斯顿和克姆尼茨到莱比锡；西里西亚军团的作战线是第二条作战线，它是从布雷斯劳，经德累斯顿或维滕堡，到莱比锡；瑞典荣王军团的作战线是第三条作战线，也就是从柏林起，经德绍，到莱比锡。这三个军团中的每一个军团都沿二至三条相互平行、相互之间距离并不是很远的道路行进。不过，我们一定不能够说每个军团有三条作战线。

通过这个战例我希望能够完全证明，“作战线”一词不是指战争区内的每条道路，而是指统帅计划中所包括的，所有军队在战争区内所要经过的地方。军队主力经过的路线是主要作战线；在这些路线上还可以建立兵站、梯次弹药库和给养库；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路线还可用作退却路线。

等我们明白了这些区别之后，我们还需要说明的就是关于这些具体“线”的科学概念，因为战争计划最主要的部分是要确定这些线的选择、设置和方向时所依据的打算。

为了能够只用一个词就将这些具体“线”跟与它们相关的战争艺术各部分区别开来，我们将前面的称作“区域线”，把后面的称作“机动线”。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一个统帅能够用一个词来表示自己选择这些线所可能想象出的各种不同的战略概念；最灵活、最符合原则、最可保证取得巨大的胜利是他选择这些线的最基本的要求。“机动线”这一词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些概念可以被看成是某些相互之间有区别的机动。不过，很多军人却不想深入地理解这一术语的真正意义，而是轻率地用那种平庸的道理来表述什么线不可能是机动。因此，为了避免把这一名词跟真正的作战线混淆不清，我除了在第二十二节里将要用到这个名词后，之后就不会使用了。选择和调整作战线的战略理由

作战地区所涉及的问题的选择是有限的（一般而言，一个战区只有两到三个作战区，并且这些作战区的利益常常由地形条件所决定），但是作战线的情况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作战线可以依据与敌人阵地的关系，与战略棋盘内交通线的关系，与最髙统帅所计划实施的机动的关系分成很多种不同的类型，并且决定各种作战线的名称。

在边境的一个方向作战，而不会从其编成内往外派出大量独立部队的一支军队作战线被称作是“单一作战线”。

形成“多重作战线”的情况有两种：两支相互独立的军队在相同的边境线上作战；沿着这条作战线行进的部队，可以分成两个几乎相等的部分，由一个指挥官指挥，但是他们相互之间的距离并不是很远，也不需要太多的时间独立作战。“内线作战线”，是一支或两支军队在对抗几支敌军时所采用的路线，要在敌军对我军采取行动之前，能够迅速调动和集中全部兵力对付敌人。这是其构成和方向的选择。“外作战线”造成的结果可能恰恰相反。只要是一支军队同时对敌军的两翼或者是很多个部分作战，他们所采用的这种作战线就属于“外作战线”。“向心作战线”是指它们相互之间的距离比较远，然后它们从各个点出发集中到基地前面或后面的同一个点上。“离心作战线”指的是沿着它们行动的军队，从一个共同的点出发，然后分成不同的部分，向各自的目标进发。“深入作战线”，即由基地出发、延伸距离比较大的作战线。“辅助作战线”，指的是相互可以支援的两支军队之间的相互关系。举一个例子，桑布尔河-马斯河军团在1796年曾是莱茵军团的辅助作战线。1812年的时候，巴格拉季昂军团也曾经是巴克莱军团的辅助作战线。“偶然作战线”，这种作战线是由于战局发生了变化，不得已改变原来的作战计划，而采用新的作战线。虽然这种战线不是很多，但是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并且采用这种作战线的人一定是学识渊博、思维活跃的天才。

最后还有两种作战线，也就是临时作战线和最后作战线。前一种作战线是能够让军队完成最开始的作战任务，以便在初战胜利后再选择一条更重要、更直接的作战线。这些看起来属于偶然性的作战线，其实也属于作战线。

通过前面列举的这些定义表明，我的思想跟前人的思想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实际上，在此以前，这些线一直被认为只是跟物资有关。劳埃德和比洛都只是从与军队兵站和仓库的关系方面来对这些线进行评价的。比洛甚至还提出一个观点，一旦军队驻扎在了营地，就没有了作战线。下面我们举一个例子，就会看出这样的奇谈怪论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假设有两支军队都驻扎在营地，一支驻扎在莱茵，另一支驻扎在杜塞尔多夫前面的营地，或驻扎在这条边界上的任何一点。我们继续假设，靠近莱茵河的后面是他们的仓库，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一定会想要得到最可靠、最有利和最接近的阵地。这两支军队接受的任务有可能是进攻任务，当然也有可能是防御任务，因此他们都会按照计划规定的各种作战行动选择作战线的。

这两支军队是以他们所在的点为基点来选择地域防线的，这种防线会一直延伸到他们所应防守的第二线。所以，如果敌人想要在分割这两支军队的地区进行顽抗，那这两条线很有可能被敌人切断。梅拉斯在亚历山大里亚储存了可以用一年之久的弹药，他们还有可能将其在明乔河之线的基地的联系给切断，前提是一旦取胜的敌军占领波河一线。

不过当敌人集中力量对这两支军队进行逐次压制的时候，那么这两支军队的作战线就可能成为双重作战线对单一作战线。如果敌人能够非常迅速地集中其全部主力，也将自己组成两个军，将自己分成两个部分，那形成双重外线对双重内线的可能性也很大。

如果比洛能够提出，在本国作战的军队不如在敌国作战的军队的时候就会对最初的作战线进行依赖，那他的这个观点就会正确得多。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本土作战的军队，可以在必要的方向上拥有为确定作战线所需要的优势和依托点。当然，这种优势也可能会失去，尽管它不像在敌国作战会遇到那么大的危险。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这支军队没有任何作战线。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比洛的依据是不精确的。这样一来，此观点就会在他的著作中所列举的一些原理上错误地体现出来。我们想要就此确定一些更加符合战争一般原则的原理。这些原理没有任何的随意性。我们会尽力找出一些具有充分说服力的事实来证明它的正确性，因此在这里我们不妨重复一下前面对18世纪最后几次战争中对作战线做过的分析。但是，这仅仅局限于法国大革命的战争。这一切我们将会在之后的章节中给予补充说明。评法国大革命战争时期的作战线

这场战争的胜利是千变万化的，在这场可怕的战争开始的时候，法国的主要敌人是普鲁士和奥地利。因为意大利距离作战目标太远，因此战争区仅延伸到意大利驻有相互监视的部队的地区。胡宁格到敦刻尔克的这个空间成为了战区扩展到的地方，并且这个地方主要分成了三个地区：包括从胡宁格至朗道的莱茵河一线右面地区；位于摩泽尔河至马斯河之间的中央地区；包括日韦至敦刻尔克之间的边境阵区的左面地区。

1792年4月，当法国宣战的时候，它的目的是预防敌军会合。当时的法国有一支数量达几十万人的军队，并且在上述三个地区都有配置，而当时的奥军在比利时只有不超过三万五千人的兵力。所以要对法军进行阻止，这样的理由是不充分的。他们花了整整四个月的时间才完成了从宣战到联军的集结。有人认为，入侵比利时可能妨碍了对香槟的入侵，因为当时的普鲁士国王或许已经对法国的力量给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因此牺牲自己军队，去实现一种次要目的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即强加于法国一个政府形式。这种说法也并不完全真实。如果对香槟的入侵并没有得到人们所期待的后果，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这次入侵没能改变欧洲的面目呢？

当普军于7月底到达科布伦茨的时候，法军想要进行入侵战争已经不可能了，因此这个作用就落到了联军的身上。至于他们是怎么做的，是所有人都明白的。

法军在我们之前介绍过的边境地区已经部署了十一万五千人的兵力。他们配置在长达一百四十古法里（约560千米）的正面上，要想进行有效的抵抗是不可能的。因为只有对其中央进攻，并且阻止其会合，才能够使其受挫。这种纯军事性的见解得到了全国的同意，但是国家提出的目标却是纯政治性的。只有采取速战的办法才能达到这一目标。在摩泽尔河和马斯河之间的区域线，有一处设防没有其他地方严密，那里有一条中间线。盟国军队可以用优越的要塞卢森堡作基地，现在可以知道这个基地的选取是非常巧妙的。但遗憾的是，后来并没有按照这个企图执行。

不过如果考虑到其家族的关系，或者从其领地在战争一旦失利可能遇到的危险考虑，维也纳宫廷跟这次战争的利害关系是非常大的。然而他们的主要任务却落在了普鲁士人的肩膀上，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当时的奧地利当局仅仅派出了三十个营的兵力支援入侵，而有四万五千人布置在布里兹高、莱茵地区和佛兰德一带，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对其进行监视。后来奥地利所展开的重兵究竟隐蔽在什么地方？奥地利政府赋予了这些重兵什么样的任务，而不是让他们保障入侵军队侧翼？顺便说一下，奥地利本身花了很大的代价做成了这一惊人体系，不也能说明普鲁士人在不久之后所定下的决心吗？他们的决心是完全退出在他们本应登台时所不幸放弃的舞台。

因为与一个军的存在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对这些从战争艺术观点来看颇为奇怪的看法也有了关注；吕克涅尔的这个军所应掩护的不是布里兹高，而是普军翼侧，它面向摩泽尔河的配置，扼守梅斯营垒的做法正好说明了这一点。但需要说明的是，普军并没有为了保障胜利而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积极性而采取行动，这使得它在康斯营地白白耗费掉了八天的时间。做一个假设，如果这支军队能够在伊莱特赶在迪穆里耶前面，或者能够用全力把迪穆里耶从那里赶走，那么这支军队就有可能集中优势兵力，夺取优势，并将其各个击破，有效地阻止其会合。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腓特烈一定会承认迪穆里耶的话是正确的（迪穆里耶曾对格朗·普莱说过，如果他遇到了国王，他就会被远远超过夏龙）。

在这个战局中，奥地利证明了，他们对虚伪的道恩和拉西体系仍然在坚持，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保存一切而掩护一切。他们认为，在摩泽尔河和萨尔河根本没有任何防卫的时候，应该将两万人布置在布里兹高。这样的做法表明，他们由于害怕失去某一个乡村而按照自己的体系派出了许多大规模的独立支队，这样反而使自己军队的力量被削弱了。其实胜利总是属于具有更多人数的一方，这一点他们恰好忘记了，这也导致他们为了占领边境，防止入侵，而在边境全线陈兵：这恰恰是导致敌人得以在全线越境的重要原因。

关于这一战局的利益，我不想在这里赘述。我想要指出的是，迪穆里耶停止对联军军队的追击只是为了想要把战争区从中央转移到总战场的极左翼，这样做根本没有什么依据。顺便指出，他对蒙斯的萨克森-特申公爵的军队的正面进行进攻，而没有提出这次进攻的深远目标；如果他率主力顺马斯河而下，直接指向那慕尔，他就有可能将敌军逼退到北海、纽波特或奥斯坦德，然后在热马普交战的时候很容易地将其歼灭。

1793年的战局对说明错误作战方向的影响也是非常恰当的。奥军获胜，并收回比利时，这主要是因为迪穆里耶没能将其作战正面成功地延伸到鹿特丹。在这之前，只能对联军的行动进行称赞。他们的目的是想要收回几个富饶的省份，因此认为必须善于针对迪穆里耶的宽大正面的极右翼采取攻势。不过他们在将法军逼退到瓦朗谢讷，造成了法军的瓦解，指挥也混乱，根本没有力气进行抵抗的时候，为什么在要塞前面停留了六个月之久呢？这使得公安委员会有足够的时间组织新军。这个时候如果想到法国的悲惨处境和皮埃尔将军的军队的混乱状况，我们怎么能够理解联军进攻佛兰德要塞的行动呢？

当一个国家的首都成为决定这个国家全部命运的时候，入侵战争特别有利。假如国家是由最强有力的帝王掌管，就算是在最普通的战斗中，大本营也是帝国最重要的点。不过，如果一个国家被一个弱君管辖，当为信仰而战斗的时候，首都会在更大程度上成为国家的威力中心。

如果有人对这一真理表示怀疑，那么我就可以举一个例子对此进行回答。这种程度已经在法国的巴黎表现出来了：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奋起反抗压迫他们的政府。假如法军于法马尔失败后，能留下荷兰和汉诺威的军队监视法军残余部队，而英军和大部分奥军同普军及在莱茵无用的军队则会一起向马斯河、萨尔河和摩泽尔河进攻，那么在作战之中，就会有十二万人的大军保证在作战中从翼侧用两个军掩护其入侵路线。我甚至还有这样的想法，不需要改变作战方向，不需要冒更大的风险，只要让荷兰和汉诺威的军队监视莫伯日和瓦朗谢讷要塞的任务，就可以让主力去追击皮埃尔残部。不过在取得了胜利之后，二十万人只忙于围攻，连一寸土地都不占领。在他们遭遇到法国的进攻之后，却分成了十五或者是十六个军占领防御阵地来掩护自己的边境。但是在瓦朗谢讷和美因兹被攻占的时候，他们并没有采取全力去对康布雷营垒作战，而是采取离心攻击，一方面向敦刻尔克进攻，一方面指向朗道。

还有一种情况，不得不让人感到惊讶，那就是在战局开始的时候，最大的努力是用于总战场的右翼作战，但是后来却转为了对极左翼作战。当联军在佛兰德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驻守在莱茵地区的大量军队一点也没有想要援助他们，而当这些部队开始进攻时，联军在桑布尔河一点措施都没有。难道说这些错误的行动跟1761年的苏比兹和布罗格里的行动以及法军对腓特烈进行的七年战争中的行动不相似吗？

1749年，双方原来的角色都完全改变了。法军从艰巨的防御态势转为胜利进攻。这无疑是一个制订得非常巧妙的作战计划。不过如果认为这就是一种新的进行战争的体系，那就是夸大了这些计划的优点。我想要让我的论断得到证实，于是我们来对比一下双方的军队，看看他们在这一战局和1757年战局中的态势，并将两者进行对比。毫无疑问，这两个战局的计划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并且作战的方向也完全一样。当时的法军一共有四个军，编为两个大军团。而普军只有四个师，不过在山地出口处也编有两个军团。跟腓特烈和施威林元帅在1757年将其部队指向布拉格那样，法军的两个军团在1794年开始向布鲁塞尔进攻。这两个战局之间的唯一区别就是1794年分布得不是很分散的奥军在佛兰德的阵地，要比1795年在波西米亚的布朗阵地较短。虽然这只是一个不大的差别，但是这种差别并不利于1794年的计划。因为当时法军的配置面向北海，因此在反对法军的这一战局中，就对奥军右翼实施迂回很是不利。皮歇格吕想要迂回到奥军右翼，只能够从北海岸在敌军主力之间通过，这显然是一个非常危险和错误的方向，是—个仅适用于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方向。这次行动跟贝尼格森在下维斯瓦河地域采取的行动几乎没有什么区别。1807年的时候，它也几乎让俄军遭遇到了很大的危险。向波罗的海败退的普军，它的交通线被切断之后的结果也说明了这一真理。

不过，如果科布尔格亲王能够像我们现在这样采取行动，那他肯定会为在茹尔当给予协助之前一个月采取这一大胆的机动而感到后悔。奥地利大军主要负责进攻任务，他们的大军位于朗德勒西要塞前面的中央。它一共有一百零六个步兵营和一百五十个骑兵连的兵力。负责掩护佛兰德的是右翼的克莱尔法特军，负责掩护沙勒罗瓦的是左翼的考尼茨军。朗德勒西之战的胜利，将这个要塞的大门打开了，并且在沙皮伊将军的文件中发现了向佛兰徳进攻的计划，因此他们就向克莱尔法特派出了十二个营。约克公爵的军队在得知法军胜利的消息后，过了很长的时间才去支援他。不过这个时候的奥军余部究竟在朗德勒西做了些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奥军已经遭到了削弱，因此进军的速度也降低了很多，却还在这个时候往外派兵。难道科布尔格亲王在让法军得以各个击破他的各大部队，并在比利时巩固后，就没有丧失掉中央阵地的全部优势吗？他向沙勒罗瓦的考尼茨亲王派出其中的一部分兵力，并且将一个师留在了卡托，然后才向前行军。如果一开始奥军的主力就不分散兵力，而是向图尔宽进发，那么他在该地集中一百个步兵营和一百四十个骑兵连是非常有可能的。在这样的状况下，被切断与边境的联系，然后又被夹击在北海和两个敌军要塞之间的皮歇格吕将军的著名进攻又将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结局呢？

法军的入侵计划不仅具有一切外作战线的严重缺陷，而且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4月26日，是向库尔特莱进攻的时间，不过茹尔当却是在一个月之后才到达沙勒罗瓦的，也就是6月3日。这对奥军来说，是一个多么难得的可以利用的中央配置的良机。我认为，如果普军机动它的右翼，而奥军机动它的左翼，就算是普奥两军都能在马斯河地域进行活动的话，那结果肯定会完全相反。实际而言，只要能够对分散的法军中央配置联军主力，一定能很好地阻止法军各个部队的会合。当然，在正规的作战中，沿着绵亘战线配置的敌军中央攻击的危险性是不言而喻的，那是因为敌军有可能利用其翼侧和各预备队同时展开行动，不过这种情况对延伸长达一百三十古法里（约520千米）的作战线发起进攻，就完全不会适用的。

1795年，普鲁士和西班牙宣布退出联盟，莱茵河地区的战争区域就缩小了，不过意大利这个时候为法军开辟了新的光荣的战场。在此战局中，法军的作战线还是双重作战线：法军企图同时通过杜塞尔多夫和曼海姆行动；克莱尔法特将军要比他的前任明智得多，他以此将主力逐渐转移到了上面所说的两个地方，并在曼海姆附近及美因兹附近的筑垒阵地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样的状况迫使桑布尔河-马斯军团向莱茵河左岸转移，这样就可以很好地掩护摩泽尔河，迫使皮歇格吕将军返回朗道。

1796年，在莱茵河地区的作战线方向和1757年波西米亚和1794年在佛兰德的作战线方向一样。但是结果却和1794年完全不一样。莱茵军团及桑布尔河-马斯河军团从基地的两边出来，然后沿着中心方向向多瑙河进军。这样一来，它们就构成了两道作战线，这跟1794年一样。卡尔大公比科布尔格巧妙，他巧妙地利用内线作战，提前向法军集结靠近。之后，他利用拉图尔军有多瑙河掩护的机会，花了好几天的行程追过莫罗，然后以全力进攻茹尔当的右翼，将茹尔当击败。维尔茨堡之战决定了德国的命运，迫使莫罗军队在极长正面上退却。

那个时候，拿破仑已经在意大利开始了自己非凡的业绩。他的主要目标是要孤立皮埃蒙特军队与奧地利军队；他的这个目的通过米列季莫之战得以实现，迫使皮埃蒙特军队和奥地利军队各沿一条外战略线行动，然后在蒙多维和罗迪将其各个击破。这个时候，有一支敌军为了解救被他围攻的曼图亚，在蒂罗尔集结。但是，这支大军犯了一个错误。而法国将军的行动比闪电都要快，他从围攻中撤出来，放弃了其他的一切，刚刚从布雷西亚隘路走出的敌军第一纵队，被他就地击破，并且被赶进了山里。接下来不久，在同一个地方他又将敌军第二纵队击破，并迫使其恢复与右翼的交通联络，然后向蒂罗尔退却。不过维尔姆泽则早已经将这些教训忘到了九霄云外，他想要做的是掩护罗韦雷托和维琴察附近的两条线。不过当拿破仑将其第一军击破后，迫使其退向拉维斯，并且转向右侧，从布伦塔河谷前出到敌军左翼，结果这支所谓的名牌军队的余部向曼图亚逃生，并且在该地投降。

他们在1799年的时候又恢复了敌对行动。虽然在1796年，法军因为错误地选择两条外作战线而尝到恶果，但是他们在这一战局中又选择了三条外作战线，选择的区域是在莱茵河和多瑙河地域。下莱茵地区被左路军团监视；向多瑙河挺进的是中路军团；负责占领可以侧防意大利和瑞士的施瓦本是跟前两军团一样强大的第三军团。这三个军团只有在离开其作战基地八十古法里（约320千米）的地方，也就是在因河河谷才能够会合。卡尔大公的力量跟他差不多，不过他将全部的军力用来对抗敌军中央，在施托卡赫将其击败，逼迫赫尔维蒂的军队放弃格里宗和东瑞士。

不过联军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没有继续争夺后来为此付出很高代价的中央地带，却采取了在瑞士和下莱茵的双重作战线。就在他们的莱茵军团在曼海姆作乐的时候，他们的瑞士军团在苏黎世被击破。

1800年的时候，这里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拿破仑从埃及班师回朝，于是在这一战局中出现了新的作战线：从瑞士两翼经过的是十五万大军，其中一边指向多瑙河，而另一边则指向波河。正是这一巧妙的运动让夺取的大片领土有了保障。直到那个时候，近代史上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作战线呢。法国的两支军队构成了可以相互密切支援的内作战线。奥军却被迫外线作战，这样他们的交通线就不能够相互支援。预备军团以巧妙的行军，切断了敌人与其作战线的联系，却保持了自己与本国边境的联系。

这个真理在附图Ⅱ中的第3图得到了证明，对双方的态势有了明确的显示。A和AA分别表示的是预备军团和莱茵军团的作战线；B和BB则分别表示了志梅拉斯军团跟克赖军团的作战线；圣贝尔纳、辛普朗、圣哥达、斯普吕根各个山口则分别由CCCC来表示；预备军团的两条作战线由D来表示；保持退却线的法军各师由HJK表示；马伦戈发生冲突的地点则由LG表示。我们从这幅图中可以看出，梅拉斯被切断了与其他基地的联系，但是法军统帅却没有任何风险，那是因为他一直保持了与其边境和辅助作战线之间的所有交通线。

依据对这些可以回忆起来的事件的分析，还有我们刚才对这些事件所做出的概述，就足以让人相信，选择机动线在作战中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明显，如果能够正确地选择战线，就能够在失利后迅速地恢复态势，将敌人入侵的成果给剥夺，从而扩大自己的战果，并且攻占敌军的领土。

我们在对这些最著名战局的计谋跟战果进行对比之后发现，只要是有益利于取得胜利的一切作战线，都跟我们多次提到的基本原理是密切相关的，不管是单一作战线还是内作战线，它们所追求的目的，就是通过战略运动，将敌人非常强大的兵力——很多师，在关键点投入战斗。我们还可以看出，一切导致战争失败的作战线都是跟这些原理相违背的，作战线太多，势必要以劣势和孤立的部队来跟敌人的优势兵力对抗，这样的结果不言而喻。作战线的规律

在我看来，以我所阐述的一切事件作为根据，针对作战线这一问题，可以归纳出以下几条规律：（1）如果战争艺术就是将军队最大优势的兵力用到战区的决定点上，那么在选择作战线时，主要的选择方法就要以达到这一目的为优先考虑，这也是一个良好的作战计划的重要基础。1805年，拿破仑为向多瑙佛特进军和1806年为向格拉进军的部队制订的方向是这条规律的最佳证明。对每个军人来说，这种机动是巧妙的，我们应该对此进行最认真的思考和学习。（2）选择作战线方向。作战方向不仅是由我们在下文中即将谈及的战区的地理形势决定，也是由敌军在这一战略棋盘上的兵力配置决定。但是作战线的方向仅仅是敌军的中央或者它的两翼之一。只有当兵力占有非常大的优势时，我军才能针对敌军的正面和两翼同时采取行动。要不然，无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如果同时对敌军的正面和翼侧采取行动，都犯了极大的错误。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确定这样一条原则：如果敌人犯了错误，军队的兵力过于分散，正面过宽，那么我军机动线可选择的最佳方向就是敌军配置的中心。但是，在其他的情况下，只要可以自由选择，作战线的最佳方向就是敌军的一个翼侧，进而可以对敌军防线和作战正面的背后进行机动。

之所以这样的方向比较有利，不单是因为对敌军侧翼冲击时只需要与部分敌军进行交战，还因为敌军的防御正面会有从背后被攻破的威胁。举个例子，如1800年莱茵军团前进并抵达黑森林防线的左翼边缘，随后，该防线的敌军几乎不战而退，同时，莱茵军团在多瑙河的右岸与敌军进行了两次交战。尽管这两次交战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是由于选择了恰当的作战线方向，经过这两次交战，莱茵军团进入了施瓦本和巴伐利亚。同时，指挥预备军团通过了圣贝尔纳山口，并指挥米兰指向敌军的极右翼，随后向梅拉斯后方行军，使其获得了更加辉煌的战果。这些战果早已为大家所熟知，所以我们在此就不重复了。

我们在阿尔卑斯山地图（见附图Ⅱ第3图）上显示的机动与这种机动是完全相似的。当然，这种机动与那种机动的对立极其明显，这种体系的要求之一就是要有与敌方的基地平行的基地，还要有可以构成直角的双重作战线，同时，它的顶点直指敌军的战略正面的中央。不过，关于这种体系，为了证明我们提出的原理的优势，我在前文中已经多次提及。事实上，如果军队的行动是指向敌军中央的，那么在我们看来，采用比洛的直角体系也是恰当合理的；只是，我们不希望那些并不重视比洛的评论者们针对这种体系提出过高的要求，而是希望如我们在下文中所提到的，比洛认为所必需的双重作战线是一种内作战线。（3）我们绝对不能就此认为，当在敌人作战正面的一翼作战时取得了胜利，军队就可以毫无危险地猛冲向敌人的后方，因为进攻部队在采取这些行动时，敌人可能会切断其交通线。如果要避免这种危险，我们就必须选择正确的作战线方向，以便军队能在自己的后面保持一条安全退却线，或者在必要时能控制一条可以向自己的基地快速撤退的退却线，这条退却线要位于作战正面的另一面，而这样做的方法就是改变作战线（见第12条规律）。

选择这种行动方向十分重要。如何正确选择行动方向已经成为了一个总司令应该具备的最重要的才能之一，为了更加透彻地理解这一问题，我将列举以下两个战例。

第一个例子，如果1800年拿破仑在翻过圣贝尔纳山口之后，经过都灵，直接向阿斯蒂或亚历山大里亚进军，并在马伦戈交战，那么在交战之前，就不能预先确定伦巴第和波河左岸是否可以在自己的背后进行利用，这样的话，他自己的退却线就可能被全面切断，这种情况比梅拉斯更加严重。当时，因为他从圣贝尔纳山口方面对卡札尔和帕维亚这些次要据点进行了控制，而又在亚平宁山脉方面对萨沃纳和坦达进行了控制，所以就有了退向瓦尔和瓦莱的充分可能。

假如1806年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在当时的战局（见附图I）中，拿破仑从格拉直指莱比锡，然后在莱比锡等候由魏玛撤兵的普军与之交战，那么，有很大的可能性他会像布伦瑞克公爵当年向易北河基地的退路被切断一样，也被敌军切断其向莱茵河基地的退路。不过，拿破仑是在魏玛方向从格拉向西进军，在通向萨尔费尔德、施莱茨和霍夫的三条路前展开了自己的作战平面；而这三条路正是他当时的交通线，他对这些路布置了非常严密的掩护。因此，在战斗的紧要关头，如果普军向格拉和拜罗伊特之间挺进，妄图将他的退路切断，那么普军很可能会为他开放一条很好的天然通路，这条路是除了从萨克森经卡塞尔通往科布伦茨、科隆（科伦）甚至威塞尔的十条路以外的，即莱比锡通往法兰克福的那条漂亮的公路。为了对这种意见的重要性进行阐明，我们说得已经足够多了。下文中，我们言归正传，还是继续谈谈我们归纳的规律问题。（4）如果想要便利实施巧妙的机动，两支相互完全独立的部队在同一条边境线上作战的情况就必须避免。两支独立部队在一条边境线上作战的情况只可能出现在大规模联合作战时，或者两支独立的大部队没有在一个作战地区作战，同时不会形成弊大于利的拥挤时。不过，就算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最好还是保证这两支部队归同一个指挥官指挥，同时，他的司令部也应该设在主要部队。（5）我们根据上述的原理通常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使用相同的兵力在同一条边境线作战，单一作战线的益处经常大于双重作战线。（6）但是，有时也必须采取双作战线。这样的情况一般来说有两种：第一，由于战争区特点的需要；第二，当敌人自己也有一条作战线时，我军被迫必须分别以一定的兵力迎击敌人聚集的每支部队。（7）在上述情况之下，内线或中央线的优点总会大于两条外线，因为当军队采取内线作战时可能会把它的每一个部分都用于实施总计划，同时，还可以比敌人更早地集结自己军队的主力，这样做可以保障战局任务得以顺利完成。

如果一支军队的作战线能提供上述这些好处，甚至可能以考虑周密的战略运动，将逐次遭到突击的敌军各部连续击败，如果要保证这一运动的成功，我们应该将一部分军队留下以作为监视军，专门用来钳制敌军部队；作为监视军，必须坚决避免与敌人发生激战，它的作用是尽量延缓敌军的前进，然后利用己方对崎岖地形的熟悉优势退向主力部队。（8）如果我军的兵力拥有了明显的优势，就算将军队分兵两路，也没有各部分军队被击败的危险，那么我军在选择作战方式时，就可以适时地采用两条作战线的作战方式。在这个时候，假若我们将全部兵力都集中于一点，那么我们就选择了一种错误的做法。我军就会丧失敌我双方在兵力对比上的优势，部队的部分机动性也有可能会丧失。所以，当军队决定采用两条作战线时，首先就应该考虑，根据地形条件和敌我双方部署情况，适当加强起主要决定作用的一线部队的军事实力。（9）还有两条规律被近代战争的主要事件证明了它的正确性。第一条规律，如果两支军队彼此支援而采取内线作战时，并且在一定的距离上敌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那就必须防止一点，即敌军把这两支军队逼迫到一个狭窄的空间里消灭掉。大家都知道，在著名的莱比锡会战中，拿破仑遭遇到了不幸。第二条规律，在采用内线作战时，不能够让其延伸得太远。不然敌人会对我们造成危险。如果我军的主要目的是想要对决定整个战争的命运进行把握，同样不能够延伸得太远。（10）基于同样的理由，两条向心作战线一定会比两条离心作战线更加有利。更加适合战略原则的是向心作战线，并且，它们还具有掩护供应线和交通线的优点。不过沿作战线行动的两支军队，在没有会合之前，应该避免单独和敌军集中的部队相遇。（11）有些时机，还是可以采用离心作战线的，比如一次战争胜利后；我军的一次战略行动将敌军的中心突破，其兵力被分割开来，这个时候，我军一定要采取离心行动，才可以完成对被打败敌军的分割。不过，就算是沿离心方向行动，我军各部仍然应该采取内线作战，也就是说，各部应该相互靠得比较近，在敌人会合之前集结。（12）有的时候，在战斗过程中，一支军队往往被迫改变作战路线，采取我们所说的临时作战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和微妙的机动；它可以获得巨大的成功，但也有可能因为考虑不周到或者缺乏艺术造成严重的失败，因为只有当一支军队在脱离困境的时候才能够采用这种临时作战线。我们在《论大规模军事行动》第十章中曾经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它是由腓特烈在解除了对奥尔米茨的包围后实施的。

拿破仑多次实行过这个计划，那是因为他每次都会冒险入侵别的国家，这样一来，他总会准备好一个计划，以防止事情突然发生变化。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在战事不利的情况下，他决定将作战线从波西米亚向帕绍或雷根斯堡转移，用来代替原来指向维也纳的作战线。他这样做的原因是前者能够提供一个资源丰富的崭新的国家，后者只能够提供一些遭到破坏的地形，并且卡尔大公会轻易地首先抵达该地。

他在1844年的时候，实施了一次更为胆大的机动，不过在当时，他主要是利用了有利的地形条件，这次机动的最显著特点是将阿尔萨斯、洛林森林地带作为基地，为联军开放了一条通往巴黎的道路。如果他能够跟莫蒂埃和马尔蒙会合，他的部队的数量就会超过五万人，那么他的这一计划便会取得决定意义的战果，还能对他辉煌的军事业绩有效地进行巩固。（13）我们在上文（第2条规律）中已经论述过，在作战线的方向和利弊产生重大影响的也有可能是国家边境的地势和战场地形的性质。对敌方构成突出角的中心位置，例如波西米亚和瑞士最为有利。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样的位置有利于我军采取内线作战，好从背后攻击敌人。在这个突出的角的两边，可以使用一切工程技术器材，加上天然的障碍，让两边的敌人无法突破。

如果没有这种中心位置的时候，代替这种中心位置的是机动性的相对方向。如下图所示，CD军运动到AB军正面的右翼，HI军则运动到FG军的左翼，于是便形成了CK和IK两条内线。利用CK和IK会合而成的兵力，就能够将AB和FG两条外线上的敌军各个击破。1796年、1800年和1809年所采用的作战线所取得的战果都是因为运用了这个计谋。（14）作战线方向的选择还会被作战基地的一般地形影响。作战线方向的选择肯定是应该根据作战基地各自的位置而决定。了解了前面我们关于作战基地的论述，对这个观点的理解也就容易多了。事实上，通过第十八节第1张插图可以说明，最有利的是我军作战基地跟敌军作战基地垂直延伸，也就是跟敌军作战线平行。这样一来，我军就很容易在指向敌人基地的点上夺取这些作战线，切断敌军跟他们基地的联系。

但是，如果我军的行动不能够很好地指向这个决定点，不能够很好地选好作战线的方向，那垂直基地的一切优势都将荡然无存。E军可以占领AC和CD的双重基地。如果以右翼指向F点，而不向GH延伸，那CD基地的全部优势就会丧失。

由此可见，将作战线跟作战基地和军队的行动的关系联合起来，便能夺取敌人的交通线，还能使自己的交通线不被敌人切断，这就是选定作战线方向的伟大艺术所在。这当然是一个既重要又难以解决的战略问题。（15）除了这种情况以外，还有一种情况会对作战线方向的选择产生重大的影响。这种情况就是在战局当中，主要行动是在没有受到任何损失的、人数众多的敌军面前渡过一条大河，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作战线的选择不仅仅决定于统帅的意志，也不仅仅是由对敌人防线某一部分的进攻所得到的利益所决定的。此时最需要考虑的是，在什么地方才能够安全渡河，还有就是在什么地方能够找到渡河所需要的材料。1795年，茹尔当在杜塞尔多夫地域渡过了莱茵河，1831年，帕斯科维奇在奥谢茨克附近渡过了维斯瓦河。他们在这两个地方渡河，都考虑到了自己没有足够的船只，必须从下游调用大量的商船：法国调用的商船是从荷兰购买的，俄国调用的商船是在托伦和但泽购买的，普鲁士的中立地区为这些船只向上游航行提供了方便，不然敌军非常有可能在那里设置障碍。茹尔当这次渡河，带来了很多利益，这诱使法军在1795年和1796年又发动了两次这样的入侵。但是这两次入侵又形成了双重作战线，使得法军被敌人各个击破，最后以失败告终。帕斯科维奇非常老练，并且头脑灵活，他仅仅用了一支扶助部队，就渡过了维斯瓦河。并且，他的这一行动是在主力部队已经抵达沃维奇后实施的。

部队要想在渡河当中受到各种各样的情况的影响比较小，就需要使用足够的军用舟桥。但是，渡河地点的选择仍需要由地形条件和敌人的位置来决定。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取胜的机会。我已经在《法国大革命战争史》第八卷中讲过，有关1800年拿破仑和莫罗渡过莱茵河的争论，是这一战略战术问题所能够说明的各种不同计谋当中的一个特殊例子。

渡河地点的选定，对部队渡河之后头几天的行动也会造成影响。至少在取得胜利之前，一定要防止敌人的破坏，保护好渡过的桥梁。但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需要用正确的原则来作为选择的基础，归根结底，主要渡河点的选择要么是敌军中央，要么是敌军的一翼。

在敌军延伸较远的一条警戒线面前，一支集中的军队从一个中心点强行渡河后，就会沿着两条离心作战线行动。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分割敌人警戒线的部队，让他们无法集中。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能破坏我军的桥梁了。

如果我军面前的河流较短，我军在渡河之后，又能够占领一条与河流垂直的战略正面，那么渡河的地点，最好是一翼，这样就能够避免敌军靠近我军渡河桥梁的方向。我们将会在第三十七节更加详细地分析有关渡河的问题。（16）对作战线的选择还有一点不能忽视，我们必须明白，对本国境内的作战线和敌国境内的作战线，它们之间的利弊是非常明显的。敌国的自然环境也会对各种利弊造成影响。我们设想，一支军队越过了莱茵河或者阿尔卑斯山，准备在德国或者意大利境内作战，那这支军队首先面对的将会是一些次等国家。就算这些国家结成了联盟，但是因为国与国之间的利益，以及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利益，还是会造成一些冲突的。这种冲突会大大削弱它们的力量。相反，假如一支德国的军队越过莱茵河或者阿尔卑斯山，侵略法国，那么它采取的作战线就要比法国入侵意大利所采取的作战线更加暴露，更加危险。因为，德军所要面对的是在行动和意志上都非常统一的整个法国。

一支以防守为主的军队，如果它的作战线设在本国境内，就可以利用当地居民、政权、要塞、产品、兵工厂、商店等一切有利因素，不过这些有利的因素在异国作战时是不能很好地被运用的。因为在敌国，要找到反对敌军的势力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甚至敌军还可以利用其社会上跟我军的敌对分子给我军造成不利影响。

我在前文中已经说过，一个国家的自然环境也会影响到作战线的利弊。毫无疑问，除了上述外，一个作战线如果经过一个富饶、肥沃、工业发达的地区，肯定要比经过一个沙漠贫瘠地区更加有利。特别是当进攻者与之作战的并不是该地区全部的人民时，情况更加如此。入侵者可以在这种丰富多产和工业发达的居民地区得到想要的一切。而在另外一种地区，入侵者得到的最多只有马匹的饲料，至于其他的物品全都需要自己携带。因此，在这种地方作战，困难必定会增加，也必然会使迅速、勇敢的作战行动变得更加危险。对于施瓦本的优美和伦巴第的富饶非常感兴趣的法国军队，就在1808年的时候，差点埋葬在普乌尔图斯克的泥土中。1812年，他们全军覆没在立陶宛的森林沼泽地带。（17）还有一条作战线的规律被许多作者重视，这条规律实际上是空想的，但是用几何公式来表达，好像是非常可靠的。按照这个规律，必须在设置每一条作战线的全部国家中将跟这条战线相等距离上的敌人完全肃清。不然的话，这些敌人就可能威胁到我们的退路。我们可以用下面的几个公式表述这个事情：“能够保障作战行动安全的唯一行动是将所有敌人赶出一个半圆之外，最中心的目标就是这个半圆的中心，作战线的长度就是这个半圆的半径。”

想要证明这条不是很明确的定理，有些人指出，凡是以直径为对应边的各个圆周角都是直角，这也是比洛对作战线所要求的角的度数。当然这也是被认为唯一合理的体系——楔子形战略布局，根据这一点，一些好事者得出结论，凡是不愿意用三角学作战的人都是无知的人。

虽然在纸面上看起来这条规律是非常正确的，同时它也受到了热烈的支持，但是从实际情况上看，却不断地被事实所推翻。一个国家的自然环境、山川形势、军队的士气、领导者的能力和精力、人民的精神，上述种种，不管是用角还是用直径，抑或是用圆周，都无法对其进行准确估计。诚然，能严重威胁退却部队的大量敌军，绝对不允许在退却线的翼侧存在。但是，如果过分重视这条被说得神乎其神的规律，也会导致自己的军队在敌国境内寸步难行。除此之外，人们将这一规律抛弃的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不管是在近代的战争中还是在欧根·萨瓦亲王和马尔波罗的战争中，上述战役无一不证明了这些虚构的数学规律的毫无根据和毫无用处。1800年，当费森、萨尔尼茨和整个蒂罗尔还处于奥地利当局的统治之下时，莫罗将军就在维也纳的城下；当都灵、热那亚和滕达山口被梅拉斯的军队占领，拿破仑当时正在皮亚琴察。最后，我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当欧根·萨瓦亲王的军队迫使法军留在明桥河上，也就是距离它的基地仅仅几公里远的地方，然后经过斯特拉德拉和阿斯蒂去援助都灵，这又是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几何图形呢？

在我眼中，上述三个例子足以说明，不管是在像腓特烈和拿破仑这样的天才面前还是在像马塞纳、苏沃洛夫等具备伟大性格的人面前，所有的几何圆规都会丧失其光彩。

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认为我这样说是想对那些精通能教我们一切计算（甚至是天体运动）的科学的军官们的功绩进行贬低。与此相反，我对他们还是怀有深深的敬意的。据我个人的经验，这里有充分的理由让我们认为在绘平面图和制图，同时在构筑和攻击要塞或者营垒上，他们的科学是必须的；除此之外，确实还有一些对实际运用有利的各种计算。不过，这些计算对所有的战略和打战术的相关问题帮助很小，原因就在于战略和打战术的所有问题，是由静力学定律促进的精神激动起关键作用的。厄克里德的那些令人尊敬的学生，他们具有极高的指挥军队的才能，可是如果想赢得光荣和胜利就必须丢掉他们的一些三角学，至少拿破仑就遵循了这样的做法。我们回顾他曾经指挥的一些经典战役，显然与其说是属于准确的科学范畴，不如说是属于诗的范畴，原因很简单，就在于战争不是一种数学行动，而是一出激情四射的话剧。

我所说的上述这些离题的话，希望得到大家的原谅。曾经有人用空洞的公式来攻击我，那么自然我就会为自己辩护。对于我的批评者，我唯一的请求就是他们对待我时，能像我对他们那样公正。在他们看来，战争是有条不紊的，审慎的，可在我看来，战争是生动、勇敢、激烈的，有时甚至需要一些鲁莽。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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