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采写通讯(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从军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如何采写通讯试读：

引言

新闻精品创作，是新闻人的永恒追求。通讯精品的创作，是这个永恒追求的重中之重。新闻历史的天空中，一篇篇通讯名作熠熠生辉，成为那些时代的珍贵记录。

在新华社80多年的历史中，一代又一代新华人在通讯采写的道路上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开创了新华社独具一格的通讯采写文风，值得我们骄傲和珍惜。范长江、穆青等前辈在通讯中所描写的一个个鲜活的形象和感人事件，依然历历在目，让我们至今还能真切地呼吸到弥漫在历史深处的时代气息。

2011年9月以来，以践行“走转改”活动为发轫，我带领记者深入山区、沙漠和贫瘠之地，先后采写了《守望精神家园的太行人——红旗渠精神当代传奇》、《永恒的召唤——雷锋精神世纪交响曲》、《“三西”扶贫记》、《“三北”造林记》、《面向未来的赶考——习近平总书记指导河北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回访记》五篇长篇通讯。这五篇通讯的创作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探索、创新和思考的过程。

今天，我们怎样采写通讯？怎样才能创作出属于这个时代的精品？本书是我多年来对通讯创作的理性思考和实践总结，以飨读者。

第一章 通讯的采访

采访，是记者的生存方式。“七分采，三分写”，这是新闻采写的通理。对于容量大、层次多、信息含量丰富的通讯而言，采访尤为重要。没有深入扎实的采访，即使才华横溢，也写不出锦绣文章。

时代在变化，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更为便捷地获取信息。但是，任何一种方式都无法替代创作者自己深入生活、深入基层、深入实际的体验感受、调查研究。无论记者置身于何种时代，这一点都不能改变。相反，信息时代向通讯采访提出更高要求，必须是独家、原创、首发，要抓取、挖掘反映事物本质的信息。

通讯采访是一个充满艰辛的工作。只有占有大量材料，写作才游刃有余。记者如建筑师，素材即建材。创意设计再好，没有优质材料，也难有作为。一般而言，通讯创作使用的材料往往只占采访搜集材料的百分之二三十，甚至更少。比如《“三北”造林记》发表时全文1万多字，而采访笔记就有6万多字，背景材料多达百万字。为了创作这篇通讯，记者经历了两轮大型采访：先是1个多月的摸底采访，在此基础上，确定了二轮采访路线和重点采访对象，辗转内蒙古、陕西、宁夏三个省区，沿着毛乌素沙地边缘画了大半个圈，重点采访人物就有14个。

美国著名传播学者约翰·布雷迪在《采访技巧》中说：“采访无非是一种渴望——那是既简单又自然的愿望，你可以不需要大学文凭，甚至不需要掌握一定的交际术。你只需要对人们有执着的好奇心，同时对他们有不太轻率的信任。”我个人认为，通讯采访，是一门讲求技巧的艺术。面对陌生的对象，记者要在最短时间内打开采访对象心扉，形成思想情感的共鸣，让他道出实情、说出心里话，这是一项高难度的工作。如何选择恰当的采访环境，如何营造良好的采访氛围，如何提出有针对性的问题，如何形成采访双方的互动，如何激发采访对象的爆发点，都对记者的采访艺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通讯采访是一种综合创造的劳动。通讯采访不但是用脚走出来、用口问出来、用手记出来的，还要用眼睛观察、用大脑思考。它要沙里淘金，抓取经典的故事和细节；它要由表及里，挖掘新闻事实的本质意义；它要由此及彼，生发想象新闻事实关联的内容。通讯采访要求大视野、小切口、热投入、冷观察，需要记者全身心地投入。

通讯采访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确定选题、做好案头工作、制定采访计划、拟定采访提纲到实地采访，从采访后的“复牌”到补充采访，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要求和侧重点，需要精心设计，科学施策。在不断反复和深化中，实现对事物从局部到全面、从表象到本质的把握。

精彩，总是在路上。通讯的采访，是一个探宝之旅、发现之旅，总有意想不到的精彩猝不及防地扑面而来，并且稍纵即逝，通讯创作者要敏锐应接，紧紧抓住。

第一节 通讯的选题

采写通讯，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选题。它涉及多重因素的考量：报道的思想价值导向是否正确，是否向社会提供的是正能量而不是负面价值？报道对象是否具有典型性、有较大开掘余地？报道主题是否紧扣时代脉搏、为群众所广泛关注？采访是否存在较大难度？记者是否有足够能力去驾驭？等等。

石油钻探选位不准，耗费人力物力打出的可能是一口瞎井。通讯尤其像长篇通讯这样的大制作，一旦选题出现较大偏差，也会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选题是通讯采写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第一步，不可不慎。

那么，通讯选题应该把握哪些方面的要求呢？

第一，把握正确导向，揭示时代特质，昭示时代走向。

导向正确是通讯的第一要素。这个导向包括舆论导向、价值导向、思想导向等。导向错误，产生的只能是负面价值。美国著名新闻人普利策有句名言：“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瞭望者”瞭望的是“时代”的风云，审视航向是否正确，船会不会搁浅触礁。审视通讯选题，必须以政治家之眼把握正确导向、审视时代事件、揭示特质、昭示走向。历史上，大凡优秀的通讯无不体现了正确的导向，闪耀着思想和价值的光辉。

抗战爆发后，范长江从川北出发，经过甘肃、陕西、青海、内蒙古等广大西北地区，全程4 000里，历时10个月。他把旅途见闻写成通讯陆续发表，成就了新闻史上的名篇《中国的西北角》。

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题目呢？范长江在《记者工作随想》中提到这样两个原因：一是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走向，二是力图比较深入地了解即将成为中国抗日大后方的西北地区的现状和未来。他认为这是中国人民当时最关心的两个极其重大的问题。

显而易见，这两个考虑体现了范长江对民族的高度责任感，也体现了他通观全局的时代感。

作为一个通讯创作者，必须以宽广的历史视野和自觉的时代意识，担当起时代的“瞭望者”和思想的“助产士”的责任。面对浩如烟海的事件、人物、现象，以独到的眼光选出最具典型意义的题目，从而去发掘被纷繁复杂的表象所掩盖的思想内核、精神价值和时代本质。《守望精神家园的太行人》一稿的采写，源于“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活动。选题的确定，经历了一个以时代要求去把握和遴选的过程。

确定要下基层采访时，我正要到欧洲访问。出访前，我委托总编室搜集选题和线索。全国30多个分社报送了五六十个选题，包括南水北调大移民、红都瑞金50年变迁喜与忧、山西右任18任县委书记绿色接力、浙江义乌“无中生有、无所不有”新奇迹等等，不少选题角度新颖。临行前一天，我对搜集到的选题作了初步梳理和斟酌，出国期间，又作了反复考虑，到维也纳那天，我与总编室负责人在电话中作了沟通，最后确定了红旗渠这个选题。

为什么在五六十个选题中唯独选中红旗渠这个老典型呢？

这是基于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考虑。红旗渠穿越50年，蕴藏着丰厚的精神财富。选择红旗渠，将其置于民族精神的时空坐标中重新审视，挖掘其时代价值、认识其时代精神，回答摆脱贫困、物质富有的中国人该作出怎样精神选择的时代命题，意义重大。稿件播发后引来的强烈社会反响，也证明了这种选择的准确性。《“三西”扶贫记》选题的确定也是这样。2011年12月初，我和几位同志讨论 “走转改”选题，同志们提出了一些题目，我从中选择了“三西扶贫开发”。贫困是当今全球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当代中国迫切需要解决好的问题。根据联合国设立的千年发展目标：到2015年，世界人口贫困率将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一半。2011年距目标的实现还有不到4年时间。因此，三西扶贫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并且，2012年恰恰是三西扶贫开发30周年。它虽是一个区域性题材，却具有全局性意义。《“三北”造林记》的选题则经过长时间酝酿。2012年8月，我陪同中央领导同志赴内蒙古调研，对当地群众和企业治沙造林的成果印象深刻。看到库布齐沙漠瀚海中郁郁葱葱的绿色，我由衷感受到三北人民对绿色的追求，对生态的贡献。我经过了近一年的思考和沉淀，最终才确定写三北造林的题材。

三北工程跨越70多年，渉及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时空跨度大。怎样采写？如何表现？这么宏大的题材，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大而无当，流于空泛和概念。选不选这个题材，我一直在犹豫。

到了2013年，适逢三北防护林工程实施35周年。建设三北防护林的是一群追逐“绿色梦”的人，而“绿色梦”，是“中国梦”的有机组成部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目标，要大力倡导。同时，2013年以来，一系列生态环保问题备受公众关注。生态环保又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话题，如果写得好，可以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新闻精品。思想性、新闻性、世界性、历史性、政治性、社会性，多种元素具备，这就促使我下决心启动《“三北”造林记》的采写。

事后的情况完全印证了当初的考虑。通讯的文图播发后，不仅国内有1 000多家媒体采用（这种采用量较为罕见），而且，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官方网站全文刊载了这篇长稿的英文版，并配发了长篇编者按语，高度评价了这篇通讯所体现的时代意义和价值。按语中说：为纪念“三北防护林”工程实施35周年，新华社作为中国最大的世界性媒体机构从2013年8月至10月在中国发起了一场防治沙漠化的全国性报道。在过去一个月时间内，新华社播发了由李从军社长领衔采写的“中国北方防护林”稿件，讲述了7名该工程的先行者及一些失去家庭却始终不放弃的造林英雄的成功与挫折的故事……2014年6月17日，“世界防治荒漠化日”将公布这些英雄的名单。

这就是《“三北”造林记》的世界意义。《面向未来的赶考》的大背景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描写的主要对象又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其中的政治性和思想性不言而喻。在中国新闻通讯史上，表现这样重大主题的，实为罕见。

可以说，无论是《守望精神家园的太行人》、《永恒的召唤》，还是《“三西”扶贫记》、《“三北”造林记》，还是《面向未来的赶考》，都是重大选题，着眼点都是以典型人物或新闻事件为载体，挖掘其时代内涵和当代昭示，体现正确的思想价值导向，表达对中华民族的心灵溯源，对时代精神的深切叩问。

第二，讲求时效性，具有强烈的新闻价值。

通讯作为一种新闻文体，讲求时效性、新闻性。通讯所报道的新闻事件、人物故事，通常是新近发生的，所涉及的话题是当下群众较为关心的，所表达的观点新鲜独到，甚至发人之所未发。

通讯的选题，如果不是当前发生的事件，就必须找到合适的新闻由头，更要找到符合当下需求的新闻价值。《“三西”扶贫记》、《“三北”造林记》分别是在扶贫开发30周年、三北工程实施35周年这样的重大时间节点上选定的题目。虽然历史跨度很大，但因有了明确的时间由头，扶贫、生态建设，都是世界性的话题，更是我国常抓不懈的重要国策，具有非常的新闻价值。

2012年，是雷锋逝世50周年。2011年年末，我就在考虑采写一篇关于雷锋的稿件，在2012年3月5日学雷锋纪念日前播发。当时，很多人不理解，认为这个老典型没写头，并且很难写，很难出新出彩。我认为，今天，中国社会热切呼唤符合时代要求的雷锋精神，重新审视雷锋精神具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意义，这就是新闻价值所在。而正在此时，中央决定要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中提出将学习雷锋常态化，还要专门颁发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通知。这样，这个题材更是有了新鲜的新闻由头，并成为当时新闻报道的重大主题、重大热点。这些因素促使我下决心重写雷锋，创作了《永恒的召唤》这篇通讯。《面向未来的赶考》是篇新闻性很强的时政性通讯，发表之际，正值第一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结束、第二批刚刚铺开，具有强烈的新闻价值。

第三，在事件、人物内涵的厚度上，在时空的转换上，有深入开掘的空间。

与其他新闻文体相比，通讯这一体裁比较适合对新闻事件、新闻人物进行浓墨描绘和深度挖掘。精品之所以能够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并传于后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思想。《守望精神家园的太行人》地域上虽局限在林州，但时间跨越了自红旗渠修建以来的50年历史。尤其是使用了神话和穿越的笔法，将当代红旗渠精神置于五千年民族精神史中考量，增加其精神内涵的厚度和深度。《永恒的召唤》不是要写一般的好人好事，也不是要写人们如何去学雷锋，也不是写当代雷锋的群像、组雕。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以雷锋精神为坐标，审视观照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回答当代中国人应该追求怎样的生命价值。《“三西”扶贫记》所关注的三西扶贫开发，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开发式扶贫”。它不仅改变了三西地区上千万贫困人口的命运，还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产生深远影响，成为世界反贫困斗争的成功范例。《“三北”造林记》所报道的三北工程与改革开放的历程同步，工程时间目标与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两个一百年”高度吻合。《面向未来的赶考》反映的是党的总书记指导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过程，这对于指导全党全国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因其丰富，存其艰难；唯其艰难，才能成其大者。这是通讯选题的辩证法。

通讯创作中，我们还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选题太小，写出来社会意义不大；选题太旧，发出去引不起社会的关注；选题简单，无法进行深度开掘；选题太大，没有足够的事实支撑。这些都是我们在选题中需要避免的问题。

第二节 采访的准备

约翰·布雷迪在《采访技巧》中说：“经验丰富的记者一致认为，每采访一分钟，至少要准备十分钟。”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新闻采访的“十比一原则”。

准备充分，采访才有效率。那么，采访的准备工作包括哪些方面呢？

做好案头工作。这是采访前必须做足的功课。最大限度地了解选题的基本背景、历史资料和相关数据等，并进行初步的研究和分析，对即将开始的采访做到心中有数、胸有成竹。

相关素材，有的是权威部门提供的资料，有的是从网络上搜索的资料，有的是从书籍、报纸、杂志、影像等获得的资料。采访之前，阅读、甄别、整理、归类、分析这些材料，就会对采访选题有一个基本认识和把握。

优秀的记者绝不会省略案头的工作。意大利著名记者法拉奇，以善于采访世界风云人物著称。她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舍得在采访之前下功夫，收集和消化各种材料，从各种渠道熟悉自己的采访对象。

在到中国采访邓小平之前，法拉奇收集了有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资料，进行认真研究。她对中国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历史都有所了解，对邓小平个人的历史背景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情况也非常熟悉。到北京后，她仍随身带了大量有关邓小平的书籍认真分析。法拉奇说，她访问邓小平之前，看了好几公斤重的材料。也正是这种充分的准备，使她提出的问题有的放矢，有的深刻、有的尖锐，激发了邓小平回答的兴趣，采访非常成功。

我很看重做这种功课。《“三西”扶贫记》采访之前，我除了研究相关历史资料外，还研究了记者从国家扶贫办搜集的相关文件、总结以及书籍，我们还与扶贫办的同志进行了沟通和交流。《“三北”造林记》采访之前，我曾到内蒙古对造林进行过调研。之后我们又从国家林业局等部门搜集了三北工程的背景知识、资料以及相关数据。既有文字资料，还有影视素材。之后，我派两名记者先期前往三北地区，用一个月的时间找故事、找素材、找感觉。对他们带回的几万字素材，我反复研究了七八遍，在许多地方作了批注，标出了进一步采访的重点和方向。正是因为做了这些工作，采访前，我对于三北工程的总体情况和其中涉及的重点人物，就已经有了具体可感的印象。

草拟写作提纲。可能有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这是采访后要做的事，还没有进行采访，怎么可能拟出写作提纲呢？

其实不然。在做好案头工作、分析题材和主题的基础上，作者头脑中应该有一个初步的写作提纲。书画创作中强调“意在笔先”，也就是先在脑中构思成熟，做创作准备。通讯也是这样，只有先搭起一个框架，有一定的指向，才能有针对性地进一步搜集素材，有的放矢地进行采访，才能减少盲目性，少做无用功。当然，提纲是否合理要在采访中检验、修正，有些预先设置的提纲可能在采访后要作较大调整，甚至被推翻。《永恒的召唤》这篇通讯拟于2012年3月1日或者2日播发。2011年11月我们就启动了前期工作。虽然时间宽裕，但自启动那一刻起，对这篇通讯的大体架构就在我脑中萦绕。我看了大量关于雷锋的书籍以及雷锋精神讨论的文章，对当今社会的精神世界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写出了初步提纲。

题目叫《历史回声与时代的呼唤——雷锋精神中国随想曲》。主题定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用雷锋精神审视观照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回答当代中国人追求怎样的生命价值。我认为，当代中国呼唤的最强音是雷锋对生命和幸福的价值追求，是对人与社会及他人关系的价值选择。

怎么去概括其精神实质呢？应该是：雷锋对国家、对人民、对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对需要帮助的弱者，满怀爱心，真诚奉献，并从中获得人生价值的实现和幸福愉悦的满足，这种幸福在他那里达到了纯粹的境界，使他完成了人生价值由有限到无限、由普通到高尚、由短暂到永恒的本质性的升华。

这篇通讯的着力点不是好人好事，而是以此突出当代社会精神追求的得失，应该是当代社会对生命价值的呼唤，触及人的灵魂，在灵与肉的纠结中折射生命哲学，反映最核心的价值选择和追求，应该是一种生命底蕴的流露和精神的灌注，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优越与魅力，这样，通讯的主题才具有普遍性和深刻性。

我在架构的设计上也经历了一个打磨雕琢的过程——原来考虑从雷锋精神的几个方面切入，写成原本篇、幸福篇、风神篇、追溯篇。但思来想去，觉得写作会受到局限，决定再把思路打开一些，于是，我想到了高更。

在之后与记者的交流中，我谈了对架构的新思考：第一，序曲。19世纪末，在南太平洋塔希提岛，孤独而苦闷的高更站在悬崖上面对着浩渺的大海和无边的苍穹，以及那即将谢幕的落日，伸展着自己的双手，发出关于人对生命价值的三个永恒的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200多年来，这种追问一直回响在世俗和非世俗的社会人心里。谁能真正回答这个问题？在古代，就有一些中国先哲先贤在追问这个问题。在世界历史上，更有许多有识之士追问着同样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中国一位普通士兵以他最朴素的人生实践，回答了人类社会最深奥的人生命题。第二，承续篇——历史的回声。先从抚顺的一个军营开始——目光从人类的大视野，一下子回到一个具体的点上。在清晨的操场上，50年来每天点名，第一个名字就是雷锋，全班战士共同回答：到！雷锋仍然生活在这个班里。半个世纪的回声，穿越时空和人们的心灵，延续着雷锋的精神。然后讲50年雷锋精神怎么跨越发展，直到现在。第三，弘扬篇——时代的呼唤。今天的我们，如何去认识雷锋精神，弘扬和发展雷锋精神。第四，拷问篇——世俗社会的精神缺失。回答与雷锋精神相悖的是什么？社会的缺失在哪里？第五，追思篇——人生价值的意义。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哲学思考，回答雷锋精神是当代社会，同样也是未来社会永久的价值守望。最后，再回到高更对人类价值的三个永恒追问上。

这个提纲的设计，建立在前期大量案头工作的基础上。虽然后来在创作中，对原有的写作提纲进行了很大的修正，但是，这个起初草拟的提纲为采访和写作提供了基本的指导。

设计采访方案。根据主题和写作提纲，布局采访对象（包括所要采访的方位、部门、人物等）。采访对象的确定要围绕主题表达的需要，既要照顾全面，又要突出重点。《永恒的召唤》一稿在拟出基本写作框架后，我就考虑了采访的布局。我对几位记者说：我们这篇通讯着眼点在于时代性，这样一种复杂、胶着、矛盾的时代，寻找什么、呼唤什么？因此，调研对象要有广泛性，应包括党员领导干部、先进人物、企业家、商界人士、文化名人、思想家、公众人物、公民社会道德模范，甚至包括一些有一定道德缺陷的人。国外也要有采访，是不是可以采访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微软总裁比尔·盖茨、电影演员茱莉亚·罗伯茨？这是一个呼应，可以寻找人类的精神共鸣。

记者们根据我的这些要求，列出了采访方案和采访计划。

在《守望精神家园的太行人》一稿先期准备时，我阅读并研究了当地提供的50多个人物的素材，对人物的背景、故事、性格进行初步分析之后，圈定了10个人作为采访目标。后来，对包括张福根、郭变花等人的采访都比较成功，成了通讯中的经典人物。

拟定采访提纲。1946年，著名剧作家曹禺受邀赴美国讲学，其间几乎天天要接受新闻记者的采访，多的时候一天来五六批记者。他们的采访都要受到有关方面规定的时间限制，很严格，一般一次采访不得超过40分钟。他后来在谈到那段经历时说：“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他在采访中只是目的性地提了几个问题。过后，他在报纸上先后发表了三篇文章。文章里谈了许多我意想不到的事，而且与事实没有出入，材料准确无误。不难看出，他在采访之前做了许多研究工作，看了不少书籍和资料。我们有的记者采写一个人物，往往寄全部希望于同采访对象作无休止的谈话，然后把谈话内容一股脑写进文章里去，等于是一篇谈话资料的堆积，我看这不是个好的方法。”

因此，根据采访对象的不同特点，分门别类地拟定采访提纲很重要。总的原则是，向特定采访对象提出的问题，应该是只有这一对象才能回答，而不是泛泛而问、泛泛而谈。同时，对于有关联的采访对象，可以考虑设计提出同一个问题。

有人说，采访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正确的问题。而正确地提问，离不开事先的准备和设计。

第三节 采访没有讨巧功夫

以虚构为主的艺术尚且如此，以纪实为核心的通讯当然更是如此。深入生活，扎实采访，是创作一篇通讯无法绕过的关口。采访要下笨功夫、苦功夫、硬功夫，没有讨巧功夫。这正是古人所说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不深入兰考，就没有穆青的《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不走进大山，就没有张严平的《索马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脚板子底下出新闻”这句新闻界的老话都不会变，扎实的采访永远是精品的基石。

这些年，在带记者进行通讯创作的过程中，我对他们提出的第一个要求都是：深入调研。要求他们尽可能沉下去，抓素材，抓鲜活的人物、事例、细节。

在《“三西”扶贫记》的创作过程中，两名记者前期冒着严寒在西北地区用了53天进行采访，行程1.1万公里，途经20多个市、区、县，采访对象近200人，采访笔记约50万字。掌握了这样厚实的素材，做好报道就有了基础。

后来，我又带领他们赶往三西地区，有重点地再次深度采访。4天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常常只能在车上打个盹。我们深入道路崎岖的偏僻村庄，尘土飞扬的集贸市场，低矮的蔬菜大棚，弥漫着鸡粪味、苍蝇乱飞的鸡舍。

采访所到之处平均海拔1 800米以上，我经常感到头疼、胸闷、气短，夜里睡一觉甚至要醒来十几次。来到马家窑文化遗址时，正赶上一场暴雨。从停车的路边到遗址，还要爬一段很陡的山坡，当时电闪雷鸣、天地晦暗，泥泞的羊肠小道上，我们一步一滑地往上爬……

在《“三北”造林记》的创作过程中，先期采访的两名记者用1个月时间，跑了8个省份，行程共计3万公里。后来，我带领记者采访时，由于时间有限，工作强度更大。记得2013年8月12日早上6点25分，我们就从首都机场出发了。先到鄂尔多斯采访种树女杰殷玉珍，随后赶到陕北采访种树先进人物张应龙。在林场吃过午饭后，又赶到陕西靖边，采访种树女英雄牛玉琴，后来又驱车走过几乎没有路的坑坑洼洼的沙地，从牛玉琴林场赶到相邻的殷玉珍林场。回到宾馆已是晚上10点半，再召集采访团队开碰头会，结束时已是午夜。这一天，工作时间近20个小时。

回到房间，我往床上一倒就睡着了，第二天醒来才发现脸没洗、牙没刷，实在是太疲惫了。但也正是这样的采访，使我们收获了最有力度、最能反映人物性格的素材。四天采访结束后，我心里有了底，感觉报道已经成功了一半。

在《守望精神家园的太行人》的创作过程中，为了获得新闻素材，我们翻山越岭，深入太行深处采访，倾听群众的心声。这篇万字左右的通讯，采访笔记达30多万字。《永恒的召唤》采访花了2个月时间，在东北、西北、西南、中南、华南、华东以及北京等地，采访了100多个人物。海外记者还采访了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面向未来的赶考》也经历了两次调研，两名记者先期作了十几天的采访，之后我又带记者作了重点采访。动身那天有一个重要会议，散会后直接上车，从会场开到村口，采访结束时已是繁星满天，晚上9点半才吃上晚餐，接着开碰头会直到深夜。第二天一早又赶赴太行山深处……

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多的辛苦？

一是只有走在采访第一线，直击你要写的人与事，才能有最真实深刻的感受。

比如通讯《守望精神家园的太行人》一文中的福根，他“掌上的老茧铜钱厚，十指粗糙像钢锉”，没有亲自与他握过手的人是没有那种感受的，更写不出来。

二是只有在采访中，才有一些特殊微妙的感受扑面而来，扣人心弦，跟着它走，自然而然就能挖掘出生动鲜活的东西来。《光明日报》总编辑何东平在评价《守望精神家园的太行人》一文时说，这篇文章运用了诗意般的跳跃，富有表现力，比如“绝壁传石，挖渠千里，把中华民族的一面精神之旗，插到了太行之巅”很有表现力！如果没有脚踏实地的采访，没有现场的感受，是绝不会在文章中出现这种跳跃性和表现力的。

三是只有通过艰苦深入的采访，才能捕捉到通讯所要表达的独特角度。

有专家在评论《永恒的召唤》时说，这篇通讯中虽然大胆地使用了交响曲的结构、大胆地想象，却并不突兀，反而更好地生发了哲理的思想，关键之处就在于记者进行了扎实的采访，一切都建筑在事实的基础之上。

如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越来越发达，为人们提供了越来越便捷的信息渠道。但是，真正的好新闻还是用脚走出来的。如果仅仅是对着电脑屏幕拍脑袋，满足于对现成材料进行集纳，或者浮光掠影地采访，永远写不出通讯精品。

采访，没有任何捷径可走，没有任何讨巧劲儿可用。

第四节 采访要发掘原创素材

互联网时代，人们每天被海量信息包围。然而，受众对原创信息的需要不是减弱了，而是进一步增强了。信息越多，人们越渴望了解到原始的、本真的、未经层层过滤修饰而保持原汁原味的信息，看到原创的、独家的、首发的、珍贵难得的故事和细节。

对于这些素材，记者要做的是挖掘，察他人之所未察，发他人之所未发，言他人之所未言。这样，才能向读者传递出新的优质信息，才能更好地展现时代的特质与价值。

如何做到这一点？罗丹说，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生活中不是没有独家的原创的素材，而是要有一双善于发现、善于捕捉的眼睛。

这要求我们在采访中，对于被采访的对象，“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挖其内涵，究其本质。

在《“三北”造林记》中，牛玉琴是个典型的例子。她是世界生态环保名人，几十年来被无数媒体报道过，我们还能写出新意吗？

我们在采访中发现，她腰上系着一个拇指肚大小的黄铜小铃铛，走到哪都当啷当啷地响。出于好奇，我们问，这是什么？牛玉琴说，这是她丈夫给她的定情信物，已伴她48年。她的丈夫1987年就因骨癌去世了，这些年，她不改嫁，不卖林子，带领儿孙继续造林治沙。这个小铃铛凝聚着她多少感情的回忆和精神寄托？！

我立刻意识到小铃铛的价值，它的鸣响中飘荡着牛玉琴几十年人生风雨，折射着她丰富而坚毅的性格，我们要运用文字、图片、电视、网络等多种表现方式进行重点展示。后来，这个细节在网上引起了热议。很多读者反映，这枚小小的铃铛让他们从情感天地中重新认识了这位老英雄。

得益于持续深入的采访，我们还挖掘到了牛玉琴正在写的自传。她原本大字不识几个，自学了文化，决心把自己一生的经历都记录下来，可是写得很艰难。写了好几年，才写了17页，字迹歪歪扭扭，错别字很多，她不敢给人看，连儿子都不让看，可是却出于信任给我看了。从这薄薄的纸页当中，我对牛玉琴内心世界的认识又大大加深了。

还有通讯中提到的牛玉琴写过一封对自己的举报信，这个情节太有戏剧性了。饱经沧桑、聪明执着、胸有城府、老谋深算，这样一个独特的人物形象立刻就凸显出来了。后来，这一点在通讯中成了“独家秘密武器”。

其实，任何采访对象都不乏独特信息，这些是客观存在的，关键是你怎么去发现它们。只要抓住了这样的素材，你就获得了展示人物内心世界的独到视角。

法国作家莫泊桑初学写作时，常拿着一些作品去福楼拜家请他指教。福楼拜对莫泊桑说：“如果一个作家有他的独创性，首先就应该表现出来，如果没有，就应该去获得。”

如何获得呢？福楼拜说：“对你所要表现的东西，要长时间很注意去观察它，以便发现别人没有发现和没有写过的特点。任何事物里，都有未曾发现过的特点，但人们往往习惯于回忆前人对这事物的看法，却忽略了最细微的事物里，也会有一点点未被认识过的东西，等待我们去发现。”《“三北”造林记》播发后，很多林业方面的专业人士说，造林这么多年，都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材料。他们对那些造林模范都很熟悉，这次却听到了前所未闻的故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从全新的视角再次认识了这些人。原林业部副部长刘广运感慨之余，将这1万多字的长篇通讯以书法艺术再现出来，情深意笃，可见一斑。

一位扶贫办负责人在读了《“三西”扶贫记》后说，我被三西之贫穷震撼了，被三西人民绝地求生的伟大精神震撼了。牛粪暖脚、炕坑喝汤、七人一床被、彩礼做亲人学费，三西人民的苦难，让我心头酸楚、眼睛湿润。种树愚公王永瑞的30年坚守，老天都会感动；杏子黄了就能上学的祈愿，引来了亲情的付出；“洋芋书记”的魄力，使土蛋蛋变成了金蛋蛋。我从心中回应着文中的感叹：美哉，三西景；壮哉，三西人！

在基层调研采访中，记者要具备独到的眼光和视角。生活中人人都能观察，但是，常人之眼与记者之眼不同，常人有时看不到、看不透，或看到了说不出来，没有提炼的能力。记者则不能这样，王国维说：“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他必须能静观、能观照，能突破自身的局限，能出乎其外，站得更高，看到新闻背后的东西。

因此，只有培养敏锐的观察能力，方能挖掘到独家原创素材，反映出鲜明生动的形象，给人以震撼。

第五节 采访有目的但不能有功利

采访有目的，要在最短时间内搜集最具典型意义的素材。但采访切忌功利主义，尤其不要有意识触碰采访对象的痛处和隐私，要关怀采访对象。

有的记者在采访中喜欢煽情，不让采访对象泪流满面决不罢休。为此，不惜触碰采访对象内心最痛苦、最容易受伤的地方。这样做，看似有情，实则无情；这样的报道，可能会出某些效果，但这样做实则与新闻工作者所应遵循的道德相违背。

在采访造林模范白春兰之前，我了解到，在几十年造林历程中，她的丈夫、儿子相继去世，尽管她现在人顺树旺，却处于深深的孤独之中。

在她家采访时，我们一起参观了她的造林展馆。当走到她丈夫、儿子的照片前时，她的情绪瞬间低落，说：“这么多个春天，我只有一个春天没有种树。”

我明白，她指的是她儿子去世后那个春天，她被悲伤压倒，无心种树。也许有的记者会认为，这恰巧碰到了采访对象情绪的爆发点，在她的感情宣泄中会出现生动的情节和素材。

这样做无异于撕开她的伤口。我意识到一提起她丈夫、儿子，她的情绪肯定一发不可收拾。让她重新回忆那撕心裂肺的痛苦，我于心不忍。于是，我马上把话题岔开了，请她带我们去看她心爱的林子。

当采访对象情感之闸打开、内心世界敞开、“话匣子”打开时，一定要学会倾听和体会，可以适当加以引导，但不要刻意去主导你的采访对象，不停地打断他，把自己的主观概念强加给他。过于强调主导性采访，得到的一些东西往往会带有某些主观色彩，有些是记者自己的主观想法，而不完全是采访对象的真情实感和实际状况。《“三北”造林记》中，采访宁夏治沙模范顾芸香，我知道她因为治沙而变得一贫如洗，家里有还不完的欠债，连胃出血都无钱医治。见到她，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芸香，我知道现在是你最难的时候。”一听到这句话，她的情感阀门一下子就被打开了，之后我没有再发问，只是听她讲述。谈到自己造林的苦和难，顾芸香越说越动情，最后泣不成声。我对她说，今天不采访了。

之后，我把顾芸香的困境告诉灵武市委书记和市长，拜托他们一定要帮助解决她的困难。后来得知，灵武方面十分重视，他们帮助顾芸香协调各方关系，处置历史遗留问题，还替她修了路、打了井、通上电。

出于人文关怀，采访对象有难处，记者应当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也是在三北的采访中，我了解到宁夏一位名叫李志远的残疾人种树的故事。他双腿残废，连路都走不了，却坚持种树30年。不能站着挖树坑，他就跪在地上，甚至躺在地上挖。在银川见到他时，我没有过多地请他讲述种树本身的事，问得最多的，是他的身体状况。

李志远以残疾之躯坚持种树，这是一个动人的故事。然而，他种活了树，树也让他重新站了起来，这种人与自然的神奇互动互益，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灵震撼。《“三西”扶贫记》中，定西的王永瑞种了30年的树，成活率却很低，因为当地太干旱了。他身体状况不好，原来能挑两大桶水，现在只能挑两个小罐罐的水，还走不远。这个老人“知其不可而为之”，这种愚公精神，比很多成功者更能展现定西人的风采。我请定西的领导特别关注这个老人，定西市委书记杨子兴一直陪同我们采访，他是个有心人，我们走了以后，他就安排有关部门，把水管接到了王永瑞的山上。

一年后，王永瑞托人给我们捎话，就8个字：树种活了，感谢你们。

采访有目的，但不能有功利，这是我们每一个通讯采访者向采访对象发问前必须注意的问题。

第六节 采访场地的选择

1942年，穆青同志进入延安《解放日报》的第二天，就同张铁夫一道采访了劳动模范赵占魁。赵占魁是陕甘宁边区农具厂的工人，老实肯干，不善言谈。穆青和张铁夫提出一连串问题，赵占魁的回答总是“没什么可说的”。没有办法，穆青和张铁夫只好同赵占魁一起生活：白天，两人给赵占魁打下手；夜晚，与赵占魁同睡一炕。在20多天时间里，穆青边观察，边体验，边收集素材。正是因为在自己的生活地和工作场，赵占魁表现出真实的自我。也正因为如此，穆青和张铁夫把握了赵占魁的特质。他们依靠扎实采访写成了通讯名篇《人们在谈说着赵占魁》和《赵占魁同志》。

美联社记者休·马利根说过：“假如让你选择访问的场所，要设法做到在后台约见演员，在车站约见侦探，在会议室约见法官，在室外竞选讲台约见政治家，在栏圈里约见斗牛士，这样如果没有恰当的话可供引用的话，你至少也可以从他所在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主题。首要的是，要避免在旅馆的房间里约见被访问的人。”

被采访人只有在自己熟悉的生存地与工作场接受采访，才能表现自然，如鱼得水，活跃生动。离开了那里，他们就像被从水里提溜出来的鱼，没了生气。面对这样的采访，主角往往没有气场，人物的精气神也就无法表现出来。

因此，一般而言，通讯创作者应尽可能选择在采访对象生存地与工作场进行采访，还原真实、保留气场，体会采访对象的真情实感和特质。条件许可，还可以与采访对象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便于更深入地观察和了解采访对象。

新华社记者张严平采访马班邮递员王顺友，开始也遇到过这个问题。王顺友长期一个人走山路，不善言辞，很木讷。张严平就走进他的工作场——跟随王顺友走山区邮路，走了两天，才走进王顺友的内心世界。宿营在原始森林里时，大家燃起篝火，扯成圈儿跳起了舞。

此时，一向拘谨、少言寡语的王顺友也跳得如醉如痴。他不停地说：“我太高兴了！我太高兴了！今晚真像做梦，20年里，我在这条路上从没有见过这么多人！如果天天有这么多人，我愿走到老死，我愿……”然后，这个苗族汉子用手捂住脸，哭了。这是多生动的一幕啊，也是王顺友平时很难被看到的一面。

张严平后来介绍说：“了解一件事不难，但要了解人的内心非常不易。写人物通讯，不了解这个人的内心，不能感知他的世界，就算知道他的故事，也都是游离的，没有生命力。当你置身于他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之中，不用言语就能体会他的一生。”

在《“三北”造林记》的采访中，我尽可能将采访地点安排在治沙现场或者采访对象家里，这是他们最熟悉不过的环境了，没有拘谨，更没有生疏感，因而也最容易表现出他们的“真我”来。

比如采访王有德。这个西北大汉，外表豪放粗犷，长着一只红亮亮的大鼻子。他是宁夏白芨滩林场厂长、全国治沙英雄，因为与媒体常年接触，回答问题尽是领导讲话的范儿。前期采访的两位记者回来对我诉苦：“谈了半天一无所获，头疼死了。”

我去采访时，并没有和他在办公室里谈，而是来到他的治沙现场。那里黄沙漫漫，沙丘起伏，苍凉悲壮的景象一望无际。那是王有德生活工作几十年的地方。一到现场，王有德就表现出了他的真情实态。他非常得意地向我们介绍沙地里的各种植物，有种灌木学名“花棒”，王有德为它取了一个昵称——“沙漠姑娘”；杨柴，叫“沙漠小丫头”；樟子松，叫“美人松”……我捕捉到这一细节，就追问道：“怎么都是女孩的名字？”王有德的脸“腾”一下就红了，“嘿嘿”笑着，搓着手，脸上露出羞涩的表情。

这个粗犷的汉子意想不到地展现了他丰富的内心世界，展现出与他外表完全不同的细腻。

恰巧，我们一踏进林场大门，大喇叭正在播放一首歌。我停下脚步，对大家说：“你们听，这是什么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此时，播放的竟然是《草原，我的情人》。

真是无巧不成书，很难找到这么神奇的巧合。我对随行的记者说，你们听到了吗？草原——我的情人，这就是王有德的情感世界，不是把树看作朋友、看作孩子，而是把树看作情人。这个粗犷的西北汉子，这个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与风沙抗争的人，却有着如此浪漫的内心世界。

王有德领着我们看治沙的现场，要跑三个点。我对他说：“我一个点提一个问题，好吗？”王有德一听，马上来了兴趣。三个地点，我分别提了三个不同的问题。在第一个点，我提了三个“假如”：“假如今天你经营的所有林场和整个绿地一夜被毁、一下子变成一片荒漠，你会怎么办？”“假如现在让你不当场长，担负着更高更重要的职位，比如到区里去负责管理，你怎么办？”“假如你今天一夜之间年轻30岁甚至40岁，有什么计划？”三个“假如”，王有德的回答全都是一个答案——治沙。这就是王有德。

当时，北风呼啸，黄沙飞扬。扬起的沙子打在我们的脸上，呛进我们的嘴里。我和王有德在风沙里边走边谈。彼时，王有德谈笑风生，意气风发，敞开心扉。试想，如果不是在采访现场，怎么可能会有如此生动的场面？

第七节 采访氛围的营造与采访互动

记者的采访对象涉及社会各阶层，由于生活经历、职业需要、生存环境、知识水平、道德修养、性格习惯等等不同，面对记者，他们的心理也不同。要顺利完成采访工作，记者必须善于把握不同采访对象的心理特点，营造一个轻松的采访环境，这是能力的体现。

采访中记者自己首先要放松，只有这样采访对象才能放松。在宽松的采访氛围中，记者与采访对象有机互动，是一门艺术，也是一种享受，有时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收获。

调查研究，要调查出实情，想真正深入下去，必须首先能够与群众像亲朋老友一样相处，在思想感情上做到水乳交融。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感觉到亲切，说出他们想说的东西。

在《“三北”造林记》采访中，我曾把治沙英雄殷玉珍请到中巴车上，在聊天中采访。她说原来日子比较苦，去城里开会，就带两双鞋，一双新鞋、一双旧鞋，走出沙漠时就把旧鞋换下，埋在沙堆里，做好记号，换上新鞋去开会；开完会回来，再把旧鞋刨出来穿上，把新鞋揣上带回去。

听到这里，我也对她说了一个关于我的鞋子的故事：我出身于清贫之家，小时候也没鞋穿，经常鞋底破好大的洞或者鞋后跟都掉了，还接着穿。我堂兄家里条件较好。有一次雨过天晴，堂兄穿着一双新雨鞋在水洼里蹚来蹚去向我炫耀。在20世纪50年代，雨鞋是高级的东西，我从来没见过，很想穿上试一试，可他就是不给。我就想了个“损招儿”，告诉堂兄，我可以预测明天是阴是晴。他很好奇，问我：怎么预测呢？我说，如果两只鞋朝天上一扔，落下来两面都朝上，就是晴天；一反一正则是阴天。我就用我的鞋子演示了一下。堂兄也想预测天气，要扔我的鞋子试试，我说不行。于是，他只好把自己的雨鞋脱下来往天上扔。等鞋落下来的时候，我一把抢过来，跑了。堂兄发现上当了，坐在地上号啕大哭……

我绘声绘色地讲了这个故事，周围的人哄堂大笑，殷玉珍在一旁乐不可支，笑得前仰后合。就这样，感情拉近了，采访也进行得更加顺利……

记者面对采访对象，首先要做的并不是提出问题，而是想办法拉近距离，营造采访的良好氛围，只有这样才能产生互动。

我记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和美国记者华莱士采访邓小平的两个场景。

法拉奇在采访邓小平时，开场有这样一个对话：法拉奇：明天是您的生日，我首先祝贺您生日快乐！邓小平：我的生日？明天是我的生日吗？法拉奇：是的，邓先生。我是从您的传记里得知的。邓小平：好吧，如果您这样说，那就算是。我从来不知道我的生日是哪一天。而且，如果明天是我的生日，您也不应该祝贺我：那就意味着我已经76岁了。76岁的人已是江河日下了！法拉奇：邓先生，我父亲也76岁了。但是，如果我对他说76岁的人已是江河日下，他会扇我几记耳光的。邓小平：他干得好！不过您不会这样对您父亲说的，对吗？

一段关于生日的对话，瞬间拉近了两个人的距离，为紧张的采访创造了宽松的气氛。

华莱士在采访邓小平时，是这样开场的：水银灯亮起。华莱士坐在邓小平的对面，他低头整理自己的衣服同时也在酝酿要发问的问题。邓小平不慌不忙地从桌上的一包“熊猫”牌香烟中抽出了一根，和蔼地对华莱士说：“我抽烟可以吧？”“可以。能给我一支吗？”华莱士一边说，一边欠身向邓小平伸出一只手。邓小平递给他一支，微笑着说：“我这个是他们为了对付我，特殊制造的，过滤嘴这么长。”“噢，过滤嘴比香烟还长。”华莱士接过烟仔细地看了看，惊奇地说。然后，华莱士和邓小平都点上了香烟。

一支烟，让这次采访像老友会面一样，聊着天开始了……

营造采访的良好氛围，是为了与采访对象互动。通讯采访，最重要的是走进采访对象的内心世界，必须有信息的互动和情感的交流。

在《“三北”造林记》中，主要人物之一的陕北治沙女英雄牛玉琴是一个很难采访的对象。她成名多年，是中国获奖最多的女性，连联合国的讲坛都登上过，对媒体采访自有一套应对模式。见到我们，她开始有些矜持，仿佛拒人于千里之外，要想走进她的内心是十分困难的。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拉近双方的距离呢？

我先问了她的岁数，然后说：“你比我小一点，我能不能叫你玉琴？”她有点惊讶地说：“行啊！”我们的距离逐渐拉近。

我说：“我看过电视剧《牛玉琴的树》，这个片子我很多年前就看了，非常欣赏，今天终于见到你本人了。这个片子的导演杨阳，我很熟悉。”

牛玉琴听到杨阳，很高兴，说道：“我每次到北京，总要与她和萨日娜（饰演牛玉琴的演员）聚会。”

我说：“下一次你到北京，我把她俩叫上，一起见个面。”

谈起我们共同熟识的对象，牛玉琴更加放松了。

我们拉起家常，牛玉琴的心扉慢慢打开。当她讲得兴致高昂时，我突然提了一个问题：沙漠变绿了，日子也过好了，你早年的梦想都实现了，你现在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她说了一个出乎我们所有人意料的答案，她说：“我想回到当年，一个人，站在沙漠上。”

当时，现场所有人都被这句话震撼了。大家全都没有想到牛玉琴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这么个女人，半生坎坷，功成名就，不是安享天伦之乐，却渴望回到当年艰难的起点，为什么？

我很兴奋，同时也十分惊诧，这个梦想，某种程度上甚至达到了一种哲学意义上的深度。就像鲁迅先生在《野草》里写到的“孤独的勇士”，呐喊于无人的荒原之中。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治沙造林这么多年，牛玉琴有一种“永远站在最高处”的优越感。如今，她承包的沙地栽满了树，她有一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落拓和寂寞，因此，她才会有这样独特的梦想。她说她现在最大的事是伺候95岁的老母亲。实际上，她内心最热恋的还是种树这份事业，她不满足于现状，而是想要回到创业时的起点，再次开创她人生的辉煌。

试想，没有宽松环境的营造，没有互动式的交流，一般性的采访能捕捉、进入她的内心深处、精神世界吗？肯定不能。

第八节 提问的诀窍

美国《底特律新闻》的社论作家杰克·海敦说：“新闻事业是一个跟人打交道的行业。大约有99％的新闻是部分或全部以访问，也就是向人提问题为基础写成的。”面对形形色色的采访对象，提问的成功与否，关系着采访乃至通讯写作的成败。

有些人在提问的功夫上，相当有造诣。孟子善辩，这得益于其提问的本事。有学者指出：“孟子辩论的‘巧’字，最重要体现在一个‘问’字上。”翻开《孟子》，处处都可以看到他在提问，他提问的方法因人而异，讲求艺术——或启发引导，或层层推进，或欲擒故纵……呼吸变化，奔腾控御，若捕龙蛇……

成功的采访也要讲求这样的节奏感，就像一首乐曲从慢板到行板再到快板，从一些具体可感的问题入手，缓缓深入调动起被采访者的情绪，然后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直至高潮。

一般而言，当记者与采访对象第一次面对面时，双方都会有一种陌生和疏离感。这时，如果急于提出一些概念化问题，采访对象要么卡壳，要么不知所云地对答一番，只会为采访增加难度。《永恒的召唤》中有一对年轻恋人司占杰和田星，他们是麻风病康复者志愿者。我们先后对他俩进行了采访。

先是采访司占杰，记者发问，我在旁边听着。

司占杰有些拘谨、不太善于表达。记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受过高等教育，曾经出国留学，有着远大的前程，却选择做麻风病康复者志愿者。你的动机是什么，你内心在追求什么？

面对“动机”、“追求”这样的概念性问题，司占杰显然有些发懵。他先是非常结结巴巴地讲一些自己的想法就想结束。后来觉得这个问题重大，要多回答一些，又流水账一样讲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可能他觉得自己回答得并不理想，于是，就愈发局促起来。

我拦下话问道：“当志愿者，有哪些让你感动的事情？”

这是他最熟悉的生活了。说起这些，司占杰的表达立刻流畅了起来。他讲了一个又一个的故事。“你现在靠什么生活？”“你打算坚持多久？”……就像剥笋一样，我边听边归纳、梳理，一层层问下去。

五六个问题下来，故事和细节都问得差不多了，该收尾了。直到最后，我才提到雷锋：“还想问一个问题，你知不知道雷锋？你是怎么看待雷锋的？”

司占杰回答：小时候听说过，但是比较模糊。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后来，市场经济发展了，赚钱光荣。原来的一些精神没人要了。妈妈跟我说，她都不敢告诉人家我在干什么，怕丢人，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大学生，又回到山沟里了。但我选择了坚守，这可能有点像雷锋。说完，他就笑了。

采访已经结束，我总结说：你刚开始做律师，是外力强迫，非心所愿。后来做义工，是听从内心的呼唤。你的价值是帮助别人，感受到一种自由。你给自己的人生画了一个圈，不是回到出发点，而是到了价值实现的更高点，这是一个价值实现的螺旋图。

听了这些总结和概括，占杰感受到一种理解，他频频地点头。

采访结束后，我适时地对参加采访的记者谈到“提问”的技巧：采访一个人，不要过多提问，先让他说，然后抓住一两个细节引申开来。问他这个那个是怎么回事，让他讲故事，他就自然地把很多东西讲出来了。不要一开始就问很大的问题。大问题，要留在最后才问。有的采访对象不善于言谈，记者在采访中要及时将对方叙述中的亮点拎出来。如果对方讲得比较散，可以适当归纳一下，使对方表达思路更加清晰。

一个星期后，我们又采访了司占杰的女朋友田星。这是一个温和、善于表达的女孩。第一个问题该怎么问？

女孩最感性，爱情在她们心目中的分量最重，我的发问就由此开始。采访不是刻板的、正襟危坐的。而是落座后，在寒暄、聊天中，不知不觉地将“你和占杰是怎么认识的”、“谈了几年恋爱了”这些问题提出。像聊家常一样，田星的回答很自然随意。

田星特别动情地讲起了自己第一次与占杰在天安门广场相见的经历。

我听完给她做了一个总结：你们的相识真是太浪漫了。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场景：拍电视的话，一开始就是天安门当背景，摩登和历史交织，田星站在那里四处寻觅，占杰带着十几个要去太和殿参观的麻风病康复者出现了，那些人中，有的是眼睛往外翻，有的还缠着绷带。在这种场景下，你们相见了。这就是两个人第一次会面的场景，在一个交汇着历史和现实的宏大场面，各种元素在这里冲击、汇聚，十几个麻风病康复者就是你们相识的见证者……

我这一形象化的总结，打开了田星记忆的闸门。她谈起了去麻风病村的经历，《永恒的召唤》中所写的麻风病康复者编出凄美山歌的场景，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讲出来的。

聊了20分钟后，她才意识到采访已经结束了。她笑着说，“这和我想象的采访不一样。这样我喜欢。”

在采访一些比较抽象的主题时，尤其需要形象化的提问。如何用浅显而生动的提问开启采访，并把话题逐步引向深入，使深奥的道理得到直观的表达，这是需要记者用心训练的一项能力。

2014年，我领衔采写长篇通讯《面向未来的赶考》，主要反映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这一联系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指导。我先后深入河北省正定、阜平两个习近平总书记到过的县采访。跟当地干部群众座谈时，我们关心的问题有几个大的方面：一是总书记当时与群众交流的细节；二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当地发生的变化；三是老百姓对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看法。

关于这几个问题，采访对象都有些不错的回答，但是其他媒体已经报道过很多了。有些回答虽然中肯，但流于一般，不能给人留下印象。更重要的是，怎样才能把这三方面关联起来，而不是让它们彼此孤立存在？

我想到了65年前，共产党人在西柏坡起身前往北京前，毛泽东与周恩来关于赶考的一段对话。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既然主题是面向未来的赶考，赶考就一定会有成绩。我设计了这样一个提问：请干部群众给我们的党风现状打分。采访对象感到耳目一新，他们的回答虽有差别，但各有道理，这一下子让采访内容变得丰富、新鲜、深刻起来，也与主题、历史紧密地勾连起来，让我们的采访实现了实质性的突破。

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是在正定县塔元庄村民中心的会议室里。听到这个问题，几十位村民和村干部都很意外。当时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已经开展半年多了，各方面也曾就百姓意见做过调查，但一般只是局限于对此次教育实践活动的评价，并没有拓展到党风上，更没有人提到过“打分”。“打分”，给出了一个量化的尺度，大家开始热烈讨论。“95分。”大部分村民打出了高分。“我给100分。”村民刘朝快人快语，“我亲眼见到了总书记，他接地气。我们党有希望。”

…………

听了村民的打分，我又问身边的正定县委书记王韶华：“王韶华书记，你打多少分？”

王韶华没想到自己是陪同来采访，反而成了被采访的对象。他琢磨了一会儿说：“打90分吧。”

我又追问：“那10分是怎么扣的？”

他说出自己的理由：“一是经济转型离群众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二是党风改善有了好开端，还不等于好结果。三是改善民生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大气污染，就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

在正定县城，我们又采访了当年的一些老同志，他们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最后，我也向他们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何玉等三位正定县老同志打了80多分——“良”。

这让我感到有些意外。“为什么呢？”我问道。“我要留点余地。”何玉等人解释说，“人们有一个担心，担心今天抓作风力度大，明天会不会又没劲儿了；大伙儿有一种盼望，盼望好作风能长久坚持下去。”

谈到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大家普遍给党风现状加了5分。

在阜平县，我又把同样的题目出给了县委书记郝国赤，他的回答更有趣：如果按照党的十八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抓下去，我们党就能考进“前三甲”——状元、榜眼、探花。

我注意到，说到最后，他握了握拳头：“我们要努力中状元！”

这篇通讯的主标题是《面向未来的赶考》，“打分”的提问，不仅在形式上与“赶考”十分契合，而且含义深远：对中国共产党人而言，时代出了考题，而人民是考官。以“打分”为提问的采访内容，被原汁原味地写入文章最后一部分。

正是这个精巧的提问设计，打开了采访的新空间，也为深化主题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第九节 采访爆发点的形成

从物理学来说，所谓爆发点，是指物质吸收能量至极限时发生爆发的点，它可以通过科学手段精确地测量。从心理学看，人在特定条件下，受环境、情绪影响，与采访者产生感情共鸣，或被采访者刺激，也会出现爆发点。这个爆发点一旦出现，采访对象往往会忘掉自己是一个被采访者，甚至进入一种忘我状态，展现最本质的特点和最为隐秘的内心世界。寻找、感知、触动这个爆发点，需要有效地调动采访者。

很多人都熟悉这样一幅照片，照片上的丘吉尔手拿雪茄怒目而视——1941年1月27日，唐宁街10号，刚开完会的丘吉尔抽着雪茄气定神闲，这跟摄影记者卡什所设想的领导神韵不符，于是卡什做了一个大胆的动作，他走上前去，把雪茄从这位领袖的嘴里拿开。丘吉尔先是一愣，接着立刻被激怒了。就在他怒目圆睁的一刹那，卡什按下了快门。他那愤怒的眼神成为这次采访的爆发点的定格，也是这个表情使这张照片在世界广为流传，成为丘吉尔照片中最著名的一张。

形成爆发点，可以有不同的办法，卡什的方法是其中一种。有时，记者从相反的角度，通过一定强度的举动或设问刺激被采访者，促使采访对象由“要我谈”转变为“我要谈”，从而打开采访通道。法拉奇是擅长这种采访方法的高手，比如1972年她采访基辛格，当时，越战谈判进入最后阶段，法拉奇想了解内幕，基辛格却对此三缄其口，这样下去采访将毫无价值可言。法拉奇于是发问：“很多人认为您和尼克松接受那个协议实际上是对河内投降，对此您也不愿谈论吗？”不谈就无异于默认，基辛格这才开了金口。

一般而言，要想触发采访对象的爆发点，采访人首先要全身心进入状态，有时要冷静，有时要激情，把握好节奏和度。与采访对象要有顺畅的沟通，产生情感的共鸣，通过铺垫和引导，最后达到爆发的一点。

我还记得在林州采访临淇镇白泉村党支部书记张福根的情景。当时，先行摸底的记者已经采访了张福根多次。他们直感这是一个有写头的人物，但是几次采访都没有抓到精彩的素材。听了记者们的介绍，我决定去试一试。

我们从横水镇出发，坐越野车盘山2个多小时，来到了福根所在的临淇镇白泉村。这个村位于太行深处，海拔800多米。见到我们，福根有些紧张。我就先拉着他去看一个贫困户，一路上我问些家长里短的事，边走边聊，他慢慢地放松了下来。从贫困户家出来，要走一段狭窄的石梯。福根72岁了，一只眼睛失明，我就搀着他一步一步慢慢地往下走，边走边聊。这样一来，福根就和我熟络多了。

来到支部大院时，天色已晚。灯光下，正中间摆着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桌上铺着新桌布，放着沏好的茶水和香烟。我看大柳树下有张石桌和几个石凳，就拉着福根在石凳上坐下。这一下福根更放松了。

刚开始是我问，福根答。后来，不等问，福根就抢着要说。他像见了多年未见的老朋友，讲起了白泉人的艰难、他们创业的“四部曲”、白泉的未来……滔滔不绝。他还豪迈地向我吟出了诗句——“蹬破地球闯开天，单手举起太行山”，真是顾盼神飞。这种真情的流露让我感慨万千，这哪里是一个70多岁一只眼睛失明的老人，他的激情就像一个小伙子。这就是福根的爆发点。

采访结束时，还出现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细节。村民们说，福根活到100岁，就让他把支书当到100岁。临走的时候，福根把我悄悄地拉到一边说：“李社长，给您说句真心话，我确实还想再干20年的支书。”说完，他可能觉得自己有点贪心，就不好意思地笑了。他已完全把我当成朋友了。这些精彩的场景，后来直接写入通讯当中。

采访结束后，福根给我写信，这封短短的信，他写了一天。在信中他还念叨：“你拉着我从石梯上走下，真好……”。当时我对他的搀扶，让他念念不忘。之后他经常在农闲季节到北京来看我，和我们新华社“结了亲”。

其次，要想触发采访对象的爆发点，采访人要细心观察，注意捕捉被采访者不经意的动作或细节，并进一步调动其情绪，挖掘亮点和深意。

比如，在《“三西”扶贫记》采访中，我们曾经在鸡场采访过“养鸡女状元”陈云花。前期采访的记者到她家去过两三次了，潜意识里感觉到这个人物有写头，但是从挖到的素材看，总觉得平淡了点，缺少一种一下子照亮她整个精神世界的元素。

我带着他们再一次对陈云花进行采访。一进鸡舍，相机的闪光灯一亮，几千只鸡受惊了，骚动起来，闷热的鸡舍里弥漫着尘埃和鸡粪味。这时，只见陈云花摆着双臂，像安抚孩子一样对鸡们说：“不怕不怕啊，不吵了不吵了。”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好像这些鸡能听懂陈云花的话，真的安静下来了。

当时现场有不少人，多数人只是把这个细节当成一件趣事，说说笑笑地回到鸡舍外面。但是我觉得这个细节有特殊的深意，就问陈云花：你怎么做到让鸡听得懂你的话呢？

这一问，就问出了爆发点。

她说，我每天喂鸡，跟它们说话、唱歌，都熟了。

我追问，唱什么歌？

她说：“《流浪歌》。1996年我离家去新疆打工，带着女儿一起走，当时都腊月二十六了，人家都开始张罗着过年，我们却要背井离乡。坐长途车经过玉门关的时候，在站口停下，就听见窗外有人在唱歌，一看，是个盲人，流浪艺人，唱的就是《流浪歌》。当时我们娘儿俩抱头痛哭，觉得这首歌就是唱给我们的。”

我问，你现在能唱一唱吗？

她开口就唱：“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刚唱了两句，她便泪流满面，又想起了当年打工的艰难岁月。

我说，那你能再去鸡舍里给鸡唱一下吗？

随后，我跟着她回到鸡舍。一见来了人，鸡群又有点怕。陈云花一手抚摸着鸡食槽，边唱边往深处走，唱的同样还是《流浪歌》，可是再没有一点悲苦，而完全是一种轻快的调子。

此时，我们惊异地看到，几千只鸡都盯着陈云花，脑袋随着她的手指上下起伏，好像在跟随她的歌打着节拍，起先的杂乱叫声也变得舒缓而有节奏。一束午后的阳光穿过窗棂，穿过空气中飘浮的尘埃，恰好照在陈云花的脸上。我们恍若进入了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梦幻世界：陈云花这位农家女，其貌不扬，语不惊人，此时却似乎变成了一位鸡神——二十八星宿中昴日星官的母亲毗蓝婆菩萨。

人物的爆发点就在这里。她几十年人生风雨、情感积淀、梦想追求、精神境界，都凝聚在这首歌里。后来，这一段文字也是几乎原封不动地写进了《“三西”扶贫记》里。《“三西”扶贫记》里的很多场景，都是当时采访的现场记录，并没作特别的艺术加工。

第十节 观察和把握采访环境

古人说，“天下清景，不择贤愚而与之”，环境场景是客观存在的，睹物兴情，文章就会顾盼神飞，不兴情，文章就缺乏灵性。通讯采写就是如此。当你在采访中身临其境时，能不能做到触景生情、触景生感，直接关系文章的阅读效果。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不少记者在采访中，关注采访对象的故事、细节、言行举止比较多，对采访所处的环境却鲜有留意，认为这和报道本身并无太大关系。其实不然，恰当的环境描写会为通讯着色添彩。特定的环境往往容易凸显人物的情感、个性与特质。情由景生，作者可以由此而更好生发采访内容，渲染感情，表达思想，做到情景交融。

2011年，我到林州采访，首先去参观了红旗渠。红旗渠就挂在太行山腰间，我边走边听介绍，不经意就发现悬崖上的一株“虎口椿”，当时是9月，“虎口椿”还泛着绿色。看到“虎口椿”，我立即联想起太行人。林州人脾气犟，不正像太行山上的那枝“虎口椿”吗——挤在虎口般的岩石间，有一点薄土，就能倔强地吐出一簇新绿……

王国维认为，“境界有二：有诗人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诗人之境界，唯诗人能感之而能写之。故读其诗者，亦高举远慕，有遗世之意”。对于记者来说，也应该具备这样的能力，即对所采访的环境能够做到细致地观察和体会，自然生发出与之相关的思想及情感，并诉之于文，这样才能让受众更深刻地了解和感受文章的内涵。

采访中，借助于环境，我们还可以观察采访对象的情绪变化，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挖掘人物内心复杂的情感和思想。《“三北”造林记》中，采访宁夏盐池造林女模范白春兰，是在她家门口的大杨树下进行的。这是对白春兰而言有着独特意义的环境。

20多年前，她和丈夫在这片荒漠边缘栽下了120棵白杨，从林地一直栽到家门口。有一年春天，他们正在荒漠里种树，突然起了沙尘暴，天昏地暗，面对面都看不见人。她抱着孩子，摸着一棵棵的白杨，才摸回了家。白杨救了他们的命。

如今，那120棵树就剩了一棵。而她的丈夫、儿子接连去世了。林子一片又一片地绿了起来，白春兰却像那棵白杨一样，陷入了无边的孤独。

记得当时我曾指着一侧高大的新疆杨，对她说：你的树长得这么好，绿油油的。可是，她却回了一句令人非常辛酸的话：“我是旺树不旺人。”

此刻，她内心的纠结和悲情流淌而出。

第十一节 捕捉细节

我们都知道罗中立的油画《父亲》：粗糙的皮肤、深深的皱纹、藏有污垢的指甲、白布头巾上垂下的一丝线头……所有这些细节性的元素如果单从画面中拎出来，没有任何艺术意义，但当它们融为一体后，都是主题表现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细节好比人的神经末梢，最纤细的神经组织最敏感，传导性最强。传神的细节能够引发人们的共鸣和丰富想象，反映人物和生活的本质。在这一点上，任何艺术形式都是相通的。法国启蒙作家狄德罗说过，正是细节的真实使人们的心灵容易接受伟大故事的强烈印象。

采访成败的一个关键，有时在于是否找到一系列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

捕捉细节，必须身在现场，既要用眼观察，又要用脑思考。

捕捉细节，在我领衔的几篇通讯采访中随处可见。抓住这些典型细节，人物的个性和特质就展现出来了，主题表达就有了强力的支撑。

在《“三北”造林记》的采访中，殷玉珍给我讲了一个脸盆和脚印的故事。

当初，殷玉珍嫁进沙漠，40天后才看见一个外人，兴奋得挥手大叫，结果把人家吓跑了。她找到那人的脚印，用脸盆扣起来，一连十来天，就和脚印聊天：“你是谁？为什么来这里？跟我一样苦命吗……”

最早，记者们要把它单拿出来放在一篇小稿子里发出去。我说：这是个有戏眼的细节，而不是一般的小故事，用在小稿子里不会给人留下太多印象，而用在长篇通讯会出彩，它真切地表现出了青年殷玉珍的孤独和苦闷，为她后来执着种树起了很好的铺垫和衬托作用。

宇宙间的事物，大中包含着小，小里更蕴含着大，所谓“一滴水能反映太阳的光辉”，“一朵花能发现天堂”，“一粒沙能看见世界”。通讯更是如此，一个生动的细节，往往比大篇幅的描摹阐述更能说明问题。

比如在《“三西”扶贫记》采访过程中，我们捕捉到这样一些细节：

在30年前的三西地区，小孩子寒冬腊月没有鞋穿，看见一泡冒着热气的牛粪，赶紧把长满冻疮的脚丫子往牛粪里一插。

一家五口人，穷得只有两个碗。爹妈就在土炕上挖三个坑坑，野菜糊糊舀到坑里，三个娃娃就趴着炕沿吸溜溜地喝。

最旱的年头，草长得太短，驴只好把嘴扎到地皮上去啃，结果下嘴唇都被坚硬的地面磨掉了，嘴肿得像水桶。

渴极了的牛嗅到了水的气味，挣脱了缰绳，追着政府的送水车一路狂奔。水盖刚打开，几只麻雀自天而降，一头扎进水桶，溺水而亡。

尽管稿子修改了很多遍，许多地方已面目全非，但这些细节始终被保留下来，因为它们太生动了，一下子就让人真切地感触到当年三西地区的贫困。有这些细节作为铺垫和参照，三西扶贫开发才有了根据，三西扶贫的成就才得以彰显。

有些细节是情景性细节，需要记者用眼观察，用心去感受。2014年初，为了写作《面向未来的赶考》，我深入太行山区阜平县，采访了习近平总书记曾经看望过的唐宗秀家。这里有一个细节，唐宗秀的家很穷，房子在山野中显得破败而简陋。唐宗秀领我们进屋，随手提起了放在炉子上的水壶，屋里顿时温暖起来。这个细节我注意到了。

在与唐宗秀的聊天中，我感到她人很热情，对生活也充满期待。这与她的生活境遇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怎么来表达这种反差呢？我想到了所观察的细节，于是在文中这样写道：土坯房低矮简陋，在深冬里显得破败而冷清。一进屋，女主人把水壶提起，通红的炉火“腾”地蹿了上来。

这种含蓄的表达，给文章以更高的品位。

第十二节 在采访中剖析人物个性

了解采访对象越深入，写作就会越深刻。通讯采访，不仅要采集人物的故事，更要深入了解其生存环境、生活状态和人生历程，分析人物性格的形成原因及对其命运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看得透彻、写得深刻。

比如治沙英雄殷玉珍，是一个具有非常鲜明性格的陕北女人，有超乎现实的浪漫追求。采访中，她还给我们唱了一首她自编的小曲《花果沙》。

随着对殷玉珍人生经历的了解，我们对她的把握越来越深入。青春时代，她也曾对爱情婚姻充满幻想，只因为父亲要兑现一个承诺，她被迫嫁进了荒凉的沙漠，嫁给了贫病交加的丈夫。她觉得委屈，当时内心更是充满了纠结和痛苦。这是她治沙的最初动力之一。

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内驱力，虽受到现实的压抑，但它却无时不在暗中活动，要求直接或间接的满足。正是这些东西从深层支配着人的整个心理和行为，成为人的一切动机和意图的源泉。这一理论可以在殷玉珍身上得到印证。

你可以想象，一个人不甘心把自己最美好的追求，一生中最美的年华就这样埋葬了。她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自己的归宿，只好去寻找精神替代，别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她一定要去尝试，释放自己的能量。这就是这个人物潜意识层面的非常真实的动机。

了解了她的整个人生，才能明白为什么这些年来，她可以为人所不愿为、不能为，忍人所不愿忍、不敢忍。

再比如牛玉琴，为什么她能说出“我想回到当年，一个人，站在沙漠上”那样富有哲理的话？这也与她几十年的人生经历分不开。为了摸清她情感的脉络，我让记者广泛查阅资料，不仅查了以往各种媒体发的报道，还看了根据牛玉琴事迹拍摄的电视剧、电影、纪录片，包括一个地方作家早年给她写的传记。最后听说，原本大字不识几个的牛玉琴这些年开始写自传。她把自传手稿给了我，我也从中体会到她性格的成因。

我们看到，早年牛玉琴也是个脆弱的女子，因为生活艰难，一次又一次地哭鼻子。可是，她又很执着。小时候，家里穷，兄弟姊妹多，父母不让她上学，她就年复一年地等，一直等到能上学。她最快乐的时光，就是早年跟丈夫一起种树的时候，当时两个人心里充满了希望。她最痛苦的时光，就是丈夫得骨癌去世前后。为了把沙漠变绿，她几乎搭进去全部家产，还搭进去一条人命。她在自传里写道：“艰难的日子磨炼出了我坚强的意志。”

了解到这些，我们才真正明白，为什么这么多年，她不改嫁，不卖林子，带领儿孙继续治沙种树。因为治沙造林已经是她生命的全部意义，她不会动摇，不会止步，只会不断地往前冲，义无反顾。

在《永恒的召唤》中，采访“山神”刘真茂，他有些木讷，原来担心不好沟通，但我一下车，刘真茂就拉着我的手，牵着我往里面走。我就知道，他愿意沟通，我与他之间没有阻碍。

了解了刘真茂的经历，就走入了他的内心世界。他内心有自己的想法，淳朴、固守，不追求吃、穿，但是在精神上有很高的要求。他退伍这么多年，一直穿着一身军装，这是他有意要区别于一般人，表明他自身精神的优越，这是他的骄傲。有人或许会认为他不合时宜，但是他在内心深处要保持一份纯真。这就是独特的刘真茂。

人是最复杂的，刘真茂一个人守在山上，他孤独，需要回应。他讲述了水鹿的故事：他叫一声，水鹿回一声，他叫两声，水鹿回两声，他叫三声，水鹿居然回三声。他那么在意水鹿的回声，明显是需要一种陪伴。山上来了人，他高兴，热情招待，欢迎更多人去，这是一种潜在的心理需求。这就是寂寞的刘真茂。

采访刘真茂时，他送给我一个巡山时捡的树兜，我想回送一件礼物，见他爱穿军装，想送他一件将校呢大衣。他推辞不要。见我一再坚持要送他礼物，他最后脱口说出——“要一个照相机”，去记录他的水鹿、娃娃鱼。我没想到，震动了一下。一下子看到了他的内心世界：他不想留在过去，而是要进入新的生活。这就是真实的刘真茂。

刘真茂的个性，与他独特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只要认真了解、感受、分析，蛛丝马迹都能反映他的性格。随行记者说，刚开始采访刘真茂时没什么感觉，但听了我的分析，觉得这个人可以写得很深刻。

还有《守望精神家园的太行人》里的桑中生。在一次午餐的饭桌上，我问：你们这里，有没有头撞南墙不回头的人？市委书记提到了桑中生。

桑中生，曾经是个亿万富翁，经营电解铝因市场价格暴跌，欠了一屁股债，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他还要搞技术改造，推出电解铝的新产品。大家听后就议论开了。有的人就提出，他不能代表红旗渠精神，一说自己的事就流眼泪。

我听了桑中生的故事，了解了他的经历，对他有了一个初步的把握。这些不同意见恰恰让我对这个人物更感兴趣。

开座谈会时，我特意让人把桑中生请来。一问到当前的困难，桑中生马上回避，接着又流泪了。我就想到秦琼卖马、杨志卖刀，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故事。这是一个头撞南墙不回头的人，注定是个悲剧性的人物，这是他成为亿万富翁的原因，也是之后一文不名的原因。在座谈会上，他流泪了，见他又极力掩饰自己，我就想起一句诗：“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他性格如钢，但也有“绕指柔”的时候。他也绝望过，但绝望之后，仍然不回头。这就是桑中生，写他就是要写出他的悲剧色彩来，一个充满悲剧色彩但始终追求理想的人，一个一条路走到底的人。我想，他即便这次成功，将来可能还会遭遇失败。

采访中，随行记者问我，大家看到的听到的都一样，为什么你就能对人物有深刻的把握？

我对他们说，写人物要从他的成长环境、生活经历中去寻找蛛丝马迹，从内心深处观察他、分析他，甚至从哲学层面去理解他。一定要加入主观感受、主观分析。这样，创作之时就可以写进内心，把人物最主要的特点勾画出来。

第十三节 关联性采访

一幅5米多长的《清明上河图》，共绘了814个各色人物，虽然人物众多，却各有特色，虽然各有特色，却又有共同的特点。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是为画面的主题服务的，即展现北宋时期都城东京汴河两岸的自然风光和繁荣景象。

在同一主题下，对各种不同人物进行巧妙的关联，在同中求异，在异中求同。这样就能使内容丰富而又立体和谐。

在通讯的采写中，尤其是在对系列人物的采访中，一定要注意将他们联系起来，把握他们的关联度，注意被采访对象同中之异、异中之同。要认真分析采访人物，既把握他们不同特点设计出不同问题，又要在把握了他们共通之处后，用同一个问题向不同的对象发问。

采访中人物关联度的把握，实际上是为写作的总体性把握做准备。如果采访中同一组人物彼此孤立、各不相关，写成的通讯必然支离破碎。把握住人物的关联性，就可以在相互烘托中突出主题，也可以在相互对比中深化主题。《“三北”造林记》采访中，我采访了一批造林人。他们经历不尽相同、个性千差万别，但有一个共通之处，就是都与树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用树来比喻他们再合适不过了。根据这一特点，我设计出了同一个问题向其中六位造林人发问：“你种了这么多年的树，假如把你比作树，你觉得自己是哪一种树？”

六个人的答案居然都不一样，而且都是那么贴切！这给了我们一个意外的惊喜。

第一个问的是殷玉珍，殷玉珍说：“我像香花槐，满树都开花……”她确实是这种风格，有一种火辣的性格，有一个灿烂的人生。

第二个问的是张应龙，他说自己像长柄扁桃。对很多人来说，这个名称很陌生。这是毛乌素沙地特有的一种灌木，俗称“野樱桃”。它不像乔木那么高大，貌不惊人，生命力却非常顽强，不像别的沙漠灌木过几年就需要平茬一次，而是可以一直生长几十年甚至更长。最近还发现，这种灌木的果仁可以榨油，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张应龙已经开始尝试长柄扁桃油产业。低调、坚韧而有内涵，这与张应龙这位新时代治沙人的气质非常吻合。

第三个问的是牛玉琴，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是新疆杨。”新疆杨，在西北地区所有的植物中是形体最高的一种，成年可以长到20多米高。就像茅盾先生在《白杨礼赞》中写的那样，所有的枝丫一律向上，绝无旁生侧出，甚至叶子也片片向上。它就是要立得最高，不管雨雪风霜，绝不弯腰。这就是牛玉琴。在她内心里，就是要做英雄，永远要领先于所有人，独领风骚。

第四个问的是石光银，他说开始喜欢种新疆杨，现在更喜欢种樟子松，我说那么是不是樟子松更像你呢？他说，是的，樟子松确实更像我。樟子松稳扎、坚韧，可以活过百年。他说自己最大的梦想，就是活到老治沙到老。这与樟子松的形象太贴切了。

第五个问的是白春兰，她是个悲情人物，丈夫、儿子死了，自己一直在种树。她说自己就像榆树，榆树坚韧并带着苦涩的味道，很符合她悲情的特点。她又说榆树树冠大，可以让所有人都来乘凉。这体现了她宽厚、包容的胸怀。

第六个问的是张生英，他说自己像小叶杨。小叶杨也是西北特有的一种树，样子并不好看，但防风固沙的效果非常好，低调而务实，与张生英十分相像。这位宁夏哈巴湖林场的场长原来名气不大，却有令人感动的故事：治沙30多年，成绩很大；因力排众议推进改革，他的妻子被人用刀砍伤了一只眼睛。

被问到“以树自喻”的问题，这些人都没有犹豫，回答起来是那样的自然。

有不少人问我：你怎么想到要设计这个问题呢？第一，他们一辈子种树，树和人融为了一体，这是一种生命意识。第二，以树比人，每个人的不同特点就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了。第三，虽然有异但也有同。他们都是治沙英雄、绿色的象征，都像西北耐旱的植物一样坚韧不拔，都有一种向上的精神。问答之中，人物的特质展现出来了，关联度也加深了。把握人物关联度、异同性，让这些分散在各地、各有不同人生经历的造林人建立起了精神层面的深度关联。正是这样一群心怀绿色梦的人，并肩而立，构成了三北工程的精神之林，构成了中国的绿色长城。

对这些造林人，我还设计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你的梦想是什么？

这个问题，同样在这些造林人之间建立起了关联度。乍看来，每个人的回答都不一样，但在更深层面上，又互相契合。比如，牛玉琴最大的梦想就是“回到当年，一个人，站在沙漠上”，她的意思其实就是继续治沙种树；殷玉珍的梦想是“种更多的树，一片绿色，树上挂满果实，让很多人都来品尝”；张生英的梦想是“湖边树林里长满各种颜色的花，骑个自行车在里面转来转去”；白春兰的梦想是“到国外看一看，人家的农庄是什么，做一个农庄式的旅游项目，带动周边的人”；王有德的梦想是“通过治沙，让我的职工都富起来”；石光银的梦想是“活到老治沙到老”。

他们在沙漠绿色中，生长出了五颜六色的梦。我们从中看到了造林人对树的深厚感情，以及他们对人生价值的追求。表现形式不同，却同样在为原本荒凉贫瘠的三北大地增添着生命的光彩。正是无数个造林人单个的“梦”，无数个中国人美好而又不尽相同的“梦”，构成了“中国梦”。这也是对主题的深化。

这种关联度共同突出了宏大的主题，反过来又衬托出了每个人的特质，人、树、梦融为一体，创造了相互感染、完整统一的精美意境。

第十四节 扩大采访范围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每一个采访对象都不是孤立的，有多重角色，生活在各种社会关系中间。把握采访目标对象，不但要采访本人，还要采访他周围的群体，从不同视角去观察，只有这样才能对采访对象作出全面、客观、准确的评价。可能有的人赞同他，有的人会反对他，这些都会加深我们对目标人物的把握和理解。

毛泽东在《记者头脑要冷静》中谈道：“记者到下面去，不能人家说什么，你就反映什么，要有冷静的头脑，要作比较。……唐朝有一个太守，他问官司，先去了解原告被告周围的人和周围的情况，然后再审原告被告。这叫作‘勾推法’。这就是比较……记者要善于运用这种方法。不要看到好的就认为全好，看到坏的就认为全坏。如果别人说全好，那你就问一问：是不是全好？如果别人说全坏，那你就问一问：一点好处没有吗？”

穆青、陆拂为在采写《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时，既采访了“老坚决”潘从正，又采访了当地的村民和干部。曾经有人反映了“老坚决”与老婆吵架，打了老婆一拳这样一个细节，穆青就紧追不放。陪同采访的同志感到很奇怪，英雄还能打老婆？这样的材料能用吗？但随着采访的深入，这个具有矛盾性的细节显得愈发重要，它有力地表现了“老坚决”在“文革”中被逼得走投无路的痛苦心情。这个细节也被写入了通讯当中。《守望精神家园的太行人》、《永恒的召唤》、《“三西”扶贫记》、《“三北”造林记》、《面向未来的赶考》五篇通讯的采写中，也大量使用了这种方法。

在《守望精神家园的太行人》的采写过程中，为了写张福根这个人物，我听了市委书记和镇长的介绍，采访了张福根本人后，还向村民、福根家人了解情况。当时，福根媳妇跟福根一起干活摔伤了腰，卧病在床，我还专门去看望了她。福根媳妇谈到福根，满口的埋怨。听着媳妇爱中带怨的话语，福根眼里满含着泪水。这些都加深了我们对福根的理解和把握。

我们一共见到福根三次，每次福根都穿着同一身衣服，虽不是什么好衣服，但干净、整齐，有七成新。采访中，一位年轻村民告诉我们，那是他见客人的体面衣服，平时就是一身旧衣服。有人说，福根节俭；有人说，福根老土、落伍了。

我听后，反过来问福根：你不会困难到买不起一身衣服吧？

福根说，不是困难，是整天穿着好衣服，就不想干活了。

一身衣服，恰恰表现了一个人的精神。

在《“三西”扶贫记》中，“洋芋书记”李旺泽是一个主要人物。见他本人之前，我们先进行了大量外围采访。我们在他曾经主政过的定西市安定区采访了很多干部群众，以了解李旺泽是个什么样的人。尽管他已经调走两年，但当地人还记得他的很多故事。

一位洋芋种植大户说，李旺泽很懂行，经常到田间地头跟农民交流种洋芋的经验。

一位卖洋芋的小贩说，李旺泽有担当，大家担心洋芋价格下跌时，他半夜到市场上去查看价格走势，站在大街上喊话，给大家撑腰：“我保证，你们的洋芋要是卖不掉，就拉到我区委院子里来。”

一位铁路负责人说，李旺泽很霸道，跟铁路部门商量好，管住车皮，谁敢低价收购农民的洋芋，就不给车皮，让他收了也运不走……

我们还向李旺泽的上级、同事征求意见，有的说他土，穿着从来不修边幅；有的说他是个干事的人，执行能力很强。

这样你一言我一语，每个人都说出了自己心目中的李旺泽。在对他本人采访之后，一个把百姓利益放在心头、敢作敢当的基层干部形象逐渐凸显、丰满起来了。尽管外围采访并没有完全写进稿子，但是给我们提供了观察李旺泽的不同视角，我们写他的时候，很快就抓住了他最有特点的细节，一下子就切中要害，几笔就把这个人物写活了。

在《“三北”造林记》中，采访主要人物殷玉珍时，我特别注意观察她丈夫白万祥的表现。当初，促使殷玉珍不顾家人反对治沙造林改变命运的一大原因，就是她觉得嫁给白万祥委屈了。可是从外表看，白万祥长得并不难看，在当地农村甚至可以说是一表人才，只是性格比较内向、为人温和。我们在他家林场吃晚饭，席间白万祥陪坐在一边，几乎没有话，因为不习惯这样的场合，中途甚至偷偷跑了出去。后来专门让人去叫才回来。

这让我加深了对殷玉珍的理解。如果换作其他姑娘，当年嫁给白万祥说不定还觉得不错；可殷玉珍不是常人，性格火暴，跟不上她节奏的人她就看不上眼。白万祥的柔，进一步衬托出了殷玉珍的强。

第十五节 采访的“复牌”

早年打桥牌时，我有复牌的习惯。怎么叫的、怎么打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每一个细节都要回想。这对于提高桥牌水平有很大帮助。

将“复牌”的方法应用到采访当中，并不仅仅是为了提高采访水平，同时也能在对素材进行归类、梳理、加工的过程中，找到关联度、对比度，感悟其中有价值的情节，并进行联想发挥，加深对人物的理解，加强对事件的把握。

在《守望精神家园的太行人》、《永恒的召唤》、《“三西”扶贫记》、《“三北”造林记》、《面向未来的赶考》这几篇通讯的采写过程中，每天采访结束后，我都要带领记者们举行“复牌”式碰头会，经历“头脑风暴”，这成了雷打不动的习惯。碰头会可长可短，短则一两个小时，长的要开几个钟头。大家坐在一起，就当天采访情况互相交流心得体会，特别是对主要采访对象进行分析。记者们爱听我的分析，我也愿意听他们的感受，互相启发。五篇通讯的很多关键表达、精彩部分都是在“复牌”中形成的。

比如《“三西”扶贫记》的“复牌”。2012年5月9日白天，我们采访了陈云花、王永瑞等几个典型人物，晚上在定西宾馆开碰头会“复牌”。这一天收获很大，包括碰到了陈云花给鸡唱歌这样精彩的场景在我们眼前挥之不去。记者们以前已经几次采访过这些人物，但这次采访每个人都发现了一些新的细节。我先请记者分别讲一下对这几个人物的新认识。随后，我谈了自己的看法。

对陈云花，我先讲第一感觉：见面时她给我的感觉是，这个西北妇女是想要强烈表达她的内心的，并不是很拘谨。她的脸上洋溢着一种光彩，为什么？她感觉到她的价值被别人发现了，这是她所需要的。

我回忆了陈云花与鸡群的奇妙和谐关系，那是一种梦幻般的感觉。在她边走边唱时，所有鸡的目光都跟随着她，同时唱歌般地低声鸣叫。尽管当时鸡舍里臭气熏天、苍蝇乱飞，我却好像到了一个童话世界。

我进一步分析这个细节里传递出来的信息：1996年，她带着女儿去新疆养鸡场打工，一边打工，一边偷学了养鸡的全套技能，把成鸡、小鸡所有相关的技术都记录了下来。她对鸡非常用心，所以才这么懂鸡；相应地，鸡也就容易接纳她。她与鸡和谐相处，背后是她胆大心细的性格，这种性格对她创业成功起了决定性作用。

她的养鸡过程也是分几个阶段的，最值得注意的是她回到家乡之后那段时间。当时她用3年时间赚了4.8万元，在西部农村那是很大一笔钱。一回到家乡，观念冲突就出现了。她想投资办养鸡场，以她丈夫为代表的传统力量要阻止她。她不同意，她在想，这几年就白过了？别人能做的事情我为什么不能做？她觉得，他们这些人都是“抬头看日头，低头看脚尖”，是一群没有见识的人。她觉得自己跟他们完全不是一群人，她要像那些企业家一样，争取自己的美好生活。结果，她丈夫白天帮她盖鸡舍，晚上就干架。就在这种争吵当中，甚至可能会有肢体冲突，她成功了，并且使丈夫逐渐认可了自己。她成功的表现，就是她的丈夫过去穷的时候抽卷烟，现在口袋里插一包香烟，这是用她所挣的钱买的。吵架以她丈夫的物质享受和她精神的胜利而告终，女人战胜了男人，带有现代观念的女人战胜了固守传统观念的男人。

我说：“今天就这么短短的三四十分钟的采访，把一个人的内在精神世界酣畅淋漓地表达出来了，可以说是叹为观止。”

回忆、归纳、联想、生发，在“复牌”中，陈云花的形象逐渐丰满起来、站立起来。

而对悲怆的种树老人王永瑞，在对采访的“复牌”中，我是这样分析的：我对他有一种由衷敬意和无可奈何的感伤。他真是一个悲剧型的人物，你可以从他眼睛当中读出世事的沧桑和他个人命运的凄凉。要画一幅油画的话，他是一个很有冲击力的模特。他年轻时候一定是个英俊的小伙子，虽然岁月在他脸上无情地刻出这么多的皱纹，但是那种少年的英俊之气在这个71岁的老人身上依然能够领略到。他的眼睛仍然是那么大、那么有神，而且是双眼皮，这对一个古稀之年的老人来说是很少见的。古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不断地把石头推上山顶，滚下来，又推上去。但王永瑞种树种了死、死了种的执着，与西西弗斯是不一样的。西西弗斯只是做重复劳动，是被动的，而王永瑞把种树当成生命的全部，主动去实现生命的价值。当你想象一个扛着镢头的老人，几十年孤独地在这贫瘠的荒山上走着，跟着他的狗一只一只地老死，跟着他的喜鹊一只一只飞走了，他仍然还在种那些活不了的树。这是怎样一种画面？这种视觉冲击实在是太强烈了。我想，只要有一口气在，他就要继续往前走，去种他的树，去种他的生命之树。

后来，在通讯中写到王永瑞时，我们就是带着这样一种理解去刻画人物的。基于对人物全面而深入的把握，我们很快就抓到了故事中最动人的一点，寥寥数语，就把这个老人的悲情和坚毅勾勒得栩栩如生。

在《“三北”造林记》采访中，“复牌”的方法可以说用到了极致。因为行程排得满，参与记者多，每天的“复牌会”常常要到晚上10点多才能开始，将近午夜才结束。虽然大家都很累，但在“头脑风暴”中大家收获也很大。

比如，2013年8月14日，我们开车穿过毛乌素沙地，同时，采访了王有德、顾芸香等人。当晚，照例召开了采访组碰头会，在“复牌”中碰撞，产生了很多火花，这些思想成果都引入，甚至是直接搬入通讯当中。

我对记者们回顾了当天采访中感触最深的几个点，并把它们联系在一起：

一是穿行沙漠宛如进入“时间隧道”——从灰色的草方格，到金黄色的草方格，到原始的漫漫黄沙，再到茂密的绿色树林，我们似乎在上溯历史的长河，回到了三四十年前，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再从20世纪又返回到21世纪。

二是对沙丘上细腻纹理的观感——沙丘同样也是大自然的女儿，那纹理就是大自然精心给她梳理的发辫。

三是对黄色的赤裸沙丘和已覆盖绿色植被的沙丘的观感——绿丘和沙丘相对而立，仿佛让我进入了另外一种境界，仿佛它们是两种有生命的物体，在相对注视、互相交流。它们会彼此问些什么？会交换什么样的信息？也许在交流我们一路上探讨的问题：究竟怎么对待沙漠，怎么对待绿色，沙丘的存在有没有它的合理性，如何科学造林？

当我们治沙取得了一些进展而且能控制沙漠时，反过来思考，是什么力量促成了一种由黄到绿的变化？我们依靠人力促进的改变，在整个大自然当中占据着一种什么样的位置？这是一种哲学层面的对话。

我在思考，人与自然关系、自然本身各种构成的关系（如黄沙、绿地）、治沙中人与人的关系究竟为何？要强调天人和谐，更应该强调人的生命价值。在地球上，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最有价值、最值得珍惜的是人的生命。

一边回顾，我一边整理思路。通讯第五部分的结构就是在这次“复牌”中完善的：开头从穿越时空切入，最后写到黄丘与绿丘的对话。

我把自己的体会告诉记者们：采访不仅要看到东西，还要读出深层的东西来，要领悟。只有这样才能认识人物，写出来的东西才能展现其特质。

采访的“复牌”，在回味和梳理中提升素材，为后期创作准备条件，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

第十六节 补充采访

任何采访都不会一蹴而就，它常常在反复或补充中达到成功。

比如绘画艺术，有“补色”这个概念。由于人眼感受到的色光色彩与实际的颜料色彩在明度与纯度（饱和度）上存在着较大差别，因此在绘画色彩运用中，在适当的位置恰当地补色，不仅能加强色彩的对比，拉开距离感，而且能表现出特殊的视觉对比与平衡效果。

新闻通讯的采访同样需要“补色”。

一篇通讯的采访，需要经常找存在的色差问题，需要通过反复的采访及补充去“补色”，从而达到从结构到思想的平衡。

这种补充，可以锦上添花，也可以查缺补漏。

在这几篇通讯的采访中，作为主采访人，我的习惯是，采访之前，对文章进行构思，像绘画一样做到“胸中有丘壑”，对素材做到心中有数，缺什么补什么，并据此对要提出的问题反复考虑，高度归纳。采访中化繁为简、突出重点。补充采访要兼顾全面、补差填空。通讯的采访通常都是在这种反复磨合中完成的。

在采写《守望精神家园的太行人》一稿时，我在林州行程4天，马不停蹄地采访了30多个人，主要人物已成竹在胸。当时由于工作安排比较紧张，后面还要出差，不得不回京。但是，仍然感觉有所欠缺，采写这样的反映时代精神大主题的通讯，需要类型丰富的人物，但采访的对象基本是男性，女性人物只有郭变花一人，此外，还有如何与红旗渠建造过程中当年那些英雄承接的问题。离开林州时，我留下几个记者补充采访。

他们在随后几天采访中，找到了新的人物线索，比如采访了太行深处的“桃花嫂子”，这个在丈夫去世后靠卖面条顽强生活的女子，有着丰富的故事和情感；他们还采访到当地慈善晚会上倔强的魏于皓妈妈接受捐款时流泪的故事；等等。她们有的后来成为通讯的主体人物，有的作为辅助性人物使用，丰富了这篇通讯的人物色彩。回到北京后，记者们又采访了当年的林州县委书记杨贵，以及当年摄制《红旗渠》的中央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的赵化，请他们回忆历史场景，谈今天的感受，这些素材增强了通讯的厚度，从不同角度阐发了主题。

采写《“三北”造林记》时，先期采访的记者把素材整理出来拿给我看，我的感觉有两方面：一方面，人物故事已经比较丰富了，有不少动人的细节；另一方面，同质化倾向比较明显，讲述造林人人生故事的素材很多，而展现35年三北造林宏观图景、多侧面反映人物生活、展现深层精神思考的素材偏少。这样，就不足以写出三北工程这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生态工程的全貌。要弥补不足，只能补充采访。

2013年8月12日至16日，我带领记者们去内蒙古、陕西、宁夏3个省份采访了4天，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补充采访。有了原有素材作底子，我在采访中不必再穷究造林人的人生故事，而是有针对性地提问。比如问不同的造林人“你像什么树”，就是要找到他们之间的共性。比如请造林人说各自的梦想，就是要对他们深层的精神进行开掘。在采访途中，无意中发现古长城遗址，让我们找到了一个可以贯穿全篇的意象，它是三北精神的对应物，贯通古今，联结历史与现实，打通形而下与形而上，高度凝练地概括了三北造林人共同的精神世界。《面向未来的赶考》先期采访时，赶考的主题还没有确定，因此已有的素材有明显的不足。带着这个问题，我带领记者到河北就此作了重点采访，由于目的性、针对性很强，尽管时间不长，但还是抓到许多精彩而让文章熠熠生辉的素材。

采访的补充还表现在对同一个人物的多次采访上。这大多是因为在第一次采访中，感到被采访的人物很重要，但是爆发点和特质还没有找到，就需要再次或多次进行采访，以实现对人物的深度开掘。比如对白泉村的张福根先后采访了三次，前两次掌握了人物的基本素材，但感到还是不够精彩。第三次，我上山与张福根进行了几个小时的深谈，终于拿到了比较经典的细节和故事。

补充采访，是完善采访的过程，往往是在主体采访基本完成后进行的。有的通讯创作者轻视这一工作，但实际上，补充采访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可以完善通讯的素材，提升作者的思想，对于通讯的成功往往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不少时候，当通讯进入写作阶段时，一旦发现素材欠缺，必须继续进行补充采访。

第二章 精心写作修改

美联社的《新闻写作指南》将新闻写作视为一门艺术。其中写道：“新闻写作是再思的艺术。首先涌上心头的东西很少是令人满意的。写作的技巧寓于对字词的挑选而不是现成语句的涌流。挑选的时间有时很短，有时则稍长一些。然而必须再思。”

刘少奇1956年向新华社提出的要求是：“新闻要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美国学者梅尔文·门彻提出，要把新闻“当成艺术品去雕琢”。

相对于其他新闻样式来说，通讯创作有其独特的规律。它不是一般性地记述事实，而是一个艺术的再思过程，是建立在采访真实基础之上的艺术再造。

通讯的写作修改过程，譬如治玉，非“切之磋之，琢之磨之”而不可。面对采访中获得的真实而丰富的素材，怎么分析素材、怎么提炼主题、怎么构架全文、主线怎么贯穿、意象怎么笼罩、高潮怎么推出，这些都需要精心琢磨；创作风格是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是风俗长卷还是历史史诗，这些都需要认真把握。至于穿越、渲染、蒙太奇、比喻、勾连、铺排、夹叙夹议……种种文章表现手法，需要通讯创作者熟练运用。

创作要经历优化布局、总体调整、细部雕琢等等不同阶段。人们经常说，好文章要做到“行云流水”、“炉火纯青”，达到这种境界大都需要反复锤炼打磨。

因此，如果说采访时深入生活是一个“物理过程”，那么写作则是一个高于生活的“化学过程”。

古人说“格物致知”。面对密密麻麻、丰富而复杂的采访素材，通讯作者不是摘抄，不是依样画葫芦，而是从纷繁复杂的表象中去寻求、思考生活的真谛、生命的意义等，也就是古人所说的“知”，然后用恰当的文字语言、表达方式表现出来，这就是“艺术再思”的过程。

当然，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再思”，绝不是胡编乱造、随意捏合，而是建立在采访所获得的素材之上。古人说，“大诗人所造之境必须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优秀的通讯作品就应该是理想与现实的统一。

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审美习惯，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通讯。时代在变，但在通讯写作修改过程中，通讯作者“艺术再思”的原则是不能变的。

今天的通讯不能简单地沿袭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写法，必须适应当下时代受众的审美需求和阅读习惯。在资讯不发达的时代，人们阅读内容有限，通讯曾风靡一时。今天，人们被海量的资讯所包围，要吸引受众阅读，提高关注度，就必须更善于叙事，用多样化的手法展示事物内涵的丰富性和独特性，也就是俗话说的——“好看”。同时，更值得注意的是，不能写得太满，要留存一些空间，让受众去想象、思索、感悟，激发读者再度创作和进行自我阅读体验。因为今天的受众，一般不满足于“受众”的角色，具有很强的自主性。这就是今天阅读的时代特点。相比而言，有时后者更重要，要想写出具有时代感、符合当代审美习惯和阅读习惯的精品，就必须掌握通讯创作和创新的规律。

如何进行艺术再思，如何吸引受众的目光，如何引导受众去想象、思索、感悟？这是今天的新闻记者在通讯创作过程中，必须认真思考、认真探索的重大问题。

第一节 恪守真实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马克思在主编《莱茵报》时就提出“真实”和“纯洁”是报刊的本质。

原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讲过这样一段很精辟的话：“新闻工作，搞来搞去，还是个真实性问题。新闻学千头万绪，根本还是这个问题。有了这一条，就有了信用了，有信用，报纸就有人看了。”

与其他新闻文体相比，通讯写作的回旋空间更大，因而在恪守真实方面更需小心。

首先，一篇通讯，尤其是长篇通讯涉及因素众多，失真的可能性较大。以我领衔的这几篇长篇通讯为例，描写人物众多，少则十几个，多则将近40个。写这些人物，涉及工作单位、年龄、容貌等基本信息，还有主干故事、现场场景、对话等叙述描写内容；反映时间跨度较长，大多涉及几十年的历史；援引经典较多，包括文献典籍、名人名言、地方民谣俚语等等。千头万绪，要求通讯创作者心细如发，言之凿凿，持之有故，确保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数字、每一句引言、每一个故事真实准确。

其次，长篇通讯从采访写作到最终发表，一般要经历数月时间。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原来采访的人物情况，搜集的有关数据都可能出现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和采访对象保持密切的联系，随时掌握新的变化，并在发表时作出必要的修正。

最后，通讯这种文体，要在事实准确的基础上使用众多的表现手法，包括生发、对比、烘托甚至想象等，在故事真实的基础上进行抒情、评论等，营造优美的意境。这中间就很可能出现差异和错讹，偏离了真实。“万丈高楼平地起”，如果把通讯比作一座宏伟的大厦，那么恪守真实就是它的根基。在采写通讯时，我对记者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确保每个细节都真实准确。

解决通讯真实性问题，要求我们在采访中保持严谨的作风，对于一些关键性细节，必须问得认真、记录准确。同时，要做有心人，细致观察，默记于心，不能想当然。要将真实性问题解决在采访源头。

网络信息时代，互联网为我们搜集素材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也蕴藏着很大的风险。互联网上内容庞杂，存在着大量虚假信息或者不准确的信息，要具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能力。可以利用互联网搜集相关素材，同时进行准确核实，只有这样在写作中才能做到万无一失。

写作要忠于事实。事实是怎样的，就要怎样写，不能人为地改变。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而改写事实，是弄虚作假，是不可取的。

在《永恒的召唤》草稿中，我们根据一些部门提供的资料，这样描写“雷锋之死”：50年前的那个上午，那辆13号车上，乔安山一个二挡起步，雷锋倒在了被车挤断的一根木杆下……

但是，在其他几份资料中，又是另外几种说法。为了保证事实绝对准确，我们再次采访了乔安山本人和雷锋纪念馆馆长，将事实修正为：50年前的那个上午，那辆13号车上，乔安山一个倒车，雷锋倒在了被车挤断的一根木杆下……

一个“二挡起步”，一个“倒车”，看似差别细微，却关系到“雷锋之死”这一重大历史事实的原貌，不可不慎。

在《守望精神家园的太行人》采访中，林州市委提供了一组数据：河南省最新的排名是，林州市在全省108个县市中综合实力进入前8强，但数据还没有正式发布。为保证这一关键数据准确，我们在与河南省统计局进行核对后，才在文中使用。

在《“三北”造林记》写作末期，我们得到消息，稿子里写到的主要人物之一牛玉琴刚刚评上“全国治沙英雄”。如果这是事实，她将成为历史上仅有的四位“全国治沙英雄”之一。这对于即将播发的《“三北”造林记》来说，是个很不错的新鲜内容。然而，记者又从国家林业局了解到，尽管牛玉琴的当选是板上钉钉的事，但仍在公示期内。虽然再有几天公示就结束了，但我仍然决定，舍弃这一信息，为的就是确保事实准确无误。

去伪存真，要求记者练就一双“慧眼”，在写作中，善于利用采访时观察的信息、储备的知识和生活经验发现问题，纠正错误。

在《守望精神家园的太行人》草稿中，有一段描写采访张福根时的场景：新月初上，群峰壁立；星空寂寥，松涛有声。

我记忆中那天晚上并无新月，便查了日历，采访张福根那一天是阴历二十三，是残月，不是新月。我记得不错，那是个无月之晚。最后，我把原文改为：群峰壁立，星空寂寥；山风拂面，松涛有声。

此外，在草稿中叙述张福根带领大家修路的故事时有这样一句话：修路唯独拉下了张福根家。

这是根据当地镇政府的介绍写下的。我看后当即指出，这不真实，因为在采访福根前，我曾去看望了村里的一个贫困户刘改枝，她家的道路就没有硬化。经过反复核对，我将其改为：白泉村硬化了村民家门前的道路，到其中一家时，福根拦住了要修这条路的人。路的尽头，是福根自己家。

在《“三西”扶贫记》中，描写当年三西地区的贫穷图景，记者在草稿中写到一件事：一个孩子，寒冬腊月都没有鞋穿，早上看见一泡冒着热气的牛粪，赶紧把长满冻疮的脚丫往牛粪里一插，暖和得直哭。

我对几位记者说，你们没有经验，我可以断言，那不是“暖和得直哭”，而是冻疮一遇热气，又痒又疼，“难受得直哭”。记者将信将疑，还去找当事人核实，事实证明我所言不谬。

记者很诧异，问我何以得知？殊不知我幼时家境贫寒，冬天也曾有过没鞋穿的经历，每每脚生冻疮，不用说脚插在热物中，就是夜里被窝一暖，脚就疼痒不止。我虽没有用脚插过热牛粪，可道理是一样的……

穆青说过：“一篇人物通讯，哪怕只有很微小的一点虚构，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因为读者一旦知道有假，必然会对整个通讯产生怀疑，这将是可怕的‘信任危机’。读者看待党报，看待我们的新闻报道，就会像《红楼梦》中的那副对联所说的‘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那样，一概不相信了。这样一来，我们的新闻报道，‘有’也等于‘无’，甚至比‘无’还要坏。”

正因为如此，记者在进行通讯写作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守严谨细致的作风。“准确，准确，再准确些。”这是普利策的经典名言。作为集新闻元素之大成的通讯写作，务必把恪守真实作为最基本的原则来坚守。

第二节 分析素材

分析素材，就是为了选择写作方向。写成什么样式的长篇通讯，是以人为主还是以事为主，是以人带事还是以事带人？模式是什么样？风格是什么？是史诗类的，还是风俗长卷类的？是咏叹调，还是交响曲？是清水芙蓉，还是浓墨重彩？是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诸如此类，都是要在分析素材的基础上确定的，正所谓“思精”才能“笔锐”。《纽约时报》的老掌门人阿道夫·奥科斯经常给他的下属讲“三个石匠”的故事：中世纪的一个行吟诗人在路上先后遇到了三个石匠。他分别问他们：“嘿，干什么呢？”第一个说：“在凿石头呢。”第二个答曰：“我在雕刻一块基石。”唯有第三人的回应令人振奋：“我在建造一座大教堂！”

在奥科斯的心目中，这三个石匠的活计代表了新闻写作的三个阶段（境界）。首先，新闻记者正在对手头的事实材料进行“打量”，好比石匠在打量那块石坯，看它能派什么用场。其次，新闻记者要把它打磨成适应需要的素材，好比石匠已经决定用毛坯材料做房子的基石。最后，新闻记者将基石打磨好，准备充分后，就要着手写作了，这将是一篇有力度的大文章，如同那第三个石匠一样，可以将已经打磨好的石料投入一座大教堂的建构之中了。

这实际上讲的就是分析素材、打磨素材、逐步明确创作方向的过程。但就通讯创作而言，并非如此机械，不是在收集完素材之后，才去分析素材，而是将素材分析与采访过程同步并不断推进的。

素材的分析，要从大的方面去把握。一般而言，在采访之前，我都会设计大概主题，在采访中验证、纠正；设计基本的结构，便于在采访中有针对性地进行材料的收集。采访之前，我往往担心没有典型元素，撑不住主题。一旦素材丰富，又担心被素材牵着鼻子走，陷入局部的典型细节。实际上，采访解决的是“走下去”的问题，材料分析解决的是“提上来”的问题。

不同的主题，需要不同的素材。不同的素材，又决定着不同的创作方向。

写作上如何着力着手？有以事写人和以人带事两种写法。

以事写人，可能比较容易，但往往也容易流于一般。以人带事比较难，但可以出新。究竟采取哪种方法，如何处理，要视采访掌握的素材情况而定。

像《守望精神家园的太行人》这类稿件就比较难处理。采访之后分析素材发现，有那么六七个人，比如张福根、郭变花、桑中生、李广元、桃花嫂子、郑中华等，个性特征十分鲜明，但他们又都很普通，也没有特别典型的事件。这就决定了必须依照一种精神线索去写人，以人带事。这不是一篇为了写人而写人的通讯，而是为了阐发一种时代精神，必须以大思路、大格局来进行逻辑思考，在这个角度下“摆布”这些人物。

这些材料和时代精神的主题，决定着《守望精神家园的太行人》不能由细处入手，必须从大处着眼，把五个昭示、启发与人和事结合来写，甚至包括文章开始切入都要大一点。从大的时代方位切入实的事例，最后再放大，就是“大—小—大”的写法。这种大可以是历史上，也可以是时间上，或者空间上的布局。在具体写作过程中，不一定要求故事非常连贯，可以进行各种穿插。

再来看《永恒的召唤》一稿。这是一篇哲理性非常强的稿件，采访的过程就是一个思想不断提炼和升华的过程。它所采访搜集的素材是非常广泛的，有人物、有事件、有背景、有观点，还要进行大量的案头材料梳理工作。这样的主题和素材，决定着《永恒的召唤》的写作并不体现在对人物的塑造上，而是体现在思想的梳理、提炼和展示上。

而《“三西”扶贫记》的人物故事、背景都是极具地域特色的。我们采访到的素材，都蕴含着浓浓的西北黄土文明的历史特色，从中能感受到西北高原的空旷辽阔、西北民谣的绵厚凄凉、西北农民的淳朴倔强及其生存环境的艰难困顿。这样的素材特性、这样的背景格调，决定着这篇通讯必定要选择风俗画卷、历史长卷这样的创作方向。

对于《“三北”造林记》的素材，我是这样分析的：三北人民植树造林的过程，是随着改革开放而改变自身生存环境、追求人生价值、历尽悲欢离合的波澜壮阔的一种历史体现。在这当中，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他人的关系，也在不断地调整和提升。这是一种文明进步的体现，是人的素质不断提高升华的过程。这不是一两个人的故事，而是各种典型、群像的融合。通过他们，我们要表现出一个大的历史推进的过程，写成一部人类改造环境的史诗、一部精神发展的史诗、一部心灵成长的史诗。

为什么说是史诗？30多年来，饱尝艰辛、奋勇向前的三北造林人，就是一群伟大的生态英雄，就像成就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史诗的古希腊英雄那样。他们中间有成功者，也有悲情人物，但不论成败都是英雄。并且，正因为成功与失败同在、欢乐与痛苦并存、幻灭与希望交错，才显得更加博大壮美。这就是这篇通讯最终要达到的艺术效果。

素材是第一性的，创作是第二性的。分析好素材是使用好素材的前提。采写长篇通讯时，每次我都让记者们把采访到的重要素材打印出一份，钉成厚厚的一本，带在身边，反复看上许多遍，随时作标注和笔记，最后基本上是烂熟于心。对素材做到心中有数，在创作中就能保证大的方向不偏离、大的摆布不颠覆，不会出现畸重畸轻的问题。

第三节 提炼主题

通讯的主题，是通讯的灵魂和统帅。清人李渔在《闲情偶寄》一书的“立主脑”篇中说：“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它，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明末清初的哲学家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也说：“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

通讯主题提炼，决定着思想的阐发、材料的取舍、结构的安排、语言的表达等诸多方面，是通讯采写能否成功的根本性因素。尤其是对于长篇通讯而言，涉及众多人物、故事、细节、背景，如果没有主题的统帅，作者就很容易陷入庞杂的素材中而无法自拔。

针对《永恒的召唤》一稿，一位专家曾做过这样的统计，全文12 271个字，点名道姓的人物有48个，涉及的地方场所39处。试想，如果没有成功的主题提炼，写作过程中必然会因为素材繁多冗长而茫然四顾。只有进行准确的主题定位，散落的素材才可以在取舍分合中各归其位，才能使通讯写作取得成功。

那么，决定主题选择和提炼是否合理到位的因素有哪些呢？

其一，在内容导向上是否正确，是否符合时代和现实的需要，是否为人民群众所广泛关切。中国新闻大家邵飘萍说过：“最佳之新闻，即与最大多数人以最大兴趣者。”以时代要求、人民关注审视新闻工作，才能立得住根基。

其二，是否全面准确地反映客观事物、事件最本质的特征。

魏巍在针对如何创作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时谈道：在朝鲜，我脑子里经常问一个问题，我们的战士，为什么那样英勇呢？就硬是不怕死呵！那种高度的英雄气概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了找答案，我谈了好多话，开了好多次座谈会，我细细跟他们谈，让他们把心里的话谈出来。我了解到，他们由于锻炼与认识的不同，虽然有些差异，但是都有着共同的一点，即对于祖国的爱，对朝鲜人民的深刻同情，和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个革命英雄的荣誉心。于是，我了解了在党的教育下这种伟大身后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思想感情，就是我们战士英勇无畏的最基本动力，我想这不是最本质的东西吗？这是最本质的东西，我肯定了它，我正是要反映它。

挖掘出现实中最本质的东西，思辨的美便散发其间，通讯不再简单的是“客观”再现，而是具有了理性思考的深度。

其三，是否具有强烈的思想性，能不能给受众以启迪、教育和昭示。通讯的思想性要求在真实反映生活的基础上，体现出高于生活的深度，是作者通过新闻人物或事件表达出的对人生、社会的一种倾向性观点。这种思想性，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是一种高屋建瓴。一篇通讯是否具备独特的思想性，决定着其创作的成败。

只有较好地体现这三个方面，才有可能成为精品。即使时光流逝，这些作品仍能在历史的时空中散发出独特的光辉。与其他新闻体裁相比，通讯价值的大小，往往并不取决于描写对象本身的分量和外在的华丽，而更多取决于记者是否能从表象中揭示出深刻的内在。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讯主题的高度，决定着新闻作品的深度、新闻影响的力度、新闻流传的长度。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对真理的认识，须经历一个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过程。这个过程是呈螺旋式上升的，是在反复中逐步完成的。通讯主题的提炼，就是以理性认识反映客观世界的活动，遵循认识的客观规律，最终达到给人以启示的目的。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新华社记者张严平赴地震灾区采访，灾区人民的英雄斗志深深感动了她。回京后，万余字的稿件《遍地英雄》一气呵成。稿件交上后第二天，我把她叫到办公室。当时，我第一句话是：“严平，你这篇稿子让我有些失望。”接着又说：“你这篇稿子到底要表达什么呢？”

看着她迷惑的样子，我指出了这篇稿子的问题所在——稿子人物众多，形象也很生动，但是结构杂乱；文章很有激情，但主题不鲜明、不集中。

文学评论家刘勰认为，文章的立意构思、主题提炼是“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

那究竟什么是这篇文章的“大端”呢？严平很困惑。

我念了一首诗给她听：像大麦弯下腰去，在海边低洼的田地，迎着狂野的风歌唱，不停不息；像大麦弯下腰去，又重新挺身直立，我也会从痛苦中站起，不至于断裂；…………

这是美国女诗人蒂丝黛尔的诗歌。我念完后说：“我们要寻找的就是这种东西。”

严平悟性很高。听完我的话，她一下子就明白了。

两天后，她写出了《明天，太阳照常升起》。稿子播发后，受到广大读者以及媒体同行的广泛好评。中央领导专门对此稿做了批示，称其“感人至深，催人泪下，抗震救灾报道就要有更多这样的好稿子”。

严平后来总结说，这篇稿子之所以成功，关键就是对于主题的提炼和把握。

主题的提炼往往有不同的方式，有的是对现有素材的提炼，有的是基于对社会生活理性思考而作出的选择。艾丰曾经作过“凤凰落在梧桐树”的比喻。他说：“这里指的主题，在一次具体采访之前就形成了。记者心中已经有一只凤凰在飞翔了。它飞呀飞呀总是落不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梧桐树让它落，后来终于发现了合适的题材，它一下就落在梧桐树上了。这就是主题提炼的一个顺序。”但是，无论采用哪一种方式，它都不是绝对的，在采访和写作中还会不断调整、修正和完善。作者在之后的深入采访中，以感性的素材确认、修正、支撑理性认识，以理性认识指导感性素材收集、整理、取舍，最后完成主题的升华和确定。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说有的立意在先，有的采访在先，但在实际采写过程中难以截然划分，往往是互相交融着的。《守望精神家园的太行人》一文是这个大时代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在社会的转型中，人们又不同程度存在着某种精神的迷茫与缺失。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曾经拥有的心灵世界？应该如何帮助一些人找回不慎遗失的灵魂？应该如何在富足中继续守望和耕耘那片民族的精神家园？

这一切，正是新闻工作者需要作出的时代回答。红旗渠为这个回答提供了再好不过的题材，因为它横跨了改革前后半个世纪。

从采访之初，我就对几位参与采写的记者说：红旗渠精神是一个由头、一个线索，重点是时代精神、民族精神的升华，以及对当代的昭示，这是有现实意义的，不能游离出去。

在听取了几位记者的先期调查汇报，并阅读了基本素材后，我做了进一步思考。在去林州采访的火车上，我对几位记者说：“是不是可以这样去挖掘：当年红旗渠精神包含‘矢志不移、奋斗不息’，当代红旗渠精神体现‘富足不毁、自强不已’，这也是一种传承发展。”

记者提出：“虽然林州人的生活水平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但当前可能还没达到非常富足的程度。”“可以叫‘富而不毁’或者‘富而不惑’。”

我对他们说：“先有个想法便于科学有效地收集素材。但是，这样的主题行不行，要听取当地人的意见，更要在采访中去检验。”

在林州开了几次座谈会，并采访了一系列典型人物后，我总结出了红旗渠精神的五个当代启示，并在进一步思考中确立了“当代红旗渠精神的内涵应该是‘四不’的精神：难而不惧、富而不惑、自强不已、奋斗不息”。这成为《守望精神家园的太行人》一稿的精粹。《“三北”造林记》采访归来之后我就一直在想，我们要表达的核心主旨是什么？一有灵光一闪的片段，我就在纸片上随手记下来，利用公务活动的间隙，记了这样几段话：中国有两条长城，一条是古老的长城，一条是现代的绿色长城，古老长城记录了历史，现代绿色长城昭示未来。两条长城相伴而行，承载着中国古代与当代的历史和精神，昭示着未来的希望。撑起绿色长城的是三北人民，其中涌现了诸多的当代英雄，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奋斗的历史，谱写了当代人类最雄伟、绚丽、波澜壮阔甚至是慷慨悲壮的英雄史诗，感天地，泣鬼神。星移斗转，沧海桑田，35年过去了，昔日的少男少女们而今已经两鬓斑白，还有一些人已经随风逝去。一切都在改变，不变的是对绿色的追求，是对生命价值的追求，是精神的不朽。大漠千里，黄沙无限，在400多万平方公里、近半个中国的疆域上，三北人民为了生存，为了改变自身的命运，为了建设美丽的家园，以滴水穿石、蝼蚁移丘的坚韧构筑了一条横亘万里的绿色长城。广阔的空间，在三北人民的创造中进行着无限与有限的奇妙转换。三北的英雄们，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的领导下，创造了当代人类最辉煌的生态工程。它改变了亿万人的生存环境和命运，改变了自然世界，改变了人的心灵世界。三北的英雄们从不同的生命起点出发，经历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却最终到达了共同的终点，完成了人生价值的追求，把个人价值转化为社会价值。三北的英雄们，他们的青春梦想在岁月的推移中绽放，那是五彩缤纷的精神之花，是价值实现的生命色彩。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最大的梦想，为了梦想成真，他们大漠逐梦，无悔无怨。亿万三北人的梦，亿万中国人的梦，汇成了绚丽多彩的中国梦。三北的英雄们、三北的人民，无论是失败者还是成功者，他们经历了艰苦奋斗，但是今后的路更长，绿色长城的构筑仍困难重重，任重道远，需要更多的努力、更多的付出。人的生命是有尽头的，而绿色梦的构筑是无涯的。

不经意间，这几段话已勾勒出了稿子的思想主线。也正是在不断的思索中，明确了文章的主题：“不甘命运，奋力拼搏，坚韧不拔，永远向上。他们的生命没有终点，只有起点。——这，就是三北精神！这，就是三北人！”

在《永恒的召唤》中，探索人生价值追求的时代特征，提炼出雷锋精神的时代启示：雷锋对国家、对人民、对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对需要帮助的弱者，满怀爱心，真诚奉献，并从中获得人生价值的实现和幸福愉悦的满足，这种幸福在他那里达到了纯粹的境界，使他完成了人生价值由有限到无限、由普通到高尚、由短暂到永恒的本质性升华。《“三西”扶贫记》在厚重的风俗画描绘中，凸显了三西人民的“五苦精神”，即“领导苦抓，社会苦帮，群众苦干，以苦为乐，变苦为甜”。《面向未来的赶考》通过习近平总书记指导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纪实，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而这正是这个时代中国社会最本质的特征和最重大的主题。

一位新闻研究工作者说，正是对时代脉搏的准确把握，对事物特质的深入挖掘，才使这几篇通讯以强烈的思想特色动人心魄。

应该注意的是，同样的素材可以提炼不同的主题，同一个主题可以体现不同的分量。关键是要看这些素材能不能撑得起大的主题，同时这些主题能不能充分发挥素材的效能。在这当中要克服两个倾向：一种是主题一般化，流于表面；一种是主题概念化，人为拔高。小题大做、大题小做，都是为文之忌。从这个意义上讲，主题与素材的匹配十分重要。

第四节 制作标题

标题被比作“文章的眼睛”。既然是“眼睛”，就要“传神”。茅盾说过：“好文章的标题和开头犹如春云初展，鲜花露放，叫人一见钟情。”

许多文学、哲学政论名篇的标题会被人们牢牢记住。比如毛泽东的《放下包袱，开动机器》，以“放下包袱”比喻解除精神负担，“开动机器”比喻开动脑筋、学会思考。两个比喻，具体、形象地讲出了抽象的道理。记住这个标题，就记住了文章阐述的道理。《别了，司徒雷登》，寓深刻辛辣的讽刺于轻松幽默之中，用同美国驻华大使告别的方式揭露了美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彻底破产。鲁迅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采用生动精准的比喻，入木三分地揭露了御用文人的反动本质和丑恶嘴脸。再如，1847年蒲鲁东出版了一本书名为《贫困的哲学》，为批判此书的错误观点，马克思也写了一本书，针锋相对地取名《哲学的贫困》。用词完全一样，只是前后换了个位置，显出了强烈的讽刺性。“题好一半文”，标题制作一定要花心思。我所指导的其他几篇通讯，比如《为了生命的呼唤——王家岭矿“3·28”透水事故救援全纪录》、《走向希望的春天——来自地震灾区的报告》、《万众一心，托起生命的希望——献给英勇抗击汶川地震灾害的中国人民》等，标题都是我拟就的，都经过了反复的琢磨。我的体会是，任何一篇通讯要想成功，无论是主标题还是副标题、小标题，都要做到新颖独创、确切鲜明、寓意深刻、富于文采。文贵创新，首先就要体现为标题的创新。

雷锋一稿，我原来拟的题目是《历史回声与时代的呼唤——雷锋精神中国随想曲》，后来我将其修正为《永恒的召唤——雷锋精神世纪交响曲》。两者相比，后者主题显得更为简洁有力，副题突出了交响曲的格式。文内的五个小标题，也是经过了多次的修改，在创作尾声才最终敲定的，即“序曲——追问生命、第一乐章——中国精神的天空、第二乐章——与灵魂相伴、第三乐章——追随你前行、第四乐章——人类的英雄”。小标题并不追求字句的工整对仗，而是突出一种思想关联和深化，联结照应，激流回荡，如变奏的交响。《守望精神家园的太行人——红旗渠精神当代传奇》，源自一天凌晨4点时我脑海里的灵光一现。这个题目一出，我才真正感觉对这篇文章有了成功的把握。这个题目将文章的五个部分聚焦在对精神家园的守望上，并且突出传奇色彩。这些当代红旗渠儿女们为什么而活着？为理想而活着，为奋斗而活着，为执着而活着，为奉献而活着。就是这些人构成了红旗渠精神的当代传奇。这条线贯穿下去，人物就提升上来了。

好的标题，不仅要做到言简意赅、生动活泼，还要余韵悠长，令人回味。《“三西”扶贫记》中，四个小标题山水记、寻富记、求学记、追梦记，都与主标题相互呼应。这是因为文章借用了中国古典散文的韵味，是与“徐徐展开的民俗画卷、历史长卷”的风格相适应的。貌似信笔漫写，实则凝神归一。

记者们曾经设想过，能否把小标题改得更明确一点，把每一“记”后加个破折号，后面加上一句解释，就像《永恒的召唤》那样。我认为还是简约含蓄为好，过于规整刻意，味道就没有了。

好的标题，与全篇文风相配，常常要做到既统一又有所差别。

比如《“三北”造林记》，这个题目我在构思阶段就已经想好了。也犹豫过，是不是有点平淡？能不能换一个华丽的题目？最后还是觉得应当以拙取胜。这篇文章在风格上应该是恢宏、奔放、凝重的，在表现手法上天马行空、不拘一格，相比之下，反而要求题目不能太虚，否则压不住全文。恢宏的文章与简单质朴的题目，恰恰形成鲜明的对比。

相比之下，《“三北”造林记》的五个小标题显得更有文采：“英雄史诗”、“壮士悲歌”、“生命色彩”、“大漠逐梦”、“心灵绿洲”。《面向未来的赶考》五个标题应该说是富有创意的，既然总题是“赶考”，下面四节就可以设四个考题分述，以概括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四个重点内容，最后一节续写赶考。这样设置，既自然贴切，又易于写作。

小标题的风格是由通讯内容决定的。可以把《“三西”扶贫记》与《“三北”造林记》的小标题作一下对比。《“三西”扶贫记》的“四记”系列小标题是写实类型的，直接告诉读者，每一章写的是什么事。因为三西人物故事的类别界限分明，彼此之间交叉得比较少。而《“三北”造林记》的五个小标题则是表意类型的。原因是，三北造林人的故事相似度很高，不易从外表进行区分，只有把握其内在实质，才能从不同侧面进行精神解读，故而在小标题上进行了明确的区分。

标题关系到一篇文章的精神、格调和色彩。好的文章标题生动形象、情文并茂、寓意深刻，一看就让人激动、振奋，甚而惊叹，可以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令人过目难忘。好的标题，对于整个文章来说，恰如画龙点睛，通讯创作者应在标题上多下功夫。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