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伊恩·麦克尤恩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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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果壳试读：
第一章
于是我在这儿，倒挂在一个女人的身体里。双臂耐心地交叉，等待着，等待着，想知道我是在谁的体内，我在这里做什么。我怀恋地闭上双眼，回忆起我如何曾在那半透明的肉囊中漂游，一边如梦似幻地漂浮在思绪的泡沫中，一边在专属我自己的海洋中慢慢打滚，轻柔地碰撞那包裹着我的透明薄膜，深信不疑的薄膜微微震动，与干着卑鄙勾当的密谋者发出的声音共鸣，尽管那声音低沉而模糊。那是在我无忧无虑的青春时代。如今，我已经完全倒转过来，膝盖顶着肚子，周围没有一寸空隙，而我的思维、我的大脑也填塞得满满当当。我毫无选择，我的耳朵整天整夜地贴在那血淋淋的墙上。我倾听着，在脑海中做着记录，同时惴惴不安。此刻我听到意图不轨的枕边细语，对前方等待我的一切，以及我可能卷入的一切，感到深深的恐惧。
我沉浸在空想中，只有它们之间不断孳生的联系才创造出一个已知世界的幻象。当我听到“蓝色”（这是我从未见过的），我会想象出一种接近于“绿色”的心理现象——当然“绿色”也是我从未见过的。我认为自己天真无邪，不必对谁尽忠，也无需承担任何义务，尽管被困于这弹丸之地中，我完全是一个自由的灵魂。没人会反驳或斥责我，我无名无姓，没有先前的地址，没有宗教信仰，不负债，不树敌。我的约会日簿，即使有，也只会记下我即将到来的生日。不管现今遗传学家怎么说，我是，或者说我曾经是，一块白板。不过我是一块湿滑多孔的白板，在教室或村舍的屋顶都毫无用武之地，只能随着日子渐长，自己写上内容，渐渐填满空白之处。我认为自己天真无邪，但我似乎参与了一场阴谋。我的母亲，上帝保佑她那永不止息、怦怦跳动的心脏，似乎也参与其中。
是似乎吗，母亲？不，不是似乎。你是参与了。你确实参与了。我自始至终都知道。让我回想那一刻，当我被创造出来、拥有第一缕思维的那一刻。很久以前，许多星期之前，我的神经沟自己闭合，变成脊椎，我那数百万幼小的神经元就像不眠不休的蚕，从尾轴处吐出华丽的金色丝线，编织成我的第一个想法，这一想法如此简单，但如今却有些把我难住了。那是我吗？太自恋了。是现在吗？太戏剧化了。那么是它们的先行词，将它们涵盖在内的、人们在内心叹息或广为接受的、关于纯粹存在的那一个字，譬如——是这吗？太矫揉造作了。所以，较为贴近的是，我的想法是将是。或者，如果不是这个，那就是它的语法变体，是。这是我的原始想法，而这就是关键——是。就那样。本着非此不可的精神。自觉生活的开端即是幻象的终结，那是虚无的幻象，真实的喷发。是实实在在战胜魔力，是是战胜似乎。我的母亲是卷入了一场阴谋，因此我也是，尽管我的角色也许是挫败这阴谋。或者呢，要是我这个优柔寡断的傻瓜妥协得太晚，那就报仇雪恨。
但面对好运，我不会哭哭啼啼。从一开始，我扯下包裹的锦缎，拆开意识这一我的礼物时，我就知道，我也许会在更糟糕的时间降临在更加不堪的地方。外面的总体情形已十分清晰，与之相比，我家中的危难却是，或者说应该是，微不足道。有许多值得庆贺的事。我将获得现代世界的种种好处（卫生、假日、麻醉、台灯、冬天里的橘子），并居住在这个星球优渥的一角——丰衣足食、没有疫病的西欧。古欧罗巴，僵化，宽容，鬼魂缠身，任人宰割，唯唯诺诺，是上百万不幸之人的归宿。我所降生的地方不会是强盛的挪威——我的首选，因为它资金雄厚，社会福利丰赡；也不会是我的第二个选择意大利，因为那里有美食、阳光和帝国衰败；甚至也不会是我的第三选择法国，因为那里有黑皮诺葡萄酒，还有法国人的踌躇满志。我倒是会降生在一个不怎么样的联合王国，它的统治者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年迈女王，王子是一位实业家，以他的善行、他的灵丹妙药（净化血液的花菜精）和违宪地干预政事而闻名，他心急火燎地等待继承王位。这将是我的家乡，这样行啊。我也可能降生在朝鲜，那里也无需靠竞争来继位，但那里衣食短缺，没有自由。
我，连小不点都算不上，甚至昨天都没出生呢，怎么能知道这么多，或者，怎么能知道如此多的信息，以至于搞错这么多？我有自己的讯息来源，我听呀。我母亲，特鲁迪，当她没有跟她的朋友克劳德在一起时，很喜欢听广播，而且相比音乐，更喜欢听谈话类节目。在网络兴起之初，谁能预见广播的蒸蒸日上，或者说是那个已是明日黄花的词语——“无线”——的复兴？越过肠胃蠕动发出的洗衣机般的咣咣之声，我收听新闻，一切噩梦的源泉。受自虐冲动的驱使，我聚精会神地听人们条分缕析，唇枪舌战。整点和半点的重复播放并不令我生厌。我甚至可以忍受英国广播公司国际频道和它在不同节目之间插播的那幼稚的喇叭和木琴的和声。在万籁俱寂的漫漫长夜，我可能会在半夜狠狠踢我的母亲一脚。她会醒来，难以入眠，会伸手去拿收音机。残酷的把戏，我知道，但在黎明前我们俩又都增长了不少见识。
她喜欢听播客上的讲座，还有提升自我修养的有声读物——十五集的《了解你的酒》、十七世纪剧作家传记，还有各种世界名著。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送她安然入睡，虽然那令我震颤不已。早些时候，当她戴上耳塞，我便能清晰地听到那些声音——声波是如此高效地穿过颚骨和锁骨，穿过全身的骨架，又迅疾地穿透那营养丰富的羊水。就连电视，也是通过声音来播送它那寥寥无几的实用信息的。我的母亲和克劳德见面时，偶尔也会谈及世界局势，谈论时他们往往唉声叹气，尽管他们自己耍尽阴谋，想把它变得更加不堪。我寄居在原地，无所事事，只能让身体和心智慢慢成长，我吸收一切，即使是一些细枝末节——而这样的东西数不胜数。
因为克劳德是一个喜欢重复的人。就喜欢重复。在与一个陌生人握手时——我曾听到过两次——他会说：“克劳德，德彪西·克劳德的克劳德。”他是多么的不得体啊。他是一无所有、一事无成的房地产开发商克劳德。他有了个想法，便大声说出来，然后不久之后又想到了它，然后——为什么不呢？——就再说一次。用这一想法再度震惊四座，这是他获取快乐所不可或缺的。他很清楚你知道他在重复自己说的话。而他无法知道的是，你并不像他那样乐在其中。这，我从一场里斯讲座中获知，称为指称问题。
以下是一个例子，关涉克劳德的言谈以及我获取信息的方式。他和我的母亲已经在电话里（我两头都能听到）约定了今晚相见。像往常一样，没把我算在内——他们想来一场二人世界的烛光晚餐。我如何知道是“烛光”晚餐的呢？因为当约定的时间到来，他们被引入座位时，我听到了母亲的抱怨声。每张桌子上都点了蜡烛，唯独我们没有。
她的话音刚落，克劳德便愤怒地喘息了一声，傲慢地打了一个响指，然后传来奉承的低语，我猜那是来自一个卑躬屈膝的服务员，然后是打火机的咔嗒声。这是他们的一场烛光晚餐。独缺美食。但他们的大腿上正摊着一本厚重的菜单——特鲁迪那本的底边抵住了我的腰背。现在我必须再次听克劳德重复那些众所周知的菜名，仿佛他是第一次看到这些可笑而无关痛痒的名字。他纠结于“平底锅煎”一词。平底锅除了是粗俗且有害健康的煎的代名词还能是什么？人们还会用什么来煎扇贝，撒上辣椒和柠檬汁？用煮蛋器吗？在看下一个菜之前，他又用不同的强调方式重复了多遍。然后，他的第二个最爱，一种美国进口货，“刀切燕麦”。在他开口之前我就已经在做口型，默默说出他即将说的话。就在此时，我的垂直方向有了一丝倾斜，这告诉我那是我的母亲正微微向前倾，把一根僵硬的手指放在他的手腕上，甜甜地将话题岔开：“点酒吧，亲爱的。挑一种好的。”
我喜欢与母亲共享一杯酒。你可能从未体验过，或者你已经忘了，一杯优质勃艮第葡萄酒（她的最爱）或桑塞尔白葡萄酒（也是她的最爱）倒入一只健康胎盘的感觉。即使在酒抵达之前——今晚是一杯让-麦克斯·罗杰桑塞尔白葡萄酒——听到软木塞被拔掉的声响，我便感觉似乎有一阵夏日的微风轻拂我的脸颊。我知道酒精会使我的智力下降。酒精令所有人变得呆笨。可是，哦，一杯令人愉悦、让人脸上升起红晕的黑皮诺葡萄酒，或者一杯醋栗味的索维农葡萄酒，能让我在自己的秘密海洋中翻江倒海，在我的城堡墙上飞檐走壁——这座充气欢乐堡就是我的家。或者说是在我拥有比现在更大空间之前，它是我的家。此刻，我静静地享受着自己的快乐，在第二杯酒到来之前，我的思绪绽放出堪称诗歌的花朵。我的脑海中满是优美的五音步诗，每一行诗句都如行云流水，千姿百态。但她没有再喝第三杯，这令我十分受伤。“我必须考虑孩子，”我听到她一本正经地说，手覆上杯子。就是这一时刻，我想要伸手去抓我那油腻腻的脐带，就像人们会在一所用人齐备的乡间别墅里，狠狠地拉一根天鹅绒绳，召人来服侍自己一样。嘿！再给我们这些朋友来一杯！
可是不行，她爱我，因而克制了自己。而我也爱她——我怎么能不爱她呢？我未曾谋面的母亲，我只能从内部了解的母亲。不够！我渴望见到她的外在！外表就是一切。我知道她的头发是“稻草般的头发”，在“一缕缕野蛮生长的卷发”中打滚，滚落到她“苹果果肉般雪白的肩头”，因为我的父亲曾经当着我的面，大声地将他为她的头发所作的诗朗诵给她听。克劳德也称赞过她的秀发，但他的用词就没有那么别出心裁。一时兴起，她就会编起头发绕在脑后，盘成我父亲所说的尤利娅·季莫申科式的发型。我还知道母亲的眼睛是绿色的，鼻子是一粒“珍珠纽扣”，她甚而希望自己拥有不止一个这样的鼻子，因为两个男人都很迷恋它，并再三向她肯定这一点。很多人曾告诉她她很美，但她仍对此存疑，这使她有一种天真无邪的魅力，令男人神魂颠倒，这是我父亲在某个下午在书房里告诉她的。她回答说，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是一种她从未追求也不想拥有的魅力。对他们来说，这场对话可谓非同寻常，因此我全神贯注地在听。我的父亲——他名叫约翰——说，如果他对她，或者所有女人，有这样的魅力，那么他无法想象会将它放弃。一阵震颤暂时使我的耳朵离开了子宫壁，据此我推测，我的母亲刚刚使劲地耸了耸肩，仿佛在说，所以嘛，男人是不同的。谁在乎呢？她还大声对他说，无论她应该拥有何种力量，那都是男人在幻想中所赋予的。然后电话铃响了，我父亲走到一边去接电话，于是这场关于谁有力量的罕见而有趣的对话也就再也没有进行下去了。
不过说回我的母亲，我那水性杨花的特鲁迪，她那苹果肉般的双臂与胸脯以及那绿色的令我神往的眼眸，她对克劳德那令人费解的需求先于我的第一缕意识，早于我那原始的是，她经常对他低语，他也时常对她耳语，在枕边，在餐厅，在厨房，仿佛他们都怀疑子宫有耳。
过去，我以为他们的小心谨慎仅仅是恋人之间司空见惯的亲密。但现在我笃定了。他们之所以欣然绕开声带，是因为他们在密谋一桩可怕的事情。如果阴谋败露，我听到他们说，他们就可能万劫不复。他们认为如果要干，那就必须当机立断，迅速行动。他们告诉彼此要冷静、耐心，提醒对方如果计谋流产他们就要付出惨重代价。计划分好几步，环环相扣，只要有一步失败，那么一切必定付诸东流，“就像圣诞树上的老式彩灯”——克劳德的这一比喻令人费解，他平时很少说这样艰深晦涩的话。他们的企图令自己作呕与恐惧，他们绝对不可能直抒胸臆。相反，包裹在窃窃私语中的是省略，是委婉语，是叽里咕噜的困惑，紧接着是清嗓子，是快速转换话题。
上周，一个炎热、令人辗转难眠的夜晚，当我以为他们俩都早已入睡时，我母亲突然向黑暗说了一句话，此时楼下我父亲书房的钟显示，离黎明还有两个小时，她说：“我们不能这么干。”
克劳德立刻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可以的。”然后，片刻的沉思之后，“我们可以的。”
第二章
而我的父亲，约翰·凯恩克罗斯，他可是个大块头，我的另一组染色体组就来源于他，因而他命运的跌宕起伏也与我息息相关。只有在我的体内，沿着独立的糖-磷酸骨架这一藏有真我序列的地方，我的父母才能永远交融、共享酸甜。当然，在我的幻想里，他们俩也紧密相依——就像每一个成长在分居家庭中的孩子一样，我无比渴望他们再婚，让他们这一组碱基对牢牢结合，让我的家庭真正与我的染色体组相匹配。
我的父亲时常来看望我们，这让我欣喜若狂。有时候，他还会从贾德街上他最喜欢的一家店里为她买来奶昔。他酷爱这类黏糊糊的甜食，指望靠它们延年益寿。可他每次来看我们，到头来都是黯然而归，我都不明白为什么他还如此坚持。之前，我也曾做过许多错误的推测，但在留神细听了一番之后，我暂时有以下几点猜想：他不仅对克劳德一无所知，而且仍深爱着我母亲，希望能尽快和她重归于好，对她的说辞——分居是为了给彼此“成长的时间和空间”，以恢复两人之间的关系——也坚信不疑；他是一位怀才不遇的诗人，但他仍坚持不懈；他经营着一家穷困潦倒的出版社，曾独具慧眼地刊印了数位诗人的处女诗集，可当他们声名鹊起，成为家喻户晓、功成名就的诗人，甚至还有一位摘得了诺贝尔奖桂冠之后，他们便像成年子女一样，一个个弃他而去，搬往了更大的居所；他将这些诗人的不忠视作不可避免的现实，并且像圣人一般，为这证明了凯恩克罗斯出版社的眼光而感到高兴；对于自己在诗歌创作上的失败，他虽悲伤却从不怨愤。他曾向我和母亲大声朗读过一篇针对他的文学评论，文章的字里行间充斥着轻蔑，认为他的作品早已过时、过于刻板正式且“华而不实”。但他仍以诗为生，不仅向母亲背诗，还教诗、评诗，参与培养年轻诗人，担任诗歌奖项的评委，在学校宣传推广诗歌，为不知名杂志撰写诗评，在广播里畅聊诗歌。我和特鲁迪就曾在凌晨时分听到过。他赚钱比特鲁迪少，与克劳德相比更是少得可怜。只不过他能把一千首诗倒背如流。
这就是我获悉的事实和猜想。我就像一位耐心的集邮家弓着背细细打量，而最近我又新添了几枚邮票：父亲还患有皮肤病，是牛皮癣，他的手掌也因此脱皮、粗硬和泛红。特鲁迪讨厌他手的样子和触感，要求他戴上手套，但他拒绝了。他在肖迪奇区租了三间陋室，租期六个月；他还欠了债，体重也超标，理应勤加锻炼。就在昨天，我刚刚得到了——仍以邮票作比——一枚黑便士邮票：我母亲现在怀着我住的房子，也就是克劳德每晚都“登门拜访”的房子，是位于鼎鼎大名的汉密尔顿街上的一栋乔治王朝时期的建筑，也是我父亲儿时的住所。在他二十八九岁第一次蓄起胡子的那会儿，新婚不久的他便继承了这一家族宅邸。他的母亲很早之前就过世了。无论在谁眼里，这栋房子都极其脏乱。只有用老掉牙的词来形容它才最贴切：剥落、破裂、年久失修。到了冬天，窗帘有时候会因为结着一层白霜而变得硬邦邦；一旦下起暴雨，排水管就像可靠的银行一样，把之前存着的都连本带利地吐出来；可到了夏季，它们又摇身一变，成了坏账银行，散发出阵阵恶臭。但你别急，我现在用镊子夹着的可是最稀有的一张邮票——英属圭亚那邮票：即使这栋房子已是如此破败不堪，单单是这令人眼馋的六千平方英尺的占地面积就将它的身价抬到七百万英镑。
大多数男人，或者说大多数人，绝不会允许伴侣把自己赶出儿时的住所。约翰·凯恩克罗斯却是个例外。对此我也有自己的合理推测。他天生乐于助人，总想着让大家高兴，为人太过善良真诚，就连背地里也毫无一位雄心勃勃的诗人应有的贪婪之心。他打心眼里相信，只要给我母亲写一首赞美诗（赞美她的眼眸、头发和唇瓣）并大声地朗读给她听就能感动她，就能让她欢迎他回家。但我母亲深知，她的眼眸丝毫不像“戈尔韦的茵茵绿草”（他只是想表达“碧绿”的含义），而且她又没有爱尔兰血统，因而这行诗句对她而言了无意趣。每每听他念诗，我察觉到母亲的心跳都会放缓，厌倦铸成的外膜遮蔽了她的双眼，让她对这一幕的哀痛视而不见——一个宽宏大度的壮实男人正用一首毫不时髦的十四行诗向她苦苦恳求，哪怕毫无希望。
一千首可能有点言过其实。我父亲所熟知的许多诗歌的篇幅都很长，比如银行职员们那些广为人知的作品《萨姆·马吉的火葬》和《荒原》。特鲁迪也继续忍受着我父亲时不时的诗歌背诵。对她而言，一个人的独角戏好过两个人的交流，也好过再次回转两人间早已荒芜的婚姻。或许她就是想看看，除了愧疚，还剩些什么。曾几何时，我父亲向她念诗显然是两人之间的一种爱情仪式。但奇怪的是，她忍不住要告诉他，他必须有所怀疑而她也必然揭露真相。即她已不再爱他。她已有了情人。
今天的广播里，一位女子详述了一起事故，她在夜间开车行驶在一条荒凉的道路上时，撞到了一条金毛猎犬。汽车前灯直直地照着，她蹲伏在金毛身边，握着它的爪子，金毛的身体因极度疼痛而不断抽搐，几乎奄奄一息。它一直睁着褐色大眼睛，宽容地看向她。而她用另一只空着的手拿起一块石头，数次重重地砸向它的头骨。而摆脱约翰·凯恩克罗斯只需要重重一击，真相的致命一击。然而，当他开始背诵诗歌时，特鲁迪又会装出一副无动于衷的、似是倾听的神情。而我才是在仔细聆听。
我们通常会去父亲在二楼的书房，那里全是诗歌。书房一片寂静，只有壁炉台上的座钟传来摆轮晃动发出的声响。他习惯坐在自己的椅子上，而我，面对着一位诗人，可以尽情地推测遐想。如果父亲为集中思绪而不自觉地望向天花板，就会发现亚当风格的图案已经磨损不堪，这也使得天花板上的泥灰像糖粉一样不断剥落，洒满了各类名著的书脊。我母亲坐下之前总会用手掸去落在椅子上的灰尘。而父亲在简单的深呼吸后就开口背诵，绝不会先夸夸其谈一番。他背得非常流畅，而且声情并茂。绝大多数的现代诗都无法打动我。它们太过于关注自我，却毫不在意他人，短短一行里充斥着太多的抱怨和牢骚。但是约翰·济慈和威尔弗雷德·欧文的诗歌却像兄弟间的拥抱一样温暖人心。我能感受到他们在我唇上的呼吸和他们的吻。谁不希望自己曾写下苹果、榅桲、李子和葫芦所制成的蜜饯或女孩们面容的苍白将成为他们洁白的棺布？
通过坐在对面的父亲充满爱意的眼睛，我不难想象出母亲的样子。她坐在一把宽大的真皮扶手椅里，这把椅子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所生活的维也纳。她的双腿柔软光洁，她优雅地微微盘着腿坐着。一侧的手肘撑在扶手上，支着她无聊低垂的头，而另一只手则用手指轻轻地敲打着她的脚踝。下午三四点钟总是很热，窗户都开着，窗外传来圣约翰伍德繁忙交通的车流声。母亲似乎郁郁不乐，下唇显得有些干燥。她用柔嫩净透的舌瓣润了润下唇。几绺金色卷发贴着她的脖颈。由于怀着我，她只穿了宽松的浅绿色棉布长裙，颜色比她的眼眸还要淡上几分。因为一直怀着孕，她已经感到疲倦。约翰·凯恩克罗斯看到她的脸颊泛起夏日的红晕，脖颈、肩膀和丰满的乳房呈现出优美的曲线，隆起的肚子满怀着希望，她的小腿因照不到阳光而显得苍白，还有一只光滑白皙的脚露了出来，从大到小的一排脚趾像是全家福里的孩子们。在他看来，她的一切都让她看上去无可挑剔。
可他却看不出她在等他离开，看不出妊娠晚期的她坚持让他住在别处是有悖于常理的。他真的要成为摧毁自我的同谋吗？这个我听说身高有六英尺三英寸的大家伙，有着浓黑短发和强壮臂膀的大块头，居然是个大傻个！他居然真的相信给予妻子她口中所需的“空间”是明智的。空间！她真该进来看看，我这儿最近挤得都只能勾个手指了。我母亲口中所需要的空间，如果算不上是自私、狡诈、残忍的同义词，也至少是丑恶畸形的隐喻。不过，等一等，我爱她，她是我的神，我需要她。我收回我说的话！刚才我是被痛苦冲昏了头脑才说那样的话。我和父亲一样受了她的迷惑。她的美貌、疏离和决心浑然一体，这一点千真万确。
在她的上方，我看到书房那不断剥落的天花板突然掉落了一大片粉尘颗粒，在空中旋转飘浮着，在一小束阳光的照射下星点地闪着光。而倚坐在破旧的棕色皮椅里的母亲也散发出微光。或许，希特勒、托洛茨基或斯大林在维也纳的时候也曾四肢舒展地坐在这把椅子里，那时的他们还只处于未来自我的萌芽期。我认输了。我是她的。如果她提出要求，我也会去肖迪奇区，一边流落街头一边自求生机，而不再需要脐带。我和父亲都陷入了无望的爱。
尽管有各种暗示——她敷衍的简单回应、她的哈欠、她经常的走神——父亲仍是磨蹭到了傍晚才离开，可能心里还抱有留下来吃晚饭的希望。但母亲却一直在等克劳德。最后，她不得不以休息为由逼着他离开，还要把他送到门口。当他犹豫着开口告别时，谁又能对他声音中的哀伤置若罔闻呢。一想到他能为了与母亲多待上个几分钟而忍下所有羞辱，我就感到一阵痛楚。除了他的天性，没有什么制止他做其他人会做的事——先行占了主卧（我和父亲都是在主卧被怀上的），恣意伸展着四肢躺在床上，或是在一团氤氲的水汽中泡澡享受，随后邀请好友前来斟酒畅饮，真正成为自己房子的主人。然而，他却希望靠着自己的善良和对母亲的有求必应来赢回她的芳心。尽管我希望是自己猜错了，但我认为他只会换来双重的落空——母亲仍会因为他的软弱无能而对他不屑一顾，而他所承受的痛苦也比原应承受的还要多。父亲对我们的看望并没有随着他的离开戛然而止，而是渐渐消退。书房里，他留下的悲伤氛围挥之不去，仿佛幻化成了他沮丧的样子，像全息图一般仍占着他的椅子。
我们快送父亲到前门了。这里荒芜且多有破败，常听他们谈起。我听说前门的一处铰链已经和木构件脱开。框缘因为过度干腐而变成了压得紧实的粉末。一些地砖早已不知去向，剩下的一些也已龟裂——乔治王朝的风格，曾经绚丽多彩的菱形图案，是无法被其他图案取代的。缺失或破损的地砖上到处都是装有空瓶和腐坏食物的塑料袋，里面的东西四处洒落，这恰是这栋房子脏乱不堪的最佳象征：烟灰缸的残渣，纸盘上粘着的令人恶心的番茄酱，茶包也面临沦陷，它们就像一小袋谷粮，里面说不定还藏有老鼠或其他妖精。原来的女清洁工早在有了我之前就已悲伤地离开。特鲁迪知道，把垃圾扔进高盖的带轮垃圾桶本不是孕妇要做的事，她大可轻松地要求我的父亲来打扫门廊，但她没有这么做。家务的移交可能意味着家中权利的移交，而她或许想营造一种是父亲对这个家不管不顾的假象。从这个角度来说，克劳德仍是个拜访者，是个局外人，但我曾听他说过，把房子收拾出一个干净的角落将会突显其他地方的脏乱。对我而言，尽管这儿热浪滚滚，但我至少无需忍受恶臭。我母亲大多时候都在抱怨这臭味，不过她也仅是懒散地提两句。毕竟这只是房子破败的其中一个方面罢了。
她或许想着，当父亲看到鞋子上的一小团凝乳或是长着钴绿色小毛的橘子时，便会赶紧离开这儿。但她猜错了。前门已经大开着，父亲的一只脚跨过了门槛，另一只脚却还迟迟不肯迈过，而我和母亲就站在门廊里。克劳德十五分钟后就会到，他有时候还会提早。因此特鲁迪心里焦虑，决心要装出一副困倦欲睡的样子来。她现在如履薄冰，正站在一堆蛋壳上，凉鞋下还踩着曾包过无盐奶油的一小张油纸，这更是让她脚底打滑。她过不了多久就会把这一切都告诉克劳德，而且会描述得诙谐幽默。
父亲开口道：“听我说，我们真得谈谈了。”“没错，但不是现在。”“我们一直在拖延。”“我真不知道要怎么跟你说我现在有多累。你根本不能感同身受。我必须躺下休息了。”“当然。这也是我想搬回来的原因，这样我就能——”“约翰，求你了，不是现在。我们已经谈过了。我需要更多的时间。体贴一点。我怀着你的孩子，记得吗？你现在不应该这么自私。”“我不希望你一个人住在这里，我能——”“约翰！”
当父亲在母亲允许的程度内抱她时，我分明听到他的一声叹息。接着，我感觉到她的手臂挣脱了出来，掰开他的手腕，我猜想还小心翼翼地避开了他那患有皮肤病的手掌，随后她又催着他转身，轻柔地把他往街道的方向推。“亲爱的，求你了，快走吧……”
在那之后，母亲精疲力竭地斜靠在椅子上，内心满是恼怒，而我又陷入了一开始的猜想。他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这个大块头的约翰·凯恩克罗斯是我们未来的使者，以人的形象来消除战争、劫掠和奴役，支持男女平等和关怀女性？还是说他会被残暴粗野的人践踏至被人遗忘的境地？我们可要弄清楚。
第三章
这克劳德是谁？这个骗子像条蛆一样在我的家和我的希望之间蠕动。我曾听说，也留了意：呆瓜土包子。我的前途一片黯淡。我本可以享受双亲的呵护，过上幸福的生活，但就是他，剥夺了我本应拥有的这一切。除非我想出个办法。他勾住了我母亲，赶走了我父亲。我们的利益水火不容。他会让我粉身碎骨。除非，除非，除非——一句碎语，命运被更改后的可怕口令，颤抖地吟诵着希望的抑扬格，从我的脑海中一闪而过，就像飞蚊症患者浑浊的玻璃体中的漂浮物一样。一线希望而已。
而克劳德，就像一只飞蚊，简直是个天外来客。他甚至不是一个出众的投机分子，也不像是个谄笑的无赖。相反，他迟钝绝顶，死气沉沉，毫无创意，平庸乏味得如同蓝色清真寺的阿拉伯式花纹。此人老是吹口哨，吹的不是正经的歌儿，而是电视广告里的小调和手机铃声。每天早晨，他都要来上一曲，模仿诺基亚中的塔雷加经典歌曲。他无病呻吟，老调重弹，蠢话连篇，唾沫星子横飞，那一句句贫瘠的话语就好像没妈的小鸡一样死去，十分廉价，渐渐消散。他用我母亲洗脸的那个盆来清洗他的下体。他只知道服装和汽车。早就告诉我们不下百遍了，他绝对不会买，甚至开都不会开这种，或者这种，或者混合动力车，或者……或者……他买西装只去这条，哦，不，那条梅费尔街，衬衫是在另外一条街，袜子是在，他想不起来了……要是……但是。其他人说话都不会以“但是”结尾。
那乏味无常的嗓音。他吹口哨、他说话，我的整个说话都在忍受这双重折磨。到现在我还不用见他，但那很快就会改变。在昏暗、血淋淋的产房（特鲁迪，我的母亲已经决定让克劳德，而不是我的父亲，进产房），当我终于来到这个世界跟他照面的时候，不管他是个什么样子，都打消不了我的疑问：我母亲在干什么？她能指望什么？她召唤克劳德是为了说明爱欲的神秘？
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你父亲情敌的阳物快碰到你的鼻尖是个什么滋味。在孕期的最后阶段，他们应该为了我而克制才行。如果这不算医嘱，也是出于礼貌。我闭上眼睛，我咬紧牙关，我紧紧地贴着子宫壁。他们行云雨之时的“强气流”足以把波音飞机的机翼给震下来。母亲惊天动地的尖叫声刺激着她的情人，鞭策着克劳德愈战愈勇。飞车走壁！每一次，每一次活塞运动时，我都怕克劳德的阳物破壁而入，拨弄我柔软的脑壳，用他的精华，用他多产的迂腐气，在我的思维里播种。这样，我的脑子就坏掉了，想的和说的都跟他一个样儿了。我就成了克劳德的儿子了。
但宁可将我困在无翼波音飞机里，坠毁于大西洋中央，也不要让我多看一出克劳德的夜间性交前戏。我就在这儿，前排正中间，尴尬地上下颠倒着。这是个小成本制作，寒碜的现代剧，两个演员。灯全亮了，克劳德登台亮相。是他自己想宽衣解带，而不是我母亲。他将衣服整齐地叠放在一张椅子上。他全身赤裸，就像会计师穿着制服一样平淡无奇。他在卧室里走来走去，入镜，出镜，光着身子，细声细气地自言自语：他得去寇松街把生日时阿姨送的那块粉色香皂退掉；他曾经有过一个梦想，不过现在几乎忘了；柴油的价格；今天感觉像是周二。但不是。每一个美妙的新话题总会哼哼唧唧地应运而起，颠两步，然后倒向下一个。我母亲呢？在床上，盖着床单，衣服脱了一半，全神贯注听着，随时应和着哼一声，同情地点点头。只有我知道，在睡衣下，她的食指蜷曲在那端庄的阴部上，甜蜜的半英寸戳进了里面。她轻轻地摇动着食指，这时她可以让出一切并且献出自己的灵魂。我想，这样做一定很过瘾吧。是的，她叹了口气，喃喃低语道：她也觉得那肥皂不对劲；是的，她的梦想也过早夭折了；她也以为今天是周二。但没有说柴油——谢天谢地。
克劳德的膝盖压上了那不忠的床垫。不久前躺在上面的还是我的父亲。特鲁迪那了不起的大拇指一勾，勾掉了她的内裤。克劳德进来了。有时候，他唤她小老鼠，似乎是在讨她欢心，但是没有亲吻，没有触碰或者爱抚，或者低语，或者承诺，没有爱惜地舔舐，也没有嬉闹的白日梦。只是床嘎吱嘎吱的响声越来越快，直到最后我的母亲到场，玩起“飞车走壁”，开始尖叫。你可能知道这个游乐场老式吸睛玩点吧。转起来，速度提上去，离心力就会把你钉在墙上，而你身下的地面会眩晕着往下坠落。特鲁迪转得越来越快，她的脸就像草莓拌奶油，还加点绿当归，那抹绿是她的眼睛。她越叫越响，然后，在她最后一次起起伏伏的尖叫战栗后，我听到克劳德突然像卡住一样哼哧了一声。最简短的停顿。克劳德退了出去。床垫又沉了下来，他的声音又响了，这次是从浴室传出来的。又说了一遍寇松街，或者说以为今天是周二，或者津津乐道地分析诺基亚铃声。那一幕，最多三分钟，不重复。经常在这时，母亲会进浴室加入他，两人谁也不碰谁，用有净化功效的热水将对方的痕迹从自己身体里擦除。没有柔情，没有醉倒在情人温柔乡的小寐。在这轻快的沐浴之中，思维已经被性高潮擦得透亮，话锋就常常转到了那个阴谋上，但房间里有回声，水龙头里哗哗地流着水，我没听清他们的话。
这也是为什么我对他们的计划所知甚少。只知道一说起这个他们就很兴奋，压着声音，即使是在他们以为的独处情况下。我也不知道克劳德姓什么。他是个房产开发商，不过不像大多数同行那么成功。他曾短暂地拥有了卡迪夫的一座高楼，赚了一笔，算是事业的顶峰了。有钱吗？继承了一笔七位数的遗产，不过快败光了，似乎只剩最后的二十五万了。他大约十点离开我家，六点以后回来。我有两点相悖的看法：一，在这迟钝的躯壳下潜伏着一种更坚定的个性。如他这般无趣简直难以置信。或许更滑头、阴险和精于算计的他藏在暗处。他是一个男人，又是一项工作，是个自我构建的器械，是个昧着良心欺骗的工具，即使与特鲁迪沆瀣一气，也不忘在她背后捅一刀。二，他就是像他表现出来的那样，像个没肉的鸟蛤。他和她一样是个如假包换的阴谋家，只不过更愚蠢些。对我母亲而言，她宁愿相信一个不到三分钟就可以把她扔过天堂之门的男人。不过，我还是不过早下定论。
我通宵达旦地等待，等待他们更加纵情地奏起黎明曲，希望从中可以发现更多。最开始让我怀疑克劳德是否真的这般愚钝的是他那句不同寻常的“我们可以”。五天过去了——一无所获。我把母亲踢醒，但她不肯打搅她的情人。恰恰相反，她往自己的耳朵里灌播客讲座，臣服于互联网的神奇。听的内容是随机的。我都听到了。在美国犹他州养蛆。在巴伦远足。希特勒最后一次进犯阿登山区。亚诺玛米人的性礼仪。波焦·布拉乔利尼如何让已被世人遗忘的卢克莱修重现世间。网球物理学。
我醒着，听着，学着。今早早些时候，离破晓不到一个小时，讲的是比平常沉重的话题。透过母亲的骨头，我遭遇了一个噩梦，不过这个梦伪装成了一场一本正经的讲座。世界局势。演讲者是一位国际关系专家，一个通晓事理的女人，她的嗓音醇厚深沉，她告诉我这个世界不太好。她认为有两种普遍的思维状态：自怜和好斗。对于个人来说，这两个都不是好选择。而两者结合，就团体或者国家而言，酿的是剂毒药。最近荼毒了俄罗斯人，进犯乌克兰。俄罗斯人过去还是有朋友的——塞尔维亚就站在他们那边。我们曾经被人小看，现在我们将证明自己。既然俄罗斯为有组织的犯罪提供政治庇护，另一场欧洲之战也是指日可待了——坦克师扬尘立陶宛南部边境，进犯北德平原。这剂毒药也给伊斯兰教的野蛮边缘势力煽风点火。杯盏已空，同样的呼声日渐高涨：我们受辱了，我们要雪耻。
这位演讲人对我们人类这一物种持悲观态度。她认为精神变态在人类中占恒比，一直存在。武装斗争，正义的或是非正义的，都吸引着这群人。他们推波助澜，把局部斗争闹成更大的冲突。据她所说，欧洲正处在生存危机之中，既暴躁又脆弱，形形色色自怜自负的民族主义在啜饮着同一配方的“佳酿”。价值观混淆，反犹太主义的杆菌渐渐滋生，大量移民在受苦受难，既愤怒又厌倦。其他地方、每一个地方，出现了新的贫富差距，超级富人成了优等一族。国家出奇招研发新式先进武器，跨国公司耍花样逃税，“正直”的银行使出浑身解数在圣诞季赚得盆钵满盈。中国，已经强大到不需要朋友和进言，恣意刺探邻国的海岸，建造热带沙滩岛屿，筹划它知道终将来临的战争。穆斯林国家饱受清教主义、性病、乏力创新的困扰。中东，世界大战的火药桶。美国，作恶多端，成为众矢之的，绝非世界的希望。它神圣的宪法还是在戴着擦粉假发的时代孕育的，如同《可兰经》一般不可动摇，而如今的美国，在这宪法面前已束手无措。它的子民惴惴不安，肥胖臃肿，忧心忡忡，被不可名状的愤怒折磨，被盛气凌人的治理压迫，每一把新手枪都可能带走沉睡中的生命，搞得人心惶惶。非洲还没有学会民主的政党把戏——和平的权力交接。每周，成千上万名孩童死于物资的匮乏——干净的水、蚊帐、便宜的药品。还有那些老掉牙的事实——气候变化、森林锐减、生物灭绝、极地冰雪消融——都算到了人类的头上。还有，有利可图却有毒的农业摧毁了生物之美；海洋成了弱酸性；已经显现并加速向我们袭来的带尿味的海啸——加剧的老龄化、癌症发生率、精神失常，这些都要求高水平的医疗。不久，随着逆向的人口转型，人口数量将灾难性地减少。言论不再自由，自由民主不再是注定的归宿，机器人偷走工作，自由与安全展开肉搏，社会主义名誉扫地，资本主义腐败透顶、极具毁灭性且声名狼藉，我们看不到选择。
总之，她说道，这些灾难都是我们相生相伴的两种天性——聪明和孩子气——的杰作。我们一手缔造的这个世界过于复杂、危险，我们本性中的这对欢喜冤家已应对不了这一局面。在这样的绝境中，人们通常只能祈祷神迹。第二次理性时代已步入垂暮。我们辉煌过，但现在我们注定灭亡。二十分钟。嘀嗒。
我焦虑地拨弄着脐带，就好像大人着急时拨念珠一样。等一等，我暗自思忖。我马上就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孩子了，孩子气怎么了？这类讲座我听多了，已经学会引用那些反驳的观点。对各地的知识分子来说，悲观主义唾手可得，甚至美妙绝伦，是他们的徽章和荣耀。我们用戏剧、诗歌、小说和电影中的阴暗想法刺激自己。现在，轮到用评论来激励我们了。我们为什么要听信这种悲观的论调？现在，人类正前所未有的富裕、健康、长寿；现在，越来越少的人死于战争，越来越少的胎儿早夭——科学带来了更多的知识、更多的真理，而从前这一切都付之阙如；现在，我们柔软的同情心与日俱增——对孩子、动物、异教、未知、遥远的外国人；现在，几亿人脱离了不幸的生活；现在，在西方国家，即使是中等贫穷者也可以倚靠着扶手座椅，陶醉于音乐之中，在平坦的高速公路上疾驶，速度是飞驰骏马的四倍；现在，天花、小儿麻痹症、霍乱、麻疹、高婴儿死亡率、文盲、死刑、常规酷刑等已经在诸多国家消失，而不久之前，这些还到处肆虐；现在，太阳能电池板、风力发电厂、核能以及种种未知的发明将把我们从二氧化碳的污秽中解放出来，转基因作物将让我们无需再面对化学耕作带来的灾难，也能让那些最穷困的人免于挨饿；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在涌向城市，于是大片大片的土地归于荒原，出生率降低，女性不再遭受无知村落族长的迫害，我们为什么还要听信这种悲观的论调？如今那些司空见惯的“奇迹”——无痛牙科治疗、电灯，与我们爱的人随时联系，随时聆听世界上最好听的音乐，随时品尝十几种文化的美食——体力劳动者都可享受到，却能羡煞奥古斯都大帝。特权和欢愉让我们沾沾自喜，却也抱怨连连，即使那些现在还不像我们这样的，很快也会加入我们的队伍。至于说俄罗斯人的那段，那时也这样说过天主教统治下的西班牙。我们以为西班牙的军队会直捣我们的海岸。但像很多事情一样，那并没有发生。那场危机最后被几艘火船和得力的风暴解决了，那场风暴让西班牙无敌舰队在苏格兰最北部直打转。我们将始终被各种事态所困扰——这与意识这一艰难的天赋如影随形。
这只是对我即将拥有的这个黄金世界的一首赞美诗。在监禁中我已鉴赏了形形色色的梦。谁知道什么是真的？我无法自己搜集线索。每一个论断都与另一个相符或被另一个否定。像其他人一样，我会取我想要的，适合的我都要。
但是这些思索让我分了神，我已经错过了他俩的第一句话，我一夜未眠就是为了听这个啊。黎明之曲。闹钟还有几分钟才响。克劳德喃喃说了些什么，母亲回答了，之后他又说了些什么。我转了个方向，耳朵贴着子宫壁使劲听。我感觉到床垫一阵摩挲。一夜温存。克劳德想必已经坐起身来，正在脱他睡觉穿的那件T恤。我听他说下午要去见他的兄弟。他之前提过这位兄弟。那时我该多留个心眼的。但是他俩的对话渐渐让我觉得没劲——钱、账户、税、债。
克劳德说：“他所有的希望都押在那个要与他签约的诗人身上了。”
诗人？世界上不太有人与诗人签约，我只知道一个。就是他兄弟？
母亲说：“哦，是的，这个女人。忘了她叫什么。写猫头鹰的。”“猫头鹰！是个很火的主题！但是今晚我得见见他。”
她慢悠悠地说：“我觉得你不该去。现在不行。”“我如果不去，他会再来这儿的。我不想他来打扰你。但是。”
母亲说：“我也不想。但这得用我的方式解决。慢慢来。”
一阵沉默。克劳德从他的床头柜上拿过手机，提前关掉了闹钟。
最后他说：“如果我借钱给他，会是个很好的掩饰。”“但不要太多。我们肯定是要不回的。”
他俩大笑起来。随后克劳德吹着口哨向浴室走去，母亲翻了个身，继续睡觉，留下我待在黑暗中，直面这可恶的事实，思忖我的愚蠢。
第四章
当我听到过往的车辆发出友好的嗡嗡声，听见微风搅动树叶的哗哗声——我相信那是七叶树的叶子——我下方的手提收音机里传出微弱的、带铁质的刮擦声，当漫长的热带黄昏泛着珊瑚红的晚霞之光，影影绰绰，隐隐照亮我的这片内陆海以及海里浮着的无数碎片，我就知道母亲正在父亲的书房外的阳台上晒日光浴。我还知道雕着华丽的橡树叶和橡子纹饰的铸铁栏杆仅靠着多年的几道黑漆黏固在一起，靠不得。悬臂支撑的平台，混凝土都脆落了，已经被宣告有安全隐患，就连无意接这维修活的建筑工人也这么认为，而我母亲就坐在那里。阳台很窄，折叠躺椅只能斜过来放，差不多和房子平行。特鲁迪裸着脚，穿着比基尼上装和几乎容不下我的牛仔超短裤。粉红边框的心形太阳镜和草帽成为这身行头的压轴之笔。我之所以会知道这些，是因为我的叔叔——我的叔叔！——之前在电话里问她穿了什么。她就这样轻佻地告诉了他。
几分钟前，收音机里播报了四点钟。此刻，我们俩正在分享一杯，也许是一瓶，马尔堡长相思干白葡萄酒。这可不是我的首选，同种葡萄酿造，青草味再淡一些的，我会选桑塞尔白葡萄酒，最好产自夏维诺。带燧石矿物味道的酒可以缓解日光直射，抵挡从开裂的墙体反射出来的、像锅炉那样的高温袭击。
但是，我们现在在新西兰，它在我们体内，比起过去那两天，我现在比较开心。特鲁迪用冰块给酒降温。对此我没什么意见。我生平第一次领略了颜色和形状，因为我母亲的上腹朝着太阳，所以，我就像在摄影师泛着红光的暗房里，模模糊糊地看出在我面前的一双手，脐带在我的肚子和膝盖上缠了一道又一道。我发现我得剪指甲了，尽管我离出生还有两星期。我乐意这样去理解：她待在户外，是为了获得保证我骨骼发育所需的维生素D，她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小，是为了更好地感受我的存在，她用手抚摸着相信是我脑袋所在的位置，这是关爱的表现；但是，她也可能只是想晒一身古铜肤色，天气热得听不进莫卧儿皇帝奥朗则布的广播剧，她也可能仅仅是在用指尖抚平怀孕晚期肿胀的不适感。简而言之，我不确定她爱我。
三杯酒喝下去，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没有消除近来的一些发现给我带来的痛苦。尽管这样，我还是感觉到一丝分身的舒适感：我已经抽离出来，隔了好几步，看到我自己在大约十五英尺下方，就像一个坠落的登山客，四肢展开、仰卧在一块岩石上。我开始能理解自己的处境了，我能思考，也能感觉了。一个随和的新世界的白人，至少可以做到这个吧。没错。我的母亲钟情我父亲的弟弟，背叛了她的丈夫，毁了她的儿子。我的叔叔偷了他哥哥的妻子，欺骗了他侄子的父亲，无耻地侮辱了他嫂子的儿子。我父亲生性对人不设防，而我受制于现下的环境，也无法对人设防。我叔叔——与我有着四分之一相同的基因组，与我父亲有着二分之一相同的基因组，但他与我父亲的相似程度，不会比我跟维吉尔或者蒙田多。我体内哪一处恶心的部分是克劳德？我又从何得知？我也可以是我自己的兄弟，就像他欺骗他的哥哥那样欺骗我自己。我生下来后，一个人的时候，我会想挥起一把菜刀捅向那四分之一的自己，但是执刀的人也会是我的叔叔，他占着我四分之一的基因。那么，我们会发现刀动不了。这个想法也或多或少是他的，这个想法。
我和特鲁迪之间的关系可不太妙。我以为我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她爱我，但是我曾经在清晨听到生物学家的辩论。身怀六甲的母亲必须和她子宫里的房客做斗争。大自然——她本身也是母亲——指定她要争夺资源，保证我未来的兄弟姐妹这些对手的生存所需。我的健康源自特鲁迪，但是她又必须保护自己免受我的伤害。所以她又为何要来顾及我的感受呢？如果让我营养不良，对她和某个还未受孕的小子有益，那么她和叔叔幽会干扰到我又怎样？她何必来迁就我？生物学家还认为，我父亲最明智的举措是设法让别的男人来抚养他的孩子，同时他——我父亲！——在其他的女人那里撒播种子。如此惨淡，如此绝情。这样一来，我们就成了孤身一人，我们所有人，甚至包括我，每个人在荒凉的公路上跋涉，肩上的棍子扛着成捆的计谋和流程图，在浑然不觉中前进。
如此沉重，怎生负荷？如此惨淡，又怎么可能是真的？这世界为何如此严酷？别的不说，人们都友善又随和。成熟不是一切。我母亲不只是我的房东，我父亲想要的可不是四处播种，而是自己的妻子，他肯定还想要自己唯一的儿子。我不信研究生命科学的专家口中的那套理论。他一定是爱我的，他一定想要搬回来，他一定会疼爱我的——如果他有这个机会。而她还从来没有让我错过一顿饭，到今天下午为止，她为了我而得体地不再碰第三杯酒。不是她的爱在消失，是我的爱在消失。是我的怨怼挡在我们之间。我可不会说我恨她。但是为了克劳德而放弃一个诗人，尽管是个平庸的诗人！
这很糟糕，同样糟糕的是这个诗人还很软弱。约翰·凯恩克罗斯被扫出家门，那房子还是他祖父买下的，而这一切的名义是为了“个人成长”——就如同“不吵人的音乐”这个说法一样是个悖论。分开才能在一起，背过身去才能拥抱，停止相爱才能坠入爱河。他居然相信这一套。真是个傻瓜！在他的软弱和她的欺骗之间是一道泛着恶臭的裂缝，从中冒出了我叔叔这条蛆。而我蹲在这里，封裹在我私人的生命里，在持续的湿热难耐的幽暗中，不耐烦地做着梦。
反之，如果我在巅峰状态，我可以做些什么？比如说二十八年之后，我穿着褪了色的紧身牛仔裤，腹肌紧实而有线条，像黑豹一样敏捷，那段打不死的年龄。我叫了辆的士把年暮的父亲从肖迪奇区接来，把他安置在他的书房里、他的床榻上，对特鲁迪发出的女主人的抗议充耳不闻；揪住叔叔的脖子，把他扔进汉密尔顿街落叶堆积的水沟里；在我母亲的后颈漫不经心地一吻，让她安静下来。
但生活最苛刻的真相是——永远是此时，永远是此地，从来不是彼时和彼刻。而此时我们正在伦敦的热浪中炙烤，置身于一个岌岌可危的阳台上。我听到她又倒满酒杯，放入冰块，她轻轻地叹息了一声，透着焦灼而不是满足。这可是第四杯了。她一定觉得我够大了，受得了。我是够大了。我们喝醉了，而她的情人此刻正在凯恩克罗斯出版社那四壁无窗的办公室里和他的哥哥商量着事情。
为了排遣心情，我浮想联翩，欲一窥他们俩的秘密。纯粹是想象力作祟。这里发生的一切都不是真的。
一笔软贷款摊在堆满了东西的桌面上。“约翰，她真的爱你，但她托我作为一个可靠的家庭成员来转告你，希望你离开一小段时间。为了你们的婚姻着想。呃。一切最后都会好的。我早猜到你欠了房租。但是，拜托，答应吧，收下这笔钱，给她点空间。”
他们之间的桌面上码着五千英镑，脏兮兮的五十镑面值，五沓臭烘烘的红色纸币。两边是诗集和打印的稿纸，随意地堆放着，几支削尖的铅笔，两个堆满烟头的玻璃烟缸，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口感柔和的都明多，还剩了一英寸的余量，一个玻璃杯里，有只死苍蝇粘在内壁，一张没有用过的纸巾上有几片阿司匹林。一派勤恳工作的邋遢景象。
我猜想的情况是这样的：我父亲从来都不理解他的弟弟。也从来不觉得这值得费力去理解。约翰不喜欢对抗。他不会去看桌上的那些钱。他不会想到要向他弟弟去解释，他唯一想要的是回家和妻子、孩子在一起。
他没有这样做，而是说：“这是昨天到的。你想要听一听关于猫头鹰的诗吗？”
就是这种文不对题的突发奇想，克劳德打小就讨厌。他摇着脑袋，不，放过我吧，但已经迟了。
父亲带癣的手里拿着一张打印的稿纸。“与血有关的致命的更夫，”他开始念了，他喜欢三步扬抑格的诗歌。“那么你是不想要钱了，”他的弟弟愠怒地打断他。“我无所谓。”他用银行家的蠕虫般的手指收起钱，在桌面上轻轻拍打着纸币的边缘，也不知从哪里掏出一根橡皮筋，然后迅速将钱塞回到他那件有银色扣子的夹克内袋里，他站起身来，一脸的焦躁不安。
父亲不慌不忙地念出第二句，“在尖利的残酷面前，我们古怪地颤栗着。”然后停下来，和颜悦色地问：“你得走了？”
再细微的观察，也无法破解在这样的对话中流露出的兄弟间情谊的疏淡，以及此时此刻的那点哀伤。两人交流的频率、规则早已定下，不容修正。克劳德比较富有这回事一定不能被承认。他仍旧是那个弟弟，能力不足，被压制着，愤愤不平。这个与他最亲的家人让我的父亲感到困惑，但也仅仅是微弱的困惑罢了。他绝不会从他的立场上退让，这个立场所坚持的一切，听起来似乎带有嘲讽的味道。但他没有这个意思。这比嘲讽还糟糕呢：他不在乎，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不在乎。房租、钱，以及克劳德的援助，他都不在乎。但他终究是个周到的人，所以他礼貌地站起身，把访客送了出去。做完了这些，他又坐回了办公桌前，之前放在那里的钱和克劳德都被抛到了脑后。铅笔又回到了父亲的手中，另一只手夹着根烟。他要接着做唯一有意义的事，为印刷厂校审诗歌。他会埋头干到六点钟，然后才会喝杯兑水威士忌。当然他会先掸去杯子里的那只苍蝇。
仿佛经历了一场长途旅行，我回到了子宫里。阳台上一切照旧，除了我发现自己已经成了一个小醉鬼。特鲁迪将瓶子里的酒都倒进了杯子，像是在欢迎我回来。冰块已经不冰了，酒差不多是温的，她这么做倒是对的，还是现在喝掉好，不能放太久。微风仍旧吹拂着七叶树，下午的交通开始繁忙起来。太阳渐渐落下去，天气更热了。但我无暇顾及天气的炎热。最后一点白苏维翁灌进来，我又陷入了思考。我离开过，不借助梯子或绳子，就翻越了铁丝网，逃了出去，像鸟一样自由，抛下了此时此地的我。限制我的现实并不是真实的：我可以随心所欲地离开，可以把克劳德赶出这屋子，可以去我父亲办公室看望他，可以做一个深情却隐形的窥探者。电影有这么精彩吗？总有一天，我会知道的。人们甚至可以靠编写这样的神游来谋生了。但真实发生的、制约重重的现实也很吸引人。我焦急地等待着克劳德回来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想象的版本肯定是错的。
我母亲也急不可待地想知道。如果她喝下去的酒不是给两个人的，如果我没有分担一部分，她肯定就醉瘫在地板上了。二十分钟后，我们进了房间，穿过书房，上楼去卧室。光着脚在这房子里走可得小心。突然，我母亲尖叫了一声，有什么东西在她的脚下嘎吱作响，我们摇晃着扑向楼梯扶手。站稳了她才停下来检查她的脚底。她喃喃咒骂着，还算镇静，想必是流了血，但没有很多。她一瘸一拐地穿过卧室，或许还在污迹斑斑的米白色地毯上留下了一串血迹，地毯上四散着弃置的衣服、鞋子，以及怀上我之前的旅行带去的箱子，半开着。
我听得出我们是进了有回声的浴室，这里又大又脏，一片狼藉。她拉开一个抽屉，不耐烦地翻着里面的东西，搞出一阵响动，又打开另一个，最后在第三个抽屉里找到了膏药胶布。她坐在浴缸的边缘，把那只可怜兮兮的脚搁到膝盖上。咕哝和愤怒的喘息声表明，伤口在一个她够不到的地方。我要是能在她面前蹲下来帮她就好了。虽然她年轻苗条，但是有我这个大块头挡着，向前弯身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于是她觉得最好还是清出一块地方，在硬砖地上坐下来，倒稳当些，但这样也不容易够到。都是我的错。
就在我们忙乎这个事儿的时候，听到了克劳德的声音，从楼下传来的叫声。“特鲁迪！噢，天哪！特鲁迪！”
噔噔噔，急促的脚步声，他再次喊起她的名字。然后，卫生间里就有了他粗重的喘息声。“我被一块破玻璃割伤了脚。”“卧室里到处都是血，我还以为……”他没有告诉我们他希望我死掉，而是说：“让我来，是不是该先清理一下伤口？”“把它贴上。”“别动。”现在咕哝着倒抽气的人是他了，他说道，“你在喝酒？”“滚。把它贴上。”
最后总算完事了，他扶她站了起来。我们一起晃着。“天啊！你喝了多少？”“就一杯。”
她又坐到了浴缸的边缘。
他走开，进了卧室，一分钟后又回来了。“地毯上的血迹再也去不掉了。”“试试用什么擦擦。”“我告诉你，擦不掉了。你看，这里有块血迹。你自己试试看。”
我很少听到克劳德说话这么直接，从“我们可以的”之后就没听到过。
母亲也听出了异常，问：“怎么了？”
他的声音里透着抱怨。“他拿了钱，没有谢我。听着，他已经通知了肖迪奇区的那处公寓，他要搬回这里。无论你怎么说你不需要他，他还是说你需要。”
浴室的回声渐渐消失。除了呼吸声，他们在静默中忖度。我猜他们正注视着彼此，在探究彼此的内心。这是一个悠长而意味深远的凝视。“事情就是这样，”最后他说道，他的话一贯这样言之无物。等了一会儿，又说道：“你说呢？”
这时候我母亲的心跳开始平稳加速，不仅仅加快了，声音也放大了，就像出故障的水管发出的空洞的敲打声。她的肚子也有动静。肠子松了，发出吱吱的声响，高一些的地方，在我脚上方，液体沿着弯曲的管道疾驰而下，流向陌生的终点。她的横膈膜上下起伏。我把耳朵更加紧地贴住子宫壁。声音越来越大，错过任何一条至关重要的信息都是很容易的事。
身体扯不了谎，但脑子却可以。末了我母亲开腔了，语调平和，控制得不错。“我同意。”
克劳德凑近了些，柔声地，几乎是在耳语。“但是，你是怎么想的？”
他们吻了起来，她开始颤抖。我能感到他的双臂环住了她的腰。他们无声的舌头再度交缠。
她说，“心慌慌。”
他用两人之间一个私密笑话里的词接口道，“毛茸茸。”
但他们没有笑。我感觉到克劳德的下体顶住了她的。他们竟然在这种时候情欲高涨！我知晓的事太少了。她摸到了他的拉链，拉开、抚摸，他的食指在她的牛仔短裤底下勾了起来。我的前额受到一阵一阵挤压。我们会上楼吗？不，谢天谢地，他继续问他的问题。“决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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